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吉亭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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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经济(2016年第1期 总第1期)试读：
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
——主编的话海洋是生命的摇篮、资源的宝库，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第二疆土”和“蓝色粮仓”。中国自古便有“舟辑为舆马，巨海化夷庚”的海洋战略和“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的海洋意识，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也跨越时空长河和历史积淀而逐步走向成熟、健康、可持续的新里程。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战略的确立到“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推动，海洋经济增长日新月著。一方面，随着国家海洋战略的不断深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政府企业对海洋经济的学术研究呈现破竹之势，急需更多的学术交流平台和研究成果传播渠道；另一方面，国际海洋竞争的日趋激烈，给海洋资源与环境带来沉重的压力与负担，亟须我们剖析海洋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科学认知和科学手段等方面的深层问题。《中国海洋经济》的创刊恰逢其时，不可阙如。
当我们一起认识中国海洋与海洋发展，了解先辈对海洋的追求和信仰，体会中国海洋事业的艰辛与成就，我们会看到灿烂的海洋遗产和资源，看到巨大的海洋时代价值，看到国家建设“海洋强国”的美好愿景和行动。我们要树立“蓝色国土意识”，建立陆海统筹、和谐发展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要深析明辨，慎思笃行，认真审视和总结这一路走来的发展规律和启示，进而形成对自身、民族、国家、海洋及其发展的认同感、自豪感和责任感。这是《中国海洋经济》栏目设置、选题策划以及内容审编所遵循的根本原则和目标，也是其所秉承的“海纳百川、厚德载物”理念的体现。
我们将紧跟时代步伐，倾听大千声音，融汇方家名作，不懈追求国际性与区域性问题兼顾、宏观与微观视角集聚、理论与经验实证并行的方向，着力揭示中国海洋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阐述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无论是作为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思想阵地，还是作为海洋经济学术前沿的展示平台，我们都希望《中国海洋经济》能让观点汇集、让知识传播、让思想升华。我们更希望《中国海洋经济》，能让对学术研究持有严谨敬重之意、对海洋事业葆有热爱关注之心、对国家发展怀有青云壮志之情的人，自信而又团结地共寻海洋经济健康发展之路，共建海洋生态文明，共绘“富饶海洋”“和谐海洋”“美丽海洋”的蔚为大观。孙吉亭2016年4月
海洋产业经济
浅论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趋势与建议
[1]管华诗 潘克厚摘要 随着海洋生物科技的发展，世界各国对相关成果转化力度加大，从而为海洋生物医药相关科技的成熟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资源丰富，并且拥有独特的传统中医药理体系，为海洋生物医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目前，海洋药物研发进入海洋天然产物与新药重点开发并举的时期，多重资本形式开始介入，推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实现了25%～30%的高速增长，该产业有望成为战略性的支柱产业。因此，在政策支持、技术创新和投资力度方面，应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支持，为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基础。
关键词 海洋生物医药 海洋天然产物 海上山东 蓝色经济区
近年来，国际海洋生物医药开发技术得到长足发展，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科技发展的日益成熟为海洋生物医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世界各国纷纷加大了对相关科技成果转化的投入力度，从而进一步刺激了海洋生物医药相关科技的成熟与发展。本文将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时代背景、发展现状，以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并提出与之相配套的对策建议。一 促进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时代背景
海洋将成为未来人类发展新的资源宝库，将为未来人类生存发展提供新的空间。伴随着地球人口的急剧增长，人类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多，仅靠陆地资源已难以为继。因此，各个国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集到约占地球面积71%的海洋上。
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一些海洋发达国家就纷纷制定海洋开发规划，把海洋资源开发当作国家战略。美国的政治家则进一步预言：“21世纪将是海洋开发的世纪。”这个预言已成为当今国际经济发展[1]的主要态势。美国“2010年，海洋经济从业人员280万人，商品或服务总额为2580亿美元，根据国家海洋经济计划（NOEP），还有260万个岗位和3750亿美元与海洋产业间接相关，海洋经济对美国国内[2]生产总值贡献大约4.4%，超过创意产业3.2%，超过农业”。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发布的《2012年美国沿海和五大湖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报告》，指出“2012年美国海洋经济发展速度远超全国经济发展速度。在GDP总量中，与2011年的3210亿美元相比，2012年美国海洋经济总量增加220亿美元，达到3430亿美元。除去通货膨胀的影响，2012年美国海洋经济占GDP的比重达到10.5%，是当年全美经济增长速度（2.5%）的4倍多。在就业率方面，2012年全美海洋经济就业率增长幅度达到3.8%，增加就业岗位10.8万个，是当年全国平均[3]增速的两倍”。2013年，日本政府通过作为日本今后五年海洋政策方针的新《海洋基本计划》。根据这一基本计划，日本将把振兴海洋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官民并举推动海洋资源、能源开发，培育[4]新的海洋技术和海洋经济领域。2016年，韩国将对东部海域、南部海域（东半部分）和济州岛附近海域开展国家海洋生态系统的综合调查，旨在系统掌握韩国海洋生态系统的变化特征。
中国海洋经济开发始自20世纪80年代，沿海各省区市纷纷提出自己的开发战略。例如，山东省提出“海上山东”建设的发展战略，浙江省提出“海洋经济大省”建设的发展战略，等等。经过30余年的开发建设，中国的海洋经济已成为新兴的产业门类齐全、规模实力雄厚的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2011年伊始，国务院批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该规划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战略，标志着海洋经济发展进入陆海统筹阶段，改变了原来由陆域经济向海洋经济延伸的态势，开始了由海洋向陆地发展延伸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5]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海洋强国建设是中国面临新的发展形势及新的发展机遇的必须之选，为中国海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根据《2015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中初步核算的数据结果，2015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64669亿元，比上年增长7.0%，占GDP比重为9.6%。海洋经济总体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为38991亿元，海洋相关产业增加值为25678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292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7492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33885亿元，海洋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1%、42.5%和52.4%。目前，中国海岸带和近海提供了全国20%以上的动物蛋白质食物、23%的石油资源和29%的天然资源。沿海11个省区市13%的面积承载着全国41%以上的人口，创造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另外据测算，2015年全国涉海就业人员3589万人，海洋产业总体上保持平稳的增长态势。其中，海洋渔业、海洋盐业增长相对平缓，海水养殖业产量及远洋渔业产量都有相对平稳的增长；海洋油气产量保持增长，不过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低影响，增加值同比小幅下降；海洋船舶工业加速淘汰落后产能，转型升级成效明显，但仍面临较为严峻的形势；沿海港口生产总体放缓，航运市场持续低迷，海洋交通运输业增加值增速放缓；海洋电力业发展平稳，海上风电场建设稳步推进；海水利用业保持平稳的增长态势，发展环境持续向好；重大海洋工程相继落实建设，并逐步平稳推进相关项目，海洋工程建筑业也得到新的机遇快速发展起来；海洋矿业、海洋化工业、海洋生物医药业和滨海旅游业均继续保[6]持较快增长，邮轮、游艇等新兴海洋旅游业蓬勃发展。可以预见，随着“海洋强国”建设的扎实推进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快实施，“十三五”期间，海洋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尽管目前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在中国海洋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还不高，但其未来的发展前景极为广阔。二 开发海洋生物医药的作用与物质基础（一）海洋生物新药研发是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需求
众所周知，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工作、幸福的生活，不但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目标，也是促进人类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当人类丰衣足食时，其对健康的渴望也就越来越强烈。健康已成为新世纪人们追求所有时尚的基本目标。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因为健康而长寿，提高生活质量。只有具备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挑起生活的重担，才能为社会多做贡献，才能享受生活的快乐。但是，受环境条件、工作状态的不良影响，人类会患上许多新的疾病，其中不少疑难杂症难以依靠现有药物进行治疗。研究发现，海洋存在类似低温高压、高温高压、高盐缺氧、无（低）光、寡营养等极端环境，常常促使海洋生物因化学防御而产生具有特殊功效的活性天然产物，其中部分活性天然产物，对解决疑难杂症有很大的潜力和优势，具有良好的海洋药物开发前景。（二）海洋是新药研发的物质基础
海洋是一个复杂的开放性系统，是由物理、化学、生物、地质过程等在一个巨大的时空尺度中相互耦合形成的巨大系统。海洋约占地球表面积的71%，面积约为3.6亿平方千米；水量约13.7亿立方千米，平均盐度35‰，平均深度3800米。海洋是开放的、连续的水体，具有流动性；在连续水体中又有若干不同区隔。海洋中存在五种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海水资源、海洋能源以及空间资源。其中，海洋生物资源具有以下特点。1.资源总量大
海洋体积占地球生物圈的95%，生物总量占地球生物总量的87%。全球海洋净初级生产力约为5000亿吨/年。据估计，每年有200亿吨碳转化为植物。对海洋中可利用动物资源的潜力，科学家们的见解不尽相同，一般认为有约2亿吨，接近目前全球海洋渔获量的2倍。另外，估计水深200～2000米范围内，鱼类和非鱼类的可捕量约达3000万吨。2.物种丰度高
从分类角度看，全球动物共有34个门类，海洋有32个门类，其中15个为海洋特有；最新的海洋生物资源调查显示，海洋中有100多万种动植物和上亿种微生物，物种多样性非常高。3.是可再生资源
海洋生物可以通过繁殖、发育、生长和新老替代，使种群资源不断获得补充和更新，并通过自我调节维持种群数量的相对稳定。因此，只要合理捕捞，理论上是可以持续利用的。（三）海洋天然产物的特点1.结构多样性
目前发现的海洋天然产物有3.5万种之多，而含有各种生物活性的海洋天然产物占了大多数，几乎可以覆盖天然有机化合物各类结构，其中主要为萜类、甾体类、聚酮类、生物碱类，占80%以上。结构特异、复杂，多含卤素（Br、Cl、I、F）、O、N、S等。2.生物活性具有多样性且强度高
海洋生物间的化学作用比陆地生物之间更加复杂，普遍显示了抗菌、抗炎、抗病毒、抗肿瘤、心血管活性或对生物中酶或受体有特异性作用等，为新药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化合物资源基础。3.成药性强
74%的海洋天然产物基本符合“类药五原则”，即：分子量小于500、氢键给体数目小于5、氢键受体数目小于10、脂水分配系数小于5、可旋转键的数量不超过10个。这说明海洋天然产物是海洋药物的重要来源，海洋生物资源是人类发展新兴医药产业的重要设计依据与资源支撑。三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海洋药物开发始于20世纪40年代，随着高分辨核磁、质谱等高通量筛选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在八九十年代形成高潮。进入21世纪后，海洋新药研发进入新的快速发展时期。（一）国际海洋天然产物研究现状
据文献结果统计，从2007年开始，新海洋天然产物年平均发表[7]量超过1000种，到目前为止已发现25847种海洋天然产物。从历年来不同海域天然产物的数量分析，海绵、微生物，以及珊瑚等刺胞动物是海洋天然产物的三大来源，中国海、日本海、西太平洋是获取海洋天然产物的三大海域，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海是海洋天然产物的最主要来源。
1998～2008年这10年间，对尚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的海洋天然产物的观察可以得到，有592种具有抗肿瘤活性或细胞毒活性，有666种具有抗菌、抗病毒、抗炎、抗凝血、驱虫等方面的活性。（二）国际海洋药物研究现状
目前有10种海洋药物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或欧洲药品管理局（EMEA）批准用于抗肿瘤、抗病毒及镇痛等，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西班牙和爱尔兰上市，其中有5种分别源于海洋真菌、海鞘、海兔、海藻和芋螺，2种源于海鱼，3种源于海绵。有11种备选海洋药物正在进行临床研究，其中1种处于临床Ⅲ期，6种处于临床Ⅱ期，4种处于临床Ⅰ期。
目前，美国、欧盟、日本及沿海各国都将海洋药物开发列为构建本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计划。例如，欧盟的“MAST”计划、美国的“海洋生物技术计划”、日本的“海洋蓝宝石计划”，以及英国的“海洋生物开发计划”，等等。（三）中国海洋药物研究现状
从历史文献记载可见，中国是应用海洋生物防病治病最早的国家之一，拥有独特的传统中医药理论体系。2009年出版的《中华海洋本草》记载海洋中药613味，药用动植物1479种（另有药用矿物15种），方剂3100余方。可见，中国中医药理论和海洋中药开发应用历史悠久。但中国对现代海洋药物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形成热潮。21世纪，海洋药物学成为药学新的分支学科，并于1996年正式列入国家“863计划”，成为“863计划”海洋生物技术领域中具有重大生命力的主题。迄今为止，中国科学家已发现3000余种海洋小分子新活性化合物和500余种糖（寡糖）类化合物，在国际天然产物化合物库中占有重要位置。自1985年开发上市第一个海洋糖类药物藻酸双酯钠（PSS）后，又有甘糖酯、海力特、降糖宁、烟酸甘露醇酯、海昆肾喜胶囊等10余种海洋药物上市，还有泼力沙滋911、几丁糖酯916、HS 971、D-聚甘酯、K-001、海参多糖、河豚毒素等7种海洋药物处于Ⅰ-Ⅲ期临床研究中。其中，海洋糖类药物所占比例分别达到上市药物的40%和临床研究药物的80%以上，成为中国海洋药物研究开发的特色，并得到国际同行认可，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实力。
近年来，中国对海洋药物研究开发更加重视。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生物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及《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都将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海洋药物研发必将成为国家“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重点。四 海洋药物研发趋势
海洋药物研究已进入海洋天然产物发现与新药重点开发并举的新时期。（一）新资源的发现和挖掘与创新药（产品）重点开发将成为海洋药物研发的主要走向
研究对象由海洋动植物扩展到微生物，海洋生物采集海域也逐步由沿海向远海、深海拓展。以产品的快速产出刺激拉动新资源的挖掘，必然促进研发链条中各个环节的快速转移转化，形成以成果产业化为标志的新研发高潮。（二）企业将成为海洋药物研发的主体
社会资本开始深度介入，特别是金融资本、大企业的积极参与，将大大促进海洋医药产业的发展，企业将成为海洋药物研发的主体。国外著名的海洋药物企业——西班牙PharmaMar公司成立于1986年，融研究、开发、生产于一体，2007年即有一款新药ET-743上市，还有4种处于临床研究中。近年来，辉瑞、礼来、百时美施贵宝（美）、赛诺非（法）、卫材（日）等著名生物制药公司也开始积极参与并大力投入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中。国内新药研发工作突出的医药企业在连云港形成集聚，其中江苏恒瑞、江苏康缘、江苏豪森、连云港正大天晴4家骨干企业连续9年每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8%以上。据悉，2014年国家批了5种一类新药，连云港占2种。2015年以来，连云港医药企业申报新药品种达88种，一类创新药占12种；在研产品达380种，其中一类新药80余种，占1/5多。海洋药物亟待金融资本、大企业积极参与。五 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展望与建议（一）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展望
经济学家预测，未来10年，全球生物经济的规模将达到15万亿美元，将成长为最强大的世界经济支撑力量。当前，以生物资源、生物技术为基础，通过生物技术产品进入市场并进行现代运作所形成的经济活动，即生物经济，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其25%～30%的年经济增长率，更引起业内人士惊叹。
占全球生物总量87%的海洋生物资源，在新的形势下应做何贡献？这是海洋科技工作者在新时期面临的一个新命题。纵观海洋生物医药研究及产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毋庸置疑，在未来的生物经济时代，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将是战略性的支柱产业。（二）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建议1.制订实施《海洋药物“聚集”开发计划》
一般而言，每30000种化合物会有15000种具有活性，其中5000种可作为先导化合物，但仅有10～20种可能成为创新药。因此，国家应该基于现有积累的海洋药物研究成果，进行大规模梯次筛选，并根据社会需求分级开发，从而获得10种以上的一类海洋创新药、20～30种二至六类海洋新药和一批“领跑性”功能制品。2.以海洋药物研发为牵引，整合有关药学、生物学研究力量，为海洋制药业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以海洋寡糖库开发为基础，加快新海洋糖类药物大规模开发的力度。对藻酸双酯钠、甘糖酯、海力特等的生产、加工工艺进行创新研究，扩大生产能力，重点对藻酸双酯钠进行二次开发，为新构建的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3.加大海洋生物医药研发投资力度
由国家、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同投资，以国有平台为基础，以国家投入为引导，吸收聚集国内外海洋药物创新资源，包括人才、项目、企业、金融资本，有效整合海洋生物医药资源，促进重要资源在产业链间的流动，切实做好做强海洋生物医药创新链，形成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聚集发展的繁荣局面。
参考文献
[1]顾烈明：《消失的鱼汛：中国近海渔业之殇（上）》，《生态经济》2012年第6期。
[2]龚蕾：《美国海洋经济六大行业》，http：//blog.ifeng.com/article/3225607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3月23日。
[3]伊民：《美国海洋经济远超全国增速》，《中国海洋报》2015年9月1日。
[4]朱凌：《日本海洋经济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海洋经济》2014年第4期。
[5]郑贵斌：《中国海洋强国梦的历史机遇与战略创新》，《东岳论丛》2013年第7期。
[6]高伟：《2015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近6.47万亿元》，http：//jjckb.xinhuanet.com/2016-03/03/c_135149536.htm，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3月3日。
[7]管华诗：《把握海洋药物研发的历史机遇》，《中国海洋药物》2013年第3期。
Study on the Developing Status in Quo，Trend and Suggestion of Marine Biological Medicine IndustryGuan Huashi，Pan Kehou
Abstract：Along with development of marine biological technology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ransform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the new opportunity，which can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technology of marine biological medicine，emerges obviously. China has abundant resource of marine biological medicine，and unique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harmacology in the world. Both of them can provide solid foundation of marine biological medicine. At present，marine medicine research &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into a new period focusing on both marine natural materials and new medicines. And multiple forms of capital began to step in this industry. All of these push forward marine biological medicine to achieve 25%-30% of high-speed growth，marine biological medicine industry has been expected to become a strategic pillar industry. Thus in the aspects of policy support，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stimulation，we can specifically strengthen the support of marine biological medicine industry so that make a better foundation of the health development of marine biological medicine industry.
Keywords：Marine Biological Medicine；Marine Natural Material；Shandong on the Sea；Blue Economic Zone（责任编辑：孙吉亭）
[1] 管华诗（1939～），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洋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海洋生物资源高值化利用、海洋药物。潘克厚（1963～），男，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应用微藻生物学、海洋科技管理。
中国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制度与政策的思考
[1]高健 陈栋燕摘要 本文从社会经济与生物生态学视角分析了中国海洋渔业所存在问题的成因，从制度安排的视角提出了对策。研究表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资源环境过度利用、对资源依赖性过强、渔民贫富差距大、渔村经济社会功能退化、具有负外部性、过度竞争等。导致问题的原因主要有：海洋资源环境的公有私益性，对经济与生态系统认知的不对称性，个人有限理性、市场进入壁垒弱以及分散的经营制度等导致的市场和政府失灵。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区分商业与生计渔业、推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落实TAC及综合管理制度）、激发渔村组织活力、推动养殖技术创新和提高产业化经营规模等。
关键词 海洋渔业 可持续发展 渔业政策 管理制度
1989年，中国渔业产量跃居世界首位，成为世界渔业大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海洋渔业经济依然持续增长。海洋捕捞与养殖渔业是现代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海洋渔业对促进渔村、渔业可持续健康发展、保障中国消费者的水产品供给、增加海洋捕捞渔民收入、促进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维护中国海洋权益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过去30年，中国海洋渔业虽然取得巨大的发展，海洋渔业的发展模式却主要以高强度捕捞为手段，海洋渔业经济增长模式是典型的资源环境消耗型模式，而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正随着对渔业资源的过度利用，伴随着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而呈现不可持续性，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
另外，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海洋渔业产业面临的资源条件、生态环境，以及经济、社会与政治因素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渔业经济体制私有化不断推进，给政府管理海洋渔业，实现海洋渔业经济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因此，构建有效的海洋渔业管理制度框架，探索在新形势下如何实现海洋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显得尤其必要。本文将基于对中国海洋渔业经济发展面临问题的解剖和问题成因的分析，探索未来中国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一 海洋渔业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一）海洋捕捞渔业面临的问题1.渔业开发力度大大超过环境与资源承载力，资源环境被过度利用
海岸带与海洋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居住地和经济开发利用强[1]度最大的区域。人类生活和海洋捕捞等经济活动对海洋资源的压力以及对海岸带与海洋的污染是极其巨大和严峻的。目前，全球约有2/3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距离海岸线100千米的海岸带。按现在的人口流动速度，到2050年，生活在距海岸150千米范围内的居民将达到40亿[1]。中国的城市化以及农民的市民化进程将进一步推动这一趋势。
全球47%的海洋渔业资源已被充分开发，28%已枯竭或被过度捕捞。现在，126种海洋哺乳动物中，有88种被列入国际自然资源保护[2]联合会（IUCN）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单中。全球约15%的红树林资[3]源已消失，湿地资源被加速破坏。人类生活和经济活动正严重污染海岸带环境，人类活动的污染对沿海海洋生态系统的污染并非简单的叠加和累积，而是具有多因素协同效应，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而人类对其知之甚少。人类对海洋和海岸带的过度开发利用正不断改变或破坏海洋生态系统，人类对环境与资源的开发力度大大超过环境与资源的承载力。控制资源的开发力度和减少海洋污染是维系中国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2.海洋捕捞渔业具有高风险性和对资源环境的强依赖性
海洋捕捞渔业是大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来将渔民视作农民。但是，渔民没有土地，像城镇居民一样，需要购买生活必需品，需要承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生活成本，但不能享受城镇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作为农民，渔民却没有土地保障。一旦因制度变迁等原因失去作业水域或因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而捕捞效益下降，渔民就可能面临悲惨的生活境况。外海渔业生产风险大，劳动强度高，一旦发生海难、交通和渔业生产事故，就会致使渔民较早丧失劳动能力，提高渔民因病致贫率。海洋捕捞渔业的高风险性和对资源环境的强依赖性，使得中国海洋捕捞渔民极易致贫。3.捕捞渔业技术劳动力短缺及渔民贫富差距过大
改革30多年来，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驱动当地青年“离渔厌渔”进入其他产业。但同时，由于海洋渔业相对农业有较大的比较优势，多年来，一直有大量农民和外来劳动力进入海洋渔业产业。这些入渔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偏低，导致海洋捕捞技术人才短缺，技术难以延续；渔业资本的私有化程度高导致用工不规范及劳资纠纷，易引发社会矛盾；海洋捕捞技术与渔业生产经验掌握程度不一，造成捕捞效率差异大，导致贫富差距显著，贫困群体生活艰辛。
目前，沿海海洋捕捞渔船上，当地船员仅占渔业劳动力的30%（大副和轮机长等），内陆流动性占70%（普通船员）。当地掌握捕捞技术的渔民，在10～15年后将逐步退出海洋捕捞渔业。人力资源供给不稳定、技术人才短缺，将导致捕捞技术难以延续。近年来，随着渔船的不断私有化，捕捞作业规模普遍偏小，经营组织制度不健全。受教育水平限制，船主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与雇工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会保险的意识淡薄。渔业劳动者通常由船东直接招募，工资待遇口头约定，并不签订劳务协议或合同，而且为防止船员跳槽，故意扣押工资现象时有发生。以上问题极易引发劳资纠纷，导致渔区社会不稳定。
中国沿海村落的捕捞渔民大体上可分为富裕群体、相对富裕群体、贫困群体和流动性贫困群体。富裕群体主要是拥有捕捞许可证的群体以及在集体资产私有化过程中，通过承租或购买方式获得集体资产使用权或所有权的原村民。相对富裕群体主要是当地渔村中掌握较高捕捞技术的原传统专业渔民。但是，相对富裕群体受教育水平偏低，容易因病、因灾而成为贫困群体。贫困群体主要是因生产亏损或因灾、因病致残而贫困的渔民和传统上由政府予以救济的“三无”民政对象等渔民。流动性贫困群体主要来自内陆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农业劳动[4]力。4.渔业组织多样化与渔船私有制导致渔村经济功能退化、发展能力弱
在全国海洋捕捞渔业中，以渔船股份制为主导的私有经济体已成为绝对主力，国营和集体海洋捕捞力量十分微弱。原有的传统专业海洋捕捞渔业村或渔业乡（镇）等最基层的海洋渔业管理组织，在集体经济不断私有化改制、渔业村与农业村间简单的地理区域合并以及城镇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形成适应中国经济制度变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型海洋捕捞渔业经济组织，从而导致渔村（区）经济社会功能退化和发展能力脆弱。
无论是专业渔业村、农渔业混合村还是渔业股份合作社，村落集体组织的经济社会功能退化现象十分严重，集体经济脆弱，经济来源与渠道单一，经济上对捕捞渔业的依存度过高，经济发展能力与社会管理功能微弱。村集体组织经济社会功能的弱化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和90年代中期股份制改革有密切关系，总体上表现为集体资产私有化程度越高，集体组织经济社会功能越弱。有些渔村在改制时实行完全私有化，村集体组织的经济功能就更为脆弱。村集体组织的社会功能目前仅局限在召集开会、处理与协调海上渔业矛盾与事故等，贯彻执行国家渔业管理制度，如控制捕捞强度、保护环境以及养护渔业资源等社会功能几近丧失。渔村（区）经济社会功能退化、发展能力脆弱，还表现为存在产品销售难、渔业依存度过高、渔[4]业经营形式单一等问题。（二）海水养殖渔业面临的问题1.养殖模式与养殖技术易带来负外部性，导致环境污染问题
中国海水养殖鱼类的主要模式为池塘养殖、网箱养殖和工厂化养殖。网箱养殖直接利用开放的流动性海水资源。由于海水资源是典型的公有私益性池塘资源，如果不能合理规划和控制利用强度及养殖密度，发展网箱养殖就容易产生负外部性，带来环境污染。池塘养殖和工厂化养殖是从海洋抽提海水用于养殖活动，并将利用过的海水经处理达到排放标准后排入天然环境。目前，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系统对环境的污染能得到较好的控制，但是池塘养殖排放的污染控制并不容乐观。高密度网箱养殖、池塘养殖和工厂化养殖都可能带来环境污染，同时，也会引起养殖鱼类流行病暴发和水产品质量问题，对养殖渔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
20世纪末以来，学者就极其关注网箱养殖对水域生态系统以及[5]生物多样性等的影响。海水网箱养殖对环境的影响有养殖的直接污染和对生态系统的间接影响。网箱养殖直接污染包括因氮、磷积累造成的富营养化和直接投放药物的污染。间接生态系统破坏主要有鱼病传播与流行、多样性低、野生种群遗传物质改变以及沿海湿地生态系统破坏等。2.人工配合饲料技术难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
中国养殖的海水鱼类主要是肉食性鱼类。饲料对海水鱼类养殖的经济效益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中国海水养殖渔业面临的重大问题主要有：幼鱼饵料的开发利用问题；成鱼养殖饲料配方问题及投饲不当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饲料利用效率低和占养殖总成本比例过高问题；过度利用野生鱼类导致的资源破坏以及饵料系数过高问题；等等。如养殖大黄鱼，饲料成本约占养殖总成本的80%。大黄鱼养殖大多投饲冰鲜野杂鱼，配合饲料利用率相当低。利用天然杂鱼养殖不仅成本过高、养殖效率降低，而且过度利用还会危及海洋经济鱼类生存的资源基础，进而危及捕捞产业的发展。同时，野杂鱼饵料易流失，导致养殖区域环境污染，带来负外部性社会成本上升。因此，为推进中国海洋养殖渔业的发展，应加大高效、低成本人工配合饲料的研发力度。3.种质资源退化制约养殖产品品质和增长效率
海水养殖鱼类的种质资源是养殖产业发展之源。中国是水产养殖大国，稳定和高质量的种质资源是保障其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在养殖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长期对种质资源保护不当，导致有效繁育群体小、亲本质量差、养殖群体近交、遗传多样性较低、养殖环境的负选择及养殖方式不合理等，从而造成种质资源退化。这些问题带来的养殖问题有亲鱼小型化、养殖成鱼小型化、养殖品质下降，以及所养殖品种抗病力下降、环境适应性和抗逆性低等。4.分散的小规模渔业组织导致产业内部集中度低、市场过度竞争
中国海洋渔业组织制度的问题是分散的小规模经营导致产业内部集中度低、市场过度竞争等问题。捕捞产业的现有经济组织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大包干、家庭经营和渔船股份制，基本沿着私有制方向变[6]革。在养殖产业，如中国大黄鱼主要养殖产地宁德的养殖经济主体是家庭。对宁德养殖企业市场集中度的研究表明，该地区的企业市场集中度指标（CR）值为0.87%。根据贝恩分析产业垄断和竞争程度4的分类标准，该地区市场集中程度很低。因此，即使是大黄鱼养殖产业高度发达的宁德，产地市场也接近完全竞争市场。在完全竞争市场态势下，中小规模的养殖户或养殖企业只能依赖市场自我调节机制，[7]不能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提高产业的养殖收益。5.养殖产业的技术壁垒低，要素流动性强，易导致水资源被过度利用
苗种培育、投饲技术、饲料种类以及鱼病控制技术差异性小，技[8]术含量低，几乎不存在进入壁垒，因此，生产要素能自由流动，养[9]殖市场竞争性强。完全竞争市场多被视为效率最高的市场，但对于利用公共池塘资源的养殖产业，市场的过度竞争性可能导致养殖密度大、水体交换差，造成负外部性，导致水资源被过度利用。6.养殖水产品的质量安全存在隐患
养殖产品质量安全和养殖水域污染，都与经济主体的产业活动规模密切相关。产业活动规模与经营组织模式密切相关。在小规模、分散、独立的家庭养殖经营模式下，经济理性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机制会驱使养殖生产者过度利用公共海域，产生的问题是养殖规模过大而引起产品安全问题和环境污染。二 问题的成因及其分析（一）过度捕捞的诱因及其经济分析“公地悲剧”理论由微生物学家加内特·哈丁（Garrett Hardin）提[10]出。该理论认为“人”在面对公共资源时，会因利己行为过度利用公共资源，最终导致资源耗尽。该理论以公共牧场为假设，牧场中每个牧羊人的利益取决于各自放牧量，由于牧场缺乏约束与限制，每个牧羊人在深知过度放牧会导致牧场资源枯竭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增加放牧量来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会导致牧场彻底退化。该理论同样适用于海洋资源与环境。
按集体行动理论的假设，当中央集权管理力量薄弱时，对具有共[11]同产权资源特征的公共资源的利用易发生搭便车现象，导致过度利用、误用甚至滥用。共同产权特征也会导致负外部性，从而造成市场失灵。（二）养殖污染（过度捕捞）的诱因及其经济分析
养殖企业或养殖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社会责任意识淡薄，是养殖污染负外部性问题的诱因。相对于人类无限的需求，任何资源都是稀缺的。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人们如何取舍及如何用稀缺资源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但是，经济理性人是有限理性的。赫伯特·西蒙认为：理性是一种行为方式，它既要符合“适合实现制定目标”的条件，又[12]要“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之内”。理性是经济活动主体在一定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下，实现特定目标的行为方式。但是，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搜索和处理信息的成本、“人”计算能力客观有限，导致人并不能完全理性而只能有限理性。因此，在利用具有公有私益性海水渔业与海水资源的经济活动中，由于个体的有限理性，[13]存在广泛的市场失灵现象，即市场机制不能完全反映养殖生产的成本和收益，不能单纯依赖市场调节人们的生产行为，这时必须实施[14]政府干预，从而将养殖活动的负外部性（社会成本）内在化。按照诺思所论，“正是由于个体的有限性，组织才成为实现人类目的的[15]有用工具”。可以理解，受渔民个体认知能力的限制，分散的养殖户养殖经营，容易发生非理性生态环境破坏行为。另外，养殖户的个体理性并不能形成社会集体理性，这也是导致有限理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对经济与生态系统认知的不对称性影响资源利用的决策效率
渔业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是全人类面临的重大权衡取舍问题。但是，这种权衡取舍并非简单的“污染的海洋”与“洁净的海洋”的取舍，而是对不同的海洋污染程度或资源利用效率做选择。对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的关注度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而不同，不同国家在不同的阶段有各异的管理目标。对环境的关注是奢侈行为，只有富裕国家才能负担关心保护环境的成本。发展中国家应更关注消除贫困和提高人均收入。因此，发达和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对环境的评价和对资源的利[3]用有强烈的不对称性。对海洋环境和资源认知的不对称性还包括：对污染产生的因果关系之时间尺度认知的不对称性；对环境动态和改变环境的能力认知的不对称性；对监测环境与生产技术发展差异认知的不对称性；对污染的不确定性、影响程度以及污染的不可逆性认知的不对称性。海洋污染以及渔业资源利用效率难以量化、消费者环境偏好的差异以及对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关系认知的不对称性，是人类共同治理与开发海洋的困境。
复杂性、不确定性、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对资源养护和环境保护的认知不对称的主要原因。复杂性是指世间万物相互影响、互相联系而显现为复杂的关系结构，这种结构对于人的认知能力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是动态概念，它着眼于事物的未来，意味着事物的属性或状态是不稳定和不可确知的。现实中，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常常互相叠加、相互强化。渔业资源过度利用和海水养殖的环境污染问题，既包含复杂的自然变化过程，也包含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原因。传统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完全竞争和完全均衡状态下，人是完全理性人，可以较好地把握环境和事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往往容易获得事物的完整信息，这时候获得的信息分布是对称的。但事实上，理性人不能完整掌握事物的全部信息。因此，在交易过程中，一方拥有另一方不知道的私人信息，从而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这就被称为信息不对称。如在网箱养殖过程中，是否投放鲜饵料、渔药是否过量等信息，在养殖户与养殖户、养殖户与政府之间都存在不完全信息和信息的不对称问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存在人们不完全如实地披露[16]全部信息以及蓄意损人利己的行为。因此，无论是海洋捕捞渔民还是养殖渔民，都是典型的经济理性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都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甚至采取说谎、欺骗等手段。如在网箱养殖过程中，渔民会将生活垃圾倾倒在海水中，希望通过海水的自净能力将垃圾交换到外海去。另外，中国对渔民滥用水环境和渔业资源的行为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造成了守法成本高于违法成本，致使渔民对滥用海域和渔业资源无所顾忌。（四）市场进入壁垒弱导致海水养殖产业成为完全竞争市场
进入壁垒是养殖产业内部既存企业或养殖户，对于潜在进入企业或养殖户和刚刚进入的新企业或养殖户具有的某种优势。进入壁垒具有保护产业内现存企业或养殖户的作用，也是潜在进入者成为现实进入者时必须克服的困难。进入壁垒的高低，既反映了市场内已有企业或养殖户优势的大小，也反映了新进入者所遇障碍的大小。进入壁垒的强弱是影响市场垄断和竞争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市场结构的直接[17]反映。形成壁垒的原因有规模经济、必要资本量及沉没成本、绝对费用、产品差别、产业政策、资源与环境、生产技术以及既存企业[18]的战略性阻止行为等。中国养殖产业低进入壁垒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大规模养殖组织与中小规模养殖组织的经济效率差别小，无规模优势；第二，养殖技术的壁垒低，并且由于渔业推广组织的努力，养殖渔民获得技术的成本低；第三，海水养殖，尤其是传统网箱养殖模式和池塘养殖模式的沉没成本较低；第四，政府为推动地区渔业产业经济发展，人为降低进入壁垒。进入壁垒是一把双刃剑。理论上，无壁垒的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对利用公共池塘资源的养殖产业来说，会引起价格扭曲，导致高社会成本，造成社会总福利损失。（五）松散的渔业经营制度导致渔业经济效率低下
渔业产业可持续发展要求渔业管理必须确保在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下，平衡资源利用的效率，以实现渔业资源与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渔业资源和水环境都是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在被利用过程中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在松散的组织经营制度下，政府主导的管理常常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导致资源被过度利用。在中国现行的渔业经营制度下，导致产业运行效率低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条。第一，科层组织的信息链过长存在信息失真而导致政府管理成本高。第二，政府与众多渔民、渔民与渔民之间广泛存在非合作博弈，导致管理低效率。第三，中国渔民受教育程度低，在面对庞大复杂的市场经济时，对市场变化的认识和应对能力低，面临风险时易遭受损失。第四，渔民对资源状况、其他渔民的经济行为、群体内部结构等信息认识不充分，信息不完全情况广泛存在。第五，渔民的异质性对制度的建立、执行和监督有重要的影响，在投入共享或产出共享同质化时，[19]“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会广泛存在。三 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思考
18世纪末以来，关于全球自然资源利用前景，一直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地球人口持续增长，市场经济制度虽能在短期内实现利润最大化，但最终将会因人口增长而超出地球承载力，导致资源枯竭。第二种观点认为技术进步能解决经济增长和未来发展出现的问题。进入20世纪以来，制度与政策等日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海洋渔业资源与环境被过度开发利用的当今，要想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应重视从水产学、环境科学、生态学等自然学科的科学技术层面寻求对策，还应该从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视角加以研究，探索推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与制度安排。（一）关于海洋捕捞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与制度思考1.区分商业与生计渔业，推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设
基于海洋渔业资源特性、捕捞作业方式、产业结构以及渔场特点，中国应建立商业渔业与生计渔业制度安排，推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设和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加快渔业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优化渔业资源配置效率。中国商业渔业与生计渔业的制度设计可以通过以下路径演进。
第一，基于中国专属经济区内捕捞鱼类的越冬渔场基本上都在水深60米以上的海区内，捕捞虾蟹类与贝类的渔场一般在60～80米等深线内，唐启升等把这些渔业资源归属于近岸与岛屿渔业资源。因此，可以将近岸和岛屿渔业资源（60～80米等深线内的海域渔业资源）作为生计渔业资源，而将60～80米等深线以外海域的渔业资源作为[20]商业渔业资源。
第二，中国海洋捕捞渔业是典型的多鱼种、多渔船和多渔具渔业[21]。大型渔具的特点是渔获量高，作业水域主要是外海或公海。因此，可以考虑将260千瓦以上的拖网和围网渔船向商业渔业转变，逐步推进组织化和企业化商业经营。小型渔具的特点是捕捞方式灵活但产量低，使用这种渔具的大多是维持生计的家庭渔业。
第三，中国应从制度层面设计商业渔业和生计渔业的发展模式，区别对待商业渔业和生计渔业。对生计渔业，应以保护渔民的生存权利为目标，体现社会公平原则。对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商业渔业，应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推进商业渔业和生计渔业的和谐发展，应让渔民参与渔业管理，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富[22]有经济效率而公平的渔业合作经济组织。2.以渔业合作经济组织为资源产权受体，落实TAC制度及综合管理制度
基于中国近沿海渔业资源与环境过度利用现状，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体系，健全国家渔业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加速推进TAC（总许可捕捞量）制度的实施。渔业管理制度可分为投入管理、产出管理和综合管理。中国的管理制度是投入管理制度。TAC制度是产出管理制度中最基本的制度，也是区分商业渔业与生计渔业的重要制度特征。综合管理制度则是基于渔村（社区）的融合投入管理与产出管理的制度安排。《渔业法》明确提出了TAC制度安排，问题是如何实施严格的管理和TAC制度。实施TAC制度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完善的渔业经济组织制度；二是高效的渔业管理能力；三是对资源比较精确的评估；四是良好的渔业基础建设及完善的捕捞统计制度。从经济与社会的角度考虑，完善的渔业经济合作组织制度是提高TAC制度效率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应在构建捕捞渔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基础上，针对商业渔业，积极探索实施TAC制度；对于生计渔业，应设计综合管理措施。3.激发渔村经济组织活力，推进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基于中国渔村村落集体经济组织经济社会功能退化、对捕捞渔业依存度过高等经济社会问题，应重视激发渔区的社会经济组织活力，推进海洋捕捞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国海洋捕捞渔民是属地管理的，渔民通常属于某个渔村，少数渔民来自农业村落。因此，中国应以渔业社区（渔村）组织为基础，建立以渔业社区（渔村）为主导的捕捞渔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构建这样的组织过程中，应注意吸纳少数来自农业村落的渔民。海洋渔业资源是流动性资源，在小范围地理区域建立渔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的捕捞专业合作组织很难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应以社区（村）为基础，建立县（市）、省际、跨海区乃至全国层面的捕捞专业合作组织，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海洋捕捞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渔村集体经济主导型合作组织应成为中国捕捞渔业权的唯一受体。渔业管理部门应根据《渔业法》，将捕捞配额授予渔村集体经济主导型合作组织。合作组织获得渔业资源的使用权（渔业权）后，应根据乡村集体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渔业管理政策和发展目标，坚持市场经济机制和公平公正的原则，将渔业资源的使用权（捕捞配额）配置给股份制渔船。
渔村集体经济主导型合作组织制度应沿着中国农业经济体制即“双层经营”的路径演进，既要维护海洋资源的国有产权，又要确立家庭经济组织经营的生产自主权和生产经营收益的分配权。4.关注困难渔民，建立健全渔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针对中国沿海村落的捕捞渔民贫富差距大，贫困群体和流动性贫困群体数量众多、生活艰辛问题，应重视关注和帮扶困难渔民，建立健全渔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体现社会公平。关注渔区和谐发展，既是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渔区的重要方面，也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因此，应加强对海洋捕捞渔业人力资源的教育投入、生存发展环境建设投入、渔村渔区社会建设投入。同时，应完善城乡协调发展机制，逐步推进海洋捕捞渔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海洋捕捞渔业转移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解决渔村贫富差距过大以及退休老龄渔民等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在推进海洋捕捞渔民市民化的进程中，由于渔民受教育水平低、转产转业能力低，海洋渔业在一定时期内仍将是维持其生计的主导产业。因此，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海洋捕捞渔业可持续发展，需要构建社区主导型的渔业合作经济组织。（二）海水养殖产业可持续制度安排的思考1.持续推动养殖技术创新，提高养殖效率
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水资源与渔业资源被过度利用的现实状态下，养殖技术的贡献就显得更为重要。养殖渔业涉及水、种、饵的管理。养殖渔业的技术门槛低，当一种养殖渔业有较高的比较效益后，很快就会有更多的养殖者进入，在产业内部导致恶性的过度竞争。因此，不断提高技术投入是推动养殖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现阶段，中国海洋养殖渔业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幼鱼饵料和成鱼饲料的营养配方及饲料成本过高；二是投饲技术不当引起环境污染；三是遗传资源退化、遗传多样性下降导致养殖个体小型化、抗病力下降、品质下降、对环境适应性和抗逆性低；四是鱼病暴发与养殖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五是缺乏严格的养殖区域规划、养殖密度过高导致水环境污染。因此，应重视养殖鱼类的遗传育种改良技术创新，养殖设施优化改造、养殖环境调控与养殖模式创新，病害预警预报系统创新，安全用药规程、免疫增强剂使用规程等病害综合防治技术创新，以及饲料配方及其质量标准、生产工艺与技术、鱼类营养生理与营养需求以及抗病饲料添加剂等的技术创新研究。2.发展养殖渔业合作经济组织，合理协调利用水域资源
杨立敏通过构建“政府—渔民合作组织—渔民”的三方博弈模型，分析了渔民合作组织在海洋渔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渔民合[23]作组织有助于降低渔业监管成本，提高效率。建立渔民合作组织，实施渔民自主管理（组织成员相互约束和监督），不仅能降低政府监管成本，还能最大限度满足渔民自身利益，是解决海水养殖“公地悲剧”的合理路径。因此，应重视发展具备以下功能的渔民合作经济组织：一是在满足养殖户追求利益最大化需求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二是能在政府指导下，协调水环境资源利用的非排他性和竞争性，达到协调海域使用、严禁滥用的基本目标；三是能有效组织分散、独立的小规模养殖者的经营活动，成为小生产与大市场连接的桥梁；四是具有较强的市场调节机制和配合政府宏观管理的功能，有助于解决水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现象。3.发展养殖渔业合作组织，提高养殖者的市场拓展能力
针对养殖渔业规模小、独立分散的经营造成养殖者产地市场拓展力度小、产业发展竞争力和效率低下的问题，应积极推动中小规模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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