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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辽宁英模》编写组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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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英模试读：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6）

工业战线的老英雄——孟泰

孟泰是新中国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

1898年，孟泰出生在河北省丰润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只念了一年多书，从8岁起跟父亲干农活，16岁给地主当雇工。18岁那年，家乡大旱，他只身离家闯关东，到抚顺栗子沟当工人。后来到鞍山，进了日本人开的制钢所，在炼铁场当配管工。他和其他工人一样，尝尽了人间的苦难和辛酸。

1948年2月，鞍山解放了。孟泰参加解放军组织的护厂队，保卫鞍钢。几个月后，党派孟泰到后方，参加通化铁厂高炉的修复工作。孟泰领着伙伴起早贪黑施工，只用35天就修复了原定80天修复的两座高炉，受到通化铁厂的表彰。

1948年底，孟泰回到鞍钢。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人民解放军四野主力源源入关，中央要求鞍钢迅速恢复生产，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日本人断言：“鞍钢的高炉、平炉都归你们了，你们去种高粱吧”，“要恢复鞍钢，至少得15年到20年”。孟泰坚定地说：“咱们要炼出铁来给他们看看！”

当时，配件和材料奇缺，又无处购买。孟泰领着工人夜以继日刨开厚厚的冰雪，把埋在地下和废铁堆里的各类器材一件一件收集起来，集中到一处厂房里，擦净修好，分门别类摆放整齐。几个月下来，大大小小收集了上千种、上万件。这就是闻名全国的“孟泰仓库”。炼铁厂修复三座高炉用的管道系统材料全都来自“孟泰仓库”，没花国家一分钱。从此，孟泰成为鞍钢工人的旗帜，他的名字传遍东北，传向全国。

1949年6月7日，鞍钢炼出了第一炉铁水。7月9日，鞍钢举行盛大的开工典礼，鞍山市委、市总工会、鞍钢公司命名孟泰为一等功臣。8月1日，孟泰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孟泰把对党的热爱，对新中国的热爱，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全都倾注在高炉上。炉况好，他脸上全是笑容；炉子有问题，他就紧皱眉头。今天，在鞍钢，提起孟泰爱厂如家、爱炉如命、忘我工作的精神，人们仍然赞不绝口。

在修复高炉的日日夜夜里，孟泰根本不离厂。厂长白天来，看到他在高炉前，晚上来，看到他还在高炉前。撵他回家休息，他围着高炉转一圈又回来了，和厂长“捉迷藏”。厂长没办法，只好让人把车间休息室收拾好，让他在里边休息。他偶尔也回家，家里有什么端起来就吃，不一定什么时候他又走了。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孟泰把行李搬到高炉旁，日夜守卫在高炉上。每当空袭警报拉响时，他都紧握大管钳，用身体护住高炉总水门，随时准备排除险情。

他说：“危险关头最能考验人，你要迎上去，那就得豁上你的性命。你要跑开，生命是没危险了，但国家财产就要受损失。你选择吧，一秒钟就决定你是一个勇士还是一个胆小鬼。”

8月的一天，4号高炉突然发生巨大爆炸，炉台上浓烟滚滚。正在别的炉上干活的孟泰飞跑到现场。人们向厂长报告：“烟气太大，看不清事故出在哪。”孟泰将生死置之度外，第一个冲进烟雾中，摸索到炉台上。这时又一声爆炸，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揪紧了。厂长和几个勇敢的工人也冲了上去。滚烫的水点迸在孟泰身上，他继续向前摸索，终于摸到炉子出铁口前，查明了情况。原来是炉皮钢板烧穿，上千度高温的铁水从漏口涌出来，与炉外的冷却水相遇，发生了连续爆炸。经验丰富的孟泰马上关闭冷却水开关，爆炸停止了。炉前工很快堵住漏口，避免了一起炉毁人亡的重大事故。又有一次，3号高炉炉皮被烧穿，几米长的火焰从裂口窜出。孟泰赶到现场，冒着烈焰用几条浸水的麻袋堵住裂口，与大家一起用耐火泥把裂口堵住，化险为夷。经过一次又一次抢险后，孟泰被大家赞誉为“老英雄”。

孟泰不仅是艰苦奋斗的英雄，而且是刻苦钻研科学技术的模范。他对高炉上密如蛛网的1000多根冷却水管线了如指掌，总结出一套高炉循环水系统维护操作法，被称为“孟泰操作法”。他只要把手伸到循环水中掂几下，就可以准确判断出水温，堪称一绝。高炉冷却循环系统出了故障，他手到病除。过去，高炉热风炉的燃烧筒经常烧坏，严重影响生产。孟泰反复观察研究后，将单层燃烧筒改为循环水冷却的双层燃烧筒，使燃烧筒的寿命延长了100多倍。他研制成功冷却箱串联，使高炉用水量减少了1/3。他亲手建立了“孟泰储焦槽”，每年可以节约上千吨焦炭。他为配矿槽研制了防暑降温设施，改善了作业环境。孟泰提议、发明、设计和主持完成的技术革新数不胜数，同行们管他叫“高炉神仙”。

1950年9月，孟泰到北京出席了全国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代表大会，还上了主席台，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坐在一起。50年代、60年代，他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执行委员。

1957年，孟泰担任了炼铁厂副厂长。1966年，担任鞍钢工会副主席。走上领导岗位后，他一直保持劳动模范的本色，不脱离生产劳动，为职工办实事。1962年，孟泰得知鞍钢立山医院缺少病床，就替医院买了几吨废钢管，带领青年突击队，利用业余时间自制了50张铁床。他亲手帮一家商店检修锅炉，解决了职工洗澡的问题。60年代初，国家遇到暂时经济困难，他把女儿挖野菜喂大的两口肥猪献给厂里，为职工改善生活。他还经常拿出自己的工资资助困难职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鞍钢陷入混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孟泰感到极度痛心。他在被诬陷、被打倒的逆境中坚持工作，向工人宣传要维护生产秩序。他抱病去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托人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封信：“敬爱的毛主席、周总理：看到鞍钢生产猛劲下降，咱们鞍钢工人急得直掉泪，盼望中央早点解决问题，咱们好团结一致把生产搞上去..”

1967年6月，中央着手解决鞍山问题，周总理特邀孟泰赴京。6月17日，在李富春副总理代表周总理接见鞍山代表时，孟泰突然发病，被送进医院。9月30日，孟泰在北京病逝，终年69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孟泰恢复了名誉。1979年12月26日，鞍钢为孟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在鞍钢公司办公楼前，耸立着孟泰的大型塑像。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当国家主人翁的“孟泰精神”永远激励着鞍钢工人和中国工人。

生产竞赛运动的带头人——马恒昌

马恒昌，辽宁省辽阳县人，1907年7月出生，1923年到抚顺发电厂当车工学徒，1926年到沈阳做工。沈阳解放后，在沈阳第五机器厂（现沈阳中捷友谊厂）当车工，被工友民主推选为车工一组组长。

马恒昌说：“工人当家了，咱得干出个样来。”

他让全组10位工人自报公议，每个人都担当一个角色，有管学习的，有管技术的，有管质量的，有管卫生的，有保管工具的。后来组里人多了，大家把工作归纳为政治学习、技术质量、经济核算、工具管理、设备安全、生活服务六大方面，设专门的工人管理员。被称为“六大员”的企业班组民主管理方法后来被推广到全国。

1949年春，沈阳第五机器厂工会组织全厂职工开展生产竞赛，这是全国工厂最早的生产竞赛。马恒昌带领全组工人建立“技术研究会”、“三人技术互助组”，改进了10多种工具，建立了产品质量保障制度，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全组连续大干37天，几千件产品件件合格、无废品，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产新纪录。在庆祝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和武汉、迎接“五一”劳动节的生产竞赛总结表彰大会上，厂领导充分肯定了马恒昌小组的做法和经验，称赞这是工人阶级的创举，是工人运动史上的奇迹。

在马恒昌小组的带动下，沈阳第五机器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竞赛。全厂只用37天就完成了原定60天完成的20台螺旋铣床生产任务。马恒昌小组只用28天就完成了两个月的生产任务。这年，马恒昌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4月，东北总工会发出《关于推广马恒昌先进生产小组的指示》。接着，《东北日报》、《劳动日报》、《沈阳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人日报》都突出报道了马恒昌小组的事迹和经验。

1950年9月，马恒昌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马恒昌小组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小组，马恒昌参加了全国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发言，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个国庆宴会上，马恒昌被推举代表工人阶级向毛主席敬酒。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沈阳第五机器厂部分搬迁到齐齐哈尔，成立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马恒昌小组随厂迁到齐齐哈尔。

迁到齐齐哈尔后，马恒昌小组继续保持了荣誉，多次被评为省和全国先进小组。马恒昌先后担任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车间主任、厂总机械师、厂党委副书记、厂顾问，先后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第一到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5年7月，马恒昌因病逝世，时年78岁。

“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

吴运铎1917年1月17日出生于湖北汉阳一个贫苦家庭，7岁进私塾读书，13岁进煤矿当学徒。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年，他经安源煤矿党支部书记介绍参加新四军，在军部修械所当技术工人。他和战友们白手起家建起兵工厂，各项工作干得有声有色。1939年5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后，负伤住院的吴运铎随部队跋涉400多公里，转移到苏北，担任子弹实验厂政治指导员兼工务主任。他带领战友们收集废弃的弹壳和废铁，用火柴头和酒精代替火烧，大批生产出部队急需的子弹。接着，他被派到淮南，建起一个年产60万发子弹的兵工厂。后来，上级派他抢修一批废旧炮弹，他置生死于度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在一次挖取雷汞零件时，他被炸成重伤，左手4个手指被炸掉，左眼被炸瞎。战胜死神出院后，他拖着半残废的身体，继续投身于我军兵工事业，带领战友们设计制造出33台生产子弹的母机，大幅度提高了子弹产量。接着，他试制出36门平射炮和大批手榴弹。这批武器装备部队后，在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4年秋，上级要求吴运铎带人把美国飞机投下的8颗没有爆炸的炸弹拆卸开，取出炸药，以解兵工厂的燃眉之急。他立即赶到现场。只见8颗炸弹半截扎在地下，半截露出地面，活像张牙舞爪的怪物。他让其他同志远离现场，自己骑上炸弹动手拆卸。炸弹随时可能爆炸，他什么也不顾，用螺丝刀小心撬开引信裂缝，一点一点把引信拧下来，炸弹没有爆炸。他一鼓作气拆完了8颗炸弹，从中取出500多公斤炸药。

1947年，吴运铎被党安排到大连治疗养病。此时，我军在大连筹办兵工总厂，正在治疗的他主动担任了兵工总厂工程部副部长兼引信厂厂长，协助炮弹厂生产炮弹。他没日没夜忘我工作，和战友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生产出了炮弹。在试爆炮弹时，有一颗炮弹没爆炸，他和炮弹厂厂长上前查看时，炮弹爆炸了，炮弹厂厂长当场牺牲，他再次负重伤，左手腕被炸断，右小腿被炸烂，全身到处是弹片，整整抢救了9个昼夜才苏醒过来。

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几个月中，他忍着全身剧烈的伤痛学会了日语。病情稍有好转，就拄着双拐练习走路。疗养期间，他请示上级批准，在疗养室里布置了一间小型实验室，研制出一种高级炸药——黑索金。

1948年秋天，他回到兵工总厂，担任实验室主任，还在总厂的职工学院兼任机械制图讲师。

1950年，吴运铎从苏联疗养回国，担任株洲兵工厂厂长。后来，担任中南工业部兵工局副局长。

吴运铎为我国兵器工业的创建和发展立下不朽功勋。1951年9月，他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报道了兵工功臣吴运铎的事迹。

1953年，吴运铎在病床上完成回忆录《把一切献给党》。这本书出版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整整一代青年寻求正确人生道路的教科书。

吴运铎的非凡经历和英雄事迹，使他得到“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赞誉。

在“文化大革命”中，吴运铎被打成“走资派”、“反动权威”，《把一切献给党》被诬为“反党大毒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给吴运铎平反，他担任了五机部机械科学院副院长。1982年，吴运铎离休，住进疗养院。按规定，他享受副部级待遇，但他一直住普通房间，吃普通餐，接受普通治疗。他说：“我已经离开工作岗位，党和人民为我花了不少钱，现在的条件我已经很满足了。”

在疗养院，吴运铎并没有休息，担任了很多学校的校外辅导员，为青年们作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报告，听众达10多万人。他的身体已极度衰弱，靠输液和吸氧维持生命。但是，还是一批又一批接待青少年学生。他说：“只要我活一天，就一定要为党和人民工作一天。”

1991年5月2日，吴运铎逝世了，时年74岁。

这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耀眼的英雄之星永远不会陨落，他的名字镌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

抗美援朝空军战斗英雄——刘涌新

刘涌新1929年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宝力镇一个贫苦家庭，7岁时，当医生的父亲去世，一家靠母亲和哥哥勉强维持生活。

1947年，刘涌新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四○师四○二团当宣传员，一年后担任宣传组长，随部队由东北转战到华中、华南，参加大小战役10多次。他工作积极，作战勇敢，1949年3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7月，他被选派到沈阳航校，成为第一期学员。在两年学习期间，成绩优良。在一次飞行练习时，飞机发动机突然停车，他机智果断将飞机迫降在田野里，避免了一起重大事故。

1950年10月，他从沈阳航校毕业，成为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主动请战，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1年9月25日，美军120架“王牌”飞机 F—86和F—80组成混合机群向北方窜犯，我志愿军空四师奉命起飞迎击，与敌机展开激烈战斗。刘涌新的中队首先冲向敌机群，打乱了敌机群的队形。我六大队正与敌人8架 F—80格斗，突然遭到敌人大群 F—86袭击。刘涌新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单机冲入敌机群，与6架敌机搏斗。这时，我一架飞机负伤，操纵失灵。刘涌新驾机急速腾跃，猛烈开炮，打得敌机只顾躲闪，使得战友赢得时间安全跳伞。见战友脱险，刘涌新咬住一架F—86，一阵猛烈炮火，打得它冒着黑烟掉了下去。其余几架敌机见势不妙，逃之夭夭。

刘涌新击落一架敌机后，加入对其他敌机的战斗。在战斗中，他的飞机负了伤，奉命返航。飞机无法迫降，他跳伞时，由于高度不够，降落伞未能张开，壮烈牺牲。

1951年10月2日，毛泽东主席亲笔批示：“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你们予以鼓励是正确的，对壮烈牺牲者的家属应予以安慰。”

11月9日，志愿军空军司令部给刘涌新记一等功。

刘涌新被安葬在沈阳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牺牲时只有22岁。

“党的好女儿”——赵桂兰

赵桂兰，女，山东安丘人，1930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6年，她到大连建新公司宏昌工厂当工人。这个工厂是我党领导的兵工厂，专门为前线生产弹药。1948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赵桂兰主动要求调到最危险的配置室工作。配置室里放的全是烈性炸药，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爆炸。一次，一位新工人不小心把工作台上的炸药混在一起，立刻引起了爆炸，火光冲天。赵桂兰迅速用防火纸把自己的工作台盖好，然后转身冲过去用身体和手扑火。火被扑灭了，她的头发烧焦了，眉毛烧光了，手烧成了黑紫色，衣服粘在身上脱不下来。姐妹们把她送到医院，她住了半个月院，伤没完全好就跑回了工厂。

1949年12月的一天，赵桂兰在工厂加班，把硫化锑粉碎成细末。由于硫化锑有毒而且气味熏人，加上她犯了胃病没吃饭，所以干完活后觉得头昏。她拿起剩下的100克雷汞准备送回仓库。走了不远，忽然感到一阵眩晕，身体倒了下去。她知道雷汞是烈性炸药，稍有震动就会爆炸，仓库里堆满了炸药，一旦引爆后果不堪设想。就在这一瞬间，她握紧了手中的雷汞，用身体压在上面。“轰”的一声巨响，雷汞在她手中爆炸了，地上被炸出一个大坑，她浑身血肉模糊，倒在血泊中，左手炸飞了，右手炸烂了，头部和身体多处受重伤。但是，仓库的安全保住了，工厂的安全保住了。

同志们闻声赶来，火速把赵桂兰送进医院。经过医生奋力抢救，她终于脱离了危险。

人们亲切地称赵桂兰为“党的好女儿”。1950年，她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参加了全国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伤好后，赵桂兰被送到大连市委党校学习，后来又进了工农中学读书。1957年，她被送到吉林大学法律系学习。1961年，她以优异成绩从吉林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到大连，担任法院助理审判员。后来，她调到民政局工作，1986年离休时是西岗区政府信访10科督导员。

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

田桂英，女，辽宁省旅顺人，1930年出生于一个贫苦渔民家庭，少年时当童工。1945年大连解放后，她在印刷所当工人，是工会活动积极分子，被评为全市印刷系统劳动模范，1947年调到大连铁路机务段当工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恢复经济和支援前线急需技术人才。1949年5月，大连铁路机务段招考女火车司机。田桂英和几位姑娘冲破封建思想束缚毅然报考，被录取了。然而，当一名合格的火车司机，对只念过三年书的田桂英来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她凭着顽强的毅力，掌握了理论和技术，熟悉了蒸汽机车上万个零件和复杂的管线，能够操起几公斤重的大板锹，15分钟内连续投煤280锹。几个月后，她顺利通过火车司机的严格考核，交上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1950年3月8日，大连铁路分局在大连站前广场隆重召开庆祝女火车司机“三八”包车组出车典礼，铁道部部长从北京发来贺电：“这是女青年在我国驾驶火车的第一次，你们是铁路员工学习技术的红旗，希望你们成功和继续前进，启发和带动更多的女青年铁路员工。”司机长田桂英和包车组的姐妹们身穿崭新的工作服登上列车，值班员发出发车信号，田桂英拉响汽笛，列车驶出车站，站台和车站广场一片欢腾。

火车司机劳动强度很大，不用说在轰隆轰隆的机车上颠簸、炉火烤、煤烟熏，就是把20来吨煤一锹一锹投进炉膛里，大小伙子也累得够呛。冬天，汗湿的衣服让寒风一吹结成冰，那个滋味就不用说了。然而，田桂英战胜了重重困难，每次出车都出色完成了任务。一年安全行车68380公里，没发生过一起责任事故，还防止了10件事故，节煤50多吨。

1950年，田桂英被评为东北铁路系统一等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到北京出席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51年，田桂英的“三八”包车组向兄弟班组提出挑战，推动了全机11务段的劳动竞赛。她们还向全国先进班组马恒昌小组挑战，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

1952年，田桂英被派到辽宁省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文化。三年后，她考进唐山铁道学院机械系，1960年毕业后，任沈阳铁路局机务处工程师。

在“文化大革命”中，田桂英和许多劳动模范一样陷入逆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调任沈阳铁路局工程处工会女工科副科长，1985年离休。离休后，她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享清福，连续十四年被评为优秀离休干部、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近年，她参加了沈阳市劳模物业公司，每天和20多位离退休的全国劳模义务清理沈阳北运河的卫生。

威震长空的战斗英雄——赵宝桐

赵宝桐，辽宁省抚顺市人，1928年出生，1945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赵宝桐从航校毕业，成为我军最早的空军飞行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志愿军空三师七团三大队副大队长，1951年10月入朝作战。

1951年10月4日，七团派出3个大队22架战机，飞往介川，截击20架敌机。到达指定空域后，敌机已经逃窜，师指挥所命令返航。突然，大家发现前方清川江支流上空，云层间有许多小黑点在移动，这是美军飞机。大队长立刻报告师指挥所，师指挥所命令发起攻击。敌机见势不妙，乱哄哄向海上逃跑。赵宝桐单机冲进敌人机群，在他前方六七百米，4架敌机正在急速转弯，他迅速赶上其中两架。这时，后面追上来一群敌机，他用最快速度朝前面一架敌机开炮，同时疾速把飞机拉起来。就在这一瞬间，前面的敌机冒着黑烟掉了下去，后面敌机一串炮弹擦着他的飞机掠过。这时，他前方又出现两架敌机，他追上去瞄准一架开了炮，亲眼看着这架敌机中弹，头朝下栽进海边的泥里。这次战斗，他一人击落两架 F—84，首开空三师击落敌机纪录。落地后，赵宝桐说：“美国佬的空军不过如此。”

不久后，在一场对美国 F—86的空战中，大队长不幸牺牲，赵宝桐担任了大队长。F—86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战斗机，美国空军依仗 F—86非常猖狂。志愿军空军天天研究F—86，坚决要把它打下来。12月2日，赵宝桐带队起飞，在清川江上空与一群 F—86相遇。他很快盯住一架 F—86，正要开炮，战友的飞机从另一个方向先开了炮，这架敌机慌忙逃窜。这时，又钻出来两架F—86，他马上咬住，瞄准其中一架狠狠开了炮。F—86再“王牌”，也架不住这一顿炮，立刻中弹掉进了大海。打掉这架敌机，他将飞机上升平飞，下边又出现两架F—86。那两架敌机发现了他，连忙做出半滚动作夺路逃跑，他几秒钟就追了上去，敌机打开增速器，13想拉开距离，他还是紧追不舍，再次追上，瞄准一架就开炮，敌机当即中弹，一个跟头栽了下去。另一架左闪右闪，拼命逃跑，他咬住不放，再次开炮，可惜炮弹打光了，没有打中。这时，6架 F—86向他攻击，他的飞机两处中弹，失去操纵。他冷静地离开飞机跳伞，安全落地，被陆军战友送回基地。

在朝鲜战场上，赵宝桐先后击落敌机7架，击伤敌机2架，创志愿军空军击落敌机最高纪录，战鹰喷上了9颗闪闪发光的红星。他多次受到部队嘉奖，立特等功两次，获得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能击落三四架敌机的飞行员，在哪个国家的空军都是“王牌”和英雄。击落击伤9架敌机的赵宝桐是中国空军的骄傲。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赵宝桐担任了团长。1953年进入苏联红旗红军学院指挥系学习，1955年毕业回国，担任某航校副校长，后来担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1983年离休。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7—1965）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

雷锋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的光辉典范。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雷锋占有重要地位。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都为雷锋题了词，这在众多英雄模范人物中是唯一的。

毛泽东同志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邓小平同志题词：“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

的品德和风格学习。”江泽民同志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弘扬雷锋精神。”雷锋是湖南省望城县人，1940年12月18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

庭。他7岁就失去了父母双亲、哥哥弟弟，成了孤儿，童年没有欢乐，只有苦难。他的手上、背上留下了地主婆用柴刀砍下的伤疤。

解放后，雷锋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党和政府对他这个孤儿格外关怀，他无比感谢共产党，无比热爱新中国。1950年，乡人民政府免费送雷锋上了小学。他尊敬师长，品学兼优。放学后，除了帮堂叔家割猪草，还经常帮“五保”户担水砍柴。1955年，农村开展扫盲运动，他主动当上了夜校小老师，被评为全县群众教育模范。

在县委机关，雷锋刻苦学习，积极工作，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兼当通讯员和警卫员。在县委大院里，所有人都喜欢这个活泼热情、工作勤勉、好学上进的小伙子。他光荣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被评为“模范工作者”。

1957年，雷锋参加望城县根治沩水工程建设，在工程指挥部当通讯员，曾奋不顾身抢救施工器材和抢堵决口，工程结束后，获得“治沩模范”称号。

1958年春天，团县委提出捐献一台拖拉机给团山湖农场。雷锋把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20元钱全都捐献出来，是全县青少年捐献最多的一个。县委领导知道后，决定派雷锋去学开拖拉机。雷锋到了团山湖农场，勤学苦练一个星期，成了望城县第一个拖拉机手。他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望城报》上，题目就叫《我学会开拖拉机了》。

1958年10月，18岁的雷锋报名参加共和国的工业建设，从湖南望城来到辽宁鞍山，被分配到鞍钢化工总厂当推土机手。他以火热的激情勤奋工作和劳动，抢着干最重的活。领导见他身材不高，分配他开小型推土机，他坚决要开“斯大林—80”大型推土机。他在驾驶室里坐着看不见推土铲，站着直不起腰，只好每天半蹲半站猫着腰驾驶，比别人辛苦得多，但他的推土量始终是最高的。化工总厂举办职工业余文化补习班，他主动当了语文教员，大家亲切地叫他“小雷老师”。仅仅几个月，他就当上了厂先进生产者。

1959年，鞍钢决定建设弓长岭铁矿焦化厂，雷锋报名到了建设工地。这里是山区，一无厂房，二无宿舍。雷锋不怕艰苦，一心一意干好工作。为了提高泥浆质量，他在寒冷的天气里光脚下到泥浆池里踩。石头用完了，他卷起裤腿下到带冰碴的河里捞。一个深夜，突降暴雨，被雷声惊醒的雷锋猛然想到工地上新运到的7200袋水泥还露天放着，急忙召唤起20多个青年工人赶到工地，冒雨用雨布把水泥苫上，雨布不够用，雷锋用自己的被褥盖住了最后几袋水泥。《辽阳日报》、《中国青年报》都报道了雷锋和青年工人抢救国家财产的事迹。

雷锋在鞍钢工作了14个月，3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5次被评为红旗手，18次被评为标兵，并获得鞍山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光荣称号。

1960年，雷锋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可是，他身高和体重都达不到标准。他多次找到武装部和部队领导，哭着诉说自己苦难的家史，恳切表达自己当兵报国的强烈愿望。人民的军队怎能不欢迎这样的好青年？上级特例批准，雷锋破格参了军。穿上军装那天，雷锋笑得是那样甜。

雷锋在鞍钢当推土机手时收入较高，又没有家庭负担，买了皮鞋、皮夹克，穿上很帅气。而当兵就意味着吃苦和奉献，与在工厂时不能比。但是，雷锋甘愿吃苦，乐于奉献。他收起漂亮的皮鞋、皮夹克，走进热火朝天的军营，在驻辽宁省抚顺市的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当了一名汽车兵。

到部队后，雷锋苦练军事技术，刻苦钻研汽车驾驶和维修技术，成为军事技术合格的战士、优秀汽车驾驶员、出色的汽车修理工。他驾驶的车原来是全班耗油最多的“老爷车”，他和助手认真保养，细心检修，终于使这台车变成了节油车，还创造了安全行车的新纪录。

1960年8月，抚顺地区暴雨成灾，部队接到抗洪抢险的命令。雷锋几天前救火时手上受了伤，连长让他在家留守，他坚决要求上抗洪抢险第一线。连长只好批准了他。部队到了上寺水库，连夜抢挖溢洪道。土坡被暴雨冲垮下来，砸了雷锋一身泥水，手中的铁锹也被砸得不知去向。没有锹，他就用手挖，挖得手上鲜血淋漓。连长让他包扎休息，他不肯，连长就让他去广播站写表扬稿，谁知他写完稿，不知从哪找来一把铁锹，回来又干上了。天快亮了，雷锋终于支持不住了。连长命令他下去休息，派卫生员扶他到老乡家。他包扎了伤口，吃了药，休息了一上午，出了一身汗，感觉好点了，就又跑回工地。经过7天7夜奋战，洪水终于被驯服了。参军刚8个月的雷锋在抗洪抢险战斗中表现出色，被团党委荣记三等功。

雷锋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粮食、武器、方向盘。他说，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汽车没有方向盘不行，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行。他用津贴买了《毛泽东选集》，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刻苦学习，不懂就请教别人，直到弄懂为止。《毛泽东选集》中的重要文章他读了多遍，书已经翻得很旧了，书页上他画了许多红蓝道道，写下不少学习心得。他带动了全班战友，大家都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

雷锋不断思索人生的意义。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共产主义而奋斗。”他把所做的一切，都与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联系在一起。他在日记上写下这样的话：“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能永远不干，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有力量。”

1960年11月8日，雷锋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一个革命者，当他进入革命行列的时候，首先要确定坚定不移的革命人生观，树立这样的人生观，就必须注意培养自己的思想道德品质，处处为党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具有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风格，能够为党的利益、为集体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

他处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国家遇到暂时困难，需要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奋斗，他自觉为党和人民分担一份重担。

发夏装时，按规定每人两套，他只领一套，退回一套，脸盆和漱口杯不肯换新的，衣服、裤子、鞋、袜子补了又补。他做了个“节约箱”，里面装的全是螺丝钉、牙膏皮、旧手套。每月6元钱津贴费，他除了交党费、买书和零用，舍不得花，都存到储蓄所，然后成百成百地捐献给地方和灾区。团政治处了解到，他捐献的时候，储蓄存折上一共是203元，捐献后，只剩下3元。

雷锋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战友胜似兄弟。战友家遇到困难，他偷偷寄钱去；战友病了，他喂水喂饭；他帮战友值班站岗、洗衣做被、打洗脚水更是寻常事。他是个很活跃的人，爱唱爱笑，会写诗，会说快板，是团里的文体活动骨干，他走到哪，哪里就腾起一片欢乐。战友们喜爱他，钦佩他，连队号召大家“学雷锋，超雷锋”。“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雷锋经常因公出差，每次出差，从上车就一刻也不闲着，给老人让座，帮列车员打扫卫生，给旅客倒水，帮旅客拿东西，给小朋友讲故事。一次，他在沈阳换车时，发现一位大娘拄着棍，背着包袱，走得很吃力，就上前接过大娘的包袱。当他知道大娘去抚顺儿子家找不到时，就扶着大娘一路打听，费了很多周折，终于把大娘平安送到儿子家。他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部队驻地抚顺的群众都知道雷锋，附近学校还聘请他当了校外辅导员。

雷锋参军不到三年，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受到团营多次嘉奖，先后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艰苦奋斗的节约标兵、少先队优秀辅导员、模范共青团员、模范共产党员。他的事迹在抚顺市和沈阳军区各部队广为流传，深深感动着每一个人。《人民日报》、《前进报》以大块版面报道他的事迹。

1961年，雷锋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出席了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回连队后，担任了班长。

1962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沈阳军区首届共青团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这时，上级决定让雷锋作为英模代表到北京参加1962年国庆观礼。遗憾的是，雷锋于8月15日因公牺牲。当天上午，他出车回来，指挥助手倒车，汽车左后轮滑进路边的小水沟，车厢撞倒了一根连队战士晾衣服的木桩，木桩砸在雷锋头部，造成脑出血。由于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中午12时左右，雷锋停止了呼吸，年仅22岁。

雷锋因公牺牲的噩耗，使抚顺人民和部队的官兵悲痛万分。8月17日，抚顺市党政军民在望花区政府礼堂为雷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和公祭大会。成千上万抚顺市民自发涌上街头，流着热泪，护送雷锋的灵柩到烈士陵园。

抚顺市举办了雷锋事迹展，不到两个月就接待了参观者28万人次。雷锋生前担任校外辅导员的本溪路小学被命名为“雷锋小学”，雷锋生前存款的和平储蓄所被命名为“雷锋储蓄所”。辽宁省广播、报刊对雷锋的事迹作了大量宣传报道。沈阳军区党委作出《关于开展学雷锋运动的决定》，在全军区部队中广泛开展向雷锋学习的活动。

1963年1月，国防部命名雷锋生前所在的某部运输连四班为“雷锋班”。

雷锋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努力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他身上，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人类文明的精华和共产主义思想原则，雷锋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1963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学习雷锋的热潮，《学习雷锋好榜样》唱遍中华，雷锋的事迹在全中国家喻户晓，雷锋精神深刻地影响、教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千万个雷锋式的先进模范人物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新时期，雷锋依然是备受人们怀念和崇敬的英雄，雷锋精神继续发扬光大。

平凡而伟大，这就是雷锋。

他永远活着。

他当之无愧地被列入对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以至整个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行列。

雷锋精神永远与我们的事业共存。

“海边青松”——安业民

安业民是辽宁省开原县四寨子村人，1937年出生，从小参加儿童团，19岁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海岸炮兵某部担任电话员、瞄准手。他刻苦学习，严格训练，吃苦耐劳，热爱集体，关心同志，是一名好战士。

1958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帝国主义妄图霸占我国领土台湾。我们必须用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粉碎美帝国主义的阴谋。人民解放军三军严阵以待，做好了战斗准备。安业民所在的海岸炮兵部队从辽宁到达厦门前线。

8月23日下午5时30分，炮击金门的战斗打响了。厦门前线人民解放军的炮群一齐怒吼，无数炮弹像钢铁的暴风雨从天而降，砸向金门国民党军队的工事和军舰。金门的国民党军队拼命反扑，炮弹不断在我军阵地上爆炸。

突然，一颗空炮弹在安业民所在炮位后方空中爆炸，弹片击中了交通沟口的一堆药包，“轰”的一声，药包腾起烈火。

炮长命令：“射击暂停，散开灭火！”

安业民身边的战友一个个跳下炮位扑火。然而，安业民没有动。听到“射击暂停”的命令，他立刻按照排长战前的要求，飞快打动方向转轮，把火炮转向隐蔽位置。大火卷上了炮位，草绿色的炮身保护索“劈劈啪啪”地燃烧起来，炽热的烈火包围了安业民，他身上的海魂衫化为灰烬，火舌凶猛地灼烧着他后背、前胸、两臂、面部的皮肤和头发、眉毛。但是，炮身一秒钟也没有停止转动。

谁都知道，被一点火星烫了一下尚且疼得钻心，更何况全身被烈火灼烧？安业民是在用怎样的毅力忍受剧痛啊！

终于，火炮转到了安全隐蔽位置。安业民带着满身烈火冲下炮位，就地连打两个滚，大家急忙帮他扑打。火熄灭了，安业民却昏迷过去。

从别的炮位赶来的排长看到安业民，心头为之一紧：这是谁？简直认不出来！他的头发、眉毛全烧尽了，海魂衫的灰烬粘在烧掉了皮肤的白肉上，水兵裤烧得只剩下短短的一截。

这时，金门打来的一群炮弹，正落在炮身原来位置附近，十几棵小松树被齐刷刷炸断，成吨的泥土、石块被崩上天空，处于安全隐蔽位置的火炮安然无恙，炮身转回后切断了燃向弹药库的火路，整个炮阵地也安然无恙。

战友们围着安业民，急切地呼喊着他的名字。安业民醒了过来，睁开眼睛。营政委端着一杯水，递到他嘴边说：“小安，你安心休息。”安业民把杯子推回去说：“政委，你喝吧，你辛苦了。”

我们的大炮再次投入战斗。全身严重烧伤的安业民抢先冲上炮位，迅速瞄准目标，愤怒的炮弹呼啸出膛。

营政委为安业民的伤势焦急，接连几次派弹药长来替换安业民，最后，亲自来到炮位，让他下去。每一次，安业民都坚定地说：“不，我能行！”他后背和胳膊的肌肉都已烧焦烧烂，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细缝，但却盯住跟缝衣针差不多的仪表指针，不停地扳动方向转轮，精确执行射击命令，一发发炮弹毫无误差地落在金门岛的射击目标上。

空前激烈的炮战持续了40分钟，安业民和全炮被烧伤的6个主要炮手谁也没下炮位。在这样英勇的战士面前，在我人民解放军凌厉的攻势面前，金门的国民党军队哑巴了，他们的防卫司令部被轰得七零八落，一个师部、八个团部和许多仓库飞上了天，几条军舰被打沉打瘫。岛上燃起熊熊大火，火光映红了海面，映红了夜空。

我们胜利了！

战斗结束后，副指导员带着担架来抬伤员。安业民一听副指导员让他下去，连忙摸起一块擦炮布，站起来说：“不，我能坚持，我在擦炮。”他摇晃着走了两步，伸手擦炮，却扑了个空。

指导员扶住他说：“小安，你是共青团员，应该服从命令。”他这才离开炮位，没走几步，便摇晃着倒下了。战友们流着热泪把安业民抬上担架，送进了医院。安业民向首长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把我的战位留着！”部队首长多次参加艰苦卓绝的战斗，多次经历壮烈牺牲的场面，见过无数坚强的英雄，但他们还是被安业民舍身护炮的英勇壮举震撼了。

安业民全身烧伤面积达70%，多数是深入到皮下的二三度烧伤，烧烂的地方血肉模糊，烧焦的皮肉成了黑色的炭壳。医院想尽一切办法为安业民治疗烧伤，专家们挥汗如雨组织抢救，用上了最好的药。但是，他的烧伤太重了，虽然闯过休克关，控制了水肿和高烧，但一段时间后，细菌产生了抗药性，出现病毒感染，伤情急剧恶化。

9月9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安业民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炮长同志，火炮已经擦好，请你检查，还有什么指示？”守在病床前的护士轻轻说：“安业民同志，火炮擦得很好，你可以休息了。”

安业民答了一声“是”，安详地合上了双眼。他牺牲时，只有21岁。牺牲前三天，他在病床上让护士代笔，庄重地口述了入党申请书：“我感谢党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没有报答党，只有养好伤后重返前线，狠狠打击敌人。我知道我有很多缺点，但我决心克服，一定要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用缠满绷带的手一丝不苟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安业民牺牲后，海军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授予他“模范团员”称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同志亲笔题词：“共产主义战士安业民同志永垂不朽！”

安业民长眠在风景优美的海边。这里，高高矗立着安业民烈士的纪念碑，碑后烈士墓的左侧，镌刻着安业民日记中的一段话：“人生总有一死，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如泰山。人民的英雄董存瑞、黄继光，为了战斗的胜利，挺身而出，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他们受到人民的尊敬，教育了无数活着的人，直到子孙万代。革命战士之所以活着，只应该有一个目的，就是对人民有用。我们来前线惩罚敌人，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在战斗中如果遇到紧急关头，我一定勇往直前，毫不畏缩。”在安业民生前所在部队驻地旅顺白玉山上，苍松翠柏间是安业民身穿威武水兵服的半身塑像。我们耳边仿佛又响起安业民的话：“用自己的双手保卫和建设这块生养我的土地，我感到骄傲和自豪。”他永远守卫在这里，守卫着祖国的万里海疆。

群众技术协作运动发起人——吴家柱

吴家柱，辽宁省复县（今瓦房店市）人，1927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不到12岁就给地主放猪，吃不饱，穿不暖。后来，他到鞍山“昭和制钢所”当学徒，依然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一次，他病倒了，日本人狠毒地把他扔进狼狗圈，幸亏工友们发现了，把他抱出来，才保住了一条性命。

正当他走投无路，光着脚来到沈阳谋生时，沈阳解放了。他进沈阳气体压缩机厂当了工人，过上了幸福生活。在工厂，他以主人翁精神忘我工作，1952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更加如饥似渴地工作，率先搞起了技术革新。10年间，完成230多项技术革新，由一名工人成长为技术员、工程师，1956年、1959年两次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

60年代初，面对国家出现的暂时困难，一向乐观的吴家柱也显得有些忧郁了，他不是因为个人的困难而焦虑，焦虑的是如何为国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尽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劳动模范的责任。1961年6月，他主动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林海峰、吴大有两位工人出身的技术员，对他们说：“国家有困难，咱们更要挺直腰杆去解决困难。我个人意见是大搞技术革新，先由咱们三个人带头做起，你帮我，我帮你，互相交流经验，把大家技术革新的劲头鼓起来，突破关键，搞好生产。”从此，由他们三人发起的群众性技术交流和技术协作活动率先在沈阳开展起来。为了开展职工技协活动，他几乎献出了全部的业余时间，把家也当成了技协活动的场所，一些工厂提出的技术课题集中到那里，一些技术经验传播到那里，一些技术难关也解决在那里。沈阳市劳模、第三机床厂工人孔庆堂看到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问题自己无力解决，心里很着急，就找到吴家柱。吴家柱约了王凤

24恩、张成哲等十多位技协伙伴来到第三机床厂，一下子就解决了12个问题中的9个。第一机床厂装配车间在组装车床时常常因为掉进一个螺丝钉拿不出来，不得不把装好大半的机床又全部拆开来，浪费了不少工时。吴家柱了解了情况后，就查阅有关资料，制成了一把“电磁拿手”送去，解决了这一难题。像这样的技术革新，吴家柱和他带领的技协组织做得数不胜数。吴家柱和技协的伙伴们以奋发图强，战胜困难，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为己任，跑遍了沈阳城，而且还多次到抚顺、本溪、锦州等地传播经验、技术攻关，使技协像一团火炬，燃遍大地。1961年10月，吴家柱被推选为全国第一个职工技协组织——“沈阳市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厂际经验交流、技术协作活动委员会”主任。1962年12月又被推选为“辽宁省总工会群众技术协作委员会”主任。

吴家柱是个关心工作胜过关心自己的人，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工作、生产和事业。

当人们还沉浸在梦乡时，他已经走出家门奔向工厂；当满天繁星街路沉寂之时，他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偶尔晚上在家时，他也是和技协伙伴们开“圆桌会议”。“圆桌会议”后，他还要翻书画图，一琢磨就是通宵达旦。他常常对爱人说：“党对我的期望太大了，可我给党做的工作太少了，我恨不得多长几只手，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他也常常对技协伙伴们说：“国家越是困难，我们越是要有一股精神。”他希望有更多的先进生产者，更多的工厂参加到技术协作活动中来。他处处联络，到处游说，动员了先进生产者又去动员有专长的老工人。一次，他在沈阳铸造厂俱乐部做完报告刚走出门口，就被两个老工人拦住了说：“听了你的报告真开脑筋，俺们不是劳模，求你们搞活动时也能把我们捎上。”一旁的张成哲连忙介绍说：“这两位老师傅是我们厂的铸造权威，在东北地区有名的‘两座大山’——郭金山、杨万山同志。”吴家柱乐得一把抱住两位老工人，十分尊重地说：“两位老师傅的大名早有耳闻，像你们这样的铸造老前辈，我们活动时不是捎着，而是要用十八抬大轿来抬你们哪。”说得两位老师傅哈哈大笑起来。后来，哪里铸件质量有问题，哪里就会出现“两座大山”的身影。

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给党做更多更好的工作，他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参加了沈阳机电学院业大学习。由于底子薄，学习的难度可想而知，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了下来，他常常学习到后半夜3点多，困了就用凉水冲冲头，坚持把功课学懂弄通。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病魔已偷偷地侵入了他那健康的身躯。一次，他准备到东北制药总厂25去做报告，动身前，他的腿疼得几乎不能动了。厂领导知道后立即把他送到卫生所，并准备打电话推迟报告日期。可他却说“不能让药厂的工人等着我”，硬是骑上自行车到了东北制药总厂，做了足足8个小时的报告，报告结束时，他一动也不能动了，由人背下了讲台。党组织为了尽快治好他的病，决定让他入院治疗。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坚决要求出院。1964年2月20日，当他接待完某考察团回到家中时，感觉很累，便躺到床上休息，然而，任凭亲人和伙伴的千呼万唤，他再也没有醒来。

1964年2月23日，吴家柱同志追悼大会在沈铁文化宫举行。会场摆满了花圈，挂满了挽联。省市领导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领导来了，工人来了，各界群众来了，大家向这位普通而伟大的共和国的建设者作了最后的告别。

工人技术革新家——王凤恩

王凤恩，辽宁省本溪市人，1924年出生，12岁当童工，1948年沈阳解放后，在沈阳变压器厂当工人，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沈阳变压器厂工艺组长、工段长、技师、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副厂长，还担任过沈阳市科委副主任、辽宁省科委副主任。

王凤恩是中国第一台5000伏安大型变压器的主要研制者。50年代，他带领一批青年工人完成了230多项技术革新，平均13天多就有一项发明创造，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重大作用，大家称他是“革新迷”。

王凤恩说：“我学技术不是为了挣钱吃饭，而是为制造出更多更好的变压器，发展中国的工业。”

为搞技术革新，他经常吃住在厂里，机台旁长年放着一床带拉锁的空心鸡毛褥子，累了在褥子上躺一会儿，困得不行了钻进去打个盹。他多年患风湿病，一直挺着，没好好到医院去看过。儿子出生了好几天，他才抽空回家去看上一眼。一次，为了解决一台机器的动力问题，他几天没回家，怎么也想不出个门道，脑子都木了。徒弟壮着胆子劝他回家歇歇，这已是第十几次了。他想想说：“回去换换脑子也好。”骑上自行车，一脚蹬下去，他脑子突然开了窍，立刻跳下车，摇起脚蹬子，只见车后轮转得飞快，“有了！”他马上卸下车链子跑回车间。刚走的师傅又回来了，徒弟不禁一愣。只见师傅在机器上安上牙轮，连上车链子，徒弟明白了：师傅把这个难题解决了。这天，王凤恩一路走着回了家，妻子问：“你的车子呢？”“拆了！”“没车来回上下班咋办？”“我今天走得比骑车都快。”

像这样解决技术革新问题，王凤恩不知有多少次。一次，他带着难题回家，见妻子正在熨衣服，就坐在一边瞅着。瞅来瞅去，突然起身抢过熨27斗往外就跑，妻子在后边怎么叫喊，他也不回头。来到厂里，他用熨斗在绝缘纸上一按一推，困扰工厂多年的绝缘纸起泡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60年代初，我国遇到暂时经济困难，劳动模范纷纷义务开展技术协作攻关活动。王凤恩出任辽宁省和沈阳市技协副主席，组织科技人员和能工巧匠，为沈阳机床三厂、高压开关厂、自行车厂、铸造厂、油毡纸厂等30多家企业和单位解决了72项技术难题。1962年，帮助沈阳市长途电信局解决了引进的联邦德国收发报机不能正常运转的技术难题；1970年，为辽阳参窝水库突击修建了每扇重达百吨的14扇闸门；1971年，为实现大连港装卸机械化建立了各类设备加工制造点；1973年，他配合华罗庚教授，在辽宁省各地推广应用优选法和统筹法，取得了3万多项成果。

王凤恩4次被评为辽宁省先进生产者，195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参加了全国“群英会”，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后被命名为全国工业战线“十面红旗”之一，还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4年，王凤恩离休了。他仍关心工厂，经常回厂看看，为工厂的发展出谋划策。他病重住院后，市领导来看望他，问他有什么困难，他回答没有困难，转过话头说：“沈阳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国有企业会搞好的。”临终前，女儿发现他眼里含着泪，连忙问他怎么了，他用只有家人才听得清的声音说：“我再也不能为厂里帮忙了！”说完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1999年2月12日，王凤恩在沈阳逝世，时年75岁。

他生前经常说：“咱们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再大的困难也能战胜！”

他奋斗了一生，奉献了一生，把全部精力、智慧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的风范永存！

“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王崇伦

1927年，王崇伦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一个贫苦工人家庭，14岁当学

徒。鞍山解放后，1949年3月入鞍钢机修厂，在工具车间当刨床工。195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了车间副主任。

1951年到1953年，王崇伦苦心钻研，先后改进了8种工具，使工效提高了5到10倍。他1953年创造的新型工具胎“万能工具胎”，不但提高工效6到10倍，还结束了刨床只能刨平面的历史，使刨床能够刨床圆、内径、齿轮，并提高了产品质量。他1953年1年就完成了4年1个月17天的工作量，在全国第一个完成五年计划，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60年代，王崇伦发起并组织了鞍钢技术协作活动。每到星期天，“刀具大王”、“焊接大王”、“革新迷”们便集中到王崇伦家，研究技术攻关问题。到1962年，技术协作活动积极分子已有5000多人。当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止向我国供应大型轧辊时，王崇伦与老英雄孟泰组织500多名技术协作积极分子，从炼铁、炼钢到铸造一条龙攻关，迅速攻克十几道难关，成功制造出大型轧辊，运往各地的轧钢厂。这成为中国冶金工业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文化大革命”中，王崇伦被“打倒”了。但他坚持生产，和许多技术协作活动积极分子一起完成了炼钢推渣机等十几项技术革新项目。

1977年，王崇伦担任当时我国最大最新的高炉鞍钢7号高炉改建工程总指挥。从土建到安装上百个项目、几千张图纸、几万吨材料、上万人的施工队伍，当年就竣工投产。7号高炉改建创下了中国高炉建设史上的高速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崇伦先后担任中共鞍山市委副书记、中共哈尔滨市委副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他是中共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四、五届代表。

艰苦奋斗的好工人——尉凤英

尉凤英，辽宁省抚顺市人，1933年出生，1953年进沈阳东北机器制造厂当工人，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她进厂后，每天早来晚走，努力工作，刻苦学技术，整天琢磨搞革新。在食堂吃饭时看见门弓子，受到启发，在师傅和技术人员帮助下，用门弓子把六角车床的手工搬柄改为半自动搬柄。看到炊事员用簸箕滚黄豆，建筑工人用筛子筛沙子，又受到启发，在师傅和技术人员帮助下，做成了“自动分料器”。这两项革新成功后，提高工效80%，提前118天完成了全年生产任务。这时候，她还是个学徒工。

1954年，厂里试制新产品，车间公布了300多个攻关课题。别的课题都被抢光了，只剩下滤油器。她不顾别人劝阻，把这个课题接了下来。她从来没见过滤油器，就虚心向师傅求教，拜能者为师，在技术人员帮助下画出草图，利用业余时间到废料堆里找零件，终于用改制的零件组装出一台滤油器，解决了车间最大的生产难题。

1955年，她把车床的手搬闸改为脚踩闸自动开车，提前两个月完成了全年生产任务，还使产品合格率由96.2%提高到99.6%。1956年，她把自己的工序和下道工序合并，再次提高了工效，还节省了设备和人力。

1958年，她在国外技术资料上看到多胎工具图，受到启发，在工长和技术人员帮助下，将车床的单刀改为四把刀，使日产量由800个提高到1万个。

从1953年到1959年，尉凤英实现技术革新107项，改革的多刃刀具提高工效14倍，改革的冲具提高工效100倍，用434天完成第一个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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