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书生：王世贞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郭宝平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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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书生：王世贞传试读：

大明王朝建立之初，首都在南京。所以，现在的江苏、安徽和上海，没有省的建制，在当时都属于直隶地方。后来迁都北京，这些地方就被称为南直隶。

南直隶有一个太仓州，是孝宗皇帝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由太仓卫割昆山县之新安、惠安、湖州三乡，嘉定县之乐智、循义二乡，常熟县之双凤乡而建，下辖崇明县，隶属苏州府。

离州城所在地不远，有一个小镇，谓之四牌楼。这里住着远近闻名的王氏家族，平时人来人往，鼓乐不断，很是热闹。可是，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春夏之交，王宅突然变得安静了许多。阖宅中人，都感到了气氛压抑，大家都不敢高声说话，更不敢发出笑声，就连指斥笨手笨脚的下人，也不敢出口说出一个“笨”字。

按照当时的算法，生于嘉靖五年农历十一月的王世贞十三岁（按照现在的算法则是十一岁），已经懂事，或许，他第一次感受到这件事对家庭的影响。

什么事？

科考是也。

原来，这一年，是帝国的“大比之年”，王氏家族第二房的男主人王忬，去冬赴北京参加会试——可以理解为是选拔进士的全国统一考试，如今落第返家。

王忬从中举到现在，已经过了整整七年了。科举考试三年举办一次（称一科），说明他不是第一次没有考中。只不过，上次会试，他是因为生病，难以完成艰辛、繁重的考场任务，悻悻而归。

一两次落第，很常见。但是，毕竟王忬在当地是有名望的人，而且他整天督促自己的长子世贞要像他一样一心向学，只读对科考有用的圣贤书；如今他已经三十二岁，仍然没有考中，不管怎么说，这对他本人和家庭来说，都不能不带来一丝阴影。

科举考试，就是有人欢乐有人愁的事。此时，首都北京，三百多名新科进士们正沉浸在金榜题名的喜悦中。其中，有两个人，不妨一提。

胡宗宪，南直隶徽州绩溪人，二十七岁。之所以提到他，是因为此人以后与王忬的官场经历如出一辙，但又形成鲜明对照，而最终的结局却又出奇相似。

沈錬，浙江绍兴人，与王忬同岁。之所以说到他，是因为此人和王忬、王世贞父子的命运有密切关系。

人家胡宗宪、沈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远在太仓的王忬，也只能打起精神，继续投入下一科的考试。好在，亲朋故旧并没有因此而看轻了他，前来向他求教“举业”（相当于应试教程）的年轻人越发多了起来。不用说，王忬本人更加刻苦用功了，同时也加紧了对长子世贞的管束，不断为他聘请名师教习。

又过了三年，嘉靖二十年，王忬终于进士及第，王氏家族，包括十五岁的王世贞，笼罩在因家族成员金榜题名而带来的欢庆气氛中。

喜庆之余，王世贞的压力更大了。

当是时，倘若没有衣食之忧，那么，这个家庭的少年郎，不管是不是心甘情愿，也不管希望有多大，几乎是无例外地要走上科举的道路。

因为这被公认为是正道。

无论是执政当局还是老百姓，都希望这个国家的读书人，从小就走上科举的正道。

从国家或者统治者层面说，科举制度，是为读书人打开的希望之门，从而成为社会稳定的黏合剂。正如有学者所说，一个社会，只要希望还在，人们就没有那么忐忑不安。虽然参加科举者多终身不得之人，而要无日不有可得之理，故其希望之心不绝。科场得捷，这个经典的“中国梦”，使得读书人沉浸在不绝的希望中，从而达成了社会的相对稳定。

从读书人角度来说，科举制度，是国家为他们打造的制度平台，改变命运，赢得地位和尊重，无过于科场连捷，艺苑夺标。

诚然，此时的中国，商业繁荣，富商巨贾已不在少数；但是，无论是在人们的观念上还是现实生活中，商人的地位与进士出身的官员仍然不可相提并论。

后来成为王世贞终身好友的汪道昆，出身于新安商人也就是徽商之家，少时不想走科举的正道，其父不仅把他喜欢看的“闲书”烧掉，还对他棍棒加之，厉声呵斥曰：“孺子不先本业，曷是为务？”可以理解为，你小子，不好好读教科书，将来靠什么安身立命？在汪道昆的父亲这位徽商看来，科举是“本业”，经商只能是科举失利后的选择。据时人记载，徽州“三贾一儒……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则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为相用”。就是说，经商尽管可以致富，但是人们首选还是科举，只有在科举不成的情况下，才转而经商；而一旦经商致富，又严格敦促子孙走科举的正道。这不难理解，商人比一般人更能够体会到人治国家、专制权力的威力，而要获取权力，在这个时代，只能通过科举。当然还有尊严问题。《金瓶梅》中有这样一个场景：西门一家在谈论李瓶儿所出官哥的未来时，西门庆说：“儿，你长大来还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武职）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可见，有了金钱乃至地位，越发感到个人尊严的重要；而在当时，大家都觉得，只有正途出身的文官，才最受人敬重。

况且，即使想走经商的道路，也不是谁都可以获得“厚利”乃至养家糊口的。后来也成为王世贞朋友的浙江鄞县人沈明臣，其家曾号称素封——无官爵封邑而富比封君，明臣的父亲沈文桢是家中独生子，“读书不成去做生意，开酒馆不问客人要酒钱；买了大渔船出海数月，除一只百余斤的螃蟹外一无所获；贩鱼又赶上盐价暴涨，鱼都臭了……在沈明臣的童年时期，他爹常常一个人去芙蓉江上钓鱼，借以忘掉家中几张等候吃饭的口。夜晚，他爹便把鱼换了酒，喝得烂醉，好有勇气回家。他的爹酒醉后，常抚摩着他的头，说有孺子在，穷又怎样？对他寄望深厚。且常关了门催促他读书。他是希望他承继‘七世阜昌’的祖业的，明臣却不喜欢八股，喜欢写诗”。这是作家刘丽朵写的一段话。足见文人做生意的难度，不亚于科考。顺便说说，沈明臣科场不顺，但多年后，他有一个儿子沈一贯当上了大明帝国的首辅。不用说，沈一贯走的是科举的正道。

未必只有经商一条路吧？既然商品经济繁荣，对文化的需求自然会大增，当作家、画家，不也是一条路吗？

的确。商品经济的繁荣，确实带来了对文化产品的大量需求，推动了文化繁荣，也确实有一些人，靠着写作，不仅可以谋生，而且还能够出名。

最典型的，莫过于徐霖了。西门庆要是知道这个人，非羡慕死不可！

徐霖祖籍苏州，出生于官宦世家，早年丧父，随兄在南京生活。他十多岁就以书法闻名，二十九岁拜画家沈周为师，画家吴伟曾画《沈徐二高士行乐图》，文徵明为此画题诗曰：“乐府新传桃叶渡，彩毫遍写薛涛笺。老我别来忘不得，令人常想秣陵烟。”薛涛，泛指当时的名妓；桃叶渡，指南京妓女聚集地。从文徵明的诗句里可以看出，徐霖其人生活放荡，场面上也可公开谈论。倘若就淫乐一事论，西门庆与徐霖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根本比不得。轰动一时的是，徐霖七十岁寿辰，有一百名妓女前去为他祝寿。他营造的精美豪宅，也非西门庆的宅第可比。有学者称徐霖“在诗、酒、美女和戏曲的陪伴中终老”。

徐霖一没有官职甚至功名，就是布衣身份，不像西门庆还谋了个西班；二没有经商，不像西门庆还辛辛苦苦开那么多商铺。那他靠什么营造园林别墅？靠什么赢得无数女人的芳心呢？

当然是他的才华。此人不仅善书法、绘画，还善度曲，写戏剧，写小曲，尤其是妓女们吟唱的小曲，很拿手。一些高官、太监、名士、商人，争相出钱买他的书法、绘画，也有的花钱请他写曲子，以便让妓女吟唱。

徐霖不仅金钱、美女不绝，而且名气还很大。吏部尚书（相当于部长）乃至当国的首辅都熟悉他，南巡的武宗皇帝居然亲临他的家中和他一起唱曲，相处甚欢，索性把他带到了首都北京。由于不久后武宗暴卒，徐霖又一次南返，继续他的纸醉金迷的生活，直到七十七岁那年撒手人寰。此在嘉靖十七年七月，正是王世贞的父亲王忬会试败北回到太仓不久。

徐霖去世时，王世贞十三岁，与他没有接触。但是其父王忬应该是有所闻，甚至是谋过面的。会不会内心有过羡慕的闪念呢？或许有过；但是，这不会影响他走正道的决心。毕竟，像徐霖不走正道就如此成功的文人只是个案；况且，徐霖也不是从小就不愿意走正道，实在是他傲不谐俗，好色轻浮，结果被革除了秀才的功名，才转而以才艺谋生的。即使他沉浸在美酒加美女的生活中“无一日不畅”，他的朋友还是为他不能谋取一官半职而颇感遗憾，叹曰：“宰相知之而不能荐，天子爱之而不能用，岂非天乎？”

观念如此，势比人强。或许，王忬还会感叹，倘若徐霖有严父在堂，也不至于不走正道，遂对王世贞的督导更加严格了呢！

当然，也确实有不愿意走正道的。王世贞的亲属中，至少就有两位。

一位是王忬的同父异母兄长即王世贞的伯父王愔。

就在王世贞十一岁那年，年长其父二十五岁的伯父王愔从山东退休回乡，此时，王世贞父子都在埋头刻苦攻读中。世贞可能是第一次见到伯父，至少对伯父的印象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过去，听老辈说起这位伯父“少而有游闲公子之乐与名”；现在，他耳闻目睹伯父“豪有园林声色之举，至是益发舒”，到了“无一日不乐”的程度。那时候的所谓乐，吟诗、赏景、听曲、宴饮、狎妓，而且这些往往又是一体的，宾朋相聚，必宴饮，宴饮必有妓，有妓必唱曲，倘若宾朋中有人粗通文墨，则必赋诗作对。或许，《金瓶梅》中西门庆这个人物，应该有王愔的影子。

还有一个人，是王世贞的远亲，名梁辰鱼，后来也是红极一时的人物，虽年长世贞七岁，论辈分却是世贞的表侄。这位官宦世家的梁公子，考取秀才后，就不愿再参加科举了，倚靠父祖遗产，吟歌赋、拥美女，宴宾朋，尽情行乐，与西门庆的生活状态很有一比。所不同的是，西门庆是靠自己的奋斗获得财富并不断积累财富的；而梁公子则是挥霍祖产，家产挥霍完了，只得外出讨生活。当然，这是后话，此时的梁辰鱼，二十岁左右，正欢度着他声色犬马的人生最佳时光。

王忬不会让自己的长子受到这些人的影响。实际上，伯父王愔也同样要求世贞走科举的正道。至于梁辰鱼，只是远亲，即使是偶尔到家里来串门，王忬也不会允许他与世贞过多接触，更不会让他把自己的那套生活方式传染给世贞的。

总之，少年王世贞在这样的环境里，别无选择，只能走科举之路。

走正道，说简单也简单，其实就是两个字：考试！首先要经过县、府两级组织的考试，合格者就成为秀才；然后再参加全省的统考——乡试，考中者为举人；再参加全国统考——会试、殿试，考中者即为进士。

但是，走正道，看似简单，实则很不简单！是人生的康庄大道，也是充满荆棘的坎坷之道。

首先，读书人除极少例外，大家都要挤这条道，竞争很激烈。

大家都知道竞争激烈，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小小年纪就开始举业的修习。一般有钱人家，还会延聘名师教授。像王世贞，从学句读开始就请家教，先后聘请的名师仅有明确记载的就达七八位，其中有的是进士出身做过高官退休还乡的，也有取得举人身份不久即进士及第的。

其次，考试很程式化，内容很枯燥。因为科举考试被统治者当作灌输官方意识形态的有效洗脑工具使用，所以考生只能读四书五经，而且理解上又必须以宋代大儒朱熹的注释为准。而这个时期，恰恰是思想解放的启蒙阶段，读书人几乎没有人对几百年前几位老头子的那套理论心悦诚服了，越是灌输越是反感，要去死记硬背自己反感的东西，不是精神折磨吗？即使是小孩子还不太懂，但是刻板枯燥程式化，与少年郎的理解能力和天性实在太不协调。

比如王世贞，开蒙就由名师教授《易》，学了一年，也“不晓‘易’为何语”（王世贞语），实在灌输不下去了，只好先放放再说。

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个少年不对举业产生厌倦情绪的。像前面提到的胡宗宪、汪道昆，无不如此。胡宗宪也是徽商出身，家境殷实，父母不惜重金聘请名师教授他举业，可是，胡宗宪对此没有兴趣，只想看兵法谋略方面的书，这让父母伤透了心，红萝卜加大棒之下，才算导入正轨。汪道昆若不是其父又是烧他的闲书又是棍棒相加，或许也没有此后的登科之日。就连王世贞的同年（同学）张居正，一心要通过科举改变家世贫贱地位，也一度对科举考试失去兴趣，痴心旁骛过。

王世贞更不例外。他一度对科举考试比较排斥，严格说，是对应付考试所需钻研的四书五经，实在没有兴趣，从很小就被“三苏”和“李杜”的诗词所吸引，十四岁又读到王阳明的书，读得废寝忘食，日夜难舍，司马迁的《史记》更让他如痴如醉，相比之下，读四书五经，简直就是受折磨！

笔者敢说，王世贞一度确实是想学习伯父以及大表侄梁辰鱼的，换言之，也不想走科举的正道。除了上面说到的少年天性实在难以忍受洗脑的折磨外，还有这样两个因素。

一是衣食无忧，没有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动力。同时代的不少读书人之所以孜孜以求，屡仆屡起，很大程度上是要找饭碗的。比如与王世贞同岁的福建人李贽，就说自己参加科考是为“稻粱谋”；晚王世贞一辈却成为批判他的带头人的袁中道也说，他参加科举是为了“救贫困”、“活孤孀”，把科举考试当作敲门砖，过了这一关就可以干自己喜欢干的事了。所以这些人不会轻言放弃。王世贞则不同，王氏家族可谓世世显贵，王世贞的祖父王倬登进士，历任山阴、余干、兰溪三县知县，转迁御史——言官，又外放贵州、广西、广东、四川担任多种职务，直至正省级官员，又以治军实功，被命巡抚顺天，后终南京兵部右侍郎（相当于副部长）。在其晚年，朝廷为褒奖其名节，在太仓赐建“都宪”、“方伯”两坊，筑石牌楼以铭之，乡人聚而成市，牌楼镇因此而得名。虽然其祖父在王世贞出生前已去世，但其留下的功名和产业足以使子孙生计无忧。王世贞自己就说，他少年时代“出无步趋，日享再肉”，俨然一个公子哥的生活水平。这与他后来的“同学”张居正和杨继盛形成了鲜明对照。张居正自称家世贫贱，而杨继盛则是放牛娃，这两个人改变命运的愿望自然十分强烈，相比之下，王世贞就没有这样的动力。

二是外界的影响。就好像一个不愿意考大学的人，一定对那些没有上过大学而获得成功的人很感兴趣。王世贞会不会如此？无论是徐霖的传奇人生，伯父的无一日不乐的园林声色之好，还是梁大表侄的潇洒，多多少少还是会对厌倦了教科书的王世贞产生些影响的。少年王世贞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参加科举，不也挺自在的吗？

王忬看出了长子的心思。这小子，聪明是绝顶聪明，六七岁就读家里的藏书至数十万言，一次到乡贤陆粲家里做客，这位进士出身的戏曲作家一见到世贞，就说他“非凡儿也”！十五岁那年，远从山阴即今天的绍兴聘请的进士出身的名师骆先生，命世贞以“漠”字韵咏宝刀，世贞咏出“少年醉卧洛阳街，将军血战黄沙漠”之句，骆师为之避席！关键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务必严厉管束，让他把聪明用在正地方——举业！所以，王忬一方面不惜重金聘请名师，另一方面则严厉管束，不准世贞痴心旁骛。棍棒相加的记载倒是没有看到，但王世贞曾回忆说他“是时畏家严”，对自己喜欢的诗词歌赋“不敢染指”。

有人管和没人管、管得严不严，就是不一样！加之，其实王世贞从小就不算是离经叛道的人，所以走正道，还是不成问题的。就在世贞虚龄十八岁而按照现在的算法十六岁时，他在乡试——选拔举人的全省统考中一举得中。

这科举人，南直隶共录取一百三十五人，王世贞年龄最小。与他同时中举的，苏州府嘉定县有位当时叫徐学诗，进入官场几年后改为徐学谟的人，在考试期间与王世贞混熟了，成为终身朋友，此人是人治官场一位值得一写的人物，包括他的改名字都大有讲究。

次年，嘉靖二十三年，又是一个大比之年，各省直——各省和南北两直隶——的举子们，在现在叫春节那时叫元旦前已云集北京，准备参加会试（俗称春闱）。在黑压压的人群中，有三个人，王世贞或许与他们擦肩而过但尚未认识：一个是来自北直隶容城县的杨继盛，一个是来自湖广江陵县的张居正，一个是来自山东济南府历下县的李攀龙。在未来的岁月里，王世贞的仕途、官运、文名，与他们三个人都有直接关系。不过，今番春闱，世贞、继盛和居正三人都落第了，悻悻而归，李攀龙则榜上有名。

好像冥冥中有一只命运之手做出了安排，要李攀龙等待王世贞的到来——中进士不久，李攀龙就病了，请假回家养病，直到下一科会试要开科了，才正式分配工作。

王世贞、杨继盛、张居正他们，则回到家乡，继续苦读。相信到了这个时候，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已经没有什么犹犹豫豫的了，而是要破釜沉舟，志在必得！

不过，那时候有一个流行的观念：读书人在未登科前，须是先成家，后方可建功立名。所以，像王世贞这样处于紧张备考状态的年轻人，按照现在的算法，不过才十八岁不到的年纪，就结婚了。

说起来，王世贞后来成为天下第一名士，但是在感情方面，却没有提供给人们多少谈资。既不像前辈苏轼、陆游那样，有刻骨铭心的初恋，又不像他同时代的郑若庸、梁辰鱼等文人那样，与名妓有纠缠不清的情感经历。王世贞的两个“反对派”——徐渭和汤显祖，也有些“韵事”可记：徐渭中年杀妻卖妾，晚年在首都，还对一名照顾他的少女不胜依依，少女也为他腮红泪落；汤显祖参加会试时与一名妓女如胶似漆，后来索性娶为妻室。王世贞虽然阅女无数，但似乎没有哪个女人让他为之牵肠挂肚、诗兴大发以至于载入诗文的。他在十六岁时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东家有美人，西家有美人”这样的句子，就是没有发现他对哪位美人情有独钟。他的妻子魏氏比他小四岁，显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合而成。不过魏氏沉默寡言，性情贤淑，两个人是终身伴侣，感情还是不错的。

结婚一年后，妻子生了一个女儿。所以，下一次进京赶考时，王世贞就有些恋恋不舍，行前，“此夜不忍旦”，走出房门又“回看小弱女”，叮嘱自己“莫挥分手泪”！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又一个大比之年，王世贞、杨继盛、张居正又一次聚集到首都，徽州的汪道昆也来了。这一次，王世贞似乎胜券在握，临进考棚前的清明节，还约上几个朋友到北京西郊去踏青。

果然，二十二岁的王世贞、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三十二岁的杨继盛和二十三岁的汪道昆等三百零五人，金榜题名！至于王世贞中举时的好友徐学时（谟），还要等下一科，才有这份荣幸。

金榜题名时，是人生一大幸事也！王世贞他们尽情享受着这短暂的轻松时光。据时人记载：“进士同榜者，其始数百人常相聚。”当然，按照当时的风气，相聚就要吟诗作赋，就要有妓女献曲，不在话下。

王世贞性格豪爽而温和，喜交际，又出手很大方，他自己回忆说，这一年该科进士同年一般花销一百两银子已经很奢侈了，而他的花销却是三百两，比别人多二百两。什么概念呢？前面提到的徐霖在南京营造的园林豪宅，造价才二百两。王世贞用于赴考、交际的花费，就达到三百两！可以想象，他是三百余名同年中的活跃人物，除了大规模聚会，王世贞一定会搞些小型聚会，酒楼妓院，美女加美酒，美美地放松了一把！

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同年，吸引了王世贞的注意力。此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个人，会给他和他家庭的命运，带来惊天动地的巨大影响！走正道的，也有奇人

这个人，就是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

说起来，杨继盛和王世贞各方面都差异很大，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很小。

或许，恰恰是差异，令王世贞对杨继盛有一种好奇心，因好奇心而接近，因接近而有所了解，因了解而成为朋友，因成为朋友而改变了命运。

杨继盛的长相有些奇异：脑袋大且圆，活脱脱一个寿星头。不妨这样设想：杨继盛的奇异长相容易吸引好奇心强的王世贞，便找机会邀他小聚；但更大的可能是，当时在朝廷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礼部右侍郎徐阶，是南直隶松江府华亭县人，有学者考证还是王世贞家的远亲；而杨继盛在国子监求学时是徐阶的学生，王世贞他们进士及第后的一天，徐阶正好外出回京，王世贞出城迎接，杨继盛也可能一起去了，王、杨两人本来就是同年关系，现在又因为徐阶的关系聚到了一起，于是很快就熟悉起来，就有了此后的小聚，彼此介绍了各自的身世，而杨继盛的经历，又深深吸引了王世贞，或者说，令从小生活在优越环境中的王世贞感到唏嘘！

的确，杨继盛的经历，是王世贞无法想象的。

直隶保定府容城县县城北河照村，有一杨姓人家，耕读世家，还不算贫雇农。杨继盛的父亲娶了一妻一妾，妻生二子并数女，妾生一子。杨继盛为正房所出，排行老幺。他出生后，父亲很高兴，说：算卦的说我有阴德，当生异子，今观此子，有异相，必不凡，光宗耀祖在此子矣！此话一出，父妾陈氏端起洗衣盆，走到产妇所在房间的窗下，又涮又捶，杵声如雷，意在使婴儿受惊而亡。继盛母亲生性柔善，全不敢言语。

这个情形，与《金瓶梅》里潘金莲对李瓶儿和其子官哥，何其相似乃尔！

杨继盛命大，没有因惊吓而丧命，但是他的苦难也刚刚开始。

与一般家庭小妾地位低下、委曲求全不同，杨家小妾陈氏是潘金莲式的女人，继盛父亲对她言听计从，竟然把正房逼得流离失所，备尝辛苦，见者无不流涕。即使这样的生活，也没有持续多久，继盛的母亲就去世了。七岁的继盛跟随长兄，八岁就开始放牛，夜里，瓜棚、菜园，随便找个地方睡一觉，家里也没有人找。

科举虽然能够改变个人乃至家庭命运，但是，普通人家或许认为中举人、成进士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吧，加上农活需要帮手，对子弟读书的事，就不太热心，男孩子稍有劳动能力，就帮着家里干活。但是，杨继盛却很想读书。经过多次争取，继盛才得以进学堂，而且附带的条件是边放牛边上学。此后的几年里，断断续续，时而读书，时而务农，更没有什么名师教习，而是遇到什么人算什么人，就这样，十八岁的继盛居然考中了秀才。

有了功名的杨继盛，到了该成家的年龄了，不少人上门提亲，而且多是富家之女。继盛有自己的考虑，他是从如何和兄嫂相处的角度加以抉择的，所以，最终娶了嫂子的堂妹。事后证明，这个决定并没有给大家庭的和谐带来多少助益，如杨继盛所说：“娶之后，而妻之困苦益不可言矣！”

就是在万般困苦、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杨继盛顽强地坚持着“举业”。这一年，又该乡试了，此前的预考，继盛高居第三名。就在即赴乡试时，家里发生了变故：其兄与村中富户发生纠纷，诉讼到官府，官受富户之贿，将兄长拷打狼狈。继盛怒不可遏，说：“兄长受此屈冤，我哪里还有心思去应试？！”遂奔走上访。此时恰逢沙河筑城，官员毕集，继盛前去诉冤。巡抚和巡按御史皆云此乃小事，不属于此辈管辖；继盛又诉诸于兵备道——多年后王世贞将担任这个职务——亦以小事为由拒受理。继盛愤然抗争道：“词讼只当论屈之大小，事之大小不必拘也！”兵备道遂接了案子，将事情是非查明，仇家遭刑，倍于其兄。打完了官司，继盛匆匆赴试，居然得中了！

这一年，对二十五岁的杨继盛来说，可谓双喜临门，秋闱中举，年底，长子降生。但是，穷困的局面却一仍其旧，由于家里的财权掌握在兄嫂手里，甚至会试的路费也被兄长收去，继盛“赴会试尚穷乏其甚矣”！

第一次参加会试，正是王世贞父亲王忬进士及第的辛丑科，杨继盛落第了。回到家里，继续在他自盖的茅屋读书。秋天，几位同年举子相约到国子监读书，有过会试经历的继盛也感到靠自己茅屋苦读未必是上策，于是便向兄长提出了入国子监读书的请求。其兄听邻居说，举子到国子监读书，要满三年方可做官，须花费二百两银子，便对杨继盛说：“你入国子监，则吾穷矣。弟尚可，吾多子，将来何以度日乎？”遂决意分家，继盛不肯。此时，继盛四姐夫遭遇官司被关押于河间大牢，继盛前往探望，其兄趁机析产分家，将财粮之类尽为己有，只分八石谷子给继盛，继盛返家后也只能接受现实。好在，他入国子监的愿望实现了。只是由于盘费捉襟见肘，他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狼狈不堪言也”；还由于家中无主事者，一年内连丧二子，精神上也苦不堪言！

好在，国子监的一把手——祭酒徐阶很快发现了杨继盛的才华。徐阶是一个很爱才的领导，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他在阅读杨继盛的作文时大奇之，说：“真奇才也。但欠指引耳。”杨继盛闻言，东挪西借备了礼品，拜谒徐阶，恳请他给自己“开小灶”。徐阶是大家族、大富翁，未必在乎杨继盛的束脩，他看重的是杨继盛这个人，于是就收了这个弟子。在他的指导下，杨继盛的学业进步很快，终于在几度落第后，与王世贞成为同榜进士，高居二甲第十一名，排在张居正后面隔一个人的位置，比王世贞的名次靠前很多。倘若不是他的策论中“多伤时语”，以至于首辅夏言担心会触怒喜怒无常的今上——嘉靖皇帝——而不敢进呈，杨继盛很可能就是一甲进士了，不是状元、榜眼，就是探花。尽管如此，三十二岁的杨继盛得中进士，而且高居二甲第十一名，是相当令人羡慕的。

现在，穷苦不堪、在没完没了的家庭纷争中靠自强不息坚持走正道的杨继盛，和生长在名门望族、一直过着锦衣玉食生活的王世贞，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而且在三百余名同学中是比较熟悉的。

据笔者的判断，此时王世贞和杨继盛还不能说是朋友，仅仅是彼此有比一般同年更深一步的了解而已。毕竟，他们的家庭背景、本人的个性，差异太大了，一见如故之类的说法，是靠不住的。甚至可以说，此时的王世贞，未必有与杨继盛做朋友的想法。

倒是有一个人，经历、个性与杨继盛有些相近。但是他没有杨继盛的运气，当历经苦难或者一直顺遂的三百余新科进士沉浸在暂时的庆幸、喜悦中时，或许这个人正遥望首都，强烈的羡慕嫉妒恨的情绪，笼罩在他的胸膛！正道，不是谁都能挤上去的

嘉靖二十五年年末，就在二十一岁的王世贞正在进行晋京赶考的行前准备时，一位神情痛楚、目光忧郁的男子，从绍兴来到了太仓。

此人姓徐名渭字文长，比杨继盛小五岁、又大王世贞五岁。

此时，取得举人资格的读书人都在准备晋京参加会试，徐渭却辗转到了太仓，所为何来？

或许，正是因为看到别人要晋京会试，徐渭才在这个时候离开家乡的，至少，这是原因之一。

徐渭虽出身官宦之家，身世却十分凄惨。他太需要通过科举改变命运了。要说，徐渭也有基础。从小不说是神童，至少也算得上聪明的孩子，他比王世贞入学要早，嗜读书，记忆力惊人，老师讲授数百字，不到六岁的徐渭不需要再看第二遍，马上就可以背出来，八岁即能写文章，老师看后“奇之”，感叹说：先人之庆，徐门之光啊！基于自己的聪明，期盼通过科举改变个人命运，是家庭复杂困苦、寄人篱下的徐渭、杨继盛这类人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激励着他们在窘境中发愤读书。令人不解的是，绍兴缙绅誉为“宝树”、“灵珠”，比之刘晏、杨修，地方官员也颇赏识其才的徐渭，一到科场就失利，直到二十岁时，连最低一级的秀才也没有考取。还是经过他不屈不挠“上访”，得到学政的理解，才补录为秀才。这成为他科场奋斗二十多年里唯一的一次惨胜。

但是，徐渭的文名却在不断提升。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表姐夫沈錬。后者因为父亲去世辞官丁忧，回到绍兴。沈錬若干年后与杨继盛齐名，相互欣赏，同时都受到王世贞的敬佩，王氏家族命运的转折，与这两个人有直接关系。沈錬六年前进士及第后即分配溧阳任知县，此人性格傲慢耿直，得罪了前来考察官员的官员，对他的评价不高，被“调简”，由溧阳调到山东荏平担任知县，他是在荏平任上回籍的。沈錬后来以直臣名世，殊不知，他工诗文，下笔千言，诗郁勃磊落，文劲健有气。他也很欣赏内弟徐渭的文才，与他和另外几个当地名流搞起了结社——“越中十社”。结社不仅标志着形成一定的派别，而且由于聚集效应和相互标榜，可以拉升彼此的名气。此次结社的十人中，多是进士出身，有的还是在任高官，在越中已享有名气，仅有秀才资格且最年轻的徐渭与他们同为一个团体，身份无疑被一举拉高。早就在邻里间有神童之誉的徐渭，现在开始逐步积累在社会上的名气。当然，这要得益于沈錬的提携。对此，多年后饱经风霜的徐渭没有忘怀，并由此带给他精神上以巨大的折磨，以后我们会专门提到。

到了王世贞第二次进京参加会试的时候，屡遭落第打击、丧失给他家庭温暖的妻子的痛楚、流离失所的狼狈，让二十六岁的徐渭难以承受。他越发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郁闷、沮丧的心绪无以排遣，不得不离开绍兴，来到了王世贞的家乡太仓。

徐渭并不是来找王世贞的。此时王世贞没有什么名气，他不可能知道太仓有这么一个人。徐渭来太仓找什么人不得而知，不过这并不重要，实际上他是来寻找生计的。虽然徐渭并没有放弃走正道——继续科考的人生目标，但是一无所有、流离失所，不能不考虑生计，需要找到条生路，以期支撑他能够继续走他认定的正道。不知是他的社友如沈錬等人的介绍还是其他什么人牵线，总之，徐渭来到太仓找人，以谋取可以糊口的职业。

就在王世贞、杨继盛他们在首都欢庆进士及第时，徐渭尚在吴中流浪。因为，徐渭并没有见到他要找的人。

不难想象，此时的徐渭，心情是何等郁闷和不甘！或许，要在科场一搏、换取功名的愿望更加强烈了！垂头丧气回到绍兴后，一面租屋开办私塾借以糊口，一面发奋攻读，期待着下一科能够得中。

事实上，徐渭连续考了二十多年，连举人也没有考取。

科场失败者是多数。即使是现在青史留名的一些人，也有不少留下了失败的记录。比如王世贞的忘年交、大画家文徵明，从二十六岁到五十三岁，十次应举均落第，连到北京参加会试的资格都没有得到过。

文徵明还不是科场失利记录的保持者。他是十次考举人未中，考到年过半百。还有更甚者。王世贞的另一位忘年交郑若庸，也是一时名流，他应该是出身书香门第，十六岁中秀才，连考六次，也没有考中举人，三十七岁那年又因为“作奸犯科”，很可能是与妓女之间发生了什么风波，被革除了秀才的功名，失去了科考的资格，遂隐居起来，写了一部戏曲《玉玦记》，抨击妓女的负心，而他的父亲在此后还在继续着科举之业，在郑若庸四十三岁那年，其父还在参加乡试呢！最后仍以失败告终，在此之后郑父是不是还坚持赴考记录不详，仅以此计，老郑参加乡试绝对在十次以上，年过花甲还在为举人资格而奋斗！

比王世贞小一岁、后来也成为他的朋友的苏州人张凤翼，出身于商人之家，家庭条件应该还不错。他们兄弟三人很早就有文名，是苏州有名的才子。凤翼十九岁结婚，新婚宴尔写出了一部有名的戏曲《红拂记》，描写权门宠妾识别英雄于贫困落魄中与之私奔的故事。这部戏曲很受欢迎，“演习之者遍国中”。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只有一代英雄，才值得美人以身相许；只要美人主动争取，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幸福。实际上这是张凤翼借此抒发自己的志向。是不是他看上了哪家权门的宠妾或者被有势力人物“梳拢”的名妓，以此鼓励她学学红拂对李靖？这个无从考证了，只能说可能性应该是相当大的；但是要做一代英雄，却是他的远大志向。他自述“自弱冠即有意用世”，攻读圣贤书之余，练武术、读兵书，为将来进士及第、有朝一日官拜边疆之臣打好基础。在这方面，张凤翼和杨继盛有近似处，而目标比后者还要明确，所以他比王世贞这样的年轻人更急于走上正道，通过科举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一直考到他五十四岁，还是没有实现进士及第的梦想。

当嘉靖二十六年春，王世贞他们这些新科进士在首都畅饮胜利的美酒时，二十余年一直以戏墨弄翰自遣的文徵明已经七十九岁，声誉卓著，号称“文笔遍天下”，购求他的书画者摩肩接踵，弟子们正在筹办他的八十大寿庆典；郑若庸也已经五十九岁了，二十年前所作戏曲《玉玦记》还在传唱，同时还写了不少诗文，算得上知名文人，此时他主要靠为商人、官宦写墓志铭、行状，充当达官贵人门客为生，并得以与名妓们周旋，挥洒他的风流。他们已不再有科场一搏的想法了，所以对大比、春闱之类的字眼或许不再那么敏感了，对新科进士也不再充满欣羡。而王世贞的大表侄梁辰鱼已是而立之年，五年前一部《浣纱记》，让他名声大噪，此时他的家财尚未挥霍殆尽，美酒加美女的日子还在继续着，一边呼朋唤徒唱曲踏舞，一边出入于勾栏乐户、达官贵人的府邸。他也会不时到文徵明家里坐一坐，兴致勃勃地加入到唱曲的艺人中表演一番，然后在欣赏书画的同时，去结识更多的才子佳人。他自己声称不愿意走科考正道，所以对有关春闱以及首都新科进士之类的新闻，他很可能是刻意回避之。

徐渭、张凤翼他们就不同了。他们的人生目标第一位的就是科考，这是压倒一切的人生使命！所以，徐渭、张凤翼们对王世贞这些新科进士一定充满了欣羡，并为自己在科举道路上遇到的挫折而烦恼着。

其实，此时的王世贞也有烦恼。或者说，新科进士王世贞遇到了新的烦恼！看似堂堂正正实则意气用事

在新科进士们的欢声笑语中，王世贞被他的老师王材找去了。

王材与王世贞父亲王忬是同年。此人是江西黎川县人，进士及第后参加庶吉士选拔——所谓“点翰林”是也，修业期满后就留在翰林院做检讨——最低一级的翰林官。翰林官都是满腹经纶的读书人，所以科举考试做考官是经常有的事。嘉靖二十六年王材是王世贞的阅卷官，按照当时的规矩，王世贞要称他为座主，自己是其门生，师生关系就此确立。眼下，世贞的父亲王忬奉命到河东（现在的山西运城一带）巡视盐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盐法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究其实质就是对有关官员做出考察与评价。既然人家老爹不在身边，王材作为父执，也是过来人，而且他本人又有一些特殊资源——作为江西人，与当国执政的首辅夏言、副相严嵩是同乡，关系应当说还比较密切，所以就当仁不让，找王世贞来，说有一件大事要商量，其实是要给王世贞指点迷津。

什么大事呢？

馆选是也。

所谓馆选，就是从新科进士中选拔庶吉士，进入翰林院深造三个年头，也就是俗称的点翰林。

庶吉士简称庶常，不是官，还算是学生。但是这个学生与后来我们所知的硕士、博士不是一回事，更接近于现在的后备官员。而且还不是为一般官员作后备，而是国家最高政治中枢——内阁的主人，所以，庶吉士有“储相”之称。

内阁由若干名大学士（尊称相公、阁老）组成，按照惯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不是进士就不能进入翰林院，而不是翰林院出身，就不能进入内阁，也就是说，就没有成为宰相的可能；而且这里所说的进士，是有特指的，必须是新科进士，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当然，能够入阁拜相的毕竟是极少数，而且也还需要漫长的后备过程，所以庶吉士毕业后，大部分留在翰林院做编修、检讨。他们的身份实质上是御用文人，翰林院也谓之词林，编修、检讨则属于史官。

为了让大家对大明的体制有所了解，这里不妨适当展开说几句。

大明帝国的体制，中央政府由四部分组成。一是决策层，即皇帝与内阁；二是执行系统，或者说有行政、司法责任的机构，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外加一些直属机构如大理寺、太仆寺等；三是监督系统，即负有言责的都察院和在六部对口设立的六科，类似于民主国家国会的性质；四是研究、教育机构，如翰林院、国子监。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对朱元璋表示尊重，成祖迁都北京后，以南京为留都，除皇帝和内阁外，其他机构一应俱全“复制”一套设于留都。

按照当时的风气，负有言责的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即所谓言官——相当于宪政国家之国会议员——最有吸引力，其次是文教机构，接下来是兵部、吏部，最后是刑部、户部、工部。

可是，翰林院例外，号称“清华之选”。因为入翰林不仅预示着具有了入阁拜相的资格，而且各部长官——时人谓之堂上官——以翰林出身者为优，甚至有些部还形成了非翰林院出身不能担任尚书的惯例；即使是一般的翰林编修、检讨，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权力，但是常常出任会试的考官，或者负责编修国史，很受人尊敬。按照惯例，官员路遇高级官员应该避让，避让不及则下马（轿）施礼，而翰林官则例外。

这么说吧，馆选可以理解为科举的延伸，是最高一级的平台，是巅峰。

说起来，馆选其实比考进士简单多了：凡报名者，先提供自己过去写的文章，然后参加面试。

嘉靖二十六年乃丁未年，按惯例该科进士得以考庶吉士，此即馆选，录取比例大体上是十比一。当然，一甲三鼎，状元、榜眼、探花，按惯例，已经直接“入翰林”了，馆选的机会，是给同年中另外二百九十八人的。

机会摆在了面前，真正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王材王老师找王世贞，就是为了这个事。以他对世贞的了解，争取入翰林是名正言顺、理所当然的。倒未必是王材认定王世贞具有安邦治国相天下的志愿和本事，而是觉得做翰林官适合这小子的性格和志趣。十多岁时，这小子就喜欢谈论公卿士大夫之业，很有司马迁、班固这些一流大师的史才，这小子又非常喜欢诗词歌赋，而这，正是翰林官的本业；况且，这小子为人比较清高，颇有自尊，当翰林官受人尊敬，正合适。

或许，王老师会叫着王世贞的字这样说：元美，你小子，别光顾潇洒了，这么大件事，你不能不重视起来啊！反正我是推荐你参加馆选了。

这一点很重要，座主不推荐，一般就无缘馆选了。比如后来成为王世贞反对派的汤显祖，中进士后他的座主不愿意推荐他参加馆选，他就失去了入翰林的机会。

对于入翰林，王世贞不可能不动心。笔者可以断定，他对入翰林是向往的，至少是不排斥的，对能够当翰林官也是羡慕的，并且也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在翰林院是最合适的。我之所以这么说，不是事后诸葛亮，一年后的一次送行，王世贞自己会为我们提供证据的。

所以，当王老师找他说到馆选事宜，王世贞应该是感动的。人家王老师是过来人，王世贞免不得请老师指点。

王材告诉王世贞，馆选是有些名堂的。从以往的经验看，能不能录取，取决于许多因素：名次、年龄、地域、外表以及名气。王老师也可能会帮助王世贞分析一下把握性如何。

第一，论名次，王世贞是二甲第八十名，优势不算明显。但是这个不是硬杠杠，影响不会太大。事实上从录取的庶吉士看，排在他后面的，也有好几个，说明名次问题至少还不会限制住王世贞。

第二，论年龄，王世贞不满二十二岁，优势非常明显。因为当时以年轻为优选。

第三，论地域，有点麻烦。庶吉士甄拔上，约定俗成，也有地域要求，在同一个地方不可能选太多庶吉士，南直隶是中进士最多的地区了，相对于其他省份的进士来说，南直隶的进士考庶吉士竞争也最为激烈。

第四，论外表，那就不用说了。王世贞其人“生而美姿观，风采玉立，与客谈笑，觉温秀之气溢于眉目间”。可谓俊秀儒雅、玉树临风的美男子了，具备了做顶级大官的外在条件，也非常符合翰林官的身份。

第五，名气。这要看从什么角度说了。如果从个人的名气看，王世贞自身似乎不能说有多少优势。新科进士中，有些人早就出名了，或者出过文集，或者结过什么团体成为一个流派的领袖人物，都有。王世贞的丁未科同年，就有一位叫李先芳的濮州人，未及第前即“诗名籍甚齐鲁间”，可见名气不小。相比之下，王世贞此时尚没有这样的名气。但是，另一方面，王世贞家族“世世显贵”，除祖父、父亲外，还有一些亲属，也是进士及第，为官多年。比如他的一位堂兄王世芳早年中进士，娶了礼部尚书的女儿为妻。这些人的姻亲、故旧和同乡中一些高官显贵，自然都知道王世贞这个人。噢，这是质庵公的孙子啊？或者说，哟，这就是思质的长子元美啊，等等，这些场景是不难想象的。就是说，沾了家族的光，王世贞还是有些小小的名气的。

做了这番分析，王材得出结论：元美，你小子，绝对有把握！不过……

正是这个“不过”，成了一道坎儿。

是的，进入官场的读书人，会面临一道又一道的坎儿。有的是实实在在的坎儿；有的是心理上的，你也可以说，后者算是心理障碍。

那么，王材的转折词为什么会成为一道坎儿呢？

如果说会试相当于现在的笔试的话，那么馆选就相当于现在的面试，是有做工作的余地的。王老师不能不提醒自己的门生。原话怎么说的，不必计较，用现在的术语表达，应该这样说：元美啊，甄拔庶吉士，还有潜规则呢！馆选的过程，就是向考官们自我推荐的过程，有无人脉很重要了。公开的秘密是，庶吉士之选，“请托居其半”，所谓“有声有援”，这被认为是中选庶吉士的两要素。

现实就这样，要想达到目的，就不能不屈从现实。所以，王材就明确说了：你备些见面礼，去拜见夏言夏首辅，只要他一句话，你入翰林十拿九稳！王材很可能还补充说，去拜访首辅，他本人可以引荐之类的话，因为王材是首辅夏言的同乡，作为翰林官，是可以在夏言那里说上话的。

此言一出，王世贞沉默了。

王世贞应该是感到痛心。

毕竟，多年来读圣贤书，孔孟主义程朱思想听起来都很好，但仔细想想，大体上属于理想化的说教，读书人头脑里都是些理想化的图景，一遇到现实，就觉得与自己的想象差距太大。难道，以孔孟主义程朱思想为指导的官场，却另有一套潜规则？口口声声以德才兼备为标准选拔官员，实际上却靠请托攀附？所以，王世贞感到失望、痛心，是很正常的。

接下来，王世贞会有一种屈辱感。孔孟主义程朱思想教导读书人的，是要有气节，怎么可以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摧眉折腰求权贵呢？这不是一种耻辱吗？

在王世贞的心目中，读书人进入官场，就应该堂堂正正，绝对不能摧眉折腰，要有骨气、勇气！之所以他有这样的理念，除了圣贤书的熏陶，现实中前辈的影响也很重要。

王世贞祖父做过知县、御史、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留都兵部右侍郎，其间宦官刘瑾专权，官场上一时以逢迎刘瑾为能事，祖父则不愿意同流合污，说：“生死贵贱命也，贿则使我尽丧其平生。”因此留下了很好的名声，刘瑾倒台后，朝廷为褒扬其名节，赐建牌坊，足见其名声很好。对此，王世贞应该耳熟能详，并心生崇敬。

还有一个人，对王世贞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就是乡贤陆粲。

陆粲比王世贞大三十二岁，在世贞出生那年中进士、选庶吉士。他在官场不足十年，却赶上了嘉靖朝两件有名的事件并身陷其中。第一件是该科进士甄拔庶吉士后，因献媚嘉靖皇帝冒升的张璁入阁，因庶吉士拒绝按惯例谒见他，张璁竟施展手段，将已选庶吉士均改任他官，陆粲被改为工科给事中——相对有分量的言官。第二件事是有名的李福达案。这是发生在首都的一宗杀人案，对于谁是凶手看法不一，两派争执不下，刑部依法判决，但是上台八年基础尚未稳固的嘉靖皇帝另有目的，他想通过此案打击前任武宗皇帝的旧势力，对坚持原则的一批官员下了狠手，陆粲作为工科给事中，本来可以保持缄默，但他仗义执言，公开抗议嘉靖皇帝的决定，被下狱拷打，甫一出狱，陆粲又上疏弹劾首辅张璁，被贬谪到贵州都匀做驿丞，后转任江西永新知县，四十一岁时辞职返乡，他的骨气、勇气令人肃然起敬；再加上回乡后他写戏作诗，遂成为一时名流。他和前面提到的风流才子郑若庸及画家文徵明都是好友。还在很小的时候，世贞曾随家长拜访过这位乡贤。此后，王世贞与陆粲应该还有交往，对他的官场经历必是清楚的，也是钦佩的。所以，当王世贞进士及第后，专门给陆粲写信报告，陆粲也回信予以嘉勉。置身官场后的王世贞喜欢和耿介之士如杨继盛、沈錬交往，或许多多少少受到陆粲的影响吧！

所以，刚登进士第就要低三下四去向权贵求情，王世贞心理上实在接受不了，也就没有多加考虑，索性放弃了馆选。此即正史上所说的“耻从柄臣道地，竟不谒馆”——不屑于求权贵，竟然放弃了庶吉士的考试。

笔者必须说：在这个关键时刻，王世贞的抉择错了！

倒不是说，因为王世贞放弃了将来做宰相的机会，笔者在为他感到惋惜。

倘若王世贞立志做宰相，或者沿着做宰相的道路走下去，能不能做到宰相另当别论，即使是做到了，也不会成为张居正式的宰相，至多和他的同年、早早就做了首辅的李春芳，以及也一度入阁拜相的殷士儋一样，被时间无情地销蚀，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之所以时至今日，王世贞还能够青史留名，恰恰是因为他没有和后者一样挤到通向宰相的道路上去啊！

或许有人会问：要这样说，王世贞的选择，有什么错呢？

但是，笔者认为，王世贞的选择确实是错了，他犯了一个再也没有机会改正的错误！

以后的事实证明，放弃馆选，是导致王世贞仕途纠结、人生痛苦的一个重要根源。

王世贞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笔者要说，是他太自负，太意气用事了！

有深度阅读水平的读者不免会问：王世贞，不过是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嘛，初出茅庐，意气用事也是可以理解的，谁年轻的时候不犯错误呢？可是，如此重要的关键时刻，王世贞他父亲难道不指教他？

这个疑问，有道理！

王世贞的父亲王忬，进士及第已经六年了，他现在的职务是都察院御史，属于言官，级别不高，七品；但是威势赫赫，前程看好。因为出巡在外，一直不在北京，长子金榜题名后，王忬很高兴，给他写信表示祝贺，同时提出要求，说：“士重始进，即名位当自致，毋濡迹权路。”

王忬进入官场六年来一直在首都工作，对上层政治多多少少有所了解，他说这段话，应该是有含义的，实际上是告诫他不要介入权贵人物之间的争斗，以免被人利用。但是表面上理解，就是进入官场开头要开好，以后的路，要靠自己走，名位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不要靠攀附权贵。王世贞应该就是这么理解的，也很符合他的心思，所以他乐于接受。而参加馆选就必须去讨权贵的欢心，做“濡迹权路”的事，与父亲的教诲背道而驰。鉴于此，王世贞觉得放弃馆选，父亲不会责备。

相信听到长子不参加馆选的消息，王忬多少会有些遗憾甚至气愤，但是听了儿子的解释，他又无话可说，确实是自己白纸黑字写出来的，告诫儿子“毋濡迹权路”，还能说什么呢？

就这样，王世贞放弃了馆选的机会。此时，他可能还挺豪迈，有种不为世俗所束缚的自豪感，清高得不得了！苦头，是在几年以后开始品尝的。

无独有偶，另一位新科进士汪道昆，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如果说王世贞是“官二代”的话，汪道昆就是典型的“富二代”了。他比世贞大一岁，第一次参加会试就考中了。当时科举考试，实际上也是分科的，类似于分专业，按照四书五经分“房”，比如有的是考《论语》的，有的是考《易经》的，每“房”若干人，主持这个“房”的考官谓之“房师”。汪道昆考的是《礼记》，该“房”主考是刑部主事、浙江孝丰人吴维岳，此次他所主持的礼房录取十人，其中有张居正、殷士儋、汪道昆、胡正蒙、陆光祖等。汪道昆的妻子娘家姓吴，与房师同姓，商人家庭出身的汪道昆很可能因此与吴老师套了近乎，吴老师对他很关心，找他谈话，鼓励他考庶吉士，还在领导那里为门生说好话。当吴老师找到汪道昆时，告诉他说：首辅夏言知道伯玉你是才俊，前程远大，很希望你继续深造。不用说，吴老师会把甄拔庶吉士关节点告诉弟子。那就是：汪道昆只要去求见首辅夏言，投其门下，庶吉士就有把握了。孰料，汪道昆却很严肃地说：“士之始进如处子醮而从夫，何可以不正也。始进不正，令终难矣。”进士入官场如同处女嫁丈夫，还没怎么着呢就想出轨，这怎么可以呢？谢谢了，弟子还是不参加选拔庶吉士为好！这是汪道昆事后的说法，当时是不是这样也无从考证了。

这时的王世贞和汪道昆虽然是同年，但不是一“房”，相互之间还不那么熟悉，彼此也未必交流过，但是他们的想法却如出一辙。

另一位同年张居正就不同了。张居正与汪道昆同属一“房”，已经很熟悉了，但是他不会和汪道昆敞开心扉的，他有自己的想法。具体不说了，总之他选择了参加甄拔考试，结果被选中了。

可以想象，倘若张居正像王世贞、汪道昆那样放弃馆选，结果会是什么？他失去了入阁拜相的资格，那么，历史就要改写了。

张居正对前首辅张璁相当有好感，此人正是陆粲那科庶吉士们所鄙夷的。

与同年张居正相比，此时的王世贞、汪道昆，都还有意保持纯洁的“处女之身”。

至于杨继盛，或许他意识到自己没有优势，也可能认为翰林官不符合他的志趣，总之，他没有参加馆选。

既然没有参加庶吉士甄拔，接下来就面临分配了。

这又是一个对人生具有重要影响的关口。第二章意气风发自由之赐

当张居正和另外二十五名新科进士进入翰林院深造的时候，王世贞、杨继盛、汪道昆他们，就要进入分配工作阶段了。

按照惯例，新科进士在等待分配时，掌管文教的礼部即向掌管官员的吏部移交，由吏部将他们分配到中央各衙门见习政务，称为观政进士，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实习生，所不同的是，观政进士计算工龄并且发工资。通常情况下，二甲进士观政时给予从七品身份，三甲进士给予正八品身份，支取工资。

现在——嘉靖二十六年的四月，王世贞进入大理寺观政。

大理寺是司法机构，和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王世贞到这里实习，相当于“见习法官”。和他一起到大理寺实习的，共有九名同学。他们九个人到大理寺实习，不是由他们根据自己的志趣联系的，而是根据中进士时的名次，按照中央各衙门的排序及其他因素，依次安排的，和抓阄方式接近。

帝制中国的政府，说它该管的没有管起来，或许有些道理；但是说它不该管的也管了，似乎有些不符合实际。总之，政务简明，国家机关就那么十几个，一个机关的编制也不算多，工作量也不大。比如王世贞实习所到的大理寺，有点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按说应该是很忙的；但是实际上事情却不多，他们不出司法解释，不开会，不写领导讲话，不发文件，也没有教育、整顿之类的活动，基本上不到地方调研，更没有出国之说，以至于堂堂的最高法院，基本上是清闲加清水衙门。在职的法官们还整天“喝茶看报（邸报）”打发时间呢，王世贞他们到那里实习，也没有多大的工作量。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约定俗成的一套习惯，新科进士到不同机关实习，所受的约束不同，到大理寺实习最宽松，实习生和他们的上级们打成一片，“轮日会饮，吉凶庆吊，恩同僚旧”。

所以，对王世贞来说，能够到大理寺实习，是很值得庆幸的。

当然，聚餐喝酒，除非正式的典礼之类，是要自己掏腰包的，大体上是轮流做东，故有“轮日会饮”之说，囊中羞涩如杨继盛者——好在继盛是在工部实习——会比较尴尬；而王世贞手头比较宽裕，轮流做东不在话下，估计还常常替那些手头紧的同学、同事埋单，大家对他印象不错，王世贞的心情也不错。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让王世贞有了如鱼得水的畅快感。同事、同学经常会饮，而会饮时，吟诗作赋是必不可少的，这是王世贞所热衷的。

王世贞对死记硬背四书五经比较厌倦，很小就喜欢读《史记》、喜欢读李白、杜甫，稍后又迷上了汉赋，手痒痒想学着写，只是“畏家严，未敢染指”，但还是“时时取司马班史李杜诗读之”，尽管尚不能尽解其意，还是“欣然自愉快也”！现在，终于不必再埋头攻读教科书了，可以公开读自己想读的书，尽情写自己想写的诗文了！不用说，每当聚会，他都有露一手的冲动。可以想象的是，王世贞自小受到系统训练，读书比较多，人又聪明，而且对写作很有悟性，加上很有激情，每一出手，都会得到大家的肯定和欢迎。“啊，元美的诗句，真好，有李杜之风！”“元美，不让李杜也！”

大体会有这样的赞赏。“元美，我和你说件事。”一天，王世贞的同学、一起在大理寺观政的李先芳很是郑重地对王世贞说——当然，原话肯定不会是这样的，意思大体如此。

李先芳字伯承，是濮州鄄城即现在山东菏泽鄄城县人。他只比世贞的父亲王忬小三岁，差不多算是父辈。前面提到过，李先芳在考取进士前，写诗已名噪齐鲁，其诗好古，曾拟古乐府，颇受欢迎。王世贞也听说了，在他们这批同学中，有一个叫李先芳的，有诗才，所以，他对李先芳是有几分敬意的。

原来，李先芳在家乡就搞过结社活动，到首都后立足未稳，就又热衷于结社活动了。早在王世贞第一次赴京赶考的那一年——嘉靖二十二年，刑部就有几个前辈如张瀚、沈錬等人，结成了一个松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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