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凉月满天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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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传：生如驿道，吾本旅人试读：
序：半生红颜，一世先生
惊是一种不好的状态，有一种说法：受宠若惊。
如果谁一旦受到命运的宠爱，或是得了官，或是发了财，或是收获爱情。于是便诚惶诚恐，受了惊动，觉得不配得到的怎么却得到了，惶惶然害怕失去。
像是塞翁得了马，怕坏的事来冲，又想着最好有坏的事来抵冲。等到儿子骑马摔折了腿，塞翁心想：“这才对嘛！”于是踏踏实实安下心来。
有的人很富贵，也很踏实，觉得自己受享得起；有的人一夜暴富，会觉得这样的生活自己好像不配，像是偷来抢来的，必须要还回去才能安稳；也有的人享得了富贵，却安不了贫贱，一朝跌落云端，为人便失格失品，心中惊动。如同山岳摇晃，屋宇崩塌。
回想杨绛一生，做大小姐的时候她安稳；当教书匠的时候她也安稳；被批斗时也扬声大叫，但一颗心很快安稳；被下放的时候日坐愁城，但一颗心也很快安稳；被平反了也安稳；被抬得八丈高，她也安稳。
女儿死去，丈夫死去，自己的心上被划出一道又一道痕迹，可是她还是咬着牙把日子一点点挨过去，此后长长的孤独寂寞，读书、思考、写作，仍旧重归安稳。
黛玉灵透，却如溪涧的流水易惊动，所以总是活得累，很辛苦；宝钗也灵透，却如玉石的温润不惊。家道从容的时候她是穿金戴银的大小姐，但不骄奢；家道中落的时候她把无用的闲妆都卸下来，住雪洞一般的屋子，穿半新不旧的衣裳，也不哀叹。所以贾母说她好，大家都说她好，因为近傍着她，自己的心也安稳不易被惊动。“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哪有什么除苦的神明，靠的是你把自己的心修炼得冷暖不惊，于是涅槃。
涅槃了的人，是怎样的？
不惊呼，不哭泣，哭泣也可以，却不诅咒，明白世界就是如此。
一池寒塘，几株烟柳，坐在石上，看看水光云色。若是有人趋近，你拍拍手边石，说：“坐。”若是有人离开，你就说：“噢。”
杨绛就是这样的人，哀而不怨，怒而不争，冷暖不惊。
杨绛不是三毛，她不叛逆、不慌张、不热衷流浪；也不是林徽因，她不袅娜、不心机、不稍许自恋；也不是陆小曼，她不豪奢、不任性、不乱花钱。杨绛就是杨绛，弯眉细眼，颧骨有点高，眼角有些锋利，看起来颇不好惹，又好像颇有心计的样子。
可是回顾一生，她又做了哪些让人不好惹、惹不起和不敢惹的事？她只是想安静读书，宁帖度日，但事情总是找到她的头上来，生死离别的黑纱，一次次系在她的身上。
将她定义成悲剧人物吗？好像不是。
她年过期颐，百岁人瑞；她著述等身，举国尊敬；她和大学者钱锺书一生恩爱，伉俪深情。
将她定义成成功人士吗？我想她会笑。
她这辈子不曾钻洞觅缝追求过成功，她只是埋下头，做自己的事；她这辈子不曾仰天长啸，亦没有壮怀激烈。她不是美女，不是名媛，不是壮士，不是烈士，不是浪子。她没有绯闻，没有纠葛，没有传奇。她是红颜，但“红颜”这两个字轻薄，和她匹配不起。
她是先生。
这是世人能想得起来给予她的最恰当的称谓。
丈夫有德行，她有德行吗？
当然。国难不弃国，家难不弃家，夫难不弃夫，自己有难，不弃心。
丈夫有学问，她有学问吗？
当然。举国上下，你去问，去看，去想，去比，谁不佩服她的学问？
教书的人亦称先生，她教书吗？
当然。后来她虽不再课徒授业，但自身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先生不虚张声势，先生不炒作声名，先生言行有节，先生德行贵重。这么多被称“先生”的当不起“先生”这二字，她却是名副其实、不折不扣、如假包换的杨绛先生。
称得上半生红颜，一世先生。 第一章 家世故里，童年记趣“问春风哪里是长相思的地方，太湖似翡翠，二泉流韵长，梅花开罢桃李香啊桃李香，花海里走来谁的新娘，山美水美人更美，无锡是个好地方好地方，诗中的诗，画中的画画中的画，碧水家园胜天堂胜天堂……”
无锡是个好地方，画中画，胜天堂。
如诗中所言：“水宽山远烟岚迥，柳岸萦回在碧流。清昼不风凫雁少，却疑初梦镜湖秋。”
杨绛就是无锡人。杨氏家族，世居无锡，是杨绛口里的“寒素人家”。杨绛的祖上都是读书人，丝丝缕缕延续着一脉书香。
这个“寒素人家”，不是食不饱饭，着不暖衣，而是君子固穷的意思——一肚皮学问和一身的资质见识，换不来红绿的四人抬和八人抬的呢子大轿，也换不来戴红黑帽子的役夫喝道。能做官的时候不好好做官，能安稳的时候不肯好好安稳，这就是杨绛的父亲，当时大名鼎鼎的“疯骑士”杨荫杭。
1878年，侵华战犯、日本外交官广田弘毅出生，南京大屠杀首犯松井石根出生，“疯骑士”杨荫杭出生。
世上事千丝万缕，看似不可能，却又于遥远的时空中往一处相凑编织。
国仇带来家恨，若无日寇侵华，杨家不会败落不堪，杨荫杭的妻子不会早死，杨荫杭也不会怨怒伤身，于新中国成立前夜一病归天。
世上事就是这样，世人如蚁，只看得见眼前的一丝半线，看不见因缘际遇的整匹绸缎。
1895年，杨荫杭考入天津中西学堂。
一次，有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出来镇压，开除了带头的一个广东人。洋人说，谁跟着闹风潮就一起开除，那参与了的一伙人面面相觑，默不作声。杨荫杭并没有参与，却冒了火，挺身而出说：“还有我！”于是，他就陪着一起被开除了——这副骨头是有多硬。
此后留日求学，之后回国，做编辑，做撰稿人，授课，和别人组建励志会，办杂志，“借讲授新知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
暑假回无锡，他在中学公开鼓吹革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得罪族人。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珏曾愤然说：“此人该枪毙。”
保守派就是这样。他们不肯接纳新的理论、新的行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他们在他们的舒适圈里沉迷，哪怕这个圈已经越来越窄，束缚得他们行不敢行、动不敢动、说不敢说、想不敢想。他们身上缠着一圈圈的麻绳，却还自以为是地在这些麻绳上寻找安全感。
此后杨荫杭再次出国，留日获法学学士学位，留美出版硕士论文《日本商法》。
唐须嫈与杨荫杭同岁，二人于1898年结婚。
据说唐须嫈曾在上海的务本女中读书，这样时间就有了交错点：1902年10月24日，务本女塾开张，这是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那么，唐须嫈应当是在和杨荫杭结婚后去读的书，她和自己的三小姑子杨荫榆曾经是同学。
唐女士大约是在旧式家庭氛围中长大的旧式女子，温婉和悦如同寂静夜晚的星空，如今学得了新知识，好比天角斜斜地又出了一弯眉月。
论学问她于杨荫杭是不及万一的，但如今识文断字，和杨荫杭有了对话的平台。她不倔强，夫唱妇随，夫说革命就革命，夫说出国就出国，夫说回来就回来，这样的夫妻搭配，羡煞多少娶了不识字的小脚太太的民国才子。
据杨绛回忆，她的父母好像老朋友，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她的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谈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
杨荫杭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妻子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
这个做丈夫的了不起，他就是这样一个天性自由而追慕平等的人，觉得天底下人人就应当是你与我平平而坐、平平而起、平平而话、平平而视。因此当他把这样的想法用到社会上去，和当时那种尊卑分明的氛围不合，于是他就成了革命党、少数派，要被人围而剿之，不得已逃国离家。
杨绛是幸运的，父亲磊磊如山中石，母亲温婉如花下苔。
杨绛的万千花叶，以无锡为根，在北京生发、蓬勃。
1911年7月17日，杨绛出生。其时，杨荫杭在北京一所政法学校教书。
杨绛原名季康，小名阿季，排行第四。和前面的三个女儿相比，她个头最矮。杨荫杭爱猫，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
见过小短腿的猫吗？短短的小腿，软软的小爪，白白的皮毛，大大的眼，走路摇摇摆摆，好可爱。
小阿季就有这般可爱。
小阿季出生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旧王朝如破城堡，一朝被疾风骤雨吹打，倾倒坍塌。不久杨荫杭辞职南归，在上海中报馆担任编辑并做律师，并发起创立了上海律师公会。
辛亥革命成功后，杨荫杭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
当时，一个权势显赫的军阀到了上海，一些官员和士绅联名在报纸上刊登欢迎词，把他的名字也列上去。他马上在报上发表声明，说自己对这个军阀没有欢迎的意思，被人笑不识时务，他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后来杨荫杭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被浙江省长屈映光挟私告状，大总统袁世凯亲笔批了“此是好人”。
此后，杨荫杭又被调到北京，小阿季跟着爸妈又回了北京，小小年纪，像只小猫，被抱过来抱过去。
阿季5岁开蒙，就读北京女师大附小，那时三姑母杨荫榆就在女师大工作。
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凡是读过鲁迅先生《记念刘和珍君》的，都晓得这个名字：“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
杨荫榆赴日留学，学成回国，受聘担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后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学监。之后又赴美留学，回国后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惜乎！她不顾国情，不体察年轻学子对自由、民主的热情与渴望，一味照搬西方教育理论，强调秩序、学风，不许学生参加甚至过问政治运动，且排挤和她意见相左的教师。
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抗议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的侵略行为，向北洋政府请愿，遭军警镇压，女师大刘和珍等学生遇难。鲁迅哀痛提笔，写下《记念刘和珍君》。女师大学潮日炽，学校迫于压力，将杨荫榆免职。
有人说她就是一个守旧派。刻板、僵化、条条有理，像大理石的纹路，每一条都硬邦邦，与自由、热情、散漫不羁、花开遍野是天敌。
她早年婚姻不幸，此后一直独身。热闹是旁人的，自己是游荡的孤魂野鬼，心里又硬、又冷。
杨荫榆是治学的料，低情商，要做管理，根本不成，于是她失败了。可她不是大奸大恶的人，她只是太孤僻。
杨荫榆是1884年生人，那时才三十来岁，也正青春，也正好，心里也还没有长了蒙着雪的连天衰草。
孤独这个词，像圆圆的小水晶，透明，阳光一照，璀璨，却是硬邦邦。总是有人说自己向往孤独，也有人标榜自己安于孤独，那是因为他们与之和平相处的，不是真孤独。
真正的孤独——庞大、空虚、冰凉、寂寞、要人命。回头想想，女儿死后，丈夫死后，杨绛这么多年，这么孤独，她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
一次杨荫榆带着来宾进饭堂参观，小学生们正在吃饭，全饭堂肃然。杨绛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
杨荫榆从身边走过，俯耳说了一句什么，杨绛赶紧把米粒捡在嘴里吃了。后来杨荫榆和杨荫杭形容这一群小女孩儿，背后看上去都和阿季相像，一段白脖子，两条小短辫；她们看见她捡吃了米粒，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捡来吃了。“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窝，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怪僻。”杨绛后来回忆说。
因为是杨荫榆的侄女，当时阿季也被追捧。
女师大的学生爱带着她玩，比如打秋千；办恳亲会要演戏，又让她扮作戏里的花神：小牛角辫盘上头顶，满头插戴着花，衣裳贴了闪闪的花片；开运动会，又叫她围绕着跳绳的大学生扮卫星，绕着大女孩跳跳蹦蹦，小身体真灵性。
袁世凯倒台后，黎元洪执政，杨荫杭又做了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却因坚持查办总长许世英贪污受贿，被停职审查。硬骨头碰上铁壁墙，杨荫杭愤而辞职，未等照准，即带一家人回了无锡老家。
阿季当时在读初小三年级。因房东是满人，她见识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花盆底鞋的满族妇女。穿这种鞋走路，前倾后仰，蛮好看。
杨荫杭有一次问阿季：“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
杨绛认真思索一会儿，说：“要！”
但是现在她要离开这个有人穿高底鞋的大城了。小娃娃不是行李，能随便被拎到东拎到西。本来还高高兴兴在院里玩，忽然就被大人带去了火车站，小阿季路遇一个同学，恨不能叫这同学捎话给班上，说“我回老家了”，苦于不十分热络，开口闭口犹豫间，就错过了。
月台上人头攒动，来给杨荫杭送行的人很多。
杨绛小小年纪，离愁已如早春草、薄雨花。
一家人舟车劳顿，重返家乡，在无锡的沙巷租了一处房。厨房外有木桥，过了桥才是自己家的后门，不出家门就能站在桥上，看船只来来往往，穿来穿去。
杨绛和两个弟弟插班进了沙巷口的大王庙小学，一间大教室里盛着四个班级，八十个孩子挤作一堆。学校只有一个校长，一个孙老师。
孙老师剃光头，用教鞭打人，学生绰其号曰“孙光头”，他把“子曰”解作“儿子说”。
女生们在卫生间的墙上画孙光头的像，对着拜，要把他“钝”死——唯有神佛先人受得起人的朝拜，若是觉得一个人不好，受不起人们的礼拜，结果人们拜他，就会把他拜得要倒大霉。
胡兰成《今生今世》里写胡村小孩吵架，先是口角，接着打起来，也有不打的，就朝对方拜，因为被拜是罪过的，要被拜杀。当下被拜者很惊慌，赶快背转身去表示不受。抑或两个小孩离得远远的，隔条大路，各人依着自己的家门口，你拜我也拜。再敌不过，则去告诉对方的母亲。
可见礼拜是非常庄重严敬的事，不当拜的人受不起人的拜。
不过孙老师从不打杨家的孩子，也许是觉得这是做官人家的儿女，也许是因为这些小儿女很乖。
杨绛和女小伙伴玩官打捉贼，她照依北京的惯例，拈得“贼”字起身就跑，女伴扯住教她静静地坐着，莫要教人瞧出来。拈到“贼”就“逃快快”不是“女老小”的事，是“男老小”的事。女孩子只要“步步太阳”，就是古文的“负暄”，要不就是“到‘女生间’去踢踢毯子”。
这个大约也算是封建社会的礼教，女孩子要文静有礼，不比男孩子活蹦乱跳。
终其一生，杨绛都对这一段孩提时光念念不忘，古稀之年还时常会不知置身何地，好像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的无锡大王庙：“我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学期，可是留下的印象分外生动。直到今天，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
彼时彼处，少忧患，没有懂得世味如纱。而后来，人情纸薄，流离丧乱，不如犬鸡。
杨荫杭病了。
因满腔忧愤，再加上那所房子的几个租户又都得了伤寒，内外夹攻，焉得不病。
他的病严重到医生拒绝开药方，家里的顶梁柱要折了。
那夜，已经很晚，大家都不睡，杨宅各屋都亮着灯，许多亲友来来往往。来探病的人摇头叹喟：“唉，要紧人呀！”
唐须嫈请杨荫杭的老友，有名的中医华实甫来，华实甫“死马当活马医”，开了一个药方，没想到发生奇迹，杨荫杭居然一点点活了过来。唐须嫈对丈夫无微不至地护理都被杨绛看进眼里。此后杨绛对钱锺书的不离不弃，照顾得细致入微，根在这里。
一家人应劫又逃劫，杨绛常觉幸运：“我常想，假如我父亲竟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的是工厂。”
杨荫杭病愈后张罗另租房屋，有人介绍了流芳声巷朱氏宅的旧屋，杨绛跟着父母一同去看。
她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有两棵大树；很高的粉墙，粉墙高处有一个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
她并不知道钱家人当时也租住在这幢房屋，当日也并未和钱锺书相遇，两个人只知各自前情，哪晓将来后事，好比月亮的半明半暗，只是月老一人心照。
命运原本就没有偶然这回事。
粉墙黛瓦，方窗镂花，小河流水，无锡是个好地方。有杨绛和钱锺书这一对互不知情的小儿女，更叫它像是吞了两颗夜明珠，在光阴深处明明烁烁地放光。
小阿季的大姐当年上的是有名的上海启明女校——一所教会学校，1930年改名启明女子中学。这是所有名的洋学堂。
如今，大姐毕业留校，说可以带三妹和四妹一起去启明读书。三妹还好，可四妹，也就是杨绛，虚岁才10岁，实岁数8岁半。
杨荫杭是西式人物，重视子女教育，当然不会反对，但母亲心有不舍。
唐须嫈找出一只小箱子，晚饭后，对杨绛说：“阿季，你的箱子有了，来拿。”
她再次问：“你打定主意了？”
阿季说：“打定了。”“你是愿意去？”“嗯，我愿意去。”
小娃娃自己就做了主张，母亲也就许了这小娃娃自己做主张，没有再说什么。
阿季是开明家庭里的小孩，可越是这样，心里越难过、越不舍。
阿季眼泪簌簌地流，幸好屋里昏暗。她以前从不悄悄流泪，只会哇哇哭，如今却是吞声饮泣，不愿叫母亲知道。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结束了。父亲沉疴刚起，差点一家离散，她晓得了忧愁惊恐，以前是一株长在无忧河畔的无忧花，如今下了凡。
临走，妈妈给她一枚崭新的银圆。杨绛曾回忆此事道：
这枚银圆是临走妈妈给的，带着妈妈的心意呢。我把银圆藏在贴身衬衣的左边口袋里。大姐给我一块细麻纱手绢儿，上面有一圈红花，很美。我舍不得用，叠成一小方，和银圆藏在一起做伴儿。这个左口袋是我的宝库，右口袋随便使用。每次换衬衣，我总留心把这两件宝贝带在贴身。
天暖了，要穿单衣，她把银圆拿出来交给大姐收藏时，已被自己捂得又暖又亮。
要说她此时就有了什么坚定信念，或者对未来有清晰的规划，那是附会之言，为尊者添花罢了。其实，她就是家教使然，耳濡目染：
我爸爸向来认为启明教学好，管束严，能为学生打好中文、外文基础，所以我的二姑妈、堂姐、大姐、二姐都是爸爸送往启明上学的。1920年2月间，还在寒假期内，我大姐早已毕业，在教书了。我大姐大我十二岁，三姐大我五岁。（大我八岁的二姐是三年前在启明上学时期得病去世的。）
1920年2月，杨绛离了大王庙，到了启明，她的心里就萌生了这样一股子自豪劲，一个劲在心里跟大王庙小学的同学们显摆：“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学习外语的学生自修室）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长廊是花瓷砖铺成的。长廊下面是个大花园。教室后面有好大一片空地，有大树，有草地，环抱着这片空地，还有一条很宽的长走廊，直通到‘雨中操场’。空地上还有秋千架，还有跷跷板……我们白天在楼下上课，晚上在楼上睡觉，二层楼上还有三层……”
启明生活正式开始时，她却被更新奇的事情吸引了，忘记了炫耀。
刚开学，学生返校，只听得一片声的“望望姆姆”，意思是“姆姆，您好”（修女称“姆姆”）。管教学生的都是修女。新入学的学生们纷纷猜测姆姆们高高的帽子到底是几个，那么厚的裙子到底是几条。
一次，天主教徒上山瞻礼，杨绛被准许同行，跟姆姆睡在一起，这下子可被她知道了：姆姆们戴着的帽子有三层，裙子也是三条，并不是之前她们猜测的那么多。
启明每月放假一天，称“月头礼拜”，本地的学生可回家。其余的每个星期日，学生们就穿上校服，戴上校徽，排成一队一队，由姆姆带领，到郊野或私家花园游玩，叫作“跑路”。
这里管绘画叫“描花”，学描花要另交学费，学的是油画、炭画、水彩画。弹钢琴则叫“掐琴”，这个动词用得真奇怪，为什么不叫“敲琴”呢？
这里用的语言好奇怪，每次吃完早饭、午饭、点心、晚饭之后，学生不准留在课堂里，都得在教室楼前或楼后各处游玩散步，这叫“散心”。吃饭不准说话；如逢节日，吃饭时准许说话，叫作“散心吃饭”。孩子不乖叫作“没志气”，淘气的小孩称“小鬼”或“小魔鬼”。
自修时要上厕所，先得“问准许”——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报告”。
小鬼们调皮，自修室的教台上有姆姆监守，“问准许”就是向监守的姆姆说一声“小间去”或“去一去”，姆姆点头放行。但监守的姆姆自己在看书呢，往往眼睛也不抬就点头了。
小阿季大约那时还梳着羊角辫，乖乖的小模样，“问准许”会小声说：“我出去玩玩。”姆姆也点头，不知道是听不清还是怎么样。几个娃娃互相错开一些时间去“问准许”，就都会被准许，几个小鬼就可以在后面大院里偷玩……
既开明又有纪律，既有纪律又不严苛，杨绛在启明学校的生活也算是无忧无虑了。
启明是教会学校，杨绛虽未受洗入教，但是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爱自己，也要爱别人”，“我要爱人，莫负人家信任深；我要爱人，因为有人关心。”
她学习英文和法文，想着“每天要为圣母做一件好事”，领取教会学校里老师给予的“圣餐”。不知不觉地，接触了古老的《圣经》，大姐的书桌上有一本，她在桌上写作业，一时好奇，囫囵吞枣地看，觉得里面的名字好怪。
多年后，她的美籍女教师哄她上圣经课，读《旧约全书》，里面的故事好像都读过，才知道那本是《旧约全书》。
我没有宗教情怀，有人拉我入佛门，我亲近了佛教十来年，却始终做不成佛教徒；有人拉我信基督，我也买了《圣经》读，白亮绵密的纸张在深夜里给我的安慰，强似它里面的内容。但是有些话又教我读来深刻入骨——“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我们度过的千年，是你的一声叹息”……
杨绛也是如此吧，虽无宗教情怀，但会在深夜里想起那些充满哲理的话。
没有宗教情怀不等于不体认万物有灵，杨绛一生未入教，却穷尽一生，直到百岁，仍旧在认真地研究灵魂。她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她的信仰就是从启明学校开始的。她在《走到人生边上》里写道：
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
其实，信仰是感性的，不是纯由理性推断出来的。人类天生对大自然有敬畏之心。统治者只是借人类对神明的敬畏，顺水推舟，因势利导，为宗教定下了隆重的仪式，借此维护统治的力量。其实虔信宗教的，不限于愚夫愚妇。大智大慧、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等信仰上帝的虔诚，远胜于愚夫愚妇……
一个人在急难中，或困顿苦恼的时候，上帝会去敲他的门，敲他的心扉。他如果开门接纳，上帝就在他心上了，也就是这个人有了信仰。一般人的信心，时有时无，若有若无，或是时过境迁，就淡忘了，或是有求不应，就怀疑了。这是一般人的常态。没经锻炼，信心是不会坚定的。
我们好像就此能够摸到一点杨先生的脉门，她原来信仰灵魂不灭。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她能够在女儿和丈夫相继辞世后，以还算平静的姿态，度过余生漫漫数十载。那么，她是不是想着，苦熬过数十度春秋，离开这并不繁华美好的人世，可以于遥远的世界尽头，和女儿、和丈夫，重新笑泪相拥，痛诉离情？
一到月头礼拜，本市的学生都换上好看衣服，开开心心地回家，小阿季离家远，回不去。管饭堂的姆姆可怜这些小鬼，把饭堂里吃点心时没吃完的半蒲包“乌龟糖”送给他们，直吃得他们舌厚，嘴酸，可心里还是苦。
大约过了几个“月头礼拜”，一天，大姐把阿季的衣袖和裤腿拉得整整齐齐，带着她和三姐走出校门，乘上电车，到一个地方下车后，又走了一段路，到了位于汉口路的申报馆。
当时杨荫杭病愈后，在这里当主笔。
父女们逾月重逢，杨荫杭高兴地说：“今天带你们去吃大菜。”“吃大菜”在顽童的世界里是“被狠狠训了一顿”的意思，不是真的吃大菜。真的大菜阿季可没吃过。
杨荫杭说：“你坐在爸爸对面，看爸爸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他们步行，一路上小阿季握着爸爸的两个指头，小手盖在爸爸哔叽长衫的袖管里，莫名地安心。
进了西餐室，杨绛和爸爸对面而坐，第一次用刀叉，爸爸怎么吃，她就怎么吃，小心翼翼。西餐里的汤是要一口气吃完的，她不知道，便吃吃停停，服务生看她停下，伸手想要撤汤下去，哪料她又端起来喝。如是几次，服务生只好作罢。
就因为这个，回家路上被爸爸和姐姐笑个不停。
做申报馆主笔的同时，杨荫杭又重操旧业，做律师。他一向觉得世上只有两种职业值得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
当今做律师不易，勤勉敬业是基本要素，每周工作七八十个小时只是起步。在那个年代当律师更不易，有良知的人在黑暗的社会里都不易。杨荫杭又因为做律师得罪了人，家都不稳。
他一向反对置业，因为经营家产耗费心力，一不留神自己做不了家产的主人，反而变成家产的奴隶；子女因为有了家产，就会“吃家当”，变成不图上进的废物，倒不如没有家产，也许可以有所作为。
理是这个理，只是莫说过去，如今能做到的有几位？
盛世家族往往“百年而斩”，不可能永远流传，就是因为吃老本的不肖子孙祸祸了基业，也祸祸得自己无本事，无志气。
贾府里，宝黛闲话，黛玉道：“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
宝玉这个小子，还不如黛玉有志气。
杨荫杭见得明白，对孩子们说：“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但是租赁的房子不稳定，做不得律师事务所，所以他还是决定买房子。恰恰苏州有一所破旧的大房子要出卖，那还是明朝房子，都快倒塌了。有一间很高大的厅也已经歪斜，当地人称为一文厅。
杨绛回忆道：“据说魏忠贤当权的时候，有人奏称五城造反，苏州城是其中一个。有个徐大老爷把五城改为五人，张溥《五人墓碑记》上并没有五城改五人之说，也没见徐大老爷的名字。张謇题的安徐堂匾上有这位徐大老爷的官衔和姓名，可惜我忘了。一文厅是苏州人感激这位徐大老爷而为他建造的，一人一文钱，顷刻募足了款子，所以称为一文厅。”
全宅共住有二三十家，有平房，也有楼房。有的人家住得较宽敞，房子也较好。最糟的是一文厅，又漏雨，又黑暗，全厅分隔成二排，每排有一个小小的过道和三间房，每间还有楼上楼下。总共就是十八间小房，真是一个地道的贫民窟。
杨荫杭用一大笔人寿保险费买下了这座破宅院，拆的拆，修的修，扩大后园，添种花木。屋宇太老，院子阴湿，掀起一块砖，砖下密密麻麻的鼻涕虫和蜘蛛。杨荫杭悬赏，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孩子们捉多赚多。
这个一看就是海派做法，他家的孩子们大约没读过什么《二十四孝》之类的书，但按西法教育出来的孩子们也个个孝顺。
所以国学是好的，也是对的，但不是唯一。就像西方的基督教教人为善，但它也不是唯一的宗教一样。中也好，西也罢，能够互相尊重、取长补短，结合起来才好。
没多久，虫子都被捉尽，孩子们赚的钱都存在妈妈手里，过些时候，“存户”忘了讨账，“银行”也忘了付款，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杨家定居苏州，杨绛也结束了她的小学时代，升入苏州振华女校念中学。
那年她16岁。
杨荫杭也要子女“有志气”，他从来不重男轻女，只重视品德修为。
他还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获。假如这些孩子对某一件东西心里“种草”，想要得不行，他也常常只是说：“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
言下之意一是，你要得过来吗？所以，要学会取舍，看哪些是真正需要的，哪些是可要可不要的，哪些是完全不必要的；二是，想要的东西，你要自己去努力得到，不能伸手索取。
无论哪一种，对于孩子们都是极其良好的心志引导，胜似如今的父母们对小孩要一奉十，搞得小孩看见什么都想要，不给就哭，再不给就偷，就抢，就耍诡计。
世界那么大，你什么都要，你拿什么去盛？当父母的先要教小孩管束欲望。
杨荫杭的“疯骑士”之名只是庸人给他扣的帽子，骑士之名却恰切，急人之难，急公好义。在家里他一点不疯，倒是“凝重有威”。钱锺书对岳父的印象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杨家的孩子们有福，有一个好父亲。
女儿天生跟爸爸亲，在家的时候，爱拣爸爸写秃的毛笔去练字；早饭后，给父亲泡一盖碗茶；父亲饭后吃水果，她给剥皮；吃干果，她给剥壳。
饭后歇午，孩子们都作鸟兽散，爸爸叫住阿季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于是她就陪在午睡的父亲身边，静静看书，不出声。
冬天她给父亲屋里的火炉添煤，轻轻夹上一块，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她加煤能不出声。
大家庭里的女人最不好做。男人可以以公务为名，对家务少管甚或不管，女人却逃不得。大人孩子一日三餐，四季单棉，床上铺什么单子，地上铺什么砖，冬天烧什么柴，餐桌上谁爱吃甜谁爱吃咸……杨绛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忙人。
有一年冬天，晚饭后，外面忽然刮起大风来。母亲说：“啊呀，阿季的新棉衣还没拿出来。”母亲叫人点上个洋灯，阿季哭了，却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哭——她是识得这个“情”字了，心里感动地哭。
唐须嫈还有两个小姑子。“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不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大姑子、小姑子最是夫家难伺候的生物，所以《红楼梦》里，嫂嫂李纨会戏嘲黛玉说：“真真恨得我只保佑明儿你得一个利害婆婆，再得几个千刁万恶的大姑子小姑子，试试你那会子还这么刁不刁了。”
杨家的两个小姑子算不上千刁万恶，但也是骄纵的大小姐。她们既不关心家事，也不分担辛劳。
有一次，家里买了一大包烫手的糖炒栗子，唐须嫈是吃什么都不热心，好的要留给别人吃，对这个东西倒还喜欢。于是她的孩子们剥到软而润的，就偷偷揣在衣袋里，大家不约而同地“打偏手”，一会儿就把一大包栗子干光了。二姑母没在意，三姑母杨荫榆却说：“这么大一包呢，怎么一会儿就吃光了？”
杨荫榆看着嫂嫂整天忙里忙外，却说，如果自己动手抹两回桌子，她们（指女佣）就成了规矩，从此不给抹了，所以杨家的用人总因为“姑太太难伺候”而辞工。这个辞了，就要另找下一个，下一个谁知道什么脾气，什么性格，手脚干净不干净，干活利落不利落？找一个好的用人也是难的，而这又是唐须嫈的活。
父亲给阿季做了一个好读书、自立自强的样板，母亲给阿季做了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的样板，小阿季就这样一点点成长为杨绛，成长为钱夫人，成长为杨先生。
唐须嫈是上过学的人，若难得有闲，做一回针线，也会有心情从针线筐里拿《缀白裘》来看。临睡又爱看看《石头记》或《聊斋志异》，新小说她也爱。
有一次，她看了几页绿漪女士写的《绿天》，说：“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
杨绛笑着说：“她就是苏梅呀。” 第二章 现世安稳，岁月静好
当时北伐战争如火如荼，学生运动与之呼应，游行、示威、静坐、开会。一时间如月亮、太阳呼应海浪，形成潮汐汹涌翻卷。
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游行搞宣传——拿一个板凳，站在上面，挥舞胳膊，大声向过路群众演讲，呼吁革命。
杨绛也被推选上，可她不想参加，怕街上那些欺负女孩子的“轻薄人”——就是地痞流氓。当时学校有个规定，只要学生不赞成去宣传，就可以推掉这个事情，也可以推掉开会、游行、当代表。
杨绛犹豫不决，周末回家去问父亲，父亲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
杨绛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
杨荫杭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由你。”他还是说“名与器不可假人”，要杨绛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张。
不能自作主张，就要学会自作主张，杨荫杭只是想让女儿学会自作主张而已。
杨荫杭对杨绛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敢于说不）’！你敢吗？”“敢！”杨绛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于是杨绛返校，对学生会说：“我不去。”
最初她的理由被当成“岂有此理”。但很快，她的“岂有此理”变成“很有道理”，因为真的有上街演讲的女同学遭到坏人非礼。
反正杨绛就是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也想象不出来高喊革命口号的杨绛是什么样子的。
林子大，百鸟生，有的鸟善鸣，有的鸟不善鸣。
杨荫杭的西式教育思想非常明显，凡事强调顺其自然，于是小孩子们很尊重他。
杨绛念高中，一直分不清平声和仄声，父亲也说顺其自然，果然到时候自然就会了。有时，晚上父亲还特意踱过廊前，敲窗考她，某某字念什么声。杨绛念对了他也笑，念错了他也笑。
他不大赞成女孩子过度用功，说是身体娇柔，怕伤了精神，要短寿。他又不赞成每门功课都考一百分却低能的人。封建时代考状元，寒窗苦读，胶柱鼓瑟，像孔乙己那样的，可不就是高分低能？
这一点杨绛不用担心，她功课一直不错，却很少考一百分，而且以后的事实证明，她很高能，至少比丈夫高能得多。她用了九十九分当了个书虫，用余下一分来应付生活，居然也应付得像模像样。
杨绛这个书虫也是杨荫杭培养出来的。
父亲时常给她买些书回来，或是辞章，或是小说，甚而会把她有兴趣的书亲手放她桌上，若她不读，那本书就又不见了——被父亲拿走了，但是他什么也不说。杨绛是聪明的，就难受了，这像是一种谴责。
杨绛好奇父亲和自己一般大时什么样，想了很久，终是问了，父亲说：“就是和普通的孩子一样。”
他不自大。杨绛长大以后，也不自大。活到后来，举国追捧，她也难得灵台清明。
灵泉一脉，花树皆得滋养，杨绛的品性端淑，离不开父亲的教诲。
杨家的孩子们没有坐过汽车，也甚少被父亲带着访朋问友。
一次父亲的朋友专程开车载他们到自己家，坐汽车已是新鲜，父亲的朋友家竟然比自己家阔气太多，有洋房花园，有穿着体面的仆人，她们姊妹回家后一个劲感叹。怪不得杨绛会谦称她家是“寒素人家”，是有比较的。
她们父亲一旁听了，淡淡地说：“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
平心而论，杨荫杭已经够了不起，这么多孩子，还有需要自己养活的两个妹妹，哪个不需要吃饭穿衣，读书上学？杨绛和钱锺书后来收入不菲，却仍旧保持清寒读书人的样子，除了夫妻风骨，也有杨绛从娘家带过来的清流之质。
杨绛读高中时，曾作《斋居书怀》诗：
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
安得遨游此，翛然自脱俗。
被老师批阅：“仙童好静。”“仙”字对了，出尘清洁，一袭素白衣，不施脂粉，不扭扭捏捏掐兰花指。“好静”更对，她就是一个轻言细语，手脚轻快，不大哭大笑，安安静静的小孩。
只不过不光是“仙”，她还有点“呆”。
大约是1926年，杨绛上高中一二年级的暑假期间，学校教务长王佩诤先生办了一个“平旦学社”。
学社每星期都会邀请名人讲学，这次邀请的是章太炎先生。王佩诤先生事先吩咐她说：“季康，你做记录啊。”她以为做记录就是做笔记。听大学者讲学，当然得做笔记，她一口答应。
讲学会场是苏州青年会大礼堂，杨绛到时已座无虚席，她寻觅着看见一处人头稍稀，正待挤过去，忽有办事人员招呼着叫她上台——原来她的座位在台上。
此时章太炎先生正站在台上谈他的掌故。她可没想到做记录要上台，有点胆怯，尤其是迟到了不好意思。她上台坐在记录席上，章太炎先生诧异地看了她一眼，又继续讲他的掌故。杨绛看见自己的小桌子上有砚台，一叠毛边纸，一支毛笔，这是为她准备的。
不过问题来了。
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谈的是何人何事。别说他那一口杭州官话她听不懂，即使他说的是她家乡话，她也一句不懂。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杨绛心想：
国文课上老师讲课文上的典故，我若能好好听，就够我学习的了。上课不好好听讲，倒赶来听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也该说是无识学子的势利眼吧。
于是她拿起笔又放下。听不懂，怎么记？坐在记录席上不会记，怎么办？假装着乱写吧，交卷时怎么交代？况且乱写也得写得很快才像。冒充张天师画符吧，她又从没画过符。连连地画圈圈、竖杠杠，难免给台下人识破。罢了，还是老老实实吧。她放下笔，干脆不记，且悉心听讲。她专心一意地听，还是一句不懂，只好光睁着眼睛看章太炎先生谈——使劲地看，恨不得一眼把他讲的话都看到眼里，这样就能把他的掌故记住。她离章太炎先生最近，看倒是看得仔细，全场唯有她看得最清楚：
他个子小小的，穿一件半旧的藕色绸长衫，狭长脸儿。脸色苍白，戴一副老式眼镜，据说一个人的全神注视会使对方发痒，大概我的全神注视使他脸上痒痒了。他一面讲，一面频频转脸看我。我当时十五六岁，少女打扮，梳一条又粗又短的辫子，穿件淡湖色纱衫，白夏布长裤，白鞋白袜。这么一个十足的中学生，高高地坐在记录席上，呆呆地一字不记，确是个怪东西。
她就那么傻坐着，假装听讲，只敢看章太炎先生，不敢向下看。她想:“台下的人当然能看见自己，想必正在看着自己呢。”她如坐针毡。
好不容易掌故谈完，办事人员来收了她的白卷，叫她别走，说还有个招待会。她不知道自己算是主人还是客人，趁主人们忙着斟茶待客，她“夹着尾巴逃跑了”。
第二天，苏州报上登载一则新闻，说章太炎先生谈掌故，有个女孩子上台记录，却一字没记。
杨绛出的洋相上了报，开学后，国文班上大家把她出丑的事当笑谈。她的国文老师马先生点着她说：“杨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装样写写吗？”她只好服笨，默不作声。
她心想：“装样写写自己又没演习过，敢在台上尝试吗？”好在报上只说她一字未记，没说她一句也听不懂。她原是去听讲的，没想到却是高高地坐在讲台上，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她看章先生谈掌故，大家看她看章先生谈掌故。
她是真笨，为什么不能装样写写呢？可是她就是那么乖，胆小到不会写就是不会写，傻坐着就是傻坐着。她始终不曾八面玲珑，也始终不会滥竽充数。若非时事倒逼，她一生也不会大喊大叫起来，不会那样壮怀激烈，也不会淡淡薄酒，片片黄花，西风向晚，满腹愁肠；更不会标榜清高，戴个高帽，行走江边，说什么“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就算世人皆浊，她也不想独清，她愿人人都活得像“人”，像个“真人”；就算众人皆醉，她也不想独醒，她愿人人都活得清醒，像“真人”一样清醒。
她这情态，像什么呢？不知道，不晓得，想不出来。
1928年夏。小阿季长大了，要读大学了。
娃娃们都是种在花室里的花，越长越大，就离开花室，生在、绽放在明晃晃的阳光下。可是转眼间，说不定就会泼下倾盆大雨或者掉下砸死人的冰雹，于是花梗零落，花不成花。
可是你不让她走出去成吗？各有命数啊。人是不能预知自己命运的，否则就算你知道自己将来会遇良人，但是也会遇战争，遇国难，遇到自己被剃阴阳头、被批斗、被下放，遇到良人死去，遇到白发人送黑发人，遇到数十年的孤寂，无人听到，无以言说，这样的一生，你还肯不肯过？
可是若把一生分解成一天又一天，好像“嗖”的一下，年的尾巴还抓不住就被甩到了年的这一边，长长的一生，也就这么过下来了。
杨绛正迎着她自己的光阴，以极静的姿态，慢慢开放。
杨绛心心念念要考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却不来南方招生，无奈她只好就近报考了苏州的东吴大学（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前身），成功被录取上了。
从此，她的传奇如华彩卷轴，在岁月里缓缓铺陈开来。
入学时，女生宿舍尚未建好，女生们被学校安置在一座小洋楼里。第一年，杨绛被分在四五个人同住的一个大房间里，到了第二年的下学期，她被分到和中学时同班同学的淑姐住在一间小屋里。
这座小洋楼原本是一个美国教授的家，她们住的小房间是男仆的卧室，窗外风景极好，窗下有花木，窗户上有常青藤缠绕。房间暗而静，一桌、二凳、二小床。房间的门要用力抬一下，才能合得起来，二人干脆睡觉时不锁门，只把门带上，防止被风吹开。居住上称心满意，大学里新鲜事物多，日子过得飞快。
而且，她还当上了运动员，加入了校排球队。
过了半个世纪，杨绛仍记得：
我们队第一次赛球是和邻校的球队，场地选用我母校的操场。大群男同学跟去助威。母校球场上看赛的都是我的老朋友。轮到我发球。我用尽力气，握着拳头击过一球，大为人意料。全场欢呼，又是“啦啦”，又是拍手，又是嬉笑叫喊，那个球乘着一股子狂喊乱叫的声势，竟威力无穷，“砰”一下落地不起，我得了一分（当然别想再有第二分）。
当时两队正打个平局，增一分，而且带着那么热烈的威势，对方气馁作罢，那场球赛竟是胜了。她可有资格骄傲了，后来每当看到电视屏幕上的排球赛，总会忍不住悄悄吹牛：“我也得过一分！”
一年以后，要分科了。
老师认为她该学理科，杨绛苦恼了，心里想：“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
到底是年轻人，再安静也有一股子使命感，血是热的。
杨绛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学什么，回家去问父亲，父亲却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因为，“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也就是说，不必考虑前途什么的，也不必考虑硬扭着自己的本性与喜爱去勉强随顺那个“该”字，自己喜欢文学，那就学文学好了；爱读小说，那就读小说好了。
那个年代的家长，少有杨荫杭这么开明的。
于是她选了文科。东吴大学的文科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没有文学系。法预科离父亲的专业近，她想选读法预科，以后给父亲做帮手，还可以积累素材以后写小说，没想到杨荫杭极力反对。
他做律师，最知道浮世如海，表面也许一片蔚蓝平静，谁知道底下涌动着怎样的噬人暗流。他自己已经是险情不断，壮志难伸，内心的痛苦自己晓得。女儿要选这个专业，这个苦要让女儿也来吃，他舍不得。
最终杨绛选了政治系。
可她的兴趣不在此，她一生也不与政治亲，于是她便整天泡在图书馆，把课余时间都花费在这儿。东吴大学的图书馆藏书无数，一本本书是一朵朵花，她像是一只蜂蝶，恣意地采着花朵。
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志无成。
她自己说有志无成，可谁又敢说她有志无成呢。
东吴大学本来就是一所教会大学，十分注重外语，杨绛在这里阅读了大量原版政法书和文学书，外语水平突飞猛进。后来她又试着学翻译，在她翻译文学著作之前，早翻译过不少英文的政治学论文。
一次，杨荫杭问：“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不好过。”杨绛说。“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一星期都白过了。”
父亲笑道：“我也这样。”
父亲是不言的桃李树，阿季是树下那个赏花的人。
美剧《老友记》主题曲唱：“原本没有人会认识我，原本没有人会来看我，看来只有你知道我将会变成什么。有些朋友是用来共度日子的，共同经历苦难的，有些朋友和我永远是欢笑，即使在我最糟糕的日子里，我仍然是你最好的朋友。”
人不可无癖，亦不可无友。就算书再好，也不能真的平生只与笔墨结成骨肉亲。就是黛玉闺房里放着满满的书，而且还有宝玉对她好，她也是需要朋友的，所以宝钗对她好，她会感激得不知如何是好，说也有，笑也有。
就像自己的心房，里面装满雨雪风霜、苦辣酸甜，需要往外倒一倒。倒给谁听呢？给父母？有些话对父母亦是不能讲的；给爱人？有些话对爱人也不方便言说。
杨绛不是孤僻的小孩，她有一个密友，叫周芬，个子高挑，搭配着杨季康的个子小巧，像一棵芹菜和一棵豆苗。周芬的父亲是杨荫杭的下属，周芬跟着父亲去过杨绛的家，只不过她们两个没有见过。
世上的相遇，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光阴暌违，追溯起来，方教人目瞪口呆。
周芬就读医学系，两人趣味相投，后来杨绛搬到周芬所在的寝室，贪睡时便教周芬替自己带个馒头回来，直睡到不得不起来。
有时来不及了，她便鱼跃而下，用湿毛巾擦把脸就冲向教室去。
她吃个馒头也能吃出花样。有次，她把馒头瓤挖着吃了，把馒头皮搓成细长长的一条，放在周芬的本子上，然后自己假装害怕，“吓”得哇哇叫：“好可怕，好可怕！”周芬也觉得好可怕，不敢靠近。这时杨绛哈哈大笑，一把捉过虫子吃掉。周芬顿悟，追着她打。
两个人又喜音乐，经常在一起研究乐器。有时杨绛吹箫，周芬吹笙，二人笙箫合鸣，琴音绕梁。
在学校过得开心，回到家，杨绛还是那个乖巧听话的阿季，好像她的青春时代，看不见哪里有叛逆的痕迹。
父亲买了旧书，叫阿季给他用白丝双线重新装订起来，而且双线只许平行，不许交叉，线结也不许露出来，阿季就乖乖地替爸爸订书。父亲忙，状子多，阿季还化身书记替爸爸抄写。
三姑母还抓阿季的差，让她替自己批改大叠的卷子；又嫌理发店不干净，抓她给自己理发——以后杨绛不是给钱锺书理发吗？敢情手艺是这时候学的，她看着胆小，倒真胆大，敢下刀剪。
三妹一找阿季，杨荫杭就悄悄对杨绛说：“你的好买卖来了。”
这个越来越孤僻的三姑母知道哥哥袒护这个侄女，就越发不喜欢阿季，阿季也越发不喜欢她——三姑母大着小阿季二十几岁呢，跟一个小娃娃较什么劲。
读到大三，振华女中的校长为杨绛申请到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奖学金——这是美国最好的女子学院之一，冰心、宋美龄都从这里走出来。只是每年日常花销是学费的两倍，再加上路费，都需要家里负担。
杨荫杭夫妻对女儿不做要求，她如果愿意，可以去。
这一家人对于孩子求学、出门在外好像都看得很淡，既不会因女儿要出国而欣喜若狂——她爹就是经常出国的人；也不会因女儿未来花销巨大而愁眉不展——她爹舍得。而杨绛则既不想增添家庭负担，也不想到美国去读她本就不喜欢的政治学，她宁可在本国去一所好大学读文学。
她不出国也对，不久她的大弟弟病逝，这是父母失去的第二个孩子。
十指连心，失去哪一个都痛。
世间亲情，就是两难。杨荫杭和唐须嫈身边有阿季陪伴，痛楚也能稍减。
时间飞快，大四这年，学期将终，尚未大考。学生闹学潮，学校停课，秩序几乎陷入瘫痪。
唐须嫈得知情况，来学校接阿季回家，杨绛央求母亲将周芬一起带走。当时情况很严重，学校门口有人把守，于是，杨绛让母亲把她二人的简单行李放在车上，母亲一个人坐上去，校警见没有学生在车上，任由唐须嫈离开。
杨绛和周芬两人则在下午四点之后，利用学校允许学生出校门活动的一小段时间，拉着手慢慢走到望星桥，出了校门，在校外卖小吃的地方逗留片刻，看没有人追上来——若有人追，就说是来买小吃；所幸无人，就此脱身。后来别的同学也想用这样的巧法子，但走一半路就被抓了回去。
在家里待到开学在即，杨绛和周芬还有同班的徐君、沈君、孙君三位男生，一同结伴到燕京大学借读。
抵京考试完毕，杨绛同孙君一同结伴到了清华大学的古月堂前，与孙君的表兄钱锺书初见。
唐须嫈常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这话不错。
杨荫杭当年大病一场，病愈后觉得房子不好，到别处看房。他带着阿季看的那一处房，即是钱锺书的祖家。二人当时并不曾见面，却是好姻缘，天注定。
前世今生，姻缘天定。我是相信人未投生前是一团庞大的灵魂，然后这团灵魂分剖成几片几片各自投生，来到尘世，会爱上一个人又一个人，爱上哪个人都觉得他是自己的另一半灵魂，又觉得不是那么尽情，心总有未足处，说不清道不明。亦有灵魂投生时一剖两半，于尘世间彼此找寻，然后一眼望处，一见钟情。
杨绛来了清华，就与钱锺书一见钟情。
尽管北平是个大城。
1932年，早春，古老城墙头上的积雪开始融化，雪水滴滴渗进城墙缝，墙根下生发了浅绿的小嫩草芽。白塔的金刹顶、故宫的黄琉璃瓦，都在春阳下闪闪发光，就像一张灰白的素色的画。随着春风一点一点地吹，渐渐着上了温暖与香色，就像老舍先生充满怀念地写：“地上与河里的冰很快地都化开，从河边与墙根都露出细的绿苗来。柳条上缀起鹅黄的碎点，大雁在空中排开队伍，长声地呼应着。”
这天，古月堂前，杨绛与钱锺书初遇，如山河遭逢，星月交辉，岁月惊动。他站在堂外门前，她从堂内一步步走出来，乍然相逢，第一眼，就是他（她）了。
杨绛不是林黛玉，未见宝玉之先，并没有自己的母亲和宝玉的母亲为宝玉做铺垫，说他衔玉而诞，又是什么混世魔王。直到见了，是个英俊清秀的公子，反差大了，再加上前世夙缘，心也就动了。
他们彼此一见如故，初次相遇便认定彼此，二人侃侃而谈，忘了时间，忘了他人。
随后，幼年时的苏州好友蒋恩钿为杨绛办好借读清华的手续，另外四人都留在了燕京大学，杨绛则在清华开始借读大学四年级第二学期，是年她21岁。
她是才女校花，自然有不少人追求。然而别人追她她不动心，但面对钱锺书，她的心彻彻底底地乱了。
还记得《倾城之恋》吗？世界为了成全白流苏与范柳原的情缘，直教山河倾泻。而现在，世界为了成全杨绛与钱锺书的旷世情缘，山河亦如满水之钵，摇摇晃晃，水珠泼溅。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终得见你。
诗中云，“青溪水木最清华”“香心淡染清华”“零露凝清华”……“清华”两字含蓄而雅致，清华大学这个名字真的是好。
不光名字好，清华大学也好。
清华大学，初名清华学堂，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创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因设立在清朝遗园——清华园而得名。辛亥革命后，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增设大学部；1928年，正式改为国立大学；翌年，开办研究院。
当时清华大学人才济济，名教授云集。外文系的王文显和吴宓都与杨绛有颇深渊源。
先说王文显，祖籍江苏昆山。
这又是一个好地方，粉墙黛瓦，曲桥流水，吴侬软语，“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望，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我曾去过这里，吃过这里的乌稔饭团，一种青色的糯米团子，江南水上人家趁春未老时吃的饭。这里出门即河，河两旁种着香樟树，红红的新叶生发，老叶安身不牢，一阵风起，木叶“哗哗”落。土菜馆里有老豆腐，既韧又嫩；鱼肉蒸蛋鲜香，滑爽；清炒嫩青蚕豆，一股清新的豆香扑鼻而来；还有韭菜炒螺丝，红烧昂刺鱼。十几元钱一斤的昂刺鱼烧出来，都比北地近百元一斤的鲈鱼鲜嫩，味美；还有炒米线，不是白白的米线，是青菜。青嫩幼细，加蒜瓣炒出来，口感柔软缠绵，就是嫩苋菜。
江南好比春风，此地的人和菜皆好比杨柳，风拂柳斜，令人遐想。
王文显是华侨家庭的小孩，1886年生于英国，长于英国，获伦敦大学学士学位。回国后到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任教，开设《外国戏剧》《戏剧专题研究》《戏剧概要》等课。听过他课的人都觉得愉悦，一位清华校友说：“他的英文讲得太好了，不但纯熟流利，而且出言文雅，音色也好……听他叙述英国威尔逊教授如何考证莎士比亚的版本，头头是道，乃深知其于英国文学的知识之渊博。”
杨绛受他影响，才开始接触西洋戏剧，并走上戏剧创作的路。
再说吴宓，陕西泾阳人，1894年出生，1911年——杨绛出生那一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的留美预备班。1917年赴美留学，1921年回国，1925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教授《翻译术》课程。翌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杨绛选修过吴宓的《中西诗文比较》《翻译术》等课，《翻译术》注重培养动手能力，这为杨绛后来的文学翻译工作打下好基础。
杨绛考入清华研究生院在清华当研究生的时候，钱锺书已离开清华。他们经常通信。钱锺书偶有问题要向吴宓先生请教，因杨绛选修吴先生的课，就央她转一封信或递个条子。她有时在课后传信，有时到他居住的西客厅去。
有一次杨绛到西客厅，看见吴先生的书房门开着，他正低头来来回回踱步。她在门外等了一会儿，他也不觉得。她轻轻地敲敲门。他猛抬头，怔一怔，两食指抵住两太阳穴对她说：“对不起，我这时候脑袋里全是古人的名字。”
这就是说，他叫不出她的名字了。当然，他是认识她的。杨绛有眼色，递上条子略谈钱锺书近况，赶忙就走了。
杨绛的同学们说他“傻得可爱”，杨绛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
当时吴先生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同班同学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本事。有的他乐意说，有的不愿说。可是他像个不设防的城市，一攻就倒，问什么，说什么，连他意中人的小名都说出来。
杨绛后来回想起说：“吴宓先生有个滑稽的表情。他自觉失言，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那样，惶恐地伸伸舌头。他意中人的小名并不雅驯，她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别人知道的。吴先生说了出来，立即惶恐地伸伸舌头。我代吴先生不安，也代同班同学感到惭愧。作弄一个痴情的老实人是不应该的，尤其他是一位可敬的老师。”
吴宓先生成了众口谈笑的话柄——他早已是众口谈笑的话柄。他老是受利用，被剥削，上当受骗。吴先生又不是糊涂人，当然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的理想并不一致。可是他安之若素，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为人。
做学问的人都有股子痴气，太过风流倜傥的人做不了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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