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国之重器青铜(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干才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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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国之重器青铜试读：

前言

中华文化也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总称，是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汇集而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物态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等方面的总体表现。

中华文化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而内涵博大精深的传统优良文化，历史十分悠久，流传非常广泛，在世界上拥有巨大的影响。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最直接的源头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中华文化。千百年来，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一脉相承，是世界上唯一五千年绵延不绝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顽强的生命力。

中华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总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

中华文化主要包括文明悠久的历史形态、持续发展的古代经济、特色鲜明的书法绘画、美轮美奂的古典工艺、异彩纷呈的文学艺术、欢乐祥和的歌舞娱乐、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匠心独运的国宝器物、辉煌灿烂的科技发明、得天独厚的壮丽河山，等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风华独具，自成一体，规模宏大，底蕴悠远，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和传世价值。

在新的世纪，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就要继承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令人自豪的文化遗产，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文化形态与文化风采，实现我们伟大的“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为此，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中国文化百科》。本套书包括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文化底蕴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作品根据中华文化形态的结构模式，共分为10套，每套冠以具有丰富内涵的套书名。再以归类细分的形式或约定俗成的说法，每套分为10册，每册冠以别具深意的主标题书名和明确直观的副标题书名。每套自成体系，每册相互补充，横向开拓，纵向深入，全景式反映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博大规模，凝聚性体现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厚重精深，可以说是全面展现中华文化的大博览。因此，非常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和珍藏，也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装备和陈列。

夏商周青铜器

我国青铜器贯穿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史，形成了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青铜文化，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

夏代青铜器已经开始走出新石器时代青铜器制造的原始阶段，其大量的礼器和兵器形成了我国青铜器造型的基本格局，神秘的兽面纹开启了我国青铜器纹饰的主体图案，庄严厚重的审美感受更是代表了我国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风格，这些均为商周青铜器艺术鼎盛时期的到来作了必要的铺垫。

夏禹铸九鼎始治华夏

我国使用青铜器的历史相当久远，可以远溯至夏商周之前。青铜器古朴凝重，造型典雅，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结晶。青铜器在铸造工艺方面有自己的特殊传统，造型丰富、品种繁多、面貌各异、精品迭出，有很高的科研价值。

早在6500多年前，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先民铸造出了第一块铜片。随后，从马家窑文化到龙山文化时代，先民们又遗留下来了陶寺遗址的铜铃，登封王城岗遗址的残铜片、坩埚残片等。

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距今约4800年。

在甘肃青海距今4000年的齐家文化时代，他们则开始冶铸或冷锻出铜刀、凿、锥、钻头、斧、匕、指环以及小饰件和镜子等铜器。被确认最早的3件铜镜属齐家文化，它们的制作较粗糙，但是青铜镜已无疑问。这些均显示了我国文化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缓慢过渡。夏代是我国第一个进入阶级社会的奴隶制国家，人类文明已由石器时代步入了青铜时代。这时，青铜器工艺在总结新石器时代器物制造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夏县东下冯遗址这一片独特面貌的早期青铜文化区域，同我国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统治的范围大致吻合。

根据偃师二里头夏代遗址所发现的夏代铸铜作坊和青铜器物来看，这一时期的青铜二里头文化中的铜牌饰器已经出现了礼器、兵器、生产工具、乐器和装饰器等五大类型，而在贵族墓中发现的青铜器主要是礼器和兵器。

可以说，夏代贵族墓中出现的礼器和兵器，奠定了我国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的构架模式。传说夏禹铸九鼎，从此我国历史上才有了“定鼎”“问鼎天下”和“一言九鼎”等说法。

大禹建立夏朝后，在以前先王子孙诸侯国林立的基础上，又分封了很多诸侯国，时间长了，有些诸侯不免离心离德。为了检阅天下究竟有多少诸侯国，维护夏朝和诸侯国的统属关系，大禹决定召开一次诸侯大会。因这时适值各方诸侯来朝，夏禹趁机举行郊祀之礼，众诸侯都留在阳城住。

祭毕，诸侯纷纷散开，然后又聚拢到一起。大家对大禹不满。一个诸侯说：“真是好笑，他向上天推荐皋陶，可是皋陶已经老病垂危，朝不保夕，哪个不知道？他要禅位于他，岂不是虚领人情吗？”

一个诸侯接着说道：“我听说，夏禹的儿子启纠合了无数心腹之臣，想承袭王位。大禹哪里肯传贤人呢？”

后来不太满意的诸侯就都纷纷归去。

大禹郊祭之后，看见诸侯不服而去的有33国之多，心中不免纳闷。计算起来，不服之国以东南两方为多。于是大禹决定在阳城东南的涂山尽早召开诸侯大会，以检讨自己的过失。

到了正式大会的日子，大禹穿了法服，手执玄圭，站在台上，四方诸侯按照他们国土的方向两面分列，齐向大禹稽首为礼，大禹在台上也稽首答礼。

礼毕，夏禹大声向诸侯说道：“我德薄能鲜，不足以服众，召集大家开这个大会，为的是希望大家明白恳切的责备、规诫、劝喻，使我知过，使我改过。我胼手胝足，平治水土，虽略有微劳，但生平所最兢兢自戒的是个‘骄’字。“舜帝也经常以此来告诫我说：‘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如果我有骄傲矜伐之处，请大家当面告知，否则就是教我不仁啊！对大家的教诲，我将洗耳恭听。”

大家都明白禹受命于天，原本对大禹有意见的诸侯看到大禹这种态度，也都表示敬重佩服，消除了原先的疑虑。大禹对各诸侯又重加赏赐，并申明贡法，要求必须按照规则缴纳。同时，大禹也表示要竭力保护各诸侯国的权利，使其不受邻国的侵犯。

涂山大会之后，诸侯们高高兴兴分道而去。大禹也率领群臣返回都城阳城。走到半路，忽然传来急报，说皋陶去世了，大禹听了，非常伤心，返都之后，就又改荐伯益于天。这样，从前疑心的诸侯知道误会了大禹，就在坚决拥护大禹的同时，也积极进献各类贡品。

为表示敬意，各方诸侯常来阳城献“金”即青铜，后来，九州所贡之铜年年增多，大禹想起从前黄帝轩辕氏功成铸鼎，为了纪念涂山大会，就准备将各方诸侯进献的青铜，铸造成几个大鼎。

但为免诸侯责备，大禹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哪一州所贡之金，就拿来铸哪一州的鼎，将哪一州内的山川形势都铸在上面。

并将从前治水时所遇到的各种奇异禽兽、神怪等一并铸在鼎上，使九州之百姓知道哪一种是神，那一种是奸。

又过了几个月，大禹已在位5年了。夏禹承帝舜之制，也是5年就巡视天下一次。巡视回来后，气势磅礴的九鼎铸成，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梁州鼎、雍州鼎。鼎上铸着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

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阳城，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

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从此之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拓展阅读据史料记载，夏王朝初期就开始了铜器的铸造。“昔有夏后（启）使蜚镰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说明夏代建国之初就在各地开采铜矿，用来铸造兵器和礼器。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夏王朝的国都遗址，即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不仅出土了许多青铜器物，而且还发现了铸造青铜器的作坊，从这些考古发现就可以看出夏代青铜手工业的进步和发展。后来夏朝为商所灭，九鼎就迁于商朝的都城亳邑。商朝为周所灭，九鼎又迁于周朝的镐京。后来成王在洛邑营造新都，又将九鼎安置在洛邑，谓之定鼎。这就是所谓的“鼎在国在，鼎失国亡”。九鼎作为镇国之宝、传国之鼎仅传三代。约2000年后，因周末战火频仍而神秘失踪，至今不知所在，成为千古之谜。

青铜器从简单走向丰富

除了禹铸九鼎之外，有关夏朝的史料上还有夏禹之子夏启炼铜的记载，说明夏朝中期，我国青铜器铸造技术已经趋于成熟，我国历史正式走进了青铜器时代。

通过对夏朝后期青铜器以及铸铜遗址的发现和类别形制的分析，可以发现，夏代青铜器有几个特点。首先，贵重的青铜器基本上都是出在形制较大、随葬品丰富的奴隶主贵族大墓之中，表明当时贵重的铜器手工业产品皆为奴隶主贵族所有。当时的青铜铸造掌握在奴隶主贵族手中，夏代王都二里头遗址铸铜作坊应当是由王室官吏经营管理的。其次，夏代青铜器的种类主要是礼器和兵器，表明在奴隶制度下的夏代铸铜手工业生产主要是用来满足奴隶主贵族的需要。

在我国奴隶制国家里，奴隶主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目的是使奴隶主的利益通过祭祀得到祖先和神灵的保护，又通过战争来扩充土地，掠夺更多的财富，并用武力来镇压奴隶的反抗。

因此，在奴隶主控制下的铸铜手工业必然是用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主要生产奴隶主贵族作为祭祀用的礼器和打仗用的兵器。

再次，从铜器出土的数量、种类和器形看，夏代铜礼器的组合十分简单，主要是以铜爵为主，在发现铜礼器的11座墓中，就有9座有铜爵，而且有两座墓中发现铜爵各两件。

在墓中铜爵都是单独出现，只有一例是爵与斝相组合。另外也有单独一件斝或一件盉的，也见有一座为鼎、斝、觚3件相组合的。

另外，夏代青铜器造型一般比较简单，不少小件的生产工具和兵器，如扁体四棱的铜锥、短小扁薄的铜刀、锥形和圆叶形的铜镞、上端无銎的铜凿、铜锛等，均应是仿制石骨蚌器而做成。

同时，夏代铜礼器的器壁极薄，其型制仍处于原始的雏形，如束腰平底爵、圆腹平底空心锥足鼎、束腰平底或圜底空心锥足斝等，均是同类铜器中最早的形式。夏代铜器未见铭文，大多数都为素面，只见有部分铜器上有简单的纹饰。

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夏代青铜器总计约有60多件。按其用途大致可分为礼器或容器、兵器、生产工具、乐器和装饰器5类。

从种类看，已较铜石并用时代有了极大的丰富。其中青铜礼器包括有鼎、斝、盉、爵4种。

遗址有青铜网格纹鼎一件，圆形，敛口，折沿，鼓腹，平底；环形立耳，3条四棱空心锥足。腹饰带状网纹。器壁较薄，壁内一处有铸残修补痕。口径15厘米，底径90厘米，壁厚0.15厘米。此鼎是我国最早的铜鼎，对于研究青铜鼎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再有铜斝3件，均做敞口，束腰，鼓腹，侧附半环形耳，三空心锥足，口沿立两矮柱。根据底部的不同可分为两式：

一式为圜底斝，圆腹，圜底，口沿柱做齿状。口径14.5厘米至14.8厘米，腹径8.9厘米，高27厘米，壁厚0.2厘米；短颈，腹外撇，底部外凸，较细，口沿没小柱。腰部饰细凸线纹4周，并相间圆圈纹3周。

另一式为平底斝，体瘦高，腹外撇，宽平底，半圆形空心锥足，口沿两柱做三角形锥状。

从整体观察，斝的器鼓腹部分似乎归属于三足部分，3个锥形足与器腹相通，这是由于那时期铸造技术还没有解决内范悬空的能力，其实是一种缺陷，但也成为育成期铜器特点之一。在口沿部分设置一对柱，柱为三棱形，整体似钉。内口沿有一圈范线，口沿也经过加厚。其鼓腹部位出现圆突的圆形装饰，这是火纹的滥觞。遗址还有铜盉一件，肥头瘦足，头做圆顶平底，顶部有椭圆形口，口下有扁平带镂孔的半环形，对应一侧有管状流，下有3条三棱形空心锥足。此盉是铜盉中的最早形式，时代属夏代晚期。另有铜爵11件，均做出了长流尖尾，束腰平底，侧有扁平形，下有棱形实足。

器体较矮，流比尾略低，底腰呈椭圆形，三足规格不一，两足三棱形，一足四棱形。流尾长14厘米，高12厘米。

还有一件流尾略上昂，足做较细的三棱锥形，微向内敛，上有镂孔。流尾长14厘米，高15厘米。

还有的流尾细长，略微向上，口沿处两柱作锥形，腹明显外撇，三足做细长的三棱锥状。腰侧扁平扳饰条形镂孔，腹部一面有两道宽凸线，中间排列5个乳钉。

还有两件流细长上昂，腹外鼓。上部有长形镂孔，腹部饰有镂孔4个，其四周隆起如兽眼。

再来看看两件铜角，为带管状流的爵。一件发现于河南洛阳洛宁，凹弧形敞口，两尖尾上翘，体扁圆形，束腰平底，宽扁半环形和管状长流，底下有三棱形锥足。

另一件敞口呈凹弧形两端尖锐，口沿有加厚唇边，器身狭长呈扁形，底部有假腹，腰侧有扁形，腹上有一斜置的管状流，流上有钩形棱脊。假腹下设有3个三棱形锥足，其上有一周圆孔装饰，好似联珠纹。

爵和斝、盉构成了所谓夏代酒器组合，萌生期铜器器壁普遍较薄，这样可以节省贵重的青铜原料。

而有一件管流爵三足残缺，与一般铜爵不同，此器一侧斜置一流，流上有两个曲尺形装饰物，没有一般的狭流，敞口，两端呈翼形，靠近管流一侧略高。口沿略厚，防止使用时破裂。

这件铜爵器鋬特大，平底，设置了有一排圆孔的假腹。腹上饰有弦纹和乳钉纹，这时期的乳钉纹很特殊，为实心，区别于后期与此相似的空心连珠纹。管流口部水平线低于器口，这样液体会自主溢出。从痕迹来看，管流前端断缺，可知管流应该更长。

夏朝青铜乐器只发现铃一种，装饰品有铜牌饰和圆形器两种。铜铃均做上大下小的筒形，平口，顶附半环钮，侧有竖扉棱。近口部有凸弦纹一周。

铜牌饰均做长圆形，中间做成一面略凸的镂孔，两侧各附两个半环钮，以不同的绿松石片镶嵌排列成精巧的兽面纹。中部束腰，近似鞋底形，兽面纹鼓目，卷云竖眉，圆鼻。有的做圆角梯形，兽面弯眉，圆眼，尖鼻，嘴长利齿，身饰鳞纹，形象威武凶猛。

铜圆形器做圆形，镶嵌绿松石。有的做圆泡形，周沿较平，中间隆起，沿上附对称的小圆孔，并镶嵌绿松石，隆起部分有草席痕。

有的做正圆形薄片，一面以长方形绿松石镶嵌形似钟表刻度的图案，中间两圈各12个“十”字形。

这些器物属于夏代晚期，都是用绿松石镶嵌装饰的铜牌饰，打磨非常精细，颜色较为统一，显然经过精心筛选。在粘贴时很可能采用动物胶，比较牢固，几千年来只有很少一部分脱落。

透过脱落的部分可以观察到，松石片非常薄，这要花费很大工夫才可以做到。绿松石装饰工艺一直沿用整个青铜时代，常见于形制较小或者礼仪用器之上，是异常精美的装饰。

铜牌饰都位于墓主胸口左侧，应是较为珍贵的装饰品。另外，铜铃则位于墓主腰部，个中是否有联系，尚待研究。

夏代的青铜兵器有戈、戚、镞3种。

其中一件铜戈援中有棱脊，锋成三角形，援面由脊向刃斜抹，近刃处有一道细沟，十分锋利。内较窄，与援直角相接，中部有一圆穿镶嵌绿松石的凸起云纹。

另一件铜戈呈窄条形，援内相连无明显分界，戈身从内向援逐渐变窄，向前聚成尖锋，援中起棱脊，援面从脊开始向两侧斜抹，近刃处有一道细沟。锋刃十分锋利。内较平，前部安柲，中部有一个方穿，穿后有4道凸起的竖线，线后有4个较长的横齿。

铜戚做长条形，横切面呈长椭圆形，刃部略外侈，形似长条窄身斧，内扁平，上有一方穿，内与身之间有向外伸出的齿形阑。

铜钺做长方形，一端略宽为平刃，另一端中间略微凸起，饰带状的网纹一周，其下有一圆穿孔，宽6.1厘米，刃宽7.6厘米，残长3.5厘米，厚0.5厘米。二里头的这件大钺援部接近正方形，有别于上下援部曲弧的形式。这样的大钺仅发现数例，大钺作为礼仪用器，仪仗用器，应该用柲穿束立起。

靠近内部之处设有两个长方形孔，用以拴系皮条，来捆绑长柲。如此重量的大钺想必其柲也是很粗大的。

夏遗址发现铜镞10余件，大致可分为：尖锥形镞，横切面呈梯形；圆叶形镞，铤做三角锥形；双翼镞，圆脊，翼后有倒锋，长圆铤。圆脊，翼无倒剌，铤圆形粗大，身做三角形，棱脊，两翼内凹，棱形铤。

夏朝青铜生产工具数量多，有锛、凿、刀、锯、钻和鱼钩6种。

遗址发现铜锛两件，均做扁平长方形，一面刃。还有4件铜凿，均做长条形，一面刃。一件剖面呈梯形；一件通体呈方柱形，顶端有锤击痕。此外，遗址还有铜刀9件，铜锯一件，扁平长方形，一端较窄，下侧带锯齿；铜钻一件做锥形，尖部锋锐；铜锥一件，体扁平，向一侧弯曲，四棱向聚成尖锋；铜鱼钩一件，由细圆锥的尖部弯曲而成，另一端凹下可以系线。拓展阅读据铜齿轮形器的发掘者梁星彭、严志斌介绍，出土铜齿轮形器的墓主胸前放置一件小玉牙璧或称璇玑。过去学术界曾经将牙璧视为天文观测仪器“璇玑”。后经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研究认为，牙璧不可能是天文观测仪器，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将牙璧视为天文仪器。但是陶寺牙璧乃玉璧出牙，有别于玉璧，一定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有学者提出，“死者的胸脯上放了一个璇玑，其意为能通天、入地，璇玑就代替了人的心机。”还有学者提出，牙璧的功能象征日晕，较大者应是人们遇旱时用以象征太阳神进行祷雨的神玉。夏鼐先生则认为是“礼仪或宗教上的装饰品”。牙璧虽不可能作为天文观测仪器的机械传动或制动装置，但是应当有天文象征意义。于是认为陶寺佩戴铜齿轮形器的墓主生前的职业可能是从事天文历法相关工作的小吏。

商代青铜器进入全新阶段

商代是夏朝之后的一个王朝，它的建立结束了夏末的纷乱局面，国家的力量进一步加强。

商朝从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历时500多年，其中以盘庚迁殷为界而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3个阶段。

商朝早期指公元前16世纪至前15世纪中叶这一阶段，河南郑州二里冈文化的青铜器是商代早期的代表，二里冈包含上下两层堆积，文化内涵极为丰富。

综合各地商代早期青铜器物来看，一般包括：鼎、大鼎、大方鼎、鬲、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平盘等，涉及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都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而成的一套酒器已被普遍使用。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商代早期的方鼎巨大，容器部分做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部都是狭而长的形式。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

商代早期的青铜觚、樽、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十字形大孔，比如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十字形都成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如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发现过这种实例。

同时，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这一时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也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矮颈且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一般胎质较薄、纹饰简单质朴，大多是宽线和细线组成的变形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展现了二里冈时期青铜文化特点。

此外，这个时期纹饰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如樽、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他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底。

所有的兽面纹或其他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底，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这一时期的铜器装饰，从整体而言有着简单质朴的作风，多是单层没有底纹，常见的饕餮纹常是两个相对的夔纹所组成，并且常以圈带纹作为饕餮纹上下的界线。有的兽面纹更简单，仅在扉棱两侧各铸出一圆点代表饕餮的眼，扉棱代表兽面的鼻。也有的将夔做成同向的格局，特别突出夔的眼目。

这时还有单以夔纹为饰的，如黄陂盘龙发现的钺，钺体两侧和上端均饰夔纹。另外还有云雷纹、圆涡纹、乳丁纹、直行弦纹和人字形弦纹、鱼纹、龟纹、虎纹、蛇纹等。

同时，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但其实这时铭文已有萌芽。郑州白家庄发现的一件铜罍，肩部饰有3个龟形图案，该图案应是“黽”字，是氏族徽号。

另外还有一件铜鬲，鬲上有一“亘”铭，应是罕见的商代前期的青铜器铭文。

商代早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经测定：含铜量在67.01%至91.99%之间，含锡量在3.48%至13.64%之间，含铅量在0.1%至24.76%之间，成分不甚稳定。但含铅量较高，使铜液保持良好的流动性能，与商代早期青铜器器壁很薄的工艺要求是相适合的。

从一些完整墓葬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看，出现了不同种类器物的相互组合，这种组合常常形成一定的规律与模式，反映了当时人的生活习俗和一定的礼治意义。

商代中期是指公元前15世纪中叶至公元前13世纪这一阶段，时间大约相当于中丁至小乙时期。中期作品在殷墟文化一期的如小屯墓所发现的部分青铜器。但这类器物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其他地区的却比殷墟的更为典型、更为精美。

商代中期青铜器除了生产工具和兵器外，容器的种类比早期有所增加，主要有鼎、鬲、斝、爵、觚、樽、盉、壶、瓿、卣、罍、盘、簋、豆等。

爵尾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前所未见的。斝除空椎状足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鼓出，平底已少见。

早期出现的宽肩大口樽，此时才开始有较大的发展，如造型厚重雄伟的阜南龙虎樽和兽面纹樽是商代早期从未出现的。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还有瓿这类器形，如藁城的兽面纹瓿。

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高度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以巨型兽面纹罍为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十”字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的相比有所缩小。

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一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立，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商代早期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

商代中期出现用云雷纹衬底的复层纹饰，其设计和雕刻之复杂精细，是早期作品所无法比拟的。浮雕兽面纹也开始出现，但一般都比较圆浑，不似商晚期那般硬朗锐利。有的器体上开始用扉棱装饰，显得凝重雄伟。

商代中期的铭文没有太大的发展，也是处于萌芽阶段，一般器物也没有铭文，但是在个别器上发现铸有做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杜岭方鼎是商代中期最大的青铜礼器，用于祭祀、饪食。和商代后期以司母戊鼎为代表的方鼎造型相比，杜岭方鼎腹部过深，足相对较短，显得庄严感不足，耳和口沿也太单薄，尚有外范接合不严、部分纹饰有重叠的缺点。

杜岭方鼎共两件。一件高1米，重86.4千克，方形，深腹，双耳四足，腹上部饰兽面纹，两侧及下部饰乳丁纹，形体质朴庄重；另一件稍小，高0.87米，重64.25千克。鼎是古代烹煮、盛放肉食之器，早在8000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当时作为一种日用炊具，用以煮饭。但其真正的发展高峰则出现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最负盛名，它被视为祭祀天地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

商代中晚期的青铜器在冶炼、铸造技艺和艺术表现上都已经达到了高度成熟的地步，能够充分地发挥青铜材料的特点，作品被赋予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

商代晚期指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这一历史时期，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最为发达，样式和种类也比中期的丰富得多，在艺术装饰方面呈现出高峰，与青铜礼器的高度发展一致。

此时，器物纹饰丰富多彩、繁缛富丽，以兽面纹和夔纹为主，还有鸟纹、象纹、蚕纹、蝉纹等。兽面纹饰只是纹样结构规格化的形式，所表现的物象很多。

此时的装饰特点是集群式，以多种物象或作为主纹或作为附饰布满器身，甚至视线所不及的器物底部也有装饰，有的一件器物上有多达10多种动物纹。

商代晚期前段兽面纹中间的鼻准线，有的不接触下阑底线，兽吻常连成整体而中间不隔开；后段的兽面纹往往由于兽鼻尖通到下阑底线而被分割成为两个部分。就表现手法而言，商代中期纹饰的形体基本上还有象征性，除了炯炯有神的双目外，其余部分即使是较精细的图像，也是主干底纹不分、轮廓不清。商代晚期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还带有写实感，纹饰主干和底纹明显地区分开来。底纹通常是繁密的细雷纹，与主纹构成了强烈的对比。

纹饰的主体采用浮雕的现象很普通，同时采用平雕和圆雕相结合的手法，层次更加细腻丰富。有的浮雕表现出几个层次，而且一个层次做成一面高的坡形，这种层叠式的浮雕被称为“三层花”。

商晚期青铜器纹饰以动物和神怪为主题的兽面纹得到了空前发展，成了古代装饰艺术的典范。商代的青铜器矗立于奴隶制时代文化的巅峰，它的创造经验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各个不同的艺术门类，而且直接为西周前期所继承。

比如商代双面神人青铜头像，呈半人半神形象，反映了商代巫风盛炽的状况。

巫师的职责乃贯通天地，上天见神，使神降地。商代双面神人青铜头像前后两面完全对称，一幅神秘诡异、威严慑人的面容，其半人半神的形象与通行于人神之间的巫师身份相符。

头像中空扁体，两面对称。人首造型，面呈倒置等腰梯形，额宽，顶圆，边直，颌方。眼眶窝凹，眼球突出，内开大孔。鼻梁修长，翼肥蒜状，两孔较小。嘴张齿露，中牙铲形，侧牙钩卷。上竖方管，旁安两耳，顶插双角。

顶上圆管插羽冠，下部方銎安装木柄，管銎相通。上管圆、下銎方的造型和古人天圆地方的理念正合，暗寓着其贯通天地之功能。

还有发现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炭河里乡的禾大人面纹方鼎，通高38厘米，口长29厘米，宽23厘米。是唯一用真实人面作为装饰的铜器。禾大人面纹方鼎长方形体、两直耳、4柱足。四角有较高的扉棱。整体颜色碧绿，器身外表四周饰形象相同的半浮雕的半人半兽的“超人”。人面方圆，高颧骨，隆鼻，宽嘴，双目圆视，双眉下弯，双耳卷曲。人面周围有云雷纹，人面的额部两侧有角，下巴两侧有爪，躯干因器物平面表现的局限而隐去。

鼎腹内壁铸“禾大”两字铭文。此鼎器形雄伟，在装饰上又以人面为饰，更为独例。人面的形象极为奇异，给观者一种望而生畏、冷艳怪诞的感觉，是一件匠心独运的青铜器精品。

商、周青铜器以兽面纹作为主题纹饰较为常见，人面纹饰较为稀有珍贵，禾大人面方鼎以4个相同的人面纹装饰器体的主要部位，更加奇特。有人认为这组人面纹有爪而无身，属于传说中“有首无身”、贪吃人的凶兽饕餮一类怪神。

也有人认为，这种人面纹浮雕大概与“黄帝四面”的传说有关，对应了古代文献中黄帝有四面的描述；也有人说，鼎内空间正好可安放一个人头，人面纹方鼎的4个“人面”，反映了古代“猎头”和祭祀时使用首级的风俗。

总之，这个图像既不能纯粹归入人，也不能完全归为兽，姑称之为“半人半兽”。半人半兽是我国史前图腾中最普遍的祖神崇拜表现方式，凝聚的是敬祖情结。

我国古代传说中的英雄或文化英雄、始祖无不在人的形象之外被加上神的力量与动物的器官，《山海经》一书就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有关这些亦人亦神的始祖或英雄们的形象描述。

传说中半人半兽的形象，是兽的形体与人的智慧的结合。因此，最原始的半人半兽可能是某种族群传说中的祖先，也可能是某个部族的英雄，可以托名为真实的或传说的“历史人物”，也可能是凝聚了某种部族精神寄托的凭空创造出来的“文化英雄”。人面方鼎表现的这个半人半兽，无疑是这个神系中的一位。人面方鼎铸造的时代，已是有国家的文明时代，图腾只是祖先留下的一个文化遗产或精神主宰而已，它到底见证、纪念了什么？从艺术形式上看，禾大人面方鼎运用反复、对称的装饰手法，布局严密，写实与抽象纹饰结合。4组相同的纹饰集于一身，不仅强化了装饰主题，而且给人视觉上以强烈的冲击，达到特定的装饰效果，反映出商代晚期青铜器制作者已具备了较强的写实能力和形象概括能力。

禾大人面纹方鼎虽然配置了角爪，但都是象征性的，小到几乎可以忽略的程度。人的形象也和真人一般，与青面獠牙、半人半兽的人面纹饰相比，不但不显得可怕，还能给人以肃穆崇高的美感。

商代晚期的铭文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表示人体、动物、植物、器物的字，在字形上有较浓的象形意味。

以人体形象的文字为例，头部常做粗圆点，腿部呈下跪形状，这是一种美化手段，是郑重的表示；绝大多数笔画浑厚、首尾出锋，转折处多有波折。

字形的大小不统一，铭文布局也不齐整，竖画虽然基本上成列，但横画却不成排。

这些铭文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家族形态、家族制度与宗教观念等重要问题，但其中一些深刻的内涵仍是人们无法确知的。

殷代青铜器中也有少数有较长的铭文，但时间已到了殷代晚期。这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涉及商朝晚期的重要事情、王室祭祀活动、王室与贵族关系等，其中铭文中一些字词的含义，以及所反映的一些当时制度的状况，仍然所知甚少。

商代晚期又发明了分铸法，即将青铜器分成多个部件，分别制出内范与外范，在铸主件时将铸件嵌入泥范中铸接合成。最适合制作体积较大、器形复杂的青铜器，如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是商代后期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是商朝青铜器中最重要的代表作。

后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饰华丽，工艺高超，又称后母戊大方鼎，高1.33米，口长1.1米，口宽0.78米，重832.84千克，四足中空。

后母戊鼎用陶范铸造，鼎体包括空心鼎足浑铸，其合金成分为：铜84.77%，锡11.44%，铅2.76%，其他0.9%。

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为复制补上，下有4根圆柱形鼎足，是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

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儿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的，用陶范铸造，铸型由腹范、顶范、芯和底座以及浇口范组成；鼎腹的纹饰有可能使用了分范；鼎耳后铸，附于鼎的口沿之上，耳的内侧孔洞是固定鼎耳泥芯的部位。也有人认为鼎耳先于鼎体铸造，然后嵌入铸型内和鼎体铸接。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后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

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4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3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

据考证，后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后母戊鼎的提手文饰同样精美。两只龙虎张开巨口，含着一个人头，后世演变成“二龙戏珠”的吉祥图案。一般认为，这种艺术表现的是大自然和神的威慑力。也有人推测，那个人是主持占卜的贞人，他主动将头伸入龙虎口中，目的是炫耀自己的胆量和法力，使民众臣服于自己的各种命令。

这完全是可能的。当时的贞人出场时都牵着两头猛兽，在青铜器上和甲骨文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案。

后母戊鼎形腹部铸有“后母戊”3个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画的起止多显锋露芒，间用肥笔。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千克以上，而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

另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的鸮樽，为一对两只，铸于商代后期，通高0.459米，外形从整体上看，为一昂首挺胸的猫头鹰。通体饰以纹饰，富丽精细。

喙、胸部纹饰为蝉纹；鸮颈两侧为夔纹；翅两边各饰以蛇纹；尾上部有一展翅欲飞的鸮鸟，整个樽是平面和立体的完美结合。樽口内侧有铭文“妇好”两字。

四羊方樽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0.52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0.58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樽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樽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樽腹部及圈足上。樽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樽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樽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樽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樽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

四羊方樽的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据分析，四羊方樽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

四羊方樽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在商代青铜方樽中，四羊方樽形体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此樽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还有一件羊父丁方鼎，鼎长方体，口沿外折，口上有双立耳，直壁，深腹，平底，腹下有4柱足。口下、腹部的四角及足上均有凸棱，腹部中央饰勾连雷纹，左右及下方各饰3道乳钉纹，口下和足部饰兽面纹。器内壁上有铭文一行4字：“做父丁羊”。即“为父亲丁做器”，“羊”为族名，羊成为青铜重器有独特的象征意义。

羊在祭祀礼仪中的地位仅次于牛，商代国都所在的河南安阳小屯发现大量祭祀坑，最多的就是牛、羊、犬，商王武丁时期有一关于商王室对武丁祭祀的材料中说：“卜用百犬、百羊。”

另一材料中说：“十五羊”、“五十羊”，可见羊作为祭祀的牺牲用量很大。

羊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我国古代一种独角怪兽獬豸也被认为与羊有关，能看出人是否有罪，能分辨是非曲直。因此，后世以独角兽表示法律与公正。小臣艅犀樽制作年代约在帝乙、帝辛时期。据考证，我国古代黄河及长江流域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当时广泛分布着犀牛和其他生活于热带亚热带的大型生物。据小臣艅犀樽推测，殷商人是见过犀牛的，否则不可能造出如此写实的作品。而且古生物的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安阳殷墟、浙江河姆渡、广西南宁、河南淅川下王岗等地的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犀骨的存在。此外，商代甲骨文中所称“兕”即为犀牛。至东周时代，长江流域仍生存着大量的犀牛。

小臣艅犀樽器高25厘米，器口开于背部，盖已失。整体造型为双角犀牛形象，几乎为圆球形，胖乎乎的，由4条粗壮的短腿支撑，憨态可掬；它的头部前伸，两只圆睁的小眼，透着机敏与可爱；大嘴微张，就像是得意的微笑；两只夸张的大耳朵竖在头的两侧，好像在好奇地倾听着周围的声响。

小臣艅犀樽滚圆敦实、憨厚可爱的造型完全打破了人们以往对犀牛原本沉稳、威严的印象，让人们驻足观看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一丝滑稽和幽默。

周身光洁不施纹饰。体积感很强，表现出犀牛蹒跚行进的动态，显得纯朴稚拙，妙趣横生。

犀牛自身躯体庞大笨重的感觉与作为容器的实用功能要求自然和谐一致。它表现出了商代艺术工匠在观察自然和提炼概括生活方面所达到的水平。

小臣艅犀樽有铭文4行27字：“丁巳，王省夔京，王锡小臣夔贝，隹王来征人方。隹王十祀又五？日。”铭文记述了商王征伐夷方的事情，有关这次战争也见于殷墟卜辞。

夷方是当时商朝封地外围的许多方国部落中的一个。这些方国有的臣服于商王朝，有的则称霸一方，同商王及其诸侯相对抗，双方经常发生战争。铭文中还记载了商王赏赐小臣裓夔贝。小臣裓的职务为奴隶总管，能得到商王的赏赐而感到很荣耀，于是制作了此器用以作为纪念。在商的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冶铸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而达到高峰。拓展阅读后母戊鼎是我国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新中国建立后，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国家一级文物。重832.84千克，是世界迄今出土最重的青铜器，享誉“镇国之宝”。此鼎初始被定名时，专家释读其上铭文为“司母戊”，然而随着更多同时期青铜器被发现，目前专家多认为应当释读为“后母戊”。但由于中小学历史课本的广泛宣传，目前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等名称更为有名。

西周青铜器除旧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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