四季红(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蒋晓云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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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红试读：

四季红

在地形狭长，形状像个烤地瓜的台湾岛上，台北市的信义路由东到西，横贯大半个台北盆地，以岛上标准衡量算条大路。靠近台大医院那边是“一段”，到了后来的一〇一大楼已经叫“五段”了。

现在信义计划区这一带是台湾首席商务中心，几十年前除了一座兵工厂和周围的眷舍，可谓人烟稀薄，一派田野风光。靠近山脚的丘陵带，更是墓园、坟山、乱葬岗参差，简直是荒郊野外。

当时本地有翁氏一族，几代勤俭，累积致富，成了地主。到了秀枝上面一辈，却出了个她老爸翁次郎，生性嗜赌，等当家老头子一往生，他那一支的几兄弟赶快跟赌鬼划清界线，早早分了家产。排行第四的秀枝出生时，次郎分到的祖产已经被变卖殆尽，只剩下没人要的一座小山丘和山脚下全家赖以栖身的一幢农舍。

山坡地订了长约租给人家种竹子，微薄的租金几年才一收，农舍又没有独立产权，连赌桌上也抵押不出去；家中其他一切典当俱空，两件不动产却因为无法脱手保留了下来。上面有三个哥哥的秀枝，在那年阳历二月底的动乱之后，本来是殖民地百姓箪食壶浆迎来的祖国政府，以清乡为名出动军队镇压本地示威民众，军警全岛追捕带头请愿士绅，外地口音的平民又受池鱼之殃遭暴民报复，岛上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那个春天，呱呱坠地。

附近有户姓郭的邻居，原来世居台湾中部，一年台风后浊水溪暴涨，河路改道，淹没了家园，郭家阿祖带着几个儿子来到台北打拼。他们先是承租翁家的田种菜，自产自销，勤奋发家，十几年之内竟然陆续从次郎手上买下几块地，后来还帮当黑手学徒出师的长房长子郭三福，在自家地里违章建起铁皮棚屋，开了铁工厂，带头迎向工业时代。

秀枝两岁那年，山坡地的租金到手还不够还次郎积欠的赌债，眼看生计无着，秀枝老母带着走路都还不大稳的小女儿去央求已经将菜地荒废，围起篱笆来堆铁工厂废料的邻居。傍着郭家围墙旁的一小块畸零地种些菜，沿街叫卖，惨淡度日。

同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带来大批难民，也带来建设需要的人才和其他资源。

数年之内台北都市迅速向外围扩张发展，郭家脑筋灵动，配合政策自行拆除部分围墙让路，临街盖起铁皮棚顶的商品房出租给人开店营生。秀枝老母失去了种菜维生的畸零地，只得带着已经半大的秀枝去帮越来越发的邻居家打零工。郭家同情老邻居，即使刚满十岁，只能打打杂的秀枝，也让她和其他工人一起吃大锅饭不说，有时候还算给她半个工的工钱。

家庭这样穷困，秀枝小小年纪就要出去做童工，三个哥哥倒一直上学；原来翁氏家族早在清朝就拨有公田鼓励子弟读书；可是闽南风俗重男轻女，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日后嫁人他姓，也不进翁氏祠堂享用香火，自然不受祖宗庇荫。虽然时光流逝，业已共和，翁氏一族仍然沿续旧制，只是“进京赶考”的“京”，从北京换到了东京。

甚至到台湾光复，从日本人手里收回以后多年，翁氏子弟凡是在校学生，也一律由后来登记为“法人”的家庙代缴学杂费用，还能领取生活津贴。在这个制度奖励之下，家族成员渐渐丢弃锄犁，离开水田，穿起鞋袜，着上衣冠。可是也有像秀枝三个哥哥那样的，天生不是读书的料，可是年年留级他们也都赖在学校里不走，从日文一路读到汉文，虽然花的时间长了点，个个也都混到了小学毕业，哪怕“国语”改了，兄弟们也都没有变成文盲。“文盲”却是他们唯一的妹妹，秀枝毕生的耻辱。遭遇坎坷，秀枝早就认了自己的“歹命”，可是年纪渐长，她发现任何痛苦的记忆都能够随着时间消逝而冲淡，唯独“文盲”的印记如影随形，跟一辈子。哪怕人生过了半百，以为所有的苦难都成为过去了，但凡遇见一点事，只要人家大声说：“你不识字，跟你讲了你也不辨！”她就马上变得像尘土那么轻贱，好像随便哪个都可以踩她几脚。“不识字，我这世人才会常常给人欺负，给人骗去！”秀枝觉得自己不能相信任何人。这辈子第一个骗了她的是她的父亲。就在她十三岁初经来后不久，一天次郎告诉秀枝和她妈妈，有人介绍女儿去温泉旅舍做工，东家供吃住，长大几岁以后可以担任汤屋“女中”（女佣），比在郭家和妈妈一起打零工“有前途”。

秀枝妈妈原先舍不得已经是自己好帮手的乖巧女儿离开身边，尤其她帮佣的东主郭家，答应下月起如果再要秀枝去打零工，就付一个全工的工资了。可是爸爸次郎却不由分说，强势推开口中碎碎念着的老婆，要秀枝将仅有的几件衣物打了个花布包裹一提，领女儿出门搭上公共汽车，到台北车站又换乘火车，几番折腾，从台北盆地的东边来到北边的山脚下。

即使时间倏忽过去几十年，那天火车到站后，跃入秀枝眼帘的鲜活多彩景物仍然历历在目：火车站蓝绿色的木柱，咖啡色的候车座椅，灰色的水泥站台，黑色的剪票口铁栅栏，走出车站后的艳阳下蓝天，以及抬眼可见、硫磺气味扑鼻、烟雾缭绕的翠绿山丘。还有那个中年站长看着她的，带点忧伤的眼神都仿佛透着青色。可是她不识字，迎面木牌上清清楚楚“北投”两个大字，虽然在她的人生中留下如火烫般红的烙印，这块木牌在她记忆中却是被无限放大模糊成一片的黑与白。

秀枝和老邹相好后常常聊到那一天，她感叹地下结论：“我要是识字，昔日就会知自己到了哪里，有机会我就会偷走！可惜我不识字，我的一生都害在不识字啊……”

如果识字，秀枝总是这么想：那被卖到“四季红”的那天，她就可以走到车站去坐火车回家；如果识字，秀枝告诉后来终于成了她丈夫的老邹：“我就会看（明）白我爸签的那张是卖女儿的纸。 ”

说卖太过，其实是押。秀枝老爸把虚岁叫十五的亲生女儿抵押出去十年，头五年是死约，收入归于东家，后五年三七分成，算活约，可以付出补偿金赎身。十年约满之后呢？烟花女子青春短暂，届时应该利用价值降低，去留随意。秀枝老爸次郎签约画押后，拿了他该拿的，把女儿交给大家尊称“女将”的温泉旅馆女管事，头也没回地走了。“昔日他就那样走了，连一支冰都没有买给我！”五年后，实岁满了十八的秀枝哭着对她的妈妈说。

二〇〇〇年，台湾大学生支持公娼也有工作权，反对台北市长废娼时，在教授带领下做过台北性工作者的田野调查，当时数据指出，台北市从事公娼的以自愿者居多，大学生据此认为：如果台北性工业全部转入地下，就有逼良为娼、强迫接客，以及其他种种不人道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学生仔纸上谈兵的推论完全在上一世纪秀枝个人的娼妓生涯上得到佐证。在满十八岁，合格领取政府颁发的“妓女证”，成为台北市“公娼”之前，秀枝就是个无牌的小“私娼”，不但要大量接客，不从就遭拳脚交加，没有达到足够的客流配额，就没有饭吃，月事期间如果碰上店里生意好，还被打针停经强迫继续工作，有时候生了病，就抓点草药吃吃，连医生也不带去看的。

从十三岁苦熬到十八岁，秀枝终于等到了领证成为受法律保护的“公娼”那天。这个台北娼妓的“成年礼”需要父母亲自到警察局盖章同意。彼日在北投警察局，是她离家后第一次再见她的老爸和老母。“那日他就那样走了，连一顿饭、一支冰都没有买给我！”秀枝对狠心把她卖掉的父亲恨得不愿意再多看一眼，只顾抱着五年不见的母亲哭诉：“不是我爱吃，是讲他连看我一眼都莫！”

比记忆中憔悴的母亲用粗糙的手抹去女儿的泪，除了陪着哭，一筹莫展的她只能喃喃地安慰女儿道：“都是阮前世不修！你下世人一定要找到好父母……这也都是你的命！”

十八岁的秀枝没有办法像母亲那样把希望寄托到来世，她从小声啜泣渐至失望号啕。正跟警察在交关的父亲感觉受到干扰，转头狠狠骂道：“啊你是哭爸还是哭母！”

秀枝回嘴道：“我甘有父母可哭，你这样还算是别人的父母？”

秀枝老爸冲过去作势要打，被警察拦下告诫道：“喂！这里不能打人，是你女儿你也不能打！”顺手把已经缴好费用，贴了足够印花税票的一张证件递给了秀枝，说：“随身带着，临检的时候要拿出来查的，你离开妓女户的时候要记得来撤销。 ”

秀枝觉得“妓女户”很刺耳，她上班的地方是“四季红温泉旅舍”呀。她翻过那张内面贴着自己大头相片的证件，不认识正面几个大字是“妓女执业许可证”，而“妓户名称”一栏下面填的正是“四季红”。“四季红”招牌上倒真没有注明“妓户”。从外观看来，四季红温泉旅舍也就是间进深极长，从门口看不见走廊尽头的日式木造建筑。

小小的前院栽有松柏，具体而微地造了景，只有一株樱花树，罔顾园中其他盆栽般谦卑的植物，旱地拔葱似的自在生长，张扬得突兀。沿街一寸未让的是座和式栅栏入口，当门却有一面中式照壁，上面还垂下两盏红灯笼，黄昏时亮起，行人经过就看见白色照壁上血红的店名。

在山路蜿蜒的温泉乡，像四季红这样提供侍应生陪浴服务的日式温泉旅馆沿着窄街一栋接着一栋，白天安静陈旧，连门口坐着打盹的看门人都像个入定的老僧，哪里知道入夜以后能热闹成妖精打架的乐园。

北投掺了温泉硫磺味道的风花雪月原来是日本人在殖民岛上的心头爱，二战结束，日本人被遣送回国，捧场客换了本地和唐山来的生意人，红灯依旧，风光旖旎。到了一九六五年美国介入越战，利用外围地区做后勤补给基地，台湾虽然没能像日本凭借邻国内战，工业和经济得以从战败后的灰烬里重生，也还是在越南遭受战火洗礼的恶运之中受到些小惠，起码几个官股单位拿到了一些美军军需用品订单，替台湾赚进外汇；某些民间休闲娱乐行业也直接赚到美元，因为台北和香港、东京、马尼拉、汉城一起列入了驻越美军的度假地点。只是当时一般来到台北度假的美军都只在充斥着洋泾滨英语，有西洋乐团驻唱的中山北路酒吧街上流连，罕得有人找到只通中文和日文，份属台北后花园的北投来。虽然两地相隔不远，中山北路上的“披头士热 ”（Beatlemania）对硫磺起到的加温作用却很有限。在包厢中跑场了半个世纪的温泉旅馆“那卡西”小乐团，只把三弦琴换成了吉他和手风琴，持续唱着浓浓东洋风味的演歌，在弯曲起伏的北投山径上继续流转它特有的风韵。

除了跟随小乐团走唱的歌女往往有天籁美声（例如日后成了台语歌后的江氏姐妹花），北投不少风尘女郎也能哼唱几句，好替人客酒后助兴。可是秀枝不会唱歌，她的五音不全，声音嘶哑。以前她妈妈就说过，秀枝稚龄时常常饿急而哭，很早就把嗓子喊坏了。

饿过的阴影可能对长大后的秀枝造成一定的影响，起码让她对食物特别渴求。贪吃也让她在四季红的前五年特别苦，年纪小不耐操不说，饭吃得又慢又多，整个抵触老板需要尽快从“抵押品”身上回收本利的原则。从秀枝老爸次郎那里取得秀枝人身所有权的妓户老板，在商言商，不讲感情，让秀枝往往在“当班”的时候，还要惦念着刚刚没吃完的那碗白米饭。

好不容易等到她满十八岁领证之后，和东家也发展出“不会跑路”的互信了，秀枝的待遇才好了一些，除了市政府为了避免性病传染，固定派人替有证妓女做免费身体检查的福利之外，还能留下客人的部分赏钱。可是秀枝的父亲或哥哥，却总是以各种名目来向她需索，要不到钱就逼着她向东家赊借，以致正式入行后的秀枝不但存不下私房，还倒欠了一笔帐。

秀枝的生意也不算好，她虽然面相清秀，可是食量大胃口好，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发育，秀枝除了体型粗壮，身上也体味渐浓，客人对她这个“特征”的反应两极，虽然有人好“这一味”，到底不是人人消受得了的。

幸而秀枝领了妓女证以后，脱离雏妓的“地下工作”，成为挂牌的正式“侍应生”，得以拓展业务领域，而温泉旅馆的人肉买卖通常都始于陪浴，硫磺味道可以掩盖一切，所以秀枝虽然回头客不多，被“电话叫货”坐着摩托车到其他不供应侍应生的温泉旅馆“出差”的机会也不大，还不至于因为达不到营业额而挨骂。只是店里有位红牌叫玲玲，嗅觉灵敏，觉得自己对于香臭有权威定夺，一口咬定秀枝有狐臭，喜欢带头当众嘲弄秀枝。那时候没有“霸凌”（bully）一词，同为勾栏沦落人的姐妹打伙欺负看来有点迟钝的苦人同伴，只当是自己苦中作乐罢了。

秀枝满二十岁那年的秋天，一个本地人带着三个被谑称为“阿凸仔”的高鼻子洋人上门，年轻的一个脸上挂着腼腆笑容，另两个大叔样的身上挂着大包小包的摄影器材，看见“姑娘仔”就眯起色眼死盯。

保守的北投温泉乡侍应生不比中山北路什么都见过的酒吧小姐，四季红的姑娘们一听说来了美国寻欢客，又害怕又想看，像争睹西洋镜般蜂拥而至。日本式的温泉旅馆素来低调，从来内外严明，不打广告，一向靠服务和口碑做生意。女将看到手下的侍应生乱了规矩，兼之洋人带来的大阵仗，起先不免生气迟疑，却很快就被来客出示的美钞和翻译的如簧之舌说服，相信了允许“阿凸仔”拍摄汤屋，能招徕更多出手大方的度假美军。

莺莺燕燕听说和“阿凸仔”共浴时要照相，你推我攘，个个装出羞怯的样子，笑闹成一团，就是不肯轻易就驾。翻译带着三分淫笑提出要求，指明要大胸脯的小姐：“阿凸仔尚尬意大捏捏……”

大家就笑着把正跟着大伙儿傻乐的秀枝向前推。玲玲冷笑道：“独独好，她跟阿凸仔共一味！”翻译换了慈祥的面容笑道：“看这挂三八查某啥咪都不（明）白！写真出来是要登在全世界最出名的杂志上呢。那要登出来，就是代表咱台湾的第一大美人！不采有人来找去选中国小姐哦。 ”“啊、秀枝是咱台湾第一大美人哩——”姐妹们讽刺地笑成一团，“真是笑到腹肚痛啊！”

秀枝本来并无所谓，可是众人这样不怀好意的嘲弄，让她感觉下不了台，就把脸一垮，僵硬地道：“我不去。谁人要去谁人去！”

玲玲忽然向前一步道：“那不，我们来去。”她转头拉上跟她素来交好的一个姐妹，一面说：“不当给台湾没面。 ”玲玲的姐妹淘却对和看起来一身是毛的“阿凸仔”共浴心存疑虑，不甘心就这样被拉公差，一面轻轻挣扎，一面嘴里嘟囔道：“拉我做啥？写真也照不出臭味嚤。给她去啦……”

秀枝的个子跟心眼成反比，闻言收起一脸傻笑就要开骂，女将却走过来将众人哄散，还对挺身而出的玲玲二人赞誉有加。玲玲和她的好姐妹就像慷慨赴义，为“台湾第一大美人”封号而战的圣女那样，踩着绝对东方风味的碎步施施然走向长廊尽头的独立温泉汤屋，为台湾风月史上重要的一刻做准备。

翻译没有“膨风” (夸大 )胡说，到了年底，一男两女三人共浴的艳照果然刊登在世界知名的杂志上了，不过主角是二十一岁，一脸陶醉神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士，为“阿凸仔”侍浴的两位“台湾第一大美女”，不但在图片说明中只字未提，即使在照片里也只出现了一个背影和另一个手臂夹着裸胸的大侧面。“四季红”是否就此门庭若市难说，可是“北投温柔乡”确实一炮打响，台湾成了越战美军度假的热门“景点”。后来台湾民间甚至传说就是这张把“复兴基地”宣传成色情之都的艳照，引起了“层峰”震怒，间接地导致十二年后台湾禁娼，让从十八世纪开始繁荣的温泉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全面走向萧条。

领导人有没有因为这个单一事件亲下指令全岛禁娼不可考，可是在北投风化行业起落的关键时刻，当时专政的国民党却的确产生了觉悟。也许是考虑到既然远在后山的妓户都开始有“涉外”活动，党工决定有必要组织个“北投特种侍应生工会”，来加强管理领证妓女们的思想教育了。这个把党的工作做到社会最底层的好主意，在开会时获得全体鼓掌通过，不过既然是额外的新业务，拨有专款专用，单位主管马组长就把草拟《北投特种侍应生工会组织办法》，发包给自己一个需要工作的小同乡，也算帮帮人家的忙。

马先生的小同乡大号李谨州，原来在大陆老家是个国民党的忠贞党员，自居中山先生的信徒，在大学时期就入了党，抗战前后更被指派管理家乡大县，成了一县之长，在地方上曾经是一号人物。可是追随国民党到了台湾，却在败军之将杯弓蛇影，“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氛围下，受人诬陷，冤枉被送去绿岛管训了几年。放出来以后，李谨州的“匪谍”记录让他求职时处处碰壁，哪怕学历经历辉煌，却常常在失业赋闲和找工作之间彷徨。他的大同乡兼同学马组长，虽然学生时代根本看不上国民党，到台湾后却在党部谋到差事，又因为生性谨小慎微，专门找些不痛不痒的事儿做，谁都不得罪，正是国民党到台湾后最看重的人才，于是扶摇直上，成了部门主管。马先生深谙为官之道，知道多出来的公事交给谁办都不讨好，既然拨有专款，就礼聘笔下来得，是个老公文老手的李谨州客串一下临时师爷，代代笔。

李谨州后来听说他草拟的“北投特种侍应生工会组织办法”通过后，哈哈大笑，问马组长：“马六爹准备请哪一位来做工会的工作呢？”马先生一时挠头支颐，口袋里还真拿不出个人。其实他也曾经非正式地征询过党内几个熟人，可是有家有眷的正经干部，谁会愿意出面去组织“妓女”？“我给你保荐一个人，”李谨州神秘一笑，“准成！”

大家喊老邹的邹德培，就这样当上了俗称“妓女工会”的“北投特种侍应生工会”首任国民党籍秘书。工会理事长自然是由提供侍应生服务的在地温泉业者自行推举，不限党籍。

老邹是李谨州的小同乡，不过年轻许多。他上过私塾和三年小学，在老家本来是个游手好闲的小混混，依仗寡母溺爱，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就是不务正业。这样一个痞子，却在抗日期间，被敌人的残暴激发了爱国情操，冒生命危险替国军做过和敌后游击队的联络工作。抗战胜利后他被国民党推选为当地“箩脚工会”的理事长。所谓“箩脚”就是当地的苦力，以在水陆码头挑着箩筐装卸货物的工人为主体，份子龙蛇混杂，除非是老邹这样游走黑白两道的，正经学校里出来的党团干部可管不了这些三教九流卖脚力维生的人。

那时老邹年纪轻轻就当了“工会理事长”，算是少年得志。以他的学养见识，自然分不出党和国和百姓，或者地方势力和工会理事长和官，之间有什么不同。老邹就把国民党派任的一个工会理事长当成当地苦力的父母官来干，着实在码头上风光过几年。也难怪后来老邹对誓言建立新中国秩序的共产党要望风而逃。

老邹年轻时沉迷风月场，只身离开老家时已经二十七岁了都还没有订亲；也不知道是好人家的姑娘因为他声名狼藉不敢嫁，还是他老邹眼光独特，从来不喜欢良家妇女？

老邹一心相信他的“党”会照顾自己。家乡易帜以后，他千辛万苦，辗转逃到了台湾，这才发现，他那个小地方的“箩脚工会理事长”头衔，一点用也没有，连台北“党部”的大门都敲不开。

老邹满口乡音，普通话也讲不好，没有拿得出的履历，又和本地人语言不通，堂堂一个管理层级的“理事长”竟然沦落到只能出卖劳力。然而老邹是戒过大烟的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连卖力气也只能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只好厚着脸皮，到几个声气相通的同乡家里，当蹭饭帮闲的清客。

皇天不负苦心人，老邹在多年压抑，甘于放弃对从前身份的矜持，降尊纾贵以后，终于靠着同乡在国民党部里补上了个“工友”的缺，做做端茶倒水，在样板一样的选举场子上吆喝几声，倒腾一下票柜，帮内定的候选人冲高票数，诸如此类的龙套。可是薪水到手只够付房租和填饱肚皮。“谨爹我要好好谢谢您老人家！”老邹听说李谨州推荐他出任新组工会秘书一职的事了。不仅如此，前任县长果然比师爷还懂衙门的门道，建议马组长在公文上替老邹拟了个“以工代职”的办法解套，如此一来，小学没毕业的前“理事长”就不必经过铨叙，直接以“工友”的身份就升任了新成立的工会秘书。自然“妓女工会”与否，有没有其他候选人争取职位，就不在老邹这个当事人了解的范围之内了。“我好比那王宝钏，寒窑苦守了十八春，”老邹高兴得唱起家乡的花鼓戏，没有留神从一九四九年熬到一九六八年，他比王宝钏还多苦了一年。

老邹对能“重返仕途”衷心感谢：我现在苦尽甘来，“谨爹，这一切都要谢谢您老人家！”被老邹千恩万谢的前县长李谨州，做出戏中诸葛亮的表情，摆手微笑道：住哪里都方便。北投好地方，“你单身一个人，就是远了点啰。 ”

对在台北市中心生活的人而言，当时的北投是要坐火车去的偏远地带，新任秘书既然需要“勤访基层”，常跑妓户，党部替新成立的工会就地租借了一户民宅，简单装潢一下，当成宿舍兼办公室，方便党工做在地“侍应生”的工作。

这间民宅在四季红温泉旅舍的巷子底。因为地势是风水上的“路冲”，原屋主迷信，又正好家里出了点事，感觉不祥得不敢再住，竟然弃屋他去，以致空置了好一阵，廉租给工会，让国民党新张“衙门”来镇镇邪。

妓女工会的理事长是个虚衔，办公室里真正做事的就是老邹一个人。他替自己印了几盒“秘书长”的名片，其实是校长兼撞钟，手底下一个能帮着出出主意的师爷也没有。当地提供侍应生陪浴服务的温泉旅馆老板们，起先听说国民党派人来组织“猫仔工会”，小小有点紧张，在老邹新官上任的第一个月，来来往往地设过几次晚宴“搏感情”，结果台湾国语对上湖南国语，鸡跟鸭讲，各自表述，次次喝得醉醺醺而归就是相互探不明底细。

老邹心想搞组织总先要造个名册。本来他可以去跟当地警察局调卷造册，可是他觉得不妨利用这个机会，和在饭局上认识的老板们拉拉关系，就勉力写了个公文，还盖上工会的红色大印，向各温泉旅馆索取侍应生的芳名册。

这下可惊动了整个温泉乡，连工会名义上的“理事长”，也不明白这个国民党派来的秘书“抓耙仔”（奸细）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老板们私底下串联，议论纷纷：来了，来了！早知道国民党比警察还麻烦，随时会抓人去火烧岛关，什么法院、调查局、情报局都是他家开的，连警察也是他家在管。这个“邹蔑”如果不是想挖大家的老底，有牌侍应生的名册在警察局和卫生所里都有，为什么出公文找店家要？“马鹿！理事长是我们的人也没用吗？”一个老板骂道，“国民党在这里已经有警察还不够，现在还来个工会！”众人决定把这新来的“国民党”和他们素来打点的黑白两道并列：简言之，就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邹蔑是贼仔！泥棒小偷都很卑鄙！他们就是要钱。”日式温泉旅馆业者习惯说闽南话夹杂日语。他们当面尊称老邹“邹样先生”，背地里就喊带有侮辱性质的“蔑”，甚至骂他是小偷（泥棒）。讲话的店家曾经当面给红包被前任警察局长臭骂一顿，才学会把钞票塞进茶叶罐里送礼，算是上过国民党官员的“身段”课，就对大家提出警告：“钱怎么塞要有技术，外省的都爱拿还假客气。 ”

众人相互点头称善，心里不约而同地想到，如果这个新来的“国民党”看上了哪家的姑娘就好办得多了，在靠“姑娘仔”吃饭的这些家伙脑子里，钱财还有尽时，只有女人胯下才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宝库呀。问题是，新来的“国民党”会喜欢谁呢？

老邹上班的时候开着门只看见一条冷冷清清的窄街，到了黄昏他下班打烊，办公室的门一关，他回到自己的小卧室里，外面那条蜿蜒向上的坡道却成了上西天的路；盘丝洞一间间敞开大门，传出酒客的喧哗和歌女缠绵的情歌，脸上红红白白的女人坐在摩托车后座呼啸来去。

老邹本来是个浮浪子弟，哪怕离家成了难民，只要吃饱饭后口袋里还剩几文，都会想往花街柳巷里钻。现在掉到了温柔乡，却自持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会秘书“官职”不敢轻举妄动，晚上无聊的时候，只能隔窗张望外面的热闹，把巷子里坐在穿梭摩托后座的女人当成风景来观赏。

其实他这个妓女工会秘书，或是他自封的“秘书长”，白天也无所事事，只是从卧室走到办公桌前，对住同样一条巷子发呆。

北投的妓女要不待在自家院里等生意上门，要不由摩托车“送货”出门，一般不到门口揽客。可是秀枝喜欢在大白天不当班的时候，出来巷子里走走站站。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姐妹淘们休息时共处一室，扎堆闲聊的时候，常常有人嘲讽她的体味。秀枝多心，只要有同事面色不豫地多看一眼，或者有人以手掩鼻，她就会愤而夺门外出，让自己消气。

秀枝常出去转转的这个习惯，让老邹白天的视线里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他注意到在四季红门口发呆的那个高大白皙，爱穿绿色上衣和咖啡色裤子的姑娘。她不像他在家乡相识的妓女那样，总是歪着、倒着，只要有墙壁或柱子就靠了上去。他在心中暗暗为秀枝的风度喝彩：“啊呀！端庄！除了这个，没有一个站得直。”他想：难怪闽南话叫婊子“站壁的”，还真传神！

老邹在心里鄙视着他所熟悉的、留恋了一生的、职业爱人所流露出的职业风情，深深感觉只有秀枝不同，她即使站在妓户门口，也是那样稳重，像棵能遮荫的树，把他相好过的那些花花草草全都比了下去；老邹没听过“地母”这个词，也从不相信“一见钟情”这种文人编出来的瞎话，可是即使隔着距离，即使只是窥视，老邹一见秀枝，就想在她的怀里“永安他的魂灵”。

半年后，邹秘书终于把持不住他坐在办公桌前单恋式的仰慕，彻底向爱情投降，中了温泉风化业者设下的“美人计”，成了秀枝的入幕之宾。个子整整小秀枝一个头的老邹，最喜欢伸臂紧揽爱人厚实的胸膛，埋首秀枝的腋下。哪来什么狐臭？老邹的鼻尖只有费洛蒙的芬芳！“四季红”自然不敢收“国民党”的钱，连带秀枝也做白工。姐妹们一面诧异老邹对秀枝的专情，一面又啧啧替秀枝惋惜成了白嫖客的禁脔。她们语带同情地议论被自己这伙排挤的秀枝，说：“秀枝有够衰，国民党一定不给小费！”

没有人知道老邹和秀枝的秘密，秀枝的男人没给小费，却主动交出了整个薪水袋：“哪，看喔，我只留下吃饭的钱——”两人语言不大通，就比手划脚。老邹总是当着秀枝的面，用夸张的手势从薄薄的薪水袋里抽出几张，然后说一样的话：“剩下的你存着，替你赎身。”浪子的生活有了努力的方向，爱情滋润了他姜黄的脸庞，瘦小黝黑、典型南方农民模样的老邹，在高头大马的秀枝身旁看起来一点都不猥琐和矮小了。

秀枝听不懂老邹的乡音，这却显然没有造成和他交流的窒碍。她再抽出两张递回去，用不耐烦却仍然温柔的口气说：“哪有够？你不是爱吃烟？”她伸出并排的食指和中指在唇上一挥。“戒了。”老邹微笑摇头，学她的样子比划着，还加了个干杯的姿势，“烟、酒都戒了。戒了省钱，钱省下来，替你赎身。 ”秀枝紧紧捏着男人奉上的薪水袋，比洋女人第一次收到意中人的玫瑰花还感动，眼泪都快夺眶而出，满是爱意地用破碎的国语喊情郎：“老邹，多谢你。 ”“咳，你谢什么？！”老邹干咳一声，不好意思地说，“你跟我还‘多谢’！真是！”他学着闽南语的单词，声音里带着笑意和……娇嗔？“谢谢你不弃嫌我是‘赚吃查某’！”极少张开双臂的秀枝，毫不犹疑地给老邹一个深情的拥抱。

老邹爱怜地抱住比他壮硕近半的女人，坚定地说：“你是我的‘查某’（女人），有钱了，才能带你走，有钱了，一定带你走！”

可是秀枝家累沉重，老邹那几个小钱杯水车薪，两个相爱的人又煎熬了三年，才在秀枝满二十五岁，被她父亲次郎画押抵押出去的合约满了之后又做了年把，才还清债务，成功脱离娼籍，和老邹正式登记结婚。为了把爱人救出火坑，邹秘书除了微薄的全部积蓄，还动用了所有的人际关系，甚至可能得罪了党内的某些人。

最悲壮的是，那个几年前爹弃娘嫌的“妓女工会秘书”职衔，也被党内“同志”打小报告给丢了。老邹不但被打回“工友”的原型，还回不了中山北路的党部。幸好彼时台湾还是国民党说了算，老邹就直接被党部派到台北风化区的警察单位继续“以工代职”，成了地方分局里的一名文员。

没有了工会秘书职位的津贴，老邹虽然还坐办公室，一份警局工友的薪资还了为秀枝赎身起的互助会钱之后，很难维持小两口的生活，秀枝就表示她也要为家庭贡献，出去做工帮助家计。老邹万分不舍，抱着大个子娇妻痛哭流涕，用他家乡表达悲痛心情的七字调激动地哭唱道：“秀枝你是我的妻，嫁把我来吃苦辛，有朝一日运来转，凤冠霞披——加你身！”

秀枝一个字也没听懂。虽然不知道内容，也不明白丈夫为什么忽然就唱了起来，可是男人的眼泪，和听起来一如闽南“歌仔戏”里“哭仔调”那样悲切的调子，她立刻就和老邹心意相通，晓得了这是丈夫对她的怜惜和山盟海誓。

她流着喜悦的眼泪，把她的小男人揽入了如地母的怀抱，诚心诚意地说：“没人对我比你更卡好。只要咱两人做伙，咱啥咪都不惊！”

不惊归不惊，“翁秀枝”三个字老学不会，秀枝就业通路受限，即便愿意卖劳力，一般劳工也被要求要填几张表格，签签到什么的。无奈只能选择家庭帮佣，可是她在“特种行业”里混了十年，也不怎么会做一般家务了，老邹只好把老婆先送到乡前辈李谨州的家里去“培训”，拜托当老师的李太太教教秀枝良家规矩。

秀枝住在李家天天思念丈夫，无心学习，胃口不减，还要李太太倒转过来煮给她吃。李家经济来源主要靠女主人的薪水，并不宽裕，多了个帮不上忙的大胃王，几个月下来看看不是回事，只好把老邹叫来，领秀枝回去，不过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秀枝还有一把力气，别的事情不会做，可以帮人洗衣服。他们夫妻感情好，出去收人家的衣服回来洗，秀枝就不用出门工作了。

秀枝的家庭洗衣服务就此开展。老邹替她买了个收音机，她边搓洗衣服边收听广播，学了点国语，还学会唱一首台语歌谣，就叫“四季红”：

春天花吐清香，双人心头齐震动，有话想要对你讲，不知通也不通，叨一项，敢也有别项，目呅笑，目睭讲，你我恋花朱朱红；夏天风正轻松，双人坐船在游江，有话想要对你讲，不知通也不通，叨一项，敢也有别项，目呅笑，目睭讲，水底日头朱朱红；秋天月照纱窗，双人相好有所望，有话想要对你讲，不知通也不通，叨一项，敢也有别项，目呅笑，目睭讲，嘴唇胭脂朱朱红；冬天风真难当，双人相好不惊冻，有话想要对你讲，不

知通也不通，叨一项，敢也有别项，目呅笑，目睭讲，爱情热度朱朱红。秀枝喜欢这首歌，跟她从前待过北投的四季红温泉旅舍没有什么关系，纯粹因为调子轻快活泼，符合她搓洗衣服的律动。不识字不能看歌本，歌词里有些字她不十分确定，可是每次唱到“有话想要对你讲，不知通也不通”的那一句她一定放开嗓子，欢快地提高音量和收音机里的男女声一起大合唱。她在“四季红”上班的时候，很多小姐因为歌曲和店名相同，都学唱这首歌，秀枝就奇怪自己那时怎么没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应该把它学起来？

秀枝甩甩手上的肥皂泡沫，掠起散落到腮边的头发，把厚重的几件衣物泡在一个清水大桶里，等老邹下班回来以后帮她一起拧干再晾晒。她有了身孕，大她二十多岁的丈夫对她加倍疼惜，要是看到她勉力而为，回家是要生气的！“四季红”的轻快旋律又起，北投那个“四季红”已经离她远去，青楼十年就像一场噩梦，贫家女醒来时，已经是一个外省男人的爱妻，白天她用自己的双手搓洗别人家的肮脏衣物，帮着支撑起他们简陋却温馨的小家，而夜晚，她只有一个爱她敬她的枕边人。

婚后四年，秀枝和老邹的家添了两口壮丁，都和父亲一样生得矮小黝黑。秀枝洗衣服的时候把小的一个绑在背上，大的用接成长条的布带缚着，不让走远。

生孩子的时候，她没有像其他嫁给外省男人的本地女人那样回娘家坐月子，也没有娘家亲戚来帮忙，只有老邹替她着急，到处问了进补偏方和食物禁忌，自己请假在家照顾产后的老婆。在老邹心里，秀枝没有娘家，都是因为嫁给他这个穷光蛋的缘故。只有秀枝自己清楚究竟是为了什么她和娘家恩断义绝。

秀枝原来只是嘴上不肯原谅把她卖掉的老爸，也怨过母亲懦弱，坐视亲生女儿堕入火坑不救。可是父母毕竟是父母，她在正式领妓女证那年过年的时候，得到三天休假。文盲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趟门，真是谈何容易。她巴巴地提了大包小包礼物，一路厚颜问道，千辛万苦地花了大半天才到家省亲。

在她离开的五年之内，家里起了不小的变化，不但马路开到了山脚旁，次郎仗着有三个长大成人的儿子们围事，用卖女儿的钱修了房子，开起小卖店兼家庭赌场，肥水不落外人田，父子都在自家赌博，输了也能抽头，经济情况明显改善。

这两年哥哥们还娶了嫂子，她还有了侄子，没有秀枝的家里一片兴旺，只是婚庆、满月都没有通知她出席。“北投太远，”秀枝体谅地替家人找理由，“而且我上班的地方也不能随便请假。 ”

父母兄嫂收下了她补上的红包，一起围坐吃了午饭。饭后她准备晚上留宿，哥哥们却当着父亲的面说：“秀枝，你现在是‘赚吃查某’，以后若没叫你回来，你就不要回来了！”

她立刻回敬了一串脏话，大哥站起来就是一巴掌打过去，二哥、三哥也作势要加入围殴。她像幼时那样大哭着跑向妈妈：“姆呀，姆呀，阿兄打我！”

她一把抱住母亲，激动地投诉：“阿姆你听有无？他们叫我‘赚吃查某’，叫我以后不要回家，怕我丢这个家的脸！”

秀枝母亲苦着脸望女儿，这次她没有陪着流泪，只轻轻地说：“你的八字和咱家不合。你出去那么久，大家都习惯了。 ”

秀枝绝望地叫了声：“姆！”她边说边泣：“我甘是自愿做这途的？你敢说你们住的不是把我卖掉的钱？”

秀枝带着伤透了的心，当天摸黑回到北投店里。五年前被自己父亲骗去卖掉之后，头次回家，却连一晚都没有住就走了。

秀枝心胸并不像她的体型那么宽大，尤其父兄虽然嫌她丢人，不要她回去，却几乎每个月都以各种名目来找她要钱，搜括一空后，还向东家预支她未来的“工资”。秀枝对家人的恨直到老邹替她赎身，两人登记结婚了才逐渐消散。老邹说他们是明媒正娶，一定要去她家拜见岳父母：“我在台湾孤身一人，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和你一起孝敬他们。 ”

秀枝很感动，想想自己从此也不再是“赚吃查某”，回去不会给家里丢脸，就同意了新婚夫婿要去岳家的请求。没想到不去还好，一去就大闹了一场家务，打出全武行，老邹双手难敌众拳，屈居下风，一路挨打，还亏得秀枝豁出命来替他挡住，让他飞奔去马路上拦了警察来救命。

等警察问清原委，居然是岳丈向提了礼物回门的女儿、女婿索讨“聘金”起的争执，而这笔聘金又牵扯到一张十年前立下的抵押人口的契约时，警察的脸色就很难看了，用很不客气的口气，对原本理直气壮的老丈人和大舅子们教训起来：“贩卖人口是犯法的，如果这个今天没人告发，现场也没有看见契约书，今天就不抓这个。翁秀枝已经成年，她结婚不需要父母的同意，聘金的要求，谁也不能勉强，你们自己去协调。”转过头来问老邹：“倒是你伤成这样，可以告他们伤害，你要不要告？”

老邹捂着血流不止的鼻子摇头。秀枝却气急败坏地叫道：“看他们把你打成这形，当然要告！”秀枝的哥哥骂道：“饲老鼠咬布袋，你告我打他？我还要告你打我呢！”“你才是我饲的老鼠！”秀枝恨声反击道，“我甘有吃过家里一粒米？这个厝内你们谁敢说没有用过‘赚吃查某’的钱？”

老邹忙把又要上前和哥哥拼命的老婆拉住。拿出自己警察局的识别证给管区警员看，自我介绍是台北市第九分局的文员，今天都是亲戚之间言语不通引起的误会，不会提告，可是需要搭个便车去医院检查伤势，处理一下伤口。

警察本来想起对方几个不是良民，而是这一区聚赌的惯犯，就面色不善，完全倒向老邹，一看这边还是同业，又更加客气了几分，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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