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淑敏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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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视阈下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理论研究试读：
前言
自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学的调整对象突破了传统的军事、国防等范畴，越来越触及国际经济的敏感地带。在全球资源日益匮乏的背景下，地缘政治日益成为中国海外投资受阻的一种新型风险。地缘政治视阈下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理论研究成为政府和学界十分关注的焦点问题。2013年度辽宁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基础理论课题对《地缘政治视阈下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理论研究》选题予以立项，本书系课题研究的最终成果。
本书主要针对以下领域的问题展开研究：第一，回溯中国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沉浮与枯荣。通过论证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面临的扩张，强调地理因素对于地缘政治学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地缘政治面临的风险和理论演进。第二，阐述地缘政治因素对于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考察了地缘政治与中国海外投资的对立统一关系。地缘政治与中国海外投资双方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的结果，是相互转化和相互过渡，显现出矛盾的统一性。以此为基础，推导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现实和未来均依赖于地缘政治的稳定的结论。第三，进行中国投资遭遇的源自发达国家的地缘政治风险的实证研究。包括“国家安全审查”“外国政府直接控制的交易”“次级制裁”、双边投资条约中的环境条款、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以及北极极地区域的地缘政治风险案例分析。第四，进行中国投资遭遇的源自发展中国家的地缘政治风险的实证分析。通过对比在发达国家与在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所遭遇的地缘风险，说明两者在本质上有所差异。第五，评析地缘政治视阈下中国海外投资保护的国内法体系。追踪中国海外投资法体系的历史轨迹，提出完善国内法律体系，保护中国海外投资的建议。第六，考察地缘政治视阈下中国海外投资保护的国际法体系。分析中国与加拿大和美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面临的瓶颈，解读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成功范例，分析《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的局限性。第七，针对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提出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理论与制度完善的建议。包括应对“国家安全”和“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审查措施，推动投资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立法，海外投资反制裁的博弈对策，制定平衡利益的环境规则，恶债的法律适用对策，以及推进上海合作组织的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发挥争端解决机制拾遗补阙的作用等对策。
本书欲达到的目标是：地缘政治学与国际投资法理论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将二者兼收并蓄，为我国参加并签署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实践提供理论依据。本书预期学术影响是：既可作为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硕士、博士参考书，也可以作为更高层次的学者之间的交流成果，以及为国家商务部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本书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七章由王淑敏撰写。第五章由安健飞撰写。第六章由杨欣撰写。其中，第四章第二节中“三、导致环境风险的根源”和第七章第四节“制定平衡利益的环境规则的可行性”由周沐雨撰写。第三章第一节“BIT中根本安全例外条款”、第七章第一节中的“一、中国参加BIT谈判并订立‘根本安全例外条款’的对策”由王雪妍撰写。感谢辽宁省教育厅和大连海事大学给予的支持与厚爱。研究过程中亦得到了各方专家和同仁的帮助，在此一并深表谢意。如有浅薄之处，敬请各位赐教。著者2016年2月
引言
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学衍生的理论，关注那些国土面积、人口、民族、海洋、资源等地理因素的相互结合，强调这些因素对于政治的影响，借此分析、预测世界或者地区范围内的战略形势及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冷战结束后，随着地缘政治学与地缘经济学的日趋融合，广义的地缘政治学应运而生，突破传统理论的局限，更加注重对于经济利益和经济主权的影响。对于海外投资而言，地缘政治的价值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考察地缘政治与海外投资准入的对立统一关系，对于反思与重塑具有前瞻性与开放性的国际投资法理论，促进地缘政治学与国际投资法学两大学科的交叉、渗透、融合与创新，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地缘政治对于国际投资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环境、能源等地缘政治要素在国际投资中的核心作用日趋引起足够的关注。通过分析国家对外投资的政策和法律演变，揭示其既根源于当今世界变化着的地缘政治格局，亦反过来会塑造或制约地缘政治的格局，从而证明外资并购不仅是一种投资关系，更是一种政治关系，为中国海外投资有效地规避地缘政治风险提供理论依据。
近年来，中国的海外投资遍布全球，对区域和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愈加重要的影响。2013年年末，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对全球FDI流出存量前20位国家（地区）排名，美、英、德、法等国家位居前列，中国位居全球第11位。由于起步较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美、英、德、法等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截至2013年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6604.8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同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63495亿美元）的10.4％，相当于同期英国的35％，德国的38.6％，法国的40.3％，日本的66.5％。
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份额处于领先地位，比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比重更高。当年中国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直接投资917.3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85.1％，同比增长31％；流向发达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为138.3亿美元，同比增长2.4％，占12.8％；流向转轨经济体的FDI为22.8亿美元，同比下降46.8％。2013年全球FDI对不同类型经济体的流入量构成
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流向前20位的国家和地区（不包括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共854.91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为79.3％。在前20位的国家（地区）中，美国、俄罗斯、中国香港、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英国、德国、卢森堡等经济体，既是全球FDI的主要流入地，也是中国内地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入地，这一点和全球FDI流入的方向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中国香港由于其特殊地位成为中国内地对外投资最大的目的地，所占比重高达58.3％。相应地，同全球FDI流入量的国别（地区）分布相比，中国对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和荷兰等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金额和所占比重仍然偏低。《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4》反馈的另一信息是中国企业的跨国指数偏低。2014年全球排名前100位的非金融类跨国公司平均国际化指数为64.6％，而入围该名单的3家中国内地企业的平均国际化指数仅为28.2％，没有一家中国内地企业的国际化指数达到该平均水平；2014年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体排名前100位的非金融类跨国公司的平均国际化指数为54.2％，而入选该榜单的12家中国内地企业的平均国际化指数仅为19.9％，只有中国远洋集团和联想集团接近上述平均水平。通过上述对比发现，中国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指数整体而言仍较低。实际上，对比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中信集团在2013年的数据可以发现，2014年这两家企业的国际化指数还有下降。入选2014年发展中和转轨国家排名前100位非金融类跨国公司的中国内地企业国际化指数
2015年1—4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6个国家/地区的2884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143.7亿元人民币（折合349.7亿美元），同比增长36.1％。其中股权和债务工具投资1800.4亿元人民币（折合293.7亿美元），占84％，收益再投资343.3亿元人民币（折合56亿美元），占16％。截至2015年4月底，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1763.7亿元人民币（折合6813亿美元）。
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全球的184个国家（地区），覆盖全球79％的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占流量总额的70.1％，其中对中国香港的投资占对亚洲投资流量的83.1％。对拉丁美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非洲的投资分别占13.3％、5.5％、4.5％、3.4％、3.2％。与上年同期相比，对各地区投资增速分别为：对拉丁美洲投资增长132.7％，对大洋洲增长51.6％，对非洲增长33.9％，对亚洲增长16.7％，对北美洲增长0.4％，对欧洲下降15.4％。
尽管中国企业积极实施海外并购（M&A），并有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但鲜有成功案例。据美国咨询公司调查，2014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总额已由2008年的约100亿美元增至570亿美元。大型并购案接连不断。2015年3月，中国化工集团以71亿欧元收购了意大利轮胎企业倍耐力。不过多数收购并未达到预期效果。2010年，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收购瑞典沃尔沃。但吉利2014年的新车销量同比减少24％，仅为41万辆，沃尔沃的技术实力和品牌影响力似乎并未被充分发挥。三一重工在2012年收购了德国机械企业普茨迈斯特公司，但2014年的海外销售额却同比减少近10％。熟知中国商业运作的西村朝日法律事务所律师野村高志指出“中国企业在海外获得市场份额和技术实力不是靠提高自身实力，大多数都是通过直接收购来迅速抢占市场”。由于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企业进军海外，据称很多中国企业对收购对象的资产审查不严。世界经济论坛于2015年1月16日发布的《2015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国际冲突成为未来十年威胁全球稳定的最大风险。该年度报告综合各方专家评估，对未来十年全球28项主要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潜在影响力进行预测。报告将这些风险划分为五大类：经济风险、环境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及技术风险。报告显示，“国家间冲突所造成的区域影响”一项被列为最有可能发生的全球风险，以及影响力第4位的风险。在发生可能性方面，该项风险超过了极端天气事件（第2位）、国家治理失败（第3位）、国家解体或危机（第4位）与结构性失业率高或不充分就业（第5位）。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五年中，远离榜单的地缘政治风险在2015年的排名中跃居榜首。随着地缘政治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大，与此相关的三项风险成为全球最可能发生的风险，其中两项还列入了潜在影响力最大的风险。同时在地缘政治方面，自2014年以来，有三项风险在可能性和影响力方面都尤为突出，分别是国家间冲突所造成的区域影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恐怖袭击。
与中国海外投资强劲的态势相比，肇始于地缘政治化的准入壁垒亦愈趋繁多、愈演愈烈。时任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在第23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上指出：中国投资者经常被美国政府审查同中国政府的政治关联，这毫无理由；希望美国政府停止对中国公司的政治审查。地缘政治不仅威胁到中国投资者的公平合理权利，更成为阻挠国际投资自由化浪潮的逆流。对敢于赴汤蹈火“走出去”的中国投资者而言，今后不得不严加提防。
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被上升到“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4》指出：“一带一路”战略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将为沿线国家实现优势互补、开放发展提供新平台，在满足沿途国家发展利益诉求的同时，也将为中国企业开展国际投资合作带来历史性的新契机。例如，中亚国家大多没有形成完善的产业结构，制造业竞争力较弱，对外贸易产品主要是能源类产品、初级产品，中国与中亚国家投资合作互补性较强。同时，中国对东盟国家、阿盟成员国等的投资明显增长。近年来，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持续保持增加态势。2014年前11个月，中国非金融类企业赴东盟投资流量43.5亿美元。不仅如此，中国还改善了对东盟的投资结构，对东盟的制造业投资有所增加，2013年对东盟投资比重达到16.4％，比2008年提高了6.7个百分点。此外，中国与蒙古国及中东欧国家在资源、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互补性也在增强。未来，中国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还将不断深化。
上海合作组织（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CO，以下简称“上合组织”）借助其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担当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先锋使命。其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的多边法制更是加固松散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法律保障。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上合组织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为了抓住这一机遇，需要克服上合组织过于依赖软法的弊端，敦促启动自由贸易区协定谈判，最终摒除各国繁杂的贸易和投资壁垒。除此之外，通过加强中俄在上合组织内部的协作，推动签署丝绸之路经济带协议的法制进程，有效地应对源自美国丝绸之路战略法案和俄罗斯欧亚共同体的挑战。“一带一路”项目的实施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以下简称“亚投行”）的融资机制紧密配合。亚投行的创建为“一路一带”下的资金融通、扩大沿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亦面临着诸多困厄。如何奉行公平、透明、廉洁、高效的基本法律原则，审批投资项目时如何援引环境条款、劳工标准条款、人权保护条款、知识产权条款等均需深入研究，此外，如何防范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以及改善争端解决机制等问题亦是当前必须面对的挑战。
地缘政治与执政党的建设关系始终瓜葛相连。解读中国共产党的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从抗日战争时期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结盟与巩固，到解放战争时期为新中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做准备，解放区通过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通商事业，直至中国政府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新政权建立后，在安理会履行着日趋重要的大国责任，以及创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面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与提出和谐世界的构想，所有这些事实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世界地缘政治的格局乃至国际法的进程。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国际法在形式与性质等方面大相径庭，这一点表露无遗。依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国际法的造法方式归结为三项：条约、国际习惯法和为各国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国际法之间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彼此促进的关系。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贯彻与实施，《联合国宪章》的尊严始终得到维护与捍卫，国际法的原则得以延伸。此外，营造民主化、法制化的国际关系与党的政策价值取向保持一致，党的政策指引着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国际法院和国际仲裁院等机构的改革进程中发挥着愈加积极的作用。一言以蔽之，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方面所作出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举世公认的。
针对中国当前双边投资协定（BIT）的缔结情况，以及正在进行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和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我国应当对BIT中的根本安全例外条款高度重视。必须充分考虑作为东道国同时兼海外投资者母国身份的变化，如何在BIT谈判中引入根本安全例外条款，逐渐成为关注和讨论的问题。针对当前国内外的投资发展情况，结合我国的缔约实践，对于完善我国的根本安全例外条款提出完善建议。
归咎于我国在利比亚、叙利亚和缅甸等国政权更迭之后的投资项目接连遭遇诸如“恶债不予继承”之类的池鱼之灾，俄国国际法学家萨克（Sack）所创立的“恶债”的评判、继承和法律适用理论，迄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解决此类纠纷的当务之急在于抉择正确的冲突规范。“三一集团”关联公司起诉奥巴马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The Committee 0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CFIUS）一案的首次开庭，预示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在利用游戏规则而不是被规则所游戏。直面问题、瞭望未来，从法理上破解“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与中国海外并购牵连的悖论，对于消除歧视性的立法和双边、多边投资协定的影响，以及中国企业的海外维权意义非凡。临渴掘井不是出路，只有积极参与、主导针对国有企业的全球性谈判，方可避免陷入诸如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之类的被动局面，全面提升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话语权。
当今关于包含东道国环境保护权利和义务的条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国际投资协定中。从目前纳入环境条款的国际投资协定的形式上看，由于受到（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的影响，涉及环境保护内容的双边投资条约在总量仍要比自由贸易协定少很多。在我国目前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涉及环境保护内容的协定为数不多。虽然从绝对值看，仍有许多国家的双边投资条约内没有环境规则的内容，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或倾向于在自己的双边投资范本中写入与环境有关的内容。在气候问题及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命题这一时代背景下，国家之间关于投资条约的制定与解释应该能为人类达成保护环境的共识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加强对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不仅只是对东道国有意义。无论是站在保护投资者的投资母国的立场上，还是站在生存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人类的角度，关注双边投资条约范本中环境保护规则的内容，把握好投资者利益和环境发展之间的利益共赢平衡点，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2015年又是个全球政治动荡的时代，尽管乌克兰危机有所缓和，但沙特、伊朗、美国、俄罗斯在也门开始政治博弈和军事对抗，大幅度提高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再加上希腊大选结果加大了欧元区分裂的可能性，致使全球政治风险有所上升。乌克兰危机导致西方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负面效应就是“次级制裁”。“次级制裁”因处罚目标国和与之有交易的第三国、严重妨碍国际投资的便利化而恶名昭彰。其中不乏禁止、限制和撤离任何与目标国有关联的投资措施，以美国的单边立法最具代表性。欧盟立法则经历了由抵制到拥趸的演变时期，其变化与自身利益休戚与共。与《联合国宪章》互为策应，WTO和双（多）边投资协定构筑了根本安全例外条款，上升为发起国的国际法依据。美国的域外法权遗患无穷，WTO如何抑止这种后患，取决于自裁决条款的审查机制。“克里米亚公投”后，中国投资再次面临“次级制裁”的风险表明：借鉴他国的经验，制定反“次级制裁”立法已迫在眉睫。而汲取双边投资协定范本的自裁决和利益否定条款精华，以及中国主动向WTO申诉则可实现国际法救济的突破。
在强敌环伺的北极地区，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和冰岛等各种地缘政治集团的利益激烈冲突，对于敢于赴汤蹈火“走出去”的中国投资者，今后不得不如履薄冰、严加提防。如何扩大中国在北极多边法制中的话语权，在双边投资条约或自由贸易协定的法律框架中确保投资者在投资准入的国民待遇，以及完善争端解决机制等仍须深入、细致地思考。
中国投资者在海外经历此种磨难究竟有何背景？如何摆脱地缘政治的影响，保障投资者获得公平的外资准入国民待遇？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深思。同时，今日的中国既作为第二引资大国，又是冉冉升起的投资大国，这种“身份的混同”需要换位思考，重新构建中国的外资法理论势在必行。第一章中国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沉浮与枯荣根据地缘政治从基于军事导向转为基于国家经济战略导向的转换，从而解析中国地缘政治面临的风险，结合中国地缘政治的特点，反思传统地缘政治本体论的局限，以此创新中国地缘政治的理论。第一节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的转换
通过传统地缘政治概念的演进历程，借此证明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新地缘政治观，其外延与地缘经济学似乎不谋而合。一、地缘政治的演绎
在历史的维度中探寻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发端，美国海军军官、历史学家马汉的“海权论”和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的“陆权论”，以及意大利军事家杜黑的“空权论”既彼此牵连，又相互独立，呈鼎足之势。或许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观点比较经典：“地缘政治（Geopolitics）是指那些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情况的地理因素的相互结合，强调地理对政治的影响。”观察和评估依据地理环境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传统的地缘政治需要国家完成三方面的使命：战略要地的绝对安全、维持缓冲区的控制和保护海陆空边界不受外敌入侵。其实质涵射的是国家空间安全观。自冷战结束以来，不断有人指责此种狭义的安全观早已过时，来自中国学者的观点更是恶评如潮。毋庸置疑，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所定义的空间日益缩小，直至世界浓缩成一个“地球村”。曾经难以克服的距离和天然屏障失去了原有的保护，而跨国经济交往、文化意识渗透和网络攻击等行为成为新的危及国家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国际社会依旧波谲云诡，地缘政治不仅没有偃旗息鼓，其调整对象早已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学，越来越触及国际经济的敏感地带，在空间效力方面亦突破了区域性的地理环境封锁，从基于军事导向转为基于国家经济战略导向。诚如某些学者所言：“内涵上，地缘政治学已经不再仅仅把军事、安全等问题作为研究议题，而是把经济、文化等问题纳入研究议程，分别形成了地缘经济理论和地缘文化理论。外延上，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再局限于国家及其周边，而是延伸到国家所在的整个地区乃至全球。”二、地缘经济的应运而生
美国国防部高级顾问、华盛顿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地缘经济学项目主任爱德华·卢特沃克被誉为地缘经济学理论的创始人。根据卢特沃克的观点，自冷战结束后，世界迈入了地缘经济（Geoeconomics）时代，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转向地缘经济学发展。这一时代的显著特征在于：各国意识形态的差异明显缩小，曾以地缘政治视角下判定的敌人，在地缘经济时代可能携手成为贸易伙伴；全球的最大威胁已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具体而言，威风一时的苏美两大军事阵营对抗由三大经济集团的竞争取而代之，其中日本主导环太平洋经济区，美国领衔西半球经济区，德国则是欧洲经济区的核心。如上所述，地缘经济的实质反映了国家的经济主权的生态安全观。与地缘政治相比，地缘经济这一术语脱胎于地缘政治，但其外延更加广泛。主体不仅有国家，跨国公司亦加入其中。尽管如此，地缘经济学尚难构成独立学科，仍属于广义的地缘政治学的范畴。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亦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既然地缘经济要求国家运用公共权力推行战略经济政策，在世界经济博弈中取得优势，显然经济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战略。第二节中国地缘政治面临的风险
一方面，中国通过领陆、领海、领空、海峡、能源等因素，将政治、经济与法律活动更多地融入国际社会，与各国的地缘政治力量相互策应、彼此制约，同时亦将古老的中华文明传递至地球的每一角落。另一方面，中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自身亦面临四大地缘政治风险：领土争端、岛链封锁、区域竞争和能源危机。一、领土争端
中国领土的中心位于陕西省泾阳县永乐镇石际寺村，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孕育着古老的中华文明，这里是中国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亦是中国的农业区。众所周知，中国以全世界七分之一的土地养活着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人多地少的沉重包袱决定了中国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高度的依赖性。领土最南端在南海南沙群岛中的立地暗沙，南海是中国通往外界重要的海上通道，从马六甲海峡到日本、从新加坡到中国香港、从中国广东到菲律宾马尼拉，甚至从东亚到西亚、非洲和欧洲的多数海上通道，构筑了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海上走廊。加之南海岛礁附近海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加剧了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在这一地区激烈的利益纷争。领土最东端位于黑龙江省黑瞎子岛，黑瞎子岛扼守着黑龙江一乌苏里江通航咽喉，隔江与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城）相望。中国领土的最西端在帕米尔高原上的新疆乌恰县，在中国、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边界交点西南方约25千米处，有一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峰。这里曾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今日依旧作为中国与欧亚大陆的主要通道。领土最北端在黑龙江省漠河乌苏里浅滩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上，漠河距离北极圈大约1492千米，距离北极约4070千米，素有“中国的北极村”之称。毋庸赘述，中国在地理上仍属于近北极的国家。
史海钩沉。自古以来，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险象环生，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从未偃旗息鼓。中国与陆地接壤的越南、朝鲜、俄罗斯、印度、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等国都曾有过疆界纠纷。脆弱的海岸线引发的海疆纷争以南海诸岛主权和钓鱼岛之争最具典型。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均声称拥有中国南海诸岛的主权。丰厚的石油利益，重要的地理咽喉，借助南沙、台湾、钓鱼岛第一岛链的天然屏障，从而扼制中国，是美国干预南海的真实缘由。冷战结束以后，领土问题曾一度被搁置或缓解，随着中国不断崛起，从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区的核心地带脱颖而出，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与邻国的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从越南抗议南海钻井平台，打砸抢中资企业，在黄岩岛与菲律宾对峙、仁爱礁冲突，到愈演愈烈的钓鱼岛争端，中国近年来似乎与邻国摩擦不断。菲律宾政府在指控中国持续在南海岛屿进行大规模工事之际，于2014年10月4日宣布暂停南沙群岛所占岛屿上的一切维修工事，以免影响“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菲律宾在2013年1月单方面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指控中国在至少5座南海岛屿进行填海造陆工程。2014年3月，又向仲裁庭呈交多达4000页的陈情书，挑战中国南海九段线效力，中国则多次重申，不接受也不参与仲裁。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便在这多事之秋展开了亚洲国家对中、美好感度的调查。皮尤调查称，亚洲大多数国家都担心中国因领土问题与其发生武装冲突，《华尔街日报》报道该调查更是站在了菲律宾、越南等与中国有领土争端国家那边，指责中国对弱国欺凌，认为美国在亚洲受到普遍欢迎（图1-1）。图1-1 亚洲国家对中美的好感度比例二、岛链封锁
中日甲午战争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留下中国人民无法磨灭的切肤之痛——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和钓鱼岛纷争。百年之后海上的硝烟仍旧弥漫，中国最大的军事威胁来自美国岛链的封锁。所谓“岛链”是“岛屿锁链”的简称，具有深厚的地缘政治色彩。“最初是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根据西太平洋海域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岛群的地理位置而提出的，其目的在于围堵亚洲大陆，封锁和扼杀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基地圈。”1951年1月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提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防务范围应是日本——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这条近海岛屿链。”1955年2月，杜勒斯在参议院外委会的证词中又特别强调：“（台湾岛）构成了太平洋西边缘上所谓‘岛屿锁链’中的重要的环节”。经过数十年苦心经营，美国完成包围中国的三大岛链。第一岛链：北起靠近北极的阿留申群岛，中接日本列岛、台湾岛，南至菲律宾的链形岛屿带。台湾位于极其特殊的战略地位，掌握了台湾岛就能有效地扼控东海与南海间的咽喉战略通道，也有了通往“第二岛链”内海域的有利航道及走向远洋的便捷之路。第二岛链：以关岛为中心，由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一系列岛屿和大陆组成。第三岛链：以夏威夷群岛为中心，涵盖广阔的西太平洋区域。它既是支援亚太美军的战略后方，又是美国本土的防御前哨。有学者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建立岛链封锁的目的就是要将中国的影响力限制在自身领土范围内，甚至不允许中国崛起为地区性主导国家。”进而言之，我国需要畅通、安全的出海口，不仅是基于国防战略的高度，更源于出口导向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突破三大岛链的防线迫在眉睫。三、区域竞争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3—2014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在金砖国家中，中国的竞争力最强（第29位），领先于南非（第53位）、巴西（第56位）、印度（第60位）和俄罗斯（第64位）。其中，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竞争力差距从2006年的8位扩大到了目前的31位。（一）全球区域集团化对我国竞争力的挑战
世界地缘政治最主要演变的规律就是区域主义。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到东盟，在具有共同地缘性特征的区域实现区域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明显标志基于建立在相邻或相近的地理关系基础之上的区域集团。早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区域集团化就在全球每一角落暗流涌动、层出不穷，逐渐取代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的主体。从初期的贸易实体——欧洲共同体市场（European Communities），过渡到更加紧密的政治联盟——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EU），从相对松散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到多边贸易组织——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的酝酿，无不彰显着地缘政治力量的博弈。尽管中国与东盟曾经是友好亲密的近邻，地缘政治关系根深蒂固，但亚洲幅员辽阔，国家众多，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等方面无法与欧盟的地缘政治环境媲美，加之南沙群岛等领土恩怨的历史隔阂，东亚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长期滞后于北美和欧洲。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促使各国深刻地醒悟到建立东亚区域一体化、同舟共济对抗金融风险的紧迫性。近几十年来，中国更与东盟开展了广泛、密切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2009年8月15日，中国与东盟10国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以下简称《中国——东盟投资协议》）是借鉴NAFT区域一体化的一大进步。该协议致力于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下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及公平的投资体制，通过双方相互给予投资者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投资公平公正待遇，提高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为双方创造更为有利的投资条件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并为双方的投资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从而进一步促进双方投资便利化和逐步自由化，双方开始开放投资市场。2015年由美国主导的TPP谈判已经尘埃落定，TPP协议达成。TPP达成协议之前就被认为将是美国的重大得分，而且一些较为激进且乐观的美国分析人士认为，该协定将成为美国主导世界贸易规则的新里程碑，中国将被重新逼入困境。尽管奥巴马说过，“如果我们不书写世界贸易规则，中国将会为我们书写”。任何事物自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其发展具有两面性，TPP亦如此。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TPP谈判的推进一方面会阻碍中国发展进程，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会激发中国发展潜力，突破现有发展领域。（二）我国主导的区域竞争的问题——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视角
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始终不渝地支持和推动区域一体化的进程。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RTA）与日俱增。目前，中国在建自贸区18个，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签署自贸协定12个，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和瑞士的自贸协定，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以及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除了与冰岛和瑞士的自贸协定还未生效外，其余均已实施；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6个，涉及22个国家，分别是中国与韩国、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澳大利亚和挪威的自贸谈判，以及中日韩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协定谈判。此外，中国完成了与印度的区域贸易安排（RTA）联合研究；正与哥伦比亚等开展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还加入了《亚太贸易协定》。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倡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在推动中亚区域一体化的积极作用。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自2001年6月1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正式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非传统安全视角下开展反恐、贸易和投资等方面的区域合作。同年9月14日，六国总理在阿拉木图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确立成员国经贸部长会晤机制，以便实施区域经济合作和启动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谈判。次年5月29日，六国部长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的议定书》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经贸部长首次会晤联合声明》两份文件。据此，成员国共同制定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报告，交流法律法规信息和逐步开展投资合作。2003年9月，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在北京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就2020年前成员国开展经贸合作的方向、目的、任务、途径和方式形成原则框架。预计2020年组建新型的经济一体化区域，为贸易和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逐步实现区域内商品、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通，最终在区内建立自由贸易区。归功于不懈的努力，上合组织于2004年9月结出了硕果。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国正式签订协议，在中哈边境霍尔果斯口岸共同建设5.28平方公里的全世界唯一跨国界的、由两个国家的国土构成的边境合作中心。该中心沿中哈界河横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两个国家，经由专门通道连为一体，其主要功能是贸易洽谈、商品展示和销售、仓储运输、宾馆饭店、商业服务设施、金融服务、举办各类区域性国际经贸洽谈会等。霍尔果斯的地缘优势毋庸置疑，位于亚欧经济板块的中心位置，是中国向西开放，连接中国与中亚五国，并通往西亚、南亚、欧洲的西大门。霍尔果斯经济特区距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首府伊宁市仅90公里，距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670公里，向西与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市仅相距378公里。从霍尔果斯经济特区出境，途经阿拉木图、比什凯克、塔什干，这几个地区正好是中亚国家最为繁华的地区，是中亚五国的经济与政治中心，该区域也是我国轻工业产品消费、集散的最主要区域。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出访中亚国家期间就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此前，李克强总理在出席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期间，提出续写“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辉煌。在新时期，沿着陆上和海上“古丝绸之路”构建经济走廊，将给中国及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临海港口城市串联起来，通过海上互联互通、港口城市合作机制及海洋经济合作等途径，最终形成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造福中国与东盟，而且能够辐射南亚、中东和全球。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一致支持中国倡导的新丝绸之路，打通一条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中亚到印度洋和波斯湾的交通运输走廊，缩短货物运送期限，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各成员国境内的有关公路将对成员国开放，在此基础上消除贸易障碍，以此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协定和区域经济合作，加强金融领域合作，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专门账户，增加用各国货币相互结算账目，成立能源俱乐部等。由此引发以下问题：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上合组织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多边法制之间存在何种关联；上合组织的多边合作规则是否实质有效，足以抗衡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及观察员国存在的诸多关税、非关税的贸易和投资壁垒；此外面临哪些缘于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挑战，将在第二章“地缘政治因素对于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详细论述之。四、能源危机
毋庸置疑，能源与地缘政治的关系休戚与共，其中以工业的血液——石油最具说服力。美国剑桥能源研究协会（Cambridge Energy Research Associates, CERA）主席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曾指出：“石油，10％是经济，90％是政治。”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提出：“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一语道破石油是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载体。有学者更加精辟地阐示油权是石油地缘政治的核心问题：“石油的地缘、商品、金融和政治四大属性决定了各国围绕争夺石油资源、通道和市场的权力形成了敌对、结盟、控制、反控制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关系，并充分反映着国际秩序中的大国意志。特别是其政治属性，使石油有了作为地缘政治权力之源的意义。石油成为一种权力，我们称为‘油权’。油权的内涵包括石油资源控制权、石油通道控制权和石油市场控制权。”还有学者指出：“当今国际石油地缘政治存在三大突出问题：一是叙利亚内战、伊朗核问题及巴以冲突威胁着中东石油地缘政治的稳定；二是美国重返亚太及中日关系紧张使亚太石油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三是石油主要生产国较强的价格操控能力严重影响着世界石油价格的合理调整。”除此之外，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对俄制裁不可小觑。引爆乌克兰危机的导火索是亲俄的总统亚努科维奇暂缓与欧盟签署政治和自由贸易协议，亲欧派趁机蛊惑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导致亚努科维奇被迫下台。俄罗斯被指控操纵克里米亚举行公投、脱乌入俄，甚至乌克兰东南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相继宣告独立，以及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17航班被导弹击落，冲突地区战火此起彼伏，均摆脱不了干系。这场危机的背后折射出美欧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博弈，俄罗斯因而遭遇了以美欧日等国涉及贸易、金融和投资多种制裁。投资制裁包括冻结克里米亚天然气公司在美国管辖区的所有资产，禁止任何美国公民与该公司进行交易，阻止对俄罗斯能源行业相关的技术转让和融资等。
我国属于资源匮乏型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1年8月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55.2％，已超越美国。中国的石油来源大多是一些政治上不稳定的地区，中国对这些地区缺乏控制能力。中东、北非产油区发生的动荡，已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果这些地区的石油供需基础遭到破坏，发生石油供应渠道受阻，中国的石油危机就会发生。
事实上，中国对石油等能源的需求持续上升。2014年8月的原油进口量环比有所上升。海关总署数据显示，8月，我国原油进口2519万吨，同比增长17.5％，环比增长6.0％。1—8月，原油累计进口量20092万吨，同比增长8.4％，增速比1—7月上升1.2个百分点（表1-1）。表1-1 2013年8月—2014年8月中国原油单月及累计进出口数量④④ 数据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EB/OL][2014-12-12]. http://www.drcnet.com.cn/eDRCnet.common.web/docview.aspx.
2013年，中国企业境外矿业投资中，并购金额24.1亿美元，勘查金额4.8亿美元，矿山开发金额18.5亿美元，其他金额4.4亿美元。投资涉及中国企业128家，资金流向全球46个国家。中国企业境外矿业投资中并购金额同比减少59.4％，矿山开发金额同比减少43.8％，并购金额下降幅度大于开发金额下降幅度，显示资金倾向于投入已并购成功的项目，境外投资正从并购阶段向后续开发阶段发展。事实上，中国企业通过境外投资已获得大量的权益资源储量，截至2013年，中国企业已在境外获得的权益资源储量达260亿吨，投资铜矿境外矿产权益资源储量约为6890万吨，铁矿全部建成后，权益矿年产能将达到2.8亿吨，铜矿境外设计权益产能为255万吨/年。但其中仅非常小部分已形成产能，后续开发需要大量的投入。2013年全球矿业领域并购总金额360亿美元，比上年减少35％，而中国的境外投资中并购金额同比减少59.4％，降幅明显高于全球并购降幅，显示中国企业在国际并购中的避险意识增强。2013年，中国企业境外矿业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依次为澳大利亚（13.1亿美元）、南部非洲（10.9亿美元）、加拿大（6.1亿美元）、拉美（5.5亿美元）、西非（5亿美元）、东盟（3.7亿美元）、东北亚（2.8亿美元）等（图1-2）。与上年相比，对南部非洲投资降幅较小，而对澳大利亚、西非、加拿大、东盟的投资减少幅度较大。东道国政策调整和国际矿产市场价格下行是影响投资变化的主要因素。图1-2 2013年境外矿业投资目的地分布（单位：亿美元）第三节中国地缘政治理论辨析一、对传统地缘政治本体论的反思
传统的地缘政治本体论强调“一种从地理中心论的观点对国际局势背景进行的研究及整体认识”。此学说反映了地理与政治孰重孰轻的问题，其狭隘性在于以海洋、天空、海峡、能源等地理因素为地缘政治学的基本特征。已有学者予以校正：地缘政治的研究对象在于地理环境与人类政治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而非单纯的地理现象。在历史发展中，存在于一定地理空间中的自然景观与文化、民族性等精神景观早已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因此地缘政治的研究对象既是物质性的，也是表述性的，或者主要是表述性的。批判学者强调，地缘政治研究不应再简单地局限于物质领土、空间地域状况和世界政治地图的狭隘范围，相反更应集中关注人的主观因素（如文化差异、政治认同、民族性等）在地缘政治思想塑造和实践中的突出作用。在这样一种批判主义视阈下，地缘政治的本体论由物质因素扩展到精神领域，政治、信仰和民族文化的迥异日趋影响其理论发展和变迁。诚如某些学者剖析的那样：“地缘政治上的远近决不能仅仅理解成客观距离上的远近，而是与地理因素的价值、国家投射影响力的能力有关，更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取向有关。当一个具有战略价值的地理要素能被行动者所控制时，它就是切近的，即使在客观距离上很远。”二、对传统地缘政治认识论的评判
地缘政治认识论探讨地缘政治的本质、结构，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等问题。有学者认为传统地缘政治认识论同样不堪一击：作为本体论的必然延伸，传统地缘政治认识论认定，基于地缘政治的“自然科学”（即地理研究）基础，学者通过超然中立的客观观察与描述，可以作出“科学”的理论诠释。安格纽就尖锐地指出：“（在地缘政治研究中）并没有纯洁的、无意向的、非时间性、非地点性的研究者存在，没有纯粹的理性，也没有绝对的知识或绝对的信息，人的所有认知都是人基于其预设的观念对世界的一种反映。”既然国家利益是地缘政治的起点和终点，那么中国现代地缘政治认识论就应聚焦地缘政治的国家利益本质、结构，认识与地缘政治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等问题。
首先，中国国家利益是决定地缘政治走向的基本动因，影响中国对外交往的核心因素，其重要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毋庸讳言。包括中国的国际经济利益、中国的安全利益、中国的政治利益和中国的文化利益。中国的国际经济利益涵盖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技术转让领域的重大利益。中国的安全利益既有战略安全，如避免军事冲突、建立集体安全保障机制、维护周边地区稳定、保持核力量与防止核扩散、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等；又有维护国家统一的安全。至于经济安全方面，分为反垄断、反倾销和反补贴、打击国际经济犯罪和保护知识产权中的重大利益。中国的政治利益维护主权完整、维护中国的人权利益和建立合理的世界秩序。
其次，再造新地缘政治的结构。有学者指出：“传统地缘政治坚信的海陆两极对峙及毗邻国家为敌的理论结构不符合全球化的时代特征，所以新的地缘政治体系结构应该是海陆联合的全球结构与合作性区域结构。而这样的结构需要新的更积极的功能定位，这种新结构所赋予的功能既不能是霍布斯主义的冲突与竞争，也不能是世界主义的超国家合作，而是力求实现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格劳秀斯主义的国际合作。”也就是说，新的地缘政治说宣扬的是和平与合作。
再次，人类对地缘政治的认识是动态的、循序递进的。被誉为“地缘政治学之父”的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fich Ratzel）是德国慕尼黑工业学校教授和莱比锡大学地理学教授，他于1897年出版的《政治地理学》一书奠定了地缘政治学的基石，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英国学者斯宾塞关于人类社会与生物有机体间在三个方面具有相似性主张的启迪，拉采尔提出的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是关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有机体的论述。他的第二个重要观点是关于不同的社会政治集团所占据的“空间”的理论。在拉采尔的影响下，1916年，瑞典政治科学家鲁道夫·哲伦出版了专著《国家是有机体》。他采用拉采尔的类比方法，把国家看成个有机体。哲伦不仅给地缘政治学命名，而且还极力鼓吹后来被纳粹采纳的生存空间理论。1918—1945年是地缘政治学的辉煌时期，思想更加璀璨，呈现旷世深远的经典理论，包括海权论、陆权论、空权论等。以保罗·维达尔·德拉·布拉什（Pau l V ida l de La B lache）、阿尔伯特·德芒戎（A lbert Demangeon）、雅克·昂赛尔（Jacques Ancel）为主要代表的法国学者，通过对德国地缘政治传统（特别是它的一些主要假定，如“国家有机体”“生存空间”理论等）的剖析，反驳了后者蕴涵的物质决定论倾向、宿命论色彩及沙文主义的倾向，强调人类精神力量、能动性对全球地缘政治进程的影响，鼓吹以“国际合作”取代“权势争夺”、以“边界开放”取代“领土对抗”，为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1945—1976年是地缘政治学的低迷期，在慕尼黑大学讲授地理学和军事学的德国教授K．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创办《地缘政治学杂志》，将地缘政治学发展为一种从地理学到政治学、军事战略学、心理学的大杂烩，是一种理论的混合物、行动的纲领和宣传手腕。豪斯霍弗地缘政治学“空间”理论主要有五个内容：自给自足、生存空间、大区说、海权与陆权、关于边界的理论。边界问题被看作惯常的、随手拈来的战争借口，与欧洲历史上为领土争端而进行的一系战争不谋而合。实际上就是鼓吹侵略。导致在“二战”后长达30年时间地缘政治学受到正直反战人士的鄙夷。特别是在蒙受深重战争灾难的法国，地缘政治研究连同原先一度兴盛的政治地理学很快便销声匿迹，成了一种知识上的禁忌。1976年《希罗多德杂志》（Hrodote）在法国巴黎出版，该杂志的编辑——法国地理学教授Y．拉考斯特（Yves Lacoste）将杂志的副标题定为“战略、地理与意识形态（stratgies, gographies, idologies），暗示战后法国地缘政治研究的目的不在于传统的、从地理视角考察国家权力的增减，而在于揭露地理知识在国家战略与意识形态中的应用与后果”。随着冷战时期终结，国际关系变得更加相互依存，世界已经形成一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相互交融的文明体系。全球经济一体化取代了苏美两极对峙的格局。
最后，中国的地缘政治学起步较晚。自近代以来，中国学界开始零星接触和引进地缘政治学，但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1900年的《亚东时报》刊载了从日文版海权论转译的《海上权力要素论》的个别章节。抗日战争爆发后，学界日渐关注地缘政治学。1938年，李长傅等人翻译了阿部市五郎的《地理政治学》，该书详尽地介绍了法西斯地缘政治理论。冷战时期中国对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地缘政治理论，莫过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思想。西方学者沿着麦金德开创的“地理对抗”思路，逐渐形成了“分裂带理论”。1946年，凯南率先提出了世界政治地图中的分裂带。他认为东方与西方之间存在多条分裂带。1950年，尼兹将分裂带归于一条，即自由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分裂带；对此，1974年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第一世界是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发达国家、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与之抗衡。虽然上述理论中并不含地缘政治的概念，但是它们为认识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撑。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中国地缘政治学仍未摆脱分布主义地理学的窠臼，亦鲜有创新。我国学者对于世界地缘政治总过程的认识并没有超出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框架体系，学者在事实上充当了国家对外政策解说者的角色，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建议并不多见。三、地缘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在传统地缘政治学研究中，国家利益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地缘政治精髓。在批判学者眼中，“地缘政治”已经被扩大成为对地理知识、政治权力、社会机构和普通大众之间相互关系和反馈过程的描述与评价。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奔涌大潮迭起的时代，如果继续追随这种狭窄视野的理论，必然阻碍世界各国彼此相互开放、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消除国别之间阻碍经济贸易发展的障碍，实现区域内互利互惠、协调发展和资源优化配置，最终形成政治经济高度协调统一的有机体的历史进程。四、中国共产党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及其地缘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第一，中国共产党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首先表现在推动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与巩固。被各国学者推崇为“国际法之父”与“自然法之父”的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在其经典名著——《战争与和平的权利》（1625年）中主张，国际法存在的前提是国家主权。国家主权这项原则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战火蹂躏，如今得到各国人民公认，并且具有普遍意义，构成国际法的基础，具有强行法的性质。中国共产党与国际法的密切关系可谓由来已久。早在1919年7月25日建党萌芽时期，苏俄政府发布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一切在华掠夺取得的权利；1920年9月27日，苏俄再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以前夺取的中国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本主义从中国掠夺的一切权利无偿、永久地归还中国。尽管苏俄的上述举动发生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但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加速中国共产党建党进程，无疑具有深刻而又深远的意义。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其旗下的一个支部，接受其实际领导并获取援助。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盟，主要的使命是捍卫马克思主义，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6月14日，在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库西宁明确指出，国际形势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向各国党提出了新的任务，现在是各国党对本党策略作重大修订的时候了。在上述精神指导下，7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借鉴欧洲国家联合阵线和总结参与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经验的基础上，起草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这一宣言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众所周知，在全民族抗日武装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民族解放事业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抒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毛泽东同志于1941年6月23日曾发表对党内的指示，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的任务之一是“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第二，致力于联合国的基本大法——《联合国宪章》的制定。毋庸讳言，《联合国宪章》对于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作为多边性质的国际条约，其确立的联合国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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