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一种致命伤(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孔繁杰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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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一种致命伤试读：

1911年，作为清廷中央机关事务局的内务府，一年支银预算高达1024万两，而咸丰朝时仅为40万两。两广总督岑春煊巡视陆军学堂时，一次宴会就需洋酒1300多金。至于冒领公款、挥霍浪费，甚至侵吞赈灾款粮等更是层出不穷。

晚清对外卖国求存，奴颜事敌；而国内纲纪松弛，官吏贪污受贿，渎职无为，不本公道而循私，不凭信义而事诡，腐败透顶，为内外所疾恶。是以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满清气数已尽。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一声枪响，革命党人振臂一呼，仅在一个月之内，关内就有18省响应，纷纷宣布脱离清廷而独立，那清政府就像枯透的大树一样，一阵风吹来，说倒就倒了！腐败落后、人心尽失是导致清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

清朝倒了，中华民国站起来。1912年是中华民国开国年。

是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月12日，隆裕太后在哭声中发布《退位诏书》。翌日，孙中山考虑到袁世凯的北洋军实力强大，担心刚诞生的共和政体遭到内战扼杀，更担心外国列强干涉而致革命成果丢失，他毅然决定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给袁世凯。那时的袁世凯应该说是受国人信任的，革命党人也对他抱有很大期望。

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各国公使也陆续承认中华民国。狡猾的袁世凯不愿去南京就职，他认为离开老巢北京无异于老虎离山，在袁世凯的坚决要求下，国府及南京临时参议院由南京迁到北京。从此，中国历史进入“北洋政府”时期。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才两个月，就发生了一件惊人奇闻：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跑了！

唐绍仪于1912年4月来到北京组阁，他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工作，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他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然而，北京临时政府的官僚有不少来自清廷旧臣，他们唯袁世凯的马首是瞻，与南方来的革命派新官员根本就不和群，政见相悖，互相猜度，处处为难，暗斗涌动。

袁世凯想大权独揽，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咸恪遵约法”甚为不满。尤其在用人、财政、总理副署权等问题上，两人的分歧一步步加深。相应地也就形成了袁系的国府派与唐内阁派。

唐绍仪主张“民国用人，务贵新不贵旧”，而内务总长赵秉钧私自安排北洋旧人入阁。赵秉钧是袁世凯的心腹，唐绍仪奈何不了他。按《临时约法》规定，组阁是总理的权力，唐绍仪准备让黄兴出任陆军总长一职，但袁世凯对黄兴这个人选十分忌讳，因为在袁世凯发动京津兵变期间，黄兴就企图派兵北上倒袁。

唐绍仪在裁汰冗员、安排人事职位问题上得罪了不少北方政客。陆军总长段祺瑞上任后操纵陆军部，各司位置多为段祺瑞委任完毕，又推荐刚毕业的士官学生为陆军次长。唐绍仪大为愤懑，致使南北两派——唐内阁派与袁系国府派之间的矛盾激化。唐绍仪处在矛盾的漩涡中，一筹莫展。

临时政府初立，国库空空，而各方开支又迫在眉睫，无奈，唐绍仪只好向外国银行借款。不料，这又和袁世凯发生分歧。以袁系内务总长赵秉钧为首的一伙人，甚至连国务会议也不参加。总统府那边的人时常议论：“经总统承认的事，又必须经总理承认才行，那总统不成了总理的傀儡吗？”

有一次，唐绍仪谒袁世凯时，二人因意见不一争论起来。袁世凯勃然怒道：“你我如此失和，我老了，你来做总统可好吗？”唐绍仪气得踉跄趋出，乘车回家。刚出总统府约百步，忽有卫队十几人，护着一名高车驷马的大员，吆喝而来。唐绍仪避之稍迟，那卫队举枪大呼：“快走开，不要恼了老子！”唐绍仪以为再不离开京城就会有性命之虞了。

1912年6月14日晚9时，国务院会议结束。唐绍仪郁闷地回到家中，他感到很累。会议上意见不一，一切都是袁世凯说了才算数，这与满清专制有何区别？这叫什么共和，做这种挂名总理有何意义！唐绍仪正想躺一会，忽然外面传来枪声，枪声有远有近，他赶忙打电话询问警局，对方回答说不知道枪声来自何处。

民国时期的东交民巷

时至午夜，唐绍仪仍然睡不着。这时东交民巷一带突然停电，用探照灯照巡东城区域，唐绍仪很是疑心。突然，外面又传来一阵枪响，唐绍仪以为发生兵变。袁世凯为了不去南方任职，就曾发动兵变制造借口。他提着枪在院里一圈紧似一圈地转。到了清晨天能辨色时，唐绍仪身穿便服，带二三个随从，到前门车站，坐上五点钟去天津的慢车，倒身而卧。他已心灰意懒，筋疲力尽，到了天津就住进了租界的利顺德饭店。

唐绍仪私自离京的消息很快被袁世凯知道了，袁暗自高兴起来，急忙派秘书长梁士诒赶赴天津，假意请唐绍仪回京。唐说：“他人既不信任，我也就不回去了。”

参议院要求大总统公布唐绍仪离职的原因，其言辞极为激昂。总统府保持缄默。这时，北京警局对外界声称：现已查明，昨夜放枪的是齐安门外护麦田的农人，发现有人偷麦子，就不断地燃火绳枪吓阻贼人。又说，昨晚国务院卫队的一个人酒醉后误放了一枪。此后，北京城内就有谣言说：“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赴津探视唐绍仪，回来说唐‘似有脑病’”；“唐绍仪匆忙逃津，不是为了政治，而是他老人家生性倜傥，在六国饭店勾搭上了一位西方妇女，老唐带着她直奔天津租界而去……”

6月27日，袁世凯批准唐绍仪辞职。民国第一届责任内阁才成立两个多月，就以这样搞笑的方式散伙了！四名同盟会阁员也被迫陆续辞职。最后还是袁世凯心腹赵秉钧取而代之当了总理，阁员也完全换成了袁世凯的人马。国家要事，均由总统府决定，连国务会议也移到总统府去开，袁世凯终于将大权揽于一身了。

唐绍仪出走后仅仅两个月，京城却又发生一件大案：开国功臣张振武、方维二人被北京政府诱捕后枪杀了！阴险老辣的袁世凯开始对南方革命党人动手了。越法权　杀异党　开国第一大冤案

张振武是武昌首义的元勋，与孙武、蒋翊武并称“三武”，厥功至伟。黎元洪（摄于1912年元月）

张振武，1877年生，湖北省竹山县茅塔镇人，祖辈行商。他自幼思维敏捷，忌受拘束，性情豪放，爱打抱不平。他湖北师范毕业后，于1904年私费东渡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法律，翌年参加同盟会。归国后在本省教书，因鼓吹反清革命，几遭逮捕。1909年，张振武加入同盟会的外围团体——湖北“共进会”，主盟人孙武和居正信任他，让他负责理财事务。1911年，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在武汉发动起义。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在同盟会的斡旋下决定联合行动。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兵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突然起义，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武昌起义意外成功，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成立湖北军政府。孙武本是革命党内定的武昌都督，因为他养病不在，群龙无首，无奈之下推举与革命党毫无关系的清军协统（旅长）黎元洪为都督。这位清军将领害怕革命，是被起义士兵从床下拖出来推上都督位子的。张振武任军务部代行部长职，掌管民军编制、人事配备、军械弹药等事宜。

张振武根本瞧不起黎元洪，听说黎元洪不肯就职，愤怒道：“这次革命，虽将武昌全城占领，而清朝大吏潜逃一空，未杀一个以壮声威，未免太过宽容。如今黎元洪既然不肯赞成革命，又不受同志抬举，不如将黎斩首示众，以扬革命军声威。”这话后来传到了黎元洪耳中，黎由此对张振武深怀戒心，彼此面和心不和。北洋军打来，革命军退守武昌守城。张振武性格豪放，锋芒毕露，他甚至当众呵斥黎元洪说：“要不是我们把你从床下拉出来，你哪里有今天？”张振武还自行组织了一支卫队，配一色短枪，他走到哪里，卫队就跟到哪里，即使去见黎元洪也不例外。黎元洪虽然恼怒，但慑于张振武的枪杆子，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1912年5月，北京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邀请首义党人及将领百十人入京，聘为顾问，张振武当然位于其中。张看了“总统军事顾问”委任令后大怒，当场就把委任令撕毁，将袁世凯骂了一通。他对陆军总长段祺瑞抱怨说：“难道我们湖北人就配做个顾问官？”

袁世凯又给张振武下了“西北屯垦使”的委任令。张受委任后，极诚恳地向袁世凯申请经费以开办专门机构。袁世凯这时哪里有钱，也就没有理会。张振武一怒之下擅自回了武昌。就在这时，袁世凯乘机拉拢黎元洪，共同对付武汉的革命党人。黎元洪同意与袁世凯合作。袁世凯动了杀机，以进京“调停党见”为名，调“三武”（张振武、蒋翊武、孙武）进京。

8月11日，张振武带着手下大将方维等13人，及随从仆役计30余人乘火车北上。孙武、刘成禺、郑万瞻等亦于第二天由鄂抵京，鄂省要人于是冠盖京华。总统、总理、陆军部，都予以这些首义元勋高规格的接待。可是，8月14日晚，张振武在赴宴归寓的路上被京师执法处逮捕，方维同时在旅馆被捕。16日凌晨1点，张、方被处决，连天亮都没等到。临刑前，张振武还抱一线希望，要求公开审判，根据罪名定刑，“岂可凭空杀人！”负责监刑的执法处长陆建章手里晃着袁世凯的命令，说：“大总统军令上只有‘立予正法’，并未命令审讯。”张振武怒道：“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

陆建章不耐其烦，道：“快交代后事罢！”

张振武写下了三封遗书，随之被绑于木桩上，腿、肩、脑、腹、胸等处共中六枪，死时腹裂肠出，这就是震惊民国的“张振武案”。

张振武案发后的第三天，参议院中以张伯烈为首的20名共和党议员提出了《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指责副总统以非罪要求杀人、大总统以命令擅改法律、违背约法。报界纷纷发表评论，指责此案与民主法制相悖。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认为，“共和国家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惟司法官乃能执法律以生杀人，大总统不能出命令以生杀人。今以民国首功之人，大总统、副总统乃口衔刑宪，意为生杀！”《亚细亚日报》评论道：“即使在专制独裁的清朝，汪兆铭谋刺摄政王之后，铁证如山，审判之结果也只是予以监禁，而在倡导法治的民国，没有审讯和证据，下一个命令就能杀人，连清朝都不如！”

在舆论压力下，黎元洪公布了张振武的“罪状”，所谓“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图谋不轨，鄂中几次风潮，伊等均为主动”。这些事是不是真的，其他人也不知道。要问黎元洪有何证据，他说事关军机，不能泄露。有议员追问，为什么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就杀害？前清专制时代，太后尚且因为不经刑部审讯擅杀大臣（六君子等）失尽民心。共和之国，岂可不经合法的逮捕、审讯、辩护而直接杀人？张、方算不算军人？该不该按军法治罪？

面对参议院的质问和舆论的压力，袁世凯随即抛出了黎元洪，公布了他们之间的电文，说明是奉副总统命令处决。面对诘难，黎元洪只好再三地刊发电报，抛出张振武“侵吞公款、拥兵自卫、串谋煽乱、广纳姬妾”等十五大罪状。然而，在共和体制下，尽管正式议会尚未选出，正式法律亦未颁布，但总统下令越权杀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张振武案成了中华民国开国后的第一个强权凌法案，也是第一个大冤案。

张振武案的发生，正值南北和议，形势比法律更重要。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抵达北京，在与袁世凯会晤时，主张“表彰张振武之功以为和解，免得致误要政。”孙中山妥协了，他所谓“要政”是指南北和解。张振武案也就不了了之了。权压法　人溺法　民主法制遭践踏

袁世凯和副总统黎元洪合谋，抛开司法，仅凭手令，杀害了开国元勋张振武，让刚刚萌生的司法独立蒙上了阴影。就在杀害张振武的那几天，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其主要内容有：规定实行两院制，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构成。参议院议员由各省议会、中央学会和华侨选举会按名额选出；众议院议员由各地方人民选举产生。议会行使《临时约法》所规定参议院的职权，对议决法律案、财政案、弹劾案及其它承诺事件，须由两院一致通过。宪法的起草由两院选出同数委员行使，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总统的独裁统治。

这一年，政治形势形成了民国史上一个短暂的特殊阶段。首先是司法界的人员班底素质较高，京师法律学堂、京师法政学堂的毕业生近千人，分发至各省司法领域；全国政党林立，舆论活跃，表现出难得的资产阶级民主气氛；各省议会议员参政热情高涨，认真履行议会职责，对新生议会政治充满美好期待；选举、弹劾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新鲜事，尤其是弹劾行政官员在各省非常普遍。

1912年8月，直隶临时省议会议决对直隶都督张锡銮提出弹劾，原因是张锡銮侵犯省议会权限，以行政权代替立法权，独断专行。镇安上将军张锡銮

张锡銮，字金波，1843年生于成都，祖籍浙江钱塘。20岁在武昌从军。中日甲午战争时，因作战有功，升至北洋营务处兼发审处总办，成了袁世凯的心腹部下。其后，历任奉天东边道兼东边税务处监督、奉天营务处总办、淮军全军翼长等职。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奏请清廷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张锡銮为直隶都督。当时，直隶地方议会机关明确反对中央任命，主张由直隶公举产生都督，并致电总统另举王芝祥为都督，但袁执意任命张为直隶都督，因此，张初到直隶就与直隶省议会互相产生恶感。

直隶省同各地一样，由集权专制向分权民主政治过渡，议会议员希望通过议会分享权力，而地方行政长官作为既得利益人，希望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巩固并扩大自身权力和利益。因此，议会与地方政府的冲突不可避免，省议会弹劾省地方长官的案例屡屡发生。武将出身的旧官僚张锡銮，本来就缺少民主意识，加上有袁世凯在背后撑腰，就更不把议会放在眼里。

直隶临时议会认为，半载以来，张都督因循苟且，毫无振作，全省政务为之迟滞，旧日吏治腐败情形将无廓清之一日；张视民命如草芥，贪赃枉法，日甚一日。根据《直隶临时省议会法》第11条、第14条之规定，省议会有权对于本省行政长官弹劾。由此，临时议会起草了弹劾案，予8月8日议决通过，提交国务院，要求对张锡銮彻查严办。

弹劾案以充满谴责的口吻称：“都督为一省之表率，握行政之中枢，当民国缔造之初，宜如何整躬率属力图振作。乃直隶都督张锡銮莅任以来毫无建树，而违法溺职之事不胜枚举。“其一，侵权违法。按照《直隶临时省议会法》规定，未经省议会议决，都督不得擅自修改或增加本省公债、税法、义务。而张锡銮未经省议会通过，擅自拟拨十二万两巨款作为接济中央之款，以行政权代替立法权，明显属于侵越省议会权限的违法行为。“其二，张锡銮不经议会议决，擅自将《直隶筹设统一财政办法》上交总统，连起码的民主程序都不履行，何谈民主政治！“其三，直隶禁烟局总办苏品仁和洪恩广贪污渎职案，张锡銮在处理两案时故意袒护延宕，久悬不决，致使罪犯携款潜逃，公款流失，无法追回……“最后，提案指控张锡銮任用前清被革人员颜世清、俞泰初、潘鸿寅及任毓麟四人。此四人未经省会通过，径行委任，尤属侵权违法。颜世清前在吉林长春道任内，侵吞公款百余万两；俞泰初在奉省经理财政时，声名狼藉，经前清东督先后参革，并押追赃款，有案可查……四人皆有污点。张督莅任后，罗致四人幕府，于署内分设三厅若干科，名为整顿幕职节省经费，实则为安置私人之地，并委以重任。任毓麟署法司，颜世清为井陉矿局总办，俞泰初为财政局坐办。诸多违法案件均与四人有关。张都督不仅是用人失察，而且是完全出于私心私利，假公济私，溺职渎职。”

美国人西德尼·D·甘博1915年拍摄的直隶省某县城

直隶临时议会弹劾张都督案提交到了北京国务院。当时，国务院与参议院的关系正处于紧张状态，国务总理随时面临参议院质问甚至弹劾。大总统袁世凯意欲摆脱《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总统权力的过多限制，与参议院、制宪会议之间的矛盾正趋于激化。

对于弹劾张都督案，大总统袁世凯为应付社会舆论，派田文烈赴直隶省所在地天津，查办弹劾案。田文烈，湖北汉阳人，清末民初军事将领，时任袁世凯总统府军事顾问，是袁世凯的心腹。田并未翔实调查，只是走个形式便匆匆回京了。

随后，国务院于8月25日复电直隶临时省议会，称“民国初定，地方议会与行政长官于省议会法未经颁布之前，允宜开诚布公，互相尊重。若遇事龃龋，此言弹劾彼言解散，以至政务废驰，实非共和前途之福。”电文还说，“《直隶临时议会法》未经都督公布，未便遽行援引，该省会所具弹劾案本无法律之效力。鉴于议会既呈请核办，未便置之不问，所举侵权违法一节事关中央财政，该都督协济中央十二万两，尚非违法，应毋庸查办。其余由大总统派员查酌办理。”

国务院如此偏袒张锡銮，临时省议会迅速商讨对策。8月27日开会，公推议长胡源汇及副议长王观铭并该会代表六人晋京，交涉弹劾张都督案，表示，如果此次弹劾无效，再作第二次弹劾。

代表进京后，先向国务院交涉，请国务院从速再选派贤明大员来津查办。同时致电大总统，认为张锡銮有罪证昭然，谅难曲为掩议，请求查办撤换张锡銮。在议会代表一再催促下，直至8月底，袁世凯才委任蒙藏事务局副总裁姚锡光赴津专办此事。

姚锡光到津后，在未展开调查的情况下，对弹劾案发表意见，说此案“第一款张都督主持每月协济中央十二万两，不为违法；该都督府幕中人类太杂，应请其赶紧更换；所谓‘袒护污吏’及‘政务废弛’问题，应调齐材料详细审查，加以边事吃紧，蒙藏局事务太繁，应先回京，然后再为办理”。姚锡光显然是应付差事。冯国璋任直隶都督

对此，议员内部提出对抗意见，有的主张暂行休会以争，如无效，则全体辞职解散省会；有的反对辞职或解散，认为此为消极之争，仍以不休会为是。经过一番讨论，最终决定：速电在京议长及代表，请其向政府力争；此案查办当严限时日，勿得延宕。并将此意另电中央政府。

9月4日，直隶临时省议会再次致电国务院，请求限期查明，电云，“敝会弹劾都督一案，推延至今迄无结果。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敝会一切事件皆不能进行，似此迟延实与直隶前途有莫大之损，务乞贵院转令限期查明。”

晋京代表在得到国务院从速查办的允诺后，于9月7日返津。代表们自感不虚此行，对结局抱有良好期盼。不料，第二天中央政府将张锡銮改任东三省西边宦抚使，同时委任冯国璋为直隶都督。冯迅速于9月10日到津赴任，其神速令人吃惊。

冯国璋是什么人？他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就是袁的心腹部下，比张锡銮还忠于袁。

时人对这一结果讥讽道：“直隶省议会，因不满于张都督，横也弹劾，竖也弹劾，结果无异于前门拒狼，后门进虎。”

是啊，直隶省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那么重要，袁世凯政府绝不会让它游离于自己的掌控之外。

这次围绕弹劾案的较量，实际上是集权政治向分权政治转型初期，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政治博弈。

弹劾案一直拖延到11月6日，即冯国璋上任已经两个多月后，姚锡光的重新调查弹劾案才有结论：所劾张锡銮认筹中央协款未交省会议决之事，中央并不认为是违法行为，自应毋庸查办；所指“袒护污吏”之事，应俟洪恩广缉获另结；苏品仁则应由审判厅讯办；俞泰初、潘鸿蜜两员已辞差离省，均可毋庸置议；其颜世清、任毓麟两员应请交由新任都督随时察核；其省议会法预算案应请饬由新任都督分别咨交决议。

案子到了这种地步还能说什么，强权、包庇、溺法之情昭然，令人失望。案二武力胁迫选总统贿议员　买选票　京城妓院成乐园

中华民国进入第二个年头1913年。

共和政体的建设迫在眉睫，尤其国会选举和正式大总统选举亟待进行。孙中山1912年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限10个月内举行国会选举，再由国会选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袁世凯为了能当选正式大总统，开始了选举前的各项谋划。

按照民主共和三权分立的现代体制，国会是立法机构，是三权分立之一权。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新落成的众议院议场举行开幕典礼，这是有史以来的首次国会议员选举。

这天风和日暖，街市悬挂国旗。参议院的院址是在外城的西边彰仪门内，是一座新建的西式两层楼房，院中有喷水池、假山、树木，环境优美。

上午9时起，议员们身着特制的礼服陆续齐集会场，有参议员179人，众议员503人，国务总理及各部长皆列席，其它观礼代表千余人。11时典礼开始，供卫军鸣礼炮108响以致敬。袁世凯一向讨厌议会，典礼时并未亲临，只派了梁士诒做代表念了一篇文稿。经过轰轰烈烈的初选和复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产生。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都获得了多数，成为国会内第一大党（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占392个席位）。

国会成立后，开始宪法的起草工作，因是在天坛祈年殿进行的，所以，这部宪法草案被称之为《天坛宪草》。在宪法起草中，袁世凯对于行将制定的正式宪法引为深虑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大总统任命国务员是否需获国会同意；二是大总统有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袁的这两个问题自然遭到国民党的宪法起草委员的猛烈抨击。《天坛宪草》确立了责任内阁制，强化国会对内阁的控制，还规定了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的审计制，明确了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由不同部门分别行使的权力分立体制。国民党试图用宪法来约束袁世凯的权力，保护辛亥革命的成果，保卫共和制度。《天坛宪草》渗透着民主精神，对共和政体、民主政治作了详细规定。

这时恰遇到二次革命，袁政府和宪法起草委员会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袁世凯就采用他一贯的暴力手段，下令解散江西、广东和湖南省议会；逮捕宪法起草委员徐秀钧，并被解往九江枪决。几天后，又捕去国民党籍参议员朱念祖、高荫藻、张我华、赵世钰、丁象谦等五人，众议员常恒芳、褚辅成、刘恩格等三人也同时被捕。他们共同的“罪名”是支持“二次革命”。袁政府这些行动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完全是滥用权力、武力政治的野蛮行为。

这时候，袁世凯指使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等19省区军事长官，要他们通电主张先选总统，后制宪法。进步党为讨好袁世凯，竭力捧场；国民党也不敢抗命。参、众两院在武力胁迫下，只得决议通过先选总统案，宪法会议赶制出《大总统选举法》。

距10月份的正式大总统选举越来越近了。各党派纷纷拉拢议员，议员又利用政客，互相勾结。议员同时卖身于两个党派者已成公然的事实，亦有议员犹如孙猴子的毫毛，以一己之身同时兼卖与四五个党派。已有十数议员，到京未及两月，已向家中汇寄数千元。据说“卖身”的人收钱到手时，向掮客所说的第一句客套话是：“何必客气！”于是，当时北京的应酬场中，只要有人说一句“何必客气”，一定会引起哄堂大笑。

过去，北京城马车稀少，今之议员十有八九坐马车，且多为自备马车，议员们成了有钱的豪客。旧时北京请客，寻常酒席不过八元十元，这时议员请客，一席20余金以上，多在六国饭店、北京饭店、昌德饭店。俱乐部是洋玩意，北京本来没有，这时却极发达，作为政客们应酬和团结本党的联欢之处。

位于前门、宣武门之间的八大胡同，灯红酒绿，更是议员们的乐园。前朝的娼妓禁令已经无效，民国新的法令尚未顾及，导致妓院纷纷扩大或开张。一等妓院的“清吟小班”，妓女们从年龄、姿色、身材、服饰等都是最出色的。室内陈设华丽，有的还挂有社会名流的题字和书画挂屏。小班的妓女身价很高，“小清倌”（雏妓）更是价值千金，嫖客需要经常给清倌买衣料、皮货、珠宝、翡翠等物品，等嫖客的钱花到一定程度时，老鸨才会开出很高的价钱让清倌接客。

八大胡同清吟小班的妓女，都是小脚

议员们有的是钱，闲暇之余，京中八百议员及政要出入于八大胡同，使许多妓院常常挂出“客满”的牌子。许多妓女被这班议员先生们纳为妾。八大胡同的“南班”妓女主要来自江南，有才有色，更解风情，是南方来的议员们最喜爱的。

这时的北京风气之坏实在是超过了清朝末年。有许多幕后阴谋和派系斗争是在八大胡同谋划的。议员们在这几条胡同的班子里都有各自的相好，有的议员为周转各种政事，每日要到妓院班数次。八大胡同成了涉及政治的一个特殊社交场所，袁世凯派人贿选国会议员，大多是在妓院里进行的。袁的亲信梁士诒高价收买了100余名议员，组成御用“公民党”，为他当选正式大总统服务。一而再　再而三　武力胁迫三而成

正式大总统选举终于开始了。

1913年10月6日上午，北京众议院门前，五彩牌坊上五色国旗、彩旗迎风飘飘，中华民国国会在这里举行正式大总统选举，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为攫取大总统的职位，袁世凯费尽心机。

虽说民主选举，但院外遍布军警，戒严要道，包围会场。军警们个个持枪怒目，如临大敌。陆续到来的议员们见这阵势，神经不由得紧张了三分。外国公使、各方记者前来会场旁观，见武装挟选情形均惴惴不安，亦恐选举失当，中国内乱必起。俟议员到齐后，忽将大门锁闭，此情此景可谓举世罕见。

上午9时，选举开始。到会议员759名。按《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由国会议员用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得票满投票人数3/4者当选；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以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人决选之，得票过半数者当选。

先检点人数，再分头开票。原定的16位发票人被突然赶走不用，而且禁止旁听，将议员以外的人请出门外，安置在场外喝茶。对此种封闭会场的做法，许多议员表示不满。这时，外面来了一帮外国友人和显达之士前来参观，无人敢阻，议长亦是笑脸相迎。这些人的到来必然监督选举，于是议长赶紧派人请示袁世凯。袁说：“这怎么能行！要想法撵他们走！”会议主席便以人多杂乱、影响议员投票意向为由，将他们驱逐出去，既而连秘书各员也逐出会场，由选举人代行其事。

会场里喧哗之声久而未停，大家在议论纷纷中开始投票。因进出的人多，会场太乱，引发大家的不满。至下午二时，第一次投票终于结束。开票结果是：袁世凯471票，黎元洪151票，伍廷芳33票，皆不过3/4的法定票数，故于下午三时举行第二次投票。第二次投票仍未过法定票数，还要举行第三次投票。这时，一天已经过去，议员们是又渴又饿，会场更加混乱。人们熙来攘往，喧哗之声令近在咫尺者亦听不清说的是什么。主席台上大声疾呼，维持秩序，然而只见人头攒动，不见有人闭嘴。会议不准备餐点，哪个能受得了？饥饿难耐的人们只能到厨房买些热汤面、米饭之类来充饥。

第三次投票时，袁世凯当时非常紧张，绕室彷徨，搓手顿足，六神无主，生怕票数少于黎元洪。议长已改为王某，他对一部分议员密语道：“我看目下形势，非选举袁世凯为总统不能罢休，不如就选他罢了，免得麻烦。”众人默然无语，其中一人愤然道：“不如此又能奈何！”

这时，会场里忽然涌进一帮人，面容威赫，气势汹汹。王议长问其来由，来者则齐声说：“我等是公民团的，代表民众监督你们，若选出一个让人们不满意的总统，将来国家扰乱，通通是诸君的罪过，哼！”言外之意就是强迫议员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公民团”把国会包围起来，大声吼道：“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院！”

有人送来一些包子，议员们就抢着吃起来——他们太饿了！一些人对“不许回家”并不在意，但却怕耽误了晚上的牌局，耽误了与八大胡同相好的约会。

终于，诸议员在“公民团”的包围下完成了投票，其中有不少废票：明知孙文当选亦不受职，却有十几人投了他的票，还有人在票上写“我的儿”，有人竟在票上写打油诗：“五色旗，挂得高，袁世凯，要挨刀。”真是花样百出，不胜枚举。

第三次选举的结果统计出来了，全场一时静了下来，王议长神情庄严地立在台中，正要宣布，只听“嘭”的一声巨响，会场里划过闪电，耀如白昼。人们以为是炸弹爆炸，惊骇万状，不顾一切夺路而逃。霎时，巨光消失——原来是照相用的镁光灯因操作失误导致爆炸。众人惊魂略定，回过神来大声斥骂一阵。最后，议长宣布投票结果：袁世凯获507票，超过半数票，当选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全场拍掌，三呼万岁。这场荒唐可笑的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选举遂告结束。

根据共和政体的法统，袁世凯可谓“中华民国”第一任合法正式大总统。次日，黎元洪当选副总统，袁世凯即于当天在北京故宫太和殿举行就职典礼仪式。

袁世凯讲求的是实力说话，习惯的是武力解决问题，法律成了他政争的工具。没当选正式大总统之前，袁世凯还需要借助国民党籍议员为他办理法律手续，现在他已经是正式大总统了，这些国民党籍议员就失去了利用价值。

1913年11月4日，大总统袁世凯以京师大学堂戒严处查获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数十封往来密电为由，说国民党参与叛乱，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收缴其议员证书。当天，梁启超匆匆赶往总统府，侍卫阻拦说：“总统正在商讨要事。”梁启超大怒：“我就是来商讨要事的！”梁见到袁世凯，说明来意。袁世凯淡淡地说：“晚了，解散命令已经发下去了。”

不日，军警便到各议员住处追缴证书徽章，不在家者，就到八大胡同去捉，至夜晚十二点，一共得到350多份证件，再算上以前自行脱党的80多人，计有430人。剩下的国会人数因不足半数而无法开会。许多议员得了些路费回家了，这标志着中国引进的西式民主政治夭折了。由于当时国会被袁世凯解散，《天坛宪法》草案未能通过法定程序成为正式宪法，“宪草”成为一纸空文。案三县官腐败激民变筹军饷　搞“验契”　横征暴敛祸乐安

前面说到，1913年10月，袁世凯武力胁迫选举，终于当上了正式大总统。

此时的袁总统再也用不着隐忍和伪装了，他下令解散中国国民党后，导致国会因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他就干脆下令解散了国会。袁世凯又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推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民国议会政治制度的失败揭开了军阀混战的序幕。山东军务督理靳云鹏

大总统袁世凯对一切政治问题都惯用武力解决，为了准备内战，他命令财政部为其筹措军饷。财政部则谋划出“验契”之法，在全国搜刮民脂民膏。旧契新验，增加契税，这也是基于新政权承认公民不动产时所收取的手续费。政令既出，各地遂先后推行。不料，此举在山东省乐安县竟引发了一起官逼民反、震惊朝野的杀官案来。

乐安县位于山东省中部偏北，东营市南部，西面和博兴县毗邻，东北部濒临渤海。自汉代置县，始称广饶县。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改为乐安县，隶属于青州府胶东道。千百年来，这里一直是地薄人穷。

山东军务督理靳云鹏加紧催办“验契”之法，乐安县知事王文琙积极响应。王文琙原籍四川成都，因其祖父在山东做官，遂迁徙淄川落户。王文琙于1911年任章丘县令，一年后，经山东民政长官周自齐（后任财政总长）的呈请举荐，调任乐安县知事。就在王文琙离任履新之际，章丘县署一些人呈请清查民国以前旧账，查知县长王文域在章丘任职期间欠杂款银6116多两，有贪污之嫌。就在这时，王文琙接到山东军务督理靳云鹏的验契指令，他积极响应，以冲淡贪污一事。

王文琙“验契”规定：凡民间买卖田宅者，未经税契者，需遵照新章程完税，而“验契”时，不论已税未税，一律呈验。言明地价或房价在30元以上者收契税一块银元（当时系小麦150斤之价），另缴注册费1角；契价不足30元者，只收注册费1角；有田房而无文契者，由乡、庄具保，约同四邻，至县申明，补契呈验，如过期不验者，加倍惩罚。补契时凡一亩以上者，一律交纳银元1元，注册费1角，另写新契者照此办理。

前清县衙门的酷刑“笞刑”民国时还在使用

王文琙将各乡村首事（乡长）与地保（村长）召集到县衙训话，他说：上奉有令，9月1日县内开始验契，验契限6个月完成。各村应尽速行动，不得有误。随后，王文琙率先命人在县衙门前扎起席棚，收税人员高座其中。乐安县南部百姓倾家荡产，排队验契。间有漏税或不呈验者，立马押至府前，施以笞刑，或用铁索捆在柱子上示众。农民不堪重负，除缴纳契费外，请首事、地保丈量土地时还要送礼，家家不堪“验契”之苦。百姓对于王文琙的“验契”深怀不满，背后送其绰号曰“王欠或”（音毁），方言“或”“毁”同音，“欠或”的意思是“欠打”。

至1913年底，全县呈验完税的只占60%。当王文琙将此数字解报省城后，竟赢得了“山东之冠”的美名，王文琙还得到了靳云鹏的嘉奖令，内称：“决定由解报之数目内，提取5%充赏，并拟擢升王文琙为道尹。”王文琙喜出望外，暗下决心，准备来年继续“催税”邀功，由乐南而乐北，不完不止。

乐北一带土地瘠薄，荒碱地成片，庄稼种植成活率很低。有歌谣道：“走了些宽敞道，喝了些骡马尿，遍地是六月雪，听了些鸭鹅叫。”足见盐碱贫瘠，百姓耕作之苦。鉴于此，土地多论块不论亩，小者三五亩，大者则十几亩或几十亩不等。买卖立契时，只写“荒地一片”，有的则根本没有地契。凡此种种，乐北碑寺口一带最多，呈验确有难处。义民怒　奋揭竿　刀械齐下戕贪官

1914年2月23日，春寒料峭，北风劲吹，天空不时飘着雪花。乐安县知事王文琙闻报该地各乡呈验地契者寥寥，遂带领衙役亲赴各乡督催。当日行抵西北乡碑寺口时，在身为乡绅、首事的牛浩然家停了下来。牛浩然为人阴险狡猾，在县知事面前献媚取宠。

王文琙下令，限期到碑寺口验契。又派遣衙役孙祥率卫队数人先到东齐村催办。孙祥来到东齐村，找到地保齐光礼，劈头责问：“为什么迟迟不去呈验？”

齐光礼回话：“我村很穷，呈验确有难处！”1914年乐安老地契

孙祥闻听暴怒，上前打了齐光礼一个耳光。齐时年已60余岁，性格倔强，不甘受辱，上前与孙扭打起来，引来邻人数十人，个个怒目而视。孙见犯了众怒，不敢久留，带着随从悻悻而去。

孙祥去后，村里有个教书先生齐登先，只见他满脸愁苦，对大家说：“咱村摊上大事矣！打了公差，是谓‘殴差’，属犯法行为，王文琙绝不肯善罢甘休，我们得赶紧赔礼道歉，或可免祸。”他的话立竿见影，就有齐来明、齐树明、齐敬君三位闾长并六名妇女前往碑寺口，向王文琙认错。

王文琙听了众人的赔礼后，说：“回去告诉大伙，明日速来呈验，不然定要严惩！”

于是，众人回村，向村民诉说经过，再不呈验必大祸临头！

官逼民反，历来如是。何况乐安县百姓素以“风气彪悍”著称，富有反抗精神。齐登先挺身而出说：“反正咱村闯了大祸，一不做，二不休，倒不如先下手为强！”众人个个称是。于是，迅即派人到附近各村去送“鸡毛信”，上书：“四方亲友得知：今夜晚快速赶到碑寺口杀官。千万千万，务必务必”。鸡毛信犹似令箭，见者即刻复制，传递不怠。至黄昏时分，传遍了崇二保的村村庄庄。

2月24日系农历正月三十日，正值碑寺口集市，午后验契者络绎不绝，直到夜深12时许方停呈验，验票总计700余张，收京钱1000余串，但却没有东齐乡民的呈验。收税人等正思虑间，忽闻四野锣鼓齐鸣，又窥灯笼火把，人声鼎沸，人流蜂拥而至——东齐村及附近各村的民众都过来了，人们手持锄、镰、锨、镢、二齿子等农具当武器，在齐光礼、齐来明、齐树明、张景三、齐从五等人的带领下，三四百人将碑寺口团团包围。

牛浩然见这般情景，匆匆向住宿碑寺村的王文琙禀报：“外面发生民变，请知事大人暂避，待本人前往劝说……”谁知牛浩然刚刚走至村口，即被乱棍暴打，呻吟着跑了回来。

王文琙惊闻人声嘈杂，夺路而出，不料有人先行扳放土炮，王文琙随即两腿受伤倒地，随从兵勇将他扶入院内。外面人声鼎沸，喊打声响彻夜空。王文琙赶紧匿于张仲兴家。张仲兴将王文琙藏在南屋东头的磨坊里。怒火中烧的乡民们，似潮水涌来，四处搜索，夺下兵勇枪支，将他们一一捆缚，并将院墙推倒，终于从张宅中搜出王文琙及家丁赵顺、崔升等人。

齐来明指着王文琙的鼻子大骂：“王欠或（毁），今天就是你升天的日子，叫你到阎王爷那里验契去吧！”于是，众人刀械齐下，骄奢淫逸、作威作福的王文琙立时被砸死。当场砸死的还有王文琙的随从二人。这就是震惊朝野的杀官大案。当时的《东方杂志》对该案做了详细报道。

血案发生后，袁世凯得报，立即向山东督军靳云鹏发出指令：“按名缉拿，务获严办，如有乱党主使煽惑，冀图起事，即行相机剿办。”

靳云鹏立即责令岱北道尹夏继泉和胶东道尹吴永，联合领兵前去镇压。夏继泉带领马队和三连步兵，连夜驰往乐安县，由吴永统一指挥。这群官兵，走街串巷，昼夜捉人，有50余人被抓捕，其中首犯14名要执行枪决。

1914年3月21日，朔风凛冽，雨雪霏霏。14名乡民视死如归，英勇就义于碑寺口。刽子手们将他们枭首示众，先在村内，后到乐安县城。

乐安县北部的乡民大多逃往博兴县、蒲台一带，各自拖儿带女，背井离乡，投亲靠友，暂避风头。部分青壮年则远走他乡流亡。数日之间，碑寺口、百户张、东齐、张柳店、陈家桥、陈家庄、邵家庄、邵家桥、陈官庄、斜里把、古河道、温家楼、坡南周等庄村，均已徙避一空，老幼妇孺不见一人。

面对这种状况，当局深恐长此流亡，会变为流寇，乃缮写布告张贴于博兴县与乐安县各村，大意是：胁从罔治，如能捆送正凶，讯明属实，则优予奖励。当此春耕之际，安分良民，务即回乡里，各营生业。倘仍避居境外，难免涉于嫌疑。

捕去的一部分人被释放回家。其他逃亡的乡民也陆陆续续回到家园。

7月10日，北洋政府袁世凯不得不发出电令：“暂停验契。地方官吏考察验契弊端，以求改正。”

王文域因坚决贯彻执行“旧契新验”的敛财政策，无视民生凋敝、生计艰难，激起民变，被怒民所戕，实属罪有应得。案四北洋反腐第一案大总统　要反腐　设立专属肃政厅

北洋政府最初几年里，民主共和愈来愈深入人心。政府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制度。各级议会和在野党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毫不容情；一些法官坚持司法独立，对于讼案慎重审理，下班后犹携案卷回家工作，可称得上“清慎勤”；当时的报纸，由于言论出版自由，不少报刊具有自己的独立品格，当腐败案件一旦发生，则敢于一一揭诸报端，成为众人声讨的对象。肃政史庄蕴宽

北洋政府里有一些前清旧臣，腐化营私的积习还很严重。1913年1月，北洋政府颁布《官吏服务令》，要求“凡官吏应竭尽忠勤，从法律命令所定以行职务”，规定：“官员依法服从命令，保守机密，遵守工作时间，保护公物，不得兼职，不得以权谋私和滥用职权；不得馈受财物、参加酬宴、为人请托及与有职务关系的人相互借贷”等等。

1914年3月，袁世凯成立官员惩戒委员会，任命章宗祥为委员会委员长，同时公布《文官惩戒委员会编制令》。3月31日，又成立“平政院”，察理行政官吏之违法不正行为。平政院设肃政厅，专门掌理官吏纠弹和提起行政诉讼。肃政厅设都肃政史一名，另有肃政史16人，直接隶属于大总统。肃政厅的职能为：对国务卿和各部总长的违法行为进行纠弹；对官吏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进行纠弹：一、违宪违法事件；二、行贿受贿事件；三、营私舞弊事件；四、溺职殃民事件。为此，还颁布了《纠弹法》和《纠弹事件审理执行令》。

许多肃政史亦以铁面御史自居，纷纷上章建言。其中平政院肃政厅都肃政史、约法会议议员庄蕴宽，先是规谏总统应节省糜费，受到“忠直尽职”的表彰。接着，庄蕴宽又大义灭亲举劾同族庄严先、庄巢云，受到世人赞扬。

肃政厅在整肃官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自经成立，所上纠弹之案已不下数百余起，动辄牵连数十人，而其中居显要者颇众”。如因海军学生案曾涉及海军部总长，因各地方案件也有牵连至将军、巡按使者，使“身居显要者人人自危”。更显著的是，肃政厅督查各级官员贪腐上不遗余力，在北洋政府前期，就查办了四百多个省级官员，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都肃政史夏寿康查办京兆尹王治馨的贪渎案。京兆尹　受贿金　天靳其命有隐情

王治馨，1868年生，山东莱阳县人，清副贡。其早年做过袁世凯家的账房先生，在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时协助其镇压义和团运动，受到袁的重用，先后保举知州、道员。后又攀附上袁的亲信赵秉钧。赵秉钧是中国现代警察制度的创始人。1901年，按《辛丑条约》规定，天津城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正在训练新军的袁世凯命令赵秉钧挑出三千名新军，在经过三个月的短期警察培训之后开进天津城。王治馨协助赵秉钧成立了天津巡警总局，负责巡警、消防、户籍、营缮、卫生等事务，开创清末地方警察机构的先河。王治馨随后又担任过京畿、奉天和东三省的警界高官和巡警总办。他在东三省办理公务时，被人举报其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差点被袁世凯斩首，后经说情才免于一死。国务总理赵秉钩

民国后，已在警界混了十余年的王治馨任北京外城警察总监，升任京兆府尹（相当北京市市长），管辖北京地区和附近24个县，在京城可是个大人物。那时候，京官普遍受贿，他们认为不能直接取诸民众，取诸地方和下级官员是理所当然的。王治馨本是个鲁莽贪婪之人，上任后居然收取了23个县官贿金，每人孝敬几千，其赃款达五万以上。其中一个县官之所以例外是因为后台太硬，王治馨也毫无办法。王治馨在这样短时间内收受如此巨大赃款，即使在前清亦是鲜有所闻。但他自认为有强大的警务司法背景，又是袁系北洋元老、总理赵秉钧的亲信，不会有什么事。

1914年秋季，时任北京肃政厅都肃政史的夏寿康，风闻王治馨的贪劣行径，异常气愤。他经过秘密调查，搜集证据，向袁世凯进呈弹劾京兆尹王治馨贪渎受贿的报告。

夏寿康，湖北武汉人，父子两代翰林。他曾入翰林院任编修、赴日本考察政治接受维新思想。辛亥武昌首义后，湖北都督府成立，出任政事部副部长、都督府顾问、民政长等职。1913年调入北京，旋即就任都肃政史职，袁世凯曾属意他大力整顿吏治。他秉性正直，清廉慎独，平素不喜交游，沉默寡言。

袁世凯见了夏的弹劾报告，立刻批复，命令逮捕王治馨并交由大理院审理。1914年6月27日，王治馨被逮捕，按当时制定的《官吏犯赃治罪条例》第二条规定：贪赃五百元或一千元以上，即处无期徒刑或死刑。袁世凯遂下令处死王治馨。

王治馨在官场多年，人际关系中也积善了不少人。如今遭致生死大祸，就有张勋、阮忠枢等20多人当面乞求袁世凯饶恕王治馨；有人呈文请求袁世凯“念旧部之谊，贷其一死”。但是，袁世凯对“乞恩之呈概不批答，乞恩之人概不接见”。赵秉钧的夫人曾上门为王治馨求情，袁世凯在批复死刑时，夫人正等在客厅。袁走出来告知她，“已经批办，无可挽回”。

王治馨被抓进看守所的当天，大理院就开庭审判他。王治馨还以为自己不过是走走形式，即便被判徒刑也能够尽快出狱，所以在宣判时也看不出王治馨的紧张和害怕。王是坐马车被押往法庭的，一入门，他就觉得不太对劲。被告席上还有两位贪渎官员，被判了5年和12年徒刑。法官宣判王治馨时，声音很低，不但旁听者无人听清，就连王治馨本人亦未听清。闭庭后，王问押解人：“到底我是判的九年，还是七年？”旁人不忍实告，说：“未听清。”

出庭后回到看守所，有人问他如何判决，王答“九年徒刑。”1914年北京街头的市民和警察

判决呈文于当日下午5点送到总统府，晚8点钟就批下来“马上执行”，回函送到司法部，司法总长不敢耽搁，直接电话通知将王执行死刑。

1914年10月23日夜晚，王治馨已入睡，法警将他从梦中拖出来，王才知道大祸临头。他被绑赴德胜门外刑场枪毙。

从总统批准到大理寺审判、宣判、枪毙执刑，仅用了三日，如此之迅速，前所未有。

王死后，袁世凯故意流着泪对左右说：“王某素为赵智庵赏识之人（赵秉钧，字智庵），且相知二十余年，不忍见其有此结局，惟案情重大，不得不以公义而灭私情。”并发给王的家属抚恤银一千两。并允许将年俸全数支付，表示不忘旧情。

翌日，袁世凯又申儆百官，不可不引为大戒，勿贪赃枉法。

王治馨是民国成立以来枪毙的第一个犯贪污罪的大员，他的死使京城内外北洋派无不悚然，而给外界的印象是，袁世凯力图整饬吏治，反腐败动了真格，杀一儆百。

对王治馨的贪渎案，司法总长张宗祥曾沉痛地说：“盖王治馨案之提交大理院也，完全破坏司法程序。以大理院号称终审机关，向依书面为之，从无开庭例子，独此案由行政首长一手指挥，司法部奉令为谨，为司法史开一最大恶例。”

王治馨案后，夏寿康被授少卿。夏一生不茹荤酒，为官清廉，从政20余年，亲朋故旧有求者，皆一概婉言拒绝。上未补一片瓦，下未添一寸土，除藏书、祖遗两间破屋及族人于祠产中拨赠之土地外，则别无他物。1923年，夏寿康病逝北京。案五攀缘请托性贿赂纵私欲　失大节　花案丑闻满京城

性贿赂，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向他人索要或者接受他人性服务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性贿赂的故事。《史记》记载，纣王抓了姬昌，姬昌手下一位大臣闳夭建议将莘氏美女献给商纣，纣王因此赦免了姬昌。这样的模式其实就是一种性贿赂。再如，吴、越两国交战，眼看越国面临灭亡，西施作为一件“性贿赂”的礼品被送到吴国，于是，吴王夫差饶恕了越国。段芝贵

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官员和权力合二为一。为了谋求上位，一些官员经常向一些地位更高的官员赠送美女，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妻女。洪述祖为讨好袁世凯，将自己仅19岁的胞妹作为礼物赠给袁世凯当小老婆，从而为袁所重用。然而，洪述祖比起段芝贵的性贿赂手段来就显得很蹩脚了。段芝贵买下名伶杨翠喜，用她贿赂庆亲王奕劻的儿子、时任农工商部尚书的载振，一时间花案丑闻满京城，人们戏称段芝贵为“政坛第一皮条客”。

段芝贵，1870年生于安徽合肥一个衙门差役家庭，其父段日升是合肥县衙门的一个差役。段芝贵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对官场上的那些腐败打小就耳濡目染，所以他颇有圆滑钻营、拍马屁的本领。依照朝廷规定，差役之子是不准参加科考的，段芝贵愤而辍学，经人引荐到当时的达官显贵李鸿章开的义和典当铺做了一名跑腿的学徒。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北洋武备学堂，段芝贵凭着自己的钻营和在私塾里学到的那点功课，被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录取了。毕业后，段芝贵先被李鸿章留在武备学堂担任教员，后又同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一起赴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回国后，供职于朝廷军械局。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

1895年12月，袁世凯趁甲午战争后淮系军阀衰落之机，开始在天津小站组建自己的势力——新建陆军。善于投机钻营的段芝贵通过关系投靠到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谋得一个督操营务处提调兼讲武堂教习的职位。段芝贵一心想往上爬，针对袁世凯的贪财好色，他买了一名美貌名妓送入袁世凯的怀抱。果然，不到半月，段芝贵就连升两级，提任督队稽查先锋官。尝到甜头的段芝贵，为此曾总结：这世间的男人，不管他的官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有几个能过得了美色与金钱关呢？

1907年，庆亲王奕劻的儿子、时任农工商部尚书及御前大臣的载振，出使欧洲考察回国时路过天津。这位小王爷的父亲是慈禧面前的红人。作为东道主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岂能放过这个巴结朝廷的机会？袁即刻命段芝贵要好好“款待”。老于世故的段芝贵，对载振的酒色之好早有耳闻，遂邀来名伶杨翠喜前来唱戏助兴。名伶杨卒喜

杨翠喜，1888年生于天津西郊杨柳青的一户农家。10岁那年，她父亲得了痨症去世。1900年，杨柳青一带先旱后涝，为了活命，母亲领着她打算出关去东北逃荒，刚走到百十里外的芦台，母亲突然下身浮肿，再难行走。万般无奈，狠心将女儿典押给当地一户杨姓人家。后来，杨翠喜辗转至天津，坠入乐籍，在戏班里学演花旦。几年后她已经出落得花朵一般，走起台步有弱柳迎风之姿，大受看客青睐。当时捧她最力者，一为盐商王益孙，一为段芝贵。

而今，杨翠喜在载振的洗尘宴上，演剧侑酒。她在台上表演，那妙舞翩翩之中，更显大雅不群，一双媚眼老是朝载振身上瞄，色授魂与。载振死盯着她秀骨天成之驱，心里奇痒难耐。末了，杨翠喜袅袅娜娜地穿着戏服当筵谢赏。佳丽当前，载振问长问短，而杨翠喜对这亲贵阔少也曲意献媚，做小鸟依人之态。当夜，翠喜在载振身边侍寝。一连几日，载振不忍舍弃，无奈公务在身，只好怏怏依依而去。

载振走后，段芝贵立即约来与杨翠喜私交甚密的盐商王益孙，央求王出面赎出杨翠喜。按当时官府规定，朝廷命官不准私蓄优妓，所以，段芝贵让王益孙非官方人士出面买出，再献给载振。王益孙满口答应。王与杨翠喜的领主陈国璧商议。陈国璧不愿杨翠喜离开，便以大样3000块开价作为搪塞，岂料王益孙竟满口答应。待陈国璧得知王益孙系为段芝贵“倒口袋”时，更是后悔不迭，将翠喜藏匿在女佣家中。王益孙前来领人时，陈改口杨翠喜的身价非大洋1.2万块不可。几经讨价还价，终以大洋8000元成交。

杨翠喜被赎出后，段芝贵又破费银元5000块，为其购置珠翠头面和考究的服装，于次年3月，以为庆王奕劻祝寿之机，把杨翠喜秘密送到北京，献给了贝子载振。载振不胜欣喜。于是，便有上谕：“钦命天津巡警道段芝贵恩赐布政使，署理黑龙江巡抚，着即前往任事。”你看看，这性贿赂立马就见了效。

段芝贵献妓求官之事被人泄露出去，于是“献妓门”丑闻在京城里传得沸沸扬扬。画家张瘦虎获悉段芝贵献美、载振卖官鬻爵内情，当即创作了一幅讽刺画，题名《升官图》。画面里端坐一缠足女郎，二郎腿一搭一跷；一官员跪倒在女人石榴裙下，作叩头谢恩状。明眼人一看便知画面上那位女人是谁，那身着清廷官服者自然就是段芝贵了。《升官图》在《京报》登载，由此段芝贵献美贿官之事更是轰动全城。

像载振这种事，虽属违禁，但在朝中并不鲜见，只是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然而，庆亲王奕劻父子与袁世凯勾结，排除异己、争夺权势，早为朝中大臣所憎恶。徐世昌本看不起这草包，就授意他的得意门生张珍午和御史赵启霖狠狠地参他一折。于是，就有赵启霖首先发难，把《段芝贵夤缘亲贵，物议沸腾折》呈报朝廷，奏章中写道：“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复夤缘充当随员，所以逢迎载振者更无微不至，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戏馆（天仙茶园）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其事为路人所知，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处措十万金，以为庆王奕劻寿礼，人言籍籍，道路喧传。奕劻、载振等因之蒙蔽朝廷，段芝贵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职。……此而变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真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者矣！”

紧接着，邮传部尚书岑春煊单独进宫谒见慈禧，亦参奏段芝贵。至此，令朝野哗然的官场花案再度升级。

载振看看事情闹大了，赶紧遣亲信从通州乘船走水路，连夜将杨翠喜秘密送回天津。此时，袁世凯在天津的表弟张镇芳按袁的授意，将杨翠喜转赠盐商王益孙，以遮人耳目。王益孙分文不花白白得到这位令多少豪绅大吏垂涎的名优，自然喜欢。

慈禧太后为平息舆论，首先将段芝贵革职，然后诏命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细查彻办。孙家鼐派出查办人员来到天津，传讯天津巡警探访队长、知府杨以德及王益孙等人。杨以德与段芝贵本是莫逆之交，王益孙等人也早被买通，这伙人串通一气，编造伪证，让办案人员回京复奏，说杨翠喜是王益孙所娶，适逢宴请载振，杨翠喜演戏，以致有此讹传。于是，慈禧下诏，赵启霖“查访不实，诬罔亲贵，革职。”

朝野闻讯，愤愤不平。不少报刊撰文声援，赵启霖革职出京时，送行者数百人。清廷迫于舆论压力，收回成命，赵启霖复其御史职。杨翠喜这颗“人肉炸弹”最后“炸”掉的是段芝贵自己——只当了18天的黑龙江巡抚便被撤职，而且白掉了十万金，反惹得朝野讥笑，冷落在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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