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艳春

出版社：中国财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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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试读：

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21世纪初，我国也逐渐步入了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了很多问题，如劳动力供给不足、社会负担不断加重等，但与此同时，老龄化所带来的老龄产业的发展又可以为第三产业乃至整个产业结构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因此，人口老龄化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挑战的同时，也创造了机遇。

本书共包括七章内容，第一章介绍了世界老龄化的概况、模式及趋势。第二章介绍了人口老龄化及产业结构的相关理论。第三章、第四章以山东省为例，具体分析了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山东省产业结构优化的现状，最终通过研究山东省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影响的问题，采用理论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立实证模型，得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实现山东省产业结构优化的保障措施。在研究产业结构的优化问题时，不仅对三次产业比例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而且关注了产业结构的内部优化，体现出山东省各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及产业效率水平。第五章介绍了人口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包括人口与经济、人口与消费结构及人口与未来产业结构的发展。第六章介绍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具体分析了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的联系、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冲击、人口老龄化对产业就业结构的影响。第七章讲述了人口与产业政策研究，包括人口政策与产业政策、人口老龄化与人口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区别制定最优人口老龄产业战略。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笔者深切地感受到，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无论是政府、企业，抑或个人，都应该谨慎对待，我们既要正视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发展带来的严峻考验，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处理好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又要果断抓住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灵活应对，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李艳春2016年11月8日第一章世界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

2000年，全球60.6亿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6.06亿，预计到2050年，老年人口数量将达19.6亿。在21世纪上半叶，全球老年人口的增长率将远高于其他年龄组，60岁以上老人的年增长率在2025—2030年间将达2.8%，如此迅速的增长要求大多数国家要在社会经济领域做广泛深入的调整。第一节世界人口老龄化概况一、老年人口的区域分布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报告显示，全球60岁以上老年人口在1999年已超过5.9亿，占当年世界总人口的10%，这意味着，在20世纪末全球已进入“老年型”人口社会。但真正跨入“老年型”社会门槛的只有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和东亚及加勒比地区，而其余亚非拉诸国还处在“老年型”社会的门槛之外。当前世界范围内人口老龄比的格局仍然参差不齐（参见图1-1），南欧和西欧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最深（老年人口系数为22%），东部非洲则仍然远离老龄化（4%）。

在1950—1975年间，60岁以上老年人数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间的分布相差不大且相对比例稳定，但随着欠发达地区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老年人数分布开始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到2000年，就有61.8%的老年人生活在这一类地区，预计到2025年和2050年，这一比例将分别达到71.1%和79.9%。与此同时，发达地区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则趋于缩小（参见表1-1）。图1-1 2002年全世界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区域分布图表1-1 1950—2050年全球60岁以上人口的增长及分布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起步晚，但发展快，且由于这些地区包括了像中国、印度、巴西等人口大国，因而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在很大程度上主宰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与格局。相比较而言，最不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口所占份额在过去50年间的变化可谓微乎其微，预计在未来50年里也只是略有增加。二、全球主要地区和国家的年龄中位数

由于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预期寿命增加，全球人口在下个50年中老龄化的速度将加快。年龄中位数的变动显示了老龄化的变化趋势（参见表1-2）。表1-2 1950—2050年世界主要地区的人口年龄中位数　（单位：岁）

在1950—2000年间，全世界人口年龄中位数由23.6岁升至26.4岁，只上升了不到3岁，但在接下来的50年中，全世界人口将急剧老化，到2050年，人口年龄中位数预计36.8岁，上升10岁多。届时，年龄中位数将超过50岁的国家有（参见表1-3）日本、斯洛文尼亚和拉脱维亚（其年龄中位数为53岁以上）、意大利、爱沙尼亚和新加坡（年龄中位数为52岁以上）以及西班牙、捷克、亚美尼亚和希腊等国。另外，尼日尔、安哥拉、索马里、也门、乌干达、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等国将仍属于年轻型人口，其年龄中位数在2050年仍将低于23岁。表1-3 2000年和2050年世界人口最老和最年轻的国家或地区三、全球老龄化的阶段特征与变动

在1950—1975年间，发达地区几乎都已进入老龄化阶段，而发展中地区只有个别地区（例如温带南美）发生老龄化，大部分发展中地区实际上呈现“年轻化”的走势。

在1975—2000年间，某些发展中地区改变了年龄中位数下降的趋势而开始向老龄化方向发展。只有在2000—2025年间，全球范围内进入老龄化的进程才真正开始变得普遍，而且许多地区的发展速度还非常快。

在1970—2010年间，15～59岁和60岁以上年龄段的人口增长率均高于同期全部人口增长率，并且直到2050年60岁以上年龄段仍将维持在高位水平（参见图1-2）。不同年龄组增长率的长期变化特征导致世界人口年龄分布发生重要改变，60岁以上老人所占比例将由10%急剧上升到21%。这种人口转变意味着，到2050年由年龄构成的金字塔图将由宽底尖顶的形状几乎变为矩形（参见图1-3）。不同预测方案的年龄分布结果在图形上将有很大的区别，但高、中、低三个方案的预测值均显示出明显的老龄化特征。图1-2 1950—2050年间全球各年龄组的人口年增长率估计与中等方案预测图1-3 1950—2050年世界人口金字塔四、人口高龄化突显

国际上通常将一个区域中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超过14%时称为人口高龄化的地区。数据表明（参见表1-4），21世纪初，发达国家老年人口规模增加不多，但均将进入高龄化阶段，而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也将在未来20年逐步进入人口高龄化阶段，且老年人口规模十分庞大。表1-4 2002—2050年全球及主要地区60岁以上及80岁以上老年人口概况

1950—2000年间，世界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增加了5倍，以平均每年3.3%的速度增长，大大超过60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增速（2.2%）。1950年，世界上有0.14亿高龄老人，占老年人总人口的6.7%。2000年，高龄老人的人数达0.69亿，大约占老年总人口的1/9（11.4%）。到2050年，高龄老人的人数约3.73亿，占老年人总数的1/5（19.3%）。较发达地区的高龄老人比例从1950年的8.9%增长到2000年的16.0%，到2050年，每4个60岁以上老年人中，就有1个是高龄老人（28.6%）。欠发达地区从1950年的4.8%增长到2000年的8.6%，2050年将进一步提高到17.0%。

从区域来看，到2050年，西欧将是人口高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60岁以上人口中高龄老人比例为33%，北欧（31%）和南欧（30%）次之。按国度来考察，高龄老人最多的国家是瑞士、日本和新加坡，其高龄老人比例为36%，其他高龄老人比例在30%以上的国家依次为德国（35%）、英吉利海峡群岛（34%）和意大利（33%）。

全球80岁以上老人，到2050年预测数据为3.73亿，5倍于目前的数据；90岁以上人口数将增长8倍，达到6300万；100岁以上老人的数目增长最快，到2050年这一数字为2000年的20倍。第二节世界人口老龄化的模式

在老年人口的数目和比例上，不同区域之间有着显著的差距，各国老龄比的途径、进程和转变模式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一、各国老龄化途径的四种类型

从老龄化的发展进程角度，可将世界各国人口老龄化的模式初步归结为以下四类：

1.早期老龄化国家

在1950年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已经很高的国家，其老龄化程度在此后继续上升，到2025年将达到25%左右的水平。属于这种模式的大多为发达国家，其中捷克、瑞典、美国在最近25年中老龄化的进程有所停顿，但在2000年后，这些国家的增长甚至比同类其他国家还要快。

2.较早老龄化国家

在20世纪50年代仍属于人口年轻国家，此后开始迅速老龄化的国家，大部分岛屿小国的人口遵循这一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是由生育率下降所造成的，其年轻成年人移居外地对其也有一定的影响。

3.较迟老龄化国家

老龄化过程较迟发生的如巴西、埃及等发展中国家，其老龄化过程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加速。其中，部分国家的老龄化进程经历了在1950—1975年间下降，然后保持在较低水平，到2000年以后才开始突然上升。

4.老龄化程度较低国家

若干发展中国家如东非、西非国家，其出生率较高，人均寿命低，使得人口老龄化程度很低。

需要指出，尽管不同国家各有其独特的老龄化趋势，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中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老龄化过程一旦开始便发展很快。比较典型的代表如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日本，它们从较低的水平迅速发展到现在24%～25%的高水平；还有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其老龄化程度在2000年之前基本没有太大变化，但2000年后开始上升，到2025年将达到21%以上。二、人口转变的两类老龄化模式

根据人口转变的周期长短及节奏快慢，可将世界上已经或正在经历人口转变的国家划为如下两类：

1.以英法等欧洲国家为代表的“西欧模式”

这种模式大致出现于18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末即已基本走完全过程。其整个转变表现为一个自发的自然演进过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经历了上百年的时期，具有转变节奏慢、经历周期长的特点。当时几乎所有西欧和北欧诸国都遵循着这一人口转变模式，被喻为“欧罗巴式”人口过程。例如，在英国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从1740年出生率与死亡率的“高位静止”到1940年趋向“低位静止”整整经历了200年，在图形显示上恰好表现为两个指标的“剪刀差”从开口、拉大，再到收拢的过程（参见图1-4）。

2.以日本和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

该模式主要发生在20世纪，不仅具有转变节奏快、经历周期短的特点；而且这类模式的国家，其出生率的迅速下降大都受到广泛开展的计划生育或家庭计划的直接影响，因此，完成人口转变的时间要比“西欧模式”短得多。以日本为例，人口死亡率的持续下降始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已降至10‰以下，而出生率自20世纪中期急剧下降以来，仅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就从35‰左右跌落至15‰以下，其整个人口转变历程不过百年（参见图1-5）。图1-4 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出生率与死亡率图1-5 日本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三、综合生育率转变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三种类型

联合国的统计文献中往往将全球人口年龄结构大体按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三种类型：较发达地区的老年型人口与深度老龄化；欠发达地区的成年型人口和初级老龄化；最不发达地区的年轻型人口与逆老龄化。

前面叙述的两类老龄化模式还不足以概括正在经历人口转变或尚未进入人口转变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由于生育率转变在人口转变中更具代表性，因此，联合国在考察1950—1990年间生育率指标的实际变化时，根据生育率显著下降的启动时间将世界各国划分为如下三种类型：

1.“早发型”国家

生育率的显著下降发生在1950年以前的国家，在1950—1990年间其总和生育率（TFR）在低位上呈小幅下降，从1950—1955年的2.8进一步降到1985—1990年的1.9，降幅已十分有限。属于这种类型的国家几乎全是欧美发达国家，其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23%。

2.“晚发型”国家

在1950—1990年间生育率开始经历急速或缓慢下降的国家，其总和生育率平均值的下降幅度最大，从1950—1955年的6.1下降到1985—1990年的3.4，几乎降低了一半。这类国家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等人口大国在内，基本上可归为“欠发达地区”。

3.“待发型”国家

在1950—1990年间生育率几乎没有变化，且始终居高不下的国家，其总和生育率的平均值始终维持在6.5～6.9，这种类型的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亚洲，其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17%，亦可归属“最不发达国家”。第三节全球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状况与发展趋势一、主要地区老龄化的社会、经济指标比较

1.劳动年龄人口潜在的抚养负担“潜在支持比”指标类似于“抚养系数”指标，它计算每个65岁以上人口相对应的15～64岁人口数，以表明劳动年龄人口潜在的抚养负担。潜在支持比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对于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这种制度中，当前的劳动人口要负担当前退休人口的退休金。

1950—2000年，全世界每个老年人与其相对应的劳动年龄人口（即潜在支持比）从约12个下降到约9个（参见表1-5），到2050年进一步下降到约4个，即每个老年人对应约4个劳动年龄人口。表1-5 1950—2050年全世界主要地区潜在支持比　（单位：%）

欠发达地区的潜在支持比2000年仍处于较高水平（12.2），但到2050年也将下降到很低的水平（4.6），较发达地区目前的水平已经比较低（4.7），到21世纪中叶，将进一步下降到更低的水平（2.2）。最不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高达17.2，到2050年将下降到10.2，仍大大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水平。

2.老年人口的经济活动状况

地区之间老年人口的经济活动状况差异很大（参见表1-6）。在发达地区，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较低，60岁以上男性人口中，经济活动人口占21%。在匈牙利，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均很低，男性与女性分别只有2%和1%。比利时、奥地利、法国及荷兰的老年人参加经济活动的比例也很低，男性为5%～7%，女性为1%～4%。卡塔尔和文莱的妇女到了60岁就已经不再有经济活动了。而在欠发达地区，这一比例可达到50%。在最不发达国家，老年人口无论男女均有很高的劳动参与率，男性达到74%，女性也达到42%。表1-6 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

在多数发达国家，10%的老年妇女是经济活动人口，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达到19%。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较高的原因是退休制度的覆盖面十分有限，退休金收入较低，而不得不参与社会劳动。

3.老年人口的预期寿命、性别构成

全世界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已由1950年的29岁提升到2000年的66岁。不过，不同发展水平的各国之间死亡率差异非常大：2002年，最不发达国家50岁的男、女性人口预期剩余寿命为15岁和16岁，而发达国家50岁的男、女性人口预期剩余寿命分别达到18岁和23岁。

对于男性老人来说，日本50岁老年人预期剩余寿命最长，达到27岁，较世界平均水平高7岁，其次是法国的26岁。预期剩余寿命达25岁的国家包括瑞典、西班牙、比利时、瑞士、澳大利亚以及拉丁美洲的瓜德罗普岛及马丁尼克。50岁女性老人的预期剩余寿命为21岁，并且绝大多数国家之间差异不大，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最多高出3岁。

由于女性的预期寿命较男性长，老年人口中的性别比为81（每100个女性有81个男性）（参见表1-7），在高龄部分，性别比为53。较发达地区的性别比为71，比欠发达地区（88）低，原因是发达地区预期寿命的性别差异较大。表1-7 1950—2050年全球及主要地区60岁以上及80岁以上老人性别比

老年人口性别结构的地区差异十分显著。东欧老年人口的性别比很低，只有68，最低的如拉脱维亚仅为51、俄罗斯53、白俄罗斯54、爱沙尼亚55等。也有不少国家的性别比超过100，甚至高达200以上，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87）、卡塔尔（265）、科威特（212）等，男性与女性的性别比与东欧相反。二、部分发达国家老龄化的特点和影响因素

老年型人口的最初显现始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法国，早在1850年其60岁以上老人比例已达10%或65岁以上老人比例已达7%的界标（参见表1-8）。但发达国家整体步入老龄化是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1980年以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则进入较严重的阶段。表1-8 1776—1966年法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情况

老龄化进程的影响因素中，移民是一个延缓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的显著因素。以美国为例，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其老龄化进程的减缓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大量国际移民的迁入。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就从1900年的6.4%上升到1950年的12.2%。但在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比例并未因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而继续升高，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呈下降趋势（参见表1-9）。这其中显然是迁移因素在发挥作用。表1-9 1950年以来美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

此外，积极与否的政策因素也同样是解决劳动力与人力资源困境，从而影响老龄化进程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日本的情况突出地印证了这一点。

日本是当今发达国家中经历人口快速转变的典型国家，其老龄化初显于20世纪50年代，在1950—1970年间处于以出生率下降为主导的“底部老龄化”时期。但到了2000年，日本的老龄化状况已显著高于英法等早期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参见表1-10），在2000—2025年这一时期（参见表1-11），少儿人口与成年人口绝对量均开始减少，而老年人口数量大大增加，老年人口的增加已取代少儿人口的减少，成为日本人口老龄化的主流。到2007年左右，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从1982年的10%猛增至20%，几乎是其他主要工业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两倍。表1-10 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人口老龄化状况比较续　表表1-11 20世纪下半叶以来日本各年龄组人口数量

目前，发达国家中出生率以日本最低，而日本对老龄化的应对思路和措施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是最为特殊的。日本的移民政策与一般发达国家有很大区别，事实上，日本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排外的国家，对民族纯净抱持顽固的保守思想。因而，日本国内的专家也对日本能吸收到足够的新移民感到非常不乐观。三、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的特点和影响因素

预测数据显示，50年后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口数量将是现在的4倍。由于在一些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老年人口迅速增加，尤其是高龄老年人口（80岁以上）的比例增加。在人口性别结构中，高龄老人中老年妇女所占比例大。按目前退休年龄，职业妇女工龄短、待遇低，其寿命长，一旦家庭成员不能提供养老，处于贫困状态的人数就会较多。在社会保障尚未覆盖的地区，一旦丧偶之后，又体弱多病，就会陷入晚年贫困。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虽然不高，但各个国家和地区间差异很大。非洲仍处在年轻型阶段，并以较快的人口增长速度发展，预计到2025年老年人口比重仅为3.8%。亚洲虽然当前人口老龄化程度不高，但发展速度十分惊人，已经进入快速老龄化的阶段。预测数据显示，亚洲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

从目前已经出现老龄化的发展中国家来看，由于这些国家的人口死亡率与出生率的下降都曾遇到过外界的强大影响，而出现急剧转变的现象，这与发达国家当初人口死亡率与出生率随生产力发展而经过漫长时间逐步下降的过程完全不同。而且，发展中国家各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孟加拉国与泰国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但这两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却迥然不同。

印度的老龄化状况（参见表1-12）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的特征。在1981年，印度60岁以上的老年人约有3760万（占人口总数的5.5%），据估计，到2025年他们将达到1.689751亿。大多数（60%～70%）老年人都属于社会上较贫困的阶层。表1-12 1950—2050年印度老龄化状况

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老龄化进程较快，在老年人口比重急剧上升的同时，青少年人口比重常常并不相应下降，因而出现总抚养系数迅速增高的现象，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对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消费和社会保障乃至社会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产生深刻影响。由于发展中国家往往未富先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下降将使其面临最严峻的资源挑战。四、全球人口老龄化的未来走势

在可预见的未来半个世纪，世界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进程将持续加快，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按联合国中等方案所做的预测，全球老年人口系数将从2000年的6.9%上升到2050年的21.4%，其增长幅度远远超过过去的半个世纪。

届时，除少数非洲国家（如乌干达等）外，世界各国将陆续进入老年型国家行列。在南欧地区的国家，老年人口系数则将达到40%（参见表1-13和图1-6）。表1-13 2000—2050年间全球主要地区人口分年龄组的年均增长率

60岁以上人口将由2000年的6亿多增加到2100年的28亿左右。从年龄分组情况而言，这些变化意味着少儿比重由2000年的30%下降到2100年的16%，同期60岁以上老年人口由2000年的10%增加到2100年的30.4%。图1-6 2000—2300年中等条件下各年龄组分布范围的变动情况预计

更长时期的预测报告显示（参见表1-14），全球人口老龄化的演进态势至少还将延续一个半世纪。到2150年之后，老年人口进入平缓稳定的增长阶段，但负担比例将会达到更高的程度。表1-14 2000—2300年全球主要地区年龄中位数、老年人口系数第二章相关理论综述第一节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概念一、老龄层的划分

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结构类型，国际上通常使用桑德巴尔的分类标准，把人口分为增长（年轻）、稳定（成年）和缩减（老年）三种类型，当时根据人口的寿命情况，把老年人口年龄起始下限定为50岁。联合国1956年出版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和社会的意义》一书，把老年人口下限年龄定为65岁，并一直沿用下去。1982年联合国考虑以后的人口老龄化将成为全球性问题，世界新增加的老年人8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又将老年人口起始年龄下限定为60岁，本文中采用的老年人口划分标准是65岁。其中：65～69岁是低龄老年人口，70～79岁是中龄老年人口，80岁及以上的是高龄老年人口。二、人口老龄化的定义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总体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过程，是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的一种发展趋势。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从动态角度看，把它当作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时点之间的变化过程，即某一地区人口的年龄结构在向老龄化方向发展；从静态角度看，可视为人口老龄化在某一个时点上达到的水平（邬沧萍，2010）。

1900年瑞典人口学家桑德巴尔提出，以50岁作为老年人起点。1956年，联合国人口司给出的老年人起点是65岁，并以老年人占总人口的7%为老龄化的一个主要界标；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则将老龄化界标提升至10%；1977年，波兰人口学家爱德华·罗赛特把老年人的年龄起点定在60岁，而将该年龄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2%确定为老龄化的界标；1982年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上，又把老年人的年龄起点下调为60岁，同时把老龄化界标定在10%。将“老年人”年龄起点定在60或65岁，这除了考虑当时人口的平均寿命因素以外，不能不说与现代退休制度和社会保障有关（杨光辉，2006）。按照国际普遍的标准，目前判断一个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一般标准是：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是否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7%（张纯元，1991）。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截至2010年11月占比已经超过8%，已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三、衡量老龄化的指标（1）老年人口系数。老年人口系数是指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2）少儿人口比重。少儿人口比重是指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对我们衡量山东省生育率下降而导致老龄化加速的效果很有意义。（3）老少比。老少比是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0～14岁的少儿人口的比值，它对年龄结构的变化比较敏感，可以用来考察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发生变化时的情况。（4）年龄中位数。年龄中位数表示的是50%人口的年龄界限，是反映人口年龄状况的综合指标。（5）少儿抚养系数。少儿抚养系数为少年儿童人口数除以劳动年龄人口数。（6）老年抚养系数。老年抚养系数为老年人口数除以劳动年龄人口数。（7）总抚养系数。总抚养系数为少儿抚养系数加老年抚养系数。（8）老年劳动人口。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把劳动年龄人口中45岁及以上的劳动者划分为老年劳动人口。四、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影响的两种方向

人口老龄化作为人口结构的发展变化，必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多方面的重要影响。我们既要看到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也要看到人口老龄化是现代文明的具体体现。人口老龄化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由于生育率下降和人口低增长，社会就业压力减小。老年群体的特殊需求，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庞大的老年群体，可以形成可观的消费市场，老年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会给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层面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关键是要以积极的姿态和正确的措施去应对，要在建设现代化的同时，创造一个代际和谐、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

老龄化促进或延缓经济发展的两种方向的作用之间并非截然对立。通过调动前者的积极因素，减少或消除后者的不利影响，可以实现协调发展。所以，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中，关键点不在于区域间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对比情况，而在于哪个区域把前述两种作用的矛盾协调好、解决好，哪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就能发展得更快一些。

1.人口老龄化的消极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必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有利和不利的影响。作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中的人口老龄化之所以能够对社会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就在于老年人口是一个生理和社会功能处于下降时期的群体。由于老年人口本身具有明显的弱势特殊性，如果这样一个群体的比重迅速提高或者人数迅速增加，在社会经济水平不适应或者社会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导致社会问题则是不可避免的。传统的观点提出了以下6个不利影响：（1）在少儿人口比重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和劳动力资源相对减少，甚至出现劳动力不足，从而影响到社会生产的发展。（2）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3）人口老龄化会导致老年人供养系数上升，被抚养人口的增加必将加重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劳动成本提高。（4）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用于老年人的养老、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影响扩大再生产。（5）人口老龄化引起的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变化，使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地弱化。（6）人口老龄化导致依靠养老金生活的人口比重上升，有储蓄能力的人减少，支出储蓄存款的人增多，不利于资本形成。

澳大利亚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一个地区55岁以上的人口每增长1%将导致该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下降0.4%；而55岁以上的内部净移入居民人数每增长1%，该地区失业率将增长0.88%。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这些问题也将更加严重。

悲观论者甚至视人口老龄化为灾难，原因就在于他们得出的人口老龄化影响严重的结论是在不考虑人口寿命延长，把现在的劳动年龄上限一成不变地沿用至未来50年而得出的。据联合国统计和预测，发达国家的人口平均寿命1950—1955年为66.5岁，2040—2050年为80.8岁。尽管2050年的预期寿命比1955年延长了14.3岁，但是在统计上劳动年龄上限（65岁）却一直未变，仍然沿用1995年前的标准。用这种标准计算出的结果能反映未来的现实吗？如果我们在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同时相应调整劳动年龄上限，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就不会无限度下降，老年人的赡养系数就不会大幅度上升，劳动力不足也将有所缓解。

社会财富是人创造的，那么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得依靠人来解决。对人口老龄化持悲观态度的人，用孤立、静止和片面的观点来看待人口老龄化，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使他们夸大了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看不到或者不重视人口老龄化的积极因素。

2.人口老龄化的积极因素

人口的预期寿命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延长。寿命延长相应带来有效劳动岁月的延长。这不仅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增多，而且也会使劳动力成本下降。苏联人口学家C.A.托米林在《人口学与社会卫生学》一书中指出：“平均寿命每增加一岁，就是经济状况的一项重大成就，因为这意味着培养‘无收入的’人的生命时降低了费用，也意味着大大节约了国民经济的资金，这种情况是国民经济平衡所估计不到的。”另一位人口学家H.H.麦奇科夫高度评价延长寿命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延长寿命与保持劳动的力量和能力是一致的，将来取得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之间‘协调’的根本办法是延长老年人口有充分价值的经济和社会积极性。”

人口老龄化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问题，理论上的结论是可以说得通的，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不利的影响，借助于人口经济学变量也可以证明其消极影响的存在及其影响程度。但在社会实践中，人口老龄化广泛的社会经济影响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能看得很清楚。因为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凡是人口老龄化程度很深的国家其经济发展也都处于高水平。如果说有影响，也只是表现在对社会保障的直接影响上比较明显，例如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保障支出快速膨胀，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金的快速增加。其他方面的影响并不明显，或者说还没有见到实际的结果。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认为，前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老年人口与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在前工业社会中，老年人以其常年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和农业知识，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创造了必要条件；在后工业社会中，由于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劳动工具的无差别性，以及老年人在社会知识和人际关系上的优越，将使老人群体迸发出更大的生产能力。

邬沧萍教授指出：“从实际情况看，有的国家人口老龄化速度很快，同时经济发展也很快。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在世界上是最快的，同时经济发展也是世界上最快的。德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也是很高的（1995年65岁以上人口比重已达15.2%），但仍然保持了经济大国的地位。目前，世界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名列前茅的国家几乎都是人口老龄化很严重或比较严重的国家。”

事实上，从各国的情况看，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在人口转变的初期，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就是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一个时期内都比较低的局面，并且这个时期在人口进入老龄社会之前，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人口学家则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或“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在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东亚妇女往往生育4～6个孩子，现在只有2个；1965—1990年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约57%上升到超过65%，比受赡养群体人数增长快四倍。一些数据表明，“人口红利”约占同期该地区人均收入增长值的1/3。

在评价社会承受老年人口的能力时，人口老龄化往往是不被看好的，然而，随着科技进步、生产力提高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仍然用当前的这种观念来衡量几十年后社会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能力显然是不科学的。当考虑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对生产率提高的影响时，则还要视当时的自动化水平和产业结构而定。自动化程度高不但能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人均产值更高，有利于增强对非劳动力人口的供养能力。21世纪将是高科技大发展的时期，高科技发展必然导致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对劳动者智力的要求高于对体力的要求。老年人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创造者、继承者和传播者。在现代社会里，他们的智力和技能可以弥补体力的不足，不会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确有某些不利影响，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承认这一客观存在，而且不排除在人口老龄化加重的情况下，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种不利影响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和可以缓解的。我们还应看到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用辩证的观点和科学的对策来认识和减轻不利影响，并充分利用有利因素，才是对待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正确态度。五、人口老龄经济规律的理论研究

当代中国的三大人口问题（人口总量控制、人口就业与再就业和人口老龄化）集中反映了一个矛盾：人口与经济的矛盾。其中人口老龄化作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不仅超越了人口学的范畴，而且从多个方面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的成因分析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所以其产生的因素也就是引起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因素（如出生、死亡和人口迁移因素，进而包括性别比、婚姻、年龄、生育年龄等因素），而对一个相对封闭的人口群体来说，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可以说是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1）人口老龄化发展演变的因素分析

从人口统计角度看，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因素主要有降低育龄妇女生育水平或提高平均预期寿命。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在其年龄结构不变的条件下，与出生率具有极强的正相关性。生育率越高，出生率也越高，出生人口绝对数也增加越多，致使0～14岁少年人口加速膨胀，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就被迫下降，人口学上称其为人口年轻化，反之，则为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不仅表现为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的增大，同时表现为老化速度超过了年轻化速度。

老年人口规模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死亡率，特别是老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人口统计表明，死亡率的下降，初期通常表现为婴幼儿死亡率的大幅下降，其结果使婴幼儿存活率大幅上升，从而有利于少儿人口比例的提高，人口非但不老化反而年轻化。在一定的生育水平下，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如果源于婴幼儿死亡率的大幅下降，那么就会与人口老龄化呈负相关关系。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如果源于老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其影响则会与人口老龄化呈正相关关系。少儿组死亡率的下降导致人口年轻化，当这部分人口在未来进入老年组的时候，则会产生人口老龄化。若老年人口死亡水平下降，则表明老年人口生存时间的延长，预示着人的寿命提高，进入老年的人口规模逐渐增大，并使高龄老人的比重增加，同时，老年人口的平均年龄也在提高。如果说目前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那么人的寿命提高使人口老龄化程度变得更加严重。二是进入老年的人口队列。由于老年人口是60年前出生尚存到今天的人口，其绝对量是早已确定的，60年前出生的人口到目前开始逐步进入老年。这个人口队列将逐步使老年人口的数量增加，并导致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其老龄化程度则取决于进入老年的人口与死亡的老年人口的速度差别。根据人口统计规律，当人均预期寿命超过65岁并持续增长到80岁时，即使有比较高的出生率，人口老龄化仍会随着人均寿命的提高而到来。

人口老龄化全然取决于生育率或出生率下降因素时，这种人口老龄化是生育率下降主导的人口老龄化。当生育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并保持稳定，如果平均预期寿命持续增加，特别是老年人口死亡率下降，使进入老年人口的队列增多而导致的人口老龄化，此时的人口老龄化是老年人死亡率下降为主导的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是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而且是进入老年的人口数超过新出生的人口数，表现为这两类主导因素的共同作用。由于在不同时期，各种因素所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人口老龄化在不同时期就会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与此相对应的是人口的年轻化规律也在影响将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

生育率与死亡率不同步时会导致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生育率与死亡率的下降会改变人口的年龄构成，且必然会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产生。但出生率下降的影响更大。死亡率的降低会延长人口的平均寿命，使老年人的数量增加，但要影响到人口老龄化则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出生率的降低则可立即减少少儿人口，提高老年人在人口结构中的比例。

以生育率下降为主导的老龄化让位于以死亡率下降为主导的老龄化，此时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靠的是老年人口存活率的提高和人口年龄队列的惯性推移所引起的老年人口自身的直接增加，尤其是高龄老人队伍的日益壮大，这实质上体现的正是老年人口自身的老龄化，亦即人口高龄化。另外，生育率下降直接的原因之一是20～30岁女性未婚率的上升，即有配偶比率的下降。在日本妇女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结婚年龄也拖得越来越晚，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提前了老龄化的时间。毕竟妇女仍然是要生育的，假如生育的子女在一生中的个数保持不变，致使总和生育率没有降下来，但只要推迟一些年，这样最终还会导致生育率全面下降的。（2）对生育率下降影响的早期研究

在1950年，西方人口学者瓦劳瑞斯指出了美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即从1900—1945年，促使美国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因素是生育率的下降，而这一期间死亡率和迁移率的下降不但没有引起人口老化，反而延缓了美国人口老化的进程。也就是说，出生率的下降使年轻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下降，从而相对地增加了年长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使人口出现老龄化现象。

法国人口学家布尔乔亚·皮夏特1951年通过研究法国人口老龄化的实际模型也得出类似结论：从1776—1950年，决定法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主要因素是生育率的下降。布尔乔亚·皮夏特的研究由于人口老龄化最早发生在法国而具有典型意义。

在1973年联合国出版的研究综述中进一步指出，生育率下降的程度可以加速或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例如，法国虽然是老年人口最早达到7%的国家，但老年人口比重由这个数字翻一番达到14%的时间为115年。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口出现老龄化，老年人口这一比例的倍增仅仅经历了24年的时间。上述两国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别，主要是两国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存在较大差异，前者是平缓的、渐进的，后者则是急剧的、迅速的。（3）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双向影响

赫曼林在瓦劳瑞斯的研究基础上，于1966年发表了他分两阶段做的美国1900—2000年的人口预测结果。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第一阶段，死亡率下降对年龄结构只产生了很小的影响，使人口在某种程度上年轻化。相反，在第二阶段，死亡率下降的结果使人口在某种程度上老化。对于死亡率下降在人口老化过程中的作用，西方其他人口学家也进行了一些研究，结果也得出了和上述研究相同的结论。（4）迁移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人口迁移就是人口在地域之间的流动。包括国际迁移、乡村向城市迁移、向未开垦区域迁移以及城市间的迁移。迁移率大小对人口年龄结构在各区域间的分布产生直接影响。特别是一个国家范围内，人口流动比较大的情况下，迁移对区域人口的分布以及区域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迁移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就世界各国来说，由于其经验和问题各不相同，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不过一般认为迁移的作用在局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年轻人迁出，使迁出地人口老化，迁入地人口年轻化；年长人迁出使迁出地人口年轻化，迁入地人口老化。由于年轻人的迁移活动比年长人频繁，所以迁移常使迁出地人口老龄化，迁入地人口年轻化。

2.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规律（1）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争论

人口经济统计表明，人口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即人口因素会对经济增长的形态、方式和速度产生影响，同时经济增长的结果也会影响人口增长的速度和人口转变过程。

在西方新古典的经济学理论中，人口数量及其变动等人口总量因素被视为劳动要素投入来处理，但人口结构因素及其变化与制度、技术等因素一样，被视为既定的前提假设来处理，或者仅仅被视为非经济因素来考虑。因而人口结构状况及其变动被模型抽象掉了，如果有涉及人口结构变化的内容，也往往是作为较弱的中介变量来间接说明。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马尔萨斯人口论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有关人口与发展间关系的辩论。有关“人口变化如何影响经济”的问题，人们的观点几经变化，赞成者和反对者共同关心的问题是人口趋势（特别是人口增长）、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以及贫困之间的平衡。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马尔萨斯理论似乎颇受青睐，该理论认为，高的人口出生率拖累了经济发展，养育许多孩子的成年人不能储蓄，只能在教育和医疗卫生上花更多的钱，从而减少了物质资本的投资。这种悲观主义论点蔓延到许多人口计划研究项目中（这些项目大多受公共基金的资助），并被吹捧为治疗贫穷国家顽疾的万灵药。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历史数据的实证研究开始质疑新马尔萨斯理论。按照人均资源占有量来看待人口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却导致了截然相反的观点。经济学家而不是社会学家开始主导人口问题的争论，出现了修正的观点，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人力资本和技术改进的积累，而不是物质资本的积累。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人口压力最终引发制度、技术和政策的变革，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而政策不当、腐败以及资源匮乏则对经济增长影响很大。

近几年来，经济学家又回到了强调人口的确重要的观点上。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报告认为，重要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不是人口增长本身。人们的寿命在不断延长，孩子成活的机会在增加，出生率在下降，最终导致劳动力人口对非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增加。不仅如此，随着家庭人口的下降，更多的妇女有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

只要劳动力市场可以吸纳更多的人，人均产量就会增加。这就可能产生更多的储蓄和投资。孩子少的父母可以在健康和教育上花费更多的钱，从而造就更高素质的劳动力。因此，人口增长的根源和时间选择就在于：当最年轻和最衰老的人群大幅度增加时，经济增长将受损。（2）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模型

对人口经济规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之上。持“增长有限”观点的学者认为，从根本上说，人口增长对全球的体系是有害的；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人口增长是技术进步的积极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主要包括：①资本形成和资本—产出比例变动模型

哈罗德·多马在其均衡增长模型中提到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简单比较，而库利哈拉在哈罗德的模型中加入劳动变量N，开始从劳动与资本比例关系来考察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贝尔肖根据Cobb-Douglass生产函数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型，分析了因人口增长将收入用于消费而对储蓄率和投资率增长的限制；柯尔和胡佛在《低收入国家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1958）中用资本—产出比例来估算印度不同人口规模的资本存量的变化，并使用Cobb-Douglass生产函数来分析不同人口增长率下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变化。②“临界最小努力”发展模型

美国人口经济学家莱宾斯坦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临界最小努力”发展模型，把马尔萨斯人口论简化为马尔萨斯均衡模型，考察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类似的理论模型还包括辛格尔在1952年、斯彭格勒在1956年提出的经济发展机制模型，其共同点是均把人口增长看作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因素。③产业结构转换模型

产业结构转换模型通过三次产业结构的转变来分析人口增长及其在三次产业部门间的转换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早由克拉克在其著作中提出，后经刘易斯等人的阐述发展成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模型。④经济适度人口模型

经济适度人口也可看作一种人口经济增长模型。但它注重于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的最优量的规定性，侧重于以一定的经济指标来测量适度人口。索维在这一理论上的贡献之一，是将投资明确地区分为经济技术投资和人口投资。⑤技术进步发展模型

西蒙把人口因素结合技术进步来分析经济发展，提出了“发明拉力”和“人口推力”相结合的模型。西蒙认为人口增长有利于技术进步和新技术的采用，人类自身的创造力会使人类不断寻找到防止资源短缺的新方法。

分析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理论模型绝大部分出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此后在西方颇有影响的还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是以梅多斯等人《增长的极限》（1972）为代表的零增长理论。他们认为，地球容积有限，人口增长对物质资源的消费也必须有限度。据此他们设计了一个世界动态模型，以人口、工业化、粮食生产、非再生性资源的消耗和污染五个因素为参数，构成以反馈环路形式变化的系统模型。他们断言；人口是指数增长，其倍增时间在缩短，世界资源耗竭和环境极端恶化的时间迫近，唯一出路是实现人口和工业的零增长，否则人类将面临“世界末日”。这种极端悲观的论调受到了激烈的批判，但是也起到了促使人们更加重视研究人口和资源、环境、持续发展相互关系的作用。

二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在1992年发表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专家报告宣称，由于成功地在世界推行家庭生育计划，今后再说人口是指数增长就是疯话。报告中强调，人口增长在经济发展中只是第二位因素，而且人口和经济发展往往是通过中介变量而互相作用的。虽然从发展中国家可以看到，以人均收入衡量的经济增长在人口增长较慢的国家较快，但是人们对人口增长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定性分析得来的，还缺乏科学的定量分析。

3.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关系的研究

人口增长与经济间关系的考察主要还是从人口总量角度展开的。相对于人口总量问题而言，人口结构的状况及其变动趋势正发生着日益明显的作用。由于人口与经济的相互作用往往通过中介变量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增长是第二位的，人口结构的长远影响可能更为关键、更为深远。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2002年的一个评论则明确指出：结构问题更为重要。（1）人口结构变化与投资：资产回报率的考察

Brooks（2000）在Yoo（1994）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将消费分为四个阶段来考虑的仿真模型，并结合了风险资产与无风险资产来考察“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在达到老龄后产生的影响。考察结果表明，其影响至少在大小上是不明显的。

Abel（2001）在Diamond（1965）跨期迭代的新古典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修正的跨期迭代模型来研究人口结构变化与资产价值，发现资产价格将在婴儿潮出生人口进入劳动年龄时被抬高，而在进入老龄阶段时下降，但资产价格最终将恢复到其长期均值的水平。

Poterba（2001）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与股票、债券的回报率二者间的联系。该研究根据美国人口的年龄结构预测数据得出的结果表明，在2020—2050年间年龄结构的变化并未引起资产需求的显著下降；而对美国、英国、加拿大的年龄结构和资产回报率间关系的考察表明，尽管理论模型通常认为资产实际回报率会随着年龄结构的变化而做出反应，但时间序列数据的检验结果却很难发现这一关系的可靠证据。

上述对人口年龄结构与资产回报率之间关系所做的几种代表性的实证研究，均未发现在二者之间存在可靠的直接关系；这些研究主要说明了人口年龄结构与投资之间的直接相关程度并不显著。（2）消费行为的变迁：储蓄率的考察

Messkoub（1999）认为老年人口的经济影响错综复杂，其社会抚养的概念必须与个人老化相区分。在宏观层面上，老年人口意味着当前支出比较多，并部分地依赖于过去的储蓄和投资；或者说，当期的工作与储蓄支撑着这一代与下一代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它维系着过去和未来。因而，把老年人口仅仅视为纯消费者，并依赖于劳动年龄人口的观点是错误的。

Danziger（1982）的消费数据似乎验证了生命周期假说：消费轨迹开始下降的年龄取决于主观贴现率时间、利息率和死亡风险率。

Senesi（2003）提出了一个有限生命和内生时间偏好的迭代模型，对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倾向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其他条件不变时，经济体中总储蓄倾向会随老龄化而降低。储蓄与年龄老龄化间的负相关关系伴随着以下特征：老年人口的比重越高，总的消费倾向越大。

在现实中，更多的是从人口年龄结构所引起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从而通过需求结构和市场结构的改变而间接影响到投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因而，对作为消费者一方的人口群体而言，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直接结果首先表现在人们消费行为的变迁上，从而引起储蓄率的改变以及需求和市场结构的变化。（3）人口年龄结构与最优储蓄率

袁志刚、宋铮（2000）针对近年来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进行了解释。他们关注的问题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如何通过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来影响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于是首先构建了一个可以反映目前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简单的两期迭代模型。进而发现，人口老龄化一般来说会激励居民增加储蓄。由于人口老龄化是计划生育政策的自然结果，它很可能是造成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4）对消费和储蓄的其他考察

2000年，世界银行的诺曼·洛艾萨牵头对150个国家的储蓄率进行研究。他们发现，国民储蓄率的变化多数可归结为一些基本的经济因素，与文化差异毫无关系。令人惊奇的是，他的研究发现，当通货膨胀高时，储蓄率往往也高，而当通货膨胀下降时，储蓄率也随之下降。由于过去20年左右全球大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一直下降，这项研究可能有助于解释全球储蓄率的下降。

4.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

由于人口在经济体中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因而人口结构状况及其变动趋势从供给、需求两方面影响着经济结构。以人口年龄结构来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动必然引起储蓄率变动进而改变需求和市场结构，从而必将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从供给一方来考察，劳动年龄人口与相应的社会总抚养人口的相对比例关系的变化，一方面直接影响着劳动力资源的数量和形状特征，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而影响到生产力水平的变化。（1）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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