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季慧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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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与1937年《德黑兰条约》签订始末试读：
绪论
一、选题由来及研究意义全书主要探讨1927—1937年之间，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边界争端以及英国在其中的外交影响力。自16世纪始，波斯同奥斯曼帝国便存在领土争端，此后虽多次签订条约、划分边界，但仍难弥平争议，双方龃龉不断，冲突、战争时有发生。19世纪，时值英俄在中亚及中东争夺势力范围，英国在波斯湾一带商贸利益日盛，遂逐渐介入边界纷争，俄国紧随其后，从调停到仲裁，奥斯曼与波斯的边界问题并未尘埃落定，仅只暂时搁置争议。20世纪初，土波边界问题已然扩大为奥斯曼、波斯、英国、俄国之间的外交问题，后虽经四国多次协商于1914年划定边界，但当事国却均表示不予认同，边界问题仍是难解之结。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新兴国家伊拉克与波斯接壤，边界纷争再起，英国作为伊拉克的委任统治国，又一次介入了两伊边界问题，这深深影响了20世纪中后期的两伊关系。
两伊边界※划分从来都非易事，除却历史、地理、语言等各方因素错综复杂之外，两国拒不妥协的本质，英俄两大国的介入等都使得两伊边界不仅是一个历史性问题，而且几乎是两国之间争端的永恒主题。“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边界问题可谓是中东地区独一无二的问题，因为它早就表现出了政治边疆区域或边界推进的传统特征，它与20世纪中东地区其他地方的情形截然相反，那些地方的边界结构主要是由欧洲殖民列强强行建立的。”时至今日，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仍成为影响两国关系和地区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两伊边界问题延宕数百年，它所涉及的政治人物、历史事件、历史图景都值得深入考察，但对这一长周期历史事件呈现全景式研究的难度显而易见，而选取其中一个重要的时间段，厘清边界问题的始末是必要且可能的。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后期恰是一战后新国家面对老边界而引发的又一轮边界争端高潮，这不仅延续了此前的历史纠葛，也开启了后续的发展帷幕，因而在两伊边界争端发展演变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这一时段的相关研究多散见于对中东边界问题的整体性介绍中，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因此这一议题尚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
此外，两伊边界问题是一个极为庞杂的研究领域，所涉维度层面较多，此前不乏从历史、法律、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维度对边界问题加以解读的研究成果，但对外交层面的研究鲜有着墨，然外交因素却始终在两伊边界划分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不仅事关英国的利益，且左右边界划分的进程。就已刊档案材料来看，英国外交部、印度事务部、英国石油公司都有原始档案留存，其中包括英帝国各部门之间的往来电报、信函、会议记录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将此类档案按专题编纂整理并集结出版，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由此，可以通过档案解读从外交层面研判英国在两伊划界问题中的角色，故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议题。以上学理思考与智识兴趣遂成为选题缘由，除此之外，边界研究还具有显而易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边界问题属国际关系研究的前沿领域，长久以来一直是国际政治中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领土边界的调整往往同战争、国际体系的变革密切相关，边界争端也经常是引发冲突和战争的导火索。早在1907年，曾任印度总督和英国外相的寇松勋爵便在牛津大学的学术报告中指出：“边界如同剃刀的锋刃，关涉当代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国外学界对边界问题的研究虽已成果斐然，但因两伊边界问题所涉时间跨度大、维度广，因而尚存一些值得深挖的学术盲点。本课题旨在从历史视野出发，结合现有研究成果，从外交史的角度探究20世纪20—30年代中后期两伊边界纠纷的来龙去脉，兼及域外大国英国在边界争端中的政策考量。如能达成上述写作目标，那么可以说是对两伊边界史研究微小而有益的补充。
国内的边界研究起步较晚，力量分散，关于新中国的边界研究尚不成体系，关于外国边界的研究多关注非洲和中东等地区。而两伊边界问题常散见于中东通史或是对中东边界的整体研究的论著中，研究方法单一，其对边界争端一般是粗略概述。就笔者目前查阅的中文文献来看，系统深入研究中东边界的专著寥寥无几，更无充分利用档案材料研究两伊边界的成果问世。本课题以英国已刊档案史料为基础，将写作重心置于1927—1937年间两伊边界纠纷、谈判、定界的始末，以及英国在其中的交涉，厘清复杂的边界问题，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也将是对中国边界研究有限但积极的拓展。
纵观伊朗和伊拉克的历史与现实，两国同为中东地区的大国，彼此民族矛盾尖锐、宗教问题复杂、资源争夺激烈、大国干预频繁，这些胶着与对抗最终会投射到领土和边界纷争中，因而领土争端一直是恶化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和引发地区安全形势动荡的一大根源。时至今日，两国在陆海边界以及阿拉伯河归属问题上仍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势，对边界问题进行追根溯源式的历史研究，益于深刻认知当下两国边界问题的症结所在。国际关系研究基于历史理解，两伊领土争端具有典型性，某种程度上是中东边界争端的一个缩影，鉴于此，本研究希冀能对当今及未来处理两伊及中东国家间的关系，尤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
中国是一个陆海大国，邻国众多且边界情况复杂，自近代以来陆地边界线变更频繁，同它国边界、领土纠纷不断，勘界、划界工作常有，至今仍存在很多历史遗留悬案以及一些争议地带。此外，中国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中国同邻国的领海争端时有发生，特别是21世纪以来，南海问题不断发酵，局势愈演愈烈，既由于域内各声索国的主权争端加剧，也因为区域外大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加强。诚如中国学者所言：如何实施科学有效的边界与海洋政策，进行科学合理的边界与海域划分，营造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保持边境地区和海疆周边地区的繁荣稳定，推动“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保安全”的新型外交理念的实施，为我国在新世纪头20年的发展战略机遇期提供智力支撑，已经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一项紧迫任务。边界与海洋问题研究范围十分宽泛，不仅要研究中国的边界与海洋问题的发展历史、现状趋势，还要研究国外的边界与海洋问题的发展历史、现状及走势；不仅要从事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要从事对策研究。而对国内外边界问题的历史研究利于或意在充分地提取那些有可能“垂诸永远”的人类政治教益和国际关系经验，利于为中国解决和应对边界问题提供有益的现实启示。二、研究综述
伊朗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边界争端及划界问题由来已久。自中世纪晚期以来，波斯和土耳其之间的边界大致而言“在南部按照伊朗高原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一线来划分，在北部按照尔米亚湖和凡湖一线划分。”然而具体的边界线曾持续不断的引起两大帝国之间的纷争，19世纪40年代以来，时值英俄两大帝国在中东与中亚争夺势力范围，英国逐渐卷入伊朗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边界纠纷，俄国亦步亦趋，紧随其后。自此，伊朗和奥斯曼之间的边界问题遂成为伊朗、奥斯曼、英国、俄国之间的外交问题，直至1958年伊拉克革命才结束了英国与两伊边界问题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对两伊边界演变及管控的持续介入。在这近120年的缓慢变迁中，伊朗和奥斯曼边界历经三次大的调整，其中所涉及的历史细节、外交折冲、法律事务等成为许多交叉学科学术研究的主题，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国际法学家、经济学家等热衷于从不同视角探讨与两伊边界相关的问题。1.边界问题下的法律解读
两伊边界的发展演变伴随着漫长的条约史，最早可回溯至1639年前威斯特伐利亚时期在祖哈布签订的波斯奥斯曼《和平和订立边界条约》即《祖哈布条约》，此后每一次边界调整都伴随着新的双边或多边条约的订立。在这期间，两国南部边界的划定从沿阿拉伯河东岸到沿阿拉伯河中线，以及波斯对于沿中线划界的长期历史诉求，成为许多出色的国际法研究的主题。
凯科巴德（Kaiyan Homi Kaikobad）的著作《阿拉伯河边界问题：法律视角的再评估》是这一方面的力作。凯科巴德依据英国外交部及印度事务部未刊档案史料，系统梳理了1639至1975年间两伊关于阿拉伯河边界争端的发展演变过程，以此作为其后续法律分析的史实依据。全书核心观点是：每一项后继的边界条约在签订时都应被认为是最终条约，对各方都有约束力，直至后来被取代或修改。凯科巴德宣称：“在战争结束后，一个胜利者的行为改变了边界，无论是吞并还是被击败的条约，都是无效的。”即支持边界条约“最终性”和“连续性”的国际法概念，反对单方面违背及破坏条约。《伊朗—伊拉克双边条约解析》同样以两国在边界纠纷过程中所签订的一系列双边条约为线索，考察了自1639年起，双方长时段的缔结条约、违反条约、废除条约的历史过程，直至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作者约瑟夫·库西马诺（Joseph J.Cusimano）认为：“这些条约标志着伊朗和伊拉克关系的发展，为重新审视国际条约法的一些基本原则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作者站在国际条约有效性原则的立场上批判了伊朗、伊拉克为争夺阿拉伯河及库尔德地区领土而单方面终止边界条约的行为，主张“两国基于‘河流中线’这一划界原则划定阿拉伯河边界，并以1975年条约为基础确立整个边界线，直至达成新的协议。”
劳特帕赫特（E.Lauterpacht）《河流边界：阿拉伯河的法律层面》一文主要以阿拉伯河划界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问题为切入点，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法律概念，如：对“最深谷底线”及“航行权”的界定等，探讨国际法视阈下边界地带河流主权归属问题。不同于国际法通行的将河流主权划归一国单独所有的惯例，或是以“最深谷底线”为界分属两国的个案，作者的结论是：“在未来，解决河流边界问题应包括增加对共同所有权、共同控制和共同使用的概念。”同样“为控制、维护和开发导航设施而进行的河流国际化或设备非国有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先例。”这一观点为国际河流划界提出了一种新思路。《伊朗—伊拉克关于阿拉伯河的争端》一文在分析两伊因阿拉伯河主权归属纠纷而导致数次战争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用武力改变现存边界而不冒战争风险是不可能的，边界问题应该按照国际法原则来调整和解决。”主张摒弃武力方略，强调国际法在解决边界争端中的优先效用。《伊朗——伊拉克冲突：法律的影响》则从伊朗伊拉克边界情势的动荡以及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的背景写起，详细讨论阿拉伯河及其沿岸领土争端及两国领海和大陆架边界问题，落点在于通过“条约平等性”、“情势变迁”、“河流中线”、“条约有效性”、“违反条约”等国际法原则分析伊朗和伊拉克在边界争端中的立场。《阿拉伯河河流边界：要点释义》是对两伊《阿尔及尔协议》的一项个案研究，着重分析1975年划界条约在国际法使用原则上不同于此前条约之处，解读了《阿尔及尔条约》第二条的两个要点：即条约明确规定了根据“河流中线”及“按照河床变化适时调整边界”的原则。作者认为1975年阿尔及尔协议规定了河流边界的状况，展现了对一个持续了300年之久的政治争端的法律解决的示范，对未来解决边界问题，特别是河流边界争端提供了一个范例。
20世纪70、80年代，哈立德·阿里·伊兹（Khalid Al-Izzi）先后出版过两本关于伊朗和伊拉克在阿拉伯河争端中的国际法研究类著作，其一是《法律视角下阿拉伯河争端》，另一是《阿拉伯河争端——一项法律研究》，两书写作主题类似，但立场截然不同。前书出版于1971年，正如作者在序言所提：“这是关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在阿拉伯河争端的历史和法律研究，这一争端此前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且它是中东地区和平的永久威胁。因此，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争端的历史和法律研究变得高度相关，目的是为了了解伊朗的主张能在多大程度上经得起公正的审查。如果没有这样的研究，就不可能理解双方提出的论点，理解是公正和公平解决方案的必要前提条件……我认为，阿拉伯河之争是最困难、最棘手、最复杂的。以和平和公正的方式解决这一争端可能有助于解决其他争端。”后书问世于1981年，彼时两伊战争如火如荼，就像哈立德在书中所写“献给萨达姆·侯赛因——民族解放的英雄和勇敢的伊拉克军队”一样，此书是为伊拉克争夺领土摇旗助威，全书的立论是：伊拉克拥有阿拉伯河的合法主权，因而观点失之偏颇。2.边界沿革中的历史图景
将延续百年之久的政治边疆逐步缩小为唯一边界线，而后在地面勘定具体边界，这一复杂历史进程曾伴随无数棘手问题，两伊边界问题的历史类研究大都将主题集中于此。关于这一过程最古老的文本当属《亚美尼亚：在埃尔泽鲁姆以及俄国、土耳其和波斯边界的一年》，作者罗伯特·寇松（Robert Curzon）在1841年出任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拉福德·坎宁（Stratford Canning）的私人秘书。1837年，奥斯曼同波斯在穆罕马拉地区再次挑起边界争端，应奥斯曼和波斯的要求，英、俄欲协助解决边界争议，1843年由英、俄、奥斯曼、波斯四国代表组成边界调查团，一同划分奥斯曼同波斯的边界，并主要讨论祖哈布、苏莱曼尼亚、穆罕马拉及阿拉伯河地区的归属问题。罗伯特·寇松是英方成员之一，《亚美尼亚》一书正是他1843年随边界调查团勘测埃尔泽鲁姆及周边地区的见闻录，松散地描述了当地的地理人文、风土人情，另有少部分篇幅简明扼要的叙述了亚美尼亚政治和教会历史。
哈伯德（G.E.Hubbard）所著《从海湾到阿勒山——穿越美索不达米亚及库尔德斯坦的一次远征》同上书体例类似。哈伯德是1913年奥斯曼—波斯划界委员会成员，担任英国专员秘书一职，《从海湾到阿勒山》一书是他对1914年1至11月间，划界委员会成员从海湾到阿勒山所经部落和地区的工作记述，揭示了在划界实践中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以及在处理边界问题时，了解当地种族、传统和宗教等因素的必要性。除对划界工作及个人见闻的翔实记录外，书中还收录有60余张照片，真实再现了划界工作中的诸多重要图景，因而成为了解1913—14年间奥斯曼—波斯划界始末的一手史料，也是后续研究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另有《1913—14年土波边界的划分》一文同属早期文献史料，作者瑞德（Ryder）少校是英国著名地理学家，此文也是他在1925年7月8日社会会议（Meetingof the Society）上的发言稿。作为1913—14年划界工作的具体负责人，他以亲历者的笔触对划界委员会的工作进程和自身经历做了详尽的说明。《西南波斯：一位政治官员的日记（1907—1914）》是阿诺德·威尔逊爵士1907—1914年在波斯任职期间的工作日记及书信选编。威尔逊曾得到“英国的东方事务秘书”美誉，他的日记除记录了1908年英国在中东发现第一块油田、建立油站及在阿巴丹岛租用土地建设精炼厂等事项外，还包括他在1914年任奥斯曼波斯划界委员会首席专员期间历时10个月确立两国界桩的详细经历，因而是了解1913—14年奥斯曼—波斯边界安排的一项重要参考资料。
继早期自传式历史文献之后，关于两伊边界史重要的研究成果当推理查德·舒菲尔德（Richard Sch of ield）《阿拉伯河边界争端的演变》一书，该书出版于1986年，是首本将“阿拉伯河争端”归于边界争端，特别是河流争端的专著，填补了关于两伊河流边界研究领域的空缺。“在这本小册子出版之前，没有任何关于阿拉伯河边界问题的客观深入研究，他（舒菲尔德）把它置于边界争端的更广泛的，尤其是那些河流边界的问题背景之下。”作者的论点贯穿全书的主题，即“阿拉伯世界的边界已经被用来作为伊朗和伊拉克之间更广泛的国家对抗的物质表达。”围绕这一观点，作者论述了自19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间，阿拉伯河界的变迁史，包括一系列清晰、准确的地图。作为伦敦国王学院地理系的高级讲师，舒菲尔德的学术研究聚力于中东边界问题，特别是在阿拉伯河边界纠纷和领土事务方面著述极丰。《尘埃落定：国际联合委员会确定和划定伊拉克的边界》是他以原始档案记录为基础，考察和比较历史上不同时期划界委员会行动和结果的一篇长文。论文主要关注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延宕70年之久的划界工作，揭示那些牵涉其中的帝国在划界行动中以及在边界发展演进过程中的态度。作者的核心结论是：“土波边界有一个显著的特征，这主要归因于在它曾经建立时缺乏通盘考虑和蓄意的安排方式。它提供了科学所知晓的每一个划界原则的实践案例，种族的、语言的、宗教的或者纯粹是人为的，问题也都产生与此。”《新国家的老边界：伊拉克东方问题的产生》则按时间顺序记载了一战前伊拉克同伊朗、科威特划定边界的一些关键性事件，特别强调了英国在早期边界塑造中的作用。基于充分的历史叙述，舒菲尔德在文末总结到：“在传统的前沿地带，以及划分某一河流系统中对此种线性国际边界的引入，给伊朗、伊拉克和科威特带来了不稳定的领土遗产。这三国在国际边界的定位和地位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甚至伊拉克在1980年与伊朗及1990年与科威特的冲突都有领土争端的根源。在北部海湾地区，要想适应国际边界的存在，就像建立地理和法律的定义一样困难。”《现代伊朗的边界》是伦敦大学地理和国际边界研究中心凯斯·麦克拉克伦（Keith Mc Lachlan）教授精心编纂的一本论著，其中各篇章分别探讨了伊朗同邻国间边界问题演变史，详细的总结了伊朗国家领土和边界的形成过程，以及仍然影响着它同周边国家的紧张局势。文集第七章《解读一个模糊的边界：1847年<埃尔泽鲁姆条约>及1913年之前的阿拉伯河》由舒菲尔德撰写，主要内容以19世纪和1908—1913年两个时间段为界，分别叙述了各自时期内阿拉伯河河界争端的发展及解决过程，以及印度事务部和英国政府的官员们努力按照1847年《埃尔泽鲁姆条约》规定的内容建立更清晰的界限，并在20世纪初将其与地区条款中最实际的界限画上等号的历史进程。
会议论文集《恺加王朝的战争与和平：过去与现在的启示》第六章——《缩小边界：19世纪中期土—波划界及绘制边界地图的努力》亦由舒菲尔德执笔，文章依据档案材料，记述了19世纪中期土—波划界过程中令人感到棘手的历程。作者认为：这些边界地带长久以来就曾是传统的或有争议的边界，而后详细考察英、俄作为调停国，以及土耳其波斯作为当事国，在1843—76年缩小争议和临时性地区绘制地图中所扮演的角色。全文由三个主要时间段构成，首先详述了1850—1852年间土波划界委员艰辛过程；其次回顾了调停国在19世纪60年代通过被认可的调查绘制详细地图的不成功的努力；最后回顾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塞尔维亚战争爆发前乐观主义短暂盛行时期重新开始的磋商。
论文集《伊朗、伊拉克以及战争遗留问题》力图从历史维度提炼影响两伊战争后双边关系走势的各类复杂因素，解读伊朗和伊拉克紧张关系的根源及特征。其中收录到的舒菲尔德《地位、功能及象征：正确看待阿拉伯河争端》一文是对1913—14年间曲折漫长的划界过程、1937年《德黑兰条约》、1975年《阿尔及尔条约》签订始末的宏观性介绍，这一系列历史性的叙述意在具体描述河流边界变化的特征。
侯赛因（Hussein Sirriyeh）的文章《伊拉克—伊朗冲突的发展，1847—1975》，将关注点聚焦于两伊在阿拉伯河及北部边界地区冲突的发展过程，此外还些许提及伊朗支持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叛乱问题。意在将1980年海湾战争置于历史类比的角度，评估领土纠纷对战争爆发的影响。
阿布都拉尼（Jasim M.Abdulghani）所写《伊拉克和伊朗：危机的年代》一书是从历史视角审视海湾战争的出色专著。作者认为导致两伊战争的因素是多重且复杂的，而“阿拉伯河边界争端一直是伊朗和伊拉克冲突的根源”。全书在第五章集中考察了阿拉伯河边界争端的历史和法律问题，作者认为边界问题的症结在于：伊拉克向海湾地区的通道有限，因而它认为对整个阿拉伯河航道拥有主权对其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特别是阿拉伯河是它唯一的出海口。3.边界事件中的外交协调
自19世纪40年代英、俄相继插手奥斯曼波斯边界事务以来，两国的边界问题就已扩展为英、俄、奥斯曼及波斯四方之间的外交问题，这自然引发政治学家从不同视角检验各自在两伊边界争端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关研究可见扎加尔（Aliasghar Zargar）的长文《英国在伊朗伊拉克关于阿拉伯河水域争端中所扮演角色的历史回顾》，这是一篇以英国史料为基础，详细阐释英国干涉、介入两伊的水域问题从而阻止了争端的解决，并使两伊的水域争端成为一个长期紧张以及一些破坏性战争的根源。作者突出分析了英国在阿拉伯河水域争端中的作用，研判了英国政策的起源，解释了英国在阿拉伯河争端中的关键性角色，及其对两伊双边关系的长篇影响，是少有的从第三方视角来分析河界争端的研究成果。
布尔库·库尔特（Burcu Kurt）《外交政策的争辩：奥斯曼外交事务部同战争部在同伊朗阿拉伯河争端问题上的争论，1912—13》一文研究视角独特。阿拉伯河问题曾是很多研究的主题，这其中，大多数的研究集中关注其国际化这一议题，但极少有研究去分析这一领土争端在奥斯曼领土内部是如何被看待的。而这一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奥斯曼帝国官僚圈内的决策过程，以及对外交事务和优先事项的不同看法如何影响决策的制定，尤其是在阿拉伯河问题上。奥斯曼土耳其官员在如何解决与波斯的持续边界争端上存在分歧，文章突出了奥斯曼中央政府关于阿拉伯世界的问题的不同观点。通过探究土耳其外交部与战争部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展示了在1908年至1914年期间，政府内部政治和政治格局变化的程度，以及政治格局的变化。《亚洲集体安全与伊朗伊拉克边界争端：苏联视角》一文洋洋洒洒，共分五部分，前两部分分别解读了莫斯科同伊拉克及伊朗的双边关系，特别关注于克里姆林宫努力获得伊朗同意苏联提出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努力；第三、四部分重在评估苏联媒体对伊拉克和伊拉克边界问题的以及莫斯科对伊朗和伊拉克关系一种周期性模式的回应；最后一部分剖析苏联在两伊边界争议问题上的重要性。论文意在审视苏联在两伊边界争端中所试图推行的“亚洲集体安全”政策，作者认为这一政策是维护两伊边界争端的公正姿态的一种手段，同时可以利用边界冲突使集体安全体系的提议合法化，并加速其建立。
另有英国中东政策类研究成果，虽不以边界问题为研究主旨，但因边界问题始终是英国绕不开的考量因素，故不论篇幅长短均有些许涉及两伊边界问题。4.边界演进中的热点问题
同边界问题密切相关的另一主题是阿拉伯河经济发展史、边界地区铁路线铺设及石油的发现、开采、冶炼对边界争端的影响。亚历山大·梅拉米德（Alex and er Melamid）做了多篇相关研究，代表性成果包括1968年发表的从经济学及地理学视角来分析经济发展对河流边界变化所产生影响的《阿拉伯河边界争端》，他在文中特别分析了石油的发现及其商业属性的开发在这一议题中的重要性。梅拉米德以1904年为时间界点分述了石油发现前后英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以及由此衍生的对河流边界问题持续的关注和介入，除正面论述经济因素对边界问题的影响外，作者同样也分析了边界争议所导致的对具体开发项目位置的影响。另有《政治地理论文集》中《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边界演变》一章通过对伊朗—伊拉克边界的演变发展描述了地缘政治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同时代，要划定或调整一个固定的国际边界对于边界人口来说都是有很多附属问题，而中东地区自古民族、种族关系复杂，因而许多研究者持有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两伊边界争端是民族和地区冲突的象征而不是对具体边界本身固有的不满。”如萨布里·阿特西（Sabri Ates）的博士论文《帝国边缘：以奥斯曼伊朗边界和边境人民的历史为背景，1843—1881》便细致考察了19世纪中后期，生活在奥斯曼—波斯边境地区的人们是如何适应和抵制从波斯湾到亚美尼亚地区的划界过程。萨布里新近出版的专著《奥斯曼伊朗边境：制定边界，1843—1914》一书广泛引用来自奥斯曼帝国、英国和伊朗的原始档案，对奥斯曼、波斯这两个伊斯兰国家之间的边界形成和身份认同展开了深入讨论。全书主要围绕三个主题展开。其一，详述奥斯曼和伊朗之间由宽泛的边境地带转变成确定边界的过程；其二，主要关注了恺加王朝时期，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以前两部分为论据，作者进而强调了边境地区的民众在边界划定过程中所起重要作用，同时也努力解答了这一边界线是怎样变成了一个大国干涉的国际问题。与前人的研究相较，萨布里著作的突出之处在于：它的研究维度广泛，使得读者能够看到两国民众的互动和反应以及他们在公民身份选择和认同中所起的作用。
马吉德·卡杜里（Majid Khadduri）在《海湾战争：伊朗伊拉克冲突的起源和影响》一书中提供了伊朗与伊拉克关系的完整历史，并分析了当前的冲突，以及未来和平的可能性。他解释了十多个世纪以来宗教和文化差异的关系是如何复杂化的。他认为：伊拉克人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一场围绕国家边界的政治争端，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宗教战争，没有任何政治边界。《伊朗和伊拉克：冲突的根源》是研究两伊边界问题的又一佳作。作者伊斯梅尔将伊朗和伊拉克的冲突置于一种多维度的视角下，从历史、法律、意识形态维度对其加以解释。伊斯梅尔教授曾写了一个重要的介绍，其中附录了关于冲突的两个重要档案。在介绍中，它巧妙地定义了关于阿拉伯河争端的三个先后相继的阶段：第一个是以一个重大的特征为标志，即奥斯曼和波斯之间争夺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权；第二个是英俄两大帝国之间的严重对抗；第三是两伊之间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对抗和竞争。他认为现在的冲突是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的反应，一方是世俗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另一方是宗教主义者和普遍主义者。此书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它附带了一系列解释两伊关系史的档案文献，因此对于了解两伊冲突根源特别是民族因素所起作用来说是本必读书目。5.边界研究中的档案编研
除以上研究资料外，与两伊边界问题密切相关的已刊档案成为另一类需要予以细致梳理的文献。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类档案，关于两伊边界的已编纂档案十分丰富。一些研究者热衷于编纂同中东边界有关的档案并集结出版，个中翘楚非理查德·舒菲尔德莫属，他一边研究一边编辑了几部重要的档案文集，所涉包括阿拉伯国家边界、阿拉伯国家边界纠纷和其他一些地区疆界研究。其中对于两伊边界研究而言最直接相关的是11卷本的《伊朗伊拉克边界，1840—1958》，这套文件集收录了取自英国政府档案的关键性原始文档，涵盖了118年里有关两伊边界问题的记录，由此便形成了一部可单独使用的重要参考文献。“这些关于两伊边界演变的历史证据，或可被视为是继海湾战争和入侵伊拉克之后展开的边界谈判的通用背景资料。文件集中收录了一些条约原文的复本以及英、俄、土耳其、波斯及后来的伊拉克等方之间谈判的详细记录。”另有1992出版的20卷本《阿拉伯边界争端》，这套卷帙浩繁的档案集中所收录文献除来自英国政府档案外，还包括部分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地理研究室的相关文献，史料价值不容小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其1—3卷收录了自1639年至1992年间有关伊朗和伊拉克边界问题的重要档案文献，基本涵盖了两伊边界问题的完整始末，对11卷本的《伊朗—伊拉克边界，1840—1958》档案在时间段上做了恰到好处的补充，弥补了其对两国早期边界纠纷及解决方案和对1958年之后两伊边界争端走向鲜有涉及的不足，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两本文献因在时间段上有很大重合、主题接近，故编者所收录档案有部分内容重复。上述两部档案也是全书写作所将依据的主要史料，当然舒菲尔德所编纂和参与编纂的大部头档案集远不止于此，其中与中东边界问题相关的还包括20卷本的《海湾地区岛屿及海上边界：1798—1960》，该套档案集按编年史顺序，主要从英国的立场和视角出发，详细介绍了波斯湾地区290多个岛屿及海上边界的演变历史，对于了解这一地区的领纠纷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1996年10卷本的《阿拉伯边界：新档案（1961—1965）》问世，此套档案的最显著特征是利用新近解密的英国档案材料，主要包括1960—1965年间的一些外交信件、电文、回忆录、外交声明和原始条约等。紧随其后，他又参与编纂了《阿拉伯边界：新档案（1966—1975）》，共计18卷，其中涉及了两伊领土和库尔德问题的起源（1966年卷）、两伊关系急剧恶化中的领土因素（1974年卷）、阿拉伯河危机（1969年卷）、阿尔及尔协议中伊拉克对阿拉伯河的主权要求（1974、1975年卷）等。此外，隶属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剑桥档案出版社（Cambridge Archive Editions）自20世纪80年代起也陆续出版了一些以中东边界为主题的档案集，这些档案对本书研究所依据的档案做了必要的补充。
以上是国外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状况以及相关档案文献的出版情况。综合来看，国外学术界关于两伊边界问题的现有研究成果呈现如下三方面特征：
首先，两伊边界从北至南，既有陆地部分也有河流部分，现有研究成果中关于南部边界阿拉伯河的边界争端及划界研究成果丰硕，但关于北方库尔德地区的边界却鲜有涉及。河流争端的确是导致80年代两伊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的文献已非常详细地印证了有关阿拉伯河争端的旷日持久且麻烦重重的演进历程，但有关更北方陆地边界的争端却被关注得很少，写作过程中我将努力扭转这种不平衡的情形。诸如未来是否会因哈奈根（Khanaqin）或马杰努（Majnoon）等产油区发生争执之类的问题，现在就可参考以往那些涉及这些边界地区的档案做一些解读。
其次，早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就开始深深地介入土波边界问题，直至1958年伊拉克革命的爆发，在这近120年的长时段内，两伊边界历经三次大的调整，每次都以签订新的划界条约为标志，而英国或是以调停者身份或是以仲裁者身份插手划界工作，每次边界的调整都有无法逾越的英国因素。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涉及两伊划界的双边研究很普遍，但从外交维度深入分析英国方因素的实属少见。
第三，英国的介入程度、影响力度并非一成不变，这与英帝国的衰退密切相关，19、20世纪之交的英国面临纷繁的内部和外部变化，一是国内政治因内阁集权而导致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目标不明、程序失调；国家经济因漠视技术改革和设备更新而发展缓慢，逐渐丧失在世界经济中的垄断地位。二是在欧洲大陆面临由于德国迅速崛起所造成的均势失衡状况；在世界范围内存在与法、俄等国在商业及殖民地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对抗。多重危机造就的客观后果之一便是英国不断调整和校正自身的对外政策，它将军事、外交、经济、政府机构等各方面的视野结合起来，以实现一种内在连贯和协调一致的外交政策。虽有少量从英国外交维度研究两伊边界问题的研究，但对英国政策的边界及动因缺少细致和深入的探究。
相较两伊边界的英文学术成果，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显薄弱，至今尚未有关于两伊边界问题的专著出版，相关研究更多的是从地区视角对中东领土争端进行整体性描述，代表作当属谢立忱的《当代中东国家边界与领土争端研究》一书，作者侧重从民族主义、安全和认知因素等角度来分析中东各国边界与领土争端概况、中东国家边界与领土争端原因、影响和未来的解决条件与解决方法。书中第二章第二节对伊拉克和伊朗边界概况进行了粗线条的介绍，内容十分简略。另有吴传华的博士论文《中东领土与边界问题研究》详细梳理了中东地区各国间领土争端的来龙去脉，其中对伊朗和伊拉克的边界问题亦着墨甚少。此外还有一些与中东历史及相关国家的历史类著作或论文中提到这一问题，通常叙述简单，甚或一带而过。
除相关著作外，一些学术论文对两伊边界问题的某些维度有深入探讨。如台湾学者陈立樵在参考部分原始档案的基础上，从英国与伊朗的角度，深入探讨了20世纪初期至一战爆发前，伊朗西部划界问题，特别论及英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及影响力。这是少有的从外交层面论述两伊边界问题的研究成果。另有数篇文献介绍类文章，虽不涉及具体研究内容，但对英国档案文献的来源、馆藏、内阁档案的分类做了细致的介绍，对本论文的资料搜集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综合来看，与国外现有研究成果相较，国内关于中东及两伊边界问题的研究成果数量少，且研究方法单一，即缺少全面、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亦鲜见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往往将两国边界问题置于整个中东边界问题的大框架下进行研究，或是将研究重点集中于两国边界纠纷中的某个案例而无法展现两国边界问题的总体状况和特点。三、研究方法、重难点及可能的创新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档案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档案分析法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建立在充分掌握有关档案史料的基础上。本论文通过对剑桥大学档案出版社出版的《伊朗伊拉克边界，1840—1958》、《阿拉伯边界争端》等一系列关于两伊边界的档案集，同时通过搜集、整理、研读国外已经出版的经典研究著作和发表的相关主题论文，广泛使用其他类型的文献档案，互相引证，以最大限度完善资料，开展研究。充分掌握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两伊边界演变的文献史料，正是在这些档案文献的基础上，本论文得以进行比较深入、翔实的档案研究。
系统分析法是外交史研究的重要方法。本书在探讨两伊边界争端过程中，注重从英国、伊朗、伊拉克各主要行为体的决策，以及彼此之间的多边互动，全面而深入的剖析影响边界争端走势的各因素。
比较研究法是国际关系研究中惯常采用的一种方法。本论文在研究过程中侧重运用此研究方法比较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两伊边界争端中不同阶段的角色、政策及影响，并通过此类纵向比较揭示英国在中东地位的变化，以及英国国内对外决策的过程和考量因素。
通过对档案史料的解读，利用以上研究方法，全书重点在于厘清1927—1937年两伊在北部陆上边界以及南部阿拉伯河上边界争端的始末，即：发生了什么？以及阐释争端相关国家的外交决策特别是域外大国英国在不同阶段的政策转变的逻辑及考量因素，在此基础努力回答这样的问题即这一边界线是怎样变成了一个大国干涉的国际问题。
本书的首要属性是历史研究，故最难以突破和实现的是完全还原真实的历史图景。两伊边界争端持续时间长、牵涉因素广，仅在书中选取的十年历史时段中，其发展演变态势就错综交织，要做到全面完整的还原史实，委实困难。写作过程中笔者力争做到在对一手史料考证、辨析及阅读，广泛使用其他类型的文献档案，互相引证，以最大限度完善资料，展开基本的史实论述，尽可能还原该历史时间的真实图景。
本书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首次全面系统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两伊在北部陆地及南部河流边界问题上的争端，在内容上有所创新；其次，主要依赖原始档案——《伊朗伊拉克边界，1840—1958》《阿拉伯边界争端》，这两部档案国内馆藏较少，目前尚无利用此类文献的研究成果问世，因此在资料上有所创新；第三，全文侧重分析比较英国在不同阶段的决策依据及以对争端影响力的变化，在研究视角上有所创新。四、研究思路及分析框架
两伊边界问题由来已久，本书主要探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两伊陆地边界发酵、阿拉伯河主权争议再起以及继之而来的英国对边界问题的介入所导致的英国、伊朗、伊拉克三方外交互动，直至1937年签订《德黑兰条约》使得边界问题暂时得以解决。作为此一时段的前因及后果，文章溯及1927年之前边界问题的由来及前期两国划界问题的历史沿革，并追述了《德黑兰条约》之后边界问题的走向。论文的主体研究部分包括绪论、五章内容和结语，拟以微观历史探究为基础方法，以1927—1937年伊朗和伊拉克边界争端的发展演进为主线，围绕阶段性出现的重大问题，分维度记叙与分析，在此基础上以宏观历史视野总结思考边界演变和边界争端解决等重要问题的一般规律、历史经验和政治教益。具体写作框架如下：
绪论部分主要从个人的智识兴趣及学理思考层面阐释论文选题缘由及论证该研究可能蕴含的四点史学意义和现实价值。继而全面梳理与该论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总结分析可得的档案史料，研判研究中面临的重难点及可能实现的创新点。
第一部分主要论及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左右和影响两伊边界的事态发展。首先主要追溯波斯、奥斯曼两大帝国早期的领土争端及划界条约，兼及英帝国的调停与仲裁，是为全文的背景性介绍。两伊边界纠纷可上溯至中世纪晚期波斯和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争夺，1639年《祖哈布条约》是两帝国间关于边界最古老、最直接的协议，但此约没有划定双方具体的边界线，只是对边界地区做了宽泛的规定，由此导致两国之间边界纠纷的持续，此后虽多次订约，但均以《祖哈布条约》为基础。1837年两帝国因争夺北部边界的陆上领土而关系恶化，而英国为保全殖民地印度的安全与利益，逐渐涉入奥斯曼和波斯的领土争端，此为英国介入中东边界争端之肇始，为平息此次争端而签订的1847年第二次《埃尔泽鲁姆条约》是两帝国早期最重要的划界条约，也是后续英、俄、土、波四方划界委员会成立的基础和依据，委员会为确定具体的边界耗费多年努力而最终无果。1905年起，奥斯曼、波斯边界纠纷再起，经过多方协商，于1911年12月21日签订了《德黑兰协议》，双方以此作为谈判以及进行确立领土边界程序的基础，最终在1914年划出边界，但两帝国间的矛盾、争端远未平息，早期划界条约的各种潜在争议、含糊、大国干涉恰成为后续时段双边争端的根源。
第二部分论及一战后的边界情势，战后中东地缘政治版图急剧变化，1920年《色佛尔条约》和1923年的《洛迦诺公约》在给予伊拉克以独立国家地位的同时也界定了伊拉克的东部边界，作为奥斯曼帝国在这一地区领土的继承者，奥斯曼和波斯帝国之间历史性边界问题也成为其遗产之一，与此同时波斯和伊拉克在陆上边界以及阿拉伯河的领土争端开始发酵，摩擦、冲突不断升级。
波斯对现存边界日益不满，苦心寻求修订边界条约的机会，它认为现在的边界对自身而言有失公允，违背了国际法的原则，继而否定1843年《埃尔泽鲁姆条约》及1913—1914年的边界安排的有效性，要求按照国际通行的沿河流中线划界的方法来重新划定两国在阿拉伯河上的边界。伊拉克和英国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希望保持两国边界的现状，认为此前的边界安排是最终结果，无须任何修改、变动，又因伊朗一直没有承认伊拉克主权国家的地位，且伊拉克尚处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之下，故波斯的修约诉求演变为此一时段英波之间的外交主题。
一战后，英国在中东地区获得了广泛的政治、战略、商业以及石油利益，因此在争端伊始英国的态度明确，即反对波斯的修约要求，拒绝讨论此前签订边界条约的有效性问题，且将波斯承认伊拉克主权国家地位问题确定为一切双边外交的前提。
第三部分着重探讨英国对两伊边界争端问题的政策调整和立场转变。英国对波斯修约诉求起初强硬的态度和政策导致20世纪20年代末期两伊关系持续恶化，边界问题陷入僵局。英国遂开始审慎思考和调整对伊政策，希冀从整体上解决两伊边界问题，而波斯在领土诉求频频碰壁之后也尝试校正自己在外交目标和外交手段之间的偏差，边界争端一度缓和但程度有限。
从长远看，两伊关系的持续恶劣，给英国和伊拉克在石油及中东经济利益方面带来巨大损失。1928年底，英国分别同伊朗及伊拉克展开了一系列外交互动，初步尝试协调两国边界争端，在“河流国际化”等一系列不成功的外交努力后，1930年升级版的替代性政策出台，即在英国、伊拉克、波斯三方间协议设立一个委员会，以改善和维持阿拉伯河的管理。1930—1935年间，经各部门间漫长的协商，英国先后拟制了7个冗长的草案，以条款形式确定三方在提议中的管理委员会的权力和地位。白厅对此自信满满，认定波斯政府定会接受这一提议，但日益明显的是：“任何这样的和解唯有伴随着以波斯议题为偏好的河流边界调整。”伊朗的态度和政策取向致使英国的政策实践再次搁置。
第四部分围绕1934—1935年间边界争端中的新动态展开论述。英国在前一阶段对边界争端的调停收效甚微，各项政策难以为继，波斯、伊拉克两国间有关边界侵犯的指责和反指责日益频繁，双边谈判也无任何突破性进展，最终在经英国默许后，双方将边界纷争诉诸国际联盟。此一阶段英国的政策转向通过影响国联、秘密指导伊拉克外交政策等方式间接左右边界争端的走势，但其影响力度和介入程度已远不如前。
波斯、伊拉克在一场不得要领的听证会上各执己见，伊拉克要求按照1843年《埃尔泽鲁姆条约》《德黑兰公约》《君士坦丁堡公约》为基础，赋予其对整个阿拉伯河的主权，伊朗则争锋相对，提出上述条约均未获得国内批准，因而无效，国联委员会认识到波斯和伊拉克的分歧在短期内无法调和，遂敦促双方在意大利驻国联代表的调查下直接磋商。此后两国逐渐摆脱国联和英国的影响，通过多次双边协商，寻求边界争端的解决方案，但1935年底两伊双边谈判再次陷入僵局，英国企盼的以平等一方参与阿拉伯河保护公约的三边协定也明显无法实施，边界争端走向新一阶段。
第五部分聚焦于1936—1937年间两伊经一系列密集的双边磋商后所签订的新边界协议《德黑兰条约》。1936年1月，伊拉克建议以一种新模式解决阿拉伯河争端，即暂时搁置关于阿拉伯河管理和航行的争议，直至河流的最后边界线划定后才可重启，伊拉克也首次表示准备把沿阿巴丹锚地剥夺的领土让与伊朗，作为回报，伊朗表示将确认1913—1914年条约的合法性。这一系列缓和和让步为双边磋商营造了一种积极的态势，但具体磋商进程仍举步维艰，谈判一直持续至1936年4月两伊达成一份划界协定草案，其核心内容是承认了伊朗在阿巴丹对面拥有阿拉伯河约四分之一的主权，以此草案为基础，双方在1937年7月4日签订《德黑兰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伊朗对阿拉伯河的主权延伸至阿巴丹港区周围的水网地带，但同时也重申了1847和1913年条约的有效性。条约的条款中也规定了由一个新召集的边界委员会划定阿拉伯河的边界，并且一项关于阿拉伯河的保护公约的结论在条约签订后12个月内得出。1937年的条约同样宣布所有国家的商船有沿阿拉伯河自由航行的权力。但划定边界及完成保护公约的工作基本没有获得任何成功。1937年7月8日条约签订四日后，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阿富汗在德黑兰签订了一项区域安全协定《萨达拜德公约》，这对接下来几十年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合理的关系做出了贡献。
最后为结论部分，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总体性阐释影响两伊边界塑造的外交因素，以及域外大国的介入动因、路径、影响，提炼总结其对中东国家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的当代启示。
第一章 调停与仲裁（1639—1914）
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边界领土争端最早可溯源至奥斯曼帝国时期，并已成为几个世纪以来这一地区权力争夺的主题，它的历史进程展示了一幅社会、政治和民族认同等多重化的恢弘历史图景。一战之前的情势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前后相继的时段：
1639—1823年表现为地区内两帝国之间的敌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为这一时段双方争夺的焦点，但攻守易势时有发生，结束1638年军事冲突的《祖哈布条约》在两帝国间首次建立起和平即划界条约，其突出特征表现在通过游牧部落的忠诚来划定边界地区的归属，因而形成了一个宽泛的边界地带，该约也成为此后一系列条约的基础。
1834—1873年表现为英、俄两大帝国对奥斯曼、波斯边界事务的调停。19世纪，时值英、俄在中东及中亚争夺势力范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介于两强势力范围之间，稳定奥斯曼和波斯边界，使其作为一个缓冲区成为英俄两国的共识，有鉴于此，这对敌手在中东边界问题上走向了合作和联合。1837年，奥斯曼和波斯在穆罕马拉地区发生边界冲突，英、俄欲从中协调，遂于1843年组织边界调查团，由英、俄、土、波四方代表组成，经长达四年的密集谈判，最终在1847年签订的《埃尔泽鲁姆条约》中划定边界，陆地边界的总长度得到了确认，但更南端的边界线则只是相当粗略地确定为以阿拉伯河东岸为界。1847年《埃尔泽鲁姆条约》是后来一系列边界问题的主要参考要件。
1905—1914年表现为英国对边界问题的仲裁。20世纪初石油的发现使得边界问题更趋复杂，英国在波斯与奥斯曼边界地区发现石油，因此更希望以划定边界的方式来维护利益和巩固影响力。一战前在英国的主导和介入下，有1911年《德黑兰议定书》及1913年《君士坦丁堡议定书》得以签订，后有边界调查团在边界地带订立界桩，但两国边界纷争远未尘埃落定。
第一节 边界问题的历史溯源
一、早期领土问题与划界条约从历史维度看，伊朗与伊拉克有着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伊朗古称波斯，公元前6世纪中期，阿黑美尼德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建立起一个横跨亚、非、欧的古波斯帝国，自称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由一个统治者统治众多人群的帝国”，伊朗帝制由此诞生，民族主体初步形成。伊拉克古称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其地理位置可理解为“位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土地，大致从北部的提克里特（Tikrit）地区直到南部波斯湾”。波斯帝国兴起后，伊拉克是帝国的组成部分，隶属巴比伦—亚述行省。
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所灭，伊朗和伊拉克同属帝国统治，帝国瓦解后，波斯及两河流域一度归属塞琉古王朝统治。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安息帝国兴起并大举西扩，占领两河流域地区。从公元前1世纪中期起，安息帝国与罗马帝国为争夺两河流域，进行了断断续续长达两个世纪的战争。224年波斯萨珊王朝兴起并再次将伊拉克划入帝国版图，这也是继波斯帝国、帕提亚之后第三个统治伊拉克的伊朗王朝，又名“新波斯帝国”。公元602—628年间，萨珊帝国与拜占庭帝国为争夺亚美尼亚、两河流域等地区而战事不断，国力日衰，与此同时，在伊斯兰星月旗帜引导下的阿拉伯人日渐崛起，公元638年阿拉伯人轻而易举地征服了萨珊帝国，阿拉伯征服者带来两样东西：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对伊朗而言，除阿拉伯语成为伊朗的官方语言外，伊朗随之开始了伊斯兰化进程；于伊拉克而言，阿拉伯人的征服是其历史的新起点，标志着伊拉克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的肇始。
两河流域和波斯重新统一于阿拉伯帝国之下，这一态势延续至1258年帝国灭亡，蒙古大军攻陷巴格达后，1263年建立伊尔汗国，其所辖领土东濒阿姆河，西临地中海，北接里海、黑海、高加索，南至波斯湾。今天的伊朗、伊拉克都囊括其中，伊尔汗国统治后期，国家四分五裂，王朝林立，直至1380年帖木尔帝国消灭了这些在伊尔汗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诸多封建王朝，在短暂的统治之后，由土库曼部落组成的黑羊王朝、白羊王朝先后降服两河流域和伊朗。
同样在14世纪，尊奉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巴尔干、小亚细亚半岛扩疆拓土，终结拜占庭帝国的千年历史，征服阿拉伯世界，成为中东地区的一个大帝国，并于1534年将伊拉克并入帝国版图。公元1502年，伊斯马仪（Shah Ismail）建立萨法维王朝，宗奉什叶派穆斯林为国教，定都大不里士，领有伊朗高原大部，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分庭抗礼。萨法维王朝的兴起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伊拉克和近东地区有着深远的影响，两帝国因教派纷争和各自利益在两河流域地区展开长久的敌对和争夺态势。萨法维王朝以伊拉克卡尔巴拉、纳杰夫为宗教圣地，所以对伊拉克觊觎已久。奥斯曼帝国为逊尼派国家，为防止什叶派力量的扩展，保护伊拉克逊尼派，也视伊拉克为必争之地。两河流域地区成为两大帝国之间的目标：“各方都视伊拉克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这部分是因为它是通向波斯湾的重要通道，部分是因为伊拉克是东西方之间重要的陆地桥。”
萨法维王朝的兴起对奥斯曼帝国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双重威胁。16世纪早期奥斯曼人关注的是什叶派在小亚细亚的传播，他们担心萨法维王朝可能会煽动和鼓励奥斯曼帝国的什叶派起义，而伊斯马仪国王定期访问奥斯曼波斯边境，传播什叶派教义。“每一方都寻求牺牲对方来扩张自己。萨法维王朝将自己定义为穆斯林什叶派捍卫者，而奥斯曼帝国则声称是逊尼派的保护者。”双方矛盾激化，终致战事发生，争端起于塞利姆一世苏丹将帝国边界向东推进并将伊拉克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此后奥斯曼苏丹和波斯帕夏便开始争夺伊拉克的统治权，双方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战争。1510年伊斯马仪巩固政权之后，出兵征服了伊拉克，在那里他摧毁了几个逊尼派的神殿和坟墓，迫害逊尼派穆斯林，并为什叶派穆斯林建造神殿。随后，他将摩苏尔并入他的帝国，成为波斯和伊拉克无可争议的主人。1514年，奥斯曼苏丹塞利姆决定讨伐波斯，为防止国内叛乱，下令对安纳托利亚全境进行讨伐，并以安全间谍为罪名屠杀了4万名什叶派教徒，此外针对小亚细亚的一些什叶派成员，也采取了压制性的措施。1514年，双方在查尔迪兰举行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萨法维军队被击败，奥斯曼重新夺回对伊拉克的控制权，巩固了东部边界。此后奥斯曼波斯之间开启了长达41年断断续续的争夺伊拉克的战争。1529年，萨法维占领伊拉克，但1543年奥斯曼苏丹苏莱曼一世又扭转了战场态势，再次领有伊拉克。战争从1548持续至1553年，奥斯曼——波斯之间对抗不断加剧，但两国互有胜负，战局始终难见分晓，这反映了彼此之间脆弱的平衡，“每一方都既不能决定性地打败对方从而取得对伊拉克永久性的军事控制，也不能在控制该地区时建立有效的行政控制”。在武力解决无果的情况下，双方首次尝试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领土问题。波斯在伊拉克的目标有三：增加它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不受限制地进入纳杰夫的圣地卡尔巴拉；维护沿着外国货物商品流入波斯的巴士拉—巴格达哈奈根贸易路线的安全。
1555年两国在奥斯曼北部城市阿马西亚谈判缔约，签订《阿马西亚条约》（Pace of Amasy）首次对领土边界做了宽泛的安排，特别是在波斯和伊拉克的北部地区。在《阿马西亚条约》中，西阿塞拜疆和其主要的库尔德地区的波斯领土损失被编纂成法典，粗略地定义了从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向南的边境地区，从扎格罗斯山脉的脊线向下延伸至阿拉伯三角洲。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