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托马斯·莫尔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乌托邦试读：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1981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商务印书馆编辑部2011年3月
序言
序言乌托邦托马斯•莫尔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杰出的人文主义者，1478年生，由于据说在宗教问题上违抗英王亨利八世，被判处死刑而不得不泰然自若地走上断头台，时在1535年。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大都思想比较先进，反对中世纪的禁欲观念和神权主义，坚持以人为本位，相信人的力量，力求满足人的情感和兴趣。莫尔当然也具有上述的特征。但是由于多数人文主义者毕竟主要地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不可能在利益上和人民大众取得更大程度的一致。莫尔所以超出同辈，直到今天还享有盛名，其作品还未丧失现实意义，恰在于其能高度关心人民大众的生活。他在《乌托邦》这部不朽的著作中，为当日英国广大劳苦群众所遭受的水深火热的痛苦，慷慨陈词，大声疾呼。不仅如此，他还指出造成这种痛苦的根源，并提出具体的办法和措施，要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他认为是具有普遍性的重大社会问题。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出丰富的才华，巨大的热情，过人的胆略，并阐述了精辟的见解。
莫尔在大学读书时代，已经对希腊拉丁古典文学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头角峥嵘，受到一些前辈学者的器重。以后他又和欧洲大陆上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Desiderious Erasmus〔约1466—1536〕）成为莫逆之交，反复商量问题，切磋学问。书本上的东西以及师友的交往，都对他心智的成长有极大的帮助。而更重要的是，他后来成为一个经历丰富、见闻广博、又颇为留心新事物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是英国人，供职本国政府，对于自己同胞在都铎王朝专制统治下所受的苦难，观察直接，了解特别深刻。例如英王对内百般聚敛，巧取豪夺，用刑严酷，杀人如麻；对外好战尚武，不讲信义，妄图称霸于一时。他的一些宠臣，不但不犯颜力谏，反去阿谀奉承，逢君之恶。莫尔最关心而且急于想纠正的，是大批农民被暴力从自己耕地上撵走及因此而引起的一系列严重后果。贵族豪绅把耕地一片接一片地圈起，变做牧场，用来养羊，提供纺织毛呢需要的羊毛。这就是所谓圈地运动。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迫离开累世居住的家园，无法就业，到处流浪，以致或是饿死沟壑，或是流为盗匪。在英王政府的血腥统治下，流浪有罪，讨饭有罪，盗窃当然更有罪，总之，刑律苛烦，百姓动辄得咎，性命不保。在都铎王朝卵翼下的英国大贵族、大商人，为了喂肥自己，不惜和反动政府狼狈为奸，剥削镇压劳动群众。莫尔在《乌托邦》中关于他那个时代——资本原始积累的初期所谓“羊吃人”的情况的描绘非常逼真，令读者为之感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部分地加以引用。
莫尔对时政的不满与批评，达到异常坦率的地步。可是由于他所面对的亨利八世，是一个刚愎残忍的暴君，他觉得如果用隐蔽假托的方式陈述自己的观点，可能会有好的效果。这种方式颇类似我国古代诗人的主文谲谏，可惜仍然不曾取得应有的效果，只是使他的书留传后世，作为文学杰作，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部伟大的文献；这也是作者几百年来享有盛名的主要原因。
莫尔在1516年写成《乌托邦》，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使用的是当时学术界通行的拉丁语，但是书中人名、地名以及其他专名，都是杜撰。“乌托邦”（Utopia）这个词本身就是据古希腊语虚造出来的，六个字母中有四个元音，读起来很响，指的却是“无何有之乡”，不存在于客观世界。
很明显，莫尔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人，他写作的动机是积极的，是渴望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的。然而乌托邦社会主义却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同义词，乌托邦在后代被人们和空想等同起来。这也许非莫尔始料所及。
他的时代是地理发现的大时代。新的航路，新的陆地，新的人民，一齐涌现出来，使欧洲人眼界顿开，打破了成见，解放了思想。在这样的气氛中，莫尔从一位航海家口里叙出一个乌托邦来，的确真假难分，有如能迷惑人的桃源仙境。
原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谈到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熟悉英国这个时期历史的人一望而知，这指的是莫尔置身其中的英国社会。这一部分抨击了英国政治和社会的种种黑暗，然而作者点染巧妙，隐约其词，运用虚实相生的影射手法，使得倔强固执的英王也无从问罪作者。第二部分描绘乌托邦这个理想国，它同第一部分的内容形成鲜明的对照。作者关于未来的完美社会的全部设想都包含在这一部分。以下拟就六个方面分别来谈谈：
一财产公有
财产公有是乌托邦的最大特点，也是莫尔社会主义思想中最可贵的要素。莫尔断言私有制是万恶的根源，私有制存在，就不可能根除贪婪、争讼、掠夺、战争及一切社会不安的因素。在这种制度下，总是凶狠狡黠的人占便宜，取得最多的财富，他们是人口中的少数。至于占多数的质朴真诚的劳动人民，对社会作出很大的贡献，却穷困潦倒，生活无着。世界再没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了。在乌托邦，全部社会财富是大家所公有的。不管什么产品，用的还是吃的，都汇聚到每座城市的几个指定的市场。家家户户到市场领取全部所需要的东西，不付钱，不付任何代价，也不受数量限制，但是从来无人多领，因为乌托邦物资充裕，取之不尽，如果在自己家中积存物资，真是多此一举。总之，乌托邦实行财产公有，按需分配，其前提是物资非常充足，产品非常丰富。莫尔着重地提出这一点，这是其有远见之处。
不但一个城市的分配如此，而且城乡之间，各个城市之间，无不平均分享物资，互通有无，不需补偿。整个乌托邦就是一个共产主义大家庭。
二生产劳动
读者不禁要问，乌托邦不计其数的产品究竟从何而来的呢？回答是，这与乌托邦所严格执行的生产劳动制度分不开。
莫尔不曾用过生产劳动这个名称，但我们发现，乌托邦所有的劳动都是用于增进国家财富，提高社会福利，有益于全体人民衣食住行各种生活状况的改进，所以这种劳动是生产性的。淫巧的工艺，徒供奢侈享受而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物品，都在一概禁绝之列，不许把劳动花在这上面。
在乌托邦，除极少数人以外，人人都须参加这种有益的劳动。首先是农业劳动。但除此之外，每人还须学一项专门手艺；学好一门之后，愿意学两门的听其自便。他们学纺织，学冶炼，学做木工或泥水匠，这些都是与改善人们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行业。
乌托邦没有贵族、地主等这些只图享受的寄生虫，没有二流子，没有乞讨为生的人。乌托邦人虽然每天只是白天劳动六小时，产品却十分丰富。
三务农为本
乌托邦人牢牢地树立了务农为本的观念，特别重视农业劳动。无论男女，从小就在学校接受农业教育，并到田地上实践。城市中每个公民都须在农村住两年，以种田为业。凡乐于务农的可以申请在农村多住几年。城市公民如到本城郊区观光，必须参加当地的农业劳动才能得到食物供应。这一切说明农业是很受尊敬的一种劳动。
他们种田，重视利用畜力，并备有各种农具。他们非常珍惜每人分到的谷物，谷物只充食用，不得造酒。造酒的原料限于果类，如葡萄或梨子。
关于每个城市及郊区的用粮，他们事先有正确的估计，然而他们对于生产谷物及饲养牲畜，总是从宽打算，宁可使其有余，用以接济邻近的地区，但绝不允许浪费。
四城市规划
乌托邦的城市规划也颇值得注意。首先，城市人口有严格限制，不得过分集中。除郊区外，每座城市只规定六千个住户，每户的成年人，少则十名，最多十六名。如超过限额，则将多余人口移居到人口稀少的城市。如整个乌托邦人口过多，则向国外邻近地区移民，开荒垦地，从事生产。人口密度问题在乌托邦已受到一定的重视。
每座城市划为均等的四个部分，各有市场（货物总栈与食品供应站）、医院与公共食堂（乌托邦人习惯于在这种食堂集体进餐）。当然，这一切设施都是免费为所有公民服务的。
城市街道宽敞，规定为二十呎宽，便于行人，便于车辆交通。住宅区的建造都有具体的规格。每一住户可以任人自由进入，而且住房须每隔十年抽签调换，借以彻底废除私有制。乌托邦人花很大的气力绿化城市，每家后门对着花园，其中花草杂生，果树繁茂，既可观赏，又提供新鲜的水果。
五卫生健康
乌托邦人把卫生健康当做大事来抓。每座城市有医院四个，每个占地之广宛如一个小村镇，里面设备完美，药物齐全，医生经验丰富，服务态度非常好，病人受到热情的照顾，以致乐于住院接受治疗。
乌托邦人采取措施，保证供应洁净的饮水与食物。他们注意维持公共环境卫生，以防止空气污染，防止疾病流传。
乌托邦人除每天工作六小时外，有一小时的文娱活动。他们有充足的休息与睡眠的时间。作者特别指出，乌托邦人的健康状况是好的，医药需要不多，但他们十分重视医药知识，重视有关这方面的著述。
六学术研究
乌托邦人给学术研究及国民教育以重要的地位。
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须经过严格选择，首先要有教士推荐（他们每座城市有十三名教士），并经过行政官员摄护格朗特的秘密投票。进行学术研究的人须全力以赴，因此不须参加体力劳动。然而如果他们不能胜任研究工作，那就仍然去劳动。相反，一个劳动者，如进行自修，学得很好，成绩卓著，就可以不做自己的手艺，专门去做学问。凡是出国充当外交使节的，都必须是有学问的人。对其他重要公职，包括各城市首长的职位，也是如此要求。
乌托邦人公共生活中有个特点，即每晨举行公开的学术报告会；专职研究人员必须参加，一般男女可以自由听讲。
乌托邦人很重视古代学术遗产。他们对外国过客所带来的欧洲古代的作品，不管是哲学、文学、历史、以及科学（如医学、植物学）等方面的，都认真保存，其中大都为经典名著。他们学习古希腊语很快，因此能阅读这些书。但他们不是专重书本知识，而是理论与实践并重。对于外来的技术，他们除领会其理论外，更重视亲手实验。
他们推行教育，不遗余力。任何儿童都要上学，通过学习祖国语言进行阅读，并且学农，学劳动。他们不但要求儿童与青年读书求知，还重视培养他们的品德。
至于一般的社会教育，则着重于提倡公共道德、集体义务、正当娱乐，以期养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教士在这方面，起有一定的作用，而更重要的似乎是，全体国民彼此观摩，互相激励，做到自觉地遵守纪律，维护公共利益。他们对于犯有重罪的人，也是寓教于惩，罚令做苦工，贬为奴隶，但改造得好的，可以减刑，甚至可以取消其奴隶身份。酗酒、赌博、乱搞男女关系，都在严禁之列。
以上介绍了《乌托邦》一书的若干主要内容，这些见解发表于四百六十多年前的欧洲。结合其当时的背景，读者不能不赞叹莫尔的社会政治思想的进步意义。就公有制问题来说，莫尔的看法比起他的前人来，已是跨越了很大的一步。有些评论者指出莫尔曾熟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他的公有制观点受了《理想国》的启发。即使如此，莫尔并不曾为这种启发所局限，他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理想国》中至少两处提到在卫士这个等级中实行妻子和子女公有，废除家庭。而在乌托邦，由亲属关系结成的家庭则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如果家庭不存在，整个社会就要瓦解，所以莫尔根本不主张废除家庭。在《理想国》中，卫士这个等级要竭力防止在他们的国家出现贫与富两种现象，因为贫会导致卑鄙、工艺粗糙，以及反叛，而富又会产生奢侈、懒惰以及追求奇巧的事物。莫尔却认为当财产为少数人所掠夺，大多数人就穷困到无以为生，这是社会的灾难。这种性质的贫是必须反对的，但他认为应该从贫所由产生的根源去反对，而不应从贫所引起的后果去反对。同样，莫尔反对的是少数人的富，而不是无条件地反对富。相反，全体公民过很富裕的生活，正是莫尔所企求的。富与懒惰有无必然的联系呢？莫尔认为没有必然的联系。乌托邦这个国家是很富的了，甚至黄金贱如粪土，然而人民却在辛勤地劳动，尽管由于物资充足，每天只须工作六小时。他们把业余的时间用于学习，用于正当文娱，并不游手好闲。在莫尔的理想社会中，既有劳动的任务以创造集体财富，又有学习任务以提高知识及技术水平。这些就是列宁所称许的“伟大的老空想家们提出来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柏拉图不能预见到一个富裕的公有制社会，反而认为富必然带来懒。他把公有制局限于社会上的一个等级。而莫尔则要推行一个公有制的社会，一个公有制的国家。莫尔的基本论点是：财产私有为社会上万恶之源。这个论点的深刻性远不是柏拉图所能理解的。
然而莫尔毕竟是他的时代的产儿，他的观点带有极大的时代局限性。《乌托邦》在1516年写成并出版。当时，自然科学尚未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生产技术从十字军东征以来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基本上还处于中世纪手工业时期。《乌托邦》作者虽能设想一个产品丰富到用之不竭、人人都可以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但却不能想象生产力能够迅速增长。莫尔所津津乐道的，是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手工业生产。乌托邦能输出的基本上只是些原料，如羊毛、亚麻、木材、染剂、生皮、黄蜡、油脂，以及蜂蜜、谷物、牲口之类。乌托邦人穿的衣服朴素简单，在其他生活方面也崇尚俭朴。总之，乌托邦大体上还保存自然经济的特点，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当于十六世纪初英国的水平。莫尔看不出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莫尔的未来理想社会既是建筑在手工业家庭作坊上面，当然就不可能实现以丰富的物质财富为基础的公有制社会。他的那些设想恰恰是他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反映。
乌托邦人民生活中需要解决重劳动和肮脏劳动的问题。据莫尔说，这些由奴隶去干。乌托邦的奴隶为数是不少的，起码每一农户就配有两名奴隶。因而读者不免得出这样的印象，这个理想的社会居然有不齿于一般公民的贱民。这显然不平等，和理想的社会不名实相符。莫尔可以说，奴隶当中一部分是罪犯。这个答复还是难令人满意的。可以看出，莫尔的思想中还保有奴隶社会中奴隶主思想的残余。
在莫尔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还处于萌芽状态，资产者和无产者的矛盾开始产生。虽然莫尔对广大劳苦群众深感同情，促使他写成《乌托邦》一书，但他看不到劳苦群众有改变社会制度的力量，更不能设想无产者有朝一日作为一个阶级将是革命的主力并是一切革命力量的领导阶级。因此，莫尔没有、也不可能清楚地交代乌托邦的公有制是怎样产生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至少读者获得的印象是，在乌托邦，人们发现这个制度优越，通过实行各种规划，特别是通过实行生产劳动及产品按需分配的措施，人们就自然而然地和平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已有一千七百六十年之久的国家，据说历史文献很完善，然而莫尔只字不曾提及人民和统治者有过什么样的矛盾，进行过什么样的斗争。相反，他把那个开国君主描写得很贤明，很有能力，几乎达到神化他的地步。那么，乌托邦所以能够享受幸福的生活，公有制所以能够维持而不遭到破坏，是否和历代统治者施政得宜有关呢？类似的问题从《乌托邦》一书中是找不到答复的。因而，他的乌托邦缺乏科学根据，只能是一种“空想”。
由此可见，莫尔只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然而众所公认，他是西欧第一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举出他的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见解，这些见解是他自己的。我们也指明他的主要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是属于他那个时代和他所属的阶级的。戴镏龄1981年1月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 托 邦新 岛 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 书
《乌托邦》1518年巴塞尔版有边饰的一页
托马斯·莫尔向彼得·贾尔斯问好的信
几乎隔了一年，亲爱的彼得·贾尔斯，我才寄给你这本关于乌托邦国的小书，为此感到颇不好意思，我相信你盼望在一个半月之内就得到此书的。当然你知道，我无须为这部作品搜集材料，也不必为材料的安排操心。我只须把在你陪同下拉斐尔所讲的东西重述一下。因此我没有理由花气力在叙述的文体上，他的语言本是不加修饰的。首先，那是匆促间临时的谈话；其次谈话人对拉丁语不如对希腊语精通，这是你清楚的。所以我的文体越是接近他的随意朴质风味，越是接近真实，而只有真实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注意，也实际上是注意了的。
我承认，亲爱的彼得，既然这一切准备工作使我无须过于辛苦从事，我就没有什么剩下要做的了。不然的话，材料的收集和整理都会要求一个不平凡的、有学问的天才家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辛勤劳动。如果材料要写得又准确又雄辩，我不可能用任何时间和辛勤劳动来完成这件任务。然而，事实上，我要为之大量流汗的辛苦事取消了。既然我所唯一要做的是写出我所听到的东西，那就没有什么困难。
可是要完成这件微不足道的任务，由于我有些其他的任务，我几乎挤不出时间。我经常忙于法律任务，或是辩护，或是审理，或是作为公断人进行裁决，或是以法官身份作出判断。我对甲作礼节性的拜访，又找乙处理事务。我差不多整天时间都在外为别人的事牺牲了，剩下的时间用于我一家人。至于为我自己，即是说，搞学问，就一点时间没有了。
当我回到家中，我必须和妻子谈话，和孩子聊天，和管家交换意见。这一切我都看成是事务，因为非办不可——如果你不想在自己家中做一个生客，就非办不可。再则，不管是由于天然的赐予，或是来自偶尔的姻缘，或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他们是和你一辈子相处的，你对他们务必采取极愉快的态度，只要你不溺爱，也不把管家纵容到变成主人一般。
整日整月乃至整年便在以上所说的这些活动中消失了。那么，什么时候才找到空闲来写东西呢？我还未一字提到睡眠，甚至未一字提到吃饭。对许多人说，吃饭所花时间不下于睡眠，而睡眠差不多消耗一个人的半生！因此，我所获得的仅有时间是从睡眠和吃饭偷来的。因此，我慢慢地（由于这笔时间是不多的）但终于（由于这笔时间还是有些顶用）完成了《乌托邦》并把它寄给你，亲爱的彼得，请你过目并提醒我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在这方面我并非完全不信任自己。我但愿我会有足够的智力和学问，如同我有不是太坏的记忆力一样。然而我不敢自信什么也没有忘记。如你所知道的，我们聊时，我的孩子约翰·克莱门特，也跟我们在一起。凡是多少有益的谈话，我都要他在场，因为这棵幼树已发出希腊拉丁文学的青条，我盼望某一天有丰富的果实。关于乌托邦有一个细节，他使得我感到不能确定。
据我的回忆，希斯拉德断言架在亚马乌罗提城阿尼德罗河上的桥共有五百步长。可是我的约翰说，应该减去两百，因为这条河不超过三百步宽。请你把这个问题回想一下。如你同意他的说法，我就采取一样的看法，自己认错。如你记不起，我就照自己所似乎记得的写，如同我实际上已写的一样。正由于我要避免在这本书中有任何错误，因此，如有任何一点难以肯定，我宁可照假直说，不必有意造假。因为我但愿做老实人，不愿装聪明人。
但是，上述缺点你不难补救，假使你口头或书面问一问拉斐尔本人。另有一个疑问，你也必须请教他，那不知是我、是你、还是拉斐尔三人谁的过错更大所引起的一个疑问。我们忘记问，他又未交代，乌托邦是位置于新世界哪一部分。我很遗憾，这点被忽略了。哪怕为了获得这方面的资料要花一大笔钱，我也愿意。这是因为我感到惭愧，我竟不知道我所畅谈的这座岛在哪一个海里，而且我们中间有几位，尤其是一位虔诚的职业神学家，渴望访问乌托邦。他并非出于无聊或好奇想到新地方观光，而是有意促进在那儿已幸运地开始的我们的宗教。
为了按照适当的方式进行他的计划，他已决定设法由教皇委派他去，并且获得乌托邦主教的名义。至于必须向教廷提出申请，这个顾虑对他不是阻碍力量。他认为这个申请是圣洁的，不出于为名为利的动机，而是虔诚所驱使。
因此，亲爱的彼得，请你和希斯拉德取得联系，方便的话当面一谈，如他已经离开就给他写信，务使我这部作品不曾写进不真实的东西，也未遗漏掉任何真实的东西。我倾向于这样想，能把原书交他一看就更好了。没有别人更比他适宜于改正一切可能有的错误了。然而只有当他通读全书后，他才可以作出改正。此外，通过这个办法，你会发现他对我写这部东西是感到高兴还是不高兴。万一他本人要写自己的游历经过，他未必愿意我来代笔。在宣传乌托邦国家这点上，我当然不愿意比他抢先着笔，以致夺去他的叙述的新鲜花朵和光彩。
可是，说老实话，我还未决定是否将本书发表。人们的好尚是如此不同，有些人爱闹别扭，无情无义，偏执任性，所以那些高兴快乐地尽量随心所欲去生活的人似乎远优于另一些人，他们苦思焦虑，要发表读者能受益或欣赏的作品，读者却对之加以蔑视，或并不表示感谢。
多数人对学问一窍不通，不少人瞧不起学问。无文化的人对绝不是无文化的任何东西总认为不合胃口，把它排斥。一知半解之徒把不是堆砌陈词废语的一切看成平凡无奇。有些人只赞赏老古董；无数的人敝帚自珍。张三忧郁成性，听不得笑话；李四又缺乏风趣，拿诙谐当禁条。还有些人头脑迟钝，一听见讽刺话就怕，像被疯狗咬过的人怕水一般。又有些人感情易变，可以坐下来表扬这件事，站起来表扬那件事。
这些人在酒店中一杯在手，评论作家的才华。他们任意以权威自居，把每个作家的著作拿来谴责一番，攻击得体无完肤。他们自己却很安全，如俗话所说，遭不到射击。他们光滑玲珑，身上没有一根好人的毫毛能让你捋住。
再则，另外一些人如此不知感恩，因此，他们虽然很爱一部作品，却对作者不怀一点好感。他们就像失礼的来客，受到丰富筵席的款待以后，离开时酒醉饭饱，对邀请他的主人竟不道谢一声。现在就去自己花钱办酒席招待这些人吧，他们如此讲究味道，如此嗜好不一，如此善忘和不怀感谢之忧！
不管怎样，亲爱的彼得，你要和希斯拉德进行我所说的事。日后关于这个问题，我还将充分自由采纳新的意见。然而，我已花气力写完本书，现在聪明起来总是太迟啦。因此，只要希斯拉德同意，今后在出版方面我要听从朋友们的建议，首先要听从您的建议。再见吧，非常可爱的好友；向贤良的嫂夫人致意。对我的友爱始终如一吧，我比以前更加爱你啦。
《乌托邦》第一部
杰出人物拉斐尔·希斯拉德关于某一个国家理想盛世的谈话，由英国名城伦敦的公民和行政司法长官、知名人士托马斯·莫尔转述
战无不胜的英王亨利八世以具有模范君主的一切才德而著名。他近来和尊贵的卡斯提尔国王查理殿下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发生争论。为了就争论进行商议并取得和解，英王派我出使到弗兰德斯去，伴随着独一无二的卡思伯特·滕斯托尔，他最近被英王任命为案卷法官，大家都为此感到高兴。我不打算说什么恭维他的话。这并非担心一个朋友的见证不易取信于人，而是由于他的正直及学问远过于我所能赞扬，而且是众所周知的，无须我的赞扬。除非我要给人们以这样的印象，如同俗语所说的，打着灯笼照太阳！
按照事先的安排，卡斯提尔国王委派的处理这个专案的人员（都是非凡的人才）在布鲁日接待了我们，组长为布鲁日市长，一个庄严的人物，但他们左右一切的中心发言人却是坦西斯，加塞尔城的教会长，口才具有素养，又得力于禀赋，而且精通法律，是外交谈判能手，在这方面有天才，又有多年经验。经过一两次会议，我们在若干点上还未能取得一致看法。因此他们就向我们告别几天，到布鲁塞尔听取他们的国王的正式意见。
这时，我因事前往安特卫普。我停留在该城期间，有一个彼得·贾尔斯，是来访众客之一，又是所有他们这些人中最受欢迎的一个来客。他当地出生，是一个有地位的荣誉人物，然而却应该享有最崇高的地位，因为他年轻而学问和品格两方面都很出色。他极有德行及教养，对所有的人都很殷勤，而对朋友则胸怀坦率，亲爱忠诚，因此，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个人或两个人，能像他那样从各方面来看都称得起是完美的朋友。他异乎寻常地谦逊，比谁都更丝毫不矫揉造作，比任何人都更天真单纯而又不失为明智慎重。此外，他的谈吐文雅，饶有风趣而不使听者感到不满。所以，我既和他快乐相处，进行愉快的交谈，我对乡土的怀念就大为消失，不像以前那样意识到和家人的别离，和妻儿的分手，我离开他们已经四个多月，我曾是多么急于回到他们身边呀。
有一天，我在圣母院做礼拜，这是全城最美最拥挤的一座教堂。我做完礼拜，打算回到住所，这时碰巧看见彼得和一个外地人谈话，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儿，面孔晒得黝黑，胡须颇长，一件斗篷不介意地披在他的肩上。从他的外貌和衣着，我看出他像是一个船长。
彼得一见到我，就走来和我打招呼。我正待回礼，他把我拉到一旁，指着刚才和他交谈的那人，问我说：“你看见那人么？我正要把他马上带到你那儿去。”“非常欢迎，”我说，“为了你的缘故。”“不，”他说，“为了他的缘故，如果你认识他的话。除他外，当今没有第二个人能对陌生的人民和国家作出这样的报道，我了解这是你急切想听的题材。”“啊，那么，”我说，“我猜得不错。我一看到他，就断定他是海船的船长。”“可你完全错啦，”他说，“因为他的航行不像巴利纽拉斯那样，而是像奥德修斯，或不如说像柏拉图吧。这位拉斐尔——这是他的名字，他姓希斯拉德——不但精通拉丁文，而且深晓希腊文。他对希腊文下的工夫比对拉丁文还要深些，因为他竭尽精力去搞哲学，他觉得关于哲学这门学问，拉丁文中除了辛尼加和西塞罗的一些论文外，缺乏有价值的东西。他把祖先遗产留给家中兄弟们之后，由于急想看看这个世界（他是葡萄牙人），就加入亚美利哥·韦斯浦契一行，作为他四次出航中后三次的游伴，始终跟随着韦斯浦契。这四次出航，人人都已阅读到了。可是最后一次，他不曾同韦斯浦契一同回来。他请求甚至要挟韦斯浦契同意让自己成为留在第四次航程终点的要塞上二十四人中之一。因此他就留下，可以随自己的意办事：他更热衷于浪游，宁可生死付之度外。他有老不离口的两句俗话：‘死后没棺材，青天做遮盖’，以及‘上天堂的路到处远近一样。’要不是老天保佑，他这种态度是会叫他大吃苦头的。可是，自从韦斯浦契离去后，他便和要塞上的五个同伴航游了许多国家。一个意外的机会把他带到锡兰，又转到卡利卡特，在该处他碰到几条葡萄牙船，最后很出乎意料地又回到本国。”
彼得说完后，我感谢他的好意，他花费了很大的气力，无非要我和那人接谈，希望那人的谈话能使我高兴。我就转向拉斐尔，互相致敬，说了生人初见面时惯用的一番客套话，然后我们一同来到我的住所，坐在花园中草苔丛生的长凳上，我们开始交谈起来。
拉斐尔描述说，自从韦斯浦契离去后，他和留在要塞上的伙伴们，由于不断和当地人见面，对他们客气，渐渐获得他们的好感，直到既不觉得从他们那儿会带来危险，而且实际上彼此间产生了友谊，此外，还得到一位领袖的赏识和好感（这位领袖何名，属于何国，我都记不起了）。由于这位领袖慷慨好施，他和其余五个同伴得到充分的供应品以及旅费，并沿途配给了一个可靠的向导，部分是水路乘筏，部分是陆路乘车，被引到别的领袖那儿去，带有非常殷切的介绍信，请求予以照拂。拉斐尔说，他们游历多日，到过各种城镇都市以及熙熙攘攘、制度优越的国家。
他说，诚然，在赤道的下方以及这条线两旁几乎远至太阳运行所达到的地方，有热气不断熏灼的沙漠。到处无非一片阴森可怖，草木不生，令人厌恶，栖息着野兽毒蛇，或者和兽类一样野蛮有害的人。可是，稍微更向前进，风物就逐渐较为宜人，气候不那么酷热，地面上长满可爱的青草，兽类的性格也较为温顺些。最后，他们逢到人和城镇。在这些城镇之间以及附近，并且和辽远的国家，都经常有水陆贸易。
拉斐尔说，当时他们有访问周围许多国家的机会，因为凡是准备开出的任何航线上的船，都欢迎他和他的同伴搭乘。他们在最初旅行的地方所看到的船都是平底，航行时用一种纸草或柳枝编成的帆，也有时用皮革制成的帆。往后，他们又遇见有尖龙骨和帆布篷的船，实际上全和我们的船一样了。
他们的水手善于使自己和海洋及气候相适应。但是据拉斐尔说，由于他指点他们怎样使用指南针，他就获得了他们异常的好感。他们以前关于这个东西是完全无知的，因此对于信从海洋摆布，不免犹豫不决，而只有在夏季，才这样做过。现在，他们依靠指南针，在冬季也不觉得可怕，这就过于自信，反而招致危险。这样，本来认为会给他们很大好处的东西，由于轻率，倒有给他们带来极大危害之虞。
拉斐尔谈及的他到过的每一个地方，说来话长，也不符合本书的意图。我们也许会在另一个场合讲述他所说的故事，尤其是任何对读者会有益的东西，首先是在那些文明共处的人民中的明智慎重的法律条文，这是他所注意到的。因为，关于这样的题材，我们热切地向他提问，他也同样乐意谈论。可是，陈腐的海客奇谈，我们不爱打听。西拉和贪馋的塞利诺，吃人的雷斯特利哥尼人，以及类似的可怕怪物，这些是极其常见的。可是，治理有方的公民倒不是随处可以遇见的。
的确，拉斐尔既提请注意这些新发现的国家有许多不合理的风俗，也详细举出若干点，我们的城市，王国以及不同民族和人种都可以借鉴，用于改正自己的错误。我已经说过，这些事例我必须留待另一个场合去叙述。现在我只想讲一讲他所说的关于乌托邦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然而首先得讲一讲引起他提到这个国家的谈话。
拉斐尔很明智地论及我们这半球的缺点，以及那半球的缺点，他发现两方面都是缺点不少。他也对我们中间和他们中间的明智措施作出了比较。他对每一国家的风俗习惯回忆起来，如同在他仅一度到过的地方曾经住了一辈子。彼得用如下的话对这个人表示了他的惊叹：“啊唷，亲爱的拉斐尔，我不明白你何以不去依附一个国王呢。我相信没有一个国王不欢迎你，因为你的学问，你对各种风土人情的通晓，既给他以喜悦的心情，又可以向他提供榜样，发出对他有所帮助的忠告。这样，不但对你自己极其有利，而且对于你的全部亲友也很能使他们得到提拔。”“提起我的亲友，”他回答说，“我不十分为他们操心，因为我想我对他们已很好地尽了应有的义务。别人对财产不到年老多病不肯放弃，而且即使那时也是十分勉强地放弃，尽管要保留已无能为力。当我还不是壮年，实际上在年轻时，我就把财产分给亲友。我想我的亲友对我的慷慨应感到满足，而不额外地要求或期望我为了他们的缘故去臣奉国王。”“说得妙！”彼得宣称，“我的意思是要你侍奉国王，并非臣奉国王。”“臣奉和侍奉不过一个音节之差，”他说。“不过我确信，”彼得接着说，“不管你怎样称呼这样的生活，它不失为一种手段，能对别人有好处，不管是对私人，还是全国所有的公民，并且你自己也可以更加发迹。”“我必须，”拉斐尔说，“用我内心所厌恶的办法以便更加发迹吗？事实上，我现在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相信朝廷贵臣很少能像我这样的。而且，巴结权贵的人为数很多，你不要以为权贵身旁没有我或是一两个像我这样的人，就造成很大的损失。”“嘿，”我于是说，“很明显，亲爱的拉斐尔，你是不羡慕金钱和权势的人。毫无疑问，我尊敬具有你这样胸襟的人，如同我尊敬非常有地位的大人物一样。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在自己生活中把聪明勤奋用于为公众谋福利，即使这会使你个人吃亏，然而那才和你相称，和你的宽宏而真正富于哲理的气概相称。要很有成效地做到这一点，你就必须当一个伟大国王的谋臣，劝他采取（我深信你能使他采取）诚实荣誉的行动方针。从国王那儿，正如同从永不枯竭的泉源那儿，涌出的是所有能造福或为害全国的一条水。纵然你的事务经验不丰富，你有渊博的学问；或者即使你没有学问，你的事务经验是丰富的——因此你在任何国王的议事会上都是一个能臣。”“亲爱的莫尔，”他说，“你有两方面的错误。第一，就我而言；第二，就事情本身而言。我并不如你所说的那么有才能。即使我那么有才能，在打乱我的安静生活的同时，我并无从为公众谋福利。首先，几乎一切国王都乐于追求武功，我不懂武，也不愿意懂武。他们宁可不从事光荣的和平活动。他们更关心的，是想方设法夺取新的王国，而不是治理好已获得的王国。“其次，朝廷大臣都的确人人聪明，无须别人进言代谋；或是自以为聪明，不屑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可是，他们对国王的头等宠臣的谬论，却随声附和，想列名门下，通过献媚得到青眼相看。本来，认为自己的见解最高明，是人情之常，如同乌鸦和猴子对自己的仔总是十分钟爱。“在这些妒忌别人的创见而重视自己的创见的人当中，如有人提出他所阅读到的异时异地的事，听者就显得似乎在才智方面所负的盛名有全部破产之虞，似乎此后将只会被看成是傻瓜，除非他们对别人的创见能够吹毛求疵。当一切企图都告失败的时候，他们便发表这样的议论作为最后的对策：‘这样的事是我们的祖先所喜欢的，但求我们有我们的祖先那样明智。’然后，他们觉得这一妙论似乎结束了全部问题，就在自己位置上坐下——当然意思是说，如果在任何一点上显得比我们的祖先更明智，那会是危险的。然而，不管我们的祖先有什么好的见解，我们总是漠然不顾。可是，如果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祖先的行动方向不那么明智，这个缺点就成为我们抓住的把柄，不肯放过。这种傲慢、荒谬而顽固的偏见，我曾在别的国家屡见不鲜，有一次也在英国见过。”“什么，”我说，“你到过我的国家？”“是呀，”他回答说，“我在那儿住过几个月，在英国西部人民起义反抗英王惨遭失败后不久；起义受到镇压，杀戮很重。那时，我很感谢尊敬的约翰·莫顿红衣主教，坎特伯雷大主教，又是当日英国大法官。亲爱的彼得（我是专对你说的，莫尔深知大主教，不须向我了解），这位大主教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深谋远虑，德高而又望重。他是中等身材，丝毫不显得年老。他的仪容令人觉得可敬而不必生畏。他的谈吐沉着庄严，但听起来愉快舒适。对于谒见有所请求的人，他爱用粗率语言相待，加以考验，但是完全出于一片好意，要观察一下对方的胆识和镇静自若的程度。坦然无惧的态度是他所赏识的，只要不流于冒失；因为这近似他的性情，而且对于奉公职的人是相宜的，从而他才加以赞美。他的谈吐精练犀利，法律知识精深。他的能力非常强，记忆非常好。学问和阅历使他的不凡天赋更善更美。“英王十分听信他的意见。我在英国时，他似乎是国家所倚仗的栋梁。不出一般人所预料，他几乎在很年轻时就从学校进入宫廷，一生处理重大政务，经过种种的世运浮沉，从而在许多惊风骇浪中获得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这样从亲身经历中来的远见是不容易忘的。“某日，我正和他共餐，有一个精通英国法律的未奉圣职的俗人在座。这个人不知怎的找到一个机会咬文嚼字地谈起英国当日对盗窃犯执法的严峻。他们到处被执行死刑。据他说，送上绞刑台的有时一次达二十人之多。他又说，他感到更加惊奇的是，尽管漏网的人极少，为何不幸全国仍然盗窃犯横行呢？当时我不揣冒昧，在红衣主教席上毫不隐讳地发表了我的意见，我说：“‘你无须惊奇，因为这样处罚盗窃犯是越法的，对社会不利。对于盗窃，这是过于严厉的处分，但又不能制止盗窃。仅仅盗窃不是应处以死刑的重罪，而除盗窃外走投无路的人，随你想出什么惩治的办法，也还是要从事盗窃。在这点上，你们英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地方一样，很类似误人子弟的教书匠，他们宁可鞭挞学生，而不去教育学生。你们对一个盗窃犯颁布了可怕的严刑，其实更好的办法是，给以谋生之道，使任何人不至于冒始而盗窃继而被处死的危险。’“‘对这种情况，’这人说，‘我们已采取了充分的措施。我们有手艺。我们有农活。只要一个人不甘心为非作歹，他就可以做这些工作谋生。’“‘不，’我反驳说，‘你不会这样轻易摆脱得了。我们且不提在对外和对内战争中变成残废回到家园的人，例如最近英国人和康瓦尔人作战以及不久前对法国作战，都有这种情况。这些英国人为他们的国和王效劳，竟弄得四肢不全。他们由于残废而无从干自己的行当，由于年纪不小又不能学新行当。我们且不考虑这些人，因为战争总是偶尔才有。我们不妨思考一下每天都有的情况。“‘首先，有大批贵族，这些人像雄蜂一样，一事不做，靠别人的劳动养活自己，例如，靠在自己田庄上做活的佃农，尽力剥削这些佃农，以增加收入，（他们唯独在这点上锱铢必较，否则他们总是挥金如土，把自己搞穷搞光！）而且带着大批从未学过任何糊口技艺的游手好闲的随从。只要主人一死，或者他们自己生病，这批人便立刻被赶出去。主人宁养闲客，不养病号。后嗣也往往无力像先人一样维持偌大的门户，至少一开始无力这样做。“‘同时，这些人如不尽可能从事盗窃，就只有尽可能挨饿。的确，他们能怎样办？流浪的生活逐渐使他们的衣服破烂不堪，并且身体衰弱不堪，既然如此贫病交迫，任何绅士都不屑于去雇用他们，农民也对他们望而生畏。农民深知，一个人习惯于舒适懒散，挂刀持盾，对周围的人自吹自夸，摆出神气十足的样子，他就不会为了些微的报酬和粗淡的饭食，去拿起铁锹和锄头，老老实实地替贫苦老百姓干活。’“‘可是这种人，’那个精通法律的家伙反驳说，‘正是我们要尽力加以赞助的。一旦我们需要作战，我们军队的支柱正是要这种人来当，他们比做工的和种田的有更大的气魄。’“‘当然啦，’我说，“你倒不如说，为了作战，我们就必须鼓励盗窃犯。只要你养这类的人，你绝不能使盗窃犯绝迹。而且，盗窃犯当兵，并非是最不活跃的；当兵的干盗窃，也并非是最缺少劲头的。两者竟是如此巧妙地互通。可是，这个毛病在你们的国家虽然很猖獗，倒不是你们所独有，而是几乎一切国家所共有的。“‘法国患有另一种更严重的灾难。即使在和平时期（假如你可以称它为和平时期），法国到处挤满了雇佣兵，因为法国人和英国人想法一样，认为养一批懒散的随从是好事。这些自作聪明的人的想法是：若要社会安全，必须随时备有一支坚强可靠的守卫部队，主要由老兵组成，因为他们不信任新兵。这种看法使他们不得不经常寻找战争的口实，专供士兵获得临阵的经验，盲目杀人，唯恐，如同塞拉斯特所作的妙论，“无论是心或手，不用就不灵。”然而，法国吃了大亏才认识到，豢养这般野蛮畜牲是多么危险，这点也从罗马、迦太基、叙利亚和别的许多国家的事例得到证明。后面这些国家的常备军，不但毁灭了他们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且连土地城市也毁灭了。“‘这种军队之无须乎维持，从这点可清楚地得到证明：即使从小就在行伍中认真训练的法国士兵，也不敢夸口如果和你们征来的新兵作战，可以经常得胜。这点我无须多谈，以免好像露骨地奉承你们。无论如何，你们城市中长大的手艺人或是种田的乡下佬，除掉体格不够健壮与勇猛者外，除掉因家中吃用不够而志气受磨折者外，据信是全不害怕那些伺候绅士的懒散随从的。因此，这些随从，一度身强力壮（因为绅士所要特意腐蚀的恰巧是经过精选的汉子），现在却由于懒散而趋于衰弱，由于干的缺乏男子气概的活而变成软绵绵的。如果一旦通过锻炼，做老实的工去养自己，干结结实实的粗活，倒无须担心挺不起腰杆做丈夫！“‘不管怎样，为了应付紧急战争，养一大批这类扰乱治安的人，在我看来，不利于为社会造福。你们不要战争，就绝不会有战争，而你们所更应该重视的是和平，不是战争。但这并不是使盗窃成为不可避免的唯一情况。还有另一种我认为是英国人的特殊情况。’“‘那是什么情况？’红衣主教问。“‘你们的羊，’我回答说，‘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全国各处，凡出产最精致贵重的羊毛的，无不有贵族豪绅，以及天知道什么圣人之流的一些主教，觉得祖传地产上惯例的岁租年金不能满足他们了。他们过着闲适奢侈的生活，对国家丝毫无补，觉得不够，还横下一条心要对它造成严重的危害。他们使所有的地耕种不成，把每寸土都围起来做牧场，房屋和城镇给毁掉了，只留下教堂当做羊栏。并且，好像他们浪费于鸟兽园囿上的英国土地还不够多，这般家伙还把用于居住和耕种的每块地都弄成一片荒芜。“‘因此，佃农从地上被撵走，为的是一种确是为害本国的贪食无餍者，可以用一条栏栅把成千上万亩地圈上。有些佃农则是在欺诈和暴力手段之下被剥夺了自己的所有，或是受尽冤屈损害而不得不卖掉本人的一切。这些不幸的人在各种逼迫之下非离开家园不可——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携带儿童的父母，以及生活资料少而人口众多的全家，因为种田是需要许多人手的。嗨，他们离开啦，离开他们所熟悉的唯一家乡，却找不到安身的去处。他们的全部家当，如等到买主，本来值钱无多，既然他们被迫出走，于是就半文一钱地将其脱手。“‘他们在流浪中花完这半文一钱之后，除去从事盗窃以致受绞刑外（这是罪有应得，你会说），或是除去沿途讨饭为生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何况即使讨饭为生，他们也是被当做到处浪荡不务正业的游民抓进监狱，而其实他们非常想就业，却找不到雇主。他们是对种田素有专长的，可是找不到种田的活，由于已无供耕种的田。一度需要多人耕作才产粮食的地，用于放牧，只要一个牧人就够。“‘这种情况使许多地区粮价剧增。而生羊毛的价格又如此高涨，一向织毛呢的英国穷人买不起它，于是大批赋闲。因为，牧场既然扩大了，曾有许多头羊死于一场瘟疫，好像老天在羊身上降瘟，作为对贪婪的惩罚，其实在羊的主人的头上降瘟才更公道些。可是，不管羊的繁殖量多么地提高，羊的价格丝毫未跌，因为，售户不止一人，固然未便指为垄断，但出售方式无疑地是寡头操纵，所有的羊落到极少数人手中，这些是少数富有的人，他们不想卖，就不必卖，而他们得不到要求的价格，就不想卖。“‘到了这时刻，其他全部牲畜也由于这个理由而同样涨价，而且变本加厉，其原因是，农庄遭到破坏，农业趋于萧条，无人从事饲养牲畜。富人不像自己养小羊那样养小牛。他们从国外用廉价买进瘦弱的小牛，在牧场上喂肥后，用高价卖出。照我看来，这种方式的全部危害还不曾被人感觉到。直到现在，这些商贩在把牲畜脱手的地方才大抬价格，可是，一旦他们在产地采购频繁，超过该地饲养的速度，那么，来源市场既然供应逐渐减少，结果一定远远供不应求。“‘这样，由于少数人贪得无厌，对你们这个岛国本来认为是带来极大幸运的东西，现在是遭到毁灭了。粮食腾贵的结果，家家尽量减少雇佣。请问，这些被解雇的人，不去乞讨，或不去抢劫（有胆子的人更容易走的一条路），还有什么办法呢？“‘而且，一面穷困不堪，而另一面又是奢侈无度。不但贵族的仆从，还有手工人，甚至几乎农民本身，实际上各种人一无例外，都是讲究穿着，纵情吃喝。诸如赌厅妓院，以及声名狼藉不下于妓院的场所（像那些酒楼餐馆），还有不正当的游戏，什么骰子、纸牌、双陆、玩球、掷铁圈等，这一切不是能使嗜好者很快把钱花光、走上抢劫之途吗？“‘戒绝这些害人的东西吧。用法律规定，凡破坏农庄和乡村者须亲自加以恢复，或将其转交给愿意加以恢复并乐于从事建设的人。对富有者囤积居奇的权利以及利用这项权利垄断市场，须严加控制。少养活些好吃懒做的人。振兴农业。恢复织布，让它成为光荣的职业，安插一大批有用的但闲着的人手，他们或是迄今被贫穷驱为盗窃犯，或是目前非流浪即帮闲，终究都会沦为盗窃犯。毫无疑问，除非你们医治这些弊病，光是夸口你们如何执法惩办盗窃犯，那是无用的。这样的执法，表面好看，实则不公正，不收效。你们让青年人受不良的熏染，甚至从小就一天天堕落下去，待到他们成长后，犯下他们儿童时代起早就总是显得要犯的罪恶，这时，当然啦，予以处分。你们始而纵民为盗，继而充当办盗的人，你们干的事不正是这样吗？’“我在发这个长议论时，那律师就忙于准备答复，并决定采用辩论家的惯常方式，即把已说过的话努力重述，而不是给以答复，表示自己的记忆力很不坏。“‘当然，’他发言说，“你谈得很好，考虑到你仅是一个外国人，对这一类的事是耳食多于真知——这点我要简单地说清楚。我且先把你所说的依次举出，然后指明，由于你对我们的情况一无所知，你在哪些方面弄错了。最后，我要驳倒你的全部论点。好，从我答应的第一点开始，在四点上我认为你——’“‘且住，’红衣主教打断说，‘你这样开始，怕不是三言两语能答复得完的。因此你现在不必辛辛苦苦作答复，你作答复的权利可以完整地保留到下次见面，即是在明天，我打算这样安排，假如你和拉斐尔都方便的话。“‘亲爱的拉斐尔，我希望你告诉我，何以你认为对盗窃罪不应处以极刑，你觉得怎样用刑才对社会更有好处呢？我深信，即使你，也不会觉得必须任其逍遥法外。甚至照现在的样子，规定了死刑，依然盗窃成风。一旦盗窃犯知道绝不会被处死刑，还有什么力量、什么畏惧，能制止罪犯。他们会把这样的减刑诲盗看成是对他们的奖励。’“‘当然，’我说，‘尊敬的红衣主教阁下，一个人使别人丧财就得自己丧命，这是很不公道的。我认为，幸运能给我们的全部财富全都比不上人的性命的宝贵。假如人们说，对这样的罪所以如此用刑，是由于其犯法违禁，而不是由于金钱被盗，那么，大可以把这样的极端的执法描绘成为极端不合法。因为我们既不赞成曼利阿斯的法律准则，对于轻微的犯法就要立即拔刀用刑，也反对斯多葛派的条令，把一切罪等量齐观，杀人和抢钱竟被看成毫无区别，其实，如果公道还有任何意义的话，这两件案例既不相同，也不相关。“‘上帝命令：“你不准杀人，”我们可以把一小笔钱的偷窃犯轻易处死吗？如果说，上帝命令我们戒杀并不意味着按照人类法律认为可杀时，也必须不杀，那么，同样，人们可以自己相互决定在什么程度上，强奸、私通以及伪誓是允许的了。上帝命令我们无杀人之权，也无自杀之权。而人们却彼此同意，在一定的事例中，人可以杀人。但如果人们中的这种意见一致竟具有如此的效力，使他们的仆从无须遵守上帝的戒律，尽管从上帝处无先例可援，这些仆从却可以把按照人类法律应该处死的人处死，岂非上帝的戒律在人类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才行得通吗？其结果将会是，在每一件事上都要同样由人们来决定上帝的戒律究竟便于他们遵行到什么程度。“最后，摩西立法虽然严酷，由于其本来用以对付奴隶和贱民，对盗窃也只是科以罚金，不用死刑。我们不要认为，在其慈悲的新法律里训示我们如同父亲训示儿女一般的上帝，竟容许人们有彼此残忍相待的这种较大的随便权利。“‘这就是我认为这种惩罚不合法的道理。而且，一个国家对盗窃犯和杀人犯用同样的刑罚，任何人都看得出，这是多么荒谬甚至危险的。当盗窃犯发现，仅仅对于盗窃，判刑竟如同对于杀人同样的可怕，这个简单的考虑就促使他把他本来只想抢劫的那人索性杀掉。他要是被人拿获，本不致冒更大的危险；何况杀人灭口，更可望掩盖罪行，对他说来反而较为安全了。这样，我们虽然用酷刑威吓盗窃犯，我们却怂恿他消灭良好的公民。“‘关于更适当的惩办方式这个常见的问题，我认为发现一个较好的方式比发现一个较坏的方式要容易些。非常长于治国的罗马人在古时所爱用的一种惩办罪行的方法，那是好方法，我们为何对它有怀疑呢？罗马人把经过判罪的重犯始终加上镣铐，罚去终身采石开矿。“‘然而，关于这个问题，任何国家的制度都比不上我旅行波斯时在一般叫做波利来赖塔人中所看到的那种制度。他们的国家很大，治理得宜，除向波斯国王进贡年税而外，他们生活自由，按本身立法实行自治。他们的地方离海很远，几乎四面环山，物产完全自给自足。因此，他们和别的国家极少互通往来。按照他们多少年来的国策，他们不求扩张自己的领土，而且，既有高山做屏障，又对他们的霸主进献贡物，因此，保卫本国领土使其不受侵略也不费力。他们既然完全不受军国主义的侵扰，过的生活尽管平常却很舒适，虽然默默无闻却很快乐。我想，甚至他们的国名，除近邻外，外间都不大知道。“‘在这个国家，盗窃犯定罪后须将赃物交还失主，不像通常在别处须送给国王。他们认为，国王和盗窃犯都没有取得该物的权利。如原物已失，则按价从盗窃犯的财产中取偿，多余的钱全部还与犯人的妻子儿女。犯人本身则被罚令服苦役。如罪行不严重，犯人不至于坐监牢，也免于上脚镣，在身体自由的情况下派去为公众服劳役。拒绝劳动或劳动态度差的犯人不但被加上锁链，而且受到鞭笞，进行强迫劳动。他们若是做工勤快，绝不会受到侮辱和伤害。只是每夜他们经过点名后，被锁禁在睡觉的处所。“‘除去经常做工外，犯人的生活中没有什么苦可吃。例如，他们的伙食很好，由公库开支，因为他们是替公家做工——关于这方面的办法各地不一样。在某些地区，用于他们身上的开支来自筹集救济金。这个办法虽不稳定，然而波利来赖塔人存心非常慈善，所以其他任何办法所得都不比这个办法更能供应充裕，满足需要。在另一些地区，拨出固定的公共税收以支付此项费用。其余地区则按人口抽特定的税充当这笔经费。还有若干地区的犯人无须为公众服劳役，任何公民需要帮工，可到市场雇用他们，按日发给固定的工资，略低于雇用自由的公民。并且，受雇的犯人如工作不力，雇主可施行鞭打。因此，犯人不愁无工可做，不但赚钱养活自己，还每天为国库增加收入。“‘他们穿的衣服颜色全一样。他们不剃头，把两耳上面的发剪短，并削去一个耳垂。他们可以接受朋友赠送的饮食以及符合规定颜色的衣服。金钱赠予，对送者及收者都是死罪。任何自由公民，不问理由如何，若是接受犯人的钱，以及奴隶（定罪犯人的通称）若是接触武器，都冒被处死刑的危险。每一地区的奴隶带有特殊标志，以资识别；当他从本区外出，或和另一地区奴隶交谈时，扔掉这个标志构成死罪。此外，凡密谋逃亡与实际逃亡是同样的险事。对逃亡有默许行为的，若是奴隶，处以死刑；若是自由公民，罚令充当奴隶。相反，对告发者规定了奖赏，自由公民得现钱，奴隶恢复自由，对以上两种人都免予追究其同谋的罪行。其用意是，作恶到头的人绝不能比及早回头的人占更安全的便宜。“‘这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法令和步骤，我已经对你描述过了。你会很容易看出，这是多么合乎人道，多么有益处。公众所表示的愤怒，其目的无非是根除罪恶，挽救犯罪的人，处理他们时使他们一定要改过迁善，以后一辈子将功赎罪。“‘而且，也无须担心这样的人旧病重犯。甚至旅客出行，认为用这类奴隶做向导是十分安全的，每当进入一个新地区，就更换奴隶。奴隶没有可用于抢劫的工具。他们不携带武器，如发现有钱适足以证明有罪。这种人一经被捕，就受到惩处，想逍遥法外是绝不可能的。他的衣服和通常人的衣服绝无相同之处，除非赤裸裸上路，怎能够悄悄逃去不给发现呢？即使赤裸裸上路，他的耳朵也会在逃亡中使人识破他。“‘不过当然啦，会不会竟有奴隶共同阴谋叛国之虞呢？那就好像任何一个地区的奴隶在这方面可望成功，而无须先对其他许多地区的奴隶群进行试探和煽动了！他们是不可能共同密谋的，甚至不能见面交谈或互相招呼。他们更不可能胆敢将阴谋向自己的伙伴泄露，因为他们深知，隐瞒阴谋者是处于危险之中的，而告发阴谋者是得到好处的。相反，如果一个人心甘情愿而毫无怨言地忍受他的处罚，有从此改过自新的表现，他是有希望终有一天获得自由的。实际上，每年都有大批这样的人由于服从管教而被给予自由。’“我说过这段话后，接着又说，我看不出这个方法何以在英国不能采用，何以比起和我辩论的这位法律家所夸不绝口的司法措施不更行之有利。那位法律家回答说，“把这套制度在英国定下来一定弄得全国不得安宁。’他边说边摇头努嘴，然后沉默下去。在场的人都认为他的话有道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