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洁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6)——“一带一路”：战略对接与安全风险试读：
内容概要
2015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错综复杂。美国坚定地实施战略东移，其亚太同盟体系防范、遏制中国的态势不减反增，中美关系中的战略竞争性凸显；日本向“正常国家”转型，中日在海上安全、对外投资等多个领域矛盾重重，关系持续低迷；中俄就“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达成共识，战略合作关系加强；印度的亚太战略从“向东看”转变为“向东干”，试图对华实行维持经济合作与战略平衡的“双轨政策”。此外，中国与各次区域的主要国家关系相对稳定，韩国、印尼、哈萨克斯坦等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积极，战略对接态势明显。
海上争端、恐怖主义以及气候与环境问题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现实及潜在的重大挑战。东南部海域持续动荡不安，尤其是围绕岛礁建设的中美博弈加剧，南海军事化态势明显，使得海上安全形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伊斯兰国”极端势力的战略改变及其影响力的外溢，使得中国周边广大地区面临着严重的安全威胁。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等因素造成中国及其周边各国面临着水资源短缺与污染、城市空气污染与林火雾霾、生物多样化的丧失、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加强非传统安全的合作与机制建设是周边各国的共识，也应成为中国提供公共产品、促进地区安全互信的有为领域。
2016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至少面临四大挑战：一是大国博弈激烈，尤其是中美在安全与经济领域的规则制定权的竞争，中日在地区对外投资项目的争夺；二是海上争端或将激化，中美在南海海域的军事威慑与反威慑、中菲国际仲裁案的判决将会增大地区形势的不稳定性，迟滞地区安全与政治的互信建设；三是恐怖主义、气候与环境问题等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形势严峻；四是周边国家政治转型或政局变动将会影响其对华政策的稳定性。
总篇
实现对接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
[1]张蕴岭2015年3月18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就建设“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方面的问题做了清晰的说明，明确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并提出，中国愿与沿线国家一道，不断充实完善“一带一路”的合作内容和方式，共同制定时间表、路线图，积极对接沿线国家发展和区域合作规划。鉴于“一带一路”的建设不是中国一家的事情，而是大家的事情，不是独奏曲，而是大合唱，因此，通过发展战略的对接，确立利益共同点，实现互利共赢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
实现发展战略的对接，首先要把中国的发展战略说清楚，不然，人家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会产生很多的“战略性怀疑”，比如，有人说，“一带一路”是中国针对美国“重返亚洲”的对抗性战略，还有人说，中国要借此实现霸权，等等，是这样么？非也！
从中国的发展需求看，“一带一路”的战略设计是为了服务深化改革开放，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需要深化改革，在体制上，实现由政府主导到市场决定的转变。在发展上，需要实现由传统发展观（总量增长为导向）到新发展观（创新、协调、绿色、平衡、共享）的转变；中国需要扩大开放，在体制上，需要“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结构上，需要实现以贸易为主导的浅层融入投资、贸易、服务综合融入的转变。“一带一路”是战略，也是抓手与平台，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为中国的发展战略提供新空间和新环境。
为什么是“一带一路”？看看地图就可以理解。中国东边是浩瀚的太平洋，为中国提供了便捷、经济的运输通道。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利用海洋优势，发展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通过出口拉动，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沿海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但是海洋不仅是航道，它也连接沿海国家和地区，因此，深度的沿海战略应该把中国发展沿海的经验和积聚的力量向外拓展，扩大与沿海国家的合作，构建与沿海国家的经济带、港口经济带、邻海开放区，以及由沿海延伸到更大范围的交通设施网络与发展区，把海上之路建成扩大开放与合作的平台。
中国北部、西部、西南部和东南部等地区与域外的相连是大陆，这本应是中国特有的地缘优势，而现实中，这样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尽管中国与陆连国家的综合关系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对外连接的交通设施落后，相邻的多数国家的经济不够发达，因此，要让陆地地缘优势发挥出来，就需要大力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发达的交通网络，需要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把欧亚大陆连接起来，使其能够成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经济发展带。
就中国本身的发展而言，需要东西南北的各方平衡，为此，政府曾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的在于鼓励东部的资源向西部转移，推动西部的发展。然而，资源转移只在国内转不行，还需要打开外部的大通道，创建与外部的广泛联系，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设想一下，如果连接中亚的交通设施网建设起来通到欧洲，这样，东部的资源往西部转移就有了巨大的吸引力，由此，中国的西部也就不是边缘了，成了中国和中亚、欧洲联系的中部地区。广西的发展就是一个例证，若不是得益于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建设，它便是中国的边缘省份，难以发展起来。而如今它成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中间地带，地位提高了，大量的资源开始往那里转移，广西借势快速发展起来。比如云南，如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起来，贸易通道就可以直通印度洋，不用绕道东部沿海港口，并且可以通过海上往西走，一直连接南亚、非洲和欧洲，这样，中国的大西南就可以实现发展的跨越。
从战略设计上看，“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整体、两个框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相辅相成组合而成，为中国打开通向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和非洲的陆海通道的大门，有助于实现中国东西南北开放发展的均衡格局。中国通过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共同规划与建设，拓展新的开放发展空间，以“创造性转移”的方式，拉动我国的设备、基础产业和技术出口，为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与提升提供新的空间。“一带一路”建设体现的是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方式。以往中国与外部经济链接主要是靠贸易，靠资源开发。要建设发展区、经济带，就要改变简单的贸易和资源关系，要在当地投资实现。在当地建设加工制造业，资源加工业，以及服务业，这不仅可使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提升，也为中国企业提供巨大的拓展空间。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建设，会为中国的投资、设备出口和产业转移提供巨大市场空间。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从大战略的角度来认识，它着眼于推动新时期世界的发展合作，为地区和世界提供一种创新型发展合作的新模式。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正处于大的结构变化和发展方式的调整期。发展中国家群体发展，一批新兴经济体崛起，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迈进起飞门槛，这是大趋势。如何维护发展的大势，为发展中国家创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美国领衔TPP制定的新规则，实际上旨在提高自身的高位竞争优势，抬高发展中国家进入世界市场的门槛。开放发展是大趋势，但仅凭开放并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瓶颈”。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是什么？从大势上来说，一是维护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二是改善自身的发展环境，特别是基础环境。“一带一路”基于合作共赢的理念，为推动新形势下的发展合作提供大平台，把中国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通过中国的推动、投入和带动，激发各方的积极性，打造地区和世界新的发展空间，创建新的发展引擎。“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性框架，作为一项大战略，有很大的延伸和拓展空间，从亚洲到欧洲、非洲，也可以延伸到更广的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是一个带有世界意义的大战略倡议。事实上，“一带一路”是一个大框架，由多样性、多层次的协议作为保证，由项目、工程、园区作为支撑，“一带一路”所建设的不是几条线路，而是构建开放、合作、发展与和平的新地区和新世界。作为一个不走传统大国崛起之路的新型大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所体现的是新发展观（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发展环境）、新合作观（开放型，共商、共建和共享）和新秩序观（海上航行开放，安全合作和发展合作），希望以此对地区和世界做出新的贡献，是中国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所做的新努力。
如何实现中国的大战略与当地国家的战略对接呢？实现对接是实现“一带一路”愿景的关键。
首先，要从合作伙伴国的发展需要来考虑，构建利益共享的合作平台。“一带一路”上的国家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他们首要的利益是发展，发展也是他们的硬道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战略与规划，也有各自的对外拓展规划，因此，对接就是找出我国战略规划与当地国家战略规划的契合点，在此基础上签订共建的政府间协议，进一步具体商定优先领域，实施计划，动员企业参与，并通过多种方式筹措建设资金（包括利用现有的金融机制和新建立的金融机制）。正如愿景文件所指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的途径是以目标协调、政策沟通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性，可高度灵活，富有弹性，是多元开放的合作进程。对接沿线国家发展和区域合作规划也需要探索和创新，要不断地充实完善合作的内容和方式，共同制定时间表、路线图。“一带一路”是“百年工程”，是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不可能一挥而就。
事实上，“一带一路”的建设不仅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对接，还涉及多方面的对接。其中，非常重要的是战略信任的对接。战略信任是相互的，既然是中国的倡议，从合作的角度来看，更多的是沿线国家对中国倡议的信任，能在战略制定与行动上相向而行。而要实现战略制定和行动上的相向而行，则必须加强各方的战略沟通、战略理解，为此，需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需要开展战略与合作对话，需要建立“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的战略与发展对话平台。
我们看到，目前，走在前头的是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中亚国家和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它们都先后签订了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政府间合作协议。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之所以走在前面，显然是基于相互间的战略信任，特别是他们对中国能给他们的发展带来巨大利益深信不疑，认定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不对他们构成威胁，与中国合作可以实现互利共赢。尽管在中国提出的愿景文件中，先期规划的行动方向并不包括东北亚地区，但是，出于战略的信任，韩国主动提出把自己的“欧亚倡议”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为此，中韩双方已经建立了官方联合研究机构，进行研究与规划。日本就不同，由于它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深表怀疑，因此，政府不仅对参与“一带一路”规划战略表现很消极，而且还“另起炉灶”，自立基金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进行竞争。由于存在南海争端，一些东盟国家对中国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意图有所怀疑，因此，对于与中国签订共建协议并不积极。印度一向认为印度洋是自己的势力范围，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会让中国先入为主，获得“控制印度洋”的机会与平台，因此，它急忙提出自己的“季风计划”作为对应战略。美国作为超级大国，自然会有自己的应对战略，早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之前，它就提出了针对“后阿富汗时期”（美国撤军以后）的“丝绸之路计划”，等等。
其实，出于各自国家的利益，各国都会有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综合战略，鉴于利益差别，也必然会有战略的博弈，特别是大国的战略博弈，往往会有很强的争夺影响力的特征，并且往往为此进行巨大的投入，以把有利的发展取向和影响力更多拉向自己一方，而中小国家往往采取“多方下注”的平衡战略，以在“夹缝中”获取尽可能大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博弈是一种客观存在，对接是在不同的前提下寻求共识，确立利益共同点，有些可以对接，有些可能会难以对接，有些只能部分对接，有些甚至也会出现一定的战略对抗，不过，有些一时难以对接，并不意味着永远不能对接。正如愿景文件中所说的，“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合作平台，“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包容的，欢迎世界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积极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必对相关国家的战略差异，甚至是战略竞争太过在意，合作是自愿的、是相互的、是共同的，一个国家可以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也参与别的倡议。从目前情况看，“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大都对参与表示出兴趣，疑虑与怀疑是存在的，但公开对抗的尚难见到。
从内容上看，“一带一路”的建设可大体分为两个类别：一是沿线各国国内的发展项目，如国内的交通设施、产业园等，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可以积极参与；二是跨国的基础设施网络，需要相关国家协商与合作。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倡议所提出的是愿景，是行动大方向，不是具体规划，任何具体的建设都需要共同商量、共同谋划、共同设计、共同建设，需要以进取和创新的精神去努力开创局面，因此，实现对接是不断完善的，存在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全过程。
如今谈论很多的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问题。从目前讨论的情况看，安全因素主要涉及（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整体框架的安全因素，主要是指因分歧、争端、竞争，以及伙伴国内部政局、政策方面的问题，会危及“一带一路”愿景的实现与整体建设的进展；其二是“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地区、国家存在恐怖势力、分离势力、极端势力，会对建设进行破坏，让在建和建成的项目（包括人）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其三是资本投入的安全与收益回报，特别是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巨额投入，收益回报周期长，容易发生违约。显然，“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多方面的安全设计，需要开展安全合作，这里，既需要整体安全的合作（国家间的安全合作机制），也需要功能性的安全合作（涉及项目、建设、资本等）。重要的是，“一带一路”的安全合作也需要新安全观，不走传统安全（如结盟、军事基地）的老路，新安全观的核心是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构建基于协商与合作的安全机制，创建共同参与、共享安全的环境。
崛起的中国需要在地区和世界发展、地区和世界秩序构建上发挥新的作用，倡导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一个例证。历史上，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与外部建立起了密切的、富有特色的关系。陆地与海上的古丝绸之路曾是连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重要纽带。古丝绸之路的痕迹已荡然无存，它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历史遗产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是其价值和精神，那就是，通路不用战争，交往不用征服，互通有无，互利共享，文化上的传播也是开放交流，而不是相互排斥，是不同文明的相互吸收和融通。今天，中国之所以重提丝绸之路，就是要弘扬这种价值和精神，创建和平、合作与发展的新未来。
[1]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周边形势与“一带一路”面临的安全挑战
[1]杨丹志 张洁2015年，中国周边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海上争端，此外，恐怖主义、环境问题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也在显著上升。就大国关系而言，中美的战略竞争态势加剧，中日关系持续低迷，中俄关系继续向好，印度则对华采取“双轨政策”。如何与大国增进合作、减少对峙，如何应对各种安全挑战，将是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中国周边战略未来面对的主要考验。
在2014年度的《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一带一路”与周边战略》中，我们认为，2015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主要面临三方面的挑战：一是来自美日及其同盟体系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挤压；二是海上安全管控和秩序构建问题；三是推进“一带一路”及应对复杂的外部压力。应该说，上述判断基本得到了事实的印证。
2015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中美关系进入全面的[2]“竞合”状态。中美关系在全球层面的合作范畴加速延展的同时，在地区层面，美国坚定地实施战略东移，其亚太同盟体系防范、遏制中国的态势不减反增；日本向“正常国家”转型，中日在海上安全、亚太基建项目投资等领域矛盾重重，关系持续低迷；而中俄就“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的对接达成共识，战略合作关系加强；印度的亚太战略从“向东看”转变为“向东干”，试图对华维持经济合作与战略平衡的“双轨政策”。此外，中国与各次区域的主要国家关系相对稳定，韩国、印尼、哈萨克斯坦等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积极，战略对接态势明显。
海上争端、恐怖主义以及气候与环境问题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现实及潜在的重大挑战。东南部海域持续动荡不安，尤其是围绕岛礁建设的中美博弈加剧，南海军事化态势明显，使得海上安全形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伊斯兰国”极端势力的战略改变及其影响力的外溢，使得从中亚到东南亚的中国周边广大地区面临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
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等因素造成中国及其周边各国面临着水资源短缺与污染、城市空气污染与林火雾霾、生物多样化的丧失、气候变化等环境安全的挑战巨大。加强非传统安全的合作与机制建设是周边各国的共识，也应该成为中国提供公共产品、促进地区安全互信的有为领域。
2016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至少面临四大挑战：一是大国博弈激烈，尤其是中美在安全与经济领域的规则制定权的竞争，中日在地区对外投资项目的争夺；二是海上争端或将激化，中美在南海海域的军事威慑与反威慑、中菲国际仲裁案的判决都将会使南海问题日趋复杂、危机丛生，迟滞地区安全与政治的互信建设；三是恐怖主义、气候与环境问题等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形势严峻；四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选举、经济与社会转型将会影响对华政策的稳定性。
作为中国周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的推进与落实直接受到周边安全形势的影响与制约。海上争端造成的安全互信缺失阻碍着中国与一些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与合作，中日博弈导致“一带一路”重要项目投标竞争的激烈化与成本的提升，恐怖主义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对中国海外人员与资产安全构成现实或潜在的威胁，等等。故而，随着中国把控与塑造周边的能力与主动性不断上升，如何准确评估安全风险并及时预警，如何弥补安全合作的“短板”以保障“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如何平衡维护国家主权与实现地区合作互利共赢的双目标，都是中国外交急需解决的理论与现实挑战。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新变化与主要特征
考察2015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可分为三方面进行。一是大国关系。2015年，美、中日之间的竞争态势与中俄之间的合作关系同时并存、各自深化，中国与印度保持着疏离且稳定的双边关系。二是海上争端。较之于黄海形势的相对稳定、钓鱼岛争端与东海问题的僵持，南海问题因中美博弈与中菲南海国际仲裁案而持续恶化。三是非传统安全挑战。恐怖主义、环境问题等对地区安全的挑战严峻，中国必须与周边国家加强合作、共同治理。（一）大国关系变换调整，合作、竞争与对抗并存
第一，中美关系的战略性竞争态势凸显。
2015年，中美关系“高开低走”。6月，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中美就重大双边、地区和全球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达成[3]127项成果。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中美取得了49项重要成果，双方同意继续努力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保持密切高层及各级别交往，进一步拓展双边、地区、全球[4]层面的务实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
然而，在中美互动频繁、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同时，彼此战略互疑的“明潮”、“暗流”也在涌动，中美关系达到“临界点”的说法[5]在两国学术界和战略界引起相当热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蓝普顿（David Lampton）在2015年5月6日亚特兰大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首届美国分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在过去的40年，中美在“希望”和“忧惧”之间维持积极的平衡，两国表现出克制和耐心。然而不幸的是，自2010年以来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越来越迫近打破平衡的临界点。中美各自的忧惧比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于压倒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的临界点。我们正在看到对以积极为主的美中关系的一些关键的根本性支持受到侵蚀。……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是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派别与民众也把美国看作是阻止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一个障碍。根据统计，由于当前中美之间缺乏高度战略互信和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竞合”并存的关系有可能在某个危机时刻转向恶劣的竞争关系，甚至滑向对抗的深渊。有59%的美国知华派专家主张对华采取“接触+遏制”[6]战略，既要强化与中国的合作，又要防范中国挑战美国的地位。
如果说中美关系在整体上呈现“竞合并存”，那么较之于双方在全球事务层面合作态势的延展，在地区事务层面的关系则更具竞争性。正如《华盛顿邮报》所指出，白宫的新亚洲事务团队正在主导强[7]硬的对华政策，以此应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强势姿态”。因此，美国在处理亚太事务中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力度持续加大。
2015年8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亚太海上安全战略》报告。报告指出，北京正以小幅行动，在不挑起冲突的情况下逐渐取得在南海、东海等地区的主导权。因此，为了达到维护航行自由的目标，美军需要强化战力，以确保能够吓阻冲突与胁迫，并在必要时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做出回应。报告还建议美军与东北亚至印度洋上的盟友、伙伴和区域组织加强合作，运用军事外交，推动海上行为准则，鼓励发[8]展地区性安全架构。在实践当中，美国强化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双边同盟合作，同时培植与印度、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伙伴关系网络，而培养盟友和伙伴的海军能力和海域态势感知能力是其战略合作重点。
日本是美国亚洲战略的基石，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发布与9月份日本参议院通过的新安保法案，使日本自卫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大幅增强，将显著增强美日同盟的威慑力，对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中日关系和地区安全产生重要影响。此外，美国还通过在新加坡部署濒海战斗舰与P-8“海神”反潜侦察机，在澳大利亚、菲律宾进行轮换部署，扩大与越南、印尼和马来西亚的连接范围，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并预备在突发状态时能够有运用当地军事设施和基地的[9]管道。
2015年10月5日，美国、日本、加拿大、越南等12个国家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达成协议，各国承诺在投资准入、贸易便利、金融开放、市场监管、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合作。TPP是美国在经济领域防范中国崛起的手段，奥巴马政府为TPP提供的支持性理由中，明确提到该协定将提升美国相对于中国的竞争[10]力，并将削弱中国在决定全球贸易规则上的影响力。
概言之，在经济领域，美国以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为核心的改制，与中国积极推进以“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广泛自贸关系网络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为核心的新区域合作战略，在事[11]实上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市场竞合”状态。在安全领域，美国一方面直接干涉中国南沙岛礁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同盟与伙伴关系的海上力量与海上态势感知能力的建设，以制衡中国海上力量与影响力的迅速增长。而中国则更加坚定地、积极主动地实施海上维权行动，同时坚持双轨思路，重视与东盟国家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与海上危机管控的机制建设，这构成了中美在安全领域的博弈态势。中美在经济与安全领域竞争的实质是对秩序主导权的博弈，这不仅对亚太地区，而且对世界格局的发展都具有重大而长期性的影响。
第二，持续低迷的中日关系。
2015年，中日关系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改善。4月，日本和美国修改了1997年版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本在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上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日美同盟体系进一步加强，日美军事合作实现了“全球化”和“无缝联系”。9月，安倍政权强行通过了一系列“安保相关法”，为行使集体自卫权打下了法律和制度上的基础。日美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的扩大，以及其将军事力量派往南海海域的蠢蠢欲动，加快了中日发生对抗与摩擦的频率。
近年来，安倍政权全方位地开展对华牵制外交，导致了中日战略博弈的“地区化”。借助政府开发援助（ODA）在亚太地区长期形成的优势，日本提升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投资和援助力度。2015年7月，第七届日本—湄公河流域国家峰会通过了以支援完善基础设施为主要内容的共同文件《新东京战略2015》，日本声称要在湄公河流域国家进行所谓“高品质的基础建设”，搞日本特色的建设支援。10月22～28日，日本首相安倍访问蒙古和中亚五国，中亚成为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新增长点。在南亚地区，日本全方位加强与印度的关系。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日本原则上同意向印度出口核电技术、提供新干线技术和防务装备。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还强调南海航线对地区能源安全和商业贸易的重要意义，呼吁各方不要采取可能导致局势紧张的单边行动。
尽管安倍政权也曾一度显示出缓和并修复中日关系的姿态，但日本在中国周边实施的一系列针对性极强的战略行为无法使中国建立起对日本的信任。在日本的大战略设计中，崛起的中国始终是日本面临的安全威胁。中日关系的战略性竞争态势或将在2016年继续保持。
第三，深化发展的中俄关系。
2015年，中俄两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相互支持与合作日益密切。中俄最高领导人分别出席了在莫斯科和北京举行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盛大阅兵仪式。“抱团取暖”成为分别遭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体系战略挤压的俄罗斯和中国的选择。
2015年1月1日，欧亚经济联盟成立，这是俄罗斯实施欧亚战略的重大举措。2015年7月，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在乌法峰会上对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主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对接达成共识，在12月举行的首脑理事会上这一共识又得到进一步落实，这表明中俄双方对各自的发展战略予以理解和支持，并将上合组织作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的主要平台。这不仅有利于中俄两国未来协调处理在中亚地区的双边关系，而且对于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为中亚各国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减少了不小的阻碍与束缚，对于中国夯实欧亚腹地的合作，将“一带”扩展到欧洲大陆边缘具有重要意义。
在美欧的战略挤压下，虽然俄罗斯加大了“向东转”的力度，强调与亚太国家的合作，但这种转向是“多元化”的，并不意味着把合作重心全部放到中国。正如梅德韦杰夫所说，俄罗斯不仅要和中国、越南、韩国及其他亚太各国密切合作，也要和分布在世界各大洲的上[12]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成员国深化合作。
第四，游走于战略对冲与战略对接之间的中印关系。“东向政策”（Look East Policy）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Act East Policy），是印度亚太战略最为显著的新发展。究其动因，既有战略上的考量，也有经济上的驱动，具体包括在亚太地区拓展战略空间并发挥更大作用，与中国在东南亚、南亚与印度洋地区竞争地区影响力甚至牵制中国的行为，为发展与美、日、澳与东盟国家关系注入新动力，切实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联通状况，强化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贸联系等。“东向行动政策”在一定意义上是印度版本的“重返亚太”，美、日、澳支持印度发挥更大的作用；东盟国家因在经济与安全上分别侧重中国和美国，也欢迎印度强化“东向行动政策”，希望借此为地区经济与安全范式带来新鲜力量。
印度的对华政策表现出经济上合作与战略上平衡的特性。一方面，接触中国、与中国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是印度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内容。2015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访华，两国达成一系列重要战略共识，以“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作为核心内容，全方位充实双边关系内涵，在经济、人文和军事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发展与深化。另一方面，平衡中国崛起的影响、限制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同样也是印度亚太战略的重要内容。印度对中国进行战略上的平衡，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与美、日、澳和东盟各方的战略利益汇合度的提升。2014年9月，印美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到，美国将通过新丝绸之路和印太经济走廊，推动印度与其邻国和更广泛地区连接，令贸易和能源更加自由地流动。这被视为意在替代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和对中亚国家摆出军事和商业友好的姿态。[13]2015年12月，印度与日本举行首脑会议，双方在基础设施、核能、海上安全防卫等领域达成一系列的合作协议，其中在海洋问题上还涉及对中国的指责。
目前，莫迪政府进一步确立了将开明的国家利益作为指导国家对外战略的原则，而且一种新现实主义因素可能已经进入莫迪政府关于印度总体战略形势的思考中，并将在印度的对华政策中得到更多的体现与实践。这也决定了未来中国与印度关系将保持游离而稳定的外交关系。（二）海上争端是中国周边安全的冲突焦点
海上争端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最显性的因素，这一特征在2015年并没有发生改变。反之，伴随着美国加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海上维权决心的愈发坚定和积极有为，使得涉华海上安全问题错综复杂，外溢性明显，大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
2015年，黄海形势趋稳趋缓，中朝、中韩间的渔业纠纷和摩擦持续降温，中韩海域划界会谈预计将在12月底举行。钓鱼岛及东海局势保持消极稳定与僵持状态。而南海形势因中美围绕岛礁形成的博弈与斗法、中菲南海仲裁案的快速推进等新老问题交汇，风云诡谲，危险指数不断攀升。
中美矛盾加剧是2015年南海争端的突出特征。围绕中国南沙岛礁扩建工程，美国从幕后走向前台，直接向中国发难。10月27日，美国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闯入中国南沙渚碧礁等岛礁的12海里内，随后，美国国防部宣称以后要每季度执行两次这样的航行自由宣示行动。12月10日，又有美国B-52轰炸机号称误入中国有关岛礁临近空域，遭到中国军队的警告驱离，中国外交部要求美国停止派舰机到南沙岛礁邻近海域炫耀武力的挑衅行为。虽然近年来中美军事合作进展迅速，继2014年双方签署了《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和《中美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谅解备忘录》之后，2015年又完成了关于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最新修订，力图在技术层面上规避意外事故的发生和军事冲突的升级，但是，由于南海军事化程度的加大，美国如果继续频繁地有意或是“误闯”南海敏感海域，中美发生军事摩擦的风险将会显著上升。
中国与南海争议相关方及东盟的关系喜忧参半。在实力建设方面，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在加强本国海上防卫建设和南海“维权”活动的同时，还加大了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的安全合作。在对华关系上，越、菲、马等国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越南明显减少了与中国的直接海上摩擦，中越关系随着两国领导人互访的完成而保持了相对的稳定。菲律宾依然是南海各类炒作事件的始作俑者和积极分子，尤其是不遗余力地“专注”于法理斗争上。2015年7月7～13日，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在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庭举行听证会，菲律宾派出人数众多、高规模的代表团参加。仲裁庭于10月29日针对该案做出了有管辖权的裁决，该案将继续开庭审理，预计菲律宾在法理方面的动作将更加夸张。
中国与东盟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仍在进行当中，双方同意尽早设立“中国-东盟海上搜救热线平台”和“中国-东盟应对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但是，东盟因岛礁建设对中国的战略疑虑显著增加。2015年4月，东盟峰会发表主席声明，用较长篇幅对岛礁建设的现状表达了严重关切。不过，东盟并没有直接对中国指名道姓，表明东盟维护与中国协商处理南海问题的基本意愿并未改变。值得中国警觉的是，东盟各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的趋同性明显，对岛礁建设的批评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而非被某些国家的“一己之私”所挟持。随着东盟共同体在2015年年底建成以及内部组织结构的调整，预计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将会加强联合制华的立场，中国在南海问题的谈判磋商中将面临更多的困难。
美国加大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并非偶然，实际上美国已将中国当成最大的海上对手，认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秩序，因而对中国在南海、东海甚至印度洋的一切动作都加以防范甚至遏制，这种心态同样可以解释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对南海问题以及对中国海上力量建设的疑虑与牵制。
2015年，日美签订新的《防卫合作指针》以及安倍内阁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标志着日本的防务制度和安全政策发生了巨变。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海上崛起，“中国威胁”已成为日本制订各类安保政策的最重要背景。对于日本而言，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立场直接关乎日本的利益，因为在东海日本也要设法应对一个更强有力且更强势的中国。
因此，日本试图加强与东盟的合作，在处理海洋争端时采取一致的立场，要求中国在国际法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而不是单边强制方式解决纷争。日本还在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的框架下，通过多种途径帮助越南、菲律宾等国加强海上力量建设。
日本支持美国提出的海上航行自由以及确保商业和海上安全通道安全，认为这对于日本的经济至关重要。目前，日方在配合美国在南海巡航问题上表现谨慎，部分原因在于日方并未做好相应的准备。
在南海问题上，东南亚国家与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存在着战略上的契合，他们之间的双边、小三边、多边的安全合作关系在不断拓展与强化，这使南海问题错综复杂，具有较强的外溢效应。如何协商处理和管控南海局势，已经成为中国维护周边安全形势首要面对的挑战。（三）非传统安全威胁形势严峻
非传统安全问题长期威胁着国际安全与世界和平，但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其表现形态具有差异性。2015年，恐怖主义再次成为中国周边地区乃至整个欧亚大陆最主要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此外，印尼烧芭造成地区性雾霾、中国严重的空气污染、亚太各次区域长期存在的水资源污染与短缺问题，以及《巴黎协定》的达成引发各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期望以及对地区共同合作的新要求，都使环境安全问题成为中国及周边各国急需采取行动的重点领域。
2015年，俄罗斯客机爆炸、巴黎恐怖袭击、马里恐怖袭击等暴恐事件标志着全球面临着9·11之后最严峻的反恐形势。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准国家化导致恐怖活动从网络化向战争化方向发展，其破坏力迅速向全球蔓延。“伊斯兰国”的核心活动区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并逐渐向四个圈层扩散。第一圈层是向沙特、也门、利比亚等国扩大；第二个圈层是向西欧、美洲发展；第三个圈层是西非和索马里及其周边；第四个圈层是中国周边，即从中亚汗到南亚、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的广阔地带。
恐怖主义对中国及周边地区的安全挑战是现实而严峻的。第一，极端组织通过网络宣传等方式从中国新疆、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国家招募“生力军”，“圣战迁徙”对各国的安全造成直接威胁。由于各国加强对本国公民参加“圣战”的控制，极端分子采取伪造护照、偷渡等各种方法出境。据报道，在2014年5月到2015年1月期间，中国公安部“4·29”专案组集中打击西南边境地区有组织的偷渡活动，共破获案件262起，查获涉嫌偷越国边境的嫌疑人852人。其中多数人是受到境外极端思想的蛊惑，从新疆地区出发，到达云南、广西、广东等省份边境，试图偷渡到东南亚国家，再前往中东地区参加“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战争。这些极端分子一旦偷渡失败，则就地实施恐怖袭击。例如，昆明“3·01”暴恐案件就是偷渡者在云南无法出境后，转为在当地制造恐怖事件。此外，2014年4月在中越边境的越南北风生口岸、8月在广西防城港先后发生的暴恐事件都属于这种类型。
第二，恐怖主义势力在中国周边各国重新整合，试图发动恐怖主义袭击。首先，中国周边各国原有的恐怖组织沉渣泛起，重新整合并效忠、资助“伊斯兰国”的活动。根据东南亚反恐专家估计，东南亚地区已有数十个恐怖组织宣布支持“伊斯兰国”。这些恐怖组织直接为“伊斯兰国”提供人员和资金支持，并且公开宣布要建立包括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泰国南部以及菲律宾在内的“伊斯兰群岛国”（DIN）或所谓的“超级伊斯兰国”。2015年1月，马来西亚政府发出警告，“伊斯兰国”试图在东盟内建立跨境伊斯兰政权。同时，马来西亚沙巴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很可能已经被“伊斯兰国”渗透，菲律宾南部的分离分子也正在努力让沙巴脱离马来西亚。分离运动与恐怖主义的合流不仅发生在沙巴东岸，在菲律宾和印尼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中亚地区也受到“伊斯兰国”势力的严重渗透。2015年9月初，塔吉克斯坦国防部副部长因“参与恐怖活动”而被免职，该高管代表的政治力量与“伊斯兰国”有联系，而在2015年5月，塔吉克斯坦的特警司令宣称加入“伊斯兰国”，该国国内的激进伊斯兰教思潮出现反弹。其次，被招募到“伊斯兰国”组织的极端分子，经过训练后，一些直接入伍参战，另外一些返回母国继续从事恐怖主义活动。根据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警方调查，早期加入“伊斯兰国”的极端分子中，大约有1/10的人员已经重返东南亚，他们一方面在母国展开招募人员活动，另一方面准备发动暴恐袭击。例如，2014年12月，一名效忠“伊斯兰国”的印尼战士发布了一条录像信息，宣称他和同伴将很快返回印尼，并袭击那些在圣诞节期间保护教堂的印尼军队、警察以及印尼最大的宗教团体伊斯兰教士联合会。这一趋势是令东南亚各国政府最为担心的。这是因为，经过战争洗礼的“战士”们，同时具备极端思想和军事经验，他们重返本国后，往往会继续从事“圣战”，通过暴恐手段，寻求在本地区建立伊斯兰教政权，这将严重威胁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第三，恐怖主义直接破坏各国的经济发展环境，威胁海外人员和资产的安全。2015年，多名日本和中国人质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杀害，在马里恐怖袭击中，有3名中国企业人员死亡。目前，欧亚腹地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乌伊运”“东突”等恐怖组织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合流，甚至在组织和人员上也开始合流。这种趋势若得不到有效遏制，将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风险。
在恐怖主义重新兴起的同时，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反恐合作也在不断加强，或是通过双边途径，加强各职能部门间的合作，或是通过地区安全对话平台，呼吁与促进本地区反恐的联合行动。未来，打击恐怖主义将是中国周边各次区域地区安全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
环境问题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具有长期性。2015年，韩国发生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情、中国严重的空气污染，以及印尼林火烟霾向邻国的蔓延都使得环境问题成为各国需要合作治理的重要安全领域。环境安全首先表现为自然环境的物理性影响，如空气污染、水资源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流失、沙漠化、海平面上升等；继而产生潜在的社会政治影响，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如贫困化增加、疾病多发、因争夺资源而产生的社会压力增多等，最后就会对国家关系、地区安全与稳定性产生潜在的影响，包括环境难民和移民增加、跨国和国际冲突增多，等等。所以，环境问题一旦“安全化”，如果不加以及时治理，将会逐渐演变成影响国家发展、国际和平的重大问题。
环境安全问题在中国周边各次区域的表现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中亚地区面临着水资源污染，水体水质污染严重（以阿姆河、锡尔河、巴尔喀什湖为代表），农业面源、尾矿堆积、工业废物（塔铝）、核废料为主要的污染源。南亚地区则是土地退化，病原性水污染导致水传播疾病严重，城市空气污染严重。在东南亚，林火以及常规污染导致的雾霾天气，森林砍伐现象严重长期困扰相关国家。而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丧失及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所面临的共同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由于中国周边地区多数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必然涉及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经济走廊建设等诸多开发活动，这进一步加大了对环境安全的威胁。而环境安全背后国家间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博弈，也使中国的海外投资面临着重重困难，因此，在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落实中，加强环境治理，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保障。推进“一带一路”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有着深刻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大战略，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安全各个方面，如果能顺利推进，将会成为塑造有利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重要抓手。另一方面，作为“一带一路”战略落实的首发地，地缘政治与安全问题直接影响各种规划与投资的推进，诸如“一带一路”与主要国家的战略是形成对接还是对冲？中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有领土领海纠纷的国家如何为经济合作提供安全与政治互信？面对恐怖主义威胁的上升、环境问题的丛生，以及各类突发性事件，中国能否保证海外资产与人员的安全？
目前，安全合作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弱项、短板。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安全合作，要同步进行。加强对周边安全形势的研究，其重要目的就是通过长期的跟踪判断，为“一带一路”提供切实可行的预警与防范应对建议，促进中国通过法律与规则完善地区机制建设，使危机处理能力提升，等等，构筑有利于地区和平与本国发展的安全环境。
2015年，“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进入攻坚时期，在战略推进的过程中，至少面临以下安全挑战：（一）大国博弈与地缘竞争或对“一带一路”构成战略牵制
在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和国际关系重新调整的背景下，亚太地区的大国和地区性主要国家纷纷提出新战略，除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和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以外，还有韩国的“欧亚倡议”、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蒙古的“草原丝路计划”以及哈萨克斯坦的“光明大道计划”，等等。由各国政府对华判断所决定，这些战略或与“一带一路”构成对接，或成为遏制中国的工具。
正如国内学者所总结的，世界各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呈现出[14]金字塔型，在亚太地区亦然。金字塔的底部是多数对“一带一路”战略态度积极的国家，如蒙古国、韩国、印尼和哈萨克斯坦等；金字塔的中部是对“一带一路”战略态度模糊，政治表态多、实际行动迟缓的国家，如俄罗斯和印度；而金字塔的顶部则是对“一带一路”战略冷淡，甚至意在牵制中国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日本。值得深思的是，越是具有国际与地区影响力的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态度越趋谨慎与保守。因为它们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设置主要是为[15]了对抗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和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积极外交。
大国博弈对“一带一路”的安全影响突出表现在美日对中国的战略牵制上。2015年，虽然中美关系整体上表现为“竞合并存”，但是在地区层面，双方的战略性竞争在加大，包括美国更加积极地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拒绝加入亚投行，以及推动TPP的签署。美国从安全与经济双领域加大与中国的竞争，意在应对中国崛起对世界秩序的挑战与改变。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美国官方整体上反应比较冷淡，公开场合很少谈及或者故意淡化其积极意义。虽然美国媒体、学界和智库给予很多关注，但是也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抱有较大疑虑，担心中国“一带一路”的实施将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威胁美国的主导地位。
在安倍内阁看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是谋求海陆通吃的地缘政治战略，必须从海陆两面与美国联手抗衡。日本不仅对“一带一路”态度冷淡，而且还提出扩大基础设施出口提振日本经济的战略，拟斥资1100亿美元，打出质量牌另起炉灶，加大对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国家的投资。尤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日本与中国在印度、菲律宾、泰国、印尼等国家的高铁竞争越来越激烈。
美国在安全方面的优势与日本在经济领域的优势相结合，为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推进设置了相当的障碍。一些周边国家挟美国军事同盟之势，在南海问题上加大挑衅力度，阻碍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进程，更多的国家则是对中国提出的安全合作半心半意，或是大肆炒作“一带一路”项目的安全意图，煽动国内民众对对华投资的质疑和排斥情绪。在经济领域，中日在印尼雅万高铁的竞争表明，单纯的经济活动已经被“政治化”，日本的竞争与投资所在国的坐地起价不仅加大了中国获取海外项目的难度，而且提升了投资的成本以及收益回报的风险性。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俄罗斯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发生了积极变化，中俄双方已经就“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的对接达成共识，并以上合组织为推进合作的主要平台。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欢迎口惠而实不至，它的消极态度直接阻碍了“孟中印缅走廊建设倡议”的推进。印度还与日本就高铁建设项目签订协议，未来印度是否能够对“一带一路”做出积极响应尚有待观察。
大国对“一带一路”产生作用，至少有两个途径，一是运用自身实力，二是发挥对同盟国家或是地区内中小国家的影响力。因此，中小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虽然是以本国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但一方面不得不“察言观色”，奉行大国平衡策略，另一方面则试图利用大国竞争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
例如，中俄战略对接的达成，促进了中亚各国加快与中国的合作步伐，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出的“光明大道”战略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所涵盖的内容有许多吻合之处，充分说明两国发展战略利益的一致性；吉尔吉斯斯坦不仅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实施充满期待，而且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多次强调吉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密切联系和两国合作的重要性；白俄罗斯则期待横跨欧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能够给自己带来无限的商机。作为反例，从中国企业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遭遇的投资挫折原因来看，这其中既有中国政策自身的问题，也不乏印度对斯里兰卡政局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因此，“一带一路”的推进虽然以与周边中小国家的合作为根本，但是防范与应对大国产生的消极作用仍然十分重要，尤其要对美日同盟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与经济影响力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对此，中国既要保持开放与合作的心态，又要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底线，避免投资项目的过度“政治化”，对投资风险给予更多的评估与考量。（二）周边国家的政治稳定性或加大“一带一路”的安全风险
中国周边许多国家仍然处于政治转型时期，国家治理能力有限，国内政治派别与利益集团众多，对华关系的立场与观点存在很大差异性，加之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往往会对投资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因此，当这些国家国内出现政治动荡或者处于周期性政治选举时，对华政策往往会出现波动，进而影响中国投资项目的进展或安全。
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但是在推进过程中受到巴基斯坦国内政治的影响，俾路支省和开伯尔—普什图赫瓦省当地政党对中巴政府优先修建“东线”计划严重不满，认为这在资源分配上向旁遮普省倾斜，绕开了俾路支省和开伯尔—普什图赫瓦省的大部分地区，威胁将联合抵制“东线”项目。
缅甸全国大选刚刚结束，仍然处于政治转型时期，国内民族矛盾、中央与地方分权等使得投资环境恶劣化，不仅影响在建的中国投资项目，而且要求今后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避开冲突易发区域。2016年，越南将举行越共十二大，尽管越共高层在2015年多次公开表示要积极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但是十二大后的对华政策将如何调整仍存在诸多变数，这将直接影响中越之间的南海问题以及越南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总体上看，“一带一路”沿线中小国家既不愿错失“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带来的巨大商机及现实和潜在的红利，又担心中国借机扩大势力和影响，更担心在中美之间陷入选边站的窘境。国内各政治势力或利益集团间的纷争也可能导致上述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时出现政策的朝令夕改，或是采取轻投入、不作为、“搭便车”的做法，甚至可能设置人为的障碍。此外，从长远看，中小国家的国内民意基础也可能攸关“一带一路”实施的成败。（三）海上安全削弱“一带一路”推进的互信基础
2015年，世界海上安全形势大致沿两条主线展开。一方面，亚太大国间的军事博弈和斗争继续强化，安全困境更为突出；另一方面，由于西亚北非局势的持续动荡，阿拉伯海、地中海乃至印度洋西北岸已陷入严峻的非传统安全危机之中。就海上形势而言，“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丝路”）的东西两翼即起点和终点面临的安全风险都显著升高。
南海问题的持续高热会毒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氛围。东海形势的消极和平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日本“搅局”南海，推动东海、台海、南海问题联动，从而直接阻碍、牵制“一带一路”的展开。“海丝路”的海上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与中国海上通道的建设在地理路线上不可避免地具有高度重合性，包括加强港口建设、沿岸工业园的打造等。在安全困境流行、战略互信缺失的背景下，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甚至一些“海丝路”的沿线国家，对于中国的战略动机疑虑重重，通过炒作“珍珠链”之说将中国的经济活动“政治化”，对“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达成进行搅局，或是破坏中国与相关国家合作的深度及广度；另外，它们对应开展的竞争性经济安排也会对“一带一路”的合作构成直接挑战。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广泛深入推进，美国还很可能将牵制中国的联合阵线由西太平洋扩展到印度洋地区，相比美国，印度更有能力在印度洋地区给“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特别是“海丝路”建设的推进制造麻烦。（四）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一带一路”的挑战将是破碎化和长期性的
维护“一带一路”和平与稳定的重点是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而不是解决传统安全问题……战争并不是最直接、最主要的威胁，恰恰是破碎化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将会极大地威胁中国海外投资项目与人员的安全。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破碎化是指安全威胁来源的多元化以及应对的复杂性。诸如恐怖主义、环境变化、传染性疾病、自然灾害等长期存在于周边国家。其突发性、跨界性、长期性等特征，决定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过程中必须依赖于与沿线国家的安全合作，帮助沿线国家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这将是一件系统性工程。
国际恐怖主义是目前乃至未来中长期内“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最为突出的安全风险。2015年以来，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国际恐怖活动异常活跃，迅速向全球扩散，中国周边地区也难以幸免于难。新、老恐怖组织力量呈现汇集之势，恐怖袭击的目标与范围也相当泛化。随着中国企业的走出去，项目与人员的安全防范严重落后。考虑到“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大通道、公路、铁路，油管等都是极有可能成为极端恐怖势力攻击的目标。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在双边层面、多边层面都有反恐合作联系。但现有反恐合作仍存在明显的不足。反恐机制建设缺位及相应资源缺失，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反恐合作则较易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干扰，难以深化。“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项目或会引发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一带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