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景德镇官窑瓷器设计艺术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宁钢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康雍乾景德镇官窑瓷器设计艺术研究试读：

宁钢教授的大作《康雍乾景德镇官窑瓷器设计艺术研究》，是其在武汉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成果，也是其多年来在千年瓷都景德镇研究官窑瓷器的心血结晶。

官窑研究是景德镇陶瓷研究的重点和核心，而清代康雍乾盛世的官窑又是其研究的重心所在。现有的官窑研究，大多从陶瓷史的角度出发，或单纯从造型、装饰的角度去论述。在设计学成为一门重要而独立的学科以后，如何从设计的角度研究古代陶瓷和陶瓷史，这无疑是一个新的课题和尝试。一般而言，进行这种研究，需要一定的基础。我以为，其基础一是懂陶瓷，一是懂设计，合此两者才能把这种研究进行下去。所谓懂陶瓷，意味着对陶瓷工艺、材料乃至其特性等等诸多方面有着深切的把握和了解；所谓懂设计，也就是说不仅对设计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有所把握，而且有着一定的设计实践经验。这是基础，并非全部，从事理论研究，更需要理论的素质和探索精神、需要时间耐心去做。宁钢教授在这些方面有很好的基础，他长期从事陶瓷艺术的设计和创作，他在瓷都景德镇长大，又在中国唯一的陶瓷专业院校——景德镇陶瓷学院学习和任教，既懂陶瓷又懂设计。随着教学和研究的深入，他又来到武汉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集中时间和精力，围绕康雍乾景德镇官窑瓷器进行深入的研究。在这一过程之中，他在研究方法和查找问题、分析问题等方面有了很多收获，对于一个博士而言，其博士论文仅仅是其学术成果的一方面，更重要的也许是在治学方法方面的修养和收获，这将影响其一辈子。

中国陶瓷是中国文化极其重要的载体和信物。对中国古代陶瓷的研究无疑是古代中国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一部分。我曾认为，中国当代古陶瓷研究主要有三种路向，一是考古学研究，通过窑址考古和出土遗物研究陶瓷的发展及其历史；二是就历史遗物、传承的陶瓷器物进行研究，包括分类、鉴定等等；三是相关历史文献的研究。这三种路向也可以作为三种资料的来源。宁钢教授对康雍乾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研究，几乎是融上述三者为一体，他以设计作为研究的支点和问题的核心，结合考古学研究、传世器物研究和文献研究，最终别开生面，修成正果。本书有诸多值得关注的成果和结论，限于篇幅不在此赘述。

中国陶瓷是一部大书，需要认真释读。宁钢教授的这本《康雍乾景德镇官窑瓷器设计艺术研究》，为我们从设计的角度做了一个有益的尝试，打开了陶瓷研究的一个新的视域，也为康雍乾景德镇官窑研究贡献出了一份精彩的答卷。当然，康雍乾景德镇官窑研究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研究和解答，尤其需要在精细考证和分析上下工夫。景德镇的学者可以说在研究条件上得天独厚，我们寄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研究成果，也寄希望于宁钢教授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面世。李砚祖2013年3月于清华园第1章【引言】

本书从艺术设计的角度对清三代官窑瓷器的设计艺术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其主旨在于通过对其设计成就和规律的揭示，为当代中国设计的民族化之路提供历史的借鉴。1.1 研究的缘起

18世纪中叶兴起的工业革命一方面推动了西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社会经济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另一方面则大力地促进了现代设计的繁荣昌盛。

现代设计产生于工业化大批量生产技术出现之后，其核心内容是改变设计专为权贵服务的历史，使之转而为大众服务，由此出现了设计的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趋势。在市场化经济的影响下，设计变身为有针对性的商业活动。因而，为了满足日益复杂的市场需求，除了简单的功能性考虑之外，装饰性、象征性、社会性、技术性和商业性等特性也开始逐渐成为设计从业者必须考量的基本内容。毋庸置疑，经过不断改良的现代设计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文化心理满足水平，也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消费者提供了丰富的物质选择，但是这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往往致使人们忽略了因地域差异而形成的民族特性，并造成由于对现实物化形态的过分痴迷和崇拜，从而漠视自身的存在意义，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中国当代的设计产业中。面对西方主流意识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的本土设计仍然处在一种无力抗争的弱势地位，传统的、民族的、本土的设计定位往往被人为地“忘记”。对这一现象的忧虑与反思使得笔者不得不站在设计艺术学理论的角度，对世界现代设计思潮冲击和影响下的我国民族文化艺术在设计方面的趋向和定位进行思考。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记忆中，关于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现象的研究资料可谓汗牛充栋，但人们大都只看到了器物制造中的技术因素和精美的装饰图案，却忽略了器物设计的发展规律以及变化性，即只关心器物审美各元素形成的“是什么”，而忽略或缺少了“为什么”的考问。“是什么”指从工艺美术史的角度研究器物的装饰和图案问题，局限于以生活必需品为描述对象，或者偏重于材料的工艺阐述。在对我国传统工艺美术的研究中，工艺美术史曾一度走进形而下的表述中，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设计本质问题的探求。事实上，自20世纪初期开始，中国对西方现代设计文化采取了积极的引进和传播的态度，加上中国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变更直接推动了传统工艺美术生产方式的自然解体或者转型，传承了数千年的工艺美术传统与新时代的设计文化在冲击与融合下开始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不过，在转变的过程中，由于西方现代文化多数处于强势的地位，因而，中国的现代设计渐渐形成了一种对传统工艺美术无原则地割舍和对西方艺术盲目地崇拜的尴尬境地。

所以，如何在借鉴西方设计经验的同时，根据自身的文化特质走出一条新的设计之路，是我国设计理论研究者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站在设计的角度对我国传统的工艺美术进行研究，探索其设计思想存在的独特性和价值性，并以此来指导我们当今的设计是否是一条可行之路。传统工艺美术中有没有自成体系的设计思想呢？如果有，其具体的成因和表现又有哪些呢？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在我国传统陶瓷艺术发展史中最为鼎盛和最具代表性的清代康雍乾三朝官窑陶瓷艺术进行全面的研究和分析，来探讨其中蕴涵的设计意识与规律，由此剖析这种设计规律为我国现代陶瓷设计所带来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之所以选择清朝康雍乾三代为媒介研究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设计规律与特征，主要原因有三。（1）清三代官窑瓷器的器型秀美端庄，造型丰富多样，装饰工细精美的特征为历史之最，其设计必有独特之处，这些特点不断地触动着笔者的心弦。通过多年来对陶瓷艺术设计专业的研究、教学、学习和创作经验的不断积累，笔者对陶瓷艺术设计研究有了一定的理解和认识，其中尤以我国封建王朝后期经济和政治实力最为鼎盛的清三代官窑陶瓷最能引起笔者的研究热情。长期潜心于传统陶瓷艺术的研究也使笔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康熙古彩艺术》一书的出版以及大量对传统粉彩艺术的创新实践都为笔者对本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经验。（2）笔者在从事的陶瓷设计专业教学和研究中未停止过对当今设计艺术思潮的探讨。在对传统陶瓷艺术和现代陶瓷艺术的比较研究及探索传统陶瓷艺术精髓和外延的过程中，笔者深切地领悟到传统陶瓷艺术与现代陶瓷艺术之间难以割舍的渊源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工艺和文化内涵的继承上，更体现在设计理念与规律发展上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这些多为课题的选择积累了不少的理论和实践经验。（3）笔者在该领域的研究过程中已积累并掌握了清代康雍乾景德镇官窑瓷器的大量资料，如：通过参观博物馆对清三代官窑瓷器实物进行仔细观察和研究分析；在景德镇官窑遗址对瓷器烧成工艺和装饰特征形成的原因进行考证；在大型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内收集可靠的史料依据和最新资料；通过拜访和请教业内知名的专家获得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资讯；在教学工作过程中与许多设计学专家探讨对我国现代设计艺术的研究方法与思路等，这些都为本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2 主要概念1.2.1 时间概念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君主专制政权，自公元1644年建国开始至1911年王朝倾覆，清朝一共延续了267年。总的看来，满族统治下的清王朝虽然在后半段政治腐败、军事落后，但是自公元1662年至公元1795年确是堪比汉唐盛世的时期，这一段时期如今一般被统称为“康乾盛世”，亦称“清三代”，因为其经历了3位君主的统治，即康熙（圣祖玄烨，公元1662年至公元1722年）、雍正（世宗胤禛，公元1723年至公元1735年）、乾隆（高宗弘历，公元1736年至公元1795年）三代。

清王朝在康熙、雍正和乾隆的统治下度过了最为辉煌的时代，积极的学习精神、敏锐的眼光以及开放的接纳性都使得清早期全国的政治和经济从明末的昏暗中迅速崛起，这三位皇帝在管理政务的同时，对于工艺美术的注意力也相当集中，从而推动了当时各项工艺美术门类的发展。康熙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他对于汉文化和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有着浓厚的学习兴趣，因而当西洋传教士带来珐琅彩器进贡给宫廷之后，在康熙的敦促下，珐琅彩技术直接促进了中国陶瓷粉彩艺术的发展。雍正帝在位13年，他也对瓷器有着极大的热情，并且不顾政务繁忙直接干预御用瓷器的生产，设计瓷器的造型和装饰方法，对官方瓷器的设计和生产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乾隆是又一位执政时间长达60年的君主，他对各类艺术品有着狂烈的爱好，他以君主的地位垄断了当时最好的工匠、材料和技术，在皇帝本人的审美观念的指导下，这些优秀的因素被完美地结合起来，创造了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史上极为辉煌的一页，这一特点尤其表现在景德镇珠山御窑厂瓷器的设计和生产的过程中。综上所述，清三代是清代陶瓷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一阶段，一方面，官窑陶瓷生产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材料；另一方面，积极发掘重现明代以前各种优良的制作技巧，可谓是中国官方陶瓷生产之集大成者，研究这一段时期的官方陶瓷生产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陶瓷设计和制作技术的发展成就。

在时间跨度上本书主要限定在康熙元年至乾隆六十年这133年间。1.2.2 地域概念1.2.2.1 景德镇的地域范围

自原始社会开始，中国便掌握了陶器的制作技术，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至汉代，真正的制瓷技术首先在浙江出现。从地域上来看，早期的陶器生产主要集中在当时的中原地区，随后慢慢向长江流域转移，瓷器的制作在唐代时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至宋代更呈现为百花齐放的特点，自元代开始，随着浮梁瓷局在景德镇的设立，全国的制瓷中心开始逐渐地呈现出向江西东北部的景德镇地区偏移的迹象。此后，明清两代更是在景德镇珠山设立了御窑厂，专门负责为最高统治者烧造瓷器，因而，景德镇制瓷中心的地位从元代至清末一直延续了近700年的历史，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制瓷中心，景德镇的陶瓷生产技术在清三代已经代表了当时全国乃至全世界最高的水平，因此，对该地区清三代瓷器生产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当时中国的制瓷状况。

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的昌江河畔，西北与安徽东至交界，南与万年、弋阳为邻，西同波阳接壤，东北倚安徽祁门，东南和婺源、德兴毗连。据《江西省景德镇市地名志》记载：“景德镇古为扬州之域，地属古番，唐开元四年易名新昌，天宝元年更名浮梁，北宋景德元年始将昌南镇易名为景德镇，自此景德镇一直为浮梁县辖镇，1949年从浮梁县析出置市，1953年晋为省辖市，1960年浮梁县并入，1983年乐平县划归市辖”(1)。

目前的景德镇市地域广大，陶瓷生产基地众多，显然不是本书所能研究的地域范围。因而，本书所研究的地域主要为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区域范围内。1.2.2.2 官窑与御窑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资料来看，对于本书所研究的景德镇官方窑场名称常见“官窑”“御窑”两种，在王光尧先生的论述中，他认为官窑与御窑是外延、内涵均不等同的两个概念，官窑、御窑二者的概念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为使本书具有清晰的研究基础，在此首先须对官窑、御窑的概念予以厘清。

所谓官窑，是指与民窑相对的一个概念，它是由官府负责经营和管理，其产品是为了满足官方使用需求而设计和生产的，一般而言，在官窑从事生产活动的工匠多是同时期手工艺人中工艺技术最高的那一部分人，为了长期拥有这些工艺超群的匠人，各代政府对他们实行了不同的聘用和管理制度。在清代以前这些工匠通常是由官府选拔后拥有匠籍身份的半自由人，或是在限定时间内以服徭役的身份进入官窑从事生产的手工艺人，至清初，随着匠籍制度的废除，官窑工匠的聘用制度已进入雇用形式阶段，工匠们具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在各种奖励措施的鼓励下，他们的工作和创造积极性日益高涨。

御窑是官窑体系内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词义解释中，“御”在名词属性中是指专门针对皇帝及皇室行为、用品的指代，因此，御窑特指专供皇室使用的瓷器生产部门，其生产状况直接受到皇帝的影响，尤其到了清三代时期，包括造型、装饰、数量在内的大部分相关问题都由皇帝直接通过口谕或圣旨的形式决定。在《官御并存的明清官府窑业制度》一文中，王光尧先生指出：“官用瓷器是指除御用瓷器以外所有那些归官府使用或归官府支配的瓷器，它包括各级政府用于祭礼性活动、分发王府、赏赐外国的各种瓷器”(2)，而御器则是指专供皇帝使用的瓷器。

从文字上来看，这种区分方式似乎比较科学，但目前就考古方面的观点而言，凡是供统治阶级使用的瓷器在生产技术和原材料使用上均相当类似，并且由于遗物、遗存调查的特征，无法区分在“官搭民烧”(3)体制下究竟由哪些民间窑厂负责烧造或供应官方定制瓷器，而且除部分官窑瓷器来自民窑烧造中的精品之外，有一些御用瓷器实际上就是官窑瓷器中的上品，因此为官窑和御窑概念的区分以及地理位置的断定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目前仅知景德镇地区在清三代时期专门烧造宫廷用瓷的地点名为“御窑厂”。从清同治年间御窑厂示意图可看出，当时的御窑厂范围是北至珠山东麓，南至公馆岭，西至程家巷，东至龙缸弄和苏家弄的区域内，目前已经探明的御窑厂位于现景德镇市中心的珠山地区，三面分别被斗富弄、中华北路、珠山中路环绕，呈南宽北渐窄的长梯形分布，整个遗址周长约为1100余米，总面积约为54000余平方米(4)。

因此，本书研究的陶瓷产品在地域概念上专指那些在清三代时期由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及其周边地区内生产，然后运送至京城供给统治阶级享用的瓷器。1.2.3 官窑与民窑的区别1.2.3.1 官窑与民窑的用户差异

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清三代时期的景德镇官窑瓷器，这部分瓷器的使用群体与民窑产品的消费者阶层有一定的差异。根据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景德镇珠山御窑厂自明初设立开始，其主要任务是“烧造官窑器供宫廷使用，包括朝廷对内、对外、赐赏和交换的需要”。(5)到了清朝初年，御窑厂的生产和管理更加严格，较之于明代亦相对人性化，由于有了“官搭民烧”和落选瓷就地变卖的方式为当时的权臣、贵族和地主们提供高档瓷器，因而，此时的景德镇珠山御窑厂“所制的官窑器只供宫廷使用。除了帝王赏赐以外，即使最高贵的王亲国戚也不可能自御窑厂中直接得到官窑器。清代满汉贵族所用的各种优质瓷器一般都来自民窑中的‘官古器’”。(6)可想而知，景德镇珠山御窑厂所生产的产品至清三代时期几乎完全是为了满足以皇帝为主的用户群体而设计生产的，其中或由于皇帝本人的需要将部分产品赏赐给受宠的权臣以及来自海外的各国君主。1.2.3.2 官窑与民窑的生产差异

与官窑专为最高统治阶级服务不同，景德镇民窑所生产的瓷器绝大部分是为社会中下阶层百姓服务的，因此，在权力上的差异和产品需求量上的巨大差异直接导致官窑与民窑拥有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

首先，统治阶级拥有最高的权力与大量的金钱，因此，在官窑的生产中为了追求完美的品质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是民窑无法比拟的，尤其在明清鼎盛时期，精美的瓷器往往会因为极细微的瑕疵而沦为废品，但民窑的产品中只要不出现断裂、破损等直接影响使用的都能够顺利进入商品流通领域。

其次，至高无上的权力使得景德镇官窑网罗了当时最为优秀的陶瓷工匠和制作原材料，在与宫廷画家的密切配合下，他们以高超的技巧完美地展现出统治阶级独特的审美观念。面对着高高在上的官窑，民窑的生产者一方面努力地在技术上进行积极的模仿和学习，另一方面却又要小心翼翼地设计与皇室专享的官窑瓷器完全不同的装饰画面，因为一旦在某些专属题材上产生雷同，民窑的生产者很有可能面临极刑。加上市场上陶瓷制品巨大的需求量，逐渐促使明清民窑的大部分产品在装饰上呈现出笔墨粗放的状态。

最后，为了保证官窑瓷器纯正的血统，明清时期的统治阶级在处理官窑残次品时亦采取了几近极端的方式。根据目前的研究资料显示，在景德镇官窑瓷器生产过程中为了保证统治阶级使用上最精美、最细致的瓷器，产生了大量的落选器，在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历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明清两代对这些落选器的处理方法截然不同，在明代大部分落选器被就地打碎掩埋，以保证官窑瓷器正统的血缘，比如一个体量并不很大的瓶子竟被砸成100多块（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明代御窑厂旧址范围内发现大量明代官窑瓷器残片堆积坑，且这些碎片多数能被重新修补黏结成完整的器物）。但自明万历以后至清乾隆年间，逐渐出现了处理落选器的新方法，即将落选品一并装桶解运京城，以供皇帝再次挑选重新利用，比如唐英在雍正十三年（1735）《事宜纪略》碑文中写道：“每岁秀东二季顾觅船只、夫役，解送圆、琢器皿六百余桶。岁例盘碗盅碟等上色圆器……其落选之次色有六七万件不等，一并装桶解京以备赏用。”这种方法有利于节约官窑瓷器的制作成本，不过到了乾隆七年（1742），这种处理落选品的方法就开始发生转变，乾隆七年的《粤海关监督尤拔世奏折》中记载：“六月旨令唐英：御窑厂烧造之脚货瓷器，不必送京，即在本处变价处理。”这样，自乾隆七年后部分落选器由官府出面在市场上进行流通，不过，当时的民窑还是不被允许生产标志着皇权的黄釉器物，在其他类型瓷器的装饰题材上同样有着严格的制约。

本书研究的官窑器主要是指那些直接受到统治者支配和使用的高档瓷器产品，至乾隆七年开始虽然有部分官窑次品瓷器流入民间，但其设计和生产的根本还是为了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实际需求。由于封建社会的统治特点，这类瓷器是在景德镇珠山御窑厂由当时技术最为高超的工匠利用当时最好的原材料和制作技术，在政府官员的监督下，根据皇帝的意愿生产出来的，其使用者是当时最高的社会阶层，因而能够直接地反映出统治者的审美观念，对研究清三代的社会状况有很大的帮助。1.3 本研究的历史及现状1.3.1 康雍乾官窑的研究历史及成就

就目前的资料来看，自清代便已有学者开始对景德镇官窑进行较为详细的描述性研究，之后，随着研究方式与思路的变化，在康雍乾官窑的研究上逐渐产生了由叙述向分析、由单独研究向交叉研究的发展趋势。目前的相关研究资料主要包括两大部分。（1）景德镇珠山御窑厂的研究资料

由于景德镇珠山御窑厂的设立和生产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制瓷水平，因此对于御窑厂的记载和研究自其创办伊始便已开始，平民对统治阶级生活方式的向往也使得御窑厂的瓷器烧造状态很早即已受到关注，国内研究清三代景德镇珠山御窑厂瓷器生产状况的资料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①记载清代官窑的文献与档案资料。唐英是雍正、乾隆时期的著名督陶官，在景德镇督陶期间，他系统地考察、研究了景德镇的制瓷工艺，亲自参与瓷器的制作，对景德镇雍正、乾隆官窑瓷器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乾隆八年（1743），唐英还奉旨编写了《陶冶图说》（又名《陶冶图编次》）。《陶冶图说》是我们了解、研究景德镇清代前期官窑瓷业生产工艺技术的一份珍贵的史料，它对景德镇传统制瓷工序和内廷提供的由宫廷画家孙祐、周鲲、丁观鹏绘制的《陶冶图》进行了全面而简明的解说。《陶冶图说》分为20个部分，它们分别是：采石制泥、淘炼泥土、炼灰配釉、制造匣钵、圆器修模、圆器拉坯、琢器做坯、采取青料、拣选青料、印坯乳料、圆器青花、制画琢器、蘸釉吹釉、旋坯挖足、成坯入窑、烧坯开窑、圆琢洋采（彩）、明炉暗炉、束草装桶、祀神酬愿。

蓝浦编撰、郑廷桂补辑的《景德镇陶录》刊于嘉庆二十年（1815），它是第一部有关景德镇陶瓷生产和陶瓷历史的专著，作者“博考众家之说，实而验诸当时之制”，既概述了官窑的制度与历史，也叙述了景德镇民窑的生产与发展，对于我们全面了解景德镇瓷器与瓷业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清代康熙等朝版本的《浮梁县志》、清佚名的《南窑笔记》、朱琰的《陶说》、梁同书的《古铜瓷器考》等文献对景德镇的瓷器也都有所论述。

与清代官窑相关的档案资料大都被保存在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里，但查阅起来比较困难，不过，近几年公开出版的一些档案资料为我们研究清代官窑制度与官窑瓷器提供了方便，如2000年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匠作则例》，2003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汇编的《各作承做活计档》等。

②清代官窑的实物与图像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公开出版的馆藏清代康雍乾瓷器的图录不少，这为我们研究清代官窑瓷器的艺术设计提供了丰富的实物图像资料，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陶瓷卷》，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故宫珍藏康雍乾瓷器图录》，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清盛世瓷选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珐琅彩·粉彩》，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全集》，北京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陶瓷卷》，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清顺治康熙朝青花瓷》，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御用瓷器》等。(7)

③关于清代官窑瓷器历史、鉴定、分类等专项研究资料。目前国内关于清代官窑瓷器专项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已有不少，如陶瓷通史类著作中涉及清代官窑瓷器的主要有：文物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轻工业出版社1989年出版叶喆民著的《中国陶瓷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冯先铭主编的《中国陶瓷》等。专题研究清代官窑瓷器的论著主要有：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出版耿宝昌著的《明清瓷器鉴定》，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王光尧著的《中国古代官窑制度》，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出版故宫博物院编的《官样御瓷——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制瓷官样与御窑瓷器》等。但是，这些著作大多是从清代官窑瓷器的鉴赏和官窑制度的考证角度来进行研究的，而从艺术设计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论著并不多。

杨永善先生主编的《中国传统工艺全集·陶瓷》一书对中国传统陶瓷工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特别是杨永善先生在该书的绪论中对传统陶瓷工艺的属性、传统陶瓷工艺的致用、传统陶瓷工艺的审美、传统陶瓷工艺的价值、传统陶瓷工艺的整理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刻总结，这些著述对本课题的研究和写作有重大的的帮助。另外，该书在第三章中还对景德镇的传统制瓷工艺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概述，为我们系统地了解景德镇的传统制瓷工艺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和本研究有关的资料中，博士论文不多见，所见的有清华大学设计艺术学周思中的博士论文《清宫瓷胎画珐琅研究（1716—1789）》，作者从18世纪清宫瓷胎画珐琅的历史演变，追溯那段从器物制造上所折射出来的物质史和心灵史。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详尽地分析了清宫瓷胎画珐琅的工艺来源、技术特点、风格演变、兴衰过程和原因，以及历史影响和深远意义等问题。他的研究对笔者的本研究在研究思路和一部分内容的研究上有着一定的参考作用，首先在时间上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其次也是对宫廷御用瓷器从造型到装饰，从技法到烧成工艺，从文化形态到管理体制，从审美观念到物态化语言等的研究，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极为有利的事实和理论依据。

东南大学朱广宇的博士论文《论中国古代陶瓷所体现的造物艺术思想》以中国古代陶瓷的造物艺术思想作为考察对象，通过研究传统工艺美术品类的造物思想，揭示其中的文化内涵。论文从古代陶瓷日用器、礼器和丧葬器三种类型的陶瓷器着手分析，总结出陶瓷艺术中体现的器以载道、器以藏礼、文质彬彬、物与神游和得意忘形的造物艺术思想，最终总结出，在我国传统艺术的各个艺术层面上，陶瓷艺术越向上层靠拢，其所具备的人文思想内涵就越丰富，所反映出的不同时代的造物思想内容所占比重就越大。其中的造物思想与本课题中所谈论的清三代官窑陶瓷设计艺术有着一定的关联之处，而且作者是站在现代设计理论研究的角度进行反思和剖析的，因此，该论文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也为笔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价值。

在学术论文方面，目前国内以“清三代陶瓷艺术”为主题的研究文章则比较多，其类别有专门研究纹样的、专门研究造型的、专门研究装饰风格的、专门研究陶瓷文化历史的、专门研究审美特征的等，这些成果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宝贵的基础。但其中上升到设计艺术理论高度来研究的文章并不多，其中比较重要的论文有李纪贤的《论康雍乾瓷器造型艺术》，林姝的《从造办处档案看雍正皇帝的审美情趣》，王光尧的《清代御窑厂的管理与生产制度》《清代御窑厂述略》《从故宫藏清代制瓷官样看中国古代官样制度》，杨永善的《中国传统陶瓷的造型意识》《从明清两代瓷器造型谈起》，张小锐的《清宫瓷器画样的兴衰》等。

与国内丰富的研究成果相比，笔者在目前已收集的资料研究中发现，国外在清代官窑瓷器的研究上成果不如国内多，而且多为一般的介绍，从设计艺术理论的角度来研究的就更少了。比较重要的著作有：Margaret Medley，The Chinese Potter，A Practical History of Chinese Ceramics，London 1989；1995年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编辑出版的《皇帝的瓷器》；柯玫瑰主编的《英国维多利亚和阿拉伯特国立博物馆藏中国清代瓷器》（广西美术出版社1995年翻译）等等。（2）中国古代设计艺术理论的研究

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开始针对中国古代设计艺术进行相应的研究，获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比较主要的著作有：李立新的《中国设计艺术史论》，徐飚的《成器之道》，夏燕靖的《中国艺术设计史》，胡飞的《中国传统设计思维方式探索》以及李砚祖先生的系列古代设计思想研究论文《“开物成务”：周易的设计思想初探》《目意中绳：韩非子设计思想评述》《人伦物序：礼记设计思想研究》《以天合天：庄子的设计思想评析》《梓人之道与设计之道——唐宋“传”“铭”“赋”“说”中的设计思想》等。在这些著作中，学者们从设计思想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古代的设计活动，对中国传统工艺美术思想及造物思想做了一些精湛而翔实的分析，为研究中国古代设计艺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角度。1.3.2 康雍乾官窑研究的问题与不足

目前，国内外众多学者已经在清代康雍乾三朝官窑瓷器的研究中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但至今仍未见对清三代景德镇官窑陶瓷的设计规律、流变、成因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出现这一状况的主要问题在于：

第一，研究者往往将研究视角集中于鉴定及史料分析的问题上，这些资料虽然为本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和重要的例证，但却并未从设计理论的高度对清三代景德镇官窑瓷器的造型、装饰发展规律及成因进行剖析，故而在该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显得略有欠缺。

第二，目前已有部分研究者率先尝试以设计理论对中国传统工艺美术门类进行解释与分析，但就笔者已掌握的资料显示，他们的研究少见专门针对瓷器设计艺术进行研究，尤其不见对清三代景德镇官窑进行专项研究的案例。比如：胡飞的著作《中国传统设计思维方式探索》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代金属工艺的设计艺术发展，李砚祖先生的论文则是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上对中国古代名著中的设计思想进行整体剖析和阐释。

总的说来，对清代景德镇珠山御窑厂的研究成果虽然已有很多，但这些研究成果多为从考古论证、史实推演的角度着手，类似于本研究集中性地针对清三代官窑瓷器生产中的“设计艺术根源及本质”的研究，均尚待解决，故而，本文将以设计艺术为切入点，通过系统的分析对中国古代瓷器的设计艺术本质进行研究，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1.4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陶瓷艺术属于人类众多造物艺术的成果之一，而造物艺术作为人类思想的物化表现，蕴涵了各类错综复杂的内容，如果仅从造物的单一角度去思考，无疑难以打开造物研究的新层面。因而，目前有学者开始尝试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品类，在研究结论上获得了重大的突破。正如朱广宇在论文中说道的：“我们期望从传统的工艺美术品类中发掘出古代造物思想中的一部分内容。从单个的工艺美术品类着手，考察设计艺术中存在的思想内涵，更有利于我们把握不同的传统工艺美术种类中蕴涵的不同思想内容，以及诸种不同工艺美术种类之间的交叉影响状况。传统的工艺美术品并非无缘无故产生的，它受很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例如政治、经济、宗教信仰、审美倾向、生活需要等外部因素，以及自身的材料、技术的制约性、用途和功能的合理性、装饰和造型的美观性等内部因素。”(8)

纵观中国古代陶瓷史，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无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工艺美术的创造上都可谓登峰造极，特别是经过皇帝亲自过问的景德镇珠山御窑厂，更是达到了瓷器制造技术和设计创造表现的巅峰。以艺术设计的角度来看，此时的景德镇官窑陶瓷生产已出现了独特的设计意识。“设计”，简言之为“人类有目的的活动”，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和实践过程，设计始终包含着制作者围绕某一目的而进行的科学、艺术、技术、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思考，其中所包含的各种抽象思维、逻辑思维也赋予设计更多的思想深度。亚里士多德曾说：“关于制造过程，一部分称为‘思想’，一部分称为‘制作’——起点和形式是由思想进行的，从思想的末一步再进行的功夫为制作。”(9)当然，目前也有学者从“技术”和“艺术”两个层面去分析和解释设计艺术，在他们看来，设计艺术的内在发展机制使得设计是一个对于思想形态和创造意识的加工、提炼，然后再创作的过程，而其中的每一步都必不可少地蕴涵和体现着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造物思想。

为了从艺术设计的角度来剖析清三代景德镇官窑陶瓷生产的整体状况，本文必须首先按照以下步骤对相关内容进行系统的罗列与解析，然后再从艺术设计的哲学角度对之进行解答，从而获得其中所包含的艺术设计的真谛：（1）清三代景德镇官窑瓷器的发展历史；（2）清三代景德镇官窑瓷器的造型、装饰设计的发展规律；（3）清三代皇帝、宫廷艺术家、督陶官的上层审美意识对景德镇官窑陶瓷设计思想的影响；（4）清三代的经济、文化、政治的时代背景及其他艺术门类对景德镇官窑陶瓷艺术设计发展的影响；（5）明代景德镇官窑陶瓷生产状况对清三代官窑陶瓷设计的影响；（6）清三代景德镇官窑瓷器艺术设计的经验对我国现代陶瓷艺术设计的影响。1.4.2 本研究的方法

由于笔者希望本研究藉由史实的基础上再现清三代景德镇御窑厂的设计艺术本质，因此主要的研究方法有实地考古调查和人类学方法，对文献资料进行解析的历史学方法以及结合设计艺术理论进行分析的艺术学研究等。具体的实施办法首先是对清三代景德镇官窑瓷器进行调查研究，收集大量的图像资料、文献资料和前人研究的成果，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演绎和分析比较，得出清三代官窑瓷器设计艺术产生的根源和发展本质的论点，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对资料的分析是构成本书的主要手段，从而在通过对比研究之后归纳出清三代景德镇御窑厂瓷器生产和设计的特点，得出本书的最终结论。1.5 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1.5.1 研究目的

张道一先生在《设计观念——工艺美术教学的一个关键问题》一文中就曾指出：“设计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它来源于实践，是基于日常生活的直接需要和生产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我们知道，观念不是由当前外界事物直接引起的反应，而是以前事物在人头脑中的再现。也就是说，它是同物质相对立的意识和思想。”(10)李砚祖先生在《工艺美术概论》中提到的“工艺设计观”有6个方面，为材美工巧、以用为本、文质彬彬、物顺自然、重己役物和物以载道。(11)诸葛铠先生也曾提出：“设计思想是一种观念，也是设计师的世界观，是设计过程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它在任何时代都暗示着‘怎样的设计才是合理的和美的’这一命题，并从宏观上控制着设计师在寻找最佳方案时的思维方法。”(12)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设计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合理之用的观点，这已成为现代设计的普遍规律，但对于明显脱离“民众日常生活”的官窑陶瓷生产而言，其中的“设计”是否也适合于这一普遍真理呢？如果是，那么清三代景德镇官窑是通过何种手段或方式来完成“合理”、“自然”、“日常”的设计呢？景德镇官窑的设计意识中所包含的“合理”与“自然”究竟是什么呢？它们与民窑瓷器设计的根本差异在哪里？是哪些设计因素直接或间接导致清三代景德镇官窑呈现出与明代官窑和清代民窑截然不同的设计表现与规律呢？

要解决以上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改变以往就瓷器谈瓷器，就历史谈历史的单一研究方法，综合考虑清三代景德镇官窑陶瓷设计中所包含的艺术、科技、文化、哲学等诸多因素，站在艺术设计学的角度对清三代景德镇官窑瓷器设计艺术及其学术价值进行探讨。其次，为了在已有的史料中获得新的研究讯息，本书将可收集到的各种相关史实资料进行了纵向与横向的交叉对比，结合设计哲学的基础概念，对这些比较结果进行解析，进而从艺术设计理论的角度对清三代景德镇官窑瓷器的发展和生产状况展开研究，重新认识中国的传统设计文明，并希望这种认识能够对中国现代设计的健康发展有所启示，使面对西方设计思潮冲击和影响下的中国当代设计文化在借鉴传统设计艺术的基础上，发展为既具有现代性又具有中国民族特征的新设计门类。1.5.2 本研究的意义

首先，本书从设计理论的角度审视和研究我国清三代景德镇官窑瓷器设计艺术的本质与根源，在传统陶瓷艺术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原创性，丰富了清三代官窑陶瓷艺术研究的方法、视角和成果，因此在中国陶瓷艺术史的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其次，本研究在研究中从设计艺术的内涵和特征为出发点，以现代设计理念来探究在工艺美术史上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的清三代景德镇官窑陶瓷的造型和装饰中所体现出来的设计艺术本质，系统而完整地归纳其独特的设计成因，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我国现代陶瓷设计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有利于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陶瓷文化，使人们认识到景德镇官窑陶瓷设计艺术的价值。

最后，对传统陶瓷艺术中清三代景德镇官窑陶瓷设计艺术的根源与本质的研究不仅在陶瓷领域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而且对整个中国设计艺术史研究和当代设计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1) 景德镇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江西省景德镇市地名志．1988：3．(2) 王光尧．中国古代官窑制度．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148．(3) 在清代，“官搭民烧”是指御窑厂生产的瓷坯搭在民间的“包青窑”中烧造，与明万历前后直接将官方用瓷订单派发给民窑生产的形式有所不同。(4) 刘新园，等．江西景德镇御窑明清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5）．(5)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361．(6)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417．(7) 与中国内地相比，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和日本所出清代官窑图像资料较为丰富，但因文章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列举。(8) 朱广宇．论中国古代陶瓷所体现的造物艺术思想．东南大学博士生毕业论文，2005：6．(9)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37．(10) 奚传绩．设计艺术经典论著选读．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150．(11) 诸葛铠．图案设计原理．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259．(12) 李砚祖．工艺美术概论．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130．第2章【康雍乾官窑瓷器的发展历史】2.1 康雍乾三朝的社会与文化2.1.1 康雍乾三朝的社会形态2.1.1.1 康乾盛世形成的基础

一般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盛世分别为：西汉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及开元盛世、明朝的永宣之治和清朝的康乾盛世。不过，由于永宣之治只持续了三十几年，因此我们通常将康乾盛世看作是封建社会的第三个黄金盛世。

学者周文玖认为“盛世”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①国家实现了统一，建立了能够驾驭全国的‘大一统’的政权……②国家政局稳定，社会秩序良好，社会长时间处于比较安定的状态，人民安居乐业。③民族关系比较和谐融洽……④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国家财力充足，人民生活富裕。⑤国家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不仅有祖国的力量震慑和防御他国入侵，而且对它们还具有相当的向心力，使之心悦诚服地前来交往。⑥文化教育事业发达。”(1)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虽然已发展到封建政治体制的晚期，不及汉唐时期的繁荣，但毋庸置疑，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却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高度繁荣。这与康雍乾三位皇帝励精图治的治国理想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治法规的颁布不无关系。如兴修水利、减免税赋，废除手工业“匠籍”制度等，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复苏，并保证了政局的稳定。2.1.1.2 皇权的强化

明亡清兴，帝国政权亟须强化，皇太极与顺治帝为清朝建立了基本的中央机构体制，随着社会的日渐安定，康雍乾三朝将主要的目标置于国家机器的完善上。这种完善一方面表现在对明制的继承，如内阁与六部的设立，内阁设官为大学士、学士、侍读学士、侍读、典籍、中书、中书舍人等，六部则为吏、户、礼、兵、刑、工；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本朝特色的建立上，如与八旗制度及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有关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完全听命于皇帝，与内阁相互牵制、互为补充的“南书房”以及位于内廷，便于宣召，保密性极强，直接受命于皇帝的“军机处”，这些都是为了巩固皇权而逐渐设置的特殊机构。

除了对中央政权进行改良之外，清三代的地方行政组织也在沿袭明制的同时进行了一定的改动。地方机构设省、道、府、县四级，省为最高的地方行政组织，县以下另设里甲、保甲两种基层组织，在所有的地方机构中，总督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巡抚则为总揽一省军政和民政的最高官员，为了更为顺畅地了解真实民情，皇帝常常亲自选派督抚在地方代表皇权实行统治。同时，在新疆、西藏等边远地区设有驻戍将军、办事大臣等官员管理军政事务；在盛京、京畿地区设置奉天府和顺天府直接受皇帝管辖。这种层层递进的管理模式无疑从根本上加强了皇权统治，形成皇帝以下各级官员之间相互制约、相互辅佐的良性循环机制。

体制的完善和强化还表现在自努尔哈赤时期便已立下的禁止后宫参政的家法以及自顺治时期废内务府，设内官十三衙门以杜绝宦官干政的措施。

纵观整个清三代时期，通过对督抚、将军、理藩院的设置加强地方和疆域控制；通过设立南书房和军机处，严禁外戚、宦官干政的方法将皇权高度集中；加之“廷寄”制使得皇帝的旨意能够被迅速地送达全国各地。各种政策使得此时的君主真正地获得了无上权威，保证了整个社会的平安、稳定。2.1.1.3 疆域的扩大与巩固

康雍乾时期，中国的版图曾一度东及库页岛和台湾，北至外兴安岭和贝尔加湖，西北到葱岭和巴尔喀什湖，西南逾喜马拉雅山南麓，南到南沙群岛和曾母暗沙。如此辽阔的疆域的形成是与清三代时期一系列统一和巩固策略密切相关的。

康熙帝登基后，在南方，通过平定“三藩”稳固了西南及广东、福建的领土统治权，化解了动乱危机。在北方，通过远征“罗刹”的军事行动平定了黑龙江的边境危机，而最终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则以一种和平的方式缓和了中俄两国的关系。在东南方，通过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武力征服使得郑克爽放弃独立台湾的政治企图，次年台湾府的设置则将分离了60年的台湾岛重新划入清朝的疆域版图中。在西南方，当噶尔丹率领准噶尔部频频侵犯喀尔喀蒙古时，康熙帝果断下令采取军事行动进行反击，有力地捍卫了西北和北部边疆的领土完整。

雍正皇帝即位后亦悉心经营着边疆民族的统治和安抚工作。雍正元年，罗卜藏丹津在取得喇嘛教圣地塔尔寺大喇嘛的支持后发动叛乱，进攻西宁，聚众20余万人，并策动青海、四川、甘肃的藏人发起暴乱。年羹尧受雍正之命统兵进剿，大败叛军，西宁卫就此改为西宁府，甘肃凉州卫改为凉州府，增设武威县，就此稳定了青海及附近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处理西藏问题时，雍正帝敏锐地意识到准噶尔与西藏问题之间的联系，从全局上去稳定二者，利用喇嘛教积极筹备对准噶尔部的军事打击。此外，在处理南疆土司的问题上，雍正帝提出了“改土归流”的政策，同时通过调整川滇边界不合理的行政区划，为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奠定基础，此后又派兵镇压该地的叛乱，巩固改流成果。

乾隆帝即位后，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以巩固国家统一为重。他对西北用兵以平定西藏叛乱，抗击廓尔喀入侵，坚持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政策，将西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削除净尽，使得乾隆一朝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疆域版图超越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并且，乾隆皇帝积极地通过各种手段将边疆少数民族的有效管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国内各民族的文化和经济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纵观整个清三代时期，我国形成了历史上空前统一的局面。在北起恰克图，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东至库页岛的辽阔的范围中，居住着几十个民族，以康熙皇帝为代表的清初统治者也不断地通过尊重宗教习俗、贵族联姻等方法笼络少数民族首领，保持了国家整体安定的格局，推动清朝迅速走向全盛时期。2.1.1.4 经济和土地政策的改革

在社会经济方面，由于明末农民起义与清入关及战争的影响，使得原来的土地发生了变动，实行了再分配，因此清初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有效的土地政策来稳定政权。

1662年至1722年属于清代康熙年间，在这一阶段，经过政治调整和政策执行，社会政权已经日趋稳固，社会经济也在逐渐恢复，呈现出一派繁荣的社会景象。在政府内部，虽然还存在一些用以加强专制统治的高压手段，但已开始实行一些用以安抚民心的新政策，比如，1699年，康熙政府推广实行“更名田”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普通农民对于土地的所有权，相对地满足了战争后民众对于衣食饱暖的要求。(2)此外，“摊丁入亩”政策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并且巧妙地进一步强化了统治阶级对平民的人身控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而达到促进社会生产进步的目的。(3)清代延续了明代的一条鞭法，一部分丁银以“摊入田亩”的方式征收，另一部分丁银则按人丁进行征收，到了乾隆时期，这项政策在全国实行。实施“摊丁入亩”政策以后，由于地丁合一，使得丁银和田赋统一以田亩作为征税对象，从而简化了税收和稽征手续。

历史学者的研究表明，“摊丁入亩”政策是在清初这种特殊的政治局势和条件下出现的一种独特的赋税制度，其产生机制主要有三。（1）实行“摊丁入亩”政策的催化剂是土地兼并。清统治者用“摊丁入亩”政策来缓和土地兼并。在清入关之初，他们的皇室、贵族和各级官吏就开始疯狂地圈占汉人的土地，从而使得土地兼并一发而不可收拾。但是，随着地主经济的逐渐复苏，他们对土地的兼并欲望更加膨胀，想方设法地以购买或“奏讨”、“投献”的手段实施兼并，尤其是在当时这种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时代，土地也开始被纳入商品的范畴进行市场交易，地权转移现象因土地买卖而高速增加，正所谓“千年田八百主”。第一，土地集中的情况已达到无可复加的地步，于是从农村里开始分化出大批无业游民。第二，丁役负担严重不均。封建国家通常会以土地和人口数量作为征收赋役的原则，因而，人口大量流亡必然会引起丁役负担不均。第三，民众逃亡和丁役不均又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从而危及清政府的统治，主要表现为：①“以田为经，以丁为纬”的赋税征收方式影响了政府的收入，因为人口流动速度过快，导致丁银难征，造成不少钱粮亏空。史料记载显示，从康熙五十年到雍正四年之间，大多数省份历年积欠钱粮都达几十万至几百万。②丁役负担过于沉重地压在无地、少地的农民身上，造成阶级矛盾尖锐，以致当时农民围攻官府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情况说明，“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实际上是由于土地兼并的危害性直接威胁到了清政府的统治。正是由于自保的需求使得“摊丁入亩”制度得以顺利实施，政策施行以后，地主阶级的利益明显不如明代那样优厚，(4)拥有土地后带来的赋税负担大幅增加，普通民众得到了极大的心理安慰，社会状况日益稳定，这一转变也为景德镇官窑的陶瓷生产奠定了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从根本上保证了以后持续烧造的条件。（2）“摊丁入亩”使人身控制进一步加强。众多历史学家认为摊丁入亩使得人身控制削弱了。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摊丁入亩的根本宗旨其实是为了控制人口流动。作为一项政策，摊丁入亩之所以能顺利地推行起来，也是以保证户籍稳定为前提的。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农民同土地产生了一种天然的联系，一般说来，大多数农民更乐意固守自己的土地，那些抛舍田地的农民更多的是在破产或是失业的危机下采取的无奈行动，摊丁入亩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被强化了的人身控制政策。同时，保甲制度也在许多方面比以前更加严格，(5)摊丁入亩将农民更牢固地束缚于土地之上，从而稳定了地主经济，并强化了以一家一户为代表的自然经济体系。客观地说，摊丁入亩政策虽然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一道障碍，但却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景德镇官窑瓷器烧造的有序进行。其原因在于政府通过优于民窑的待遇将熟练工匠和一批缺地的农民吸引到景德镇官窑中来，这样，一大批拥有高超制瓷技术的手工艺人被牢牢地掌控在官府手中，从人力上保证了官窑瓷器的高品质。（3）摊丁入亩政策实施以后，清政权统治下的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其中有生产力发展的自然惯性作用，而且这时生产力的发展仅仅是现有生产力量的增加，而不是质的飞跃。在农业上，只是耕地面积和劳动力有所增加，这说明农村控制了更多的人口。在手工业上，只是工艺和专业化方面有了一些改进，作为生产力诸因素中最为重要的生产工具却并没有得到较大的突破，可见这时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是十分有限的。当然，摊丁入亩政策对土地兼并的抑制作用使得大量的自耕农得以生存下来，这为清初的统治者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这是由于自耕农对封建制度有较强的适应力，但对资本主义关系却有明显的排斥性，究其根本主要在于：第一，自耕农是封建政权中各种赋税和徭役的主要承担者，其数量的增长势必对封建国家的政权起着重要的稳固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捐税是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在封建社会里，农业人口占90％以上，其中自耕农人口的多少往往被看作是封建经济能否稳定的决定因素。正因为这样，历代地主阶级的改革者总是主张用均田或限田一类的办法来保护大量自耕农，但是在明末清初，由于多年的战乱使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直到康熙初年还是“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6)，全国出现一片凋敝的景象。这不仅给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使清政府“赋税不充”，(7)因而，康熙皇帝主张采取的摊丁入亩制度正是起到了助长人口增殖的作用。以湖北为例，在施行摊丁入亩以前，每年的人口增长幅度极小，甚至有逐年下降的趋势。《黄冈县志》第四卷记载过黄冈县从康熙十年至康熙五十年期间平均每年只增加了一个半丁，但实行“摊丁入亩”政策以后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人口迅速增长到前所未有的数量。虽然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人口的增加不但不能说明生产力得到了提高，反而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枷锁，因为生产资料的增长往往无法赶上人口的增长，这就势必造成大多数人忙于生产消费资料，因此农产品中的商品比重必然会降低。但是，如果从社会整体发展的情况来看，摊丁入亩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浙江《嘉兴府志》评价说，“田亩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计亩科算，无从欺隐，其利一；民间无包赔之苦，其利二；编审之年，照例造册，无须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无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8)在遇到各种非议和斗争之后，摊丁入亩制度从康熙五十年到光绪九年这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还是被推行于天下，最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当然，“摊丁入亩”政策对清三代时期景德镇官窑最为直接的影响还是体现在匠班银归入地粮方面。所谓匠班银，是指明代沿袭下来的一项代役银，由于自明初开始全国的工匠都被编入匠籍，并分为“轮班”和“住坐”两类，定期服役，这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工匠来说是一项十分沉重的负担，为了保证封建国家的徭役需要，从成化时期开始，轮班工匠被准许以银代役。顺治二年（1645）匠籍制度被废止，但却将匠户编入民籍，造成匠户们既要缴纳丁银，又要承受匠价的境遇，在沉重的经济负担下，全国的工匠人数因匠人逃亡而迅速减少，针对这一社会问题，不少官员发出呼吁，要求进行改革。康熙三十二年（1693）济宁知州吴柽说：“窃惟今无匠籍、民籍之分。要之皆民籍，既征丁银，宜豁除班匠，否则派入条鞭之内，每亩所增不过渺漠之数，于国课无损，而贫艺有济。”(9)康熙三十六年（1697），浙江开始将匠班银正式摊入地银，江西随后亦施行此项政策，福建康熙《漳浦县志》中记载：匠班银“唯江西省就地丁均匀，而浙江省前年亦经题请，业有成例”(10)。雍正年间，全国实行“摊丁入亩”政策的高潮对于匠班银摊入地丁也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政策的实施解决了长期以来使“官民交困”的麻烦事，匠人自己则消除了繁重的徭役负担，可以休养生息，对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有着较好的推动作用，有利于制瓷艺人潜心于技术改良和品种创新试验中，从而提高景德镇官窑的整体制瓷水平。

在政治体制上的一系列创新和改良的同时也推动了清三代的文化体系向着包容并蓄的方向发展。2.1.2 康雍乾三朝的文化体系

1644年，清贵族正式接替朱明王朝成为中国的掌权者，社会政治体系的剧烈变幻使得民族文化的组成方式也与之前不尽相同。在由汉族统治的政权中，汉文化理所当然地成为统治阶级最主要的文化元素，但满族政权的介入却扰乱了这种唯汉文化为尊的局面，一方面，满族的文化传统已在清朝贵族中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显而易见的民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