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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03 20: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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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靖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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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若干问题研究

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若干问题研究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若干问题研究作者:李靖排版:aw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01-01ISBN:9787513640565本书由中国经济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章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1]第一节 贵州省区域协调发展的难点问题剖析

近年来,贵州省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稳步提高,经济结构渐趋合理,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当前,贵州正处于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关键时期,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以下简称2号文件)发布实施,2号文件把准贵州省情“脉搏”,进一步明确贵州区域协调发展的努力方向、目标任务和方法途径,为贵州区域协调发展急需解决的一系列问题给予了明确的政策支持。

但是,从地区间的情况看,贵州区域发展很不均衡,地区间存在较大差距。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看,这不利于全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总体来看,由于贵州目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市场化水平较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落后,区域协调发展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

一、区域非均衡增长加剧,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力较弱

贵州区域的非均衡增长在历史上一直存在,进入21世纪后,贵州区域间的非均衡增长越来越明显。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如黔中经济区,投资、消费与积累的能力均较强,总体发展速度较快;经济发展落后的区域,如“三州”等民族地区,投资、消费与积累的能力均较弱,总体发展速度较慢。这些都导致贵州区域间的非均衡增长加剧。例如,贵州四大经济区,即国发〔2012〕2号文件里所讲的黔中经济区、黔北经济协作区、毕水兴能源资源富集区、“三州”等民族地区非均衡增长加剧。黔中经济区人均GDP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黔北经济协作区发展水平接近贵州省平均水平,毕水兴能源资源富集区处于第三,差距最大的是“三州”等民族地区。贵州经济发展态势为中部凸起,东部、南部、西部和北部均低于中部,并且东南部低于西北部。

理论上,不论是一个省内部的区域经济增长,还是一个国家的区域经济增长,非均衡增长则是正常的,要做到任何时候都是均衡增长是不可能。但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应有一个限度,超过一定的范围就可能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从贵州四大区域经济增长来看,改革开放之初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虽然有一定差异,但其差异不是太大。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四大区域之间经济增长差距有所扩大,尤其是黔中经济区与东南民族地区之间的差距更大。如果单独比较贵阳市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则差距会更大。

此外,贵州省区域协调发展缺乏较强的经济中心特别是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支撑和带动,区域性经济网络和分工协作体系尚未形成,发展要素的空间配置不够合理,导致地区发展差距拉大。无论是省会城市贵阳,还是市、州的中心城市,目前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都还不强,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也相对较弱,目前除贵阳市较大,安顺市、遵义市次之外,其余地区综合优势都不是十分明显。同时,连接中心城市与优势资源开发区、产业基地、经济腹地的经济网络不完善,区域经济发展的要素还很不完备,生产要素的地域集中作用还不十分明显,从而使得区域经济发展特色没有能够很好体现出来,分散于各地的市场主体无法实现比较合理的分工和协作。长期以来,国家和省对落后地区的投入不足,加之这些地区在人才、资金、技术和基[2]础设施有效供给上严重欠缺,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逐步拉大。

二、尚未形成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利益分配机制

由于贵州省每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经济发展历史基础的差异,使得不同地区在产业发展方面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在一个转型的经济体系中,因为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存在,导致产业发展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能力和获利能力存在差异。一方面,由于管理体制不顺,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不对称,特别是“分灶吃饭”的财政管理体制,导致各级地方政府为扩大财源不得不追求GDP和搞低水平重复建设;另一方面,由于缺乏鼓励跨区域发展的政策(自主发展、协调发展、综合发展、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和区域经济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从而使得“经济区经济”与“行政区经济”经常产生矛盾与冲突,不利于打破行政区划来推进资源的优化整合和经济结构调整,统筹生产力布局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区域利益诱导下的区域冲突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以贵州省黔中经济区为例,由于黔中经济区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市(州)、区(县)都有自己的定位与需求,各方都要为自己谋利。因此随着合作的深入,黔中经济区域内各市(州)、区(县)之间的利益将出现冲突,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经济实力较强各市(州)、区(县)之间的竞争;二是落后各市(州)、区(县)与先进各市(州)、区(县)之间的矛盾。因此,如果没有一种能够使各方都接受的、共赢的运行机制和模式,黔中经济区的区域合作与发展是难以推行下去的。

三、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公共服务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共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公共文化、公共体育、公共安全等服务。提供多层次、大范围、全方位、多种类的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途径。贵州省的“十二五”规划也是以给人民高质量生活提供更加丰富、更高品质的社会公共服务为核心,以提升社会公共服务质量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为重点的总体部署,但是贵州省的公共服务存在很多的问题。具体表现在:贵州省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较大。例如,2010年,贵州农村居民每一万人拥有村卫生室6.12个,比全国平均水平少3.54个;贵州省的文盲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达到8.74%;全省初中阶段毛入学率96.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个百分点;全省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7.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个百分点;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2.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87.6%,比全国平[3]均水平低9.2个百分点。

贵州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地区差距十分显著的省份,而且也是社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省份之一。当前,由于贵州省各区域的区位和资源禀赋等条件不一,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决定了贵州省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性。例如,2009年,贵阳市的煤气普及率高达60.46%,而六盘水市仅为1.18%,前者是后者的51.23倍;遵义市的液化气普及率最高,比安顺市高34.4个百分点;贵州省人均城市道路面积最大的是遵义市,为12.22平方米,比安顺市高8.84平方米;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以贵阳市最高,达93.36%,比六盘水市[4]高35.02个百分点。

四、城镇化水平较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现象突出

总体上看,目前贵州省城镇化水平还很低,突出表现在城镇人口比重低,严重影响了区域协调发展。2011年,贵州省城镇化水平只有32.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8.77%。此外,贵州省城镇化容纳空间不大,城市数量少,规模等级低,中心城市结构落后。除黔中城市群初具规模外,边缘地区的城镇化仍处在低水平的均衡阶段。城市规模结构体系不合理及省会城市的狭窄空间难以支撑整个省城的发展。相关资料显示:贵州有700多座城镇,其中100万人以上特大城市仅1座,50万至100万人口的大城市1座,20万至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7座,10[5]万至20万人口的小城市4座,小城镇约700个。

贵州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经济现象仍旧十分突出。具体表现如下(数据出处见表1-1):一是城乡收入水平差距明显。2010年,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472元,扣除物价因素,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852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143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0058元。全省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由2005年的6595元扩大到2010年的10671元。另外,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使得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二是城乡消费水平差距较大。贵州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可以用恩格尔系数衡量,2010年,贵州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9.9%,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6.3%,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高出城镇居民6.4个百分点。而同期全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5.7%,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1.1%。资料来源:《贵州省统计年鉴(2011年)》。

五、区域间产业关联度低,农业经济效益和产品竞争力低下

产业关联度是指产业与产业之间通过产品供需而形成的互相关联、互为存在前提条件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产业的技术供需方面,一个产业的发展会推动其他关联产业的技术进步,从而使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不断向更高层次推进;同时,一个产业的生产,需要其他关联产业为其提供相当技术水平层次的生产手段。二是在产品的供需方面,任何一个行业的生产以及任何一种产品,它也会以其他产品或其他行业的生产作为其生产的投入要素;同时,任何一个行业的生产以及任何一种产品,都会作为其他产品或其他行业生产的投入要素。贵州省各区域之间产业关联度不高,一些大企业没有很好地带动地方经济。由于贵州省一部分企业是各自为战,与本地区的相关企业产业关联度不高,规模效应难以充分发挥,尚未形成区域内或区域间成熟的产业链。

除贵州省各区域之间产业关联度不高之外,贵州省的农业经济效益和产品竞争力低下。在“工业强省”的口号下,农业所占比例也在逐年减小,农业的贡献率也逐年下降(见表1-2)。资料来源:《贵州省统计年鉴(2011年)》。

贵州省农业的经济效益比较低,其农产品的竞争力的发展除受自然条件影响外,还受以下条件的约束:一是贵州省农村经济发展起点弱,农业比较效益低。虽然贵州省以喀斯特地形为主,但是由于各地的经济基础和区位优势的不同,再有政府政策的倾斜,贵州省各地的农业经济差距正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一些农副产品加工行业仅仅限于对农产品简单加工,深加工系列产品比较少,没有形成产业规模,没能有效拓展产业链。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山区的产业结构非常简单,缺乏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骨干企业,直接影响农业经济发展速度和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二是贵州省农产品品种单一。贵州省在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同时,也使更多的剩余劳动力没有得到有效的转移,从而导致了农民生活的贫穷,农业发展水平的落后。再加上缺乏农业高科技型企业,严重制约了农业产业化和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农产品产出效应很低,总体上未能形成特色产业,缺乏农产品知名品牌,农产品的整体竞争力减弱。

六、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制约了区域的协调发展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上,贵州企业的竞争力整体上较弱,与我国东部地区相比较,劣势也非常明显。独有的喀斯特地形和丹霞地貌是贵州省生态环境的象征,为追求旅游业的发展,长期以来,贵州实行的是“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重视“硬件投资”忽视“软件投资”,重视资源开发、忽视环境保护,加剧了水土流失、石漠化等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在一些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区域,由于过度开发,造成绿色空间锐减,资源短缺压力加大,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具体数据见表1-3)。如果继续沿袭这样的发展模式,贵州省不仅在市场竞争中获利越来越少,而且也加剧了那些不发达地区生态脆弱性的边缘化程度。资料来源:《贵州统计年鉴(2011年)》。

从表1-6中可以看出,贵州省近年来的环境污染事故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但2010年由污染事故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07.30万元,是2009年的9.7倍,这也是贵州省财政总支出的一个大项目。贵州省的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表现在环境容量低、生物量小、群落被替代、生态环境系统变异敏感度高、空间转移能力强、承灾能力弱、稳定性[6]较差等。贵州省一直重视的石漠化治理就是生态环境脆弱性带给我们的影响。在生态环境脆弱性凸显的同时,更多的资源被搁置,更多的资源被破坏,留给我们只有无尽的代价和无尽的损失,最终会影响一个区域的竞争力。

七、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山区省份,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贵州有48个,世居的少数民族有苗、布依、侗、彝、水、回、仡佬、壮、瑶、满、白、蒙古、羌和土家等17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7.8%。全省共有3个民族自治州、11个民族自治县、254个民族乡,民族自治地方土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55.5%。从纵向上比较,相对于改革开放前,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已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但是从横向比较,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全省、全国的发展状况相比,却仍处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目前尚未解决温饱的少数民族人口占贫困人口总数比重超过60%。在3个民族自治州,有27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全省[7]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54%。

尽管近年来贵州省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但贵州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一方面,区域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薄弱。少数民族绝大多数生活在山区,他们的生活资源是极其匮乏的。与省内其他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远远落后。资料显示,少数民族地区的电话普及率、村通邮率、村通电率、公路通村、水利工程和坡改梯工程等均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教育事业落后。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学校数量少、规模小,师资队伍总体数量不足、水平不高,缺乏相对稳定性。因地理条件差坡高山陡,人们居住分散,中小学危房没有得到解决。即便是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了“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攻坚战,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教育现状还是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长此以往,不利于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更不利于贵州省区域的协调发展。

八、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保障不够完善

在贵州区域的协调发展中,政府主导性非常明显。贵州省由于长期历史渊源形成了“行政区经济”固有的历史性框架,计划经济体制传承和巩固了“行政区经济”,利益机制和地方保护主义强化了“行政区经济”,以行政区为经济活动组织与布局基本地域单元的特征比较突出。以行政区来配置资源和发展经济的方式,缺乏对影响全局的区域资源整体开发和保护的战略考虑,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差,经济发展的区域分工不明显,没有很好地利用经济发展要素的区域差异形成地区比较优势,导致区域功能定位、发展方向和重点不明确,生产力布局分散且产业趋同。此外,贵州省没有建立完整的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框架体系。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框架体系主要由区域协调发展纵向调控制度、横向合作制度、特别区域促进制度这三部分构成。这三部分又各自由一系列的制度构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制度框架体系。贵州省区域协调发展不仅需要省委、省政府对区域发展进行纵向调控,还需要省委、省政府对区域间的横向合作予以促进。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背景下,贵州省的区域协调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省委、省政府的引导下,贵州省打破行政区划,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按照国发〔2012〕2号文件提出的:“黔中带动、黔北提升、两翼跨越、协调推进”的原则,充分发挥黔中经济区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建设黔北经济协作区,积极推动毕水兴(毕节、六盘水、兴义)能源资源富集区可持续发展,大力支持“三州”(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等民族地区跨越发展,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与此同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贵州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在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也比较集中,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解决。

[1]主要内容发表于2012年第5期《贵阳市委党校学报》。

[2]贵州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课题组.贵州经济区域划分和“十一五”区域经济发展研究[R].2004.

[3]刘流.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跳出“贫困陷阱”[N].贵州日报,2012-03-01.

[4]蒋雪梅,邹婷.贵州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1(2).

[5]李兵.贵州城镇化率低全国15%[N].中国经济时报,2011-06-08.

[6]程励.生态旅游脆弱区利益相关者和谐发展研究[D].成都:电子科技大学,2006(06).

[7]贵州省扶贫开发办公室项目管理处.贵州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EB/OL].http://www.gzfp.gov.cn/Web62/News/20100412/1561.htm.第二节 贵州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经验与启示

一、各地各部门密切协作,合力推进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一)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2012年1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并支持贵州开展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这坚定了贵州先行先试、创造性地开展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的决心与信心。《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为贵州加快构建“两江”上游生态安全保障、扎实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指明了方向。2012年10月,贵州省出台的《关于加快创建全国扶贫开发攻坚示范区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生态补偿、赔付和监督机制,实行“谁污染、谁治理”和“谁受益、谁补偿”,确保生态保护区群众不因保护生态而降低生活质量。为进一步加强生态建设、巩固生态建设成果、维护生态安全和群众切身利益,筑牢“两江”上游生态屏障。2012年以来,贵州省水污染防治生态补偿办法在红枫湖流域试行,并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在赤水河流域实施以生态补偿、水资源服务付费、参与式水管理等为主的流域综合管理项目。此外,贵州省规定生态补偿资金专项用于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环保能力建设,获得补偿的地方人民政府需将补偿资金纳入同级环保专项资金进行管理,不得挪作他用,将生态补偿资金纳入当年本级财政预算并予以保障。此外,黔东南结合天保工程二期、九万大山扶贫项目、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等生态重点工程,积极加强生态建设,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性文件。按照贵州蓝皮书《贵州法治发展报告(2012)》提出的目标,贵州还将完善地方生态补偿制度,着手制定《贵州省生态补偿条例》,完善市场补偿机制,从法制层面保障“治理者受益、污染者补偿”的规范得以实施。(二)积极开展生态补偿试点

按照国务院批复的《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要求,为探索重点区域综合性生态补偿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开展了黔东南生态补偿示范区建设,通过落实责任、完善办法、整合资金、明确重点,拓宽生态补偿领域,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尝试。目前,黔东南正在争取从国家层面建立协调机制,建立跨地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尽快启动长江和珠江流域生态补偿。在森林补偿方面,黔东南正在按照为保护森林生态功能而限制开发的机会成本、森林生态保护者的投入成本以及森林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等实施生态建设补偿,核定补偿标准,明确补偿主体、补偿对象和补偿范围,探索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三)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增强生态补偿意识

宣传教育提前到位是搞好生态补偿的必要条件。如安顺市关岭县从加强宣传入手,推进了当地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一是实现宣传工作的常态化,通过长期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当地企业、群众对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认识;二是加强对当地领导干部的宣传,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由县委组织部、县纪委、县水利局等部门联合举办了全县乡镇党委、纪委及村干部参加的培训班,重点宣传了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重要性及必要性,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三是加强对执法过程的宣传,聘请市、县、乡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与监督执法,使执法工作透明化、公开化。通过大力宣传,增加了政府对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工作的高度重视,有效杜绝了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形成了“强化宣传”型的工作模式。(四)加强监测和监督考核

各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要求,加强对生态补偿实施情况的跟踪分析和监督检查,完善生态补偿的统计评价体系。如茂兰保护区管理局制定的《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重点公益林管护工作目标量化考核奖惩办法(试行)》,详细规定了考核的层次、考核的内容、考核评议的标准以及具体的奖惩细则等。紫云县和关岭县,在制定实施的护林员考核制度中明确规定,对考核评议不合格的,不予兑现管护费用,并解除管护合同,另行择聘管护人员。

二、主动探索,积极推进重点领域生态补偿实践(一)森林生态补偿

贵州省自2004年起实施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对国家级公益林实施补偿),至2012年,全省纳入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国家级公益林面积4928.80万亩,涉及全省85个县(市、区、特区)、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和2个省属林场。根据《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财农〔2009〕381号)精神,结合实际,贵州制定了《贵州省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黔财农〔2011〕4号),依据国家级公益林权属实行不同的补偿标准。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补偿标准为每年每亩10元,其中公共管护支出0.25元,管护补助支出9.75元;国有的国家级公益林平均补偿标准为每年每亩5元,其中公共管护支出0.25元,管护补助支出4.75元。此外,根据国家生态补偿政策的要求,贵州省于2007年启动了地方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对地方公益林实施补偿),制定了《贵州省地方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补偿标准为每年每亩5元,由省、市(州)、县三级按4:3:3的比例分级安排资金,至2012年,全省3750万亩地方公益林全部纳入补偿范围,省财政每年安排地方公益林补偿资金7500万元。地方公益林补偿资金全额兑现给林权所有者。(二)流域生态补偿

根据清水江流域环境保护需要,贵州从2009年开始,在清水江流域实施了流域水污染生态补偿机制。2009-2010年,黔南州和黔东南州总生态补偿金额为700多万元,2011年通过提高补偿标准,使流域生态补偿资金总额达到1900万元。2012年9月,贵州又在红枫湖流域开展了生态补偿。为促进红枫湖流域水污染防治,贵州省制定了《红枫湖流域水污染防治生态补偿办法(试行)》并于2012年9月1日起执行。《红枫湖流域水污染防治生态补偿办法(试行)》规定,按照“治理者受益、污染者赔偿、利用者补偿”的原则,在贵阳市和安顺市之间实施红枫湖流域水污染防治生态补偿——从安顺市境内进入贵阳市境内的河流水质达到规定标准,则贵阳市应给予安顺市一定的水污染生态补偿资金;反之,安顺市应给予贵阳市一定的补偿资金。按照贵州省水污染物防治的要求和治理成本,红枫湖流域水污染补偿因子及标准暂定为:化学需氧量0.4万元/吨、氨氮2万元/吨、总磷2万元/吨。获得补偿的地区,应将补偿资金专项用于红枫湖流域水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环保能力建设,不得挪作他用。(三)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

贵州矿产资源丰富,种类繁多,主要有煤、磷、铝土矿、汞、锑、锰、重晶石等,是中国南方著名的矿产资源大省。贵州岩溶地貌发育非常典型,喀斯特(出露)面积10.91万平方千米,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61.9%,境内岩溶分布范围广泛,形态类型齐全,地域分异明显,构成一种特殊的岩溶生态系统。贵州的矿产资源分布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喀斯特地貌上,给资源开采利用带来不少困难。贵州省是国家实施“西电东送”的重要区域,每年仅向广东输送电力就达400万千瓦,同时贵州每年还要向周边省份输送3000万吨的煤炭资源。能否在开发的基础上做好贵州省生态保护和恢复就成为制约贵州可持续发展成败的关键所在。1994年12月17日贵州省人民政府令第11号发布《贵州省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并根据2008年8月4日《贵州省人民政府修改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进行了修正。(四)城镇水源地生态补偿

贵州省多方面积极探索“两湖”生态补偿机制。一是科学规划。2011年9月5日,省环保厅组织贵阳市、安顺市、黔南州政府及省发展改革委、水利、财政、农委、住建、两湖一库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对省环境科学学会编制的《红枫湖百花湖水资源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11-2015年)》(以下简称《规划》)进行了评审。根据《规划》要求,流域综合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等6大类70个项目,估算[1]投资19.4亿元。到2015年,两湖二级保护区以内两湖流域污染物(工业源和城镇生活源)排放量比2010年削减20%,两湖流域重点工业企业废水循环利用率达90%以上,监测垂线水质达标率达到100%,水质达到Ⅲ类。二是在科学评估“两湖”作为水资源供给地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基础上,由水源供给方和水源受益方通过博弈确定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三是在全面衡量水资源生态保护所产生的效益前提下,由受益方按支付愿意补偿。四是全面评估水源地生态供给者经济行为成本,即系统分析、全面统计改善、恢复“两湖”生态功能目标的支出。清镇根据贵阳市《“依法治理两湖一库、确保百姓饮水安全”工作方案》,制订了《清镇市“两湖”水资源环境保护方案》,提出实施工业污染治理、生活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生物治理、生态修复五大工程,提出加强规划、项目、土地、建筑、取水、排污、船舶、林业、渔业九项管制的主要工作任务。(五)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

贵州多部门的努力,2008-2009年,贵州被纳入中央对地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试点县有16个县(市、区),分别为:六枝、水城、镇宁、毕节、大方、黔西、金沙、纳雍、威宁、赫章、关岭、紫云、望谟、册享、平塘、罗甸,资金总额为8.28亿元(2008年5.46亿元、2009年2.82亿元)。2010年,贵州只有9个县(市)获得国家生态转移支付,分别为镇宁、关岭、紫云、望谟、毕节、册享、威宁、赫章、平塘、罗甸,资金总额为14.26亿元。(六)水土保持生态补偿

贵州省水土流失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据贵州省第二次水土流失遥感调查显示,贵州省水土流失总面积为73179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41.54%。贵州省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人为活动频繁的开发建设项目区,此外,荒山荒坡、疏残幼林地、陡坡耕地、沟道、部分乔木纯林地等也是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地类。针对这一情况,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贵州生态建设,累计完成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84万平方公里,贵州水土流失得到一定控制,水土流失区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生态建设取得较大进展。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加强了监督体系、技术服务工作,对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严格编报审批制度,规范审批程序,不断完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

[1]《红枫湖百花湖水资源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11-2015年)》通过评审,贵州省环境保护厅网站。第三节 贵州城镇体系发展与布局的特征分析及对[1]策研究

城镇体系(Urbansystem)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若干个职能各异、规模不等的城镇组成的相互制约与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合理的城镇体系是由“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组成的层次分明、规模适度、功能完善的现代化城镇体系。城镇体系区别于一般城镇群体的独特性质是它的层次性、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和开放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统筹做好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改善人居环境,保持地方特色,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这一重大战略举措全面体现了我国现阶段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我国指明了今后一个时期城镇化发展的方向。随着国家“十二五”规划的逐步实施,地处欠发达地区的贵州省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如果城市化是工业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的综合标志,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高度集合,城镇体系是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极核,是区域经济的骨架。当前,一些经济上较为发达的省市如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等已经或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城镇体系规划建设。鉴于此,本节试图系统地分析贵州城镇体系的现状,针对城镇体系发展规划中存在的问题,依据贵州的实际情况,提出城镇体系发展规划的模式选择、初步设想和相关的对策与建议,对促进贵州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贵州城镇体系发展与布局的现状、问题与特征分析

贵州省简称“黔”或“贵”,位于中国西南的东南部,介于东经103°36′~109°35′、北纬24°37′~29°13′,东毗湖南、南邻广西、西连云南、北接四川和重庆,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全省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地貌可分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三种基本类型,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贵州岩溶地貌发育非常典型。喀斯特(出露)面积109084平方千米,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61.9%,构成一种特殊的岩溶生态系统。截至2005年12月31日,全省设4个地级市、3个自治州、2个地区;9个县级市、56个县、11个自治县,10个市辖区、2个特区;508个乡(其中含有252个民族乡)、691个镇、92个街道办事处。到“十五”期末,全省城镇密度为0.39座/百平方公里,城镇数量发展到705个,其中小城镇692个(含69个县城)、小城市6个(毕节市、铜仁市、仁怀市、赤水市、清镇市、福泉市)、中等城市5个(六盘水市、安顺市、都匀市、兴义市、凯里市)、大城市1个(遵义市)、特大城市1个(贵阳市)。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贵州城镇结构体系不合理,等级序列不完整,城镇功能弱,城镇基础设施水平低,建设密度高,环境质量差。当前,贵州城镇体系发展与布局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城市首位度过高

学界通过城市首位度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规模结构和人口集中程度,用数量表示城市首位度是指一国或地区最大城市的人口数与第二大城市的人口数之比值。一般来说,城市首位度大于2%表明城市结构失衡、过度集中;小于2%表明城市集中适当,结构正常。尽管贵州城镇规模结构中大城市缺失的现象已消失,但城市首位度并没有相应降低。全省只有贵阳一个特大城市和遵义一个大城市,城市首位度高达2.5%,属首位型城镇体系;城市首位度过高,其他城市与省会贵阳的经济技术差距过大,贵阳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火车头”的作用难以发挥,贵阳很难把经济增长的能量通过城镇体系由上而下传递到其他城市。同时,贵阳城市规模的膨胀伴随着农用地减少,大量农业用地向城市建设用地的转化,这对贵阳作为农业生产大市的地位将产生消极的影响。此外,城市首位度不断升高与贵州的区域开发模式有密切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上级政府给予贵阳市一些倾斜性的投资及各种优惠政策,贵阳市一直被作为贵州的中心城市进行建设,必然导致贵阳对要素和产业的集聚,省内其他城市与贵阳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二)城镇等级序列不完整

城镇等级序列不完整,结构失衡,城镇规模普遍较小,辐射带动能力较弱。城镇体系的规模结构是城镇集聚能力大小和职能重要性的综合表现,是城镇体系协调与否的重要标志。受特殊的地形地貌影响,贵州城镇分布分散,联系较为松散,主要城镇与其他相关市镇的关系如何?应发展到什么规模?目前政界、学界对这些问题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和科学合理的构思,尚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贵州城镇的地域分布差异明显,经济落后地区,特别是“老、少、边、贫”地区城镇数量少,规模小。目前,全省有4个地级市和9个县级市。在全省13个城市中,人口在100万~200万的只有1个,50万~100万的只有1个,20万~50万的只有2个,20万以下的有9个。(三)城镇化水平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

2006年,贵州城镇化水平仅相当于全国1991年的水平为27.5%,分别比全国和西部平均水平低16.4个和9.4个百分点,差距呈逐年拉大的趋势,是全国唯一低于30%的省份。全省除了贵阳市,没有一个市(州、地)超过30%。2006年贵州还有1300多万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这部分人不转移出来,农民增收困难,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就会很低。当前,如果不把工业化和城镇化作为工作重点,我们就会失去发展的重大机遇。(四)城镇化质量差

贵州一部分城镇道路、供电、供水、通信等基础设施差,缺乏环卫、环保设施,园林绿化设施,消防及停车场地等。一部分城镇由于政府投资方向不明确,缺乏融资主体,建设资金短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难以吸引企业和农民向小城镇集中。贵州一些城镇建设规划缺乏长远观点,“一年建,二年改,三年推倒再重来”并不少见。城镇的功能分区,如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及休闲娱乐区的布局杂乱无章,管理混乱,脏、乱、差现象比较严重。城镇建筑设计规划千篇一律,不能将丰富多彩的地方民族文化融入城市建设规划当中,城镇的布局、规划和设计不能给人留下显明的印象。此外,一些地方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舍本逐末,对河道、森林绿地不注意保护,环境污染比较严重。(五)城镇空间网络系统发展落后,城镇间缺乏紧密联系

受各方面条件的制约,贵州省的大多数城镇分布在交通便利、自然条件较好、经济易于发展的区域。贵州省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各级城镇为点,川黔—黔桂、株六铁路及各等级公路交通网为线的城镇空间网络系统,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贵州主要市镇沿贵昆、川黔、湘黔和黔桂四条铁路和干线公路分布,各级公路沿线有城镇667个,铁路沿线有城镇68个,通航河段沿岸有城镇10个。

同时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交通干线分布的特征决定了各地区城镇的间距较大,经济联系松散,不利于城镇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导致城镇间的空间作用力减弱。

由此可见,贵州省域城镇等级序列不完整,规模分布不当,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城镇体系不健全。因此,选择合理的城镇体系发展模式,完善城镇网络体系,有利于生产力合理布局,有利于人口合理分布,有利于加快贵州的城镇化进程,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二、贵州城镇体系发展与布局的模式选择

城镇体系是一定地域内各种类型、不同等级的城镇空间组织的综合反映,主要表现在各类各级城镇的地理位置、相互距离以及区内各地的密度差异,各种类型城镇影响地区或腹地的范围,以及城镇之间、城乡之间的分工与联系,必须重视城乡关系的协调。它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笔者从贵州城镇体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及贵州的省情着眼,认为采取以下几种发展模式是比较理想和明智的选择。(一)“中心城市辐射型”布局“中心城市辐射型”布局是指城市的经济活动或职能向城市郊外或更远的农村地区扩散,郊区和农村地区廉价接受城市日新月异的经济信息、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进步思想观念及经济支援,逐渐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中小城镇、卫星城镇群。“中心城市辐射型”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充分发挥了中心城市的支撑地位和突出的辐射带动作用。例如,目前,贵阳市各具特色的中小城镇和卫星城镇密切联系的城镇群体网络已逐渐形成。全市实现了村村通电、村村通公路、乡乡通电话、乡乡通有线电视,基本实现了乡乡通柏油路。大部分建制镇的主要道路已有完备的绿化设施、路灯设施。一半以上的农民喜迁新居,小城镇镇区大部分房屋已完成砖木、砖混结构的改造。(二)“旅游开发型”布局“旅游开发型”布局是指城镇依靠当地旅游业的连锁效应,发育成各种要素聚集地,拉动周边地区人口的聚集,实现农村到城镇的“转换”。这种模式的特征是凭借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四方来客,大打“旅游牌”,吸引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聚。据有关专家测算,旅游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当地GDP相应增加4个单位;旅游业每直接增加1个就业人员,社会就能增加5个就业机会。旅游业带动当地一系列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相应增加就业岗位,拉动周边地区人口的聚集。贵州旅游资源奇特,具有自然风光与民族风情相结合的独特优势。全省有黄果树、龙宫、红枫湖、织金洞、舞阳河、赤水、樟江、马岭河峡谷8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有梵净山、茂兰喀斯特森林、威宁草海、赤水桫椤原始森林、水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此外还有40个省级风景名胜区遍布全省各地。这些旅游点所在地可以作为未来贵州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地区。(三)“现代工业主导型”布局“现代工业主导型”布局是指城镇伴随着当地工业化进程而发展,这一模式的特征是:其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小城镇建设带来了人口的聚集,工业企业迅速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实现了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由此推动了交通运输、餐饮等服务行业和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各类市场的发育,引发区域内物质生产、商品流通、信息交换和资金融通等经济活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最终加速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人口的聚集又进一步促进了生产资料市场、商品市场和技术信息市场的兴起和繁荣,推动了交通、信息、金融、餐饮等服务行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贵州的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这是贵州当前情况的真实写照。然而随着电力与能源工业的超常发展,这种状况将会有较明显的改观。电力投资不仅会带动公路、铁路、运输业、水泥、钢材、机械设备等行业的发展,而且还会带来食品(包括畜牧产品)、食品加工行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无疑,这些行业的发展将会给城镇的扩张和兴起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因此,水电、火电及火电用煤的布局就为城镇的布局指明了方向。从现在的水电布局看,乌江流域的贵州9个梯级,将于2015年完成开发。火电布局的情况是:在低硫带搞坑口电站,这些优质煤主要分布在黔西、黔北。这样,乌江流域、黔中、黔北和黔西就成为未来15年贵州扩建和新建城镇的重点区域。在这些区域中应选择靠近电源点和煤矿的平坝作为城镇布设的中心。

三、贵州城镇体系发展与布局的对策和建议(一)城镇体系发展与布局的指导原则“十一五”期间,贵州城镇体系的发展与布局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为目标,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制度创新为动力,大力推进贵州城镇化进程,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完善城镇功能,提高城镇整体素质,不断增强城镇的辐射带动力,促进城镇发展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使城镇化与工业化、城乡建设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相适应。同时,要加强耕地保护,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保证农业稳定发展,妥善安置失地农民;严格控制人口的自然增长,优化城乡产业结构,引导县域人口和生产力合理布局;既注重经济建设和发展,同时又注意合理利用和保护各种自然资源,保护好历史文化遗存,防止和减少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统筹全省城乡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二)大、中、小城市的发展思路(1)按照国家在城镇化战略中提出的特大城市要成为国家级或跨省(区)的区域经济中心,成为高新技术的制高点,有条件的特大城市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向国际大都市方向发展以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要求,贵州省要把唯一的一座特大城市贵阳建设好。贵阳市是西南经济开发区的中心城市,也是西南交通通信枢纽,特别是重庆—北海、贵阳—遵义、贵阳—黄果树、贵阳—兴义、贵阳—毕节等高速(高等级)公路以及株六铁路复线和上海到瑞丽高速公路的建设,将进一步增强贵阳市在西南地区的中心地位和影响。在加快贵阳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充分发挥贵阳市在西南地区交通通信和地理位置方面的优势,加强与昆明、南宁、重庆、成都、长沙等周边省会城市的交通、信息和经济社会联系,逐步形成以贵阳为核心节点的西南大城市协作网络。

优化贵阳市城市空间结构。要根据发展基础、条件和宏观环境,科学确定贵阳市城市经济职能,从市区、市域、城市圈等不同地域层次,合理规划城市发展空间,扩大中心城市对近邻城镇的带动和空间关联能力。集中力量搞好金阳新区的建设,积极发展白云、乌当、花溪、小河等卫星城镇,适应城市扩张要求,调整大城市地区空间结构。促进熄烽、开阳、清镇、修文等外围城镇的发展,形成以贵阳为中心、空间联系快捷的大城市圈。根据城市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处理好城市圈内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镇)、外围城市(镇)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交流关系,实现贵阳市和黔中城市圈的整体协调和可持续发展。(2)大、中城市绝大多数是贵州地区级或跨地区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在省域城镇体系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联动全局的关键作用,要以完善功能,夯实基础,壮大规模,增强辐射力为方向,大力发展大、中城市。目前,贵州只有遵义的城市人口已超过50万人,这需要有选择地将一些中等城市发展为大城市,进一步扩大安顺、都匀、凯里、毕节、兴义、铜仁等地区中心城市的规模,增大城市容量,到2010年,力争达到30万~40万人的规模。根据国外的经验,在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中,一般城市人口规模在25万~50万人时,经济效益明显提高,教育、文化、卫生、交通等公共设施可以比较充分地发挥作用。积极发展大中城市,构建贵州城市大格局、大系统。(3)小城镇地处城市之尾,农村之首,是城乡关系的桥梁和纽带。要把发展的重点选择在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上。我们要尽快使这些小城镇完善功能,聚集人口,发挥好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以带动贵州农村非农化和城镇化发展。现有县级市及10~15个县城达到10万~20万人规模,城镇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三)城镇体系的合理布局

鉴于贵州区域的差异性,在未来城镇化发展战略上。在城镇化战略步骤上采取区域城镇化模式是适宜的。所谓区域城镇化,即点状区域和轴带优先开发模式在城镇化与城镇体系布局上的体现和运用。它包括两种含义:(1)点轴开发模式,即运用网络分析方法,把国民经济看作由“点”和“轴”所组成的空间组织形式。该模式以增长极模式为基础,不仅强调“点”(即各经济区的中心城市或发展条件优越的区块),而且还强调联结“点”与“点”的交通动脉即“轴”的开发,形成以“线”串“点”,以“点”带“面”的发展模式,最终带动更大范围的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2)城镇群体化—城乡一体化。即发展区域内城镇之间的横向联系,进行广泛而密切的分工和协作,通过各种经济网络而连成一个整体,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缩小城乡本质差别。

根据贵州“十一五”规划和2020年远景目标所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遵循以上城镇化道路及模式,选择区位条件好,交通便利,位于区位中心,具有一定基础的城镇进行重点培植;选择重要交通干线作为重点开发轴线,将增长极点(城镇)连带成群,即形成城镇带(群);选择新的交通线作为新的重点开发轴线,并与原有的重点开发轴线联结而成一个有机的经济网络整体,全面实现城镇化。形成以川黔—黔桂(贵州段,以下铁路干线均为贵州段)沿线为主干,株六沿线为两翼,其他铁路和高等级公路沿线纵横交叉,点线面结合,合理分工,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我们应依据“点状区域和轴带”空间布局体系的构想来作好贵州省城镇体系的布局和建设:(1)我们依据“点状经济区域”开发模式建设9个生产力聚集区域:

①贵阳经济区域。以贵阳的南明、云岩两城区为中心,花溪、白云、乌当、小河以及正在新建的金阳新区为次中心,包括清镇、修文、开阳、息烽等城镇。

②安顺经济区域。以安顺市的西秀区为中心,包括平坝(城关镇)、关岭、紫云(松山镇)、镇宁、普定等。

③六盘水经济区域。以六盘水市的钟山区为中心,包括六枝、水城、盘县等。

④黔南经济区域。以都匀市为中心,包括龙里、贵定、福泉、长顺、荔波等。

⑤黔东南经济区域。以凯里市为中心,包括麻江、镇远、黎平、从江等。

⑥黔西南经济区域。以兴义市为中心,包括安龙、贞丰、普安等。

⑦黔西经济区域。以毕节市为中心,包括大方、黔西、织金、纳雍、威宁等。

⑧黔北经济区域。以遵义市红花岗区和汇川区为中心,包括遵义、仁怀、桐梓等。

⑨黔东经济区域。以铜仁市为中心,包括德江、印江、万山等。点状城市区域开发模式由于兼顾了效率优先和协调稳定原则,从而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全省范围内实现经济的相对平衡,形成协调发展局面。(2)根据经济轴带开发模式,形成2条重点经济带(川黔—黔桂经济带和株六经济带)和4条次重点经济带(贵毕经济带、贵兴经济带、渝怀经济带、南昆经济带)。我们可以以这6条重点与次重点轴带为依据,大力发展城镇的建设。

①川黔—黔桂经济带。川黔—黔桂铁路南北纵贯贵州全境,沿线资源比较丰富,新中国成立以来此地为贵州工业布局的重点地区,同时也是贵州南下的大通道,科技教育比较发达。该地带城镇开发建设要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开发利用为基础,加快引进新技术和设备,实施“市场+资源+技术+政府”的开发模式。国酒茅台、遵义会议旧址、都匀毛尖等名扬海内外,因此,该地带在城镇建设中要打好“名牌”战。

②株六经济带。株六铁路东西横贯贵州,把黔东南经济区域、贵阳经济区域、安顺经济区域、六盘水经济区域“串”在一起,“西电东送”工程大部分分布在这条经济带上,这条主轴理应发挥交通便捷度、重工业(钢铁、煤炭、电力、水泥)、矿产资源、能源资源、旅游资源、城镇基础设施等在全省范围的优越性,积极开发城镇建设。

③4条次重点经济带。限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作重点论述。关键是在4条次重点经济带上选好毕节、兴义(贵兴经济带与南昆经济带的交点)、铜仁3个点,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发挥好自身的优势和辐射功能,搞好城镇开发建设。(四)城镇发展的目标构想(1)城镇化水平:2010年、2015年、2020年全省城镇化水平分别达到38%、45%、53%(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数为基数,按每年提高约1.5%推算)。到2010年,贵阳市城市人口力争达到180万人左右,遵义市中心城区达到70万人左右,六盘水市发展到50万人,贵阳市、遵义市、六盘水市中心城区在全省经济社会和城镇体系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2)空间结构的规划:未来贵州城镇体系空间布局要体现以川黔—黔桂沿线为主干,株六沿线为两翼,沿铁路、高等级公路纵横交叉的生产力战略布局的要求,以贵阳为中心,以遵义、六盘水、凯里、兴义、铜仁、安顺、毕节、都匀为次级中心,形成6条城市带,7个城市群,9个点状城市地区相结合的城镇网络。(3)职能结构的规划:要建立合理的职能结构,关键是对城镇进行职能分类分析。川黔—黔桂沿线和株六沿线中心城市的性质应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城市群之间产业分工协作体系的规划:包括黔东南、黔西南、黔南、黔西、黔北、黔东、黔中7个城市群,并以其区域特色产业为主导,重视产业地域分工。(4)城镇要素集聚能力:城镇辐射能力增强,全面强化城镇集散、生产、管理、服务和创新等功能,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全省城镇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5)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建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化城镇基础设施体系,包括供水、供电、供气、交通、通信和污染治理、污水处理、防灾等。(6)城镇生态环境建设:大力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和“环保模范城市”;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对污染水源、污染大气的企业依法实行关、停、并、转和限期整治措施;全面实施“青山、碧水、蓝天、绿地”工程。(五)城镇体系的总体结构

城镇体系结构:根据全省各地不同的地理位置、城镇集聚能力、经济基础与发展水平的差异,利用已基本形成的城镇网络和城镇分布的现实基础条件,设想全省城镇发展将建立起以贵阳市为核心的五级城镇体系。第一级是省域城镇中心贵阳。贵阳市作为省域中心城市的地位得到加强,其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更加突出。第二级是以遵义、六盘水、凯里为中心的二级城镇体系,以兴义、铜仁为中心的次二级城镇体系,遵义、六盘水、兴义、铜仁成为省域次中心城市和二级城市经济区中心城市,成为省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第三级是以安顺、毕节、都匀为中心的三级城镇体系。安顺、毕节、都匀中心城市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增强,连接中心城市与广大农村的桥梁作用更加突出,成为集镇群的重要龙头。第四级是以各县城和其他县级市为中心的四级城镇体系。县域中心城镇将成为带动集镇和农村发展的重要环节,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功能和作用增强。第五级是县城和其他县级市以下的建制镇为中心的城镇体系。

城镇体系规模结构:到2010年全省将新增城市11个,即:修文、湄潭、桐梓、玉屏、镇远、惠水、平坝、红果、织金、六枝、贵定;在此基础上,2020年前全省将再新增城市12个,即:息烽、绥阳、正安、思南、榕江、独山、威宁、黔西、金沙、镇宁、兴仁、安龙。预计到2020年,全省将形成约36个城市,其中100万人以上特大城市1个(贵阳),50万~100万人大城市2个(遵义、六盘水),20万~50万人中等城市8个(安顺、兴义、都匀、凯里、毕节、铜仁、清镇、红果),小城市25个,以及796个大、中、小城镇的格局,构成结构合理、层次分明、持续协调发展的城镇结构体系。

四、贵州城镇体系发展与布局的保障体系(一)人力资源保障

努力造就一支城镇建设急需的高层次人才队伍。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树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开发人力资源是推动社会、经济全面进步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其深远意义是不能用一时的效益来衡量的。只有拥有较高素质的人才,具有良好的科技创新能力,城镇才能在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但贵州存在着严重的人才外流现象,培养出的科技人才大多不愿留在贵州,而愿意到发展机会多、空间大、待遇丰厚的东部沿海等地寻找机会。因此,潜在的人才存量并没有真正地发挥作用。加强教育、重视人才、发展科技是未来贵州储备能量、挖掘发展潜力的唯一途径。开发人力资源,提高城镇人员的科技和文化素质,为城镇建设创造良好条件。(二)基础设施保障

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是促进城镇经济网络发展的关键因素。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要顾及各城镇的横向联系,同时也要考虑到城镇未来发展的需要。基础设施的建设应以全局性、整体性、长远性为基本原则,以良好的基础设施网络为桥梁,协调整个城镇体系的共同发展。贵州省应着眼长远,结合实际,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按照适度超前原则,进一步推进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到2010年,县城以上城镇道路硬化率达到100%,人均道路面积9平方米,人均公共停车场面积0.8平方米;交通干线上的建制镇基本实现场路分开;大力发展城镇公交系统,争取每1500人达一辆标准公共汽车水平;全省县城供水普及率达到96%以上,地区中心城市和贵阳市城市供水普及率为100%,中心城市和县城以上城镇基本完成供水管网改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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