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埃里克•坎德尔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追寻记忆的痕迹：新心智科学的开创历程(诺贝尔奖得主埃里克·坎德尔自传，果壳网副总编吴欧、中科院院士蒲慕明倾情推荐！智慧宫系列)试读：
译者序
五年了。
在我提笔撰写这篇序言时，脑海里正经历着一次心理时间旅行，围绕本书翻译工作的种种记忆及情绪涌上心头。这些往事对我个人来说很有意义，却没必要与读者分享。作为一名把这本书通读过许多遍的“资深”读者，我试图站在读者的角度，分享这部笔酣墨饱之作的吸睛之处，并迫不及待地把它推荐给大家。
正如作者埃里克·坎德尔在前言结尾所总结的，这部自传的独到之处，是它把几个不同维度的“历史”精妙地交织在了一起。我把作者的总结做了一点延展，在我看来，本书包含了两段“大历史”和两段“小历史”，环环相扣又并行不悖。据此我画了一幅并不准确却颇为直观的示意图，接下来将逐一展开阐述。
首先，我要把这本书推荐给那些正在为生活而打拼着的广大读者。跟其他名人传记一样，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个人生活史。我们跟随作者，从逐渐长大到慢慢变老，看他懵懂童年遭遇苦难，看他考入大学确立志业，看他追求爱情经营家庭，看他专注科研走向巅峰，看他转化成果造福大众，看他功成名就继续奋斗。从最世俗的角度，我们读到了一个优秀的人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成功并保持成功的故事，还在字里行间真切感受着他的喜怒哀乐与人格魅力。考虑到作者原本是一个出生在平民家庭的犹太难民，这个故事就更具有激励意义了。名人传记之所以受到很多读者关注，是因为从名人毕生的经验教训里，我们总能学到些什么。
接着，我要把这本书推荐给那些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专业读者。每一个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其毕生志业都是生命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坎德尔作为科学家，其科研生涯无疑构成了本书讲述的重点。我们会读到，身为学生的他如何辗转寻找到自己的学术兴趣点，作为初出茅庐的科研新手，他又如何力排众议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实验对象，由此奠定了成功的基石。我们会像读一部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那样，缩身潜入大脑，在作者的引领下，剥丝抽茧般地揭开隐藏在大脑深处的记忆之谜。对普通读者，这会是一趟酣畅淋漓的智识之旅，而对专业读者，更会从中学到如何做学术。贯穿全书，作者充分展示了还原论对其研究的指导作用，强调了与各路高手通力合作的重要性，他还给出了一些宏观且具体的对于做科研乃至如何经营整个学术生涯的建议，袒露了自己在年轻时困惑惶恐的心路历程，这些内容合在一起，可以说是一部当代版的《对年轻科学家的忠告》（这是诺奖得主彼得·梅达沃于1979年出版的一本书），甚至科研老手也会从中大受启发。此外，我一贯认为，做学术所需要用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包括社会工作在内的很多非学术事务，能给后者带来新鲜的视角甚至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案。从这个角度，我相信普通读者同样能从这趟科研之旅中获益。
然后，我要把这本书推荐给那些想了解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读者。坎德尔写作风格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非常喜欢而且擅长对知识进行追根溯源。一个没有相关知识背景的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不会遇到要另行查阅资料来帮助自己理解的情形，因为每一个主要知识点，作者都把它的来龙去脉讲透了。为了让读者理解他对记忆所做的前沿研究，他把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史上关于记忆的重要研究成果都做了介绍；而为了让这些重要成果易于理解，他又对数百年沉淀下来的相关基础知识进行了传授，读者有如在聆听由一位诺奖得主领衔的《神经科学导论》公开课。本书可谓群星璀璨，光是登场的诺奖得主就有几十位之多，正是他们的卓越贡献和薪火相传，共同编织出呈现在本书中那波澜壮阔的科学史诗。我相信，本书不仅会让读者掌握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提高日常生活中“防忽悠”的本领，它还为很多对这些领域感兴趣的读者打开了一扇门，使他们未来可以在更广阔的知识海洋里遨游。
最后，我要把这本书推荐给那些不了解奥地利不光彩历史的读者。以往我们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奥地利作为第一个被纳粹德国吞并的国家，一直是以受害者的面目示人。提到奥地利和维也纳，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莫扎特、薛定谔、弗洛伊德、克里姆特这些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者。但事实上，奥地利纳粹在“二战”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坎德尔即是无数受到奥地利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中的一员。作者在书中描述了这段令人感同身受的童年遭遇，揭露了奥地利纳粹的暴行并分析其成因，到了晚年，面对奥地利方面仍然消极对待历史的态度，他也公开予以批评和抗争，坚持不懈地投入到相关公共事务中，体现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与人文关怀。在这里我们看到，不单单是社会大历史影响了个人小历史，反过来，个人的力量聚在一起，也能撼动社会、改写历史。作为同样是“二战”受害者的中国人，这些表达和思考可以说对我们有着非凡的现实意义。
此外，我认为它还是一本“赴美留学指南”，能给那些打算赴美留学的学子及其家长提供绝佳的参考。翻译出本书初稿之后半个月，我踏上了赴美留学之旅，如果说在此过程中我没有感受到任何不适应，那真的是拜本书所赐。因为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已经代入作者的视角，把他在美国经历过的求学和科研生涯预演了好几遍。于是，我会在见到导师的第二天就直呼其名，如同诺奖得主阿瑟·科恩伯格的研究生所做过的那样（第442页）；在结束了第三次面谈，从导师办公室走出来时，我立马想起了坎德尔的导师格伦德费斯特与他首次面谈时的情形（“［他］耐心地听完了我那颇为浮夸的想法……”，第59页）；某次参加学术会议时，正巧诺奖得主理查德·阿克塞尔就坐在我前排，看着他紧致的脸庞，我脑海里浮现出的是“阿克塞尔综合征”（第264页），诚不欺我！可以说，本书如实地反映了美国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文化氛围。我在留学时深切感受到了作者所说的美国学术界的平等主义和对年轻人的鼓励，也在饭桌上听过各种学术八卦。甚至当我在科研中遇到一些状况时，也常常会首先回想起坎德尔在书中给出的建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坎德尔就是我的精神导师。
推荐完毕，容我对本书的翻译工作做几点交代。
第一，本书成稿于13年前，而科学总是在不断发展中保持其生命力，据此，我循着作者的叙述，在正文适当的位置，以加注的方式补充了新近的一些重要研究进展，包括出自坎德尔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最新一项发表于今年年初（第448页）。更有几项新成果否认或修正了书中提到的某些说法，科学正是在推翻错误中一路前行，本书的翻译工作同样应该与时俱进。
第二，对于原书中存在的若干事实性错误或疏漏，我都在仔细查阅资料后加注予以澄清。这也提示了读者，即便是如诺奖得主这般杰出的科学家，仍然会犯错误，在阅读他们的著作时，应该保持批判性思维，而不是把权威说的话都当成真理。在我把这些内容整理成表，通过邮件发给作者后，他当天就回复了我，对我表示感谢，那一刻我实在是高兴极了。
第三，本书的翻译得到过不少人帮助。我曾数次把疑难词句发布到网上，通过与热心网友交流，探索出合适的译法。比如第167页提到的一句对棒球比赛的描述，就先后得到过多位棒球爱好者的指教，他们的智慧凝集在了页脚的注释里。再比如第525页的作者注释里出现的那处错误，是我托好友在香港大学图书馆借出作者所引的那本书，进行核对后修正的。古人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对此我深有感触，很多细节处理读者未必会在意，但其背后却饱含着译者心血。
犹记得五年前接下本书的翻译工作时，张鹏编辑在邮件里写给我的一句话：“我希望这本书到你这个译本就没有再翻译的必要了。”这五年间为了本书的翻译出版，发生过许多曲折和艰辛，但我一直以这句话作为我对待这项工作的准则，不揣浅陋，勉力译成。如果读者看完这本书，觉得此言不虚，那么这份美誉应该与本书特约编辑刘漪一同分享，她的贡献实在不小。只是囿于译者的经验及学识，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不吝赐教。我的电子邮箱是：yuboya@live.com。
最后，我要将这部译著献给我的母亲。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还时常会想起你。喻柏雅谨识2019年5月4日前 言
通过生物学术语来理解人类心智，已经成为科学在21世纪所面临的核心挑战。我们渴望理解知觉、学习、记忆、思维、意识的生物学本质，以及自由意志的限度。仅仅在数十年前，生物学家要在探索这些心理过程的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还是异想天开。直到20世纪中叶，科学家们仍未认真考虑过如下想法：心智作为宇宙中最复杂的运作过程，可能把它深藏的秘密留待分子水平的生物学研究来解决。
生物学在最近50年里所取得的激动人心的成就，让上述想法成为可能。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在1953年发现了 DNA 的结构，掀起了一场生物学革命，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来理解基因携带的信息如何控制细胞功能。这个发现让我们对下列问题有了基本的了解：基因如何受到调控，它们又如何合成决定细胞功能的蛋白质，以及发育过程如何开启、关闭基因和蛋白质来决定生物的身体构造。正是这些非凡的成就，让生物学在诸多科学领域中脱颖而出，成为与物理学和化学并驾齐驱的核心学科。
在融汇了新知识并且获得了信心之后，生物学将注意力转向了它最为远大的目标：理解人类心智的生物学本质。这个曾经长期被人们认为无法纳入科学研究的领域，如今方兴未艾。当思想史学家回顾20世纪的最后20年时，他们很可能会对如下令人惊异的事实发表评论：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关于人类心智最有价值的洞见，不是出自哲学、心理学或精神分析等涉及心智的传统学科，而是出自这些学科与脑生物学的融汇，分子生物学领域近年来取得的惊人成就推动了这种新的综合，进而形成了一门新心智科学，它利用分子生物学的威力来研究生命的重大未解之谜。①
这门新科学基于五个原理。第一，心智与大脑是不可分离的。大脑是一个具有巨大计算能力的复杂器官，它建构我们的感觉经验，调控我们的思想和情绪，控制我们的行为。大脑不仅控制跑步和进食等相对简单的动作，还控制思考、说话和艺术创造等人类特有的典型复杂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如同走路是双腿实施的一套操作，心智则是由大脑实施的一套操作，只不过要复杂得多。
第二，大脑的每一项心理功能——从最简单的反射到语言、音乐和艺术领域富有创造性的行为——都是由大脑不同区域特异性的神经环路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倾向于使用“心智生物学”（biology of mind）这个术语来表示由这些特异性的神经环路实现的一套心理操作，而不使用“该心智的生物学”（biology of the mind），后者意味着全部心理操作是由单独某个脑区完成的。
第三，这些环路全部是由相同的基本信号传导单元，即神经细胞构成。
第四，神经环路通过特异性分子在神经细胞内和细胞之间产生信号。
第五，在数百万年的进化中，这些特异性信号分子被保留了下来，而且保持着原样。其中有些分子不仅存在于我们最古老祖先的细胞里，现在也可以在与我们亲缘关系极远的原始生物体内找到，比如细菌和酵母等单细胞生物，以及蠕虫、蝇和蜗牛等简单多细胞生物。这些生物在它们所处的环境中拟定生存策略用到的分子，与我们打理自己的日常生活、适应周遭环境所用的分子相同。
因此，我们从这门新心智科学中，不仅收获了关于我们自身如何知觉、学习、记忆、感受和行动的洞见，还得到了一个以生物进化为背景来理解我们自身的崭新视角。这使我们认识到，人类心智是由低等祖先使用过的分子进化而来，那些完好保存至今的调控生命各种进程的分子机制，照样适用于我们的精神生活。
由于心智生物学将对个体和社会福祉产生广泛影响，科学界一致认为它在21世纪将拥有如基因生物学在20世纪所取得的地位。
从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首次探讨心理过程的本质起，它就一直是西方思想史的核心议题。除了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外，这门新心智科学还提供了一些实用性的洞见，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处理那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心智议题。科学不再是科学家专享的领地，它已经成为现代生活和当代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媒体几乎每天都在报道那些不指望公众能理解的科技信息。大众常常无法理解由阿尔茨海默病所引起的失忆和由于年龄增长带来的失忆这两种症状的区别——前者是不断恶化且破坏性很强的，后者相较而言是良性的。他们听说过认知增强剂，却不太清楚它们能有什么用。他们得知基因能够影响行为，而且某些基因的失调会引起精神和神经疾病，却不知晓致病机理。另外，人们还听说男女在天资上的性别差异会影响他们的学术和职业生涯，这是否意味着男人和女人的大脑有所不同？两者在学习方式上存在差异吗？
在生活中，大多数人都需要对某些涉及从生物学角度理解心智的议题做出重要的私人或公共决定。有些决定是在试图理解各种正常人类行为的过程中产生的，另一些则与更严重的精神和神经疾病相关。因此，有必要让每个人都能获取那些以清晰易懂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优质科学信息。科学界目前普遍认为我们有责任向公众提供这类信息，对此我表示赞同。
在我从事神经科学研究的早期，我意识到，就像我们科学家热切地想要阐释这门新心智科学一样，很多没有科学背景的大众同样渴望了解这门学科。本着这种精神，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詹姆斯·H.施瓦茨与我一道写成了《神经科学原理》，这本面向大学和医学院学②生的导论性教材目前正在编撰第五版。在这本教材出版之后，我们收到了很多为大众做脑科学科普讲座的邀请。这种经历使我相信，如果科学家愿意承担解释脑科学核心议题的工作，那么大众是愿意花时间去理解这些议题的。为此我写了这本书来向没有科学背景的普通读者介绍新心智科学。我的目的在于，用简单的术语来解释这门学科如何从早期科学家的理论和观察发展壮大，成为如今作为实验科学的生物学的一部分。
2000年秋天，我因为在大脑记忆存储方面的研究而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成为进一步推动我写作本书的动力。所有的诺贝尔奖得主都受邀写一篇自传性文章。在写文章的过程中，我比以往更清楚地看到，我对记忆本质的兴趣深植于我在维也纳的童年经历。而当我亲眼看到，我的研究让我登上科学发展的历史舞台，并跻身国际杰出生物科学家的行列时，我对此心怀莫大的惊喜与感激。我在工作中结识了一些杰出的科学家，他们是近年来生物学与神经科学革命的领军人物，与他们交往的经历深深影响了我的研究。
因此，我在本书中将两个故事交织在一起。第一个是最近50年来心智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非凡科学成就的学术史。第二个是我在这50年间的生活经历和科研生涯。书中将追溯我在维也纳的儿时经历如何引发了我对记忆的迷恋，这种迷恋先是让我投入到历史学与精神分析之中，接着又转向脑生物学，最后进入对记忆的细胞及分子机制的研究。由此可见，我对记忆问题的个人求索与最伟大的科学事业之一——尝试通过细胞及分子生物学研究来理解心智——是如何交融起来的故事，会在《追寻记忆的痕迹》中一一道来。①中文习惯把英语里表示整个脑的“brain”称作大脑，而在科学上，大脑仅指端脑。本书除了在“大脑半球”和“大脑皮层”等术语中指的是端脑外，一般情况下提到“大脑”均是指整个脑。②第五版已于2012年10月问世。第一部支配我们的那个过去，可能不是生物学意义上保存下来
的真实的过去，而是我们对过去的映像。这些映像常常有如
神话一般，具有严密的结构并经过了择取。过去的映像及象
征性构建几乎如遗传信息一样，刻印在我们的骨子里。每一
个新的历史时期都是通过自身过去的图像和鲜活神话来映射
本身。①——乔治·斯坦纳，《蓝胡子的城堡》（1971）①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小说家。他在这本演讲集中探讨了反犹主义的起源。1个体记忆与记忆存储的生物学
记忆总是让我着迷。想想吧，你随意就能回想起自己进入高中的第一天、第一次约会、第一次坠入爱河。回忆这些往事时你不只是记起了一件事，你还感受到了这件事发生时的氛围——景象、声音、气味、社会环境、时间、谈话内容，以及情绪基调。回忆过往就是一趟心理时间旅行，我们得以摆脱时空的束缚，在完全不同的维度里来去自如。
心理时间旅行让我在写这句话的时候，能够从望得到哈德逊河的家中书房离开，将时间往回拨转67年，向东越过大西洋，到达我的出生地——奥地利维也纳。我的父母曾经在那里经营一家小玩具店。
那一天是1938年11月7日，我的9岁生日。父母刚刚送给我一个梦寐以求的生日礼物：一台电池驱动的遥控玩具车。这是一台闪耀着蓝色光芒的漂亮小车。它的马达和方向盘用一条长电缆连在一起，这样我就可以控制小车的行驶方向，开到我想开到的地方。接下来两天，我把这台小车开遍我家小小公寓的每个角落，穿过客厅，开进餐厅，钻过父母、哥哥和我每晚吃饭的餐桌，抵达卧室再兜出来，这样做让我感到莫大的欢乐，玩起来愈发得心应手。
然而好景不长。两天后的傍晚，我们被梆梆梆的砸门声给吓到了。至今我仍记得那砸门声。父亲在玩具店还没回来，母亲去开了门。两个人走进来，自称是纳粹警察，命令我们收拾行囊离开公寓。他们给了我们一个地址，告诉我们得在那儿寄宿，等待下一步的通知。母亲和我只带了一套换洗衣物和洗漱用品，而我哥哥路德维希则很有先见之明地带上了他最宝贵的邮票和硬币收藏册。
我们带着这么点东西，走过几个街区来到一对素昧平生且更富足的年长犹太夫妇家里。这间装潢上佳的大公寓在我看来非常优雅，男主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睡觉时穿着一套装饰华美的睡袍，和我父亲穿的不一样，他还戴着睡帽以保护自己的头发，上嘴唇还围着一个维持八字胡造型的护罩。尽管我们是不速之客，他们对我们仍然非常体贴大方。虽然他们很富裕，但他们也同样感到害怕，并对有人把我们赶到他们家这种状况感到不安。给主人添麻烦也让母亲感到窘迫，她意识到他们可能和我们一样，由于三个陌生人闯进他们的生活而感到不自在。住在这对夫妇精心布置的公寓里的这段日子，我感到困惑和害怕。但最让我们仨感到焦虑的还不是住在陌生人家里，而是担心我父亲—他突然就消失了，我们完全不知道他身在何处。
几天之后我们终于获允回家。但眼前的这个家已经面目全非。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母亲的裘皮大衣和首饰、我们的银质餐具、花边桌布、父亲的几套西装，以及我的全部生日礼物，包括那台闪亮的蓝色遥控小车。让我们非常欣慰的是，在我们返回家里不久，11月19日那天，父亲也回来了。他告诉我们，他和其他数以百计的犹太人一起遭到围捕，关在一个兵营里。因为能够证明自己曾在奥匈帝国的军队当过兵，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德国而战，他才得到释放。
对那段日子的记忆——愈发得心应手地遥控小车满屋子跑，听到梆梆梆的砸门声，被纳粹警察命令住到陌生人的公寓里，发现家里遭人洗劫，父亲的失踪和重现——已成为我童年生活最深刻的记忆。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事情是与“水晶之夜”同时发生的，那个不幸的夜晚不仅敲碎了我们犹太会堂和我父母玩具店的玻璃窗，更毁掉了整个德语世界无数犹太人的生活。
回过头来看，我们一家是幸运的。与那些别无选择只能继续生活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数百万犹太人相比，我们的遭遇不值一提。在羞辱与恐惧中过了一年之后，当时14岁的路德维希和我得以离开维也纳前往美国，与纽约的祖父母住在一起。6个月后父母也和我们在一起了。虽然我们一家只在纳粹政权下生活了一年，但我在那一年经历的惊慌、穷困、羞辱和恐惧，决定了我之后的人生。
要把一个人成年生活中复杂的兴趣和举动追溯到其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特定经历是很困难的。但我还是不得不将我后来对心智的兴趣——人们的言行举止、动机的不可预测性以及记忆的持续性——与我在维也纳度过的最后一年联系起来。大屠杀后幸存的犹太人有一个主题叫“永志勿忘”，这是告诫子子孙孙要对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和仇恨等引发纳粹暴行的思潮保持警惕。我所做的科学工作就是研究这句箴言的生物学基础，即让我们能够记忆的脑机制。
我在美国读大学时还没对科学产生兴趣，但维也纳那一年的记忆已经开始显露出它对我的影响。我痴迷于奥地利和德国的当代史，打算成为一名思想史学家。我竭力去了解那些灾难性事件发生时的政治及文化背景，思考一个在前一刻还热爱艺术和音乐的民族为何会在下一刻就犯下野蛮而残暴的罪行。我就奥地利和德国历史写了一些学期论文，其中包括一篇讨论德国作家对纳粹崛起之反应的荣誉论文。
接下来，在大学的最后一年（1951—1952），我渐渐对精神分析着了迷，这门学科通过层层揭开个人记忆和经历的帘幕来理解人类动机、思想和行为的非理性根源。20世纪50年代早期，大多数执业精神分析师同时也是医师，因此我决定去读医学院。在那里，我目睹了生物学正在发生的革命，众多关于生物本质的基本谜题可能即将被解开。
从我1952年进入医学院算起还不满一年的时候，科学家们揭示了 DNA 的结构。从此人们可以开始对细胞的基因和分子运作方式进行科学研究。假以时日，研究将会推进到组成人脑这一宇宙中最复杂器官的细胞中。于是我开始思考如何通过生物学方法探索学习和记忆的谜题。发生在维也纳的往事是如何在我大脑的神经细胞里留下持久的痕迹的？我在玩遥控汽车时所处公寓的复杂三维空间，是如何被大脑编码成对我周遭空间世界的内部表征的？那可怕的砸门声是如何深深烙印在我大脑的分子和细胞结构里，以至于半个多世纪后我还能生动地体验到当时的所见所感？新心智生物学正在解答这些上一代人无法回答的问题。
这场革命引发了我作为医学生的无尽想象，它让生物学从一个以描述性为主的学科，转变成一门建立在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的坚实基础上的贯通性科学。在分子生物学诞生之前，支配着生物学的是三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动物都是由与其自身很不相同且更简单的祖先逐步进化而来的达尔文进化论，身体形态和心理特质的遗传学基础，以及认为细胞是构成所有生物的基本单元的细胞学说。分子生物学着眼于个体细胞中基因和蛋白质的活动，将这三种理论统一起来。它认为基因是遗传单元，也是进化的驱动力，而作为基因产物的蛋白质则是细胞功能的基本单位。通过考察生命过程的基本构成物，分子生物学揭示了所有生命形态的共同点。与同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革命的量子力学或宇宙学等其他科学领域相比，分子生物学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因为它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它直指我们作为“人”，我们究竟是谁的核心问题。
新心智生物学这门学科是在我科研生涯的50年里逐步形成的。①它于20世纪60年代迈出了第一步，那时心灵哲学、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实验动物的简单行为）和认知心理学（研究人类的复杂心理现象）开始融合，形成了现代认知心理学。这门新学科试图寻找从小鼠、猴子到人在内的各种动物的复杂心理过程所具有的共同基础。这种研究思路后来扩展到了更简单的无脊椎动物身上，比如蜗牛、蜜蜂和蝇。现代认知心理学同时具有严谨的实验方法和宽广的理论基础。它着眼的行为范围从无脊椎动物的简单反射延伸到人类的注意、意识和自由意志等最高级心理过程的本质，这些心理过程传统上是精神分析关注的问题。
到了70年代，作为心智科学的认知心理学与作为脑科学的神经科学开始融合，诞生了认知神经科学，这门学科运用生物学方法探索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的心理过程。进入80年代，认知神经科学得益于脑成像技术而蓬勃发展。一直以来，脑科学家试图窥探人脑内部并观察人们在进行高级心理过程（如看到一幅图像、思考一条空间线路②或发出一个随意动作）时不同脑区的活动，脑成像技术让他们梦想成真。脑成像的工作原理是测量神经活动指数：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测量大脑消耗的能量，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测量大脑消耗的氧气。80年代初，认知神经科学与分子生物学结合，导致认知分子生物学这门新心智科学问世，它使得我们可以在分子水平来探索思维、感受、学习和记忆等心理过程。
每一场革命的发生都有其根源，导致新心智科学诞生的这场革命也不例外。虽然生物学在心理过程研究中扮演主角还是头一遭，但它早已影响着我们看待自身的方式。19世纪中叶，查尔斯·达尔文提出我们并非上帝独一无二的造物，而是由低等的动物祖先逐步进化而来；此外，他还主张所有的生命都能往回追溯到一个共同的祖先，追溯到生命本身的起源。他甚至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认为进化的驱动力不是出于一个有意识的、智慧的或神圣的目的，而是来自自然选择的“盲目”过程，这是一个随机试错的纯机械分化过程，通过遗传变异来实现。
达尔文的思想直接挑战了大多数宗教教义。生物学本来的目的是用来解释自然背后的神圣设计，而他的思想把宗教与生物学的历史纽带撕裂了。最终，现代生物学会使我们相信，生物所具有的全部美丽和无尽多样性，不过都是构建 DNA 遗传密码的核苷酸碱基不断重新组合的产物。这些组合是为了适于生物体的生存繁衍，在数百万年里经由自然选择形成的。
新心智生物学可能会引发更深的不安，因为它主张不只身体，就连心智还有我们最高级心理过程（自我意识和对他人的意识、对过去和未来的意识）运作所需的特异性分子，也是从我们的动物祖先那里进化而来的。此外，这门新生物学认为意识是一个生物学过程，我们终将可以通过神经细胞群相互作用产生的分子信号通路解释这个过程。
大多数人都能欣然接受通过实验方法对身体其他部分进行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比如，我们乐于接受心脏不是用来产生情绪，而是推动血液在体内循环的肌肉器官。但人的心智和精神源自一个生理器官（大脑）这种想法，对一些人而言却很新鲜，令人震惊。他们很难相信，大脑作为一个信息加工计算器官，其所拥有的不可思议的能力不是源自它的神秘，而是源自那些难以计数的各类神经细胞相互作用所致的复杂性。
对于研究大脑的生物学家来说，通过实验研究人类行为丝毫不会有损心智的能力和魅力。生物学家也不担心用还原论分析描绘大脑各组成部分及其活动会让心智显得无聊琐碎。相反，大多数科学家相信，生物学分析很可能会让我们更加钦佩心智的能力和复杂性。
事实上，通过融合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和分子生物学，这门新心智科学已经可以回答那些重要的思想家数千年来孜孜以求的哲学问题：心智如何获取外部世界的知识？心智在多大程度上是遗传而来的？先天的心理功能是否导致我们以一种既定的方式来体验外部世界？我们在学习和记忆时，脑中发生了怎样的生理变化？一个持续几分钟的经历如何转化成终身的记忆？这些问题不再是思辨式形而上学的专属领地，它们现在已经成为实验研究的沃土。
在我们理解大脑记忆存储的分子机制时，新心智科学提供的洞见作用尤为明显。记忆——获取并存储简单如日常生活细节、复杂如地理或代数抽象知识等信息的能力——是人类行为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为了解决日常生活中遭遇的问题，记忆使我们可以同时整理若干信息，这对解决问题来说至关重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记忆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连续性。它给我们提供了一幅过去的连贯图景，以便我们恰当地审视现在的经历。这幅图景未必合理或准确，但它会持续存在。没有记忆的黏合，经历将会分裂成很多如生活中的瞬间一样散碎的片断。没有记忆提供的心理时间旅行，我们就不会意识到我们的个人史，无法记住我们生命中有如闪亮里程碑的欢愉时刻。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是因为那些我们学习并记住的事物。
当我们能够轻易回忆起生命中的欢愉时刻并淡忘创伤经历和失望造成的情绪影响时，我们便最好地利用了记忆功能。但有些时候，对于那些亲身经历了大屠杀、战争、强奸或自然灾害等负性事件而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挥之不去的可怕记忆会破坏他们的生活。
记忆不仅对维持自我身份的连续性至关重要，而且对千百年来的文化传承和社会演进与延续也非常重要。虽然自从15万年前智人首次出现在东非以来，人脑的容量和结构就没有改变过，但人类的学习能力和他们千百年来通过文化传承习得的历史记忆都在增长。文化的演进是一种非生物性的适应环境的方式，它与生物进化一道把过去的知识和适应性行为代代相传。人类从古至今的所有成就，都是千百年来所积累的共享记忆的产物，无论这种记忆来自书面记录还是口传心授。
正如共享的记忆丰富了我们的个人生活一样，丧失记忆会有损我们的自我感。记忆能将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连接在一起，它也能像折磨成熟的大人那样摧残发育中的婴儿。影响记忆的疾病很多，人们熟知的包括唐氏综合征、阿尔茨海默病，以及年龄增长带来的失忆。现在我们还知道，记忆的缺损会促发精神障碍，如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和焦虑状态。这些障碍会进一步加重患者有缺陷的记忆功能的负担。
新心智科学为深入理解记忆的生物学带来了希望，这将引领人们更有效地治疗失忆和持续性创伤记忆。实际上，这门新科学将来很有可能对诸多健康医疗领域产生临床实践的影响，然而它要做的远远不只是解决重大疾病问题。新心智科学试图洞悉意识的奥秘，包括每个人的大脑如何产生独特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这些终极谜题。①本书将非现代科学语境下的 mind 译作心灵，现代科学语境下的 mind 则译作心智。②随意动作是一个术语，这里的“随意”不是“随便”的意思，而是“需要意识参与”的意思。2维也纳的童年时光
在我出生的时候，维也纳是德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只有魏玛共和国的首都柏林能与之媲美。维也纳以伟大的音乐和艺术著称于世，它是现代医学、精神分析和现代哲学的诞生地。此外，这座城市伟大的学术传统为文学、科学、音乐、建筑、哲学和艺术领域的实验提供了基础，这些实验成为很多现代思想的源头。它是各流派思想家的故乡，包括精神分析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罗伯特·穆齐尔和埃利亚斯·卡内蒂等杰出作家，以及现代哲学的两位开路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卡尔·波普尔。
维也纳非同凡响的文化很大一部分是由犹太人创造和滋养的。这个文化圈在1938年的崩溃，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的人生，不仅由于我在那一年经历的变故，还因为自那时起我从这座城市和它的历史之中学到了很多。这种理解加深了我对维也纳昔日辉煌的欣赏，也加剧了我对其凋零磨灭的惋惜。而维也纳是我的出生地、我的故乡这个事实，加剧了这种失落感。
我的父母相识于维也纳并在1923年结婚（图2-1），那是我父亲①在第18区库奇克巷开了一家玩具店（图2-2）后不久发生的事情。这条热闹的街上还有一个名为库奇克的农产品市场。我哥哥路德维希生于1924年，5年后又有了我（图2-3）。我们住在第9区塞弗林巷的一套小公寓里，附近住的都是中产阶级，这里靠近医学院，离伯格巷19号弗洛伊德的住所不远。由于父母都在打理玩具店，先后有不少全职女管家在家照顾哥哥和我。
图2-1 我的父母夏洛特和赫尔曼·坎德尔1923年的结婚照。（来自埃里克·坎德尔的个人收藏）
图2-2 我父母在库奇克巷开的玩具和箱包店。照片上是母亲和我，也可能是和我哥哥在一起。（来自埃里克·坎德尔的个人收藏）
图2-3 我和哥哥在1933年的照片。当时我3岁，哥哥8岁。（来自埃里克·坎德尔的个人收藏）
我在恰如其名的学校巷上学，学校正好位于从家到玩具店的半路上。与维也纳大多数小学一样，它的课程安排得传统而严谨。我跟随天分过人的哥哥入读这所小学，教过他的老师也在教我。在维也纳的整个童年时期，我感觉哥哥智力上的天赋是我永远比不上的。我才开始学习读写，他已经开始掌握希腊语、精通钢琴并能熟练组装收音机。
就在1938年3月希特勒成功进驻维也纳的前几天，哥哥刚刚装好了他的第一台短波收音机。3月13日傍晚，我和哥哥戴着耳机收听了德军3月12日清晨进军奥地利的情形。希特勒随后于12日下午穿过位于他家乡因河畔布劳瑙的德奥边境，到达林茨。拥有12万居民的林茨城里，大约10万人齐声高喊着“希特勒万岁”，夹道欢迎他的到来。此时广播里传来的背景音乐是高亢的《霍斯特·威塞尔之歌》，这首蛊惑人心的纳粹党歌甚至让我都听得入迷。3月14日下午，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抵达维也纳，他在市中心的英雄广场受到了20万狂热群众的欢迎，被尊为统一了德语世界的英雄（图2-4）。一个摧毁了德国犹太社群的人受到如此压倒性的支持，这让我和哥哥感到恐惧。
图2-4 希特勒于1938年3月抵达维也纳。他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包括很多挥舞着纳粹“卐”字旗帜的女孩（上图）。希特勒在英雄广场向维也纳市民讲话（下图）。有20万人前来听他讲话，这是维也纳有史以来最庞大的集会。（承蒙奥地利抵抗运动文献中心和胡佛研究院档案馆惠允）
希特勒原本料想奥地利人会反对德国吞并自己的国家，并要求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德国保护国。但他收到的各方反响，尤其是那些48小时前还在反对他的人的态度，出乎他的意料，这让他相信奥地利乐意接受甚至非常欢迎德国的吞并。从卑微的小店主到学术界的高端人士，现在每个人似乎都公开欢迎希特勒。曾经同情并保护过犹太社群的维也纳总主教特奥多尔·因尼策枢机，命令全市所有天主教堂挂上纳粹党旗，并鸣钟向希特勒的到来致以敬意。枢机还亲自迎接了希特勒，并向希特勒表示了自己以及占人口多数的全体奥地利天主教徒的绝对效忠。他承诺奥地利天主教徒“在这个重大日子被带回大德意志帝国的怀抱”，“将会成为帝国最诚挚的子民”，这位枢机的唯一请求是教会自由应该得到尊重，教会在教育年轻人方面的重要角色应该有所保障。
从那一夜起，维也纳沦为地狱。受到奥地利纳粹党徒怂恿的维也纳暴民，既有成年人也有年轻人，高喊着“打倒犹太人！希特勒万岁！消灭犹太人！”，进而蔓延成了全国性暴乱，他们殴打犹太人并毁坏犹太人的财物。他们强迫犹太人跪着清洗街道上残留的反对吞并的政治性涂鸦，以此来羞辱犹太人（图2-5）。我父亲被迫用一把牙刷去清除先前留下的支持奥地利独立的字样“是的”，这是那些鼓动市民为奥地利的自由投票、反对吞并的维也纳爱国者涂写的口号。其他犹②太人则被迫拎着油漆桶给犹太人的店铺墙上画上大卫之星或写上德语“犹太人”一词，以便与其他店铺区别开来。深谙纳粹在德国如何施展手腕的外国评论家，也被发生在奥地利的暴行震惊了。在《维也纳及其犹太人》一书中，乔治·伯克利引用了一位纳粹党冲锋队员的话：“维也纳人连夜就完成了我们德国人直到今天……也做不到的事。在奥地利，对犹太人的抵制无须进行组织，人们已经自发行动了。”
图2-5 犹太人被迫跪在维也纳的街道上清除拥护自由的奥地利的政治性涂鸦。（承蒙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档案室惠允）
德国剧作家卡尔·楚克迈耶为了逃脱希特勒的统治而于1933年移居奥地利，他在自传中描述了维也纳被吞并之后几天内的情形，说它③变成了一个“具有耶罗尼米斯·博斯画笔下梦魇景象”的城市。它犹如：冥王打开了地狱之门，释放出最卑劣可怕的恶魔。我这
辈子曾经亲眼见过一些人类所能见到的最赤裸裸的恐怖和惊
慌。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不少战役，经历过在枪林
弹雨毒气扑面的情况下，跳出战壕冒死冲锋陷阵。我也目睹
过战后的乱象，镇压起义、街头巷战、议会争吵，等等。
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政变时，我是旁观者中的一
员，也目睹了纳粹在柏林早期统治的情形。但以上种种都无
法与维也纳那阵子的情形相提并论。维也纳发生的这一切与
纳粹在德国掌权无关。……维也纳发生的这一切是一股充斥
着羡慕、嫉妒、愤懑、盲目和恶毒的复仇渴望的急流。所有
纯良的人性都被压制了……唯有麻木的民众失去了束缚。
……这是一场暴民的女巫集会夜。所有构成人类尊严的成分
都被埋葬了。
希特勒将军队开进维也纳的第二天，除了一个女孩——班上仅有的另外一名犹太人——之外，所有的同学都开始疏远我。在我常去玩耍的公园里，我遭到了同学的嘲笑、侮辱甚至拳脚相加。到了1938年4月底，我所在的小学驱逐了所有的犹太儿童，将他们转到一所由犹太教师开办的特殊学校，这所学校位于第19区潘策尔巷，离我家很远。在维也纳大学，几乎所有的犹太人——超过40%的学生和50%的教师——都被开除了。对犹太人施加的恶行在可怕的水晶之夜达到高潮，相比之下，我的遭遇实在是微不足道。
我的父母年幼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分别来到维也纳，那时这座城市气氛宽容，和后来很不一样。我的母亲夏洛特·齐梅尔斯1897年出生在科洛梅亚，位于流经加利西亚的普鲁特河畔，是一个有着4.3万居民的小城。小城毗邻罗马尼亚，当时属于奥匈帝国，后来成为波兰的一部分，现在则属于乌克兰。小城居民大约有一半是犹太人，当地犹太社群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母亲来自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尽管她在维也纳大学只学习了一年，但除了德语和波兰语，她还能用英语写作和与人交流。我的父亲赫尔曼·坎德尔1898年出生在奥利斯科的一个贫困家庭，这座有着2.5万居民的小城靠近利沃夫市，现在也属于乌克兰。父亲一家在1903年搬到维也纳，当时他才5岁。他高中时直接应征入伍，加入奥匈帝国军队开赴“一战”战场，并在战斗中留下了一个弹片伤口。“一战”结束后，他需要干活谋生，没能完成高中学业。我母亲很快就被他的英俊、活力和风趣所吸引。
在奥匈帝国作为“一战”战败国解体之后11年，我出生了。在“一战”之前，奥匈帝国是欧洲第二大国，国土面积仅次于俄国。帝国的东北部扩张到了现在的乌克兰，它的东部省份包括现在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南部省份包括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一战”结束后，奥地利的国土面积大幅缩小，失去了所有的外语省份，只留下了德语核心区。这样一来，奥地利的人口骤减（从5400万降到了700万），政治影响力也大大削弱。
尽管如此，在我小时候，约有200万居民的维也纳仍然保持着文化活力。市政府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发起了一套社会、经济和医疗改革计划，成绩显著并广受称赞，让我的父母和他们的朋友都感到非常高兴。维也纳是一个繁荣的文化中心。古斯塔夫·马勒和阿诺德·勋伯格的音乐，同莫扎特、贝多芬和海顿的作品一道，响彻整座城市。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奥斯卡·柯克西卡和埃贡·席勒那些大胆的表现主义画作也遍布整座城市。
尽管在文化上很繁荣，20世纪30年代的维也纳却是一个高压专制政体的首都。当时年幼的我并不明白这一点。直到后来，当我在美国度过了一个更加无忧无虑的青春期，回过头看时才明白，那种塑造了我对世界的第一印象的政治氛围实在很压抑。
虽然犹太人已经在维也纳生活了上千年，并且对这座城市的文化发展贡献良多，反犹主义却长期存在。20世纪初，维也纳的执政党将反犹主义作为政纲基础，欧洲各大城市里仅此一地。从1897年到1910年担任市长的是反犹民粹主义者卡尔·吕格尔，他在富有煽动性的演讲中集中火力攻击中产阶级里的“富裕犹太人”。中产阶级是在1867年实行新宪法后形成的，新宪法将平等的公民权利扩展到了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群身上，并允许他们自由公开地从事宗教活动。
尽管新宪法有着上述规定，占全市总人口10%及核心城区（内城9区）人口近20%的犹太人，在行政机关、军队、外交使团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却处处遭受歧视。大多数社交俱乐部和体育团体都设置了一个雅利安人条款，阻止犹太人加入。从1924年到1934年，奥地利一直存在一个非法的纳粹政党，信奉极端反犹的党纲。该党在1928年曾抗议一位犹太作曲家恩斯特·克热内克创作的歌剧在维也纳歌剧院演出（图2-6）。
图2-6 一张1928年的奥地利纳粹党海报，抗议犹太作曲家恩斯特·克热内克创作的歌剧在维也纳歌剧院演出：“我们的歌剧院，全世界首屈一指的艺术和教育机构，全体维也纳人的骄傲，竟要沦为一个粗鄙犹太黑人的垃圾作品的牺牲品……跟我们一起抗议奥地利这前所未闻的耻辱吧。”（承蒙维也纳市政厅图书馆惠允）
尽管如此，包括我父母在内的维也纳犹太人，都深深迷恋着这座城市。研究维也纳犹太人生活的历史学家伯克利曾恰当地做出过如下评论：“长年以来，如此多的犹太人深深眷恋着一座反犹情绪根深蒂固的城市，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后来我才从父母那里知道这座城市为何如此迷人。首先，维也纳是座美丽的城市：市中心的博物馆、歌剧院、大学、环城大道（维也纳的林荫主道）、公园和哈布斯堡皇宫等建筑物都美轮美奂。城外著名的维也纳森林可以随意进出，几近神奇的普拉特游乐园也同样如此，游乐园及其中的巨型摩天轮后来由④于电影《第三人》而举世闻名。历史学家威廉·约翰斯顿曾写道：“一个维也纳人在戏院消遣一晚或者在普拉特游乐园度过一个五朔节之后，会泰然地将他的城市当作宇宙中心。还有什么地方能让现实变得如此令人愉悦、妩媚动人呢？”虽然我的父母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却仍然感到自己与维也纳的文化价值观，尤其是与戏院、歌剧院以及我至今还会说的语调优美的维也纳方言紧密相连。
我父母的价值观与大多数其他维也纳家长一样：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一些专业领域取得成就——最好是学术领域。他们的愿望反映的是典型的犹太价值观。公元70年，坐落于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被毁，约哈难·本·扎凯前往海滨小城亚夫内，并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⑤研习《托拉》的学院，从那时起到现在，整个犹太民族都一直是⑥“有经者”。每一个犹太男子，不论其经济或社会地位，为了能够阅读祈祷书和《托拉》，理应接受文化教育。到了19世纪末，那些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犹太家长开始鼓励他们的女儿同他们的儿子一样去接受良好的教育。除此之外，生活的目的不仅是求得经济上的保障，而且要利用经济上的保障达到更高的文化层次。最重要的目的是“教化”——对教育和文化的追求。这样做意义重大，在维也纳，即便是贫困的犹太家庭，也至少会有一个儿子成功地当上音乐家、律师、医生，最好是成为大学教授。
在维也纳，犹太社群的文化追求与大多数非犹太市民的文化追求完全一致，这在欧洲城市中颇为少见。由于奥地利军队在1740年至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先后两次被普鲁士击败，奥地利的统治者哈布斯堡家族完全丧失了在军事上称雄德语世界的希望。随着政治和军事实力的衰落，他们把扩张领土谋求霸权的野心转移到了对文化优势的追求上。新宪法放宽了迁移限制，导致19世纪最后25年里有大量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群从帝国各地涌入维也纳。维也纳成了德意志、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匈牙利、意大利北部、巴尔干半岛和土耳其移民的家。在1860年至1880年间，人口从50万增加到70万。维也纳的中产阶级开始将自己视为世界公民，他们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对其施行教化。维也纳的文化史学家卡尔·休斯克写道：“对于从小在环城大道的博物馆、戏院和音乐厅长大的维也纳中产阶级来说，文化不是生活的装饰品，也不是代表地位的徽章，而是如同他们呼吸的空气一样。”著名的讽刺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卡尔·克劳斯则说：“维也纳的街道不是用沥青铺成的，而是用文化铺就的。”
除了富有文化活力，维也纳还有活色生香的一面。我最喜欢的儿时记忆都是典型维也纳式的：其中一段记忆是相互扶持的一家人常在一起享受假日，从中产生适度且持久的中产阶级满足感，另外一段记忆则是我们性感的女管家米琪让我体验到的短暂性爱欢愉。
阿瑟·施尼茨勒曾在一篇短篇小说中直白地描述过那种性爱体验，内容是一个年轻的中产阶级维也纳少年被一个甜美的少女色诱，这个少女是他家的仆人，或是在室外做工的。《纽约客》撰稿人安德里亚·李曾写道，过去奥匈帝国中产家庭挑选女佣的一个标准，就是她们得是家里男孩子失去童贞的合适人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免他们成为同性恋。这样的遭遇在别人看来很容易觉得是我被耍了，但我从未这么觉得。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有趣。
那件事发生在我8岁时的一天下午，性感迷人的米琪大约25岁，当时我得了感冒正在休息。她坐在我的床边抚摸我的脸，我显得很高兴，于是她解开上衣，露出丰满的双乳，问我是否愿意抚摸她。我并不明白她的意思，但我感受到了她的诱惑，突然间有了与以往迥然不同的体验。
正当我开始被她引导着探索她的身体时，她突然变得不安，告诉我最好停手，否则我会怀孕。我怎么会怀孕呢？我完全清楚只有女人才会生孩子。男人身上哪里可以冒出孩子呢？“肚脐眼，”她回答，“医生往肚脐眼上撒些药粉，肚脐眼就会裂开，让孩子从里面出来。”
我对这个说法将信将疑。虽然它看上去不可能发生，但我还是不太确定。我对这件事可能产生的后果感到些许担心。我担心如果我怀孕了，母亲会怎么想？我的第一次性体验就在这种担心加上米琪的变脸中草草收场。不过米琪此后从不避讳跟我明说她对性的渴望，还说等我长大了就可以和她好好体验。
结果还没等到我达到她的年龄条件，她就已经有主了。在我们草草收场的几个星期后，她和一个来我家修火炉的修理工好上了。过了一两个月，她就和他私奔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在那之后的很多年里，我都以为“跑去捷克斯洛伐克”和“追逐性爱的欢愉”是一回事。
我们中产家庭式的幸福体现在我家周末的纸牌游戏中、犹太节日的家庭聚会上以及我们的暑期度假里。星期天下午，我的小姨明娜和她的丈夫苏尔姨夫会来我家喝茶。我父亲和苏尔多数时间都在玩一种叫作皮诺克尔的纸牌游戏，父亲玩得很好，常常谈笑风生。
逾越节时，我们一大家子都会聚在我外祖父母赫歇和多拉·齐梅尔斯的家里。我们诵读讲述受奴役的犹太人如何逃出埃及的《哈加达》，然后享用外祖母精心准备的逾越节晚餐，其中最好吃的是她做的鱼丸，在我心目中，至今没有能与之媲美的食物。我对1936年的逾越节印象格外深刻。在那之前几个月，小姨明娜和姨夫苏尔结婚，我参加了婚礼——作为花童托起那美丽婚纱的拖尾。苏尔非常有钱，是位成功的皮革商人。那场盛大华丽的婚礼是我前所未见的，因此我也非常高兴自己能够参与其中。
那个逾越节的第一天晚上，我向她开心地回忆起我对他们婚礼的喜爱，每个人都精心打扮，食物也非常讲究。我说道，那场婚礼太美了，希望她能够很快再办一次，那样我就可以再体验一次。后来我才知道，明娜对苏尔的感情是矛盾的，她认为他的智力和社会地位都不如自己，因此当即觉得我话中所指的不是婚礼而是她对伴侣的选择。她推断我可能希望她再嫁给另外一个人——一个也许在智力和教养上都更配得上她的人。于是明娜发起火来，向我训诫了一大通婚姻的神圣性。我怎么敢说她想很快再举行一次婚礼、嫁给别的人呢？后来我在读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时才知道，动力心理学⑦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无意识从不会撒谎。⑧
每年8月，我的父母、路德维希和我会在维也纳以南50英里的一个名为默尼希基兴的小农庄度假。1934年7月，我们正准备出发时，奥地利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被一帮伪装成警察的奥地利纳粹党徒暗杀了——这是我正在形成的政治意识里记住的第一件大事。
陶尔斐斯1932年当选总理，他效法墨索里尼，将基督教社会党⑨党员吸收进“祖国阵线”，建立起一个威权政体。他没有采用纳粹“卐”字标志，而是选择了一种传统的十字架符号作为党徽，来表达其有别于纳粹的基督教价值观。为了确保对政府的控制，他废除了宪法并取缔了包括纳粹党在内的所有反对党。虽然陶尔斐斯打压了奥地利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妄图组建一个包括所有讲德语的人民在内的泛日耳曼民族国家的势头，但他废除旧宪法和取缔反对党的做法却为希特勒打开了大门。陶尔斐斯被暗杀后，在库尔特·冯·许士尼格继任总理的开头几年里，转入地下的奥地利纳粹党活动愈发隐秘，尽管如此，还是源源不断有追随者加入，特别是教师和公务员群体。
希特勒是奥地利人，曾在维也纳生活过。1908年，19岁的他离开因河畔布劳瑙的家乡来到首都，希望成为一名艺术家。尽管他在绘画上有一定的天赋，却屡次被维也纳美术学院拒之门外。与此同时，他却逐渐受到卡尔·吕格尔的影响。正是从吕格尔身上，希特勒发现了煽动性演讲的威力和反犹主义的政治红利。
希特勒从青年时期就梦想着将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因此，德国纳粹党早在20世纪20年代成立初期，就在奥地利纳粹党的参与设计下，把建立一个将所有讲德语的人民合在一起的大德意志纳入议程。1936年秋，希特勒开始实施这个计划。自1933年全面控制德国之后，希特勒于1935年恢复了征兵制度，并于次年重新占领了莱茵兰，根据《凡尔赛和约》，这个德语区本是由法国监管的非军事区。接着他又咄咄逼人地威胁要进军奥地利。许士尼格希望通过让步来确保奥地利的独立，于是他请求与希特勒会面来应对这次威胁。双方于1938年2月12日在奥地利边境附近的贝希特斯加登举行了会谈。由于⑩一些个人情感因素，希特勒选择在此修建了私人住所。
为了展示实力，希特勒带着两个将军参加会面，威胁许士尼格放开对奥地利纳粹党的限制，并任命三名纳粹党徒进入内阁担任要职，否则他将入侵奥地利。许士尼格一开始表示拒绝。但随着会谈时间的流逝，以及希特勒的进一步施压，筋疲力尽的许士尼格终于屈服，同意让纳粹党合法化，释放作为政治犯的纳粹党徒，并给了纳粹党两个内阁席位。但许士尼格与希特勒达成的这些协议只会刺激纳粹党徒对权力的欲望。现在作为一个成员数量可观的团体，纳粹进入公众视野并通过一系列警察难以控制的暴乱来挑战许士尼格领导的政府。在奥地利纳粹党徒暴乱与希特勒入侵威胁的内忧外患面前，许士尼格开始反击，他大胆提出将在3月13日举行全民公投，这个日期距离他与希特勒的会面仅仅一个月。选民们需要表决的问题很简单：奥地利应该继续保持自由独立吗？是或者否？
许士尼格表现出来的胆识让我父母由衷感到钦佩，却扰乱了希特勒的心神，因为看起来这次公投的结果几乎肯定会是选择奥地利保持独立。希特勒对此的回应是，除非许士尼格推迟公投、辞去总理一职并由奥地利纳粹党员阿瑟·塞斯–英夸特作为新任总理来组建新政府，不然他就动员军队入侵奥地利。许士尼格转而向曾经支持过奥地利独立的英国和意大利寻求帮助。两国都未做出回应，这让像我家这样的维也纳自由派感到沮丧。鉴于潜在同盟国的抛弃，同时考虑到避免无谓的流血冲突，许士尼格于3月11日晚辞职。
尽管奥地利总统接受了德国的全部要求，希特勒还是在第二天入侵了奥地利。
这时，令人诧异的事情发生了。希特勒进入奥地利时，迎接他的是绝大多数民众的欢呼喝彩，而非愤怒的抗议。正如乔治·伯克利指出的，头一天还在呐喊着忠于奥地利、支持许士尼格的人们，第二天就对希特勒的军队以“德国兄弟”相称，这一戏剧性的转变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数以万计的纳粹党徒从地下转到了地上。倒不如说当时所发生的是一次历史上“最飞快而且最彻底的群众信仰转变”。汉斯·卢基伽曾写道：“起先为皇帝欢呼的是人民，然后咒骂他的也是人民；废黜皇帝后欢迎民主的是人民，（陶尔斐斯领导的）法西斯上台后为之欢呼的还是人民。他们今天为纳粹党欢呼，明天就会为别的什么欢呼。”
奥地利媒体也不例外。3月11日星期五，国内主流报纸《帝国邮报》还在支持许士尼格。两天之后，这份报纸就在头版刊发了题为《迈向一统》的社论，文中指出：“多亏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天才与决心，德奥统一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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