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伤口：大清皇位传承内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俭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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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伤口：大清皇位传承内幕试读：

第一章 大清洗运动

接班人之死

明万历四十年(1612)，三十三岁的褚英踌躇满志。就在当年上半年，他被父汗努尔哈赤钦定为接班人。在一片恭贺声中，他忽略了几双阴冷的眼神。

努尔哈赤选择褚英做自己的接班人，绝不仅仅因为他是自己的嫡长子。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努尔哈赤命褚英等人领兵一千出征东海女真某部。年仅17岁的褚英如初生牛犊，星夜驰骋，占屯寨二十余处，获人、畜万余后凯旋。努尔哈赤大喜之下，赐褚英“洪巴图鲁”(勇士)称号。此后，骁勇善战的褚英，追随父汗驰骋疆场，逐鹿塞外，立下了无数汗马功劳。

统一建州女真后，努尔哈赤开始有了心病。身后的千秋之业由谁来执掌，成为他征战之外最头疼的问题。五十三岁的努尔哈赤选来选去，挑中了自己的长子褚英。在选择褚英时，努尔哈赤曾一度陷入了矛盾。长子的功绩、能力和经验都不成问题，他担心的是褚英的性格。努尔哈赤仔细分析后认为，如果让长子执政，他自小心胸狭窄，不体恤部众，容易出问题；如果让弟弟执政，把长子抛在一边，又于情于理不合。思索再三，努尔哈赤还是选择了褚英。褚英毕竟是长子，而且战功最著，选他做继承人，可以堵天下悠悠之口。至于性格方面的缺陷，努尔哈赤天真地认为，汗位是最好的教师和缰绳，褚英这匹野马成为继承人后，肯清太祖努尔哈赤定能宽宏大度，一心为公。

令努尔哈赤意想不到的是，他所担心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五位勋臣和四位贝勒居然联手控告自己选定的继承人。

褚英成为继承人之前，窥视汗位的主要有两拨人。一拨是费英东、额亦都、扈尔汉、何和礼、安费扬古等五位元老，他们追随努尔哈赤出生入死，功勋卓著。一拨是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侄子阿敏等四贝勒，他们都是牛录之主，人马众多，战绩显赫。眼看努尔哈赤步入暮年，他们都盯住汗位，打着如意算盘，蠢蠢欲动。

权力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在吸引尊敬和羡慕的目光同时，也会积聚忌妒和诅咒。

褚英在被努尔哈赤宣布为“二把手”的那一刻，立即成为权力斗争的焦点。原本钩心斗角、各怀鬼胎的五大臣和四贝勒，心照不宣地结成同盟，将矛头对准了褚英。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只要褚英在，自己就不可能有染指的机会。

接班人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一方面，褚英不能越位，以免引起父汗的猜疑；另一方面，他又必须谨慎，避免成为众矢之的。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褚英，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韬光养晦，谦谨恭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是接班人的生存之道。可惜，褚英并没有明白这一点。

褚英是一介武夫，但并不仅是猛张飞。万历三十五年(1607)三月，褚英和叔父舒尔哈齐等人领兵三千，由于谋略得当，以少胜多，在乌碣岩击败来犯之敌一万人。此役让褚英赢得了“阿尔哈图图门”的嘉号。阿尔哈图图门是足智多谋之意，因此褚英又被尊称为“广略贝勒”。

褚英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上有努尔哈赤，下有五大臣和四贝勒，要想在夹缝中生存，万无一失地继承大统，必须打压和削弱五大臣和四贝勒，逐渐架空父汗，才能将权力揽入怀中。

压制反对集团的方式无非两种，一种是“拉拢分化”：团结一部分人，瓦解统一阵线，逐个击破；一种是“针锋相对”，以一人之力量，对抗整个集团，一举破之。褚英成为接班人后，依旧信奉赤裸裸的暴力法则。他脚跟没有站稳，就以“二把手”的身份，打击潜在的竞争对手。

从后来五大臣和四贝勒呈递给努尔哈赤的诉状来看，褚英的政治谋略近乎白痴：一、挑拨五大臣，使其彼此“苦恼不睦”；二、折磨四贝勒，让他们痛苦不已；三、宣布父汗死后，将不再赐予诸兄弟财帛马匹；四、声称自己继位后，将诛杀“与吾为恶之诸弟诸大臣”。他还担心四个贝勒打小报告，幼稚地让他们半夜起来对天发誓，不把自己的言行告诉父汗。

这场权力之争，本质上是限制与反限制、削弱与反削弱的战争，远比一场单纯的军事攻坚，要复杂和残酷得多。褚英以为自己是火，却没料到自己才是飞蛾。

战场上依靠的是硬实力，政坛上则讲究软实力。一个优秀的统帅，未必就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搞政治不是上战场，一刀一个来个痛快，横冲直撞只会自乱阵脚。褚英没有认清这场战争的实质，又轻视了反对派的攻击力量，看似掌握了进攻的主动权，其实在不经意间丧失了先机。政治嗅觉灵敏的五大臣和四贝勒，正愁没有机会扳倒褚英，现在见他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岂能轻易放过？双方统一口径后，直接告到努尔哈赤面前。

努尔哈赤并没有完全相信这种控告。

口说不能作为凭据，他让五大臣和四贝勒写出书面材料，然后亲手交给褚英，让他给出合理的解释。努尔哈赤还告诉褚英，如果认为自己没有错误，可以写出答状辩驳。褚英没有把握这次扭转局面的机会，他的回答直白得出乎努尔哈赤的意料，褚英说：“我无言可辩。”

褚英如此答复父汗，是恃宠生愚，还是率性妄言，我们已经无从猜测。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对后果严重性的估计不足，显示出了政治上的极端幼稚。在四条罪状中，致命的是最后两条，即褚英在努尔哈赤盛年时，以未来的大汗自居，妄谈父汗的身后事。

努尔哈赤心中涌起一阵悲凉。

自万历十一年(1583)，他以十三副遗甲起兵至今，南征北战近三十年，才建立起一个地广人众的强大政权。本打算在百年之后，将帝业托付给长子，没想到褚英如此不成器，不但离间功勋，欺凌手足，而且还以为父汗廉颇老矣，迫不及待窥伺最高权力。

努尔哈赤发现突然爆发的倒储事件，将自己引到了风暴中心。他早就预料到汗位会引来激烈的争夺，但没有想到势态会变得如此严重。一方是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一方是股肱之臣和四个子侄。双方已经水火不相容，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

如果维护接班人的地位和权威，当此用人之际，会让众臣子离心离德，致使大业半途而废。如果维护众臣子的利益，接班人问题涉及国体，轻言废立，会影响政局稳定。努尔哈赤心里非常明白，倒储风暴如果处理不好，足以撕裂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这座江山。

何去何从？努尔哈赤左右为难。

盛怒之下的大汗没有失去理智，眼前的现实还不足以让他立即废掉褚英。但这次倒储风暴让他看清了两个问题，一是接班人政治品格的低劣，一是反对派集团力量的强大。现在看来，以褚英的权威并不足以服众。他决定采取冷处理的方式，静观事态的发展。

努尔哈赤找来褚英，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选择你做接班人，并非因为我年龄大了，不能四处征战，不能处理政事。作为接班人，应该宽大为怀，天下为公，绝不能目光短浅，蝇营狗苟。

为了训诫褚英，平息众怒，他还口头警告长子：如此虐待手足兄弟和有功之臣，致使大家不能和睦相处，我让你接班干什么？这明显是告诉褚英：你这个接班人不合格。

五大臣和四贝勒见好就收，扳倒褚英，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过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褚英虽然成了落水狗，但只要游上岸来，有了喘息的机会，还可能会咸鱼翻身。因此必须等待机会，彻底消灭落水狗，免除后患。

机会很快就来了。

万历四十一年(1613)春天，努尔哈赤出征乌拉，安排褚英和莽古尔泰、皇太极留守大本营。有史料说，努尔哈赤不随带褚英，是不信任的表现。其实这是一种误读。皇帝御驾亲征或巡行四方时，一般都留下储君主持大政。褚英万万没有想到，此次留守大本营，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努尔哈赤出征归来，还没有解盔卸甲，褚英家臣就密报大汗，储汗意欲谋反，证据是：一、褚英对父汗出征乌拉，漠不关心；二、焚书告天，诅咒父汗、诸弟和大臣；三、祈愿父汗兵败乌拉；四、如果战败，关闭城门，不许父汗、诸弟和大臣回城。

这是一个足以置褚英于死地的密告。都城是一个政权的中枢神经所在，也是战略储备和精神寄托之地。如果都邑出现内乱，将会造成釜底抽薪之势。历史上诸多政权易主，首先是国都城头变换了大王旗。

努尔哈赤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已经不需要褚英的自我辩护。万历四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接班人褚英锒铛入狱。

尽管历史的灰尘掩盖了真相，但借助文献资料，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出当年褚英“谋反案”的谜底。这是一个漏洞百出的圈套。所谓焚书祈愿，只是家臣事后追告，并非当场捉拿，人证物证俱获；所谓关闭城门，也是家臣一面之词，都城内并未有兵马调动迹象。唯一可能发生的就是，褚英被父汗斥责后，感觉大祸将至，焦虑万分，在背后发过几句牢骚。

努尔哈赤吃了一辈子政治饭，一般的阴谋不可能瞒过他的眼睛。然而，这个看似拙劣的圈套，却如同一把钢刀，直接插入了他的软肋。在努尔哈赤看来，褚英本来就心胸狭窄，成为接班人之后，恶性不改，欺压兄弟，急于夺权。此次趁自己亲征之际，忤逆谋反，完全符合逻辑。尤其是家臣出面指证，褚英谋反之事无可辩驳。

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细节。

随同留守大本营的，除了莽古尔泰之外，还有八子皇太极。十六年后，正是皇太极使用离间计，制造了袁崇焕谋反案，导致崇祯自毁长城，冤杀袁崇焕。褚案和袁案的导演是否为同一人，依据目前的史料不能证明，但两个谋反案的炮制手法如出一辙，却是毫无疑问。

褚英从统军作战到成为接班人，用了十七年；从接班人到阶下囚，却用了不到一年。褚英被囚禁以后，反对集团继续追打落水狗。万历四十三年(1615)八月二十二日，三十六岁的褚英被诛杀于禁狱。

大清历史上第一位公开预立的接班人，就这样走上了政治斗争的祭坛。

权力不相信亲兄弟

随着地盘逐渐扩大，努尔哈赤隐约感觉背后有股冷风，让他寝食难安。他慢慢发现，威胁不是来自别人，而是亲弟弟舒尔哈齐。

塔克世育有五子，长子努尔哈赤，次子穆尔哈齐，三子舒尔哈齐，四子雅尔哈齐，五子巴雅喇。其中，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乃同母所生。努尔哈赤起事后，穆尔哈齐和舒尔哈齐出力最多。可惜穆尔哈齐早亡，只剩下舒尔哈齐追随兄长打天下。

努尔哈赤早年能在辽东立足，完全是依靠舒尔哈齐和明王朝辽东左都督李成梁的裙带关系。李成梁经营辽东三十年，拥兵十万，屡建奇勋，在他的治理下，“边师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李成梁是导致努尔哈赤父祖被杀的仇人，为了能在其卵翼下安然生存，舒尔哈齐把女儿送给仇人之子李如柏为妾，故而时人有“奴酋女婿做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之讥。这层关系连朝鲜官员都看得非常清楚，兵曹判书李德馨曾说，造就努尔哈赤今天地位的是李成梁。

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两兄弟联手打天下，大败九部联军，吞哈达，灭辉发，亡乌拉，创满文，编牛录，定国政，建都城，国力逐渐强大，版图迅速扩张，迎来了称霸事业的辉煌。江山是两兄弟打下的，自然也由两兄弟来坐。每逢用兵或者处理要政，都是由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共同谋划决断，制定好政策后，再颁布实施。

兄弟两人政治地位相当，他们并肩称王。女真酋长们晋京朝贡大明皇帝时，都是由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分别带队。朝廷对他们的封赏，也是一碗水端平。朝鲜对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也是同样看重，把兄弟俩并称为两都督。万历二十三年(1595)秋天，朝鲜通事河世国进入建州时，不但要拜见努尔哈赤，还要拜见舒尔哈齐，所采用的礼仪规则也相同，这说明建州女真由二人共同执掌。

权力会让人迷乱，它如同醇酒，在愉悦感官的同时，也改变人的思维。眼看着权力的蛋糕越做越大，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的心理，都慢慢起了变化。

万历二十三年冬天，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拜见舒尔哈齐。寒暄完毕后，舒尔哈齐忽然说，以后你们使者给我送礼，不能比送给我兄长的差。申忠一琢磨了半天，才明白了他的潜台词，舒尔哈齐不是嫌礼品少，而是要享受与兄长同等的待遇。

申忠一并不知道，舒尔哈齐早就开始追求这种待遇了。河世国进入建州时，城内正在大兴土木，“各以十坐分为木栅，各造大门，别设楼座三处”，为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建设规模相同的行宫。在政治待遇上，舒尔哈齐处处向努尔哈赤看齐，甚至连穿戴也要求一样。要知道服饰是体现权力和地位的标志。

在舒尔哈齐看来，建州女真能有今天，有一半功劳属于自己。为了这座江山，他不但冒死冲锋陷阵，而且连女儿都搭进去了，和兄长并肩称王，实属理所当然。

权力的种子一旦生根发芽，就会如同藤萝一样四处蔓延，难以抑制。

申忠一在建州女真期间，住在努尔哈赤部将家中。舒尔哈齐亲自上门造访，他非常热情地说，兄长请你，我也要接待你。他还不避嫌疑，未经许可，就将申忠一安排到自己部将家中居住。

这是一出舒尔哈齐争夺权力的独幕剧，努尔哈赤冷冷地看着他的表演。

在努尔哈赤的心里，势力膨胀的舒尔哈齐早就成了肉中刺。万历二十三年时，努尔哈赤手下兵丁万余名，战马七百余匹，而舒尔哈齐手下就有兵丁五千余名，战马七百余匹。舒尔哈齐凭借实力，处处和自己争权夺势，有时甚至公开叫板，以至于在大明和朝鲜的眼里，舒尔哈齐成为和自己并驾齐驱的领导人。

肯定有无数个黑夜，努尔哈赤在梦中被惊醒。他一生在做刀口上舔血的生意，见惯了父子反目，兄弟相残。权力是垄断而排他的，它不相信眼泪和亲情，血淋淋的暴力置换，才是通行的法则。

步步进逼的舒尔哈齐让努尔哈赤寝食难安，身边趴着如此凶猛的一只猛虎，任何人都会提心吊胆。

卧榻之侧容许他人酣睡，那是因为形势使然。努尔哈赤明白，舒尔哈齐的存在，是对自己汗权的最大挑战，只要不除掉他，手中的权力就不可能稳固。

权力的美酒只有一个人有资格品尝，那就是努尔哈赤自己，他不可能允许舒尔哈齐染指。

但现在还不是摊牌的时候。

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战，自己刚刚统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鹰视于前，大明和蒙古狼顾于后，周围强敌环伺，自己的力量本就薄弱，如果现在出现内讧，势必会形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面对舒尔哈齐的挑衅，努尔哈赤用宽容的微笑，掩饰住内心的慌怒。他不断告诫自己，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容忍。容忍的同时，努尔哈赤恩威并济，尽力将舒尔哈齐拢在自己的麾下，安抚住他那颗骚乱不已的心，共同对付外敌。

舒尔哈齐有夺权之念，却没有蓄势之能。在他的心目中，革命无非是吃吃喝喝，多占几间房子，多养点兵马，排场大一些，就可以成为女真之主。致力于争夺待遇的舒尔哈齐，被努尔哈赤的微笑迷惑住了，他忽略了兄长的容忍力和报复心。

努尔哈赤多年纵横塞北，已经成为一头恶狼。他在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既能吃到肉又不损伤自身的机会。

十二年后，这个机会终于到来了。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三月，努尔哈赤以褚英、代善等子侄为主力将领，以舒尔哈齐及费英东等老将为辅，领兵三千，在乌碣岩大败布占泰一万军队。此战标志着努尔哈赤子侄已经成熟，军事将领进入新老交替阶段。眼看打击舒尔哈齐的时机到来，忍耐了十二年的努尔哈赤果断出手。他以作战不利为由，欲处死舒尔哈齐部将常书、纳齐布。

此次出征大获全胜，努尔哈赤却指斥常书、纳齐布作战不利，实属于“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乌碣岩战役是舒尔哈齐指挥的，以“莫须有”罪名处死两位将领，无非是间接打击主帅。舒尔哈齐终于明白了，努尔哈赤开始动手了。他看着兄长阴鸷的眼神，心里慢慢变冷。这十二年来，他只顾着追求待遇，有时候摸摸狼屁股，沉浸在并肩称王的快感中，完全忘记了潜在的危险。

舒尔哈齐第一次发现，原来兄长的眼神也可以杀人。他索性撕破脸皮，威胁努尔哈赤说，杀我两位部将，就如同杀我。在舒尔哈齐的据理力争下，两位部将的性命虽保住了，但他却从此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

舒尔哈齐惊呆了。

一夜之间，努尔哈赤的笑脸，忽然冷若冰霜，这个变化太快了。十几年来自己每每以合伙人自居，到头来只不过是一个打工仔，努尔哈赤才是全部股权的所有人，自己试图捞点股份，甚至操纵股权，纯属痴心妄想。他隐约感觉大祸将至，努尔哈赤这头恶狼一旦张口，不咬下块肉是不会罢休的。他向长子阿尔通阿、三子扎萨克图抱怨说，我不只是衣食住行受制于人，现在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惶恐忧郁中，他走出了致命的一步臭棋，带领部众脱离努尔哈赤，在黑扯木另立门户。

努尔哈赤笑了。

乌碣岩之战后没有处死舒尔哈齐，是因为指挥不利这个借口，不足以致其于死地。现在舒尔哈齐公然叛离，纯属自寻短路。努尔哈赤下令，籍没舒尔哈齐家产，诛杀阿尔通阿、扎萨克图，焚死舒尔哈齐心腹大臣乌勒昆。

眼见大势已去，舒尔哈齐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又决定归顺努尔哈赤。他以为凭借血缘关系和赫赫战功，一母同胞的兄长不至于赶尽杀绝。

在权力斗争中，亲情能有几两重？利益才是最重要的砝码。

舒尔哈齐想悔一步棋，以期扭转颓势，却没料到把自己将死。努尔哈赤淡淡笑了笑，受了你十二年的窝囊气，而你又比我小五岁，我怎么可能继续养虎为患？他让手下人以请客为名，将舒尔哈齐诱入寝室囚禁起来。

囚室的条件很简陋，门户被铁皮封死，只留下两个小孔，一个往里面送饭食，一个往外面出便溺。曾经叱咤风云的开国元老，如今成为阶下囚，夜夜笙歌已随金戈铁马远去。抚今追昔，舒尔哈齐不禁百感交集。

不久，努尔哈赤斩草除根，以反叛罪，将舒尔哈齐诛灭。《满洲实录》记载舒尔哈齐之死，只用了短短的22个字：“(万历三十九年)八月十九日，太祖同胞弟达尔汗巴图鲁薨，年四十八岁。”在清代早中期所有的历史典籍中，都没有为舒尔哈齐立传。而在记载满清早期重要活动的《满文老档》中，则将舒尔哈齐描述成一个无功无德的庸人和小人。

这不奇怪，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必然会打上成王败寇的烙印。

清代第一次政变，就这样画上了句号；而一代开国元勋，也这样云散烟消。

一个红人的垮台

天命八年(1623)三月十五日，被贬赋闲的重臣扈尔汉，提笔给努尔哈赤写了一封信，言辞哀怜，盛意拳拳，令人不忍卒读。

扈尔汉说，自从十四岁追随父汗以来，我从来没有犯过罪。而父汗和众位弟弟交给我的任务，没有不公正尽力的。在信中，年仅四十七岁的扈尔汉，还谈到了自己的凄凉晚景：“吾所娶之妻，所养之子，下之诸弟，皆已死矣。吾自身亦得重病，殆将死矣，此亦世世代代之罪过而应遭报应矣。”话锋一转，扈尔汉立下誓言，表示愿“弃其前恶，敬慎从善”，希望父汗能重新启用自己，如有违犯，愿受重罚。

一年多来，处分如同阴霾一样，笼罩在扈尔汉头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此次违心地承认错误，就是希望能获得重新出山的机会。父汗忘记自己的功劳了吗？这一番披肝沥胆的泣血忠言，可以换来父汗垂怜的阳光吗？

扈尔汉不安地等待着。

努尔哈赤不可能忘记扈尔汉。万历十六年(1588)，扈尔汉随父亲扈拉瑚率部众投靠努尔哈赤。当时努尔哈赤只是一个小酋长，兵力不过数百。扈拉瑚的到来，使努尔哈赤兵力增加了数倍，军威大震。努尔哈赤高兴之下，把扈尔汉收为义子，十四岁的他就被倚为股肱之臣。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三月，在乌碣岩之战中，扈尔汉作为先头部队，领兵丁五百名与布占泰一万士兵相持一夜，为后援部队击败布占泰，赢得了充裕的时间。五月，扈尔汉与额亦都等领兵两千，征讨东海渥集部，克数城，获人、畜两千。班师后，被努尔哈赤赐为“达尔汉虾”。万历三十九年(1611)，扈尔汉与额亦都等领兵两千，再征东海渥集部，获人、畜一千。

此后，在天命四年(1619)三月的萨尔浒战役，以及天命六年(1621)三月的辽阳、沈阳战役中，扈尔汉率领部众积极参战，奋勇杀敌，屡建奇功。史书上说，扈尔汉“感上抚育恩，誓以戎行效死，每出战，辄为先锋”。可以说，为了父汗的江山，扈尔汉抛头颅，洒热血，以百战功绩，成为开国元勋。

扈尔汉是努尔哈赤的义子，兼之作战勇猛，功勋卓越，深受父汗宠信，累功擢为第一督堂、固山额真和总兵官等要职。第一督堂是八旗将领中的最高官职，由此可见地位之高，成为与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阿敏四大贝勒权势并重的大臣，甚至连时任太子的代善，都尊之为“虾阿哥”。

然而，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天命六年(1621)闰二月初五，扈尔汉因为红了一次脸，被努尔哈赤监禁三日。他没有料到，这次红脸居然是自己政治生命终结的开始。

当日，努尔哈赤下令众贝勒和大臣重审沈阳追击案。

天命五年(1620)八月，努尔哈赤率部夺取了蒲河，驻扎沈阳的明军来袭。努尔哈赤下令反击，并要部队趁其退入沈阳之际，乘乱夺城。战斗打响后，右翼统帅代善和扈尔汉接到巴拜、伟齐等将所传大汗之命，停止追击。班师后，努尔哈赤命断事官审理停追案，并认定代善和扈尔汉贻误战机。简单判罚之后，此案也就画上了句号。

努尔哈赤要求重审此案后，巴拜、伟齐等将推翻原供，称大汗并没有颁布停追令，而他们也没有传达这种命令。新供词呈奏努尔哈赤后，努尔哈赤判罚代善、扈尔汉以及断事官罪银。扈尔汉认为这种判罚不公，气得脸都红了，当面对努尔哈赤说，明明是大汗您下的命令，不应该这样处罚我。努尔哈赤大怒，斥责扈尔汉撒谎，而且“红脸抗拒”，判罚扈尔汉画地为牢，监禁三日。

沈阳追击案看似简单，其实扑朔迷离，背后隐藏了努尔哈赤的政治阴谋。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前，他曾先后诛杀亲弟舒尔哈齐以及被立为继承人的长子褚英。建立后金国后，他又把次子代善立为太子。令他痛心疾首的是，太子代善听信继妻谗言，虐待其次子硕托，兼之代善同自己争夺宅院，努尔哈赤一怒之下，于天命五年(1620)九月将代善废掉。

此时，六十二岁的努尔哈赤已垂垂老矣。他忽然发现，寻找一个合格的继承人，甚至比吃掉大明王朝这块蛋糕还要困难。诸子皆不可信，他决定推行八贝勒共治国政制度，即由八旗之主共同治理后金。该制度虽然正式颁布于天命七年(1622)三月，但废除代善后的当月，努尔哈赤就勾画了共治国政制度的框架，并宣布立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岳托、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多尔衮为八贝勒。这个名单中，并没有战功彪炳的扈尔汉。

在努尔哈赤心目中，义子就是义子，连亲儿子都不可信，何况还是个外人。扈尔汉权力名列四贝勒之后，权势熏天，假以时日，必定严重威胁共治国政。努尔哈赤大翻历史旧账，暗中令巴拜、伟齐等将翻供，为的就是打击扈尔汉，免除后顾之忧。

努尔哈赤并不想一招毙命。扈尔汉毕竟有功于社稷，何况还是自己的义子，处理得过于唐突，将会让功臣寒心，引起道义指摘。努尔哈赤决定钝刀子割肉，慢慢寻找和制造借口，剥夺扈尔汉的权力，将他赶出庙堂。重审沈阳追击案半个月后，努尔哈赤借口扈尔汉对公事敷衍塞责，罚他十天之内，不准上朝。

九月初一，扈尔汉为给亡妻上坟，向值班贝勒莽古尔泰请示后，将统兵在外的弟弟章嘉召回。努尔哈赤知道后，大发雷霆之怒，罚扈尔汉一百两白银。为了显示自己的公正，他还处罚莽古尔泰，“没其女真五十丁”。对放走章嘉的直接领导何和礼和阿敦，也各罚白银二十两。扈尔汉召弟回家，已获得了批准，努尔哈赤小题大做，无非是告诉众贝勒和大臣，扈尔汉失宠了。

十一月初一，一场更大的风暴吹向扈尔汉。

当日，扈尔汉之弟达尔泰向努尔哈赤告发，说扈尔汉在辽东向济尔哈朗、岳托、硕托、桑斋古四贝勒索要财物，并且盗取缎匹财帛。努尔哈赤不问青红皂白，立即革去扈尔汉第一督堂之职，降为三等总兵，罚没自征战沈阳以来所有的赏赐，并永远取消了他参政议事的资格。

这又是一个让人难以捉摸的案件。

扈尔汉自征战以来，所受封赏往往是一般总兵的二三倍。以他第一督堂的身份，不可能去偷盗财帛，而且又没有人证物证。扈尔汉是济尔哈朗、桑斋古的兄长，也是岳托、硕托的叔叔，相互之间礼尚往来，并不能算作索要。此案最大的疑点就是由达尔泰首告，弟弟以不成罪之事实告发兄长，是大义灭亲，还是出于私欲，抑或受人指使，历史文献中并没有记载，但联想到在沈阳追击案中，巴拜、伟齐等将改口供一事，此次很可能又是努尔哈赤玩的猫腻。

处罚完了扈尔汉，努尔哈赤并没有放过济尔哈朗、岳托、硕托、桑斋古。他指责四贝勒送礼，是要结好扈尔汉，自谋为君，让兄长叔父不能继位，然后画地为牢，让他们穿上女衣，监禁三日。努尔哈赤给四贝勒定的罪名，流露出他惩罚扈尔汉的真正目的。扈尔汉功高震主，权重危国，绝不能让他影响政局，或者参与竞争。九月份他处置扈尔汉时，之所以牵连莽古尔泰、何和礼和阿敦，无非是杀鸡骇猴，让众贝勒和大臣与扈尔汉保持距离。而今济尔哈朗、岳托、硕托、桑斋古却不理解他的意图，还把扈尔汉当做“虾阿哥”，必须予以严惩，以儆效尤，所以，他亲自“痛斥诸子，唾其脸后，乃遣回家”。如果济尔哈朗、岳托、硕托、桑斋古真有谋逆之举，努尔哈赤怎么会只是监禁三日了事？

一年之内，曾经集千百宠爱于一身的政治红人四次遭贬，作为一名忠心耿耿的粗莽武将，扈尔汉根本没有意识到父汗的真正用心。他已经被卷入了一场政治浪潮，以往所立的战功以及所获得的封赏，将成为捆在他身上的沉石，功勋越大，石头越重，下沉得也就越快。天命七年(1622)初，努尔哈赤将扈尔汉降为闲散副将，彻底将他排斥出视野之外。

书信很快呈到了努尔哈赤的案头。

努尔哈赤轻轻地叹了口气，我何尝不知道这是你扈尔汉的肺腑之言，何尝不知道你并没有什么过错？为了能将后金国的权杖顺利地传承下去，我只能效仿明太祖朱元璋，将你们这些棘刺削掉。功臣与功狗之间，没有丝毫的差别，都是供我驱使的工具而已。“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你不可能再有出头的机会，可惜你至今不明白。

当日，努尔哈赤再次痛责扈尔汉，并决定永不叙用。

天命九年(1624)正月初十，一代功臣扈尔汉在稀里糊涂中含恨病逝，享年48岁。

以贪拿的名义

天命八年(1623)五月三日早晨，努尔哈赤召集众贝勒、大臣，下达了长达千言的汗谕，为自己昨日诛杀一位大臣辩护。

这是努尔哈赤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辩。

四十年来，他诛亲弟舒尔哈齐，杀长子褚英，废太子代善，屠功臣如烹小鲜，从不需对任何人交代。此次努尔哈赤急匆匆地出面解释，是因为这位大臣的突然被杀，触动了整个汗国最敏感的政治神经。

这个消息不可能没有地震效应。被杀的额尔德尼是当时的第一文臣，努尔哈赤最得力的助手，汗国政治制度和礼仪法令的制定者。就这样一位元老级人物，从立案、审查到被杀，居然用了不到两天时间，而且证据并不足采信。

贝勒和大臣们还清楚地记得，八年前努尔哈赤的就任典礼，就是额尔德尼主持的。额尔德尼自幼聪明好学，敏而多才，精通蒙汉双语，而且弓马娴熟，多谋善断，是汗国仅有的文武全才。额尔德尼很早就追随努尔哈赤打天下，因“传宣诏令，招纳降附”，长于外交，“著有功绩”，文赐巴克什称号，武授副将，深受宠信。其最大贡献是，借用蒙古文，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创制了满文，让本民族有了自己的文字。

这样一位勋臣说倒就倒了，朝野难免惴惴。

事情的起因看似很简单。五月初一，额尔德尼的婢女告发主人，说额尔德尼夫妇收受了不少东珠、珍珠和金子，藏匿于井中，去年抄没家产时，又转移到妻弟家中。

关于抄没家产案，有必要交代几句。天命七年(1622)正月十三，额尔德尼被属下诬告，说他收受汉官贿赂。法司搜查之下，只不过是八头褪毛猪，以及少许鸡、雉、米、面。法司一面将这些物品呈送努尔哈赤，一面派人抄了额尔德尼的家。额尔德尼平日积攒了一些值钱的物品，都藏在院子里的井中，他怕被当做赃物抄走，惶恐之下，立即将物品转移到亲戚家中。

法司未经许可竟敢抄勋臣之家，此举固然耐人寻味，但努尔哈赤对此案的处理，也让人捉摸不透。努尔哈赤先是很宽容地表示，“汗之近身之人，何可无此财物”，命人归还抄没之家产，然后以“汉官之馈，少受尚可，所受过多也”为由，革额尔德尼副将职，夺所辖牛录，没多余之人、畜。

遭此重罚之后，额尔德尼似乎并未失宠，仍以文官身份，替努尔哈赤处理要政。不过，额尔德尼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法司和努尔哈赤的态度表明，一场致命的政治旋涡已经到来，他却毫无察觉。

被婢女告发后，努尔哈赤讯问额尔德尼有无此事。他告诉额尔德尼，如果有所藏匿，交出后可免责，否则将予以严惩。额尔德尼表示，“我岂能以金、珠为宝，自身为贱乎”，他毫无保留地交出了珠宝。同时，他还说明了东珠的来源。额尔德尼说，这二十几颗东珠是雅逊的妻子给的，雅逊妻本来想把东珠献给哈达格格，哈达格格没有接受。因为儿子有牙病，就向雅逊妻索要了，准备研细了涂抹患处用的，由于用不了那么多，就收藏起来了。额尔德尼还说，雅逊妻的东珠来路也很正，是从汉人王国臣那里购买的。除了哈达格格外，皇太极以及岳托、济尔哈朗、德格类三位贝勒也知晓此事。

讯问完毕后，努尔哈赤并没兑现诺言，而是将额尔德尼交给由众督堂组成的临时法庭审讯。临时法庭并不听取额尔德尼的自我辩护，他们反复强调两个问题：第一，你自己藏匿东珠，为何卸罪于雅逊？第二，如果没有问题，为何将东珠转移到亲戚家？额尔德尼多次解释，众督堂既不听信，也不召集证人，只是反复追问这两个问题。

额尔德尼忽然明白了，这是要做实罪名，置自己于死地。

额尔德尼没有猜错。众督堂审理后一致认为，额尔德尼夫妇藏匿东珠，拒不承认，还巧言诡辩，嫁祸他人，应当立斩不赦，明正法典。该判决经由努尔哈赤签署同意后，立即生效。五月二日，额尔德尼夫妇法场就刑。藏匿东珠的额尔德尼的亲戚，也受到了严厉惩处。

这是一个天大的冤案，留有浓重的人为制造的痕迹。此案从告发的形式、处理者的行为到努尔哈赤的态度，与去年的猪头案如出一辙。众督堂不传问证人，却一致判定额尔德尼死罪；努尔哈赤明明说如有藏匿交出可免责，却自食其言，杀了额尔德尼。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阴谋，让众督堂和努尔哈赤必须置这位第一文官于死地而后快？

五月二日晚，也就是努尔哈赤发布自辩书的前天夜里，他究竟想了些什么，没有可资借助的历史资料，我们不可能进入他的内心世界。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努尔哈赤肯定非常明白，如此迅速地借助微不足道的理由，对一个汗国重臣施以极刑，如果不出面引导一下舆论，势必有损于政权的稳固。他从贝勒和大臣看似平静的眼神里，已经觉察到了按捺不住的躁动：惶恐不安，幸灾乐祸，洋洋得意，无动于衷，哀怜同情，抑或兼而有之。

如果没有第二天努尔哈赤发布的自辩书，额尔德尼将背负着贪拿藏匿的道德污名，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恰恰这份为自己所杀功臣正名的汗谕，泄露了努尔哈赤心里难与人语的隐秘。

这是一个没有经过加工整理的口头讲话，在长达千言的自辩书里，努尔哈赤絮絮叨叨，语无伦次。他反复纠缠于东珠的来源、数量等细节问题，甚至还指责额尔德尼告过褚英的黑状。如果额尔德尼所说的是谗言，那么褚英被杀肯定是错误的，既然是冤杀，为什么不予以平反呢？这种自相矛盾的指责，显示了努尔哈赤的烦乱与心虚。

在冗长的自辩书里，夹杂着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努尔哈赤说：“于辽东时，一寻额尔德尼，即已去四贝勒巡查之处。复寻之，仍又去四贝勒巡查之处。”仔细分析后我们发现，就是这句话要了额尔德尼的命，也正是这句话，成为打开努尔哈赤心灵之窗和本案幽密之门的钥匙。

努尔哈赤共有16个儿子，由于长子褚英已被诛杀，最有可能成为接班人的是四大贝勒，即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侄子阿敏、八子皇太极，他们都是旗主，位高权重，对汗位虎视眈眈。代善本是太子，但天命五年(1620)九月发生的废储事件，改变了争储的格局。在四大贝勒中，代善已失去资格，阿敏是舒尔哈齐的儿子，莽古尔泰本人鲁野粗莽，因此，天资聪颖、战功赫赫的皇太极，便成为最被看好的潜力股。

天命六年(1621)三月，努尔哈赤正式进驻辽东。由于太子已于去年被废，储争渐渐浮出水面。额尔德尼是非常聪明之人，他不会看不清争储的格局，所以努力向皇太极靠拢，希望提前抱佛脚。但额尔德尼作为大汗的近臣，却没有领会努尔哈赤的政治意图。天命七年(1622)三月，努尔哈赤已经宣布推行八贝勒共治国政制度，绝不允许寡头出现。额尔德尼顶风作案，这是他的失算之处。

额尔德尼太急于为新君立功了。

努尔哈赤逐渐发现，在皇太极的身边，形成了一个集团，成员包括岳托、济尔哈朗、德格类等人。按照国制，各旗旗主及属员不准相互来往。而自己所依赖的第一文臣，居然上蹿下跳，担任起了串联者的角色。所以，他指责额尔德尼：“往而不问，归而不告其所往，如此之举，不为调唆，岂有他哉!”

在这份自辩书里，努尔哈赤还生气地说，为什么皇太极、岳托、济尔哈朗、德格类知道额尔德尼占拿东珠一事，而我贵为大汗却没人来汇报？额尔德尼经常往返于皇太极“巡查之处”，他出了经济问题你们也不揭发，不是结党营私又为何？努尔哈赤显然是在间接指责皇太极集团互通消息，图谋不轨。

有了努尔哈赤的这份自辩书，不明就里的贝勒和大臣们才终于明白：额尔德尼卷入了最高统治集团的权力之争。法司之所以有恃无恐，众督堂之所以如此判决，那是因为都归属于不同的集团，他们无法扳倒皇太极，却可以趁机暗算这位皇太极的得力助手。而努尔哈赤之所以如此处理额尔德尼，那是因为他威胁了自己汗位的安全和政治意图的实现。

努尔哈赤心里可能掠过这样的想法：去年没有动手，是因为拿几个猪头不至于死；今天杀了你，是因为二十余颗东珠足以致命。毫无疑问，你是汗国的有功之臣，但无论如何不能容你结党营私。进入了争夺嗣位的雷区，就只有让你粉身碎骨。

所以，努尔哈赤杀额尔德尼，只能以贪拿的名义。

1633年，额尔德尼被冤诛十年后，接掌汗位的皇太极将其誉为“一代杰出之人”，并给他平反昭雪。

皇太极不可能忘记额尔德尼。

政治心事，1622

天命七年(1622)三月初三，努尔哈赤颁布了一道汗谕。这道汗谕虽然事关政治改革，但贝勒和大臣们却读出了大汗隐藏已久的心事。

当天朝会时，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岳托、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多尔衮八和硕贝勒问努尔哈赤：“天予之政，何以平定？天福何以永存？”潜台词是说，您老人家百年后，安排谁来接您的班呢？

努尔哈赤显然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他告诉子侄们，不能选性格太强的人继承我的汗位，否则他会自恃强力冒犯上天。一个人再有见识，也不如集思广益好，“尔等八子为八王，若八子共议，可以无失矣”。努尔哈赤宣布，今后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不允许出现寡头一手遮天的恶政。

这些年来，随着政权的建立和发展，一丝苦恼占据了努尔哈赤的心，排解不掉，挥之不去，如同塞外经年不化的积雪，越积越深，凝结成冰，让他感到彻体严寒。“日月掷人去，忽忽催人老。”随着时光的流逝，努尔哈赤明显感到力不从心。这苦恼又爬上了额头和发际，积郁已久，竟炼化成锋利的政治清洗之刀，一次次挥向身边的亲人和近臣。

努尔哈赤宣布完毕后，感到一阵莫名的轻松。权力交接这件大事，关乎汗国的存亡，自己不经意的举动，往往就会掀起一场血雨腥风。他只能将心事憋在心里，让它蚕食着自己的心，这是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悲凉和寂寞。贝勒和大臣们从努尔哈赤舒展的眉头上，终于明白了大汗的心事。萦绕在努尔哈赤心头并使之苦恼的，是如何处置这座江山的问题。

这么大一个家业托付给谁，事关千秋万代，努尔哈赤不可能不苦恼。

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努尔哈赤也是一个顶级CEO。他把女真人和部分蒙古人、汉人和奴隶，分成八个部分，用八种颜色的旗子区分，成为国家的统治基础——八旗。八旗是政治、经济、军事合一的控制管理组织系统。努尔哈赤是大汗，对八旗拥有百分百的股权。虽然子侄充任各旗旗主，享有本旗的军政大权，但不过是打工仔。他们只拥有爵位、财产、属员的使用权，产权却完全归大汗支配，说给就给，说收就收，毫无障碍。

努尔哈赤对政权的绝对控制，依靠一套伪民主的议政班子。在后金国建立前，由于子侄们还没有成熟，班子成员五湖四海，主要是费英东、额亦都、扈尔汉、何和礼、安费扬古五大臣，政权就如同一个集体企业，领导层都有一定比例的股份；后金国建立后，元老们逐渐被安排到二线，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走上前台，政权就演变成为家族企业。其实无论是集体分股，还是家族持股，都是努尔哈赤牵总抓纲，一股独大。

女真部落酋长权力的交接，一般采取兄终弟及或父没子继的方式。创业之初，努尔哈赤的子侄还小，外出打仗靠的都是亲兄弟。随着家业逐渐扩大，努尔哈赤私心越来越重，兄弟们也想分一杯羹。利益分配用刀子解决问题，就拉开了第一次政治清洗的帷幕。万历三十九年(1611)，努尔哈赤将“有战功，得众心”的亲弟弟舒尔哈齐囚死，摆平了最有威胁的竞争对手，排除了兄终弟及的可能性，将旁落的权力股份，完全收入个人囊中。

所谓的万岁，不过是用来忽悠人的。这么大个家业，总是要留给子孙后代。囚死舒尔哈齐后，努尔哈赤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十几个儿子到底给谁呢？自古讲究立长不立贤，努尔哈赤也逃脱不了这个怪圈。万历四十年(1612)，他命长子褚英执政。然而，这一做法招来了麻烦，对汗位抱有幻想的元老们不接受，实力逐渐强大的四大贝勒也不答应，双方之间势如水火，你死我活。为了维护最高领导层的团结，努尔哈赤不得不杀掉褚英。八旗战服

第一次挑选接班人失败后，努尔哈赤陷入了苦恼中。他万万没有想到，打江山易，守江山难，选接班人更是难上加难。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再次选择了父业子承，将目光投向了次子代善。这次矛盾更大，众贝勒群起而攻之，甚至还制造出了太子与皇后通奸案。大火烧到了后院，天命五年(1620)九月，努尔哈赤不得不废掉太子代善。

接班人两次指定两次失败，努尔哈赤终于认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权力就像一块肥肉，一旦给了一只狼，群狼立即就把这只狼当做敌人，群起而攻之。要想避免厮咬，只能采取平均主义。指定继承人的途径走进了死胡同，他不得不改变旧有思路，探索新的权力交接方法，这就是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努尔哈赤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他希望借助这种制度，既能将权力股份牢牢控制在家族手中，又能避免因为分配不均引起的血腥争夺。

其实早在废除代善的接班人选时，努尔哈赤已开始构想蓝图。天命六年(1621)，他还犹豫不决。努尔哈赤私下里向从弟阿敦征求意见，问他谁可以做接班人。对汗权怀有私心的阿敦说，皇太极是众望所归。推荐了皇太极后，他又向代善走风漏气，说皇太极等人要杀他。阿敦此举，把四大贝勒和众小贝勒都卷入争夺战中。为避免子侄内讧，败政权于萌芽，心思疲惫的努尔哈赤，下决心推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

要想顺利通过权力的战场，必须扫除阻碍前进的地雷。努尔哈赤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政治清洗。天命六年(1621)，他先是囚禁了挑拨是非的阿敦，又冤禁了与四大贝勒平起平坐的义子扈尔汉，彻底消除了汗权的潜在威胁者。天命七年(1622)，他颁布汗谕，实施新政。

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看似复杂，其实就是一句话，即汗国所有军政要务由八和硕贝勒共同商议裁处，大汗或贝勒不能单独行使政治、军事、外交、司法、人事权力。其核心理念是八和硕贝勒能够罢立大汗，如果大汗独断专横，“不行善道”，可以“强行换之”。

共治制花费了努尔哈赤不少心思。他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就是让大汗与八和硕贝勒以及八和硕贝勒之间相互牵制。共治制的出台，标志着后金汗国的政治体制，由家长专权向八王分权过渡，这在客观上避免了权力内讧。

这是一个有人欢喜有人忧的决定。小贝勒们忽然有了与四大贝勒平起平坐的资格，自然是异常兴奋。四大贝勒却耿耿于怀，欲罢不能，嗣位争夺战转入地下。努尔哈赤决定杀鸡给猴看，开始了他的第三次政治清洗。天命七年(1622)，他诛杀了第一文官额尔德尼；天命八年(1623)，又重惩女婿乌尔古岱，将争夺汗位的瓢暂时按在水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从天命六年到天命十年的五年间，努尔哈赤没有外出逐鹿，他关起门来一门心思处理家务。经过几轮政治打击，各股力量此消彼长，后金汗国迎来了最高领导层的平衡稳定期。

然而，权力及其衍生出来的各种利益，一直诱惑着那些蠢蠢欲动的心。一项理想制度顺利实施，不仅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素质，还依赖于其根植的文化土壤。努尔哈赤的政治心事，能得到圆满地实现吗？

历史很快就给出了一个标准答案。

战略大汗——努尔哈赤评传

第二章 夺权的逻辑

殉葬的阴谋

大妃阿巴亥最先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努尔哈赤总共有过三个大妃，第一位大妃是原配佟佳氏，生褚英、代善，去世较早；第二位大妃是富察氏，生莽古尔泰、德格类和女儿莽古济，因罪遭休离，后被莽古尔泰诛杀。第三位大妃是阿巴亥，生阿济格、多尔衮、多铎。

阿巴亥生性聪颖，貌美端庄，史书上说她“饶丰姿”，十二岁时嫁给长她三十一岁的努尔哈赤，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后金汗国时期，大妃相当于正宫皇后。阿巴亥贵为正室，执掌后宫，其声誉之隆、地位之高，可想而知。

这样一位一国之母，在先夫尸身未冷之际，脸上泪痕未干之时，突然接到了死亡通知。

八月十二日卯时，也就是早晨六七点钟，地平线上的第一抹阳光，将塞外的草原和森林，涂上了一层金黄。初秋的早晨，尽管风中有了透衣的凉意，但依旧鸟语虫鸣。田野中沉甸甸的庄稼，已经等待收割。

这是一个成熟和收获希望的季节。

阿巴亥云鬓散乱，双眼红肿，她已经几天几夜没有休息了。努尔哈赤的病危和去世，使三十七岁的她骤然失去了依靠，没有什么比中年丧偶更令人痛心。阿巴亥想起十四岁的多尔衮和十二岁的多铎，心如刀绞。

阿巴亥知道，努尔哈赤的驾崩，势必会影响个人的命运，但她远远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成为秋后的蚂蚱。权力的巨大旋涡，正慢慢向她卷来，自己在这个秋天的早晨所收获的，不只是悲痛欲绝的伤心，还有即将吞噬她的令人绝望的黑暗。正在她啼哭之际，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等贝勒破门而入，宣布要阿巴亥为努尔哈赤殉葬。

阿巴亥一下子惊呆了。

女真族向来有殉葬的传统，丈夫死前，会指定小妾或丫鬟殉葬。殉葬者不许抗拒，精心打扮后自杀从夫。对于这一点，阿巴亥是清楚的。但即使殉葬，也轮不到她。皇室富族中，殉葬之人都是小妾，没有正室或皇后随夫而亡的先例。再者说，多尔衮、多铎尚未成年，自己抚养幼子的义务没尽，是可以避免殉葬的。

阿巴亥看着众贝勒，疑惑而又惊惧。这些曾拜在她脚下谦恭而敬孝的子侄们，此刻如同恶狼一般，眼神冷漠而残酷，仿佛自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

阿巴亥说：大汗并没有让我殉葬。

众贝勒显然是有备而来：大汗有遗命。

我们似乎真能从历史典籍中，找到努尔哈赤让阿巴亥殉葬的证据。《清太祖实录》说，阿巴亥“心怀忌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殉之。’”然而这样的记载可信吗？要知道该实录成书于皇太极执政时的崇德元年(1636)，其舆论笔调必然以其利益为标尺来衡量。

后人说阿巴亥心怀忌妒，努尔哈赤对其很不满，显然是为她的殉葬制造一个合理合法的借口。如果努尔哈赤真想除掉阿巴亥，就不会在驾崩前几天，急诏阿巴亥前来服侍。

几天以来，阿巴亥一直在努尔哈赤的病榻左右，未曾离开半步。如果大汗有遗命，她怎么可能不知道？众贝勒看阿巴亥不想殉葬，就说，大汗有遗命，你不愿意也得愿意。言下之意，她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阿巴亥终于明白了，这是有人要置她于死地。

阿巴亥看了看皇太极，这位平素对自己尊敬有加的四贝勒，此刻冷若冰霜。她又看了看大贝勒代善，代善面无表情，似乎不经意地将头扭到一边去。阿巴亥轻轻叹了口气，这是他们提前动手了。她早已经意识到迟早会有一场暴风雨，只是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在朝鲜史料的记载中，努尔哈赤想传位给多尔衮，考虑到他年龄较小，拟让代善摄政。顺治年间，多尔衮也曾宣称：“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既然努尔哈赤没有明诏多尔衮即位，那么这个消息必然是由阿巴亥传出的。考虑到努尔哈赤驾崩后第二天早晨，阿巴亥就被迫殉葬，那么八月十一日晚，阿巴亥肯定亲自找代善谈过这个重大问题。

其实，代善虽是大贝勒，但作为废太子，政治上早已过气。由代善摄政，完全可以提高他的政治地位。而代善不但没有接受阿巴亥的口传“密诏”，还帮着死对头皇太极逼迫她殉葬，这是为什么呢？阿巴亥不明白。

阿巴亥是否明白其中的猫腻，这已经不重要了。她所要做的就是以自杀的形式殉葬。现在，还有谁会相信自己口中的密诏？即使有千般言语，不过是自己拒绝从死的托词。阿济格、多铎、多尔衮虽然已经都是一旗之主，但毕竟年少言微，尤其多铎、多尔衮还未成年，他们怎么能救得了自己？

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基于私利的虚伪用心，往往披着漂亮的外衣，真诚的言辞背后，常常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众贝勒众口一词，大汗遗命令自己殉葬，显然是达成一致协议，将殉葬之名做实。

阿巴亥在众贝勒的包围中，开始了她一生中最后一次的梳洗打扮。她穿上了礼服，戴上了珠宝，抹上了胭脂。镜子里的那个女人虽然戚容满面，但掩盖不住那绝代芳华。

阿巴亥心中掠过一阵悔意，只可惜自己是一个弱女子，没有凭借努尔哈赤的宠爱，以及三个儿子所拥有的兵力，及时积蓄力量，否则自己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武则天或者萧太后。

一切都已经成为假设了。阿巴亥对众贝勒说，我还有两个没成年的儿子多尔衮、多铎，希望你们善待他们。贝勒们看到阿巴亥妥协了，终于放下了心中的石头：“二幼弟吾等如不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

八月十二日辰时，也就是早晨八九点钟，交代后事后，阿巴亥的生命之花，以自杀的形式，凋谢在塞北的霞光中。

历史典籍中透露了阿巴亥殉葬案，是一个有预谋的政治事件。《清太祖实录》记载，阿巴亥自杀前曾说，我十二岁伺候大汗，丰衣美食，已经26年了，“吾不忍相离，故相从于地下”。这一记载同该书中“俟吾终必令殉之”的大汗殉葬遗命，前后矛盾。既然努尔哈赤有强制性遗命，阿巴亥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宣称“不忍相离故相从”？人为殉葬阿巴亥的阴谋，昭然若揭，欲盖弥彰。

然而是不是阴谋，似乎已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阿巴亥死了。同时用弓弦自尽而殉的，还有努尔哈赤的另外两个小妾阿济根和代因扎。

究竟是谁导演了殉葬案，这里面究竟有什么阴谋呢？

“拉链门”事件

代善表面很平静，但他心里已经开了花。

对殉葬案内幕了如指掌的代善，似乎并没有过多地考虑阿巴亥之死对政局的影响，他已沉浸在代因扎死亡的快感中。仇恨如同一条毒蛇，时时刻刻厮咬着他的神经，有时半夜里惊醒，一身都是冷汗。

六年了，他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天命五年(1620)九月，后金汗国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废太子案。第一位太子褚英被杀之后，代善因年长成为大贝勒。代善在努尔哈赤十五个儿子中，最有才干，军功也最显赫，并且统领八旗中的正红、镶红两旗，很受父汗的青睐。考虑到褚英死后代善已是长子，而且作战勇敢，富于谋略，性格宽厚，努尔哈赤正式将其册立为太子。

褚英和代善的共同点是都是嫡长子，军功显赫，不同点就是两人性格迥异。努尔哈赤认为，以待人宽厚的代善取代心胸狭窄的褚英，就能顺利地解决继承人问题。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代善也出了差错。

将太子掀下马的直接导火索是虐子案。

九月初三，代善前妻之子硕托、岳托和阿敏之弟斋桑古等，打算叛逃大明，被人告发后幽禁。努尔哈赤细查之下，原来是代善听信继妻谗言，迫害硕托，致使他出此下策。事发之后，代善不但不检讨，还五六次跪在努尔哈赤面前，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是听信谗言虐待硕托，子是父非，则杀继妻；如果是儿子悖乱，则亲手刃之。言下之意，硕托大逆不道，必除之而后快。

代善没有想到，父汗并没听信自己的誓言。努尔哈赤一边将硕托调到自己旗下保护起来，一边暗中调查其受虐之事。经过调查，他发现硕托、岳托所领有的属户，比代善与继妻所生孩子的少而差。面对努尔哈赤的质问，代善不但不认错，反而再次听信枕边风，诬说硕托与自己的小妾私通，另外一个小妾喀勒珠可以作证。

代善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拨动了父汗最敏感的隐痛。选择代善做接班人，就是因为他为人宽厚。而今他听信继妻谗言，虐待亲子，心胸狭窄，与褚英何异？他完全忽略了努尔哈赤的用心。

努尔哈赤心里掠过一阵悲凉，自己早年被继母虐待的情景涌上心头。他召集贝勒大臣，当众责骂代善，你也是我前妻所生，怎么不想想我是怎么对你的？你为什么听信继妻的话，虐待自己的亲生儿子？莽古尔泰火上浇油，趁机弹劾代善说，我们这些贝勒大臣，都对兄嫂畏之如虎。

努尔哈赤亲自审问喀勒珠，同时找来硕托之妻等二十人问话。喀勒珠承认是受代善继妻指使作伪证。盛怒之下，努尔哈赤痛骂代善：欲杀亲子、诸弟之人，哪有资格当一国之君，执掌大政？他宣布废黜太子之位。

虽然虐子案导致代善罢储，但了解后金汗国政局的人都知道，该案只不过是一桶油，真正点燃废太子事件的火种，是半年前的私情案。

眼看着代因扎自杀时的痛苦挣扎，代善心里无比畅快，就是这个女人的诬告，让自己背上了黑锅，断送了原本一片光明的政治生涯。

天命五年(1620)三月二十五日，代因扎向努尔哈赤打小报告：大妃富察氏曾两次做好饭食送给太子代善，代善笑纳了；也曾送给四贝勒皇太极，皇太极没有受用。大妃每天三番两次派人去代善府，可能有密谋，而且她本人也曾深夜出宫两三次。努尔哈赤连忙召集扈尔汉、额尔德尼、雅逊、蒙哈图，组成四人专案组调查此事。经认真查证，代因扎所告属实。

这是一个惊天的大丑闻，努尔哈赤鼻子都气歪了。

代善生于1583年，时年三十七周岁。富察氏在代善之母去世后，晋升为大妃，当时三十岁出头。代善和大妃虽无血缘关系，却有母子之名。自己的儿子和大妃有私情，丑闻蔓延到了自己的床笫间，努尔哈赤恼羞成怒。可这毕竟是自己家的丑闻，如果传扬出去，势必影响汗室的形象。

努尔哈赤压住自己的怒火，他亲自出面解释：我曾经说过，百年之后，未成年的儿子和大妃，交托给接班人代善照顾。所以，太子和大妃走得近些，完全在情理之中。努尔哈赤虽然如此为代善开脱，但厌恶的种子已经开始萌芽。

不久，又一轮“拉链门”丑闻向代善袭来。

代因扎又向努尔哈赤报告说，每当在大汗家举行宴会或召开会议时，大妃总是披金挂银，拿媚眼斜视代善，频送秋波。贝勒和大臣们害怕代善和大妃报复，都敢怒不敢言。厌恶的种子，终于在努尔哈赤的胸膛破土而出。

在自己有生之年，代善竟然如此狂悖，大逆不道，有悖人伦，是可忍孰不可忍？显然，代善并不具备人主的资格。努尔哈赤明白，如果就此杀掉大妃，罢黜代善，无疑是告诉天下人，大妃和太子确有奸情，这显然属于不打自招。同时，轻言杀罢，也会引发政治地震。他所能做的就是寻找借口，徐徐图之。

富察氏平时喜欢占点儿小便宜。对于妻子的经济问题，努尔哈赤平时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私情案发后，他派人仔细查证，“乃以大福晋窃藏绸缎、蟒缎、金银财物甚多为辞”，用腐败的名义，定了大妃的罪。考虑到生养的孩子还没成年，只是将富察氏休离，并没有杀她。

代善和富察氏只有私情嫌疑，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他们有男女关系，如果废立，证据不足，无法服众。所以，努尔哈赤没有立即处理代善。假如代善从此能够检点自身，谨小慎微，他有可能保住自己的太子之位。没有料到，半年之后，又发生了虐子案，代善从此被打入政治冷宫。

代善显然没有意识到，在政治旋涡中，必须力求洁身自好，私生活方面的任何不检点，都会成为政敌攻击的软肋，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会带来灭顶之灾。

是谁发起了对代善的攻击？代善本人心知肚明，只是他无力反击。他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幸灾乐祸地看着代因扎死。

事实上，如果不是政敌一方昨夜敲开了自己的门，他也许还不能了此仇恨。

黑夜的心理底片

八月十一日夜，皇太极君临黑暗。

尽管有很多人因为努尔哈赤的驾崩无法入眠，但这个夜晚是属于皇太极的，他才是漫漫长夜的真正第一主角。

有文献表明，这是一个晴天。我们可以在脑海中，勾勒出这样一幅迷人的画卷：柔软的夜风抚过大地，送来黑泥土的芳香。依稀作响的树叶，衬托着秋虫的呢喃细语。满天的繁星，以万年不变的姿态，安详地俯视着人间。

一个多么静谧、温馨而富于诗意的夜晚。

四贝勒皇太极的心里极不平静，他无意于欣赏这无边的夜色。自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在宁远被袁崇焕击败以来，皇太极就发现从未有败绩的父汗，一下子垮了。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信号，它意味着68岁的努尔哈赤可能即将退出舞台。父汗之后，千秋大统谁来执掌？皇太极心跳骤然加速。

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皇太极如同一位猎人，密切注视着父汗的一举一动，同时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安排。七月初，努尔哈赤痈疽发作，通体长疮。二十三日，移驾清河，进行温泉汤疗。八月初七，病危，和接到急诏前来的大妃阿巴亥会合。十一日下午，驾崩于沈阳四十里外的小镇。众贝勒大臣跪在努尔哈赤的灵柩前，痛哭流涕。一张张同样泪流满面的脸，掩盖着各自不可与人语的心事。安清太宗皇太极排好值班贝勒守灵后，贝勒大臣们回到自己的驻地休息。由于努尔哈赤生前推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事先没有指定接班人，他的离世不仅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也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政坛如战场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

在今夜众多无法安然入睡的权力赌徒中，皇太极无疑是最清醒的一个。经过这么多年的政治斗争，他已成长为精明的猎人。谁会成为自己最有力的竞争者呢？在驻地房间徘徊的皇太极，陷入了沉思。

除了自己之外，父汗还有十五个儿子，即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三子阿拜，四子汤古代，五子莽古尔泰，六子塔拜，七子阿巴泰，九子巴布泰，十子德格类，十一子巴布海，十二子阿济格，十三子赖慕布，十四子多尔衮，十五子多铎，十六子费扬果。其中，褚英已死，代善被废，其余诸子似乎都有可能继嗣。

不是具有血缘关系，就可以继承大统。能否坐上汗座，不仅依赖于努尔哈赤的遗命，还取决于其所拥有的实力。对于这一点，皇太极非常清楚。既然父汗没有明诏，实力就是唯一的砝码。是否具备实力，就看他是否掌握旗军。长期以来，父汗亲领正黄、镶黄两旗，晚年赐给阿济格、多铎；皇太极自己领正白旗，褚英之子杜度领镶白旗；代善领正红旗，代善子岳托领镶红旗；莽古尔泰领正蓝旗，阿敏领镶蓝旗。

皇太极分析后认为，从地位上来说，最有影响力的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自己这四大贝勒；从兵力上而言，是代善父子和多尔衮兄弟执牛耳；而从受父汗宠爱程度来讲，则是多尔衮兄弟最受青睐。杜度和岳托虽然掌握一旗之军，但他们都是孙辈，且德、能、勤、绩、劳均不能服众，无法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子，其政治前途早已随着舒尔哈齐的倒台而断送，加之性情乖张，难与人相处，不可能继承汗位。莽古尔泰呢？皇太极轻轻摇了摇头。莽古尔泰只是个猛张飞，性格粗暴鲁莽，富察氏因性丑闻被休，他自己为表忠心，竟手刃生母，弑母之罪虽没受惩，却有悖人伦，更不可能入嗣。

皇太极忽然感到一阵沉重，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发现，有一股潜在的力量严重威胁着他。这股力量不是来自代善。对于代善，皇太极并不担心，这只是一只死老虎。客观上说，尽管代善已经被废，但他和长子岳托、亲侄杜度还有三旗的兵力，而且代善还是领头大贝勒，军国大政皆由他协助处理，如果放手一搏，汗位落于谁手，还很难预料。

但代善会吗？皇太极太了解这个对手了。

代善在私情案、虐子案的打击下，已经意志消沉。尤其是在私情案中，代善如同一个面团，任人揉捏却毫无还手之力，暴露了智谋上的严重缺陷。而且代善能力有余，魄力不足，性“宽柔”，乏“威暴桀骜之势”，他只可能是守株待兔的农夫，却成不了放手豪搏的猎手。而且，岳托和杜度会帮代善吗？皇太极不禁暗中笑了。

皇太极真正担心的是多尔衮兄弟。

自八月初七开始，皇太极就寝难安枕，食不甘味。他不是担忧父汗的病情，而是阿巴亥的受命前来，让他心惊肉跳。父汗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在病危时急诏大妃？大妃有三个孩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他们分别在十四岁、八岁、六岁时，就跻身八和硕额真之列，多尔衮、多铎掌握的正黄、镶黄两旗，可是八旗中地位最高、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精锐部队啊。难道……皇太极不敢往下想了。

皇太极担心的不是多尔衮兄弟的兵力，凭阿济格一个毛头小伙和多尔衮、多铎两个娃娃，能掀起多大风浪!但如果阿巴亥宣布自己受遗命，拉拢代善等人辅佐多尔衮兄弟呢？父汗急诏阿巴亥前来，存在两种可能，一是服侍自己，二是留有口诏。即使没有口诏，假如阿巴亥矫诏，宣称让多尔衮兄弟继位呢？无论口诏还是矫诏，政治遗嘱具有不可抗拒的宪法效应，违反遗嘱的决定，将使个人陷入道义和规则的困境。退一步讲，即使阿巴亥不矫诏，她坐镇后宫，多尔衮兄弟立于庙堂，也必成心腹大患。十七年后，皇太极的担心成为事实，只是遭受打击的对象，变成了他的儿子。

皇太极坐不住了。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必须立即采取非常措施，让所谓的“遗诏”胎死腹中，切断多尔衮兄弟染指汗位的手。

努尔哈赤的死，也在代善心里掀起了波浪。这位前太子尽管意志消沉，但依旧对汗位垂涎三尺。正在他内心斗争之际，大妃阿巴亥前来拜访，向他宣布了努尔哈赤的“遗诏”：立多尔衮为汗，由他摄政。

无论阿巴亥所传的遗诏是真是假，这都是一个诱人的信息。如果他能摄政，将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假以时日，他甚至可以凭借自己三个旗的兵力，实现黄袍加身的梦想。代善兴奋得脸都红了。但兴奋归兴奋，他对阿巴亥口头带来的遗诏，未置可否。沉浮政坛多年，饱受暗箭之苦，他已成了惊弓之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不能轻易出手。

送走阿巴亥后不久，长子岳托和三子萨哈廉又敲开了房门。岳托和萨哈廉并不是来辅佐他的，两人很直接地告诉父亲：“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自己所依仗的亲生儿子，居然成了皇太极的帮手，潜伏在身边多年，自己却毫无察觉，对手的手段实在太高明了。

代善的脸就一下子白了。

如果说依靠儿子的支持，联合阿巴亥和多尔衮兄弟，自己还有机会搏一搏。如今皇太极行动如此迅速，肯定做好了充分准备，而阿巴亥和多尔衮兄弟至今还沉浸在悲痛中，已丧尽了先机，再加上连儿子都不支持自己，这盘权力弈局注定没有赢的机会。

代善发现，自己已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砝码，放置在谁的一边，都会增加争夺汗位的机会。口头遗诏毕竟不具有法律效力，产生不了实实在在的约束力。对八弟手段了如指掌的代善，决定投靠皇太极。他对两个说客说：“(让皇太极继位)此吾素志也，天人允协，其谁不从？”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成为皇太极的功臣，代善积极参与设计了殉葬案，逼死声称奉有遗诏的阿巴亥，以及食肉寝皮方能解心头之恨的代因扎，埋葬了政治遗嘱所产生的潜在威胁。十二日上午，他主动说服阿敏、莽古尔泰和其他小贝勒，并亲自手拟了一份劝进书，奉皇太极为新任大汗。

漫长的一夜过去了，十二日的太阳黄灿灿的，照亮了整个辽东。黑夜和白天已经成为自己的，皇太极终于笑了。

代善虽然稍解心头之恨，但他失去了主掌后金汗国的机会。

令他想不到的是，自己和兄弟子侄的灾难，已经悄悄来临。

幕后十四年：帝王成长报告

在接受众贝勒推举之前，皇太极结结实实地做了一次官样文章。

殉葬了阿巴亥之后，民主选举大汗会议正式开始。代善起草意见书，带头劝进，请皇太极继位。皇太极表示，自己德薄才疏，如果忝居汗位，会辜负圣意民心，所以再三推辞。代善等人坚持劝进，皇太极就是不受，拉锯战一直持续到了下午。

不要被皇太极的谦虚迷了眼。汗位已成囊中物，推辞一下，略表谦虚的美德又何妨？

在漂亮的官样文章背后，总隐藏着赤裸裸的暴力和阴谋，这是历史性规律。八月十二日下午申时，也就是四五点钟，在众贝勒将近十个小时的坚请下，皇太极一副很无奈的样子，正式即大汗位。

没有人天生就是皇帝，即使有幸生在帝王家，也必须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经历残酷的血谋竞争。

在努尔哈赤16个儿子中，排行老八的皇太极，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呢？这是一个今天看来也很有意思的话题。

努尔哈赤起兵不久，势力强大的叶赫部首领杨吉努见他“相貌非常”，主动将十四岁的女儿下嫁。纳喇氏“庄敬聪慧”，努尔哈赤得此贤助，事业如虎添翼。纳喇氏出身大族，精通翰墨，洞悉宦斗。母亲血液中的精华，毫无保留地遗传到皇太极身上，造就了他善于学习、多思善断的潜在素质。

十一岁那年，母亲去世。艰苦的生活是一个社会过滤器，有些人会因此沉沦没落，有些人却能锻造顽强拼搏的精神意志。在努尔哈赤妃子们的白眼和诸多手足兄弟的挤压下，皇太极心理趋向于内省，养成了心思缜密、工于心计、顽强宽宏的性格。在众贝勒中，唯有他精通满汉双语，文武俱胜，深受长辈喜爱和部属拥戴。

万历四十年(1612)上半年，三十三岁的长兄褚英成为父汗的接班人。在别人成功的烟花中，二十一岁的皇太极注定无法点燃自己的快乐。

九月二十二日，皇太极开始向权力出发，踏上了幕后十四年的帝王路。当天，皇太极第一次领军，出征乌拉。从这时起，皇太极的文韬武略有了试验田，而潜伏在内心深处的权力欲望，也被金戈铁马催生出来。

纳喇氏早亡，努尔哈赤不忘旧情，爱屋及乌，破格将八子皇太极提拔为四大贝勒。但他毕竟是侧室所生，并非嫡子，而且刚刚走上政治舞台，功绩比起征战多年的褚英、代善、莽古尔泰、阿敏，差距难以道里计。然而和能征惯战的兄长相较，皇太极的优势是过人的软实力，即智谋、胸襟、意志等个人品质，以及善于用人、笼络人和沟通协调等能力。

在政治的食物链中，遵循正式游戏规则，注定无法吃到汗位的肥肉。检视皇太极十四年帝王路，他其实只做了两件事：搞垮竞争对手和培植私人势力。

褚英是第一只出头鸟。万历四十年(1612)，褚英被内定为接班人后，立即引起了费英东、额亦都、扈尔汉、何和礼、安费扬古五元老和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阿敏四贝勒的忌妒。对汗位早有觊觎之心的猎人们，将自私的弓箭瞄向了褚英，将其拽下接班人之位。

代善是第二只出头鸟。褚英被废之后，太子之位塞到了代善屁股底下。带头将褚英拉下马的代善，忘记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古训，他没有料到褚英式戏剧，会在自己身上重演。皇太极意识到，即使除掉代善，汗权的把手也不会轮到自己来握，因为当时富察氏是努尔哈赤的大妃，母贵子荣，莽古尔泰会成为又一块绊脚石。所以仅仅除掉代善，并不能保证自己就能摘到权力的果子。

立代善为太子不久，年事已高的努尔哈赤公开表示，百年之后，由代善承担起照顾自己妃子和幼子的责任。富察氏为讨好代善，给他送了几次美食，同时也给皇太极送了一份。富察氏没有想到，送给皇太极的这份美食，不但要了自己的命，也断送了代善的前途。

皇太极将美食退了回去，他找到了代因扎。

代因扎只是努尔哈赤众多妃子中的一个，地位极其低下，甚至没有资格和努尔哈赤同桌进餐。在无数个寂寞的黑夜里，她渴盼着努尔哈赤的阳光，能够照亮自己独守的空房。皇太极的到来，像是突然送来了一根救命稻草。代因扎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只有依靠皇太极，扳倒富察氏，才可以迎来人生的黎明。代因扎接受了皇太极的计划，心甘情愿地做了一支毒箭，凶狠无比地射向了富察氏。她对努尔哈赤说：大妃和太子有私情。

努尔哈赤气蒙了。

他当即组成专案组，命令扈尔汉、额尔德尼、雅逊、蒙哈图调查私情案。大汗万万没有想到，他随意抽取的专案人员，竟有一半是皇太极的私人势力。大汗幕僚额尔德尼是皇太极集团的骨干成员，善弄权术的雅逊是皇太极的属下，而扈尔汉则与代善有很大过节，代善曾向大汗打过他的小报告。由这样一帮人来调查私情案，其结果的客观公正性可想而知。私情案发后不久，努尔哈赤以经济问题为由，休了富察氏；以虐待亲子罪，罢黜了代善。莽古尔泰为讨好大汗，竟手刃亲母。而代因扎也因首告有功，坐到了努尔哈赤的饭桌前。

一块石头就打下了代善和莽古尔泰两只“鹰”，皇太极兴高采烈地认为，自己这只鸟终于有出头的机会了。然而，努尔哈赤却另有想法。权力黑洞不但吞噬了长子的生命，而且还将整个家庭卷进了尔虞我诈的泥潭。痛定思痛，努尔哈赤决定推行共治国政，由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岳托、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八和硕贝勒共同治理汗国。这意味着推举大汗时，每位和硕贝勒人手一票。

眼看到手的鸭子要飞了，皇太极立即调整战略，加紧结党营私，打击异己，拉拢同盟。

宣布实施共治制后，努尔哈赤一直感觉有一个幽灵在他的汗位周围游荡。

他知道，这是贼心不死的皇太极。天命八年(1623)六月初九，努尔哈赤召开会议，痛骂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指责皇太极“欲为汗乎”，“何其愚也”，并给了罚银夺丁的严重警告处分。也许是年老多怜，他吸取了痛杀褚英的教训，并没有对皇太极下死手。

此次惩罚皇太极，原因很简单，就是努尔哈赤发现了儿子结党的阴谋。

皇太极手段很高明，一方面，他讨好笼络父汗身边的重臣，比如汗国第一文官、大巴克什额尔德尼；百官之首、大汗族弟阿敦；第一督堂、大汗女婿乌尔古岱，阿敦甚至还向努尔哈赤建议立皇太极为太子。另一方面，他竭力拉拢小贝勒们，植养新兴阶层，向竞争对手掺沙子。比如硕托和岳托因代善和继母虐待自己，被皇太极拉拢在身边；济尔哈朗和桑斋古因为兄长阿敏排挤自己，尤其阿敏还想杀掉桑斋古，也被皇太极纳为私党；德格类因为兄长莽古尔泰失宠，主动投靠了皇太极。尤其是岳托、济尔哈朗和德格类，不仅是议政贝勒，握有投票权，而且还因为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的特殊亲缘关系，成为安插在他们身边的钉子。

天命八年(1623)五月，审理额尔德尼案时，努尔哈赤察觉皇太极、岳托、济尔哈朗和德格类牵涉其中。六月，审理乌尔古岱贪污案时，努尔哈赤再次发现皇太极、岳托、济尔哈朗和德格类卷入内里，并且认准了皇太极已经结成了一个私人势力集团。为了打击皇太极集团的气焰，努尔哈赤实施了口头警告和经济处分。遭此打击后，皇太极及时改变骄横作风，处事谦虚低调，言行谨慎，赢得了父汗和贝勒大臣的赞许。

尽管皇太极努力夹起尾巴做人，但争夺汗位之心一直蠢蠢欲动。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驾崩后，多尔衮兄弟成为一只新的出头鸟。皇太极故技重施，通过岳托拉拢代善，捻灭了他争权的最后希望，然后勾结代善，殉葬了大妃阿巴亥和代因扎，不仅将多尔衮兄弟逐出竞争的舞台，而且把私情案的告密者灭了口，又可以说是一石二鸟。

搬掉多尔衮兄弟这最后一块绊脚石，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挡皇太极迈向汗权的步伐。八月十二日下午，皇太极以胜利者的姿势，成为后金汗国的新任大汗。纵观皇太极的幕后十四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帝王的成长史，可以说是一部充满赤裸裸暴力和诡计的血谋史。

然而，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正在独自品尝喜悦和尊敬的新大汗，是否会想到17年以后，报应将轮回到自己身上？

政治垄断的学问

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初一，新大汗登基大典正式举行。皇太极的心情和宫殿外的阳光一样明媚，这是他生命中最灿烂的日子。

对一个男人来说，三十五岁还是播种的季节，但在震耳欲聋的鼓乐声中，皇太极却已开始收割无限江山。

然而，随着典礼的进行，皇太极却越来越不愉快，他感觉有一片乌云飘向心灵的天空。

八旗将官兵民也感觉有些异常，这次大典明显和努尔哈赤登基仪式不一样。

11年前，老汗称汗时，一人接受万民跪拜。而今天，新汗向叔伯兄长们磕完头，才能登上汗座，和八和硕贝勒并肩受礼。如果不是皇太极居中而坐，很难从主席台上的十位贝勒中，分出谁是主掌后金的大汗。

皇太极没有想到，千辛万苦争来的皇冠，居然是一顶紧箍咒。看着两侧志得意满的众贝勒，皇太极心里如同塞满了石头，抑郁而又沉重。他心里清楚，这一切的症结，在于共治国政制。

天命七年(1622)三月初三，努尔哈赤颁布汗谕，宣布今后实施共治国政。在正式登基前，皇太极研究过该制度的内容。他发现这个规则从七个方面限制了自己的权力：一、八和硕贝勒能够罢免新汗；二、新汗需要和八和硕贝勒共同裁处军国大政；三、八和硕贝勒握有律法裁决权；四、八和硕贝勒掌控组织人事权；五、八和硕贝勒负责处理八旗纠纷，惩戒和更换和硕贝勒；六、八和硕贝勒共同分享汗国的财政经济；七、新汗需和八和硕贝勒并肩接受国人朝拜。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共治国政制在本质上，是一种限权和分权的原始民主制度。皇太极不可能通晓这些现代理论，但他知道，没有了人事、财政、律法和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连自己废立都由别人说了算，汗位就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如果遵照共治国政制，在这个权力的盛宴中，自己注定只能分一块肉，稍有不慎，甚至连喝汤的资格都可能被取消。遥想当年父汗独坐中堂，脚下文臣武将跪拜两旁，是何等意气风发，雄姿飒爽，而现在自己呢？虽然贵为一国之汗，却好像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只能签签字，画画圈，盖盖章。

没有足够的历史证据，可以让我们沿着皇太极的思维脉络，发掘出登基后的当天夜里，他对今后如何处理与八和硕贝勒的关系，做过什么样的思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十人面南背北接受朝贺的格局，肯定如虫子般噬咬过他的心。然而，皇太极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努尔哈赤所立的这项制度，具有不可侵犯的宪法效应，如果轻易废除，会危及统治的合法性。而且更要命的是，基于共治国政的温床，八和硕贝勒已滋生为一个特殊利益阶层，相互之间休戚与共，以皇太极一人之力，无法对抗整个集团。他所能做的，就是先向现实妥协，然后伺机清理，实行垄断。这就意味着新官上任的火把，无法随心所愿地熊熊燃烧。

九月初二，根基未稳的皇太极为控制政局，笼络人心，获取支持，率领代善等兄弟子侄大小十四贝勒，以誓言的形式肯定他们的既得利益：“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子弟，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兄弟子侄微有过衍，遂削夺皇考所与户口，或贬或诛，天地鉴谴，夺其寿算。”十四贝勒也对天盟誓，表示遵从共治国政制度，拥护皇太极。

八和硕贝勒虽然平起平坐，但论功绩，讲资格，四大贝勒才是真正的政治核心。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和诸小贝勒，不是父子，就是兄弟，稳住了他们，就等于控制了小贝勒。皇太极知道，三大贝勒厥功至伟，根本不愿和小贝勒一个炕头吃饭，而小贝勒资历尚浅，无法和大贝勒平等相处。盟完誓约后，皇太极向三大贝勒行三拜大礼，表示要和他们以兄礼事之，不以臣礼相待，四人同时面南而坐，共理朝政。

三大贝勒在享受新汗叩拜时，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温柔的陷阱。皇太极此举，是在实施政治分化，把和硕贝勒割裂为两帮。他将八和硕贝勒并肩听政，切换成为四大贝勒共同听政，将八和硕贝勒之间的平等关系，置换成为大贝勒与小贝勒的从属关系。从表面上看，是提高三大贝勒的地位，实际上是削减小贝勒的权力，从而相应增强自己的话语权。

将小贝勒排挤出政治核心后，权力分散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重大事项依旧需要三大贝勒圈定。皇太极决定从调整工作分配入手，逐步削弱贝勒们的权力。后金汗国的国本是八旗，贝勒们能和皇太极抗衡，就是因为握有旗政，掌有旗兵，俨然一个独立王国。要剥夺贝勒们的发言权，首先要弱化其对旗政的控制。

如果硬性回收旗权，势必引发政治骚乱。皇太极决定曲径通幽，派心腹之人掺沙子，在贝勒们身边安插上自己的人，既让他们有苦说不出，还能将其手中的权力分散。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决定推行旗务大臣制度，八旗中每旗设一名总管旗务大臣，该大臣有权总理本旗一切事务，并与贝勒们共同参政议政；每旗各设佐管旗务大臣二人、调遣大臣二人，“佐理国政，审断狱讼”，以应调遣。此举将旗权一分为六，掌旗贝勒再也不能操纵一切，皇太极通过总管旗务大臣这根线，就可以控制八旗，众贝勒对抗皇太极的基石被松动。

天命六年(1622)，努尔哈赤任命四大贝勒为值班贝勒，按月轮流处理国中机要。皇太极登基后，继续实施值班贝勒制度。由于汗国推行共治国政，皇太极和三大贝勒地位平行，而不是相互隶属，所以经常发生政出多门和扯皮推诿现象，这令他十分苦恼。

天聪三年(1629)，筹划已久的皇太极派出总管旗务八大臣，向三大贝勒摊牌：“向因值月之故，一切机务辄烦诸兄经理，多有不便。嗣后，可令以下诸贝勒代之。”以负担太重，关心兄长健康为由，废除值月制度，逼三大贝勒退居二线。小贝勒们虽然可以值班处理政务，但由于早被架空，所以不能擅自做主，需要事事请示，大权落入皇太极之手。

看着贝勒们由傲慢无礼到诚惶诚恐，自己的意志能比较畅通地贯彻下去，皇太极满意地笑了，有位才有为，有为才有味，他慢慢体会到了做一把手的好处。

随着大汗的步步紧逼，已淡出统治核心的代善等人，渐渐退至权力的悬崖。

一个独裁者的脚步

天聪九年(1635)十二月二十八日，代善率领众贝勒向皇太极表忠心。

代善说，从今以后，如果对大汗不竭忠尽力，不得好死。阿巴泰、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豪格等紧随其后，依次盟天，宣誓效忠。

在宣誓效忠的队伍里，少了阿敏、莽古尔泰等权倾一时的贝勒。按照共治国制的蓝图，大汗受八和硕贝勒的制约，代善为什么要向皇太极效忠，阿敏、莽古尔泰哪里去了？

设置旗务大臣，废除值月制度，只是皇太极大权独揽的第一步。此举虽然抑制了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的权力，主旋律里少了些杂音，但三大贝勒依旧和大汗并肩而坐，他们作为旗主，苦心经营多年，实力依旧非常雄厚。要想实现独裁政治，完全自己说了算，必须拔掉这三颗钉子。而处置他们的前提是，犯有“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的错误，程序是经过八和硕贝勒集体讨论，单凭皇太极的个人意愿，无法废黜任意一位和硕贝勒。

从看似妥协和顺从的眼神里，皇太极读到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信息，那就是不安和逆反。

毒蛇蜷伏在身边，总有一天会咬到自己，即使不伤人，也让自己伸展不开手脚。

皇太极静静地等待机会，等待对手露出七寸的机会。

天聪四年(1630)三月，皇太极让阿敏驻守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准备以此为跳板，进军关内。明王朝辽东经略孙承宗统兵来取，阿敏见明军势大，消极抵抗后，屠城败逃沈阳。皇太极当即召集贝勒大臣会议，历数阿敏十六条大罪，将他幽禁。阿敏丢城屠民，在军事和政治上造成恶劣影响，遭受处罚，可以说是罪有应得。然而，他平常喜欢和皇太极唱对台戏，已成为大汗欲除之而后快的肉中刺，此次兵败，恰好给了皇太极一个硬邦邦的借口。

八和硕贝勒推举皇太极，阿敏见风使舵予以拥立，没有提反对意见，但趁贝勒们守灵之际，派傅尔丹向皇太极说，我选你做大汗是有功劳的，请你继位后派我部驻扎外藩。皇太极当然明白阿敏的猫腻，他断然予以拒绝，镶蓝旗出居外藩，其他旗也提出外驻，八旗四分五裂，我岂不是光杆司令了？。阿敏另立门户的阴谋不但没有得逞，而且将野心暴露在皇太极面前。

天聪元年(1627)二月，阿敏率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等攻占朝鲜。岳托建议，和议既成，应早班师，防止蒙明犯边。眼看脱离皇太极节制，所带兵力又可与之分庭抗礼，阿敏独立的念头复生。他找到杜度说，谁愿意走就走，咱叔侄俩留在这里。阿敏以为，杜度之父褚英的死，与皇太极有关，他肯定心有怨恨，没想到杜度不同意。

阿敏要留驻朝鲜，岳托要回师，双方僵持不下。岳托对济尔哈朗说，贵兄所做之事，有违天理，你应该劝谏。岳托还威胁说，如果你想留在这里，我率领两红旗走，两白旗和两黄旗也会跟我走的。阿敏权衡利弊，不得不同意班师。此事让皇太极极为震惊。然而他继位不久，根基不稳，而阿敏又没有公然反叛，处置旗主需要八和硕贝勒公决，皇太极只能藏住心中的利刃。

阿敏在永平等四城之战中，没有认真抵抗就匆忙逃回，皇太极一眼就看清了他的算盘，有实力才有发言权，阿敏此举显然是想保存家底。此时，皇太极已经在位四年，权力之树已根深蒂固，早非昔日吴下阿蒙。他果断出手，削夺阿敏旗主之位，赐予济尔哈朗。阿敏最终步其父舒尔哈齐后尘，反叛不成，死于禁所。

阿敏被囚禁后，三大贝勒只剩两个，皇太极向独裁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正在他耐心等待机会之际，莽古尔泰自己跳了出来。

天聪五年(1631)八月，皇太极领军进攻大凌河。莽古尔泰以正蓝旗损失很大为由，想将拨出去的部众调回。皇太极埋怨说，你部纪律松弛，经常违误。莽古尔泰说，我部一向担当重任，哪有半点差池。皇太极见他顶撞，很不高兴：我会严加追查，不管违误属实还是纯系诬告，都要追究当事人责任。莽古尔泰握住刀柄，怒视皇太极，我向来唯你命是从，为什么偏偏为难我，是不是想杀我？同母弟德格类见此情形，斥责莽古尔泰大逆不道。莽古尔泰抽刀出鞘，被德格类推出营外。到了傍晚，莽古尔泰醒过神来，向皇太极请罪，说自己喝了四杯酒，胡言乱语，虽唐突犯上，却是无心之过。

莽古尔泰以为说句对不起，就可以化解皇太极的不满，他想得太天真了。

去年囚禁阿敏之举，已表明皇太极开始对三大贝勒下手。从后来代善的遭遇看，即使此时莽古尔泰退避三舍，尚不能确保无虞，而他竟贸然挑战权威，无疑是自寻短路。

伺机寻找或制造借口，然后无限上纲上线，将对手彻底打翻，却又让其有苦难言，是传统官场斗争的一大艺术。

皇太极等待了五年，才找到一个废除他的借口，而今莽古尔泰自露七寸，怎肯轻易放过？大凌河之役后，皇太极召集众贝勒大臣，集体决议，以“御前拔刃罪”，革去大贝勒名号，罚银万两。

有大臣提议，莽古尔泰不是大贝勒，自然没有资格和皇太极、代善并坐受礼。皇太极说，“曩与并坐，今不与坐，恐他国闻之，不知彼过，反疑前后互异”。遂将提议交由代善处理。代善马上明白了皇太极的意图，将这个烫手的山芋交给自己，是逼自己表态。他主动提出，今后大汗居中而坐，自己侍于一侧。天聪六年(1632)元旦，皇太极南面独坐，努尔哈赤的遗制被废弃。

莽古尔泰被罚后不久，和弟弟德格类相继抑郁而死。其妹莽古济家奴冷禅机出面告密，说莽古尔泰兄弟、莽古济夫妇等人曾密谋反叛，自己也曾参与其中，所以知道底细。皇太极令人抄家，搜出木牌印十六枚，刻有“金国皇帝之印”，遂诛杀了莽古济和她的儿子。众贝勒表示，冷禅机曾参与谋反，也应重罚。皇太极说，如果冷禅机不报告，反叛阴谋怎么会暴露？不罚反奖，授其为世袭三等梅勒章京。冷禅机本来就是个投机小人，后来还因挑拨顺治与两黄旗的关系，被多尔衮斩首。由这样一个人物揭发莽古尔泰，谋反案的真实性值得怀疑。然而这些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皇太极清除了莽古尔泰集团，名正言顺地将正蓝旗拨到自己账户上。

代善冷冷地看着这一切，他知道自己已步入权力的黄昏。为了达到目的，不惜运用一切阴谋阳谋，向对手背后捅刀子，这是皇太极惯用的手法，他太熟悉弟弟的伎俩了。阿敏和莽古尔泰相继被剥夺旗权，接下来就应该是自己了。这么多年来，自己由太子被降为大贝勒，由主执政大贝勒被降为参议政小贝勒，由大股东被整为小股民。如今处处退让，谨小慎微，仰人鼻息，无非是想落个善终，安享晚年。现在只剩自己这根独木，还能支撑多久呢？在战战兢兢中，代善又支撑了四年。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召集贝勒大臣，集体讨论代善多年来的罪过，革除大贝勒称号，罚银万两。独裁道路上的最后一个眼中钉，被轻轻地拔除。

天聪十年(1636)四月，皇太极正式登基称帝，国号大清。登基庆典耗费帑银十万两，持续将近一个月。

一人专制取代集体领导，十年乌云一朝风散。独裁的太阳冉冉升起，皇太极没有理由不庆祝。

开国枭雄——皇太极评传

第三章 空降现象

皇帝的资格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亥时，也就是晚上九十点钟，处理完政务后的皇太极，端坐在沈阳皇宫南炕头上，“无疾”而终，享年五十二岁。

十七年前，努尔哈赤就是在这样一个初秋的季节，怀揣未酬的入关梦想，伴着细碎的虫鸣随风西去。大臣们忽然发现，由于皇太极突然去世，事先没有指定未来的掌舵人，朝廷的整个航向被彻底打乱了，大清帝国一下子驶入漫长的黑夜。

谁有资格当皇帝呢？这个问题不仅牵动着大臣们的神经，整个皇室更是陷入焦灼不安中。登上汗位进而称帝以来，皇太极一直致力于两件事：对外扩张，对内集权。他打破共治国政的枷锁，将八和硕贝勒由分权的股东，变为俯首称臣的打工仔，实实在在地把国家个人化、权力私人化，成为独裁的君主。太子的选拔方式，当然不再是兄终弟及或能者居之，而是父业子继。皇太极共有11个儿子，长子豪格，次子洛格，三子洛博会，四子叶布舒，五子硕塞，六子高塞，七子常舒，八子清世祖顺治未命名即夭折，九子福临，十子韬塞，十一子博穆博果尔。其中，豪格三十五岁，洛格和洛博会幼年早殇，叶布舒十七岁，朔塞十六岁，其余都不足十岁，福临五岁半，韬塞四岁，博穆博果尔才两岁。

从表面上来看，这8个儿子都有继位的可能，其实不然。

纵观皇权时代，择立接班人都遵循这样一个奴性选拔机制，其核心理念就是用乖孩子：一、立嫡不用长，既嫡又长最好；二、选贤不任能，德才兼备更佳；三、用奴不择才，听话且有才至善；四、用爱不用亲，心爱并亲近为上。历史上之所以鲜见有作为的帝王，就是因为选拔机制出了问题。而雄才伟略之君，大都是打破奴性选拔机制，走上政治舞台的，比如窃位者唐宗、夺国者宋祖。

现在，大清朝刚刚开国不久，皇太极就用这种奴性选拔，择立未来的接班人。

豪格不止一次地暗自高兴，甚至在睡梦中还咂摸过黄袍加身的滋味，帝国臣工也给予他越来越多的尊敬，没有人会对一支皇权潜力股报以冷眼。

豪格没事偷着乐是有道理的。

他“生而英毅，多智略”，天命年间因战功授贝勒，天聪年间封和硕贝勒，崇德元年进和硕肃亲王。更重要的是，豪格是皇长子，已过而立之年，他统领正蓝旗，政治经验丰富，功勋卓著，势力庞大。而弟弟们都未成年，甚至不知道敌人的鲜血是什么颜色，父皇百年之后，怎么可能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豪格意气风发的时候，忽略了父皇对他的态度。纵有千百条符合接班的资格，但如果皇太极不待见，他皱起的眉头就会成为豪格无法攀越的大山。

豪格果然碰到了这座大山。

豪格并没有被立为太子，原因很简单，皇太极不喜欢他。豪格虽然很受信任，但父子关系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融洽。皇太极认为他极其“庸愚”，和岳托等人有结党倾向，“怀异心以事朕”。

在专制体制下，一个人再有能力，如果领导对他有偏见，注定没有什么政治前途。

更重要的是，豪格虽是长子，却非嫡出。皇太极称帝后，册封了五宫后妃，分别是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宸妃博尔济吉特氏，大福晋贵妃博尔济吉特氏，侧福晋淑妃博尔济吉特氏，侧福晋庄妃博尔济吉特氏，五宫后妃并没有给豪格的母亲留个位置。

皇太极不立豪格为太子，并不代表不准备立储，他将储君之位留给了宸妃的儿子。皇太极的五宫后妃全来自蒙古，其中皇后与宸妃、庄妃是姑侄关系，宸妃和庄妃是亲姐妹。宸妃虽比庄妃晚嫁皇太极9年，却“有宠于太宗”，地位尊贵。

崇德二年(1637)七月初八，宸妃为皇太极生下了第八个儿子，这是五宫后妃所养育的第一个皇子，按旧俗他才是嫡长子。爱屋及乌，皇太极没有考虑这个孩子是否有能力接班，就将其立为储君。崇德三年(1638)元旦，朝鲜还曾专门进表朝贺，“上皇太子笺文”，“献皇太子礼物”。第八子能获得皇太极的垂青，有三个原因：母后极受宠爱，他本人是嫡长子，加强满蒙联姻的政治需要。

有了这三条，5个哥哥虽然年长于他，尤其是豪格战功赫赫，却都被剥夺了继承父位的机会。也就是说，尽管每个人的机会看似公正均等，其实却受非正式规则的支配，被剥夺了个人正常发展的自由，这种公正其实是灰色公正。公正是一种价值观念，更是一种公共产品。真正的社会公正是理性公正，即整个社会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和建构的规则制度，能供保证个人按照其本质需求获得良性发展。

皇太极的理想并没有实现，崇德三年正月二十八，还没有命名的八子夭折。也许是没有寻到中意的人选，也许是认为自己尚处英年，对设立储君一事还有足够的时间考虑，当然也不排除忙于攻打大明而无暇立储，爱子亡故后，皇太极没有再立太子。

没有历史资料表明，八弟早夭和父皇突逝，是否会在诸皇子尤其是豪格悲伤的外表下，掀起惊喜和焦虑的波澜。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皇子们残酷竞争的时候到了。

暗流左右时局

朝鲜人预言了即将发生的宫廷政争。

五年前，也就是崇德三年八月，朝鲜人说：“诸王辈皆分党，多有乖争之事，汗死则国必乱矣。”这句话透露了三个重要信息，一是皇室结党，二是诸王争利，三是皇太极死后，国家会陷入混乱。朝鲜人还说，豪格因为不是嫡子，得不到太子之位，叶布舒也是侧室之子，也继承不了皇位，“他日必有争立之举”。

朝鲜人的描述和预言正确吗？

五年后，风起云涌的大清政坛，很快给出了答案。

八月初九晚皇太极去世，十四日上午开始择立新君，满打满算4天的时间里，在悲痛的乌云下，酝酿着暴风骤雨，斗争的焦点是谁能继位。

豪格一下子看到了希望。

多年来，豪格一直生活在郁闷中。自努尔哈赤时代开始，他就将脑袋拴在腰带上，披肝沥胆，南征北战，立下了无数汗马功劳。作为努尔哈赤众多子孙中的普通一员，他并没有幻想过能够承继大统。那宝座虽然触手可及，其实遥远得如同天边的星辰，无限灿烂却又无比缥缈。但随着父亲皇太极由贝勒升为大汗，再由大汗晋级为皇帝，他的心情如同一只气球，慢慢被欲望和希望充盈，飘飘荡荡，升上了快乐的天空。

然而，豪格万万没有想到，那块皇权的肥肉，快要落到自己手中时，忽然划了一道诱人的弧线，掉到了八弟的嘴里。征伐多年的长子和功臣，在父皇的心目中，居然不如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豪格心里充满了怨恨。八弟虽然早早夭折，但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依照常规，帝位的眼神不会对自己青睐了。匍匐在父皇脚下，他只能收住眼中怨恨的光芒。在无数个辗转反侧的夜晚，这光芒化作声声嗟叹。

父皇的去世固然令人悲伤，但去掉了压在心头多年的石头，豪格感到无比的轻松。皇弟皆未成人，寸功未立，自己年富力强，经验丰富，又主掌正蓝旗，实力强大，当然是接班人的不二人选。皇太极刚刚驾崩，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八人，就一起赶到豪格家中，商议立他为君，立福临为太子。

获得了两黄旗的支持，豪格信心大增。兴奋往往会迷住人的灵魂。在前途一片乐观的时候，他忽略了两个致命的问题：一、还有没有潜在的竞争对手；二、两黄旗八大臣为什么倡立福临为太子。

有一个人就没有这么乐观。

两年以后，在重温这次宫廷政争的时候，他感叹地说，英王阿济格和豫王多铎跪在面前请我继位，我坐在那里稳如泰山：“尔等若如此，予惟有一死而已。”在这里，他撒了个大谎。他不是不想继位，而是看到了一股无法控制的暗流，如果自己任意轻动，这股暗流会吞噬他，甚至毁灭大清。

这个人就是豪格最大的竞争对手多尔衮。

皇太极的死，将多尔衮拉回到了十七年前。十七年前，正是皇太极殉葬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夺走了自己的汗位。在他的心目中，如果不是皇太极巧取豪夺，今天的大清国主人就是自己。现在，皇太极去世，风水循序转，皇帝轮流做，现在该自己上台了。

大清帝国政坛也看好多尔衮的实力。

让我们看一下他的档案：

多尔衮，三十二岁，正白旗旗主。天聪二年(1628)，因破敌有功，赐名墨勒根。后阿济格因罪被革，接掌正白旗。设立六部后，任吏部尚书，主管全国的组织人事工作。天聪九年(1635)，获元朝传国玉玺，敬献皇太极。皇太极登基时，任典礼主持人，封和硕睿亲王。崇德三年(1638)，统军征明，长驱直入，打到济南，获人畜四十六万。

比起豪格，多尔衮的势力有过之而无不及。多尔衮同母兄弟阿济格和多铎，都获封亲王，兄弟三人掌管两白旗。经过多年的磨炼和展现，多尔衮的雄才大略和聪明睿智表露无遗，再加上他礼贤下士，战功赫赫，威名远扬，已成为大清帝国冉冉升起的一颗政治新星。

虽然皇位离自己很近，但多尔衮并没有被冲昏头脑，他知道形势远比想象的要复杂。无数经验教训表明，在历史和现实的河床下，存在着一股暴力集团或个体力量基于利害计算而按非正式规则进行博弈的暗流，博弈所产生的合力影响或左右着时局的发展，这就是暗流定律。深谙厚黑三昧的多尔衮，明白暗流左右时局这个道理，能不能够做皇帝绝不是由表面优势决定的，谁相信“能力决定一切”，谁就是个政治盲。

在择立新君问题上，有投票资格的是六位宗室：即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郑亲王济尔哈朗。而投票的手上，则分别系着一条无形的绳子，绳子的另一头，掌握在他们所归属的利益集团手里。

短短的四天内，大清国的政治力量围绕着立君这个核心，迅速划分为立皇子派和立皇弟派两个集团。作为其集团利益的代表，向无冲突的豪格和多尔衮被推到了擂台上。

谁会成为新的一国之君呢？答案很快以令人吃惊的方式和结果揭晓。

妥协出来的皇帝

八月十四日早晨，择立新君会议在崇政殿召开。

多尔衮兄弟还没进入殿内，便感觉到气氛异常。直属于皇家的两黄旗士兵，张弓搭箭立于宫殿周围。择立新君是一场战争，这一点早在多尔衮意料之中。但没有想到对方动手这么快，多尔衮隐隐觉得局势有些不乐观。

众王爷大臣坐定之后，索尼和鳌拜首先发言。他们说，应当立皇子。按道理，索尼和鳌拜是两黄旗大臣，只有列席的资格，没有发言的权利。与会的王爷大臣明白，他们有恃无恐地指手画脚，一是仰仗已做好的军事准备，二是先声夺人为会议定下个调子。多尔衮很生气，立即将他们喝退。

阿济格和多铎提出了他们的方案，就是让多尔衮继位。多尔衮见除两兄弟之外，无人提议拥立他，而且两黄旗虎视眈眈，一时犹豫不决。多铎说，你要是不答应，就立我算了，“我名在太祖遗诏”。多尔衮见多铎也有野心，居然毛遂自荐，怕众人拥立他，坏了自己的好事，赶紧表示反对：遗诏里不仅有你的名字，也有豪格的名字。多尔衮的意思很明显，太祖遗诏不能作为今日立君的依据，你多铎没有资格，豪格也没有资格。

多铎见状，又抛出了一套方案。他说，如果不立我，就立代善，按年龄，他是老大。接连遭受打击的代善，此时已经年过六十岁，虽然位居众亲王之首，德高望重，但浮浮沉沉多年，万丈雄心早已化作明哲保身。眼看两黄旗张牙舞爪，多尔衮面沉似水，多铎却要将烫手的山芋抛向自己，代善连忙说，如果多尔衮答应做皇帝，那是大清国的福气，否则就立皇子吧，我都这么大把年纪了，干不了这个差事。代善两面讨好：我也不想做，我也不愿意选，谁也得罪不起，出道选择题，你们自己解去吧。

四套方案接连出台，却无法形成一致意见，会议陷入僵局。

这个时候，最失望的人是豪格。他一直认为自己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没有想到不但众王不拥护他，连跑到自己家里表过忠心的八大臣也不提议，候选人名单都没有进入，自己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他向与会者表示，我“福小德薄”，担当不了重任，然后中途退场。可惜，曾国藩生得太晚了，豪格没有机会读到这位中兴名臣的《挺经》，如果他再坚持一下，挺一挺，历史也许会是另外一种书写方式。豪格乘兴而来，败兴而去，不但没有获得一官半职，五年后，他还要以生命为代价，替这次假谦虚埋单。

看到豪格退场，立皇子派又少了重要一票，两黄旗大臣纷纷站了起来，按剑威胁众位选举人说：“吾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如不立帝之子，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眼见一场武斗即将爆发，代善以年老体衰为由，也退出了崇政殿，阿济格也随之而出。参会的6位亲王，只剩下了多尔衮、多铎和济尔哈朗。

多尔衮终于意识到，这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代善、豪格不支持他，济尔哈朗是观望派，两黄旗大臣按剑而立，多铎有自己的算盘，阿济格成了观众，看似牢不可破的三兄弟联盟，在严峻的考验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可惜自己棋差一着，如果做好军事准备，也不至于如此被动。

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在多种利益冲突面前，往往只有调整和降低心理预期，尽量满足他方的需求，才可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多尔衮现在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向现实妥协，同意两黄旗的主张，立皇子为帝，否则，活着出去都成问题。

一个组织的重要职位出现空缺时，如果派系力量出于私心，相互攻讦拆台，往往会一损俱损，被外来(派)势力占据，这种“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现象，即是空降现象。

现在，空降现象出现在大清国的皇帝选拔上。

多尔衮不支持豪格为帝，而他本人又得不到拥护，无奈之下，多尔衮推出了自己的方案：立皇九子福临为帝，由他和济尔哈朗摄政。此方案虽然有附加条件，但毕竟是实现了立皇子的意愿，两黄旗大臣也向多尔衮让步，接受了他的条件。

索尼等6大臣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看清了多尔衮的意图。会后，6人“盟于三官庙，誓辅幼主，六人如一体”。八月二十二日，两黄旗大臣、侍卫共210人，又盟誓天地，效忠幼主，不得附逆诸王，结党营私。

中间有一个插曲，颇值得玩味。在拥立福临之前，多尔衮一直被当做绩优股。代善之孙多罗郡王阿达礼曾找到多尔衮说：“王正大位，我当从王”。硕托也派人对多尔衮说：“内大臣图尔格及御前侍卫等，皆从我谋矣，王可自立。”然后，硕托和阿达礼来到代善家，请他一起拥立多尔衮。

事后，谨小慎微的代善为了自保，向多尔衮揭发了硕托和阿达礼的密谋。而多尔衮眼看大局已定，为了洗清自己谋立的嫌疑，笼络人心，稳定大局，将两人以“扰乱国政”罪处死。

历史将很快证明，此次皇位之争虽然表面上避免了流血冲突，实现了大清皇权的顺利交接，却给无数人带来了致命的政治灾难。

叔嫂政治：当权力遭遇女人

馅饼不会无缘无故掉到一个五岁半的孩子嘴里。

福临被拥立为帝，留下了两个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参透的谜团：两黄旗大臣为何不再支持豪格，多尔衮为什么会从众多皇子中选择福临。弄明白了这两个问题，左右时局的暗流就会涌出地面。

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会发现，有一只手利用了立皇子派和立皇弟派的矛盾，将福临轻轻地托上了皇位。

这是一只细腻而轻柔的手，原本只适合拨弄琴弦，让清脆而缠绵的音调，在宫殿里轻轻流淌，然后化作“楼上有人愁”式的哀怨，随风飘散。而今这只手竟然擂起了战鼓，在刀光剑影里挥洒自如，一锤定音，当战场突然死一般宁静，鏖战双方清醒过来的时候，胜败已成定局。

这只手来自庄妃博尔济吉特氏，皇太极五宫后妃之一，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孝庄皇后，福临的生身母亲。影视文学作品为赚取孔方兄，大肆捏造渲染多尔衮和孝庄的风流韵事，让一段下嫁公案更加扑朔迷离。笔者这里无意捕风捉影，把花边旧闻翻炒一遍。我们只想沿着这只手，来揭开福临继位的谜底。

这只手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能量呢？

孝庄“性知书”，“嗜古好学”。天命十年(1625)，孝庄十三岁时嫁给皇太极。在五宫后妃中，孝庄家族占了三宫，即姑姑孝端、姐姐宸妃和孝庄。孝庄虽然位列五宫之末，但入宫年头却仅次于皇后孝端，比姐姐都早了九年。孝庄本出身世家望族，嫁入后金后，又目睹了历次政治斗争。她天性聪颖，耳濡目染，对权力运行规则了然于心。崇德元年(1637)，孝庄开始参与军国大事，在皇太极的授意下，主持制定“立国之经”的衣冠服饰，其政治才能备受好评。

崇德三年(1638)正月三十日，后宫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微妙变化。这一天，孝庄产下了福临。而三天前，宸妃所生的皇嗣子夭折，这意味着福临成为五宫中的皇长子。尽管皇太极没有再立接班人，但小福临地位之尊可想而知。孝端无子，宸妃因悲伤离世，贵妃和淑妃尚无孕，孝庄成为后宫的核心。

随着福临一天天长大，孝庄的权力欲慢慢膨胀。

尽管孝庄很想让儿子早日进入选嗣视野，但她心里非常清楚，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因此，孝庄一面小心谨慎地相夫教子，一面仰仗后宫之便，刻意结交索尼等权臣。

皇太极的突然去世，将孝庄这对孤儿寡母卷入政治旋涡。

此时大清已立国八年，礼仪制度已纳入正常轨道。孝庄虽然没有被迫殉葬的危险，却有可能被打入权力冷宫。在她看来，按照现在的格局，福临虽为五宫长子，但毕竟是个五岁半的孩童，寸功未立，毫无威信可言，而自己又是一个妇道人家，根本不可能从群狼嘴里，抢到诱人的野味大餐。

孝庄对形势之严峻了如指掌。目前，最有希望竞争皇位的是豪格和多尔衮，在两个人周围形成了各自的利益集团。无论谁成为皇帝，都不会分自己母子一杯羹。孝庄认为，以自己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对抗豪格、多尔衮。要想将皇位抢到手，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借助第三方的力量，支持一方，打倒另一方，然后再将胜方击败，从中渔利。

谁会成为第三方力量呢？孝庄想到了两黄旗。

两黄旗是直属于皇太极的嫡系，八旗中实力最强大、地位最尊贵的精锐之师，不仅向来担当征讨四方的主力，而且还是执掌皇家的安全警卫。掌握了两黄旗，就抓住了大清的军事命脉。如果两黄旗支持豪格，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豪格作为事实上的皇长子，继承大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没有理由再以尚不懂事的福临，取豪格而代之。如果两黄旗支持多尔衮，则可能有两种结果，一孝庄太后是多尔衮君临天下，二是利用多尔衮排斥掉豪格后，再利用两黄旗对多尔衮进行威逼利诱，让其接受福临称帝的方案。孝庄进行利害计算后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同多尔衮彻底撕破脸，否则以他兄弟三人的力量，会对自己形成毁灭性打击。

皇太极去世后，以孝庄为核心的后宫，自然成为两黄旗的代理人。在皇太极的羽翼下，两黄旗已孵化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一朝天子一朝臣，如果豪格继位，其地位和利益将被正蓝旗取代；如果多尔衮继位，则会被两白旗替代；如果是皇子继位，则还有可能继续保持既得利益。基于共同利益，两黄旗和孝庄结成了同盟。

孝庄所采取的策略，如同一盘玲珑棋局，复杂而又奥妙。

她首先委托索尼等八大臣告诉豪格，两黄旗支持立他为新君。然后她亲自找多尔衮谈判，拟立福临为帝，由他领衔众亲王辅政。当时豪格担任新君的呼声很大，八大臣开始对孝庄的方案表示怀疑，他们给自己留了一手。在同豪格会谈时，八大臣提议拥立他为皇帝，然后立福临为太子，目的是部分性保留两黄旗的利益。孝庄获知消息后，立即约谈八大臣，让他们打消这种荒唐的念头，历史上鲜见兄为皇帝、弟为太子的先例，如果豪格为帝，绝对不可能立福临为嗣。而孝庄本人同多尔衮的谈判也不顺利，多尔衮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但从他闪烁不定的眼神里，孝庄看到了跃跃欲试的野心。

在这场皇权博弈中，两黄旗是最关键的棋子。而要想用活这个棋子，赢取整座江山，必须在择立新君会议上，设置一道让豪格赞同，而多尔衮又不得不接受的底线。多尔衮并不认同孝庄的提议。会议前夕，他跑到索尼那里去摸底，想试探一下两黄旗的态度，一向对他尊敬有加的索尼，居然很不客气地说：“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这就是孝庄的底线——立皇子为帝。除了皇子，谁也别想染指玉玺。

经过抽丝剥茧式分析，我们可以归纳一下孝庄的意图。只有设置立皇子这道底线，将众皇子全部纳入接班人视野，福临才有机会和豪格平等竞争。而多尔衮根本不可能允许自己的势力受到威胁，所以必然反对由豪格继位。待多尔衮排斥掉豪格之后，两黄旗再借助武力压制住他的野心，迫使其接受以皇叔身份辅政的方案。

豪格和多尔衮都认识到了拉拢两黄旗的重要性，也都认识到两黄旗与孝庄休戚相关，其同盟牢不可破。但两个人的失算之处在于，他们没有及时采取军事准备，致使择立新君会议当天，投鼠忌器，疏失荆州。

八月十四日，两黄旗利用自己卫戍部队的身份，对崇政殿实施了戒严。会议开始后，索尼和鳌拜首先定了立皇子的调子。豪格认为两黄旗会按事先的约定，对自己予以积极支持。结果，两黄旗只提立皇子，就是不提名豪格。多尔衮将豪格排斥走后，会议陷入了僵局。两黄旗大臣武力相威胁：如果不立皇子，就刀兵相见，拼个你死我活。无奈之下，多尔衮只得亲口提议，立福临为新君。在他看来，如果不接受孝庄的方案，自己就会成为立皇子派的公敌；如果接受，至少可以保存实力，甚至还有翻盘的机会。会议结束后，两黄旗担心多尔衮兄弟和豪格兵乱，集体盟天誓地，誓死保卫福临，将他们最后一个幻想的肥皂泡捅破。

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福临正式成为大清的新皇帝。

孝庄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有野心勃勃的多尔衮在身边，她们孤儿寡母注定朝不保夕。如果多尔衮与福临有父子之名，就有可能确保皇位无忧。为了控制住多尔衮，孝庄主动委身下嫁，以一双温柔而细腻的玉手，安抚住多尔衮那颗躁动不安的野心。这也是孝庄选择支持多尔衮，抛弃豪格的一个重要原因。孝庄与豪格有母子名分，无法以下嫁的方式，对他进行政治操控。

孝庄和多尔衮这种内闱和外廷两股势力，基于各自利害计算而谋求政治联盟的方式，可名之为叔嫂政治。叔嫂政治开启了裙带政治的一个分支，可以说是为追求权力而实施联合的一种方式创新。孝庄去世后，康熙称她“佐太宗文皇帝，肇始胚基，启世祖章皇帝式廓大业”，对其历史功绩进行了盖棺论定。一句“启世祖章皇帝式廓大业”，可以看作是对叔嫂政治的别样注解。此次叔嫂联合操政的结果是：顺治成为大清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多尔衮成为权势熏天的皇父摄政王，而孝庄也成为历四朝佐三代的皇太后，可以说是各得其所。

多尔衮并不是政治傻瓜，他被迫把辅政的绳子套向自己脖子的时候，悄悄留了一个活扣。

夺权不夺位

这个活扣就是济尔哈朗。

崇德八年(1643)八月二十六日，不足六岁的福临走上了金銮殿，成为大清国的顺治皇帝，四十五岁的济尔哈朗和三十二岁的多尔衮分列左右，担任辅政大臣。

迫于形势，多尔衮推举福临为皇帝，但作为附加条件，提议由济尔哈朗和他辅政。在帝国的六位亲王中，多尔衮家占了三席，两黄旗绝不可能容许辅臣都出自多尔衮系。代善虽然年迈，胆小怕事，但根基深厚，子孙多重臣。盘算来盘算去，多尔衮选择了济尔哈朗。在择立新君问题上，济尔哈朗表面上是沉默派，感情上却倾向于立皇子。选择他辅政，便于让两黄旗接受。

济尔哈朗心如明镜。辅政大臣的位子，是多尔衮给的；位列首席，不过是沾了年龄大的光；贵为亲王，却非皇室直系；主掌镶蓝旗，但父舒尔哈齐、兄阿敏皆因叛死，自己只能在猜忌的眼神中，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年龄虽长，无论才能、资历和功绩，都无法和多尔衮相提并论。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不过是一个幌子，除了仰多尔衮鼻息，并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多尔衮认为，要想独揽大权，就必须把辅政改为摄政；要想摄政，就必须集权；要想集权，就必须整人；要想整人，就必须打拉两手并用，结党排异并行。顺治年龄尚小，完全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孝庄是后宫的掌柜，管不了前台的账簿；两黄旗势力庞大，自己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朝野之间，目力所及，找不到多少绊脚石。只要稳扎稳打，自己就可以成为大清帝国的幕后主人。福临继位后，多尔衮立即踏上夺权多尔衮之路。

顺治元年(1644)正月，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召集众王说，我们俩作为辅政大臣，处理不好政务罪过不小，考虑到责任重大，有件事不得不说。先帝按明制设置六部时，暂时让诸王署理部务。现在国家纳入正式轨道，这道命令也该废止了，而且我们俩不兼理部务了，你们也都退出来吧。多尔衮以“盈廷聚讼，纷纭不决，反误国家政务”的名义，将王公贵族排斥到决策层外。从此以后，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辅政大臣。为防止诸王贝勒背后发牢骚，多尔衮还命令都察院收集调查他们的违法言行。

以两辅政大臣名义集权后，多尔衮阴冷的眼神瞄向了济尔哈朗。

济尔哈朗的辅臣位置虽形同虚设，但位列首席，遇事需与他商量，碍手碍脚。而且不明就里的臣僚，请示报告只呈交济尔哈朗，影响自己的权威。正月二十日，多尔衮命济尔哈朗出面，召集各部院堂官发布谕告：今后各衙门办理事务，必须先向睿亲王报告，然后再向我报告；请示报告必须“先书睿亲王名”，然后再写我的名字。此谕告正式确立了多尔衮“一把手”的地位。不久，多尔衮又借礼部之口发布命令，诸王不得和辅政大臣平起平坐。

清军入关后，多尔衮借诰封功臣之机，明升暗降，继续削弱济尔哈朗的权力。他借顺治之口，封自己为“叔父摄政王”，封济尔哈朗为“辅政叔王”。两人本来都是辅政大臣，现在却成了叔父摄政王和辅政叔王。多尔衮绝不会幼稚到玩文字游戏，称号和经济待遇、政治待遇直接挂钩，虽然只差了两个字，但权力大小之分和经济收入差距明明白白。“摄”为督管之意，“辅”为帮助之意；“叔”只表明亲疏辈分，“父”则意味血统尊卑。

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薪水原本相等，他唯恐王臣看不出区别，于是下令定制亲王俸禄，摄政王每年白银三万两，辅政王每年白银一万五千两。不久，他又通过顺治赏自己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绸缎一万匹，而济尔哈朗只得到了黄金一千两、白银一万两、绸缎一千匹。薪水和奖金拿得少了，自然意味着权力小了。多尔衮成了总司令，济尔哈朗则沦为参谋。

很快，济尔哈朗连参谋也干不成了，被逐出了司令部。

顺治四年(1647)，济尔哈朗在建造府第时，私自设立了铜狮、铜鬼、铜鹤，台基也超过了规定的尺寸。多尔衮认为济尔哈朗身为人臣，不懂规矩，以下违上，犯了“逾制”大罪。多尔衮以此为借口，罢其辅政权，罚银两千两，然后封多铎为辅政叔王，将济尔哈朗的权力，转交给多铎，彻底把最高决策权纳入个人囊中。在惩罚济尔哈朗的时候，他似乎忘记了一件事。多尔衮给自己建造的墨勒根王府，历时三年方成，规模堪比皇宫。

顺治五年(1648)是多尔衮独自收获的季节。

这年三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豪格案，两黄旗大臣索尼、鳌拜、图赖等和济尔哈朗牵扯其中。多尔衮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清除自己的政敌。他又借助顺治之口，将济尔哈朗降为多罗郡王，罚银五千两，索尼、鳌拜、图赖等人革职为民。两个月后，多尔衮恢复了济尔哈朗的王位，但却将他调离京城，派往山东。豪格被囚禁后不久，暴死狱中。十一月，三朝元老代善病逝。此时，王公贵族中，已无人能与多尔衮抗衡。多尔衮借机给自己加封为“皇父摄政王”，“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谭泰、拜尹图等两黄旗大臣见风使舵，积极投靠多尔衮，原本隶属于皇家的精锐部队，成为私人武装，多尔衮彻底垄断了大清帝国的大权。

没有足够的历史证据表明，多尔衮是否想废掉顺治，自立为帝。但毫无疑问，他已成为皇上皇，这一点连德国人魏特都看得很清楚。事隔多年以后，魏特深邃而冷静地分析说，多尔衮才是“中国实际上的统治者”。

多尔衮在发号施令的时候，忽略了一双稚嫩却充满仇恨的眼睛。只是这双眼睛喷出怒火的时候，他已经看不到了。

竞争者豪格难题

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一，豪格被剥夺了封号，成了普通百姓。被废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有人告发他谋乱。

到手的鸭子飞了不说，连点油水也没捞到，豪格心里非常灰暗。他以“福小德薄”为由中途退场，本打算以舍我其谁的气势将亲王们一军。没有料到自己的假谦虚，将他彻底排挤出最高决策层。皇帝没当上，辅政大臣也没自己的份儿。愤愤不平之余，开始破罐子破摔。多尔衮派他出征，他不想干，向部下发牢骚：我还没有出痘就去打仗，这不是想置人于死地吗？不仅如此，他还在背后议论多尔衮短命：“和硕睿亲王非有福之人，乃有疾人也。其寿几何，而能终其事。”豪格并不甘心失败的结局，多次和议政大臣杨善等人密谋，商量如何东山再起。

豪格没有想到，他这样做犯了政治忌讳。

一个竞争者在失败后，首先要做的是缩回脑袋，避免遭受打击报复。如果心理失衡，不安心正常工作，四处发牢骚，妄言议政，只会招来更沉重的打击。

都统何洛会为了抱权力的粗腿，向多尔衮告了密。该案处理的结果是，杨善等人被杀，豪格被废为庶人后囚禁。此时，多尔衮地位尚不稳固，如果杀掉豪格，会落下个政治报复的恶名。于是，多尔衮以“罪过多端，不能悉数，姑置不咎”为由，将豪格释放。姑置不咎并不代表不追究，豪格所犯的过错都记在了账本上，多尔衮需要的是一招毙命，且又不沾血腥。

十月十八日，入关后的大清帝国大封功臣。豪格因为累有勋绩，重新被封为和硕肃亲王。欲弱之先强之，欲取之先予之，这是做局的辩证法。沉浸在喜悦中的豪格，丝毫没有料到这是多尔衮的一个圈套。在多尔衮看来，重新提拔豪格，一是可以体现自己宽宏大量的胸襟；二是当此国家用人之际需要豪格这样的人才；三是只有付以重任才能有机会找到漏洞。多尔衮已成为叔父摄政王，整个大清掌握在自己手中，豪格只不过是一只待宰的羔羊，什么时候宰，以什么方式宰，还不是自己说了算。

打击济尔哈朗和豪格，是多尔衮清除异己的重中之重。顺治三年(1646)正月二十一日，多尔衮派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师出征四川张献忠，拨付的大都是两黄旗将领。将豪格外放四川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放手整治济尔哈朗，不给两人联合的机会；二是无论豪格与张献忠孰胜孰负，都会除掉自己的心腹大患。豪格出征后，多尔衮加紧打击济尔哈朗。顺治四年(1647)，罢其辅政叔王之位，以多铎代之。济尔哈朗成落水狗之后，豪格与张献忠的决战也有了胜负。经过两年鏖战，豪格亲手射杀张献忠，剿其部众，胜利班师。

豪格万万没有想到，胜利之时，居然是自己死亡之期。

顺治五年(1648)二月初三，豪格班师回朝。多年来，张献忠盘踞在四川，另立王朝，成为大清的心腹巨患。剿灭张献忠，是大清帝国至高无上的功勋。为隆重表彰豪格，顺治在太和殿设宴犒赏兄长。豪格立功受奖，让众王臣的眼神，渐渐复杂起来。

豪格在觥筹交错中谈笑风生，多尔衮却从酒杯中闻到一股杀气。在自己的铁腕统治下，朝廷虽然表面风平浪静，但却充满了不满和怨恨的暗波。如果济尔哈朗、两黄旗、孝庄和顺治联手，帝国的权力棋盘上，就不会再有自己落子的空间。

三月初四，贝子吞济、尚善、吞齐喀等告发济尔哈朗，说皇太极驾崩后，索尼等八大臣谋立豪格为帝，福临为太子。此计划通知给济尔哈朗后，济尔哈朗不但没有检举揭发，还刻意加以隐瞒。多尔衮借此机会，把济尔哈朗降为多罗郡王，索尼、鳌拜、图赖等人革职为民。

这是一个带有浓重人为策划痕迹的案件。

第一，通知济尔哈朗的是杨善和何洛会，而杨善四年前已经被杀，显然何洛会当时告发豪格时，就已将此事报告给多尔衮，多尔衮苦于时机不成熟，故而隐忍不发；第二，济尔哈朗获知该计划后，不但没有参与，还表示我意亦如此，但须和多尔衮商议，应该说对多尔衮给予了尊重。退一万步讲，即使济尔哈朗等人谋立豪格为帝，豪格身为皇太极的长子，继承大统也无可厚非。可以肯定的是，豪格凯旋后，政治气候发生了微妙变化，这让多尔衮感到心惊。为整治济尔哈朗和豪格，多尔衮故意指使吞济、尚善、吞齐喀等将旧案翻出来，试图一箭五雕：打击济尔哈朗，打击两黄旗，敲打孝庄和顺治，警醒众王臣，打击豪格。

收拾完济尔哈朗和两黄旗大臣后，多尔衮将矛头立即对准了豪格。三月初六，多尔衮主持召开诸王、贝勒、贝子和大臣会议，给豪格定了三条大罪：出师两年没有功绩，纵容部将希尔艮冒功，提拔杨善之弟机赛为护军统领。多尔衮由此得出结论说，“(豪格此举)实乃乱念不忘”。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豪格此次出征，剿灭张献忠部，怎能说无功？希尔艮出击屡胜，怎能说冒功？机赛虽然是罪臣之弟，有战功依律完全可以提拔。在多尔衮的授意下，讨论会一边倒，将豪格定为死罪。在顺治出面求情下，多尔衮才“免肃亲王死，幽系之，夺其所属人员”，但其统领的正蓝旗，被阿济格夺取。豪格被囚禁后两个月，不明不白地死在狱中。

牢狱中的豪格万万没有想到，多尔衮会将私愤发泄在自己老婆身上。顺治七年(1650)正月，多尔衮不顾天伦，强纳豪格妻为侧室。

豪格所经历的遭遇，是一种社会现象。在传统社会政治中，权力竞争是一个高成本和高风险的工种。竞争者一旦选择竞争，就意味着从此踏上了不归路。胜利者出于猜忌和报复心理，往往缺乏平等相处的开阔胸襟，对失败者施以无情而致命的排挤和打击。这种现象，可以说是竞争者豪格的难题。这道难题，豪格个人无法解答，只有良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才能消解。从豪格身上，可以回味其失败后的心理失衡，更可以体味权力竞争的残酷。

可以说，豪格难题，是传统社会政治中所有竞争者都面临的难题，尽管程度不一样。

交接班的阴阳谋

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多尔衮去世五年后，福临提起当年自己做傀儡的日子，仍心有余悸。他说，多尔衮摄政时，我就差没有拱手把皇位让给他。国家大事我管不着，也没有人向我汇报。

岂止掌握不了国家大事，多尔衮摄政时，福临连人身安全都成问题。顺治七年(1650)，锡翰、冷禅机等人“绑架”了小皇帝，将福临连推带搡带到墨勒根王府，让他给皇父摄政王请安。请安的目的只有一个，半年前多尔衮的元妃死了，心情一直不好。

这一切在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那天结束了。

七年前，豪格曾预言多尔衮“非有福之人，乃有疾人也，其寿几何”。这个预言居然成为现实。当天，三十九岁的多尔衮在行猎途中，膝疾复发，不治而亡。可以料想的事，十二月的北京，冷风如同刀子般刺骨。太阳也懒懒的，了无精神。还没有融化的积雪，踏上去咯吱咯吱的。皇宫大内炉子烧得通红，对抗着这数九寒天。在年轻的福临看来，春天提前来到了他的心里。十三日，消息传到北京，福临长长吐了一口气。七年以来，他虽贵为天子，却如同生活在地牢中，不见天日。多尔衮高大的身影，投射在十二岁的福临身上，如同鬼魅一样，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福临、孝庄、济尔哈朗知道，梦魇一般的日子即将过去。然而，他们心里都明白，多尔衮摄政七年，广植党羽，势力如同千年古树，根枝伸到了北京城的每个角落，他们绝不能轻举妄动。在孝庄等人的安排下，福临表现得成熟而沉稳。他们采取阴阳两手，欲擒故纵，清理外围，打击重点，回收皇权。“阳”手分两步走，目的是欲擒故纵，麻痹多尔衮势力集团神经。第一步，十二月二十五日，答应多尔衮党羽的提议，以皇帝的规格安葬了摄政王，然后追尊多尔衮为义皇帝，其元妃为义皇后。转年正月初十，命多尔衮之子多尔博承袭父爵，薪水三倍于一般亲王，赏护卫80名。第二步，从正月初三到二月初二，在一个月内接连提拔亲皇派势力，任命布丹、苏克萨哈、詹岱、伊图、巩阿岱、鳌拜、巴图鲁詹、杜尔玛为议政大臣，晋升满达海、多尼为亲王，罗克铎、瓦可达、杰书为郡王。而鳌拜等人是多尔衮的死对头，满达海等人则是豪格征川旧部。大力提拔这些人有何目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阴”手分三步走，目的是清理外围，实施权力清洗。第一步，囚杀阿济格。多尔衮去世前，曾“召英王交代后事，英王即遣三百骑驰京师”。历史上没有记载多尔衮交代后事的内容，但他显然是敏感地认识到，自己死后肯定会兴起反击大潮，希望阿济格接替自己，维护家族的既得利益。阿济格的动作慢了。随同多尔衮打猎的大学士刚林，“抢先入京，闭城九门，遍告宗王、固山等以为备”。三百铁骑到达京师，就被诛杀。先机没有占到，阿济格又企图吞并正白旗，以武力成为多尔衮第二，结果被人告发。正月初六，济尔哈朗等以对摄政王不敬为由，对阿济格实施削爵、抄家、囚禁，不久又令其自尽，多尔衮的根基被连根拔起。

第二步，削弱党羽。二月初五，亲王博洛、尼堪揭发多尔衮亲信罗什、博尔惠、额克亲、苏拜、吴拜等“动摇国是”，经众王臣会审，或杀或流。十五日，谭泰告发何洛会、胡锡协助多尔衮为非作歹，福临下令将何洛会、胡锡乱刀砍死。这些重要党羽被剿灭后，其余的部众都投靠了新主人，多尔衮势力集团彻底瓦解。

第三步，追黜多尔衮。外围障碍清理完毕后，反击的长剑直刺多尔衮灵柩。二十一日，济尔哈朗等人罗织了多尔衮四大罪状，昭示中外：一、多尔衮以多铎取代济尔哈朗摄政，“背信肆行，妄自尊大”；二、所用礼仪和器具，与皇帝无异；三、散布谣言，诬称皇太极之位系夺立；四、逼死豪格，纳其妃子。宣告多尔衮的罪行后，福临立即下诏，“削爵、撤庙享、罢谥号、黜宗室、籍财产入官”。

不是不明白，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瞬息多变的大清帝国政坛，让普通人眼花缭乱。昨天还是享受“成宗”称号的义皇帝，今天就成了欺君枉上的窃国大盗。在国家个人化和权力私人化的体制下，政治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边界趋于模糊，其品质围绕利益调节器呈现利己性切换。可以说，传统社会的政治，是一种中性政治，没有善恶好坏之分，只有谋私获利之用。

追黜多尔衮后，福临又将两黄旗和正白旗合称上三旗，直接纳入自己掌握之中。同时，为防止贵族势力再次把持朝政，福临开创性地设立内阁，援用文人处理政务。在一系列集权政策下，福临彻底将流落出去的皇权，如数回收到自己屁股底下。顺治一朝的权力交接，随着铁腕人物多尔衮的去世，在烦乱纷纭的政变中，慢慢画上了句号。

一个年轻的皇帝，在一个即将迎来春天的残冬，正式开始统治一个年轻的帝国。只是这个帝国将被引向何方，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性情天子——顺治评传

第四章 越位的班子

帝国病人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六晚，新年的气息溢满大街小巷，原本是万家灯火的日子，紫禁城内却一片死寂。皇宫里的春联和花灯，甚至早就被悄悄摘掉。太监宫女们满脸凝重，连忙碌的脚步都变得轻柔细缓。

养心殿内，感染天花的顺治躺在龙床上，病入膏肓。天子虽贵为一国之君，一声令下就可以让千万颗人头落地，而今却脆弱得踩不死一只蚂蚁。他感觉死神正慢慢逼近，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正在抽取自己的灵魂。大殿内虽然灯火通明，但他生命的蜡烛即将燃尽。

三更时分，学士王熙、麻勒吉奉诏进宫。顺治艰难地抬了抬眼皮，说自己“已患痘症，势将不起”，让他们“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安排后事。王熙流着眼泪笔录第一段后，见顺治支撑不住，就奏请待草拟后再请皇上阅示。两人拟好草稿后，经过顺治三次修改，于黎明时分定稿。初七晚上，二十四岁的顺治走完了短暂的一生。顺治不可能会想到，他钦定的遗诏居然会被人修改。而修改自己遗诏的，恰恰是生身母亲孝庄。顺治共有八个儿子，长子牛钮和四子夭折，其余分别是次子福全，三子玄烨，五子常颖，六子奇授，七子隆禧，八子永干。顺治驾崩时，虽遗命玄烨继位，但这只是他的无奈选择。玄烨能够成为康熙大帝，纯属偶然。历史的重大转变，往往就肇始于不清圣祖康熙经意的偶然间。这个偶然就是玄烨得过天花。

权力是一种致命的诱惑，同时也是一种沉重的心理和生理负担。

顺治继位后，帝国的江山落在了这个不足六岁的孩子身上。在多尔衮八年摄政的政治高压下，顺治心理所承受的重荷非常大，逐渐养成了敏感、脆弱而又固执的个性。亲政后，他本以为可以自由释放心灵，没想到另一个紧箍咒，又套在了自己的头上。

帝国重臣们都知道，在顺治的身后端坐着一个女人，孝庄才是大清的主心骨。

皇太极驾崩后，孝庄联合两黄旗大臣力挫政敌，把自己的儿子送上了龙椅。多尔衮摄政后，孝庄和两黄旗大臣又顶住压力，按住了他蠢蠢欲动的双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摄政王的倒台，顺治和孝庄、两黄旗大臣也度过了蜜月期。顺治“好华语，慕华制”，是满族中的开明派；而孝庄“甚厌汉语”，儿孙但有沾染汉人习俗者，就加以禁止，和两黄旗大臣构成了满族中的保守派。两派的矛盾冲突，开始于因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不同而引发的政策分歧，最后转化为谋求贯彻己方政策所必需的最高权力之争。

政治上的战火，燃烧到了顺治的床边。

顺治曾经立过两位皇后，第一位是科尔沁蒙古卓礼克图亲王吴克群的女儿，第二位是吴克群的侄孙女，这两个都是母后包办的。在孝庄看来，生理决定伦理，伦理影响政治，婚姻固然是为了传宗接代，但更重要的是有利统治。孝庄选择两位蒙古女子做皇后，根本目的是为了稳固帝国的大后方。其中，还隐藏着她不可告人的企图，那就是维护自己的家族势力，她希望未来的皇帝身上，更多的是蒙古草原的基因。知情人都知道，吴克群是孝庄的侄子。

顺治无法忍受这种政治婚姻。

自己的权力处处受到掣肘不说，连床上的事情居然都有人指手画脚，年轻的皇帝心里充满了怨恨。他不能对抗孝庄和两黄旗，就干脆拿皇后撒气。立第一位皇后仅两年，顺治就提出分居，并不顾群臣反对，以皇后“生性妒忌”为由，将其降为静妃。立第二位皇后不久，他又以“乏长才”为由渐渐疏远，并禁止皇后到孝庄宫中请安。如果不是孝庄坚决反对，顺治又差点将其废掉。

政治上的极度压力或失意，往往导致心理的灰暗和抑郁，而女性的温柔和妩媚，恰恰会成为减压和解脱的阀门。这也是古往今来政客多拜倒在石榴裙下的根本原因。单纯以好色无法解释腐败官员的背后，往往站着一个或数个妩媚的情人。

顺治的石榴裙是董鄂妃。在顺治看来，董鄂妃“颖慧过人”，“有母仪之度”，“衣饰绝去华彩”，简直就是自己的女神。他不仅给予董鄂妃万千宠爱，还准备立她为后。这个想法虽然被阻止，但董鄂妃却成为后宫主管，“虽未经后名，实后职也”。顺治宠爱董鄂妃，并非是追求爱情自由，对孝庄干政的叛逆和反击，是一大主因。

顺治并不中意玄烨，他原本有自己理想的继承人，这个继承人就是董鄂妃的儿子。

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初七，董鄂妃产下了一个男孩。顺治大喜之下，置其排行第四而不顾，竟称之为“朕第一子”。这种癫狂的行状，显示了顺治对四子的极度偏爱。前面我们讨论过，在传统政治体制下，皇帝立嗣遵从的是奴性选拔。出于对董鄂妃的宠幸，顺治打算将至爱的四子立为皇太子。没有想到，三个月后四子夭折。两年后，董鄂妃在忧伤中死去。唯一的知音去世，顺治痛不欲生，闹着要出家当和尚。董鄂妃死后不到半年，身体虚弱的顺治感染了天花。

重病中，顺治曾产生让位安亲王岳乐的想法。考虑到自己驾崩后，如果子嗣承位，很容易为保守派操纵，即行治国方针无从贯彻，而岳乐和自己的政治理念相近，军政经验又极其丰富，顺治有意皇位兄终弟及。但此事不了了之，估计只是转瞬之念。顺治很明白，孝庄不可能让皇权流出掌心。

顺治病危时，选择新君的余地并不大。奇授、隆禧、永干正在襁褓之中，福全是独眼龙，玄烨是麻脸，常宁还不懂事。他征求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意见，百年之后该立何人为帝。汤若望时任钦天监监正，主管天文历法，平日很受顺治的宠信和尊敬。

汤若望建议立三子为帝，理由是玄烨出过天花。

清朝初年，幼儿极易感染天花夭折。玄烨生下来不久，就被保姆带到京西一家寺庙，接种预防疫苗。这种预防方式没起作用，玄烨还是感染了天花。在保姆的照顾下，他虽然奇迹般活了下来，脸上却留下了麻点。出过天花的人有免疫能力，而福全和常颖都没出过，很有可能不幸夭折。并且，福全虽然年龄较长，但身体有残疾。因此，玄烨就成为最佳人选。没有人会想到，玄烨的天花竟成为日后继承大统的决定性砝码。

幼年的玄烨是在孤寂中度过的。晚年他曾辛酸地回忆说，“父母膝下，未得一日之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玄烨虽然痛失父母慈爱，但孝庄却给了他无限垂怜。玄烨母亲佟佳氏怀孕时，曾发生过一些异兆。孝庄听后说，此子“必膺大福”。玄烨刚会说话，孝庄就以帝王的标准要求他。五岁时，还特派贴身侍女苏麻喇姑教习满文和礼仪。孝庄对玄烨的培养，纯属于无心插柳。她并没有料到顺治会英年早逝，也并没有打算让庶出的玄烨接班。对孙子的疼爱，更多的是出于天性。

顺治在遗诏中立玄烨为皇太子，“待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选择玄烨做接班人，虽然是顺治和孝庄的共同心愿，但安排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辅政，却不一定是顺治的意思。王熙和麻勒吉起草好遗诏后，由麻勒吉和御前侍卫贾卜嘉呈孝庄审定。后人通行的看法是，遗诏中对朝政和个人行为无情批判和检讨部分，是经过孝庄修改后，以顺治之口发布的，目的是“改良”现行国政。

笔者认为，除了“罪己”部分外，遗命四大臣辅政也不是顺治的愿望。即使顺治有意大臣辅政，也不会指定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顺治朝中后期，皇帝和太后在政治上如同水火，索尼、遏必隆、鳌拜等两黄旗大臣，担任领侍卫内大臣，并兼任议政大臣，后宫和前院的事务一起抓。他们都是孝庄培养和提拔的亲信，除了在政治上和太后保持一致外，还负责对顺治的监控和沟通工作。顺治十三年(1656)六月初一，孝庄替皇帝册立妃嫔，按道理应由她本人直接向顺治宣布，却交由索尼、遏必隆、鳌拜转达。其中春秋笔法，无须赘言。顺治对这几颗钉子恨之入骨，怎么可能将他们撒到龙椅旁？

孝庄没有想到，她的这一修改，在即将登基的新皇帝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和皇帝抢肥肉

帝国的人事安排涉及利益调整，牵动着每个臣工最隐秘的神经。顺治遗诏一宣布，立即在朝堂上掀起轩然大波。

正月初八，朝廷正式公开遗诏，由八岁的玄烨入主天下，为“保翊冲主，佐理政务”，特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辅政。

宗室贵胄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是什么东西？他们虽然高居庙堂，只不过是看门护院的狗。顺治一纸遗诏，不但将他们擢升为分利人，而且还代理经营权。在这个庞大的大清帝国企业中，太祖的子孙才是真正的股东，什么时候轮得上打工仔瓜利分红？眼看幼主不能理政，诸王、贝勒都想分一杯羹，没料到等待他们的，却是袖手旁观的结局。

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也愣住了。

自古以来，历代王朝奉行家国一体的统治理念，国君即家长，家长即国君，只有家族成员才有资格品尝王权的盛宴。在他们看来，自己这些八旗子弟，能够在太后的羽翼下，享受权力散发出的温暖，已经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从来没想过会有一天，可以亲手触摸天子的权柄。

兴奋之余，一股寒意掠上心头。

浸淫官场多年，索尼等人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利害。古往今来，因猜忌而被杀的臣子还少吗？权力可是一把双刃镰刀，弄不好还没收获到黄灿灿的庄稼，反而把自己的脑袋割了。宗室贵胄一个个鹰视狼顾，他们能允许自己染指皇权？麻勒吉刚念完遗诏，索尼等人立即跪在地上：“今主上遗诏，命我四人辅佐冲主，从来国家政务，为宗室协理，索尼等皆异姓臣子，何能综理，今宜与诸王、贝勒等共任之。”

四位大臣的表层意思很明显，辅政大权是先皇给的，不是我们自己要的，如果不同意外姓人干，你们可以把担子挑起来。宗室贵胄并不是傻瓜，立即读懂了他们的潜台词，这是索尼等人逼自己表态。如果你们同意我们四个人干，今后就可以放开手脚；如果不同意，那就是抗旨。

烫手的山芋扔给了诸王、贝勒。

现在不是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了，宗室贵胄可以参与最高权力的暴力角逐和最高领导人的民主立废。经过皇太极和顺治两代的打击，宗室势力虽然还很庞大，可以在朝堂之上参政议政，但已缺乏多尔衮式的既握有军权又深孚众望的强势人物，能够一言九鼎，威胁到皇权的安全。他们除了遵从遗诏这一临时宪法，根本没有别的选择。诸王、贝勒很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四大臣其勿让。”索尼等人要的就是这种态度。他们见没人提反对意见，立即向孝庄作了详细汇报。

坐在幕后的孝庄会心地笑了。

现在大清帝国的政坛上，只有孝庄才是享有最终剪辑权的制片人。

索尼等人的辅政大权是她授予的，朝堂上的辞权表演也是她排练的。索尼等人获得的掌声虽然稀稀拉拉，但节目上演得还算顺利，一切按照自己的设计进行，这就是巨大的成功。她当即召集宗室贵胄和文武大臣，谕令他们同心协力，以辅幼主。四位辅政大臣和文武大臣先后在顺治灵前发誓，表示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结党羽，不受贿赂，协忠诚，共生死，努力辅佐玄烨。

按照孝庄的设想，康熙还没有成年，自己身为女流，上不了厅堂，因此需要一个临时性班子，襄助政务，赞携幼帝。在大清帝国企业的权力格局中，康熙是董事长，辅臣是经理。康熙掌握所有权，经营权归辅臣。等康熙亲政后，再两权都抓，两手都硬。而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作为经理班子成员，是聘请来为康熙服务的。他们各来自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制约，保持平衡，不至于反客为主，影响君权。

这种美好设想只是孝庄的一相情愿，四辅臣很快就将自己的誓言抛在脑后了。

辅臣号称协理政务，实际上代行皇权。凡国家机要或政策法令，以“辅臣称旨”的名义，谕令中央部院和地方贯彻执行。而中央部院和地方上报的奏疏，由四位辅臣讨论决定后，再上奏康熙圈阅。康熙只是一个儿童，对政事似懂非知，成了一个橡皮图章，而四辅臣则成为实际上的皇帝。

不受节制的权力如同一种心理催化剂，在给人带来责任和义务的同时，其所产生的潜在受益，会逐渐改变所有者的心理和文化结构，加速欲望的膨胀和异化。

按道理说，康熙是脑袋，辅臣是手脚，手脚接受指令，代替脑袋工作。辅政之初，索尼等人感恩戴德，还算勤勉，时间久了，手脚就有了独立的思想，习惯了吆五喝六，就不再听脑袋的指挥。顺治时代，为了打击宗室干政，朝廷大力推行官员的职业化和文职化，取消内务府，设立十三衙门；取消内三院，设立内阁；改变满汉官员品级差别等。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辅政后，为独揽大权，全部推翻了顺治的政治革新，重新设立内务府、内三院，实施满汉官员品级差序化。

一个领导者接手一项新事业或者一个新单位，因为初来乍到，资历尚浅，往往受到既得利益者和别有用心者的排挤与架空，处理不好就会被架空，导致权力旁落。

眼看皇权的肥肉被抢走了，年幼的康熙只能流着口水，看索尼等人大快朵颐。大权在握后，四辅臣逐渐懒得上朝，而是把个人府第当成了办公场所。一时间，朝廷门可罗雀，辅臣门庭若市，大清帝国臣民眼里只有辅臣，慢慢忘记了金銮殿里还坐着一个孤零零的影子皇帝。

更为严重的是，孝庄不愿看到的事，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孝庄的棋子：皇帝更需要夫人路线

孝庄之所以选择异姓大臣辅政，根本原因是担心出现第二个多尔衮。

这本来是一个极为成功的分权抑权案例。根据孝庄的设计思路，如果选择宗室辅政，他们树大根深，又有帝胄血缘，极易坐大乱政，威胁君权。而索尼等人并非皇室，又是亲信，提拔起来肯定竭力效忠，而且他们根基不深，容易辞退清除，不至于萌逆妄为。孝庄此举，目光极为悠远，收益却在眼前。宗室势力雄厚，只有参政之资，辅臣虽掌实权，然而力量弱小，两派相互监督，又彼此牵制，可谓是帝王术中以实权小臣对付勋重权贵的典范。

事实上，孝庄对自己的手笔也颇为得意和放心。

顺治十八年三月，有位投机分子特地从安徽桐城赶到北京，向朝廷提了十条建议。这个名叫周南的秀才不好好读书，却无端地想参政议政，“请(孝庄)垂帘，以勷盛世之隆。”孝庄并不领情。天下早晚是孙子的，现在需要的是扶上马，送一程，在实践中锻炼治国理政的才能，而不是让康熙躺在温室里，永远长不大。如果实施垂帘，康熙亲政后，势必会成帝后相争之势，于国于家都不利。

孝庄能够放心将帝国交给一个孩子，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安排了四位亲信辅政。孝庄认为，辅臣帮衬于外，自己遥控于内，完全可以确保大政无虞。然而，孝庄有一个致命的疏忽，人是善变的动物，一旦掌了权，更是靠不住。她没有想到自己宠信的嫡系，会去抢孙子碗里的肥肉。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四位辅政大臣的简历。

首辅大臣索尼是正黄旗人，资格最老，德高望重，在拥立顺治时，和孝庄结成统一战线，可谓铁杆嫡系。然而，他是个官油子，加上年老多病，遇事往往三缄其口，明哲保身，不喜当头；次辅大臣苏克萨哈是正白旗人，才气超凡，善于广结善缘。他原是多尔衮旧部，后来反水倒戈，颇受重用；三辅大臣遏必隆是镶黄旗人，曾经因反对多尔衮，受到罢斥。他性格软弱，属于墙头草，见风就倒；末辅大臣鳌拜也是镶黄旗人，也曾因反多尔衮被罢斥。他战功卓著，性格刚暴，是典型的强势人物。四位辅臣的共同点是：一、都来自上三旗，隶属皇家直属力量；二、都是反多尔衮的功臣，和孝庄保持高度一致。然而四位辅臣来自三个不同的集团，相互间有利益冲突，并非铁板一块。随着各自权势和利害关系的变化，以及彼此间性格和才具的不同，四位辅臣地位和力量此消彼长，位居末席的鳌拜竟然后来居上，成为四位顾命大臣中的铁腕人物。鳌拜是清初有名的战将，皇太极曾亲封其“巴图鲁”称号，被誉为满洲第一勇士。他和遏必隆同属镶黄旗，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利益一致。遏必隆本人比较懦弱，鳌拜专横跋扈，遏必隆虽鳌拜然位居其上，却成了他的跟屁虫。鳌拜倚恃战功，排斥异己，他和亲弟都统穆里玛，以及侄子内廷行走塞本特、讷莫，联合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班布尔善、吏部尚书阿思哈、户部尚书马迩赛、兵部尚书噶褚哈，遍植党羽，将欲望的触角，伸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里，“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下”。趴在私利关系网中的鳌拜，如同一只硕大的蜘蛛，肆意捕食来往的猎物。鳌拜势力坐大以后，已不顾及自己的辅臣身份，不但眼皮不夹索尼和苏克萨哈，“凡事在家定议，然后施行”，而且连皇帝这一壶他都不愿尿，经常当面出言顶撞，“施威震众，高声喝问”，“稍有拂意之处，即将部臣叱喝”。

鳌拜的表现不可能逃过孝庄的眼睛。

虽然久居后宫，孝庄并不是冬眠的青蛙。她静静地坐在帷幕内，冷眼看着鳌拜的欲望舞蹈。鳌拜势力增长之快，是她始料未及的；鳌拜专权霸道，也出乎她的想象。此时，皇室贵胄没有实权，索尼处处退让，几乎没有人可以制住鳌拜。鳌拜虽没露反意，但长此以往，康熙会成为顺治第二，即使亲政也无法亲权。

孝庄不动声色，在复杂狰狞的棋局中，稳稳地落下了自己的棋子。康熙四年(1665)九月，玄烨年仅十二岁，孝庄提出册立皇后。鳌拜一听就急了，他立即联名遏必隆上书极力反对。鳌拜不可能不激动，因为册立的对象是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在鳌拜看来，如果孝庄和索尼联姻，不但提高了正黄旗的地位，而且还会使索尼的势力更加庞大，成为自己的心腹之患。

鳌拜没有想错，孝庄就是打算在康熙和鳌拜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抑制鳌式病毒的传播和危害。索尼虽然年迈，但掌握正黄旗，子孙多干才，家底雄厚。他唯一的缺点就是想将脑袋缩在壳里，颐养所剩不多的天年。如果赫舍里氏和康熙结亲，索尼一家成为帝国的大股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索尼就会伸出脑袋盯紧鳌拜，死心塌地辅佐幼帝，不生异心。

孝庄没有理会鳌拜的奏折。

她心里非常清楚，这个多尔衮第二之所以还没有翻天，就是对自己这个老太婆非常忌惮。此时如果不下定决心，替康熙走这条夫人路线，给鳌拜专权制造潜在威胁，假以时日，就更难控制局面。孝庄以自己多年树立起来的威望，置鳌党的反对而不理，替康熙包办了这门亲事。

在鼓乐喧天声中，索尼满脸的皱纹慢慢舒展开来，而鳌拜凌厉的目光渐渐收敛。

四年之后的历史事件将证明，孝庄所下的这枚棋子，成为康熙身边定时炸弹的拆除者。

侵权的暴力哲学

孝庄为康熙铺就的夫人路线，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长线投资，短期之内无法获得立竿见影的利润。但这种资产的优化组合，在遏制鳌拜野心的同时，也会让其狗急跳墙。对权力的追逐，如同弯弓搭箭，一旦射出去，就再没有回头的可能。

康熙四年后的鳌拜就是这支箭，在追权逐利的驱动下越飞越远。

此时的帝国权力格局中，康熙虽然坐在金字塔尖，但只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类同摆设，国家大政方针都捏在四位辅政大臣手中。要想个人独揽大权，必须摆平其他三臣。索尼根深难拔，遏必隆是同党，鳌拜先拿苏克萨哈开刀。

苏克萨哈虽位列次辅，是努尔哈赤六驸马之子，帝国的一等公爵，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但其实是辅臣格局中最薄弱的一环。究其原因，是因为苏克萨哈来自正白旗，被索尼、遏必隆、鳌拜视为异类。皇太极即位后，为抬高自己地位，将自领之两白旗改为两黄旗，将多尔衮兄弟所领之两黄旗改为两白旗，黄白旗由此结下怨隙。而且，苏克萨哈经常叫板，不时挑战鳌拜的权威，让他很是忌恨。孝庄册立赫舍里氏时，苏克萨哈颇为眼红，走了一步臭棋，他以赫舍里氏长康熙一岁为由，“嗔怨年庚不对”，表示反对，差点破坏了孝庄的大计不说，还让索尼恨得咬碎老牙，以致日后鳌拜作乱时，索尼竟不顾权力格局的平衡，以私废公，支持整治苏克萨哈。

康熙五年(1666)正月十五日，鳌拜首先发难，矛头直指苏克萨哈。

当日，鳌拜在朝堂上表示，多尔衮曾将镶黄旗应得之土地给了正白旗，而现在镶黄旗土地贫瘠而不堪耕种，要求户部给予调换。在索尼、遏必隆的附议下，朝廷派出调查小组实地勘察，经查证后发现确有实情。调查报告呈报辅臣后，鳌拜派户部尚书苏纳海、侍郎雷虎会同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祚和巡抚王登联落实换地事宜。“圈地议起，旗民失业者数十万人”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孝庄听到风声后，对鳌拜等人的做法，给予了严厉指责，并谕旨停换。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是欲罢不能。

苏纳海领命之后，在地方住了一个多月，阳奉阴违，并未主持调换。而朱昌祚和王登联则是先后上书，直陈更换土地的弊端：“旗地待换，民地待圈，皆抛弃不耕，荒凉极目”，两人都建议停换。朱昌祚更是锋芒毕露，矛头对准鳌拜，指责他欺君枉上，矫诏行事，“若果出自庙谟，臣何敢越职陈奏，但目睹旗民交困之状，不敢不据实上闻”。

由于更换土地引起民乱，官员带头抵制朝廷的政策，并没有什么不妥。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在于，公私往往相互纠缠难分良莠，有时是打着正义的旗号整人，有时又以卑劣的手段维护公器。苏纳海是正白旗人，朱昌祚是镶白旗人，苏克萨哈得知孝庄反对调换后，立即暗示二人反戈一击，企图借助后宫的力量，废止调换土地政策，进而痛击鳌拜。

鳌拜知道，要搞垮苏克萨哈，必先断其手足，折其羽翼。当下，他以不奉旨办差为由，下令兵部、吏部将苏纳海、朱昌祚和王登联逮捕，交刑部议罪。在向康熙汇报该案时，鳌拜联合索尼、遏必隆，奏请处以重典。对于鳌拜此举的动机，康熙心知肚明，这是鳌拜借自己的手清扫异己力量，因此“未允所请”。有这样一个痛打落水狗的机会，鳌拜怎么可能放过？他以手中代康熙批红之权，擅自矫诏，将三人绞死。

鳌拜出招之凌厉狠毒，无论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都大为震惊。

官场斗争讲究使用太极手法温柔对敌，看似推捏揉搓毫无力道，实际上“谈笑间”，能使“樯橹灰飞烟灭”。此种斗争最忌讳横冲直撞，如同三十二路伏虎拳，看似呼呼生风霸气十足，固然也能杀敌牟利，然则花架子居多，一旦被看出破绽，就能一招落败，甚至搭上身家性命。此次鳌拜所耍并非迷踪拳，而是来有踪去有影的形意术，内力透过三位重臣，击向苏克萨哈这个形，其实意取康熙。鳌拜虽然粗鲁，但并不是傻瓜，他赤裸裸地奉行侵权的暴力哲学，敢于将意图暴露于朝堂面前，犯下政治斗争大忌，根本原因在于有恃无恐。

鳌拜所恃的是他编织的权力关系网。经过猎杀苏纳海等三人一役，更加检验了这张网的捕捞能力。苏克萨哈隐约感觉到脖子开始冒凉气。他和鳌拜最初关系并没有这么僵，两人甚至还有姻娅之谊，而今时过境迁，玩权术怎么还顾得上讲亲情，权力从来就不相信血缘和眼泪。看着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家人模糊的泪眼，回头再瞅瞅膝下环绕之儿女，苏克萨哈胆怯了，他决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退出。在打退堂鼓的时候，苏克萨哈忽略了一件事，一旦踏上政治斗争的旅程，还有回旋的余地吗？此时，对家鳌拜也正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让他输得永不翻身。

谁能得到这个机会呢？

康熙六年(1667)七月初七，十四岁的康熙在这天开始亲政。一个月前，首辅大臣索尼病逝，鳌拜成为实质上的辅臣魁首。没有了索尼的制约，鳌拜的专权更加无厘头。对手不时抛过来狰狞眼神，让苏克萨哈彻体冰凉。十三日，他上疏康熙，请求辞职看护先帝陵墓，使“如线生息，得以生全”。

鳌拜冷冷地笑了：你以为自己是陶渊明啊，官做不好了就挂印而去，寻找自由呼吸的桃花源，我的天下哪有你诗意栖居之地？既然选择了远方，你就风雨兼程吧。他当即以“辅臣称旨”的名义，给苏克萨哈扣上了一顶大帽子：“兹苏克萨哈奏请守陵，如线生息得以生全，不识有何逼迫之处，在此何以不得生，守陵何以得生？”到底谁逼迫你了，在朝廷怎么没法生存了，守陵怎么就能生存了，朝廷还不如坟墓吗？

十五日，在鳌拜的主持下，议政王大臣召开紧急会议，以“往守陵寝进行要挟，实有不愿归政之意”的罪由，将苏克萨哈全家和亲信批捕。在遏必隆家的牲口圈里，鳌拜和班布尔善等人罗织了二十四条大罪。十七日，奏请康熙将苏克萨哈和长子内大臣查克旦凌迟，其余子侄无论成年与否全部斩立决，家产没收充公。

这是一出杀鸡骇猴的欲望表演。

康熙清醒地认识到，苏克萨哈一案纯属冤狱。鳌拜之所以痛下杀手斩草除根，固然是为了发泄私愤，更重要的是想借苏克萨哈全家人头警示所有的政敌，他鳌拜才是大清的青天白日。出于自保和悲悯，康熙“坚执不允所请”。鳌拜根本就没把皇帝当回事，他“攘臂上前，强奏累日”，软硬兼施，逼迫康熙签字。

康熙颤抖着拿起朱笔，在奏折上违心地留下了御批。此时，连他本人都已无法分清，这颤抖是因为愤怒、震惊还是慌乱、痛惜。他除了将凌迟改为绞刑，稍微减轻苏克萨哈和查克旦的痛苦外，已经无能为力。

菜市口的夕阳将地上的血色涂抹得更加浓重，十四条冤魂在夏日的夜幕里随风飘荡。在高大豪华的府第里，我们无法想象帝国第一勇士鳌拜是否正品着泛绿的香茗，沉浸在畅意恩仇的快感中。但完全可以预见，铲除了一个潜在的对手，肯定让鳌拜的心花怒放，胃口大开。

他似乎并没有想过，一个隐忍多年的孩子，日后将会激荡出多大的反弹力。

一项传统的阴谋式美德

皇帝是一个很无聊的职业，看起来君临天下风光无限，其实高处不胜寒，寂寞得很。李世民喜欢和群臣打成一片，有个下属上书劝谕，“皇天以无言为贵，圣人以不言为德”，让他少说两句，以保持神秘，树立威严。

康熙这个皇帝干得更没意思，先别讲愿不愿意说话，就是想说也没有机会。鳌拜专权，根本不容他发表独立见解。康熙登基时只有八岁，正是贪玩的年龄，却只能穿着制服，乖乖地端坐在那里，有时一上就是一天班，完全泯灭了儿童的天性，拿童趣换无趣。到了十四岁已属于少年叛逆期，最讨厌别人说三道四的时候，而鳌拜却整天咆哮朝堂，却不得不逆来顺受，完全是拿青春赌明天。被这样一个人物骑在头上，不被逼傻也会被逼疯。康熙愣是硬撑了六年。康熙的心理素质如此过硬，固然得益于孝庄的调教与排解，也与个人的天赋秉性不无关系。

一句话，康熙天生就是职业皇帝。

有个小故事见于正史，虽然有溢美之嫌，但也可以一斑窥全豹，看出这位未来帝王的潜质。玄烨六岁那年，顺治曾问他和福全的志向，独眼的福全回答愿为贤王，而麻脸的玄烨胸怀天下，一板一眼地回答说，愿效法父皇。顺治莞尔一笑：这孩子生来就是帝王的料。两人高下立判的回答，可以说是源于政治上的早慧，而这种思维和观念上的发育，肯定得益于孝庄潜移默化的训导。

索尼虽然已是老眼昏花，但脑子却未糊涂。

康熙六年(1667)三月，感觉自己时日不多的索尼，决定把孙女婿扶到前台上去。他联合苏克萨哈，极力推动鳌拜和遏必隆，以康熙年届十四岁为由，恭请皇帝亲政。康熙没有答应，他敦请四大臣继续辅政。索尼见主子似乎没有理解自己的意图，拖着病体多次上疏，奏陈亲政事宜，康熙还是没有答应，把奏折压在那里不予答复。到了六月，索尼再也支撑不下去，撒手西去。

关于缓迟亲政的理由，康熙是这样解释的，他认为自己“年尚幼冲，天下事务殷繁，未能料理”。政治家之言不只是沾濡染墨的文字问题，更多的是指东道西的利弊分析。年幼是真，事繁不假，未能料理是否属实，就要打个折扣了。以康熙和孝庄的政治智慧，加上索尼等人的辅佐，就算不能使政务条条俱善，也不至于荒废凋敝。然而，康熙有自己的打算，此时即使亲政，有鳌拜把持国柄，自己只能做个挂名皇帝。与其直面与鳌拜冲突，不如让索尼、苏克萨哈等人继续作为缓冲带，自己在幕后养精蓄锐。刚刚学会走路，跑起来怎么能不摔跤？!

索尼之死打乱了康熙的计划。

索尼一死，意味着权力格局失衡。此时如果还不亲政，继续躲在象牙塔里学习走路，首先到达终点站的未必就是康熙。虎崽再小也有长大的那一天，迟早要学会自己猎食。他必须提前站出来，以自己为障碍，直接面对正在权力路上狂奔的鳌拜。七月上旬，他将索尼等人的多份奏疏，下发给众位臣僚。经过充分的舆论准备后，于初七在太和殿宣布亲政。

名义上是权力无边的天子，实际上连自身的安危都不能保障。面对鳌拜的不断挑衅和步步紧逼，少年康熙所能做的就是隐忍。康熙非常清楚对手的能量，鳌拜是三朝元老，朝野上下到处都是他的私党，如果轻举妄动只能打草惊蛇，搞不好会搬起石头砸了脚。

老子讲：“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加官晋爵并不意味着提拔重用，有时往往是修理整治的开始。与人斗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非心思缜密谋事长远者不能为之。

为了麻痹鳌拜的神经，康熙不断给他加官晋爵。亲政后一个月，康熙为安抚鳌拜，授其一等公，其子那摩佛承袭其原有之二等公。一年后，又拜其为太师，那摩佛为太子少师。大清国的官帽有的是，多封几个官不过就是多加几两银子的工资，并不碍大局。随着官帽子越戴越多，鳌拜的脑子也越来越迷糊。

这里，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隐忍”二字。

隐是藏拙，藏拙才能韬光养晦；忍是守性，守性方可泰然取远。隐忍不是窝囊或者胆怯，而是一种“尺牍之间，情怀千里”的境界。官场政治中人事极其复杂，故高人多奉行隐忍二字，常以一副大肚弥勒的面孔示人，金刚怒目状则不是不成熟，就是脑子进了水。隐忍是一项传统的美德。无论勾践卧薪尝胆，以期闻达于诸侯，还是刘禅乐不思蜀，以期苟全于乱世；无论蔺相如宁愿退避三舍，不同廉颇争强弱，还是韩信甘心胯下之辱，不与泼皮论短长，目的不同，结果有异，然都遵信的是隐忍的信条。能隐忍者大智慧，谋定有后算，必定是非常之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隐忍是一种利害计算，属于典型的阴谋式美德。

有一则史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康熙的隐忍策略。

鳌拜有一次摆架子，在府里装病不上班，想让康熙亲往探视，以炫耀自己的尊贵，可又怕他趁机发难，就在被窝里藏了把刀。御前侍卫们到了寝室之后，发现鳌拜脸色有些不自然，急忙掀开被窝搜查，发现鳌拜怀揣利刃。当时鳌拜、家人及其侍卫非常紧张，一场拼斗一触即发。如果此时发生冲突，很难说鹿死谁手。

十六岁的康熙哈哈一笑：刀不离身是咱们满族人的风俗，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举手投足间，避免了一场刀光剑影。而鳌拜一身冷汗以后，产生了一个致命的误会，这个小子不过是个糊涂虫嘛!

当对手面对挑衅或欺辱，还能保持谦恭镇定时，千万不要被表象所迷惑。看不起对方的智商，只能说明自己的智商有问题。智商有问题，还要玩政治，离倒霉就不远了。

鳌拜很快就要为自己的智商埋单。

末日双规

康熙八年(1669)五月十六日，大清帝国第一实权人物鳌拜和往常一样，迈着稳重而轻快的步伐，赶往南书房去上班。

北京的初夏干燥少雨。阳光洒落在马路上，泛起热辣辣的钝光。偶尔一阵热风吹过，也燥热得让人打不起精神。整个京城在单调的蝉鸣声中，如同茶馆酒肆里的小二，懒洋洋地打着盹儿。

鳌拜后背早就湿透了。官衣官帽虽然看起来体面，夏天穿在身上却很遭罪。官服事关国体，妆容牵涉政治，绝对不可掉以轻心。不过，鳌太师身上很热，心里却清凉如水，没有什么比权力更能令人容光焕发。一路走来，太监、侍卫们的眼神饱含崇敬，同事们则连辫梢都挂满了谄媚，鳌拜的心情像头顶上的太阳，熠熠生辉。整个大清帝国都笼罩在自己编织的铁网中，巍峨森严的紫禁城不过是闲庭信步的后花园。

然而，令鳌拜始料未及的是，当他迈着八字步缓缓进入南书房时，一张大网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悄悄撒向了他的头顶。

康熙出手了。

这些年来，康熙虽然位居九五之尊，但权力的美酒都被鳌拜一人喝了，馋得自己嘴里流口水。在鳌拜一党的把持下，别说按照自己的旨意推行政务，就连重要岗位的人事任命权都被掳走。户部尚书空缺时，康熙本打算提拔玛希纳，鳌拜却和班布尔善暗箱操作，令亲侄玛迩赛充任，接管了帝国的经济命脉。玛迩赛不久病死，鳌拜指使党羽替其请谥，康熙不答应。鳌拜一不做二不休，自己矫诏谥玛迩赛“忠敏”，干脆剥夺了皇帝的话语权。

在动手之前，康熙两次摸了鳌拜的屁股。

康熙六年(1667)，朝廷下旨鼓励大臣直谏。臣工慑于鳌拜的淫威，都不敢上书言事。只有弘文苑侍读学士熊赐履打破沉默，引用程颐“天下之乱系宰相”之语，奏章皇皇数千言，矛头直指鳌拜。鳌拜拟以“妄言罪”打击报复，康熙据理力争，坚决反对，鳌拜的图谋没有得逞。

康熙七年(1668)，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弹劾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四年前，杨光先为谋取监正一职，诬告汤若望改革历法意欲谋反。出于打击顺治朝旧臣，鳌拜将汤若望、南怀仁等下狱。杨光先接任后，由于不懂天文历法，致使预报纰漏百出。康熙认真调查取证后，确认杨光先外行领导内行，果断将其撤职，以南怀仁代之，推翻鳌拜旧判。

保护熊赐履，罢免杨光先，看似是整饬朝政，实际上是一套试探鳌拜的组合拳。高手过招，往往不急于攻敌制胜，而是先走上几个趟，估摸一下对手的实力。两个回合下来，康熙发现鳌拜虽然势如猛虎，不过是一只外强中干的黔之驴，缺少心计和智谋。但鳌拜毕竟经营多年，党羽遍布朝野，轻举妄动只能是自乱阵脚。康熙相信，只要自己开动脑筋，完全可以四两拨千斤。

1513年，马基雅维利写出了他的不朽名著《君主论》。在这部被称为人类有史以来对政治斗争最独到、最精辟、最诚实的“验尸报告”中，这位意大利人写道：“君子恪守信用是重要的。但是，欺骗、虚伪、尔虞我诈、阴谋诡计，对巩固统治更为重要。”康熙不可能读过这部作品，但他对君主统驭之道却了然于心。

在皇权面临巨大威胁的时候，他想起了祖母孝庄太后四年前下的那枚棋子。

鳌拜刚踏入南书房的大门，十几条人影向他扑了过来。

缺少历史典籍的详细记载，我们没法进入离奇而惊险的武打场面。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翻一翻《鹿鼎记》，金庸先生的文学想象，也许可给我们一种现场性描绘。尽管情节和文字很夸张，但真实的情景绝对惊险有过之而无不及。

惊慌中，鳌拜发现这十几条人影，竟然是那些十五六岁的布库戏演员。

康熙知道，鳌拜是满洲第一勇士，对待这样一个实力派权臣，只能智取，不可力敌。也许是康熙少年心性，他居然动了自己亲手擒鳌拜的念头。如果对号入座的话，索尼第二子索额图就是《鹿鼎记》中韦小宝的原型。这位康熙正宫皇后的叔父，从小就在皇宫大内担任侍卫，和康熙成为莫逆之交。康熙七年，担任一等侍卫的索额图，开始兼任吏部侍郎。在康熙的授意下，索额图专门挑选了十几个少年侍卫，练习满族传统的摔跤运动——布库戏。

在鳌拜心目中，康熙不过是个孩子，不理政务而纵心于摔跤，和宋徽宗喜欢书法、天启帝钟情木工一样，只能是玩物丧志，而天下大权，则旁落在自己手中。眼看康熙沉湎于布库戏，鳌拜“心益坦然”，在朝堂上进进出出，毫不戒备。高兴之余，他还亲自指点几招。鳌拜吃了糖果忘了疼，完全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当年孝庄联姻索尼，就是为了对付他。康熙八年五月，索额图辞掉吏部侍郎，专心致力于训练侍卫摔跤。这种异常举动，显然是有所企图。可惜权力的耀眼光环，迷惑了鳌拜的心窍。

侍卫训练成熟后，康熙决定对鳌拜实施双规。

自古以来，从事政变或整人的高手，都奉行一条夺权曲线，即从清理外围入手，对目标实施迂回包抄，待解决掉羽翼势力后，再轻松地直捣黄龙。为防止鳌拜党羽作乱，康熙动手前，接连将他们派往外地，其弟内大臣巴哈差往察哈尔，其侄侍卫苏尔马差往科尔沁，其亲家理藩院左侍郎绰克托差往苏尼特，其死党工部尚书、都统济世差往福建巡海。

五月十六日，鳌拜被摁倒在南书房。

他抬起头看了看康熙，才发现这张十六岁的麻脸，竟是如此威严而不可侵犯。鳌拜心里一阵抽搐：权力的黄昏在这个上午提前到来了。

鳌拜被擒后，康熙考量其所立之战功，只将鳌拜终身监禁。对诸党羽的处置，也尽量缩小打击面。可以说，对鳌拜案的处理，显示了康熙仁慈宽恕的一面，不过，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在于，“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如果打击面过宽，势必人心惶惶，影响政治稳定。在鳌拜的淫威下，连康熙都寄人篱下，何况一般臣子？智擒鳌拜后，康熙稳稳地坐在了龙椅上。以少年康熙的智商和胸襟，中国王朝史上的最后一抹辉煌，发生在他的执政期，完全在情理之中。

如果我们今天回味鳌拜故事，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道理：权力最本质的特点是垄断而排他的，领导永远是领导，无论他年龄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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