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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余莉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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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职业道德学习读本试读：

序：加强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建设

刘余莉同志所撰写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研究》一书即将出版了，她希望我能为这本书的出版，写几句话，我欣然答应了她的要求。

在加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我一直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建设。坚持不懈地紧紧抓住职业道德这一环，就一定能够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发生重要的变化。这里还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在职业道德建设中，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又居于首要的地位。只有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搞好了，其它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建设，才能取得较大的成效。由此可见，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重要性了。

为什么说职业道德是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道德建设的最重要环节呢？

在社会生活中，除了未参加工作的青少年、丧失劳动力的人和已经离退休的老年人以外，每一个人，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要从事一定的职业来谋取生活资料，为社会做出贡献。一个人对自己职业的态度，同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的兴衰和成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所作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的职业道德一共有五个最重要的方面，这就是“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够在自己的职业生活中，自觉而严格地履行自己的职业道德，整个社会的价值能得以实现、个人的尊严也能得以体现；而且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也一定能得到更大的发展、国家的荣誉和民族的尊严也能够更好地得到发扬。在职业道德的各个方面中，贯穿着一根红线，这就是要强化和培养人们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高度责任心、强烈的使命感、诚信的处事态度和为国家、为人民的奉献精神。一个人，不论从事什么工作，只要有了这些精神，就一定能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认真负责、精益求精地完成工作的要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有了这些精神，这个国家和民族，就一定会精神振奋、朝气蓬勃、兴旺发达、前途无量。

为什么说，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建设，是整个职业道德建设的最重要环节呢？

公务员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它的职业具有地位突出、责任重大等特点，它的职业道德对全社会的职业道德有一种特殊的表率作用。中国古代的著名思想家、道德家孔子曾几何时说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意思是说，一个从政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正直，如果从政者自身能够正直，其余的人，又有谁敢不正直呢？他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有政治地位的人的道德，就好像风一样，而老百姓的道德就像草一样，风刮过来之后，草必然会随着风的方向倒。古人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所谓上梁、中梁和下梁，就是指我国的各级党政干部和各级公务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公务员、特别是国家高级公务员在社会的表率作用，不仅关系到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成败，而且也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败。

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腐朽思想又乘虚而入，腐蚀着人们的灵魂。同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又有许多新的复杂情况，管理跟不上，法制和监督机制的健全和完善还需要一个过程。这些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决定了我国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一些意志薄弱的国家公务员经受不住新的历史性变革的考验，出现了以贪污贿赂、奢靡挥霍、敲诈勒索等为主要内容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对我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了极坏影响。对于国家公务员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及其严重性，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认识是清醒的。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够从根本上制止腐败的泛滥和发展，我们革命先辈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将会走入歧途甚至毁于一旦。因此，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意义，认识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在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

在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不但要树立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遵纪守法观念，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和陶冶一种高尚的品格和情操，树立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慎独”的境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伦理学家孟子曾说过：“可以取，可以不取，取伤廉”，认为一个从政的人，即使在可以取和可以不取的情况下，也应当不取，以保持自己的廉洁，这同现在一些人的“不拿白不拿”的思想之间，相差何止万千。明代的道德学家薛喧也谈到过关于“廉洁”的看法。他说：“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名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在这里，薛喧把不贪污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次，而廉政建设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公务员能达到他所说的“见理明而不妄取者”的最高层次。对于我们的广大干部来说，我们之所以要廉洁和不贪污，并不是畏惧法律的惩罚，也不是沽名钓誉，而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了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愿望。加强廉政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社会工程，其最终是培养和造就一支廉洁从政的公务员队伍、提高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水平，这也是反对腐败的最终保证。因此，理论联系实际地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研究，就成为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必然要求。《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研究》一书，正是从提高公务员职业道德的角度入手，研究了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原则、方法、规律和途径，提出了公务员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规范，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对于切实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强化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意识都将有所益。

引言

对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问题的研究，最初起始于一篇文章给我的触动。那是1993年12月，当我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时候，随王伟老师到山东济南参加中国伦理学会第九次年会——“毛泽东伦理思想研讨会”。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主题的研讨会上，所提交的论文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关于反腐倡廉问题的。其中既有关于反腐倡廉问题的一般理论，也有对毛泽东、邓小平、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反腐倡廉问题的经验总结或理论概括。在所有这些文章中，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那些专家学者的鸿篇大论，而是一个从事具体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所写的一篇小文章——《听民谣，看腐败，话伦理》。这篇文章以民谣的形式，把当时全国公务员腐败的严峻形势和人民群众反腐败的呼声反映得淋漓尽致。

在文章中，有一首民谣是这样的：“东风吹，战鼓擂，如今喝酒谁怕谁，你一杯，我一杯，九个就有十个醉”。什么叫“九个就有十个醉”呢？注解解释说，九个人喝酒，喝得歪的歪、睡的睡，吐得残渣满地，一只小狗跑过来吃了残渣，也醉倒在地。开始看了这首民谣，我有一种很好笑的感觉。紧接下来，文章提供了这样一个数字：1992年，全国公款吃喝旅游花费公款1000个亿。这1000个亿相当于一个什么概念呢？这1000个亿可补四到五年财政赤字；可供25万失学儿童每人分得25万元享受贵族学校的待遇；可申办两届奥运会；可建五条京九铁路；可建三个宝钢；上近两个三峡工程……。而这，仅仅是1992年一年全国公款吃喝旅游的费用。看了这个数字，我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触目惊心”。吃喝玩乐，挥霍的是公款公费，搜刮的是民脂民膏，正如接下来一首民谣所写的：“夜听一首歌，农民一担谷；仭洒一束花，农民一担瓜。”看到这里，我有些笑不出了，心情平添了一分沉重。那么人民群众对公款吃喝等腐败现象反应如何呢？群众对公款吃喝旅游反感，对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反感，对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反感，他们拥护反腐败，积极投入反腐败，他们期望清明，他们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廉政，他们推崇毛泽东时代的勤政干部。他们说，毛泽东时代的干部是这样的：“干部干部，先干一步”、“下乡背干粮，干活光脊梁，早上挑满缸，晚睡硬板床”、“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今昔干部道德状况强烈对比形成的反差，又使他们不由自主地唱到：“金木水火土，五行金为首，现在当官只为金，过去当官为老土，想起了当年老八路”。看到这里，我不仅笑不出，而且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战火硝烟的年代，没有亲身体会过当时军民、党群之间的鱼水深情，但是从这几首民谣中，我却深深认识到一点：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那样艰苦卓绝的条件下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并最终建立了新中国，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得到了一样最可宝贵的东西，那就是民心。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也是为了人民的政党。古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如今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高大形象，早在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坚持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讲话中就曾尖锐地指出：“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

这就是说，反腐倡廉已不仅仅是来自群众的呼声，而且也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反腐败中态度明朗、行动坚决，对反腐败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使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的成就较广大人民的殷切期望和国家领导人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分析这种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反腐败斗争缺少理论的指导。由于我们缺少对公务员腐败现象产生根源的深刻分析、缺少对古今中外反腐败经验的借鉴和总结，使得我们前一段的反腐败斗争无法深入下去，而常常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这也决定了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带有暂时性、表面性。

古人云：“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者禁于将然之前”。因此，深入研究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方法、规律、和措施，就成为现阶段深入反腐败的必然要求，也成为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历史课题。

作为一名伦理学专业的学者，伦理学专业本身的实践性及长期从事伦理学研究所培养起来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使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腐败问题的研究排除在自己的视野之外。把理论应用于实践、服务于社会一直是我研究问题的动力和出发点。因此，我希望通过自己对公务员职业道德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实践提出掷地有声的理论参考，从而推动我国反腐败和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进程。

但是，选择这样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题目，对于一个一直生活工作在校园里的学者而言，毕竟有一定的难度。由于书本知识的局限，也由于缺乏对社会生活的了解和亲身工作的体验，我可能常常会以一个道德学家的眼光去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尽管我在力争避免这一点，然而我的阅历和经验决定了我难免会提出一些肤浅甚至幼稚的观点。但如果我们因为可能失败就不付出任何努力，因为可能肤浅就不做出任何尝试，那么我们就可能永远也达不到深刻。

本书从当代公务员职业道德的现状描述出发，主要论述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公务员职业道德的规范体系，以及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实践方法。

第一章 公务员职业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

所谓公务员职业道德，是指国家公务员在行使国家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作为一种职业道德，它对公务员提出的各种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要求都是具体的，与公务员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活动这一职业相适应的。这些行为规范是从管理过程中的各种伦理关系中引申和抽取出来的，因而带有行政管理这一职业的特点。国家公务员由于其职业活动所具有的执掌国家权力、代表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特殊地位和重大责任，因而公务员的职业道德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且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道德面貌。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关键。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反对腐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迫切呼唤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另一方面，经济体制的转型、政治和行政体制的改革，又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既具有实践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也具有现实的必然性和可能性。本章主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分析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必要性。

一、权力腐败及其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以贪污、受贿、吃喝浪费、奢靡挥霍为主要内容的公务员腐败现象触目惊心，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政德沦丧令人心寒，对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坏影响。的确，贪污腐败现象是社会稳定、发展与进步的阻碍因素。它们破坏社会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和国家政策的实施，扰乱社会秩序和资源的合理分配，破坏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侵蚀社会道德和人们的精神世界。消除现实腐败现象，迫切需要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

（一）“有公共权力，就有腐败？”：腐败现象的一般根源

所谓腐败，通常是指国家公务人员不正当地运用公共权力以获得非分的个人利益。从我国现实看，腐败现象的产生应具备三个条件：（1）公务员的自私自利观念和腐败思想——它说明为什么会腐败；（2）公共权力的存在，即公务员手中都掌握着一部分公共权力——它说明用什么去搞腐败；（3）体制的不完善和法制、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为以权谋私提供了可乘之机——它说明何以能够腐败。三者缺一，都不能导致腐败。

有人认为，有公共权力，就有腐败，因此公共权力的存在是产生腐败的根源。事实上，这种看法是非常肤浅的。这正如说刀子可以杀人，但有了刀子一定用来杀人吗？公共权力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必要条件，但并不必然导致腐败。公共权力既可以善用，也可以恶用，关键在于谁来用、怎样用。因此，腐败的根源只能从用权者和用权制度两方面来寻找。

从用权制度的角度看，体制、监督机制的不健全，是产生腐败的社会原因，是外因；从用权者的角度看，公务员私欲的膨胀和剥削观念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思想原因，是内因。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和第一位的原因，是事物存在的深刻基础。因此，要根除腐败，必须解决产生腐败的思想原因，加强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把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提高到一定水平。

因此，要根除腐败，必须加强公务员的伦理道德教育，树立他们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加强公务人员的廉洁自律。但是，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本身也必须依靠教育制度、法制、监督机制、激励机制的完善才能更好地产生效果。因此，在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时候，不能忽视要消除现实社会中制约公务员职业道德水平提高的各种消极的不利因素。当前，我国公务员腐败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根源的。对几千年重视干部道德教育的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批判和抛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存在的体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的公务员心理不平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私有经济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蚀，都是影响公务员职业道德发展的因素。因此，要根除腐败，提高公务员职业道德水平，首先应对导致公务员腐败现象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根源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二）对重视官德教育的儒家文化的批判与抛弃：腐败的历史根源

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出现了如上章所描述的种种不尽人意的腐败现象。而与此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似乎没有这样严重。因此，很多学者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认为只要把维护公平正义为目的的民主政治制度搬到中国，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由于忽视了西方政治制度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

西方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是在宗教文化的传统中产生的。换言之，西方的政治制度维护公平正义，而仁慈博爱的道德情感是通过教会培养的。所以，事实上，西方人维护社会秩序是依靠“两手抓”：一手抓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一手抓仁慈博爱的道德教育。但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却仅仅看到了其重视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建设的一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种政治制度所得以建立的根：即一定程度的公民道德素质。所以即使可以把西方某些先进的制度搬到中国来，但是却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安利公司初到中国发展的时候，有一项全球通行的“无偿退款制度”，即顾客对产品不满意，可以拿着空瓶子到公司要求退款，而公司会把全部购货款退回。这项制度在任何其它西方国家奉行的时候，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到中国的时候，却遇到了瓶颈：每一天公司都有排着长龙的用户拿着空瓶子到公司要求退款，最后迫使公司不得不改变了其全球通行的“无偿退款制度”。而这种现象在长期宗教教育下、以诚信为基本道德品质的西方国家从来没有遇到过。

同样，把西方奉行的民主制度搬到某些乡村进行民主选举村干部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贿选拉票、营私舞弊等现象，让民主选举都变了味。显然，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制度问题，而更根本的是人的问题。正如《礼记·中庸》上记载孔子所言：“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如果领导者是高尚的、有道德的、有公心的人，无论是在何种制度下，都不会对社会、对单位造成太大的危害。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现的“能人现象”就是如此：一个企业马上就要倒闭了，但只是换了一个领导者，结果在短时间内就把企业扭亏为盈。其实，这个所谓的“能人”，不仅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而且首先是一位有德的人，因为他不是想方设法地把国有资产据为私有，他所制定的政策、所采取的措施是为了整个企业的长远发展。诚如当代西方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泰尔所认为，无论道德原则有多么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他说：“无论美德与法律之间在其它方面有着怎样的紧密联系，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的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用。”更进一步讲，公平的制度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设计出来，而即使公平的制度设计出来了，也必须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实施到位。因此，道德建设的重点不是设计公平正义的制度或规则，而是要培养具有正义美德的人。

忽视道德教育而仅仅关注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会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反社会行为”是指没有触犯法律但不道德的行为，如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中学生以强凌弱现象等等，此外，离婚率上升、青少年犯罪率上升、青少年犯罪年龄越来越低更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二是监狱以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可以把犯罪的人关进监狱，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犯人们在监狱里学到的是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释放出来，仍然会危害社会，所以西方社会出现了《老子》上所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情形。显然，这些问题仅靠公平正义的制度是无法解决的。正如麦金泰尔在他的另一本着作《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所质疑的：如果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所谓的正义制度、正义规则是“谁之正义”呢？

在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有乱君，无乱国。禹之法未亡也。而夏不世主，文武之法犹存，而周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人者，治之源也。故有人（贤人君子），法虽省，足以遍矣；若无人，法虽具，足以乱矣。故明主急得其人也。得其人，则身逸而国治，功大而名美，若夫失人，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荀子·君道》）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道德教育培养具有道德素质的人（特别是领导者）才是社会治乱的根本。也就是说，社会和谐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心的善良和行为的正当，即古人所谓“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孟子·离娄上》也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只有仁人应处于领导地位。不仁的人处于领导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广大的民众。

而德才兼备的领导者不是凭空出现的，必须靠教育才能培养出来。所以中国的文化传统不是一种宗教文化，而是一种伦理文化，注重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形式进行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作为官吏的候补，并进而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了“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主张，保证了德才兼备的人被选拔到领导职位上。换言之，它是在制度的设计中就同时兼顾了公平正义和仁慈博爱这两个方面。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理想政治制度是圣贤政治，其结果是“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说苑·政理卷七》）而废弃圣贤政治不用的结果，在《六韬·文韬·举贤》上也有所说明：“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乱世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而这，似乎恰恰是民主制弊端活生生的写照。

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屡经改朝换代的动荡，但一旦政权建立，在一两年之内就能够恢复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的局面，这绝非偶然，而是因为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经世致用、促进和谐的文化。胡锦涛同志在耶鲁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的确，“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而这种和谐包括了身心和谐、人际和谐、政令和谐、天人和谐及协和万邦的内容。

在身心和谐方面，孔子提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所以培养坦荡荡的心胸开阔、仁民爱物、“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君子就成为实现社会和谐、天人和谐的基础。因此，儒家的经典《大学》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次序，强调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不仅一个个体的尊严来自于他符合道德的行为，而且每个个体的道德修养才是构建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石。

在人际和谐方面，孟子总结人类社会中人伦关系的发展规律，得出了要实现社会和谐的人伦关系所必须遵循的规律和道理，提出了著名的“五伦”学说，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伦大道。在这五种伦理关系中，儒家没有抽象地谈论所谓的平等，而是根据客观实存的伦理关系的实际特征，明确了处于不同关系中不同地位上的责任特征。只有这些人都主动承担了相应的责任，这些人伦关系才可能和谐。

在政令和谐方面，孔子很早就提出了“苛政猛于虎”的论点，孟子更是提出了“仁政”、“王道”的理念，要求国家政令必须与天道、人道和历史传统相符合。

在人与自然和谐方面，儒家很早就认为，人是大自然运行的一分子，人应当顺应宇宙发展变化的规律和秩序。这集中表现在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其基本涵义是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统一。这一思想溯源于《易·乾卦·文言》，它写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段话的基本精神是：天（大自然）的运动有一定的规律性，人的活动也应有一定的规律性，必须在不违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争取最好的结果，以保持人与大自然的协调一致、和谐统一。只有顺应以和谐为特征的宇宙秩序和发展规律，保护大自然和生态环境，才会减少或避免天灾人祸，最终有益于人类自身。反之，如果破坏大自然，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如天灾频发、瘟疫流行等，使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在儒家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中，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因人成事，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顺应自然，与自然相通相依，协调一致，和谐共处，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以“天人合一”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始终关注于人与社会、自然的协调，并以看待“人”的眼光审视、关怀自然万物。这种精神所代表的是一种涵盖社会和自然的人文主义。它与西方那种反自然、反神学的个人式的人文主义有较大的差异，与那种注重人与自然的对立，注重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忽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民胞物与，认为人和自然万物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因此，培养美好的德性，使人对他人、对环境常常心存爱护的善意。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内与外的统一，即净化人心与净化环境的统一，才能从根本上巩固环境保护的成果。

在协和万邦方面，儒家道德的核心价值观是仁。对仁德的培养建立在对父母的孝与兄弟的友悌的基础之上，并把这种爱推及到对社会大众的身上去，因此仁爱之心向上提升，就是互爱，而互爱向上提升就是互助（即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互爱互助再向上提升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同世界”。深受儒家和谐观念影响的中国人，在历史上很少首先主动发动过侵略战争，诚如池田大作先生所讲的：“与其说中国人是有对外推行征服主义野心的民族，不如说是在本质上希望本国和平与安泰的稳健主义者。实际上，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国，中国是从不先发制人的。近代以来，鸦片战争、中日战争、朝鲜战争以及迄今和中国有关的战争，无论哪一次都可以叫做自卫战争。”

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注重“齐之以礼”、重视和谐观念和仁爱精神的培养，因而形成了举世无双的礼仪文化。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伟大精神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她虽然饱经忧患、虽然灾难深重，但始终屹立不倒、不可征服，就在于她的人民受优良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血液中流淌着仁义的精神，在心灵的深处凝结着正确的耻感。

中国自古就有提倡身心和谐、人际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协和万邦的传统。而要达到和谐、而不仅仅是公平的目的，就必须重视伦理道德教育。要彻底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就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遵循古圣先贤的教诲，从觉悟人性、唤醒人心做起，从根本上提升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水平。

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社会是以礼即德来治国的。但是，在五四运动时期，由于向往西方的科学、民主与法治，我们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这种批判在文革期间却走上了极端，打倒了“孔家店”，抛弃了传统道德，德治没有了；同时，由于缺乏现代西方的规则意识和法制传统，法治也未能得以实现，所以才导致了我们今天在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上出现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局面，导致了社会道德水平日趋日下，让人们不能不发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由于我们丢掉了以“孝亲尊师”为根本的儒家圣贤教育，曾经一度以礼仪之邦而着称于世的中国，却出现了种种不尽人意的道德败坏现象，并因此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开明和整个国家的前途。

从世界范围来看，今日的世界，仍然是崇尚科学与民主的西方文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从对科学的追求上看，西方人对物质的追求已有好几个世纪了，但科技的发展并不能解决人们的很多问题，相反，造成人们对现实的迷茫、精神的空虚。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日新月异，但是却没有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多地安全感，甚至使人日益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这正是因为，由于品德教育和责任意识的缺乏，使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偏离了一些善良的、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们的美好愿望而被到处滥用着，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安乐的生活，反而带来了更大的杀伤力和危害。

依靠科学发展本身不能彻底解决人们滥用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灾难问题。因为，科学技术能够善用，也能够被恶用。正如刀子可以杀人，也可以用来切菜一样，关键的不是刀子，而关键在于使用刀子的人，即关键在于谁来用、怎样用。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发展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教育使用科学技术的人。换言之，在于道德教育和人心的治理。可见，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科学和建立在科学精神基础之上的、仅仅强调程序的公正、规则的设计和法制完善的现代西方主流伦理学是无能为力的。儒家伦理告诉我们，伦理学的任务不应当像一些西方伦理学家提出的那样，仅仅成为类似法律的规则的制定、程序的设计或利益的分配，而是在于教育和培养能够善用科学技术的人。而且，进一步讲，正如海伦·凯勒所说的：科学可能会找到方法治好绝大多数的恶……但是它还是不能治愈它们中最恶的那一个：对人类的冷漠。这些都说明了德性教育的重要性所在，也正是以麦金泰尔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家们呼吁要复兴美德传统的重要原因。因为美德教育不是对人性的约束，而正是性德本有的要求，更是人和社会良性发展的必然。

从对民主法治的追求上看，今日的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法制虽然健全，但是由于缺乏道德教育，那种在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社会治安状况令人担忧，而深感警察人员短缺；对下一代缺乏道德教育和引导，导致了青年一代缺乏理想，只知道享受生活，吸毒、酗酒、青少年犯罪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监狱人满为患；其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人们往往打着民主的旗号而实现着自私自利的目的，人们只有个人、没有集体的概念，更谈不上如中国传统所讲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观念了。所有这些，已经引起了西方一些开明的哲学家开始对什么是“文明社会”的问题进行重新反思。可见，如果缺少思想道德教育的引导，光靠经济的发展、法治和制度的健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治乱问题。和谐社会的构建，既需要民主、法治和科学，同时也离不开伦理道德。因此，世界上很多开明的思想家开始把目光转移到重视人心治理的儒家伦理。

70年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日本与池田大作的谈话中，在客观地研究了历史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的角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真正能够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80年代末，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开会，发出了共同呼吁，针对世界范围的道德危机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到2500年前中国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机会。他们的话引起了英国思想界和英国政府的重视，以至于把重视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的儒佛经典编入到其中学课本之中。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热衷，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反省：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对于治理人心、和谐人伦关系和安定社会方面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

儒家伦理的核心是仁爱，而对仁德的培养建立在孝悌的基础之上，并把这种爱进一步推及到对社会大众的身上去，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此仁爱之心向上提升，就是互助互爱，互助互爱向上提升才能达到孔子所描述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的理想社会。可见，教育办好了，人心得治了，伦理关系协调了，社会的各项事业才能自自然然上轨道。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和谐社会的实现。

因此，在对待儒家文化的问题上，我们应当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避免对儒家伦理断章取义、以偏概全、道听途说的歪曲和批判。很多时候，一些学者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更多都是来自于想当然的假设，而没有能够自己真正深入经典，看看儒家的《四书》究竟讲了些什么，这是令人深感遗憾的。从历史上看，明朝郑和下西洋，率领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队，经过了众多国家和地区，但是每到一地，郑和带给当地人们的是茶叶、丝绸、陶瓷和先进的造船术和造纸术，并没有侵占别的国家一尺一寸的土地，所以直至今日，郑和仍然受到东南亚人民的纪念。被誉为“日本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日本企业之父”和“日本金融之王”的企业家涩泽荣一“一手执《论语》，一手执算盘”，开创了日本儒家式经营之风，则为儒家文化在现代的复兴作出了活生生的有力见证。当代新加坡政府兼收并蓄，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特别提倡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教育，自1983年起，在中学三、四年级开设《儒家伦理》课，并且注意通过法律的手段、制度的建设来强化和推行道德教育，这使得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却没有出现西方国家的种种社会问题和弊端，并成为当今世界上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

如今，中国一些富有远见卓识的企业也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引入到企业管理之中。例如：北京汇通汇利公司的董事长在学习传统文化之后，把传统文化的理念落实在企业管理中，结果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改变了整个企业的风气，这不仅坚定了他用传统文化建设和谐企业的决心，而且还积极投入到义务传播传统文化教学的事业中；青岛大洲运动用品有限公司的总裁刘克成在自己的企业率先身体力行《弟子规》，把“正己化人，诚敬谦和”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上行而下效，员工们因此都变得彬彬有礼，整个公司上下变得和乐融融，各级员工都懂得相互关心和体恤家属。落户南京的菲尼克斯（中国）投资公司在成立之初，总裁李慕松就把人才的本地化工作当成公司人力资源开发的重中之重，努力实现了“100%本土管理、100%本土员工”。在学习传统文化之后，他更加主动地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到企业文化核心价值中，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菲尼克斯企业文化。在公司厂房内的墙壁上，挂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等书法作品，公司大厅的液晶屏里显示的是《弟子规》的经句。在承接德国菲尼克斯电气集团先进管理经验和企业理念过程中，菲尼克斯电气中国公司不仅“汉化”了德国菲尼克斯集团企业文化，而且立足中国本土，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做到了“中西合璧”。实践证明，这样的和谐企业只有在中华文化传统的熏陶中才可能形成。

从古今中外所有这些运用传统道德而成功的例子，启发我们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指导我们的人生、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也启发我们对什么是真正合理的制度和真正和谐、文明的社会进行思考。一个真正合理的制度，既是提高效率、维护公平的制度，而且也应当是导人向善、促进道德进步、体现道德精神的制度。因此，胡锦涛同志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六个基本特征既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因此，可以说，只有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领导人，才可能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样的命题。

一个没有自己伟大文化的民族，是可悲的；而一个拥有、但却不珍惜自己的伟大文化却要崇洋媚外的民族，是更可悲的。当人们羡慕西方发达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繁荣，而耻于谈论自己所固有的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却是极其肤浅的。这正如一个年迈的老人可以羡慕青年人的生机与活力，但却没有必要因此而抛弃自己一生积累的人生智慧。

在过去的两百年中，由于体制的落后和科学技术的不发达，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确实处在被动和落后的境地，但是因此就得出中国传统文化较西方文化为劣的结论，未免过于简单了。200年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从中国历史上看，大汉民族也曾有过被外族所侵占的历史。元朝和清朝，分别由强悍的蒙古族和满族所统治，但是他们仍然为儒家文化所吸引、所同化，并大力弘扬和发展了儒家文化。在元朝和清朝，用儒家思想治国的君主更是大有人在，而且每当儒佛思想兴盛的时期，都是国泰民安、政治相对清明的时期。这就说明了儒家思想，远非人们所理解的蒙昧人们的工具，而是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开显性德、治国安邦的智慧。合理地运用这种智慧，可以带来社会的和谐与长治久安。谁能断言，几百年后的一天，西方人不又是为中国文化所同化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文化的更广泛的传播，对于世界文明所做出的贡献，将是其它文明所无法比拟的。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然伴随着中华民族自信心的恢复和民族精神的弘扬，它是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复兴。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我国公务员私利观念的存在，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的。因此，要反对腐败、加强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就必须从根本上恢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儒家文化，否则就会出现孟子上所说的：“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的现象。”

二、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特殊性

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公务员职业具有特殊重要性。与其它职业相比，公务员职业具有地位突出、角色多样、对象特殊、责任重大等四个主要特点，承担着对整个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任务，因此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的重点。改革开放以来，群众舆论鼎沸的是腐败，群众殷切期望的是政德。公务员职业道德败坏，在政治上破坏着整个社会的秩序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在经济上践踏着社会公正。公务员职业道德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到公务员队伍的素质，直接影响到其它行业职业道德的状况，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的好坏。因此，我们必须从关系到全社会反腐败斗争的成败、关系到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来认识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特殊性。

（一）政治性、强制性、示范性：公务员职业道德的特点

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公务员思想道德素质，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获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是由公务员职业道德的特点决定的。与一般职业道德相比，公务员职业道德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明显的政治性。公共行政首先与政府活动有直接关系，是围绕执行公共权力而展开的活动和关系，公务员的职责是依法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公务员职业直接体现着国家意志。公务员道德本质上体现着政治的价值追求，体现着社会利益的分配。公务员道德的这种政治属性，明显地体现在具体的公务员职业道德规范之中。忠于国家、拥护政府无一例外地成为政府工作人员的义务和天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公务员是人民利益和意志的代表，是人民的公仆，他们所掌握的权力，从根本上说是人民赋予的，必须用来为人民谋福利。

第二，一定程度的强制性。一般而言，道德主要来源于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之中，一般也没有特定的形式，主要依靠社会舆论、习惯、良心、信仰来维持和保障实施。公务员职业道德有这方面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公务员职业是关系到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前途和命运的职业，公务员在社会中担负的责任极其重大，社会公众对公务员的职业素养也赋予了极高的期望值，因此公务员的职业道德也来源于国家和政府有关行政活动的法律、政策、规章、制度中，而这些都具有法律的效力和行政的效力。同时，由于道德与法一致性的存在，许多国家和政府既将公务员道德以法的形式规定下来，又将道德的规范，纳入到法律条文之中，形成了公务员道德法制化的倾向。由此，公务员道德在实现方式上，除了主要通过行为评价之外，也逐步通过强制的手段，从而较其它行业的职业道德相比，具有了强制性与非强制性并举的特点。

第三，公务员职业道德的示范性。公务员职业与其它社会职业相比，其最大特点在于依法行使公共权力，对整个社会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公务员既是公共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和维护者，又是公共意志的体现者和执行者；既是公共活动的组织者和教育者，又是公共人际关系的协调者和设计者。在社会生活中，公务员的职业显然处于“组织”、“协调”、“控制”、“管理”、“服务”的地位。公务员的职业特性，使得公务员道德对公务员的行为和内心规范上，已超出了对于公务员个体的范围，而是通过公务员个体达到对全社会的调整。公务员的职业道德状况，也直接影响到其它各行各业、乃至全社会的道德状况。因此，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在社会道德体系中，处于示范领导的地位。

正是由于公务员职业道德的这些特点，才决定了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具有不同于其它职业道德建设的特殊性、迫切性，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二）举足轻重：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意义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在各行各业中，要大力加强职业道德建设。首先是党和国家的机关干部……。”这表明，无论党和政府，还是社会大众，都希望公务员不仅是社会权力的行使者，也是社会道德的表率者。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不同于其它领域职业道德建设的特殊意义。

具体地讲，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特殊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对于国家公务员队伍的自身建设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国家公务员特别是国家高级公务员是全社会的表率。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是各级公务员必备的品格，也是党和政府对他们的起码要求。当前，我国公务员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极端腐败分子是少数。特别是近两年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廉洁自律的一系列明确规定后，大多数公务员都能自觉遵守，贪污受贿、公款吃喝玩乐等腐败现象有所收敛。但是在公务员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同志的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要求。因此，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必须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创新；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和弄虚作假，虚报浮夸，搞形式主义；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对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敢于同各种不良现象作坚决的斗争，勇于改正缺点和错误，反对不讲原则、不分是非的好人主义；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艰苦创业，勤俭节约，反对挥霍浪费、讲排场、比阔气等庸俗作风；发扬廉洁勤政的作风，立党为公，高效实务，反对敷衍塞责、玩忽职守和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消极腐败现象。这对于解决公务员队伍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其它领域职业道德建设的成败。

这是由公务员职业的特殊性质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务员的特殊态度决定的。公务员职业的对象归根结底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社会成员和丰富多彩的社会关系，其职业性质，则突出体现在所从事的是使由各行各业组成的社会有机体得以健康有序地运行所必需的领导、管理、协调、服务等精神性活动，人民群众对国家公务员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公务员的言行具有极大的教育示范性，公务员个人的思想品德、职业作风等，也极易引起人们的情感反应，并对他人有一种“引导”的作用。尤其是职业道德形式具体，规范明确，看得见、感受得到，具有传播可感性。因此，公务员如果模范地遵守职业道德，办事公道、尽职尽责，言行一致，就会带动其它职业的从业人员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反之，如果公务员队伍中贪污舞弊、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盛行，廉洁自律成了一句空话，那么，上行下效，整个社会的职业道德必将受到严重践踏。

现实社会中行业不正之风之所以在全社会愈演愈烈，各级公务员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必须从公务员、尤其是高级公务员做起。高级公务员应带头遵守职业道德。早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强调说：“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5页）这说明，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成败，制约甚至决定着其它领域职业道德建设的成败。

第三，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成败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风气的好坏。

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其意是说，为政者的道德作风好比是风，老百姓的道德作风好比是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这是对为政者的道德对民德、民风的影响的生动比喻。一般说来，为政者如果重视道德，爱好礼义，任贤使能，没有贪利之心，这种风气就会影响老百姓学礼义、讲道德、美风俗。反之，为政者不重视道德，不讲礼义，嫉贤妒能，偏私好利，就会影响老百姓不学礼义、不讲道德，社会风气就会变坏。因为，“上者，民之表也”（《大戴礼记·主言》），“上行下效，捷于影响”。这就是说，为政者的道德及其风气，对老百姓的道德和风气有很大影响，比影之随形、响之随声还迅速。

实践证明，“上行则下效”、“正人先正己”、“身教重于言教”是合乎道德运行规律的。这一规律，古代适用，今天也适用。当代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对整个社会风气具有同样的影响力。如果公务员不用权为公，从事权钱交易，那么其它从业人员也会在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中加以效仿，巧立名目，索取钱财，以致“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弥漫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形成恶劣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可见，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对于改善整个社会的社会风气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第四，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败。《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在阐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时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即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可见，全民道德素质的提高，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衡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败的重要尺度之一。

我们的道德建设应充分注意到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结合，即从我国的国情、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人们的道德觉悟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作为社会中高层次的国家公务员，特别是国家高级公务员应当具备高层次的道德水准，即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奋力开拓，公而忘私，勇于献身。《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应该在全社会认真提倡。共产党员首先是公务员，尤其要坚定不移的身体力行。”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促使广大公务员身体力行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要求，对于引导整个社会公民的道德水平沿着不同层次的道德阶梯不断向上攀登，对于完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第二章 公务员职业道德教育的实践方法

一、公务员职业道德教育的历史前提

历史是演进的，文化传统是不容割裂的，以经济基础和文化积淀为背景的道德传统更具有长久的延续性。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大一统的悠久历史，官吏道德内容极为丰富。优良传统官吏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幸福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历代开明君主都特别重视官吏道德建设。因此，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官吏道德，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统一历史的国家。如果采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这种长期统一的历史所形成的国家就如同是一个大的统一的超级市场，已经形成了它统一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经验，实行的建立在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儒家文化上的圣贤政治。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缺少长期统一的历史经验，就如同一些小摊贩一样。为了把诸多的小摊贩管理起来，所以采取了建立在两党制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形式。如果我们现在放弃了圣贤政治而采取民主政治的形式，就等于放弃了超级市场的管理方式而学习小摊贩的管理方式，是十分可笑而可悲的选择。而这种选择的根源在于在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批判，使我们一度丧失了文化自信心。所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提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非常及时而迫切的。

儒家思想重身教、尚感率、崇道德、信礼义，政治思想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一贯大道为精蕴，政治措施以正名分、行礼义、明赏罚为主要内容，对于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平、维护社会安定和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故汉武帝把政治与伦理合为一体的儒家学说定为一尊，自此以来，历代官吏居官治事所必须服从的准则和规范，均以儒学为依归。

儒家思想在官吏道德方面，强调为国家、为整体的整体主义价值观，提倡“夙夜在公”、“以公灭私”，提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强调“民为邦本”的人本精神，主张推行仁政、“视民如伤”、与民休息；强调以功绩为取向的行政行为规范，要求官吏以“为天地立命，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倡导“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强调清正廉明的行政风范，“弘清静无欲之风，守慈俭不贪之宝”（陆贽《陆宣公奏议》）；强调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相信“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有关官吏道德的这些思想，都是我们今天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时应注意继承和借鉴的。

在官吏道德建设的途径上，儒家思想认为，良好的道德来自于个人修养，因此，特别重视个体修养在提高官吏道德水平中的作用。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实现士大夫阶层实现政治理想的过程中，修身是第一位的。而“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故君子慎其独也！”（《礼记·大学》）。此外，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孟子养心、求放心、养浩然之气、反求诸己的修养方法，都把个体内心道德修养的功夫作为决定一个人道德品性的最重要方面，主张人人向内追求，通过自我修养达到贤人、圣人的境界。因此，在官吏的道德建设中，尤其重视当权者个体道德素质的培养，重视当权者个体人格的力量。包拯清正廉明、不畏强权的为官品格、海瑞为民请命、刚直不阿的风范，都为统治者和平民阶层所敬仰。这种重视官吏个体道德修养的传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对激励、约束当权者顺应历史、顺应民心、正道直行、维护国家民族利益起到了积极作用。

儒家伦理道德教育中关于“见得思义”，“见利思义”的内容，对于官员避免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儒家经典中从德与财的关系上告诫人们避免追求不义之财。在古人看来，财富并不是赚到自己的手中就属于自己所有了。例如，《大学》上讲：“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意思是说：财货是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也一定会以不好的方式败散掉。根据古人的经验总结，他们把“不好”的方式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官府、水灾、火灾、盗贼、不肖子孙。例如，一个人的钱财是贪污受贿、违法乱纪、坑蒙拐骗赚取的，最后东窗事发，自己锒铛入狱，所贪取的钱也被没收充公；此外水灾、火灾等自然灾害也会把不义之财焚烧掉、漂夺走；而一些盗贼也会专偷为富不仁的人，还有不成器的败家子也会把不义之财散光……所以，《大学》上又说：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这就是说，一个君子首先重视的是培养自己的德行，因为有了德行就能感召好的人才来追随他、帮助他。“土”即土地，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资源，现在泛指一切资源、条件。这些德才兼备的人汇聚到一起，他们众志成城地把这些条件利用好，就自然能够创造财富，创造财富之后又把它用在提升自己的德行上。这段话不仅是一个人获得长远利益的必由之路，也是一个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所以，德行是财富的根本，而财富仅是德行的枝叶花果而已。一个人外在的财富、地位、名声等都是靠深厚的德行来承载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德行，即使获取了财富，有了好的名声，那也是昙花一现，不能保持良久，甚至还会给自己招致灾祸。正如在道家的劝善书《太上感应篇》上形象地比喻说：“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意思是说，取不义之财的人，就像吃有毒的肉来止饥，喝有毒的酒来止渴一样，不仅不能止息自己的饥渴，反而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所以《大学》上总结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有智慧的仁者在赚取财富之后，不吝于用这些钱财救济贫苦，捐助教育，支持慈善，结果用财富为自己获得了好的名声，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甚至还能垂范后世，名留青史；而利令智昏的不仁者却不惜以自己良好的身份、社会地位、名声为代价，去追求财富的增长，以致贪污受贿、违法乱纪，甚至坑蒙拐骗、打砸抢烧无所不为，结果落得了人财两空、家人蒙羞，甚至锒铛入狱、遗臭万年的结果。

古人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无论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宣讲的也都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内容，所以人们对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耳熟能详，并潜移默化地以儒家伦理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而到了现代社会，由于我们缺少西方宗教式文化的熏陶，又一度抛弃了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传统，所以当代中国才出现了很多“唯利是图”的行为，这也是古人所说的“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要改变这种状况，也必须恢复和提倡以“五伦八德十义”为内容的伦理道德教育，因为“宇清、国安、家和、人乐，壹是以修身为本，教学为先”。

从制度上看，为了贯彻德治主义，中国传统社会官吏的任用选拔也均以德行为首要条件。汉代实行乡举里选之制选拔官吏，制举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察举以孝廉得人最多。魏晋行九品中正制，以九品衡别官吏，也以德义有无缺失为衡量标准。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度，官吏选拔须经考试。各朝考试方法各异，但所试内容则均以儒家思想集大成之经义为主，故受德治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甚大。这些制度，无不有助于官吏道德的提高。

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度，官吏选拔须经考试。各朝考试方法各异，但所试内容则均以儒家思想集大成之经义为主，因此受到儒家德治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制度，无不有助于官吏道德的提高。因为儒家的经典，是教千万世做好人，直至成圣成贤而设。这正如《朱伯庐劝言·读书》上所揭示的：“先儒谓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此教人读书识义理之道也。要知圣贤之书，不为后世中举人进士而设。是教千万世做好人，直至于大圣大贤。所以读一句书，便要反之于身，我能如是否。做一件事，便要合之于书，古人是如何。此才是读书。若只浮浮泛泛，胸中记得几句古书，出口说得几句雅话，未足为佳也。”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伦理不仅仅是统治者牧民的工具，而且也确成为统治者提高自身境界的依据。

这种面向社会的科举取士制，成为选拔社会优秀人才进入仕途的重要渠道。因此，家教也好，校教也好，都在倡导“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宋真宗写了一首《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首诗把读书、做官之间的关系写得明明白白。然而要参加科举考试，就必然要熟读重视个体道德修养的儒家经典，从而使之从小就能够接受儒家伦理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自觉遵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并把“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作为读书的至高目的。正是在儒家伦理经典的影响下，才出现了像诸葛亮这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臣和像范仲淹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良相。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弊端虽多，而之所以未发生严重弊害而能绵延长达两千年之久者，实与儒家传统思想重视官吏道德修养的提高有关。

虽然封建官僚制度的特点使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儒家思想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但是同时也必须看到，无论是在中国封建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主义社会，当权者自身的道德品行，都会对政权的兴衰、国家的长治久安产生直接的影响。在这方面，孔子多次强调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意思是说，领导人的德行好比风，老百姓的德行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又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苟能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清代魏源认为，“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广也。”/实践证明，“上行则下效”：“上有克让之风，下有不争之俗”，“上清而无欲，则下正而民朴”，“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风俗必败。”这方面的事例，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数不胜数：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孟子赞扬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三国时期曹操割发正军纪，而三军悚然。由此可见，作为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对于形成一个社会良好的社会风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继承，而且身体力行了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优秀美德。正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早在古田会议的决议中，毛泽东就把“没有发洋财的观念”写进入党条件之中。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延安时，毛泽东作为红军领袖尽管没收过千百次地主官员的财产，却只有一床毛毯、几件个人用品，住在两间窑洞里。苏维埃财政部长林伯渠管着大量的钱和物，可是自己却只穿着褐色的军装，架着一副十分破旧的眼镜，每个月的薪水只有5元。彭德怀老总不仅吃的和士兵一样，而且司令部的陈设也极为朴素，只有一张桌子、一条板凳和地图、电话、被褥。在革命时期，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对全党形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勤政廉政的风气起到了重要作用。

全国革命胜利以后，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继续发扬了革命年代的优良传统，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和规范自己及亲属的行为。其中周恩来总理严格要求亲属过好“五关”的事例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1964年8月，周恩来在外地的一些亲属因公来到北京。周恩来抓住这个大好时机，抽空连续开了两次家庭会议，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教育家庭成员过好“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

他首先讲到过好思想关。过思想关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改造，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他认为，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他说，思想方法不对头，看一切问题都会看不准，甚至颠倒了是非。所以，一个人要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还把亲属中的老少成员分为三类人：一是自己不能创造环境，要帮助的；二是自己可以创造环境，自觉改造自己的；三是党团员和青年们，要不断进步，并帮助后进的亲属们共同进步。加强思想改造，过好思想关，是周恩来一贯的思想。1963年5月，他曾说过：“要把思想改造看成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5页）

接着，他又讲了过政治关的问题。他教育大家，要站稳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他认为，只有立场正确，才能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讲到过亲属关时，周恩来认为，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特别是干部子弟，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他强调指出：“不要造就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我们好似社会主义社会，不像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但是历史可以借鉴。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可是他溺爱秦二世，结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我们绝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同上，第426-427页）

周恩来还阐述了过社会关和生活关。他说：“中国这个社会极其复杂，我们还有改造社会的任务。在这个社会里，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去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改造社会的任务是艰巨的。”（同上，第425页）他指出：“生活关分为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同上，第427页）最后，他对晚辈们强调，在这五关中，一头一尾，思想关和生活关最重要。

周恩来总理要求亲属们要加强思想改造，过好“五关”，他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与他对别人的要求一致。正因为如此，他才受到了举国上下的尊敬和爱戴。

现在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尤其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之所以威信不高、指挥不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以身作则，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结果导致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屡禁不止。因此，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强调指出：“领导干部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只有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正人先正己，带头廉洁自律，奉公守法，言行一致，反腐倡廉才能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

总之，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弊端虽多，而之所以未发生严重弊害而能绵延长达两千年之久者，实与儒家传统思想重视官吏道德修养的提高有关。这是我们在进行中国特色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时所应借鉴的传统特色、民族特色，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历史前提。

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公务员职业道德教育的途径

加强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教育，不能头痛医头，就事论事，必须从公务员从小到大成长的全过程来加强道德教育，把道德教育贯彻在公务员成长的各个阶段。公务员职业道德水平，与整个社会道德教育不得力的大环境密切相关。所以，加强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必须把它放在加强和改善整个国家的道德教育的大背景下去进行，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而目前我们的道德建设之所以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虚心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伦理道德教育的规律，因而导致了目前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对道德教育规律的理解不足，并进而使人们对道德教育丧失了信心。因此，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

我们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道德教育处于“谈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必要”的尴尬地位。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观念，并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切实做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高度重视道德教育，树立了道德教育的明确目标。

早在《礼记·学记》上就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就是说，建立一个政权和领导一国的老百姓，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教育的目的是“长善救失”，即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而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断增长。强调了教育的先后次序一定是首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即先培养德行，后学习知识、技能，也就是《三字经》上说的“首孝弟，次见闻”。《管子》上也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只有教育办好了，人心得治了，伦理关系协调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可见，中国传统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是从治国理念的国度来加以重视的。《论语·子路》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冉有的一段对话，从中可以得出孔子对于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的基本看法：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犹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这段话讲到，孔子到卫国，冉有替他驾车子。孔子说：“好稠密的人口！”冉有道：“人口已经众多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道：“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道：“已经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道：“教育他们。”

孔子“先富后教”的主张在孟子那里得到了发挥，孟子说：“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乐哉？”（《孟子·梁惠王上》）

可见，在儒家那里，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强调，“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可以说，这一思路与儒家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基本上是一致的。孔子从来没有否认过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例如他曾经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意思是说，发大财，做大官，这是人人所盼望的事情，但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意即不是通过正当的方法去得到它，君子不接受。可见，孔子所反对的仅仅是那种不符合道义的利益追求。这一点，在孟子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彭更问孟子道：“跟随您的车辆几十，跟随的人几百，由这一国吃到那一国，您这样做，不也太过分了吗？”孟子答道：“如果不合理，就一筐饭也不可以接受；如果合理，舜接受了尧的天都不以为过分——你以为过分吗？”（原文见《孟子 滕文公下》）

虽然孔孟不反对追求利益，但是孔孟也看到，仅仅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对于实现和谐社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道德的进步和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因此孔子认为，在人们的生活富裕之后，必须“教之”，即应当重视对人们伦理道德的教育，使他们明了自己所处的人伦关系以及相应的道德要求。孟子也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所以，社会和谐与否，不仅仅取决于物质生活的丰富，而更在于人心的善良和行为的正当，即古人所谓“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因此，要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就必须在发展经济、重视制度的建设的同时，重视品格的培养和人心的治理。否则就会出现，经济增长了，人们富裕的，但是骄奢淫逸之风也就随之而来了；科技发达了，技术进步了，但是它对社会潜在的危害也更大了；法律完善了，机制健全了，但是人却越来越没有羞耻心了。法律仅仅能够惩治恶的行为，但是却不能培养出人的爱心、同情心和团结互助的品质。因此法治社会可能是秩序井然的，但也可能同时是冷漠无情的。

因此，在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上，儒家坚持了孔子所提出的“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民免而无耻”的主张，特别强调了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孟子也说：“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上》）在孟子看来，这些都是构成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这一点，也被中国历代王朝所接受，成为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安定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也能够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中国提出“和谐社会”的理念，之所以能够深入民心，具有很大的亲和力，与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在人们心底的这种社会心理是分不开的。

可见，道德教育是古代教育的核心内容。道德教育必须从修身、即达到身心和谐开始，进而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乃至国与国之间的伦理关系。因此，只有教育办好了，人心得治了，伦理关系协调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们真正长久的幸福生活。

第二，把道德教育视为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构成的完整体系。

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是一个完整体系：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开始（“育，养子使作善也”《说文解字》）；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而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展，社会教育秉持了孔子提出的“思无邪”的理念。因此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不论音乐、歌舞、戏剧、诗词等等，无不是以宣扬道德、弘扬正气为主要内容，这样才能使社会的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网际网络渗透到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社会教育对人价值观的影响更是起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所以我们的文化部门、新闻媒体，网际网络等，更应当承担起弘扬社会正气的责任，为倡导和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是由儒释道三家来共同承担的，其内容包括伦理、道德、因果等方面。

这里所谓的伦理，也就是孟子概括的“五伦大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伦理”即人伦关系之理。

父子有亲在社会上时时刻刻存在着父与子之间的人伦关系：父母爱儿女，儿女爱父母，他们彼此之间有一种自然的亲情；这种亲情并不是圣人规定下来的。要使这种自然的亲情保持一生而不加以改变，那就要做到父母慈爱、教导儿女，而儿女孝敬父母，即古人所谓的“父慈子孝”。

君臣有义 它所表达的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由于领导处于上级的地位，那就要求他对下属要关爱、要仁慈；由于下属处在被领导的地位，就要求他能对领导交给的工作任务尽心尽力的加以完成。也就是说，只有做到“君仁臣忠”，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才不是冲突的、对立的，而是和谐一体的关系。

夫妇有别 其中的“别”字不是指身份和地位的差别，而是职责上有分工。在一个家庭中，有两种重要的职责：一是创造经济收入，使家人衣食无忧；这一职责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主要是由丈夫来承担的；此外，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职责，那就是教育儿女。中国人把儿女教育这件事看得十分重要，而这种重要的职责必须是他的母亲亲自来承担。这就要求她自身具备良好的德行，这样才能言传身教，起到相夫教子的作用，把孩子教导好。正是这种职责分工的不同，才要求做丈夫有恩义、道义、情义，而做妻子的要有良好的德行。也就是说，只有做到“夫义妇德”，夫妻之间关系才是和谐稳定的。

长幼有序 一家兄弟姐妹的出生有个自然的顺序，而这个自然的顺序是应当给予尊重、不能颠倒的。由这个自然的顺序出发，要求兄长自己本身要为弟弟妹妹做个良好榜样，起到表率作用，对弟弟妹妹要友爱并给以引导，所以兄长的责任非常的重大。而弟弟妹妹对于兄长的教导要恭敬、要听从。所以只有做到了“兄友弟恭”，长幼之间的人伦关系才是井然有序的。

朋友有信 这是讲我们在社会上与平等的人相互交往必须具备的道德品格——诚实守信。孔子曾经把“信”比作车辆的关键部位，用我们的现代话来说，就是像这个车子的发动机一样。如果一个人说话做事不讲诚信，那么他说的话、做的事，别人都不信任，这个人在社会上就寸步难行，即人无信不立。

这五种伦理关系是任何一个社会、国家、民族、时代的人都必须面对并处理好的最基本的伦理关系。因此，中国古人说，“人无伦外之人”，即不存在生活在伦理关系之外的人。只有把这五种基本的伦理关系处理好了，整个社会的人伦秩序才是井然有序的。

要把这五种伦理关系处理好，就必须遵循“道德”行事。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道德”的含义比较广泛。“道”最初的含义是道路、途径的意思，儒家扩展和丰富了“道”的含义，用以指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的宇宙秩序。简单地说，“道”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本来如此的规律。而“德者，得也”，是指人对“道”的理解和体认之后而具有的一种品质状态，即得道之人（也称为圣人）的品质特征。《易经》上说，古代的圣人上观天象，下察地理，从中得出了关于世间一切事物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原因。所以，在中国古人那里，我们应当培养怎样的美德并不是随意规定的，而是奠定在对天道的深刻洞察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天道有怎样的规律呢？《易经》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阴阳，不是虚玄的，一一都有事实可以作为依据：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由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一一都是一盈一虚，一消一长。从这个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人事的一盛一衰，一忧一喜等等。中国古人所说的“富不过三代”，讲得就是这个道理。这些变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会留心看得出来，晓得与日月起落、寒暑往来的道理是一样的。天道是个太极图，半边是黑的，半边是白的，中间有一个界限；过了这个界限，阴阳失去了平均，就要起变化了，这叫做“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换句话说，就是盛极必衰，消极必长，物极必反。

天道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过分的，要受到制裁；吃亏的，要受到补益。中国的圣哲，儒家、佛家、老庄的垂训，都是反复的叮咛，说明这个道理。孔子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所奉行的就是“温、良、恭、俭、让”的德行，而他的子孙后代又都能奉行孔子提出的品德教育思想，所以孔子的后代一直传到现在保持了两千多年而不衰。

凡人对于谦德善行，都是恭敬欢喜；而对于骄满恶行，都是怨怒隐恨。因此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现，《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从此可知，我们对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随处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因此，儒家教导我们，对他人做事、说话，起念头、表示脸色，都要格外的小心注意。虽然他人或是愚笨，或是怯懦，或是老弱、孤儿、寡妇、无人帮助；我们也不能欺凌他们；相反，对于这些无力可怜的人，我们还要心存慈愍，并且设法帮助他们。

从这里，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儒家的圣人在观察天地之道的基础上提出了劝人为善的伦理道德学说。在儒家那里所提倡的道德，不是一种强加于人的外在的东西，而是在明了了天地之道的基础上为了获取个人真正持久的幸福而进行的主动追求，正如孟子称赞古代圣王大舜的话：“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意思是说，舜既明了万物运行的法则，又洞察了社会人伦关系，于是自然沿着仁义之路走，而不是勉强地被迫去行仁义。

此外，在古人看来，道德并非是对人性的一种束缚和说教，在明了天道和社会人伦关系的基础上培养相应的美德，这是符合人性的，是我们每个人自我发展的内在需要。孔子特别强调了道德品质修养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而提出了“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论断。《说文解字》上也讲：“德者，得也，外得于人，内得于己。”有德的人就是得“道”之人，这就表现在，从外在的方面看，得道多助；从内在的方面看，可以获得心灵的安宁。因此，儒家特别强调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而进行道德修养，首先要培养人的知耻心。因此，在道德修养上，孟子特别强调了“耻”这个字。在明朝袁坤仪先生的《了凡四训》中，把这句话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师，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尘情，私行不义，谓人不知，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人如果没有羞耻心，不懂得用礼来节度自己的行为，久而久之，就会沦为会说话的禽兽了。因此《礼记》上讲：“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正是为了使人区别于禽兽，圣人才制礼作乐，以此来节度和引导人的行为。

2006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协联组会上提出了“八荣八耻”的荣辱观，正是抓住了“耻”这个对人而言至关重要的字。因此，学习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树立一种正确的荣辱观，对我们个人而言，获得的是一种道德智慧，由于这种道德智慧与我们每个人的实际生存状态、幸福生活密切相关，它不仅可以让人免于堕落为禽兽，使人活得更有人的尊严；而且对于解决我们人生的烦恼、获得个人事业的成功和家庭长远的幸福，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把“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从外在要求转变成我们的主动追求，并把它自觉落实在自己的工作中。

中国古圣贤先把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身处世、齐家治国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概括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即所谓的“八德”。每个人从一出生开始就要接受以“五伦八德”为内容的伦理道德教育。其核心都是教导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除了伦理道德教育以外，以“善有善报，而有恶报，不是不报，报时未到，时辰一到，一切皆报”为核心理念的因果教育，贯彻于儒释道三家教育之中，如《易经》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学》的德本财末、“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中庸》的“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皆属因果教育；而道家以讲因果报应为主题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帝觉世经》更属于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书，佛教讲因果通三世，把因果规律讲得更为彻底。中国历史上虽无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因社会国家大力提倡因果教育，使得“因缘果报”的观念深入人心，妇孺皆知，故人不敢胡作妄为，无法无天。这些都为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风和达到社会的安定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

道德教育应当是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构成的完整体系。但是在目前，在家庭教育中，家长更加关注的是孩子的分数、才能而不是品德的提升。在学校教育中，由于受到西方人才观念的影响，人才的取舍几乎完全看学生的学习成绩和专业知识。大学的道德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起到“长善救失”的作用，所以才可能出现大学生的道德水平不如小学生的局面，而仅仅是作为“高等知识的传习所”的大学，为社会输出的也只能是“有才无德”的人。在社会教育中，如今在社会媒体中传播和流行的诗词、歌舞、戏剧、小说、电影、电视剧、广告又有多少褒扬人性的光辉和弘扬正气的内容呢？有的家长甚至抱怨找不到适合儿童学习的歌谣。而在当代中国，宗教教育对道德教育和社会风气的积极影响还未得到充分认识和发挥。这些都是进一步加强道德教育要解决的问题。

为加强道德教育，学校教育和党校课程当以伦常道德为主修课或必修课。国家可以培养选拔五十位真正通达中华文化且德行兼优的教师，于中央电视台、各省市电视台、网络广播等各类传媒，日日宣讲中华传统伦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道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精神，使人羞于作恶；同时配以因果教育，令人不敢作恶。

采取了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强调领导者的率先垂范。《说文解字》把“教”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儒家看到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体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因此特别强调“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强调了作为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的领导人的道德示范作用。在这方面，古人反复强调：“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六韬·文韬·国务》）“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家安而天下治。福祸在君，不在天时”。（《六韬·文韬·盈虚》）“无伦常，无贵贱之礼，喜听谗用举，无功者赏，无德者富，无礼义，无忠信，无圣人，无贤士，无法度，无称衡，此国之大妖也。”（《群书治要·六韬·文韬逸文》）“吏暴虐，残贼败法乱行，而上下不觉，此亡国之时也。上好货，群臣好得，而贤者逃伏，其乱至矣。”（同上）“圣哲君子，治之源也，官人守数，君子养源，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而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故政令不繁而俗美。百姓顺上守法而安乐之矣。”（《荀子·君道》）可见，真正贤圣的国家领导人不仅是身体力行了礼义忠信的道德楷模，而且也是在治国理念上落实“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人。国家领导人要率先参加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为社会大众做出榜样示范。

第三，强调道德教育的先后次序，并把道德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各种制度建设保证推行道德教育。

在儒家看来，孝敬是性德。因此，讲孝最容易开发本性，使本具的性德彰显。从“孝”这个字的构成来看，“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子”字。“孝”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说，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不是两个。如果有两个这个观念，那就不是“孝”了。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是一体。在外国，中国人还保持着祭祀祖先的传统，外国人不理解，问：几百年、几千年前的祖先，认都不认得，还祭祀他们干什么？这是他们不懂得“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道理。中国人祭祀祖先，这个情存得多么深厚！远祖不忘，对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的道理呢？儒家从纵的方面讲孝的教育，从横的方面，则讲兄弟之间的悌，又进而把它推广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可见，孝悌教育做好了，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就自然会井然有序了。

推行孝道责任重大的是老师。因此，孝亲和尊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家特别强调尊师重道的重要，强调老师的恩德与父母的恩德是一样的。这在古礼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礼记》中记载，男子20岁行冠礼，也就是古人的成人礼。从此以后，他的祖父母、兄弟姐妹等亲戚都不再叫他的名了，而改称他的字，甚至连皇帝也是如此，都称他的字表示对他的尊敬。只有父母一生都可以称他的名，还有就是老师也可以称他的名。可见，老师与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而老师去世，也要守（不穿孝服的）心丧三年。皇帝接见老师，也要降阶，不能以君臣之礼接见，而必须以宾主之礼接见，即皇帝站在东面，老师站在西面。可见，儒家对师道尊严是何等的重视，都把孝道和师道看成是教育的大根大本。

老师教的“孝”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要养父母之身，而且要养父母之心、父母之志。早在《尚书·酒诰》中就提出了“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意思是说，臣民之所以努力种植各种谷物，是为了侍奉他们的父兄。农功既毕，牵着牛车将谷物运到远处去贸易，也是为了奉养他们的父母。这里就提出了赡养父母的道德问题。《诗经》上也有很多篇章，一再强调子女应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如《诗经·小雅》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出我腹我”。意思是说：爹生我，娘养我。抚摸我，爱护我，养大长大教育我，照顾我啊挂念我，出门进门抱着我。因此，子女赡养父母，也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作为儒家经典的《孝经》，更是把赡养父母作为庶人的主要孝道，指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可见，传统伦理对于赡养父母是十分重视的。

但是“孝”不能仅仅停留在“养父母之身”上，而要向上提升，进一步养父母之心。在《论语·为政》上记载，当子游问孝时，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思是说：现在的所谓孝子，认为能赡养父母，就尽到了孝道，但是对于养狗、养马而言也同样是养，如果我们仅仅是赡养，而不尊敬父母的话，怎么样能够把养父母，和养狗、养马区别开来？《礼记·祭义》上也讲，“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事奉父母，重要的是子女从内心发出对父母的真诚的尊敬之情，保证父母在精神上得到欣慰，使他们心情愉悦。所以孔子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意思是说，事奉父母时保持和颜悦色是最难的。有事情子女去做，有酒食让父兄先吃，这样做就能称得上是孝了吗？对父母和颜悦色，尤其要表现在当父母犯错误的时候，不能发火：“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论语·里仁》）。意思是说，侍奉父母，如果他们有不对的地方，要轻微委婉的劝说，操劳而没有怨言。可见，儒家的孝道把尊敬父母视为孝行的高层次要求。养与敬相比，敬是更根本的。因此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孟子也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

养父母之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能让父母担忧，也就是说要做到“父母唯其疾之忧”，也就是你的父母仅仅对你的疾病而担忧，完全没有必要为你的其它任何事情而担忧，这才是个真正的孝子。例如，到学校读书，功课不好，让母亲担忧，就是不孝；不敬老师，和同学不能相处，让父母担忧，就是不孝；步入社会，工作不认真负责，让父母担忧，是不孝，等等。可见，一个常常怀有孝心的人，就几乎是一个完人了，更不会因为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等问题锒铛入狱，使父母家人蒙羞了。这就是《弟子规》上所总结的：“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据《浦江县志》记载的浦江县郑宅镇的“郑义门”，由于自幼受到严格的儒学伦理教育和《郑氏轨范》家规的严厉制约，在宋元明清出仕的173位官吏中，大至礼部尚书，小至普通税令，竟无一贪官污吏，他们人人勤政廉政，忠君爱民。因此，古代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这句话经常受到现代人的批判，实际上它有很深刻的内涵。而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被日本很多企业沿用至今。因为一个人对父母尽孝，才会对公司尽忠。

养父母之志，也就是《孝经》上讲的：“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父母养育儿女，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如果儿女能够用自己的能力、学识，为社会大众做出贡献，就是养父母之志。例如，每年过春节时，温家宝总理可能都是在工地上，或者是在农民的家里，去探望这些贫苦的人。虽然他没有陪在母亲的旁边端茶倒水，她的母亲也不会觉得温总理不是一个孝子。相反，他的母亲因为有这样一个好儿子，能够为国家、为人民在做贡献，会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所以，孝不限于父子关系，还扩大到家族亲戚之间，如《礼记·坊记》提出，“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主张“入则孝，出则弟”，即在家孝敬父母，出外尊敬长者，把家庭敬老观念推广到社会。自汉代以来，儒家的尊老、爱老、养老的伦理观念牢固地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事诸父，如事父”成为人们奉行的行为规范，要求人们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用同样的感情去敬爱别人的父母。所以大孝者孝天下的父母，而因为在为国家尽忠的同时就是更高层次的尽孝，“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宋代的契嵩在《孝论》中讲：“圣人之善，以孝为端；为善而不先其端，无善也”。这就是说，劝人为善的道德教育，应当从培养人的孝心开始。这是因为，孝的教育，培养的是人的一种恩义、情义的情感。如果恩义、情义的处世原则培养不起来，就会形成一种以利害为取舍的处事原则，这样的人往往就会做出见利忘义或忘恩负义的事情来。因此，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孝经》上也讲：“长幼顺故上下治”。可见，“孝心一开，百善皆开”，孝的教育是维持良好社会伦理秩序的根本。而当代西方国家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法治相对健全的情况下，仍然出现了犯罪率激增、少年犯年龄下降等现象，无疑与夫妻关系失调、家庭崩溃、父子失教的状况有关。

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就说：“谈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的多”，“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民族主义》第六讲）。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受儒家文化深刻熏陶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儒家以孝道为根本的伦理思想的积极作用，才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大量出现的不养老、不敬老现象以及新加坡、韩国、日本等东方国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孙中山先生的话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古代关于孝亲尊师的教育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也仍具有可供借鉴的意义。例如，传统孝道中的养亲、尊亲美德，一方面有利于维系人类的种族繁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有其客观物质的基础；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和睦亲情，维系人类家庭，是血缘亲情的自然表现，具有主观心理的根据。又如传统孝道中的敬亲、尊老美德，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孝悌作为仁之本，“爱人”首先从爱父母做起，然后爱其族人、爱其长上、爱其民族、爱其国家。这种推己及人的自然亲情，符合人的认识与情感发展的规律，易于为人们所接受。试想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敬爱的人，怎么可能让他真心实意地去爱他人、爱民族、爱国家呢？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社会现象，都是和孝悌之心的根本缺失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大学生，接受了别人的资助，却没有一句感谢的话，很多的人都去寻找原因。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现代的孩子已经不懂得报恩父母，我们想：就连父母这么大的养育之恩，都不能够记在心上，想着时时去报答的话，那么对于陌生人的资助，对于政府的关心，又怎么可能记在心上，想着去报答呢？一篇题目为《你留意过自己的父母吗？》的文章就提醒人要知道感恩父母：

如果你在一个平凡的家庭长大，如果你的父母还健在，不管你有没有和他们同住。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像以前那么干净；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家中的碗筷，好像没洗干净；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家中的地板、衣柜，经常沾满灰尘；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母亲煮的菜太咸、太难吃；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经常忘记关瓦斯；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老父老母的一些习惯，不再是习惯时（就像他们不再想要天天洗澡时）；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不再爱吃青脆的蔬果；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爱吃煮得烂烂的菜；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喜欢吃稀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过马路行动、反应都慢了；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在吃饭时候老是咳个不停，千万别误以为他们感冒或着凉，那是吞咽神经老化的现象；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不再爱出门。

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要告诉你，你要警觉父母真的已经老了，器官已经退化到需要别人照料了。如果你不能照料，请你替他们找人照料，并请你千万要常常探望，不要让他们觉得被遗弃。每个人都会老，父母比我们先老，我们要用角色互换的心

情去照料他，才会有耐心，才不会有怨言。

当父母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为人子女要警觉，他们可能会大小便失禁，可能会很多事都做不好。如果房间有异味，可能他们自己也闻不到，请不要嫌他脏，或嫌他臭，为人子女的只能帮他清理，并请维持他们的自尊心。当他们不再爱洗澡时，请抽空定期帮他们洗身体，因为纵使他们自己洗，也可能洗不干净。当我们在享受食物的时候，请替他们准备一份大小适当，容易咀嚼的一小碗，因为他们不爱吃，可能是牙齿咬不动了。

从我们出生开始喂奶、换尿布，生病时不眠不休的照料，教我们生活基本能力，供给读书，吃喝玩乐和补习，关心的行动永远都不停歇。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动不了，角色互换不也是应该的吗？

为人子女者要切记，看父母就是看自己的未来，孝顺要及时，“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你留意过自己的父母吗？

确实从孝敬父母开始，可以培养起一个人的感恩之心，“百善孝为先”，这是我们道德教育的基础。

重视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合理性，那是因为，人从一出生开始，首先面对的就是家庭关系，正是在家庭之中，孩子从父母、特别是母亲身上，学会了如何处理好这些基本的伦理关系。因此，古语讲，“闺阃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的确，如果一个孩子在家里接受了母亲的言传身教的影响，知道如何去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与人和睦相处，形成了谦恭有礼、严谨诚信的待人接物的态度，培养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品德，走上社会之后才知道如何与朋友、同事乃至于陌生人和谐交往。

而中国传统社会对孝亲观念的强化，就是通过各种制度保障的，规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处罚。《孝经·五行章》有：“五行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的说法，规定对不孝者要“斩首枭之”。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而其中不孝罪为“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规定，骂祖父母与父母的要处以绞刑，殴者处以斩刑，从而对不孝的种种罪行作出了更具体的处罚。

在清朝，一个县发生了一件儿子杀父亲的逆伦事件。结果，不仅这个儿子被处死刑，县长因失职而被撤职查办，巡抚（相当于省长）也被记过。此外，皇帝亲自下令，把这个县的城墙拆掉一个角，因为在古人看来，一个县出了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是这个县所有人的耻辱。这样的处分一做出来，就起到良好的警戒和教育作用，有利于形成人们明确的道德观念。这也说明，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恰恰是通过各种制度也加以保证和强化的。

为了落实孔子“举贤才”、“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的主张，孟子进一步提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这一观点也为历朝历代的开明统治者所接受，因而注重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主张，这对于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新形势下，公务员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也在接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面临着众多的诱惑。一些公务员见利忘义，骄奢淫逸，利用自己特殊权力，进行明目张胆的索贿受贿、权钱交易的活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了自己谋取私利的资本，结果从受人尊敬的领导者而变成历史和人民的罪人，而且对社会风气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这不仅与公务员个体的思想道德水平有关，更与我们的人才选拔、考核、监察、管理、激励的机制有关。因此，在强调公务员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和权力观的同时，在人才选拔机制中贯彻、坚持、健全和完善“德才兼备”的用人机制、落实“举贤才”的主张是极为重要的。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

在实践中，要真正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选拔标准，领导者的选拔必须具备“孝廉”的条件，无论是党员入党、还是选拔领导者，首要条件即是“孝廉”。

除了从法制方面强化推行道德教育以外，中国传统社会还通过建筑物的设计来有效地强化和实现伦理道德的教育，把伦理道德的教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民间的四合院建筑，正是为了便于实行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和大家庭的生活。此外，在中国传统社会承担着重要道德教育功能的建筑物有三种：一是供奉祖宗的祠堂，它承担着教“孝”的功能，教导人知恩报恩，达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效果；二是供奉着至圣先师孔子的孔庙，它教人尊师重道，承担着道德教育的功能；三是供奉了阎王的城隍庙，城隍庙里面描绘了地狱的种种情景，让人明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关系，这有助于帮助人们形成内在的自律，使人从内心不敢去做坏事，承担着因果教育的功能。这种高度艺术化的社会教育，体现在传统建筑、雕塑、音乐、绘画、美术之中，成为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见，中国古代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简单地讲，社会弘扬什么，就要通过制度激励什么；反对什么，就要通过制度约束什么。也就是说，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目前道德教育之所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制度建设上看，主要是因为官员的政绩考核、提拔升迁主要看的是GDP增长，而不是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善；道德教育似乎是任何人都可以承担的职责，所以经常是把那些没有专业特长的人安置在道德教育的工作岗位上；即使是偶尔举办一场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讲座，也是为了完成任务，思想上未必真正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一把手”往往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而不能出席。这些现象都说明，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是形式上、口头上、表面上的重视。如果有一天，我们真正能够做到“像重视经济建设一样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教育”，相信这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将是另外一番气象。

第四，着重培养每一个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能力。

世界所有冲突、不和谐的出现，根源在于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冲突。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因此，冲突的根本是本性的本善和习性的不善之间的冲突。因此，要化解冲突，每个人都要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指责对方。孟子对这一点的阐述尤为详尽，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又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

在《中庸》上也说，“射有似乎君子，失之正鹄，反求诸其身。”意思是说，我们做事如果没有成功，我们应当马上反过头来从自己身上发现不足。这正如一个射箭的人，如果他射箭偏离了靶心，他不是去寻找客观的原因，而是回过头来反省自己的技艺不精湛。孔孟所称道的尧舜禹汤等古代的圣人，都是这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楷模。

史书记载，有一次，尧帝走在路上，看到两个犯人正在被押到监牢的过程。他看到自己的两个子民犯罪，内心很惊慌，就跑过去问他们说，“你们两个为什么会犯法？”结果两个人就回答：因为上天久旱不雨，我们家里没有东西吃，没办法偷了别人家的东西，所以被抓起来。尧帝听完，就对押解犯人的士卒说道，“你把他们两个放了，把我抓起来”。大家都很惊讶，尧帝接着就说：“我犯了两大过失，第一，因为我没有德行，才感得上天久旱不雨；第二，我身为一国之君，没有把我的子民教好，所以他们才会犯罪。”商朝的汤王，在自己洗脸的盆子上面刻了一段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时时督促自己要不断进步。汤王遇着大旱祷雨时又提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意思是说，如果是我自身有罪，不要因为我的过失殃及到天下百姓的身上。天下的老百姓有罪，都是我自己没做好，都该由我自身负责。周武王也说：“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论语·尧曰》）正是因为上古的圣王有这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态度，才能够把国家治理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社会风气的好坏，与社会中的每个人息息相关，而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对社会风气的好转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不仅是每一个领导者，而且每一个普通的人，都应当有这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态度。陈寅恪说过：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而作为读书人，作为公务员，更应当具有这样的反省能力。应当说，从自己做起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和道德观，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也必须承担的道义责任。

古人说：“各相责，天翻地覆；各自责，天清地宁”。只有从小教导人培养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责任意识，遇到矛盾每个人都能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指责对方，才能最终化解冲突和矛盾，维护社会和谐和世界和平。

古人持家治国，可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但自五四运动以来，传统文化惨遭批判，家规大都被废弃，即使能够自我反省，也因无所凭依而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致使做人没有做人的准则，才导致人心悖逆、越理犯分之事层出不穷。所以，从恢复家规（《弟子规》是中国传统家规的集大成者）开始重视家庭母教，可以从小教会子女做人的规矩，也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可以共同遵守的道德观。

实践证明，唯有重视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才能拯救人心，化解冲突，达到国泰民安、社会和谐的结果。而办试验点、办特区是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在弘扬中华伦理道德教育方面，也可以选择一个小镇、社区、学校、企业或监狱作为落实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试验区，将其试验成果向全国乃至全球普遍宣扬。这种教育方式已经有成功的先例，如海南省监狱管理厅（局）、吉林市松花江中学、山西大同市开发区国税局、青岛大洲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菲尼克斯（亚洲）投资有限公司、河北鑫华新锅炉制造有限公司、东莞皓威五金制品厂等等，都在加强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试验区的成功，为我们通过弘扬中华文化、加强道德建设树立了信心。这些成功的实践让我们更加坚信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其中，国家重视是前提，领导垂范是关键，小区试验是模范，媒体配合是保证。

第五，引导公务员从自律走向自我实现。

明代著名思想家薛暄说：“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名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薛暄全集·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卷二）可见，由于法律等强制手段往往注重事件的形式而不怎么注意内容，侧重结果而忽视动机，因此对道德生活的保证作用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法律等强制手段至多能保证道德规范的尊严，却不能保证造就道德生活的真君子。再健全的法制，在反腐败的过程中也只能培养出因惧怕法律制裁、为了保全禄位而勉强廉洁的较低层次的廉洁之士。而在加强法制的同时重视公务员职业道德修养，重视公务员自律和良心的培养，才能造就出大批明白道理、不是图取什么好处而廉洁的人，或者是因崇尚名节而谨言慎行、清正自守的廉洁之士，从而从公务员的思想上筑起反腐的堤防，彻底消除腐败现象。

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是消除腐败现象的重要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消除腐败现象是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所追求的最终目的。这是因为，道德并不仅仅是维系类的存在、调节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秩序的手段，它自身也是人类进步、完善的目的之一。道德需要是人类精神解放、灵魂升华、进而是人类解放的需要。马丁·路德讲：“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马克思讲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也正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特征的。如果仅仅把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停留在消除腐败现象的手段上，停留在人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上（如激励机制、监督机制法制的健全），就不可能熏陶、培养起高尚的行政伦理人格，不能培养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道德上的真君子，公务员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就不可能得以实现。因此，必须通过思想教育加强公务员个体职业道德修养，在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完善和法制健全的基础上，把社会行政伦理的要求转化为公务员个体的职业道德操守，成为公务员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内在要求。因为道德自由，人类才优于动物。在严格的自律、自尊和自制面前，那些使社会堕落、那些容易使人沦为可耻罪犯的邪恶欲望十有八九都能得到有效遏制。时时检点自己的行为，时刻注意纯洁自己的心灵，才能日渐成为一个懂得自我节制的、有道德的、自律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公务员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才能培养出高尚的行政伦理人格，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目的才能最终达到。

总之，“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人治国，道德教育实为首要。概观今日灾难繁多，矛盾冲突四起，人心惶惶无依，究其根本，都是因为忽视了道德教育所致。特别是中国社会发展至今，必须把道德教育、特别是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放在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加以重视。

温家宝总理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中强调说：“我们要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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