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罗恩·胡珀
出版社：理想国时代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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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凡：我们的身心极致及天赋的科学试读：
前言
几年前，我曾参加过一场灵长类动物学家的研讨会。在欢迎酒会上，我热心地（向一位充满同情的科学家）宣讲了我们人类和黑猩猩是多么地相似，还说我们之间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有程度的差异。总之我为黑猩猩说了许多好话，也许我这是在迎合那些灵长类专家，不过我的这个立场也贯串了我一直在撰写的那些报道里，我写到的动物都具有一些非凡的性状（trait），而我们向来都认为那些性状是人类1独有的。比如我们观察到野生黑猩猩，有的把树枝当作玩偶，有的23用长矛猎杀别的脊椎动物，有的发明了它们自己的手语，有的会发45动战争，有的甚至似乎还在奉行一种原始宗教。身为一名演化生物学家，我认为这些发现清楚地显示了我们人类和其他动物拥有一些共同的性状甚至行为：我们有亲缘，有许多共同的基因，而基因又影响了行为。这说起来也没什么奇怪的：我们的全部身心，甚至我们称为“善”“恶”的那些品质，都具有演化的基础，因此我们会在其他动物6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就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了。身为记者，我又很喜欢看到人类并不独特的事实，我感觉这凸显了我们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共性，甚至能增强我们和它们之间的共情。
于是我端着一杯葡萄酒，欢快地宣布我们人类没有什么特别。再说看看遗传物质就知道了，我说，我们和它们几乎是一样的呀。跟我闲聊的那位灵长类动物学家露出刺客般的微笑说：“那黑猩猩能造出自己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吗？”
他这短短一句话，就打破了我多年来认为人类和黑猩猩何其相似的想法。当时，瑞士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刚刚用大型强子对撞机找到了希格斯玻色子。我一下子看清了自己的错误：我的问题不是夸大了动物的能力，而是贬低了人类。现在想想，我那时的观点真是可笑，甚至荒谬。那位灵长类动物学家大可以问我黑猩猩最后一[1]次登上月球是什么时候，或者它们几时画出了《格尔尼卡》。的确，黑猩猩是了不起的智能动物，但真正了不起的不是它们有多聪明，而是我们有多杰出。作为生物学家，我研究的是动物的野外行为。我惊叹于自然选择为谋生和求偶的难题找到的种种方案，到今天依然如此。但有时我也忘记了人类的行为和本领是多么神奇。
从某些方面说，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纠正自己的观点。我在写作中拜访了一些人，他们在不同的性状上将人类的潜能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在我们推崇的那些品质上达到了顶尖水平，比如智力、音乐能力、勇气和耐力。我们还会遇见另一些人，他们在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上达到了顶峰，比如幸福和长寿。这本书是在歌颂人类所能展现的最好的一面。与这些人相遇，我们将惊叹于人类这个物种的多样和潜能。我们会试着理解他们各自是怎么到达那些境界的，我们要把他们的经历拆开来审视一番。这些人超越了凡人，但并没有超越自然。我想要揭示这些超凡之人是如何达到他们的境界的，好让他们离我们凡人近一些。我们或许还能沾上他们的一点星辉，并由此窥见将来的人类会是什么样子。揭开这些极限本领的原理一点都无损它们的魔力，反而会深化我们对于自身的理解，并给予我们日常生活方面的教益。我们还会明白，自己虽然不是超人，但也有超出自己预料的潜力。我们都有隐藏的深度。这些性状都是人类渴望提升、努力改进的。
对于我们将要考察的大多数性状，要判断世界上谁最优秀是很容易的，虽然我的判断方法并不科学。我把世界上最好的歌手定义为能靠唱歌谋生的人，把耐力最强的人定义为能跑得最远的人，而最长寿的人也就是活得最久的人了。至于别的性状，比如勇气和智力，判断起来就比较主观了，但是我希望能够说服各位：我挑出的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思考”，考察的都是由认知能力驱动的性状，这部分对智力、记忆、语言能力和专注力——也就是集中心智的能力——做了案例研究。第二部分是“行动”，我挑出了勇气、歌唱和耐力作为主题，因为它们是人类超越任何其他动物的能力。最后的第三部分是“生存”，我挑选的是长寿、坚韧、睡眠和幸福，乍一看它们是每个人都具备的性状，但有些人却能把它们发挥到远超常人的水平。对于每一种性状，我都会从科学的角度阐释有些人是如何将潜能发挥到巅峰的，以及在每一种性状中，先天和后天，也就是遗传和环境各占了多少比重。有许多线索指向了我拜访的这些超人是怎么变得如此优秀的，我们普通人也能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这11种性状和能力当然没有穷尽人之为人的一切特征，但我认为它们已经布下了一张大网。它捞起的成果提醒了我人类这个物种的丰富多样，也在我心中燃起了对于人类杰出潜力的向往。[1]《格尔尼卡》，毕加索创作的巨幅油画，表现了平民在空袭中死伤的惨状。（本文脚注，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或编辑添加。）
第一部 思考
01 智力
试想知识能浓缩成精华，存进一张图片、一个符号，存进一个没有空间的场所。试想人类的头颅变得宽广，里面开出一间间厅堂，嗡嗡作响就像蜂巢。——希拉里·曼特尔《狼厅》
智力这东西，你见到了就明白。我在一只红毛猩猩身上见过一次。“他”是马来西亚婆罗洲的一只年轻雄性，因为人类采伐森林成了孤儿。我当时正和一位灵长类动物学家朋友一起在雨林的一块保护区里徒步旅行，我们在半道上遇见了他。
因为从小在康复中心长大，他对人类抱有好感，看样子还特别喜欢男人。他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年纪虽小，却已经相当有力，我紧张地看着这只小猿扯住我的衣服往上爬，就好像我是一棵树似的。我把他推开了几次，最后他一屁股坐到地上，一边抬头望我，一边伸出了手。我还记得牵他手的感觉：那手掌握着我，轻轻软软，暖乎乎的。我望着他的眼睛，里面透出复杂的神色，有恼怒，有诱惑，也有希望。我把他推开，他很生气，但也希望我能明白他只是想和我玩耍。
智力是你看一眼就会明白的东西，而我在他身上看见了。在握手对视之后，我和他整整玩了一个小时：主要是他爬到我身上，我再拉着他绕圈子。他基本上就是一只强壮得吓人的长着橘红毛发的婴儿。他当时6岁。我现在有时还会想，他后来怎么样了，待在雨林的那一小片保护区里安全吗？
这对于我是一段特殊的记忆，但是这段往事也体现了智力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也许我是把自己的感情强加到了这只动物身上。许多人都说他们在狗的眼睛里见过同样的神情。在某些意义上，狗和红毛猩猩的确可能具有智力——但是在什么意义上呢？我们又如何测量它呢？
要研究智力，我们先要定义它、测量它，而这两样都是相当棘手的工作。智力不像身高那样能轻易测量；不过智力又像身高，像在二者都是人人各不相同。智力是复杂的、多面的、变动不居、难以把握的。它或许也是我们最崇尚的一种品质。但是说来也真奇怪，我们到现在居然还无法对它的定义达成一致。下面是美国心理学会智力研究组（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ask Force on Intelligence）的定义：“智力是个体在领会复杂概念、高效适应环境、从经验中总结教训、从事各种推理、用思想克服障碍的不同能力。”这么说也不错，但我还想知道艺术家和科学家是如何创造和发展观念、由此将我们带入全新领域的。* * *
智力是我们能在别人身上轻易识别的东西，运用智商测试，我们也至少能测出它的一些方面，然而光是给它一个数值，并不能告诉我们智力变高是什么感觉。还有那些从未接受过智商测试的人又如何呢？我们到本章后面的部分再来仔细分析智商，现在我们先来认识几位体现了智力这个性状的人——我在这本书里都会采取这个顺序。我们说某某人智商超过150，那他们自己又是什么感觉？智力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它会带来好处，那又是什么好处？智力过剩的人是怎样看待这个世界的？我们能不能动动手脚，让后代拥有更高的智力？
在这次考察中，我决定最先和一位国际象棋特级大师会面。我选择从国际象棋入手，是因为它看起来是一项完全凭借智力的游戏，退一步说，它至少也需要大量脑力。此外它还得到了科学家的大量研究。有人说，国际象棋之于认知科学仿佛果蝇之于遗传学——果蝇或许是地球上被研究得最透彻的生物了。
约翰·纳恩（John Nunn）是国际象棋史上的一位顶尖棋手，在巅峰期曾进入过世界前十。他15岁就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数学，是自1490年入学的托马斯·沃尔西主教（Cardinal Thomas Wolsey）之后最年轻的本科生（这自然引出了我们将在本章后面认识的另一个人物）。毕业后他继续深造，获得了代数拓扑学的博士学位，对这门学科我是毫无见解的。
纳恩在26岁那年成为了职业棋手。他在象棋上显然有特殊的才能，不过他虽然攀上了高峰，却并未拿到头奖，他今年已经61岁，还从来没有得过世界冠军。马格努斯·卡尔森（Magnus Carlsen）是国际象棋史上排名最高的棋手，他说纳恩的缺点是太聪明了：“他的脑袋里装了很多东西，简直太多了。他领悟力超凡，始终求知若渴，所以很容易从象棋上分心。”
应该说，我在和纳恩碰面之前是有一点怵的。我知道自己对他的数学研究不太了解，于是去查了维基百科，上面说代数拓扑学的目的是“找到合适的代数不变量，从而将拓扑空间分为同胚，虽然大多数拓扑空间都是同伦等价的”。看了这个解释我一点没变聪明，或许还变得更糊涂了。我要是能和他一边下棋一边聊天，一定能成就一段佳话，但是我根本不想提出这个建议。我这不是假装谦虚，而是不想让他把姿态降得太低，那样太尴尬了。那就好像是对尤塞恩·博尔特提议我们在公园里一边快跑一边聊天一样。纳恩在1985年击败了苏联的亚历山大·别里亚夫斯基（Alexander Beliavsky），那场比赛号称“纳恩的不朽一局”（Nunn’s immortal），被棋手和学者封为圣经的《国际象棋情报》（Chess Informant）杂志也将这场比赛列评为1966年（那一年它开始统计比赛纪录）以来最佳比赛的第6名。
我们约好了在伦敦西南里士满的一家咖啡馆见面。我早到了10分钟，先占了一张桌子。我们之前的交流都是通过电邮来往，措辞都相当正式，所以我并不知道他本人是什么样子。不经意间他就来了，下身穿牛仔裤匡威鞋，上身是连帽衫外罩一件黑色摩托夹克。我其实没有仔细想过他可能的样貌，但是见到了他，我还是意外地觉得这位特级大师竟然如此时髦。
他是4岁开始下棋的。但是据他的记忆，他说他可能生下来就会下了。“我不记得自己有过学棋的时候。”很快他就显出了下棋的天赋。大家是怎么看出这一点的？“怎么说呢，”他温和地答道，“当你赢得了许多排名赛，这一点就很清楚了。”
听到这个回答，我立刻觉得它触及了关于智力的一个有趣事实：当纳恩说到他有国际象棋的天赋时，他说的其实是遗传的重要作用。他当然还是要学习下棋的，但是他也宣称自己拥有一种天生的能力，能用来掌握高超的棋艺。这已经触及了才能的核心，也触及了天赋和练习在获得专门技能中的比例。这也是我们会在这本书里反复探讨的主题。
有两派思想对专业技能做出了解释，它们的辨别标准大致也是长久以来区分先天和后天的标准。后天阵营的代表人物是安德斯·埃里克森（Anders Ericsson），他是瑞典人，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心理学系任教授。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出现了一个流行的观念：在任何领域操练1万个小时，都能使你成为专家（这个观念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我们到第6章再来探讨）。埃里克森主张，只要用心练习，任何人都能学会高超的本领。
我说这两个阵营的划分标准是先天和后天之间的分界线，但其实这场争论整个是成问题的，因为这样的分界线根本不该存在。这两方面因素哪个都不能独立作用。一方面，基因没有了环境就无法施展；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合适的基因工具，再勤奋的练习也不会生效。这场辩论的焦点其实应该是基因和练习的相对比重。
扎克·汉布里克（Zach Hambrick）是密歇根州立大学专业技能实验室（Expertise Lab）的负责人，他可以说代表了和埃里克森相对立的阵营。“练习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他对我说，“但它无法解释人们在技能上的全部差异，这里头肯定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而我们都感兴趣的就是遗传的因素。
再来看看马格努斯·卡尔森，他是世界上排名最高的国际象棋选手，积分比第二名高出一大截。有人对他和接下来10位排名最高的国际象棋大师的练习量做了一番分析，并发现他的练习年数要比其他7选手短许多。那么他是有下棋的天才吗？或者换种说法，他在棋艺上具有遗传优势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此明显，明显得在象棋界从来没人这么问——人人都知道卡尔森是‘国际象棋的莫扎特’。”这项分析的作者、利物浦大学的费南德·戈贝（Fernand Gobet）和布鲁内尔大学的摩根·埃雷库（Morgan Ereku）说道。
关于练习的作用，我们到后面讨论音乐的章节再来分析，现在还是再来看看纳恩，并且深入地研究一下他吧。“马格努斯·卡尔森对你有一句评价，说你太聪明了，反而成了障碍，所以才一直没有拿下世界冠军。”我对他说。“他说得太客气了。”纳恩回答。“那么他说得对吗？”
纳恩耸了耸肩：“他说得或许没错。人要取得真正的成就就得是个狂热分子，你要把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事业。但有的人就是做不到这一点。他们除了事业还有别的兴趣，要他们把全部生命投入一件事，他们是不会快乐的。”
这个说法似乎忽略了一件事：卡尔森在国际象棋之外也有着丰富的生活。卡尔森说过，他除了下棋之外还喜欢和朋友在网上聊天，玩8线上扑克，滑雪，踢足球。不过话说回来，和卡尔森的那些爱好相比，纳恩的兴趣确实要费脑筋多了——他喜欢钻研天文学、物理学和高深莫测的高等数学分支。“你要是全身心投入一项事业，万一出了岔子就会很痛苦。”纳恩说，“因为你已经没有别的退路了。”
而在大多数需要努力的领域，“出岔子”都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人的能力和发挥都会随着年龄而退化。纳恩的对策就是退出。已经有多项研究显示，用来解决抽象问题的所谓“流体智力”（fluid intelligence）及心智的处理速度，其效率都会在30岁以后下降。不过智力还有另一个称为“晶体智力”（crystallised intelligence）的部分，处理的是真实世界中的信息，它的巅峰水平能维持多年，而后才缓缓下跌。纳恩似乎不太愿意承认自己的脑功能有任何衰变，还说他的排名从职业生涯至今基本没有变化。“改变的不是棋艺，而是你有了家庭，有了其他更重要的事，不再把下棋看作人生的全部了。”他说，“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你确实会更容易疲惫。我还是觉得我的水平和以前一样，但要我再参加一次漫长的排名赛，体力已经跟不上了。”
我和心理学家尼尔·查内斯（Neil Charness）交流了这个问题。查内斯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也是大学里成功长寿研究所（Institute for Sucessful Longevity）的所长。他和同事罗伊·罗琳9（Roy Roring）共同研究了国际象棋选手一生的棋力变化。他们梳理了一个包含5011名棋手的数据库，发现棋手的平均巅峰年龄（棋手取得最高排名的平均年龄）是43.8岁。他们还发现，岁月“对强者比较宽容”，也就是说，技术较高的棋手即使过了巅峰年龄，排名下降得也较为缓和。“年长的棋手遇到的困难，大概也和任何一个年长的成人遇到的困难一样：他们的学习速度变慢了。”查内斯说。从20岁到60岁，你的学习速度会下降一半。于是许多处于上升阶段的年轻选手靠勤奋就能战胜你。对于认知能力下降这个令人伤感的话题，查内斯还补充说年龄很可能也造成了求胜心的变化。此外，人脑的效率也会在许多方面下降，包括记忆、注意力和处理速度。“因此，虽然国际象棋主要是一项依赖模式识别和知识储备的游戏，虽然你确实能终其一生不断学习，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或许会变得无法及时提取相关信息。”
这些说法似乎都和纳恩的经验相符。不过我感兴趣的还是那些处于人类潜能巅峰的人是如何爬上巅峰的，所以我想知道纳恩在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根据他的说法，他在小时候当然觉察到了自己和其他孩子的不同。那么他是一眼就看出了自己拥有下棋的才能吗？“当你赢得了许多排名赛，这一点就很清楚了。”他说，“我在9岁那年就赢得了伦敦12岁以下组的冠军。”那么成功有没有使他傲慢？他回答说他是个平和的孩子，虽然稍稍有些孤僻，但同龄的朋友还是有的。
那么还有什么别的迹象能表明他与众不同呢？“那时我很小，还不认字，父母就发现我在浏览架子上的书了。他们问我：‘你在干什么？你还不识字呢。’我回答说我在看每本书有多少页码。我自己摸索出了书页底部的编号系统。于是他们问我某一本书有多少页，我都报得出来。这样看我的数学才能应该很早就显现了吧。”
纳恩在纯数学上拿了甲等，十几岁时就申请了大学的数学系。可他为什么要这么早上大学呢？“因为我自己想去。我那年才14岁，如果不上大学就要在中学里再混好几年。这对一个青少年可不是什么好事。于是我主动提出要上大学。父母也同意了。结果一切都很顺利。”
不知道当年托马斯·沃尔西以14岁的年纪到牛津去念神学时，他的家人有没有过类似的讨论（他后来成了红衣主教）。自沃尔西以后，牛津一连五百多年都没有比他更年轻的本科生，直到纳恩出现才打破了他的纪录。（顺便说一句，纳恩之后又出现了一位更年轻的本科生：1983年，年仅12岁的露丝·劳伦斯[Ruth Lawrence]考上了牛津大学。要问她主修的领域？是代数拓扑学。）
这么年轻，怎么照顾自己呢？在这个年纪上，大多数学生连洗衣机还不会操作。“那确实很难，”纳恩说——不过他的语气让我感觉那一点都不难，“但是我摸索出来了。”
更加困难的是社交生活。在大学里，纳恩的年纪太小，还不能喝酒。“15岁和18岁真的差别很大。许多活动都不对我的胃口。但是我也交了一些数学家朋友，并在象棋俱乐部里认识了几个棋友。等我到17岁时，一切就都感觉正常了。”
纳恩对自身能力的评价和他取得的成就都反映了汉布里克在研究中的发现：专业技术是建立在天赋能力之上的。“我认为我在象棋和数学上的才干都是与生俱来的，”纳恩说，“但是对于任何一项活动，如果你想做到最好，在天赋之外都还必须大量练习。”
我在前面假设，国际象棋是一项完全凭借智力的游戏。这是否意味着国际象棋好手比平常人智力更高？常识似乎认为的确如此，但实际上这一点是有争议的。国际象棋好手往往都经历了长期的刻苦训练，这已经和他们的天才或智力分不开了。
汉布里克向来热衷于确定练习和技术的相对比重，他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同事亚历山大·布戈伊内（Alexander Burgoyne）一起研究了这个课题。布戈伊内梳理了对国际象棋技术的数千项研究，并从中挑出了19项，这些研究包含了大约1800名参与者，测量项目包括客观的棋艺和认知能力——后者在实践中指的就是IQ分数。研究团队在智力和棋艺之间发现了关联。“一般智力、一般的认知能力和象棋水平之间存在适度相关。”汉布里克说道。
这个相关之所以只是“适度”，或许是因为顶尖的国际象棋选手全都具有超越常人的智力。而在年纪较小、程度较低的选手中间，棋艺和智力的联系就比较紧密了。汉布里克指出，这也许是因为智力高超的人能够迅速精通国际象棋，而普通人要多加练习才能成为好手。102017年的一项后续研究验证了埃里克森的观点：专家之所以成为专11家，不单是因为他们比较聪明，还因为他们得到了更好的训练。埃里克森认为，科学家和音乐家之所以比普通人智商更高，原因是智商更高的人才会给大学选拔去参加专才训练。而传统的观点认为智商本身就能预测谁会成为专家。因此争论的焦点在于训练的作用，而埃里克森很重视训练。为了验证这一点，汉布里克的团队比较了国际象棋选手和其他不下国际象棋的人。这样比较的理由是象棋手不像科学家和音乐家，不必为了在专门机构赢得一席之地而接受选拔，因此埃里克森的观点如果是正确的，那么在象棋手和其他人之间就不应该存在智商差异。但研究结果显示，差异毕竟还是存在的：象棋手除了棋艺较高之外，在其他认知技能上也优于普通人，可见单靠训练并不能解释专才的杰出表现。
那么这些天才又具有哪些天生的才能呢？就国际象棋而言，纳恩说你必须具有一种图形化（visualisation）的能力，要能预见到四五步之后的棋盘局面。你要有个好记性，要有出众的计算能力，还要善于识别模式。在象棋界，早些起步很重要。研究显示在排除了训练量这个变量之后，学棋的年纪越小，日后可能取得的排名就越高。
在查内斯看来，象棋手在决定最好的一手时，模式识别在他们的搜索优化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这里头有什么天生的或者遗传的差别，那就应该去那些在模式抽象过程上比别人流畅一点的人那里寻找。”这不是说有人天生就有下棋的基因，“人类的演化中不太可能有什么压力催生专门下国际象棋的基因，我们偶尔是会在汽车保险杠上看到‘好棋手也是好配偶’的贴纸，但那不过是玩笑罢了。”
听了这些见解，我明白了象棋选手在智力的哪些成分上水准较高，也使我更加了解了棋艺是如何在年轻时产生、又如何随时间而衰退。但这些知识并没有告诉我真正下棋时的感受，也没有告诉我是什么使得纳恩进入了象棋界的世界前十。于是在和纳恩交谈之后，我又到YouTube上观看了对“纳恩的不朽一局”的复盘解说，就是凭这局棋，他击败了苏联特级大师别里亚夫斯基，由此成就了传奇。这局比赛之所以如此受棋迷推崇，是因为纳恩发明了一种超常的下法来应对别里亚夫斯基的白棋布局（别里亚夫斯基用的是王翼印度防御的塞米什变例[Sämisch Variation of the King’s Indian]，如果你能看懂的话），使别里亚夫斯基误以为得到了有利的进攻机会。别里亚夫斯基觉得黑棋有重大失误，于是执白棋进攻。接着黑棋便牺牲了一个马。失掉了一员干将，似乎胜负已分。但这时黑棋居然又织出了一张罗网，将白棋牢牢困在其中。看着复盘视频，我似乎领会了棋迷在其中看出的美。纳恩在棋局的无数种可能中发现了一种下法，它是可行的，但是没有人知道，即便是赛后分析这一局棋的其他特级大师，在当时也都没想到能这么下。就在这里，象棋呈现了我们通常会和艺术联系到一起的特质。纳恩和别里亚夫斯基的这一局传达了一种理念，这种理念是前人从未想到过的。“我在比赛当时就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一局，是一辈子才有一次的机会，我下得很小心，心想不能因为失误而毁了它，”纳恩说道，“结果我发挥得相当顺利，比赛结束后也很满意。”
我问纳恩他有没有做过智商测试。他说年轻的时候做过，但是他不愿告诉我结果是什么。“相当高，高得不太现实。”我用奉承话诱导他说出了分数，同时保证绝对不会公布。他松口了。我得说，那分数确实“相当高”，这里的“相当”指的是远远高耸在一般人的海沟、沼泽和矮丘之上的雪峰。我冲他瞪大了眼睛，张口结舌。“那又怎么样呢？”他淡然说道，“我看这也不代表什么。”* * *
我们暂且岔开去说说智商的事。
当纳恩说他的智商“不代表什么”时，他或许是太谦虚了，没能客观评价智商测试的作用。他完全否认智商测试的价值，说那只体现了你对这类测试的拿手程度。在爱丁堡大学心理学系的智力研究者斯图尔特·里奇（Stuart Ritchie）看来：“这有点像是一个亿万富翁在说‘我嘛，过得还算不错，但金钱不是一切’。”不过我们也确实听到了许多对智商测试的批评，我们这就对它考察一番。智商分数和人在生活中的许多表现密切相关。里奇指出：“如果我们能退后一步，从宏观上考察大量智商比我们高得多和低得多的人，就会发现智商和教育、健康、工作成就、寿命等都存在有规律的联系。智商测量的是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种品质，而不单单是你对智商测试的拿手程度。”
历史曾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个观点：1947年，苏格兰对所有出生在1936年的国民中约94％开展了智商测试。这次测试具有很强的终身稳定性（lifetime stability），也就是说，孩子在11岁那年测出的分数会和他们日后的智商分数高度相关。2017年，研究者又追踪调查了其中的65000名儿童。他们发现人在儿童时期的智商越高，成年后12死于各种原因的风险就越低，包括死于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中风、痴呆和自杀的风险。相比之下，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死亡概率只有轻度影响。
我从来没有做过智商测试。我害怕接受测试，因为担心自己得不到一个像样的分数。但其实我的害怕是没有必要的。对于智商的研究，比如上述这项苏格兰的研究，针对的都是人群的平均智商。而对于个13人，智商的高低并不能很好地预测人生中的成败。但是在许多人看来，他们更担心智商可能成为评判一个人优劣的标准，而实际上人生的丰富远远不只智商高低这么简单。这种担心可以用一句话总结：“不能把我简化成一个数字。”对这句话我们有两条有力的回复。第一，正如里奇所说：“没有人说过智力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没有人会宣称智商就能代表你的生活。智商是一个方便的总结性数字，但是从这个数字出发，研究者建立起了一整套统计学模型，用它来描述各种层次、从一般到特殊的认知能力，他们还考察了这些能力和不同人生成就的相关性。
第二，要是我们拒绝把复杂的事物简化成数字，就无法对它们开展科学的研究了——从心理测试到气候科学都是如此。里奇说：“我们绝对明白智力是多么复杂。要真正理解为什么有的人比别人聪明，这些数字和模型只是跨出了第一步。”
智商测试也许是科学中争议最大的一种测量，但是在心理学中，还没有比智商测试设计更严谨、内容更复杂的评估。中佛罗里达大学管理系的心理学家达娜·约瑟夫（Dana Joseph）指出：“所有测试和调查都有缺陷，但是对智力测试的研究可能超过了其他任何一种测试，它的缺陷已经减到最低了。”智商并不能涵盖智力的全部形式，问题是没有一种测试能够涵盖测量对象的所有方面。事实证明，智商在各种心理测试中已经是相当健全的了。“我们有证据显示，许多智力测试都能对智力做出很好的评估。”约瑟夫说。
一款合格的智商测试评估的是人的一系列认知能力——记忆、推理（语言推理和抽象推理）、一般知识、脑的处理速度及空间感知。测量完毕之后，将各个子项的分数归拢起来得出一个总分，而测试公司会将人群总体的平均分数定为100分。我们许多人会说“嘿，我的语言能力很强，但数学一塌糊涂”或者“我的推理能力很强，但记性稀烂”——我们都觉得自己在某些领域很擅长，在别的领域则较差。然而智商测试却揭示了一个奇怪而有力的事实：在某个测试子项上比较优秀的人，在别的子项上往往也很优秀。通观所有子项，就能[1]得出“智力的一般因子”，研究者称之为g。
智商和智力的一般因子并不相同，但是由于智商测量了智力的许多方面，因此和智力的一般因子还是紧密相关的。多年来的大量研究显示，在各种智力测试中得分较高的人确实在学业和工作中表现得更好，就连他们的健康状况都优于常人。我们还知道遗传会影响智力的高低。有许多基因会各自对智力产生小小的影响，这也符合我们对于复杂性状的预期。研究者测量了遗传在其中的作用，结果发现它对智商的影响要小于对g的影响。换句话说，智商似乎受文化、教育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更大，而g更偏重生物性。总览高智商者的一生，你会发现他们往往极其成功：他们更容易获得位高权重的工作，影响着许多不同的生活圈子，包括从美术、音乐到政治科学等众多领域。他们之所以较常人健康，是因为更善于选择。顺带一提：你和配偶在智力上的匹配程度也超过其他性状。配偶间智商的相关系数达到40％，14而个性只有10％，身高体重只有20％。
但是对于智商，仍有人提出深刻的批评。其中最麻烦的一种认为，在不同的人群中发现的任何智商差异（比如美国黑人和美国白人之间），都可能被用来证明不同人群之间有智力的高低，而实际情况更可能是这些差别与遗传无关，它们只体现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差异，比如当事人经历的种族歧视和贫困生活等等。
对智商的另一个批评是它忽视了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也就是领会别人的思想和感受的能力。（有一件事值得在这里一提：就像记者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指出的那样，有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就具有强大的情绪智力，包括马丁·路德·金……和希特
15勒。）有人认为在招募需要和人打交道的职位时，对情绪智力的测量是有用的筛选手段，然而达娜·约瑟夫和同事却提出，普通的智商16测试能更好地预测求职者在这类工作中的表现。看来在人员挑选上，智商测试也要超过任何对其他智力的测试。
总的来说，缺陷肯定是有的，但智商依然是我们对智力的最佳度量，也和我们的各种人生成就显著相关。话虽如此，我也很明白智力是宽泛、复杂而丰富的，有着无数种外在表现。我还是想去考察具有不同形式智力的那些人，于是安排了一次会面，会面的对象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顶尖作家。* * *
在和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会面之前，我先试着进入了一下角色。我从摩特雷克的轮船酒吧出发，沿着伦敦西部的泰晤士河走了一小段，河边有一道古墙，那正是五百年前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的庄园围墙。1536年，亨利八世任命他的这位首席大臣做了摩特雷克庄园的领主。我想象自己扭动一部时间机器的开关，令时钟倒退了481年，我看见克伦威尔从城里驶出的驳船上走下，他刚刚在宫里向国王进言完毕，身边或许还跟着一小群随从。我想象这地方没有这些现代房屋，没有这家酒馆、这座老啤酒厂和奇西克桥。当这些新东西快速消失之后，我还是有几百年的时光需要倒退。唯一不变的是泰晤士河的形状，它从克伦威尔时代起就一直如此。也许现在的几棵老橡树五百年前就存在了，但当年还是小树。我实在无法想象当时的景象，我毕竟不是希拉里·曼特尔，她描绘了那个年代，研究了它，想象了它，简直像是亲身经历过似的。
曼特尔在开始写托马斯·克伦威尔之前已经是一位成功的小说家。（顺便说一句，克伦威尔应该是都铎时代智力最高的人物之一，他肯定也是当时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但是直到她写出克伦威尔三部曲的前两部，即《狼厅》和《提堂》，并两次获得布克文学奖之后（她是第一位两次获奖的女性），她才在获得了国际声誉。2013年，《时代周刊》将她列为全世界最有影响的百位人物之一，许多人也认为她已经跻身当今一流作家的行列。她的小说描写深刻、饱含智慧，几乎令每个书评家津津乐道。如果要我为本章挑选一位主人公的话，她一定是候选之一。“这房子有点仿都铎风格。”曼特尔边说边将我引进她的公寓——一间都铎风格的现代公寓，作为她的住所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说起她的专长，她首先提到的果然是对文字的掌控。“家里人说我在出生后一直、一直、一直不开口说话。直到大约两岁半的时候，我却忽然开始像个大人那样说话了。”她说。
她还说，当她回想最初的记忆时，那并不像是一般人认为的那种儿时记忆。她的心智发育速度似乎要快于常人。“就好像我体内住着一个比实际年龄大得多的人似的。”
她认为自己流畅的语言表达是天生的能力。小时候的她会一连几天坐在祖母和姨祖母身边听她们说话。两个老太太总是不停地交谈，仿佛是一场仪式，说出的内容只和前一天略有差别，小希拉里把它们一字一句全都记了下来。到上学的年龄时，她已经掌握了大量单词。她是家里唯一的幼童，周围全是大人，她就是在一众大人中间学会了他们的语言节奏。“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上学时已经掌握了这么多奇怪单词的原因。我不说话的时候总在斟酌用词，只有斟酌停当了才会开口。”
她之所以认为这种语言诀窍不是后天习得的，是因为她和家人都没有专门研习过语文，她的头脑似乎天生就有这方面的准备，能把听到的词句都正确地使用出来。“我们家的人都很擅长说话。即使是我母亲，虽然14岁就辍了学，也从来不会在句法语法方面犯错。她能说出最长的句子，虽然在上下文里没有任何意义，但在句法上却毫无瑕疵。我认为这样的才能一定是天生的。”
我们已经明白了智商是对智力的精确反映，也明白了智商关系到人生的诸多方面。关于智商的作用还有争议，但争议更大的是“智力的有些方面是天生的”这个观点。为了考察这个观点，我去拜访了罗伯特·普罗明（Robert Plomin）教授。普罗明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但很早之前就搬到了英国居住，目前在伦敦国王学院教行为遗传学。他曾经发起并主持了双生子早期发育研究（Twins Early Development Study，简称TEDS），那是英国最大的双胞胎研究，招募了15000多名同卵和异卵双胞胎，并对他们从儿童早期到（目前的）21岁开展17了追踪评估。双胞胎有着相同的基因，生活环境也大致相同，因此可以考察他们的性状（比如智力，又比如肥胖等许多其他性状）有多少是受基因的影响，又有多少是受环境的影响。普罗明还观察了分开18抚养的双胞胎及领养的儿童，他的结论稳健而清晰，多少还有点令人吃惊：他发现孩子在16岁之前的学习表现主要可以用遗传来解释。孩子上的是什么类型的学校、抚养他们的是什么样的家庭，这些都不重要。即使和原来的家庭分开，孩子的智商也会和亲兄弟姐妹或者亲生母亲密切相关，和收养家庭的兄弟姐妹或养母毫不相关。普罗明表示：“不管你研究的是哪个人群，收养儿童也好，同卵双胞胎也好，先在一起长大后来又分开的双胞胎也好，不管你起先有多少不同的假说，最终都会得出同一个结论：遗传基因的作用远远超过学校教育或是家庭环境。我认为谁也无法否认这样的数据。”
普罗明和同事曾对36万对兄弟姐妹和9000对双胞胎开展过一项研究，结果发现我们在本章探讨的这种高超智力是家族性、可遗传的：19在这种高度的智力中，有将近60％的差别由基因决定。这个结论支持了曼特尔的直觉：她的智力有一大部分是得自遗传。
不过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智力基因”。即使有也不止一个，而是有数千个之多，它们每一个都只对智力产生微弱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智力以外的其他性状。2017年一项对78308名对象的遗传学分析显20示，有52个基因共同影响了人与人之间不到5％的智力差别。你可能觉得奇怪：既然智力的60％都是由遗传决定的，为什么这项研究只找到了5％？原因是决定智力的特定基因很难寻找。这里的5％指的就是这些特定基因的比例，科学家正在努力寻找那另外的55％。
曼特尔并不认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但她确实热衷于把事情做对。“我似乎从来就准备当一名作家。我一直在追求用精确的措辞描写事物，稍微模糊一点都不行。”（我对她说，这样的训练好像也很适合培养科学家。）
用曼特尔自己的话说，她有两项超越常人的品质，一个是记性好，一个是言语极其流畅（我们到第2章和第4章再详细考察它们）。有时她在说话间会转用第二人称来形容自己，听起来有点像是在读自己写的小说，因为她也常常用代词“他”来指称克伦威尔。“你感觉你的一般智力测出来不会太高，”她说，“但是我有一样东西是智商测试测不出来的，那就是我的好记性和仔细加工海量材料的能力。”
但其实，一套合格的智商测试可以测量记忆力，虽然那未必是曼特尔所指的那种长期记忆（long-term memory）。无论如何，曼特尔都属于我们之前在讨论智商时想到的那一部分人：她自认为长于语言，却拙于数字。“我一直认为，因为我的言辞太过流畅，世人都高估了我。我总是能在考卷上乱写一通蒙混过去。但是遇到数学我就两眼一抹黑了。我也不是不识数，但是我还记得第一次在课堂上听微积分时的感受：老师仿佛在讲俄语，我什么也听不懂。”
她未免对自己太苛刻了：即使用母语讲授，微积分也并不好懂。我对曼特尔提到，虽然常有人说“我擅长文字不擅长数字”，但是许多智力研究都表明聪明人在许多方面都聪明。她数学不好，也许只是因为没有得到恰当的引导而已。她思索片刻，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我其实很喜欢运算复杂的乘法。我并不讨厌数字，但如果那不是机械运算而是数学概念，我就弄不明白了。”这是心理学家所谓“倾斜”（tilt）的典型例子：有些人的能力会倾向某个方面，而这种倾向21又会左右你的人生轨迹。以曼特尔来说，她倾向的当然是做一名小说家。
智力超群的孩子往往寂寞，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同龄的孩子太无聊了。曼特尔说，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对提出愚蠢问题的人视而不见。在她看来，学校教育中的许多内容简直是浪费时间。她觉得交朋友很难。“我认为大家都觉得我是太害羞了才不交朋友的。其实我是喜欢游离于群体之外。我是设计剧本的人，其他人则都要照着来演。作家总说自己喜欢观察其他所有人，我就是这样的。”
她说她并非不开心，只是有点挫败。“不过我也在等待时机。我一直想尽力有所成就。我有无尽的抱负，只是没有表达出来。所以不管小时候发生了什么，我都认为那只是暂时的。”
在我看来，她说到了高智力者或至少是成功者的一个关键行为特征，那就是抱负，或者叫上进心。你很有上进心，我说。“你说得对。要在世上留下自己的印记。我并不是要‘离开这个小地方，让他们看看我的能耐’，我的抱负比这更大——你知道那些心理学实验吗？他们给小孩子发棉花糖，测试他们延迟满足的能力。我要是参加，一定能得高分。”
她说的棉花糖实验是斯坦福大学的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在20世纪60年代设计的。主试先给一群儿童每人发一块棉花糖，然后告诉他们可以现在就吃掉，也可以等15分钟然后再拿一块。大约有1/3的孩子忍住了没有立即吃掉，并在15分钟后领取了奖品。几年之后，米歇尔惊讶地发现当年那些较为自制的孩子在社交和学业上都更加优秀，而且这个结果在几个不同的方面均有表现。又过了40年，这些孩子早已长大成人，研究者再次找到了他们，并发现根据自制力的强弱，这些成年人的脑神经网络也有了不同。当年那些22意志力较强的孩子，在长大后果然呈现了更优的神经活动模式。
还有一项研究发现，自制力较强的人也有较高的智力，脑部扫描也显示了他们的前额叶前部（anterior prefrontal cortex）更加活跃23，而这本是在人脑中成熟较晚的一个部位。现在听着希拉里·曼特尔的叙述，我禁不住猜想她的脑或许真的比常人成熟得快。她想象自己的体内住着一个比实际年龄大的人，我觉得她的这个直觉可能触及了某个真相。“当我回想儿时对别人的看法时，我常会觉得那是大人才有的判断。”她说，“在我的眼里别人都很好玩。当你期待他们做出下一件疯狂而古怪的事情，或者期待他们以极端的方式表露自己时，你就不会像孩子那样害怕他们了。这时你就做到了超然。”
她顿了顿，说她刚刚明白了一件从前不知道的事：等待别人表露自己。“你对一个人有了某种看法，然后就等他用行动向你证明。我觉得我的脑袋就是这样运作的，就好像有一部戏剧将要上演，而我就坐在一旁等着看戏似的。这并不是什么开心的事。孩子嘛，总不想被当作局外人。不过我也并不感到伤心。”
克里斯汀·瓦尔霍夫特（Kristine Walhovd）是挪威奥斯陆大学的一位认知神经心理学教授，她的研究方向之一是考察大脑和认知能力如何随年龄变化。我问她，像希拉里·曼特尔这样智力明显超常的人会在多大程度上感觉自己与众不同？我们又该怎么解释这个现象？瓦尔霍夫特的话使我冷静了下来。“要说独特，其实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所以曼特尔说她感到与众不同，那当然是真的。人人都与众不同。我敢肯定，如果大家都说真话，那么大多数人都会像曼特尔一样，觉得自己在成长的某个阶段和‘别人’不同。你难道不会吗？这都是对的，我们的确和别人不同，但是‘别人’同样和别人不同。”
好吧，她说得不错，毕竟我的目标应该是为那些超人揭去神秘的面纱，而不是再神化他们。曼特尔的特质并非独一无二，她当然算不上。她那顶尖的语言能力也不能看作男孩和女孩之间不同发育速度的极端表现：瓦尔霍夫特说，男女间的性别差异被夸大了。
如果曼特尔真有什么童年时期就具备的品质，那就是对她自己这个人的确信，还有她的决心和专注。“我向来有一种强大而确定的自我感（sense of self），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怎么看我，都不会改变。我觉得我的内心是蛮顽固的，就像一块石头。”
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她的一切计划就都宏大而长远。她知道做某件事在5年之内不会有回报，但总有一天会有的。那么她又是为了什么而延迟满足呢？她的棉花糖是什么？“当你设定了目标，这目标也会随着你的接近而不断前行。到最后，你会取得比最初的想象更大、更好的成就。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你这个人已经变了，能力也增强了。目标总在你的前方，也总在拓展你的才能。”
如果说自我磨炼、自我成长是她过去和现在的目标，那么这成长的动力又是什么？她对此也做了交代：“我认为最根本的是好奇心。你每天早晨都必须问自己一声：今天可能发生什么？我认为你如果能保持这种心态，你的头脑就能一直活跃到老年。”她顿了顿又说：“当然了，身体就是另一回事了。”
曼特尔多年来一直健康不佳，她也表示，身体上的耐力不足是她没有进入政界的一个原因。她继续说道：“在我看来，幸福的生活就是在进入中年之后很久，你还能发掘出新的潜能。”
关于幸福生活的元素，我们还是留到书的最后再谈吧。现在我想[2]问她一个阿提克斯·芬奇式的问题。她的一项长处是能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一个人的境况、能够钻进角色的皮囊里考察他的内心。她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曼特尔回答说，她把写作看成一场表演，里面的每一个角色你都要亲身演过。“如果一个人物是从你的头脑里冒出来的，我认为他就体现了你的自我的某个方面，是在探索你内心的某个不曾使用的角落。比方说，如果你是个男人，会是怎样一个男人。写作就是体验你未曾经历过的生活。”
但是曼特尔也表示，她也不知道自己笔下那些主要人物的内心在想什么，她能看见的只是他们的外表。她说她试着为那些主角赋予自由意志（我立刻想到了克伦威尔，我知道她也想到了他），使他们产生了一圈模糊的轮廓。我起先没有明白她的意思，后来想通了：她对这些人物并非全知全能，因为这些主角刻画得太深刻了，以至于有了自己的生命。
在她看来，她的创造力是从她的自我审视中产生的。“我总在认真记录头脑中闪现的念头，对外间的真实世界反倒不太关心。”说到这里，她不由得为那些咬着笔头、神游物外的作家做了一番辩解，“一般人在说起‘发呆’（daydreaming）时是有误解的。”接着她凭直觉说出了一番洞见，和心理学家刚刚用脑部扫描发现的现象正好吻合。“对于一个作家，发呆是极有目的的一项活动。它是有所指向的。你在内心的电影胶片上看见的东西会转化成文字、或者储存下来在以后重播，这根本不是什么模糊的活动。”就像哈佛大学的保罗·塞24利（Paul Seli）指出的那样，胡思乱想其实和有目的思维有关。其25他研究也指出发呆能提高创造力，有助于解决问题。“我身上有许多矛盾，因为我对事实相当好奇。”曼特尔说。这又使我想到了文学和科学之间的共性。“创造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容忍矛盾。创造时你随时要处理各种层面、各种色调的意义。”* * *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对事实同样好奇的人，不过这个人却极不能容忍那种模棱两可的状态。
保罗·纳斯（Paul Nurse）的名字后面有一连串表示爵位的字母，长得就像一辆巴士。2001年，他因为发现细胞周期（cell cycle）的工作原理，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他说他的科研动力是理解生与死之间的根本差异，他明白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就是观察细胞分裂的方式。
他从酵母入手，发现了调控细胞分裂的基因和蛋白。他还发现这些基因也在人类体内指导细胞分裂，这个过程一旦出错，就会导致癌症。他在1999年获得了骑士封号。他先后做过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校长、英国科学院及皇家科学院的主席，目前在欧洲最大的生物医学实验室、伦敦的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Francis Crick Institute）担任所长。有一次我要在一个科学节上向观众介绍他，我问他怎么称呼[3]比较合适，他说：“叫我‘变形怪体’吧。”我当然没有听他的吩咐。保罗·纳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极有影响的一位科学家。
他的家族血统也很不寻常。他在获得诺奖之后就一直在纽约生活，于是决定申请美国绿卡，但他的申请遭到了驳回，因为他提交的出生证明只是一个简版，上面没有写他父母的名字。当他从英国民政局那里调来全版时，才发现自己的父亲姓名未知，而“母亲”一栏里写着他一直以为是姐姐的那个人。原来当年他母亲和不知哪个男人怀了孩子，并为了掩盖他私生子的身份，在诺福克郡生下了他。纳斯由外公外婆带大，二老在逝世前始终假装是他的父母。而那个长他18岁、他以为是姐姐的女人，其实才是他的母亲，这时已经不在人世了。他的“哥哥”们其实是他的舅舅。父亲是谁，他始终没搞清楚。如果这是一出肥皂剧的情节，你一定会嫌编得太假。
在这件秘闻曝光之前，保罗一直被当作独子抚养，因为那些“哥哥姐姐”都大他太多，已经不需要家长照顾了。他在小时候度过了许多独处时光。在上学和放学的漫长路途中，一股与生俱来的强大好奇开始显现出来。和希拉里·曼特尔一样，他也将好奇当作自己心智的核心成分，不同的是在他身上，这份好奇还得到了逻辑和实验的辅助。就是这些品质将他塑造成了一名科学家。
我说这好奇是“与生俱来”的，但是纳斯的态度却有所保留，当他在克里克研究所与我坐下交谈时，他刻意不把好奇心说成是一种遗传性状：“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我对周围的自然界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好奇心。我之所以这样，或许是因为没有被太多家庭事务分心的缘故吧。”那些独处的时光使他有机会观察自然。他对天文学和博物学发生了兴趣，也试着探索起了世界的运行原理，这在他身上激起了对自然界的真正好奇。这份好奇他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他认为大体而言，大多数像智力这样的高级人类特征，都有大约50％是由遗传决定的、另外50％取决于环境，有时候环境的比重会略有高低。“我是遗传学家，完全明白基因可能造成的影响。我的成长环境远离学术界和知识界。那它是如何激励我走上科研道路的？我在头脑里论证过这个问题。”在发现没人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之前，他就已经会寻思自己在智力上为何与家人如此不同了。他的家里没有藏书，父母也不鼓励他读书或者寻奇。然而他的好奇心却自行萌发，和天上的星星、上学途中停在灌木篱笆上的飞蛾拴在了一起。我不由想起了罗伯特·普罗明告诉我的话。他观察了一些双胞胎和领养儿童，他们或在不鼓励求知的环境中长大，或是被送到了差劲的学校，但普罗明发现，是人才总会冒尖：“对那些才能顶尖的儿童来说，你简直要把他们关在衣柜里才能阻止他们成功。”
照理说，科学家应该以客观公正、严守逻辑和证据而自豪，然而在实践中，一些科学家又很容易不经证明直接得出结论，并且用不甚严密的数据来支持自己偏爱的假说。纳斯却真正代表了“恰当”的科学方法。他对“点子”十分严苛：“我从来不觉得想出个把聪明的点子有什么了不起，因为点子是廉价的，只有掰碎了验证，它们才能产生价值。”
纳斯认为，将一件事物掰碎了验证的渴望正是智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可能和虚荣心有点关系。如果我有了一个理论，也有了支持它的观察，我并不会直接发布它，而是会绕着它走两圈，从各个角度观察它，并试着推翻它。如果这时它还能成立，我才会和人谈论它。试着推翻自己的理论是很有意义的。如果你的理论能挺过这一关，你谈它的时候就有自信了。”
当纳斯上了文法学校、后来又上了大学时，他发现身边的许多同学有更丰富的成长背景。这些孩子家里都有藏书，师长也鼓励他们参与智力活动。看见别人的见识远超自己，他觉得必须对世界多加了解了。于是他开始阅读《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和《伦敦书评》来拓宽眼界，到今天还依然如此。“我的动力或许是觉得自己有些欠缺，但更多的是想了解世界上的许多事情。说到底，还是强烈的好奇心使然。”
好奇心和发现欲将他引向了生命科学。物理科学里的那些问题实在太宏大太难懂，使他自觉渺小。而在生物学里，那些课题都是你能观察的。他可以在自家后院里清点蛛网的数目，并思索苍蝇的相应分布。“要我在后院里研究原子的结构就不可能了。”
我说到他可以在头脑中研究原子，但他说他不是那种耽于头脑的人，他总是在观察事物，并把它们和世界联系在一起。把问题放进内心、用数学的方式思考，这对他而言是全然陌生的做法，他的那个不知学术为何物的家庭完全没教过他这个。这又使我想起了希拉里·曼特尔的话：当学校里开始教授数学概念时，她就跟不上了。而她也是在学术圈之外的家庭里长大的（“我上的是德比郡最差的一所学校”），虽然放了学她就沉浸在书本中。我又想到了心理学家所说的“倾斜”：曼特尔的语言才能使她倾向写作，纳斯对自然界的好奇使他倾向生物学。
保罗·纳斯的孩子们当然都成长在一个充盈着学术和知识的家庭氛围里。他的一个女儿成了高能物理学家。“她是新一代人，成长环境和我不同，她好像并不害怕抽象的东西，我是害怕的。”他说。
无论在学校里还是生活中，纳斯都常常“脱离正轨”，他喜欢跟随想象的脚步行动，乘着幻想的翅膀起飞。“当我脱离正轨，走上有趣的道路时，我的表现就会上升，不然就会下降。”随着年龄的增长，脱离正轨也变得有利可图了，“我在思考解决方案时很有想象力，但每次我都能把自己拖回地面，回到实验、观察和验证上来。说到底，可能还是因为我喜欢用眼睛观看世界吧。”
考虑到本书后面会探讨的两个主题——记忆和语言——我提出一般认为高智力人士在这两样上也应该出众，但纳斯却说自己已经放弃了它们。“这几样东西是互相关联的。你得能记住chien就是狗。但是我有另一个问题：我的外祖父母都有诺福克口音，”说着他就换上了一副土气的乡下口音，“我住在伦敦的时候，别人都笑话我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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