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与真实：上古时代：夏商周春秋战国(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白至德

出版社：红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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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与真实：上古时代：夏商周春秋战国试读：

前言

父亲白寿彝指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随时分析研究当代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同时亲自作了许多历史的比较研究。我们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及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书中可以看出，伟大的导师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正是在比较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阐明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使史学发展成为科学。《白寿彝史学二十讲》拟定编写11册，这是一套普及中国史学知识的丛书，也是为了纪念父亲白寿彝一百周年诞辰（1909—2009年）而作。

父亲白寿彝（以下简称白寿彝）的史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以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最为突出。同时，他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交通史等方面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成果。他对于历史理论的重视，贯穿于他的许多论著之中，这使他的著作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不仅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而且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1999年，白寿彝九十诞辰，中国史学会写来了贺信，信中写道：

尊敬的白寿老：

值此先生九十华诞之际，中国史学会向您致以衷心的祝贺！祝您寿似巍巍南山松，长寿再长寿；学如浩浩长江水，开拓再开拓！

春秋九十载，学术生涯70年，先生学术的追求，是创新的意识，批判继承祖国文学遗产，成自得之学；先生学术求索的理念，是通古今之变，关注祖国历史的兴衰，思考民族的未来。先生在民族史、民族理论、文学理论，在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中外交通史以及历史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您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史学，丰富了对中国民族历史的认识，深化了对中国历史民族特点的理解。近20多年来，您以超凡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带领我国数百位专家和学者完成了皇皇巨著《中国通史》，为中国当代史学事业又做出新的重大贡献，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50年来，您为新中国的历史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提出历史教育与历史教学的改革，并且付诸实践，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史学工作者。春风化雨，桃李满园，现在他们中很多人已成为我国史学队伍中的中坚力量。每当人们看到史林中万木参天、花繁枝茂的景象时，就会想到这中间有您的辛勤劳动，不能不由衷地感谢您。

先生于1949年参加了郭沫若先生主持的新中国史学会，是中国史学会的创始人之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您又担任了第二届理事会主席团成员，对学会的工作热情关怀，悉心指导，在学会工作中倾注了您不少的心血，使我们深受鼓舞，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决心追随您之后，努力工作，为我国史学的发展竭尽全力。

先生之学博大精深，先生之德育化后辈。

这封贺信足以说明白寿彝在我国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方面所付出的辛劳。

谈及“白寿彝史学”，白寿彝主编有《史学概论》一书。《史学概论》就历史观、历史文献、史书的编著、史书的体例、历史文学、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中国近代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当前的任务等重要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都是学科建设中的重要问题，被史学界认为是同类著作中最有特色的论著之一。

在20世纪50年代，白寿彝与同志们在一起谈天，提起史学概论来，都认为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写这么一本书；同时也认为，在高等学校历史系应该开设这门课程。至于这本书应该怎么写，这门课程应该讲些什么，大家一时想不出办法来。一年一年过去了，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认真讨论过。后来，白寿彝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开了这门课程，主要讲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白寿彝并不认为这种讲法是对的。因为他觉得，如果只讲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就应该叫历史唯物主义，不应该叫史学概论。他为这个课程内容问题，多年来一直感到不安。

1982年，因为《史学史研究》季刊的需要，白寿彝每一季度撰写一篇文章，总题目是《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在酝酿这四篇文章的过程中，白寿彝逐渐产生了写史学概论的思想。这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论述中国史学遗产几个重要方面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他想在这本书里，提出一些问题，请同志们讨论。也希望它能成为教本，多少给同学们一些帮助。

1994年2月，《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两集）出版了，他在其中的“题记”中写道：

这是我60多年来所写历史、历史学、历史教育等文章的选集，所收文章写的最早是在1929年，最近的是在1993年。这些文章原来是跟民族宗教的文章编在一起的，当时称作《困学存稿》，并请周林同志题了字。1992年8月，民族宗教的文章以《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的名义单行出版了，剩下更多的文章，编成这部《史学论集》。

本书所谓史学，主要是指史学史。像民族史那样，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更确切地说，是一门在树立中的学科。史学史的任务是阐述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对于中国史学史来说，是要我们对本国史学作出系统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总结。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没有长期细致的工作，是做不好的。我在40年代初因学校要开设这门课程，我开始试写讲稿，讲稿写到清末。60年代初，我另起炉灶，重新写史学史讲稿，写到刘知几，因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起来，没有能继续写下去。这一次的讲稿，在北京师范大学排印了，题作《中国史学史教本》。1983年6月，我开始写史学史的第三个稿本，在1984年12月完成了第一卷，题名《中国史学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经过十年动乱，第一个稿本已不知弄到哪里了。第二个稿本虽只印了500本，但毕竟是印出来了，因而得以保存下来，并在相当范围内得以流传。现在的第三个稿本，虽在不少地方已与《教本》大不相同，但《教本》仍有可以参考的地方，还有不少章节是第三稿还没有写到的。因此，我把《教本》也收入本书。本书所收关于史学史的专论，在现行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卷以至将来的有关各卷，都不会容纳得下，也都放在这里，请同志们指正。

上面所讲到的《中国史学史》，在白寿彝去世后的2006年12月出齐了6卷本，此为白寿彝主编。

白寿彝曾经说道：

本书论述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上起传说时代，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分册陆续印行……

白寿彝九十华诞之际，由他总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22册全部出齐。他说：

我国的一些著名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生前曾主持出版几种中国通史著作，但都没出齐。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大型中国通史。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在教学过程中以及出国做学术访问时，都迫切感到，从国内外需求看，有必要编写一部大型的中国通史。1972年，总理周恩来提出了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这就更坚定了编写通史的决心……

20多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终于写出了自己的通史，终于可以宣布，我们有了新中国的历史书了……

我们要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不仅让中国人看，也要让外国人看。让人们了解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中国史学家刻不容缓的责任。我们要对子孙后代负责！

史学家的责任，是把理论和实际二者融化在一起，按照历史真实的面貌，发展规律，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史。

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认识。这些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而在《导论》卷（即白寿彝主编的第一卷）作了系统的和充分的阐述。《导论》包含九章，阐述了以下问题：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对这些理论问题，《导论》卷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总结出来并加以阐述的。《导论》卷注重讲理论而不脱离史实，举史实而提升到理论。诸如：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问题。《导论》指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逐渐形成起来的。提出了统一的四个类型的论点，即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

——关于历史分期问题。《导论》指出：分期问题的讨论不要局限于中原，要努力在全国范围内考察，应当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的状态上掌握一个时期的整体性。提出了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的见解，而分期的标准，应当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地主阶级身份的变化、农民阶级身份的变化、少数民族地区和广大边区的发展变化、中外关系的变化等综合考察的标准；

——关于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问题。《导论》提出了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的理论认识，即：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地理条件与民族、民族关系，地理条件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关于生产者、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问题。《导论》突出了直接生产者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直接生产者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特点；把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个方面看待，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问题作为中国历史之基本理论看待；

——关于生产关系、阶级结构问题。《导论》提出了封建社会中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封建社会阶级结构的等级以及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的社会矛盾之中居于主要的矛盾方面的论点，并把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官绅地主视为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变化的四个阶段；

——关于国家职能问题。《导论》全面阐述了国家职能，即国家不仅具有统治职能，还具有社会职能；认为简单地把剥削阶级掌权的国家看成是一无所取的，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

——关于中国与世界问题。《导论》阐述了中国历史发展之连续性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二是中国文明在文化发展上也未曾有断裂现象；同时阐述了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以上几个方面，都程度不同地显示了本书在理论上的创新，显示出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

白寿彝在总主编《中国通史》之前，还主编了《中国通史纲要》（2册本），它确是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纲要、总构思、总架构。《中国通史纲要》先行，更有利于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最终著成。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和他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虽然在内容上悬殊，在表述上也风格各异，但是在“通”字上下功夫，则是一致的。

白寿彝指出：

我们在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这有待于读者的论定。

1999年4月26日，在“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暨《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发来贺信（电），与会全体同志受到极大鼓舞和鞭策，他们认为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样，江泽民、李鹏、李瑞环、李岚清、许嘉璐、王兆国等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还有陈至立、胡绳等有关中央部委的领导同志，如此集中地对白寿彝的工作成就表示祝贺，确实罕见。

江泽民同志在贺信（1999年4月25日）中指出：

白寿彝同志：

您主编的二十二卷本《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您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对您和您的同事们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着直接的关系。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不断传承和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我国的历史，浩淼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这对我们推进今天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力量。我一直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历史。历史知识丰富了，能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我提倡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而讲政治、讲正气，也是要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作基础的。

我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

有关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及白寿彝有关中国史学的重要论述，正是指导我们编著好《白寿彝史学二十讲》系列丛书之指导、之根本。

史学是通过史料研究历史发展过程本身的学科。我们研究史学，有必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含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民族都不是孤立发展的。每一个民族都为祖国历史的创造出过力，又与祖国的命运、前途共存。《白寿彝史学二十讲》系列丛书的主要内容包括：远古时代、

上古时代

我们现在已经跨入了崭新的21世纪，中华民族奋进的步伐，越迈越大，越迈越快，这个崭新的21世纪是属于我们的。让我们用力去触摸史学，就可以深刻地感悟到历史的真谛。我们只有重视历史的功能和作用，通过加强历史教育，弘扬和培育我们自己的民族精神，彰往知来，才能最终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

让我们共同努力吧！白至德2009年9月19日 林萃书屋上古时代

这里论述了我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一直到战国末年的历史。从历史发展顺序上看，这约略相当于一般历史著述中所说的奴隶制时代。但在这个时代，奴隶制并不是唯一的社会形态。我们用“上古时代”的提法，可能更妥当些。

这里叙述的是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早期的形成发展史，也是论述的从单一民族到地区性多民族统一的过程。

我们今天的考古学者在极大的程度上概括了远古时代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认真地从考古学文化入手，理清了中国史前民族、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脉络。这在以往的史学撰述中是没有前例的。这在考古学工作上，也是一项创举。

但是，我们研究中国上古时代，是需要正确地、详细地占有史料的。今天我们要研究夏商周时期、东周初年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除了考古资料、古文字学等资料外，还需要依靠文献资料而取得。我们在研究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应该如此。

按传统的说法，夏从禹开始，到桀灭亡，共有14世，17王，经历了400多年，这约相当于公元前21世纪或稍早一些，直到公元前18世纪。但按古老的传说来看，夏王朝的建立者不是禹，而是他的儿子启。

周时期，是我们所见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商王朝传17代，31王，670年，这大约是公元前18世纪末到公元前11世纪。周，有西周、东周，这里是指西周。周传11代，12王，290多年。这大约是公元前11世纪中叶到公元前771年。在这900年左右的时间里，历史记载由零星的记录向系统的记录发展，由不自觉的记录向自觉的记录发展。

文字和历法，是历史记载的重要条件。有了文字，才有记载历史的工具。有了历法，才能具体表达历史进程的时间顺序。这两个重要条件，在商代都已经有了。

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东周开始。公元前256年，东周亡。东周共经历了25个王，514年。周东迁后49年，即公元前722年起，史家习惯上称作春秋时期。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221年，习惯上称作战国时期。春秋时期，是指《春秋》一书中所记的历史年代，即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战国时期，一说是从公元前475年算起，一说是从公元前476年算起，又一说是从公元前403年算起，今用第三说。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之间，有76年，即公元前480年到公元前404年。今把这些年代，附春秋时期之内。

周的东迁是政治上的重大变局。此后，变化越来越大，诸侯各国之间的兼并越来越有所发展。在春秋时期，有的大国曾吞并了30多个小国，有的大国甚至吞并了四五十个小国。相传西周时期有1800国，到春秋时期兼并为100多个，在政局上起作用的有十几个。到战国时期，只有七个大国十几个小国，最后是秦的统一。东周初年和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的时期。第一讲中国史学的童年时期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中国史学史可以分为七个时期。先秦时期是中国史学史的创始时期，多年以来，我习惯于称它是童年时期。

甲骨文出现以后，更晚是金石文字出现以后，再晚是竹帛作为书写工具以后，同时更因为社会生活也越来越复杂以后，历史的记载逐渐多起来了，记录的形式也逐渐完备起来了，历史的记录也逐渐成为有意识的工作，历史观点也逐渐有了发展并出现了不同的争议。

自甲骨文出现以至春秋晚年，历史记述的对象都以王公贵族为主体，殷商的王，是生时为王，死后为神。殷商的始祖，是氏族神，也是至上神。周人接过殷人的信仰，同时又都对它们加以改造。周人认为，他们的始祖也是至上神，但他们的氏族神是至上神的儿子，并且认为殷人的氏族神也是至上神的儿子。这就是说，至上神和氏族神在殷人那里是一元的，在周人这里是二元的。至上神在周人这里法力更高些，它的神权超出于一个氏族之外了。在周人的这种信仰中，实际上，神的威信反而有一定程度的架空，而人的积极因素却相应地增加了。宗周晚年，由于饥馑和变乱，传统的信仰受到了怀疑，神的威信动摇了。春秋时期，天道、人道之间有了问题，人事就越来越被重视。战国时期，有了更为急剧的社会变化，没有传统身份的才智之士有了较多的施展才能的机会。因而，战国时期的历史记述就有了较为广泛的内容，而冲破了贵族历史的局限。在历史观点上神意与人事的斗争、变与不变的争议，都远比过去突出。

如果说远古的传说属于中国史学先秦时期的第一阶段，殷商宗周则可说属于第二阶段。这时有了甲骨文、金文、《尚书》中的一些篇章，这都属于官文书性质。还有《诗经》里的一些属于《雅》《颂》的诗篇，这也多属于官方的制作。宗周晚期以至春秋年间，王朝及侯国有了国史，这可说是第三阶段。但这时期历史记载的原文几乎没有传下来。春秋末年以至战国年代，是先秦时期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从孔子开始的。

孔子生当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年代。他的思想和事业都反映了社会制度交替时新旧交替的矛盾。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局面，使学术从官府垄断的状况下得到解放，使无传统身份的人也有机会接触这些从不能接触到的东西，这是孔子在学术传习和教育制度上的革新。但他所用以教育年轻一代的是《诗》《书》、礼、乐，这仍然是旧有的传统知识。在政治上，他以学者的身份周游列国，过问人家的政治，这也是一件新鲜的事情。但他所宣传的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仍然是古圣先王的那一套，这是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他在政治思想上，不断谴责当时的“天下无道”，而希望一个“天下有道”的社会，而这个“天下有道”的社会，在口头上是孔子理想的社会，实质上又不是他所标榜的古圣先王之道。在史学领域里，孔子作《春秋》。从我们所见到的一些材料来看，这书所依据的材料和编写体例是因袭史官所职掌的官史，而把鲁隐公以后的242年的史事编成一部史书，并如后人所谓“寓褒贬，别善恶”者，以一字之微，表示史事的曲折。这可能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孔子开始了私人作史，并以所著史书传授后学。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春秋》之后，有《左传》《国语》《公羊传》《穀梁传》。这些书基本上都是讲述春秋时期史事的。《春秋》所记，只是简单的事目，并没有写出史事的具体过程。有了这几种书，春秋时期的史事传下来的，就具体得多了。《左传》《公羊传》《穀梁传》，长期称为“春秋三传”，列为经学书。而讲史学史的学者，很少提到《公羊传》和《穀梁传》。其实，经书如《尚书》《诗经》本身就是史料。“春秋三传”更是记载史事发展过程的史书。《左传》作于战国时期，目前学术界已没有多大的争论。《公》《穀》二传，一般认为写于汉初。但这二书，从其内容来看，是解释《春秋》的口头讲辞，写定的时候可能在汉初，也会混有汉人的东西，但基本内容当是孔子弟子口耳相传下来的，可归入战国时期史书的行列。《春秋》和“春秋三传”是春秋末年以及战国时期的主要史书。《春秋》及“春秋三传”都是编年体史书，其中也有纪事本末体和传记体的形式。此外，还有《竹书纪年》，也是编年体。有《世本》，类似后来的书志。有《山海经》，可说是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志和风俗志。《尚书》中的《尧典》《禹贡》以及《仪礼》《周礼》《战国策》等，都各有自己的体裁。

在文字表述上，战国时期的史书，如《左传》写辞令，写战争，《国语》写论议，《战国策》写世态人情，《禹贡》写山川，《仪礼》写仪节委曲，以及《公羊传》《穀梁传》的文辞辨析，都各具特色。

从历史的往事上吸取教训，增长智慧；从一定范围的历史事例中总结经验，推断是非，这些都是宗周以来的政治家，特别是战国时期的学人、策士的实践活动。

那么，上面所谈及的史学史又是什么呢？史学史，讲白了就是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就是指史学发展的客观过程，就是以中国史学为研究对象的极为重要的一门较新的学科。按照我们的理解，就是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研究及论述。按照这样的任务，所涉论述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我们如今在这里讲史学，是为了解和研究史学，这必然要涉及史学史的范畴。中国史学史是开创性研究史学的十分重要的学科之一。

综观先秦时期史学发展的特点，一是由远古传说之极为迟缓的进展，经过殷周、春秋、战国而步履逐渐加快；二是文字记载由简单的片断逐步形成正式史书，其中包括有文采的作品；三是在编年史发展的同时逐渐出现了多种的史书体裁；四是历史观点上由神权的看法发展为人为的看法，并形成两种看法的斗争，实质上即有神论和无神论的斗争，同时在历史观点上还有变与不变的斗争。所有这些，说明史学的一些主要方面都已经有了，但基本上都还处于早期状态，还没有达到成长的阶段。如《春秋》及“春秋三传”是先秦时期最主要的史书，但都还是按年编次，连首尾起讫的原因都还不显著，这说明它们对于史书应具的规模还是不够的。后来，秦汉取代了战国，它们建立了空前的皇朝，中国史学也在曲折的道路上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第二讲从远古的传说到国史的出现

中国史学的历史，可以从远古的传说说起。所谓远古，是指有文字记载以前的遥远的时期。在这时期，虽还不可能有史学，但追本溯源，还是要从这里说起。先秦、汉初旧籍中所保存的远古流传下来的传说，尽管是零碎的、是难免为后人所加过工的，但也保存了后人无法虚构的一些内容，从而多少可以看出远古的人们传述历史的一些踪迹……

这些传说，不管在具体事件上的真实性如何，但在总的方面却反映了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在已经进行农业生产但还没有显著的阶级分化的氏族社会里，治水、耕稼和防御是极重要而又极困难的大事情，因而在这些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物就被群众当作神人般的英雄来颂扬。对英雄的颂扬是先民传述历史的最古老的形式。世界上有不少民族，都曾有过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史学上，这种颂扬的方式在阶级社会里还被继承下来。

我国文字不知创始在什么时候。现在见到的最古的文字是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这是殷商后期的东西。宗周时期也有甲骨文，近年在周原有大批发掘。甲骨文和宗周的金文以及《尚书》里的一部分文章，都是殷周两代王侯贵族遗留下来的官文书。还有《诗经》里的《雅》《颂》，收有宗周祭祀宴享的诗篇。以上这些文字记载出现的时代，已处在奴隶制社会时代。这些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特别是关于奴隶主统治集团王侯贵族的生活。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王家的卜辞。殷商甲骨文所代表的年代是从盘庚迁殷以后，一直到殷商晚年……金文是刻在青铜器上的铭辞。从殷商晚年到战国之末，都有铭刻出现，而以宗周的铭刻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百字上下至差不多500字的铭文占了相当的分量。

宗周金文多为王臣颂扬当时功烈庆赏之作。因此征伐、俘获、锡臣仆、锡土田、锡车马旗服彝器、锡金贝等史事的记载，金文写得详细具体。1.甲骨、金文的记载

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成文资料，始于商朝。商朝的文字资料，有陶文、玉石文、金文和甲骨文几种。其中以甲骨文最为重要，而且所占数量最为繁多。

殷人信鬼神，事事先占卜。占卜后便记下其中的内容，刻在甲骨上；或用朱书或墨书，写在甲骨上；或先写后刻；或不写，直接刻字；或镶嵌松绿石，这就是所谓卜辞。甲骨文绝大多数的，都为卜辞，也有与占卜有关的一些记事。

研究这种甲骨文字及其所记载的内容，进而对商代的社会历史各方面进行研究，这是我们的目的。

甲骨文出土在河南安阳殷墟以及附近地区，其中以小屯村出土为最多。在附近的侯家庄、大司空村、铁路苗圃、后岗、四盘磨、高楼庄等地也出土过几片乃至几十片。

甲骨文是商代后半期，也就是盘庚迁殷至纣辛亡国，8世，12王，273年间（约公元前1395—前1122年）所谓殷代的遗物。甲骨文还可以细分为不同的时期。

我国的文字发展到商代的甲骨文，已经是十分进步的了。从文字结构来看，甲骨文最基本的方法仍然是象形。但这种象形已经定型化，如马、牛、羊等许多字已和今天的写法差不多了。又已行款化，在直书上具有一定格式。而且文字象形，非常艺术化。又出现大量合体形声字，如凤，从凡声；酒，从酉声；水名如洹，亦从亘声。假借字亦普遍出现，如数字百、千、万，方位字东、南、西、北，都是假借。“又”字本象手形，借为又、有、祐、侑。可以看出甲骨文已经使用了后人所谓的“六书”的原则，但更多的还是象形、会意、形声、假借四种造字方法。虽然甲骨文基本上还是象形文字，但已不再是图画，而是将事物简化成一种固定的文字了。目前，已发现单字约5000个，其中能认识且能厘定的大约1000多字。甲骨文的篇幅非常简约，在一版龟骨上往往占卜多次，最多的在半块龟背甲上可以卜163次。原则上每个卜兆各为一条卜辞，或一组兆刻一辞。有的卜辞省到只一二字。尽管如此，仍有长文卜辞，可达50多字，60多字，甚至90多字，记事卜辞中还有100多字的长文。

甲骨文虽占卜所用，但内容丰富，不只是简单地记载吉凶而已，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无论商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如关于商代的农业、畜牧、田猎、货币、交通、先公先王、诸妇诸子、家族宗法、平民奴隶、方国地理、刑罚牢狱、征伐战争、天文历法、祭祀宗教、医药卫生等。特别是关于商代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像国家起源、社会形态、阶级关系、土地制度等，都可以从甲骨文里找到有关资料，从各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成文资料，数量繁多，内容丰富。从文字学来看，它比许慎的《说文解字》早了1500多年；从古史学来看，甲骨文发现之前，有关商代的记载只有《尚书·商书》五篇和《诗经·商颂》五首，就连2000年前的孔子都叹称商代文献不足。甲骨文材料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还有流传到今天的古典文献，像《尚书》《诗经》《楚辞》《山海经》和《史记·殷本纪》等书，到底哪些靠得住哪些靠不住，也必须研究甲骨文才能得到印证。甲骨学结合古典文献、考古学、民族学，经过详细地占有资料，加以科学分析，用以恢复商代的社会面貌，研究商代的历史，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80多年来，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材料总共约15万片。

除殷墟之外，自20世纪50年代起，相继在陕西扶风齐家、西安沛西、岐山凤雏，山西洪赵坊堆村及北京昌平等地发掘出西周时期的甲骨，其中以凤雏出土最多。

金文是殷商晚年到战国之末，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辞。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公元前3000—前2300年间，我国已经产生了青铜器。商周时代则是中国青铜器的高度发展阶段，具有格外鲜明的时代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周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特点。青铜器铭文不仅是研究商周历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我国文字发展的重要资料。

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器壁较厚，种类也多，体形高大，出现方形器，如著名的司母戊大鼎（一称后母戊鼎）。花纹多层细缛精致，线条秀丽。铸有铭文，从1—2字到10多字不等，多为族徽或其他图形文字，笔画刚劲，一般不作波磔体。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食器数量增加，花纹多为饕餮纹、夔纹，铭文字数增多，达数十字，甚至上百字或几百字，笔道肥厚，波磔明显。西周中晚期及至东周的青铜器，器形轻简，有成组器物，如列鼎、编钟等。花纹也变得日趋简单，长篇铭文常见，已不常用肥笔，且书法娴熟、行款排列较齐、文字欹落重复现象产生。东周时期的青铜器的铭文多样，但长篇记事铭文减少，一般只记督造者、铸工及器名，且为刻制而成，出现鸟篆等艺术字体，各国文字亦结构各异。

商代的金文字体与甲骨文相近，至周末逐渐与小篆接近，字数也和甲骨文差不多，认识的只不过一两千字。

金文的内容多属与祀典、赐命、征伐、契约等有关的纪事，却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我们可以依据一些铜器的铭文来确定其年代隶属于哪一个王世。其次，从金文的记载中了解到商周时期的重大事件，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金文颂扬功烈庆赏，多有永垂子孙后世之意。铭刻结尾常见“其子子孙孙永宝用”等语。这当然是首先希望器物永垂后世，同时也必然希望器物的历史即铭刻所述内容永垂后世。这可说，金文作为历史记载是有意识的，这跟甲骨文是不同的。2.《尚书》和《诗经》

秦代以前的经传诸子中，凡引《尚书》，都称《书》，至汉初始有《尚书》之称。“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也言“上古之书”。后世因它为群经之一，故又称为《书经》。

相传古时《尚书》凡3000余篇，孔子以《诗》《书》教弟子，《尚书》也曾经孔子编次。据史传所载，秦亡后，山东伏生（或伏胜）取出其藏于壁中的《尚书》28篇。汉文帝时，伏生在齐传授学生，此28篇也就始传于世。传说伏生年老，就由他的女儿代传，所以记录下来的错误颇多。伏生传的《尚书》，隶书写成，故名今文《尚书》。《汉书·艺文志》：“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其中的《尚书》较伏生所传的多16篇（其中的《九共》分为9篇，所以亦云多出24篇），称为《古文尚书》。当时，朝廷不看好这个古文本，到了光武帝时，即失去《武成》一篇；到了西晋永嘉年间，其余的15篇，也全亡佚。

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或梅颐）献上《古文尚书》58篇。这58篇，就是伪撰之25篇加上《今文尚书》（28篇）析为33篇，并书序共59篇。

唐代颁布《五经正义》为取士标准，《书》取伪孔安国《传》，于是该书愈益盛行。到了宋代吴械作《书稗传》，始疑这25篇及孔安国《传》为伪。朱熹《语录》中也颇有疑辞。

明代梅鷟作《尚书考异》，始明斥其为伪作，但论证还不确切。清初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列举128证，以明此25篇为伪书，于是遂成定谳。丁晏作《尚书余论》，更证明这是晋之王肃所伪作。到了现在，这伪《古文尚书》及伪孔安国《尚书传》的公案，总算是经学史上已经解决的问题。

清代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是《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合编本。其中属于《今文尚书》的有《尧典》（包括《舜典》，但无《舜典》篇首的28字）、《皋陶谟》（包括《益稷篇》）、《禹贡》《甘誓》（以上为虞夏书）、《汤誓》《盘庚》（包括上、中、下三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以上为商书）、《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包括《康王之诰篇》）、《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以上为周书）共28篇，注疏本分为33篇。每篇的写成年代各不相同，记录了涉及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中商周王朝的历史，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言论，而且也反映了古代社会制度、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方面的情况，以及古代天文和地理等等，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诗经》现存305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为15国风：《周南》11篇，《召南》14篇，《邶风》19篇，《鄘风》10篇，《卫风》10篇，《王风》10篇，《郑风》21篇，《齐风》11篇，《魏风》7篇，《唐风》12篇，《秦风》10篇，《陈风》10篇，《桧风》4篇，《曹风》4篇，《豳风》7篇，共计160篇；《雅》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计105篇；《颂》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计40篇。《诗经》大致创作时间是从西周到春秋，也有说成书于克商以前的先周时期，后种说法极少。《诗经》中反映地域，以《国风》考证，《秦》《王》《豳》，约当今的陕西省和河南、甘肃两省的一部分；《唐》，约当今的山西省；《魏》，约当今的山西、河南两省的接境处；《邶》《鄘》《卫》《郑》《陈》《桧》，约当今的河北省的西南部和河南省；《齐》《曹》和《颂》中之《鲁》，约当今的山东省；《周南》《召南》中的《汝坟》《汉广》《江有汜》诸篇，约当今的河南省的南部和湖北省的北部。《诗》中诸诗，是反映古代中原地区的作品，其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主，最南也在长江以北。《国风》是列国的民歌，占《诗经》的一半以上。由于采自民间的最多，人民生活的描绘也多，表现出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再加上文笔流畅，语言明快，节奏感强，篇章紧凑，铿锵有声，其文学价值极高。《雅》，是周族地区的乐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过程、农业生产情况、江南流域的开拓和统治者穷兵黩武、横征暴敛，人民备受剥削的生活，其中亦有由于周室衰微，奴隶主贵族哀叹日暮途穷之作，史料价值颇高。《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歌颂奴隶主贵族的宗功祖德，粉饰太平，语言简古，佶屈聱牙，思想和内容都较僵化，与《尚书》和铜器铭文类似，但富于史料价值。

今文《诗》，汉初即有三派，所设博士中分成三家：《鲁诗》，为鲁人申培所传；《齐诗》，为齐人辕固生所传；《韩诗》，为燕人韩婴所传。另外一部未立于学官的古文《诗》称《毛诗》，在民间私相传授。后来，三家诗全亡佚，《毛诗》反而独得流传至今。现在收存于《十三经》中的《毛诗》，就是古文诗《毛传》本。3.商周记载的特点和表述形式

总起来说，殷商和宗周的文字记载基本上是以王朝贵族的活动为中心的。这跟远古传说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颂扬为群众服务的公仆而这里颂扬的却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群众的统治者，并且在颂扬以外，还有讽刺。对于统治者的颂扬和讽刺，有时反映阶级间的矛盾，有时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在表述形式上，甲骨文、金文、《商书》《周书》和《雅》《颂》已表现为历史记载的萌芽状态。甲骨文有了形式略具的简单记事。如：

壬子卜，贞王田于斿，往来亡灾。丝御。获鹿十一。

这条记事，有时间（壬子）、地点（斿）、人物（王）和活动（田、御、获鹿）。后来发展起来的记事，也还是以这四者为主要的项目。甲骨文对时间写得不够清楚。有的只记了日而没有记年月。有的记了月日、事，末尾记上了月份，紧接着再记某年，如下二例：

癸未，王卜……在四月，王隹二祀。

癸卯，王卜……在九月，王隹五祀。

但这样的例子不多。

金文的表述形式比较多。有以记事为主的，可以《宗周钟》《舀鼎》《散氏盘》为代表。有以记言为主的，可以《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为代表。但无论记言或记事，都不一定记一时之言、一时之事，也不是连贯的几句话或几条事出现在一篇铭文里。

金文里有不少是不记时间的。但完全记着年月日的，要比甲骨文多些。有的写法类似甲骨文而又不完全相同。如《大盂鼎》在开端写“隹九月，王在宗周令盂”，而在结尾写“隹王廿又三祀”；《小盂鼎》在开端写“隹八月既望，辰在甲申”，而在结尾写“隹王廿又五祀”。这是先写月、写日，最后写年。又一种写法是一开头就写出年月日来，如《颂鼎》“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宫”。在后来的历史记载中，第二种写法得到了流行。《商书》和《周书》各篇的文体略类金文，而以记言为主。所记言词，有时能表达发言人的神情，似较金文为胜。记言各篇，在开端多有一小节记事。在《召诰》的开端，记事之词较详。它是按月日的先后记史事的进展的。《金滕》和《顾命》是《周书》中仅有的以记事为主的两篇，也是《尚书》全书中比较完整的记事文字。《金滕》环绕着金滕藏书、启书的情节，叙述周公的忠贞、遭谗以至终于得到谅解的整个故事的发展过程。前后六年，有始有终。《顾命》从成王病重开始，接着写成王的遗命。此后，写成王崩后奉迎康王的礼仪，接着写康王和卿士进入朝堂、君臣相见及康王之诰。《顾命》善于利用时间的顺序、空间的方位，把易于陷入繁琐混乱的细节写得清清楚楚，并且还能写出一种静穆庄严的气氛。从文字的形式说，这两篇在《周书》中是代表发展的阶段的。《逸周书·世俘解》是一篇记事的文字，但全篇文字前后不一定连贯，是用几段文字拼凑在一起的。《尚书》中，也往往遇到这种情形。

对于时间的明确记载，《尚书》是很贫乏的。全书中只有《洛诰》在篇末记了具体的时间，是以日月年为次的。《召诰》记了两个月份和许多甲子，却偏偏没有把年代记上。《逸周书·世俘解》记了月份，并详细地记了甲子，也是没有记上年代。

把《雅》《颂》作为一般的历史记载去要求，它们有更多的缺点。第一是完全不记年月日第二是很少记地点。第三，明显说到人物的也并不普遍。第四，一般说得笼统而夸张。但它们是宗周一代史诗的总汇。史诗的体裁在后来没有得到发展，《雅》《颂》对于后来流行的某些历史体裁却有创始的意义。像前面提到过的《生民》《公刘》等诗，实际上歌咏了一些英雄人物一生的事迹，这在体例上是上继远古传说的遗风，下开历史传记的端绪。像《崧高》《韩弈》《江汉》等篇专咏一事，这跟《尚书》中的《金滕》《顾命》《逸周书·世俘解》一样，都有纪事本末的创意。至于更多篇章歌咏先王、形容成功，这也可以说是历史论赞的远祖。

殷商和宗周的文字记载，记载的彼此之间是孤立的，没有表明相互间的关系。作为历史记载来看，只能表示它们是萌芽状态的东西。它们在体裁上对后来有影响，但在当时并不见得重要。4.鄂君启节和侯马盟书

鄂君启节和侯马盟书是甲骨文、金文和《尚书》以外的官文书。

侯马盟书，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在山西侯马陆续发现的。盟书用朱书写在石简上。简作圭形，字数达220左右。内容是战国时期赵敬侯跟赵武公之子赵朔争夺君位，赵朔败逃，他的党羽被驱逐的故事。从盟书中，可见当时的盟誓制度和赵国贵族中氏族关系的重要地位。盟书中仅有盟辞，没有记载年月日及事件的过程。

鄂君启节，1957年在安徽寿县发现，是用铜铸成的，铭文用金丝错嵌。共发现四枚。三枚各有铭文九行，每行18字，铭文完全相同。另一枚也是九行，每行16字。铭文分别记载鄂君于一年之内可到达的地方，可使用的车马或船只的数量。专家认为，铜节应为十枚，五枚为一套。甲套只发现一枚，缺四枚。乙套发现三枚，缺两枚。节的性质，属于当时的通行证。其中记车马者，是陆路通行证；记船只者，是水路通行证。

侯马盟书和鄂君启节，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它们的文字记载也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献。从内容上看，它们都是典制史方面的资料。但在表述形式上，都没有关于时间的记载，在历史记载应有的条件上是不完备的。5.宗周晚期以后的时代特点和国史的出现

宗周时期大规模建侯封国活动，有助于推动有关地区生产的前进。宗周晚年以后，王朝和列国的社会经济有了继续发展，奴隶制社会在逐渐向封建社会过渡。周厉王以专制而招致流放，宣王时南征北讨，平王末年秦晋齐楚兴起，春秋战国时期强吞弱、大役小，都无不有其社会经济上的背景。周室威信的低落、各国政权的下移，各国之间战争和互相往还的频繁，成为突出的历史特点。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记载不再是基本上限于王朝，而是出现于许多国家了，不再是局限于官文书和诗篇的形式，而是逐渐发展为按年代先后连续记载的编年的国史形式了；而且不仅国史出现了，私人撰述也出现了。

从《史记》所保存的材料来看，除鲁的纪年较早外，燕自惠侯以下、蔡自武侯以下、陈自幽公以下、卫自釐侯以下、宋自釐公以下、晋自靖侯以下、楚自熊勇以下，才开始有了纪年，而略与厉王相前后。周王朝在武王时虽已一度有了纪年，但也是从厉王出奔后，各王纪年才都有了。纪年可能先以历牒谱之类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一定是跟编年史同时出现的。如秦自秦侯时已有纪年，这也是当厉王时期，然此后一百余年，到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有魏史之称的《竹书纪年》，以晋为魏所从出，“特记晋国”，而记事也只“起自殇叔”，去晋之有纪年也已74年了。《墨子·明鬼》为证己说，列举各书。于宗周晚年以后之事，引周、齐、宋、燕之春秋，而以所引宣王杀杜伯一事为最早。在此以前，不是引某国春秋，而是引《商书》和《大雅》。《国语》记周事，以穆王征犬戎一事为最早，然记事同时又记年者却始于宣王。这两事似可提供一些迹象，说明编年体国史的出现在周宣王或其前不久的时期。《春秋经》所开始的年代，即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可作为编年体国史确立的标志。这是有历史记载以来的新的阶段性的发展。《孟子·离娄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是可以联系这种新发展去理解的。

周王朝和列国的国史没有一部流传下来。在《左传》的记载中，透露出有关当时国史的一些消息。如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现？”“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这是记本国之事。如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记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记，非圣德也。”这是记本国所参与会盟事。又如说：“孔达缢而死，卫人以说于晋而免。遂告于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达，构我敝邑于大国。既伏其罪矣，敢告。”“卫宁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这是记别国见告之事。从这些记载中，可见当时国史资料的来源及其范围基本上仍不出贵族的活动。

春秋时期国史的形式，至少有三种。一种是只记某时有某事发生。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太史书：“崔杼弑其君。”这一形式可以说是自甲骨文记事的形式发展而来，后来的《春秋经》《竹书纪年》都继承这一形式。第二种形式是写出史事的过程。如《韩非子·奸劫弑臣》引崔杼事，详记崔杼杀齐庄公的原因和当时的情况。这种写法，就不同于齐太史对同一事的写法了，这是一例。又如《左传》记王朝之乱，从昭公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详细地按年月日的顺序一一去记。这不一定是《左传》创造出来的，而可能是根据周王朝的国史写的。这也是写史事的过程，而跟《韩非子》所引用史事的写法不同，这又是一例。第三种形式是记言，或以记言为主，或记事又记言。这种形式，在《左传》和《国语》中是大量存在的。这跟第二种形式，都对后来的编年史体裁起了开创的作用。《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这是列国史中最著名的三部国史。后来《春秋经》《左传》特详于三国史事，是有其历史的原因的。6.“世卿的家史”，为国史之外的家史

春秋时期，国史之外，还有世卿的家史。这在当时也是官史，而不同于后来私家之史。《左传》记有晋国蔡墨，或称史墨，又作史黯。《国语·晋语九》韦昭注：“史黯，晋大夫史墨，时为（赵）简子史。”这是春秋晚期的事情。《史记·赵世家》记赵盾时有赵史援，这是春秋中期的事情。《韩诗外传》卷七：“赵简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门下三日三夜。简子使问之，曰：子欲见寡人何事？周舍对曰：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从君之过，而日有记也，月有成也，岁有效也。”

这实际上就是把国史的“君举必书”用之于世卿的家史，记事的方法也是按年月日为次的编年体。家史之出现，也许跟世卿的得势有关，但还没有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

春秋时期的家史也没有一部流传下来。《左传》昭公三十一年、三十二年记史墨跟赵简子的问答两条，《国语·晋语九》记史黯跟赵简子的问答两条，纯系私人间的谈论，这或者就是史墨（史黯）所记赵氏家史中语。《左传》多记郑国名卿子产、齐国名卿晏婴、晋国名卿叔向的论议和行事，而记子产者尤多，不知是否取自他们的家史。第三讲《春秋》经传和私人撰述

春秋晚年，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和私人撰述之局。这是当时阶级结构的变化和政权的下移在学术活动上相应的反映。

孔子有浓厚的历史兴趣。他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其中有相当多的历史文献。

孔子依据鲁国史，修成了《春秋》。按《汉书·艺文志》所著录，可称为《春秋经》。以《春秋经》校鲁史佚文，其中有袭用旧史者，有修改旧史者，有删繁就简者，有削而不采者。司马迁说《春秋经》“论史记旧闻”，“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是可信的。《春秋经》涉及各国之事，而以鲁国为主。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史事，每年都有史事记载。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春秋经》为后来的编年史做出了略具雏形的开端，还不能够建成编年史的体制。它标志私人撰述的出现，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有利于此后历史撰述的发展。《春秋》成书后，学者们因师承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解说。这些解说流传下来的，有《公羊传》《穀梁传》。这两部书虽是解说，但包含了大量的史事，所以它们也是史书。《公羊传》有很显明的大一统思想。它在全书的第一条就明白提出大一统的重要性。同时，却又反对诸侯专封。《公羊传》和《穀梁传》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第一，《春秋经》只是一大片事目，二传关于这些事目的详细内容，基本上都说到了。二传和《左传》之间、二传之间所记史事互有异同，都是研究春秋时期重要的资料。第二，《春秋》有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二传把《春秋》所讳的事情都一一加以说明。第三，二传对于历史的记载抱有很认真的态度。

在表述方面，二传对《春秋经》所使用的词汇、表述的形式，都有细致的说明。二传在词汇的选用和表述的形式上，每一个字，都要求得很严格，要求准确和凝练。它们对于《春秋》在这方面可能是求之过深，但它们所体现的这种准确、凝练的文风，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好传统。《公羊传》在文风上有独特的风格。《穀梁传》也有类似的文风。二传所写的这些历史人物，都是两千几百年前的古人，却好像在我们面前讲话。笔锋是那样的简朴、清新，没有装点，使人有一种亲切之感。文中有些语句，再三重复，并不使人感到多余。这种文风，在后来的史书中是很少见的。两部书在先秦史学的发展中是有它们的地位的。《国语》和《左传》一向被认为是《春秋》的辅助读物。《左传》和《公羊传》《穀梁传》被称为《春秋三传》，《国语》被称为《春秋外传》。其实，《国语》和《左传》都不是为《春秋经》而作，它们都不能说是《春秋经》的传。但它们记述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春秋时期的历史。而且它们是《春秋经》以后的关于春秋史的重要的私人撰述。《国语》和《左传》可初步定为战国早期的作品。《国语》的作者，相传为左丘明，但不可信。《国语》在编纂形式和材料丰富上，都比《春秋经》前进一步。《左传》记载春秋时期的史事。相传《左传》也是左丘明作。从内容看来，它的作者不会是孔子所称道的左丘明，也不会跟《国语》作者是一个人。《左传》把纪事本末体和传记体运用于编年史之中，作为编年体的补充，这是很重要的创举。对于后来编年史的体裁是有影响的。《左传》以善于写战争见称。它善于写战争的性质，敌对双方的特点，从而生动地写出战争的全貌。有时通过细节的描写，不加任何阐明，就表达出双方胜败的原因。《国语》基本上是历史资料的汇编，但它注意了历史现象发展的顺序，并指出了历史发展的趋向，这比《尚书》有很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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