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丽霞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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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四宝古韵试读：
前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可见，美丽中国，是环境之美、时代之美、生活之美、社会之美、百姓之美的总和。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紧密相连，建设美丽中国，其核心就是要按照生态文明要求，通过生态、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实现生态良好、经济繁荣、政治和谐以及人民幸福。
悠久的中华文明历史，从来就蕴含着深刻的发展智慧，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把我们人类看作自然世界的和谐组成部分。在新的时期，我们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是对中华文明的大力弘扬，我们要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我们民族永续发展的中国梦想。
因此，美丽中国不仅表现在江山如此多娇方面，更表现在丰富的大美文化内涵方面。中华大地孕育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大地之魂，二者完美地结合，铸就了真正的美丽中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滚滚黄河、滔滔长江，是最直接的源头。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最辉煌最灿烂的中华文明。
五千年来，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伟大的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而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广博性，并充分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和神奇的文化奇观。中华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根和魂。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建设更加优秀的新的中华文化，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
总之，要建设美丽的中国，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首先要站在传统文化前沿，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宏扬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自豪的文化，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与文化风采，让美丽中国更加辉煌出彩。
为此，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大型丛书。主要包括万里锦绣河山、悠久文明历史、独特地域风采、深厚建筑古蕴、名胜古迹奇观、珍贵物宝天华、博大精深汉语、千秋辉煌美术、绝美歌舞戏剧、淳朴民风习俗等，充分显示了美丽中国的中华民族厚重文化底蕴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丛书唯美展现，美不胜收，语言通俗，图文并茂，形象直观，古风古雅，具有很强可读性、欣赏性和知识性，能够让广大读者全面感受到美丽中国丰富内涵的方方面面，能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并能很好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创造未来中国特色的先进民族文化，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梦想。
毛笔
笔是“文房四宝”之首，特指我国传统的毛笔。我国毛笔历史悠久，在形成过程中，无论从名称还是从制作使用，都有大量的经验积累。它不但是古人必备的文房用具，在表达中华书法、绘画的特殊韵味上具有与众不同的魅力。
毛笔在我国古代是主流的书写工具，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内涵。作为东方文明的传承工具，其本身就是悠久深邃的文明的象征，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并在我国乃至海外各地长盛不衰。
毛笔发明与早期发展
那是在我国秦王朝建立的前夕，秦军统一六国的战争已接近尾声。公元前223年，秦国大将蒙恬奉命挥师南下，兵伐楚地中山，平息那里的叛乱。
在进军途中，蒙恬路经自己的家乡项城，便在项城一带驻扎下来，稍作休整，同时进一步了解楚地的情况。蒙恬带兵在外作战，需要定期写战报呈送秦王嬴政，以便让秦王及时了解战场上的情况。
蒙恬军中有个叫刘寅的人，职务是军中文书，负责记载军中事迹，传达命令，帮助主将蒙恬处理军务。由于当时还没有使用纸和毛笔，书写文字是用硬笔，也就是用“字刀”将文字刻写在竹简上的，既费时又费力。
蒙恬虽是个武将，却有着满肚子的文采。他看到刘寅整天辛苦疲惫，很是心疼，便想制作一种书写文字的新工具。
一天，一只野兔跑进军营附近一个石灰池里淹死了。蒙恬巡察到此，他看到石灰池里的野兔，突发奇想何不用兔子的尾巴书写文字？
于是，蒙恬让刘寅将兔子的尾巴割下来，试着在竹简上写字。刘寅写着写着，他觉得既顺手又轻松，这比用“字刀”刻写文字方便多了。
在随后的日子里，蒙恬不断对笔进行改进。他用动物毛发和麻共同浸泡于石灰水中，然后用丝绳缠绕扎紧，将竹管的一端镂空，将笔头插入竹管之上使用，书写更加流畅。
从此以后，文书刘寅就开始用这种笔书写文字了，渐渐这种笔开始在全国流行，最终形成了毛笔。
除了这个传说，对于蒙恬造笔，古书中也有记载。西晋经学博士崔豹在《古今注》中说：
自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
唐代文学家韩愈的《毛颖传》，用拟人的手法为毛笔立传，考证毛笔的先祖，使整个故事具有滑稽效果。
据《毛颖传》的描述，毛颖是中山人，他的先人是兔子，曾辅佐大禹治水，去世后成神。蒙恬兵伐楚国时，在中山附近的项城停留，准备举行大型的狩猎行动来威吓楚国，就召集部下，用《连山》占卜这次行动，预测天时、地利、人和。
占卜者恭贺道：“这次要捕获的动物，可以取它的毛，用来做写书册的东西，以后天下都用这种东西来书写文字。”于是，蒙恬开始狩猎，围捕了毛颖一族，拔下它们的毛。
后来，蒙恬将毛颖带回来献给秦始皇。秦始皇让蒙恬将毛颖放入池中沐浴，并赐毛颖封地于管城，又赐名字叫管城子。
毛颖具有非凡的记忆力，从大禹时起直到秦始皇时，凡阴阳、占卜、相术、医疗、方术、民族姓氏，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全能详细地记下。因此，后世就以“毛颖”、“管城子”为笔的代称。
其实，我国“文房四宝”中的毛笔起源很早，可上溯到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从我国民族考古学调查材料得知，我国先民最初削尖竹木作为书画工具。
从考古发掘来看，先秦早期的毛笔是将兔毛等兽毛缠在竹竿上而成，形制尚较简单粗糙。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书写工具的发展，毛笔制作也在不断改进和完善。
后来有的地方甚至还保持着使用竹笔的习俗，也就是将竹管削成三角形的竹笔，一端削成坡面，一端削为单刃成笔头，蘸墨书写。用这种竹笔书写，挺健有余但柔软不足，无疑会影响到书写以及绘画的生动流畅。
还有，人们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发掘先秦墓葬时，出土的文物中包括凹形石砚、研杵、染色物等工具和陶制水杯等一些彩绘陶器。这些彩绘陶器上所绘图案流畅清晰，装饰花纹粗细得体，这并不是竹木削成的笔所能做到的。因此，人们推断，这时可能已经出现毛笔的雏形了。
另外，商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笔”的象形文字，形似一个人正在用手握笔的样子。商代陶片与甲骨上保留着用墨书写的卜辞，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陶片上有一个“祀”字，笔锋清晰，粗细轻重得体，而只有用富有弹性的毛笔，才能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
后来，人们在河南地区出土一件朱笔书写的陶器和刻有文字的甲骨片，笔迹清晰流畅，挥洒婉转自如，粗细轻重得体，也是用毛笔书写出来的。
诸多考古发现表明，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依照自己的方式认识自然，把握规律，逐渐养成了与自然相互协调的观念，并进而形成阴阳、刚柔等易学思想。在这种观念和思想养成的过程中，人们选择了软质的毛笔作为书写工具。
战国时代是毛笔的发展期。战国时期帛画《龙凤仕女图》和《人物驭龙图》，画中线条有扁有圆，粗细变化自然，显然为毛笔所画。
从文物出土分布地区看，到了战国时，毛笔在华夏区域已被广泛应用于书写文字和绘画。当时毛笔样式仍较原始，但制作已很精良。
后来，考古专家从长沙郊外的左家公山新挖掘的15号战国楚墓中出土了一套完整的书写工具，有铜削、竹片、小竹筒。竹片相当于后来的纸，铜削用来刮削竹片，小竹筒应是用来存放墨、颜料等物。而令人惊讶的竟然有一只保存完好的毛笔，因为这是先秦毛笔首次在世人面前揭开面纱。
这支笔出土时套在一枝小竹管内，笔管长18.5厘米，口径0.4厘米，笔毛长2.5厘米。它选用的是上好的兔箭毫，笔毛包扎在笔杆外围，以麻丝缠紧，外面再涂漆粘牢。
笔杆系竹制，裹以麻丝，髹以漆汁，笔锋坚挺，是抄写竹木简牍的良好工具。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实物，所以人们把它称为“最早的毛笔”。
还有，人们在河南信阳长台关的战国楚墓内，也发现了一支竹杆毛笔，造型和制法基本和左家公山出土的近似。
当时，毛笔尚无统一的名称。后来东汉著名文学家许慎在他所编著的《说文解字》中有“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拂”，以及“秦谓之笔，从聿从竹”的记载，这说明了先秦毛笔的别称很多，“战国七雄”对毛笔的称谓都不相同。
战国时期的文明进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促使文字的应用日益频繁与广泛。先秦传统文字便沿着贵族化、平民化两极发展。贵族化字体工整，多见用于礼器铭文；平民化文字较为草率，大多见用于印玺、货币、陶器上的文字，呈现简易、速成的趋向。
贵族化的工整体文字，成为后来篆书的起源；平民化草书体文字，时称“草篆”或“古隶”，成为后来隶书的起源。
到了秦代，秦代是毛笔工艺发展的开端，这一时期确定了毛笔的基本形制，为后世毛笔制作奠定了基础，拉开了中华民族书写历史的新篇章。
秦代毛笔最大的特点是“以竹为管”，是由秦将蒙恬所创，然后由其部下随从传承下来，逐步推广到全国。“蒙恬笔”即为秦笔。在春秋战国时期，书写工具尚无统一的名称，直到秦代，“笔”才正式成为书写工具的称谓，这正好与东汉文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笔的解释相互印证，其文曰：“秦谓之笔，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由此可知，笔的叫法自秦代以后才开始统一。
蒙恬的文书刘寅和秦代文字学家程邈相交甚厚。程邈获罪入狱，他殚精竭虑，以10年之功创隶书3000多字。秦统一六国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并且把原秦国使用的小篆这种文字，作为全国统一的文字。
程邈又在小篆的基础上，创立了隶书。隶书比小篆更为先进。后来，隶书取代了小篆，秦隶便普及到了全国。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毛笔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
秦代毛笔书法除以上书法杰作外，尚有诏版、权量、瓦当、货币等文字，风格各异。秦代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气魄宏大，有开创先河之功，而秦代蒙恬发明并改进毛笔，更是书写了我国毛笔史上开天辟地的光辉一页。
知识点滴
秦代蒙恬发明了毛笔，而刘寅便是我国第一个使用毛笔写字的人。刘寅的后人为了纪念刘寅，便精制了一种毛笔，名为汝阳刘毛笔，是河南传统的手工制笔技艺。
汝阳刘毛笔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有名讳的制笔工艺传承人不胜枚举。汝阳刘村素有“毛笔之乡”、“妙笔之乡”的美誉。“汝阳刘”毛笔选料考究，仅兔毫的选择标准是秋毫取健，取尖，春夏毫则不要；狼毫的选择就必须要到东北去采集过冬的黄鼠狼尾毛来制作。
汉代毛笔发展与别称
在汉代时，毛笔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开创了在笔杆上刻字、镶饰的装潢工艺，比如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两墓中各出土一支刻有“白马作”和“史虎作”的毛笔，都是当时毛笔技术进步的实物资料。
汉代时还出现了专论毛笔制作的著述，比如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所著的《笔赋》，这是我国制笔史上的第一部专著，对毛笔的选料、制作、功能等作了评述，结束了汉代以前无文字评述毛笔的历史。与此同时，汉代还出现了“簪白笔”等特殊形式。
后来，人们发现在甘肃武威市磨嘴子汉墓中出土的众多文物里，有一支毛笔，它属于国宝级文物，人称为“白马作”毛笔。
这支“白马作”毛笔杆直径0.6厘米，笔头长1.6厘米，通长23.5厘米，正好是汉制长度单位的一尺，与王充《论衡》所言“一尺之笔”的长度吻合。“白马作”笔杆竹制，中空，浅褐色，精细匀正。“白马作”笔杆中下部阴刻篆体“白马作”3字，刀法工秀整齐，反映了当时“物勒工名”的手工业管理制度。“白马”是制作这支毛笔的工匠名。“白马作”毛笔笔杆嵌笔头处略有收分，笔头外覆黄褐色软毛，笔芯及锋用紫黑色硬毛，刚柔并济，富有弹性，已经完全具备了古人对一支好笔所要求的“尖、齐、圆、健”4个条件，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笔之四德”。这支毛笔很适合在简牍上书写，其制作方式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笔一样，杆前端中空以纳笔头，外扎丝后髹漆以加固，整体笔形已经与后来的毛笔没有什么差别，同时这支毛笔对汉代阴刻艺术也有很大影响。
在汉代，官员们常将未蘸过墨，或用后洗净的毛笔尾端，横插入发中或冠上，以便随时取用，俗称“簪白笔”，所以杆顶端通常被削细便于簪插。同时，祭祀者也常在头上簪笔以表示恭敬。时间长了，这种习惯就变成一种风度。
文吏们的这种风习，战国时就已经存在。“白马作”毛笔出土时的位置，正好在墓主人头部左侧，这也表明入殓时笔就簪在头上，可以印证出汉代官员的“簪笔”习俗。
在汉代，著名发明家蔡伦改进纸张以后，当时制笔的方法，有的用兔毫和羊毛，有的再夹上人的头发。可见，汉代制笔是硬、软毫并用，也可谓是早期的兼毫毛笔了。
汉时，人们对于笔管质地、装饰也渐渐重视起来，有的人还以金银为饰，使毛笔更加美观。同时，汉代隶书渐趋于成熟，碑版大字隶书的兴盛，蔡伦发明造纸术及东汉造纸技术的发展，要求毛笔形制更大，表现力更加丰富，这些都对汉代毛笔发展有很大影响。
此外，汉代出现了专门赞美毛笔的文章，汉代文学家蔡邕在他所写的《笔赋》中称赞毛笔道：
惟其翰之所生，生于季冬之狡兔。
据文献记载，朝廷月供有大笔。汉代古籍中记载：“尚书令、仆丞郎，月给赤管大笔一双。”红管大笔具体多大不得而知。从出土的实物可知，汉代毛笔制作沿袭旧法，一种是将笔头装入空腔，另一种将笔杆头部劈分为数片夹住笔头。
人们在江苏东汉古墓中出土了一些毛笔，其中有一枝毫长4.1厘米，竟有2厘米储入管内。将笔毛的一半纳入腔中，这正是汉笔大料制小笔的特点。一则由于技术的局限，因势利用紫毫的特点；再则为了增加锋尖的弹力，笔头短，锋颖自然比较突出，更富有弹性。
同样在这处汉墓中，还出土了一只长竹管做成笔套，整笔能套入笔套之中，这支毛笔的制作应该说是很精细的，笔毫浸入水中毛能自然张开，上下左右轻轻旋转能自然张合一致，尖齐圆健，均属上乘。
两支笔管均为木质，上下同粗，其中居延笔天然木质本色不加任何修饰，自然纯真，光艳内含，手感舒适，久玩不腻，越用越光洁。
这种短而粗的形制一直影响到后来唐代，唐代著名的鸡距笔可谓此种形制的极致典型。物极必反，至唐末短而粗的形制渐渐发生了转变。
还有，汉朝的毛笔逐渐重视笔管的质地，还用金银镶饰。据东晋著名文学家葛洪在他所著的《西京杂记》中记载：
天子笔管以错宝为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师路扈为之。以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由此可见，汉代笔杆的造型和装饰日趋考究，已经远远超过了实用价值，毛笔也成了精致工艺品和身份象征。这种工艺化倾向对后代影响颇为深远，到后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知识点滴
汉代，是我国文字发展的一个变革时期，隶书的成熟，草书的演变，都在这一时期。汉代文字特点促成了汉代毛笔需要“加力、流畅”，还需“耐用”。这一点，和当时的时代是吻合的。
章草，始于秦汉年间，由草写的隶书演变而成的标准草书。章草有一种解释为“快书”，即把母字写快。书写速度的加快，就需要“利器”，毛笔也需要“加油”，这就给毛笔的制作提出了一个更新的要求。汉代书写的变化，也改进了毛笔，并增加了笔法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的毛笔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乱世。在这个战火频仍、朝运短促的时代里，每一个王朝的君主以及觊觎王权的霸主们，都积极地谋求着管理好国家的人才和策略。
当时管理朝政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式就是档案文书，所以各个王朝都十分重视文书的处理保存，这也为毛笔在当时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这一时期，皇帝对掌管天下政事的尚书省、中书省职权的不断划分，还表现在他们对史书的重视上。正是鉴于文书的重要性，皇帝才不断地分化尚书、中书的职权，使尚书省逐渐成为了一个办理机构，中书省内职权不断下移。这一时期所编辑的史书、起居注的数量之多，在我国历史上是少见的。
魏晋时期，是我国书法史上各种书体交相发展的时期。汉末，经历60余年的三国鼎立之后，西晋始立，而作为社会文化之一的书法艺术，又出现了一次高峰。
我国书法艺术到魏晋时期，是一个空前的丰收季节，在当时，篆、隶、草、行、楷诸体齐备，各立门户。隶书已经走到东汉末年程式化的末路，楷书趋向成熟。
这时已经不再时行簪笔之风，笔杆逐渐变短。曹魏的学者韦诞很有文才，善辞章，并以制笔和墨闻名当时，他所制之笔，人称韦诞笔，还著有《笔经》一卷留世。
魏晋著名文学家贾思勰在他所著的《齐民要术》中详细介绍了韦诞的制笔方法：
先次以铁梳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秽毛，皆用梳掌痛拍整齐，毫锋端本各作扁极，令均调平，将衣羊青毛，缩羊青毛去兔毫头下二分许，然后合扁卷令极圆，讫痛颉之。
以所整羊毛中为笔柱，复用毫青衣羊毛使中心齐，亦使平均，育颉管中宁随毛长者使深，宁小不大，笔之大要也。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韦诞的制笔方法，同时也反映出三国魏晋时制笔的过程和特色。关于韦诞，民间还流传着一些轶闻。
韦诞是曹魏时期京都地区人，太仆之子，曾官至侍中。韦诞师从张芝，兼学邯郸淳的书法。他能书各种书法，尤其精通题署匾额。
魏明帝时筑成一座凌云台，诏令韦诞题台名。韦诞在写的时候，有一点写得上下的位置不得当，魏明帝将韦诞用粗绳系身吊到台上悬放匾额的地方，就地点正。
韦诞感到很危险，恐惧异常。这件事过后，他便告诫子孙，再不要习练大字楷法。韦诞书写隶书、章草、飞白笔法精妙，也能书小篆。他的哥哥韦康也工习书法，他的儿子韦熊也擅长书法。当时人们说：“一名书法家的儿子，不会有第二种事业的。”可见，世人都赞美韦诞父子。
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也熟知制笔方法，还著有《笔经》，他在书中认为，做笔须用秋兔毫，因为秋兔肥，毫长而锐，只有这样的毛，才能制成好笔。由此可见，当时毫毛的选采已经极为讲究，这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经验。
东晋时，安徽宣城出产一种紫毫笔，是以紫毫兔毛为原料精制而成，笔锋坚挺耐用，闻名于世。这种精工制作的毛笔，既是当时汉字笔画变形及绘画技法发展的需要，同时又对书画笔法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东晋末年还出现胎毛笔，据后来唐代著名志怪小说家段成式在他所著《酉阳杂俎》中记载，南朝梁史学家、文学家萧子云用的毛笔，笔芯经常用胎发。由此可见，古代胎毛笔问世不应晚于六朝时期。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尚书省、中书省记录档案，还是书法家表现的书法艺术，都使得笔的使用量增多，从而促进了制笔业的进一步发展。
知识点滴
据说，我国汉末及魏晋时期最金贵的毛笔是鼠须笔，是指由两种材料制成的。一是以老鼠胡须制作的毛笔。《辞源》中“鼠须笔”条：“用老鼠胡须做成的毛笔”。二是即以松鼠之胡须制作的笔。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载：“世所谓鼠须，栗尾者是也。”非老鼠之胡须所制。
鼠须笔挺健尖锐，与鬃毫相匹敌。当时书法大家张芝、钟繇皆用鼠须笔；东晋“书圣”王羲之从中得到启发，用鼠须笔写下了绝世佳品《兰亭序》。鼠须笔制法今已失传。
唐宋时期毛笔的大兴盛
那是在我国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苏轼在政治上与王安石实行变法的主张意见不合，在3次上书宋神宗，陈述变法得失无果之后，请求外任。1071年，皇帝让他到杭州去任通判。
陈州正好在苏轼的行程之内，于是苏轼就顺便到弟弟苏辙这里来小住。
当苏东坡闻知汝阳刘“御笔坊”离此只有百十里路程时，就和弟弟等人策马来到汝阳刘。
刘氏族人得知名满朝野的大学士苏轼及其家人前来，大喜过望，热情接待。苏轼深谙笔之神奥，于是他提出制作几支“鸡毛为被，狼毫为柱”的毛笔。
刘氏族人按要求精制而成，献于苏轼。苏轼随即展纸挥毫，运笔自如，十分满意，连声赞道：“此笔真乃极品圣物也！”
从此，汝阳刘毛笔系列又添新贵。后来，刘氏族人就把这种毛笔命名为“东坡鸡狼毫”，并开始世代流传。
在唐宋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繁荣，“文房四宝”的制作也进入鼎盛时期。制笔过程中，毛笔工艺改进和毫毛采选的讲究，既促成了毛笔特性的提高，也使唐宋的制笔业在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达到了更加兴盛的阶段。
唐代的笔，大多出自宣州。宣州成为当时全国的制笔中心，宣州所制的宣笔十分精良，深受唐代书生们的喜爱，也受到了官府和皇室的高度重视，并且成了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的贡品。
日本奈良的正仓院所藏我国的唐笔，有斑竹管，有斑竹管镶象牙，也有全管象牙，拨镂碧色之管的。这说明唐代毛笔的丰富多彩，工料精致。
唐代的笔，以兔毫为主，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他所写的《紫毫笔》中说：
紫毫笔，尖如锥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工人采为笔，千万毛中选一毫。
说明当时的宣笔主要用兔毫制作，选料考究，制作精细，十分名贵。
当时宣州的制笔名家有黄晖、陈氏与诸葛氏。唐笔锋短，过于刚硬，所以蓄墨少，容易干枯。于是又发展出了一种锋长精柔的笔。长锋笔的出现对于毛笔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它带来了唐宋时期纵横洒脱的新书风。
宋代的制笔工艺逐渐趋向软熟、虚锋、散毫。当时的制笔名匠众多，尤其是诸葛氏，为跨唐宋两代的制笔世家，技压群芳，堪称北宋制笔大师。其独到的制笔工艺和对制笔方法的改进，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诸葛氏制笔法，大大促进了毛笔的进步。
诸葛氏中最著名的一个人叫诸葛高。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他所写的《圣俞惠宣州笔戏书》中说，宣城人诸葛高做出来的毛笔个个都很精良。欧阳修还对京师制笔与诸葛氏宣笔进行比较，他认为京师笔用起来不舒服，而且价钱高，不耐用，不如宣笔。
此外，诸葛高在长锋柱心笔的基础上，又创制了无心散卓笔，即在原加工过程中，省去加柱心的工序，直接选用一种或两种毫料，散立扎成较长的笔头，并将其深埋于笔腔中，从而达到坚固、劲挺、贮墨多的效能。
苏轼曾称当时的无心散卓笔，只有诸葛高会做，其他人做出来的还不如一般的笔。这种无心、长锋、笔头深埋的形制，是对长锋笔的一种改良，标志着制笔技术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在毛笔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诸葛元、诸葛渐、诸葛丰及歙州吕道人、吕大渊，还有新安汪伯立，都是诸葛高的传人。
宋代最著名的制笔家是吴说。吴说，字傅朋，号练塘，钱塘人，官信州守。吴说是宋徽宗时著名笔工吴政之子，他能继承家法，极善精究制笔，为当时的书画家所推重。
宋代的文学家、书法家苏轼很欣赏吴说所制之笔，作诗赋文，均不用他笔。苏轼曾说：“中原一带的士大夫皆喜欢用散毫作无骨字，在市面上所售的笔都是散软一律。惟有吴说能够独守旧法，精工良制，其笔经久耐用，吾甚嘉之。”
苏轼还评价道：“徐浩的书法之所以为人所贵，关键在于锋藏划中，力出字外，这就是杜甫所谓的书贵瘦硬方通神。如今有的笔工制出的笔虚锋涨墨，若写字皆成为肥书，毫无精气神，只有用吴说的笔写字作书，才能尽如人意。”由此可见，吴说所制之笔的技术和能力是当时无人匹敌的。
吴说不仅是制笔家，而且也是书法家。他的书法深入黄庭坚的堂奥，得力于钟繇，尤善杂书游丝草，所题碑铭匾额，为世所重，传世书迹有《王安石苏轼诗卷》。吴说曾经在钱塘北山九里松牌题字，高宗到此巡视，亲御宸翰，撤去吴书。后来，高宗三次观玩，终觉得不甚满意，无奈最终还是换上了吴说所书的铭牌。
吴说传世之简札，多为信手而书，无拘无束，自由挥写，不计工拙。自然而又合理地与抒情达意紧密结合。这些简札最能表现书家的艺术个性，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其榜书沉稳端润，行、草圆润流丽。传世书迹有《三诗帖》、《叙慰帖》、《门内帖》、《行艺诗帖》、《千字文》等，这些名帖对当时毛笔的进步起到了不小作用。
知识点滴
据说，我国唐宋书法家使用的毛笔基本是用兔毛制成的紫毫笔。据正史书籍记载，安徽宣州用兔毛制成的紫毫笔，以笔锋坚挺而著称于世。宣州陈氏之笔深受唐宋书法家的推崇。
唐宋时期是宣笔的鼎盛时期，宣州成为全国制笔的中心，宣笔声誉日隆，当时文人墨客以宣城紫毫为上品。此时的宣笔无论在制作技巧，选用材料，或在笔杆的雕镂艺术上，都已日臻完善，唐代楷书大家柳公权等人都对宣笔有过极高的评价。
元明清毛笔工艺发展
在我国元代，制作毛笔头的主要原料，通常分为狼毫、羊毫、紫毫、石獾、鸡狼毫、猪鬃、山马、牛耳毫等，在同种毫毛之中的档次质量是相差无几的。无论哪一种动物毛，由于这些动物的产地、品种、部位、雌雄、年龄以及生长的季节，所吃的食物，所处的气候、水土和健康发育状况等因素的不同而差别很大。
比如羊毛，我国元代白山羊毛的产地很多，全国各地产的山羊毛的质量长度、毛杆粗细、锋颖长短价值等都不相同。
在元代，宣笔的声名地位逐渐由湖笔代替。湖州产白山羊，这种羊毛长而色白，尖端锋颖长而且匀细，性柔软，特别适宜制作长锋羊毫笔。
长江三角洲气候湿润，水草丰美，这里饲养的一种白色山羊，所产的山羊毛毛色洁白似玉，毛杆粗细匀称，锋颖细长嫩润，透明发光，历来被推为制作毛笔的佳品。
这一时期，特别是太湖沿岸的湖州、宜兴、无锡、苏州等地区所产的白山羊，其羊毛质量更是出类拔萃，为优中之优，这就是世界闻名的“湖笔”。
到了元代，随着文人画的发展，追求以书入画，注重绘画笔法的写意，这种绘画用笔方法必然要求所用笔锋要软硬适中，弹性适宜，且储水量大，这些特性恰为长锋羊毫笔所具备。因此湖州所产长锋羊毫笔，适应了当时文人画家的需要而声名鹊起，成为湖笔最具特色的品种。
元代，湖州逐渐取代了宣州，成为制笔中心。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宋室南迁，政治文化中心随之南移。二是宋末元初，大量的笔工迁往湖州或徽州，以避战乱。三是湖州地区制笔的历史悠久，原材料丰富。由此可知，太湖地区的书画家对笔工的提携，作用不小。
据文献资料，湖州一带，家家制笔，笔工不计其数。所谓“浙间笔工麻粟多”。当时，湖州笔工不但最多，而且声名最著。在元代，湖笔延续了宣笔的传统，主要生产紫毫笔及兼毫笔。
元代湖州文人沈梦麟描写的湖州制兔毫笔的繁荣景象，其诗云：
吴兴阁老松雪翁，书画直与钟王同。
当时笔家争效技，陆颖一出超群工。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笔工们知道若能得到当时书法家赵孟頫的垂青，则必会声名鹊起而沽得善价，于是他们纷纷向赵孟頫提供制作精良的毛笔。
据《紫桃轩又缀》中记载，元代的书法家赵孟頫将笔头中最好的精豪取出收藏，“凡萃三管之精，令工总缚一管。终岁任之，无弊。”而为赵孟頫做笔的笔工，可能就是沈梦麟诗中的陆颖了。
在元代，湖笔笔工在文士笔下出现频率最高的当属冯应科，其次便是陆颖、陆文宝、陆继翁了。
湖笔笔工驾舟往来南北，又与文人交厚，于是便有相善的文人托笔船给远方的亲友捎带书鸿。
元代毛笔制作还使用了剔犀工艺。剔犀是指用两种或3种色漆，在器物上有规律地逐层积累起来，至相当厚度后用刀剔刻花纹。由于刀口断面可以看见不同的色层，与其他雕漆效果不同，故称剔犀。元代剔犀工艺发展到至高的水准，为后世所不及。
元代存世文物中有一支剔犀心形纹毛笔，长21厘米，以黑漆为面漆，中间以红漆两道，色感稳重深幽，用刀圆润婉转，打磨平整精到，整体曲线柔和，透露出一种沉静华贵之美。心形纹饰乃是剔犀中最古老的一种剔刻纹饰，早在南宋时期已经普遍使用。
此笔自笔套起，由上而下贯穿相应的心形纹装饰，而在握笔处用卷草纹作突节，手感舒适，连贯有序，一气呵成，而无唐突牵强之感。既体现出元代剔犀工艺大气、敦实的时代特征，也反映出当时制笔工艺的高度发达。
明清制笔，不仅讲求实用，更加讲求工艺欣赏性。当时笔头选用的毫料主要有羊毫、紫毫、狼毫、豹毫、猪鬃、胎毛等数十种。明代学者陈献章还创制了一种以植物纤维为原料的笔头，称白沙茅龙笔。
明清毛笔的形制类型也有增加，出现了楂笔、斗笔、对笔、提笔、楹笔等大型的笔。此外，还有一些是专用以作工笔画的小型笔。
明清毛笔的笔管制作极为考究，在选材上，与以往常用的竹管、木管相比，更讲究材料的名贵。如竹管有棕竹、斑竹等，木管有硬木、乌木、鸡翅木等。
除常见竹木管笔外，还有以金、银、瓷、象牙、玳瑁、琉璃、珐琅等制成的笔管，或为前代已有而此时更常用，或为前代未曾使用而增加的新材质，将其加以镶嵌、雕刻，使之成为一种精妍的工艺品。
传世品中较著名的有明嘉靖彩漆云龙管笔、明万历青花缠枝龙纹瓷管羊毫笔等。明清笔管的雕饰也更加繁复精制，有雕为龙凤、八仙、人物、山水以及各式几何图样的。
这种对笔杆材质的讲求与装饰，已经不是出于实用的目的了，而纯为了鉴赏的需要。毛笔这种装饰在明清两代也有着一些差别，明代形制及装饰显得质朴大方，清代则极为繁缛华丽，这是明清两代时代风格的差别。
自从毛笔成为鉴赏和珍藏的对象后，人们便常以珍宝珠玉制毛笔管，以获装饰之美或夸耀其财势和地位。比如清代学者唐秉钧在他所著的《文房肆考图说》卷三《笔说》中说：
汉制笔，雕以黄金，饰以和壁，缀以隋珠，文以翡翠。管非文犀，必以象牙，极为华丽矣。
这说明了此时的毛笔，不仅是书画工具，有的还是供人鉴赏观玩的艺术品，已经没有实用性了。
清代同治年间，在杭州经营湖笔的笔商邵芝岩，以500两纹银的重价购入一枝刚被发现的兰花极品“绿云”，置于店堂之中，又改店名为“邵芝岩笔庄”，并在所经营的湖笔上刻上了“芝兰图”商标。于是，慕名前往赏兰的人，见笔庄内，并蒂绿云，翠玉生香，满架毛颖，颖尖毫健，便闻香选笔。笔庄声名由此大振。
明清时与湖笔并驾齐驱的是湘笔。湘笔是在湖笔影响下，于元末明初崛起，逐渐得到很大发展。
湘笔主要产地以长沙为中心，其制笔历史可溯至唐代郴州笔。明清湘笔主要特色在于笔头制作方法采用杂扎技术，即将不同笔毫不作分层，而是相互间杂在一起，取得刚柔相济的效果，并有“水毫”、“兼毫”等著名品种，都有广泛影响。
明清毛笔制作已形成湖笔、湘笔等名品并存的局面。各地制笔业竞相发展，进入了毛笔制造业的鼎盛阶段。这种状况，同时也适应了明清书画技法的多种面貌对毛笔性能的不同需求。
明清时期，涌现出许多著名笔工。张文贵是明代笔工，杭州人，他擅长制作画笔，有“画笔以杭之张文贵为首称”的赞评。
周虎臣，清初著名笔工，江西临川人。制笔规模较小，以自产自销的方式经营，1694年在苏州开设“周虎臣笔墨店”，专门制作经营毛笔。后于1862年扩展到在上海开设分店，而后总店也迁至上海，成为拥有100多名笔工的作坊。周虎臣之子继承父业，连续七代，这都为明清时期的毛笔推广做出了贡献。
施文用也是清代著名笔工，精于制作笔翰，大多作为贡品，进献皇宫内府，被达官贵人视为案头清玩。笔杆常标“笔匠施阿牛”记号，清乾隆皇帝鄙弃其名，改为“施文用”。此后施文用的名字在湖笔界有了盛誉。
王永清，清代笔工，他善制笔，不传徒不设肆，治笔于家，制笔做工精细。
王兴源，能制作卷心笔，其功能超过一般规范，大可作擘窠巨字，小可作楷书，为当时书法家文人所称赞。
古代工匠在周不盈寸的毛笔管上，巧妙地描绘，镌刻山水人物，花卉鸟兽，足以表现工艺的独特高超。
鉴别明清的毛笔，首先对保存的遗物和各个时代古笔的历史要做系统了解和认识，分清笔的历史上限下限，区分制笔地区，把握各时代廷御制品。
其次看笔毫完好与损坏情况。而后再着眼于笔管的装饰，是否有制笔名家的镌刻，是否有名人的赠语及题跋。
对制笔名家和名人的时代特点、个人风格，要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能识别和鉴别，从而审定其文物价值。
毛笔是“文房四宝”之首，它的性能好坏，直接影响了我国的书画艺术水平。因而从使用到保养，都是我国文人非常重视的。
在毛笔的运用上，有很多的讲究。毛笔的笔头，主要由笔锋和副毫组成。所谓笔锋，是指笔头中心一簇长而尖的部分；所谓副毫，是指包裹在笔锋四周的一些较短的毛。
在运笔过程中，笔锋与副毫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笔锋是笔毫中最富有弹性的地方，它决定着笔画的走向和力度，所以有“笔锋主筋骨”之说。
但是光有筋骨而无血肉的毛笔字是不美的，所以历代书家在书写时都不是单用笔锋的，而且笔锋与副毫也无法截然分开，而须兼用副毫。副毫控制着笔画的粗细。副毫与纸的接触越多，笔画越显丰满。故又有“副毫丰血肉”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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