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朝元
出版社：人民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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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批评理论研究试读：
总序
进入21世纪后，中国进入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的步伐越来越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愿景越来越清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想目标越来越接近，大国崛起及其经济强国、文化强国的战略宏图越来越成为现实。随着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步伐，“文化经济”也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党和国家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地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步伐、建设文化强国及其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方针，获得全国上下一致的拥护与认同。中国不仅又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而且又面临着一个文化盛世与文化强国时代。
面对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形势与最佳环境，我们每一个人都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中华传统而引以为自豪，激发出弘扬文化传统、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觉性与自信心；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如数家珍地论说文化强国、文化立国、文化软实力、文化复兴、文化振兴、文化保护、文化盛世、文化经济、文化产业、文化生产、文化市场、文化消费、文化传播、文化交流等范畴与命题，这不仅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建设目标，而且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议题，更成为社会各界以及普通百姓议论话题。没有任何时候“文化”能如今天这样深入人心和鼓舞人心，也没有任何时候“文化”能如今天这样充满活力、充满希望、充满前景，更没有任何时候“文化”能如今天这样自觉与自信，如此这样的丰富多彩和灿烂辉煌。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发展的盛世时期，有理由、有责任、有信心承担起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文化强国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我们生活在祖国南疆——广西这片热土上。广西是一个沿边、沿海、沿江的南方少数民族自治区，具备得天独厚的区域特点与区位优势。广西自然风光迤逦秀美，生态资源蕴藏丰富，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民族文化绚丽多彩；更以歌仙刘三姐及其山歌文化、歌圩文化、铜鼓文化、绣球文化、壮锦文化闻名于世，也以桂林山水、北海银滩、德天瀑布、龙脊梯田、阳朔西街、兴安灵渠驰名中外；历代百越文化、骆越文化、西瓯文化、岭南文化、粤西文化、八桂文化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特色鲜明，优势凸显。广西文化发展至今天，又面临西部大开发、大西南出海通道、中国-东盟自贸区博览会、北部湾经济大开发、桂林世界旅游胜地建设、珠江-西江经济带、海上新丝路等国家战略实施，为广西文化发展提供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
作为学者，作为地方高校教师，作为文艺学学科团队，我们的科研方向长期以来既关注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与学术前沿研究，又关注并服务于地方文化建设的应用研究及其实践研究。从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以来，我们在跨学科整合资源基础上建立审美人类学研究团队，在国内率先开辟审美人类学研究领域，成为学界审美人类学研究重镇，不仅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而且也不断获得学界好评与声誉。2005年“审美人类学研究中心”建设成为广西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科研基地。更为重要的是，审美人类学研究将文艺学、美学的理论研究优势与人类学、民俗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应用研究优势结合起来，被学者表述为“田野中的书斋”与“书斋中的田野”，使书斋学问与田野学问有机结合和交融，推动学科建设发展及其学术范式转型。由此，我们长期致力于广西地方文化、民族文化、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的考察和调研，积累了大量的文化研究资源材料，也积累了大量的田野作业体验和经验，更积累了一批区域文化研究成果，形成跨学科研究团队。在此基础上，我们不仅对广西地方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而且更为明确了自身的义务、责任与担当，积极响应和践行广西提出“富民强桂新跨越”及其“民族文化强区”的战略决策，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与文化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2013年，我们获批广西特聘专家岗及其“广西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软实力研究”项目，又开始迈向新的征程。两年来，我们主要着手进行三方面工作：一是普查与重点考察广西文化及其文化产业发展状况，收集、积累和开发、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对广西文化及其文化产业发展进行宏观与微观研究，为广西提出“民族文化强区”及其打造“千亿元”文化产业工程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例证；二是进一步加强艺术生产理论及其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着重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文化研究理论等，以及国内外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新媒介及其文化传播、场域理论等方面进行理论研究，提供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资源与学理基础；三是在跨学科综合研究基础上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起来，整合文艺学、美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化学、生态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论资源，针对广西文化建设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问题进行典型案例研究，着重于针对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文化生态保护区、文化旅游以及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典型案例研究，着眼于构建广西文化形象与文化符号，进一步提高文化软实力。基于此，我们组织策划与编著了这套“文化产业与文化软实力研究丛书”，将研究成果集中推出，以期为广西文化建设及其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软实力提高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也希望得到学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呼应与支持，共同为实现文化强国及其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是为序。张利群2015年元旦
绪论
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西方文化理论发展与批判
中国与西方社会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对中国文化而言，其内涵丰富深厚。中乃“居四方之中”；国的繁体字为“國”，即或外加口（音围），指城邑，戈表示武装。合意为武装保卫的天下之都。中国：上古时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自认为居于天下之中央，故称中国。华有光辉、文采、精神之意。中华意为居四方之中的国家文化发达。文，其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系辞下》曰：“物相杂，故曰文。”化之本义则指改易、生成、造化。《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后引申为：教行文化。
文化可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去理解。
广义文化是指人类迁善之义。文可分为天文、地文和人文：“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传》）合而言之，文化即以文教化，以文德治天下。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包括物质与精神的创造及其成果的总和。狭义文化则是指广义文化中的精神部分，即精神的创造及其成果的总和。我们所说的文化通常是指狭义文化，即精神文明的总和。文化内容具有四种表现形式：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极为丰富深刻，具体体现在天人合一的人文传统；整体直觉的思维方式；自强不息的民族心理和中和为美的艺术境界等诸多方面。
本书主要分析和研究西方社会文化理论家霍克海默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鲍德里亚早期符号文化理论、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表征”理论、布迪厄“文学场”理论、克尔凯郭尔审美生存文化思想、约翰·费斯克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和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地域观及其美学意义。希望通过对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符号文化理论、文化“表征”理论、“文学场”理论、审美生存文化思想、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及文化地域观的美学思想等社会文化理论比较系统、全面的分析批判，能为我国当代社会文化理论建设提供借鉴。
霍克海默是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创始人之一，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在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探索中，霍克海默阐述了哲学的社会功能和对传统理论进行批判分析，揭示了批判理论的性质。霍克海默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辩证的批判理论”, “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批判现存的东西”。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直接源于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受卢卡奇的影响，关键在于重新注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重申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霍克海默认为，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其他学科所研究的问题，都是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都是从社会现实中产生的问题，而哲学必须对其他学科根本解决不了或者解决得不能让人满意的问题作回答。
从理论发生学上看，批判理论是在对传统理论——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批判与对马克思批判哲学的继承的产物。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传统的社会理论与批判理论之间的对立包括与现存社会的关系、研究方法及逻辑结构、研究主体和理论旨趣几个方面。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力图将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统一起来，因而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气息。霍克海默在建立批判理论伊始就确立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打破学科分工，试图从整体上对当时的社会予以批判。批判理论缺乏传统理论的实效性，这是批判的一个重要性质。
启蒙就是袪魔化，摆脱人类生存的神话生态，把人从自然中解救出来。启蒙在反对神话的同时，几乎在每一个方向都转向了自身。霍克海默之所以对启蒙精神进行猛烈的批判，是因为启蒙精神是工业文明的主导文化精神，启蒙精神原本是祛除思想中的神秘成分，使人类走上文明的道路，但“祛魅”的过程却变成树立新的神话——理性神话的过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通过对“启蒙辩证法”的研究，不仅将矛头指向工业文明，而且还深刻地揭橥出，启蒙精神是造成资本主义统治的根源。一言以蔽之，启蒙导致理性的集权主义统治。从对启蒙的分析，霍克海默走向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之路，阿多诺则走向对同一性的辩证法的批判之路。
霍克海默还着重对工具理性进行深刻的分析批判。霍克海默后期的研究兴趣转向了人的理性、自由、异化等问题。在《工具理性批判》这部论文集中，霍克海默把理性分为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霍克海默认为，现代哲学家研究人的特殊方式归结到一点就是：一方面承认存在抽象的人，另一方面抽象地研究人。霍克海默对现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做出的诊断。主要包括：第一，教育的职业化问题突出，教育的目的愈来愈倾向培养适合“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转的零件。第二，社会结构合理化，阶级统治隐身，人们生活在“匿名的权威”的统治中。第三，工具理性渗透到人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异化更加严重。工具理性的膨胀致使价值理性衰落，意义的丧失，社会以及人的生活过程的理智化。霍克海默认识到工具理性对人的生存的异化，理性沦为维护统治的有效工具。霍克海默力图恢复一种辩证理性。在工具理性和文化工业的操控下，人的生存越来越成为一个可以替代的零件，不是人的操控工具，而是工具在操控人，其早期批判所具有的乌托邦也逐渐失去往日的色彩。
让·鲍德里亚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他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工具，结合精神分析学、社会学、经济学、媒介理论等，对消费社会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论证，形成了他系统的符号文化理论。鲍德里亚是从分析物品开始的。在他看来，不论是功能物品、非功能物品还是后设及伪功能物品都以符号的形式存在，通过广告的推动和信用贷款的支撑，形成一个物品的模范/系列不断循环发展的等级化的物体系。由于它对应着现实的社会区分逻辑，满足了人们社会身份认同和自我身份认同的需要，因此人和物构成了一个闭合的循环。这样人们的消费表面上是自由的，实际上受符号系统支配，是一种异化消费。消费社会中的人们不仅在劳动中被异化了，而且在消费中也被异化了。这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同时，符号化在全社会广泛渗透，不仅人们的身体、工作、休闲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符号化了，而且政治、媒介、艺术、文化、美学等一切都以符号的形式存在。
鲍德里亚符号文化理论的基石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物品就是通过与其他物品的差异性关系来获得意义的。同时，鲍德里亚又发展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在他看来，物品的意义不同于语言的意义，而是一种模范/系列的等级意义即符号价值。物品、身体、工作、休闲、艺术、文化等都可以成为能指符号而具有符号价值。符号价值表示的是能指所具有的一种社会地位区分能力，这时能指符号是表征人们社会地位的符号。这是鲍德里亚“符号”的第一层含义。物品还可以人们成为心理投射的符号，例如非功能物品、后设及伪功能物品等主要就是作为人们心理投射的符号而存在的。这是鲍德里亚“符号”的第二层含义。“符号”的第三层含义是指形式化、表面化，例如制度化微笑、模拟美学、政治与媒介的符号化等。
符号价值是鲍德里亚符号文化理论的中心。人们对符号价值的不懈追逐，推动着模范/系列的不断循环以及社会的普遍符号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造品牌也有指导意义。遗憾的是鲍德里亚本人并没有对符号价值的形成做出具体而充分的论述，但是从他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符号价值、象征价值可以相互转换以及模范/系列不断循环的思想，可以断定使用价值大、交换价值高的物品具有更高的符号价值。同时符号价值和品牌价值也可以相互转换。
媒介理论是鲍德里亚符号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特别是广告诉说着物品的符号价值，引导着人们对符号价值的追逐。鲍德里亚没有系统地论述艺术、美学，但是由于它们在符号价值的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他还是给予了应有的关注。他那些“美学再循环”、“工业美学”和“模拟美学”、“超美学”等观点还是很深刻的。鲍德里亚符号文化理论的缺陷也很明显。主要表现为缺乏历史发展的眼光，受结构主义固有局限所囿，夸大了符号的支配作用。所以他找不到摆脱符号支配的途径，看不到社会的出路。其实，在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人们没有通过符号进行区分、追求符号价值的必要。因此，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全面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最终彻底地消除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现象。这也是走出受符号支配的消费社会的唯一途径。“表征”作为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关键词之一，在文化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实践，以之为中心也形成了许多相关的理论。其中斯图亚特·霍尔对“表征”的论述堪称代表。他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循环观出发，探讨了文化循环的模式，并将“表征”看作文化循环的主要环节加以论述。他指出，“表征”通过符号的意指性实践来生产意义，构成了个体对于世界的意义系统，并且使得同文化中的个体以及不同文化的个体之间达成意义的交流，从这点来说，“表征”构建了我们的意义世界。“表征”的具体运作方式有三种：反映论的、意向性的和构成主义的。霍尔着重论述了构成主义的两种途径——符号学（语言学）和“话语”。前者主要植根于索绪尔语言学到罗兰·巴特“神话”的语言学/符号学传统，从符号的角度阐释文化和表征，是一种“诗学”；后者则是从福柯的“话语”理论出发，探讨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认为话语建构了意义以及有效的主体-位置，而无所不在的弥散的权力是隐藏在意义背后的动力和深层原因。这是对“表征”的后果和影响的考察，是一种“政治学”。同时，霍尔还指出，表征与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点是被福柯所忽略了的。将意识形态被引入“表征”理论之中，是霍尔对庸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及经济决定论的自觉抵抗和批判，体现了“表征”理论鲜明的文化政治色彩。
从霍尔的理论整体来看，“表征”理论的提出与他对“接合”的看法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表征”与“接合”都是根源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中，通过对葛兰西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等多种理论的吸收、利用，而不断成熟的；“表征”理论的核心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表征”理论本身也可视为一种理论的“接合”实践：它的形成也体现了从文化主义范式到结构主义范式再到“葛兰西转向”的一种自觉地历史选择。而霍尔的“接合”理论也正是对葛兰西意义上的、拉克劳等提出的“接合”理论的开创性发展，其被表征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不断“接合”的过程。“接合”理论不仅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对象“语境化”的方法，也为“表征”理论提供了一种实践的前提和场所，并保证了“表征”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实现。两者无论从理论内涵还是在实践过程中，都是相互交织、彼此重叠的。
作为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霍尔，不仅在理论上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同时还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实践。他通过对一系列文化现象及问题，例如“索尼随身听”、文化身份及种族、编码/解码等的分析和研究，就不同领域内的“表征”实践活动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使我们对文化“表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还为我们树立了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典范。
霍尔的“表征”理论对英国及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研究都形成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对我国的文化研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其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这主要来自于文化研究的日益严重的制度化趋势、后现代话语对之形成的挑战以及范式危机的依旧存在。这一系列问题的存在都使得文化研究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并要求我们必须对此做出积极的应答。布迪厄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一。他受到过结构主义、现象学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古典认识论传统等思想理论的深刻影响，他对许多被普遍接受的概念范畴和思维模式进行了批判性的审核和考察，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将一些观念改造成自己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场域”、“习性”、“资本”是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核心概念，布迪厄通过它们来探索社会生活中实践的奥秘，力图超越社会科学中的二元对立，并将它们创造性地运用到文学艺术领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场”理论。要解读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近而更清晰地了解他的文学场就不能不先弄清他的这三个基本概念：场域是社会高度分化的独立关系网络空间；习性是社会化的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资本是具有隐喻性的区分形式。当然，布迪厄在论及场域、习性、资本这些概念的时候，持一种开放性的态度，他主张在理论的系统中以及它们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去界定概念，而绝不能孤立地定义它，只有这样，概念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在具体的研究中，场域、习性、资本三个核心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布迪厄从行动者习性与流通资本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把社会实践看成是在特定场的特别逻辑之中实现的东西。
文学场的发生和成熟，经历了相当漫长的与社会世界决裂的过程。布迪厄是以法国文学场的形成为例来论述的。具体地说，即是以波德莱尔、福楼拜等人为代表的追求文学艺术自主性、反对政治经济力量干涉文学的过程：波希米亚群体的诞生是文学艺术场形成的关键步骤；在艺术与金钱的斗争中文学场内部产生了两极之间的对立，分裂为两个次场：
有限生产（次）场和大生产（次）场，一种双重结构随之产生；艺术自主标准的确立及纯粹艺术的创造成为独立文学场生成的标志。文学场是结合了主观与客观、结构与历史的空间结构，是充满了历史、现实内容的开放性结构，是不同位置之间不断斗争的产物。每一个进入文学场的行动者的位置变动都会影响场域的结构发生变化。在等级系统中的位置空间向具有不同习性、能力的行动者开放，最终由他们占据、争夺。独立的文学场对文学艺术至关重要，没有独立就意味着成为“奴隶”或有“死亡”的可能。文学在受到各种力量侵蚀的时候，是否保持了独立性、在多大程度上和怎样保持独立性问题，这可以从文学场的形成与独立中窥见端倪。
文学艺术领域有着自己的法则。文学场的自主程度越高，场的两极之间的鸿沟深，在这种情况下，场的运行法则建立在与权力场和经济场的基本原则颠倒的基础之上，文学场获得独立自主正是以藐视普通的经济利益，追求一种“颠倒的经济逻辑”为标志的，遵循“输者为赢”的法则。这对我们认识文学领域的有关规律有重要的启示。文学遵循的法则与社会中普遍的经济逻辑不同，与社会空间既有同源性又有其特殊性。真正的文学作品一定含有丰富的审美意蕴，它的经济效益常常是滞后的；应时的作品信守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利润的普遍经济法则，常常会扼杀文学艺术。在众生喧哗的当代“文坛”、在各种“文学快餐”充斥大街小巷的今天，“输者为赢”的法则对我们判断良莠是很有价值的。
场的双重结构决定了它的存在形式表现为永无休止的斗争，场被赋予一个暂时性的维度。文学场与外部权力场的斗争与文学场内部的代际更替是其自主与更新的动力来源。当然，文学场的斗争并不直接就是毫不掩饰的权力斗争，文学场的斗争作为符号斗争，必须遵循文学的内部规律。也就是说权力的作用形式必须首先接受场的形塑，采取文学场特有的符号系统。所以，布迪厄非常强调文学场的自主性及其自身的逻辑，强调文学场的不可简约性。
在文学研究中，长期以来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严重地束缚了文艺学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使之无法随着文艺活动的具体时空语境的变化来更新自己。布迪厄通过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的分析，用文学场的观念将文学艺术形式和社会机制联系起来，避免从内部或外部的孤立视角来切割文学和社会、历史的关系，将作品置于科学的客观化考察之下，从而建立一种“作品的科学”，达到对作品的科学认识。文学作品应该被理解为对整个文学场的显示，要把作品的历史语境和作品本身联系起来，从作品在文学场中的生成性来看待其意义和价值。
布迪厄以社会学家的广博视角来审视文学艺术领域，论述了文学场逐步自主化的过程，对文学艺术领域的法则进行深入剖析、探讨、研究。他运用文学场的阐释框架，以及习性、资本等相关理论工具，试图超越文学研究中的种种二元对立，以期用某种关系主义认知模式摆脱本质主义思考。在达到高度分化性的现代社会，理解文学艺术就意味着将它置于特定的场域结构之中，结合文学行动者的性情系统、社会轨迹以及所携带的资本来加以探究。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为文学研究带来了焕然一新的景观，为当今文学艺术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新视角。
索伦·阿比·克尔凯郭尔（1813—1855），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心理学家及诗人。他思想深刻、才华横溢，一生虽然短暂，但论著颇多，在哲学、宗教、心理学、文化批评等领域都有独到的见解。克尔凯郭尔生不逢时，其思想由于超前性而不能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但随着世纪末西方社会信仰危机和理性危机加剧，这位卓越的思想家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他的思想开始受到学术界普遍的关注。存在主义者尊称他为“存在主义之父”。德国存在主义大师雅斯贝尔斯曾对克尔凯郭尔给以高度评价：“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使我们睁开了眼睛”。在神学领域，瑞士新教神学家卡尔·巴特也在其宗教哲学的引领下，完成了“危机”神学。在精神分析领域，克尔凯郭尔与弗洛伊德地位不分上下，被称为“后精神分析大师”。
两次世界大战过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饱受战争之苦的人类痛定思痛，对自身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行为开始了深刻的检讨和反思：我们渴望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自我的生存、他人的生存，整个人类的生存问题困扰着我们。虽然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人在精神层次上的问题不仅没有得以解决，反而更加深化。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拥有权力、科技、文明，却发现自己的精神无家可归。个人在理性的支配下遗忘自我、缺乏激情和信仰，个体变成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存在物。克尔凯郭尔穷尽一生都在拒斥理性对个体的操控。为此，他提出与思辨哲学相对立的“生存哲学”。本文的选题就立足在克尔凯郭尔文本的基础上，联系其伦理生存和宗教生存思想，从最低层次的审美生存领域出发，分析审美生存者所处的困境及其如何在信仰的引导下穿过虚无和绝望的深渊，通过自我选择而到达一条自我解救的道路。简而言之就是为个体生存提供一条由沉沦到拯救的上升的道路。这为解决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提供了一种选择。从个体生存这个层面上思考克尔凯郭尔思想，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克尔凯郭尔的思想随着存在主义哲学思潮风靡而引起世人关注，国外对其研究相对全面与深入。19世纪末克尔凯郭尔思想逐渐传入中国，但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20世纪80年代，存在主义思潮在中国学术界形成热潮。比起萨特、加缪等一批存在主义思想家，克尔凯郭尔似乎是作为附带介绍，没受到足够重视。如他的《诱惑者日记》被出版商将书名改成《曾经男人的三个少女》，根本无视其中丰富的哲学内涵。难怪学者杨大春责问“国人的精神何在？”但一部分严肃的学者开始对克尔凯郭尔文本进行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翻译。一些出版社也陆陆续续出版了一些关于克尔凯郭尔的作品。现在几乎每年都有写克尔凯郭尔的硕、博士毕业论文。其中，克尔凯郭尔的人生道路三阶段，作为生存论学说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
在立足克尔凯郭尔文本的基础上，联系其伦理生存和宗教生存思想，从生存论视角出发，分析克尔凯郭尔审美生存的基本内涵、特征，从整体出发重新看待克尔凯郭尔的审美生存与伦理生存和宗教生存的关系，进而得出结论——神学美学，并以神学美学概括其美学思想的真正本质。可以说，克尔凯郭尔的哲学起点是个体，终点是上帝。也就是说，克尔凯郭尔并非只停留在黑格尔批判审美主义的水平上，而是另辟蹊径，以神学避免审美走向泛化，保持审美的形而上性。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审美生存”，既意识到它在克尔凯郭尔美学思想中的重要性，又要看到克尔凯郭尔对它的批判。只有对它一个准确的定位，才能对他的哲学思想有全面的认识。
童年阴影、身体的缺陷使他异常忧郁孤独；父亲严厉的教育使他内心世界极其复杂；爱情的挫折使他陷入绝望。正是由于他不幸和苦难的人生经历使他具有深邃而持久的思考能力。当时社会思潮和时代背景对其思想形成产生了重大撞击。他在苏格拉底哲学“反讽”精神的影响下，在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思想观点。了解其生平及思想渊源对了解其哲学有重要价值。克尔凯郭尔将个体生存分成三个境界或称阶段。审美生存是克尔凯郭尔生存三境界的起始和必经阶段。克尔凯郭尔所谈的“美学”、“审美”不是我们所说的美学理论。在他那里，“审美”是个体生存一种方式、状态或境界。克尔凯郭尔将审美生存视为通向宗教生存的途径，又是认识自我、获得拯救的起点。个体在审美存在中感到恐惧、忧郁和绝望。他们在虚无的深渊中，通过或追求各种物欲填补内心的沟壑，或在头脑里做抗争，但最终认识到生存本身就是虚无和绝望。要摆脱虚无的方法只有一个——上帝。通过反讽不断的认识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自我，才能走向更高的生存境界——宗教生存。
那么审美生存境界并不是个体灵魂的理想栖息地。生活在伦理生存境界中呢？他们的生活和行动都已被决定，只不过是一步步去展开已经决定好的生活。这生活虽简便易行，但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它根本上没有任何价值。他宁可选择过审美的直接性的生活，体验分分秒秒的切实的存在。所以伦理生存在克尔凯郭尔那里被束之高阁。他要求人们将目光聚集在宗教生存的境界。而它与伦理生存不同的是强调个体，宗教生存境界关心的是个体生存。某种意义上，它在一个更高的生存境界中重构了生存，审美生存有一条通往宗教生存的暗道。克尔凯郭尔本人对审美生存境界的态度是辩证的，一方面他用审美生存去对抗理性主义对人性的磨灭；另一方面，他又批判审美生存的虚无性、无根基性。通过克尔凯郭尔对审美生存境界的认同与批判，我们可以体味到克尔凯郭尔的美学观。其美学思想因其宗教观念的渲染，是一种附有宗教意味的美学观，即神学美学。
约翰·费斯克以其杰出而丰富的理论建树和创作实践，成为整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大众文化理论家之一，是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特别是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研究领域中的旗帜人物。费斯克的学术思想涉及了众多的领域，而对大众文化的关注以及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则构成了其学术思想的核心部分，并一直贯穿于他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两个理论发展阶段。他的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既展示了他对大众文化研究原则的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的双重聚焦，同时也在历时上展现了大众文化研究模式经由原初的精英主义的批评模式，到后来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模式、文化主义研究模式、文化领导权模式，再到能动型研究模式的不断发展过程。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对于丰富大众文化理论有着明显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可以为我们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个更为开阔的视角，而不是一味地沉浸在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所持的尖锐地批评的观念中。然而，国内学者受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的理论影响过于深刻，以费斯克为代表的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在目前中国学界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鉴于此，本书选择以费斯克的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弥补之前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模式零散而缺乏深刻系统论述的缺陷，另一方面以期丰富当代大众文化理论的话语，并为当代的大众文化研究提供借鉴。
鉴于以上论述目标，对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现状做一个简要的概括和梳理，以凸显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接下来对目前存在的典型的五种大众文化的研究范式——文化主义范式、批判理论范式、文化领导权理论范式、能动受众理论范式、和结构主义及符号学范式进行分析和阐述，这样一方面可以让我们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模式和视野有更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也为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对这些传统研究方法和视野的超越做了铺垫。
本书的第二部分对费斯克的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进行溯源探讨其理论来源和基本特征。费斯克的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主要吸收了布尔迪厄、德赛图、巴图、霍尔以及巴赫金等人的理论，而其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看待大众文化；媒介文化的功能观——政治功能。费斯克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模式的主要内容：能动型文本观——生产者式文本，能动型受众观——积极、主动的生产型受众，媒介文化的功能观——政治功能这个三个方面作进一步的阐述，在对费斯克能动型大众文化理论的内容和特征进行论述后，再对其理论模式的价值与局限做出自己的分析。那就是在与众多的大众文化研究模式中凸显出费斯克能动型大众文化研究模式的“双重聚焦”的研究方法原则，以及他对大众和大众文化文本的具有生产性一面的肯定；同时，对其理论中过于注重反抗、民粹主义、推人及己的研究方法等不足进行了批判。
雷蒙德·威廉斯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文化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不但在文化研究中具有奠基作用，而且可以丰富文化领域中各具体人文学科的理论内容并拓宽其理论视野。“文化”范畴是威廉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做出新阐释的理论出发点。但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在介绍“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时，停留在把这一出发点同时作为落脚点的层面上，削弱了这一理论的真正核心——“文化霸权”——的重要地位。这使得在我们对“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译介中表现出明显的理论跳跃性，诸如文艺为什么是一种重要的具体实践？文艺如何表现最终的社会性和交流性？文艺又如何作为实践参与了对社会关系的改变？这些最能表现威廉斯美学“建构性”和“过程性”特点的问题都被忽略掉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缺乏对“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在运用方面的了解，这直接导致了对理论重点描述的淡化。“文化地域观”是威廉斯循“文化唯物主义”思路，针对各历史时代内不同时期文艺形式的变迁提出的一个具体考察角度。全球化的时代语境把文艺中的地域问题推到一个现象而非背景的重要位置。文艺中的都市、民族、宗教、性别等诸现象都与地域范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对“文化地域观”美学意义的追索一方面能使我们进一步整理、深化对“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解，进而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解；另一方面能有助于我们把文化研究成果真正运用到美学领域中去，重新审视所拥有的学术资源，丰富自身学科看问题的角度。
由东西方文化的源头处开始，对于地域与艺术关系的研究论述表现出具有自然地理色彩和国家社会政治色彩的理论连续性，但同时更呈现出不同时代的差异性。威廉斯的地域观上承马克思的地域观而来，但与马克思地域观的差异在于：“文化地域观”是“文化唯物主义”的一种具体应用，是对后者的三大理论内容——有关“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新阐释（即文化范畴如何提出）、文化在社会与艺术间的中介作用、文化中的霸权实质——的一个验证，即通过地域中介出整体文化在文艺形式变迁中的基础性作用。威廉斯指出对文艺现象或文艺形式做“文化”分析可以避免文艺被从社会中孤立出来的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专业研究方法，从而避免由于公式化套用诸如“无意识”、“不在场”等学术概念导致的对文艺现象的带有神秘性的解释；揭示出艺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运动性和过程性，从而指出艺术具有实体性；最后进一步明确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文化霸权”的具体运动对新艺术形式形成过程的主导作用。从具体方法论上考察，“构形”和“感觉结构”是“文化地域观”中的两个关键概念。“构形”研究使艺术与社会通过文化中介（地域是文化中介下的二层中介）紧密联系起来；“感觉结构”则从社会发展变化对文艺形式变迁的影响直指文化霸权的运动模式。正是借助这两个概念，“文化地域观”把美学视域扩大到了“文化”范围，阐明了“文化霸权”如何通过具体运动影响文艺。而在威廉斯对“文化地域观”的具体运用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他如何从大都市角度重新界定现代主义艺术形式，又可以了解他对现代社会中由于地域形式变化与新媒介的出现所造成的新文化现象及艺术现象做出自己有见地的分析。
本书对西方社会文化理论的分析探讨，只是选取几个主要的理论家进行研究。全面系统地把西方社会文化理论进行批判分析，则是我们理论工作者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为建构中国的当代社会新型文化做奠基性的工作，为世界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做出新的贡献。第一章霍克海默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是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创始人之一，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家之一”。
1895年2月14日，霍克海默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的一个具有浓重宗教气氛的犹太工厂主家庭。1922年，霍克海默在新康德主义者汉斯·考内留斯（Hans Cornelius）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康德批判力批判》，并留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1930年，霍克海默晋升为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并开始担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翌年，在《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就职演说中，他把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方向转向“社会哲学”。从此，社会研究所才走上社会批判理论的轨道。
希特勒上台后，霍克海默率领研究所成员先是辗转于西欧各地，后又迁到纽约。1940年，霍克海默等人创办《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继续从事社会哲学研究。1949年，他回到法兰克福大学，重振研究所。1951年，他出任法兰克福大学校长。1953年，他获得法兰克福市歌德纪念章。1959年，他告老退休，让阿多诺接任社会研究所所长。1973年7月7日，霍克海默病逝于纽伦堡。
霍克海默一生的思想活动以二战后重返法兰克福大学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他前期的思想活动较为激进，写下了大量的社会批判理论论著，引导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和理论旨趣。在晚年回忆自己的前期思想时，他说，“它是非常具有批判性的，特别是在不屈不挠地反对现存的统治社会方面。”而后期，思想锋芒逐渐退去，日趋保守。1959年退休以后，他甚至宣布与马克思主义脱离关系。针对1968年的“五月风暴”，霍克海默不以为然：“我和今日的年轻人有一些共同的想法，希望过更好的生活以及公道的社会，不愿意适应到现存的秩序里。我和他们一样，也怀疑我们的中小学、学院、大学的教育价值。但我不同意他们的暴力，他们以暴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对手。我必须公开声明：一种可疑的民主，尽管有种种的缺陷，还是比今日的革命所导致的独裁强得多。”
霍克海默的思想功绩斐然，尤其是“批判理论”开辟批判性社会学的研究方向，构成对实证主义社会学和解释性社会学的有利批判。在这一点上，他的社会理论批判可以说是对马克思所要求理论应保持对“现在的批判”的坚持。这种社会批判理论实际上代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宗旨。但是，霍克海默止步于对现实的理论批判，始终没能找到否定现实进而对现实进行改造的实践力量。可以说，霍克海默的思想轨迹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缩影。
霍克海默的主要著作有：《传统的与批判的理论》（1937年）、《论哲学的社会功能》（1940年）、《独裁国家》（1940）、《启蒙的辩证法》（1947年，与阿多诺合著）、《理性之蚀》（1947年）、《工具理性批判》（1967年）、《批判理论》（1968年）等。第一节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探索
黑格尔认为，“思想”对“现实”具有批判功能：“思想本质上是对我们当前之事的否定。”应当说，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对这一论断较为成功而又归于瓦解的演绎。成功之处在于，法兰克福学派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深刻地揭露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非人的社会，最终落实到对整个西方工具理性的批判，使得“资产阶级的丰碑在坍塌之前就是一片废墟了”（本雅明语）。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小心提防着陷入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陷阱，避免走向理念的大全，仅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否定，最后导致“瓦解的逻辑”。一、哲学的社会功能《论哲学的社会功能》一文写作时间晚于《传统的和批判的理论》，但在逻辑上，前者先于后者。霍克海默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辩证的批判理论”,“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批判现存的东西”。他援引康德的话说：“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称为批判的时代，没有东西可以逃避这一批判。”批判的时代需要批判的哲学，而他的理论正是现时代的“批判的哲学”所以，要理解霍克海默的社会批判理论必须先来看看他对哲学的社会功能的阐释。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直接源于马克思主义。在霍克海默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批判”，马克思把许多重要著作的标题或副标题定为“批判”，绝不是偶然的。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辩证的批判理论”，他的理论也是一种“辩证的批判理论”。早在弗赖堡大学时期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霍克海默就明确自己的哲学任务：“我越深入到哲学中去，就和今天大学里讲的哲学越有距离。我们要探求的并不是那些从根本上来讲全然不重要的形式上的法则，而是关于我们的生活及其意义的物质表述。”霍克海默认为，哲学与现存的关系的对立的。他激烈地批评不重视、否定哲学“批判现实”的社会功能的倾向。他说，有些哲学家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所以，他们对于在其他院系从事工作、处境比较顺利的同事们，抱着一种羡慕的心情，因为他们的研究领域是精确的，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社会是无可争论的，“他们正在把哲学作为一门特种科学来‘叫卖’，或者至少要表示：哲学对于诸种专门科学来说也是有用的”, “这种形式的哲学不再是科学和社会学的批判者，而是成为他们的奴仆”。如果我们离开批判去思考对象，就使伦理本身成为一种消极的“无为主或顺从哲学”，这正是传统理论的致命弱点所在。
美国学者D·麦克莱伦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受卢卡奇的影响，关键在于重新注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重申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德国学者M·布尔说，如果没有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法兰克福学派否定的辩证法将难以想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仅自己研读《历史与阶级意识》，还告诫哈贝马斯要仔细研读。有国内学者也指明，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直接并发展的是20世纪30年代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开创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他们试图把社会理论建构成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霍克海默认为，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其他学科所研究的问题，都是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都是从社会现实中产生的问题，而哲学必须对其他学科根本解决不了或者解决得不能让人满意的问题作回答。对此，他对哲学的批判做出明确规定，哲学的批判“指的是这样一些思想上，最终是实践的努力：并不满足于不加思考地、纯粹循规蹈矩地接受那些占统治地位的观念、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而是力图协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它们与普遍观念与时代目标相一致，用发展的眼光对它们进行推论，区别现象与本质，考察其基础，一言以蔽之，真正地认识它们。”哲学批判的目的在于认清社会现实，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保持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意识。因此，霍克海默相当强调理论的自主性及理论家的独立性，甚至，欲保持这种批判意识，“具有批判心灵的人与他们社会的认同充满了紧张，这成为哲学批判之思考方式的所有概念的特征”。
霍克海默赋予哲学以批判社会的理论功能，在这一点上，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他的批判的概念工具多是一些含义模糊的词语。比如，自由、善、幸福等。并且，对于批判理论的目标，霍克海默也仅以“理性社会”或“自由人的社群”来标识。这或许也是哈贝马斯为批判理论寻找理论根基的一个出发点。二、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只法兰克福学派一家，何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被称为“批判理论”呢？霍克海默在立论之初，就有着明确的批判意识。从理论发生学上看，批判理论是在对传统理论——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批判与对马克思批判哲学的继承的产物。
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霍克海默旗帜鲜明地指出自己的理论出发点：“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对纯粹理性作唯心主义批判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术语的，而是从对政治经济学作辩证批判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术语的，它是辩证的社会理论的一个方面。”显然句中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的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们都自称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继承者。在法兰克福研究所创立初始，青年卢卡奇与柯尔施都与该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柯尔施曾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既不是实证的唯物主义，也不是实证的科学。它从始至终是对现存社会的批判。批判理论家显然受到这一论断的启发。从霍克海默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到阿多诺在20世纪60年代三次与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辩论，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批判是批判理论的一条主线。
在霍克海默的文本中，传统理论以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与数学）与自然现象的关系为模式，遂将社会现象纯粹视作观察与分析的对象，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一套客观自存的社会规律，建立科学理论，以预测社会发展的方向。传统理论的典型是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孔德身处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乱世，对革命所造成的社会混乱极为震惊。因此，他希望建立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以便恢复社会秩序，引导社会进步。这门学问起初被他命名为“社会物理学”，后来才改为社会学。这种社会学的目标是，“了解以便预测，预测以便控制”。表明看，孔德的观点与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不无二致。似乎前者比后者还要可信。实际上，孔德的实证论将社会化约为“准自然”，社会成为一个自行封闭的系统，这是传统理论的逻辑前提。霍克海默对此论证说，“主体与客体是严格分开的，即使事实证明客观事件最后终究会受人类干预的影响，对科学来说，这也不过是另外一个事实而已。客观事件是不依赖于理论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之间的对立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现存社会的关系
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看，批判理论的对传统理论的颠倒。传统理论从外在出发，社会被看作自行其是的自然现象；然而理论的结果却是对现存社会的认同，被纳入到社会的意识形态中。霍克海默说：“传统理论的学者及其科学被整合到社会结构之中，他的成就乃是社会现状之维持及继续更新中的一个因素。”传统理论披着科学客观的外衣，从社会历史中抽离出来，被当作是一种永恒普遍的知识形式。如此一来，传统理论就成为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的范畴。批判理论从内在的社会现存出发，自觉地与社会保持距离、对立，保持一种外在的关系。通过理论的“批判”，批判理论实质是在“介入”，批判理论“不仅是一个逻辑的过程，也是一具体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整个社会结构以及理论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将改变”。直言之，理论与现实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在历史过程中，主体以理论对社会进行批判，以引起社会变革。同时，主体与理论也必须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以保证理论的有效性。所以，批判是一种由外而内的“潜入”。霍克海默坚持理论的独立性，并非旨在去除主观的因素，到达客观的、与现实无涉的普遍知识，而是坚持理论对社会的批判功能，形成互动关系。批判理论家从不忌讳自己的政治目的，“没有任何的社会学理论不包含政治动机。这些理论的真假不能在所谓的中性的反省中来决定，而要在个人的思想与行动里，在具体的历史活动里决定。”因此，从本质上看，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是一种“干预的人本主义”，奠定了20世纪人本主义理论的批判基调。
2．研究方法及逻辑结构
传统理论持实证主义的立场，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特别是数学方法来建构的理论，它从一些假设出发，演绎出其做相关的命题。霍克海默把演绎出来的命题称之为衍生命题：从逻辑的观点看，传统理论有少数几项命题系基本命题，而其余的命题则可以从这少数几个基本命题推演出来，此即衍生命题。由是观之，传统理论的完备阶段应该是一个演绎的系统。传统理论的逻辑结构在于，社会现象是一种可验证的、经验的事实，根据自然科学的方法建立模型，构建经验理论，经过检验证伪环节，最终确立科学的理论。霍克海默认为，传统理论的结果最终导致一种“科技专家统治”的社会。传统理论的研究方法实质上是一种数学的减法法则，去除不符合理论的社会现象，以保证理论的合理性和齐一性。社会现象最终被整合成一个封闭的理念体系。虽然，批判理论也从抽象的规定性出发，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像为了达到某种实用的目的而简化理论那样，通过简单的小件的办法来完成的，相反，每一步的实现都有赖于科学和历史经验中所积累起来的对人和自然的认识。”其理论逻辑结构是：从社会现实出发，承认其中存在的矛盾，并对之进行批判，以唤醒群众的意识，引起社会变革、迈向合理的社会秩序。两者理论的逻辑结构的关键区别是有无人类实践活动干预社会的发展。作为联连接理论与实践的主体，肩负着理论的使命，是实现理论目标的现实力量。如此，我们将批判理论的逻辑结构图示为：批判理论——实践——合理社会，这是一种辨证的逻辑。
3．研究主体
在传统理论中，人是不在场的，出场的是科学的理论。换另外一种说法则更具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性，传统理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人获得了超然性的自由，理论的创造者是“脱离任何事件”的个人。霍克海默批评说：“由客体的本性所决定的劳动过程所享有的表面的自给自足，刚好对应于资本主义经济主体表面上的自由。后者相信，他们是根据个人的决定来行动的，但实际上，即使他们有着深思熟虑的打算，也只是解释这个不可计算的社会机构的运行方式。”相反，批评理论的主体的历史进程中的参与者和制造者。“它的主体是一个确定的个人，这个个人与其他个人和团体发生关系并与一个特定的阶级发生冲突，他完全置身于社会整体和自然界的关系网中。这个主体也不像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一样是一个数学上的点，他的活动是为了确立社会现实。”霍克海默认为自己坚持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而是，思想总是“特定的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 “任何历史，它所记载的都是主体的活动和遭遇，即主体赖以成为主体的活动和遭遇。”当传统理论将主体排除在社会之外时，“把注意力直接集中在科学上，即集中在作为命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体系，于是，按照这些规则进行活动的主体对局限于方法的认识论来说，失去了它们的意义。”问题尚不至于此，传统理论对价值的漠视，客观上倒帮了统治阶级的忙，恰好满足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科学外衣的需要。传统理论沦为“顺从主义”的哲学。
4．理论旨趣
传统理论的目的是要对社会现象进行客观、详尽的说明、描述；与此相反，批判理论。传统理论基于一种技术的认知兴趣，目的在于达到超现象的“真”；批判理论基于一种价值的认知兴趣，其目的在于达到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正如鲍德里亚对社会批判理论的评价：“理论是一种对现实的挑战。”根据霍克海默对理论的旨趣做了明确的定位：“批判理论的任务就是要透视事物的世界，以显露底下的人际关系。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即事物之间的等价交易。批判理论要看底下的人，并揭开平等的表象。”当然，所谓的批判并非完全的、抽象的否定，而是具体的、辨证的否定。霍克海默说，“批判的理论活动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消灭这一种或那一种社会弊病，因为在它看来，任何社会的弊病与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有着必然的联系”，也只有从具体的社会结构出发，才能显现出批判的力量。否则，理论无异于抽象的概念组合。霍克海默时而用“善”来表述批判理论的理想，“以实现善为目标”。自由也是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所希冀的一个目标。霍克海默区分了实然的必然和应然的必然。前者是一种“盲目的必然”，后者则是一种“有意义的必然”。批判理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将盲目的必然转变为有意义的必然，使人类不再为盲目的必然性所束缚。三、批判理论的性质
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力图将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统一起来，因而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气息。从霍克海默个人思想的来源看，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影响固然是最主要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非理性主义的影响。霍克海默最初学习心理学，后来转向哲学，对叔本华、尼采、狄尔泰和柏格森等人的思想均有深入的研究。批判理论的逻辑操作方式的核心就是异化，我们将“异化”由一个概念转变为一种方法，并将这种方法作为批判理论思维方式的核心内涵，从而得出了异化的思维模式，即异化的原初状态（具有逻辑完满性而缺乏现实完满性）；异化（逻辑非完满性而具有现实完满性）；异化的终极状态（具有逻辑与现实的完满性）。这一异化思维模式作为批判理论建构模式，决定了批判理论的发展趋势。在关于人的解放的出路上，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正面建构颇为隐晦、模糊。正是如此，在阿多诺批判逻辑瓦解后，哈贝马斯不得不另起炉灶，开辟交往沟通理论，为批判理论寻找坚实的基础。
霍克海默在建立批判理论伊始就确立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打破学科分工，试图从整体上对当时的社会予以批判。1930年，霍克海默就职演说中，对当时人文科学内部各个学科的各自为战，从而不能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整体的批判表示不满，提出要与这种“片面专业化”的研究方式进行整合，创立一种“集各门学科之精华”，从“整体上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理论不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某一个环节、某一小块局部的批判，它“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批判理论缺乏传统理论的实效性，这是批判的一个重要性质。传统理论立足于“事实”，以此达到对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论证，霍克海默说：“传统理论可以合理地将布尔乔亚时代的科技及工业成就当作其存在的理由，从而对其自身的价值充满信心。”而批判理论则不是对资本主义的辩护，追求的也不是一种渐进式的转变，而是“整体的转变”。如此一来，批判理论可以看作是一种“乌托邦的社会工程学”。霍克海默对此从不忌讳，“批判理论没有物质上的成就来证明自己，它所要推动的变迁也不是渐进式的。”为什么霍克海默强调批判的突变式的、整体革命，而又最终走向与马克思的断裂呢？我们认为，根本原因是，霍克海默陷入批判——否定的逻辑，破而不立。更严重的是，他没有找到一个坚实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的状况不能保证自己一定会获得正确的认识。无产阶级在其自身的生活中确实也会领悟到不断增强的罪恶和非正义的形式是无意义的。但是，这种无意识也会因强加和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的社会结构的阻挠而未能发展成一种社会力量，同时也会因为各种的阶级利益（这些各种的阶级利益只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才能超越）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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