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童年：中国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开玉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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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童年：中国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试读：

作者简介

安徽省凤阳县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安徽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安徽省直文化宣传“四个一批”拔尖人才。

八十年代，主编中国窗口经济系列丛书，出版《人和经济》（1986）、《命运共同体》（1987）、《规矩和方圆》（1989）、《寻找利益共同点》（1991）、《现代化社会驱动力》（1993）等，冰心女士与杜导正先生为丛书作序。

作为“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安徽负责人，出版了《大别山口的美丽家园·霍山落儿岭村》（2008）、《魅力盐铺·休宁盐铺村》（2010）、《发现钱庙·凤台钱庙村》（2013）。

作为中国蓝皮书（“十二五”“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安徽负责人，策划、主编（或执行主编）《中国省会经济圈蓝皮书》、《安徽蓝皮书》、《安徽经济蓝皮书》、《安徽社会建设蓝皮书》四个系列共十余本。

社会学代表作：《中国中部省会城市社会结构变迁》（2004）、《中国中等收入者研究》（2006）、《不一样的童年》（2007）、《立体社会观察》（2010）、《微评社会》（2015）。

获奖作品：《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研究》获2000年“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电子音像制品《不一样的童年》获2009年“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音像提名奖”；《中国省会经济圈蓝皮书：合肥·六安·巢湖·淮南及桐城发展报告No.2（2008-2009）》获得“第二届优秀皮书奖·提名奖”，总报告获“第三届优秀皮书奖·报告奖一等奖”。

文前彩插

编委会

上篇

课题主持人：王开玉

三市七县课题组：无锡市 合肥市 芜湖市 肥东县 肥西县 霍山县 旌德县

南陵县 桐城市 宿松县

课题指导：盛志刚 宋蓓

课题组长：王开玉

课题副组长：方金友

课题组成员：周艳 殷民娥 何平 王小兵 宋标 鲁可荣 宋文娟

吴丹 王莉

一市两县课题组：宁波市 舒城县 凤台县

课题指导：张南

课题组长：辛朝惠

课题副组长：严方才

课题组成员：段贤来 陈干全 侯宇虹 何宏葆 夏波

下篇

课题主持人：王开玉

课题组长：王开玉

课题副组长：吴丹 吴翠萍

课题组成员：丁阿丽 周艳 殷民娥 王方霞 王文燕 马宏宇 陈丽雯

梁秀沧 刘彬 李丽

原版序言

陆学艺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他们将挑起明天历史的重任。联合国《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中指出：“儿童的幸福需要最高一级的政治行动。”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为儿童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保护和发展的社会环境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本书研究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突现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记述这些孩子“不一样的童年”，体现了“以人为本，关注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观。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农村人口为80739万人，仍占总人口的63.9%，与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相比，城镇人口总比重上升了9.86%，这说明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的过程。“农民工”正是中国在由传统的农业农村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出现的一群为中国的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世界城市化的进程中，各国都有一个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城市市民的过程，而中国则走出了一条农民进城务工转化为新市民的路子。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和生活状况是世界城市化的进程中的特有现象，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建设中，中国共产生了约1亿的农民工。如今，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广大农村联系城市的纽带，他们把农民勤劳淳朴的作风带进了城市，为城市的建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又把在城市里学会的新思想、新的生活方式带回农村，加速了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可以说，农民工对实现中国城乡间的功能整合、利益整合、关系整合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解决好他们的子女教育问题关系到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顺利进行。

农民工的队伍是相当庞大的，因而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相当重大的。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目前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到1.2亿，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则有近2000万，留在农村的农民工子女也不会低于这个数字。流动人口群体主要是由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青壮年劳动力所组成，约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0%。安徽省也是人口流动的大省，全国几乎每10名打工者中就有1名是安徽人，到2004年底，安徽省流动人口规模近1000万，并且每年还以相当的速度增长。这些外出务工的农民家庭孩子的生活状态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迫于城市生活费用的高昂，将孩子们留在农村，或由祖父母监管，或寄宿在其他亲戚家，我们称之为“留守儿童”或“空巢儿童”；另一种是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让孩子跟在父母身边在城市里不停地辗转流动，我们称之为“流动儿童”。这两种家庭模式下的儿童都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他们成为社会必须高度关注的社会弱势群体。

为了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政府和相关部门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如《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国发〔2003〕19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3〕78号）等，中央政策出台后，各地方政府也结合各地的实际出台了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同时在学术界，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从自身的研究角度出发对解决这一问题都进行了多项研究。《不一样的童年》熟练地运用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个案访谈为主，通过详细、生动的社会学语言描述，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农民工子女生活状态和教育状况的素描图。同时以儿童权利问题为切入点，以儿童的交往圈为主要分析工具，围绕儿童社会化的影响因素的转变，大到社会结构的变迁，小到父母、老师、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等因素的变化，通过建立儿童权利的“需求-满足”模式，来分析农民工子女在家庭、学校、社区、同辈群体中的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的获损情况，同时将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儿童放在同一个模式下进行分析，即做比较性研究，从而有利于对这一共同问题的全面分析。这是一幅珍贵的素描，按照社会学研究中“真实、全面、准确、深刻”的要求，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基础性的研究资料。

该课题组从社会结构等深层的学术视角对我国的农民工子女的生活现状进行了准确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先后选取了安徽省肥东县白龙镇、肥西县高刘镇、凤台县尚塘乡、舒城县张母桥镇、霍山县与儿街镇、旌德县瑞士村、南陵县奎湖村、桐城市徐河镇以及安庆市宿松县9个流出地的空巢村作为了解留守儿童的调查点。安徽省是全国劳务输出大省，而课题组选取的这9个点又是安徽省内极具代表性的区域，能够较为准确地概括出留守儿童的生活和学习状态；在选取留守儿童个案的同时，课题组选取了“最受农民工欢迎”的城市——江苏省无锡市、浙江省宁波市以及安徽省合肥市和芜湖市，在农民工的流入地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不一样的童年》最大的特色就是把对儿童问题的关注放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立足于政府和各种社会团体、机构对农民工子女的关注加以记录和描述。全书包括100个个案、9篇调研分析和4大块对策研究，在对策研究中强调了政策的作用，最后提出了整合多种社会资源，形成保护合力的观点。这样有事实、有理论、有观点的著作是不可多得的，对研究和谐社会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构建和谐社会要解决好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只有解决好这些矛盾，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本研究的意义不仅体现在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生活等问题上，而且对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本书的主编承担过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省会城市社会阶层的研究，并较早地出版了有关中国中等收入者研究的专著，本书实质上是这些项目研究的深入。

我相信，在一批批基层的社会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我们的基层社会学研究必将会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二〇〇七年三月

再版序言

不老的话题

——写在《不一样的童年》再版之际《不一样的童年》出版已经有10年了。10年后再版这本书，我真是感触万千，写下一点心得感谢大家。

为什么要再版这本书？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变化和大创新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中国城镇化的起点也在这里。伴随着这场历史性的改革，人口的巨大流动也成为社会转型的显著特征。根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7亿人从农村流向城镇，这种流动是整个家庭和社会的流动，不仅波及农民工，而且能够影响到他们的子女。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显示，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样本数据推算，6102.55万留守儿童留在了农村，这些儿童的父母则拥入城市，这一人口大流动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在此背景下，中国农民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迁移婚姻话题应运而生。为了真实地记录农民工子女的生活和教育状况，2007年，由陆学艺先生作序，我主编的《不一样的童年——中国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在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根据书的内容出版的电子音像制品《不一样的童年——中国农民工子女调查》获“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音像提名奖”。

本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原书的修订版，第二部分是出版后十年来的持续研究。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说，这不仅是为了精彩重现，也为了展示十年来我们和其他的社会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深化研究。十年来，经过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和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我国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成长环境、教育环境、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有了改变。在第二部分的内容中，我们记录和研究了改变的进程。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综合治理工程，根据我国留守儿童融入城镇化中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政府实施了许多政策和措施，研究的内容反映了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和研究者们的担当。政府和社会开始不断加大对留守儿童的关怀力度和援助措施。2016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发〔2016〕13号），文件从政策和法律上保证了留守儿童的安全、健康、受教育等权益，更进一步明确了家长的监护权责任，这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监护缺失等突出问题提供了政策保证。如果这一政策能够得到贯彻执行，各级政府能够不断健全工作机制，那么预计到2020年，留守儿童现象可以明显减少。本书的再版也是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记录。学校是留守儿童成长的摇篮，也是丰富留守儿童课余生活的好地方。本书研究的“代理家长”“寄宿学校”“农民工子弟学校”就是这方面生动的写照。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现实的强烈呼唤，家庭的责任、留守儿童的父母监护权被提到日程上来，这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基本点。

中国社会学也是在这个时代逐步恢复和重建的。正是社会学者对这个时代的承担，所以他们必须要面对历史性的命题，这也对社会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挑战。我和我的同人们、学生们、课题组的同事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开始了对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和我的研究生们关注和研究这个群体已有二十年。因为从人的城镇化的视角，不了解留守儿童就不了解中国城镇化；不了解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付出，就不了解中国城镇化的艰难历程；不了解留守儿童如何融入城市，就不会深刻了解为什么中国的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然而对这项研究能不能开展，存在着不同意见。一位学者型的领导提示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会暴露好多社会问题，甚至涉及爱国问题”。我们为替留守儿童争夺话语权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尽管我们历经艰难，负重前行，也很有压力，但是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所有调查的省、市、县、乡、村各级领导充满热情的支持，使我们很受鼓舞，在此特别感谢无锡市政协、合肥市政协的帮助。课题得以顺利完成要感谢中共安徽省委、省纪委、省人大负责同志的支持。这项研究不仅开启了一个新的话题，而且在媒体当中、在各级领导的意识里，这些著作标志着留守儿童话语权的拥有，所以本书也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敢于担当的一个记录。

在研究的过程中，陆学艺先生给了我们很多指导，他认为“研究农民工子女问题的论文很多，但是有时代标志的专著还鲜见。因为这是第一本研究农民工子女的专著，这是研究中国大流动中不可多得的一个起点、一个亮点、一个标记”。他审阅了书稿，从专业的角度写出了序言，给予了我鼓励和很高的评价，扩大了这本书的影响力。

不论社会学话题多么丰富和多样，在深入考量后，其实这些都离不开对社会结构变迁、乡土中国等根本性问题的思考。我们有许多导师和前行者在研究中不断践行他们的学术风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倾其一生心血去研究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基础问题，像费孝通先生对乡土中国、小城镇的研究，陆学艺先生对社会结构、农村社会问题的研究。古人常说，做学问，板凳要坐十年冷。对此，我深有体会。在社会学领域中，总是会存在一些根本性主题，这些主题是其他主题存在的基础。但是，这些根本性主题也并非一成不变。这些社会学话题往往会伴随着时代的更迭而不断产生社会新旧要素之间的互动和冲突，进而促进根本性主题的发展更新。这也正是不老的话题之所以不老的原因。

在我们缅怀陆学艺先生逝世三周年之际，再版此书，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皮书出版分社邓泳红社长给予的指导、帮助和支持，他们给了我新的理念、勇气和智慧，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王开玉二〇一六年四月十日于合肥上篇中国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第一章 研究总论导言 中国农民工子女研究课题的由来

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不一样，中国城市化道路走出了一条农民进城务工转化为市民的新路子。近年来，1.2亿农民工为中国城市化、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社会进步与社会问题是同在的，他们也遇到了自身无法解决的困难，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子女教育问题。农民工子女主要涵盖两个部分：一是跟随父母流入城市的流动儿童，二是留守在家中的农村留守儿童。据国家发布的“五普人口调查”统计，随父母流动的农民工子女有2000万，留在农村的农民工子女则更多。

2005年4月，中共安徽省委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安徽省妇联、共青团安徽省委、英国救助儿童会等单位在合肥九狮苑宾馆召开“儿童社区保护”研讨会，应会议的要求，本书作者做了“空巢村社区保护”的发言。散会后，安徽省妇联组织会议的同志通知本书作者到英国救助儿童会合肥办事处就“空巢儿童的社区保护和城市融入”课题的立项进行探讨，参加讨论的还有课题组其他成员。5月10日，英国救助儿童会合肥办事处给课题组发了立项通知书。

在世界城市化的进程中，各国都有一个把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城市市民的过程。西方许多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是以农民破产进城为代价的，像英国的“圈地运动”。在劳动力转移的初期，绝大部分到城市的破产农民都成为没有生计、到处行乞的流浪汉，并且被英国简单地看作“懒汉”。当时的英国政府一度禁止流浪，并通过“血腥立法”对流浪者加以严惩，但是破产农民产生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英国在1597年的法案中只好又提出了济贫新方案，强调为流浪者和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使他们能自己谋生。法案明确规定：要安置贫困家庭的子女当学徒，给失业的成年人提供原料，以便让他们劳动。到了1601年以后，英国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流浪者的监护，引导健康的流民做学徒，给他们生产原料，安排他们工作。为了拓宽就业渠道，英国创造了多种安排就业的方式。例如，提供原材料，让穷人在家中生产；为失业劳工创建新的行业；为失业者建立集体劳动工厂。当然，他们走过弯路后再回过头来解决这些问题，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1999年底，我们课题组承担了国家重大课题“当代中国合肥社会结构变迁”，在合肥做了1200份入户问卷、200份私营企业主问卷、200份干部问卷和200份个案访谈，通过分析这些问卷，我们发现在合肥市的流动人口中有20多万农民工，他们的子女教育问题很突出。2003年，我们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问题研究”，在当涂县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村中等收入者的主体，但他们的子女在城市遇到了“上学难”的问题。近年来，在和英国救助儿童会合作研究的过程中，安徽省社会结构研究中心、安徽省妇女儿童研究中心经省领导批准，又立项了“空巢儿童的社区保护和城市融入”等课题。

自2005年5月起，课题组先后对安徽省肥东县白龙镇、肥西县高刘镇、凤台县尚塘乡、舒城县张母桥镇、霍山县与儿街镇、旌德县瑞士村、南陵县奎湖村、桐城市徐河镇、安庆市宿松县9个农民工流出地和浙江省宁波市、江苏省无锡市、安徽省合肥市、安徽省芜湖市4个农民工流入地进行了调查。考虑到被访者的年龄特征和语言理解程度，问卷相关问题的设计均采取口语化的提问方式。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与和父母在一起的孩子相比，留守儿童的童年是不一样的，他们更渴望得到父母的关爱。保守估计，由母亲一人抚养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或亲戚代为抚养的孩子，在安徽农村不少于千万。2004年春季开学之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报纸更是大规模地报道了全国各地的留守儿童在学业、生活及性格培养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和谐社会是在分析、解决各种社会矛盾过程中构建的。调查表明，近年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校的重视和关注，推进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中的最突出问题正在逐步被解决。同一片蓝天下，农民工子女（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正在受到越来越好的教育。本书所记述的只是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的一段。本书立足于农民工的输出大省——安徽省以及农民工流入大省——浙江省和江苏省等地的调查，用了大量篇幅就妥善解决这个特殊群体的教育问题进行了分析，无论是在政策上、社区保护上，还是在代理家长、培育社工队伍上都做了详细阐述。第一节 社会生态学理论视角下的特殊群体：留守儿童和流[1]动儿童

一 社会生态学的理论视角

从社会生态学的理论视角，人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社会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之一。在社会中，任何一个个体，从本质上说，从一生下来就既是一个生物的人，又是一个社会的人。个体从来都不是单一、孤立地存在的，而是被包围在各种社会物体、媒介和关系中，与多方面发生联系，在与周围的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存在和发展。特别是在信息化、多元化、开放化的现代社会，人际交往更成为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条件。个体的能力、情感、认知、社会行为、道德规范、交往经验、人际关系与人格品质等都是在社会性交往过程中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社会生态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人类社会本身，根据目前理论界提出的和谐发展的基本原理，运用生态技术、系统技术和社会学技术，调整社会内部各种关系，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在社会转型激烈的时期，我们运用社会生态学的观点来研究农民工子女的生活现状和教育问题，是从一个新的视角解释社会问题，以生态学方式和谐地解决问题的社会过程。

二 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

农民工的队伍是庞大的，与之相关的问题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流动人口群体主要是由从农村流到城市的青壮年劳动力所组成，约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0%。安徽省是人口流动的大省，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每10名打工者中有1名是安徽人，并且每年还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9月，安徽省外出务工人员达1020万人，流动就业总人数比2005年增加40万人。

据四川省妇联对该省留守儿童的统计，数量已突破500万，而且数量还在上升。据不完全统计，安徽省留守儿童已有250万之多。“留守儿童”成为当前中国的一大弱势群体和需要予以高度重视的特殊群体，他们的教育和成长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有关研究和救助模式的探索也在逐步展开。2004年5月31日，教育部召开“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座谈会。教育部负责人在会上指出：随着大量农民在外务工，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迅速增加，随之也带来了不少新的问题。2005年5月，“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援行动研究会”在河南召开，会上中央关工委的负责人讲到：“中国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过程当中功不可没。这样一个伟大的贡献，并不是没有代价、没有牺牲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代价就是使得原有的家庭关系受到很严重的冲击”。

这些外出务工家庭的孩子的生活状态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迫于城市高昂的生活消费，而将孩子们留在村庄，或由祖父母（外祖父母）监护，或寄宿在亲戚家。这些儿童就像一只独居空巢的孤独小鸟，虽然平日生活在群鸟争飞的喧闹的环境里，但每当回想起空空荡荡的“鸟巢”，想起远在他乡为生计奔波的父母，难免产生失落之感。这部分孩子我们称之为“留守儿童”。另一种是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而让孩子跟在父母身边在城市里不停地辗转流动，我们称之为“流动儿童”。两种家庭模式下的儿童在受教育方面都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他们成为社会必须高度关注的社会弱势群体。

目前，全社会对留守儿童给予了一定的关注，政府和相关部门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如《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国发〔2003〕19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3〕78号）等，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出台充分表明了党和政府对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关注。

我们课题组通过调查认为，在对流动儿童救助模式的探索方面，最为突出的成果就是“无锡模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长期以来与中国政府合作，近几年在江苏省无锡市和河北省石家庄市开展流动儿童项目合作，主要研究跟随父母流动进入城市的儿童的权益保护，最近已验收结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对无锡市的经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其为“无锡模式”。

我们相继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多项研究。我们开始研究时，社会上有关农民工子女的信息主要来自媒体的新闻报道，这些媒体资料基本上是以典型个案为依据，因为“典型”所以吸引了人们的关心和重视，但从整体上告诉人们，我国农民工子女这个群体基本情况的资料并不太多。当然，研究部门也已经开始对农民工子女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根据能够收集到的文献，我们可以看到，已开展过的关于农民工子女的调查研究基本上是“抽样调查”，这对我们进行的研究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为了弥补研究方法上存在的某些缺陷，基于目前农民工子女的重要性和研究上的必要性，我们针对农民工子女的社区关怀和城市融入问题进行了调查和分析。相信经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农民工子女的权利保障制度和措施能够更加完善，生活能够更加美好。第二节 研究方式的阐述

一 调查经过及样本描述

2005年5月，课题组先后对安徽省肥东县白龙镇、肥西县高刘镇、凤台县尚塘乡、舒城县张母桥镇、霍山县与儿街镇、旌德县瑞士村、南陵县奎湖村以及桐城市徐河镇、安庆市宿松县9个流出地以及浙江省宁波市、江苏省无锡市、安徽省合肥市和安徽省芜湖市4个流入地进行了调查，并对安徽省潜山县、肥西县、旌德县、墉桥县、霍邱县、寿县、临泉县、全椒县等地关注留守儿童的“义工”进行了访问。历时一年半，课题组完成了研究报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本研究课题共调查访谈农民工流入地儿童35名，男女性别比例为18∶17，年龄集中在11～15岁，在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之间。共调查访谈农民工流出地儿童85名，男女性别比例为44∶41，年龄集中在11～15岁，在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之间。调查留守儿童监护人50人，同时还与流出地和流入地两个初中学校的相关人物（教育部门负责人、老师、校长等）进行了座谈。本书主要节选了一些个案进行详细分析。

二 调查方法

在个案访谈中强调要实地研究、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辅之以小组访谈、偶遇访谈、座谈会，问卷调查和文献调查法相结合。

三 研究框架

本研究以空巢村、社区关怀、交往圈、儿童权利、需求-满足、社会支持网络为核心概念，以代际互动、同辈群体互动、社会失范、行为偏差、社会化、社区融入、社会角色等为辅助概念来构建研究理论框架。

同时以“儿童权利”为问题的切入点，以儿童的交往圈为主要分析工具，围绕儿童社会化的影响因素的转变（父母、老师、同辈群体、大众传媒）建立儿童权利的“需求-满足”模式。利用这一分析模式来分析儿童在家庭、学校、社区、同辈群体等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的获损情况及其中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将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儿童放在同一个模式下进行分析，既作比较性研究，也有利于对这一问题的全面分析。第三节 家庭生活和家庭教育

一 儿童的家庭生活（一）留守儿童的家庭生活

1.寄养方式

根据课题组在安徽省舒城县张母桥镇中心小学和凤台县尚塘乡中心小学的问卷调查，有85%的留守儿童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有15%与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留守儿童的寄养方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是根据监护人的不同，寄养方式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即跟随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生活（白龙镇SKW，男，12岁，上小学五年级，父母都在外地打工，与14岁的姐姐一起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或是寄养在亲戚家中（高刘镇LL，女，13岁，上小学五年级，父母都在上海，她一直与二姑一家人生活在一起），这些亲戚的范围比较广，包括叔、姑、姨等。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在南陵县由爷爷、奶奶照顾的留守儿童占被调查总数的比例高达43%。

其二是由于农村中多子女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也使寄养方式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即几个孩子集中在一个家庭中生活（霍山县WT，男，13岁，上小学六年级，父母在张家港打工，他与3个兄弟姐妹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或每个孩子都生活在不同的家庭之中（白龙镇XM，女，15岁，上小学六年级，父母都在合肥打工，她在三爷家吃饭，而妹妹在二奶奶家吃饭）。

其三是由于受到孩子年龄不同的影响，监护家庭对孩子的监护还分为包吃包住的全包型（霍山县FL，女，14岁，父母在杭州打工，她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和只包吃不包住的半包型（白龙镇XM，女，15岁，上小学六年级，父母都在合肥打工，她在三爷家吃饭，而妹妹在二奶奶家吃饭）。

2.经济条件

从家庭经济条件与儿童的生活条件来看，总体而言，这些家庭的经济条件处于农村的中等水平，儿童自己也认为在同学当中自己的家庭条件和生活水平一般。（白龙镇CMY的父母都在合肥打工，一年能赚一两万元钱，她与哥哥的月生活费也在300元左右。她说：“生活条件跟其他同学相比，一般。”她认为同学中家庭条件较好的父母都是做教师的、做医生的，外出打工的家庭收入中等。由于较好的家庭经济条件，这些儿童的身体健康状况都比较良好，绝大多数的留守儿童在身体健康方面与其他儿童并没有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父母外出打工，年收入在1万元至1.5万元的家庭占60%，年收入在1.6万元至2万元的占13.7%，年收入2万元以上的占13.3%，未回答的占13%。从家庭年开支看，年开支额在5000元以下的占40%，开支额在5000元至1万元的占53.3%，未回答的占6.7%。由此可以看出，留守儿童的家庭基本收支平衡，略有节余，说明其物质生活有保障。舒城县张母桥镇老龄委也向我们反映：“由于父母外出打工，经济上又比较宽裕，加上老人们遇到孩子闹别扭时，又用金钱做‘交易’，使他（她）在养尊处优的环境里养成了‘比吃、比穿、比装备’的习惯，吃要味美，穿要名牌，装备（自行车、书包等）要精良。”这种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留守儿童较好的家庭经济条件。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他们在假期中都要到父母打工的地方去，在上海、浙江、江苏等一些大城市生活一段时间，时间一般半个月到一个月不等，他们的父母也和他们讲自己在城市里的生活情况，所以他们对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的社会发展比在农村生活的孩子知道得多。同时，他们的父母收入比较多，能够给他们提供比较好的学习条件和学习用品，父母每年用于他们学习的费用在1000～2000元不等，这些孩子对电脑、VCD、足球、学习机都比较熟悉。

3.与父母的情感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留守儿童一般与父母联系的方式多为电话沟通。其中，经常联系（每周一次）的占45%，不太经常（两周至一个月一次）联系的占25%，不经常（一个月以上一次）的占30%。除了电话联系以外，假期的探望与共同生活也是父母与子女联系和增强情感的良好方法。

打工父母回家给留守儿童经常带礼物的占85%，不经常带礼物的占10%，不带礼物的仅占5%。从思念的情况来看，留守儿童很想念父母的占80%，有点想念的占20%，不想念父母的为0；与此相对，儿童感觉父母想念或爱自己的为100%。有75%的留守儿童觉得最开心的事是父母回家。留守儿童想与父母在一起的占90%，其中有20%的孩子愿意跟父母进城，有70%的孩子想让父母回到家里；不想与父母在一起的只占5%，回答无所谓的占5%。

孩子们渴望得到更多的父爱与母爱是显而易见的。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大多数孩子与父母都有联系，时间长的是一个月左右通一次电话，时间短的只是2～3天通一次电话。而且很多孩子都去父母打工的地方生活过，有少数孩子每个暑假都在父母身边度过。据我们调查，有90%的孩子都希望待在父母身边。一个小朋友说：“自己最开心的是爸爸、妈妈回来了，不开心的是他们走。”100%的孩子都羡慕有父母在自己身边的伙伴们。一个六年级的男孩说：“自己想爸爸、妈妈时会流泪，当看到其他孩子有爸爸、妈妈牵手逛街时自己会很难受。”

与此同时，留守儿童与父母感情的亲密程度和依赖程度也表现出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在调查中所有的儿童都对远在他乡的父母有着牵挂和思念，但是有的儿童的情感表现得非常强烈。在访谈中，每当提及父母，他们就表达出较强的思念之情，情绪波动也很明显。比如有的孩子说打电话给父母都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也特别羡慕父母在身边的同学。而有些孩子也很想念父母，但又说父母在不在身边似乎差别并不是太大。[2]

SKW，男，今年12岁，上小学五年级，和14岁的姐姐、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姐姐也上五年级，爸爸、妈妈今年都34岁了。爸爸现在在杭州一家饭店里打工，具体做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妈妈现在在安徽芜湖打工，在超市里工作。爸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出去打工，一直在外，妈妈是前年才出去打工。他认为妈妈出去是为了挣钱。妈妈现在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500元，爸爸一个月挣多少他不清楚。妈妈每个月都会回来看他们，而爸爸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家。平时自己和妈妈打电话比较多，大多数是妈妈打过来，也有自己打过去的。妈妈在电话里总是问他的学习情况，而自己总是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有时爸爸也打电话回来，但自己给爸爸打电话的情况比较少。自己很想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特别盼望他们能够回来。自己去过爸爸打工的地方，没有去过妈妈打工的地方，但妈妈答应暑假的时候带他过去。相对于父母打工的地方，他更喜欢自己的家乡，虽然爷爷、奶奶对自己很严，但也非常疼爱自己。他从来不和爷爷、奶奶、姐姐吵架，如果自己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谁也不会告诉他们，因为他们谁也帮助不了自己，而且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自己的小伙伴都不了解自己，所以自己的很多想法，别人并不知道。即使在学习上遇到困难，他也不会向姐姐请教。

根据调查，这种差异性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

首先，父母打工的地方与儿童居住地的距离远近。这种地理上的距离实际上是代际间的心理距离，但是两者并不是可确定的函数关系。在调查中，有的肥东县、肥西县的孩子的父母就在合肥市打工，距离非常近，因而父母可以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就回家探望他们一次。但是距离较远的父母则不可能经常见到自己的孩子或者与他们有较多的说话机会。这种距离上的原因影响着代际互动的方式和频率，进而影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熟悉度和亲密度。长时间的缺乏沟通必然会使孩子心理上形成对父母的陌生感。

其次，孩子的现实生存环境影响着他们的内心体验与评价，其表现就是渴望得到父母关怀需求的强弱程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父母对子女的关爱是不可能完全被替代的，父母对子女的功能具有不可完全替代性。但从儿童渴望得到父母关怀的需求角度而言，一个结构完整的监护家庭与一个结构不完整且功能缺失的监护家庭对留守儿童的影响显然是不一样的。对儿童来说，生活在一个在结构上有父母、有兄弟姐妹的家庭，他就有可能感受到父母之爱，当然这种结构上的“父母”可以不等同于亲生的父母，但是父母之爱则用一种补偿的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那么他对亲生父母的爱的需求就会变弱，对现在生活的家庭有较强的归属感。

再次，对父母的依赖和渴望与父母离开他们时的年龄有关，表现出年龄的差异性。有的孩子出生不久，父母就离开他们出去打工了，并且也很少回来，这些孩子虽然渴望父母的爱，希望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也非常羡慕父母在身边的同学，但是他们对实际照顾他们的爷爷、奶奶和其他亲人也同样依恋，因而他们对父母表现为渴望，而对照顾他们的人表现为依赖。

白龙镇ZQQ，男，今年12岁，上小学五年级，在他刚出生不久，妈妈就出去打工了，他一直和自己的外公、外婆住在一起，感情特别深厚。他说：“放暑假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接我到外地去，我去过北京、山东，在家的时候就想爸爸、妈妈，而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又想念外公、外婆。”但是如果在孩子长大后，父母才出去，那么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感情已经很深，在离开父母之后，孩子对父母的思念更多的不是一种羡慕型的渴望，而是受情感的驱使。

另外，父母对孩子的关心程度也影响着孩子对父母的情感。有的留守儿童的父母在外地打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会和自己的孩子联系，既不回家看看孩子，也不打电话给孩子，孩子有一种“弃儿”的感觉，孩子根本感觉不到父母的爱，那么这些儿童往往不会表现出对父母强烈的思念，甚至对父母产生逆反和仇恨的心理，有的儿童在言语之间能够流露出对被父母抛弃的怨恨，他们不善于与人沟通，更不愿意与自己的父母沟通。相反经常用行动来表达自己关爱之情的父母，孩子们就能够体验到这份爱心，也同样会关心自己的父母，并且能够理解他们在外地工作的艰辛，他们都觉得自己应该爱自己的父母。如果他们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的时候也乐意与自己的父母沟通。

最后，父母离异或有了婚外情对孩子的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影响极大。现在农民工离婚率有逐年增高的趋势。据《中国社会报》2005年12月16日报道，仅2005年上半年，江西省某县级市法院审结的关于打工青年离婚的民事案件就达100多件。父母离异或移情别恋对孩子的影响很大（WJ）。

WJ，男，11岁，小学五年级学生。父亲在北京打工，是一名建筑工人，母亲在家务农，带他上学。一年前，父亲认识了一名四川籍打工女子，两人在北京发生了恋情，母亲得知后非常气愤，抛家弃子来到北京和丈夫住在一起。大半年来，WJ都是一个人在家上学，生活只能靠住在近三里外的外公、外婆照顾。有时，外婆做一顿饭，他要吃两三天，原来学习成绩很好，后来经常迟到、早退，学习成绩急剧下降。过年时，父母重新和好，回到家中，他才结束了半年多的流浪生活。（二）流动儿童的家庭生活

随着父母来到城市的孩子们，每天都可以见到自己的父母，少了许多离别的思念，这满足了孩子对于父母关怀和呵护的需求。和自己的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儿童成长的需求，也是一种权利，孩子可以参与到父母的生活中，父母也可以影响孩子的成长。如果孩子能与父母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接受平等的教育，拥有平等的市民待遇，农民工子女的问题也就会很好地解决。但是目前生活在城市里，生活在父母身边的孩子们也同样面临许多社会问题。

首先，在外打工的大部分农民工的工作是不稳定的，他们随着工作的变动而处在流动之中，因此孩子们也必须不断地在不同的城市之间以及城市的不同地区之间进行辗转流动，这既影响孩子接受稳定的和连续的教育，也使得孩子不断地生存在陌生的环境之中，孩子对周围的环境不易形成归属感和安全感，这也最影响同辈群体关系的建立。

其次，对孩子来说，父母并没有充足的时间来照顾他们，与他们进行沟通，大部分的孩子跟随在父母身边除了要好好上学，还必须帮助父母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活，由于父母的文化水平不高，回到家里的学习也基本上由孩子们自己安排。

二 儿童的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在家庭内自觉地、有意识地对子女进行的教育。家庭教育是对儿童进行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教育在保障儿童身体健康、培养儿童良好品德和促进儿童全面成长等方面都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家庭教育在人的终身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受到重视。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区教育最终都要通过家庭起作用。（一）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孩子性格特点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良好的家庭教育既是儿童的一种权利，也是儿童成长的需求。儿童时期是一个人社会化的重要时期，也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温馨的家庭环境是其形成健康人格的必要条件。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留守儿童在人格特征上都表现为内向、任性、胆怯、自卑及不合群等消极特点。

霍山县的WT和另外3个兄弟姐妹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爷爷说如果他们谁考了第一名，奖励两块钱，考第二名，奖励一块钱，结果每个人都考过第一名。适当的奖惩措施，有利于孩子积极向上，正确地面对成功和失败，形成健康的人格，最终获得成功，这是家庭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而白龙镇的SKW则表现出一定的性格缺陷，他说如果自己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他跟谁也不说；他和姐姐同班，但如果学习上遇到什么问题，他也不会和姐姐讨论；如果有什么想法，不会告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后者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虽然感觉到爷爷、奶奶也很疼自己，但是显然他们之间的沟通是缺失的，结果孩子就会倾向于自闭。霍山县与儿街的一位老人也说：“自己没文化，孩子跟我谈什么呢？”

实际监护人的教育方式对孩子性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监护人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方式也表现出一定的群体内部差异性。监护人认为留守儿童管不了、认为自己精力不够而疏于管理的占39%，采取主要以谈心说服管理方式的占21%，以说服与批评相结合的占18%，以教育为主、有时打骂的占15.3%，以批评、打骂为主的占4.3%，未回答的占2.4%。

当问及监护人对留守儿童的了解程度时，监护人认为很了解孩子的占45.5%，一般了解的占18.2%，不了解的占27.3%，未回答的占9%；监护人与留守儿童经常谈心的占53.3%，有时谈心的占33.3%，不谈心的占6.7%，未回答的占6.7%。（二）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

农民工把孩子带入城市，在入托、入学方面受到极大的歧视和排挤。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大部分工作比较辛苦，多从事体力劳动，在时间上并不宽裕。对孩子来说，父母没有充足的时间来照顾他们、与他们进行沟通，大部分的孩子认为他们的父母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理想是什么。时间的限制使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代际沟通不充分。不论从形式而言，还是从内容而言，父母对子女的成长、价值观的确立、知识的接受、爱的获得等许多方面的影响都是不够的。

在纷繁复杂的城市社会环境下，许多家长又忽视了家庭教育环境的创设，不努力创造学习型的家庭环境，而是让孩子生活在“麻将型”“赌场型”的不良环境中，或者生活在由于生活压力等种种原因造成的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对抗、家长行为有失风范、家庭动荡不安、夫妻离异、单亲家庭等环境，这些都势必影响儿童的健康成长。第四节 学校生活和学校教育

儿童的学校教育状况主要包括两部分：学前教育和九年义务教育。学前教育既为儿童进入小学做准备，也为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奠定基础。对于农民工子女来说，他们的这两个阶段的教育状况都不能与城市儿童相比。

一些地方政府对学前教育还未给予足够重视，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缓慢。不同地区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差异较大。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学前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教育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突出。目[3]前，仍有70%的正常儿童没有接受早期教育，这就意味着，如果农民工把子女留在农村，那么，这些留守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可能性就更小。即使被父母带进城市，他们的生活也是动荡不安，而且他们还要面临城市入托门槛高的问题。

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过程中，广大的农村贫困地区得到了很好的救助。据教育部公布的《200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目前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下简称“普九”）的人口覆盖率达到85%，全国通过“普九”达标的省、直辖市达到11个，有2541个县（市、区）及县级行政区通过了“普九”验收。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5%，初中学生毛入学率达到88.6%，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8年以上，农村留守儿童的入学率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是，目前农村中小学的师资水平、硬件设施水平仍然参差不齐。对于农民工子女来说，由于家庭教育的部分欠缺，学校教育的任务相对就要加重，学校不仅仅要为其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更需要营造一个适宜的生活环境，学校的老师可能不仅仅要指导学习，还要管他们的生活、身体、思想。因此，在农村学校教育需求增加的同时，政府和社会必须加大对农村学校教育的投入。

一 留守儿童的学校生活和学校教育

留守儿童在学习态度方面与其他儿童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留守儿童在学习态度上并没有因为父母长期在外打工不在身边而受到较明显的影响，正如霍山县WT的兄弟姐妹，四人的学习态度都很端正，学习成绩也非常好。有的孩子知道父母在外打工，能够体会到父母的艰辛和期望而更加发奋学习，以不辜负父母的期望为学习的动力。霍山县的ZXL说：“我们的父母在外面打工，每天都要工作12小时，他们挣钱主要为了我们上学，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KXS说：“我们的父母在外面很艰苦而且很节约，他们挣钱就是为了让我们有好的学习条件。”在对南陵县奎湖村的调查中，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情况，调查组在此次调查中采取了对比的方法，即将该村323名留守儿童作为实验组、128名父母都在家的小学生作为控制组，然后将这两组儿童的学习情况做了对比分析。通过调查发现两组儿童在学习态度方面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在回答“你喜欢学习吗？”这一问题时，41%的留守儿童表示“很喜欢学习”，49%的留守儿童回答“喜欢学习”，与此相对应的是控制组的小学生的比重均为47%。41%和51%的留守儿童认为“读书有用”和“读书很有用”，而这与控制组55%和42%的儿童回答“读书有用”和“读书很有用”也大致相似。

与控制组的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和遵守纪律方面，却暴露出许多问题。问卷调查显示，大部分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中等偏下，其中17%的儿童成绩较差，4%的小学生成绩很差。而控制组的小学生成绩较好的比率高达80%，较差和很差的仅占10%和1%。同时在留守儿童中有1%的人上学经常迟到，有时迟到的高达27%，11%的留守儿童有过逃学的经历，而控制组的儿童很少有上述情况发生。这主要是由于这些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不在身边无法辅导他们的学习以及管束他们的日常行为，而他们的爷爷、奶奶由于年龄和文化水平的原因更是没有精力和能力来管理他们的学习。许多孩子都说如果学习上遇到问题是不会问爷爷、奶奶的，因为爷爷奶奶不懂这些知识。而很多爷爷、奶奶也只是督促孩子把作业写完，至于这些孩子是不是真的写完了、有没有什么问题，他们都是无能为力的。同时爷爷、奶奶们还因这些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而格外的可怜和爱护这些孩子，对他们的管教不严格。因而这些留守儿童的学习和日常行为仅靠学校和老师们的督促指导以及自己的自律显然是不够的。因为缺少约束，他们中有的人无心学习、厌学逃学，甚至发生行为偏差，产生越轨行为。

同时，远在外地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尽其所能，但这种投入主要是精神上的支持。当然，父母对孩子都是有期望的，在访谈中孩子们都说父母对自己的期望是让自己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好的学校。孩子学习成绩好，将来考上大学是父母们的共同期望。但是这些父母几乎没有主动和孩子的老师联系的，他们在与孩子通电话的时候，总不忘问的话就是“学习怎么样了”，他们并没有尝试用各种方式与老师取得联系，问问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这样，孩子的学校生活就处在一种父母失控的状态。

孩子在上学的途中以及在学校中的安全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许多孩子住的地方与学校的距离比较远，有的孩子骑自行车上学，有的孩子步行上学。而农村有许多水塘等都是潜在危险的地方，因此在较长的距离中，孩子们是失去监护的，他们很容易发生危险。

KLL，女，13岁，上小学四年级，现在住在大姑家，大姑家除了大姑还有姑父和两个姐姐。她有一个哥哥，今年21岁。父亲在几年前与母亲离婚，并且又再婚。现在父亲和继母在宁波打工，不久前哥哥也去了宁波。她并不知道父亲在做什么工作，但知道自己的哥哥是水电工。父亲刚出去的时候还经常打电话给她，现在已经不常打了，她觉得是因为爸爸在外面工作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打电话给她。而且大姑家的电话不能让她随便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他们的联系。现在他们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联系了，她非常想念爸爸。每次爸爸回来待的时间都很短，不会超过一个月。爸爸从来没有想过带她出去念书，因为父母还没有挣到钱，她也认为父母在宁波生活得并不是太好。但是爸爸每次回来都会给她带来很多好吃的东西。姑姑家的两个姐姐及其他人对她都很好，都让她好好学习，姐姐还送过一块手表给她。因为学校离家比较远，所以她要骑自行车去上学。上学的路上还需要经常走一些不好的路，特别是路面很窄的田间小道，所以她经常摔倒。

在高刘镇的一所小学里，许多孩子中午就在学校吃饭，吃完饭后就待在学校里，而老师不在学校里，因为这不是寄宿学校，老师中午要下班，这些在学校的孩子就会偷溜出来。KLL有一次就趁着中午吃完饭后溜出去，到一个离学校很远的同学家里去了。虽然没发生什么危险，但这也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在没有老师也没有家长监护的情况下，她们溜出学校，就处在完全失控的状态中，很可能发生各种危险。

通过对张母桥和尚塘乡两地的中心小学的问卷调查分析，我们获得了下列数据：留守儿童在校表现良好以上的占71.4%，一般的占21.5%，差的占7.1%；没有迟到、早退现象的占73.3%，偶尔迟到、早退的占26.7%；各项学习任务能按时完成的占33.3%，能按时完成的占40%，不能按时完成的占26.7%；学校的组织生活能够积极参加的占85.7%，从不参加的占14.3%；学习成绩优秀的占60.0%；留守儿童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有23.6%的儿童找同伴解决，有22.7%的儿童寻求老师解决，有8.7%的儿童找家人解决，另有45%的儿童自己解决。留守儿童认为父母在身边对自己的学习会有帮助的占93.8%，无帮助的占6.2%；认为有父母帮助学习成绩会更好的占30%，认为有教师帮助学习成绩会更好的占10%，认为自己努力学习成绩会更好的占40%，其他（家人辅导、环境安静等）占20%。此外，所有的留守儿童都喜欢上学，都不想退学。

二 流动儿童的学校生活和学校教育

在学校教育方面，许多流入地城市都把农民工子弟当作城市新市民来对待。但由于户籍管理、工作流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目前城市中面向农民工子女的学校有三类类型：即普通公办学校、公办流动子弟学校和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在无锡，后两类学校分别为10所和13所。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国发〔2003〕19号）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进一步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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