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云逸（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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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类本草》与宋代学术文化研究试读：
“唐宋史研究丛书”总序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唐宋史研究中心计划集编出版“唐宋史研究丛书”，下文谨述其缘起与基本思路。
隶属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唐宋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10年，它是一个汇聚同好而组成的松散学术团体，一个学术交流平台，旨在推动关于中国唐宋历史研究领域的发展。除了不定期地举办学术讲座、召开学术会议外，中心主要的事务是从2015年起编辑出版年刊《唐宋历史评论》。现今在此年刊基础之上，同仁们经过集议，认为有必要集编出版一套专门以唐宋史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丛书。
一方面，至少在形式上，这套丛书可以将中心成员学术著作汇集起来，以显示“学术团队”的总体力量。目前中心主要由本学院以及本校国学院从事唐宋史研究的教师组成，并聘有校外兼职研究员，经常参加中心学术活动的有20余人，还有已经毕业或在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数十人。中心成员的学术兴趣涉及唐宋史众多领域，大致有政务文书与政治体制、社会经济、城市、财政、律令制度、宗教与民间信仰、历史文献、历史地理、医疾、民族关系、敦煌吐鲁番文献，以及辽金政治、地理、史学等多个议题。今后随着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推进，我们的研究力量与研究议题必然会不断扩充与拓展，用一套学术丛书来集中展示我们的研究成果，无疑是构建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学术团队的合适途径。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套丛书的集编出版，反映了我们关于如何深化唐宋史研究的一些学术思考。《唐宋历史评论》“发刊词”曾指出：
唐宋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周秦之变以后再次经历重大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时期，魏晋以来相承之旧局面，赵宋以降兴起之新文化都在此时期发生转变与定型。唐朝以其富强，振作八代之衰，宋代以其文明，道济天下之溺；唐宋并称，既有时间上的相继，又有文化上的相异。唐、宋的时代特色及其历史定位，要求唐宋历史的研究突破原先单一的唐史研究、宋史研究画地为牢囿于一代的旧局面，构建“唐宋史观”的新思路，树立“唐宋史研究”的新框架，在更为宏观的历史视野中观察、理解中古史上的唐宋之变。
所谓“构建‘唐宋史观’的新思路，树立‘唐宋史研究’的新框架”，当然不仅仅是将习称之“唐宋变革”或“唐宋转折”的两端扯到一起，让两个断代史领域叠加起来而已，而是希望推进研究范式的某种转变，是如何从长时段“会通”地来观察历史的问题。
不同历史解释体系对于唐宋间存在着一个历史转折似无异议。从明人陈邦瞻（1557～1628）所论“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1]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到20世纪初由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1866～1934）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提出的“宋[2]代近世说”，认为唐宋之间存在一个历史的“变革”，及至现今仍流行于欧美学界的“唐宋转折”论，细节上虽多有差别，主旨却基本相同。
即便按照传统的、将整个中国帝制时期都划入“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法，由于这个“封建社会”过于冗长，学者们也都试图将其再细分为不同的时段，以便于深入讨论。他们有将其分为前、后两期的，也有分为前、中、后三期的。但不管哪种分法，唐宋之际都是一个分[3]界点。
从内藤氏以来，学者们对这个转折的具体内容做过许多侧重面略有差异的描述。陈寅恪（1890～1969）先生以“结束南北朝相承之[4]旧局面”一语来概括唐代前期历史，最为精到。此外也有一些学界前贤，发表过一些相当有启发性的意见，向我们展示了这种长时段、全方位观察视野的犀利目光。
但是，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前贤的这些论断的影响，似乎更多地只体现在引导学者们去关注唐宋之间历史的变异与断裂，不管是称之为“变革”还是“转折”，都是如此。近数十年来我国史学的发展现状是，虽然关于应该摆脱断代史框架的束缚，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着眼，以“会通”的视野，来观察中国历史的沿革与变化的立场，差不多已经成了学界常识，但将这种常识落实到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去，则还处在言易行难的初步阶段。具体就宋代历史研究领域而言，集中表现在制度史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应该从晚唐五代去追溯宋代制度的渊源，但真正“会通”的成果尚不多见。总体看来，唐与宋各自分为两个“断代”局面未见有大的改观，中间那道隔离墙并不易被拆除。
唐宋两朝研究各自囿于断代史畛域的主要原因，并非仅仅出于历史文献过于庞驳、史事制度过于复杂，以致多数学者以一人之心力，难以兼顾，而在于观察的视野与分析的理路，常常局限于一朝一代，未能拓展开去。我们强调应该跳出断代史的框架，摆脱一时一地的局限，以会通的眼光来观察历史，也绝非以为凡叙述某一史事，都必须从唐到宋，甚至更长时段地，跨朝越代，从头说到底。实际上，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绝大多数专题，都不得不具体落实到某一个“断代”的某些侧面，跨朝越代式的史事叙述，对于不少学者来说，无论在精力上还是智力上，都是不太容易应对的挑战。因此，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要以一种会通的立场、眼光与方法去分析处理断代史的问题。
所谓“转折”，指从一种形态转向另一种形态。但是，假定了“转折”的存在，绝非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将其两端相互割裂开来。毋宁说，基于对“转折”的认识，更要求研究者持有一种长时段、全方位的观察眼光，从历史前后期本来存在的有机联系入手，来讨论造成“转折”的种种因素，分析“转折”的前因后果。
如果未能明了赵宋以降文化史与思想史的基本走向，就不太可能真正理解韩昌黎（公元768～824）“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历史地位。同样的，未能充分掌握中原地区古代服饰演变的全局，认清秦汉而下直至明清，含蓄收敛服饰风尚实为常态，倒是“非华风”的盛唐风范实属例外，仅以唐宋间的简单对比，来划出“开放”与“保守”的文化分野，就未免流于世俗的片面之论了。笔者近年讨论宋代城市史，跳出传统的唐宋间产生所谓“城市革命”，亦即主要从历史的断裂层来做分析的思路，改为更多地观察唐宋间城市历史的延续性，小有收获，也可为一例。
所以说，如果能站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前后转折的高度，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来做观察，关于“唐宋转折”的假设不仅不会使我们将唐宋间历史机械地割裂开来，反而会更推动我们去探索它们相互间的有机联系，深化对它们的认识。这大概就是一种正确的方法可能带给研究者的丰厚回馈。
相对而言，如何通过观察历史后续的发展，也就是元明清各代的历史，再反过来验证自己对唐宋时期历史的分析，或者在对历史后续发展的观察之中，来就前期彰显未明的史事的走向，获得一些启发，关注者看来更少一些。同样的，据我们对元明清史研究领域的粗浅观察，论者能跨越断代，将对史事的梳理上溯至唐宋者，似亦有限。因此，对于许多制度的沿革，史事的源起，常常只能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
前贤的许多论述，例如前引陈邦瞻之语，接下去又说：“今国家之制，民国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还有近人严复（1853～1921）之所论，“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5]成，什八九可断言也”。或者如王国维（1877～1927）所说“近[6]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这些议论虽已为人们所耳熟能详，也多见引于学者的论著之中，但它们之所指出的历史现象，真正被学者纳入自己的观察范围，予以深入讨论的，则不多见。
易言之，鉴于学术史的现状，立足于唐宋的观察视角的学术意义，还在于可能推进对经由唐宋转折定型的中国帝制后期历史的贯通性研究。这样的贯通性研究，无论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唐宋，还是元明清，或者今天的中国，都是极为必要的。
所以，立足于“唐宋”的观察方法，不仅要求我们拓宽视野，将7～13世纪整个民族的历史活动纳入分析讨论的范围，更需要我们将观察的眼光从一代一朝、一时一地，拓展到民族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同时，它也必将会对我们的学术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归纳而言，我们这套丛书以“唐宋史”为题，收录论著的具体议题自然不出唐宋两代的史事，而且多数仍不免分别讨论唐代或者宋代，但观察的视野与分析的理路，则希望不仅要会通唐宋两代，关心的时段也比唐宋历史时期还要广泛一些。更重要的是，与其说这样的专题选择是出于一种学术领域的划分，不如说是基于一种自以为更合适的学术方法与学术眼光的思考。我们希望以这种更具有透视力的学术眼光来自励，并希望以此为深化对民族历史的理解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具体就丛书的集编组织而言，我们希望能够遵循学术研究的自然规律，不分批分辑，杜绝批量生产，同仁的论著成熟一本推出一本，积以岁月，观以长效。同时，也欢迎学界同好加入我们的研究团队。
谨此说明。包伟民2016年3月30日[1]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附录一《宋史纪事本末叙》，中华书局，1977，第四册，第1191～1192页。[2] 论文原载〔日〕《历史与地理》第九卷第五号（1910），黄约瑟中译本，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第10～18页。关于由内滕此文影响下形成的“唐宋变革”论，可参见邱添生《论唐宋变革期的历史意义——以政治、社会、经济之演变为中心》，《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七期，1979年5月。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3] 参见白钢《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4] 陈寅恪：《论韩愈》，原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后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96页。[5] 严复：《严幾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第39通信札，见《学衡》第13期，1923年1月，第12页。[6] 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宋代金石家》，见《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
绪论
一 研究的意义《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是北宋著名医药学家唐慎微编撰的一部本草学著作，几乎涵盖了宋代以前本草学文献的主要内容，是一部集大成式的巨著，开创了多项宋代本草学之最。第一，《证类本草》开创了宋代本草学著作收录药物种类之最。《证类本草》记载了1749种药物的性味、功效、主治，比之前北宋官[1]修《嘉祐本草》新增了628种药品，是《本草纲目》出现之前收录药物种类最多的本草学巨著。
第二，《证类本草》开创了宋代本草学著作收录文献数量之最。《证类本草》征引文献多达200余种。书名所谓“经史证类”，指的是征引经史文献，作为本草的旁证，但实际上《证类本草》引用的不止经部、史部文献，还包括子部、集部文献，其中又以引用子部医家、道家、小说家文献为最。
第三，《证类本草》开创了宋代本草学著作编撰水平之最。唐慎微完善了“以方证药”的本草学写作体例。在唐慎微之前，本草著作很少在药物之后附加方剂。唐慎微在药物项下，续补了采自前人文献中的医方3000余首，使药物的用途、用法一目了然，切合临床实用，从而使“以方证药”成为本草学著作的重要撰写体例。《证类本[2]草》在征引前人本草学著作时，明确标明出处，使许多前人的本草[3]学著作通过《证类本草》得以基本保存。李时珍指出《证类本草》[4]“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证类本草》是在《本草纲目》出现之前最重要的本草学著作。《本草纲目》的编撰大量借鉴了《证类本草》中的材料。《本草纲目》虽然也收录了宋代之前的本草文献，但这些文献基本上是抄录自《证类本草》，属于第二手材料；而且李时珍征引文献大多不是直录原文，多有割裂、删减及合并，《本草纲目》在材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上远不如《证类本草》。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总论》指出：“12和13世纪的《大观经史证类本草》的某些版本，要比15和16世纪早期欧洲[5]的植物学著作高明得多。”
第四，《证类本草》开创了宋代本草学著作的影响之最。《证类本草》是宋代最权威、最系统的一部本草学巨著。历朝修刊，并数次作为国家法定药典颁行，沿用五百多年，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时，曾用该书作为蓝本。《证类本草》有丰富的传本，在日本、朝鲜也有传播。在宋代，没有一部本草学著作能够像《证类本草》如此受到官方重视，且影响深远。也正因为《证类本草》影响深远，经过时间的淘洗，宋代诸如《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等本草学著作都已亡佚，而《证类本草》流传了下来。《证类本草》煌煌60余万言，在宋代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属巨制，且是唐慎微以个人之力完成，十分不易。据宇文虚中的跋语可知，唐慎微是蜀地名医，他治病百不失一，“其为士人疗病，不取一钱，但以名方秘录为请。以此士人尤喜之，每于经史诸书中得一药名、一[6]方论，必录以告，遂集为此书”。《证类本草》的编撰是唐慎微呕心沥血、集腋成裘之作，其征引的资料不但具有重要的文献辑佚和校勘价值，更为我们考察宋代学术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学术”一词古已有之，在宋代指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南宋郑樵自称《通志·二十略》“总天下之大学术”（《通志·总序》）。所[7]谓学术的范围不出经、史、子、集四部。文化的定义则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有一种比较通行的说法，认为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就狭义而言，指社会意识形态（如思想、道德、风尚、宗教、[8]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所谓“学术文化”主要指基于方剂学、训诂学、道教、史学、文学等学术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邓广铭先生《论宋学的博大精深》指出：“宋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其所达到的高度，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中国已[9]往的封建王朝历史上是不但空前而且绝后的。”《证类本草》诞生于宋代学术文化环境中，其中必然体现宋代学术文化的特点。换言之，《证类本草》在本草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宋代学术文化高度发展的证据之一。
本书在研究《证类本草》的编撰、内容及特色的基础上，探讨《证类本草》与宋代方剂学、经学、道教、史学、文学等学术文化的内在联系，进而探索《证类本草》的价值，揭示宋代医药学的内在隐患。这将有助于深化宋代医药史、学术史的研究，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古代科技史的认识。二 研究现状述评
学界对《证类本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对《证类本草》版本的研究；二是对《证类本草》征引文献的研究；三是对《证类本草》药物的研究。四是对《证类本草》的校注。（一）对《证类本草》版本的研究
北宋以来，《证类本草》存在多个传本系统。北宋大观二年（1108），艾晟校勘、刊刻《证类本草》，命名《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简称《大观本草》。北宋政和六年（1116），曹孝忠奉诏重新校定，更名《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政和本草》。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王继先等奉诏重修，改名《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绍兴本草》。蒙古定宗四年（1249），山西平水（今山西临汾）晦明轩主人张存惠把寇宗奭《本草衍义》散入《政和本草》中，改名《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重修政和本草》，此版本写刻精雅，在平水刻书中，堪称甲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印出版，是目前学界使用最广泛《证类本草》的版本，笔者即以此版本为工作底本。
元、明、清三代出现了许多《证类本草》的翻刻本、校订本、节要本、改编本，形成了复杂的传本系统。《证类本草》的传本系统包括《大观本草》传本系统、《政和本草》传本系统，这是学界的共识。但《证类本草》的传本系统是否包括《绍兴本草》及其传本系统，[10][11][12]尚存争议。冈西为人、马继兴、尚志钧描述《证类本草》传本系统时，都包括了《绍兴本草》传本系统。但近年来，有学者对此[13]提出了异议。李健、张卫、张瑞贤认为《证类本草》传本的基本特征包括以下要素：具备序例、药物各论；各药内容包括《本草图经》药图、《嘉祐本草》的文本、《本草图经》的文本，以及唐氏增补“余药”内容和唐氏续添证类的部分。以此为据，《绍兴本草》并非《证[14]类本草》传本。李健认为22卷本《绍兴本草》与《证类本草》原书有着较大的差别，不仅体例、卷次与《证类本草》截然不同，而且其药物的内容与《证类本草》亦有很大的差别，其内容一部分是依照《证类本草》摘引，一部分为“绍兴校定”的内容，此两部分内容大约各占50%，故其与《证类本草》原书内容有着很大的不同。22卷本《绍兴本草》仅是《证类本草》派生的本草著作，而不应归属于《证类本草》的传本系统。这个意见是中肯的。《绍兴本草》现仅有日本抄本存世，且为残本。郑金生、马继兴[15]对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绍兴本草》日本抄本进行了考证。万[16]方研究了《绍兴本草》的校定编撰年代、卷数、所载药品数、所用底本及编撰整理者等问题。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绍兴本草》的版本情况。
关于《证类本草》在日本、朝鲜的传播的情况，冈西为人《宋以[17][18]前医籍考》有详尽介绍。崔秀汉介绍了《大观本草》《政和本[19]草》《绍兴本草》在朝鲜的传播情况。姚大勇探讨了《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在朝鲜的流传及影响情况。[20]
关于《证类本草》在明代的版本情况，王筠默考证出明刊[21]《证类本草》有十余种。李健、张瑞贤则指出明代坊刻《政和本草》普遍存在错讹、粗滥现象。
学界前贤对《证类本草》的版本情况，辑录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收录《大观本草》《证和本草》《绍兴本草》的部分序跋、提要，并加上了丹波元胤考证的小字按语：“金皇统三年，宇文虚中跋云：‘元祐间，虚中为儿童时，先人感风毒之疾，慎微疗之。’乃为哲宗时人明矣。李东璧以为大观二年所著误也。艾晟序称不知何许人。若是同时，其言如此乎？今《证类》首卷载林希序，此艾晟所附，非慎微之旧也。《本事方》载剪草治吐血劳瘵方曰：‘乡人艾孚先，尝说此事。渠后作《大观本草》，亦收入集中。’孚先[22]当是晟字。”丹波元胤指出唐慎微是宋哲宗时人，认为李时珍所谓《证类本草》作于大观二年（1108），有误，因为艾晟是大观年间人，他不知唐慎微是何许人，可见唐氏与他并不同时代；艾晟曾经刊刻《大观本草》。这些看法是精当的。丁福保、周云青编《四部总录[23]医药编》辑录了南宋以来诸种书目对《证类本草》版本的提要，较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收录的提要更为齐全。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按出典、考证、序跋、刊本四部分详细辑录了与《证类本草》版本相关的文献，比《四部总录医药编》更为齐全，且方便检索。[24]
马继兴《中医文献学》及李健《清以前〈证类本草〉的版本[25]研究》绘有《证类本草》传本系统略表，直观易晓。
上述研究成果为笔者探讨《证类本草》的版本问题，奠定了研究基础。但是学界普遍认为《证类本草》的初刊本是大观二年（1108）艾晟序本，这一说法值得商榷，笔者经过考证认为《证类本草》初刊本是元祐五年（1090）至元祐八年（1093）间的孙升刻本（详见第二章第三节）。（二）对《证类本草》征引文献的研究
对《证类本草》征引文献的研究，学界的研究成果尚不多。就研究现状而言，王家葵对《证类本草》所引《丹房镜源》《抱朴子内篇》的考证，十分精彩。王家葵《炼丹家本草〈丹房镜源〉考略》[26]考证《正统道藏》中两本《丹房镜源》与《证类本草》的关系，认为《证类本草》所引《丹房镜源》资料出自《道藏》三卷本的《丹方鉴源》，而《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卷四中的《丹房镜源》，实为宋人据《证类本草》伪托。王家葵《〈证类本草〉引〈抱朴子〉文字汇
[27]考》指出《证类本草》共引《抱朴子内篇》文字59条，并与今本《抱朴子内篇》互校，计校出《抱朴子内篇》异文8条，佚文5条。
对于《证类本草》征引医方的研究，是《证类本草》征引文献研究的重点。王家葵的硕士研究生范春燕《〈证类本草〉征引医方考》[28]对《证类本草》墨盖子后唐慎微征引的79种方书做了提要。唐慎微征引的方书中，《斗门方》《经验前方》《经验后方》《梅师方》《续十全方》《新续十全方》《续千金方》这7种方书不见于历代经史著录。范春燕对《斗门方》《梅师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个案研究，未对其他5部方书进行深入的探讨，也没有对《证类本草》所引方书与今存方书的异文进行比较。[29]
范春燕、王家葵等《〈斗门方〉初考》指出《证类本草》53味药物共引《斗门方》65条，皆见于《证类本草》墨盖子后，属于唐慎微新增的内容。南宋李朝正《备急总效方》引《斗门方》56条，皆从《证类本草》转引。这一说法颇有见地。[30]
陈仁寿对《证类本草》征引的《肘后方》进行了研究，指出《证类本草》收录《肘后方》的部分内容，大多是文字简练的单验方和简便方，主要收录于“附方”之中，所涉药物有200多味。该文介绍了《证类本草》著录《肘后方》的四种方式，列举《证类本草》著录《肘后方》中的药物，未对《证类本草》征引的《肘后方》与今存《肘后方》进行深入的文献比对研究。[31]
张卫、张瑞贤《从〈证类本草〉看道教对中药学的影响》指出《证类本草》保存了大量道教文献，从中可以看出道教在求得长生成仙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术。该文列出了30余种《证类本草》征引的道教文献，未对这些文献进行深入研究。
综上，对《证类本草》征引文献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32]笔者首次对《证类本草》征引小说文献的现象进行了探讨（详见第八章），指出唐慎微大量征引小说来证药，这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以往对《证类本草》“以方证药”颇多研究，而对其“以小说证药”则未有涉及。唐慎微征引小说，注重小说的情节性远胜过前代本草学著作，客观上达到了增广见闻，增添趣味的目的；所引小说虽有失考之处，但整体上具有重要的文献补遗、参校价值。小说对药性、药效的描写往往夸张失实，将小说中的虚构内容散入本草学著作，并不利于本草学的科学发展。
目前学界对于《证类本草》征引的宋代文献，尚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笔者在全面梳理《证类本草》征引文献的基础上（详见第三章第二节），首次对唐慎微征引的宋代文献进行了探讨（详见第三章第三节）；首次探讨了《证类本草》征引北宋方剂学专著《太平圣惠方》（详见第四章）、北宋训诂学专著《尔雅疏》（详见第五章）的情况，在宋代学术文化这一更为宏观的研究层面，创新性地研究了《证类本草》所代表的北宋本草学与北宋方剂学、训诂学的关系。（三）对《证类本草》所载药物的研究
对《证类本草》所载药物的研究，分为三种形式：一种是对《证类本草》所载地域药物的整体研究；一种是对《证类本草》所载单一药物的研究；一种是对《证类本草》所载某类功效药物的研究。
对《证类本草》所载地域药物的整体研究，主要集中在滁州药物、舒州药物、宣州药物上。王德群《〈政和本草〉滁州药物考》[33]，丁文平、钱海等《〈证类本草〉中滁州中药的品种鉴定和考证》[34]研究了《证类本草》所载滁州药物的品种、药图。刘守金《〈证[35]类本草〉中“舒州”药物品种考证》对《证类本草》记载的7种舒州药物进行了考证。赵宝林、刘学医《〈证类本草〉中“宣州”药物[36]品种考证》对《证类本草》记载7种宣州产药材进行了考证。
对《证类本草》所载单一药物的研究，例如琚妍、王敖等《〈证[37]类本草〉女青的本草考证》对《证类本草》所载女青进行了考证，指出其现代学名为植物萝藦。李达、邓中甲等《〈证类本草〉中[38]柴胡的本草学考证》对《证类本草》所载柴胡进行了考证，指出汉至唐宋时期，正品柴胡为狭叶柴胡及银州柴胡，后者更佳，是柴胡优良品种。
对《证类本草》所载某类功效药物的研究，例如倪健伟《从〈证[39]类本草〉不老药的研究中探讨抗衰老指标及抗衰老机理》从药物疗效的角度，探讨了《证类本草》所载不老药的抗衰老指标及机理问[40]题。万芳、锺赣生《〈证类本草〉毒药粗论》探讨了《证类本草》有关毒药的内容。杨和平、许伏新《〈证类本草〉妇科矿物药初探》[41]指出宋代出现了世界医事制度上最早的妇科独立分科，当时炼丹服石之风盛行，《证类本草》所载矿物药被广泛用于妇科临床。
上述研究对《证类本草》所载药物的现代价值探讨，多为实证研究，而非历史研究，虽然很有价值，但已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四）对《证类本草》的校注
目前《证类本草》主要有三个校注本：尚志钧校点《证类本草》[42][43][44]，尚志钧点校《大观本草》，郭君双等校注《证类本草》。《证类本草》的诸种校注本对《证类本草》征引文献大都缺乏校正，谬误较多。
仅就《证类本草》引用小说的情况而言，据笔者统计，《证类本[45]草》有补遗、参校、失考的地方多达21处。而上述三个校注本，[46]仅尚志钧校点《证类本草》及《大观本草》有3处校注涉及。可见这些校注本在考证《证类本草》所引文献上，用力不多。这些校注本也不乏错误之处。例如《证类本草》卷五“繁露水”条，三个校注本误认为“《汉武帝洞冥记》所载”之后的内容出自《汉武帝洞冥记》，而之前的内容出自《续齐谐记》；又误标点“《汉武帝洞冥记》”为“汉武帝《洞冥记》”。又例如《证类本草》卷十“钩吻”条，三个校注本未校正《证类本草》之误，将《博物志》中“黄帝问天老”五字误为书名。《证类本草》的特点之一是引用大量文献来证药，这些文献不考证清楚，有碍于《证类本草》价值的发掘。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证类本草》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留下了继续研究的空间。全面系统地探讨《证类本草》与宋代学术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成果，笔者尚未见到。三 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书分为九章，以下简要概述各章内容。
第一章对《证类本草》之前的本草学史进行概述。首先概述唐代之前的本草学史，对《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进行评述。其次概述唐及五代本草学史，对《新修本草》《本草拾遗》《食疗本草》进行评述。最后概述唐慎微之前的宋代本草学史，对《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图经》进行评述。上述著作，《证类本草》均有征引，对之的概述，有助于揭示它们的优点及不足，为我们讨论《证类本草》的沿革、特点、地位及价值提供了参考、比对的必要维度。
第二章探讨《证类本草》的编撰。首先，探讨《证类本草》的编撰者唐慎微。唐慎微在《宋史》无传。笔者根据宇文虚中跋语、《宾退录》等相关记载，钩沉索隐，探讨唐慎微的生平。其次，讨论《证类本草》编撰的历史背景。《证类本草》的编撰受到北宋尚医风气的影响，在官方主导下，大量医药文献得以校订、编撰并刊行，这为《证类本草》的编撰奠定了文献基础；《证类本草》的编撰也受到蜀文化的沾溉。再次，研究《证类本草》的版本。对《证类本草》的初刊本进行全新的探讨，对《大观本草》《政和本草》各自的传本系统以及《绍兴本草》的版本归属进行了必要的分析。最后，介绍《证类本草》的体例。《证类本草》在体例上是由《嘉祐本草》《本草图经》及墨盖子后唐慎微续补的文献三部分构成，《嘉祐本草》又累积了前代主要的本草学著作。这部分重点介绍了《证类本草》征引本草文献的文献标识，探讨了《证类本草》的药图，并首次对《证类本草》主要传本漏衍墨盖子的情况进行了考察。
第三章对《证类本草》的内容进行概述。统计了《证类本草》收录药物的种类及出处。首次对《证类本草》墨盖子后征引的文献按经、史、子、集四部进行了归类，首次对《证类本草》征引的宋代文献进行了统计分析。
第四章探讨《证类本草》与北宋方剂学专著《太平圣惠方》的关系。“以方证药”是《证类本草》的重要特点。据笔者考证，《证类本草》征引了18种宋代方剂学著作，今仅有4种有传本存世，其中又以《太平圣惠方》被征引次数最多，体现出北宋本草学试图融通方剂学的重要趋势。本章首次通过对《证类本草》征引的宋本《太平圣惠方》与今传本《太平圣惠方》的文献比对，探讨《证类本草》征引北宋方剂学文献的价值。
第五章探讨《证类本草》与北宋训诂学专著《尔雅疏》的关系。在宋代之前，本草学著作绝少引用训诂文献，呈现出本草学与训诂学的隔绝状态。这种情况到了宋代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宋代本草学著作大都强调引用训诂学的成果来帮助本草名物训诂。《证类本草》是北宋本草学集大成的著作，而《尔雅疏》则是北宋训诂学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本章首次研究了《证类本草》与《尔雅疏》的关系，考证了《证类本草》征引《尔雅疏》的情况，以及《尔雅疏》征引本草文献的情况，进而探讨了北宋本草学与训诂学互动的意义。
第六章探讨《证类本草》与南宋道教本草《丹房镜源》的关系。唐慎微是蜀人，在蜀地行医，而蜀地又是道教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唐慎微在《证类本草》墨盖子后，增补了大量前代道教文献来佐证药物的功效，此前的本草学著作尚没有如此大规模的先例。《证类本草》以丰富的炼丹文献影响了南宋道教本草《丹房镜源》的编撰。本章首次逐条分析了《丹房镜源》抄录《证类本草》的情况，探讨了《证类本草》对《丹房镜源》成书的影响，以此作为研究《证类本草》与南宋道教关系的一个切入点。
第七章探讨《证类本草》与南宋史学家本草《通志·昆虫草木略》的关系。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是独立于宋代本草学系统之外的一部史学家本草。以《通志·昆虫草木略》草类为例，可以看出郑樵记载的植物种类、异名及特点在《证类本草》中均有迹可寻。详尽地揭示《通志·昆虫草木略》的本草学渊源，有助于揭示《证类本草》对于南宋史学家本草的影响。本章首次研究了《通志·昆虫草木略》与《证类本草》的渊源关系，并从《证类本草》的视角探讨《通志·昆虫草木略》的价值与谬误。
第八章探讨《证类本草》“以小说证药”与宋代医药学的内在隐患。唐慎微在《证类本草》墨盖子后续补了大量的小说文献来证药。传统中医药学之所以在今天颇受争议，与唐慎微这些中医前贤大量将包括小说虚构性情节在内的非科学内容引入传统医药学著作中有一定关系。本章首次探讨《证类本草》征引小说的数量及特点，首次探讨了《证类本草》征引小说的文献价值、失考之处以及其中揭示的宋代医药学的内在隐患。
第九章探讨《证类本草》与《本草纲目》的关系。《证类本草》是宋代本草学的巅峰之作，《本草纲目》是明代本草学的巅峰之作，且后出转精。《本草纲目》对《证类本草》有借鉴，也有批驳。本章通过文献比对的方式，探讨从《证类本草》到《本草纲目》的沿革关系，对《证类本草》在本草学史上的价值进行客观的总结。刘衡如先生校点的《本草纲目》是学界推崇的通用校注本，刘先生对《本草纲目》错误之处多有辨析，但有些条目存疑或未出注，笔者利用国内现存最早的《证类本草》两大传本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全新的考证。“余论”部分概述了《证类本草》体现出来的宋代学术的特点及不足。《证类本草》征引不同学科的文献来佐证药物，展现了宋代学术的博物性特点。《证类本草》在本草学上“以方证药”“以小说证药”等诸多新变及发展，反映了宋代学术的创新性特点。《证类本草》对征引的历代本草学著作，一律注明出处，表现了宋代学术的规范性特点。《证类本草》征引文献不加辨析，一些夸张失实、幻想性质的文献夹杂其中，反映出宋代学术的科学性尚存在不足。对此，我们应以历史的眼光客观评价。“附录”部分，列出了与正文密切相关的两个目录：《证类本草》墨盖子后唐慎微引书（篇）目录、《证类本草》药图中所见宋代道地药材目录。四 研究思路、方法及主要观点
本书在系统梳理《证类本草》征引的宋代文献的基础上，将《证类本草》征引的文献与宋代方剂学、训诂学、道教、史学、文学相关著述进行对比研究，揭示《证类本草》的价值及其体现的宋代医药学的内在隐患。
在研究的方法上，以文献校勘、比对的方法，研究《证类本草》征引的古代文献。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指导，以历史还原为导向，强调逻辑与历史的结合，在对资料进行全面辨析的基础上，探讨《证类本草》与宋代学术文化的联系。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以“博[47]物学（本草）汇编：一个伟大的传统”为标题，简要描述了中国古代本草学的发展历程。李约瑟以博物学视角探讨本草学的方法，对笔者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本书的研究重点是探讨《证类本草》与宋代方剂学、宋代训诂学、宋代道教、宋代史学、宋代文学的关系。研究的难点在于《证类本草》是一本文献辑录性质的本草学巨著，唐慎微没有评论之语，全以辑录的材料说话，因而研究《证类本草》所体现的思想，需要全面细致的分析概括，颇有难度。揭示《证类本草》与宋代医药学繁荣、隐患的关系，需要对《证类本草》有全面系统的研究，也需要对宋代乃至整个中华医药学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对于《证类本草》与宋代学术文化关系的研究，可资参考的前人研究成果很少，需要进行原创性的系统研究。
本书的主要观点简述如下：
第一，南宋王继先认为“慎微《证类》又不过备录诸家异同，亦[48]不能断其是非”。唐慎微没有像后来的《绍兴本草》一样，在征引的药物文献后，加上自己的按语。这的确是一大遗憾，为我们研究唐慎微的医药学思想增添了难度。但是从唐慎微征引的文献种类、数量中，依然可以发现唐慎微没有明言的思想，他自有一套是非取舍的判断标准。
第二，明代李时珍认为《证类本草》的主体是《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的合集，再加上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利于揭示《证类本草》的价值。《证类本草》作为一本整体性、系统性的本草学巨著，它对于本草药物具有集注的意义，起到了本草集解的作用。把《证类本草》视为宋代本草学集大成的系统集注著作，而非《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的简单合集及续编，更能体现《证类本草》的自身价值。
第三，《证类本草》与北宋学术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证类本草》征引了以《太平圣惠方》为代表的北宋方剂学专著以及以《尔雅疏》为代表的北宋训诂学专著来证药，体现出北宋本草学与北宋方剂学、训诂学的交叉融通。
第四，《证类本草》与南宋学术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证类本草》影响了南宋道教文献《丹房镜源》以及南宋史学著作《通志·昆虫草木略》的编撰，体现出北宋本草学对南宋道教及史学的良性影响。
第五，《证类本草》“以小说证药”揭示了宋代医药学的内在隐患。传统中医药学之所以在今天颇受争议，与唐慎微这些中医前贤大量将包括小说虚构情节在内的非科学内容引入传统医药学著作中有一定关系。
第六，《证类本草》反映了宋代学术博物性、创新性、规范性的特点，但它征引了一些夸张失实、幻想性质的文献，也反映出宋代学术的科学性尚存在不足。总体来看，《证类本草》集中了北宋中期以前一千余年的本草学积累，是传统医药学的宝贵遗产，对中国当下的中医药研究，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 蒙古定宗四年（1249）张存惠晦明轩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目录尾部有一长方形框（见上图），其中记曰：“《嘉祐补注本草》药品一千一百一十八种，《证类本草》新增药品六百二十八种，总一千七百四十六种。”笔者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统计，《证类本草》实际著录药物1749种。据马继兴《中医文献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所述，《证类本草》现存各种刊本所载实际药数不尽相同，其差别的原因主要是由个别药物的增删所致。[2] 《证类本草》对于每一味药物，都用白色大字记《神农本草经》原文，用黑色大字记《名医别录》原文，《新修本草》《开宝本草》《嘉祐本草》分别注以“唐附”“今附”“新补”等字样以示区别，墨盖子之下文字则为唐慎微续补的文献。[3] 《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本草拾遗》《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等均已亡佚，今有辑复本刊行，其辑复的主要依据即《证类本草》。[4] （明）李时珍著，刘衡如校点《本草纲目》（校点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第8页。[5]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导论》，王铃协助，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140页。[6] （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影印蒙古定宗四年（1249）张存惠晦明轩本，第549页。[7] 唐初官修《隋书·经籍志》首次以经、史、子、集四部命名分类，清代《四库全书》进一步确立了四部分类法。“经部”指儒家的经典。经部之下又有小类。《四库全书》经部之下又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10类。“史部”包括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四库全书》史部之下又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官职、政书、目录、史评15类。“子部”包括政治、哲学、科技和艺术等类的书。《四库全书》子部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14类。“集部”收历代作家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曲集子和文学评论、戏曲著作等。《四库全书》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5类。[8] 姚瀛艇主编《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第1页。[9] 邓广铭：《邓广铭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428页。[10] 〔日〕冈西为人：《本草概说》，创元社，1977。[11] 马继兴：《中医文献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12] 尚志钧：《〈证类本草〉版本概述》，《基层中药杂志》1989年第4期。[13] 李健、张卫、张瑞贤等：《〈证类本草〉版本系统划分依据探讨——兼论〈绍兴本草〉与〈新编类要图注本草〉版本系统的归属》，《中华医史杂志》2012年第4期。[14] 李健：《清以前〈证类本草〉的版本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中医科学院，2009。[15] 郑金生、马继兴：《神谷本〈绍兴本草〉的初步研究》，《中医杂志》1981年第2期。[16] 万方：《关于〈绍兴本草〉的几个问题》，《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17] 〔日〕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18] 崔秀汉：《朝鲜医籍通考》，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19] 姚大勇：《〈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在朝鲜的流传与影响》，《中医药文化》2012年第1期。[20] 王筠默《明刊证类本草的版本及其有关问题补记》（《江西中医药》1955年第7期）考证出明刊《证类本草》至少有五六种；经过搜集，王筠默《证类本草和本草衍义的几个问题》（《中华医史杂志》1954年第4期）又续得明刊《证类本草》数种。[21] 李健、张瑞贤等：《明代坊刻〈政和本草〉版本研究》，《中华医史杂志》2011年第3期。[22] 〔日〕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第102页。[23] 丁福保、周云青编《四部总录医药编》，文物出版社，1984。[24] 马继兴：《中医文献学》，第281～282页。[25] 李健：《清以前〈证类本草〉的版本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中医科学院，2009。[26] 王家葵：《炼丹家本草〈丹房镜源〉考略》，《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第1期。[27] 王家葵：《〈证类本草〉引〈抱朴子〉文字汇考》，《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2期。[28] 范春燕：《〈证类本草〉征引医方考》，硕士学位论文，成都中医药大学，2010。[29] 范春燕、王家葵等：《〈斗门方〉初考》，《中医文献杂志》2010年第1期。[30] 陈仁寿：《〈证类本草〉转引〈肘后方〉文献考略》，《中医文献杂志》2012年第1期。[31] 张卫、张瑞贤：《从〈证类本草〉看道教对中药学的影响》，《中国中药杂志》2010年第20期。[32] 周云逸：《〈证类本草〉引小说考》，《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4期。[33] 王德群：《〈政和本草〉滁州药物考》，《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34] 丁文平、钱海等：《〈证类本草〉中滁州中药的品种鉴定和考证》，《上海中医药杂志》1995年第6期。[35] 刘守金：《〈证类本草〉中“舒州”药物品种考证》，《中药材》2008年第2期。[36] 赵宝林、刘学医：《〈证类本草〉中“宣州”药物品种考证》，《中药材》2011年第1期。[37] 琚妍、王敖、龙春林：《〈证类本草〉女青的本草考证》，《中药与临床》2011年第6期。[38] 李达、邓中甲等：《〈证类本草〉中柴胡的本草学考证》，《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39] 倪健伟：《从〈证类本草〉不老药的研究中探讨抗衰老指标及抗衰老机理》，《中医杂志》1986年第8期。[40] 万芳、锺赣生：《〈证类本草〉毒药粗论》，《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41] 杨和平、许伏新：《〈证类本草〉妇科矿物药初探》，《基层中药杂志》1997年第3期。[42] （宋）唐慎微著，尚志均等校点《证类本草》，华夏出版社，1993。[43] （宋）唐慎微著，（宋）艾晟刊订，尚志钧点校《大观本草》，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44] （宋）唐慎微著，郭君双等校注《证类本草》，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45] 周云逸：《〈证类本草〉引小说考》，《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4期。[46] 《证类本草》卷三“矾石”条，尚志钧等校点《证类本草》第75页及尚志钧点校《大观本草》第80页，据《三国志》校改“踰顿”为“蹋顿”；《证类本草》卷二十二“虱”条，尚志钧点校《大观本草》第694页据四库全书本《太平广记》校改唐慎微所引《太平广记》之误；《证类本草》卷二十六“醋”条，尚志钧点校《大观本草》第756页，据《北梦琐言》校改，在“芥醋不快”前增一“非”字。[47] 〔英〕李约瑟著，袁以苇等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6卷《生物学及相关技术》第1分册《植物学》，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李约瑟将本草学视为博物学，看到了本草药物包括动植物、矿物的繁杂性。[48] 郑金生整理《南宋珍稀本草三种·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第92页。 第一章 《证类本草》之前的本草学史概述第一节唐代之前本草学史概述[1]“本草”一词最早见于《汉书》，用于指称与天文、历算、小学、史篇、方术等相并列的传统中药学文献。中国传统中药学著作，诸如《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多冠以“本草”之名。这些著作收录的药物范围较广，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均在收录之列，其中以草类药物最多，故举“本草”代称中药学文献，正如五代韩保昇所言：“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多[2]也。”唐代之前的本草学著作以《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本草[3]经集注》最为重要，以下分别概述之。一 《神农本草经》概述《神农本草经》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经》《本草经》等，原书已佚，经《证类本草》辗转引录，得以保存。《神农本草经》的[4]今传本均为辑佚本。《神农本草经》是中国最早的本草学专著，托名“神农”所著，撰人不详。“其成书年代上限不会超过西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下限不会晚于东汉时期”，“晋人嵇康、皇甫谧等皆引用或提到过此书的内容，证明此书早在西晋以前就流传了；书中又多重视养生、服石、炼丹，还有神仙不死之类的说教，与东汉时期的社会风气颇相吻合。故断定此书编著于东汉，大体上是可信的”。[5][6]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神农本草经》，至梁代[7]阮孝绪《七录》才著录“神农本草三卷”。但是西晋皇甫谧《帝王[8]世纪》已有“炎帝神农氏……著本草四卷”的说法。嵇康《养生论》也指出：“故神农曰‘上药养命，中药养性’者，诚知性命之理，因[9][10]辅养以通也。”嵇康所引神农之语，即出《神农本草经》。比嵇康稍后的西晋张华《博物志》卷三记载“太古书今见存者有《神农经》”，并且该书卷七征引了三条《神农经》文字。《四库全书总目》将《博物志》列入子部小说家类，但《博物志》所载并非全是虚构幻想之事，其中有一些条目抄录自古文献。《博物志》所录三条《神农[11]经》文字，真实可信，当是《神农本草经》的佚文。可见，西晋时《神农本草经》尚存，称为“神农经”。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12]录》著录《神农本草经》四卷，他说：“今之所存，有此四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了以“神农”冠名的本草文献三种，即“神农本草八卷”（其下有小字注“梁有神农本草五卷、神农本草属物二卷、神农明堂图一卷”）；“神农本草四卷”（其下有小字注“雷公集注”）；“神农本草经三卷”。可知《神农本草经》在唐代之前的传本卷数有八卷、四卷、三卷之别。北宋掌禹锡等人编《嘉祐本草》则认[13]为《神农本草经》只有三卷。今传《神农本草经》辑佚本有四卷本（序录一卷、本文三卷）、三卷本两种。《神农本草经》总结了传统中药学的基本原理，为传统中药学和方剂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神农本草经》开创了药物三品分类法。《神农本草经》收录药物365种，分为上药、中药、下药三类。《神农本草经·序录》指出：“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14]聚，愈疾者，本下经。”可知，上药120种，一般无毒，有延年养生的功效；中药120种，有毒、无毒掺杂其间，用于遏病补虚，宜斟酌用之；下药125种，大多有毒，用于疗疾，不可久服。《神农本草经》将药分三等，区分毒性，使药物的基本药性一目了然，方便用药。
第二，《神农本草经》提出了药物的君、臣、佐、使的配伍组方原则。《神农本草经·序录》指出：“药有药物一百二种作君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宜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15]九佐使也。”《神农本草经》以比喻的方式说明主药与佐药的关系，指出方剂可以使用一味君药、二味臣药、三味佐药、五味使药进行配伍；也可使用一味君药、三味臣药、九味佐使药进行配伍。《神农本草经》举出的两种“君臣佐使”药物的组方比例，不宜僵化理解。药物组方除君药不可缺，臣药、佐药、使药皆可酌情配置或删除。《神农本章经》重在阐明“君臣佐使”药物“宣摄合和”的组方原则。这种组方之法成为后世中医药学家普遍遵循的原则。
第三，《神农本草经》提出了药物的七情合和理论。《神农本草经·序录》指出：“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茎花实，草石骨肉。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16]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药物之间存在阴阳属性匹配的关系，这里存在七种情形（“七情”），有的药物是单用的，有的药物是相互为用的，有的药物是相互支使的，有的药物是相互畏惧的，有的药物是相互厌恶的，有的药物是相互反对的；有的药物是相互杀死毒性的。因此合药时，应该使用相互为用、相互支使的药物配合；不用相互厌恶、相互反对的药物组合；只在需要遏制药物[17]毒性时，才使用相互畏惧、相互杀死的药物配伍。《神农本草经》的药物“七情”合和理论至今仍是中医药学的基本准则。
第四，《神农本草经》提出了药物的药性理论以及药物的采集加工原则。《神农本草经·序录》指出：“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及有毒无毒，阴干暴干，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陈新，并各有法。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18]并随药性不得违越。”《神农本草经》对药物五味、四气、毒性等的总结，奠定了中药药性的核心内容，成为历代本草学著作描述药物性状的必不可少的内容。《神农本草经》对于药物的五种基本剂型（丸、散、汤、酒、膏）以及药物加工须不违药性的论述也蕴含着真理性的认识。
总之，《神农本草经》总结了中国东汉以前的药学知识和用药经[19]验，记载了365种药物（大多是临床常用药）的性味、主治，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临床价值。但受到道教影响，《神农本草经》也留[20]存了部分封建迷信内容。例如，丹砂“杀精魅邪恶鬼”；玉泉[21]“久服耐寒暑，不饥渴，不老神仙”；朴消“炼饵服之，轻身神仙”[22][23]；牡桂“久服通神”，这些说法夸张不实，需要辩证对待。二 《名医别录》概述《名医别录》简称《别录》，《隋书·经籍志》著录“名医别录三卷，陶氏撰”，认为系陶弘景所撰。这一说法有误。《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名医别录三卷”，均不言陶弘景撰。《新唐书·于志宁传》：“《别录》者，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所记，其言华叶形色，佐使相须，附经为说，故弘景合而录之。”认为《名医别录》是魏晋以来的名医吴普、李当之所记，陶弘景合而录之。《通志·艺文略》著录“名医别录三卷，陶隐居集”，这一说法较为恰当。现在一般认为《名医别录》是汉代至魏晋时的诸家名医所撰，经过陶弘景整理编纂。《名医别录》原书早佚，通过《证类本草》的辗转引录，得以保存。尚志钧辑有《名医别录》三卷。《名医别录》是《神农本草经》早期重要的增补本，不仅对《神农本草经》“附经为说”，进行补注，而且增补了365种药物，合计收录药物730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实用价值。三 《本草经集注》概述[24]《本草经集注》，梁陶弘景撰，已佚，通过《证类本草》的辗转引录，得以保存。《本草经集注》的主要辑本有日本森立之等人所辑《重辑神农本草经集注》七卷（1849），尚志钧辑《本草经集注》七卷（1961）。《神农本草经》历经传抄，出现了诸多谬误。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批评《神农本草经》传本：“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医家不能备见，则识智有浅[25]深。”上述问题，在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得到了圆满解决。第一，《本草经集注》在《神农本草经》365种药物的基础上，补入《名医别录》药物365种，并加入陶弘景的注说，“分别科条，区畛物[26]类，兼注铭时用，土地所出及仙经道术所须”。他以朱字书写[27]《神农本草经》内容，用墨字书写《名医别录》内容，他自己的注文则用小字标识，形成了层次清晰、出处明确的体例。陶弘景的小字注文具有重要的医药学价值，他对药物的性味、形状、产地颇多灼见，纠正了前代本草的许多错误。第二，《本草经集注》在药物分类上有所改进。该书在《神农本草经》三品分类的基础上，将药物划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七个部类，对后世的本草分类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三，《本草经集注·序录》增加了“诸病通用药”“解毒”“服食忌食”等内容。陶弘景列举了80多种常见疾病，病名下列出疗治药物，便于急诊时参考。他说：“谨案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理亦有偏著。立方之日，或致疑混，复恐单行经用，赴急抄撮，不必皆得研究。今宜指抄病源所主药名，便可于此处疗，若欲[28]的寻，亦兼易解。”其中“解毒”是中国最早的中药解毒专篇。“服食忌食”列举服药时应该忌食的食物，也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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