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外文章：文学、历史、哲学的对话：全三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充闾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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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外文章：文学、历史、哲学的对话：全三册试读：

总目录

诗外文章：文学、历史、哲学的对话：全三册 卷上

诗外文章：文学、历史、哲学的对话：全三册 卷中

诗外文章：文学、历史、哲学的对话：全三册 卷下

目录

诗外文章：文学、历史、哲学的对话：全三册 卷上

自序

先秦至隋代

伊人宛在水之湄

蒹葭

谗人罔极

青蝇

沧浪之水

沧浪歌

大风歌罢转苍凉

大风歌

枯鱼之悔

枯鱼过河泣

“跟风”现象的背后

城中谣

长相思

涉江采芙蓉

英雄中的诗人

龟虽寿

金石其言 松柏其行

赠从弟

萁豆相煎

七步诗

一曲自怜自叹的哀歌

咏史八首（其二）

出污泥而不染

酌贪泉诗

此心自在悠然

饮酒（其五）

寒梅礼赞

梅花落

问得含蓄 答得模糊

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

自荐诗可以这样写

赠王桂阳

孤雁伤怀

夜望单飞雁

庾信平生最萧瑟

寄徐陵

作人难

饯别自解

借物传情

落叶

唐五代

诗言志

蝉

行者常至

破阵乐

同而不同

中秋月

故垒悲歌

登幽州台歌

苦中作乐

凉州词

妙于说理

登鹳鹊楼

聊将无奈作悲凉

罢相作

离而不伤

送柴侍御

神与物游

终南别业

诗中有画

山中

悠然心会

山中问答

生寄死归

拟古十二首（其九）

流俗多误

古风五十九首（其五十）

“刺天下不识人者”

咏史

戏看真人弄假人

咏木老人（一作傀儡吟）

怜才惜士的哀歌

存殁口号二首（之二）

老有所为

江汉

诗圣的悲哀

南征

清高最忌矫饰

东林寺酬韦丹刺史

慈母颂

游子吟

关注潜人才

城东早春

新嫁娘的机智

新嫁娘词

闲中生趣

与贾岛闲游

禅 趣

春山夜月

祛魅

题木居士二首（选一）

托物以讽

楸树二首

距离产生美感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

看得见的沧桑

乌衣巷

“诗无达诂”之一例

视刀环歌

不是春光 胜似春光

秋词二首

“梅花”旧话

杨柳枝词（九首之一、四）

“人心险于山川”

竹枝词（九首选一）

双关谐语的妙谛

竹枝词（二首选一）

自信力的张扬

浪淘沙词（选一）

刘郎去后

玄都观二绝句

一诗三解

与歌者米嘉荣

花系离愁

和令狐相公别牡丹

“功臣政治”

韩信庙

镜子上面有文章

昏镜词

辨伪

放言（五首之一）

决疑

放言（五首之三）

诗人谈老

醉中对红叶

境由心造

恒寂师禅苦热题室

怒其不争

禽虫十二章（之六）

眼界

禽虫十二章（之七）

弱者避世之言

林下樗

说给鱼儿的话

放鱼

返本还初

点额鱼

少年登科的警示

送考功崔郎中赴阙

自感乏味

自感

桃源人也

涧中鱼

美色的悖论

王昭君二首（其二）

何苦出山

白云泉

不作“闲云”

岭上云

过来人语

寄潮州杨继之

瞬息浮生

对酒五首（之二）

昔梦重温

临水坐

好生之德

鸟

字字皆心苦

悯农二首（选一）

莫做高心空腹人

答章孝标

遗世独立

江雪

见证时间

古树

空门之悟

蜂子投窗偈

心性触事而明

开悟诗

莫负韶光

金缕衣

诗话沧桑

浪淘沙（二首选一）

种蒺藜者得刺

题兴化园亭

爱菊一解

菊花

千古悼亡绝唱

离思五首（选一）

美哉，“说项”

赠项斯

动人春色不须多

蜀葵

净扫山云

讽山云

立乎其大

姚秀才爱予小剑因赠

“雨露翻相误”

长门怨

白发说公亦不公

送隐者一绝

生命潜消的感慨

汴河阻冻

仁者之言

赠猎骑

明心见志

瀑布联句

泪洒孤坟

蔡中郎坟

人间重晚晴

乐游原

借桃抒愤

嘲桃

耿耿赤诚寄后昆

初食笋呈座中

一篇精彩的史论

题汉祖庙

雏凤声清

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寄酬二首（选一）

因象寄兴

月

悔

嫦娥

生命体验

放鱼

春风反衬人间世

赏春

为求仙者击一猛掌

望仙

“功”在杀人多

己亥岁（二首选一）

椎心泣血之问

蜂

自警

鹦鹉

雄辩有据 嘲讽无情

焚书坑

伤春 惜春 望春

退居漫题（七首选一）

还需“制度伯乐”

虞坂

境遇能够改变人

感事

物不得其平则鸣

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

时间冲淡一切

仲山

为“小字辈”鼓与呼

小松

生于忧患

泾溪

青松的赞歌

涧松

繁华梦觉

感花

明日黄花

十日菊

曲折而明

梅花

知与行的背反

江行无题一百首（选一）

“素知”的辩证法

毛遂

需要通才

再吟

闲到心时始是闲

月夕

语浅言深

道旁木

高情远志

沙上鹭

禅悟人生

插秧歌

对牡丹说“不”

咏牡丹

何来“女祸”

述亡国诗

陆游有“工夫在诗外”之说，那是着眼于作诗；而“诗外文章”，则是讲诗文合璧，所谓“借树开花”——依托哲理诗的古树，开放文化散文的新花。

诗文同体，创辟一方崭新的天地。散文从诗歌那里领受到智慧之光，较之一般文化随笔，在知识性判断之上，平添了哲思理趣，渗透进人生感悟，蕴含着警策的醒世恒言；而历代诗人的寓意于象，化哲思为引发兴会的形象符号，则表现为一种恰到好处的点拨，从而唤起诗性的精神觉醒；至于形象、想象、意象与比兴、移情、藻饰的应用，则有助于创造特殊的审美意境，拓展情趣盎然的艺术空间。

与一般的散文写作不同，由于是诗文合璧的“连体婴儿”，要同诗歌打交道，就须把握其富于暗示、言近旨远、意在言外的特点，既要领会诗中已经说的，还要研索诗中没有说的，既入乎诗内，又出乎诗外。而现代阐释学与传统接受美学，恰好为这种“诗外文章”提供了理论支撑，构建了鼓荡神思的张力场。这一理论认为，作品（比如哲理诗）的意蕴，不是由作者一次完成的，文本永远向着阅读开放，理解总是在进行中，这是一个不断充实、转换以至超越的过程；文学接受具有鲜明的再创造性，“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清初王船山语）；“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晚清谭献语）。

撰稿过程中，借鉴东坡居士的“八面受敌”法，每立一题意，都是从多个角度研索、深思，“每次作一意求之”，凡有所得，随时记下，时日既久，所获渐多，依次成篇；尔后，再反复进行充实、修改、查核、厘正。可以说，这近五百篇散文，没有一篇是一次完成的，少经三四次，多则十数次。

这类文章的写作，会通古今，连接心物，着意于哲学底蕴与精神旨趣，既需依靠学术功力、知识积累，又要借助于人生阅历与生命体验，需要以自己的心灵同时撞击古代诗人和今日读者的心灵，在感知、兴会、体悟方面下功夫，这才有望进入渊然而深的灵境。要之，无论其为理性思维的探賾发微，还是诗性感应的领悟体认，反映到陶钧文思的过程中，都是一种消耗性的心神鏖战。

确信读者诸君，手此一编，面对数百个文学、哲学、美学、心理学的课题，将会和作者一样，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出发，同时经历着直觉的体悟与理性的接引，灵魂交替着经受痛苦与陶醉的洗礼。在这里，“哲学已经不再是为了认识而注视着外部世界；它作为一个登上舞台的人物”，“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马克思语）日夕寢馈其间，不要说“静里玄机”砉然勘破，心神顿时为之一快；即便是寻觅到一个崭新的视角，发掘出三两个有趣的问题，开启了意义的多种可能性，那种被激活、被照亮、被提升的感觉，也都是一种切理餍心的美的享受。

是为序。2018年3月于沈阳先秦至隋代伊人宛在水之湄蒹葭诗经·国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中记载：乾隆年间，会稽胡西垞咏《蓼花》诗有句云：“何草不黄秋以后，伊人宛在水之湄。”上联引《诗经·小雅》，以百草枯黄喻人生憔悴，实写征夫行役之苦；下联虚写秋水伊人，通过《诗经·蒹葭》中“宛在”二字，渲染凄清景象、痴迷心象、模糊意象，营造一种若隐若现、若即若离、若有若无的朦胧意境。

同人生一样，诗文也有境与遇之分。《蒹葭》写的是境，而不是遇。“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称为境。”（佛学经典语）这里所说的境，或曰意境，指的是诗人（主人公？）的意识中的景象与情境。境生于象，又超乎象；而意则是情与理的统一。在《蒹葭》之类抒情性作品中，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一种情与景汇、意与象通、情景交融、相互感应，活跃着生命律动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蒹葭》写的是实人实景，却又朦胧缥缈、扑朔迷离，既合乎自然，又邻于理想，可说是造境与写境、理想与实际、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完美结合的范本。“意境空旷，寄托元淡。秦川咫尺，宛然有三山云气，竹影仙风。故此诗在《国风》为第一篇缥缈文字，宜以恍惚迷离读之。”（晚清·陈继揆语）

说到缥缈，首先会想到本诗的主旨。历来对此，歧见纷呈，莫衷一是，就连

宋代

诗中的主人公，飘忽的行踪、痴迷的心境、离奇的幻觉，忽而“溯洄”，忽而“溯游”，往复辗转，闪烁不定，同样令人生发出虚幻莫测的感觉。而那个只在意念中、始终不露面的“伊人”，更是恍兮惚兮，除了“在水一方”，其他任何情况，诸如性别、年龄、身份、地位、外貌、心理、情感、癖好等等，统统略去。彼何人斯？是美女？是靓男？是恋人？是挚友？是贤臣？是君子？是隐士？是遗民？谁也弄不清楚。

诚然，“伊人宛在水之湄”，既不邈远，也不神秘，不像《庄子》笔下的“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高踞于渺茫、虚幻的“藐姑射之山”。绝妙之处在于，诗人“着手成春”，经过一番随意的“点化”，这现实中的普通人物、常见情景，便升华为艺术中的一种意象、一个范式、一重境界。无形无影、无迹无踪的“伊人”，成为世间万千客体形象的一个理想的化身；而“在水一方”，则幻化为一处意蕴丰盈的供人想象、耐人咀嚼、引人遐思的艺术空间，只要一提起、一想到它，便会感到无限温馨而神驰意往。

这种言近旨远、超乎象外、能指大于所指的艺术现象，充分地体现了《蒹葭》的又一至美特征——与朦胧之美紧相关联的含蓄之美。

一般认为，含蓄应该包括如下意蕴：含而不露，耐人寻味，予人以思考的余地；蕴蓄深厚，却不露形迹，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以简驭繁，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如果使之具象化，不妨借用《沧浪诗话》中的“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概之。对照《蒹葭》一诗，应该说是般般俱在，丝丝入扣——

诗中并未描写主人公思慕意中人的心理活动，也没有调遣“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之类的用语，只写他“溯洄”“溯游”的行动，略过了直接的意向表达，但是，那种如痴如醉的苦苦追求情态，却隐约跳荡于字里行间。

依赖于含蓄的功力，使“伊人”及“在水一方”两种意象，引人思慕无穷，永怀遐想。清代画家戴熙有“画令人惊，不若令人喜；令人喜，不若令人思”之说，道理在于，惊、喜都是感情外溢，有时而尽的，而思则是此意绵绵，可望持久。“伊人”的归宿，更是含蓄蕴藉，有余不尽，只以“宛在”二字了之——实际是“了犹未了”，留下一串可以玩味于无穷的悬念，付诸余生梦想。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指出：“艺术的显现通过它本身而指引到它本身之外。”这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考究，就上升为哲理性了。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最先指出，《蒹葭》所体现的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企慕之情境”。它“以‘在水一方’寓慕悦之情，示向往之境”；亦即海涅所创造的“取象于隔深渊而睹奇卉，闻远香，爱不能即”的浪漫主义的美学情境。

就此，当代学者陈子谦在《钱学论》中作了阐释：“企慕情境，就是这一样心境：它表现所渴望所追求的对象在远方，在对岸，可以眼望心至，却不可以手触身接，是永远可以向往，但不能到达的境界”；“在我国，最早揭示这一境界的是《诗·蒹葭》”，“‘在水一方’，即是一种茫茫苍苍的缥缈之感，寻寻觅觅的向往之情……‘从之’而不能得之，‘望之’而不能近之，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犹如水中观月，镜里看花，可望不可求”。《蒹葭》中的企慕情境，含蕴着这样一些心理特征——

其一，诗中所呈现的是向而不能往、望而不能即的企盼与羡慕之情的结念落想；外化为行动，就是一个“望”字。抬头张望，举目眺望，深情瞩望，衷心想望，都体现着一种寄托与期待；如果不能实现，则会感到失望，情怀怅惘。正如唐·李峤《楚望赋》中所言：“故夫望之为体也，使人惨凄伊郁，惆怅不平，兴发思虑，惊荡心灵。其始也，惘若有求而不致也，怅乎若有待而不至也。”

其二，明明近在眼前，却因河水阻隔而形成了远在天边之感的距离怅惘。瑞士心理学家布洛有“心理距离”一说：“美感的产生缘于保持一定的距离”。一旦距离拉开，悬想之境遂生。《蒹葭》一诗正是由于主体与客体之间保持着难以逾越，却又适度的空间距离与心理距离，从而产生了最佳的审美效果。

其三，愈是不能实现，便愈是向往，对方形象在自己的心里便愈是美好，因而产生加倍的期盼。正所谓：“物之更好者辄在不可到处，可睹也，远不可致也”；“跑了的鱼，是大的”；“吃不到的葡萄，会想象它格外地甜”。还有，东坡居士的诗句：“脚力尽时山更好，莫将有限趁无穷”；清·陈启源所言：“夫说（悦）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说（悦）益至。”这些，都可视为对于企慕情境的恰切解释。

作为一种心灵体验或者人生经验，与这种企慕情境相切合的，是有待而不至、有期而不来的等待心境。宋人陈师道诗云：“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回开？”可人之客，期而不来，其伫望之殷、怀思之切，可以想见。而世路无常，人生多故，离多聚少，遇合难期，主观与客观、期望和现实之间呈现背反，又是多发与常见的。

这种期待之未能实现和愿望的无法达成所带来的忧思苦绪，无疑都带有悲剧意识。若是遭逢了诗仙李白，就会悲吟：“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当代学者石鹏飞认为，不完满的人生或许才是最具哲学意蕴的人生。人生一旦梦想成真，既看得见，又摸得着，那文明还有什么前进可言呢？最好的人生状态应该是让你想得到，让你看得见，却让你摸不着。于是，你必须有一种向上蹦一蹦或者向前跑一跑的意识，哪怕最终都得不到，而过程却早已彰显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以，《蒹葭》那寻寻觅觅之中若隐若现的目标，才是人类不断向前的动力，才有可能让我们像屈原那样发出“天问”，才有可能立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宏图远志。

是的，《蒹葭》中的望而不见，恰是表现为一种动力，一种张力。李峤《楚望赋》中还有下面两句：“故望之感人深矣，而人之激情至矣。”这个“感人深矣”“激情至矣”，正是动力与张力的具体体现。从《蒹葭》的深邃寓意中，我们可以悟解到，人生对于美的追求与探索，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而人们正是在这一绵绵无尽的追索过程中，饱享着绵绵无尽的心灵愉悦与精神满足。

看得出来，《蒹葭》中的等待心境所展现的，是一种充满期待与渴求的积极情愫。虽然最终仍是望而未即，但总还贯穿着一种温馨的向往、愉悦的怀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中心藏之，无日忘之”。并不像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荒诞戏剧《等待戈多》那样，喻示人生乃是一场无尽无望的等待，所表达的也并非世界荒诞、人生痛苦的存在主义思想和空虚绝望的精神状态。《蒹葭》中所企慕、追求、等待的是一种美好的愿景。诗中悬置着一种意象，供普天下人执着地追寻。我们不妨把“伊人”看作是一种美好事物的象征，比如，深埋心底的一番刻骨铭心的爱恋之情，一直苦苦追求却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一场甜蜜无比却瞬息消逝的梦境，一方终生企慕但遥不可及的彼岸，一段代表着价值和意义的完美的过程，甚至是一座灯塔、一束星光、一种信仰、一个理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蒹葭》是一首美妙动人的哲理诗。谗人罔极青蝇诗经·小雅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

幼时思想单纯，读惯了《诗经》的《关雎》《蒹葭》这些甜美、温情的诗篇，乍一接触《青蝇》，听说是讲谗人构陷、造作事端的，脑子里立刻迸出一个问号：在风俗淳厚、人心质朴的上古时代，怎么还会发生这种情况呢？老师听了一笑，说：周公恐惧流言、屈原因谗致死，哪个不在古代？我想一想，也是。

接下来，老师就讲：这是《小雅》中一首著名的讽喻诗，也是谴责诗。诗分三章，全用比体，诗人以脏秽不堪、令人厌恶的苍蝇取喻起兴，痛斥谗人的恶行。指出谗人失去做人处世的基本准则，肆意挑起祸端、制造混乱，使四方各国迄无宁日；因而劝谏统治者切勿听任谗人谤毁构陷，以致深受其害。“营营”，摹声词，状写苍蝇四处飞舞的声音。“诗人以青蝇喻谗言，取其飞声之众可以乱听，犹今谓聚蚊成雷也。”（欧阳修《诗本义》）“樊”为篱笆，“棘”“榛”，丛生的矮棵灌木，皆苍蝇低飞栖止之处所。“岂弟（通恺悌）君子”，意为和易近人的正人君子，这里应包括操纵权柄之人（“君子”原有此义）。“谗人罔极”，意为进谗者立身处世没有一定准则，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底线。“构我二人”，“构”为陷害，“二人”何指，涉及诗的本事，历来说法不一。清代学者魏源认为，本篇乃刺周幽王听信谗言而“废后放（流放）子”之作。诗中“二人”，系指周幽王与母后；“交乱四国”，分别为戎、缯、申、吕四个邻国。（《诗古微》）

在古代文人骚客的笔下，苍蝇一直是令人憎恶的丑恶物象，而且总是被借喻为谗佞不齿之徒。明人谢肇淛写过一篇斥骂苍蝇的精悍、犀利的讽刺小品。他说，京城一带苍蝇多，齐、晋一带蝎子多，三吴一带蚊子多，闽、广一带毒蛇多。蛇、蝎、蚊子都是害人的东西，但是，苍蝇更为卑劣可恶。它虽然没有毒牙利喙，可是，搅闹起人来格外厉害。它能变香为臭，变白为黑，驱之倏忽又至，死了还会滋生，简直到了无处可避、无物可除的地步。最后作者说：“比之谗人，不亦宜乎！”

宋人张咏也写过一篇《骂青蝇文》，说：青蝇之所以这样坏，我怀疑是奸人之魂，佞人之魄，郁结不散，托蝇寄迹成形的。欧阳修的《憎苍蝇赋》，尤为生动、形象，入木三分，揭皮见骨：“引类呼朋，摇头鼓翼，聚散倏忽，往来络绎”；“逐气寻香，无处不到；顷刻而集，谁相告报？其在物也极微，其为害也至要”，“宜乎以尔刺谗人之乱国，诚可嫉而可憎”。

谗人乱国，可嫉可憎，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无数史实证明，谗言是非常厉害的。唐代诗人陆龟蒙有一首《感事》诗，讲到谗言能够杀人灭族，毒害极大：“将军被鲛函，只惧金矢镞。岂知谗利箭，一中成赤族。”锐利的金属箭头可以射穿鲨鱼皮制作的铠甲；但谗言这支毒箭还要厉害百倍，一经射中，就会阖家遭斩，赤族灭门。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史有明证的。《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武安侯田蚡与魏其侯窦婴在汉武帝面前互相攻讦，各不相让。最后，田蚡胜利了，因为他使用了“流言杀人”的利器，说了一番耸人听闻的话：“天下幸而安乐无事，我得以成为朝廷肺腑之臣，平生所爱好的不过音乐、狗马、田宅而已；不像魏其侯、灌夫那样，日夜招聚豪杰壮士相互议论，不是仰观天象，便是俯首画策，窥伺于太后与皇上之间，希冀天下变乱，从而成就他们的谋国宏图。”言外之意是，我这个人胸无大志，平生所追求的无非是声色狗马；而他们则是野心勃勃，眼睛时刻盯着皇帝的御座。你这做皇帝的可要权衡利害，多多当心啊！“岂知谗利箭，一中成赤族”。结果，汉武帝听信了田蚡的谗言，将与魏其侯窦婴深相结纳的将军灌夫及其家属全部正法，窦婴本人也在渭城被处决了。而田蚡却因为“举奸”有功，安安稳稳地做着他的丞相。

鉴于谗言可以杀身灭族，祸国亡家，宋人罗大经写过一首《听谗诗》，以高度概括的语言，将听信谗言导致君臣猜忌、骨肉析离、兄弟残杀、夫妻离异的危害尽数列出，不啻一篇讨谗的檄文：“谗言谨莫听，听之祸殃结。君听臣遭诛，父听子当诀，夫妻听之离，兄弟听之别，朋友听之疏，骨肉听之绝。堂堂八尺躯，莫听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也正是为此吧，所以，明人吕坤慨乎其言：“言语之恶，莫大于造诬。”

那么，怎么应对呢？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体制机制，缺乏应有的法律、法规，就只能徒唤奈何了。宋代诗人曾几有一首《蚊蝇扰甚戏作》的七言古诗：“黑衣小儿雨打窗，斑衣小儿雷殷床。良宵永昼作底用？只与二子更飞扬。……挥之使去定无策，葛帐十幅眠空堂。朝喧暮哄姑听汝，坐待九月飞严霜。”蚊蝇作祟，驱除无策，只好寄厚望于九秋的严霜了。

清代进士甘汝来也写了一首《杂诗》：“青蝇何营营，呼群污我衣。我衣新且洁，蠢尔无是非。驱之薨薨起，穴隙更乘机。蹙蹙靡所避，终日掩荆扉。叹息尔微物，终安所凭依。西风动地来，秋霜下严威。看尔翩翩者，能再几时飞。”同样是期待着“风霜助阵”，布下严威。

今天不同了，法治社会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肆意造谣诬陷、谗毁无辜者，一律绳之以法。作为个人，对付谗言也有许多有效办法。首先，要头脑清醒，掌握规律，辨识伪装，认清真相。谗人得势，往往由于其擅长遮掩罪恶本质，而予人以忠诚、顺从的假象。如果只看其貌似忠厚、谦恭的外表，而忽略探求本质，就很容易上当受骗。而对于诤言与谗言的区分，同样也应透过现象，认清实质。早在两千多年前，荀子就有过十分透辟的忠告：结党营私之徒相互吹捧，君子不能听取；陷害好人的坏话，君子不能相信；嫉妒、压抑人才的人，君子不能亲近；凡流言蜚语、无根之谈，不是经过公开途径而传播的，君子一定要慎重对待。

其次，对于造谣生事、倾陷他人的恶行，不能听之任之。必须追索谣源，一抓到底，对构成诽谤罪、诬陷罪的，要依据法律严加查处，不予宽贷。使人们认识到，凡蓄意谗毁、中伤他人者，绝不会有好下场，从而知所戒惧。

第三，“是非来入耳，不听自然无。”作为被谗毁者本人，对那些“流言、流说、流事、流谋、流誉、流诉”（《荀子·致士》），应以一副不屑一顾的气概，完全不去理会它。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连眼珠子都不转过去。沧浪之水沧浪歌先秦民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沧浪歌》是春秋战国时期流传于楚地的一首著名民歌，作者已不可考。从《孟子·离娄》篇关于孔子曾听到孺子唱此民歌的记载，可知它在春秋末年即已广泛流传，后来又被载入《楚辞·渔父》篇。

汉代学者刘向、王逸认为，《渔父》篇乃屈原自作；但现代《楚辞》研究专家，对此多持否定态度。马茂元先生认为，乃是楚人悼念屈原之作，它从两种不同思想意识的对比，表现了人们对于屈原沉湘自杀这一历史悲剧的深刻理解。从《沧浪歌》的角度讲，《渔父》篇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翔实的背景。文中塑造了屈原与渔父两个典型人物形象，他们秉持不同的人生态度与价值取向。屈原是一位恪守高洁的人格精神、“伏清白以取直”、舍生取义的理想主义者；而渔父则是一位顺应时代，与世推移，随遇而安的智者，看来他是一个隐士，并非真正以捕鱼为业的渔夫。《渔父》篇中，两人通过问答以遣词寄意。渔父见屈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便问：“何故至于斯？”屈原答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遭致放逐）。”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搅乱）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食酒滓而饮薄酒）？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断然地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碧波清清啊），可以濯吾缨（帽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夏季水涨则浊，秋末水落则清。清水濯缨，浊水濯足，因时而异，亦即“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之意。

作为一位坚守儒家传统的思想家、坚持自己的理想去改变现实的政治家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热爱人民，热爱祖国，从未希图逃避现实，更不肯在“兰艾杂糅”中亏损了清白崇高的本质；他以沉湘自尽，表现出与黑暗势力苦斗到底的决心，和忠直、清廉的高尚情操，这样，就使他的人格与作品同归不朽，永耀人寰。

而渔父所吟唱的《沧浪歌》，则代表了流行于楚地的典型的道家思想观念。《庄子·人间世》篇有言：“天下有道，圣人成焉（成就事业）；天下无道，圣人生焉（保全生命）。方今之时，仅免刑焉。”这和渔父所说的“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同一意蕴。他们看透了尘世的纷扰，但并不回避，而是主张在随性自适中保持自我的人格、操守。这一点是屈原所不赞同，也并不真正理解的。所以，唐人汪遵有诗云：“棹月眠流处处通，绿蓑苇带混元风。灵均（屈原）说尽孤高事，全与逍遥意不同。”

应该说，《沧浪歌》所主张的，并非纯粹的消极避世，专为个人全生自保打算，而是强调人不仅要刚直进取，也要在不丧失本性、不同流合污的前提下，能够因时顺化，与世推移。“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这分明是鼓励人们积极进取。“水清”比喻治世，而“缨”为帽带，是古代男子地位的象征，整饰冠缨喻准备出仕，有所作为；“水浊”比喻乱世，只能“濯足”，用老子的话说：“和其光，同其尘”，

意为“涵蓄着光耀，混同着垢尘”（任继愈《老子新解》）。这也符合孟子所秉持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

同样也是进行“清浊之辨”，而在孔子那里，对《沧浪歌》则作另一番解读，他说：“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译成现代语就是，弟子们听着：水清就能濯缨，水浊只可洗脚，这都是由水本身决定的。据此，孟子引申曰：“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强调自身价值、主观作用，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大风歌罢转苍凉大风歌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公元前196年，刘邦率兵讨伐淮南王英布，安抚了南越王赵佗，平定了淮南、荆楚地区，还朝途中，在故乡沛县留驻下来。置酒高会，宴请家乡父老，酒酣耳热之际，刘邦回首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为已经建树的皇皇盛业踌躇满志；同时也想到，登基已十二年，自己的身体大不如前，而太子又过分仁弱，朝野人心未定，还存在着诸多不安定的因素。且不说，一些诸侯王不能安分守己，各怀异志，就是边疆上也烟尘未息，需要有足够数量的勇猛雄强的将士防守。汉兴以来，原本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无奈，刘邦对于战功卓著的元戎、统帅，心存戒虑，猜忌重重，担心他们拥兵自重，割据称雄，自谋发展，因此，一一剪除殆尽。这样，在他看来，真正赤胆忠心扶保汉室，且又具有超常军事才能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了。于是，喜极而痛，不禁感伤起来，唱起自己随口编成的这首《大风歌》。

诗中继承了楚辞的传统，悲歌慷慨，气势磅礴，而且也是真情流露，一向受到人们的赞许。但是，许多诗人则以其敏锐而独特的视角，予以批驳、质问。北宋诗人张方平有一首《歌风台》诗：“落魄刘郎作帝归，樽前感慨大风诗。淮阴反接（韩信被绑缚、斩首）英彭族（英布、彭越被诛戮、灭族），更欲多求猛士为？”清代诗人黄任出语同样冷隽：“天子依然归故乡，大风歌罢转苍凉。当时何不怜功狗，留取韩彭守四方？”诗人说，与其现在樽前感慨，高呼猛士，何不当时爱怜韩信、英布、彭越那一些“功狗”（指为汉家天下建功立业的人），让他们镇守四方，靖难天下呢？

这里反映出一个对封建帝王来说，根本无法破解的悖论：他们要夺得天下，就需依赖那些英雄豪杰来战胜攻取，可是，从“家天下”角度看，这些英豪又是致命的威胁。这样，就演成了无数的“兔死狗烹”的屠杀功臣的惨痛悲剧。回过头来，那些帝王又呼唤镇守四方的猛士；而当猛士真的出现了，他们却又疑虑重重，严加防控。于是，这种“利用与限制”的矛盾循环往复，迄无终结。

不独君臣为然，即便是夫妇也不例外。刘邦对于妻子吕后，早有提防，唯恐一朝晏驾，吕氏家族作乱。但他并不立刻动手铲除。宋代文学家苏洵有言：“（高祖）不去吕后，为惠帝计也。”吕后佐高祖定天下，久历锋镝，素为诸将所畏服。在主少国危的情势下，某些人即使图谋不轨，有吕后在，也足以镇伏、控制。这样，高祖便面临着两难抉择：客观上确实存在着诸吕兴风作浪的险情；而迫于形势，又不能断然剪除吕后。怎么办？他采取了“削其党以损其权，使虽有变，而天下不摇”的限制策略。对此，苏洵有一个非常精辟的比喻：“夫高帝之视吕后也，犹医者之视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无至于杀人而已矣。”堇是一种草药，俗称乌头，有毒，而它又可以用来治病，收以毒攻毒之效。在高祖眼中，吕后有如毒堇，既可利用其威慑作用，又必须控制在不致动摇国本的限度内。一纵一收，具见高祖权术的高明，也显现出他实际上的无奈。枯鱼之悔枯鱼过河泣汉乐府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相教慎出入。

这是一首寓言体的短诗，在汉乐府中属于杂曲歌辞。诗中写一个遭遇灾祸的人以枯鱼自拟，警告人们谨慎行动，以免招来祸患。

诗中说：一条枯鱼过河时，不禁伤心痛哭，悲叹自己失于警惕，轻率上钩，现在悔之已晚。于是，写信一封，劝告河中的鲂鱼和鱼等同伴，说你们可要接受教训啊，一定要相互告诫（“相教”），无论是外出还是归来，都要谨慎小心。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也可以说是诗的意旨所在：一曰“悔”，二曰“慎”。人生天地间，岂能无过错？但过而知悔，汲取教训，益莫大焉。孔子说过，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徒步涉水过河，死了都不会后悔的人，我是不会和他在一起共事的。我要找的，一定要是遇事小心谨慎，善于谋划而能完成任务的人。这后一句话，叫做“以慎防悔”。《韩诗外传》有言：“不慎其前，而悔其后，何可复得？”小诗寥寥二十字，形象而深刻地阐述了这样一番深刻的道理。

汉乐府，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基调，而此诗却独树一帜，运用浪漫主义艺术手法，发挥大胆想象，借助寓言形式，极大限度地夸张、虚饰——干枯的鱼能够过河，又有思维，会哭泣，懂得悔恨，还能给同伴们写信，告诫它们遇事谨慎。设想奇崛，结构精巧，出人意表。编选《古诗源》的清人沈德潜评曰：“汉人每有此种奇想。”显示了汉乐府的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枯鱼”，作为一种意象，在《庄子》《荀子》《韩诗外传》《山海经》等先秦典籍中都曾出现过；而从汉代开始，历唐、宋、明，各朝诗人如李白、宋无、释文珦、王世祯等，都曾写过《枯鱼过河泣》的古体诗，足见其影响之大。

关于本诗的主旨，现代以来，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余冠英先生在《乐府诗选》中指出，枯鱼在过河时，追悔当年不该草率上钩，告诚河中的同伴今后举动一定要稳重。其中包括着生涯的哲理，仿佛也能够看到当时现实社会的影子。而闻一多先生则认为，它是失恋的哀歌。台湾学者王孝廉说：“是以枯鱼（得不到水的鱼）隐喻得不到爱情的男子。”有的大陆学者同意此说，但认为是弃妇诗。“跟风”现象的背后城中谣汉乐府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全诗由三个具有因果关系的复句组成。三个复句，前半句说的都是西汉时期流行于京城长安（“城中”）妇女中的打扮与服饰，后半句，接着讲述各地（“四方”）如何跟风效仿。

诗中说，由于京城里的妇女风行高耸头髻的发式，各地妇女便都照样跟风，梳起一尺高的发髻；由于京城妇女时兴宽广的眉饰，各地妇女便也都把眉毛描画得能够盖住半个脑门儿；由于京城流行肥大的衣袖，各地便都群起效尤，直到用整匹的绸缎来剪裁制作。

从字面上看，似乎是讥讽跟踪时髦、追新逐异的社会风尚；实际上，诗的意旨要深刻、复杂得多，说的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揭示风行草偃、变本加厉这一富含哲理意蕴的重大社会问题。即便说的是风尚民俗，那也是由在上者的行为所决定的。上头喜欢什么，追求什么，直接影响到社会风尚，决定着人们的精神风貌。

这就牵涉到本诗的由来、出处。《后汉书》记载，名将马援之子马廖，担任卫尉之职。当时，宫中马太后躬行节俭，诸事崇尚简约。马廖担心好事有始无终，于是上书皇太后，建言朝廷要率先垂范，持之以恒，以收全国正风励俗之效。他在奏书中说，老百姓一向是看上面做什么，而不是说什么。他还引用了“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和“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等谚语，说明要想使节俭之风遍行天下，根本在于上面（宫中、朝内、京城）必须带好头。太后认为他说得对，采纳了他的建议。

事实上，有关强调居上位者的表率、示范作用之类的话，古代圣贤说过很多。讲得最明确、最深刻的，是《礼记》记载的孔子之言：“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表率）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记载，齐灵公有个怪癖，喜欢妇人“女扮男装”，于是“国人尽服之”。灵公觉得此事不妥：“寡人之私密爱好，岂可推而广之？”于是，下令禁止：如有“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可是，效果并不明显——追逐时尚的妇女们竟然照穿不误，以至于“裂衣断带相望，而不止”。有一次，大臣晏婴来朝见，齐灵公就问他：这是怎么回事？晏子答曰：“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公何以不使内勿服，则外莫敢为也。”于是，灵公就明令禁止宫内“女扮男装”，一月之后，这股风就刹住了。

全诗句式整齐，层次清楚；特别是运用重叠的格式、形象化的语言、夸张的手法、漫画式的描写，鲜明地反映出民谣的特点，既便于记忆，也有利于说唱与流传。长相思涉江采芙蓉汉代古诗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初读本诗，感到文辞通畅、意蕴单纯，似乎无须做更多的研解；实际上，并非如此。单是意旨，历代评论家就说法不一。清初学者李因笃概之以“思友怀乡，寄情兰芷”。而后的王尧衢，认为“此慨同心人之不得相聚也。同心，即知音者之类”。当代著名学者朱东润说：“这是写游子思念故乡和亲人的诗。”马茂元认同此说，指出：此乃游子思乡之作，只是在表现游子的苦闷、忧伤时，采用了“思妇调”的虚拟方式。而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则认为：“这是一首惜别的情诗。”

难怪古人说“诗无达诂”。面对这些知名的专家学者的歧见纷呈，确实有一点无所适从了。斟酌再三，求同存异，我觉得，有三点可以认定：

一、这是文人作品，而非诗中人物自述。

二、手法是虚拟思妇口吻。之所以是思妇，乃由于游子在外，或行旅，或出征，或求仕，或谋生，应是远在边疆或者京洛；而欲采撷江上芙蓉、兰泽香草以遗远人者，必是留在江南故乡的女子。那么，“还顾望旧乡”又怎么解释呢？这是思妇悬想游子对于家室的离思、忆念。

三、诗句中所明确表达的是对于所钟爱的同心人的思念。至于这是诗人的写实，抑或同时寄托着思友怀乡、渴念知音的深情厚意，以至对美好人生与理想的憧憬，则不必、也难以具体认定，只能因人而异。

准此，本诗就可以解读为——

夏秋之际，荷花盛开。年轻的女子弄舟江上，采摘芙蓉，欣赏着泽畔的兰蕙芳草。这时，一位女子怅然注视着手中的芙蓉，瞬间，芙蓉化作了“夫容”（当代学者徐中舒《古诗十九首考》：“芙、夫声同，蓉、容声同。芙蓉者，夫之容也”），于是，怀想到远行的丈夫。她多么想望把这最美的一朵送给同心人哪！可是，很快就怅然了——“所思在远道”啊！这时，心灵产生了感应，眼前出现了错觉，她仿佛看到“远道”的丈夫正“还顾望旧乡”，同样是“长路漫浩浩”啊。这里，采用了清人张玉谷所说的“从对面曲揣彼意，言亦必望乡而叹长途”的悬想方式，从而加重了感伤、失望的成分。于是，妻子、丈夫，还有诗人，就同声喊出一句：“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相爱的人，终此一生，也难以相聚相守，世间难道还有比这更令人伤情的吗？

在这两句诗的下面，诗评家王尧衢加上了这样一句话：“夫同心人不可得，既已可伤；幸得之而复离居，是以忧思伤心，于焉终老，莫可如何而已矣。”其实，这也恰是本诗的哲思理趣所在。世间同心知己本来就难以遇合，幸而得之，却又离居千里万里，以致终老忧思、失望，确是无可奈何达于极点。诗中在脉脉情深的后面，隐伏着对于理想追求不能实现、美好事物瞬息成空的叹惋，流露出可思而不可见、可望而不可即的无奈与悲凉。

鲁迅先生有言：“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任何悲剧的产生都有它的社会根源。诗中曲折而含蓄地揭露与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诗是精粹的语言，暗示是它的生命。”（朱光潜语）本诗正体现了这一点。

赏读全诗，看得出它所受到的《诗经》《楚辞》的影响。诗中化用了《楚辞》中“折芳馨兮遗所思”“路漫漫其修远兮”“将以遗兮离居”等诗句；而且，“从对面曲揣彼意”的表现方式，也与《诗经》中的《卷耳》《陟岵》等篇暗合。

正是在《国风》《楚辞》的滋育、影响之下，产生了获“五言之冠冕”盛誉的《古诗十九首》。这是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的选辑，并非一人作品。内容反映了作者与生活其间的社会、自然环境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以及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一些思想情绪；体现了对个体生命存在、生存价值的关注，再现了文人在社会思想转型期向往的追求与幻灭，心灵的觉醒与痛苦，具有浑然天成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享誉甚高。本诗为《古诗十九首》的第六首。英雄中的诗人龟虽寿曹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本诗为《步出夏门行》的第四首，大约是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乌桓胜利回师途中所作。为作者诗歌中脍炙人口的名篇。诗人通过形象化的手法，表现出哲理与诗情，具有一种真挚而浓烈的感染力和强大的震撼力。全诗跌宕起伏，又机理缜密，闪耀出哲理的智慧之光，并发出奋进之情，振响着乐观声调。作为哲理诗，即物而论理，立象以寄意，尽管通篇都在说理，但仍觉意兴盎然，毫无枯燥、晦涩之感。

诗分三层，前四句说生死。这里引用了两个著名典故：《庄子·秋水篇》：“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韩非子·难势篇》：“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同矣！”诗人借助长寿动物灵龟和传说能够腾云驾雾的腾蛇也终有一死、骨化成尘的事实，阐明人既有生必有死，不可能长生不老的道理，揭示生死相互转化的辩证法。

中间四句谈老迈。通过老骥与烈士（胸怀壮志、踔厉风发之勇者）两种形象，表达即便到了暮年，也要胸怀壮志，老有所为，绝不衰颓气馁的积极人生态度，显现出豪杰本色，壮士情怀。鲁迅先生有言：“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他是一个名实相副的英雄中的诗人、诗人中的英雄。

后四句讲养生。这是从前两层意蕴衍生出来的——既然生死、老迈都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倡导老当益壮、志在千里，那么，就有一个如何过好老年这一关的问题。诗人认为，人的寿命长短（“盈缩”），不仅仅决定于客观自然（“天”），也和主观努力有直接关系，因此，应该注意调养，怡情悦性。这样，就可以延长寿算，提高生命质量。

收尾两句，是配乐演奏时附加的，与正文内容无关。

当代学者宋晓霞指出：“汉末以后一百多年间，死亡使人们普遍感到困惑、苦闷和畏惧。在诗歌里，从《古诗十九首》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到陶渊明的‘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表达了相同的感慨。延年不死或及时行乐，是当时一般人的遐想与追求。曹操这首诗则表现了一种更为积极的人生境界。”联系到这一社会背景，更能看出它的价值所在。

具体地说，其价值就是：在生老病死这些人生重大课题上，坚持顺应自然，不信天命，充满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观念；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发进取精神；强调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秉持乐观向上的积极人生态度。

清人陈祚明指出：“名言激昂，千秋使人慷慨。孟德能于《三百篇》外，独辟四言声调，故是绝唱。”（《采菽堂古诗选》）这里说的是，曹操继承“诗三百”《风》《雅》的优良传统，使四言诗在经过一段沉寂之后，重新焕发光彩，并对以后嵇康、陶渊明等的四言诗写作产生了积极影响。专就诗歌的格调来说，气魄雄浑，苍凉豪迈，激昂慷慨，更是体现了以刚健为主导的审美取向。金石其言 松柏其行赠从弟刘桢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孟老夫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的，我们研究刘桢的述志诗，首先应该了解他的为人处世，正所谓“听其言而观其行”。

史载，一次，魏公子曹丕晚间设宴招待众士，酒酣耳热，他指令甄氏出堂与大家见面。众皆俯伏，独有刘桢愤然以对，立而不跪，且满含讥意，不屑一顾。在他心里，颇不以曹丕夺袁熙之妻为然；而甄氏有夫再嫁，不忠不贞，他尤其看不起。曹丕见状，勃然大怒，欲问刘桢死罪，由于众人求情和曹操干预，才免于死，罚作苦力。就在他于京洛之西石料厂磨石料时，魏王曹操前往视察，众官吏及苦力均匍匐在地，不敢仰视。唯有刘桢未跪，照常挺直身躯劳作。曹操见状，怒对刘桢。刘毫无惧色，从容放下锤子，正言答道：“（魏）王雄才天下皆知，刘桢身为苦力，何敢蔑视尊王。但在魏王府数年，常闻魏王教诲，做事当竭心尽力，事成则王自喜，事败则王亦辱，桢现为苦力，专研石料，研石是对魏王的敬忠，所以不敢放弃手中活计。”魏王听后，又问：“石若何？”刘桢朗声作答：石“出自荆山悬崖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曹操知其借石以自喻，就赦免了他。随后充任署吏。

南朝·梁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对汉至齐梁一百多位诗人作了扼要的论述，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建安七子”中，刘桢被列于上品，评语是：“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曹植）以下，桢称独步。”这既是论诗，也是评判诗人的品性。《赠从弟》为刘桢的代表作，共三首，此为其二。“从弟”，通称堂弟。诗中含有对其赞美与勉励的双重意蕴，其实也是自况，表现出作者本人的志趣、抱负。诗中以瑟瑟寒风中的挺拔劲松为喻，状写坚贞不屈、坚定不移的品格与操守。

八句诗，两两相对，都把松与风对称着加以表述。在这里，极端艰苦的环境与凛然无畏、勇于抗争的人格，作为尖锐对立的矛盾体，形成了美学的张力。诗中先从二者所处位置写起，苍松傲立山顶，狂风怒吼谷中；次写声势，风声盛烈，气势逼人，松枝劲挺，全无惧意（“一何”，意为多么、何等）；三是从无形到有形，从听觉到视觉，一则冰霜严酷，惨惨凄凄，一则英姿屹立，终岁不改其色；四是自问自答，做出结断，进一步突出主旨——松柏之岁寒而不凋，并非没有遭遇严寒，而是由于能够坚守本性。“松柏有本性”，既是认识的深化，也是情感的升华。一语中的，力重千钧。就全诗来说，有如“千里来龙，到此结穴”。萁豆相煎七步诗曹植煮豆持作羹，瀌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世说新语》载，魏文帝曹丕曾命令胞弟、东阿王曹植在行走七步路的时间内作诗一首，如诗不成，就将行以大法（处死）。曹植应声吟出六句诗来，这就是上面这首《七步诗》。曹丕听了，深有惭色。

一个“惭”字，尽显曹丕的心中隐秘。原本是同胞骨肉，所谓“孔怀兄弟，同气连枝”，何以要“相煎”如此？原来二人在争夺世子地位过程中，斗争极为激烈。获胜继位之后，曹丕便对曹植及其辅翼人士实施残酷报复。如果不是太后出面干涉，曹植早已丧命。在这种情况下，曹丕又使出“七步索诗”的绝招，看似普通的文学活动，实则包藏着险恶的祸心。近人多疑此诗为伪托，但经著名学者陆侃如、冯沅君认真考证，在《中国诗史》中，作出“我们认为七步的传说是可信的”结论，并判定此诗“必作于黄初元年至七年中”（文帝在位期间）。

掌握了诗的本事之后，这首千秋绝唱就容易解读了。一、二句，讲豆粒被蒸煮作羹的惨痛遭遇，煮熟、发酵、滤汁，经受无尽的折磨；三、四句讲，作恶施暴的竟然是结长豆粒的茎秆（“萁”），它在锅底下猛烈地燃烧，致使锅里的豆粒承受痛苦煎熬，忍不住哀哀哭泣；五、六句，“卒章显志”，点出主旨：豆萁与豆粒，原本同根而生，怎么竟然这样刻酷无情，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呢？听过这样含着血泪、带着呜咽的控诉，只要稍有良知，总会愧怍于衷、不能自已吧？

我们不能不叹服诗人应对之敏捷、手法之高明。通篇纯以比兴出之，取譬精准，借物写怀。惨遭迫害的诗人以豆粒自喻；而把加害于他的同胞兄长喻为豆萁，真是再恰当不过了。难怪历代骚人、学者对他赞不绝口，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刘勰也说：“子建思捷而才俊”，“援牍如口诵”。挚友杨修，曾经亲眼看见曹植“握牍持笔，有所造作，若成诵在心、借书于手，曾不斯须少留思虑”，说他每有所作，援笔立成，像是事先打了腹稿，背诵下来，没有经过片刻（“斯须”）思考。即以这首《七步诗》为例，构思之奇妙，取譬之恰切，用语之灵巧，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古人把这种超常敏捷的创造能力，以及创作思维的高峰状态，称作神思妙悟。唐代诗僧皎然就曾说过：“有时意静神王（旺），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诗式》）一曲自怜自叹的哀歌咏史八首（其二）左思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借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左思有《咏史》诗八首，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称为“五言之警策”。此为第二首。

诗人首先从葱茏茂郁的十丈黑松与稀疏下垂的径寸小草，一处涧底，一踞山巅的自然景况写起，用以比喻贤俊之才屈居下僚，而世家子弟不问贤愚均能高踞上位的社会现象，进而揭露造成这种不合理现象的根源。诗人尖锐地指出，这是地势不同所造成的，由来久矣，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从而有力地抨击了魏晋时期门阀制度的黑暗社会现实。最后由现实转向历史，列举了西汉金日、张汤两家子弟凭借先人遗业，绵延七代世袭宫廷宠臣，而出身寒门、卓具才识的冯唐一直不获晋用，已经七十高龄仍作中郎署小吏的史实，鞭挞封建社会任人不以才能、只凭门第的腐败制度，为万千深受压抑的贤才志士，吐一口愤懑不平之气。

实际上，左思本人就曾身受其苦，这首诗正是他出于自身体验，饱含着血泪写成的一曲自怜自叹的哀歌。他出身寒门，年轻时家境清苦，很被人看不起。但他颇有志气，决心创作一篇超越前人的《三都赋》，把蜀都成都、吴都建业、魏都邺城全都写进去。为了完成这个宏伟计划，他广泛搜集历代史实和各种资料，并游历了古城旧都，获取切身感受，然后杜门谢客，潜心写作。一些世族文人听到这个消息，肆意进行嘲讽。出身江南豪门的文学家陆机说：“这个伧夫俗子，真不知天高地厚，竟想超越班固、张衡这些前代名家，实在太可笑了。”陆机还写信给弟弟陆云，说：“有个无知狂徒想写《三都赋》，看来，写成以后，只配拿来盖我的酒坛子！”

十年过去了，雄浑、精湛的《三都赋》终于问世。但当时人们并未予以重视，传抄者寥寥无几，左思十分懊丧。他认为，这是由于作者官卑职小，人微言轻，于是，请来当世名儒皇甫谧加以品鉴。皇甫谧读罢文章，拍案叫绝，当即作了题序。这样一来，果真引起了文人、学士以至官场的注目，司空张华给予极高的评价，连那个傲慢自大的陆机看后也叹为观止。待到《三都赋》重新刊发时，举国轰动，到处都有人抄写，致使洛阳纸价为之飞涨。“洛阳纸贵”这个成语，就是这么产生的。

面对着这一切，左思感慨重重，特别是对世族文人把持文坛、压抑人才的黑暗现实，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了。为此，他写了许多引古喻今，指斥时弊，表达出身庶族、寒门的文士政治苦闷的诗篇，《咏史》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清代文学家姚莹曾为此写过一首七言绝句：“伧父当年笑左思，三都赋出竟雄奇。宁知陆海潘江外，别让临淄咏史诗。”这里的“陆海潘江”，指文学家陆机和潘岳，当时有“陆才如海，潘才如江”的说法。“临淄”，指左思，因为他是临淄人。意思是说，左思的《三都赋》和《咏史》诗所表现的旷世才华，压倒了陆机与潘岳。诗篇深刻讽刺了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和陆机等人凭借门第，对出身寒门的左思不屑一顾的可笑行径。

受左思《郁郁涧底松》一诗的影响，唐代诗人白居易也写过一首《涧底松》新乐府：“有松百尺大十围，生在涧底寒且卑。涧深山险人路绝，老死不逢工度之。……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君不见，沉沉海底生珊瑚，历历天上种白榆。”作者在自序中阐明诗的主旨：“念寒隽也。”寒隽，指的是出身社会下层而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他们想通过仕宦途径，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往往受到压抑与排挤，难以偿其夙愿。这首诗反映的正是这些人的苦闷心情。同左思的《咏史》诗一样，这首诗也是从“涧底松”写起，比喻智能之士没身草泽，不被知用；最后做出“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的结论，富有感染力与说服力。出污泥而不染酌贪泉诗吴隐之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据《晋书·吴隐之传》记载，“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然地多瘴疫，人情惮焉。”当时，派到广州去当刺史的皆多贪赃黩货，官府衙门贿赂公行，贪渎成风。东晋安帝时，朝廷欲革除岭南弊政，便派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门，有水曰‘贪泉’，饮者怀无厌之欲。隐之既至，语其亲人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意思是，不见到可以引起贪欲的东西，就可以保持心地宁静。（而这里，奇珍异宝无数，只要弄走一筐，就可以享用几辈子。因此，）从京城到广州来，一过岭就会丧失廉洁的操守。于是，酌泉饮之，并即兴赋诗云云。

吴隐之的四句话和一首诗，内涵十分丰富，富有哲思理蕴，其中至少论及了三种关系：

一是环境与风气的关系。“越岭丧清”，到此即贪。古人有“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墨子语），“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语）的说法，表明环境的重要。

二是欲望与操守的关系。老子有言：“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我无欲，而民自朴”。欲望原本是人的自然本能，它是一种双刃剑，应该加以分析，完全否定是不对的。这里说的不是要消除自然的本能，而是主张控制、消解贪欲的滋生与扩张。

三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吴隐之不同意那种“喝了贪泉水，人人都得贪”的论调。“一歃”，以口微吸也，极言其少；千金，极言钱财之多。两两相照，没有必然联系，关键在人，要看谁来喝。他说，我们不妨尝试一下，使令连天下与王位都不想要的伯夷、叔齐兄弟来饮，我相信，他们终究不会改变自己的初心与高尚情操的。

明人钱子义《贪泉》诗中，同样提出了质疑：“千金一歃岂其然？独酌无伤处默（吴隐之）贤。闻道黄金入眉坞，未应在处有贪泉？”诗中说，如果贪婪无度是由于饮了贪泉所致，那么，汉末的董卓疯狂聚敛财富，（在长安以西渭河北岸修筑了眉坞城，）难道他也是喝了贪泉的水不成？“独酌无伤处默贤”，说的是，贪与廉取决于人的资秉与精神境界的高下，同客观上是否饮用了贪泉并不相关。实践也证明了，吴隐之本人就曾喝过，他仍然廉洁自持，大节不亏。

吴隐之本传记载，他平时不沾酒肉，吃的只是蔬菜、干鱼；穿的仍是过去那些旧衣服。他还下令将前任官员使用过的豪华丝帐、帷幕，以及各种贵重饰物，统统撤除，一并收归国库。由于他整饬纲纪，以身作则，广州仕风大为改观。皇帝下诏嘉奖，赞扬他：“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飨惟错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务啬，南域改观。”作为一位“出污泥而不染”的著名清官，名标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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