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邸延生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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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风范：毛泽东的人格魅力试读：
前言
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前言前言邸延生毛泽东的伟大来自平凡，毛泽东的智慧来自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底蕴和优良传统，毛泽东的魅力来自他的艰苦朴素和他一心为民、为着共产党人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而忘我地工作和奋斗不息的精神。他性格刚毅、坚强，从不向恶势力低头；他勇于向困难挑战，在困难面前决不退却；他从不走回头路，认准了目标即义无反顾地拼搏向前。他感情丰富、细腻，对祖国、对人民、对同志充满了爱；在人民面前他是儿子、是公仆，在长者和群众面前他是学生，在敌人面前他是强者。中国共产党的无数精英们之所以敬佩他、信服他，既不仅仅在于他高瞻远瞩的雄韬伟略，也不仅仅在于他善于团结和充分信任他们，内中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他注重亲情、知人善任的宽广胸襟和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能够深深影响他们的个人魅力，包括从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性格、情操、神采和风范。
虽然，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整整36年了，但他生前为中国人民所付出的一切，依然永不磨灭地存留在亿万热爱他的人民心中。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伟岸身姿，他敢于向一切旧的传统势力挑战的雄伟气魄，他的胆略、智慧，他为工作兢兢业业、生活中克勤克俭的精神，他的光辉思想，依然激励、教育、鼓舞着亿万中国人民。从他的身上，从他的教导中，人们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人们不会忘记他，是他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在夺取全国胜利后继而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果没有他，中国革命的胜利不知道要延迟多少年，饱经外敌侵略和欺辱的中国人民不知道还要遭受多少苦难！正是因为有了他——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得以在1949年10月1日正式成立！在经历了60多年的开拓、探索、发展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综合国力空前提高，中华民族得以在世界上扬眉吐气！也正像毛泽东60多年前在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上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回顾中国革命近代史，无数革命先烈为着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回想新中国成立后所走过的艰难历程，从抗美援朝到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到人民公社，从发展基础工业到国家工业的全面发展，从建设大庆油田到海上钻井平台，从解放军“小米加步枪”的简陋装备到全方位的现代化国防建设，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神舟”飞船的登月计划，所有的这一切都凝聚着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艰辛付出和他们的毕生心血！长歌当泣，历史给了我们这一代人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给了我们力量和智慧，也给了我们不少难以忘怀的沉痛教训。缅怀伟人，回顾伟人在历史进程中所留下的脚步、包括他们的点点滴滴，会使我们增长才干，令我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开拓我们前进的道路！
正基于此，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撰写了这部《历史的风范——毛泽东的人格魅力》。书的立意是从毛泽东的性格出发，广泛搜集历史素材和积淀于史海中的事实与情节，尽可能多地掌握第一手材料，既包括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侄子毛远新、儿媳邵华等人的讲述，也包括毛泽东的外甥萧永义和汪东兴、李银桥、张玉凤等许多曾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的人的回忆，既从宏观上映衬伟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只留精神、不留遗产的崇高风范，也从细微处发掘作为中国人民伟大领袖鲜为人知的一面。诸如他性格刚毅而倔强、但又平易近人，他蔑视困难、藐视强敌，但又眼睛向下、充分相信群众和信任群众；他从不走回头路，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他有着浓郁的民族情结，为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捍卫中华民族的神圣尊严勇于向世界上的任何霸权者挑战；他酷爱读书，迷恋大自然，喜好运动，尤其爱游泳；日常生活及与人交往中他很“念旧”，但又“一事当前首先为人民着想”而坚持原则……所有这一切，我都尽量去搜集、探寻，从历史发展的各个角落中尽可能多地发掘真实而有意义的内容，整理成书，以馈读者。内中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诚望不吝赐教。上篇胸怀坦荡勇于斗争高屋建瓴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为国为民一、胸怀坦荡
毛泽东一生表现得性格外向，是和他的博大胸怀、坦荡胸襟分不开的。
17岁以前，毛泽东生活在家乡韶山冲。自打他记事的时候起，就表现出了极其外向的性格：无论他有什么想法，从不隐瞒，即便是面对严厉管教的父亲，他也敢于直陈己见，遇有与父亲的意愿相违背的时候，父子之间也时常发生争吵，受到责罚的自然是儿子。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依然很难改变年幼的毛泽东对某些事物的看法，为此常常遭到父亲的训斥，说他是“牛犟筋”……
一次同父亲发生争吵，父亲要打他，他便跑到家门前的池塘边威胁说，如果父亲再向前走近一步，他便要跳进水里去，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只好“妥协”了，答应不再打他。
1906年秋，毛泽东转学到离家不远处的井湾里私塾读书。一天塾师毛宇居要外出办事，临行时嘱咐学生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屋子里背书，谁也不准出去乱跑。
毛宇居刚走，天性好动的毛泽东实在坐不住，在忍了好几次终于忍不住的情况下最终还是背着书包爬上了屋后的小山。他的这一举动，着实令其他的孩子们感到吃惊；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大清王朝还存在，清帝光绪还在执政，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制度和传统的“师道尊严”意识根深蒂固，年仅13岁的毛泽东竟敢“违背”塾师的“意志”擅自跑出屋去，这在大多数的学生眼里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的事，对塾师而言起码也是“大不敬”的事，但毛泽东还是跑出去了；原因在于，毛泽东从思想上觉得与其关在屋子里背死书，还不如到外面来背，会记得更快、更牢……
在树荫下，毛泽东的心情舒畅极了。清风拂面，他一边背书，一边采摘山上的毛栗子，当他将书背得很熟时，毛栗子也摘了满满的一书包。
回到私塾，毛泽东分给每个同学几颗毛栗子。这时候，毛宇居回来了，毛泽东上前去孝敬了老师一份毛栗子；不想，毛宇居非但不领情，还责怪他不守规矩，训斥说：“谁叫你到处乱跑？”
毛泽东“理直气壮”地争辩说：“闷在屋里昏头涨脑，死记硬背也是空的。”“放肆！”毛宇居气得涨红了脸，有心责罚毛泽东背书，可又知道这样做根本难不住他，便让学生们一起来到院落中，指着天井对毛泽东说：“我要你赞井！”并威胁说，“答得不好，是要挨板子的！”
毛泽东在院子里转了转，再看一看天井，然后说道《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中水，永远养不长。
毛宇居一听大惊，同学们也都拍起手来叫好。毛宇居在尴尬中，暗自佩服他的这位性格外向的弟子才思敏捷、处变不惊，将来或可成大器……
1911年春，毛泽东由湘乡县东山学堂转学到了湘乡县在长沙办的一所中学继续读书。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长沙。在长沙，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报纸。报纸上的众多消息令他的思想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什么“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平均地权”、“富国强兵”等诸多新名词、新口号，简直令他的思绪应接不暇……
此时的毛泽东刚刚18岁，血气方刚、风华正茂，一腔爱国热血在他的胸中澎湃、涌荡着。激情中，他挥毫写了一篇《救国图存论》的“文告”，大胆地贴在了学校的砖墙上——这是他第一次发表他的政见。
虽然，他的这篇“文告”颇为古怪而离奇：他明确主张“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鼓吹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国内来担任新政府的总统，却倡议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再让梁启超当外交部长；单从字面上看去，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从中仍可以看出，他适应社会变革的能力还是很快的，而且可以看出他极富表现力的外向性格。
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接受了“优待条件”并颁布了退位诏书。
是年春天，毛泽东以其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
1915年9月中旬，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的毛泽东在长沙的报纸上向各学校发出了一则《征友》启事，以他开阔的心胸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与其联系。在启事中，毛泽东署名“二十八画生”“二十八画生”，“毛澤東”繁体字的笔画为28画。指明了要结交那些“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
数日后，毛泽东的这个启事得到3个“半”人的响应，其中一个叫罗章龙，“半”个来自一个没有明确表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
罗章龙很快同毛泽东见了面。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双方手持报纸为接头标志。两个人从上午9时一直谈到了中午，临分手时，毛泽东坦诚地说：“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管鲍，指中国春秋时期的管仲（夷吾）、鲍叔牙。之谊，以后要常见面。”
通过这次谈话，罗章龙认为毛泽东是一位性格开朗、胸襟坦荡、心存大志的人，很乐意同他结管鲍之好。
李立三当时在长沙联合中学读书，见到《征友》启事后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而后二人见了一面，但他在听完毛泽东的一席宏谈阔论之后，却支支吾吾，没说什么就走了。性情刚毅、为人直率的毛泽东觉得，和这种“性情懦弱”、遇事“优柔寡断”的人发展不了什么友谊。
9月27日，为《征友》启事的事，毛泽东写信给他的好友萧子升《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
并在信中表明心迹说《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遗弃，惟取其神。易言之，每为一书，必有益处，言必载物。不然，与庸众人何异？
10月过后，天气渐凉。毛泽东在校深感严格的校规过于束缚他的行动，犹如龙困浅水，又因挚友太少，不由心生郁闷，便加紧了课外的活动量，以此来锻炼身体、排解他心中的烦躁与郁闷。
11月9日，毛泽东写信给他的老师黎锦熙，简谈了他在湖南一师的感受，并希望能与之相聚一叙。因他比黎锦熙的年龄小不了多少，且感情所至，便依黎嘱以弟相称同上。：
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昔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渴望兄归，一商筹之。
毛泽东在信中不仅抨击了学校的“陈规陋习”，而且直言了他的远大抱负，实可谓“胸襟坦荡”、“性格外露”了。
1916年春，已是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第四个年头了。这时他刚满23岁，正是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年龄。
这时在毛泽东的周围，已经团结了一批有志向的爱国青年，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议论和探讨国家大事，对动荡不安和处在战火中的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深感担心和忧虑。
这样的一些青年聚在一起，他们谈论的多是国家大事和民族的危亡，再就是学业上的事，思想都很认真，谁也不屑于议论琐事，更不谈论私事和女人。一次，毛泽东到他的一位朋友家去做客，他的这位朋友当着他的面嘱咐佣人去买肉，使毛泽东感到恼火，从此便不再同他的这位朋友见面了，他认为他的这位朋友是个爱关注琐事的庸人，而他关心和注重的则是人的性质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性质，包括整个世界、宇宙！
1917年暑假期间，毛泽东和萧子升结伴离开长沙徒步去到外地“游学”。
当他们来到宁乡西部山区的沩山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
登上云雾缭绕的沩山，二人直奔坐落在山间的密印寺。
在密印寺，他们拜谒了寺里的方丈。方丈让他们在一本来客登记册上填写各自的姓名——当二人填写完后，老方丈拈手一指说：“不消说，这位施主定是毛泽东，另一位是萧子升了！”
毛泽东诧异道：“你如何晓得？”
老方丈瞟一眼放在桌上的两款字迹各异的签名册，示意是从那上面看到了他们二人写下的名字。
萧子升再问：“可是，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俩谁是谁呢？”
老方丈微微一笑：“毛泽东一个字要写两三个字格，萧施主在一个格子内能写两个字，文如其人的道理贫僧略知一二。”
听老方丈这样一讲，令毛泽东和萧子升二人都对他产生了几分敬意；接下来，二人兴致勃勃地同老方丈谈起了中国古代的一些佛教经典……
日落西山时，老方丈高兴地留他们一起在禅房里吃了斋饭。
饭后，毛泽东和萧子升继续向老方丈讲述了他们利用暑假，决心徒步旅行湘南各地，深入了解社会和考察民情的目的。“善哉！”老方丈说，“可两位施主为何要轻装呢？”“我们有心不花一文钱。”萧子升说，“来自远方的挂单和尚，不是也都一文不名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毛泽东表白心迹说，“孔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乐趣也就在其中了！我坚信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
老方丈见毛泽东器宇轩昂、话语直率且充满激情，不由为之一振，随即微闭了双目合掌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稍后，老方丈睁开双目问毛泽东：“毛施主，贫僧敢有一问，还望不吝赐教！”“我们是来求学问的，怎么敢担当‘赐教’二字？”毛泽东恭敬地说，“请师父只管问。”“佛教何以在中国千年不衰”老方丈问，“中国宗教何以能和谐共处？”
毛泽东说：“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百年；几种宗教能和谐共存，弟子认为主要是皇权集中，各种宗教都置于皇权的绝对控制之下，这对中国来说不是坏事。”“阿弥陀佛！”老方丈望着毛泽东，加重了语气说，“只望毛施主这句话，日后不要忘记……”
当夜，毛、萧二人留宿沩山。
次日，二人告别了密印寺的老方丈，又继续踏上了“游学”的历程。
当二人来到安化县城时，听说该县劝学所所长夏默安是位很有学问的人，曾著有《中华六族同胞考学》、《默安诗存》、《安化诗抄》等书，在安化方圆百里的地面上深孚众望，只是性情孤傲，一向看不起游学先生；毛、萧二人两次慕名求见，都被拒之门外。
毛、萧二人不死心，又第三次登门拜访；夏默安感到有些奇异，不得已开了门引入书房相见，并写了一句原对放在桌上，以试来人的学问功底：
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
毛泽东看后略加思索，即书属对：
青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
夏默安一见大惊，不禁连声称赞，自愧弗如，毛泽东却谦逊地说：“我们实实在在是来求学问的，还望夏先生不吝赐教！”“哪里，哪里！”夏默安更为毛泽东的坦诚所感动，遂留毛、萧二人食宿，作彻夜谈……
1918年春，即将由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邀集了他的一些朋友共同商议成立新民学会的事。朋友们为他的爱国热忱和执着进取的精神所感动，一致赞同成立新民学会。
是年夏天，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终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业期满。恰在这时，毛泽东的二弟毛泽民来信说母亲的病情越来越沉重，恐怕不久于人世；读着二弟的来信，想到患病在身的母亲，毛泽东禁不住泪如雨下……
蔡和森等人劝毛泽东先回家乡去探望母亲，而毛泽东这时正在负责筹划着他们这些刚刚毕业的人下一步的行动去向，致使他难以分身赶回韶山去。毛泽东心中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回韶山，一旦回去将会身陷故土亲情而不能自拔，他不能舍弃自己的志向而回乡陪伴在父母身边终生当个种田人；时下中国的时局动荡不安，他坚持着“大丈夫当纵横四海，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强信念和“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意志，又想起了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更想起了他临离开韶山时留给父亲的诗，决意留下来寻找机会闯天下。
毛泽东的这一决定令他周围的朋友们感叹不已，大家都佩服他的坦荡胸怀和为国为民的远大抱负……
1920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长沙给他的好友罗学瓒写信，坦诚而直率地谈了他对于处世和治学方面的一些见解《毛泽东书信选集》三联书店1986年版。：
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的合同误认。四者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
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由劳动得来的生活是真快乐。”
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
社会方面，须设法造成好的环境。个人方面，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至少也要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
务使全人类对于婚姻制度都得解放。
11月30日，毛泽东还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序》中写下了他与会员们通信的基本用意《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
以上各信，或于身心之修养有益，或于学术之讨论问题之研究有益，或于会务之进行有益，并且都是很能引起会员团体生活的兴味的。
然而，由于毛泽东的性格直率与外向，且胸襟坦荡，为人处世直言快语，导致了他与新民学会女执委陶毅的一次激烈争执。陶毅虽然赞赏毛泽东待人热忱、处事果断的性格，但却接受不了他对人对事过于“认真”的执拗态度，为此陶毅曾向女友蔡畅发牢骚说：“润之对人对事太过认真，再加上他那脾气，让人难以接受……”
蔡畅规劝陶毅：“我看你和润之的性格也差不了多少，还是互相体谅、互相忍让为好！”
不想陶毅却说：“难……”
蔡畅笑道：“有什么难的？你应该学学杨开慧……”
陶毅固执地说：“我怕是学不了……”
陶毅的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一笑了之……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发言，强调指出了共产党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重要性。
8月9日，毛泽东出席临时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并发言，要求在湖南开展武装斗争。毛泽东强调说：“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了一个经常委通过的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会上，毛泽东还下定了决心说：“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是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
在毛泽东的强烈要求下，会议指定他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这时主持共产党中央日常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瞿秋白，认准了胸襟坦荡的毛泽东是位有胆识、有卓越才能的人，意欲留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便在会后对毛泽东说：“润之呀，有件事我考虑好几天了，想同你商量一下；现在形势严峻，任务维艰，中央人手很缺，我看你就留在中央工作吧！湖南方面的事情可以让彭公达去完成，不知你意下如何？”
面对瞿秋白的这一要求，毛泽东一时难以表态。论交情，他和瞿秋白相谊深厚，难以回绝；论道理，瞿秋白是党的主要领导，应该听从领导旨意。但毛泽东是一个极有主见的人，他沉默了片刻，坦诚地说：“秋白，你的盛情我心领了。但目前，下面的实际斗争更需要人啊！中央不是作了决定，要我急赴湖南组织秋收起义么？说实话，我不愿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去结交绿林好汉……”“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啊！”瞿秋白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说，“好吧，人各有志，勉强不得；润之，你就好自为之吧！”
毛泽东坦然一笑：“你也要多保重啊！”
瞿秋白说：“彼此珍重吧！”
1931年12月，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近2万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的领导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在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
在讨论原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统一划归红军后的编制时，中共中央军委原则上同意仍旧保留其一个军的编制，而毛泽东的意见是将其扩编为一个兵团，仍由赵博生、董振堂担任主要领导，配备政治干部，建立健全党对于军队的各项规章制度。性情直率的毛泽东说：“我们不要那么‘小气’么！人家过来了整整一个军，二十多部电台，全部的装备不比我们红军少，而且政治影响大……”
在毛泽东的坚持下，起义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军被扩编为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兵团。
在接见赵博生、董振堂二人的谈话中，毛泽东高度称赞赵、董二人所具有的民族气节，并深表钦佩；而赵、董二人也为毛泽东的坦诚相待深受感动和鼓舞，一致表示“为国为民，虽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1934年9月间，毛泽东在宁都患上了严重疟疾，冷时冷得他“牙关错”，热时热得他“蒸笼里坐”，且连续高烧40℃；在他大病缠身、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幸亏中央苏区的著名医生傅连暲十多天的抢救治疗，才使得他渐渐脱离了危险。
病情好转后，毛泽东向傅连暲表示感谢说：“多亏了你呀，不然我就去见马克思了……”
而傅连暲却说：“好好养病吧，红军离不开你呀！”
一直守候在毛泽东身边的贺子珍也连连向傅连暲表示感谢，称赞傅连暲的医术高明，而傅连暲却说：“是毛主席的性情好哩！心宽能容万物，一点半点的疾病奈何不了他……”
1936年6月底，中共中央机关进驻陕北保安。
7月16日，毛泽东在他居住的窑洞里，热情地接见了两位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
毛泽东坦率地向斯诺和马海德表示，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地欢迎他们的到来，并许诺说他们可以到根据地的任何一个地方去采访，凡是他们见到的都可以进行报道，不限制他们的采访活动，并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方便和帮助。
对于毛泽东的这些表示，斯诺和马海德大受鼓舞，一致表示将“客观、公正地向全世界报道他们在根据地所见到的一切”……
11月中旬，保安驻地来了一位名叫丁玲的女人。她是一位被国民党囚禁了3年多的左翼作家，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帮助下终于在3个月前逃离了南京，秘密经上海、北平、西安，辗转来到了共产党中央的驻地。
对于丁玲的到来，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和共产党在保安的文化界妇女界都表示了极大的欢迎。中央宣传部还特意在一个较大一些的窑洞中举行了欢迎宴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出席了这个别开生面的宴会。
晚上，一身戎装的丁玲来到毛泽东居住的窑洞中谒见毛泽东。
谈话中，当毛泽东知道了丁玲曾从师陶毅时，一种怀旧的感情禁不住从心底里油然而生，不禁怅然说：“斯咏是位好同志，只是性格太强……”
当丁玲告诉说，她曾在陶毅那里见到过毛泽东早年发表在长沙《大公报》上的许多文章时，毛泽东动了感情：“怎么，她一直保存着这些报纸吗？”
丁玲点头：“搬了好几次家，她都带着这些报纸……”
毛泽东感慨地脱口吟咏了南北朝文学家庾信《枯树赋》中的几句诗句：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从话音中，丁玲听出了毛泽东所吟咏的这几句诗是对陶毅的一种怀念，但她也只是说：“毛主席，你可真够有才华的……”
毛泽东摇了摇头：“哪里，哪里！”
通过这次谈话，丁玲不仅感觉到毛泽东的胸怀宽广，同时感觉到毛泽东是一位很念旧、性情直率的人……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往延安。
3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亲切接见了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
谈话中，史沫特莱注意到毛泽东的窑洞里放了很多书，其中不仅包括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不少著作，还有中国的《孙子兵法》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柳湜的《街头讲话》……
通过谈话，史沫特莱感到毛泽东不仅很健谈，而且对她提出的一些敏感问题直言不讳，令史沫特莱深表赞赏：“主席讲话很直率，我很高兴……”
毛泽东笑了说：“我们中国有句古语，叫作‘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共产党人是好客的。”
告别毛泽东后，史沫特莱对跟随她的翻译人员吴丽丽说：“毛主席是你们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胸怀坦荡，是一位很容易接触的人。”
吴丽丽问：“胸怀坦荡不好吗？”
史沫特莱说：“我喜欢同胸怀坦荡的人打交道。”
1941年9月上旬的一天，毛泽东让中央办公厅的机要秘书叶子龙通知在延安《解放日报》负责副刊的舒群，约漫画家华君武、张谔和蔡若虹到他居住的杨家岭来同他见面。
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中，毛泽东对三位漫画家谈了片面和全面、局部和整体、个别和一般的关系问题，并举出了前些时日由三人联合举办的一个画展中的一些作品，谈了他对漫画创作的一些看法。
谈话中，毛泽东谈笑风生，话语幽默，时不时地引起三位漫画家的笑声。在毛泽东的面前，三位画家也不觉得拘束，每个人都很随意地向毛泽东提出了许多问题。
然后，毛泽东留大家在一起吃饭。几杯老酒入肚，饭桌上的话语就更多、更随便了。华君武问毛泽东：“主席，人们都知道你爱吃辣椒，但有人说你爱吃辣椒爱到了近似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说你就连吃西瓜也要就着辣椒吃，是真的吗？”
毛泽东笑了，吸着烟说：“这个话有个来历哩！长征途中，有一次正就着辣椒吃饭，陈昌奉送来了当地的西瓜，便放下饭碗吃西瓜了，这就是所谓‘就着辣椒吃西瓜’的传闻吧！”
相互的交谈很随和、很融洽。毛泽东敞开了心扉侃侃而谈，令三位画家都感到毛泽东就像是他们的兄长，对他们这几个小兄弟关怀备至、教诲多多。临别时，毛泽东送大家走出窑洞，又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着人民的！”
在离开杨家岭的路上，三位漫画家都沉浸在同毛泽东坦诚交谈的回忆中……
1944年七八月间，由美国政府派出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分两批到达延安，同共产党开始建立了联系。
当美军观察组的第一批人员到达延安时，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热情而坦诚的谈话，全面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况，明确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团结、反对分裂的立场，同时也表明了反对美国助长蒋介石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
通过谈话，美军观察组的人不仅感觉到毛泽东是一位胸襟坦荡的人，并且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人的抗战原则和立场。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亲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抗战胜利后的和平谈判。
9月3日下午，毛泽东原定去“桃园”拜访国民党元老派人物于右任，却突然蹩进了同处“桃园”中的戴季陶居所。戴季陶是国民党中顽固的反共分子，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毛泽东对这个人是很了解的，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写过许多文章批判他。这时的戴季陶做梦也没想到毛泽东会来看他，见面时显得局促不安，诺诺连声，好像无地自容似的；毛泽东见他这副样子，便直率地告诉说“走错地方了”，然后缓步离开。
说来也巧，正当毛泽东走在通往戴季陶居所的甬道上，遇见蒋介石穿了一身中式长袍也来看望戴季陶。二人狭路相逢，蒋介石先是一怔，随后佯笑道：“好，见见好，见见好。”
二人在“桃园”的甬道上并步，谁也不谈政事，只叙一些似乎漫不经心的闲言，但两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明白，彼此之间是“水火不容”的。蒋介石假意虚让毛泽东在重庆各处“多走走，多看看”，而毛泽东却真心实意地邀请蒋介石有机会能到延安去“坐坐”、到人民中间“多转一转”……
尴尬中，蒋介石道：“年龄不饶人啊！我是想到人民中去多转一转的，只是国事太忙、太忙啊……”
毛泽东报以淡淡地一笑：“委员长只要有心，总是可以去的么！”
蒋介石又漫不着边际地说：“这里不比延安，天热，润之要多注意身体……”
毛泽东坦言道：“心静自然凉么！”
这次不经意的见面，二人谁也没再多说什么；虽然毛泽东做到了“敞露心扉”，而蒋介石却表现得“藏而不露”……
毛泽东离开“桃园”后，戴季陶依然处在惶恐不安之中。他虽反共坚决、思想保守，但对毛泽东对他的造访，还是“深表敬重”，并当面称颂毛泽东“虚怀若谷”、“堪当大任”……
1947年5月下旬，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在陕北转战，敌人以4个半旅的兵力寻着毛泽东的踪迹紧追不舍。
这时，跟随毛泽东的警卫部队只有两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一个手枪连和一个警卫排。
由于时处夏季，转战途中连逢降雨——说来也怪，只要队伍一动，雨就下；队伍一停，雨也停。队伍走得慢，雨就下得小；队伍刚刚开始加快脚步，瓢泼大雨顷刻如注……
人们冒雨艰难地走在泥泞的山路上，有人打趣说：“咱们毛主席是一条真龙呢！只要他老人家一动，风神雨神都得赶来护驾呢！”
还有人幽默地说：“风从虎，雨从龙，这雨都是跟着毛主席来的！”
天黑雨大，既分不清东南西北，也辨不明山沟山道——当队伍爬上一道山梁时，向导迷路了。
怎么办？人们首先把队伍中的马匹控制住，免得马叫暴露了目标。
毛泽东和周恩来站在满是泥泞的山梁上，让身边的人撑开被子遮着雨，取出地图用手电照着察看行进路线。蓦然间，人们发现脚下的山沟里有一片火光！
看清楚了，是敌人——那火光，在雨中依然腾腾泛红。火堆一个接着一个，简直从头看不到尾，而且就在山下，少说也有两万人马！
毛泽东手上拄着一根柳木棍站在寒气逼人的山梁上，先看了看山脚下被敌人燃起的火堆映红了的山沟，再看了看他身边的人们，继而昂首冒雨仰望深邃无穷的沉沉夜空，许久不说一句话……
周恩来通知大家：“不许吸烟，不许咳嗽，不许大声说话！”
这时，人们的心几乎都快要提到嗓子眼儿上了，一齐把目光投向了肃然屹立着的毛泽东。
毛泽东察觉到人们都在注意他，便习惯地用上嘴唇吮一吮下嘴唇，像是漫不经心地说：“这场雨下得好，再过半个月，就该收麦子了！”
毛泽东一句话，说得大家的心立刻都放回到了胸口上；队伍中有人心想：有毛主席在，你们担哪门子心哪！
还有人心想：毛主席的心胸就是宽，这都什么时候了，竟还想着老百姓收麦子的事……
泥泞中，任弼时拄着一根木棍走了过来：“主席，又找到一位向导，我们走吧！”
山脚下，山沟里，依然火光一片。“让他们在这里烤火！”毛泽东说，“我们走！”
队伍继续出发了。静悄悄的，天黑黑，人无语，马无声，只有大雨打在泥地上发出的“啪啪”声响……
当队伍再一次走到天赐湾时，身后的敌人也顺着山沟出发了。
听了侦察员的报告，毛泽东说：“敌人上来，我们就走；敌人顺沟过去，我们就住下。”
队伍中不时传来侦察兵的报告：“敌人正顺沟前进！”“敌人顺沟过去了！”“敌人全部过完了！”
毛泽东左手抹一把脸上雨水，右手将柳木棍往泥地里用力一戳，镇定地说：“那好，我们住下！”
1947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转战陕北途中的毛泽东带了几个人由神泉堡出发，去到葭县的城楼上看黄河。
葭县县城的城楼高高地耸立在陡峭的山顶上。登上城楼，毛泽东放眼环视四周，面前的一切尽收眼底，禁不住心潮澎湃激动了；他伸手解开了上衣的纽扣，敞开衣襟，然后双手叉在腰际，迎着徐徐吹来的微风，肃然而立，俯瞰脚下流经城边的滚滚黄河……
滔滔的黄河水在夕阳下泛着金色的波光，浩浩荡荡，一泻千里地向南流淌着；宽宽的河面上，层层金波涌动，打着漩翻滚向前，像是在向城楼上的毛泽东致以深深的敬意，恋恋不舍地不肯荡然随波逝去……
长长的河岸上，一簇簇榆树上的叶子黄了；河滩上，一蓬蓬的蒿草也黄了；唯独那一片片柿子林红得像是一团团燃着的火焰，显得格外醒目、格外美丽。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用它那特有的万道金光装点着滔滔黄河，装点着人们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令毛泽东心旷神怡；他陶醉了，不禁感慨万千地吟道：“啊，‘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看着毛泽东面对黄河发出的感慨与赞叹，陪同毛泽东一起站在城楼上的葭县县长告诉说：“主席，黄河水患不少，我们县的老百姓差不多年年都要受害；就这城门楼建得这么高，也是老辈子人为了防御黄河发水才建在这山上的。”
毛泽东沉静地点点头，凝视着滔滔河水说：“自古道，黄河百害而无一利；这种说法固然有它的一些客观依据，但不全面。人站得低了，便只见洪水，不见河流；发水了，受灾了，便只见它的害处，想不到它的伟大。”继而又说，“有些人对黄河的害处言之过多，是因为不能站在高处看黄河。”说着，毛泽东抬起右臂，伸出他那宽大的手掌顺着黄河的流势由北向南轻轻一拂，像是在抚摸眼前这条桀骜不驯的巨龙，“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啊！不要说五千年，只论现在，没有黄河天险，恐怕我们在延安还待不了那么久；抗日战争，黄河为我们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即使它有害，只这一条，也该减轻罪过。”
毛泽东在说话间收回他的右手叉在腰间，左手一挥：“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利用黄河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到那时，人民对黄河的评价就要改变了！”
葭县县长听了连连点头，毛泽东身边的其他几个人也顿觉眼界豁然开阔了许多。再看黄河，浩浩荡荡，极目远望不尽；千里黄土高原，峰峦叠嶂，蕴藏着无限生机……
1948年4月6日傍晚，由陕北葭县渡口东渡黄河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率领中央机关的一行人乘车抵达了位于太行山中段的雁门关。
停车休息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人在几名警卫人员的跟随下登上了雁门关。
夕阳西下，放眼长城内外，远看群山迷蒙，霞走云飞；近览重峦叠嶂，峭壑阴森。两座大山对峙，形状犹如天造的两扇大门，护卫着山间的一条盘旋幽曲的穿城之路……
毛泽东感叹说：“这里是古往今来兵家的必争之地，难怪有‘三关之首’一说哩！”
周恩来一只手扶着城墙，一只手叉腰说：“相传杨六郎守三关是在河北的徐水、唐县一带，不在山西这里。”
毛泽东笑着说：“历史上的许多事情，如果没有史书记载，经后人们七传八传，时间久了，也就说不清楚了；但有一条可以确信，这里是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李牧大败匈奴的地方，应该不会错的。”
周恩来笑应道：“主席学识渊博，确实如此。”
毛泽东摆手说：“我也只是看了些书……”
周恩来继续说：“古人称这里是‘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呢！”
任弼时插话说：“‘天下第一关’应该是在山海关么！”
毛泽东抬手指向长城深处说：“中国这么大，长城长万里，凡是有关的地方，人们都说自己这里是第一关，也是后来人为祖上引以自豪的一桩事么！”
周恩来笑道：“还是主席的胸襟宽广，为久居长城脚下的后来人作了精辟的解释……”
毛泽东也笑了：“事实如此啊！”二、性格外向
1949年3月25日晨，毛泽东率中央机关的人由涿州乘火车抵达了北平的清华园火车站。
清华园站台上，早已有解放军总部直属部队的司令员聂荣臻、北平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等人前来迎接了。
毛泽东一行人乘车离开清华园车站后，车队径直向西驶入了颐和园。进入园中，毛泽东一行人即被引进到了万寿山上的“益寿堂”院内休息。
一路劳累，随行的工作人员去园中找水给毛泽东洗脸、烧水煮茶，可派出去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回来说，四下里许多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可以用来洗脸的水和喝的水，也找不到合适的当地人、找不到饭……
毛泽东立刻派人去叫来了中央社会部的部长李克农，当面喝问他：“你们搞什么名堂？先来的人都干什么去了？”
李克农有些紧张地解释说：“原来颐和园里的人都被我派人清理出去了，是为了保证首长们来这里以后的安全……”
没等李克农把话说完，毛泽东即发了脾气：“你蠢么！你把水都排干了，你要保护的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
李克农这位被人背地里称之为中国的“捷尔任斯基”的社会部长，此时更是提心吊胆地解释说：“北平刚解放，城里城外的特务很多，搞破坏和暗杀活动很猖狂，我不能不严加防范……”“你防范个屁！”毛泽东大声吼道，“鱼离开了水，你安安全全地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我……”李克农的额头上冒出了冷汗，有些张口结舌，“主席，我这就去安排……”“不依靠群众，你能安排什么？”毛泽东余怒不减地继续训斥说，“我不用你了，你爱干吗干吗去吧！”
当李克农离开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问毛泽东：“主席干吗对他那么凶呀？”
毛泽东摆摆手说：“不是对他凶，是批评他不晓得依靠群众，能解决什么问题呀？”
正说着，李克农派人给毛泽东一行人送来了大米饭和三菜一汤。
毛泽东问来人：“这些饭菜是从哪里搞来的呀？”
送饭的人说：“是跑到园子外边的饭馆里买来的。”“我说么！”毛泽东抓起筷子说，“我说我们离不开群众么！回去告诉你们的部长，办什么事情都要首先想到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来人连连点头说，“回去就告诉李部长……”
1953年2月25日下午，毛泽东由南方视察返回北京途中停车济南，并在陈毅、罗瑞卿等人的陪同下游览了名列72泉之首的趵突泉，品了用趵突泉水煮的茶。毛泽东说：“人们都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好，我看这‘趵突泉中水，济南市里茶’也不错么！”
陈毅笑道：“主席又作诗了！”
毛泽东说：“这不叫诗，随便说说罢了。”又说，“我们昨天去了徐州，今天又到了济南，你这淮海战役的总指挥，感触一定比我多，倒是该有诗作哩！”
陈毅笑着说：“在主席面前作诗，班门弄斧么！提起徐州和济南，还是粟裕打得好啊！”
罗瑞卿也说：“粟司令人称常胜将军，名不虚传！”“人才、将才、帅才！”毛泽东感叹道，“中国的解放，都是靠你们这些人打出来的，你们这些前线的指挥员，都应当名标青史……”
陈毅喝着茶说：“那粟裕就是樊哙了！”
毛泽东问：“那你又是哪个？”
陈毅说：“我就是我……”
毛泽东挥了一下手：“对么！”并说，“粟裕既不是樊哙，也不是韩信，再说我毛泽东也并非刘邦；你陈毅就是陈毅，他粟裕就是粟裕，是人民解放军的战将，是人民的好儿子么！”
陈毅哈哈大笑：“主席讲得对！算我失口……”
毛泽东也爽朗地笑起来：“当年鲁桓公会齐侯于此，也不比我们今日么……”
陈毅立刻接话说：“我和罗部长一不是鲁桓公，二不是齐侯，主席又怎么讲？”“也算我失口！”毛泽东咽下一口茶，连忙笑了说，“你这个老总，得理不让人哩！”
说着话，围拢在毛泽东和陈毅、罗瑞卿身边的几个人都开心地笑起来，大家都觉得毛泽东和陈毅、罗瑞卿他们都是心直口快的人，彼此间无话不谈……
1959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1959年的国民经济指标作了一些调整。
会议期间，毛泽东向人们讲起了“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问题。
毛泽东提出，希望大家看一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大家都知道，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最初在袁绍部下，但他认为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后经荀彧推荐，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追随左右，运筹帷幄，协助曹操南征北战，擒吕布、破袁绍，北伐乌桓，功绩卓著。郭嘉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赞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匡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任、多谋善断的人物。
毛泽东介绍大家看《郭嘉传》，是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他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不能谋大局者，断难谋局部；不能谋整体者，断难谋一域。凡事要与各方面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
毛泽东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4月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
次日，毛泽东在锦江饭店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并讲话，首先讲了工作方法问题，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由我挂帅”，并说“真理往往是在少数人那里，因此为坚持真理就必须有反潮流的精神”。
会上，在讲到党内的民主生活时，毛泽东说：“我这个人也有旧的东西，比如有一次，我的弟弟毛泽覃同我争论一个问题，哦——他已经在江西牺牲了。他不听我的，我也没有说服他，就要打他。他当场质问我：‘你怎么打人？’事后，他还在一些人面前讲我的闲话，说‘共产党实行的是党风党纪，不是他毛氏宗族的家法，难道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就打人？如果施行家法，他是哥哥，可以打我’……”
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与会的许多人很替毛泽东感到伤感而又为毛泽东感到自尊。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为革命已经牺牲多年，现在为了教育党内的同志搞好工作和搞好民主生活，还要“以身说法”，这得需要多么宽广的胸怀、又多么令人可亲可敬啊！
1961年8月14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杭州。
8月18日，毛泽东带了张景芳、张仙朋等不多的几名卫士，轻装简从，驱车到了位于西湖西南方向的五云山。
这里，峰高入云，绿树满山，濒临钱塘江，俯瞰西子湖；上山途径弯弯曲曲70余折，蹬踏而攀千余石阶。毛泽东已是近70岁的人了，脚上穿了胶底黑面布鞋，敞披了件浅灰色的中山装上衣，一路攀登，毫无倦意；就连张景芳、张仙朋这些比毛泽东年岁小得多的人，谁也比不上毛泽东那坚实而有力的脚步……
登临山顶，俯瞰四野，但见钱塘一线，西湖一泓；毛泽东在一株千年老银杏树下傍石而立，临风说道：“江山如此，我们能不奋斗么！”
刚刚上山尚立足未稳的张景芳、张仙朋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有多说话；毛泽东又说：“壮哉！你们这些年轻人，要经常锻炼呢！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是在战争年代，也不忘记锻炼身体呢！”
直到这时，张景芳才喘过气来说：“主席是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打下的根底，身体比我们强……”
毛泽东笑了：“那个时候，我在冬天还要坚持冷水浴哩！”
张仙朋问：“你不嫌水冷？”
毛泽东开始吸烟，然后说：“开始总是要冷的，冲一冲就不觉得冷了；这里面有个道理，就是要有意志，还要有毅力才行啊！”
张景芳说：“我们要向主席学习。”
毛泽东又说：“要晓得，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有一个好的身体。我们搞社会主义，搞经济建设，道路长得很，比长征还长，要有充分的准备；但只有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与世间的万物去斗！”
张仙朋喃喃地说：“那你也得注意身体呀……”
毛泽东扭转了脸，面向远处，再一次笑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是我做人的哲学……”
张景芳和张仙朋感到，毛泽东说的是心里话……
9月22日凌晨5时37分，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武昌。
上午，已在东湖宾馆一号所平房内休息的毛泽东被他的副卫士长孙勇唤醒，说是周恩来总理派了熊向晖专程赶到武汉来，向他当面汇报有关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中国想要向他请教几个问题。
一会儿，穿了一身中山装的熊向晖已经站到了毛泽东的面前。“主席好！”熊向晖立正向毛泽东敬礼，“总理派我来向主席汇报……”“来了就好，我们也该谈谈了。”已经起床的毛泽东坐在靠窗的沙发上，招呼熊向晖也坐下来，“你坐下。总理让你来同我谈什么事情呀？”“报告主席，”熊向晖正襟危坐，毕恭毕敬地说，“这次蒙哥马利访华，由李达副总长率领陪同小组负责接待，我是陪同小组成员之一；昨天凌晨，总理让我到他那里去，向我询问了蒙哥马利的情况……”“总理怎么问你呀？”“总理问我蒙哥马利的脑子里对我们还有什么疑问？”“你是如何回答的呀？”“我对总理说，他似乎想探询您的继承人是谁？”“哦……”毛泽东抬了眼皮，问，“有迹象么？”“有一些……”熊向晖回答，“我觉得，他很想知道……”“谁是我的继承人？”毛泽东微微一笑，“为什么他不敢问呀？是不是也像我们中国人那样怕犯忌讳？”
熊向晖说：“也许是。”
毛泽东说：“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
毛泽东说着，开始吸烟，熊向晖坐在那里静静地听：“我们比苏联有远见。”毛泽东继续说，“在延安，我们就注意了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主席……”熊向晖欠了欠身子想说什么，被毛泽东打手势又重新坐好了。
毛泽东很坦然地说：“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
对于毛泽东的豁达，熊向晖早就熟知、深领了……
9月23日晚6时30分，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了蒙哥马利；只是这次见面，蒙哥马利没有向毛泽东提出有关继承人的问题，毛泽东也没有主动说。
在谈到中国的经济建设时，毛泽东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蒙哥马利告辞后，毛泽东通知孙勇：“告诉武汉方面的人，我明天下午去长江游泳。”“是！”孙勇立刻应道，“我去负责安排！”
9月24日上午，毛泽东同蒙哥马利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蒙哥马利问：“主席对解放12年后的中国的看法如何？以及主席现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
毛泽东坦率地说：“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过去搞反帝反封建，或者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没有经验。后来才有了经验。我们搞社会主义，情况也大体相同。”毛泽东向蒙哥马利简要地介绍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情况。
蒙哥马利又问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情况，毛泽东说：“在1949年，全国很困难，首先是恢复经济的问题。那时候，革命的性质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蒙哥马利再问哪些问题占首要地位？毛泽东说：“首先必须解决土地问题，还有经济恢复问题，其中包括工业；扫除帝国主义的残余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怎么干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干过，没有经验。过去那一套我们会办的事情没有了。要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我们没有经验。”
蒙哥马利又问：“主席能否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你们才开始看到‘黎明’？”
毛泽东说：“一开始就看到了。”
蒙哥马利说：“我用的是英国的一句成语，意思是在什么时候你们才感到前途明朗了，找到一条道路了？”
毛泽东说：“对我们来说，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
接下来，毛泽东又同蒙哥马利谈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蒙哥马利说：“你们在12年内所做的工作已经很可观了。各方面都在行动，人民对祖国感到自豪。再过50年，你们就应该很不错了。”
毛泽东说：“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我看不到共产主义了。”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同蒙哥马利共进午餐。
下午1时30分，毛泽东临时改变了要去长江游泳的计划，说他再见一见蒙哥马利。
下午2时，蒙哥马利出现在了毛泽东的面前。
交谈中，毛泽东很幽默地对蒙哥马利说：“元帅是特别人物，相信能活到100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5年计划，到73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要找我。”
蒙哥马利说：“马克思可以等一等，这里更需要你。”
毛泽东吮一吮自己的下嘴唇说：“中国有句古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
蒙哥马利借机提出：“主席现在是否已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很明确地告诉说：“很清楚么，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哥马利问：“刘少奇死后是周恩来吗？”
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蒙哥马利诚恳地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不能离开这条船放下不管。”
毛泽东微微一笑：“暂时不离，将来学丘吉尔的办法，随时准备灭亡。”
蒙哥马利说：“丘吉尔的办法或许不可取。”
毛泽东继续说：“我可能会有5种死法：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车轧死，游泳时淹死，生病被细菌杀死。”“这样的事情我都不希望发生。”蒙哥马利直率地对毛泽东说，“现在的医学很发达，医疗技术也很先进，人是能够长命的；一旦主席生病在中国医治不了，可以到英国去。”“谢谢元帅！”毛泽东说，“我哪里也不去，就死在中国了！”
蒙哥马利疑惑地问：“主席的意思是……”“哦……”毛泽东解释说，“我是说我要死的话，一是死在我的家乡韶山，二是死在北京，别的地方不大可能。”
蒙哥马利再问：“如果能选择的话，主席选择哪里呢？”
毛泽东微微一笑：“我选择韶山。”又说，“别人可能会为我选择北京……”
毛泽东和蒙哥马利的谈话进行了很长时间。在谈到核武器时，毛泽东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
蒙哥马利说：“刘主席刘主席，指刘少奇。告诉我，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苏联都有，你们也要搞一点。”
毛泽东说：“是，准备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10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
通过这次谈话，蒙哥马利深感毛泽东不仅热忱好客，而且真诚待人，是位性格外向、胸襟坦荡的人，具有其他国家最高领导人所没有的独特的伟人风范……
1962年12月16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上海。
次日，毛泽东在锦江饭店的休息室内同上海市委的柯庆施、陈丕显等人谈话。柯庆施汇报说：“报告主席一个好消息，江南造船厂制成了我国第一台一万两千吨压力的自由锻造水压机，这是我国机械工业中最大的一台锻压设备。”“好啊！”毛泽东高兴地说，“哪天我们去看一看。”又说，“中国的工人阶级，靠着自己的一双手，也能制造出世界上顶尖的东西来，这叫什么精神呀？这就叫奋发图强的精神，这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精神！我们这个民族是有骨气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
柯庆施附和道：“主席说得对。”
毛泽东继续说：“聪明人往往出在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而且年轻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会例外。旧社会的规律，被压迫者文化低，但是聪明些；压迫者文化高，但总是愚蠢些。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高薪阶层也有些危险，他们的文化知识多些，但是同那些低薪阶层比较起来，要愚蠢些……”
柯庆施开玩笑说：“主席是说我们这些人了？”“不是说你……”毛泽东笑道，“现在许多大学教授，并没有发明，而普通的工人反而有发明。”并说，“不要只看重学历而不看实践，那是形而上学；我们既要尊重知识，又要尊重事实，重要的是尊重人才，看实践，看人的真实本领。”“这我心里就踏实了！”柯庆施笑着说，“主席的这些话可以传达吗？”“可以。”毛泽东肯定地说，“我历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还是那句老话：‘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柯庆施又试探性地问：“那么今天先请主席看戏，改天再去看水压机好吗？”
毛泽东问：“你请我看什么戏呀？”
柯庆施回答：“今晚在俱乐部看《杨门女将》，明天看《罢宴》。”
毛泽东点头说：“这两个戏都好，《杨门女将》歌颂了中国的女同志，巾帼英雄么！《罢宴》是讲寇老西寇老西，指北宋政治家寇准，曾任宰相，勅封莱国公。当了宰相不让人家给他祝寿，也有教育意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