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舒立,吴敬琏等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2015：看清新常态试读：
序言|PREFACE
新常态 新一年过往的一年，是积极拓进和充满期待的一年，我们为改革和发展取得的成就而欣慰，也对若干领域和环节的改革进展不畅而担忧。2014年下半年以来，“新常态”成为财经领域的高频词，其内涵之一，就是改革深水区的“拉锯战”。在新的一年里，观察中国现实仍可聚焦于“新常态”，继续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两个决定的相关任务会成为最重要的看点，全面改革方案落地的步骤会加快，力度会加大，而道路仍将充满曲折。
2014年的中国经济，已经从改革进展中获得红利。中央政府力推简政放权、混合所有制、户籍等改革。金融领域的利率市场化等项改革快于市场预期。特别是工商登记便利化和营改增改革已初见成效，这是经济增长“减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的根本原因。不过，比起未来更为重大、更具突破性的改革，今年仍只是牛刀小试。经过一年多的准备酝酿，全面深化改革的需求更加迫切，条件也更加成熟。倘若新一年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在一些关键领域取得突破，将显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社会公平。
新常态是新改革的引领目标，也会为进一步改革提供良好的环境；而新改革是新常态的发动机和推进器，是达到新常态的唯一途径。2014年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做出了权威的界定，并强调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等新旧转换特征。不难看出，新常态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超越经济领域，当今中国的新常态特征还表现在：强烈的改革诉求和巨大的利益集团阻力并存；民间不可压抑的活力和顽固的桎梏并存；百姓公民意识的觉醒和现实的阻碍并存。在这一阶段，新旧因素交织缠绕，旧观念、旧体制如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欲除旧布新，平稳抵达理想彼岸，唯有全面深化改革。
我们不应忘记，改革蓝图是何等来之不易。中共十八大前后，多种思潮曾激烈碰撞交锋，而现有的顶层设计，正是可涵盖“社会最大公约数”的改革方案。在这个意义上，方案所定的目标、范围、深度乃是今后改革应坚持的底线，在土地、国有企业、司法等分歧较多的领域不容动摇，更不应后退。对改革蓝图最好的珍惜，便是义无反顾地将其变为现实。
目前，中国改革进入了顶层设计制定后的紧张施工期，是“攻坚期中的攻坚期”“深水区中的深水区”。在此阶段，改革方案落地，一方面有着迫切的现实需求，一方面难度却不断增大。“大有大的难处”。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社会利益格局空前复杂，形成改革共识不易，将改革决策付诸实施则更为不易。
为了让改革方案“穿透”旧体制、旧观念盘踞的堡垒，使改革取得突破，需要有清晰的战略。在这里，首先，应坚持问题导向、发展导向，围绕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进改革。实施顺序并非要机械遵循顶层设计，但是，相机抉择不能成为畏难避险的借口。其次，要坚持实践导向。制定改革方案，需在对现实情况有准确把握、清楚认识的基础之上，要摒弃那种高坐机关大院却轻率决定千千万万人命运的政策倾向。再次，还要坚持效果导向。改革的目标要让公众知晓，改革的举措要让公众评判，改革的成果要让公众享有。如此，改革方可言落地。
对改革策略的把握，也要适时做出调整。过往30多年，“试点先行、全面推广”“摸着石头过河”曾是中国的宝贵经验。如今，这样的策略仍然有意义，但也要警惕“试而不推”“摸而不过”，更多增加对改革问责的制度性安排，注重改革举措的标志性、关联性作用。决策层提出改革立法先行，无疑有助于促进顶层设计和底层的实践和经验的结合。改革落地，还须抓住关键“节点”。比如，上海自贸区因立意高远、涉及面广而备受关注，及时将其经验扩大到天津和深圳等地，当有助于提升中国对外开放水平。
2014年“反腐风暴”持续推进，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人的落马，表明了决策层切除腐败毒瘤的决心。但高层腐败分子曝光，也使现存体制的痼疾更加凸显，铲除腐败土壤的需求更为迫切。2015年的改革必然伴随着反腐的深化，这势必要求执政党切实推进法治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从制度上堵塞腐败的源头。反腐为改革清路，而反腐成果也需改革来巩固，这正是新常态的题中应有之义。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酝酿之年。未来六年的征程必然艰辛而壮美，2015年由此显得格外关键。对2015年的改革攻坚，我们满怀期待。第一篇经济新常态旧模式难以为继，新常态下要记住这几点
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旧常态已经不能维持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谓旧常态，就是用高投资支撑高速度。这种旧常态，中国已经维持了30多年。显然，这种旧常态已经不能维持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增长从2010年的第三季度就开始逐步下行，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2009年的强刺激以后，中国的GDP曾经维持过三个季度以上的增长，然后就进入了下行的通道。在2010年的第三季度，降到了10％以下，到今年的第三季度，降到了7.3％，其间虽然有好几次宏观经济的刺激动作，但对于支持GDP的回升来说，效果越来越不明显。
从今年（2014年）第二季度开始，又开始了一轮新的刺激动作，但第二季度的GDP增长率仅提高了0.1个百分点，接着又下来了。10月又开始了一轮投资上的扩张，但这次收效更微。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GDP增长的速度下降了，是许多客观因素决定的，而且这些因素都不是短期的因素，所以旧常态已经不能维持，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逐步下行的通道。什么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高速增长逐渐下行到中速增长？我想我已经多次说过，我们现在通常运用的一种分析理论框架就是“三驾马车”，用它来预测中国的中长期增长，从方法论上来说，我们就错了。
讨论中长期增长的趋势没有太大的争议，但应该用经济学上所谓的“生态函数”来讨论，也就是说，支持经济增长的这些因素的变化，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总量以及增长的趋势。哪些因素呢？不外乎劳动力、资本、效率等，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过去很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一个因素是新增劳动力。我们知道，中国有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支撑了过去这30年的高速增长，新增的劳动力、新生的劳动力，还有农村转移到工商业的劳动力都很强劲。
第二个因素是投资，投资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三个因素是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或者效率的提高支撑了经济的增长。
但是，从21世纪以来，这些基本因素发生了许多变化，使得它们不再能支持很高的增长速度。
具体来说，首先是新增劳动力。早在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就提出刘易斯拐点出现了，人口红利逐步缩减，以致消失。
其次是投资。其实，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中国一直是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学家做了很多分析，单纯地依靠投资，增长是不能持续的。最初做出分析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分析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投资率不断提高的增长方式，认为这必然引起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首要的问题就是产能增加，而消费率下降使得最终需求不足，这就造成了所谓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本上是沿着这条路走。长期靠投资来拉动增长，使得中国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了严重问题。所以，继续靠大量投资来拉动增长，不但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造成很严重的宏观经济隐患，出现系统性的风险。
再次是生产率。比起改革开放以前，改革开放以后的生产率有很大的提高，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大量的农村资源、劳动力和土地转入城市。
第二个原因是开放。开放以前，中国的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开放以后，中国可以通过引进外国设备、技术，很快地提高技术水平，所以效率提高很快。
这个原因到21世纪初发生了变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和发达国家接近了。除了一些很尖端的技术之外，一般的生产技术应该说和发达国家没有太大的差别。因此，中国需要创新—哪怕是引进外国技术，经过消化以后的再创新—来引领生产技术，这样才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然而，在原有的体制下，用创新来引领生产技术是有很大困难的。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潜在生产力的研究都表明，从21世纪初开始，生产率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就逐步减少了。
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的力道都已经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问题出现了：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开始衰退，如果找不到新的动力，就可能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
所以，中国面临着很严峻的任务—找到新的增长动力，说得简单一点，这个动力就是技术创新和效率的提高。如果缺乏新的增长动力，中国经济的增速继续下降将是不可避免的。要用平常心对待GDP的减速
既然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的轨道转入中速增长的轨道是由各种客观因素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我们只能用平常心来对待。所谓用平常心来对待，就是不能急于用强刺激的老办法去拉动增长。
2009年以来的经历已经告诉我们，用这样的办法去拉动经济增长，时效是越来越短的。经济学中所说的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所以这样的办法是不会有太大效果的，不仅没有多大的好处，反而有很大的坏处。因为用强刺激的办法，大量地注入货币，大量地进行投资，而投资回报却很差，宏观经济的状况就越来越脆弱。
不管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负债率，还是企业的负债率，都增长得非常快，已经达到了警戒线或者超出了警戒线。如果频繁地采取刺激的办法，就会使得中国资产负债表的状况越来越恶化，资产负债表状况的恶化隐含着系统性风险。
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国家的整个经济就会出现剧烈波动。东亚一些国家曾经也有过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比如日本，当初爆发了系统性危机，不但丧失了原来的动力、动态的优势，还导致了国民经济的长期低迷。
我认为中国不应该采取强刺激的办法去拉动经济增长，不要急于用大量刺激的办法把增长率提升到7.5％以上、8％以上、10％以上。用平常心对待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趋势，不等于无所作为
如果我们不能在GDP总量减速的情况下改善增长的质量，不能提高增长中效率的贡献，过去被高速的数量扩张所掩盖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就会爆发出来，造成很多问题。
增长的速度降低了，增长的质量又不好，经济效益就会打一个大的折扣。如果在减速的同时能够提高增长的质量，在保持中速增长的情况下，人民就能得到更多实际的好处。
过去经济增长的质量差，虽然数量能弥补一部分不足，但实际上它带来的实惠是不多的，因为增长靠的是大量投资的注入，由于增长质量差，新增产值中有很大一部分要重新投入，否则增长的数量就不能弥补未来增长所需要的投资。
如果在减速的情况下能够提高增长的质量，也就是提高增长中效率的贡献，那么，虽然数量低了，但人民和整个经济得到的实际好处要比原来多。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效率的提高，所以，有3％、4％、5％的增长率，情况就很好了。中国也应该争取达到这样一种结果。中国现在应该关注的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数量，而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就要全面推进改革
从党和政府的文件来看，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提出了国务院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这是在1981年。这十大方针围绕着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提高效率。虽然这十大方针在执行后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所以成效并不是太明显。
到了1995年，制订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国家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方针，叫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虽然这个说法在十六大中做了一点文字上的改变，变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我认为它的基本内容是没有变的，就是要从依靠投资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
虽然这个方针在“九五”“十一五”“十二五”计划中都提出了，但应该说，在“十五”“十一五”这两个五年计划中取得的成绩并不是那么显著，因此在“十二五”中再次提出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出在经济发展方式或者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的转变。其实，“九五”计划的时候提得很明确，叫作“两个根本转变”：一个根本转变是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另一个根本转变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而且第二个根本转变是第一个根本转变的基础。
但是，在“十五”“十一五”期间，改革的推进有一些迟缓，使得这十年中经济增长方式或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显得有些疲软，因此，到“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党中央提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
到了“十二五”期间，党中央再次强调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跟全面深化改革相配合的。十八大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这就为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一个体制上的基础。十八大前后，一些改革的推进虽然是小试牛刀，但已经可以看出成效了。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情况，有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减速很着急，因为按照过去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一减速就可能要出大事，但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
虽然经济增长在减速，但中国的就业状况、经济效率的状况、经济结构的状况还在改善，而且改善的情况比“十一五”“十二五”的时候要好得多。
最明显的就是就业，经济增长在一步一步地下台阶，但就业的情况越来越好。就去年来说，我们预期的新就业人数是900万，实际就业人数是1310万，完成了预期目标的145％。今年，这个预期目标提到1000万人，10月份就完成了。因此，经济减速并没有导致失业增加、就业困难和社会不安。
另外，结构的变化。党中央在“十一五”的时候决定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主线，怎么转变呢？核心是提高效率，通过哪些途径提高效率？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是发展服务业，这是“十一五”一个很重要的口号。“十一五”这五年中，政府虽然反复号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没有很大的改变。到了“十二五”的时候，第一年还没有什么改变，第二年就出现了改变。
前年，中国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首次和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齐平。过去一直是第二产业—制造业一马当先，去年的情况有所改变，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第二产业，而且第三产业首次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今年，这个趋势还在继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十一五”的时候，国家反复强调要改善结构，要发展第三产业，但没有做到，为什么现在这两年能做到呢？无非是因为一些改革，其中一项改革是营改增，即营业税改增值税。
对于营改增，人们关注的是其减轻税务负担的作用。其实，营改增受到经济学界和产业界的普遍欢迎的原因在于：营业税是全额征税的，它是妨碍分工深化的；而增值税是就价值增值征税的，它是有利于分工深化的。
这个改革在全国推行以后，大大促进了分工深化，催生了很多新的行业。拿电子商务来说，就分化出不少行业，从快递到结算，到售后服务，种种行业都出现了。
另一项改革是工商登记的便利化，工商登记便利化以后，工商户的数量大大增加，去年新增工商户40％。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今年前三个季度登记的工商户数量增加了60％。当然，这只是中国拉开全面深化改革序幕的一些改革，我把它们叫作小试牛刀。
小试牛刀证明改革能够改善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能够提高经济的效率，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在经济减速，进入中速增长的情况下，增加经济增长中效率的贡献，从而建立一个符合预期的新常态。
这个符合预期的新常态就是虽然增长速度是中速的，但效率是比过去高的，也就是从粗放的增长转向了集约的增长，这是中国的整个经济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给我们描画了一个很有理由乐观的前景，但全面深化改革会碰到意识形态的障碍、既得利益的障碍、操作上的复杂困难的障碍，还有过去旧体制、旧的增长方式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经济问题的困难，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经济形势的六大前沿问题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第一个问题：怎么理解“新常态”
最近，在中国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就是“新常态”。怎么理解“新常态”呢？这是相对于我国前一段时期超常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言的，意指经济应逐步转入常态。
要知道，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的，它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是不能持久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经济要进入“新常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盲目追求超高速增长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其次，过高的增长率带来哪些不利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资源消耗过快；第二，环境受到影响，生态恶化；第三，带来低效率；第四，出现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第五，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下面展开谈一下。
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会留下很多后遗症。现在我们不得不把调整经济结构放到重要的位置上。结构调整很重要，比单纯追求经济总量更重要。
举个例子。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的GDP是世界第一，要比英国高很多，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不行。具体来说，英国大约在1770年左右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到鸦片战争时已进行了大约70年。经过这70年的发展，此时英国的GDP构成中，主要为蒸汽机、机器设备以及铁轨、铁路机车、车厢等工业品，纺织业中使用的也是机器。而当时中国的GDP完全是由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构成的。同时，英国的交通工具已经是轮船和火车了，而中国当时仍然是帆船和马车。从出口来看，中国主要是茶叶、瓷器、丝绸等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而英国则是蒸汽机和机器设备。所以，英国在经济结构方面远远优于中国。
此外，在人力资源结构方面，英国也优于中国。当时英国有一千多万人，而中国据说有四亿人。但是，英国已经进行工业革命70年了，小学已经普及，并开办了大量中学，还兴建了很多大学，每年培养出大量科学家、技术人员，还有经济管理人员、金融专家等人才。而此时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是文盲，妇女也多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而且是为了考科举。所以，中国的人力资源结构也不如英国。
虽然现在中国的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结构上来说，中国还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因为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还比较低，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同时，虽然中国人力资源结构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但是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比较低，中国的熟练技工队伍正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时机就是最大的损失。所以，现在提出“新常态”，就有避免超高速增长，尽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的意图。
目前“十二五”时期即将结束，马上要开展“十三五”规划。对于“十三五”规划，很多专家（包括我在内）都提出，要保持适度增速，不能再追求超高速增长了。如果中国GDP每年能够保持增长7％就不错了，即使能保持在6.5％～7％也属正常，要注重经济质量提升和结构的完善，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速。第二个问题：硬性的增长指标与弹性的预测值哪个更好
这个问题我以前曾谈过。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靠下死命令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全国各地拼命干，力求最终达到目标。这样下去，就会产生问题：这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对中央政府，都同样形成压力，因为地方的发展规划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全国的发展规划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一旦以这些硬性指标作为目标，就意味着要严格执行。于是，各地政府为了完成任务或者赶超别人，有时就不顾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调整，政府就会很容易陷入被动。
为什么会很被动呢？主要原因在于：硬指标意味着一定要完成，为了完成指标，就会只顾增长，从而把产能过剩、高成本、低效率等都放在次要地位了。过去我们总干这种傻事，政府今后力争改变这种状况。可喜的是，关于把增长率从硬指标改为有弹性的预测值的做法，现在已经在一些地方开展试点，先试验一段时间，如果试行成功，再进行推广，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调整结构是非常有好处的。第三个问题：怎么看待当前经济增速的下降
经济增速下降有许多原因。比如，出口下降、过剩的产品销不出去等。但同时，应该看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国实际的GDP要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高，而且年年如此。举几个例子：
第一，农民盖房子在西方发达国家是计入GDP的，而中国农民盖房子，包括自己盖房子、邻居亲戚互助盖房子等，统统不计入GDP。这个量是很大的，而且随着现在建设新农村和推行城镇化，这个数据会越来越大。
第二，中国的家庭保姆有几千万人，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人的收入是计入GDP的，由于中国GDP计算中没有家庭保姆工资这一档，因此，几千万家庭保姆的收入就没有计到GDP里去。加之，近年来，当保姆的人数逐年增加，她们的工资逐年在涨。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经济学界的注意。
第三，中国个体户的实际营业额有多少？在中国，个体工商户一年的营业额是通过包税制倒推出来的，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会高于包税制下推算出来的营业额。也就是说，大量个体工商户少报了营业额，中国的GDP统计也就少算了。最近还规定，月营业额不足三万元的小微企业免税。免税之后，就更不好统计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了。
第四，据前几年数据统计，在中国GDP的构成中，国有企业不到35％，外资企业大约在10％或略多一些，而民营企业则超过55％。近年来，有外国专家认为中国的GDP掺水了，存在虚报的可能。实际上，这恰恰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因为民营经济通常选择能少报营业额就少上报，上面不查就不报，因为报多了就要多缴税就吃亏了。同时，有些国有企业为了表现业绩或领导者为了获得提拔，可能虚报营业额，但是他们的虚报是有限的。因为一审计就审计出来了，多报就露馅儿了。总体上看，由于民营企业占了55％，他们少报的比国企虚报的要多，两者抵消后统计出来的GDP就比实际上少了。
以上四点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单纯从GDP的变动看不出大的变化，而实际上，GDP的总量却在逐年增加，我们要承认中国实际的GDP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要多。所以，不要怕GDP减速了，下降0.2或0.1个百分点没什么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要有信心。第四个问题：如何看待投资与就业的关系
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老问题，却也是当前要着重研究的问题。因为经济学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为投资的结果而显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你要增加就业，就必须大量投资。但目前中国的情况变了。中国正在朝完善的市场经济方向走，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或不断更换成套设备的时候，在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就业人数往往反而减少了，因为机器人、自动化使得人力减少，在新技术下不需要那么多人就业。这成为高新技术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然出现、必须面对的问题。
另外，还应该看到，中国正在加强环保建设，推动低碳化。低碳化必然要求关、停一些企业，在环保治理的同时就会有一部分人失去工作岗位。那么，中国增加就业靠什么呢？如何保持就业的可持续性？当前政策的第一个办法是，要靠发展民营企业，发展小微企业，鼓励创业。现在创办小微企业，可以先营业后办证，可以省掉很多手续。同时，对小微企业，还有贷款的支持。
第二个办法：搞农业。中央文件中已正式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这是个新提法。过去家庭农场主要出现在美国、加拿大、西欧等地，现在中国正在进行土地确权，也相应地提了出这个概念。确权是什么意思？过去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但是没有确权，农民事实上是被架空的所有制承担者，现在不同了。2012年，全国政协经济组在浙江的嘉兴考察。我们进了一个村子，农民放鞭炮庆祝确权。确权主要是指“三权三证”：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证，宅基地的使用权发证，农民在宅基地盖房子的房产权发证。嘉兴市在土地确权之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比是3.1∶1，确权以后变为1.9∶1，收入差距大大缩小了。我们问农民，收入怎么一下子多出那么多呢？这都是土地确权的好处。过去农民权利得不到保护，因为是集体所有制，要圈地就圈地，要拆房子就拆房子。确权以后农民能够依法依证保护自己的权利了，积极性提高了，养殖业和种植业也就发展了。同时，农民想外出打工就可以去打工了，土地转包给别人，收地租，因为确权了，就不担心回来后人家不认账了。
这就是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中国的现代农业正在兴起。这就为就业开辟了新的道路。第五个问题：如何看待“钱荒”
很多人对中国现在发生的“钱荒”感到很奇怪。因为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并不少，按照M1、M2来看，流通的货币量都是很大的，但老百姓特别是民营企业却到处借不到钱，闹“钱荒”。为什么会发生“钱荒”？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中国正处在双重转型阶段：第一个转型是发展转型，从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第二个转型是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在这两个转型过程中，农村对货币需求量大增。现在农民自己经营土地甚至开办小工厂，都需要大量资金。同时，中国的货币需求量是很大的，不是光靠经济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就能够计算出合理的货币需求量的。通常，实际货币需求量比计算出来的货币需求量要大一些。
另一方面，“钱荒”的根源是由大量的国家投资以及贷款不配套造成的。银行将大部分贷款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很少能够获得贷款。贷不来款，民营企业就慌了，因为手上没有资金，万一有好的投资机会就丢失了；另外，如果资金链断了，到哪里借钱呢？连企业的日常运行都会感到困难。我们在广东调查发现，很多企业都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用当地企业家的话说叫“现金为王”。几乎家家都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自然货币流通量就不足了。第六个问题：当前金融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主要有三个目标：一是宏观目标，二是微观目标，三是结构性目标。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金融业、银行业应该走向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利率市场化不等于对利率的自由放任，因为自由放任对经济是有害的。所以，从宏观上来讲，利率的市场化，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微观来看，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和微观单位，应该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两个效益并重，这是微观目标。从结构性来看，金融改革应该把重点从虚拟经济转到实体经济中来，因为实体经济是最重要的。中国的产品要打入世界，必须有一个自主创新的过程，要帮助实体经济实现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同时，在结构方面，大中小银行分别以大中小企业作为服务对象，就是大银行对大企业，中等银行对中等企业，小银行对小企业，在此基础上，所有的大中银行都应该为最底层的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这是支持“草根金融”。
此外，还应该大力发展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目前还比较弱小。比如支持教育发展，可以成立教育银行，使政策性银行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又如，开发西部地区，有许多工作可由政策性银行做，所以，政策性银行应该进一步扩大。新常态 大逻辑
杨伟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我用“新常态 大逻辑”这个题目来展开话题，因为我觉得“新常态 大逻辑”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个基本精神，或者叫作主题。它不仅对于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发展改革稳定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对未来有意义，因为明年（2015年）我们就要进入“十三五”时期—“十三五”时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一时期要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也就是第一个一百年的“中国梦”。有了新常态这样一个基本的纲领性思想，对做好“十三五”规划和推进“十三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分两个方面来讲，先讲新常态的内涵和特征，再讲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关于新常态的内涵和特征
关于新常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三句话：认识新常态，顺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我就围绕这三个层面来讲新常态的含义。
第一个逻辑，认识新常态。
认识新常态，首先要认识形成新常态的九个趋势性变化。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闻稿篇幅比较长，比往年都长，其中一部分就对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进行了系统阐述，并用对比的方法，从过去、现在、未来的政策取向来看待新常态。
第一，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消费匮乏，特别是收入水平比较低而且平均，所以消费是“你有我有大家都要有”，具有比较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20世纪80年代流行“四大件”，新世纪以后，由于住和行成为主要的消费热点，所以买房、买车形成新的热潮。而现在这些消费都趋于缓慢增长。现在虽然不排除个别的消费会形成排浪式的特征，但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已渐成主流。这种变化，必然带来增长速度和结构的调整，要求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的思路都要与时俱进，而不是再像过去那样找一两个在这个时期全国人民都会买、都会消费的产品，政府通过减税、补贴等措施大力扶持，从而形成消费热点并带动增长，这种模式恐怕今后很难再走得通了，因为基本的消费趋势变了。今后，要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努力释放消费需求，使消费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第二，从投资需求看，过去投资一直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现在经过35年高强度、大规模的建设以后，三大投资领域全面减速：在制造业中，越来越多的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投资相对饱和；住房需求排浪式的消费告一段落，甚至出现了区域性、结构性的过剩；基础设施投资是最有潜力的，但是按照原来的规划，全国性的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在“十二五”期间已经基本形成，城市基础设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动力减弱，必然会带来增长的减速。同时，我们还有很多投资的新空间，比如说在基础设施方面，农村的公共设施以及城市地下设施包括地铁等，都有很大的空间，还有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等。但是，这些领域的投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公共性更强，投资回报率更低。新的投资机会要求必须创新投融资方式。如制造业要创新发展，对新技术、新产品等需要投资，但我国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等只能适应传统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不适应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投资活动，因为创新活动往往没有抵押物就得不到贷款，创新企业没有三年盈利就不允许到资本市场融资。所以，我们有新的投资机会，但是现在投融资的方式和体制还不相适应。今后，要努力消除投资的障碍，创新投融资的方式，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第三，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在金融危机前，靠负债支撑的全球需求增长比较旺盛，国际市场空间扩展较快。另外，我们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再加上加入WTO的红利，所以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但现在全球总需求增长放缓，特别是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已经再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使出口对增长的拉动力也减弱了。过去我们对外开放的目的主要是两个：一是要市场，二是要资金。现在单纯地要国外市场，但如果和国内市场开放不同步、不协同的话，会使国际收支失衡，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同时，国内的储蓄率很高，产能和资金都要走出去，也就是说我们到了需要更大程度走出去的阶段，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今后，要培育新的比较优势，通过促进三大平衡，即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资金和对外投资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
第四，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来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问题，所以社会的主要矛盾被概括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个时候扩大投资、扩大产能就能够形成有效的增长，但是现在传统产业的供给能力大大超出了需求，有的产业已经达到或者接近物理峰值，有的产业达到了资源承载能力峰值，房地产的库存压力也很大，这种产能过剩必然带来增长减速和结构调整的同步发生，并且形成负向的循环，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过去的结构调整多是扩张性的，是向长板靠齐，并根据最长的板补齐的方式。现在必须根据最终需求进行压缩性的“截长板”式调整了，也就是说现在的结构调整主要不是增量调整。今后，既要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同时也要根据技术发展促进新兴产业、服务业发展，支持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产业组织和模式创新，而不再仅仅是“上大压小”。
第五，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技术和管理与国外的差距也比较大，只要是引进了技术和管理，就能够迅速形成生产力，带动经济增长。现在，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使劳动力总量减少了。技术的差距也大大缩小了，因为能引进的技术差不多都引进了，有些技术人家也不给。在这种要素规模驱动发展力减弱的情况下，今后，要更多地靠要素的质量，靠人力资本的质量，靠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来驱动发展。
第六，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在商品短缺和排浪式消费下，市场竞争主要靠规模和价格。当时大家都追求规模上的大，大就是好，大就是优势，低价就能赚钱。现在，市场竞争正在转向质量性、差异化为主的竞争。对政府而言，过去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主要是比政策、比优惠，甚至比“帽子”，就是要求国家今天给一个“帽子”，明天给一个“帽子”，各个部门也产生了简单化的倾向，愿意给地方戴“帽子”，导致各类区域规划、试点区、实验区、先行区等泛滥，带来了政策碎片化，市场隔断化，最终导致全社会成本高企。今后，政策取向是统一全国市场，全面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第七，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水土资源、能源矿产资源的空间和生态环境的空间相对还比较大，可以放开手脚不受约束地大开发、快发展。但现在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者将近上限，一些地区污染严重，雾霾频频光临。人民群众对于改善生态环境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了。我们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现在人民群众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像有些地方最需要的是“APEC蓝”，而不是GDP。今后，要顺应人民群众对于优质生态产品的期待，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方式。
第八，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过去高速增长、做大产业，再加上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不当干预，使一些风险被掩盖了。现在各类隐性的风险正在逐步显性化，如产能过剩，过去被高增长特别是房地产的繁荣掩盖了，但是增长减速以后，一些扩大产能项目的投资回报可能就会成为问题，银行贷款可能就会成为不良贷款。再比如，所有地区都赞同化解过剩产能，但都希望化解别的地区的过剩产能，不要化解本地区的过剩产能，所以明里暗里给了很多支持，有的是财政支持，补贴亏损，有的协调银行，让银行贷款输血，有的直接出资助力企业，结果“培育”了许多应该死却死不了的“僵尸企业”。但随着经济减速，地方政府的支持能力的削弱，一旦停止输血，这些“僵尸企业”的债务将会浮出水面。中央对于风险的总体判断是，风险总体可控，但要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会需要一段时间，这些问题不会是短期之内就能够解决的。所以，今后的政策要对症下药，防止出现区域性、系统性的风险。
第九，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在需求管理方面，过去出现增长减速的时候，由于潜在的增长率比较高，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空间还比较大，加上产能过剩并不十分明显，当时采取扩大投资等刺激的办法，很快就能收到稳增长的成效。在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采用这样的一些措施，都收到了明显的稳增长的实效。现在，尽管增长也在减速，但上述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降。在供给管理方面，过去很容易看清某些产业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按照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采取对特定产业扶持的差别化产业政策，可以起到支持一些产业尽快成长的作用。但现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了，要在产业链的分工中占领高端，依靠差别化的产业政策不再灵验。所以，今后要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的新变化，科学地进行宏观调控，同时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探索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
以上九个趋势性的变化，既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直观表现，也是新常态形成的内在动因。正是这些趋势性的变化，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们需要看到，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结果，是35年来经济不断成长，发展到今天量变形成质变的结果。新常态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这就是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第二个逻辑，适应新常态。
适应新常态，就是要适应新常态的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增长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二是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三是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四是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面对这种新常态，观念上必须要适应，做法上也必须要适应，要顺应大势，顺应规律来做工作。产业的发展、区域的协调、城镇化的推进、生态文明的建设等各方面，都要适应增长减速、增长动力转化这样的变化趋势，这就是适应新常态的一个大逻辑。
第三个逻辑，引领新常态。
面对新常态，经济工作的思路和重点，必须要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具体而言，经济工作会提出“一个中心、八个更加注重”的基本思路。“一个中心”，就是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八个更加注重”，就是在今后的经济工作中，要更加注重八个方面：一是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而不要为了速度推动发展，人民需要什么就应该发展什么，比如说我前面讲的生态产品；二是更加注重市场和需求心理分析；三是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市场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不能够逆市场和社会的预期而动，要顺应市场心态来进行调控，市场心态也是这次经济工作会上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四是要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必须要给创新者、创业者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是最大的激励；五是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六是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七是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八是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关于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第一，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较大，对于速度换挡我们要保持平常心，同时也要防止增长失速。在稳增长方面，要注意把握几个政策要点。一是要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平衡，这是保持明年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关键。社会上有些观点，把稳增长和调结构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调结构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化解过剩产能，另一方面要支持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一些新产业的发展，这种结构调整本身就会达到稳增长的效果，所以稳增长和调结构并不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二是运用好两大宏观政策工具。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更好地发挥对稳增长和调结构的积极作用；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在实施过程中要根据形势变化把握好松和紧之间的平衡。三是要促进“三驾马车”均衡拉动增长。过去有的时候更多的是靠出口和投资，今后的方向是“三驾马车”更加均衡。四是要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在转方式、调结构上。五是要有序化解各类风险。
第二，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这也是今年经济工作会议和过去不一样的地方，前几年讲结构调整时对化解过剩产能讲得比较多，这次强调要做优增量，但表述上不一样。过去培育新增长点更多强调的是政府怎么去发现、怎么去做，如大力发展几大产业，加大支持力度等，这次不是说一定要支持哪些产业，而是讲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发现和培育新增长点。主要讲了三个政策方向：一是市场要活，要靠市场去发现和形成新增长点；二是创新要实，创新不是发表论文就大功告成了，而是要把创新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而且是全面创新；三是政策要宽，要营造有利于市场主体创新的环境，包括商业、制度、政策的环境。
第三，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明确农业发展方式要尽快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技术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上来，并强调要深化农村各项改革，完善农村各项政策，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和加强职业培训等。
第四，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要继续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同时强调各地区要找准主体功能区定位和自身优势，确定工作着力点。中央还明确，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今后我国区域发展的空间布局，将由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以及这三大新战略共同构成。关于城镇化，强调对城镇化的发展要有历史耐心，不要急于求成；还强调要加快规划体制的改革，推进“多规合一”，这是实现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
第五，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这次会议主要是讲了就业和扶贫问题，这里我不展开说了。
第六，加快推进改革开放。主要讲了三个方面，一是要围绕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进改革；二是要提高改革方案的制定质量，加强调查研究，不要坐在屋子里编改革方案，要了解实际问题所在，要到基层和企业找，找准问题才能够提高改革方案的质量；三是要抓好改革措施的落地，方案出来了并不等于改革完成了，最后要落地，产生实实在在发展的效果，让老百姓切身感受到，改革这才算真正完成。同时，在新常态下对外开放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要完善进出口政策，巩固出口的市场份额，稳定外商投资规模，提高对外投资的效率和质量。持续性衰退刚开始
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中国经济是一种结构性失衡带来的持续性衰退
从最近几个月的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确实是很不乐观的。
我一直在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目前经济数据的走弱、增长速度的下行，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现象，我认为这是一种结构性的衰退，跟大多数经济学家理解的周期性衰退不一样。
周期性衰退，像在冬天得了感冒一样，过段时间就好了。但是结构性衰退，就像是内部有了炎症，如果不动手术，光吃药是好不了的。
结构性失衡为何会带来持续性的经济衰退？要弄懂这个问题，首先要解释为何中国的经济衰退是经济结构性失衡引起的衰退，以及在哪些方面失了衡？
1．需求方投资需求和消费的失衡。
消费不足，首先我不认为是需求疲软造成的。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就像很多发烧一样，发烧只是表面现象，内部有炎症才是实质。
目前政府和企业都热衷于投资，投资拉动经济占到了50％，而消费拉动只是占到35％。至于为何会需求不足，我认为核心原因在于目前“国民收入分配有利于政府和企业，居民收入比重下降”。
2．投资导致产能增长超过国内购买力的增长。
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大多产能都达到了世界第一，但产品该卖给谁？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大量过剩产能，企业自然就会投资需求不足。企业不敢投资，表现为生产产能指数连续十几个月下降，包括钢铁、煤炭、水泥等方面，这时谁敢投资？
回想2009年，也是如此。当时政府感觉到企业的投资需求不足，就由政府来投资，当时是大量投基础性行业。但是现在更糟，连基础性投资都面临过剩，所以连政府都不知道去哪里投资。
目前，中国的投资/GDP比例已经达到世界第一，那么未来该怎么办？
在当前投资过剩的情况下，只有在充分吸收过去的过剩产能后，国家经济才能轻装上阵。
我在这里说的产能过剩、投资需求不足，是相对国内有限的购买力而言的。那么，为何国内需求跟不上产能的增长？这是由收入分配的失衡导致的。
在过去十几年，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是有利于居民，而是有利于政府的。政府和企业手上有了钱，这并不真是有利于消费的，而是有利于投资的。
政府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1996年的12％上升到了2011年的32％，还没有包括其他的预算外收入，如果包括，则还要高。
过去十几年间，我们国家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国进民退！这个趋势是客观存在的。
政府官员总是否认出现了国进民退，但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已经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代了！
这些问题，不是宏观政策能够解决的。当一个人有肿瘤时，补充营养是不行的，必须先做手术。我认为宏观政策不是营养液，而是鸦片烟，是没有用的。四万亿1.0、四万亿2.0、四万亿3.0
在微观指数上，生产价格指数不断下降，很多行业出现了亏损，一些企业开始裁员，就业形式越来越难，今年（2014年）据说是大学生就业最困难的一年！企业不愿意扩大规模，不愿意投资，就不会愿意招人。
这个指数的不断走低，已经持续了十几个月。这个生产价格指数的下降，仅仅在去年下半年得到了缓解，向上走了一个小山坡，因为去年下半年执行了四万亿2.0，这同2009年执行的4万亿1.0不同。当时政府大张旗鼓地宣传，让人民相信政府这个手可以支撑住经济；但2.0是低调，这次是以资本市场为主力，现在社会融资总量一半来自银行，一半来自债市。
我知道这个方法托不住，但是短期的烧钱会有一定的作用，所以我当时以为这会支持一段时间，经济形势下滑会出现在下半年，结果在今年第一季度末就出现了持续地下滑。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经济的边际效用递减。
想想2009年，当时的说法是政府的无形之手拯救了中国经济，拯救了世界经济！但是去年的四万亿2.0扔进去，好像水花都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因为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就像只给病人吃止疼片，止痛的效果是递减的。
有一个很好的指数，叫作克强指数，主要是参考发电量、铁路货运量来看经济状况。现在看来，克强指数远比GDP靠谱。
这样大家就知道了，迷信政府力量是没有用的。再强大的政府也托不住经济，再强大的政府也托不住市场，只会打乱市场、扰乱经济！
我之前认为，二次探底是一定会出现的，果然就在去年上半年，克强指数跌到谷底，然后在下半年开始向上，但谁也没想到，经济居然又掉头向下。
国内的二度宽松，再次忽视了结构性问题，辅之以短期需求拉升，那么就一定会有三次探底。这个三次探底就在今年下半年，今年的下半年会比去年的上半年更差！
现在经济下行的趋势非常明显，市场上又开始憧憬，憧憬四万亿3.0。但看看1.0的作用，2.0的作用，那么3.0又有什么作用？而且中央政府已经表态，不会出台新的拉动内需的政策。
因为刺激性政策会带来很多不良后果，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间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尽管它的学习速度很慢，也看到了1.0带来的危害，看到了2.0仅仅维持了1～2个季度，所以非常慎重。
我认为政府不会推出3.0，当然我没有办法为政府做决策。即使3.0出台了又如何呢？小小反弹一下，再次掉头向下！
所以，不要将注意力放在3.0何时出台，而是要聚焦在自己的领域，聚焦在自己的投资上。因为这些政策都不可能扭转中国经济的下行。经济扭转衰退的办法就是结构性改革
既然你的病是结构性带来的，那就只有进行结构性调整，才能把这些结构性失衡纠正过来。
什么叫作结构性调整，能达到什么效果？我们看看美国和欧洲的例子。
金融危机的根本性原因是过度借债，资本负债比失衡。西方国家经济严重的结构性问题都是过度借债。
1．美国的债务集中在家庭部门，借钱太多，收入偿还不了借钱。月供支付不了，家庭就会破产，银行就会拿走房子拍卖，当很多拍卖出现，房地产价格暴跌，银行资产价格下降，就会倒闭。但我本人对美国经济是看好的，很多人问我投资什么？我说，买美国股票，买美国资产。
2．欧洲的处理方法。欧洲在2009年贷款余额/GDP达到最高，但是金融危机后，现在欧洲的负债率还没有下来，这是为什么？
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欧洲是“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是以资为本，资金的所有者就是老大。借钱就要支付利息，不然就拍卖，迫使你还钱。只有这样，市场机制才能发挥作用。这个过程是冷冰冰的，但是不这样做，就会拖垮银行。实际上，美国已经有了几十家银行倒闭，几十万个家庭破产，失去了自己的房子。
我去年去美国，想买房子抄个底，找了个中介看二手房。进去一看，房子没有上锁，厨房没有吊灯，洗手间里连马桶都没有了。为什么马桶没有了，因为原来主人走的时候把马桶搬走了，那可是50多美元一个的。
为什么会这样，房东心里有气。按揭支付不了，银行收他的房子，不交房子警察就会上门。
欧洲是“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比如在欧洲租赁一个房子，如果那个人支付不了，会被给予几个月的宽限期。借款违约，不能立即收他的房子，必须先给他找到一个住处，否则不行。银行如果不能拿到房子拍卖，结果就会坏账上升，银行如果倒闭，储蓄客户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失。
迅速地处理坏账，才能拯救银行，才能拯救储蓄客户，才是以人为本。
欧洲拒绝承担坏账的后果，就是只能政府出钱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维持银行的正常运转。政府的钱从哪里来的？收税来的。这只不过是将银行的坏账转移到政府那里，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坏账问题。所以政府出现了债务问题，要破产了。
希腊政府、塞浦路斯政府都破产了。现在西班牙、法国都在风雨中飘摇。没有办法，通过透支得来的繁荣是不会长久的。
今天的衰退，都是在为过去的繁荣买单。靠央行发钞票来维持经济的繁荣，这连中国梦都算不上。
大家都知道，量化宽松对恢复资产负债表的平衡没有实质性作用，几十年的零利率并未解救欧洲和日本。所以，复苏必须要先去杠杆化即削减债务。美国过去在做什么？就是在削减债务、调整结构。中国为何讲了十年调整结构，现在仍然在讲？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调整。
3．美国找到的经济的新增长点，是由灵活的市场机制创造出来的。（1）以加州为代表的创新企业的重新涌现，形成了持续创新能力。（2）以德州为代表的旧能源产业的新生页岩气的开采成本大幅下降，比其他地方低30％。（3）制造业回流。美国企业不在中国扩大投资了，新的投资都回到美国去了。这是为什么？因为美国的能源成本比中国低，虽然美国的人工贵，但是没有之前差距那么大。
我想表达的是，这些新的增长点不是政府规划的结果，不是通过政府实现的，而是由市场竞争形成的结果。
我并不知道中国未来的新的增长点是什么，但我知道的是，如果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