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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05 05: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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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卡尔·齐默

出版社:理想国时代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病毒星球

病毒星球试读:

彩插

图1:让全球植株染病的烟草花叶病毒图2:鼻病毒,感冒最常见的元凶图3:流感病毒:橙色的是病毒的包膜,灰白色表示的是衣壳,里面包着紫色的RNA片段图4:溶液中悬浮的人乳头瘤病毒(HPV)图5:噬菌体贴在宿主细胞(大肠杆菌)的表面图6:能够感染海洋中藻类的赫氏圆石藻病毒图7:禽白血病病毒从人类白细胞释放出来图8:附着在CD4细胞表面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图9:溶液中悬浮的西尼罗河病毒图10:电子显微镜下的埃博拉病毒图11:溶液中悬浮的天花病毒图12:拟菌病毒,已知体积最大的病毒

图片来源

图1 David Goodsell, courtesy of the RCSB PDB "Molecule of the Month"

图2 2010 Photo Researcher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3 Frederick Murphy, from the PHIL, courtesy of the CDC

图4 2010 Photo Researcher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5 courtesy of Graham Colm

图6 courtesy of Willie Wilson

图7 courtesy of Dr. Venugopal Nair and Dr. Pippa Hawes, Bioimaging group, Institute for Animal Health.

图8 from the PHIL, courtesy of the CDC/ C. Goldsmith, P. Feorino, E. L.Palmer, W. R. McManu

图9 Cynthia Goldsmith, from the PHIL, courtesy of the CDC/ P. E.Rollin

图10 Cynthia Goldsmith, from the PHIL, courtesy of the CDC

图11 Frederick Murphy, from the PHIL, courtesy of the CDC

图12 courtesy of Dr. Didier Raoult, Research Unit in Infectious and Tropical Emergent Diseases (URMITE)

献言

献给格蕾丝,我至爱的宿主。

序言

朱迪·戴蒙德博士

内布拉斯加大学博物馆馆长、教授、病毒星球计划主管

查尔斯·伍德博士

路易斯·L.莱尔大学生命科学和生物化学教授、内布拉斯加病毒中心主管

病毒影响了人类福祉的发展,它们每时每刻都影响着大约10亿人的生存。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生物技术迅猛发展,病毒也毋庸置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天花病毒曾经是人类最凶猛的杀手,但天花现在是全球少数几种被彻底根除的疾病之一。而艾滋病毒等新病毒,则相继给人类带来新的威胁和挑战。

病毒肉眼不可见,却在地球生态系统中非常活跃。它们把DNA从一个物种搬运到另一个物种,为生物演化提供了新的遗传材料。病毒也对大量生命体的生存进行了调节,从微生物到大型哺乳动物,无一不受到它们的影响。病毒的作用不仅限于生物,它们还会影响地球的气候、土壤、海洋和淡水。放眼演化的历程,不管哪一种动物、植物或微生物,它们的演化都离不开这些微小却威力无边的病毒。这些病毒和我们共同拥有这个星球。

2011年,《病毒星球》第一版正式出版。在那之后病毒的威力又一次让我们震惊。曾经仅在非洲偏远地区小规模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突然造成了弗里敦和科纳克里等城市的大规模疫情,并首次扩散到其他大陆。包括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在内的新病毒,感染范围也从动物跨越到了人类。但与此同时,科学家也纷纷找到了利用病毒多样性来为人类自己造福的方法。卡尔·齐默整合了这些进展,形成了大家看到的新版《病毒星球》。

这些内容齐默最初是为“病毒星球计划”撰写的,该计划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国家研究资源中心(NCRR)颁发的科学教育伙伴奖(SEPA)的一部分,旨在帮助人们通过广播纪录片、图片故事、教师专业培养、手机和iPad应用等材料对病毒和病毒学进行深入了解。想了解更多“病毒星球计划”相关信息,请访问网站:http://worldofviruses.unl.edu。引言有传染性的活液烟草花叶病毒和病毒世界的发现

距离墨西哥奇瓦瓦州东南80公里的沙漠里,有一条寸草不生的山脉,名叫奈卡山脉。2000年,几位矿工在山底错综复杂的地下洞穴中作业。当他们挖到300米深的时候,一个奇异的世界豁然展现在他们眼前。这个空间大概9米宽,将近30米长,洞顶、四壁、地面,都排布着光滑透亮的石膏晶体。有矿物晶体的洞穴并不少见,但奈卡“水晶洞”与众不同。洞里的晶体都有着惊人的体量,长度都在10米以上,最沉的有55吨重。这些晶体可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用在项链上的小水晶,而是像山一样大,人都能往上爬。

山洞被发现以来,已经有不少科学家得到许可进入这个神奇的水晶洞,格拉纳达大学的地质学家胡安·曼努埃尔·加西亚—鲁伊斯(Juan Manuel Garcia-Ruiz)就是其中的一位。基于自己的研究,他确定了这些晶体的年代,它们是在2600万年之前,火山活动造就奈卡山脉的同时形成的。那时山体中出现了一些空洞,里面充满了含有矿物质的热水。火山岩浆不断释放热量,把水维持在灼热的58摄氏度,这个温度是矿物析出、形成晶体的理想温度。山洞里的水就这样在几十万年间神奇地维持在这个完美的温度,让晶体能长成今天的庞然大物。

2009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柯蒂斯·萨特尔(Curtis Suttle)到访水晶洞。他和同事从洞穴的水洼里舀了一些水,带回实验室分析。如果你知道萨特尔的研究领域,一定会觉得他去分析洞里的水简直是莫名其妙。萨特尔的学术研究和晶体、矿物,甚至和任何石头都扯不上半点关系。他研究的是病毒。

水晶洞里从来也没有人,又不会感染什么病毒,事实上,洞里甚至连一条鱼也找不到。这个神奇的洞穴在几千万年间一直与世隔绝,仿佛是生物圈外一个独立的存在。然而,萨特尔的那次拜访的确不虚此行。他把从水晶洞里带回的水放在显微镜下,大片大片的病毒展现在他眼前,每滴水里都足有2亿个病毒。

同年,科学家达娜·威尔纳(Dana Willner)也开展了她自己的病毒探寻之旅。不过这一次她没有去什么洞穴,而是“潜入”了人体。威尔纳和同事从人的痰里分离出了一些DNA片段。他们把这些DNA片段同在线数据库里的上百万个现有序列进行了比对。当然,片段中大部分DNA来自人体,但同时也有相当数量来自病毒。在此之前,科学家一直认为,健康人的肺里是没有病毒或细菌的。但威尔纳发现,人的肺里平均驻扎了174种之多的病毒,其中只有10%是已发现病毒的近亲,另外90%就和水晶洞里躲藏的病毒一样陌生。

病毒世界向科学家打开了大门。从深深的地下,到撒哈拉沙漠的沙里,再到南极冰盖之下1英里深藏的湖水中——新发现的病毒无处不在,数量之巨令科学家措手不及,根本来不及逐一仔细研究。病毒学还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几千年来,我们对病毒的全部了解只是它们会让人得病,甚至取人性命。而直到现在,我们尽管看到了病毒对人的影响,却不知道它们是如何做到的。

连“病毒”这个词也是自相矛盾。它承自罗马帝国,当时的意思是蛇的毒液或者人的精液。这一个词被赋予了“毁灭”和“创造”两层意思。

经历几个世纪,“病毒”这个词逐渐呈现出另一层含义,它可以指代任何有传染性的物质,比如伤口流出的脓液,或者能神秘地通过空气传播的物质,甚至有的“病毒”能渗透在纸张内部,只要用手指头摸一下就会染病。

直到19世纪晚期,“病毒”这个词才比较接近我们现在采用的意思,而这一转变还要归功于一次农业的大灾难。荷兰的烟草农场上的作物遭一种疾病洗劫,它们在曾经鲜活的叶片上留下一片片死去的组织,所有植株的发育全都受到影响,农场收成全无。

1879年,可怜的荷兰农民向年轻的农业化学家阿道夫·迈耶(Adolph Mayer)求助。迈耶仔细地研究了这场大灾难,他把摧毁烟草农场的疾病称为烟草花叶病。这些植物生长的环境,包括土地、温度及日照,都是迈耶的研究对象,但迈耶根本没有发现染病的植株和健康的植株究竟有什么不同。他推测,或许这些植物被一些不可见的病原体感染了。之前,植物学家发现真菌可能感染土豆等植物,因此迈耶也在烟草上寻找有没有真菌感染,却一无所获。他还查看了寄生虫,仍然什么也没有发现。

最后,迈耶从得病的植株里提取出汁液并注射到健康植株上,健康植株被感染了。迈耶意识到,一定有一些微小的病原体在植物体内繁殖。他再取了一些染病植株的汁液,放在实验室里培养。结果真的长出一些细菌菌落来。这些菌落越长越大,到最后迈耶可以不借助显微设备直接看到它们。迈耶用这些生病组织培养出细菌,把它们涂抹到健康植株上,并没有让健康植株出现相同的症状,他只好作罢。病毒世界继续沉寂。

几年后,另一位名叫马丁努斯·拜耶林克(Martinus Beijerinck)的荷兰科学家从迈耶止步的地方再次启动了病原体寻找之旅。他想,会不会是什么比细菌小得多的病原体让烟草染上了花叶病?他把染病植株磨碎,把得到的汁液用精细的过滤器过滤,去掉植物细胞和细菌,然后把得到的澄清液体注射到健康植株体内。这下,烟草得病了。

拜耶林克把新染病的植株再次磨碎,汁液过滤,得到的液体能继续感染更多的健康植株。在染病植株的研磨液里一定有什么比细菌还小的东西,它们能自我复制,能传染疾病。1898年,拜耶林克把它们称为“有传染性的活液”。

这些液体里含有的物质,是到那时为止所有生物学家前所未见的生命形式。这些物质不仅极其微小,也非常坚韧。酒精没能让滤出液失去传染性,甚至把液体加热到快沸腾了,这些物质似乎仍然毫发无伤。拜耶林克把滤纸泡在滤出液里,让液体蒸发,直到滤纸彻底干燥。三个月后,他再把滤纸浸入水里,再用浸过滤纸的水去感染烟草,仍然能让烟草染病。

拜耶林克将他的“有传染性的活液”里的神奇物质称为病毒,这是它第一次以我们如今熟悉的意义使用。然而,拜耶林克只是用这个词来和之前人们所知的物质做出区分,从而标示这种物质不是动物、植物、真菌或细菌。它们究竟是什么,拜耶林克也没有结论。

不久人们就发现,拜耶林克发现的,只是众多病毒中的一种。20世纪初,其他科学家用类似的过滤后感染的方法,找到了其他疾病的致病病毒。他们甚至最终掌握了一种让病毒增殖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依赖活体动植物,而只靠在培养皿或者烧瓶里培养的一些细胞。

但当时的科学家对病毒到底是什么仍然各执一词。有些人认为,病毒仅仅是一些化学物质。还有一些科学家认为病毒是长在细胞里面的寄生生物。关于病毒的一切都争议巨大,科学家甚至对这些病毒究竟有无生命都未能达成共识。1923年,英国病毒学家弗雷德里克·特沃特(Frederick Twort)甚至宣称:“人类无法确定病毒的本质。”

由于化学家温德尔·斯坦利(Wendell Stanley)的工作,越来越多人了解到病毒带来的种种困惑。20世纪20年代,斯坦利还是一个学生,他在学校里学到了结晶的手段:分子可以聚合成重复的结构,从而形成晶体。晶体能够展现出这种物质在一般情况下不会表现出的性质。比如,科学家用X射线照射晶体,通过观察射线的反射方向,就能推断晶体中分子的排布规律。

20世纪初,晶体帮助解决了生物学领域最大的谜团之一——酶到底是什么。科学家早就知道动物和其他生物会合成酶,酶能行使不同的功能,例如分解我们吃下去的食物。科学家想办法让酶结晶,从而发现了酶的本质是蛋白质。病毒会不会也是一种蛋白质?斯坦利感到好奇。

他选择了人们熟悉的烟草花叶病毒,开始尝试让病毒结晶。斯坦利效仿了拜耶林克四十年前的做法,从受感染的烟草植株中获得汁液,用精细的过滤器过滤。为了让病毒结晶尽量没有杂质,斯坦利从“有传染性的活液”里尽力去除了蛋白质以外的所有化合物。

在经过重重净化的液体里,斯坦利观察到微小的细针形晶体开始生长。它们又慢慢长成乳白色的薄片。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不借助任何工具,仅用肉眼观察到了病毒。

病毒晶体立马变得如同矿物一样坚硬,却也像微生物一样鲜活了。斯坦利把这些病毒晶体像厨房里的食盐一样储存起来,数月不理。等再取一些溶进水里时,这些晶体仍然能恢复成不可见的病毒,再次感染烟草,其凶猛程度丝毫不减从前。

斯坦利于1935年发表了自己的实验结果,他的发现震惊了世界。《纽约时报》评价这一发现“动摇了人们对生与死的区辨”。

不过,斯坦利还是犯了个不能忽略的小错误。1936年,英国科学家诺曼·皮里(Norman Pirie)和弗雷德·鲍登(Fred Bawden)发现病毒并不仅仅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事实上,蛋白质占了病毒组成的95%,另外5%是另一种神奇的长条状分子,也就是核酸。在很多年以后,科学家会发现,核酸就是构成基因的物质,也正是在核酸的指导下,细胞才得以合成蛋白质和其他分子。我们人类的细胞,把基因的信息存储在双链核酸里,它们的全名叫脱氧核糖核酸,简称DNA。许多病毒的基因也是基于DNA的,但同时也有很多病毒,利用的是单链的核酸,也就是核糖核酸,简称RNA,前面提到的烟草花叶病毒就是这样的病毒。

斯坦利结晶出烟草花叶病毒之后的四年,一个德国科研团队终于成功看到了单个病毒。20世纪30年代有工程师发明了新一代显微镜,在新技术的帮助下,人们可以观察比之前小得多的对象。古斯塔夫·考舍(Gustav Kausche),埃德加·普凡库赫(Edgar Pfannkuch)和赫尔穆特·鲁斯卡(Helmut Ruska)三位科学家把烟草花叶病毒晶体滴到纯净水里,放到新仪器下观察。1939年,他们发表了观察结果,描述了他们在显微镜下看到的一些300纳米长的微小杆状结构。在此之前,没有人看到过如此微小的活物。让我们来做个比较,假如你把一粒盐撒在桌上,现在看着这个小颗粒,它的一条边上可以挨个排下10个表皮细胞,或者100个细菌。如果你用烟草花叶病毒,则可以排下1000个。

在随后的数十年里,病毒学家继续深入地“拆解”病毒,希望全面了解它们的分子构成。科学家发现,病毒和人体细胞里都有核酸和蛋白质,但二者有很多区别。人的细胞内塞满了上百万不同种类的分子,细胞利用这些分子来感知环境,在环境中爬来爬去,把营养物质吞噬进去,然后生长,最终决定自己究竟要一分为二,还是要为了细胞同伴的利益而舍弃自己的生命。病毒通常比细胞要简单得多,绝大多数病毒只是蛋白外壳包裹着几个基因而已。

病毒学家逐渐发现,尽管病毒的遗传信息量非常小,但它们仍然可以通过劫持其他生命体来自我复制。病毒把自己的基因和蛋白质注入宿主细胞,把它变成帮自己复制的“代工厂”。一粒小小的病毒进入一个细胞,一天之内,就有可能产出上千个病毒。

20世纪50年代,病毒学家已经掌握了关于病毒的基本信息,但他们远远没有满足,毕竟我们连病毒是通过哪些途径让人得病都还没搞清楚。乳头瘤病毒为什么能让兔子长出角来,为什么它们到了人体内,又能引发全球每年数十万例宫颈癌?为什么有的病毒对人致命,但另一些却相对无害?病毒如何攻克宿主的防御系统,它们怎么能演化得比地球上任何别的物种都快……对这些问题,当时科学家都还没有思路。在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一种日后会被命名为HIV的病毒,已经从黑猩猩和大猩猩蔓延到我们人类身上,而三十年后,这种病毒会变成人类历史上最凶残的杀手之一。病毒学家还无法想象地球上存在的病毒数量之巨,他们更猜不到,地球上生命的基因多样性,很大一部分就蕴藏在病毒之中。他们不知道,我们呼吸的氧气很大一部分是在病毒的帮助下生产出来的,连我们所在的这颗星球的温度,都和病毒的活动息息相关。他们当然想象不到,人类基因组的一部分就来自感染了我们远古祖先的上千种病毒,甚至今天地球上的生命,都可能是在四十亿年前从病毒起源的。

如今的科学家都知道这些事了,更准确地说,他们都听过这些说法。他们认识到,从遥远的水晶洞到我们人类身体内部,地球就是一颗病毒星球。尽管科学家的认识还非常粗浅,但至少他们的探索已经开始。

让我们也从这里开始吧。老朋友1 并不普通的感冒鼻病毒如何温柔地征服了世界

大约在3500年前,一位埃及学者写下了迄今所知最古老的医学论述。在《埃伯斯纸草卷》(Ebers Papyrus)中,他记录了很多疾病,其中有一种叫resh。名字听起来很奇怪,但只要一看症状描述——咳嗽,鼻腔分泌黏液——就知道它说的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普通感冒。

有些病毒对人类来说是全新的,还有的病毒则让人感到陌生和新奇。然而人鼻病毒作为普通感冒和哮喘的罪魁祸首,是人类广泛存在的老朋友。据估计,每个人都会用他生命的整整一年躺在床上和感冒搏斗。换句话说,人鼻病毒真是病毒中的佼佼者之一。

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认为,感冒是体液不平衡所致。直到2000年后的20世纪初,我们对感冒的认知也并没有多少进步。生理学家莱昂纳多·希尔(Leonard Hill,1866—1952)宣称,感冒是早上去户外散步的时候,身体离开温暖的空气进入冷空气导致的。

1914年,德国微生物学家瓦尔特·克鲁泽(Walther Kruse)分析了他的助手感冒期间擤出来的鼻涕,首次得到了感冒成因的确凿证据。克鲁泽把助手的鼻腔分泌物溶解在盐溶液里,过滤后取出几滴,分别滴到12位同事的鼻子里,4人被传染了感冒。之后,克鲁泽又在36个学生身上做了同样的实验,15个人得了病。作为对照,另外35个人的鼻子里没有滴分泌物溶液。最后,对照组只有1人得病。克鲁泽的实验清晰地证明,感冒是由一些微小的病原体引起的。

起初,很多专家觉得这里的病原体一定是细菌。1927年,美国医生阿方斯·杜契斯(Alphonse Dochez)终于通过实验排除了这个可能性。他用三十年前拜耶林克过滤烟草汁液用的同款滤网,过滤了感冒病人的分泌物。这个方法能除掉分泌物里的细菌,然而滤过液仍然能让人得病。这个滤网,只有病毒才能通过。

科学家又花了足足三十年时间,才最终判断出漏网的到底是哪些病毒。在病毒混合液里,最多的是鼻病毒(rhinovirus),rhino的意思[1]是鼻子。鼻病毒的结构非常简单,每个病毒只有10个基因(人类则有大概2万个基因)。但即使是这么少的基因,也能组合出奇妙的遗传信息,帮助这些病毒骗过我们的免疫系统,入侵我们的身体,继而无穷无尽地复制自己,去感染更多的宿主。

鼻病毒巧妙地利用鼻涕来自我扩散。人擤鼻涕的时候,病毒会借机跑到手上,通过手再蹭到门把手和其他手碰过的地方。下次其他人碰到这些地方,病毒就会借机沾上他们的手,再进入他们的身体——大多数时候也是借道鼻子。鼻病毒能巧妙地让细胞对它们打开一扇“小门”,继而入侵位于鼻腔内部、咽喉内部或肺脏内部的细胞。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鼻病毒利用宿主细胞,复制自己的遗传物质和包裹它们的蛋白外壳。随后这些复制产生的病毒会从宿主细胞内破壁而出。

鼻病毒在我们体内感染的细胞并不多,也并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那为什么每次感冒都那么难受呢?这只能怪我们自己。遭到感染的细胞释放一种名为“细胞因子”的信号分子,把附近的免疫细胞都召唤过来。就是这些免疫细胞让我们觉得糟糕透了。它们让我们的身体产生炎性反应,继而让嗓子产生一种刺痒的感觉,接着,感染的部位就会分泌大量的黏液。所以要想从感冒中康复,我们不仅得等免疫系统帮我们把体内的病毒全部干掉,还得等免疫系统自己平静下来。《埃伯斯纸草卷》中也记录了作者对治疗resh的建议,把蜂蜜、草药和熏香混合起来,擦在鼻子周围。1500年后,罗马学者老普林尼建议不用混合药膏,而是拿老鼠擦鼻子。17世纪的英国,人们又用火药和鸡蛋,或者炸牛粪和板油混合起来治疗感冒。之前提到的那位相信温度改变让人感冒的医生莱昂纳多·希尔则建议,生病的孩子应该早上起来就冲一个凉水澡。

直到今天,普通感冒还是“不治之症”。人们目前找到最好的办法是用锌,锌可以阻止鼻病毒增殖。如果在感冒出现的一天之内就开始服用锌,患者的病程就能缩短一天或者几天。家里孩子病了,家长通常会让孩子服用止咳糖浆,但科学研究表明,这种做法并不会让孩子更快好转。事实上,止咳糖浆还可能会带来一系列并不经常发生但却非常严重的副作用,比如痉挛、心悸,甚至死亡。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警告,2岁以下的婴儿(这个群体正处于感冒最多发的年龄段)不应当服用止咳糖浆。

医生往往还会给感冒病人开抗生素。这实际上毫无意义,抗生素只对细菌感染有用,对病毒丝毫起不了作用。有时候,医生开抗生素,只是因为很难确诊病人究竟是感冒还是细菌感染,还有的时候是焦虑不已的病人指望医生做点什么,医生就开点抗生素作为回应。但抗生素不仅无法治感冒,还把我们所有人都置于另一种危险之中。抗生素滥用,促使细菌在人体和环境中演化出越来越强的抗药性。一些医生非但没能治好他的病人,还提高了所有人遭遇其他疾病的风险。

感冒这么难治,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都低估了鼻病毒的威力。它的存在形态多种多样,而科学家对其遗传多样性的了解,才刚刚开始。20世纪末,科学家已经确认了几十种病毒株,这些病毒株又基本来自两个大的家族,一个叫A型人鼻病毒(HRV-A),另一个叫B型人鼻病毒(HRV-B)。2006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伊恩·利普金(Ian Lipkin)和托马斯·布里泽(Thomas Briese)在纽约市民中有类似流感症状又没有携带流感病毒的人身上找寻病因。他们发现,这些病人中,1/3携带了一种人鼻病毒,同之前大家所熟悉的A型和B型人鼻病毒都不是近亲。利普金和布里泽将之命名为C型人鼻病毒。在那之后,科研人员在全世界范围都发现了C型人鼻病毒的踪影。而不同地域发现的病毒株,彼此之间的遗传差异并不大,这意味着它们是几百年前才出现,然后迅速蔓延到全世界的。

发现的鼻病毒株越多,就越有助于科学家了解它们的演化。所有人鼻病毒的核心遗传信息都一样,这些核心信息随时间变化并不多,但同时,鼻病毒基因组中有些部分却演化得非常快。这些基因序列似乎能帮助病毒躲过我们免疫系统的截杀。哪怕人体制造出能抵抗一种病毒株的抗体,另一些病毒株也能攻入人体,因为先前生产的抗体并不能和它们表面的蛋白结合,也就无法对它们进行识别和攻击。与这一假说相呼应的是,通常每年人都会被几种不同的人鼻病毒株感染。

人鼻病毒的多样性让它们特别不容易被制服。例如某个药物或者疫苗,是通过攻击病毒衣壳上一个蛋白质来发挥威力的,要是换了别的病毒株,表面的这个蛋白质可能采取的是另一种结构,那么这个药物或者疫苗就不起作用了。哪怕一株人鼻病毒只突变出一点抗药性,自然选择也能帮这个新突变发扬光大,很快更强的抗药性就出现了。

鼻病毒的多样性令人气馁,但一些科学家仍然觉得找到治愈所有鼻病毒引起的感冒的方法是可能的。人鼻病毒的所有病毒株,核心基因都是大致相同的,这意味着这部分基因经不起突变。如果科学家找到对付鼻病毒核心基因的方法,就有可能控制疾病。

目前,目标已经初现端倪。鼻病毒核心基因里,有一段遗传物质折叠成一个四叶苜蓿形环状结构。这个环状结构似乎在让宿主细胞更快地复制鼻病毒基因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果科学家能找到办法,破坏苜蓿形结构,或许就能让感冒销声匿迹。

但科学家应该这么做吗?答案并非显而易见。人鼻病毒给人类公共卫生事业带来了特别大的负担,不仅仅因为感冒本身,更因为鼻病毒给更多有害的病原体打开了通向人体的大门。人鼻病毒本身的影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大多数感冒都会在一个星期内痊愈,甚至鼻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中,有40%都不会有任何症状。事实上,人鼻病毒还可能给宿主带来一些好处。有非常多的证据显示,孩童时期感染一些相对无害的病毒和细菌,得点无伤大雅的小病,年长之后因为[2]免疫系统失调引起过敏和克罗恩病的概率反倒会减小。人鼻病毒可以训练我们的免疫系统,这样未来遇到一些小刺激时,免疫系统就不会过度反应,而可以养精蓄锐,去攻击那些真正的敌人。或许我们不该把感冒看成我们的老对手,而是一个常伴左右的明师。[1]rhino在当代英语中更常见的用法是rhinoceros(犀牛)的缩写,但从词源的角度来说,rhino确是“鼻子”(希腊语rhinos)。[2]克罗恩病是一种慢性肠道疾病,主要症状包括腹痛、腹泻、疲劳,体重减轻及发烧等。2 祈求星星的照看流感永不停歇的创新之路

流感,influenza。如果你闭上眼,大声把这个词念出来,它听起来真是非常可爱,如果用来做一个古老宜人的意大利村庄的名字,一定非常合适。事实上,这个词真的是意大利语,是“影响”(influence)的意思。它也的确是一个古老的名字,一直可以追溯至中世纪。但是,令人陶醉的追根溯源工作到此为止。中世纪医生认为,天上的星星会影响他们病人的身体健康,有时候还会引发莫名其妙的高烧,病症在欧洲大陆上迅速蔓延,每几十年就来一轮。流感不断带给全球阶段性的大灾难。1918年一次严重的流感爆发,导致5亿人患病,这可是当时1/3的世界人口,其中5000万人丧命。即使在没有大规模流行的年份,流感也让人们损失惨重。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每年流感会影响到全球5%~10%的成人及20%~30%的孩子。每年,约有25万~50万人被流感夺去性命。

现在,科学家早已经知道流感并不是天赐的,而是一种极小的病毒所为。如同造成普通感冒的鼻病毒,流感病毒的遗传信息也非常简单,只有13个基因。凭借这么少的信息,流感病毒就能行使威力。流感病毒随着病人的咳嗽、喷嚏和鼻涕飞沫扩散。人偶然吸入含有病毒的飞沫,或者摸了沾有病毒的门把手再摸嘴,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流感病毒进入鼻孔或者嗓子,落到气管壁细胞上,继而会钻到细胞内部。在气管壁上,它们从一个细胞扩散到另一个细胞,所到之处,气管壁上的黏液和细胞破坏殆尽,就像割草机工作过的草地。

健康人感染了流感病毒,免疫系统在几天内就会展开反攻。正因为如此,流感会引起一系列的症状,包括头疼、发热、乏力,不过这些严重的反应通常会在一个星期内缓解。有些受害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流感病毒会让身体出现漏洞,让其他更严重的感染伺机而入,所幸这部分人只是少数。正常情况下,人体组织最外面一层细胞都行使着天然屏障的作用,帮助我们抵御各种各样的病原体。病原体会被黏液困住,接着,细胞就可以用表面的纤毛把它们清除掉,并迅速通知免疫系统有入侵者。然而,一旦流感病毒像除草机一样把保护层破坏,病原体就可以长驱直入,引发危险的肺部感染,甚至危及生命。

流感造成了很多自相矛盾的效应,至今仍困惑着病毒学家。季节性流感对于那些免疫系统脆弱的人是最危险的,尤其是小孩子和老人,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最可能出纰漏。然而在1918年的大流感中,免疫系统最稳固的青年却最为脆弱。一个理论是说,流感的某些病毒株能刺激免疫系统做出过激反应,结果不但不能把病毒清除掉,反而摧毁了宿主。对此部分科学家并不买账,他们相信这里面一定有更合理的解释。其中一种猜测是,1918年的流感病毒同1889年大流感期间的病毒相似,1918年大爆发时,老一代人携带了1889年获得[1]的抗体,这些抗体保护了他们。

虽然流感病毒的杀伤力仍然让人捉摸不透,其来源却已经非常确凿。流感病毒源自鸟类。感染人类的所有流感病毒,都能在鸟类那里找到身影。同时,鸟类还携带了更多不会感染人类的流感病毒。很多鸟类携带病毒,本身却不得病。而且鸟被感染的不是呼吸道,而是消化道。病毒藏匿在鸟屎里,健康的鸟喝了含有病毒的水,就会被传染。

有时,某些禽流感病毒会流窜到“人间”。在养鸡场工作的人或者在市场上屠宰家禽的人都可能成为第一批受害者。着陆到人类呼吸道里的禽流感病毒,看起来是跑错了地方,实际上,人类呼吸道细胞表面的受体,和鸟类消化道细胞的受体非常相像。禽流感病毒能找到这些受体,再钻到细胞里面去。

不过,病毒从鸟类到人类的过渡,也并非如此简单。禽流感病毒在鸟类体内繁衍所需的基因和在人体中的基因并不完全相同。比如,人比鸟类的体温要低,这个差异意味着病毒内的分子想要有效工作,需要采取不同的结构。

因此,从鸟类跨越到人类的病毒,往往由于无法进行人际传播而早夭。例如,2005年一开始,一个从鸟类传播到人类的名为H5N1的流感病毒株,就在东南亚让数百人得了病。这种流感病毒株比季节性流感要致命得多,因此公共卫生工作者紧密追踪,采取各种措施阻止它扩散。年复一年,它始终没能从一个人传染到另一个人身上。H5N1病毒和它的人类宿主总保持着你死我活的关系,它们要么被宿主干掉,要么就要了宿主的命。

但大多数情况下,禽流感病毒可以适应我们的身体。它们每次复制,新病毒的遗传物质都会出点小错,我们称这些小错误为“突变”。有些突变实际上没有任何效果,有些则让病毒不能自我复制,还有极少数突变能给禽流感病毒带来繁殖优势。

自然选择了有利于病毒的突变。有些突变能改变锚定在病毒表面的蛋白的形状,让病毒更有效地攀附在人细胞表面,还有的突变能帮助它们进行人际传播。

一旦某个病毒株在人体内稳定下来,就能在全世界范围传播,继而建立起季节性的涨落节律。在美国,流感集中在冬季爆发。目前一个假说是,冬天那几个月空气干燥,含有病毒的飞沫可以在空气中飘浮数小时之久,增加了它们遇上新宿主的机会。其他时候,空气潮湿,[2]飞沫就容易积聚水汽变大,继而落到地上。

流感病毒借助飞沫感染上新宿主,有时候新宿主细胞里已经进驻了其他病毒。两种不同的病毒在一个细胞里生存和繁殖的时候,场面就会有点混乱了。流感病毒的基因存储在8条独立片段里,当宿主细胞同时复制来自两种病毒的基因片段时,这些片段就可能混在一起。这样,产生的新一代病毒就会不小心带上来自两种病毒的遗传物质。这种基因混合的现象叫作基因重配,也就是病毒世界的“性”。人类生孩子的时候,双亲的基因会混合在一起,这样,两组DNA之间,就可能出现新的组合。通过基因重配,流感病毒也能把基因混合在一起造出新的组合来。

携带流感病毒的鸟类身上,有1/4都同时携带着两种甚至更多种病毒株。病毒之间互相交换基因,就有可能获得新的适应性状,例如通过这个机制,它们就能从野生鸟类传到鸡,甚至传到哺乳动物如马或者猪的身上。在极个别的情况下,通过基因重配,来自鸟类和人的病毒的基因会组合到一起,为一场浩劫埋下种子。新的病毒株能轻易在人和人之间扩散。又因为这个新病毒株从未在人群中传播过,因此它所向披靡,没有什么能放慢它扩散的脚步。

禽流感病毒一旦演化成人类的病原体,这些不同病毒之间会继续交换基因。基因重配同样可以帮助这些病毒躲过被消灭的命运。在人的免疫系统熟识流感病毒表面蛋白之前,它们早已通过小小的病毒性生活获得了新的伪装。

基因重配在最近一次大流感中起到的作用格外复杂。这次的新病毒株,叫2009年甲型H1N1流感病毒(Human/Swine 2009 H1N1,“猪流感”),最初于2009年3月在墨西哥露面,那时它已经历了数十年的演化。

科学家通过基因测序,追溯了这株病毒的源头,最后确定到4株不同的病毒。其中最古老的一株,从1918年流感大爆发就开始感染猪了(当然完全有可能猪也是被我们人传染的)。第二株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那次是一株禽流感病毒感染了欧洲或亚洲的猪。第三株在美国出现,这次病毒又是从鸟类转移到猪身上。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三株病毒合而为一,用科学家的话来说,这个新病毒经历了三次基因重配。其后,它悄无声息地在大型的封闭农场里,在猪和猪之间互相传播。三次基因重配的产物后来又和另一个猪流感病毒发生重配,最终具备了感染人类的能力。现在看来,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是在2008年秋完成的“物种迁移”。在其后几个月时间里一直在感染人,直到2009年春天,终于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公共卫生工作者意识到新的大流感来袭,他们立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围追堵截。尽管如此,2009年甲型H1N1流感病毒仍然在全球肆虐,和之前的大流感一样,它感染了全球10%~20%的人口。美国手忙脚乱地开始研发针对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疫苗,但疫苗直到同年秋天才就绪,而且针对病毒的免疫效果也一般。所幸,这次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致命性没有1918年大流感那么强,不然人类要面对的肯定又是百万量级的死亡。这场疫情最终夺走了25万人的性命,之后才销声匿迹。

2015年我曾写过,科学家一直在试图锁定下一次大范围流感的潜在元凶。一株禽流感病毒,可能只需要几个简单的突变,就摇身变作能够感染人类的新流感病毒。基因重配更会加速这个过程。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也没人知道哪个病毒株会完成这个迁移。然而,面对病毒演化,人类也不是只能束手就擒。我们仍然能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流感的传播,例如勤洗手就是一招。与此同时,科学家也在追踪流感病毒的演化过程,尽量优化对下次流感季中最危险病毒的预测,不断学习如何做出更有效的疫苗。目前,尽管人类在同流感病毒的对决中还不占上风,但起码得病的时候,我们不再只能祈求星星的照看了。[1]1918年大流感即1918年爆发的全球性流感,造成5000万~1亿人死亡。1889年大流感即1889年爆发的俄国流感。[2]另有假说认为,冬季干燥的空气影响了人类呼吸道黏液正常发挥作用,给了病毒可乘之机。3 长角的兔子人乳头瘤病毒和有传染性的癌症

关于长角兔子的故事在坊间流传了几个世纪,最终凝结成了“鹿角兔”的传说。在美国怀俄明州街头售卖的明信片里,你很容易看到鹿角兔在草原上跳来跳去的照片,看上去真像长了一对鹿角的兔子。如果运气好的话,你甚至有可能看到真的鹿角兔——虽然不是活的——餐厅有时候会挂一个鹿角兔的头在墙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传说基本是杜撰的。大多数鹿角兔只是标本制作中的骗人把戏,人们只是单纯把鹿角粘在了兔头上。不过也如同大多数传说一样,鹿角兔的故事还是有原型的。有些兔子的确会从头上长出像角一样的肿块。

20世纪30年代,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科学家理查德·肖普(Richard Shope)在一次打猎途中听说了鹿角兔的故事。他让朋友替他抓了一只,取了一些组织送到他手里,好让他分析一下“鹿角”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此前,肖普的同事弗朗西斯·劳斯(Francis Rous)用鸡做过一个实验,该实验结果显示病毒可能会引发肿瘤。当时许多科学家对此表示怀疑,不过肖普还是想看看,兔子头上的角会不会也是由某种病毒导致的肿瘤。为了检验这个猜想,肖普把角磨碎,溶在液体里,再用瓷过滤。瓷这种材料中间有细微的气孔,只有病毒才能通过。接着,肖普把滤过液涂在健康兔子的头上。原本健康的兔子也长出角来了。

肖普的实验不仅说明“鹿角”里含有病毒,也说明角的确是这些病毒从受到病毒感染的细胞里“造”出来的。做出这个发现之后,肖普把手头的兔子组织转交给了劳斯,劳斯继续研究了几十年。他把含有病毒的液体注射到兔子身体内部(而不是涂在表面),这种操作没有让兔子长出之前那种无害的角,却引发了更为可怕的癌症,接受注射的兔子全都死了。因为发现了病毒和癌症之间的联系,劳斯获得了196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肖普和劳斯的发现给科学家开启了思路,更多人开始在其他动物身上寻找奇怪的肿块。奶牛的皮肤上有时候会长出巨大而畸形的增生,像葡萄柚一样大。事实上,哺乳动物,从海豚、老虎到人类,都会长疣。极个别的情况下,长了疣的人看起来也像长了鹿角。

20世纪80年代,印度尼西亚一位名叫德德(Dede)的十几岁男孩身上开始长疣,不久就长了满手满脚。他没法在一般的地方正常工作,只好加入了“怪人秀”供人参观,久而久之获得了“树人”的称号,出现在各种新闻报道里,2007年医生从他身上切下将近12斤的

[1]疣。然而,新的疣又长了出来,德德不得不持续不断地接受手术治疗。

原来,德德身上这些莫名其妙的增生,以及其他人和哺乳动物身上的增生,全都是同一种病毒导致的,而这种病毒也正是导致兔子头上长角的元凶。它的名字叫乳头瘤病毒,英文名papillomavirus则更加形象地描述了病毒的效果——被感染的细胞上会长出芽(papilla源自拉丁文,表示“芽”)。

20世纪70年代,德国科学家哈拉尔德·楚尔·豪森(Harald zur Hausen)猜测,乳头瘤病毒对人的危害可能远不止皮肤长出小疙瘩这么简单。他怀疑女性的宫颈癌或许和这种病毒有关。此前的研究显示,宫颈癌的传播方式和性传播疾病比较相似。例如,修女得宫颈癌的概率就比其他女性低得多。有些科学家据此怀疑某种性传播病毒会让人患上宫颈癌。乳头瘤病毒有引发癌症的“前科”,因此豪森将目标锁定在了乳头瘤病毒上。

如果假想是真的,那么宫颈的肿瘤组织里就应该可以检出病毒。豪森找来一些组织切片,一点点地整理它们的DNA,这个工作做了好几年。1983年,他终于从样本中发现了乳头瘤病毒的遗传物质,随着研究推进,他在样本里确定了更多乳头瘤病毒株。自豪森公开他的发现至今,科学家已经相继确定了上百种人乳头瘤病毒(简写为HPV)的病毒株。豪森也因此分享了200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无数女性因为宫颈癌丧生,豪森的发现终于把HPV送到了医学研究的聚光灯下。HPV会让人长出巨大的肿瘤,有时甚至能把子宫或肠道都撑破,随后造成的出血可能是致命的。每年,宫颈癌会夺走超过27万名女性的生命,是造成女性死亡的第三大元凶,仅次于乳腺癌和肺癌。

所有的宫颈癌都始于HPV感染,始于病毒把自己的DNA注入宿主细胞。HPV尤其擅长感染上皮细胞,这种细胞构成了我们人体大部分的皮肤及黏膜。病毒的基因最终会跑到宿主细胞的细胞核里,这里装着细胞自己的DNA,细胞会把HPV的基因一起读取出来,并生产病毒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就开始改变细胞了。

包括鼻病毒和流感病毒在内的许多病毒都会在宿主细胞里疯狂复制。它们不顾一切地制造出更多的个体,把宿主细胞塞得满满的。最终细胞会被撑破,细胞也就死了。HPV的策略则完全不同。它们并不急于杀死宿主细胞,而是让宿主细胞自我复制出更多宿主细胞。宿主细胞越多,生产的病毒就越多。

但是,让细胞加速分裂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知道,病毒只有区区8个基因。正常细胞分裂的过程极其复杂。首先,细胞接受到来自外界和内部的信号,“决定”开始分裂,然后它们调动起一群数量庞大的分子,大家协同工作,重新排布所有的细胞内容物。通过细胞骨架的纤维结构重排,细胞内容物被推到细胞的两端。同时,细胞会复制出一套新的DNA,这一套DNA有多达32亿个字母(碱基),所有这些碱基被组织成46组,也就是46条染色体。细胞必须把这些染色体均等地拉到细胞两端,然后在细胞即将分裂的地方重新建一堵墙,把细胞一分为二。

这个过程看似繁忙,实际上是非常有序的,有些分子专门行使着监工的职责。如果细胞有癌变的迹象,这些分子就会让细胞自杀。要操纵这个过程,HPV只需要生成少量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既能对细胞周期中关键的节点进行干扰,让细胞加速分裂,又不至于让细胞杀死自己。

人体的许多种细胞都是在孩童时期生长得最快,后来逐渐放慢节奏甚至完全停下来。但HPV所感染的上皮细胞并非如此,它们在人的一生中不停生长。这些细胞最初是从我们皮肤下面浅浅的一层生发出来的。上皮细胞一边分裂,一边把新生成的一层细胞往上推。随着分裂和上移,这些细胞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的前身。它们会合成更多硬度更高的蛋白质,也就是角蛋白(角蛋白也是指甲和马蹄的主要成分)。这些角蛋白能让最表面的皮肤更好地抵御来自阳光、化学物质和极端温度的伤害。最外层的表皮细胞最终还是会死去,而下面的细胞又后浪推前浪地顶上。

面对上皮细胞的这种枯荣换代,HPV得想办法如何能不被“传送带”推向死亡的终点。被HPV感染的细胞向上移动,实际上也在不断靠近它们生命的终点。病毒能感受到宿主细胞靠近表面,然后改变策略。之前,它们会让细胞更快地分裂,在靠近体表之后则发出指令,让宿主细胞制造更多的新病毒。等宿主细胞到达身体最表面,就会破裂并释放出大量HPV去感染新宿主。

在大多数HPV感染的案例中,病毒和宿主之间会维持和平。被感染的细胞快速生长,但因为它们相继死去,并不会给人体带来伤害。同时,病毒把上皮细胞作为制造新病毒的工厂,新病毒再通过皮肤接触和性接触,传染到新的宿主身上。在这个过程中,人体的免疫系统把感染细胞不断清除出人体,从而维持这个微妙的平衡。(德德身体上之所以会长满树一样的增生,就是因为他有一个遗传缺陷,让他的身体无法驾驭这些病毒。)

宿主和病毒之间的平衡已经存在了上亿年。为了重建乳头瘤病毒的演化史,科学家比较了不同病毒株的遗传序列,也留意了它们能感染哪些宿主。结果显示,乳头瘤病毒不仅感染人、兔子和奶牛这些哺乳动物,其他的脊椎动物,比如鸟类和两栖类动物也都在被感染对象之列。每个特定的病毒株通常只感染一种或几种亲缘关系较近的物种。慕尼黑大学的马克·戈特施林(Marc Gottschling)曾根据这些病毒之间的联系推断,早在3亿年前,陆地上最早的卵生脊椎动物(也就是如今哺乳动物、鸟类和两栖类动物的祖先)身上就应该已经携带乳头瘤病毒了。

随着演化的进行,当年古老的动物逐渐演化出了不同的分支,它们身上的乳头瘤病毒也随之演化。有些研究人员猜测,这些病毒演化出各种特化的功能,让它们专门感染宿主身体内某些特定的表面和黏膜。例如,导致疣的病毒专门感染皮肤细胞。另一类感染嘴和其他开口处的黏膜。绝大多数乳头瘤病毒能和它们的宿主和平共处。健康马匹中,2/3都携带BPV1和BPV2乳头瘤病毒。有些病毒株演化得更有致癌性,科学家也不知道为什么。

经过数千代的演化,乳头瘤病毒已经在一些宿主身上很好地稳定下来,但偶尔也会跳到新的物种身上。有些动物,比如马,和人类的亲缘关系很远,但它们身上的乳头瘤病毒和HPV的亲缘关系却很近;猿类和人类的亲缘关系很近,但它们身上的乳头瘤病毒和HPV亲缘关系却较远。病毒要跨越物种,可能皮肤接触就足够了。

我们智人这个物种大约在2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我们的祖先当时可能携带了几种不同的乳头瘤病毒。这几种病毒如今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到。伴随人类足迹逐渐在整个星球上扩散(5万年前走出非洲,大约1.5万年前抵达美洲),人类身上的乳头瘤病毒也持续演化。证据之一是某些HPV病毒株的演化谱,正好同人类的演化相呼应。例如,如今感染非洲人的病毒,就属于HPV中最古老的分支,而欧洲人、亚洲人和美洲土著,则携带了各不相同的病毒株。

过去20万年中前99.975%的时间里,人类都不知道自己携带着HPV病毒。这并不是因为HPV少见,事实恰恰相反,2014年的一项研究调查了103个体格健康的人,其中71个人(约69%)检测到了HPV病毒。但病毒对携带者中的绝大多数并未造成伤害。美国大约有3000万女性携带HPV病毒,而这一人群中每年只有1.3万人发展出宫颈癌。

在这部分不幸罹患癌症的人身上,宿主和病毒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娜塔莉娅·舒利任科(Natalia Shulzhenko)和她的同事推测,当HPV病毒的一部分遗传物质“不小心”整合到宿主细胞的DNA中之后,HPV就会诱发癌症。被感染的细胞会快速自我复制,在增殖的同时产生新的突变。这些细胞不会像正常细胞那样自然衰老和死亡,而会永葆青春。它们也不太会从组织表面脱落,而是逐渐形成肿瘤,从组织表面隆起,挤压周围正常的组织。

对于大多数癌症,避免患病的最好方式是减少细胞发生危险突变的概率,比如戒烟、避免接触容易致癌的化学物质,以及吃健康食物。但宫颈癌能通过另一种方式避免,那就是疫苗接种。2006年,世界上第一支HPV疫苗在美国和欧洲获准上市。这些疫苗都含有HPV的外壳蛋白,注射到人体之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开始学习识别HPV。将来,如果有人感染了HPV病毒,其免疫系统就能立马组织反抗,迅速将病毒清除干净。

疫苗的应用在美国掀起了争议。疫苗生产商葛兰素史克推荐孩子在11~13岁进行免疫,有些父母担心这种倡议会鼓励孩子发生婚前性行为,因此现在疫苗的接种率还不是很高。2013年,只有35%的男孩和57%的女孩在13周岁前接种了HPV疫苗。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对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然而,不管家长们如何反对,疫苗毫无疑问是成功的。科学家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结果非常明确,注射了疫苗的孩子对引起70%宫颈癌的两种病毒有完全的免疫力。

但即使所有孩子都注射疫苗,宫颈癌也不一定会就此消失。疫苗最多能让它针对的这两种病毒偃旗息鼓,但科学家已经确认了另外13种能够致癌的HPV病毒,更别说还有很多病毒可能没有被发现。另外,哪怕疫苗制服了如今这两种最“成功”的病毒,自然选择也很可能让其他HPV病毒取代它们的位置。我们千万不能低估病毒在演化方面的创造力,要知道它们可是能把兔子改造成鹿角兔,也曾经把人变成树人。[1]参见电影《象人》(The Elephant Man)。无处不在4 敌人的敌人可用作药物的噬菌体病毒

进入20世纪之前,科学家已经掌握了不少关于病毒的重要知识,他们知道病毒具有传染性,体型小到不可思议,也知道一些病毒会导致特定的疾病,如烟草花叶病和狂犬病等。但病毒学作为一门年轻的科学,视野毕竟还相当狭窄。它那时更多只是聚焦在那些给人们带来最多麻烦的病毒种类上,比如哪些病毒会让人得病,哪些危害农作物和牲畜的健康。那时的病毒学家,也基本上不会把他们的视野扩展到与人类生活相关的小小领域之外。转机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两位医生各自独立地将探寻的目光向外又延伸了一点点,看到了一个更大的病毒世界。

1915年,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英国医生弗雷德里克·特沃特踏入了这个全新的世界。他当时只是想找到一种更简单的方法来生产天花疫苗(smallpox vaccine)。20世纪早期,常规的天花疫苗里都含有一种天花病毒的近亲,就是更为温和的牛痘(vaccinia)。麻烦的是,牛痘病毒只能从宿主获得,也就是说只能从免疫过的人或者牛体内分离出来。特沃特想看看能不能通过感染实验室培养皿里的细胞,用更快的方式生产牛痘病毒。

他的实验以失败告终,因为细菌污染了培养皿,细胞全军覆没。特沃特当然很崩溃,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忽视一个奇怪的现象。特沃特注意到,培养皿里出现了一些亮亮的斑点。他把培养皿放到显微镜下,发现亮斑里全是死去的细菌。他从亮斑里取下一点,接种到其他培养皿的同种菌落上。几个小时之后,这些新的培养皿里也出现了亮亮的小斑点,同样是死细菌构成的。作为对照,他从小斑点里也取了一点,接种到其他种类的细菌上,就不会观察到亮斑出现。

对于这些结果,特沃特能想到三种解释。第一,他所观察到的,可能只是细菌生命周期中的一个奇怪特性。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些细菌合成了一些酶,把它们自己给杀死了。第三种解释最离奇,可能特沃特发现了一种能杀死细菌的病毒。

特沃特发表了他的发现,在文章里列出这三种可能性,但没做更多解释。“病毒入侵细菌”的想法太激进了,显然没能“入侵”到他的观念中。事情直到两年后才有了翻盘,加拿大裔医生费利克斯·德雷勒(Félix d'Herelle)独立观察到了相同的现象,而这一次,当事人对新想法可是毫不抗拒。

1917年,德雷勒在部队当医生,照顾那些因痢疾垂死挣扎的法国士兵。痢疾的病因是痢疾杆菌,如今我们用抗生素来对付它们,但抗生素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几十年才被发现。为了更好地了解他的“敌人”,德雷勒医生仔细检查了生病士兵的粪便。

研究的一个步骤是用极细的滤网过滤粪便,致病的痢疾杆菌和其他细菌无法通过滤网,这样,德雷勒医生就得到了一些澄清透明的液体,里面不含有细菌。他把这些液体和新鲜的痢疾杆菌样品混合在一起,铺在培养皿上。痢疾杆菌开始生长,但不到几个小时,德雷勒医生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菌落上出现了一些透明的小斑点。德雷勒医生从这些斑点上取样,接种到新的痢疾杆菌上,培养皿上再次出现新的亮斑。德雷勒医生得出结论,这些透明的小斑点就是病毒剿灭细菌的战场,里面尸横遍野,全都是已经变透明的细菌尸体。

德雷勒医生相信这个发现意义重大,这些病毒理应有自己的名字,于是给它们起名叫“噬菌体”(bacteriophage,简写为phage)。

但病毒感染细菌的想法听起来实在是太奇怪了,很多科学家都不能接受。191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免疫学家朱尔·博尔代(Jules Bordet)也尝试过寻找噬菌体。博尔代在自己的实验中没有用痢疾杆菌,而是使用了一种对人无害的大肠杆菌菌株。他把含有大肠杆菌的培养液倒到极细的滤网上,然后把滤过液和事先准备的另一些大肠杆菌混合在一起。像在德雷勒医生的实验里一样,新的大肠杆菌死了。接下来,他想看看如果把滤过的液体和原来的这一批大肠杆菌混合起来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些大肠杆菌已经对滤过液里的“杀手”免疫。这样的结果,让博尔代转而公开极力反对德雷勒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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