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方舟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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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试读：
代序 故人无少年
五年前的冬天，我坐火车来北京，在清华最老的建筑“清华学堂”里接受自主招生的面试。面试从早上持续到中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正午仍冷，呼出的白气依稀可见，我却从内往外冒着燥热之气，燥热是因为觉得自己面试得并不好。
高三的我，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洗脑成了一个贫乏而绝望的考试机器，少年成名的骄傲已经全部消失褪去，我残存的全部的内心世界，就是放在课桌左上角不锈钢杯子上贴的励志话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我往校门外走，每走一步心就往下顿一顿、沉一沉，心想：要是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来不了北京怎么办？完全丧失了写作和思维能力怎么办？校园很大，路长得没有头。
半年之后，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在小城市的大酒店摆了酒席，和几十桌我不熟识、以后也许不会再见的人碰杯，听了很多“光宗耀祖”、“前途无量”之类的话。
不久之后，我收到《新周刊》杂志从广州寄来的聘书，聘我为特约记者，之后又成为主笔。我一到茫茫的北京，就有了个投奔的去处。
这一次，我踌躇满志又稳稳当当的。我爸说：“有几个年轻人能有你这样的机遇，要珍惜。”
整理自己来北京的几年，整理自己的光阴和作为，才觉得惶恐：不仅没有显示出任何“前途无量”的征兆来，应付琐碎人事的时间多，耐得住寂寞的时间少，甚至愧对“珍惜”两个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家谈论的内容不再是当下，而更多的是拼凑各种道听途说的消息，传递对风雨欲来的预测与恐惧；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也开始用宏大的词汇说话，而不再只关心文学及与之相关的；俗世的乐趣，不再是常态，而是暂时逃避的去处。
而现在，写作对我来说越来越困难了。
自己的文章还是以批判为主。批判的对象，则是微博上那个水深火热的社会，新闻里耸人听闻的中国，口口相传的那个恐怖的怪兽。缺乏社会和生活经验，让我只能去想象自己的敌人。
作为批判者的写作者，我陷入了鲁迅那种尴尬的英勇的姿势之中，一方面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另一方面，攻击的对象却缥缈虚妄，自己陷入鬼打墙一样的“无物之阵”。
而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真相是复杂而多面的。因此，当我写下“中国”、“社会”、“时代”、“人民”之类的词时，变得越来越心虚。
我暂时放弃了对中国的总结，而去观察个体，见微知著。我们每往前活一天，就进一步被遗留在“历史”的坟茔里，总有一日，都成标本。做标本的制作者也是很有意思的，虽然这没有浮夸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的争论来得吸引人，可不讨巧的笨功夫，也得有人来下。
我和一个同级的建筑系同学聊天——我们高中时候就认识，那时候交流人生理想、江山社稷什么的，也会彼此感动和自我感动，他们理科生把这叫做“有人文情怀”。
前两天再和他聊天，被他一句话触动，他说：“这几年，我觉得世界上要改变的事情越来越多，可我越来越明白，自己能改变的只是一小件。”
他能做的，就是造好心目中的好房子，而不是花里胡哨投机取巧，或是和大部分同学一样考入体制内的设计院。
匈牙利作家乔治·康拉德把这叫做“反政治的政治”：精英阶层为自己的权利和与之相伴的些许自由而奋斗，抛弃简鄙的宣传语言，尊重现在，而不是恐惧或梦想明天。
我听到同学这样说，脑海中浮现出贾岛的句子：“旧国别多日，故人无少年。”实际上，我从未离开过故国，只是因为自己在长大，坐标在变化，坐标中的中国，也就随之变化着。中国人擅长相忘，我和中国倒是一路相望，不曾相忘。2012年11月写于北京
被绑架的一代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过早成熟就是十全十美。——奥斯卡·王尔德十年前，国庆盛典前的彩排，上万名少先队员在《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乐曲声中，走过天安门广场，放飞了万羽鸽子和彩色的气球。他们欢呼跳跃着，以秋分时节海潮的速度，像液体一样，狂欢着涌入街道，不可控制地渗入城市的所有缝隙。
同一时刻，在偏僻的湖北小城，我所在的小学也在为建国五十周年而排练。上述画面成为我们模仿和赶超的对象，在录像机里播放了不下百遍，以至于我现在都能清晰地回忆起。回忆的画面里还伴随着我的音乐老师愤怒的画外音：“你们看看首都小朋友的精神面貌，再看看你们自己的样子。”
音乐老师是60年代出生的人，在她的经验里，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应该小脸红扑扑、奶声奶气，而不是眼前这批身形高大、怪形怪状的半熟少年。十岁的孩子，已经不愿意穿背带裤，不愿意在发梢绑粉红色的硬绉纱，不愿意用口红在眉心中间点一个大红点。
1999年，我十岁，乖僻，不恭。鄙夷嘲弄是我的日常食粮和工具，这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流行病，它以惊人的速度在同龄人中间蔓延。面对这种新颖而陌生的症状，所有人都一头雾水，老师和家长失望地总结成“调皮”，那时候的我则羞愧地概括为“堕落”。所谓的教育家哭天喊地地说：“救救孩子！”
时隔十年，我再打量那个时候的自己，才知道时代在我身上作用了什么，那是青春期过早地觉醒。
1999年12月31日最后一节课打响下课铃，男生们守在教室门口，向走出来的人挨个借零钱，好换游戏币到街上的游戏厅打“拳皇”。当少数几个人或出于慷慨或出于义气借给他们零花钱时，男生们就会温柔地开玩笑：“谢谢，下个世纪再还给你。”
新千年到来，一夜之间，街上所有的纯真儿童被一扫而空，收进了20世纪的记忆图书典藏版。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口袋里的硬币咣当得更为响亮的悠游少年。喧嚣的游戏厅查封、解封，再查封、又解封，最后终于使它最后的拥趸都失去了兴趣，转身进入新开的网吧。
网吧比游戏厅更为风靡，因为格斗是一种竞技体育，任何竞技都有弱者和输家，被格斗致死的人要接受来自一条街的孩子漫长的嘲笑。但是在网吧，没有聒噪的观战者和评论员，而是一场不战而胜的巷战——与空虚的自己、无聊的学校和讨人嫌的家庭沉默对抗，最悲惨的结果也不过是玉石俱焚。
那时候，班里的男生攀比谁在网吧待的时间长，我的同桌是传奇般的无冕之王，他不眠不休的时间超过了人类极限。我上课时不经意地转头，经常会被他妈妈贴在窗户上的脸吓到，她满脸忧愁，急切地用目光在教室里搜寻着她的儿子，发现她儿子不在，就一路号叫着儿子的名字冲出校园。
老师也同情她的无助，有时候会带着同学帮她一起找儿子。下午一点半的宁静，是属于躁动少年的宁静，我们一行人有老有小，在小城的街道一路尖利地喊：“×××，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她找不到儿子，同行的人都在低声安慰，只有我上气不接下气、语无伦次地向她和老师告状：“他上网，他才堕落，看特别多不健康的东西。”
我如此积极主动地告密，一半也是因为心虚。那时，我也开始上网，我们家那时候还是拨号上网，速度很慢。所谓“网上冲浪”只是心急火燎地盯半天鼠标的小沙漏。而且上网很贵，每次交电话费都是惊险之旅，我记得有一个下雪天，我和我妈去电信局交了六百五十元网费，我们俩沉默压抑地走着，我妈拿着缴费收据，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在雪地里，哭喊道：“我以后再也不上网了哇！”
这当然是作废的誓言。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我妈还是贪婪又绝望地等待一个个缓慢打开的网页。
我受老师之命，经常在中午待在网吧门口，拦要进去的同学，逮刚出来的学生。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长时间上网的少年的眼睛：他们推开网吧的门，总会停一下，眯一下眼睛，用一种来自外星球的目光，打量他们生活了多年的现世。
在网络的映衬下，现世是如此平庸不耐烦。每一代人的青春期都是不满的，无条件的不满，无条件发散的恶。青春期的凶猛看起来完全是每个人必经的生理阶段。但是随着新的网络时代到来，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期已超出了它本身的范围。
网络提供了一个脆弱的高台，更彻底地抽身于现实生活，它提供了一种局外人的目光，教会我们更批判地看待我们成长起来的世界和社会习俗。来自于陌生人的热烈非凡的喝彩和同仇敌忾，教会我们更残忍、更不留情面地撕去老师或父母身上任何虚伪的外衣。
站在岌岌可危的高台上，居高临下地扫视，让我们获得了巨大的满足。盲人的国度里，独眼人就能称王，因为他拥有了自由。
有一位北大的老教授评论我们这一代，说这一代的年轻人很冷，“而且是一种不舒服的冷——缺乏热情，缺乏善意，对待周围的事物，尤其是对待人（可以说是包括自己的亲人在内的一切人），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冷漠”。他本来想把这一代称为“冷漠的一代”，后来觉得过分了一点，就把它改成“调侃的一代”——“最大的特征，就是自以为把什么都看透了，不相信世上还有真诚的东西，所以对什么都调侃，已经没有敬畏之心了。”
那一年，韩寒出版了《三重门》，像是照明弹爆炸一般，多重效应让死而不僵的教育系统瞬间显形，照亮了青年自我认知的一条崭新的小径，引来了众多亢奋叛逆的追随者。
之后的几年，我也稀里糊涂地参加了许多莫名奇妙的“新”字头活动——“新青年”“新生代”“新概念”。这一类的活动组织者常常面目模糊、神出鬼没，每次到了我们需要吃饭的时间就消失了。我们只好挤在狭小的宾馆房间里，大声热切地讨论文学艺术，假装忘记了吃饭的生理需求。
每次集会，大家只不过在同一句宣言上反复辗转——“世界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到底，世界还是我们的。”话说完之后，呼告者总要深深吸一口烟，把脸掩盖在烟雾中警觉地打量四周，含有一点警告的意味。世界虽然是我们的，但为了避免冲突，大家还是各走各路隔开距离，公平分据地盘。
当年，我们这些“新”字头的青春作家，既要拉帮结派，又忙着划清界限，最后还是身不由己被合并同类项。我也曾被划到“残酷青春”的流派里，照片被处理成黑白的，印上触目惊心的“疼痛”两个字。我自己倒觉得我从小到大并无坎坷，不觉得有什么愤怒非呐喊不可，有什么委屈非呻吟不可，但是大家都指着自己的伤口雪雪呼痛，我不和一嗓子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2004年，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那个爱上网的同桌家里出了事故，他的姥姥姥爷死了，他的父母姑舅去奔丧时又出了车祸，只有他的母亲活了下来，受了重伤。这个消息是班主任挨个网吧找，才找到他通知的。
老师为了教育我们，开了一次班会，还专门把他母亲找来。他的母亲眼睛里插了一根导管，憔悴晦暗。我的同桌站在讲台上，低着头，形容惨淡。那是一场混乱的班会，批斗、忏悔、原宥不断循环。他哭，他的母亲哭，我们也哭。
最后，老师大声问我们：“我们该怎么办？一起说——”““我们要拯救他！”“我们要不要带着他一起走？一起说——”“我们要带着他一起走！”
我看着我同桌佝偻的身影，心想：这才是惨绿少年，这才是残酷青春。最残酷的地方，并不是他走了歧路，被荆棘扎得遍体鳞伤，而是经历了这些，他还是要和我们一起走，还是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往前冲涌。
那几年里，韩寒、丁俊晖、郎朗纷纷从拥挤冗长的大路中撤出，走上鲜为人知、充满吸引力的小径，大多数少年却没有条件更没有勇气效仿，而是裹挟在青春的洪流中，混在我们这支步伐整齐、歌声嘹亮、大步挺进的队伍里。即使有人心不在焉、三心二意，也迅速湮灭了，恰似一张埋没在海边沙砾里的面孔。我的父亲有一颗钻石，比里茨饭店还要大。——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
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周末我们班进了小偷，他把同学们散落在桌子上没带回家的杂物洗劫一空。后来经过调查，发觉这次搜刮课桌面盗窃走的物品价值大概超过十万元。
我们班有些有钱的孩子。现在，我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富二代”。他们的父母如果是原生大亨的话，他们就是从中衍生出来的完美破解升级版，一种新的“文化亚人种”。
上晚自习的时候，他们就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边打牌一边交换自己的欣喜和忧愁。有时是交换名牌资讯，有时是感叹父母最近的投资失败，有时是豪迈地计划自己当了家族企业接班人后大刀阔斧的改革。
我喜欢听他们的谈话，喜欢听他们随口说出一个恐怖的数字，喜欢他们慵懒而漫不经心地比周末购物所花费的巨款。尽管那些钱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还是快乐得不知所以。
班里的首富据说家里有十亿资产，因此得名“王十亿”。班里的阔少陪女朋友去买钻戒，指着柜台说：“这个、这个不要，其他都包起来。”因此得名“吴钻戒”。
我喜欢向外人热烈地介绍他们的财富，当别人婉转地抬出更富裕的家庭，我甚至会因为感到挫败而不服。
我现在看上一个年代的艺术作品，小说也好，电视剧也好，看那个时候的青春爱情，觉得最有代沟的一点，就是里面的主角在发现自己的另一半隐藏的有钱人身份之后，第一反应往往是异常愤怒，觉得这种财富是对自己的莫大羞辱。
这种心理，符合青春初始状态的设定。年轻人（teenager）这个词是1941年才被发明出来，正式被放置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上。而年轻人最基本的就是：不怕穷，对财产也没有恭敬心。他们发现（当然是不同程度的觉悟）如果要把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得有系统地挑战社会体系和财富体系。
而到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智经历了蜕变，对于不平等的财富，已经能够如此心平气和地接受和认可。有一年刚开学的时候，我经过下一届的教室门口，看到黑板上赫然写着红色粉笔字——“热烈欢迎太子酒店公子×××就读本班！”
当富人进化到2.0版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默认他们是不同的人。他们血液是钞票色的，他们脖子后面印着出厂日期和独一无二的编号表示是限量版的，他们额头上有“¥”的荧光标志，只有在满月的夜晚才会发光。
他们能轻易地通过某种高频电波辨认出彼此，迅速亲近结盟。这种彼此之间不为人知的默契简直接近动物本能——据说假如雄孔雀失掉了一百五十根羽毛中的五根，挑剔的雌孔雀立刻就能察觉并且远离。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相互辨认的暗号是各类品牌。再后来，我用了半年的时间，知道了我一生中应该知道以及不必知道的所有品牌。
刺激我要开始学习品牌，是下面的一件事儿：有一次我同学从香港订的球鞋到了，快递到班上，从第一排传到最后一排，再传到第一排，大家挨个瞻仰。送到我手上，我轻微地感叹了一句：“哇，阿迪达斯！”
球鞋的主人忽然脸色大变，愤怒地吼：“你看清楚，是ADICOLOUR W1！是ADICOLOUR！不是ADIDAS！”我吓了一跳，问：“有什么差别，至于这样吗？”他更加歇斯底里地挥舞着双臂说：“差别大得很！大得很！”
当我开始学习名牌的时候，我才发现品牌教育无处不在。新的一期潮流杂志出版的时候全班传阅着看，会有人立刻打电话订购杂志封底的手机；同学会教你通过需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的差别，辨认属于不同年份的纪念版球鞋；到了家长探望日，我和我的同学就不去食堂，而是端着盒饭，沿着停车场走整整一大圈，一边吃饭一边通过车标和车牌号，估算汽车的价值。
从圆珠笔到汽车，我忽然具备了一种具有穿透力的视觉超能力，能穿透物品直接看到它内侧的label，以及“made in somewhere”。这种感觉很奇妙，像是两千度近视的人第一次戴上眼镜，周围原来模糊不清的东西顿时鲜明起来。
校园曾经是最后一个还没被品牌化的边陲，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被成功攻陷了。在全球化的扁平世界里，logo是全世界中产阶级青少年共同的语言。
比追随logo更崇高的理想是自己成为logo。大多数人满足于模仿偶像，有些人决定成为偶像。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是个黑瘦、长脸儿、颇有风情的女孩子。她会唱海豚音，是学校的diva。她是学校里辨识度最高的人，因为全校只有她一个人戴金边大墨镜穿银色高跟鞋。我对她每次去食堂都要凹造型有些不以为然，觉得她真是太形式主义了。
后来，她留给我们嚼口舌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她不常在学校待着，而是参加名目繁多的各种比赛，比如“梦想中国”、“亚洲新人歌手大赛”、“青春丽人江滩行选美大赛”、“军民一家亲军旅歌曲大赛”，等等。奇怪的是，她每次都能在预赛或者地区赛得冠军，但是一进决赛就首先被刷。
我们从来没正式认识过，然而正式分别也已经有两年。我知道她仍在闯荡，在酒吧唱歌期待被挖掘，也一度想参选“红楼梦中人”，到处问别人自己适合演哪个节目，也经常计算自己已经“混”了七八个年头，前面该还有几个年头。
对于她的“搏”，我既希望她早日出头，又会不无阴暗地想——天老爷呐，哪一天不会真叫她搏出位了吧？前几天，我看“名师高徒”节目，看到她唱海豚音时标志性的脸一扫而过，那是曾经的选手的败部复活，几十个选手搏杀一张复活卡。
直到这一刻，我才诚挚真心地祝福她成功，这样至少在屏幕上停留的时间久一点，能让人看得真切一些。
对信仰消费主义的青春，我给予有所保留的尊重。对于把青春本身就当做一件巨大消费品的人，我才是立正敬礼，表达最大程度的敬畏。世界因变老而日益壮大，未来缩小了。——埃利亚斯·卡内蒂
高三那一年，老师告诉我们：“想要成绩好，就不能交朋友！你们看看有哪个状元是一下课就三五成群地待在一起的？”
他的话，成为我青春期孤僻、行为诡异的启蒙和理论支撑。我的高中同学后来形容我说：“每次看到你，你都塞了个破耳机听个破mp3在破路上走。”
我每天一个人走路，一个人马不停蹄地吃饭，一个人在学校超市采购。后来，就基本上断绝了和同学正常的言语沟通。也许是因为我老是听着耳机，别人经常滔滔不绝地对我说了一大串话我才意识到，拿下耳机十分无知又无良地问：“啊？”于是人们渐渐地就不怎么找我说话了。
于是，我就开始自己给自己写小纸条，老师只是规定要写上每天的学习任务，但是我一写就悲从中来，控制不住自己，中间还插播我编造出来的文学理论、人生哲理、课堂笑话和生活常识，比如“用手轻轻地击打后脑勺可以增进思维”……一张纸正反两面都写不下。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自习或者考试，我在做题的空隙抬头，看到无数埋得低低的头和突出的肩胛骨，总会有一阵莫名的悲愤的眩晕，有时候甚至突然气得两眼泛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感受，只是觉得简直太没天理了。
学校规定晚上11点熄灯，大多数人为了熬夜在学校外面租房子住，而我没有租房的条件，只能偷偷开着应急灯学习。学到凌晨3点钟，我经常会拎着应急灯在寝室楼里走来走去，一方面是睡不着，另一方面是想偷窥其他人的勤奋程度。2007年武汉的冬天前所未有的冷，我在寂静的走廊里逛来逛去，冻得瞬间没有知觉，隔了好久才有一阵通体导电般的刺痛。
凌晨3点钟，很多寝室还都透出光来，他们还在学习，学习。学习是不妥协的、严厉的。必须学习，不惜一切代价，而且没有幻想。学习一切，以及它的对立物。文言文宾语从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博斯普鲁斯海峡、苏联解体的表面原因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历史原因根本原因……
在应急灯的照耀下，对面的墙上被投射出一个个巨大的黑的弯曲的侧影。
那一年留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饿，每时每刻都在觅食。上晚自习的时候，要是听见细微的撕开食品包装袋的声音，全班就会立刻万籁俱寂，所有人伸脖顾盼，看看是谁有了吃食。
我记得那个时候坐在我前面的男生有个保姆，每天傍晚给他送晚饭，有时饭菜不好吃，他只吃两口就晾在桌子上，菜香飘过来，我馋得全身阵阵虚脱。
这种“饿”多半还是心理上的。高三一年每天都处于恐惧忐忑之中，无论吃了多少东西，心里还是空落落的。在没有任何娱乐可能性的环境中，吃就成了唯一的消遣，考好了就大吃，考不好就狂吃。
所有的压抑和窒息都自己吞咽消化。面对庞大的审核关卡，人没有个人价值，只有整体价值。他的价值混在没有意识的人群之中，只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纯粹分数，取决于他身上增加了多少驯服温顺的成分。
在那一年，唯一动摇了高考绝对权威的事情，就是5·12汶川地震。地震发生之后，我们不被允许看地震的图片、录像还有新闻，害怕心情受影响。那时，老师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热点新闻和感人短文作为高考作文素材印发给我们，这长达五六页的材料，几乎就成了我们获知地震新闻的唯一途径。高三的我们仿佛被硕大无朋的箱子关住，只能从砰砰的敲击声大概猜测发生了什么。
同学违背老师的要求，买了很多报道地震的报纸和杂志，上课压在课本底下看，下课传给同学看。仔细看过的同学，总是要恍惚片刻，慢慢才恢复过来，但是却永远无法彻底恢复。那是一种恐怖，你可以暂时忘记它，被解析几何、模考排名、录取资讯吸引过去，但是你总会回到那里，又让这种恐怖和悲悯成为所有思考的中轴线，因为它从未离开过我们，它是良知的经纬线。
2008年，青春的小起伏和国家大喜大悲的波动频率重叠交融，难舍难分。回想这近十年的青春，尽管有几多乏味与苍白，不能像聂鲁达一样说“我承认我历经沧桑”，但至少有这个难以忘怀的尾巴，让这段“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承平岁月不至于太过相形见绌。
2009年，遭遇了经济危机，不知道又有多少人的青春会因此缩一点水，短一点斤两，打一点折扣，在严峻现实逼迫的注视下，青春的不切实际好像有点太过奢侈了。
我想起鲁文·达里奥讲过一个寓言，故事说的是伊甸园里，有一株最美丽的玫瑰，有一天魔鬼对她说：“你的确很美，不过……你没有用。你看看对生灵有所贡献的大树，玫瑰啊，美丽是不够的……”
于是玫瑰——像夏娃一样受了诱惑——一心想变得有用。她去请求上帝：“您能把我变得有用吗？”
上帝回答道：“如你所愿，我的孩子。”
就这样，世界上有了第一颗卷心菜。
青春这个大园子，有点美丽，有点诱惑，有点危险，就是没有用。但若是全拔了无用的劳什子，改种饱腹的卷心菜，伊甸园变成菜园子，未免也太可惜了。2009年9月附记：这篇文章是为《新周刊》的建国50年特刊《青春——从新中国到新新中国六代人的青春影像》所作。那期刊物，邀请了王蒙书写50年代的青春、陈丹青写70年代的青春等，我所代表的是1999—2009年代的青春。比较各个年代的青春，最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是没有什么共同记忆的。50年代有激情岁月，60年代有饥馑动乱，70年代有上山下乡，80年代有思想激荡……到新千年，我试图提炼一代人的共同情感，却发现青春只是散落凌乱的个人记忆。这篇文章发表几个月后，在一节心理学的选修课上，我的老师把这篇文章作为课后的阅读材料发给我和同学们阅读。大概不是因为写得多好，而是系统总结这一代人心理状态的文章太少吧。
我为什么不敢“留点余地”
有这么一个残忍的故事。
日本有个长跑选手叫做圆谷幸吉，他童年和少年时就跑遍了自己家乡所有的道路，1964年，当日本主办奥运会的时候，圆谷幸吉被选作国家队的选手，参加马拉松比赛。
训练的日子里，他每天清晨喝一杯茶就出门跑步。他跑遍了各种地形、各种天气、各种白天和黑夜。在他的脑海里，他排练了千万次加速、冲刺、夺冠的过程，每次想想就令他更兴奋。
比赛当天的早晨，他照例平静地喝了一杯茶出门比赛，他像已经多次完美做过的那样冲出去。他的双腿受过最严苛的训练，其他的选手非常难跟上这个人形火车头的节奏，半程过后，他的胜利已经非常明显。可是不知不觉地，一个叫阿比比·比基拉的人加快了频率和步伐，在距离体育场三公里的地方超越了圆谷，最后一百米的时候，圆谷幸吉看到另一个对手超越了自己。他想加快速度，进行过严格编制设定的心脏、肌肉、骨头却拒绝了额外的任务。
圆谷幸吉只得了第三名，他向所有国民鞠躬道歉，保证在下一次墨西哥城奥运会上雪耻。决赛后的第二天，圆谷早晨喝了一杯茶，平静地做了准备活动，穿上了跑鞋，再次出发。他跑在无数次借用的场地上，跑过一个个季节，仿佛不知疲倦。但是不知不觉地，他跑的距离越来越短，他越来越面无表情，每一天都在盗窃他的力量，每一步都在加重他灵魂的负担。
终于有一天早上，圆谷幸吉没有从他家出来，第二天没有，之后也没有。整个街区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变化。后来，圆谷幸吉的家被人撬开，他的运动服仔细地叠好放在地上，我们的长跑运动员倒在自己的马拉松鞋旁边。他用刮胡刀片切开了自己的颈动脉，刀片还在手上，在他的桌子上，放着他的遗书：“父亲、母亲大人：在这三天吃的山药很好吃，柿饼、糯米糕也非常好吃。敏雄哥哥、嫂子：你们的寿司很好吃。岩哥和嫂子：你们的紫苏饭和南蛮咸菜好吃极了。喜久造哥哥、嫂子：你们带来的葡萄汁和养命酒非常好喝，我还要感谢你们经常为我洗洗涮涮……”
圆谷的确是那么美好而诚实，哀动人心。圆谷幸吉的遗书却是我看过最真诚动人的，他记叙的全是对父母哥嫂小恩小惠的感谢，一字一句全是缠绵，全是对俗世絮絮叨叨的留恋。最后，他还是决绝地逼自己做出挥别的手势，圆谷幸吉在遗书里写道：“我累了，再也跑不动了。”
这是个悲剧故事，却也是个关于勇气的故事。我喜欢它的收梢。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勇敢地朝内心喊话——“我再也跑不动。”
不想再跑了，虽然路不长，不过是从摇篮到坟墓这段短短的路程。除开道路本身，我们没有其他的目的地，我们除了老在途中，也没有什么其他选择。所以，是走还是停，是快还是慢，是我们仅剩的能够决定的事情。
一直以来，我最羡慕的都是这段路上的慢行者，静止的人——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换言之，做一个自由的人，心不为形役，形也不为心役，坐拥一整块无人的疆域。
然而，我属于这一代人，在最惨厉的优胜劣汰的社会系统中成长的一代。从幼儿园玩抢凳子的游戏开始，我们就深吸一口气铆足了劲，随时准备推开旁边的人，从小到大，我们只知道一件事：社会只分输家赢家，而没有弃权家。
这个社会已无旁观者，已无局外人，悠闲静坐的人要么被消灭，要么站起身来做出起跑的姿态。这个社会制定了新的游戏规则，更严格的游戏规则，不再允许有人弃权，有人拒不起跑。
也就是那时，我发现自己也步入了圆谷幸吉的跑道，永远跑在自我训练的途中，永远跑在全是对手的竞争里。
于是，没有余地。
为什么要留余地？或者，用更年轻的姿态来重述这句话——凭什么要留余地？
因为啊因为，余地是生存之余仅剩的奢侈品。
如果人生是圆谷幸吉的奥运赛场的话，余地就是跑在前面的人与跑在后面的人之间的那段差距，且全归前者享有，也许有几公里——这几公里的余地，让前者可以东张西望看看人世苦乐和人的内心情调，可以走神想想美术音乐政治这些不切实际的事，可以岔路到旁边花园的小径去摘好些美丽无用的花；也许只有几米——那也足够稍微喘息歇气，短暂补充漫长机械运动带来的心灵饥饿。
但是这余地却不取决于自己的计划和选择，而全取决于这变动的距离。当后面的人像阿比比·比基拉一样逐渐追赶上来，差距减小，前面的人的余地也就越来越狭窄，直到被后面的人追上来，余地变为负数，成为负债，心灵变成一块还不起房贷的住所。
余地那么奢侈，那么奢侈，奢侈得让人争先恐后地抢占。可是，它也那么无用，无用得让人争先恐后地消灭。这个余地指的是你内心的闲置土地，一个白日梦，一个明知走不通却仍要走的小径，一个青春专属的低级错误，一段除了回忆什么也增加不了的轻狂，一切不能被称为“资本”的东西，一切不能使你加速而获胜的东西，这些都是内心的闲置土地——它们变得无用，甚至是个负担，必须自行销毁，越早越好。
为什么？因为已容不下，那一块你偷偷攒下的土地，地上曾插着的绣有你名字标识所有权的小旗子已被拔掉，换上“违章建筑”的标识。转瞬之间，即被强拆；再转瞬，已盖上其他选手的厂房。
凭什么要留余地？这一代精明的年轻人已不会再做这样的蠢事，你闲置的空地就是别人的建筑用地，你的余地就是别人的生存空间。世上哪有这么不划算的买卖？
从前英国诗人史蒂文森有句诗说：“财富我不要，希望、爱情、知己的朋友，我也不要，我所要的只是上面的青天同脚下的道路。”现在的人恐怕不会尾随，只会说：“那你不要的都给我吧。”
所以，我说自己不敢“留点余地”，这话恐怕也可笑，因为哪里轮得到我决定？我刚刚看到了一篇报道，讲的是北京CBD东扩，二十余处艺术园区在内的各类旧有建筑，在未来三年内，会被一座“朝阳新城”取代。艺术家们正在艰苦地呼吁，艰苦地维权，微弱地呼唤：“留点余地！”
难道是真的再悲哀不过的宿命？所有的余地都会变成跑道，参赛选手越来越多，无数个圆谷幸吉正在进入赛道。
这轮赛跑的确会有名次，有奖励，但是永远不会有终点。这轮赛跑有领先的人，但是不会有获胜的人。别忘了，所有的人都是圆谷幸吉，只不过是不同赛程中的他。所谓“成功者”只是还未被超过的圆谷幸吉，“精英”和“领袖”是赛完一场尚属优秀的圆谷幸吉，失败者losers是不再有动力、也没有夺冠的希望，却必须靠着惯性和压力不断向前摆动双腿的人。
我不敢给自己留点余地，我甚至不敢小声再小声地对自己说：“我累了，我不想再继续跑了。”2010年2月附记：这篇文章是为《SOHO小报》所写的命题作文，那期的主题叫做《留点余地》。当时的我仍在大学带给我的震荡当中，这种震荡来自：我觉得自己是要被社会淘汰的一类人。在学校的，无论毕业的，还是没毕业的，只有两类人：Winner和Loser。这是成功学的社会氛围下最简单粗暴的产物。“这点收入在北京怎么活啊？”Winner总是这样问Loser。如今毕业一年了，成功学也在解构。“Loser”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叫“屌丝”，“屌丝”听起来没有那么尖锐刺耳，有点自嘲，有点精神胜利法，有点自甘落后。世界变了么？其实并没有。社会看起来是仇富的，但仇富的本质是仇穷，权利和钱仍是仅有的被认可的追逐目标。身为屌丝，向往的仍然是逆袭的故事。
三十未立，二十而蹲
我认识这样一个长辈，长得德高望重，和年轻人聊天的时候更是高深莫测到令人发毛，前辈总是点一根烟把面目隐在烟雾中，眼睛斜着半开半闭。可想而知，坐在对面的人是多么的惶恐啊。小年轻们前倾着身体哇啦哇啦说个不停，简直要掏尽平生所学。若是讨好成功，这长辈就会沉吟良久，过了好半天才给出终极褒奖——“我觉得你不像个80后。”
这是从他那里能得到的最高评价，妙就妙在这个句子是个半开放的命题，所有人都能自行意淫出后半句——“我觉得你不像个80后，你这么有见识！”“我觉得你不像个80后，你这么理想主义浪漫情操！”“我觉得你不像个80后，你这么天下兴亡为己任，出类拔萃百兽震惶！”
这个夸奖让所有被拽出80后团体的年轻人脚踩云端，得意四顾。我获此美誉，立刻骄矜又谄媚地连连点头：“确实确实，大家都这么说，80后，啧啧，哼哼……”这个万能百搭又高端的夸奖，甚至被我立刻现学现卖，转脸儿就德高望重地当做重礼转赠90后：“我觉得你简直不像个90后。”
后来和这位长辈接触多了，发现他逢人就夸对方不像80后，心下有些疑惑：80后成了一个神秘的地下组织，江湖上流传着它的传说，可谁都没见过，见迎面走来疑犯就只能仔细端倪辨认半天，才像海关安检一样挥手大赦：“这个不是。”
我1989年出生，年龄尴尬，代际模糊。只能写写我周围人的成长群像。
我高中之前一直待在湖北的一个二线城市，鸡犬相闻，和所有的同学都有着千丝万缕的世交关系。小时候大家都差不多，这几年我再回家，就觉得大家已经不太一样了。我的小学初中同学大都没离开过这小城，也再难离开。我们大多数都是铁路系统的子弟，他们的未来大抵也都拴在铁路上，他们所有的恐惧和自尊，和区区所有也都勾勾连连地捆绑在铁路制服里，从父辈的手上接过，在适当的时候传给下一代。这就是所有终极神话的壁画：一小块地，四壁之房，悬挂的铁黑色制服。
我假期回去和我小时候的同学聚会，他们中比较幸运、有背景有关系的一部分人已经工作了，谈到将来就是骂骂咧咧。我只能讪讪地劝他们知足为乐，先别考虑这么现实的问题，还是抓紧时间享受青春。我的同学给我很怪异而无言的眼神，我才觉得自己的虚伪，他们青春仅存的遗物只是戏谑冷笑的面孔，而内心已自视为泥土，早就把身体平摊成一块让人踩踏的土地。
我高中上的是所谓贵族高中，按一些老人家的说法是“自私狭隘消费主义”，按另一些不太老的人家的说法是“个性飞扬张扬自我”。他们从高中起就在研究围巾的101种系法，研究韩国人，而现在则研究美国的贝弗利山庄。有时候和他们聊天，当QQ表情用完的时候就是我们词穷的时候，他们对人的形容词贫乏到只有“范儿”这么一个音节。当然，也不是都没有文化，也有的是文艺女青年——口头禅是“我还是个孩子”“瘦不到80斤去死”。
有时候稍微聊到一些国事，我的同学会稍微有点埋怨：“你干嘛要聊这些不开心的事呢？”然后，又申辩自己并不是完全莫谈国事，自称一只草泥马，笑骂几句亚克西。
如果说我小学和初中的同学几乎没有过青春，那我高中的同学就一路撒丫子年轻，在青春的跑道上跑了一圈一圈又一圈，跑完一轮另起一行从头再来，逃避着终将成熟这件事，拒绝进入更大的跑道。
我的大学同学，他们是心智生产和恶斗程序的胜出者，是教育的脑力工厂量产的产物，是即将同“板结社会”搏杀的新参赛选手。
我周围有同学从大一就开始看房价，每天一起床就像华尔街的巨头一样研究报纸，看房价走势，计算将来工作之后，日薪甚至时薪是多少，才能供得起一所房子。他四处展示算出来的骇然惨烈的数字，吓哭了许多人。
更多的同学没有那么胆小，他们是蚁族里也要争当蚁王的一群人。努力，上进，参加各种竞选，永争各种名额，推七搡八，抢来各种大大小小的粮食，屯在自己目之所及的地方，看管好，当做资本——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过程原来叫“奋斗”。
这就是奋斗？我们只能笑道：“好吧，这也算奋斗。”自然不能同五四相比了，从五四以来，几乎每个世代的成人礼，都是由时代完成的：天地玄黄，时代巨变，少年人或是被一把丢入，或是主动勇闯成年人的世界——一个凶残野蛮的世界，一个满是巨灵邪灵和国家机器的世界。
而如今，也许是史无前例的，稳定盛世下，没有时代替年轻人完成成人礼。三十而立，立的也不过是安身立命的立；全副武装，对抗的不过是不断攀升的房价走势。
古人说三十而立，说明三十岁已经是很关键决绝的岁数了。三十岁，已经决定了后半生定格的形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古人寿命短，所以生命周期都压缩加速，反正我周围的80后，都仍保持着“二十而蹲”的姿势，他们将立未立，下一个动作还暧昧未卜，不知道会昂然地顶天立地，还是会扑通一声跪倒在地。2010年5月附记：这篇文章是约稿。
那些参选人大代表的大学生
小金的名字很特别，搜遍整个中文网络，没有同名同姓的人，因此他的父母养成了一个习惯，每隔两三天就会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父母的心态是出于担惊受怕，生怕他又捣鼓出什么让人不放心的东西来。
小金要参选人大代表的事，就是父母搜索的时候发现的。他们发现了他在网上发的一篇竞选宣言。
他把竞选宣言发表在人人网上，还在读大学的他，文章成熟而不失慷慨：在今天这个社会戾气已经高度发酵，“改革已死”的绝望情绪已经开始在许多人心中蔓延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参选人大代表？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责无旁贷。有人说，你们参选人大代表能改变什么？我说，我们改变的是人心。今天，我们并不求当选，我们求的是表达。我们不求能成为剧院里的主角，但是至少要做一个成功的小丑。……是的，我相信我们会遇到困难和阻碍，但是我相信我们也一定会收获更多的鲜花和掌声。我们没有理由悲观，也没有资格悲观，我们只能义无反顾。
文章被阅读了将近三千次，分享了一千两百多次。留言的都是同龄大学生们，一半是说：“加油！”“这个要顶！”剩下的，又有一半是泼些善意的冷水，说他做梦，说近代史上未有选票里出政权的先河。
小金是这所重点大学里不大安定的学生，常上推特，熟悉党史，看书写作常常宏大叙事援引民国纪事，早早脱离了喊打喊杀的初级愤青阶段。他频繁地在人人网上发表日志，成为某些大学生群体中的意见领袖。今年年中开始，他觉得文章救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满足于发写檄文，而到了开始行动的时候。今年5月份，江西新余女工刘萍参选人大代表的事情引起波澜，他和几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一起，组成了“公民观察团”去围观，他们被扣留了几天之后，被礼貌地送出境，像对待离家出走的小孩一样。
已经尝过无功而返的小金，当然不会被同学的这些冷水打消念头。今年虽然因为微博上出现了很多自荐的独立竞选人，让人大代表选举变得异常热闹，许多媒体称为“中国公民选举元年”，连围观者都被感染，有“时间开始了”的激动，但小金非常清楚，这种开辟鸿蒙的激动只是假象。
是记忆撒了谎，八年前的人大选举，人们热情同样高涨，当时，清华大三本科生就在BBS上发表竞选宣言：我们仍然在路上/历史是个不动声色的看客，它总是步履匆匆，从不为某个人驻足留恋/人类政治文明的步伐，一刻也没有休停，它谁也不等，也在不断地往前走……/我们仍然在路上/我们的选举正走向日益宽阔的光明之途/让我们的代表传递选民们的意志/我们仍然在路上……
那一年，据不完全统计，北京高校已经有七名学生宣布将参加海淀区人大代表的竞选。
前人擂鼓张旗，可也没走多远，小金几乎是向着已知的失败前行，但是他非常愿意尝试。他说：“中国的选举制度，决定了大学生是最适合参选的群体。”
大学生参选人大代表有两个优势。第一是对网络的运用。美国甚至台湾的竞选广告总是深入人心，而广告的宣传作用在实际竞选过程中，对票数也是很有效的。
但是在大陆的选举中，即使在网络上发布一些视频，在马路上贴一些海报，面对的也不一定是你选区的选民，所以宣传几乎是失效的。
可是，大学生有联系同学情感的人人网，也有校内BBS，消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传播很快，分享和讨论很快就扩散开来，竞选的大学生和他的选民之间的关系简直像直接面对面的。所以竞选的宣传很容易就能见效。
第二个优势，是容易直接拉票。居民选举，可以在单位登记，也可以在户口所在地登记。为了图省事，大部分人都选择在单位登记。
拉票拜票的参选人，有的想直接和选民交流，在小区挨个敲住户的门，要么被轰出去，好不容易敲开了，住户们往往也不属于一个单位，不是自己的选民。
而在大学，这种“扫楼”则容易起效。竞选人或者他的团队，可以挨个去敲宿舍门，或是闯进自习的教室，普及自己的竞选纲领，赢得支持和签名，如草船借箭。
这种“扫楼”拉票的方式，像学生会主席的选举，更像是社团在学期伊始的招新。
大学生竞选的好处是封闭，坏处也是封闭，任何一点动静都会被迅速放大，星星之火，可以燎到教导处。小金被学校规劝，几乎同时，他的父母也被他要参选的事情吓着了，极力阻止。
在宣告参选后不久，小金写下保证书：“我承诺不谋求以群众联名推荐方式成为候选人，参加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
小金措辞微妙，有暗藏的潜台词，不知道保证书那头的人看出没有，他狡黠地暗示：他只保证自己不去撺掇和拉票，如果有其他人推荐他参选，帮他谋划，那选举之路还是可以重新再来。
广东的小叶也参选。他还是个大学生，给自己的标签是“行动主义公民”。
8月初，他开始征集联合推荐表上的签名，很快就征集到了一千个签名。小叶同学在接受广州记者陈思乐采访时说：“我收集的一千个签名，问五十个人，可能会有一个人不支持；有三分之一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意义不是很大，但可以去尝试；有三分之一就觉得这个事情意义很大，但是你根本不可能成功……同学会觉得，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学校的，那就支持一下吧。”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也提到，从小学到大学，学生的政治倾向定量分析大概是这样：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是非常积极的，他们是“专业户”，政治运动活动家，国民党称他们为“职业学生”；大概有十分之一二的同学是积极拥护的；有一半左右的同学基本赞成，是跟着走的；有十分之一是专门念书；还有十分之一是反对的。——那是在解放前，看起来和现在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小叶能够获得如此多的选票，大概和他纲领务实、贴合同学们的实际有关。
他通过前期的调查，提出的参选纲领包括：更新和及时维修图书馆的电脑，让校河更清澈，加强对自行车和宿舍物品的安保工作，改善食堂饭菜的质量，等等。
这些听起来像是学校后勤职工大会的会议精神和指示，也像竞选班干部时临时攒的竞选词。尽管没有涉及什么意识形态的大是大非，学校还是非常警觉，几次约谈，最后候选人名单里也没有他。
小叶最后还是走完了程序，以正式竞选人之外“另选他人”的形式继续参选，最后得了八百多票，虽然票数不够落选了，但已经是今年参选的大学生中获得最多票数的人了。
小叶虽然落选，可还是一直关注着选举。他发现，在广州的选举中，不小高校学生把票投给了Laughing哥（港剧《学警狙击》中的角色）、路飞（动画《海贼王》里的主角），广州大学甚至因为投给Laughing哥的票太多，导致重选。
小叶不愿意归咎为大学生的玩世不恭和政治冷漠，而宁愿视其为无声的抗议，他说：“根本不了解候选人，叫我们怎么投票呢？与其被玩弄，不如玩弄之，或许是很多学生的想法。”
湖北的小吴一直在直播着自己的参选过程。
小吴是看到微博上很多独立候选人参选，热血沸腾，看到他们遭受限制和责难，又愤慨忧心。他觉得这条路走得这么艰难，是因为走的人太少，于是决定同行。
决定参选的时候，小吴很坚定兴奋，可却莽莽撞撞懵懵懂懂，不知道去找校方的什么机构拿十人联名推荐的表，不知道怎么去征集联名，不知道怎么印制海报，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在海报上介绍自己。
他参选的时候离正式选举已经不到一个月了，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习，从索要推荐表，到教学楼前发海报拉选票。他在终于获得微小的成功和胜利的时候，在一个下午收到同学的短信，短信说：“切！我才不要支持你，你以为你是学生就能代表我们学生么？太片面啦！对于你一时兴起好玩的行为，我是无视的，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一笑而过啦。你不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哦。哼！”
小吴回对方：“参选二十多天来的麻烦、压力和焦虑你不会懂。不支持可以，请不要说我在玩。”
意料之中地，小吴没有出现在正式候选人的名单上，他也和小叶一样，以正式竞选人之外“另选他人”的形式继续参选。
投票那天，他一直待在现场，他郑重写下自己的名字，在敷衍混乱的场面中庄严得有点可笑。其他同学们玩笑打闹，没什么人当回事，大多数人随意画了一下就走。
投票过程匆匆结束，小吴看着票箱被抱走，只觉得这种混乱是对自己的嘲讽。一切努力和崇高在玩笑中结束了，他说自己特想大哭一场。
小吴自然没有当选，他知道选举结果之后，写了一篇博客，不再说公民社会，不再说“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而是说要回归自己的生活，有能力就帮助他人，没能力就把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过好，就够了。文章最后一句话写：“平静地看待生活，平常心看待这个激扬的年代。”
参加人大选举的大学生们，故乡仿佛都在80年代。他们总是会说起1980年北京高校人大选举的盛况，学生们生生凭空搭出公共空间来，人人有讲台，三角地天天有演说。
可小金又说，也不该怪现在的大学生们政治冷漠，比较两个年代大学生的生活就知道，现在有看不完的剧、刷不完的屏，怎么会去想那些和自己不相干的事。也许他们长大了，进入社会了，碰壁了，才会不一样一些。
而参选的大学生们，是自认为先觉醒的一批吧，所以会有叫不醒其他人的无力。小金说，很多年之后也许可以写一篇许知远体的回忆文章，叫做《那些参选人大代表的忧伤的年轻人》。2011年9月附记：这篇文章中的主角都已经毕业了。小金读的是新闻系，如今他在媒体工作。小叶在报社工作，有时在微博上感慨：“近一年的社会经验，反而越是消沉。时间久了，理想的镜子起灰，需要多擦拭。”他们大概没有以自己期待的方式改变世界，但还在非常努力地让自己不被世界改变。
中产阶级的孩子
他不喜欢被称为“富二代”，因为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他说：“假期我回了一趟老家，看到我的一些小学同学都成了真正的公子哥，偶像剧里面那种：比名牌，开跑车，脑袋里不装其他的事情。”
我想到几个月前看到的新闻：一个在北京演艺学校进修的大连富二代，飙车被交警拦住，跋扈的富二代不服交警的指挥，叫来父亲和父亲的保镖，把交警活活打死。这事如同其他骇人听闻的社会新闻一样，引起一阵激愤和讨伐之后就被迅速遗忘，并没有点燃什么东西。人心像是早就被烤成了灰烬，用手一捻，不过是多了一层灰。
他说，如果肇事者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之一，他一点也不会吃惊。
然而，他却和他们不一样，从小就不一样——虽然他的父亲也同样富有。他从小成绩好、有主见、早熟，表面懂事乖巧，内心冷眼愤世，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成为父亲向朋友们吹嘘的对象。他叫小文。
他把自己的与众不同归结为曲折的童年。这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家庭奋斗史的故事：他的父亲90年代下海，和母亲一起从一穷二白开始奋斗，经历了各种磨难和考验，在事业有起色的时候离婚。父亲有了新的妻子，又有了两个孩子。
他的童年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学会了每天怎样在责备与怨念的夹缝中生存，学会了怎样察言观色，学会了怎样讨人喜欢。长大后，他反而和父亲的关系更近一些，他发现自己和父亲越来越像了，一些生意人特有的精明、狡黠和专断渐渐在自己身上浮现出来。对于他父亲“中国式成功”的行为方式，他也越来越认可了。
这不啻为一件奇怪的事。在文学作品里也好，真实的历史中也好，中产阶级的孩子似乎一直站在他们父母的对立面。
我最早是看杨沫的《青春之歌》，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看她离家出走，看她慨当以慷，看她如何把家庭内部矛盾变成大是大非的阶级矛盾。
后来看了些关于“文革”的史料，印象最深的情节，也是那些如火种般热情的红小兵，如何发自内心地以自己小资的父母为耻，认定他们是腐朽的，认定他们是错的。
最浪漫的反抗，当然是西方60年代年轻人的狂欢。1968年的法国，大学生们走上街头，喊口号、狂欢、静坐、游行。有史以来头一遭，革命不只是揭竿而起为了面包，还为了蔷薇与玫瑰。
——甚至也不是为了蔷薇与玫瑰，只是为了让世界颠倒个儿，能重新再来。
或许在八九十年代，我们还听说过纯粹因为理念不合，而与富裕家庭决裂的年轻人的故事。
当然，这些中产阶级的孩子最后还是会与他们的父辈握手言和、言归于好，重新继承他们留下的遗产和人生轨迹。可在人生中的一小段时间里，他们曾经真诚地反对自己的父辈及其建立起来的规则。
大多数人都会推测出：是受教育的原因吧。富裕的家庭把他们的孩子送入最好的大学，去接受最好的教育。那时候的教育——在传说中——是资本与商业的敌人，是古典主义和左派的天堂。父母把培养后代的责任，托付给了自己的敌人，当然会培养出反叛的孩子来。
而现在的大学和社会早已没有区别，标准一致，规则一致，早就失去了培养弑父者的土壤。
可小文不是一个顺从者，几乎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他就发觉自己和周围同学的不一样。那还是在军训，当其他同学还沉浸在名校的荣耀里，心甘情愿地接受“服从”和“集体荣誉感”的洗脑时，他逃早操、躲唱军歌，拒绝一切集体美学的东西。
小文的宿舍里住着系里成绩第一名的同学。那人每天很早起床，去图书馆占座位自习，很晚才回来，选修课程是按照老师打分的慷慨情况，自己不感兴趣的课程也上得很起劲，唯一允许自己的娱乐活动是在网上下一盘三国杀。
小文不认同那样的人生，他觉得中规中矩就是失败。一步步虽然走得踏实，但那是多么无聊又庸常的人生，以后仅仅是一个安逸富足的“中国式精英”。
他的宿舍里还住着一个又红又专的优秀党员，他们经常就意识形态的问题辩论。在政治谱系里，小文觉得自己和这个倡导主流的学校格格不入，他是反动的。
小文觉得自己属于学校里最“反动”的那一拨，最不满的那一拨，最叛逆和愤青的那一拨。
这种愤青并不因为他家庭获得的财富而终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正比的关系。
在程巍写的《中产阶级的孩子》里，他引用了伯克利1965年大学生的抽样统计，发现大学生的家庭收入大体和其革命性呈正比例关系。如果把年收入2.5万元以上的家庭定为“上层”，0.5万元以下的家庭定为“下层”，把介于0.5万元到2.5万元之间的家庭定为“中层”，可以看出，最具革命性的是家庭年收入在2.5万元以上的上层，占示威学生总人数比例的16%。而所谓“下层”学生，在示威学生中仅占8%。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新时代的愤怒早就不是陈胜吴广式的，也不是去索要什么，而是来自更深层的东西。
低层的年轻人，对造反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冷漠，因为他们对体制信任、感激。“知识改变命运”给了他们希望和许诺，还有各种助学金和奖学金的帮助与扶持，因此没有理由不信赖和服从。
小文却和他们不一样，名校给他的关于光明未来、关于“中国精英”的许诺，他并不稀罕。
小文的父亲给他许诺了另一个未来：出国移民。
他之前还有些犹豫，把移民的身份当做最后的保障。他一直觉得中国才是自己将要一直为之苦闷奋斗的地方。上个月，小文和全家去加拿大待了半个月。
他形容自己刚从加拿大回到北京的瞬间，感受到的只有污秽和胸闷。他抱怨自己在加拿大的时候狂吃猛塞也没有变胖，因为吃得干净。回北京之后短短时间就开始发胖，都是因为食品不健康、不安全。
他家在加拿大北部买了一千万的别墅。那是在一个傍晚，小文在自家的院子里喝着啤酒，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想再回到中国，下定决心要在加拿大四年内待满三年，以获得加国国籍。
小文并不觉得这种想法有什么值得羞耻的。《论语》里，孔子也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霍桑的《红字》里说：“倘若世世代代都在同一处不再肥沃的土地上反复扎根，人性就会像马铃薯种在这片土地般无法繁茂茁壮。我的孩子们已经诞生在他处，即便我能力所及，掌控得了他们的命运，他们也将在不适之地扎根。”
今年4月的一份报告里说，2010年中国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口有50万，其中60%的人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小文如今也是其中的一员了。
他并不是没想过要改变社会，因为他比周围的同学更不满、更聪明、更有能力也更有余力和资本。他也知道，中产阶级的孩子，才是社会变革和新陈代谢的力量。
然而，那也许是很多年很多年之后，当他可以不必理性而实际之后的事情了。如今，这块土地无论给小文提供多么美好、富裕、成功的未来，他都不稀罕，宁愿连根拔起地离开。
小文移民加拿大的事情，周围的朋友很快就全都知道了。有羡慕的，也有鄙视的。他在宿舍里，仍然会和那个又红又专的党员就意识形态的问题吵起来，那个同学会语带轻蔑地回复：“你有什么可吵的，你已经是加拿大人了。”
他想反驳，说自己是“曲线救国”，想想，还是罢休了。2011年9月附记：这篇文章的主角是我大学时代的一个朋友。他毕业后就去了加拿大，如果安心待满四年，就能够获得加拿大国籍。他出国之前，我对他说：“我每次出国，都会有种文化自卑和民族主义混杂的复杂感情，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他笑道：“那是你内心不够强大。”半年之后，他给我打电话，说自己从“愤青”变成了一个“爱国青年”，很烦那些整日说中国不好的同学，他的父亲像国外中餐馆那样用公筷都让他非常不满。一年之后，他在和父亲去夏威夷度假的飞机上说：“让我回北京吧！只要让我回北京，我干什么都可以。”现在，他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朝九晚五，也时常抱怨空气与水、抱怨堵车、抱怨生活，但从未想过回到父亲为他安排的人生。
天才的出走
理科实验班高三的时候，柳智宇发现自己得了眼疾。他只要一看书做题，两眼就开始发酸，继而发疼，像是有沙子在眼中滚来滚去。
柳智宇就读的高中，汇聚了全省最聪明、最刻苦、最有钱的孩子。它刚刚在一年之内迅速扩招，仅一个年级就三十个班，一千六百余人。这所急速膨胀的学校，斥资三亿，从市中心搬到了荒旷的郊外，离市区有大半小时的车程，学校实行全封闭管理，学生们吃住都在学校，出校门需请假，手机是老师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违禁物。
到了高三，班里的大部分孩子都从宿舍搬出来了。学校周边新盖的商品房供不应求，家长们或租或买，搬到这不着村店的荒郊野地来陪读，为了给孩子一个清静无忧、饭来张口的高考冲刺环境。柳智宇的高三是特殊的，他早已不再为了高考而战。
他是“理科实验班”的学生。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如果说一般的高中教育是源源不断地向高考咀嚼系统输送养料，那么“理科实验班”走的是一条人迹稀少的食物管道，它通向的消化系统是奥林匹克竞赛。“理科实验班”采取的是淘汰制，初中时至少拿过三科国家级竞赛奖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甄选考试，从中选出六十个左右进入“理科实验班”。
高一，这六十个同学确定自己要主攻的竞赛学科，分组，贴身教练，密集训练。
高二，一些同学明显天资不够，没有得奖的可能，他们被淘汰出去，作为落魄凤凰，混进普通学生的队伍当中备战高考。能留下来的，则为了参加国际赛事，为了夺金，开始参加一轮轮的筛选和淘汰比赛。
数百万的高中生，经过层层选拔，比赛；进入六人省队，获得全国冬令营的入场券，比赛；再次进入由三十名选手组成的国家集训队，比赛；从集训队脱颖而出的六人参加国家队，比赛——作为国家最高智力的代表竞技。
——如同运动员一样“为国争光”的标语，如此庞大，不负责任地裹挟了许多个体命运，当然能够理直气壮“一将功成万骨枯”。
全军覆没的竞赛小组数不胜数，他们进入国家队无望，得奖无望，保送无望。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高强度训练，忽然成了一身屠龙技。走了许久的光荣荆棘路，终于快到头了才见着“此路不通”的标志，只能急忙跟着浩浩荡荡的人群，去挤高考独木桥。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而这些功亏一篑的孩子，大多除了自己学科的竞赛技术，对其他学科几乎一窍不通，数学竞赛组的同学连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都不知道，他们只能从头开始学，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学完高考所需的所有知识。
柳智宇从小学开始一路赛到大，赢得太多，没有敌人的人最易厌战。他早已获得了北大数学系的保送资格，再战，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战，而只是机械地反复投入一场场无止境的循环赛中。
到后来，柳智宇发现自己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了。高二下学期，数学奥赛组只剩下包括柳智宇在内的三名种子选手，其他两位在高三最后关头被挡在国家队门外，只能去复习准备高考，以六亲不认的状态学自己从前鄙视的那些学科。
而这所高中从1986年开始，所有数学竞赛人为此奋斗了二十多年，都没有进入国际奥林匹克国家队。柳智宇是二十多年来唯一的希望。
就在这时候，他发现自己面临失明。
偌大的新自习室，往往只有柳智宇一个人，他每天看书做题，备战竞赛，直到发现数字和图形伴随着一阵阵剧痛时隐时现，他所熟悉的世界时隐时现。
那一年，他为了看病，跑遍了全市的各大医院，早起去赶早班的汽车，有时堵在拥挤嘈杂的大街上，太阳暴烈地晒着时间。医生让他作各种各样的检查，做出各种各样的结论，开出各种药方，却没有一种有效。
看完病，一天也过完了。夜幕低垂，柳智宇赶回学校。
一轮比赛结束，他发现自己不用眼睛，做数学题也不是那么困难。他在日记里形容道：“整个图形记不注，就把它分成局部，这就好像你不能记住整张地图，但是每到一个路口你都会知道怎样走一样。”
除了这样与虎谋皮一般小心翼翼地用着眼睛，柳智宇的母亲每天晚上都会从市区赶到郊区，为他念数学题。第二天，柳智宇到空无一人的自习室做题，与大脑和身体搏斗，定期去复查眼睛。命运把他吞没在日复一日的催眠机制中，只有这样，他才能承受那些让人满怀恐惧的事物。
困惑时隐时现——“我这是为了什么？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他十几年来几近左右手互搏的竞赛人生让他困惑，老师不断渲染的虚无缥缈的集体荣誉让他困惑，周围同伴梦想破灭生死由命的前途让他困惑。学校在柳智宇身上荣誉的寄托，把他和周围同学割裂开。使命感不同，战友已经成为了自己的陪练，沟通变成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柳智宇小心翼翼地使用着自己脆弱的视力，小心翼翼地怀疑着自己脆弱的人生，而肉身已经过五关斩六将，加入了最后的六人国家队，要去斯洛文尼亚参加第47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数学竞赛小组吃了最后的散伙饭。柳智宇跟曾经的种子选手、落败后备战高考的同学说：“我这段时间很郁闷，回顾我的整个高中，一次次地重建与打破，到最后还是找不到自己心灵的归宿啊。也许我一生都将这样颠沛，而生命的真谛对于我，就在这颠沛之中吧。不过你放心，心态对我的比赛成绩不会有影响，我的目标很简单：世界第一。”
2006年7月12日，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开始。第一天的题目很简单，第二天的题目很难，尤其是最后第5、第6题，柳智宇被激发了斗志，用上了一年来悟出的应对办法，列出思路，顺利解答。在交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的答卷近乎完美。
在斯洛文尼亚旅游了几天之后，成绩发布，他和俄罗斯、摩尔多瓦的选手获得了满分金牌。
学校的网站上发布红字的喜讯：“截至目前我校已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十枚，位居湖北省第一。柳智宇同学获得的这枚金牌对我校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我校数学学科奥赛史上历史性的突破，我校现在的十枚金牌涵盖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等各个学科。”耕读社
来到北大之后，第一件让柳智宇感动的事情，就是在迎新典礼上，一位老师动情讲述了蔡元培校长在北大力开风气之先的事，以及后来在汹涌的社会运动中冒着种种阻力保护学生的故事。
听完之后，柳智宇就想：希望将来能成为北大校长。
这是个很快就被遗弃的发愿，但是对柳智宇来说，却一直有个耿耿于怀的执念——他不愿意看到自己所爱、所欣赏、所熟识的人，为了现实而向理想妥协。也许是因为从小就在一群高智商的孩子中成长，他目睹无数天资极好的人因为运气不好，差之毫厘，就被打入平庸的尘土之中。理想太理想，现实太现实，生活必经的跌宕坎坷碰壁，柳智宇都视为难忍的磨难。而柳智宇的梦想，就是能够加入甚至创造一个环境，与一群人“在一个自由、温暖的氛围中一起探索生命的真谛”。
这个理想对柳智宇来说，是“未成菩萨，先要度人”了：他自己的学习与生活都不断受到考验。眼睛没有康复，经常看了半小时书就达到极限，必须闭目休息大半天，才能缓过来。母亲不在身边，无法帮他念题，他大一的数学分析在期末只得了七十五分。学期末，导师召集十个人的小组，讨论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柳智宇发现身边几乎人人都在苦海之中，且苦不自知。
社团文化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柳智宇先加入了禅学社。
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柳智宇高中时候就喜欢探索人生与宇宙的终极奥秘，也写过关于人生终极目的的哲学论文。但这些思考终不成体系，凌乱跳跃：前一天还是对《离骚》的赞叹，第二天又变成了向同学们普及基督教的教义。
然而参加北大禅学社，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一个师姐。
这个师姐当时在美术系读研二，她是柳智宇在孤独大学生活中仅有的朋友，温暖的来源。师姐教会他唱歌：“此事楞严尝露布，梅花雪月交光处，一笑寥寥空万古。风瓯语，迥然银汉横天宇……而今忘却来时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飞鸿去。”
这是《楞严一笑》，是宋代法常法师于入寂前的清晨写下的，写完便收足而逝。
柳智宇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他从少年时就常常感叹的“天地之大，无可载我之物；众生虽广，无可立我之人”的孤独感一下子找到了着落。
柳智宇从小就喜欢说“中国传统文化”云云，相信此中有真义，然而儒释道三家如此浩瀚，欲辨已忘言。柳智宇一直偏向儒家，觉得那是自我修养的正道。渐渐地，随着师姐把他引入佛家文化的领域，他内心的天平渐渐偏移，觉得佛教更能给人以慰藉，也更能解决他在身体、学习、人际上遇到的实际问题。
这位名叫熊雯的师姐不久就毕业了，去西安交大当了讲师。柳智宇参加禅学社的活动也越来越少了，他找到了一个新的归属——耕读社。
北大耕读社成立于2002年，创始社长是邓文庆，现在是龙泉寺的贤庆师父。他的继任者是创始人之一的于超，后来也在龙泉寺出家。柳智宇是第四任社长。
耕读社并不是以传播佛教为宗旨的社团。创始人邓文庆的建社纲领写得小心而谦逊。他说社团理念为：一来丰富精神生活；二来习圣人之道，“怀大爱心，做小事情”；三来学习和倡导“有机农业”的新理念，亲手种植有机农作物，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柳智宇则在当选并连任后，更新了耕读社的社团理念。语气与用词，明显多了许多指点江山的豪迈，以及毫不掩饰的野心。
新的社团宗旨中写道——“未来的耕读社，我们希望它……成为沟通学术界等社会各界的枢纽；并向外发挥社会影响，带动一种新的社会风气。这个目标一旦达成，其对中国及世界文化影响是深远的，因为这样一个健康的发展、视野开阔、社会普遍认可、可以推广的榜样一旦形成，人们立刻会以我们采取的方式产生信心，会有类似的组织效法而起，社会风气的转变也就可能了。”
社团的同学从他不断要“救更多人脱离苦海”的宗旨中嗅出了一些危险的意味，察觉到他似乎在有意地“发展下线”。
一次例行的晚读活动之后，柳智宇放了《和谐拯救危机》，这是一部由净空法师主持的佛教纪录片，由于具有很强的宗教渲染色彩，片子是搜索敏感词，在百度上的搜索结果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这次赤裸裸的宗教渗透，引发了对柳智宇的大规模弹劾。弹劾信上说：“其人笃信佛教，上任后将自己的宗教情绪带入社内，把宗教理念和社团宗旨混而为一，以耕读社的名义放映宣扬迷信、拒绝理性的影片，在校内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最后还嘲讽地写，“希望耕读社的同学不是脸上写满愁苦，还要一心普度众生的愚众，不是自诩高尚、满心想着感化他人的宗教狂徒……”
柳智宇对这些反对的声音并不以为意，也没有改变的打算。他已有了自己的支持者。而耕读社也在他的带领下，前所未有地壮大繁荣，并且成为了北大的十佳社团。耕读社的资金并不充足，柳智宇的个人捐款往往成为社团的主要资金来源。
柳智宇是社团唯一的骨干和精神领袖，经常组织一些出游和奉粥之类的公益活动。2008年5月，柳智宇第一次带领社团去参观龙泉寺——他在两年零四个月后选择出家的地方。
介绍龙泉寺的义工是柳智宇的师姐。她说，龙泉寺在正式被批准为宗教活动场所时，古老的龙泉出水了，清澈的泉水顺着水道穿过了整个寺庙。
柳智宇还在寺里见到了贤庆法师，也就是耕读社的创始人邓文庆。
贤庆法师说到了他出家的经历：他上大学时读到弘一法师的事迹，在北大读研究生快要毕业的时候来到福建莆田广化寺，追随弘一法师的路径出家。他的父母先是反对，而后也皈依了佛教，现在和他一起在龙泉寺生活。贤庆法师负责更新龙泉寺的博客，以平均每天一到两篇的速度，勤快地介绍寺院的每次活动，而他的父母则帮寺院干些杂活儿。
贤庆法师的经历对柳智宇有多少参考价值不得而知，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齐心戮力学佛的画面，至少向他展示了一种可期待的可能性。
柳智宇内心早已从儒士变成了佛教徒。这种转轨看似一念之间，实则足以改变一生。柳智宇的家人，在他给家里的电话中不断普及佛法后，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认为这只是柳智宇在不断寻求正解路上的工具之一，就像他当年参加奥赛训练一样，培养的是“一种思路”。
他的父母找来哲学老师与他谈话，希望提供一种成本更小的“思路”，来解决他关于人生的疑问。谈话的结果，是父母拗不过他，只能任他信了佛，而柳智宇暂时打消了——抑或是隐藏了——出家的念头。
除此之外，柳智宇的生活还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开始每天记“善行日记”。“善行日记”是龙泉寺法师发起的修行，在我们这些俗人看来，和“功过格”没有什么两样。把每天的生活分为自己做过的“好事”以及“坏事”，功德加分，过失扣分，月底一计算，年终一评比，功过相抵，看累积点数——够不够让自己得到福报。
柳智宇每天记的“善”，大多是帮助他人，比如“去给不认识路的同学领路”，“借了同学GRE单词的光盘”，“借了师姐一千块钱”。
他的“过失”，则是对自己灵魂深处莫名其妙地声讨，比如“谈话时要多顺应对方，不要急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有高傲心，不愿意走进别人的内心”。“善”与“恶”却在这种每天不断的记载中，变成了孤芳自赏的游戏，于外人，生硬而古怪。
比如，在班级活动中，柳智宇会提出在大巴上唱歌以增进感情。这种出发点，无疑属于他日记中的“善行”；而在同学中，却是无人应和的尴尬和干瘪的讪笑。行善成了悖论，意味着以自己的意愿，全心全意地让别人高兴。
对父母的顺应，属于柳智宇“行善”的范围。他自己对前途的规划是念研究生，学“中国哲学”，而父母希望他出国。柳智宇最后同意并且开始准备。
对儿子，柳智宇的父母与其说是干涉，倒不如说是亦步亦趋地追踪思想动态。寒假回家，柳智宇吃饭时表达了对美国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不满，父亲怕他偏激，晚上就给他读了介绍中美情况的文章，希望他仍然坚持去美国读书的计划。
2010年春天，柳智宇收到麻省理工学院录取通知书，全额奖学金。他的父母都非常高兴，他也因为父母的高兴而高兴。
体谅、顺从、感恩，柳智宇似乎找到了孝的核心。他有时会到食堂认真地点一碗羊肉面，因为母亲叮嘱体寒的他要多吃羊肉。
几个月后，柳智宇却做出了一生中最大的叛逆——去龙泉寺出家。龙泉寺
龙泉寺在北京郊区凤凰岭脚下，幽静，不大。在寺里走来走去的有僧人，也有还没剃度的修行者，大多年轻瘦弱，戴着眼镜。周末有义工来帮忙，也有些驱车前来吃斋、放生的人。
负责接待来访的僧人们很警觉，他们人手一部苹果电脑，上网，浏览和搜集对柳智宇及寺院的媒体报道。
柳智宇出家后，除了他的父母以外，没有见过其他外人。而僧人们很明显没有统一口径，有的说他已经不在寺内，有的说他即日剃度。
住持似乎透露过让他提前剃度的意思。一来是因为他天资高，对佛法学习领悟得很快。二来是因为他有名气，外界视他为弘一法师般的高僧，也能够对弘扬佛法起到一些作用。
然而另一些高僧，例如明奘法师，则对柳智宇不大看好，说他没有僧相也没有僧气，太有棱角了。
柳智宇出家，本来并没有剃度，只是净人，还有回到过去生活与圈子的可能性。媒体围追堵截，已捧他为抛弃红尘的高僧，柳智宇即使后悔幻灭，也没有退路，没有回到正常生活的可能性。
夕阳下的龙泉寺非常肃穆美好，让人一步三回头地舍不得离开，心里浮现出三岛由纪夫《金阁寺》里主人公的感慨：“倘使你是人世间无与伦比的美，那么请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美，为什么必须美？”《金阁寺》的主人公叫做沟口，是个口吃孱弱的年轻人，他视金阁寺如人间至美的化身，后来离开寺院，去读大学，渴望介入世俗生活，也试图同女人发生关系，却总是因为金阁寺在脑中的闪现而失败。他认为是它横隔了自己与所希冀的生活，最后只能选择一把火烧了金阁寺。之后，他扔了原本用来自杀的安眠药，抽了一支烟，心想：我要活下去。
人人心中都有“我执”，有他人植下的障。柳智宇一直以为在消除着执念，结果却是在灌溉和壮大它。有些念头——寂寞也好，怨念也好，胸中块垒也好，对自身至美至善的吹毛求疵也好，救他人出苦海的无私与无力也好，这些念头，你以为已经完全消除了，它们却识得回家的路，让你做出不计后果的事来。
现在的北大耕读社已经不是刚创始时候的二十多人，已经有了一千多人。一多半是毕业或校外人员，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柳智宇的宣传效应。
耕读社的论坛上，有人提议要去看看柳智宇，被其他人凉凉地讥嘲：“不知道你来耕读社是什么目的。”发帖的人愤怒地声明自己加入该社，绝没有因为要接近这个传奇的不良动机。辩解了几句，这个提议，随之也就被搁置，然后被遗忘了。2011年5月附记：这篇文章的主角是我高中的师兄，听闻过很多他的事迹，也有过几面之缘。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是他出家了。我非常震惊，花了很多精力去了解此事，了解得越多，心态就从最初的猎奇，变成了一种深切的同情。因为我看到了他的痛苦。我想去寻找他，甚至报名去他所在的寺院当义工，然而最终只是远远地见了他一面而已。几个月后我再去，僧人们说，他离开了，不知道去了哪儿。他所寻找的东西，最终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我想与他分享一段话，一段让我受益多年的话：“世界并非是不完美的，或是正处在一条缓慢通向完美的路上；不，它在每一个瞬间都是完美的，一切罪孽本身就已经蕴含着宽恕，所有小孩本身已经蕴含着老人，所有婴儿都蕴含着死亡，所有濒死者都蕴含着永恒的生命……学会爱这个世界，不再拿它与某个我所希望的、臆想的世界相比，与一种我凭空臆造的完美相比，而是听其自然，爱它，乐意从属于它。”这段话出自黑塞的《悉达多》，讲的是一个青年人孤独地寻找世界之真理、生命之真理、自我之真理的故事。
被绑架的盗火者
1994年12月出生的程齐家，比周围的同学小一点。2010年，他在人大附中——这所声名远扬的名校读高三。
程齐家所在的是英语实验班，而他的强项是数理化。若是按部就班，最好的结局是他将会考进清华的机械专业，毕业后研究汽车。程齐家住校，每周末，他妈妈都会来看他，给全封闭环境下的儿子带来一些外界的社会新闻，让他多些对社会的认识。他们谈话交流，彼此安心。
高三就这样规律平静地过了一半。一个周末，程齐家的妈妈来看他，聊天中她说一位院士在深圳主持筹建了一所大学，准备招收已完成高中知识学习的高二学生，学生要参加学校组织的高水平测试，进入大学后可以接受最好的高等教育，老师们都是知名学者，这所大学叫南方科技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只收高二的学生。学校官方的解释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同时可避免高三一年纯粹的考试训练对高素质、原生态学生创新能力和学习兴趣的扼杀。”但是，再笨的人也能看出真正用意：对直面高考的高三毕业生来说，考北大清华港大，当然是更顺理成章的目标。南科大从高二招生，当然是为了能拦腰斩断、收割优质生源。
程齐家后来回忆说：“南科大就是这样以一方净土的模糊形象被我所认知。当时我未把此事真正放在心上，妈妈也玩笑似的感叹我没有这个机会了。我也只得认命，觉得水木塘边赏月、未名湖畔折柳亦不枉此生。”
年底，班主任拿了一份通知，说南科大将在人大附中高三年级招收第一届学生。程齐家当时已经获得了校荐北航的机会，也自荐报考了上海交大，虽然对南科大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但他立刻觉得这是个惊喜，第一时间报了名。
对于要报考南科大的学生，人大附中不仅没有打压，让他们回归官方志愿，反而给予了让人意外的热情鼓励。除了几次动员，人大的刘校长还专门给想报考南科大的家长开了个见面会，会上和南科大的新校长朱清时电话连线，解答家长的问题，试图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
这次见面会之后，人大附中一共有七个孩子，确定了报考。
朱清时校长的演讲一向犀利而昂扬，“教育改革”、“学术自由”、“去行政化”这样的词是屡试不爽的鸡血，而他描述的南科大蓝图更像近在咫尺的乌托邦。朱校长说首届招生时只招五十名学生，未来亦将严格把师生比控制在一比八的规模，小班化教学是教育模式的回归，大一、大二采用通识教育。
可是在对家长的说明会上，不知道朱校长有没有说明，南科大还没有获得教育部颁布的正式批准筹建的批文，也没有招生许可，大学毕业后的文凭也可能得不到国家承认。
在咨询会结束几天后，教育部终于向南科大颁发了正式批准筹建的批文，这所先斩后奏的大学，方才获得了迟到的准生证。
接下来的故事，似乎是按照皆大欢喜的方向发展。
人大附中特意为南科大自主招生的笔试开设了考场。考试的题目是教育部考试中心提供的，考数学、物理和英语，题目比高考要难。
这三门课是程齐家的强项，他考完之后就对母亲说：“绝对没有问题。”
通过笔试的，除了程齐家之外还有一个同学，那个同学比程齐家成绩要好一些，性格内向，出于顾虑，最后放弃了南科大，冲刺北大清华。
通过笔试之后，程齐家就读南科大的意愿更加坚决，它不再是未来的选项之一，而是未来本身。
因为儿子的坚决，家长也开始衡量报考这所大学的风险。有的朋友坚决反对，说：“政府的事儿你也信？”
风险当然是有的。家长最担心的是政府决策很容易变，“有时候领导换届了，往往一些事情就不好说了。”
南科大的重要推动者是深圳市，也是它的投资人。南科大的前途当然是随着业主更迭而瞬息万变的（后来事实证明，家长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支持南科大的深圳市长许宗衡在2011年5月因为贪腐而判处死缓）。
对于南方科技大学自授学历和文凭，家长反而并不太担心。“自授学历”是朱清时校长口中高校恢复活力的关键。他说全世界唯有中国是国家学位，各个学校拼命去跟教育部公关授权，而不是拼命提高教学水平，这是本末倒置，必须打破铁饭碗。
而家长确实也有更现实的考量。程齐家的妈妈认为对孩子来说，大学不会是学历的终点，他一定会继续深造，但总应该获得一个国家承认的学历吧。
衡量之下，报考南科大，最好的结果是，程齐家接受了招生简章上承诺的高质量教育，有了很好的发展。
最坏的结果是学校解散了，他再回家来参加明年的高考——程齐家说，即使这样他也认了，大不了回来考清华。而他即使明年回来高考，也还比应届生小一岁。
寒假，正月初十前后，南科大在深圳进行了第二轮录取考试。程齐家第一次坐飞机，他自己飞。他是唯一单刀赴会的学生，参加了面试、能力测试和心理测试。
两三天后，南科大打电话，祝贺录取。还没有开春，程齐家就早早告别了如临大敌备战中的同学们。
2月底，程齐家一个人去了南科大报道，他带了几本书，包括易中天的《闲话中国人》，还有字帖和德语书——这些都是他准备上大学后自我教育的内容。
空旷崭新的校园里，全部师生加起来也不过七八十人——也许还没有赶来抢新闻的记者多。学生的组成乍一看更让人觉得这不像是一支正规军。
——南科大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来自前一年报考了中科大少年班、上了一本线但没有被中科大录取的学生。这些孩子本来就是特殊的，他们像是从一个试验皿跳进了另一个，而南科大的校长朱清时是中科大的原校长，两个试验皿也属同胞。
南科大首届学生中最小的只有十岁，叫苏刘溢，他七岁上初中，八岁升高中，十岁考大学，高考考了五百六十六分，在去年9月就已经入学，是南方科技大学招收的首位学生，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一直孤独地等候着未来的同学们。
除了他之外，南科大的首批新生里还有十三岁的王嘉乐、岳照，十四岁的范紫藜。
南科大在喧嚷中开学，晚上才得安静。学校安排学生看了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电影讲的是寄宿学校里一群难缠的问题学生，被音乐老师感化，组成了一支合唱团，才能被唤醒，心灵变得温驯美好。
放这部片子，大概是因为校长猜到了这会是一群难管的学生。他们年纪尚小，早早就被周遭目为神童，过早觉醒，天生反骨，又在外界对南科大的好奇中收获了许多注视。对南科大的天才们，除了教育，大概还有些教化的工作要做吧。《放牛班的春天》主题曲里唱着：“看看你经过的路上/孩子们迷了路/向他们伸出手/拉他们一把/步向以后的日子。”
在广州黄埔军校半个月的军训结束后，正式开课。
程齐家笼统而乐观总结他上大学后的感悟：“学校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学习氛围很浓，思想很自由。同学们崇尚智慧，努力汲取知识拓展思想，在这里我们开始关心社会，学会了对自己负责，并试着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南科大、为社会承担应尽的责任。我们还知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需要每个人的努力，社会进步需要每个人的积极改变。”
他这样概括自己在南科大的常规生活：“这学期有微积分、线性代数、物理、计算机科学、国学、社会学、英语，还会经常由知名学者教授开讲座。大家普遍感觉压力不小。有课时认真上课，没课时自己复习、看书、用电脑娱乐一下，我每天都会去健身房锻炼，大家有时会一起出去玩。”
南科大理想的设计是“书院制”和“导师制”相结合。老师和学生同吃同住，可以随时交流问题。一个导师带三五个学生。
到现在，“书院制”已经落实了。院长是原来香港城市大学的副校长唐淑贤。“导师制”却还遥遥无期，困难在于师资。这是南科大从筹建创校就存在的问题，早先在招生简章里公布了的一系列名师并没有全部落实，很多教授也只是兼职，保证课时已是勉强，更无法充当无微不至指导专业、生活、人生方向的导师了。
以外界人的目光，南科大之难，更在于与“组织上来了新规定”走一步退三步的漫长谈判与妥协。
4月，深圳市委宣布将通过公开推荐方式选拔两名局级领导干部，到南方科技大学担任副校长。
6月，南科大宣布副校长由理事会根据校长提名聘任，守住了“去行政化”的承诺。
5月，教育部说改革要依法办学，要遵循制度，规定南科大的学生必须要参加高考。
6月，南科大的学生写了封公开信，集体缺席高考，不向应试教育低头。
表面上看，南科大已在往体制的天花板冲，冲顶成功，姿势壮烈且不难看。可谁都知道，姿势不能兑换成胜算，“抵抗”更是与胜负本身无关的事。“学术自由”和“行政指挥”抗争的战役历史上早有过，且前者赢了。中华民国的教育部，曾在上世纪40年代大张旗鼓地要求统一动作。当时在云南的西南联大，也被要求实行毕业总考制。虽然其他学校也有牢骚，但只有联大全校一致抵抗。在这项规定实施的头两年，联大是唯一一所拒绝参加考试的学校，教授也对学生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历史和现实如此相似，是因为被挑战的那一方只能见招拆招，路数如此单一。当时的教育部以拒绝颁发毕业证书相要挟，西南联大仍然自行其是。最后，教育部无法，只能作出保全脸面的妥协：联大学生需参加考试，但是全部自动通过，联大不必把分数上报给教育部。到了1941年，联大干脆连过场都不走了。
七十年前，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大获全胜，是因为“学术独立”是学校和执政党谈条件的共同底线。是时，知识精英还有寡头集团的话语权。如今，物是人非，角力的双方不同，赢面自然不同。
大家赞南科大勇气可嘉，看它的目光却像看一名烈士，觉得南科大一定会死于它的“抵死不从”。“不从”也是由于无奈。早在高考前，师生间、学生间、家长间就因为到底要不要高考而争论。
朱校长在外地，无法表态。学校则有领导开始组织说服学生家长参加高考，人心惶惶。
真正反对参加高考的，除了热血而理想的学生，还有焦虑而现实的家长。他们担心：按照国家法规，南科大不能录取学生，肯定会找别的学校录取，例如深圳大学，毕业时如果发深圳大学的文凭，怎么办？国家规定外地孩子不能在深圳参加高考，是违法的，学生一辈子背上了高考违法的不良污点，怎么办？学生如果没考好，被当做攻击南科大教学质量的口实，怎么办？最大的风险是，朱校长可能会因此辞去校长职务，这些学生怎么办？
朱校长是家长和学生的精神支撑，他曾反复描述过一座近在咫尺的海市蜃楼，那是与深圳一河之隔的港科大，建校仅仅二十年，最新排名已经超过港大成为亚洲第一。
而朱校长对中国教育的忧虑，也让这群还未成年的孩子有了宏大得可怕的责任感。
在拒绝参加高考的公开信里，南科大的学生自称为“探路者”，他们疑惑以及焦虑的是：为什么中国造不出真正高质量的大飞机，造不出一流的汽车底盘，为什么高科技核心技术都是外国公司开发的？
程齐家给南科大寄去的自荐信里，也附上了一篇文章，叫做《钱学森之问》。他显然已经找出了问题的答案：当然是陈旧的教育体制的错。
南科大的学子说：“我们体会到的，是我们老一辈科学家那心急如焚的心境和沉重的感叹！”
白发苍苍的老者和奶声奶气的少年影像重叠，显得吊诡。听未成年的孩子们沉重做些“关乎祖国未来，关乎国家命运”的振臂高呼，即便是少年听风便是雨，多少让人有些觉得生硬——到底不是五四时期了，“水深火热生死攸关”的讲演无法获得预想中的热烈激昂，取而代之的，多是让他们认清现实的凉薄尴尬。
拒绝参加高考之后，南科大才面临真正的危机，危机来源于内部——不断有人叛逃这座天空之城。
先是港科大的三位教授离开了南科大，还写了篇檄文，说南科大煽动学生不参加高考近乎“文革”，改革不能光靠口号。
后有一名南科大的学生请了长假，然后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对于其他南科大学生动辄家国命运的宏大叙事，这个退学的学生不吝冷漠嘲讽。他说：“绝大多数人选择南科大是为了能够通过南科大与国外高校的合作而出国留学，当时朱校长也是这么对家长说的。我认为这很正常，毕竟人总是要考虑自己的前程，可我实在看不惯有些人张口闭口就说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未来。您说您是为了改革而献身，从不担心自己的职业和未来，那好，您自己高尚去，别拉上别人，为自己将来担心的人多着呢，不要总是代表别人。”
他认为在南科大是没有前途的，决定参加高考，退出这支被捆绑在一起的盗火者队伍。
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设法窃走天火，被宙斯捆绑在高加索山脉的岩石上，为鸟兽啄食，却要长生不死，他的痛苦要持续三万年。
盗火者是被绑缚的，也是被绑架的。这几乎是所有改革或革命者的宿命，骑虎难下，革命者们用一贯洪亮激昂的调门控诉当下，构造乌托邦；戏假情真，革命者们眼里常含泪水，眼泪也为自己而流。无论如何，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吧，管他前面是什么。摩西当年恐怕也不知前面是否是深渊，但总不能回身向他的追随者们无奈地摊手劝回。即使摩西是个瞎子或近视眼，也得为了身后被感动的信任者，走向他内心自认为清晰的彼岸。
我问过程齐家，他的理想是什么。在进入南科大之前，他的理想是毕了业研究汽车，这是他的兴趣。现在问他，他则说：“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全面的人，广泛接纳各种价值体系，并永远守护心中的理想和价值，以数理逻辑观察世界，又以艺术的思维生活，活得自如。”
他的未来被推得更遥远了一些，南科大的未来似乎也被推得杳渺了一些——秋季招生的简章迟迟未出，不知道第一届学生是否是最后一届。
程齐家的妈妈告诉我：“如果要写关于南科大的一些事情，一定要显示出我们多么拥护党和政府，我们善良，我们弱势。”情况比她当时想象的要复杂和艰难很多，若是一开始知道如此，她也许不会同意孩子去南科大的。2011年6月附记：这篇文章是采访南方科技大学所作。当时这所学校正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因为出现了学生退学、教授罢工等新闻。如今，南方科技大学搬了新校区，恢复了招生。2013年南科大在全国14个省份共招收新生388人。比起学校获得准批时“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8000人”的规模，这个数字仍然不算多，一位南方科技大学的学生，所在的生物技术专业只有六个人，她觉得南科大和其他学校最大的不同是“翘课很容易被发现，都不需要点名就知道谁没来”。关于南方科技大学的新闻已经越来越少了。这或许是好事，更有利于它在这个时代缓慢地前行。
长安青年
东莞某镇的电视台，正在举办歌唱大赛的决赛。
比赛的形式学的是已经流行了很多年的选秀比赛，每周都在电视台播放着海选以来的淘汰过程，参赛选手们也在小小的城镇里成为了颇有知名度的偶像。最后进入决赛的有十名选手，比赛完第二天早上就会飞到北京，录制一张唱片。当地年轻的宣传局局长说：“要让他们也进录音棚，圆梦，感受一下当明星的感觉。”
宣传局局长是个80后，漂亮精干，坐在决赛现场的第一排，不时打电话给导播下指示，埋怨主持人不到位，没有把握好泪点，没有“成功催泪”。能看得出，她有层出不穷的想法、用之不竭的动力去把活动办得精良热闹——就像她经常在湖南卫视上看的“快乐女声”那样。想要有模有样，想要样样不输人，可永恒无解的难题是城镇的平台太小，架势再像，最多也只能模仿到两成相似。
选手的专业程度也只能模仿两成。最后进入决赛的选手是从两百多个报名者中选出的，几乎全是90后，唱着那些理发厅、餐厅经常放的港台流行歌曲。对他们来说，这次比赛并不是什么演艺生涯的起点。未来回忆起，大概也只是某个狂野的暑假而已。
歌唱的水准只是平平，不过是班级公开表演的水平。直到最后的选手，一个胖胖的女孩，唱着《我是一只小小鸟》，开口刹那便引得观众交头接耳，因为一听就是专业水准，水平高出他人太多。
歌词是：“我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这歌一直是怀才不遇者的悲情主题曲，字字都是自怜，都是尖利冰冷的控诉。
女孩一共唱了三首歌，难度俱高，高音凄厉，直冲上演播厅棚顶。歌词也尖锐：“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至放大来演吧。”观众无法应和她的音调与节奏，只能愣愣地听，比赛的气氛突然转变，从之前“众宾欢也”、自娱自乐的乡亲之乐，变得略微有些尴尬。
比赛的主办方不想让这个女孩得冠军，甚至之前对三个评委暗示——不要让她夺冠。
原因有两个：第一，她之前学过声乐，对其他选手不公平。第二，她是外地人。这个原因更重要一些，因为比赛的目的本来是弘扬和宣传本地文化，若让外地人夺冠，恐怕会引起镇里人的不满。
女孩最终没有夺冠，拿着亚军奖杯笑容尴尬。她之前的忿忿与悲情似乎也找到了解释：只因为是外地人啊。
这个镇子叫做长安，和唐诗中的古都并没有什么关系，没有“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的古意，倒是更有些“冲天香气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气质。
它是东莞最富裕的镇子。中国是世界的加工厂，东莞是中国的加工厂，长安是东莞的加工厂。最著名的企业是步步高和做饮料的加多宝集团。
长安镇像个小小的乌托邦，环境好，人富足。近几年，它也找急忙慌地抓了些缥缈的名号，例如“中国摄影之乡”、“中国书法之乡”，想摆脱大家对东莞“性都”的概念，变成“文化之都”。镇子虽然袖珍，可是什么都不缺。仅仅五星级宾馆就有三个，环境最好的叫“莲花山庄”，是靠山依水的别墅群。山庄旁有高尔夫球场，亦是国际水准。
我不知道它到底是谁的乌托邦，是谁的天空之城。长安镇只有三万本地人，其余七十多万人全部是外来打工者。虽然外来人被称为“新莞人”，他们是被注射进的活力，却始终与城市的动脉无法融合，格格不入。
三万本地人统治着七十多万的外来打工者——这样的说法也许会有些用词过猛。然而差别确实显而易见，尤其是对年轻一代人来说。
长安本地青年人是理所当然的富二代，他们的成年礼物常常是一辆价值三十多万的汽车。去年年底，长安镇就发生过一件争议事件：富二代驾奔驰撞死人逃逸，而仅仅被判一年半。肇事者的父亲曾经担任长安镇夏岗村村委书记。讽刺的是，肇事者撞死的也是富二代，不过是外来的富二代。死者的父亲是从外地来长安开厂的生意人，生意也做得成功红火，他对最后“一年半”的判刑结果也不满意，却也无奈。原来，即使财富也能够被战胜——被财富+族群认同感战胜。
对本地的年轻人来说，“奋斗”是个陌生的词汇，他们的父母也不太希望他们奋斗。与其出外打拼，还不如固守好家族产业，抑或是进入当地的政府机关，成为体制内的一员。
长安镇为了教育“富二代”煞费苦心，建立了一个“骄子计划”，每个月请一些名人来讲课讲座；举行青少年“文明使者”的评选；包括这回的歌唱大赛，也是一种努力，希望他们在物质富裕的情况下，精神也不贫瘠。
为这些计划而工作的宣传局年轻人，也是本地人，家境优越，刚刚大学毕业。她从地球另一端的澳洲留学归来，最后仍然回到了家乡，在家人的怂恿下进入政府机关工作。
长安本地的年轻人，守着也许几辈子也用不完的财富。外来打工者，则越来越清晰地品尝着“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的苦涩。
中国的优势是出口廉价劳动力制造的商品，比如出口衣服和鞋子——就像东莞另一个富镇虎门，是衣服的集散地；另外还有些稍微高端些，电子产品之类，比如长安的“步步高”和深圳的“富士康”。
不断上升的人力物力成本让珠三角不再有竞争优势，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则是更大的打击。珠三角的“倒闭潮”也是从2008年开始的，东莞倒闭了几千家工厂，大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一。
那一年年底，长安镇最大的台资鞋厂倒闭了，老板突然人间蒸发，剩下两千多名工人索薪无门。也许很多长安人还记得那时的场景：已经入冬了，数百个愤怒的工人走上长安的街头，他们聚集在自己曾经工作的厂子门口，签名、按手印，要求政府偿还契约终止金。街上有防暴警察警惕布阵。冬天的东莞并没有想象中温暖，工人身上蒸腾出白色的热气，倒让人恍惚想到当年铁西区倒闭，众多工人下岗时的无助茫然。
这件事以政府垫付七百万拖欠的工资结束，但这结局远远称不上“皆大欢喜”。对打工者来说，每个月将近三千块的工资，虽然谈不上什么梦想成真，也几乎没有任何或创业成功或点石成金的机会，但与家乡种田收入结合，二一添作五地齐心戮力过日子，倒也值得背井离乡。
工厂倒闭，令他们不得不被打成原形，回到家乡。坚守下来的那些人，也许在工作机会上能守得云开，可需要忍受的隔阂与不公却无法修复。
前两年，长安镇封闭了一条路。那条路叫做铜古上路，附近有公园和小学。有许多打工者在附近租房，人们去公园，家长送孩子上学，一般都会走这条路。
有一天，路口设立了治安岗亭，岗亭上贴了一张通知：“外来车辆及人员禁行。”岗亭里也有治安员，拦住企图穿行的外地人，告之这条路本地人可走，外地人（打工者）禁止通行。社区区委会的解释是维护治安，但封路的隐喻却呼之欲出，让人心寒，外地打工者被屏蔽、被隔离、被禁止通行的，是这里的文化、娱乐以及教育。
库切写过一部反种族隔离的小说，叫做《等待野蛮人》，假设了一个无时空限制的帝国，在它荒凉的边境小镇，有一天传来了消息，说首都已经注意到边境线附近的野蛮人正在联合起来，对帝国形成了眼中的威胁。所谓野蛮人，所谓的敌人，其实不过是一些世代生活于边境的游牧民族而已。帝国却挑起了一场不存在的战争，搜捕危险敌人，并且扩大了战争的规模。
相对于野蛮人，帝国自视为文明的象征。库切这样形容帝国的矛盾：“它注定要在历史中再现一个反历史角色。帝国的意识就是：如何确保政权的长治久安，避免分崩离析。一方面，他们处心积虑地搜捕宿敌，到处布下他们的鹰犬；另一方面，则以灾难滋养自己的想象：城邦凋敝、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千里赤地。”
帝国充满了臆想症，为自己塑造出无中生有的敌人。最后，不存在的野蛮人真的来了，他们开始反击，开始骚扰着边境各处。帝国士兵们逃亡腹地，而边境小镇则越发荒凉。
宜居不易居的长安，在乌托邦般的布景下，酝酿着隔离、不公、歧视的紧张氛围。敌我矛盾变成人民与人民的隔阂，而地点就在城市内部。
今年6月份，广州新塘，打工的四川人和本地人发生矛盾，发生聚众事件。从歌唱比赛只得了亚军的女孩，到棍棒相向的本省人与外省人，让人生出有些老套的感慨：野蛮人并不是等来的，而是被制造的。2011年8月附记：这篇文章是去了东莞长安写的。文章发出来之后，被一些长安本地人攻击，说某些一代外来打工者已经和当地人融合得很好，其乐融融，共创繁荣。我承认自己对长安走马观花地观览，结论当然是片面的。不过我认为文中所描述的这种危机依然存在。乡村人迁往城市，为了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不只指金钱；更重要的，是改变身份的欲望。农村人到城市里来谋生，和挺着大肚子瞒过签证官、一定要把孩子生在美国的中国人一样，是为了孩子有和自己不一样的人生，享受比自己更多的权利，更好的机会，更大的公平，更可靠的安全感。外来打工者为了这些希望，承受着不公平与漠视，然而，希望也往往不能顺遂。他们是大多数，他们生活在我们的视线边缘，在旅游地图以外，在电视镜头不会拍摄到的地方。
想象的祖国
1947年，一个叫做郑定邦的建筑师奉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把一张中国地图贴在台北街道图上，中轴线对准中山南北路，然后把中国地图的地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所以熟悉中国地图的人很难在台北迷路，因为一抬头就是“温州街”“西藏路”“武昌街”。
六十多年后，“反攻大陆”的说法仍时常被提起，却往往是被大陆人半开玩笑地提起。
台湾，成了浮游在中国大陆上的一张地图，成了想象中的祖国。
到台北桃园机场是下午，湿热得很。
在大巴上，中年导游介绍台湾现在有两千三百万人，其中大约两百万人如今在大陆做生意。我忽然想到，1949年，徙台湾的大陆人，似乎恰好也是两百万。当年投奔台湾的人，满心前途未卜，可恐怕怎么也想不到如今会以这样的方式回来。
导游又说：“大家往窗外看哦，这就是台北。那很多人会说嘞，本来以为台北会很繁荣，一看嘞，诶？！怎么会这么破……”
车窗外的台北，的确是旧旧破破的样子。建筑不高，灰灰矮矮，街上一批批骑摩托车的人穿行，感觉有点像80年代的中国大陆，或者是内陆的一个被遗忘的二三线小城市。
导游随即自问自答，说台北之所以这么破，是因为台湾人对房屋拥有所有权，政府不能因为城市建设的原因拆除或者征用；不像大陆，看起来很新，房子都是国家的，而不是自己的。
大概是因为带惯了大陆来的游客，所以导游在介绍台湾的时候，总是会和大陆做对比，比如言论自由，比如民众对待领导人态度的不同。
我在大巴车的后排，看着导游手舞足蹈讲一些对我们来说或许已经有点老旧的政治段子，惟妙惟肖地模仿着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忽然觉得他的言行在两岸关系中有种象征意义：台湾对大陆，有自傲，有怨恨，有同情，也有取悦。十分微妙。
台北是很容易让人喜欢上的城市，刚到其他大城市的时候，迎面而来的往往是设计和规划过的“城市印象”，而在台北，面对的则是一种复杂和旺盛的生命活力。规划是生活的延伸，该有树的时候便出现了树，在要有路时就有了路，所有的路都沿着房屋弯弯曲曲。人类生活是血液，城市建设则是血管，它是保护和包裹，而不是一拍脑门的设计和切割。
台北应该是简·雅各布斯最爱的那种城市，它是自然生长的结果，这种生长是连贯、有感情且不可预测的，有自己的逻辑，规划在它面前显得如此苍白。
路上咖啡馆很多，大概因为台北不是一个容易行走的城市。因为天气的关系，湿热多雨，间或夹杂着暴晒，走起路来又晒又闷又出汗，一会儿就累了，找急忙慌地要找个清凉干净的地方坐下。
写作环境大概决定了台湾的文化吧——小清新的音乐与文学，不大像欧美文学能明显看出在城市中的穿行感，而更像是一边喝饮料，一边看着玻璃窗外写下的。舒服熨帖之极，可视野总有局限，望不出天之涯地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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