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之惑：华尔街复苏与美国经济萧条的逻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乔治·吉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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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之惑：华尔街复苏与美国经济萧条的逻辑试读：

献给我六十年来的朋友、向导布鲁斯·查普曼

所有货币之恶的来源和根源都在于政府对货币的垄断和控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序言赢得辩论

人类并非根据某个事先给定的宽泛的选项目录做出选择来建基立业；相反，通过创造新技术，我们改变了整个世界。——彼得·蒂尔（Peter Thiel），《从0到1》

保守派是否将赢得这场马上到来的经济辩论？美国的未来取决于此。如果我们胜出，那也属情理之中。我们拥有最好的经济理念，它们同民主自由和美国梦相辅相成。美国经济处境艰难，在巴拉克·奥巴马两届总统任期结束之后，民主党成了主要的替罪羊。

在一场类似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过后，美国经济开启了7年的繁荣。“丰收的7年”（seven fat year）是罗纳德·里根总统的遗产，他入主白宫时美国正面临“冷战”的挫败和利率飙涨，通货膨胀、“不安情绪”、失业和贫困蔓延。通过换汤不换药地采取类似的政策，以及对里根在第二届任期内提高资本所得税率的纠正，比尔·克林顿总统在其任期内交出了一份延续7年的繁荣的成绩单。

民主党现在必须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美国遭受了长达7年（且仍在持续）的增长饥荒——近100年以来最漫长的复苏进程？为什么就业增长速度慢于就业数量减少的速度，而且还经历着自“大萧条”以来最小的工资涨幅、最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为什么生产率增长数据处在65年来的低点，降到了“二战”后平均值的1/4以下，且新创企业实际上正在减少？

特别是，如果民主党执政有方，为何我们的年轻人比以往的同代人意志更加消沉？为什么在把“全职工作”的时间缩短至每周30小时后，实际青年失业率仍高达25%~35%？为什么期待一个创业型的未来的年轻人比以往更少，投身商海创办他们自己的公司？

2016年，我们面对的危机是对资本主义和自由的根本性挑战。7年的挫败是否会使美国跌入更大的深渊？或者，会不会出现新经济学的一个生动案例，它足以说服普通美国人更新自己对自由的信念？想赢得总统选举，就必须在这场辩论中胜出。为什么在7年的奥巴马经济之后，普通美国工薪阶层面临的是一个不断下降的生活水平？

对民主党而言，答案很简单。全球金融危机肇源于共和党主政时期，奥巴马总统只是被动接受而已。金融危机使美国陷入了一场“大衰退”，其特征是财富分配的严重扭曲。据估计，7年多来银行业者获得了5万亿美元的奖金，而失业率却在成年劳动力比例不断下降的同时，飙升至10%以上。

他们认为，和历史上的绝大多数金融危机一样，这次危机也需要政府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比如扩大失业津贴和财政刺激。但3年多内高达800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还不到经济体量的2%。同往常一样，当出现大范围的银行挤兑和金融混乱时，美联储必须充当“最后贷款人”，这必然会导致政府债务的膨胀。更新对系统性风险的管制也很有必要。但是，相比于其他国家，且考虑到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一，我们的债务水平仍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在奥巴马任内，创纪录的股票市场和坚挺的美元走势进一步确证了政府采取积极经济管理政策带来的影响。

共和党以不无迷惑的质疑对上述主张做出了回应。然而，民主党的主张大多数是对的。由于经济辩论主要围绕反映美国GDP增长和金融市场复苏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市场复苏情况的通常指标展开，民主党显然可以固守己见。他们认为，一个由再分配税和支出政策促成的更平衡的经济，将能缩小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它能消除中产阶级一触即发的焦虑和低收入群体无所作为的状态。

共和党要想获胜，就必须先赢得辩论。眼下，他们有点挣扎，许多人试图逃避经济挑战。受到媒体和学术界的惊吓后，他们在面对未来最具破坏性的威胁时畏缩不前。尽管共和党拥有可能比以往更熟练和善辩的发言人，但他们早已习惯于自里根时代以来就一成不变的陈词滥调。虽然他们提供了鼓舞人心的故事，却丧失了更宏伟的视野。

共和党一直拘泥于自哈丁和柯立芝时代以来的减税提案，降低税率和简化征税程序无疑迫在眉睫。但再一次地，他们没有提到处于衰退中的全球经济的关键问题，即经济精英对不可避免的和难以治愈的滞胀的共识。我们并未正视美联储在控制增长上成了一个“失败之神”（a god that has failed）的事实。大辩论

2015年7月中旬，在拉斯韦加斯举办的自由主义年度聚会“自由狂欢节”（FreedomFest）上，举行了一场人们期待已久的大辩论。参与辩论的双方分别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杰出代表、《纽约时报》最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首席经济学家、前《华尔街日报》最受欢迎的专栏作家史蒂夫·摩尔（Steve Moore）。

这场辩论几乎具备了所有元素：《纽约时报》对阵《华尔街日报》，长春藤盟校和主流媒体对阵福克斯新闻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学院派自由主义者对阵供给侧智囊团积极分子，自由主义经济学最负盛名的传声筒对阵自由主义的捍卫者科赫兄弟（Koch brothers）。所有这些都满足了一大批公众的好奇心，许多媒体和其他各界人士也集合在拉斯韦加斯翘首以待。

辩论的主题是“我们如何恢复所有人的美国梦？”这也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核心问题之一。不过，对这场辩论的许多出席者而言，最直接的刺激是想见证克鲁格曼这个政府支出、税收、债务和监管的著名鼓吹者将会如何蒙羞，因为摩尔被认为有望获胜。在9年来可能多达十几场涉及广泛经济话题的自由狂欢节的辩论中，表现光鲜的供给派学者从未落下风。他们往往是辩论舞台的主导者。他们对论点如数家珍，引用数据时游刃有余，善于戏剧性地揭示令人眼花缭乱的图表内涵，最后向公众展示有说服力的结论。他们成了自由狂欢节的灵感之一。相比之下，克鲁格曼则显得缄默和低调许多。

摩尔确实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获得了大多数观众的选票。但是，自由狂欢节的主持人、经济学家马克·斯考森（Mark Skousen）大胆地召集了一轮进一步的投票，以确定两人之中谁更能改变绝大多数人的观念。根据这个标准，克鲁格曼赢了摩尔。如果保守派在自由狂欢节的经济辩论上不能明显获胜，我们又如何赢得2016年11月尤为重要的经济问题投票？

看起来有点迷茫和被泼了冷水的摩尔，在第二天的早餐会上谈到了前一天的辩论。虽然摩尔有许多图表想进一步展示，但这对补充他在前一天辩论中的论点并无新意。考虑到形势严峻的持续性经济停滞，为何眼下保守派和自由派要赢得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辩论会有这么难？

自由狂欢节的观众似乎被克鲁格曼论点的威力震慑住了。在摩尔拿当前美国经济的低迷停滞和里根时代富有活力的三年转机做比较时，克鲁格曼抛出了世界各国的大趋势。历史上看，所有国家从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复苏的过程都是非常缓慢的，特别是当它们不能降低利率时；而奥巴马正式主政时美国的利率已接近于零。里根从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的高利率政策中受益匪浅，因为它中断了通货膨胀趋势，为推动经济增长提供了一把强有力的杠杆。奥巴马则继续沿用小布什的政策，小布什上台后决心推动保守主义议程，降低税率，严控除军事开销外的其他政府支出，并且任命了许多符合放松监管目标的监管要员。但是，在经历几年以房地产和银行业泡沫为特征的步履蹒跚的增长后，其结果便是2007年的一场灾难性崩溃。

克鲁格曼称，不必担心政府支出问题。在他生动的图表中，那些摆脱2008年衰退的国家或多或少同它们增加政府支出成正相关。奥巴马主政下的美国是世界上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仅次于中国。但中国如今也面临增长趋缓。通过对比近几任美国总统主政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克鲁格曼表明，所谓的“增税者”比尔·克林顿是遥遥领先的优胜者，里根次之，奥巴马排名第三，老布什和小布什则位列最后。克鲁格曼承认，单是税收政策并不足以解释这一比较数据。但是，积极有为的政府很可能不是美国梦最终的主要敌人。

克鲁格曼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保守派和自由派对经济前景的预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验证。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当时几乎所有人都预料，政府支出和债务的大幅增长将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而这会使美元陷入崩溃并严重拖垮美国经济。许多人预测中国会大举抛售美元。这些预测仍然回荡在2015年的自由狂欢节上，而且似乎掷地有声。到处都在预言美元濒临末日。

但正如克鲁格曼温和地指出的，在奥巴马主政6年多后，所有这些预测均被证明是错的。美元的价值实际上一直在飙升，股市也接近历史高位，利率则仍在历史低点徘徊。

在这场辩论后的早餐会上，一个共识是，只要再给摩尔半个小时，他最终将明显占据上风。摩尔不仅有更多图表可供展示，而且克鲁格曼在2003年发表的一个致命观点中，呼吁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刺激一轮“房地产泡沫”（这果然变成了现实）。摩尔一定很想知道克鲁格曼会对此做何解释。或许保守派的经济主张一切无虞，又或许它所欠缺的一些基本要素亟待完善。“经济人”的共同神话

争论双方都遗漏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何据称“可怕”的经济工具没有能解决主街（Main Street）的士气低落、华尔街的堕落无为，以及硅谷革命性创新的萧瑟低迷。当资本和深层知识流入有效的创业渠道后，主街和普通美国家庭的机会将会增加。华盛顿、华尔街精英和硅谷不断增加的政治摇滚明星之间的亲密关系圈，虽然可能会使百分之一的人变得富有，但是对整个国家而言却弊大于利。

在2015年杰克逊·霍尔小镇（Jackson Hole）召开的美联储共和党和自由派批评者峰会的演讲中，史蒂夫·摩尔断言，一场可以同里根“丰收的7年”相比的经济复苏，原本能使今天的GDP增加约4.5万亿美元，并且使2015年——2008年危机过去7年后——的平均个人收入提高约1.5万美元。摩尔坚称，有了这每年额外的4.5万亿美元，我们将能满足任何对安全网和美好社会的合理需求。

确实，许多民主党知识分子把这样的增长视为对地球的不公正的负担，它危害了气候，增加了富人的收入，却只给穷人提供了微不足道的福利，使国家充斥着毫无价值的小修小补。

但是，在这种文化冲突的背后，供给派凯恩斯主义者和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与保守派之间，共同持有以下四个基本信念：（1）经济主要是一套促进就业、储蓄和投资的激励体系；（2）经济和货币政策具备激励和引导增长的能力；（3）消费支出实现了“70%的经济增长”，是经济扩张的驱动力；（4）人类作为激励的理性应对者，在经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对胡萝卜和大棒做出回应，响应刺激并像斯金纳箱（Skinner Box）中的小白鼠那样机械地追求快乐。

不管你是把这样的“经济人”赞誉为兰德式的英雄主义个人，还是可怜他只是资本主义机器中一个毫无人性的钝齿，或是把他归入“怪异的消费主义文化”，都无关紧要。不管你是从“左”慢慢靠“右”还是从“右”慢慢靠“左”分析他，你都是在处理作为其所处环境的被动工具，而非富有想象力的积极创造者。

从左、右两派角度来看，流行的经济模式都是错误的。推动今日美国就业和财富增长及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并不是消费欲望、社会项目、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教育补贴或特朗普大厦的展示馆，而是半个世纪以来信息技术创造力的大繁荣，包括电脑、微芯片、软件、通信和网络应用等等。这些创新从农业部门扩散至医疗行业和政府部门等所有的经济领域，使商品和服务销量每增长一倍，价格至少下降1/3，它们贡献了60%的美国股市市值。

信息技术使苹果和谷歌成了拥有最大市值的全球最具价值的公司。它们直接提供了约17%的就业岗位，并间接提高了其他大部分人的收入。它们深刻影响了医疗、能源、零售、金融、娱乐和国防等行业。它们提供了效率，以平抑因受政府管制商品和服务范围的不断扩大而被扭曲和上涨的价格，涉及领域包括教育、医疗保健、银行业、频带宽度、住房市场和社会服务等等。

但是，流行的经济理论却不能较好地解释这种创造性的创新高潮。在政客们心照不宣的模型中，增长源于不断扩张的人口、增量投资、物力资源、政府基础设施和教育，而所有这些均受“怪异的永不知足的消费文化”，即总需求的刺激。物价下行并非可创造出新财富的学习曲线的证据，而是令人畏惧的“通货紧缩”的信号。创新和创造力是外生的，它们来自经济体的外部，且主要来自政府计划和依托政府的大学院校。

在这些观点的核心，你会发现那个可敬但又虚构的生物——经济人，也就是对其所处环境做出反应的理性的追求享乐者。一个更合适他的名字可能是“消费人”（Homo sumptuarius），即享乐主义者；他的经济抉择反映了他的自利倾向和享乐欲望。经济理论家不无讽刺地把任何超过最低生存需求的人类动机、野心抱负和创业精神描述为贪婪。由于“经济人”或“消费人”永远不可能构建那些新的计算机系统架构，发现生物肽或者设计无线网络，我们告诉那些做出这些贡献的企业家事实上他们“并未做出什么贡献”。

奇怪的是，“经济人”并不是一个左派概念。许多保守派人士把穿戴印有亚当·斯密名字或头像的领带，作为他们崇敬这位经济学鼻祖的标志。但是，亚当·斯密却是经济本身就是一台“大机器”这种思想——受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扣针厂和其他机械装置的启发——的源泉。斯密称，每一个钝齿和齿轮均能完美地适应它的角色和用途。更何况，理性的追求享乐的“经济人”远比一个钝齿或齿轮更有创造性或更加见多识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把这台“大机器”转变成了需求、供给和货币大量聚合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以弗雷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为首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对于上述问题表现得最为警惕，他们煞费苦心地为人类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机会搜寻”和套利者寻找一席之地。然后，他们把这一切解释为“自发秩序”的函数，自发秩序将明显限制人类去发现价格差异，或“装配和重组化学元素”以恢复系统“均衡”。这样一来，我们就又回到了像牛顿银河系的恒星和行星那样确定的井然有序地运行着的“大机器”思想。

近些年来，一些行为经济学的先驱——以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 Tversky）为首，已经通过挑战我们对“经济人”假设的信念引起了轰动。卡尼曼还荣膺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足够令人惊奇的是，通过否认使得机器正常运转及其结果恰如人意的理性，行为主义学家只是以进一步削弱它的方式质疑了“经济人”的概念。

假定的理性“经济人”被证明具有“偏差”和习惯性的思维模式，他们会锚定之前的投入和价格，将以往经验过度沿用到未来，对损失做出过激反应，并且屈从于具有误导性的情境线索。（难道之前没有人知道这点吗？）所有这些行为都会导致经济参与者做出错误的决策，损害他们对于“大机器”的效用。偏差、锚定、过激反应和狂躁等，会扭曲市场并造成危险的失衡。随后，“大机器”运转失调、“看不见的手”痉挛性地抖动、经济衰退、崩溃、恐慌和大萧条便会接踵而至。在这样的市场上，正义和增长均会遭到挫败。因此，正义必须依靠外部专家、权威和教授来强制推行，而他们很多时候只是把正义简单处理成一个取决于嫉妒的分配公平问题。

这些理论全都不能对技术创新做出多少有用的解释。为了解释集成电路、激光、无线频谱、地球同步卫星、网络软件堆栈、光纤线路、多聚酶链式反应（PCR）、ATM、碳纳米管、除纤颤器或者智能手机电视电脑，你必须极具想象力地跳到一个分层的宇宙，诉诸一个远远超越任何确定性的“大机器”、行为偏差，或供给和需求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理论。

民主党政客在这些问题上很容易受到诟病，因为他们只是把创新当成一个有关公正的问题来对待。他们煞费苦心地拒绝信贷主角的信贷需求，正如巴拉克·奥巴马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咆哮说，“不是你一个人建立的”（You didn’t build that）。他们以及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克，和绝大多数大学教职员工都坚持认为，今天的技术创新只可以同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或《国家州际及国防公路法案》（NIDHA）某些不知名的研究项目成果比一比。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企图推动投资税率提高到4倍，从而掠走90%的创新收益。希拉里·克林顿则鼓吹将资本所得税率提高到两倍。

绝大多数民主党人将机器人和其他前沿计算机技术视为“就业杀手”，而非工作创造者，这好比工人效率低的话，就需要雇用更多的工人一样。他们把能源生产看作一种污染源，将受到环境保护署（EPA）的抑制。他们正在把网络变成受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管制的缺乏创新并且容易遭到诉讼的公用事业公司。他们正在使银行变质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守护者，也就是说，银行正在变成政府的第四部门。所有这些民主党的政府扩张举措，都会阻碍创业型的就业创造。它们构成了对中产阶级家庭经济福利的主要威胁。

为了实现繁荣，硅谷、主街和华尔街必须通力合作，携手并进。但是，我们对美联储有能力通过操纵其垄断货币使经济增长步入正轨的错误观念，已经导致华尔街被华盛顿“俘获”以及随之而来的主街饥荒和硅谷衰败。要理解当前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我们必须放弃美联储拥有所有问题答案这个观念，这对于获得政治上的胜利和重建美国梦都至关重要。第1章美国梦与美元

美国梦出现危机并非一件小事。它是一个激励今天并将美国未来带入我们所愿的梦想，是一种今日的工作和节俭将换来明日繁荣和进步的世界的信念。在这个世界里，储蓄意味着舒适的退休生活，我们的孩子有望在充满机会的新领域里享有光明的前途。

垄断货币如何野蛮地破坏这些希望，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鲜为人知的伟大故事。在信息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财富通过学习获得，货币是来自未来的一个信使——一个信息的报送人和一个机会信号。如果货币不再能传递可靠的信息——一种关于我们优先排序和价值观的连贯思维方式，我们又如何呵护不难理解的梦想？

今天，我们担心美国梦正在破碎——某些东西已经切断我们的历史和视野之间的连接，某种邪恶的力量正在窃取我们的未来。但是，在一片富饶之地，我们很难确定哪里出了差错。除了各种不稳定的GDP和增长指标，除了那些身无分文的祖父母以他们最终成才的后代为豪的辛酸故事——“看着我，在这个讲台上，一个政治家！”除了对社会丧失流动性的不满，我们只剩下关于货币及其衰落的想象。

货币的价值最终必须以梦想为衡量尺度。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不可知。当梦想破灭时，美元也终将衰落。它们是否全都流向了一片崭新的、充满馨香的、符合规模经济的美国沃土？或者说，我们能否重拾类似1944年新罕布什尔布雷顿森林会议（它使世界货币和美元挂钩，并使美元和黄金挂钩）所勾勒的全球货币秩序之梦？

我们的民族士气长期依靠一种对边界扩张的信念：首先是一个广阔的愿景，其次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技术。美国梦召唤着一个个具体的美国人去克服任何挑战，最终抵达普遍繁荣的彼岸。“伟大的云车仍在向外移动，怀着对太平洋的梦想。”

未来绝不可能只借助金融术语来理解，我们通过援引诗人、小说家或科幻小说先驱对我们称为美国梦的描写来阐述它。“没有远见，人必灭亡。”美国梦的挫败，预示着一个暗淡无光的未来。

眼下，对这种美好信念和光明未来不抱希望的，正是美国学界和政界精英。在一大批科学活动家和经济名流的影响下，我们已就美国梦是全世界的一个致命负担达成共识。据说，地球生物圈已经不堪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重压。整个地球走到了权威马尔萨斯主义者所谓的世界技术边界（World Technological Frontier）。

按照研究生产率的理论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的观点，所有的创业型和技术型企业，都面临世界“生产率边界”收紧的问题。在一处对增长极限的沮丧计算中，戈登预测生产率将遭遇六大“不利因素”：人口（劳动力增长减缓），教育（学习作为教育传播的收益递减），不平等（52%的收入所得流向了“1%的最高收入者”），全球化（全世界对美国技术的趋近压低了美国的技术报酬），能源和环境（“全球变暖”使矿物燃料巨大的增长贡献饱受非议），以主权债务危机（仅美国就高达120万亿美元）为缩影的消费者和政府债务过剩。

像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这样的精英人士，把这一结果总结为“长期增长停滞”——一种近乎永久性的增长延滞。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表明，并非所有他的同胞都认可托克维尔对美国例外论的赞美，他把本质论点扩展成一种崭新的“资本主义核心规律”，认为自由市场已经到达财富积累和增长的终点，正进入一个财富再分配和零和重置的时代。

民主党把这种悲观主义情绪带到了政界。在一次职务任免中，奥巴马总统任命约翰·霍尔德伦为他的首席“科学”顾问。霍氏是人口和气候灾变说者，他曾呼吁用灭菌器毒化水体，以阻止人口增长。民主党援引皮凯蒂的理论，把不平等视为财富压迫的恶意积累的结果。左派人士告诉我们，贫困的原因恰是“财富”！

投资增速快于符合资本主义客观逻辑的工资增速，投资收益率则超过了经济增长率。其结果是导致了一个投资过度的赢家通吃的经济局面，遏制了中低收入阶层的机会。奥巴马总统的朋友兼顾问塔那西斯·科茨，作为畅销书排行榜靠前的作家和居于美国权力中心的人物，在回应奥巴马的前精神导师、芝加哥的莱特牧师时，将美国梦斥责为一种“非黑即白的思维”。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社会的阶层流动，甚至地域流动正在受到阻塞。一个在20世纪60年代后的任何时期出生于贫困家庭的孩子，只有30%的概率跻身中产阶级，5%的概率挤进20%的高收入群体。在欧洲，这个孩子的前途会更加美好。垂直流动受到了近乎停滞的水平流动的损害。2011年，“流动率”跌落到汽车成为普通生活消费品以来的最低水平。2014年，18~31岁的美国人中仍有1/3未曾搬离过父母的家庭，这是史无前例的现象。

对冲基金哲学家肖恩·费勒指出，1971年以来，青壮年男性的实际中位收入仅仅上升了6%。由于创历史最低纪录的仅有66%的人拥有全职工作，所有男性劳动者在黄金工作年龄的实际中位收入总额已下降了20%，未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男性劳动力的同一数据则下降了47%。更高的女性收入部分缓解了这种下降，但不断上升的家庭破裂比例又使其进一步恶化。

左派经济学家只能拿出“失败”和“沮丧”来回应这些发展趋势。他们预测，世界人均经济增长率将出现一个永久性的放缓。根据皮凯蒂的估算，世界人均经济增长率已经从每年增长3%降至1.5%，降幅达50%，而且将进一步下滑至0.8%。2007年，在逐一扣除六大不利因素的影响后，戈登预测美国人均消费增长最终会永久性地降至0.2%。现在他指出，2012年的实际人均消费增长甚至比2007年悲观性预测的水平还要低8%。

许多著名经济学家抱有以下观念，即“婴儿潮”一代退休时，将和他们出生时那样，经济陷入低迷。他们担心，教育收益递减、技术耗竭、生物圈的报复、不平等现象加剧、市场全球化和债务偿还，都将成为世界各地自由经济体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戈登推断，瑞典人和加拿大人在面对他所提出的六大不利因素时，仍有可能更富有活力。

对美国学术界而言，这组数据代表着资本主义的失败和采取新干预措施的借口。现在，政治家转而开始接受、培育和夯实这种“技术边界”。联邦通信委员会一个由律师和会计师组成的官僚机构声称，网络已经过了它的创业阶段，他们正在接管网络，以使其更加“中性”。这样一来，政府就能更好地适应它，像《1934年通信法案》第二条界定的老牌电话和铁路等垄断公用事业企业那样，调查它们所有的节点和价格。《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是一种干预措施，它一方面使大银行国有化到“大而不能倒”的规模，另一方面却排斥小银行，使它们因过小而难以获得成功。由于不受任何立法限制，联邦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正在对从投资顾问到典当行的所有消费金融进行监管。

奥巴马医改法案（又称《平价医疗法案》）将其征税和控制网络扩展到了所有的医疗保健领域，因此需要国税局新设1.6万个机构以有效开展工作。一项可能始于希拉里·克林顿所提出的提高资本所得税率的计划旨在消除不平等危机，以增加累进财产税下的资本和储蓄税。根据民主党的涓滴教育理论（trickle-down education theory），纠正递减的教育收益，需要在教育工作者身上额外花费3500亿美元。逐渐削弱的全球化收益意味着“可持续的技术”、更合理的梦想，以及对第三世界的高额环境赔偿。全球变暖的不利因素吹凉了热带酒店的温馨聚会，那里工业化国家承认了它们的环境罪过，并以97%的一致性达成了提供进一步赔偿的协议。

最终便导致了债务积压。当然，它可以通过发行更多的货币、采取货币贬值，以及对任何幸免于其他不利因素的储蓄和投资新征累进税得到解决。

从皮凯蒂的新马克思主义到戈登的衰落论，这门沮丧的科学为左派经济学的持续失败提供了便利的借口。戈登在其预言中对这些暂时性变化将中断下一个世纪人类进步的警告虽然有些夸张，但是由对全球变暖、不平等和全球化等假想的“不利因素”的担忧所引发的监管瘫痪，完全有可能导致一个新的黑暗年代，即使债务比受恐慌驱动的高税收削减政策试图解决的程度轻许多。

衰落论者认为，所有的数据在1972年就开始走低。生产率增长下滑了40%，从1972年之前81年间的年均2.33%，降低到1996年的1.38%，且进一步降到了2014年的0.5%。

从戈登到萨默斯，对景气停滞的解释都只是将其视为18世纪工业化欣欣向荣时代所预示的科技史上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导致81年的生产率繁荣在1972年走到终点的是一系列革命性发明的独特收敛，包括电力、内燃机、内置管道和中央供暖技术、矿物燃料及其塑料等变体，当然还有电信和电视。磺胺类药剂和抗生素延长了人类的寿命，喷气发动机促进了航空旅行。美国由75%的农村化率转变为80%的城市化率。

在理论家看来，这些创新进展都是奇点——它们只会发生一次，而且几乎都是在1970年前就已完成。如戈登所言，“收益递减开始出现，而且……所有在1970年后的进展都是二次改进，如短途支线飞机的发明、将最初的州际高速公路网延伸到郊区环城公路，以及美国家庭由窗式单元空调改用中央空调系统等”。戈登认为，甚至计算机革命，大部分都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并且伴随着电脑化的银行对账单、信用卡和机位预订。自动电话交换机和工业机器人也都在70年代前就已出现。

美国梦的批评者把他们的例证寄托于对他们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约始于1890年，紧随一个世纪前以蒸汽机、煤炭、煤气照明和金属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而来）不可阻挡的革命性奇点力量的详细叙述。从汽车、飞机、中央供暖和自来水，到抗生素、空调和电报，技术进步使人类的寿命延长了一倍，使运输速度由每小时5英里提高到每小时500英里，使通信延迟由以日计缩短到以秒计。据测算，总体生产率提高了上百倍，经济增长率也大幅提高。

对他们而言，技术从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高度衰落，所导致的生产率增长放缓不乏解释意义。但问题在于，表明1970年是技术转折点的唯一指数，正是悲观论者企图解释的生产率增长衰竭。

技术潜能在20世纪70年代急剧萎缩的观念，掩盖了该时期一大批新公司所取得的突破性创新。这些新兴革命性公司中的佼佼者包括：英特尔公司及其内存和芯片革命，苹果公司及其个人电脑革命，应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及其亚微米半导体资本设备革命，基因泰克公司（Genentech）及其生物技术革命，以及微软公司及其打包的模块化软件革命。第一代现代自动取款机（ATM）已经能吐出现金。聚合酶链式反应工具很快将使生命体DNA编码的大规模复制变成可能。以太网和互联网协议则预示着一场通信革命正在来临。

融入信息工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技术也在继续发展。联邦快递公司推出了隔夜派送业务，沃尔玛开启了零售业革命，西南航空公司推动了航空旅行的平民化消费，集装箱化大大促进了国际海运和贸易。随着单位劳动时间GDP产出的提高，年度生产率增长从未因任何假想的70年代固有技术所得的耗竭而由3%骤降至0.5%。

在信息经济中，增长并非源于权力，而是源于知识。学习对知识增长至关重要，它通过那些可能失败企业的创业理念的可证伪试验在整个经济体中展开。整个经济体就是一套验证和度量体系，它需要以精确的货币价值尺度为指导的可靠学习。

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生产率研究专家所忽视的“房间里的大象”，是货币作为一种尺度、测度标尺、价值大小和机会信号的突然失效。正如皮凯蒂所叙述的，经历两个世纪金本位制下难以置信的工业创造力和进步，所有主要货币长期以来“似乎已像大理石那样坚固……似乎能度量不随时间流逝而改变的数量，从而刻下了赋予货币重要性以永恒光环的诸多标记”。

那么，企业是如何从这些一成不变的惯例思维中醒悟过来，转向庞杂的以微秒计的交易潮流的呢？我们又怎样由拓荒者转变成了“快闪小子”（flash boy）呢？

这种可预测的创造力惊奇的载体，这种长期以来生产创新的通道，像大坝一样轰然倒塌，释放出一片价值波动无常的汹涌汪洋。变化很明确地发生在1971年8月15日，这一天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使美元永久性地脱离了黄金。

正如英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夸西·科沃腾（Kwasi Kwarteng）在《战争与黄金》（War and Gold，2014）一书中所指出的，“尼克松在1971年8月做出的决定……极大地改变了货币史进程，开启了一个黄金实际上与货币脱钩的新时代，过去2500年来从没有过”。

美元和任何物质实体之间缺乏一个合法联系，将使世界陷入货币无政府状态。由于长期投资少了美元之锚，金融投资回报期缩短，市场分解成琐碎而盲目的交易。在回眸20世纪70年代时忽视这一划时代的事件，只有其影响如尼克松当时所承允的那么小时才是合理的。

尼克松的宣告充斥着对放弃金本位将“强化”或“稳定”美元的保证。米尔顿·弗里德曼力劝尼克松采取这项举措，他预测该举措只会对货币价值产生较小的影响。以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为首的一批著名人物则预言，黄金价格会出现一轮大幅下挫。黄金价格在接下来的3年里翻了两番，在采取纠正措施之前的10年内增长了23倍，彰显了负责货币度量和调节事务的经济学界和政界人士的盲目无知。大多数经济学家赞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 Keynes）曾提出的放弃黄金之锚的主张，即便只是设想一下黄金在人们观念中的持续支配地位，他们都觉得难以忍受。

除了任何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外，1972年后生产率增长的下滑必须被看成货币作为度量标准所包含的信息内容遭毁坏的另一个关联效应。其最显著的直接后果是，美国和英国持续两个世纪之久的近乎稳定的长期利率突告终结。随着美元和黄金的脱钩，10年期债券的利率开始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剧烈地上下波动。由于时间偏好不可能出现类似的波动，这种不稳定性反映了新的货币混乱。

在混乱之中，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出现了不可预测的波动，导致企业破产和意外所得同时存在。由于这种变化较难预测，且往往以货币而非公司的实际绩效的形式出现，其结果对大多数公民而言是随机性的。一些人的债务负担出现了令人诧异的飙升，另一些人的债务负担则被明显放大。企业破产现象越来越严重。受益于这种波动性，金融行业获得了蓬勃发展。交易比工作和节俭更受人们青睐。不平等日益加剧，10%最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收入总额的比重从1971年的33%上升到2010年的45%。经济活动的空间不断萎缩。

约翰·塔姆尼（John Tamny）在其《通俗经济学》（Popular Economics，2014）一书中，详细叙述了放弃金本位制所带来的诸多影响。其中之一便是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主政时著名的“低靡”年代。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飙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开设了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主要是为了使饱受旋转价格无情打击的农户可以参与风险对冲。对冲基金由此迎来了它们的长期繁荣。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360:1升至100:1。美国的汽车和航空运输业因油价飙涨几近崩溃。制造业萎靡不振。政府把刺激房地产业发展作为摆脱美元贬值的“灵丹妙药”，从而使美国经济从工业重镇退化为一个金融和消费的赌场。

由于缺乏全球性的价值标准，货币交易变成了世界上最庞大和最低效的业务。截至2015年，它构成了超过1000万亿美元的每年交易额，约为每天GDP的1/3。它吞噬了被称作“铸币税”的收益，也就是来自货币发行的所得。这些所得代表了铸币生产成本与其价值之间的差额。中央银行和政府国库获取了这些所得中的绝大多数。但是，这些数量变化同样使那些政府公款的早期借款人和贷款人获益颇丰，他们可以在相关价格变化扩散至整个经济体之前采取行动。不过，所有的货币交易在其至关重要的作用上都遭到了失败，它甚至未能发现远不如货币所测度的经济活动那样稳定的价值。与此同时，公众在房产升值中寻求庇护和安慰，房产至少不会随市场波动瞬息万变。但是，人们却饱受基本人类需求（食物、燃料、医疗、住房和教育）成本飙升之苦。

衡量遭受破坏的程度，主要表现在新的货币体系下经济活动要付出相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标准来说高昂得多的成本。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1盎司黄金的价值为35美元，1桶石油的售价低于2.80美元，1加仑汽油可能只需30美分左右。

货币混乱导致整个经济效率低下。将其归咎于技术——经济系统中继续保持繁荣且得到加速发展的领域，只是否认明显事实的一种方式罢了。全球金融机构密切关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一举一动，并说服他做出了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决定。

自尼克松做出使美元和黄金脱钩的决定以来，中等收入危机和生产率衰退仍然在威胁着美国梦。尽管里根总统和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通过供给侧减税政策和非正式的金价目标，在维持一个有效且可行的美元体系中艰难地获得了暂时的成功，但是正如塞斯·利普斯基所说，“世界货币体系并未得到永久性的修复”，并未“恢复对政府过度干预的合法性检查”，也不存在对无意义的货币价值进行大规模的短期交易和非法炒作的限制。此后，世界经济便患上了金融臃肿病。每天数以万亿计的货币交易和每年以数万亿为单位级别的衍生品交易总额，使不断上升的世界贸易份额押注在越来越无意义的总量波动上。

美国企业家做出了反击，他们被技术赋能，并受到税率降低和管制放松的激励。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场意想不到的美元通缩（通缩幅度达30%，美元对黄金的平价上涨了57%）使网络经济出现了短暂的下行，成千上万家巨额举债建立光线新网络的电信企业陷入了破产。由于美元的意外通缩，这些债务猛然间增加了30%。至今，这些企业家中的大多数，比如伯尼·埃伯斯，仍因隐秘的会计犯罪而在蹲监狱——尚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一段漫长的权威历史表明，意外通缩将给债务人造成巨大损失。从亚洲承建商到美国零售商，破产和债务负担如影随形，但它们都不能同全球光线新时代的网络电信企业所遭遇的债务相提并论。

从千禧年崩溃（millennial crash）起，美国就一直饱受货币冲击、利率波动和金融工具泡沫的困扰。政府偏好使“投资”由房地产消费转向了气候方面的考虑。拯救世界经济于水火之间的只有技术。但正如史蒂夫·福布斯所言，世界遭遇了“40年缓慢的财富缩水，同时，美元的价值也下挫了80%”。

版图和度量标准在空间与时间上均已失效。协调全球所有贸易的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网络，构成了空间指数。这便是横轴，即企业的地理跨度。这里，现有产品在当今全球化的“空间”被不断复制，借用彼得·蒂尔的比喻，即“从1到N”。作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中介的利率，构成了“时间”指数，即把经济带向未来的纵向尺度，蒂尔形容其为“从0到1”的向量。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这些曾经牢固的量规和指标已丧失其意义，如今正受制于世界各国政府部门的频繁操控，以及不断国有化的银行体系。由于货币和利率的波动远比它们所引导的经济活动的波动剧烈得多，投资和商业范围不得不缩小与实际经济知识的比例。只有将货币盯住美元和专注于同美国进行贸易的中国，才成功地走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货币路径。（反过来讲，中国也面临着持续的货币管理成本的压力。）但中国的策略只维持到了2015年年中，从那时起，中国也受到了全球货币混乱的影响。

时间的侵蚀最具毒害性，世界各国政府推行的利率扁平化政策威胁着我们的未来。政府债务侵占了资产，使它们急于变现。只有当前商品的支出有望在未来获得巨额收获时，这样做才是合理的。短期刺激产生的债务只是消耗了未来投资，抬高了流动资产的价格，却未提高它们的收益，或者创造出能够偿还这些债务的新资产。其结果是资产价格膨胀，数量上虽很“宽松”，质量上却毫无意义，这就是泡沫。当价格回落后，债务却依旧高企，且在很大程度上如皮凯蒂描述的那样抑制了经济增长。不过，皮凯蒂错误地把问题看成是实际储蓄和投资，而非政府对真正的价值创造者的掠夺。

在美国，政策成本在中产阶级的养老金上首次出现了下降。美联储最终实行了接近零的利率，为美国政府及其盟友提供低成本融资，使未来企业的利润空间大幅缩水。这一对政府权力的利用，抑制了创业知识的获得。企业养老金债务飙升，新增储蓄的收益毫无保障。

隐藏在债券泡沫背后的是投资回报的下降。随着利率的扁平化，政府的干预政策使未来变得不容乐观。80%的私人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被废除。公共计划同样面临类似的牺牲未来以应付眼前需要的问题。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美国政府肆意地掠夺了美国中产阶级的退休资产，迫使数百万美国人严重依赖于社会保障、残疾保险、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等政府计划。政府依赖性则无疑会摧毁美国梦。

缺少了美国梦，美元的未来亦将暗淡无光。第2章公正在先，增长在后

当一辆昂贵的小车撞向一面墙时，所有的信息和价值会在瞬间消散，尽管它的所有原子和分子依然存在。价值即信息，小车即知识。——塞萨尔·伊达尔戈（Cesar Hidalgo）《增长的本质》（Why Information Grows，2015）

货币是世界经济的核心信息效用枢纽。作为一种交易媒介、价值储存手段和计量单位，货币是关于全球市场环境（包括时间和空间）的信息的关键构成。因此，货币体系可以被看成是道德体系——它们有没有撒谎，抑或讲出了真相？

在我的前一本著作《知识与权力》（Knowledge and Power）中，我发现“知识”即财富，“学习”可带来增长，且两者都要缜密的信息科学所支配。史前人类也曾控制我们今天拥有的所有物质资源，我们这个时代和史前人类时代之间的区别在于知识的扩张。知识通过可验证的学习得到扩张，“学习曲线”则经由创造性的试验不断向高处位移。

个体企业和行业的学习或经验曲线很好地展示了这一过程。它可能是所有企业记录最完备的现象。学习曲线表明，任何商品或服务的生产成本会随销售量的每一次翻倍而下降20%~30%。波士顿咨询公司和贝恩公司制作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学习曲线图，结果表明，学习曲线深刻地影响了从细针到饼干、从保险政策到电话、从晶体管到代码行、从猪腩到瓶装牛奶、从钢锭到飞机等各行各业的方方面面。

创业型的学习伴随产出和销量的增长而得到迅猛发展，各行各业的公司不断创造出新知识，它们给生产的方方面面以及每一步制造流程、每一个设计细节、市场营销和管理都带来了巨大改进。尤为重要的是，学习曲线扩展到了消费者身上，他们学会了在售价下降时如何更好地使用和复合利用产品。例如，iPhone手机成千上万款应用程序的不断扩散，即代表着用户的学习曲线与苹果公司的学习曲线已经相差无几。

摩尔定律所描绘的法则在这类曲线中最有名，根据其预测，计算机的成本效率比每隔24个月就会翻一番。太阳能行业的斯旺森定律（Swanson’s Law）以类似的形式表明，硅光电池的成本已从1977年的每瓦76美元下降至2014年的每瓦50美分。发明家和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把这些曲线一起放在一个详尽的目录中，它们将在21世纪末达到一个所谓的“奇点”高潮，到那时，计算机的能力从多方面来看都将超过人脑的能力。

所有这些曲线均表明了增长和学习作为资本主义核心规则的本质特性，这一过程自石器时代以来就已烙进了人类的历史。但是经济学家却很少提及它，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应该不断上涨。在1992年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表明，经济学家并没有去测算前两个世纪最显著的成本下降，即以每流明时（Lhr）所需花费的劳动小时计，照明成本出现了数千倍的下降。诺德豪斯把曲线从洞穴取火和蜡烛扩展至电力和电力网。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LED（发光二极管）早就把照明能力扩展至各种各样的程控显示技术应用领域。

财富增长的果实并非源于自利和贪婪的鲜花，而是源于学习的进步。企业家通过开展可证伪的创业试验——其结果可以用可靠的货币来计算——获得了这种学习的进步。

不同于把利润转移给政客，成功开展创业试验的企业家可保留他们自己的利润。因此，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成功延续到未来。资源流向了那些能够最有效地利用和使它们增值的人那里。如托马斯·皮凯蒂所言，资本主义的核心法则是，成功的资本家而非政客控制着资本的再投资。如果由政府来控制、担保、引导甚或决定投资，那么它就不是资本主义。投资过程的关键是利率。要使企业家控制资本，利率必须能反映资本的实际成本，而不仅仅是印钞成本。否则，印钞机将会支配投资。

我们可以把新货币信息论和资本主义概述为8大原则：

1.经济体主要不是一套激励体系，而是一套信息体系。贪婪对此毫无助益，而公正——一套给“真实”提供回报和淘汰“谎言”的体系——却显得至关重要。

2.创造性总是伴随惊奇而来。信息被定义为惊奇。

3.信息是秩序的对立面。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是均衡体系，而是创业试验的活跃场所。

4.货币应该作为创业试验结果的一个衡量标准。

5.一个通信系统的信道和内容之间的干扰被称为噪声。货币噪声使人们难以从信道中区分出信号。

6.一个不稳定的市场将会缩短经济体的投资回报期。螺旋波动的货币和贪婪掠夺型的政府对长期创业活动的预期回报是致命的。

7.与熵相类似，利润或损失代表着意外或未预期到的结果。与热力学中的平均温度相类似，实际利率代表着平均收益。

8.货币的流通速率或周转率并非一个常数。因此，不应由中央银行，而应由个体的自由决策来控制有效货币供给。这是因为，经济个体积累了相关知识，他们可以决定将自己的产出用于开支还是储蓄。

在一个合理的增长体系中，企业必须对破产和利润保持开放态度。当政府对正义的天平指手画脚、通过担保和其他权力操控货币，以刺激经济增长和保护财产时，这种学习过程就会失效。

在创业试验中，时间的稀缺性和不可逆性构成了管理约束。如果时间是无限的，那么一切皆有可能。有限的时间带来了选择和优先排序的必要性。时间体现在利率（货币的时间价值）、预算（有时间限制）、合约（有期限和可交付性）和账目（实效性）上。在经济学中，时间主要由货币来代替。从最深层的意义上讲，货币便是时间。这不仅仅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箴言——“时间就是金钱”的简单复述，而是一个关于货币稀缺性之必然的真相。作为记账、设定优先级别和评估机会的工具参考，货币必须充当一把标尺，而非一只魔术棒。它不能随主权者的意志而扩张或收缩。为了阐明以货币交换实际商品和服务的意愿，必须对货币数量进行严格限制。

自相矛盾的是，要充当价值储存手段，货币就不能是可囤积的。一个基金持有者可以克制不去使用基金，或者把它们存入银行。但是，如果货币不被用于投资或开销，它最终会变得毫无价值，因为社会将不能生产出任何商品以供其购买。时间是典型的赫拉克利特之溪（Heraclitean stream），它不能被囤积。时间是萨伊定律（Say’s Law），即“供给创造了自己的需求”的基础。储蓄总是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主要取决于政策，被用于投资或被浪费。

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从更多的学习中将产生更进一步的充裕。只有一种资源会成比例地变得相对稀缺，它便是时间。在所有的价值构成中，时间是最真实和不可逆的元素。

在一个经济体中，人均财富与收入的增长意味着选择和可能性、时间利用方式、主张自己关注点的增加。尽管一些新的商品和服务会提高你的效率，另一些也会延长你处在身体健康状态的年岁，经济增长仍将不可逆转地给剩下的资源，即你生命中剩下的时间带来压力。

这些时间（不管以小时、分还是秒来计）便是你实际上可用于花费或浪费、投资或挥霍、劳作或睡眠的资源。货币提供了对收入和支出的一个精确测量，这主要是因为它反映了这些时间成本。这些成本可以计入两种不可逆的分类账，一类是物理学意义的，另一类是生物学意义的，即“光速”和“寿命”。如果不能表现人类生活的这些基本稀缺性，我们的经济学就会背离现实，并且背叛我们自己和正义事业。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在越来越短的时间里被创造和使用。政府可以佯称，一些商品本质上需花费更高的成本（如黄金或汽油），一些商品应该免费提供（如医疗服务），另一些商品则变得越来越昂贵（如教育和医疗器械）。掌握政治权力的人能够抬高或压低特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如学费、税收或利率、住房、果葡糖浆，或创办一家新企业、研制一种新药物的成本。但是，时间仍然具有不可逆的稀缺性和不可膨胀性。根植于时间的货币——有别于我们今天的美元——将使实际成本同整个经济的学习曲线出现成比例的下降。价格趋于下跌是资本主义的天然条件。

即使是财务不平等，也不能影响时间和精力的根本稀缺性，光速和寿命在我们时代的现实经济中被不断消耗掉。时间就像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平等主义者，它以相似的方式被大致平均地分配给富人和穷人。相对寿命的普遍扁平化，表明了全球平等的显著进步。富人不能囤积时间，或者随意掠夺他人的时间。这使得我们乐意和他人开展合作。没有惊奇，所有的时间将只有较低的价值，而且会使人感到厌烦。熵的惊奇提供了能量，构成了时间和经济的方向性。

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静态测算误导了许多人。在一套严格的时间制度下，积累可创造财富的知识需要努力工作。学习需要投入劳动。20%的最高收入家庭平均而言拥有的财富是20%的底层全职工薪阶层的6倍。一个人掌控的“财富”越多，越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管理和投资这些财富。绝大多数财富都是非流动性的，受时间壁垒、产权、契约条款、公司结构，以及对投资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支付结构的制约。过早地贸然攫取财富——“清算”财富——是企业家很少会采取的代价不菲的破坏性过程。在财富不平等方面，拿企业家的投入资金同工人的工资和薪水做比较是极不公正的。

一旦政府对这些财富进行再分配，就会颠覆作为其基础的正义天平。政府可以适当地培养知识——通过创业领域数百万可证伪的试验获得——增长的基础条件。太多人学到的经验，构成了主要的经济教训：权力不能控制财富——使人惊奇的新知识——的形成。

例如，利率反映了经济体的平均预期回报。通过实行接近零利率的政策，美联储错误地消除了时间成本。这种政策陷阱阻碍了经济增长。向明天透支的低成本货币并未创造出新的资产，反而抬高了眼下现存资产的价格。它并没有带来任何新的学习效应和价值，而仅仅是通过扭曲货币的时间价值破坏了信息。龙洲经讯（Gavekal）的查尔斯·加夫解释说：“当萧条来临时，资产将恢复其最初的价值，债务却居高不下……资本存量急剧萎缩……实际增长显著放缓。”

美联储企图以管理货币的名义，来操控投资者的时间，即投资者关于当前价值和未来价值的意识。但时间并非真正地可以被操控。它是施加于我们做出的每一个财务决策之上的不可逆的力量。美联储的政策只会使储蓄者和投资者感到混乱，并且缩短投资的回报期限。例如，在某些颇具影响的交易策略中，投资回报期已被缩短到了以毫米计。

信息论——关于世界的新体系——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不可逆的货币不能作为其本身的衡量标准，它由其所测度的价值来定义。它是一套逻辑和道德体系中的一部分，而且同所有的这类体系相似，它必须以其本身之外的价值为基础。它必须源于不可逆的时间之熵。

根据“财富即知识”和“增长即学习”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的信息论认为，公正对增长至关重要。公正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产生于自由市场的“自发秩序”的结果，而是作为合法政治领导必然结果的产物。除非公民认为市场分布是公正的，否则他们不会主动遵守纪律，奉献出宝贵的时间，或者忍受学习与增长的风险和困难。自利会使他们像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所驱使那样，同政府展开合作以追求相关特权。贪婪是对不公正的收益的渴求。在一个不断扩张的福利国家中，贪婪为有保障的结果提供了驱动力。

同时，如果缺少增长，公民将发现他们的活动空间被一个零和世界所包围，他们只有通过掠夺他人才能胜出。公正必须得到优先考虑，共和党不能排斥对公正的诉求。公正并不是自发生成的，政治家通过法律之下有远见的明智领导才能获得它。士兵和警察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不惜以牺牲生命来捍卫公正，父母们在家里把坚持公正作为通往未来之路教育给他们的孩子。法官、行政人员和教师在日常工作中应该把公正作为最基本的社会规则，来加以坚持和维护。我们不能简单地使公正的天平附属于增长的旗帜。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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