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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拉尔夫·爱默生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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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默生随笔试读：

译者前言

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1803—1882）是美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爱默生出生在波士顿的一个牧师世家里，但他八岁丧父，家境开始困难，孀居的母亲一人苦心经营，拉扯、教育五个儿子。爱默生曾在波士顿拉丁学校和哈佛大学求学。他1821年从哈佛大学毕业以后，曾教过几年书，1825年又上了哈佛神学院，1829年被任命为波士顿第二教堂牧师。尽管他工作非常称职，布道受人欢迎，但他的独立自主精神与当时基督教规范不合，因此于1832年主动辞职。随后他先后三次游历欧洲，拜访了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柯勒律治、华兹华斯等人，并且跟散文大师卡莱尔成了终生不渝的朋友。初次欧游归来后，他定居到离波士顿不远的康科德镇，后来成了康科德的“圣人”。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超验主义俱乐部”，跟梭罗、霍桑等一些文人探讨哲学、神学和文学。此后他潜心于读书写作，到很多地方去讲演，除了1842年至1844年主编过同人刊物《日晷》外，没有担任什么具体职务。

爱默生的散文著作除了《论自然》这本薄书和未收编成集的一些篇什，绝大多数都是演讲录。演讲中最有名的要数《美国学者》（1837）和《

神学院演讲

一、强调灵魂的最高价值。神圣的灵魂存在于每个人身上，而且是相同的。每个人身上都有神圣的火花，有获取一切知识的手段。上帝就是“超灵”。超灵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每个人的灵魂，每个人的灵魂也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超灵，每个人都可以与上帝沟通。

二、强调自然，认为自然是灵魂的影像或外部表现，是上帝的一种投射，“是上帝投在我们感官上的巨大的影子”。每一个自然法则在人的脑海里都有一个对应物，所以自然法则与精神法则是完全对应的。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非常相近，只不过前者代表较低层次上的活动罢了。

三、要完全地展现个人灵魂的能力，个人是发现真理的唯一工具。每个人必须是坚定的追求者，必须通过自身为自己发现上帝，其途径是完全服从或彻底相信个人直觉。所以，爱默生强调独立

自助

1850年出版的《代表人物》也是一组讲演稿，共七篇文章。本书选了关于柏拉图、斯维登堡（这个名字中国读者比较陌生）、蒙田和莎士比亚的四篇文章，这四个人对爱默生影响最大，也是他在许多文章中提及次数最多的。这本书显然与他的朋友卡莱尔的《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1841）有相似之处。不过卡莱尔崇拜伟人，对他们追求权力、掌控群众的无情做法也表示赞赏，而爱默生将伟人称做“代表人物”，是因为他把这些人看作各自的时代和民众的代表。这与我们的时势造英雄的观点有相似之处。《英国特色》是他1832年和1847年两次访问英国的见闻和观感。1848年以它们为题材做演讲，1856年出书。全书共十九章，本书选了其中十二章。几年前，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组总题目为《大国的崛起》的专题片，其中有关于英国崛起的部分。我想《英国特色》对读者认识这个民族会有极大的帮助，其效果远远胜过一般的历史论著和国情概述。

1860年爱默生出版了又一本散文集《生活准则》，也是由讲稿整理而成的。

爱默生也是一位诗人，他出版过两部诗集，诗歌富有哲理性，独具一格。

不过，爱默生最大的成就还是在散文。他的散文与培根的一样，警句格言层见迭出。如他在鼓吹个人主义时在不同的文章中写道：“严格地讲，没有历史，只有传记。”“文明史和自然史，艺术史和文学史，都必须从个人历史的角度来解释，否则就必然是空话。”“每一个真正的人就是一个起因，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他需要无限的空间、人数和时间完成他的构想——而子孙后代就像一串随从，紧紧追随着他的脚步。”

他在宣扬“自助”时又讲：“所以谁要做人，决不能做一个顺民。”“坚持你自己；千万不要模仿。”“旅游是傻瓜的天堂。”

他的超验主义观点则是：“宇宙是活的。万物是有道德的。灵魂如果在我们身内就是一种感情，在我们身外，就是一种规律。”

然而爱默生的随笔在其他很多方面跟培根的大相径庭，它不像培根随笔那样短小严密，而是像密西西比河水滚滚而来，有一发不可收的磅礴气势，使人想起惠特曼的诗。爱默生写道：“上帝说话的时候，他应当传达的不是一件事，而是所有的事。”所以他的文章大有吐尽自己一切观点的架势，就顾及不到段落的衔接过渡、层次的井然有序。他的文章充满了激情，不像培根的那样客观冷静。所以人们一致认为爱默生的文章是以句子为单位的。

爱默生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哲学体系，但他博览贯通，熔希腊的柏拉图古典哲学、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法国的折中主义哲学、印度的神秘主义哲学及中国的孔孟哲学于一炉，形成了他自己的思想风格和文章风格。

爱默生一生孜孜不倦地阅读、写作、演讲，个人生活中经受过多次丧亲的不幸，但他总能振作起来。他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处处体现在他的作品中，这也是美国民族精神的体现。除生前发表大量的散文、诗歌、讲演录，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坚持记日记、写笔记。实际上，他的很多文章都是在他的日记和笔记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后人把他的日记编为十卷出版。有人又将日记和札记编在一起，共十六卷。他的书信集为六卷。这些材料对研究爱默生是极其宝贵的材料。爱默生的思想影响了和他同时代的梭罗、惠特曼、狄金森等第一流的作家，二十世纪的诗人E.A.罗宾逊、弗罗斯特、斯蒂文斯、哈特·克莱恩等都受了他的极大影响。他同时代的大小说家麦尔维尔、霍桑虽然并不赞成他的观点，但都受到他的启发，从不同角度来探讨同样一些问题。

1993年，三联书店出版的《爱默生集》是我国现有的最全的爱默生散文集。随即各地陆陆续续出版了不完全相同的选本，但大体上是按Norton等美国文选的路子编选的。这些文章大体上可分两类：一是纲领性的宣言，如《美国学者》、《诗人》等；二是对抽象概念的详细具体的阐述，如《自助》、《

经验

《演说词》选

美国学者

正值我们的学年再次开始之际，我向大家表示敬意。我们的周年纪念日是希望的周年纪念日，也许，还够不上是劳作的周年纪念日。我们共聚一堂，并非像古希腊人那样，是为了角力竞技，是为了演剧诵诗；不像吟游诗人那样，是为了会商爱情和诗艺；也不像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国首都的我们的同时代人那样，是为了促进科学。迄今为止，我们的这个节日仅仅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标志，说明在一个终日忙碌、无暇顾及文学的民族里，还存在着文学爱好。它作为一种不可毁灭的本能的标志也是同样弥足珍贵的。也许这样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的节日应当，而且必将另有用意；这个大陆的慵懒的智能将要从它铁一般的眼皮下觑视，并给世界推迟了的期望填进某种比机械技巧的运用更胜一筹的东西。我们仰人鼻息的日子，我们师从别国、长期习艺的学徒期熬到头了。我们周围的百万民众正拥向生活，不能总靠外国收获的残汤剩饭糊口苟延。大事风起，壮举云涌，被讴歌受赞颂在所难免，自我歌颂也将成必然。谁能怀疑诗歌将会恢复生机，独领新一代风骚？正如天琴座中的那颗明星，如今在我们的天顶光焰万丈，但天文学家宣称，终有一天成为一颗光照千年的北极星。

依照这一希望，我接受了美国学者这个题目，因为时至今日这不仅是习语，而且是我们学会的性质似乎规定好的。年复一年，我们前来此地，拜读他的传记的又一章。让我们考察一番，看看新的岁月、新的事件给他的性格、他的责任、他的希望投上了什么样的亮光。

有这么一则寓言，来自某一段失考的上古时代，它传达了这么一条未经探索的古训，说创世之初，诸神分“人”为“众”，以便人可以更好地自助自立；恰如手被分为五指，可以更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样。

这则古老的寓言包含着一个常新而崇高的道理：有一个“全人”——只是部分地，或者通过一种天赋体现在各个具体的人身上；你必须接纳全社会，方能发现这个全人。人不是一个农民，不是一位教授，不是一名工程师，他是全体。人是牧师，是学者，是政治家，是生产者，是士兵。在分工的或者社会性的状态中，这些职能分配给个人，每个个人就要去做这项共同工作中的自己的份额。各干各的，互不干涉。这则寓言的言外之意是，各人要想掌握自己，有时候就必须从自己的劳动中回过身来，把其他的劳动者统统揽入怀中。然而不幸的是，这个原始单位，这个力量的源泉，已经分割成千千万万，而且一分再分，散播开来，结果溅泼成水滴，再也聚不起来。社会是这么一种状态：各个肢体任凭从躯干上截除，于是有了许多行走的怪物招摇过市——一根灵巧的手指头，一截脖子，一副肚肠，一只胳膊肘子，却从来没有一个人。

于是，人蜕变成一件物品，蜕变成许许多多的物品，农夫想到他职务的真正尊严时难得欣喜，因为他只不过是打发到地里去搜集食品的“人”。他看见的只有他的斗和车，目无他物，于是他沦为农夫，而不是农庄上的“人”。商人很少给他的工作赋予理想的价值，而是为他的技艺单调的常务所苦，灵魂受制于金钱。牧师变成了一种形式礼仪；律师变成了一部法规汇编；机械师变成了一台机器；水手变成了一根船缆。

在这种职能的分配中，学者就是被委派的智能。在正常情况下，他是“主动思想的人”。在沦落的情况下，当他成为社会的牺牲品时，他就容易成为一个单纯的随想客，或者，更不像话，成了别人的学舌鹦鹉。

把学者看做“主动思想的人”，关于他的职责的全盘理论就包含在这一观点中了。

自然

一、对心灵的诸多影响中最早的、最重要的非自然的影响莫属。每一天，太阳照耀；日落以后，黑夜降临，繁星闪现。风永远在吹，草总是在长。每一天，男男女女在交谈，在观看，也被观看。面临如此壮观的景象，学者应当伫立凝神，遐思悠悠。他必须在自己的心灵里确定景观的价值。对他而言，何谓自然？上帝的这张网绵延不断，不可理喻，无始无终，然而总有循环往复的力量回到自己身上。就此而言，自然绝像学者自己的精神，他永远都找不到它的始，它的终——它是那样浑然一体，那样无边无际。在遥远的地方，当自然辉煌闪耀，星系连着星系，像光芒一样射出，向上，向下，没有中心，没有周边之时——无论以巨大的整体，还是以细小的微粒，它也是急着向心灵表白自己。开始分门别类了。对年轻的心灵，每一件事物都是单个的，独立的。不久，它发现怎样才能把两件事物并到一起，并看出了两件事物，一个性质；然后是三件，再后是三千件；受到自己的一体化本能的压迫，它继续糅合万物，消除异常，发现在地下的蔓延的根柢，凭什么对立而远离的事物融会聚合，凭什么茎上能长出花朵。它很快得知，从历史的曙光初现之日起，对事实的积累和分类一直在进行。然而何为分类，不就是察觉这些物体不混乱，也不怪异，而是存在着一条也是人类心灵的法则的法则吗？天文学家发现几何学——人类心灵的一种纯粹的抽象，就是对行星运行的测量。化学家发现物质中无处不有比例和纯概念性的章法；科学不过是在最不相干的部分中发现类似，找出同一。雄心勃勃的灵魂在每一个顽固的事实面前坐下；逐一将一切奇异的结构、一切新颖的能量，分出类别，归出法则，并继续借助洞见，激活组织的每根纤维，自然的各个边缘。

这样，对他，对岁月穹隆下的这名学童有了这么一种提示：他和这穹隆是同根所生，一个是叶，一个是花；同脉共振，同气相求。那根为何物？不就是他的灵魂的灵魂吗？——一个过于大胆的思想——一场过于狂野的梦。然而当这种精神的光芒将来揭示了更加凡俗的诸多自然现象的法则之时——当这名学童学会崇拜灵魂、发现时下的自然哲学只不过是灵魂的巨手的初步摸索之时，他将会像盼望一位动人的创造者那样盼望一种不断博大精深的知识。他一定会看到自然是灵魂的对应，二者处处投契。一个是印章，一个是印迹。自然的美就是他自己心灵的美。自然的法则也是他自己心灵的法则。于是自然变成了他量度自己成就的标尺。他对自然多一分无知，就对自己少一分掌握。总而言之，古训“认知自己”与今嘱“研究自然”最终变成了一个箴言。

二、流进学者的精神的下一个重大影响是过去的心灵——无论以心灵被刻印的何种形式，不管是文学的，艺术的，还是体制的。书是过去影响的最好的一种，也许只要考量一下书的价值，我们就会接近真理——更加方便地了解这种影响的总体效果。

书的见地是高尚的。开元时代的学者接纳了周围的世界，在自己身上酝酿，并将自己心灵的新的条理赋予它，然后再将它说出来。进入他的是生活，出自他的是真理；进入他的是短命的行动，出自他的是不朽的思想。进入他的是事务，出自他的是诗歌。原来是死板的事实，现在是灵动的思想。它能站，它能走。它时而隐忍，它时而飞翔，它时而灵感勃发。排放它的心灵有多深，它就能飞多高，它就能唱多久。

或者，我不妨说，它取决于将生活转化为真理的这一进程有多远。蒸馏越彻底，产品的纯度与不朽性就越大。然而，没有尽善尽美。气泵无论如何制造不出一个绝对的真空，同理，任何艺术家也无法完全排除陈规、褊狭，使其作品经久不衰，也写不出一本思想精纯的书，能面面俱到，千秋万代之后仍跟同时代或者第二代时一样不失时效。人们发现，每一个时代必须撰写自己的著作，或者说每一代人必须为下一代人著书立说。古书未必适用于今朝。

可是危害便由此产生。隶属于创造行为——思想行为——的神圣便立即转化为史记。人们觉得吟诗唱歌的诗人就是一位神仙：于是诗歌也成了神品。作家是一个正义而智慧的精神：于是书也被定为极品；恰如对英雄的爱戴蜕变成对他偶像的崇拜一样。一转眼，书成了毒草：指导成了暴君。我们本来寻找的是一个兄弟，看见的却是一位长官。大众慵懒而反常的心灵总是迟迟不肯向理性的涌进开放。但一经开放，一旦接受此书，便死死抱住不放，如果此书遭到贬抑，便声嘶力竭声讨。学府建立在此书的基础之上。根据此书又写出了不计其数的书，作者只是随想客，“而不是主动思想的人”，是些才子，就是那些一起步就错误的人，那些从公认的教条出发的人，而不是从自己的原则观点出发的人。怯生生的年轻人是在图书馆里长大的，相信自己的职责就是接受西塞罗、洛克、培根提出的观点，却忘了西塞罗、洛克和培根写这些书时，就是图书馆里的年轻人。

于是，我们见到的不是“主动思想的人”，而是蛀书虫。因此那些书香阶级因为书而看重书；并不是因为书与自然，与人的本性有关联，而是因为书构成了与世界和灵魂对立的一种“第三等级”。于是就有了三六九等的补遗专家、校订博士，以及藏书成癖者。

这是坏习气，这实质上比表现出的还坏。使用得当，书是最好的物品；遭到滥用，就是最坏的东西。怎样才算使用得当？千方百计要达到的唯一目的又是什么？书除了赋予灵感，别无目的。我宁肯永远不见一本书，也不愿意被它的引力歪曲，完全离开我自己的轨道，变成一颗卫星，而不是星系。世界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活跃的灵魂——灵魂，自由自在，君临万物，积极活跃。这是人人有权享有的；这是个个身上包含的，尽管在绝大多数人身上遭到阻碍，尚未出生。活跃的灵魂能看到绝对真理，能说出真理，或者能创造真理。进行这一行动时，它就是天才；不是哪里的一名亲信的特权，而是每个人的正当资产。就它的本质而言，它是前进的。书籍、学府、艺术流派、种种机构，都因为天才的某句老话而止步。此话甚好，他们说——咱们就坚决照办吧。他们把我盯死了。他们只管顾后，而不瞻前。但天才总是向前看的：人的眼睛是长在头前，不是长在脑后的。人能希望。天才能创造。创造——创造——是一种神圣气质的明证。无论有何种才具，一个人要是不创造，神的清纯的涌泉就不归他所有——余火与烟也许有，但没有火焰。有创造姿态，有创造行动，有创造言论；也就是说，这些姿态，这些行动，这些言论，表明统统不合习俗，不具权威，而仅仅是出自心灵自己的善美感的自发的喷涌。

另一方面，天才非但不做自身的明察者，如果还让它永远从别的心灵那里接受真理，尽管它置身于光的洪流里，没有静心、讯问和自我发现这些阶段，那还是造成了致命的危害。由于影响过大，天才总足以成为天才的敌人。让各国的文学为我做证吧。英国的戏剧诗人现在已经莎士比亚化二百年了。

毫无疑问，读书是有正道的——那就让它严格受制于人。主动思想的人切不可被自己的工具掌控。书是学者的消闲品。当他能直接阅读上帝时，金贵的光阴就不能浪费到阅读他人读书的转录上了。然而当一段隔一段的黑暗降临时，这在所难免——当灵魂看不见时，当太阳被遮，星星退隐不再闪耀时——我们便求助于被它们的光辉点燃的灯引导我们的脚步再次走向东方，因为那是曙光初露的地方。我们听，就是为了说。阿拉伯谚语说：“无花果树彼此相望，最后变得果实累累。”

我们从最好的书里得到的那种快乐，其性质非同寻常。这些书总使我们坚信作者与读者天性相同。我们读一位英国大诗人的诗。读乔叟的、马维尔的、德莱顿的，最地道的现代人的喜悦不禁油然而生——我是说，那是一种主要是因为从他们的诗里提炼出了古往今来的精华所引起的快乐。当这位生活在二三百年前的某个以往的世界上的诗人说出了贴近我自己的灵魂的话，说出了我也一度几乎想到、几乎说出的话时，我们惊喜之余不无敬畏。倘若那里没有向凡心灵皆相同这样一种哲学理论提供的证据，我们就应当假定存在着某种前定的和谐，存在着那些将要出现的灵魂的某种先见，存在着为那些灵魂未来需要而贮存的某种准备，就像在昆虫身上观察到的这样一种事实：昆虫在死以前为它们永远也不会见到的幼虫贮存食物。

我不想因热爱体系，因夸大本能而受胁迫，贸然贬损书籍。大家知道人的身体可以靠任何食品滋养，即便是煮熟了的草、皮鞋熬的汤，同理，人的心灵可以被任何知识喂养。古往今来的伟人豪杰，他们几乎只有从印刷品上获取的信息。我只想说，要承受这种吃喝，必须有一个强健的头脑。人要善于读书就必须是一位发明家。有句谚语说得好：“谁想把西印度的财富带回家，谁就必须扛得动西印度的财富。”因此，不仅有创造性的写作，而且要有创造性的阅读。当心灵为劳动和发明振奋时，我们不管读什么书，页页都会含义丰富，光彩熠熠。字字句句意味倍增，感觉作者像世界一样宽广。于是我们看到这么一种颠扑不破的真实情况，在繁忙负重的日月里，洞察者的真知灼见的时刻如昙花一现，同样，将它诉诸笔墨的在他的著作里也是凤毛麟角。慧眼独具之士在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书里读到的也是一星半点——仅仅是神谕中的真言——而其余的他则一概摒弃，哪怕它是柏拉图和莎士比亚书中神谕真言的多少倍。

当然，对于一个智者而言，有一部分阅读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和精确科学他必须苦读方能掌握。同样，学府有自己不可或缺的职责——教授原理。但当它们的目的不是训练，而是创造时，当他们从远方把各种天才的每一束光辉都汇总到自己好客的殿堂里，并用集中起来的火点燃青年学子的心时，大学才能高水平地为我们服务。思想和知识都是天性，设备和排场在那里一无所用。长袍和基金，就算能打造一座座金城，也抵不上半句至理名言。如果忘记这一点，那我们美国的高等学府尽管一年富似一年，但它们的社会地位却一天不如一天。

三、世界上流行着这么一种观念，认为学者应当是一名隐士，一个弱不禁风之人——不宜干任何手工活，从事任何社会劳动，就像铅笔刀不宜当斧头用一样。所谓的“实干家”之所以讥讽空想家，好像是因为后者只会思索、观察，什么实事也干不了。牧师比起其他任何阶层更无一例外地是自己时代的学者，我听说人们跟这类人说话时把他们当做女人对待，以至于他们听不到男人的那种粗犷豪爽的谈话，只能听见一些矫揉造作、淡而无味的言词。他们其实往往被剥夺了公民权；还有人主张让他们一辈子打光棍。如果学识阶级情况真是如此，那是不公正、不明智的，行动对于学者是次要的，但是又是基本的。没有行动，他就不算人，没有行动，思想永远不能成熟为真理。哪怕世界像一朵美的彩云悬在眼前，我们也看不见它美在哪里。不行动就是胆小怕事，没有侠肝义胆就不会有学者。行动是思想的前奏，是思想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必由过渡。我一生有多少经历，我就知道多少事情。所以我们立即知道谁的话语饱含生活的积淀，谁的话语空洞浮泛。

世界——这个灵魂的影子，或者另一个我，在周边宽广无边。它的吸引力就是一把把钥匙，能把我的思想的锁打开，使我认识自己。我急切地冲进这片轰鸣动荡之中。我紧紧抓住身边人们的手，在这个角斗场站好自己的位置开始埋头苦干。一种本能教导我：只有这样，喑哑的深渊才会回荡出说话的声音。我捅破它的常规；我驱散它的恐怖；我把它安顿到我不断扩张的生活圈子里。我通过经历对生活了解多少，我征服和垦殖的荒野就有多少，或者我的生命，我的领域就延伸多远。我不明白人怎么为了贪图精神舒坦，为了睡个午觉就能放弃他能参加的一切行动。行动能使他含英咀华，妙语连珠。劳苦、灾难、激愤、贫困是教授口才和智慧的良师。真正的学者舍不得放过到手的每一个机会，认为那无异于丧失权力。

行动是原料，智能用它塑造绚丽的产品。这也是一个奇异的过程，经验借此转化为思想，如同桑叶被转变为绸缎一样。这种制作分秒必争，永远向前。

我们童年和青年时代的行动和事件现在是一些静观的事项。它们像空中美丽的画卷。我们新近的行动——我们现在手头的事务就不是这样。对于这，我们不大有能力推究。我们的感情还在里面流通。我们对它既无感觉，又无知觉，就好像我们对身上的手脚、大脑没有感觉一样。新的作为还是生活的一部分——有一段时间仍然沉浸在我们无意识的生活中。在某一观照的时刻，它像一颗熟透了的果实脱离生活，变成心灵的一个思想。转眼之间它高升，变形；这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现在它总是一件美的物体，无论它的来历和环境是多么地卑贱。再看看预知这种举动决无可能。在幼虫状态时，它不会飞，它不发光——它是一只不起眼的幼虫。然而，突然之间，不知不觉，这同一个东西展开了美丽的翅膀，成了一个智慧天使。因此在我们个人的历史中，每一件事实，每一起事件，或迟或早必将失去它附着性的、无自动力的形式，脱离我们的身体飞入云霄，让我们惊愕不置。摇篮与幼年，学校和操场，对顽童、狗和戒尺的惧怕，对小姑娘和草莓的喜爱，还有一度填满整个天空、现在已经烟消云散的另外许许多多的事情；亲朋好友、职业党派、城填乡村、国家世界，也必将远飞高歌。

当然，谁竭尽全力投入正当的行动，谁就会有智慧最丰富的回报。我不愿意将自己关在这种行动的世界之外，把一棵橡树移植进一只花盆，让它在那里挨饿萎谢；也不相信某种单一才能的收益，把思想唯一的矿脉究尽，像萨沃伊人那样。他们为全欧洲雕刻牧羊人、牧羊女和抽烟的荷兰人，以此谋生，直到有一天他们进山寻找木料，结果发现他们已经把最后一棵松树砍光了。我们有许多作家，他们把自己的矿脉写光了，于是在一种值得称道的深谋远虑推动下，或者远航到希腊或巴勒斯坦，或者跟随猎人进入大草原，或者周游阿尔及尔，以补充他们的货源。

哪怕是仅仅为了语汇，学者也要渴求行动。生活是我们的字典。参加农村劳动；在城镇——对工商业深入了解，与男男女女推心置腹地交谈，研究科学，献身艺术，从事这一切，光阴都没有虚度，目的只有一个：掌握一种语言，用它来阐明、体现我们的感知。从一个人言词的贫乏或多彩，我就立即了解到他的生活多深多浅。生活在我们身后，像个采石场，我们从那里为今天的砖石工程找砖瓦，取石头。这就是学习语法的途径。学府和书本只不过是摹仿田间和工场制造出的语言。

然而，行动的最终价值，恰如书本的最终价值，而且胜似书本，就在于它是一种资源。自然中波动起伏的伟大原则在呼气和吸气、在欲求和满足、在海潮的涨落、在日夜的交替、在冷热的更迭中表现出来，而且更深地嵌入每一个原子和每一种流体之中，这一原理在“两极对立”的名称下为我们知晓——牛顿所称的这些“轻松传输与反射的一次次阵发”是自然的法则，因为它们就是精神的法则。

心灵时而思想，时而行动，每次阵发是另一次的复制。当艺术家耗尽他的素材时，当幻想不再绘画时，当思想不再理解、书成了一种厌倦时——他总有生活下去的资源。人格高于智能。思想就是功能。生活就是功能的实施者。流可溯其源。伟大的灵魂不仅是思想的强者，也是生活的强者。难道他缺乏传达真理的器官或手段？他还可以依靠这种实践真理的基本力量嘛。这是一个完整的行动。思想只是部分的行动。让正义的光彩在他的事务中闪亮吧。让爱心的美给他的茅屋送去欢乐吧。那些跟他一起居住和行动的“无名”之辈将在当代的行为与沟通中感受到他的品格的力量，那是任何当众做秀无法衡量的。时光将会教他明白学者不能坐失常人生活的分分秒秒。在这里他展开了他那严加呵护未受影响的本能的神圣胚芽。在表象中失去的又在实力中得到。破旧立新、鼓舞人心的巨人并不出自那些系统的教育将其学养穷尽了的人，而阿尔弗雷德和莎士比亚最终出自无人问津的野蛮天性，出自可怕的德鲁伊特和狂暴武士之中。

劳动对每个公民都有尊严和必要，因此当我听到人们说起这一点时，便感到由衷的高兴。无论对于文化人还是大老粗，锄头与铁铲里都有美德。劳动无处不受人欢迎，我们总是受邀去工作，但务必注视这么一个限度：一个人不可为了更广泛的活动而牺牲主见，去迎合流行的判断和行为模式。

我已经说过了自然、书本和行动对学者的教育。接下来还需要说说他的责任。

他的责任就是要成为“主动思想的人”。他的责任可以统统包含在“自信”二字里。学者的职责在纷纭的表象中向人们展示事实，从而鼓舞、提高和引导他们。他从事的是观察这样一项任务，它见效迟缓，没有名利可言。弗兰斯蒂德和赫歇耳在装玻璃的天文台将星体编目分类，可以赢得人们的赞扬，只要结果出色、有用，荣耀必定接踵而来。然而学者在他私人的天文台上编目分类人类心灵模糊如雾的星体这种事情，从来就没有人想到过——有时候一连数日数月地观察，寻找几件事实；纠正他过去的记录——这么做就必须甘于寂寞，不指望一举成名。在漫长的准备阶段，他时时得暴露他对流行艺术的无知无能，遭受能人的白眼，并将他一肩扛开。他一定常常言词木讷：往往厚古薄今。更糟糕的是，他必须安守贫困，甘于寂寞，这是家常便饭！他满可以走老路，接受社会上流行的时尚、教育和宗教，落得个轻松欢乐，但他却自找苦吃，当然，难免有自责，有气馁，有举棋不定，坐失时机，这些总是自立、自引的道路上的荨麻缠藤；还有他似乎要坚定地与社会抗争，尤其是与受过教育的社会抗争中所处的那种实际上敌对的境况。对于这一切损失和不齿，什么才能

补偿

由于这些是他的职能，所以感到完全自信、从不听从大众的喧嚣才符合他的身份。他，唯有他，才了解世界。任何时刻的世界充其量只不过是表象。某种重大的标准，对一个政府的某种迷信，某种昙花一现的商贸、战争，或者人，总有一半人褒扬，另一半人贬抑，仿佛一切都取决于这种褒贬。可能这整个问题还抵不上学者在听这场论战中失去的最贫弱的思想。让他不要打消这样一种信念：玩具气枪就是玩具气枪，哪怕世间的年高望重者一口咬定那是世界末日的霹雳。让他默不做声，踏实沉稳，超然物外地坚持自我；一再观察，甘受冷落，任人责难；耐心等待——只要他心满意足，认为今日他真有所发现，那就是莫大的欣喜。成功踩着正确的脚步款款而来。因为促使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的兄弟的直觉是确信无疑的。他然后得知在进入自己心灵的秘密时，他已经进入了所有心灵的秘密。他得知谁掌握了自己个人思想中的法则，谁就掌握了跟他说同种语言的所有人的思想中的法则，也掌握了说他的语言可以翻译过去的不同语言的所有人思想中的法则。幽居的诗人回想起他自发的思想，将它们诉诸笔墨，人们发现他的记录住在拥挤的城市里的人们也一样觉得真切。演说家起初怀疑他的坦白是否得当——他对自己的听众缺乏了解——到后来他才发现他就是他的听众的补充——他们畅饮着他的言语，因为他替他们完成了他们的天性；他越是潜入自己最私密的预感——使他惊奇的是，他发现这是最受欢迎的，最公开的，放之四海也是真实的。人们闻之欣喜；每个人的良知都感到：这就是我的音乐，这就是我自己。

一切美德都包含在自信里。学者应当自由——自由而勇敢。甚至对自由的定义也应当自由，“没有身外之物的羁绊。”勇敢；因为恐惧就是一名学者用职能抛在身后的东西。恐惧总是来自无知。如果在危难时刻，由于他认为，自己像妇女儿童一样属于受保护的阶层，所以镇定自若，或者如果他为了贪图一时安宁，他的思想避开政治或诸多令人头疼的问题，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埋在花丛里，眼睛往显微镜里窥视，嘴里还在推敲诗韵，像个小孩吹着口哨来壮胆，那就是他的奇耻大辱。这样做，危险依然是危险；这样做，恐惧更加严重。让他像个男子汉回头面对吧。让他正视危险，究其性质，探其根源——看看这只狮子刚生下来时的情况——追溯之路并不太长；于是他会发现自己对它的性质和范围有着完全的理解；他会双臂一伸将它抱住，从此以后就对它颐指气使，不屑一顾了。世界属于能看穿它的虚饰的人。你看见的什么聋聩、什么陋习、什么大错，不都是由于容忍——由于你的容忍而得以存在？如果看出它是谎言，你就已经给了它致命的打击了。

不错，我们胆小怕事——我们没有自信。有种居心叵测的论调，说什么我们进入自然晚了，说什么世界早就完事了。世界过去在上帝手中软似面团，动如流水，所以，现在我们带给世界的实际上都符合上帝的属性。对于无知和罪孽，世界就是铁石。他们只能尽量去适应；然而依照一个人身上具有的神圣的东西，苍天在他面前流动，并盖上他的印记，采取他的形式。伟大的不是能改变事态的人，而是能改变我的心态的人。谁能把自己当前思想的色彩赋予一切自然和一切人工，并以自己行事的快乐平静使众人相信：他们做的这件事是千秋百代一直想摘的苹果，现在终于成熟了，并邀请各个民族共享成果，谁就是世界之王。伟人成就伟业。麦克唐纳坐在哪里，哪里就是首席。林奈把植物学创建为最引人入胜的研究，把它从农夫和采药妇手中夺了过来；戴维对化学，居维叶对化石，做出了同样的贡献。谁一天里心平气静，怀着伟大目标工作，这一天就属于谁。谁的心灵充满了真理，人们变化不定的评价便向谁涌去，就像大西洋的层层波浪都追随着月亮一样。

关于这种自信，个中缘由深不可测——暗难以明。我在陈述自己的信仰时，也许未带听众的感情。然而我在谈及“人为一”的理论时已经表明了我的希望的根据。我相信人被错待了；他也错待了自己。他几乎失去了能引领他恢复他的天赋特权的光。人们变得微不足道了。古人今人皆成臭虫鱼卵，被唤做“众生”和“群氓”。过一百年、一千年才出一两个真正的人，也就是说——一两个接近常人正态的人。其余的则在英雄诗人身上看到他们青皮生瓤的生命——成熟了；于是甘拜下风，以便那个人可以长足个头。可怜的族人，可怜的党徒为他的首领的荣耀而欣喜若狂，这给他自己天性的需求提供了多好的证据——伟大而又可怜。贫贱之人在政治上、社会上自认不如，却给自己博大的道德宽容找到了补偿。他们甘愿叫人像苍蝇一样从一位伟大的路上拂开，以便这位伟人能充分发扬所有人殷切企盼着发扬光大的共同天性。他们沐浴着伟人的阳光，觉得这光就是他们自己的元素。他们把人的尊严从遭受践踏的自身扯下来，披到英雄肩上，宁肯舍命也要给那颗伟大的心加一滴血，让它跳动，让巨大的筋肉战斗、征服。伟人为我们而活，我们活在他的身上。

这样的人自然就要求钱谋权，之所以谋权，是因为权其实就是钱——所谓“官俸”者也。何乐而不为呢？因为他们渴求至高无上，而这在他们的梦游中正是他们梦想的至高无上。要是唤醒他们，他们就会抛开这种伪善，跃向真善，把行政管理留给办事员和办公桌。这场革命只有逐渐培养文化理念才能促成。世界追求辉煌，追求远大的主要事业就是树人。这里满地都是材料。一个人的私密生活必须是一个比历史上任何王国都灿烂的君主国——对敌人更凶恶，对朋友更温馨。因为，一个人如果对他有个正确的观察，包容了所有人的个别天性。每位哲学家、每名诗人、每个演员给我做的，就像一个代表做的那样，只不过是有一天我能为自己做的事情。我们一度看得比眼珠还要珍贵的书籍我们已读遍、吃透了。这只不过是说，共同的心灵通过那唯一的文书的眼睛所持的观点，我们已经赶上了；我们曾经是那个人，现在已经前进了。先超过一个，然后又超过一个，我们喝干了所有的水池，由于靠这一切补给逐渐长大，我们渴望一种更好、更丰富的食品。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喂养我们。人的心灵不能被供奉在一个要在四面八方对这个没有限制，也限制不了的帝国树立壁垒的人身上。时而从埃特纳山嘴里冒出火苗把西西里的海岬照亮，时而又从维苏威的喉咙里喷出，将那不勒斯的高塔和葡萄园映红的，正是那唯一的中心之火。从千万个星体里射出的正是那唯一的光。激活所有人的正是那唯一的灵魂。

不过关于学者的这种抽象道理我也许说得冗长、乏味了。我该不失时机地就这个时代和国家说几句非说不可、更加贴近的话。

从历史上看，人们认为主宰各个连续时代的观念有所不同，而且有资料标明了古典时代、浪漫时代以及现在的反思或哲学时代的天才的情况。由于我已经暗示过人人心灵归一或相同，我不想多说这些不同。其实，我相信人人都经历了上述的三个时代。童年是一种希腊时代，青年是一种浪漫时代，成年是一种反思时代。然而，我并不否认主导观念中的一种革命有明显的踪迹可循。

我们的时代被人哀叹为内省的时代。难道这必定就是坏事吗？好像我们总爱吹毛求疵；我们因遇事再思而尴尬；由于渴望知道快乐的所在，我们无法享受任何事物；我们浑身上下长满了眼睛；我们能用脚看见东西；这个时代染上了哈姆雷特的郁闷——“蒙上了惨白的一层思想的病容。”

难道情况就如此糟糕？景象是最不需要怜悯的东西。难道我们要做瞎子？难道我们唯恐自己看得比自然、比上帝还远，把真理一饮而干？我认为文学阶层的不满仅仅是宣告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心态与父辈迥然不同，又抱憾未来的心态还未经体验，就像一个孩子知道自己能游泳前怕水一样。如果有什么人们渴望生于其中的时代——难道不就是革命的时代吗？因为那时候新旧并存，允许人们两相比较；因为那时候所有人的能量都被恐惧、被希望搜索出来了；因为那时候旧时代的历史辉煌可以被新世纪的丰富可能加以补偿。这个时代，像所有时代一样，是个非常美好的时代，只要我们知道如何利用它。

我高兴地读出了将来的日子的种种吉兆，它们已经透过诗歌和艺术、透过哲学与科学、透过教会与国家闪烁着微光。

其中一个征兆就是：那种促成国内所谓的最下层阶级的地位提高的运动在文学中有一种非常明显而有利的表现。探讨、入诗的不再是崇高和美的题材，而是贴近的、低下的、平凡的内容。被总是置装备粮、长途跋涉去异国他邦的作家们踩在脚下，不屑一顾的东西，突然被人发现比所有的异域风情更加丰富多彩。穷人的文学，儿童的情感，市井的哲学，家庭生活的意义，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这是迈出的一大步。当肢体活跃起来，当温热的生命的激流涌进手脚时，这是一个征兆，难道不是新的生命力的征兆吗？我不要求大，不要求远，不要求浪漫，不要求意大利或阿拉伯的壮举，不要求希腊艺术或普罗旺斯的吟游诗艺。我拥抱平凡，我探索并拜倒在熟悉、低贱的事物的脚下。如果给我对于今天的真知灼见，你就可以拥有古代和未来的世界。我们真要知道什么东西的意义呢？小木桶里的玉米粉、平底锅里的牛奶、街头巷尾的歌谣、小船的消息、眼睛的顾盼、身体的形状和姿态——给我显示了这些事物的终极因，给我显示最高的精神起因的崇高存在总是潜伏在自然的郊外和尽头；让我看见每一件琐事都充满了立即要将它排列到一条永恒法则上的两极对立；还有商铺、耕犁、账本，都与那光借以波荡、诗人借以歌唱的类似起因有关——有了这一起因，世界不再是阴暗的杂物堆放房，而有了形态和秩序；没有无聊琐事，没有困惑不解；只有一个方案将最高迥的巅峰和最低深的沟壑联为一体，赋予勃勃生机。

这种观念激发了哥尔斯密、彭斯、考珀和新近的歌德、华兹华斯、卡莱尔的天才。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遵循这一观念，取得了各色各样的成功。与他们的作品相对照，蒲柏、约翰生、吉本的风格看上去冷隽而学究气十足。前一种作品热血澎湃。人们惊奇地发现邻近的事物的美丽神奇不亚于遥远的事物。邻近的可以阐明遥远的。一滴水就是一片小小的海洋。一个人与自然万象紧密关联。这种对凡俗价值的领悟促成了果实累累的发现。歌德在这个问题上是现代人中最现代的，他给我们空前地展示了古人的天才。

有一位天才人物对这种人生哲学做出了不少贡献，但他的文学价值还从未得到公正的评价——我指的是伊曼纽尔·斯威登堡。身为想象力最丰富的人，却以数学家的一丝不苟的作风写作，他努力把一种纯哲学的伦理学嫁接到他那个时代流行的基督教身上。这一尝试难免有哪一个天才都克服不了的困难。然而他看到了，而且显示了自然和灵魂的关爱之间的关系。他看透了这个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世界的象征的或精神的特性。尤其，他那热爱幽晦的沉思盘旋在自然的下界之上，并且予以诠释；他亮出了把道德邪恶与污秽的物质形式联结起来的纽带，并以种种史诗般的寓言提供了一种关于癫狂、关于野兽、关于不干不净和令人恐惧的事物的理论。

我们时代的另一个征兆，也以一场类似的政治运动为标记，那就是对于单个的人所给的新的重视。事事都趋向将个人隔断——趋向用自然尊敬的壁垒将他围住，这样一来，人人都觉得世界就是他的，人与人的交往无异于主权国家与主权国家的交往——不仅趋向大，而且趋向真正的联合。“我得知，”忧郁的佩斯塔罗齐说，“普天之下竟无人情愿，无人能够帮别人一把。”帮助必须出自胸臆。学者必须集当代的才能、过去的贡献、未来的憧憬于一身。他必须是一座知识的学府。如果有一个教训比其他教训听起来更如雷贯耳，那就是，世界等于零，人就是一切；你身上有一切自然的法则，可你却不知道一丝元气如何升起；你身上沉睡着全部的理性；你需要知道一切，你需要敢为一切。会长先生，诸位先生，这种对人的未经探索的力量的信心，根据种种动机，根据一切预言，根据所有准备，都属于美国学者。我们对欧洲娴雅的缪斯们已经听得太久了。美国自由人的精神已经有胆怯、模仿、驯顺之嫌了。公与私的贪婪使我们呼吸的空气变得浑浊黏糊。学者体体面面，懒懒散散，唯唯诺诺。看看这已经有了的悲惨后果吧。这个国家的心灵学会瞄准的是低下的目标，所以只有自我陶醉了。如果不是温文尔雅，唯命是从之辈，就没有工作可干。前程似锦的广大青年，在我们的海岸上开始生活，被山风吹胀，被上帝的星光照亮，却发现下面的土地与这些格格不入——他们为办事准则激发的厌恶情绪所碍，不能行动，不是沦为苦工，就是死于厌恶——有的还自杀身亡。如何根治？他们过去没有看到，而且现在拥向栅栏求职的千千万万同样满怀希望的青年也未看到：如果一个人坚定地扎根于自己的本能，寸步不移，大千世界就会再度向他靠拢。忍耐——忍耐，乘着所有善良和伟大的人的荫凉寻找伙伴；寻找安慰，也就是你自己无限生活的前景；寻找工作，也就是研究与传播准则，使这些本能流行，改变世界。人生在世，如果不能自成一统——如果不算一个有个性的人物——如果不结出每个人天生要结的那种果实，而是被包括在我们所属的党派、部门的总数中，包括在成百人中，成千人中；我们的见解又按地理被预测为不是北派，就是南派，这岂不是天下的奇耻大辱？不能这样，朋友们，兄弟们——感谢上帝，我们的情况决不能这样。我们要靠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工作，我们要说出自己的心声。文学研究应当不再成为一个受怜悯、遭怀疑、供人感官放纵的名称了。怕人、爱人必将分别成为大家周围的一堵防卫的墙，一圈快乐的花环。一个人的国度必将破天荒头一次存在，因为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受到那激发所有人的神圣灵魂的激发。神学院演讲（一八三八年七月十五日，星期日晚在剑桥镇神学院毕业班上的一次演讲）

在这个明媚的夏天，吸进生命的气息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了。草木生长、花蕾绽放，草地点缀着繁花的火红与金黄的色彩。空中百鸟飞翔鸣唱，松树、胶杨和新的干草的香甜弥漫四方。夜给人心里送来的不是幽暗，而是它受人欢迎的阴凉。透过透明的薄暗，星星泻下的简直是灵光。星星照耀下的人似乎是一个儿童，他的那个巨球好像一个玩具。凉爽的夜好像用一条河沐浴着世界，又让自己的眼睛做好准备迎接殷红的曙光。自然的神秘得到了空前惬意的展示。粮食与美酒大量分发给众生，古老的赐予前进时保持的永远的沉默尚未做出一句说明。人们不得不崇敬这个世界的完美，在这里我们的感官交流着。何其广阔，多么富饶，每一种财产对人的每一样才能发出多么恳切的邀请！在它丰饶的土地上，在它通航的海洋里，在它金属与岩石的崇山峻岭中，在它万木生长的森林里，在它种类繁多的动物身上，在它的各种化学成分里，在光、热、引力和生命的力量与路线中，完全值得伟人们呕心沥血去征服它，享用它。种植者、机械师、发明家、天文学家、城市建设者、船长，都会功垂青史，彪炳日月。

然而，心灵一旦敞开，揭示穿越宇宙的种种法则，还事物的真实面目，大千世界就立即缩成这个心灵的一个图解和寓言。我为何物？存在的是何物？人的精神发问，带着一种新近点燃而又永远不会扑灭的好奇。看这些超越一切的法则，我们不完美的领悟能力可以看见它们想走这条路，想走那条路，但没有形成一个完满的

圆

当人的心与脑向美德的情感敞开时，一种更加秘密、更加甜美、气贯长虹的美便向他显露出来。于是他得到点拨，茅塞顿开。他得知他的存在是无限的，他是为善、为完美而生的，尽管他眼下在邪恶与软弱中隐伏。他所崇敬的仍然是他自己特有的，尽管他还没有意识到它。他应当。他知道那个大字眼的意义，尽管他的分析完全无法将它解释明白。在无知的时候，或者在依赖理性感知的时候，他可以说——“我爱‘是’；‘真’无论在内还是在外永远都是美的。美德，我是你的：拯救我，使用我，我愿意为你服务，夜以继日，在伟大时，在渺小时，这样，我可能不是有德的，但就是美德”——于是创造的目的达到了，上帝高兴了。

美德的情感是对某些神圣法则存在表现出的一种尊敬和欣喜。它觉察到我们玩的这种家常的生活游戏，把令人吃惊的原则盖在貌似愚蠢的琐细下面。孩子在他的小玩意儿中间学习光、运动、重力、体力的作用；在人生的游戏中，爱、惧、正义、欲望、人，以及上帝都在相互作用。这些法则是无法被陈述得恰如其分的。它们不会被我们或为我们写在纸上，嘴也说不明白。我们苦思冥想也对它们无可奈何，然而，我们时时刻刻在彼此的脸面上，在相互的行动上，在我们自己的懊悔上读到它们。被统统化成球状进入我们每一个有德的行为和思想的那些道德特点——在言谈中，我们必须借助煞费苦心地罗列许多具体事例来区分、描述或揭示。然而，既然这种情感是一切宗教的精髓，那就让我列举这种成分在其中格外醒目的某几类事实，从而把你的目光引向这种情感的准确目标。

道德情感的直觉是对灵魂的各种法则的完善的一种洞察。这些法则自己推行。它们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不受环境的支配。所以，在人的灵魂里，有一种正义，它的报应是立即而完全的。做了善事的人立即就自行变得崇高。做了缺德事的人受到这一行动本身的压缩。谁脱去不洁，谁就因而披上了纯洁。如果一个人心地公正，那他在这一范围内就是神；神的安全、神的不朽、神的威严就进入那个胸怀公正的人的心田。如果一个人做假、行骗，他就是自己骗自己，就是跟他自己的生命形同陌路。一个眼望绝对的善的人，就会五体投地地去崇拜。所以每向下走一步就是向上迈一步。弃绝自我的人，会因这么做而完成自我。

看看这种快速的内在能量是怎样到处发挥作用的，纠正错误，更正表象，使事实与思想达成和谐一致。它在生活中的运作，尽管迟迟感觉不出来，最终就像在灵魂里运作一样确定无疑。人被它缔造成自己心目中的“天意”，向他的善施善，给他的罪加恶。性格总是尽人皆知的。偷窃决不能发家，施舍永不会致贫，杀人越货哪怕是石墙也会透风。哪怕掺杂一丁点儿谎言——例如，杂有一丝儿虚荣，哪怕要造成一种好印象、一种顺眼的表象的一星儿努力——都会立刻损害效果。然而说真话，所有的天性，所有的精神就会协助你取得意料不到的进展。说真话，所有的活物或兽类都是保证人，地下的草根也好像蠢蠢欲动要为你作证。当法则致力于关爱，变成社会的法则时，你再看看它的完美吧。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交往的也会是什么人。同声相应，善趋善；同气相求，恶逐恶。所以出于自愿，灵魂上天堂的上天堂，下地狱的下地狱。

这些事实一直向人表示这样一个崇高的信条：世界不是多种力量的产物，而是一个意志的产物，一个心灵的产物；而那唯一的心灵无处不在活跃，在每一束星光里，在每一丝池水的涟漪里；凡是与那种意志对抗的，处处都会碰壁，受阻，因为事物本来就是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善是肯定的，恶只不过是否定的，不是绝对的：恶就像冷，是热的缺失。万恶简直就是死亡和不存在。善行是绝对的，真实的。一个人有多少善行，他就有多少生命。因为万物皆由这同一个精神而发，它由于用处不同，名称也就不同，有时称之为爱，有时称之为义，有时称之为忍，如同海洋在它冲刷的各个海岸有不同的名称一样。万物皆由这同一个精神而发，万物都跟它通力协作。一个人追求善的目的时，他就得到自然的全力支持，十分强大。在他游离开这些目的的情况下，他就被剥夺了力量，被剥夺了助手；他的生命从所有遥远的渠道退缩回来，他变得越来越小，成了一个微粒，一个点，直到绝对的恶成为绝对的死亡。

对这一法则中的法则的感知总在心灵里唤醒一种情感，我们称之为宗教情感，它缔造了我们至高无上的快乐。它迷人、支配的力量神奇无比。它是一股山风。它是世界的发香防腐剂。它是没药和安息香，是氯和迷迭香。它使天空和群山崇高，它是星斗无言的歌。将宇宙创造得安全又适合居住的就是它，不是科学，也不是力量。思想可以在事物中造成寒冷和非传递性，可以找不到目的，找不到统一。然而这种美德的情感在心里初露曙光，就确保那条法则君临一切自然；世界、时间、空间、永恒，似乎一下子乐开了花。

这种情感是神圣的，令人崇拜的。它是人的至福。它使人无穷无尽。通过它，灵魂首先认识了自己，它纠正了未成年人的大错，因为人总用步伟人的后尘的办法追求伟大，人总希望沾别人的光——纠正的办法是显示万善之源就在人身上，并且表明，人都是平等的，是进入理性汪洋的一个入口。当他说“我应该”时，当爱温暖着他时，当他受到上苍的警告，选择善举伟业时，深沉的乐曲就从“最高智慧”漫游他的灵魂。于是他能够崇拜，而且被他的崇拜扩大了，因为他永远不能深究这种情感。在灵魂的最崇高的飞翔中，正直决不会被超越，爱决不会矮三分。

这种情感寓于社会的基础中，连连续续创造着形形色色的崇拜。崇敬的原则长生不灭。人尽管陷入迷信，陷入感官享受，但从来没有完全失去对道德情感的想象。同样，对这种情感的种种表达的神圣永久与表达的纯洁是相称的。对这种情感的种种表达对我们的影响比别的种种作品更深，更大。上古时代的语句，凡是喷发这种虔诚的，至今仍然新鲜芬芳。这种思想过去总是藏在热忱、沉思的东方人的心灵的最深处；不仅仅在巴勒斯坦，尽管它在那里达到了最纯正的表达，而且在埃及、在波斯、在印度、在中国。欧洲的神圣冲动一直受益于东方天才。这些神圣的

诗人

在此期间，尽管庙门日日夜夜开在每一个人面前，而且这一真理的神谕从来没有停止，但却由一个严厉的条件守护着：这就是一种直觉。它不能被转手接受。说实话，我能够从另外一个灵魂那里接受的不是指示，而是挑衅。他所宣布的，我必须发现在我身上都是真的，否则我会全盘拒绝；根据他的话也好，作为他的二把手也好，不管他是谁，我什么都不能接受。相反，缺失这种起码的信念就等于堕落的出现。有涨潮，就有落潮。如果让这种信念离去，那么它说的话，它做的事，就变成虚假有害的。于是教会，国家，艺术，文学，生活统统坍塌。神圣自然的教义一旦被遗忘，一种疾病就会侵染、矮化体格。一度人就是一切；现在他是个附属，是个累赘。因为入住的最高精神不能被完全摆脱，它的教义便遭受了这样的歪曲：说什么神圣的自然被认为属于一两个人，把其余的人排斥在外，而且愤怒地排斥。灵感的教义丧失了，大多数声音的低级教义便窃取了灵魂的教义的位置。奇迹、预言、诗、理想的生活、神圣的生命，仅仅作为古代的历史存在着；它们不符合信仰，也不符合社会的志向。而且，一旦被提及，就显得荒唐可笑。一旦崇高的目的淡出了视线，生活不是滑稽，就是可怜，人就变得鼠目寸光，只能顾及针对感官的东西。

这些笼统的看法——由于都是笼统的，所以没有一个肯争辩——在宗教史中，尤其在基督教史中找到了充分的说明。在那里，我们大家都有了我们的出生和教养。包含在那里的真理是：你们，我年轻的朋友们，现在要开始教授了。作为膜拜，或者这个文明世界的约定俗成的崇拜，对我们而言，它具有巨大的历史兴趣。它的圣言一直是人类的慰藉，你们不需要我来说及。在这个场合我要努力给你们尽一尽我的责任，办法是指出行使它中间的两个错误，从我们现在刚刚采取的观点看，这两个错误，一天比一天显得严重。

耶稣基督属于真正的先知一族。他睁大眼睛看见了灵魂的秘密。被灵魂极大的和谐吸引，为它的美而陶醉，他生活在灵魂里面，在那里才有他的生命。在全部历史中，只有他评估了人的伟大。唯一的一个人忠于你我心中的东西。他看见上帝将自己化为人身，并且永远向前，重新掌控他的世界。他用这种崇高动情的欢庆口气说：“我是神圣的。通过我，上帝做事；通过我，上帝说话。如果你要看上帝，就看我吧；或者当你也像我现在一样思考时，就看你吧。”然而他的教义和人格在同时代，在下一代和尔后各代里遭受了多大的歪曲啊！没有一个理性的教义愿意忍受悟性的教导。悟性从诗人的嘴里听到了这支崇高的赞歌，然后在下一代说：“这就是从天而降的耶和华。如果你说他是人，我就杀了你。”他的语言的成语和他的修辞格，已经侵占了他的真理的地位；教堂并没有建立在他的原则上，而是建立在他的比喻上。基督教成了一种神话，就像以前的希腊和埃及的诗歌说教一样。他谈到奇迹，因为他感觉到人生就是一个奇迹，还有人做的一切也是，他知道随着人越来越神圣，这种日常的奇迹在闪光。然而“奇迹”这个词，被各个基督教会宣读出来，就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它是“怪物”。它不是一个有开花的苜蓿和飘洒的雨相伴的怪物。

他对摩西和先知们怀有敬仰之情，但对于把他们开始的启示置于此时此刻和现在的人之后，置于心里永恒的启示之后，没有不适当的恻隐之心。所以他是个真正的人，看到我们身上的法则具有统摄作用，他不想让这一法则遭到统摄。大胆地，他用手、用心、用生命宣布这一法则就是上帝。所以他是个真正的人。所以我认为，他是历史上唯一欣赏人的价值的灵魂。

一、这样考量耶稣时，我们深刻意识到了历史基督教的第一个缺点。历史基督教陷入了那种败坏一切传播宗教的努力的错误。正像它给我们显示的那样，而且正像多少年代所显示的那样，它不是灵魂的教义，而是一种对个人、对实在、对仪式的夸张。它一直，而且现在还在用有害的夸张细述耶稣其人。灵魂不认识人。它邀请每一个人扩张到宇宙的正圆，除了偏爱自发的爱，不会有别的任何偏爱。然而这个东方的基督教君主国是由懒惰和恐惧建立的，它把人的朋友造成人的伤害者。他的名字周围是各色各样的言词，它们曾经是赞赏和爱的连珠妙语，现在僵化成了一大堆官衔，这种做法扼杀了一切大度的同情和喜爱。凡是听到我的讲话的人都觉得：向欧洲和美洲描述基督教的语言不是向一颗善良高贵的心做描述的友好、热情的风格，而是挪用的正式的风格——在画一个半神半人、如同东方或希腊人描述奥西里斯或阿波罗那样。如果接受我们早期教理问答式的教导的有害的强求，即便诚实和克己也不过是扎眼的罪过，假如它们没有基督教的名号的话。“由陈腐信条培育的异教徒”，

一个人宁愿做也不肯在进入自然时被骗走了他的人的权利，找不到名分和地位，找不到土地和职业，甚至美德和真理也被人排除和垄断。你甚至连一个人也做不了。你拥有不了世界，你不敢、也不能照你身上的无限的法则生活，不能与天地在种种可爱的形态中反映给你的无限的美相伴，然而你必须使你的天性附属于基督的天性，你必须接受凡夫俗子给他画的肖像。

把我交给我自己的东西总是最优秀的。崇高被伟大的恬淡寡欲的教义在我心中激起。服从你自己。把上帝领进我的强化了我。把上帝领出我的把我变成了一个肉疣、一个囊肿。对于我的生命不再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理由。过早的遗忘的长长的阴影已经悄然爬到我身上。我将永远死亡。

神圣的诗人们是我的美德的朋友，是我的智能的朋友，是我的力量的朋友。他们告诫我说，掠过我的心灵的光不是我的，而是上帝的。还说他们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他们对于天国的想象没有不服从的情况。所以，我爱他们。高尚的挑衅从他们那里来，邀请我也来解放自己，来抵抗邪恶，来征服世界，来存在。就这样，耶稣用他的神圣思想为我们服务，而且只能这样。一心想用奇迹改变一个人是对灵魂的亵渎。一个真正的改变，一个真正的基督，现在要一如既往地通过接受美的情感来打造。的确，一个像他的灵魂那样伟大、富有的灵魂落入普通的灵魂当中，搞得如此惊天动地，以致像他的灵魂做过的那样，它给世界定名。普通灵魂，觉得世界似乎是为他而存在的，他们还没有痛饮他的感觉，所以还看不到只有回归自我，或者回归他们身上的上帝，他们才能永远生长。给我点什么是一种小恩小惠，让我能自发地做点什么则是大恩大惠。到时候人人都会看到，上帝给灵魂的礼物不是一种龙腾虎跃、排山倒海、排除一切的神圣，而是一种甜美、自然的善，一种跟你我所具有的善一样的善，而且是吸引你我的善存在、生长的善。

宣教的庸俗语调的不道义不仅对耶稣显得罪恶昭著，同样对它亵渎的灵魂也罪孽深重。宣教者们看不出他们把耶稣的福音搞得令人不快，剪掉了他头上美丽的头发和天国的属性。当我们看见一位高贵的伊巴密浓达或者华盛顿时，当我在我的同时代人中看见一位真正的演说家、一位正直的法官、一位亲爱的朋友时，当我对一首诗的音乐和想象而心旌摇曳时，我看见了渴望中的美。我的耳朵萦绕着千秋万代的诗人们歌颂真正的上帝的淳朴的乐声，如此美妙，我的生命更为之倾倒。现在切勿用隔绝和奇特把基督的生平和对话从这个魔圈排除，从而贬低。让它们像注定的那样，鲜活而温暖，是人生的一部分，是风景的一部分，快乐的日子的一部分。

二、利用基督的心灵的传统和有限的方式的第二个缺点是第一个缺点的一个后果。这一点，也就是道德天性，那种其启示把伟大——甚至上帝本人引进敞开的灵魂的法则，并没有被作为社会上约定俗成的教义的源泉来探讨。人们已经把那种启示说成很久以前给的和做的什么东西，仿佛上帝死了似的。对信仰的伤害掐住了宣教者的喉咙，体制中最好的东西变成了一种难以确定、含糊不清的声音。

确定无疑的是，产生把同样的知识与爱给予别人的一种渴望和需要正是与灵魂的美交谈的结果。如果话被否认，思想就像人身上背的包袱。人有所见必有所言。他的梦总有办法说出来。他总有办法满怀庄严的喜悦把它公之于众：有时候用铅笔在画布上，有时候用凿子在石头上，有时候在花岗岩的塔楼和过道里，他的灵魂崇拜被建立起来，有时候在不明确的乐曲中，但最清楚，最永久的，是在言词里。

迷恋这种优点的人往往变成它的牧师或诗人。这种职能与世界同步。不过注意这种情况也就是该职能的精神局限。只有精神能教导。不是哪一个渎神的人，不是哪一个贪恋感官享受的人，不是哪一个说谎的人，不是哪一个奴隶都能教导的，只有拥有者才能给予，只有生存者才能创造。只有灵魂降临到他身上，灵魂通过他说话的那个人才能教导。勇敢、虔诚、爱、智慧能教导；人人都能向这些天使打开自己的门，他们一定会带给他表达的才具。然而谁想像书本教的那样，像会议使用的那样，像时尚引导的那样，像利益驱使的那样说话，谁就只能咿咿呀呀。让他别出声好了。

你们打算献身于这一神圣的职责。我希望你们在渴求与希望的搏动中感受到对你们的呼唤。这是世界上的第一职责。它具有真实性，所以不允许任何虚假打折扣，我的责任就是跟你们说：对于新启示的需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大。从我已经表达过的观点中，你们将会推断出这样一种可悲的信念：社会信仰普遍衰败，现在到了死亡的边缘，我相信，这是我和很多人共有的信念。灵魂没有被宣讲。教会似乎摇摇欲坠，生命几乎全部灭绝。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温良恭俭让都是犯罪，因为它告诉你们，要宣讲基督的信仰，而宣讲基督的信仰正是你们的希望和任务。

是时候了，在懒睡中，在日常事务的喧嚣中，应当听到所有反对我们的教堂饥荒的有思想的人的这种受着不当压制的小声抱怨了；应当听到心因为丧失了只来自道德天性的培育的安慰、希望、辉煌而发出的这种呻吟了。宣教者的这种伟大而永久的职责没有得到履行。宣教是应用到生活责任上的道德情感的表达。告诉我，在多少个教堂里，多少个先知才使人意识到他是一个无限的“灵魂”，意识到天和地正在进入他的心灵，意识到他永远在吸收上帝的灵魂？现在何处有这样一种信念回响：通过它的音声就使我的心如登天堂，从而确认它自己就源于天堂？将从哪里听到从前那种吸引人离开一切——父母、房屋、土地、妻子、儿女——并追随到底的话语？我将从哪里听到这些威严的道德法则被宣布到如雷贯耳的程度，我因为奉献了自己最重大的行动和激情而感到高尚？真正的信仰的检验标准当然是它陶醉和统摄灵魂的力量，就像自然法则控制手的活动——权威非凡，以至于我们在服从中发现了快乐和荣幸。这种信仰应当与朝晖夕照、与飞云、与鸣禽、与花香融为一体。然而现在牧师的安息日已经失去了自然的辉煌；它不可爱；守完以后，我们反而感到高兴，我们甚至坐在自己的长椅上能为自己守一个好得多、神圣得多、甜美得多的安息日，而且就是这么做的。

一旦讲坛被一个形式主义者篡夺，膜拜者便受骗上当，闷闷不乐。祈祷一开始，我们就畏缩起来，因为它不能使我们奋发向上，而只能给我们当头一棒，惹我们生气。我们宁肯用斗篷把身子一裹，尽量做到耳不闻，心清静。我曾经听过一位宣教者，他令人讨厌，我都很想说我再也不上教堂去了。人们总是去他们常去的地方，否则就无人下午进教堂了。我们周围风雪交加。这场暴风雪是真的，宣教者仅仅像个幽灵，眼睛盯着他，然后从他身后的窗户望出去，注视着大雪漫天的美景，从而感受到了那种可悲的对比。他算是白活了一生。他没有一句话暗示他笑过还是哭过，结过婚还是恋过爱，受过夸奖还是遭过欺骗，还是有过屈辱。如果他生活过，行动过，我们仍然弄不明白。他的职业的最大秘诀，也就是把生活化为真理，他并没有学会。他的全部经历中，没有一件事实引进他的教义。此人扶过犁，说过话，买卖过东西；他读过书，吃过饭，喝过水；他头常疼，心常跳；他笑口常开，吃苦又是家常便饭；然而在所有的话语中没有一处他生活过的猜疑、暗示。他从真正的历史中也没有吸取一言半语。真正的宣教者可以从这一点看得出来：他把自己的生命——在思想的火里炼出来的生命给予人们。然而说到稀松的宣教者，从他的布道文中说不清他掉进世界的哪个时代，他是否有过父亲或子女，他是个有产者还是个穷光蛋，他是个城市居民还是农村住户，也说不清别的任何生平事迹。

奇怪的是人们纷纷跑到教堂里来。好像他们的家都令人难受，好像他们更喜欢这种没有思想的喧闹似的。这表明道德情感中有一种统摄一切的吸引力，它以道德情感的名义和地位来时能借给沉闷和无知一丝光彩。善于听取的人确信有时候他被感动过；确信总有被言中的地方，总有某句能说到点子上的话。当他听这些空话时，使他聊以自慰的是，它们与他对更好时光的记忆有关，所以任它们喧闹，回应，不受任何挑战。

我不是不知道当我们做无价值的讲道时，它并不总是枉费口舌。有些人生就一双聪耳，总能从清汤寡水的养分中给美德吸取补给。所有平平常常的祈祷和布道文中隐藏着富有诗意的真理，尽管讲得愚不可及，听得却独具慧心。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在一种虔诚的时刻从某个伤痛或雀跃的灵魂那里脱口而出的精选表达，它的优越使得它被人牢记心头。我们教堂的祈祷，甚至教条，都像登德拉的黄道宫和印度教徒的天文馆，与人们生活和事务中现存的任何东西完全隔绝。它们标出了水曾经涨到的高度。然而这种温顺只是限制善良虔诚的人们行坏。在大部分社区，宗教仪式引发了另类的思想感情。我们不必指责马虎的神仆，对于他的懈怠的快速报应我们反而深感怜惜。哀哉，那个被召唤来站在讲坛上却不给活命食品的不幸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罪责难逃。难道他要为国外或国内的布道活动拉捐助吗？要是向他的堂区建议，大家把钱寄到成百上千英里之外，好提供他们在家里那样差劲的吃喝还不如跑到成百上千英里之外，逃之夭夭为妙，他就立即汗颜无地。他会极力主张人们有一种神一样的生活方式——当他和他们大家都知道在安息日聚会他们能希望得到的可怜透顶的时候，他还能要求一个同类来参加吗？他愿意私自邀请他们参加圣餐仪式吗？他不敢。如果没有心温暖这种仪式，那空洞、干巴、嘎吱作响的形式未免过于明显，他无法面对一个机智风趣、充满活力的人，也无法坦然发出邀请。在街上，对大胆渎神的村夫他有什么话好说？渎神的村夫在牧师的面孔、形态上看见的是恐惧。

让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疏忽善良人的要求而玷污这种请求的诚恳。我知道也敬重广大牧师的纯洁和严格的良心。公众崇拜维持的什么样的生活，那就靠虔诚的人的那个零散队伍了，他们到处在教堂里履行牧师职责，他们有时候由于怀着太大的温情接受前辈的信条，所以除了从自己的心里，没有从别人那里接受过美德的真正冲动，因此仍然统领我们的爱和敬畏走向性格的神圣。况且，可以在为数寥寥的杰出宣教者那里发现的例外，并不像在更好的时光，也就是一切灵感中更真的灵感——不，在人人真诚的时刻里发现的多。然而，不管有什么样的例外，事实仍然是：传统是这个国家宣教的特点；它来自记忆，而不是来自灵魂，它瞄准的是常见的目标，而不是必要和永恒的目标；所以历史基督教由于把宣教的力量从对人的道德天性探索中撤离出来，从而摧毁了宣教的力量，因为道德天性是崇高的所在，是惊讶和力量的源泉。这对于那个法则是多么残酷的不公啊，那法则是整个大地的快乐，仅它一个就能使思想变得珍贵而富足；那个其致命的确定为天文轨道拙劣地予以模仿的法则；那个被戏拟、遭轻视的法则，那个被嘘，被吼，而其特点、其言词决不表露的法则。讲坛看不到这条法则，就丧失了它所有的灵感，却摸索它不知道的东西。而且由于缺乏这种培育，社区的灵魂便病恹恹的，没有信仰。它需要的莫过于一种严厉的高风亮节、恬淡寡欲的基督教磨练，使它认识自己和通过它说话的神性。现在人自惭形秽；他在世界上偷偷摸摸、鬼鬼祟祟，被宽容，受怜悯，一千年里敢于显示智慧和善良的人难得一见。所以只是引得他的同类在他身后洒一掬泪，祝两句福。

当然，有过这样一些阶段，由于智能在一些真理上无所作为，对名分和人身可能有过更强大的信仰。英国和美国的清教徒们在天主教会的基督身上，在从罗马传承下来的教条里面发现了他们简朴的虔诚、他们对公民自由向往的天地。然而他们的信条正在消亡，替代它的尚未兴起。我想凡是带着自己的思想走进我们的一座教堂，无不感到公众崇拜曾经对人所有的把握都已一去不返，或者正在离去。它已经失去了对善人的关爱和恶人的恐惧的把握。在乡村——在街坊，一半的堂区正在歇业——用一句地方话来说，这已经开始表明人格和宗教要脱离宗教聚会。我听到过一位重视安息日的虔诚的人心酸地说：“礼拜日去教堂似乎是坏事。”而把最善良的人吸引到那里的动机现在只不过是一种希望和等待。过去只不过是这样一个情况：堂区里最大的好人和最恶的败类，穷光蛋和有钱人，博学之士和无知之徒，青少年和老年人，有一天应当作为伙伴聚集一堂，作为灵魂里一种平等权利的表示——可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成为到那里去的最重要的动机。

我的朋友们，在这两个错误中，我想我找到了产生一个衰落的教会和一种破坏性的无信仰这种灾难的原因，这两种东西正在我们周围施加恶劣的影响，让善良的人们伤心难过。落在一个民族头上的灾难还有什么比失去崇拜更加严重？到那时一切都走向衰败。天才离开庙堂，混迹于议院或者去逛市场。文学变轻浮，科学冷冰冰，青年的眼睛不被另外的世界的希望照亮，老年没有荣光。社会为琐事而生存，人一死，我们就不会提及他们。

现在，我的兄弟们，你们会问，在这些丧气的岁月里，我们能有什么作为？药方已经在我们抱怨教会的理由里公布了。我们已经把教会与灵魂对比过了。那就在灵魂里寻找救赎吧。在一个灵魂里，在你的灵魂里，就有给世界的资源。无论在哪里，来一个人，就会来一场革命。旧事物是给奴隶享用的。一个人来了以后，所有的书就易读了，所有的事就透明了，所有的宗教都成了形式。他是恪守宗教教规的。人是奇迹创造者。在奇迹中间可以看见他。万人祝福也咒骂。他只说是与否。宗教的一成不变，灵感时代已经过去、圣经已经合上的这一假定；由于把耶稣再现为人从而贬低了他的人格的恐惧；凡此种种明明白白地表示出我们的神学的虚假。给我们显示上帝存在，不是存在过；上帝说话，不是说过话，这才是一名真正的教师的职责。真正的基督教——就像基督相信人的无限那样的一种信仰——已经丧失了。没有人相信人的灵魂，只相信某个过去的和故去的人。天哪！没有人特立独行。所有的人对这个圣徒或那个诗人趋之若鹜，一边躲着秘密注视的上帝。人们无法秘密注视，他们爱在大庭广众之中当瞎子。他们认为社会比他们的灵魂明智，却不知道一个灵魂，还有他们的灵魂，比全世界还明智。看看一个个民族，一个个种族怎样从时光的海洋上掠过，没有留下一丝波纹说明它们在哪儿浮过或沉过，而一个善良的灵魂必定使摩西的名字、芝诺的名字、琐罗亚斯德的名字永远受人崇敬。没有人试图野心勃勃地成为民族的自我、自然的自我，但每个人会成为某个基督教计划或教派，或某个杰出人物的方便的副手。一旦离开你自己对上帝的认知，离开你自己的情感，接受第二手认识，如圣保罗的，或乔治·福克斯的，或斯威登堡的，那你随着这种二手形式的持续，会一年一年地远离上帝，如果像现在一样，持续几个世纪——那鸿沟就裂得宽到人们很难相信自己身上还有神圣东西可言的地步。

让我规劝你们，首先，要特立独行；拒绝好的样板，哪怕是人们想象中最神圣的样板，敢于不是通过中介，不是隔着面纱热爱上帝。你们一定会发现足够多的朋友，他们将抬出卫斯理和奥伯林，圣徒和先知供你们仿效。感谢上帝，有这样一些好人，但要说：“我也是一个人。”模仿超不过它的样板。模仿者注定要走向没有希望的平庸。发明家制造了样板，因为对他而言那是自然的，所以在他身上样板具有一种魅力。在模仿者身上，自然的是另外某种东西，结果他丧失了自己的美，未达到别人的美。

你自己，圣灵的一个新生的诗人——把一切遵从抛在身后，让人们直接结识上帝吧。给他们做一个人吧。首先而且仅仅注意，你就是这样；时尚、习俗、权威、娱乐、金钱对你而言，无足轻重——它们不是勒在你眼睛上的绷带要让你无法看见——而是要接受无限的心灵的特权。不要急不可耐地定期遍访你的堂区里的所有家庭——你遇到其中的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时，给他们做一个神圣的人，给他们当思想和美德，让他们羞涩的抱负在你身上找到一位朋友，让他们遭践踏的本能在你的气氛中被亲切地诱发出来，让他们的怀疑知道你也怀疑过，让他们的惊奇感到你也惊奇过。通过信赖你自己的灵魂，你就一定会获得对别人的更大信心。尽管我们耍种种小聪明，尽管我们毁灭灵魂，甘受习惯奴役，但下面这种情况是毋庸置疑的：人人都有崇高的思想，人人都珍惜生命中几段真正的时光，他们都喜欢让人听见自己的声音，他们都喜欢被卷进原则的想象中。在那些从事日常事务的枯燥年月里，在充满罪孽的枯燥年月里，我们跟那些使我们的灵魂长了智慧的灵魂；那些说出我们思想的内容的灵魂；那些告诉我们我们知道的东西的灵魂；那些允许我们成为原原本本的自己的灵魂有过几次会见，我们把这些会见当做光明留在记忆中。如果你对人们尽了教士的职责，那么，无论你在场还是不在场，你必定有他们的爱跟随，就像被一位天使跟随一样。

所以，为了这一目的，让我们不要瞄准普通级别的功德。难道我们不能把那由于社会的赞扬而闪光的美德留给那些爱它的人？难道我们自己不能深入绝对的能力与价值的幽深境界？我们可以轻易地达到社会上善的标准。社会的夸奖可以廉价地得到，几乎人人都满足于这些简便的功德，然而与上帝交谈的速效却把它们拿到适当的地方。有崇高的功德；有的人不是演戏的，不是卖嘴的，而是影响力；有的人太伟大不适合扬名、招摇；这些人瞧不起口若悬河、夸夸其谈；对于这些人，我们称之为艺术和艺术家的一切似乎太接近炫耀和附带的目的，太接近夸张有限与自私，太接近丧失普遍。演说家、诗人、指挥官侵害我们只不过像漂亮女人做的那样，是借助于我们的允许和尊崇的。用心驰神往的事情轻视他们，用高尚普遍的目标尽自己所能去小瞧他们，他们便立即感到你有权利，感到他们必须在较低的位置上放光。他们也感觉到了你的权利，因为他们和你一起对全知的精神的拥入敞开着心扉，因为它赶在大正午前，把我们称为更智慧和最智慧的结构成分中的智力的小小的明暗差异一扫而光。

在这样高超的交流中，让我们研究一下正直的几手高招：一种唐突的慈善，一种朋友的独立，以便那些爱我们的人的邪念一旦要损害我们的自由，我们就要为真理抵抗好意的最肆意的奔流，抗拒对同情的提前吁求，以及——我们用来认识这种美的元素的最高形式的东西——一种功德的固定。它与看法无关，它在本质上和外表上都是美德，因此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所以正确、勇敢、慷慨的步骤都将由它采取，没有人想到称赞它。你会夸奖一个花花公子干了一件好事，但你是不会称赞一位天使的。那种把功德作为世间最自然的东西接受下来的沉默是最高尚的喝彩。这样的灵魂，当它们出现时，是美德的御林军，是永久的预备队，是命运的独裁者。人用不着赞扬它们的勇敢——它们是自然的心与魂。我的朋友们啊，我们身上有我们尚未动用的资源。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听到威胁反而会奋起；有这么一些人，对于他们，吓瘫大多数人的危机——要求的不是谨慎和节俭之才，而是领悟、坚定、乐于牺牲——来的时候，娴雅、可爱，如同一位新娘。拿破仑说，马塞纳到战斗开始与他不利的时候方能显出自己的本色。随后，当阵亡将士在他周围成排成队地倒下时，就唤醒了他的纵横组合的能力，他把恐怖和胜利像一件战袍穿在身上。因此正是在严酷的危机中，在不倦的忍耐中，在将同情置之度外的目标中，天使才被突显出来。然而，如果没有悔恨和羞耻，这些都是我们很难记住和仰望的高度。这样一些东西能存在，让我们感谢上帝吧。

现在让我们竭尽全力重新点燃神坛上那闷燃着的、快要熄灭的火吧。现如今的教会，其恶行是彰明昭著的。问题又回来了。我们该怎么办？我坦言，规划和建立一种具有新仪式和新形式的膜拜的种种努力，我觉得都是枉费心机。信仰造就我们，不是我们造就信仰，信仰造就它自己的形式。发明一个新体系的种种努力，现在冷得像法国人给理性女神推行的新崇拜——今天是纸牌和花哨，明天就以疯狂和凶杀告终。还不如新生活的气息让你通过已经存在的形式呼出去。因为只要你活着，你就会发现这些形式会变得灵活新鲜。根治它们的畸形的良药首先是灵魂，其次是灵魂，永远是灵魂。美德的一次跳动就能振奋、活跃满教廷的形式。基督教给了我们两个不可估量的好处：其一是安息日，全世界的喜庆佳节。它曙光初露，照进了哲学家的蜗庐，照进了苦工的天棚，照进了牢房，哪儿都一样受人欢迎，所到之处即便对于恶人都提示着一种精神存在的尊严。让它作为一座庙堂永久耸立，新的爱，新的信仰，新的景象对它的恢复超出它最初的辉煌对人类的恢复。其二，宣教的制度——人对众人讲话——本质上是所有机构、所有形式中最灵活的。现在，到处，在讲坛上、在演讲厅里、在家里、在野外，凡是人们的邀请或你自己的需要引导你去的地方，你像你的生命和良心教导的那样讲真话，并用新的希望、新的启示振奋人们等待着的怯懦的心，是什么在阻碍这种情况呢？

我期盼着这样的时光，那时候卓绝的美，它曾陶醉过东方人，主要是希伯来人的灵魂，并通过他们的嘴向一切时代讲述过神谕，将来也一定会在西方讲述。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圣经》包含着不朽的语句，它们对千千万万人来说一直是活命的食粮。然而它们没有史诗的完整，是支离破碎的，没有按它们的顺序展示给智能。我期望着新的导师，他将把那些闪光的法则追随到底，最后将看见它们形成一个正圆，将看见它们圆满、完全的优雅，将看见世界是灵魂的镜子，将看见重力法则与心的纯洁同一，将显示“应当”，也就是那个“责任”，与科学、与美、与快乐是一码事。

《随笔集》选

历史

对所有的个人来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心灵。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入口，通向这同一个心灵，以及它的各个方面。一个人一旦获得了理性的权利，他就成为拥有全部财富的自由人。柏拉图思考过的，他也可以思考；圣徒感受到的，他也可以感受；任何时候任何人的遭遇，他都能够理解。谁一旦进入这一普遍的心灵，谁就参与了一切现有的或可行的活动，因为这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力量。

历史是这一心灵工作的记录。它的精神由整个一连串的岁月来阐明。人只有靠他的全部历史来做出解释。不慌不忙，无止无息，人的精神从一开始出发就把属于它的每一种本领、每一种思想、每一种感情，体现在适当的事件中了。然而思想总是先于事实，所有的历史事实都以规律的形式预先存在于心灵里。反过来，每一条规律又是由起主导作用的环境造成的，而自然的限制只能一次使一个规律发挥作用。一个人是一整部事实的百科全书。一千座森林的创造包孕在一颗橡实里，而埃及、希腊、罗马、高卢、不列颠、美国，已经蕴藏在第一个人身上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野营、王国、帝国、共和国、民主国，仅仅是把一个人多方面的精神应用到这个多方面的世界上罢了。

这个人的心灵写出了历史，这个人的心灵又必须阅读历史。斯芬克司必须解她自己的谜。如果全部历史体现在一个人身上，那么全部历史就需要从个人经历的角度来解释了。我们一生中的时时刻刻与千秋万代都息息相关。我所呼吸的空气是从大自然的仓库里吸取来的，我书上的亮光是从亿万英里之遥的星球上发出来的，我身体的均衡依赖于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平衡，同样的道理，时刻应当受时代的指导，时代应当被时刻来说明。所以每一个个人是普遍心灵的又一个化身。它的所有特点都表现在他身上。他个人经历中的每一件新鲜事情都闪现着千千万万人的所作所为，而他生活中的危机又与民族危机休戚相连。每一场革命最初都是一个人心灵里的一种思想，一旦同一种思想在另一个人的心灵里出现，那对于这个时代就至关重要了。每一次改革原先只是一种个人的见解，一旦它又成为一种个人的见解，它就会解决那个时代的问题。别人叙述过的事实必须符合我身上的某种情况，才显得可信，可以理解。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必须变成希腊人、罗马人、土耳其人、教士和国王、殉道者和刽子手，必须把这些形象拴到我们秘密经历中的某种实体上，否则我们就不能正确地学到任何东西。哈斯德鲁巴或恺撒·波吉亚的遭遇跟我们的遭遇一样，都是关于这心灵的能力和堕落的一种例证。每一种新的法律和政治运动对你来说都是有意义的。你就站在它的每一个旗号前说：“在这个面具下面隐藏着我的普洛透斯式的性格。”这就纠正了我们太接近自己的这一毛病。这就使我们的行为客观逼真地展现出来：螃蟹、山羊、蝎子、秤、水壶，用做黄道十二宫的标志时，一下子成了非同小可的东西，同样的道理，在所罗门、亚西比德、喀提林这样一些古人身上，我能够冷静地看到我自己的罪恶。

正是这种普遍的性质给特殊的人和物赋予了价值，由于包含了这种普遍的性质，人生就显得神秘莫测，不可侵犯，我们还用种种刑法来加以卫护。所有的法律从而取得了它们的根本理由，一个个都或多或少地表明它掌握着这种至高无上、无穷无尽的精髓。财产也把持了灵魂，包容了重大的精神事实，因此出于本能，我们一开始就用刀剑和法律，用广泛复杂的联合机构来卫护它。对这一事实哪怕有一点模糊的认识，就等于我们的整个白昼有了光明，就等于提出了最重要的权利，就等于发出了受教育、行正义、施慈善的要求，就等于奠定了友谊和爱情的基础，奠定了属于自助行为的英雄主义与丰功伟业的基础。我们总是不自觉地以高人一等的态度来读书，这是很值得注意的。通史、诗人、传奇作家，在他们所描绘的最壮丽的场面里——在僧侣、帝王的宫殿里，在意志或天才的成就中——从来没有使我们失去注意和同情，从来没有使我们有冒昧闯入和高不可攀的感觉；一睹他们雄浑阔大的笔触，我们反而觉得安闲自得。莎士比亚所说的有关国王的话，那边坐在角落里读书的柔弱的小孩读起来觉得对他也一样适用。我们对伟大的历史时刻、伟大的发现、伟大的抗争、人类的繁荣昌盛，都产生共鸣——因为在那里，为我们制定了法律，探索了海洋，发现了陆地，实施了打击，就像我们自己在那种场合也会那样做，那样欢呼一样。

我们对形势和性格也有同样的兴趣。我们尊敬富人，因为他们外表上具有自由、权力与风度，我们感到这些都是人类所固有的，我们所固有的。因此斯多葛、东方或现代作家所讲的关于智者的话，在每个读者看来，都描写了他自己的思想，描写了他尚未达到然而可以达到的自我。一切文学都描写了智者的性格。书籍、纪念碑、图画、会话，都是一幅幅画像，每一位读者都可以从中发现他正在形成的容貌。沉默者和雄辩者都赞扬他，跟他攀谈，他无论到哪里都受到激励，好像他本人被暗暗提及似的。因此，一个有真正进取心的人绝对用不着追求在语言中针对个人的赞扬。在人们说的关于性格问题的每一句话中，甚至在每一个事实与环境中——在哗哗的河水和沙沙的谷田里，他都听到了赞语，不是赞美他自己，而是赞美他所追求的性格，但听起来比赞美自己更加甜蜜。从寂静的大自然、从崇山峻岭、从日月星辰的光辉中，暗示出了赞美，表达出了敬意，流露出了爱恋。

这些仿佛在睡眠和黑夜里留下的暗示，让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来利用。学者阅读历史应当持积极的态度，而不是消极的态度。他应当把自己的生活视为正文，把书籍看做注解。这样一来，历史的缪斯就不得不发出神谕，而对不尊重自己的人从来是不这样做的。如果有人认为声名远扬的人物在古代做过的事就比他今天正在做的事意义深远，我不指望他会正确地阅读历史。

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教育每一个人。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一个社会形态，没有一个行为方式，不跟每个人的生活有某种相符之处的。每一件事物都倾向于用奇妙的方式缩略自己，并把自己的优点贡献给每一个人。他应当看到他可以亲身体验历史。他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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