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肯尼斯S.罗格夫（Kenneth S.Rogoff）,纪晓峰,李君伟,张颖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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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现金社会：货币的未来试读：
前言
本书的研究对象“现金”表面上看起来平淡无奇，甚至令人打不起精神，更很难和诅咒扯上关系。然是，正如我将在本书中向读者展示的，当今财政和货币领域最难解决的问题当中，纸币（现金）问题当属首位。摆脱现金所能带来的好处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
读者们也许会认为，货币经济学家定然每时每刻都在认真伏案研究纸币问题，因此这方面的学术作品会汗牛充栋。这种看法情有可原，但真相绝非如此。事实上，在大部分学院派经济学家和政策性经济学家看来，实物形态的纸币在当今高科技时代的银行业中无关紧要。在现代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中，由于实物纸币太难于被纳入研究范畴，因此其要么是压根就不被考虑，要么是即使出现也处于无足轻重的角色。当然，大部分的货币政策专家认为，纸币完全不重要，对结果毫无影响，因此简单化处理并无不当之处。
对中央银行家而言，尽管他们所服务的中央银行制造出数百亿美元的现金并供应给全社会，但是他们对现金也毫不关心。对利率政策及其如何影响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方面的每个细枝末节，美联储的理事们都愿意倾注大把时间进行讨论，但是对于纸币发行问题，理事们基本上都是视若无睹。只有当其涉及美联储损益表时，他们才会对此进行讨论，即便如此，他们的讨论也都显得漫不经心。实际上，大部分中央银行家都认为，他们的工作目标，是致力于引导经济实现持续增长并保持物价稳定，而非供应货币。
不过，近几年来现金受到的关注有所增加，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中央银行家们开始担心他们在负利率方面还有多少政策空间，负债累累的政府财政部门的税收收入越来越乏力，国家安全部门在努力通过先发制人来打击恐怖主义分子，司法部门则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犯罪团伙案件。但是，多数政策制定者仍然将纸币视为生活中一个既定的事实，对纸币所产生的问题也是避而不谈。即使是自诩为置身事外的学术界，也把关注点放在复杂且充满危险性的政策上，他们总在研究一旦利率降低到零，无能的货币政策可以做什么，而不是去想办法彻底解决零利率下限约束问题。
而这正是我在本书中想要研究的。为什么我们不取消纸币呢？或者准确些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审慎地采取非常缓慢而渐进的转轨措施，向存款客户提供补贴来做好金融普惠，并长久保留小面额纸币，甚至采用只有硬币的货币体系来替代现有体系，以此逐步实现消除纸币的目标呢？
答案貌似显而易见，有人甚至会质疑为什么还要用一整本书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纸币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有的具体，有的实用，还有的非常抽象，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获得全方位的认识。尽管之前对待这一问题的很多方式都有搏眼球的嫌疑，并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是我在本书中尽量保持中立立场，既强调纸币的好处，也不回避其存在的风险。当然要做到这样绝非易事，因为其中涉及的很多主题都很容易让人产生代入感。比如，在部分人眼中的非法移民行为，在另一部分人看来则是逃离迫害和贫穷的壮举。再比如，涉及政府征税权和公众隐私权的冲突时，我们该如何划定具体界限？在本书中，我希望用不偏不倚的言论，向持各种立场的读者证明，那种要保持纸币现有形态的观点是多么肤浅和不堪一击。
我希望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将本书呈现给大众读者。对于书中不得不涉及的一些艰深晦涩的问题，我在叙述时尽量做到简洁清晰，对于不得不涉及的技术性内容，我将其在注释和附录中予以呈现。在我们的社会中，现金未来的地位这一问题极度重要，再也不能将其冷落在货币经济学的犄角旮旯而视若无睹。我相信读完本书掩卷沉思，读者将会发现纸币这一话题并不简单，并且绝非小问题。｜第1章｜总论及概览
对发达国家的政府而言，逐步取消纸币（现金）和硬币，或者只保留硬币及小面额纸币的时代是否已经来临？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涉及经济、金融、哲学乃至道德等方方面面的问题。经过全面分析，我在本书中给出的答案为“是”。首先，对当前经常发生的大额匿名支付行为，取消纸币（现金）将会增加其交易难度，这非常有助于打击逃税和犯罪；即使作用不大，但只要有些许助益，也足以证明取消大部分纸币的合理性了。其次，正如我一直以来所主张的，中央银行由于受到“零利率下限约束”（zero lower bound），难以放开手脚实施负利率政策，而逐步取消纸币则不失为一种扫清各种障碍的最简单优雅的方法。当前货币政策难以将国债利率压到大幅低于零的水平，因为人们总是可以选择放弃国债而持有纸币，起码持有纸币的收益率不会为负。
原则上，尽管逐步取消纸币和实施负利率是两个可以分别研究的主题，但是实质上这两者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确切地讲，只要我们对逐步取消纸币进行深入思考，就必然会意识到它为无限制的负利率政策打开了一扇门，一扇在未来某一天因缘具足后中央银行会踏入的门。毕竟，这扇负利率之门今天即使只是微微半开着，也已经有多家主要央行（包括日本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踏进去了一只脚。鉴此，将逐步取消现金和实施负利率政策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大约20年前，我首次提出要取消大额纸币，那时有关大幅度削减世界上规模庞大的纸币的想法显得有些天方夜谭。当时针对这个生僻的主题所撰写的那篇晦涩难懂的学术文章，发表在一本籍籍无名的杂志上。然而文章中关于取消100美元纸币这个疯狂而不落窠臼的观点，引起了《纽约时报》撰稿人西尔维娅·娜萨（Sylvia Nasar）的关注（此人也是《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的作者），并被引用。娜萨的文章又引起了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的关注，鲁宾将这一问题又提给了他的同事。我后来得知，鲁宾的关注点并不是我所主张的取消所有大面额纸币（即价值50美元以上的纸币），而是我在文章中所做的一个推测，即计划发行的500欧元纸币（约合570美元）可能会对100美元面值的美元纸币在全球地下经济中的统治地位形成挑战。这让我有些沮丧，当然也真没想到一篇文章对政策会产生如此影响。
尽管如此，我的关注点仍然在取消大面额纸币方面。政府盲目满足现金需求所能获得的“好处”，与现金（尤其是大额纸币）给非法活动提供便利并相应产生的巨大社会成本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单就消除纸币可以克服逃税问题来说，即使逃税比率仅仅下降10%～15%，政府所能获得的好处也足以覆盖印发纸币所能获得的收益。当然，取消纸币对减少非法交易的意义更加重大。
毫无疑问，在诸如毒品走私、诈骗、勒索、官员腐败、贩卖人口以及洗钱等大量犯罪活动中，现金都发挥着关键作用。长久以来，我们在各类影视作品及现实中都会发现，大额现金在非法活动中的使用要远多于在正常交易中的使用。然而，政策制定者远未认识到这一现实。
非法移民问题使得美国等国家饱受其苦，而现金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很多政治家都在严肃地探讨建立巨大的边境隔离墙来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但是对美国的雇主而言，他们完全可以不将非法劳工登记入花名册，并可以用现金支付工资来躲避监管，这样一来，即使支付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也不会被当局发现。对此，那些政客们竟然没有意识到，真是咄咄怪事。对非法移民来说，工作是最大吸引力，而这也助长了现金交易。更进一步而言，现金支付能够让雇主避开雇佣法律的有关规定，并省去为雇员缴纳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
当然，任何想要彻底消除现金使用的行动计划，都需要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大量补贴，并为其开立基础的存款账户，甚至向他们提供基本款的智能手机。瑞典和丹麦等国家已经开始这么做了，还有很多国家正在研究采取类似的措施。有观点认为，为推动这一进程，可以规定政府的转移支付均必须通过存款账户来实现。但这样一来，取消还是保留现金将变成一个涉及普惠金融的公共政策问题。我在本书中给出的蓝图方案是，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甚至是永久地）保留小面值纸币的流通，这就足以满足大部分人每日的常规支付需求了。保留小面值纸币（甚至将小面值纸币全部转换为稍重些的硬币），也能够解决大部分涉及安全、隐私以及紧急情况的深层次问题。
有人认为，借记卡、手机支付以及虚拟货币的发展，正在逐步淘汰现金使用，这种观点大错特错。过去20多年里，多数发达国家对纸币的需求在稳步上升。信不信由你，到2015年年末，美国发行在外、不为银行持有的纸币高达1.34万亿美元，相当于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每一位美国居民持有大约4200美元的现钞。大部分发达国家居民持有现钞的数量级也基本类似。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此巨量的现金主要都是以大面值纸币形式存在。类似于100美元、500欧元（约合570美元）以及1000瑞士法郎（约合1000美元）这类的单张大面值纸币，在大部分普通人的手提包或钱包里是甚少会出现的。美国发行的纸币中，大约80%都是大面值纸币。按照前面的现金持有量计算，每人大约持有34张百元大钞，问题是我们有多少人会在自己的钱包、储钱罐乃至汽车后备厢里放置这么多大额现金呢？由于是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在内的每个公民平均会持有这么多现金，那么对一个四口之家而言，其平均应当持有的百元大钞面值将高达13600美元，而这一数字还不包括他们所持有的小面值现金。财政部和中央银行都循惯例发行了数以十亿计的大面值纸币，但是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些大面额纸币都流到哪里去了，也不晓得都被用在什么地方了。只有很少一部分现金存放在收银机和银行金库里，而对美国和欧洲消费者进行的调查，根本不能搞清楚其余现金都到哪里去了。不仅仅是美国的天量纸币主要由大面值纸币构成，其他发达经济体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如此。
即使是中央银行，也开始将他们收回纸币并进行清洗的（reverse money laundering）操作视为好坏参半之举。在这里我说的“收回纸币并进行清洗”指的是，中央银行采取措施将大面额纸币进行清洁，并发行到银行体系之外，在经过一系列的转手交易之后，这些现金（尤其是大面额现金）通常都会在地下交易中变脏，然后再循环回到中央银行进行清洁。当然，传统所说的“洗钱”指的是，在用非法行为获利之后，通过表面合法的企业活动来过一下手，从而将非法收入“洗白”。
中央银行重新思考现金作用的主要推动力，与其说是因为它们在道德上的觉醒，不如说是它们意识到纸币成为全球金融体系平稳运行的主要障碍。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全部金融资产的价值远远超过全部现金的价值，为何古老如纸币这种东西竟能成为一个问题？答案非常浅显，以致出乎意料。
纸币可以被视作零息债券。或者准确些说，它是零息匿名债券：它无记名，与过去交易过什么无关，不管谁持有都是有效的。只要人们可以选择持有纸币，那么对其他任何种类的债券，如果利率过低他们是不愿意持有的，除非这种低利率债券能够在保管和安全性方面带来足够的好处。这一问题看似稀松平常，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零利率约束着实严重削弱了各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如果可以无限制地实施负利率政策，并且金融的、制度的和法律的准备都就绪，那么中央银行就永远不会“弹尽粮绝”（即，中央银行可以不断降低利率）。已有成功案例表明，对于深陷金融危机之中的经济而言，没有下限约束的负利率政策非常有用。
在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鲜有政策制定者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自大萧条以来，除了泡沫破灭后的日本，基本上不会有人关注零利率下限约束这一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实际上，过去8年间，各主要中央银行在不同场合都表达过，希望能够实施负利率政策。包括丹麦、瑞士、瑞典、欧元区以及日本在内的一些经济体，已经小心翼翼地进入了负利率时代，并在探究银行账户存款和政府债券在多大程度上转换为现金就将会引起货币政策无效甚至根本达不到预期目的。对中央银行而言，即使只是将政策利率下限定在稍微低于零的水平，老百姓仍然可以选择持有现金。
从时间上来说，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负利率可能是个好政策，而纸币阻碍了负利率政策实施的观点早已有之。在大萧条带来的破坏正甚之际，包括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和剑桥大学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内的不同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就对现金的作用达成了高度一致的意见。他们认为，政府如果有方法能够对百姓持有的现金支付一个负收益，那么扩张性货币政策将能够把世界经济从衰退中拉出来。和今天很多国家的遭遇一样，那时候的问题表现为，短期政策利率已经降到零了，货币政策陷入了“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已经没有新的可操作空间。受到标新立异的德国思想家西尔沃·格塞尔（Silvio Gesells）的启发，费雪在1933年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邮票凭证》（Stamp Scrip），对那种要求持纸币者定期在纸币后面盖邮戳印章以保持纸币有效的观点，该书进行了探讨。这是非常早期的一种对持币者实施负利率的方式。凯恩斯在他1936年出版的《通论》（General Theory）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赞扬，但他也恰当地指出，这一做法根本不具有可行性。对格塞尔解决流动性陷阱方法进行否定的同时，凯恩斯给出了后来众所周知的解决方案，即通过政府开支来推动经济走出大萧条。
然而，如果面对的是当前的经济环境，凯恩斯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今天的交易越来越多地通过电子媒介来完成，信用卡、借记卡和智能手机等均是不同形式的载体。对银行所持有的电子货币支付负的（或正的）利率是完全可行的；正如之前所提到的，不少中央银行也正在这么做！大规模实施负利率的主要困难，是政府还在发行法定纸币，尤其是还在发行大面额纸币。一旦实施负利率，人们将把国债变现并转而持有大面额的纸币。当然，其他的制度性困难也会阻碍负利率的全面实施。比如，如何向债券支付负利率息票，如何禁止超出适当限额的提前纳税，如何控制现金支票过晚兑付等。不过，在本书第10章和第11章中我将论述，只要有足够长的准备期，所有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逐步取消纸币，或者对现金征收负利率，是一个容易遭受攻击的问题。当代秉承西尔沃·格塞尔思想的人士，遭受到了潮水般的攻击。2000年，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官员马文·古德弗伦德（Marvin Goodfriend）发表了一篇纯学术文章，文中提出一种可以试试负利率的方法，是在纸币上增加磁条。此言一出，古德弗伦德非但没有因他的这一创意获得赞誉，反而接二连三地遭受到充满敌意和威胁的电子邮件的攻击，并成为保守的广播脱口秀节目嘲笑的对象。2009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N.格里高利·曼昆（N.Gregory Mankiw）给《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令人脑洞大开的专栏文章，他在文中讨论了零利率约束问题，并提到他的一个研究生学生提出，可以根据纸币上的序列号发行周期性彩票，每期彩票开奖后，没有中奖的号码所对应的纸币就被宣布作废。这一非传统的对现金实行负利率的方法在专栏中纯粹是用作解释性说明，仅仅是说说而已，也根本不具有可行性。毕竟，如何能够希望人们会跟踪了解每一次失效的号码呢？令曼昆意想不到的是，他很快也收到了大量充满敌意的电子邮件和抨击，甚至有人给哈佛大学校长写信，要求立即解雇曼昆。
那些纸币拥护者们并非都是《末世浩劫》（End of Days）中的恶魔，也并非都知晓无现金社会和《魔兽印记》（Mark of the Beast）之间的联系。（尽管有的人一直以来都宣称要坚决降低纸币的作用，但我可以断言，有人只是叶公好龙，做做样子罢了。）大部分纸币的拥趸都能从法律上提出保持纸币既定地位的充足理由。2014年我在慕尼黑大学做了一场演讲，欧洲中央银行前理事和首席经济学家奥托马·伊辛（Otmar Issing）对我演讲中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并认为纸币是“被铸造出来的自由”（coined liberty）（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House of the Dead）中的名言），无论如何绝不应该被放弃。在本书中，我将对一些反对意见进行仔细辨析，努力缓解反对者可能存在的疑虑，比如，尽管合法的现金交易越来越没有用武之地，但是仍有人对现金交易的便捷性情有独钟。再如，还有人对现金交易的匿名性偏爱有加，这涉及更加复杂的问题。还有，整个社会该如何平衡个人的隐私权和行政部门的执法监督权呢？
对于任何未来想要消除现金的努力而言，确定各项工作的边界之所在（以及如何实施）可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最为关键的问题。与现金政策相比，隐私权所涉及的问题更多；这不但包括手机记录和浏览历史，还包括当今在全球各大城市出于安保目的的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尽管现金在不同社会阶层中仍具有重要地位，如果真的想要将其逐步取消，我们需要认真审视具体的目标和相应的配套措施（如，对预付卡进行严格限制）。在小额交易中采用纸币，有助于提高便捷性并保护隐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未来不管采用何种方式逐步取消纸币，都只能从大面额纸币入手，并且在找到满意的替代性方案之前，需要允许小面额纸币继续流通。***
撰写一本涉及如此多个不同主题的书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逐步取消纸币这个问题，要将其写得既贴近实际又具有理论深度，挑战尤其大。在整体架构设计上，读者既可以按照顺序阅读整本书，也可以跳过部分章节直接阅读自己感兴趣的部分。书中的许多材料（尤其是一些引用材料）都放在了注释中体现。若读者仅是泛读，则无须阅读这些细节性注释内容。还有不少章节涉及一些技术性内容，对此我将它们打包以简短的附录形式呈现。
全书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2章首先从货币的一段历史入手，并从中总结出几个关键特征（后文中我会讲到）。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将纸币分为两种：有实物储备支持的纸币和没有实物储备支持的纸币。例如，在以黄金做支持的金本位制度时代，中央银行将纸币的价值以等价黄金的形式确定下来，并随时按照这一官方价格用黄金买卖纸币。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如果中央银行没有足够的黄金来支持其所印发的纸币，那么在面对兑付要求时将会遇到麻烦。在没有实物储备支持的货币制度（即信用货币制度（fiat money regime））下，纸币的价值在于其社会便捷性，并具有政府法令的支持。在现代社会，所有主要的货币均为信用货币，这一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元代。
由于不需要任何实物支持，当今各国政府发行了大量纸币。第3章对主要发达经济体发行在外的大量纸币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梳理，对新兴国家货币也有所涉及。接下来在第4章和第5章中，我对纸币不同的需求源进行了追根溯源的分析，即到底是谁会持有这么多的现金？分析发现，这些需求源包括依法纳税的国内经济活动、由来已久的非法地下经济（包括逃税和犯罪活动）以及全球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各种合法和非法的需求。
政府通过垄断纸币发行权，可以获取巨额收益，第6章对纸币的这一根本性问题做了进一步分析。这一章用不同的方法对从纸币中获取的利润进行了计算，并对未来绝大部分需求转移到电子支付之后，政府收入所减少的程度进行了估计。这当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不仅是未来利润的损失，而且还有回收已经发行在外的大量纸币所产生的成本，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把现金收缴后需要发行政府债券来予以替换注销。实际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洗钱法律和现金存款报告要求在现金逐步退出阶段的执行程度，因为这决定了所收缴的脏钱的数量。我认为逐步取消现金的社会总收益，是会大大超过付出的成本的。
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少现金”（less-cash）的世界里逃税和犯罪活动能够降低到什么程度。尽管这是个未知数，但是如果政府能够像打地鼠游戏一样，对各类替代性交易媒介保持高度警惕，稍有苗头就坚决予以打击，我估计取消现金对降低逃税和犯罪行为是会立竿见影的。政府能够采取的主要手段，一是禁止金融机构接受任何替代性货币，二是不允许替代货币在普通零售组织中使用。尽管金币、未加工的钻石以及虚拟货币等都能够成为规避政府管制的支付工具，但是我们考察一下可行性和严格的政府管制（例如，经营钻石和黄金都要有许可证）就会发现，这些替代性货币用于支付的成本更高，风险更大，效率更低。我们将在本书第13章中对虚拟货币进行专门分析。
在第一部分最后一章（第7章）中介绍了逐步取消大面额纸币同时保留小面额纸币以及硬币的具体计划。文中提出了时间跨度较长的路线图，旨在给社会民众和各类组织以足够的适应时间，也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处理好各种不可预见的问题。这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一个理想的体系应该给大额且重复度高的匿名交易制造困难，但不妨碍小额交易；同时还应当确保金融普惠。这一计划蓝图提出的永久保留小面额纸币和硬币的做法，有助于避免完全取消现金所可能产生的问题（如发生自然灾害之后出现断电等）。消除纸币步伐的快慢，取决于社会实践和技术进步。在第7章末尾，我讨论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尤其是瑞典）的案例。出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国家在建设无现金国家的路上比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走得更快更远。尽管对它们早期的这些实践下定论为时尚早，但是它们的所作所为表明，很多反对快速减少现金使用的肤浅之见根本就是杞人忧天。
书中第二部分研究了负利率问题。正如在前面提到的，如果不能够切实认清纸币对中央银行政策所产生的根本性影响，就很难对逐步取消纸币一事做有效的研究。第8章在做了总体介绍之后，对现实中利率不能低于零所构成的约束进行了研究。尽管有关的学术文献日益增多并不断贴近现实，但是其所依据的数据和实践都很有限。更重要的是，文献中的模型本身具有内在局限性，比如说，它们对金融市场的处理显得比较简单粗暴。实际情况是，尽管大部分中央银行家在直觉上都认为，零利率下限约束是一个重要且经常会遇到的问题，但是学术研究仍然沉浸在之前的范式中，因此得出的结果也都与现实不符。
中央银行可以在负利率政策之外，采取其他措施缓解零利率下限约束。第8章对中央银行所做的这方面的努力进行了详细分析。第9章继续对其他用来应对零利率下限约束的措施进行了研究，这些措施包括将中央银行的通胀目标由2%提高到4%等。第10章则对除逐步取消纸币之外的其他能够实现（无限制）负利率政策的方法进行了研究。其中一种有趣且重要的方法是，由政府在纸币之外单独发行一种电子货币，并对两者之间的比价进行管理。第11章对其他可能阻碍负利率政策有效实施的摩擦和障碍因素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解决之道。第12章对负利率政策的两个弊端进行了研究，一个弊端，是负利率政策可能会影响货币的稳定性，另一个弊端是，其可能会导致偏离基于规则制定政策的原则变得诱惑难挡。
本书第三部分涉及的主题与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都有关联，包括国际影响和数字货币。协调是必要的吗（第13章）？负利率政策有没有溢出效应呢？数字货币的出现会让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吗（第14章）？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情形我也进行了分析；尽管逐步取消大面额纸币仍然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但是对大部分国家而言，详尽规划逐步取消纸币一事还为时尚早。在“结语”这一部分，我对全书内容做了总结。
最后，我对用到的有关术语说几句。在全书中，我使用“纸币”（paper currency）这一术语，是包括其他与纸币的形式和功能类似的交易媒介，而不仅仅是用纸制作的货币。当然，古代中国采用皮革和树皮做原材料来制作纸币，今天加拿大和英国等很多国家已经采用高分子聚合塑料来制作纸币。与普通的纸质货币相比，塑料货币更加经久耐用，并且更加难于伪造。然而，对本书的目的而言，这些都不是首要问题。对于与主题相关的一些细节问题，书中予以专门说明（例如，塑料货币上的序列号更容易扫描等），除此之外，读者可以将纸质货币和塑料货币视为同质货币。我在书中用“纸币”这一术语时也不再区分两种形式的货币。
相应地，为避免只用“纸币”带来的单调乏味，我在书中交叉使用“纸币”和“现金”两个术语，两者的含义是一样的。在日常口语中，“现金”往往还包括各种形式的流动性资产，但是在本书中其含义就是指“纸币”。75年后，如果亚马孙流域或东得克萨斯的独立部落仍然在使用纸币，他们很可能将会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给纸币取一个名字吧。第一部分纸币的阴暗面：逃税、规避监管、犯罪以及安全隐患｜第2章｜硬币和纸币的早期发展历史
作为一本旨在宣告纸币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书籍，如果其中没有一篇关于纸币的热情洋溢的长颂文，那么我就是不负责任的。梳理现代货币的演进过程，有助于我们了解政府和技术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这在我们分析未来可行的替代性货币制度时也是有用的。
纸币是长期演进的产物，并且人尽皆知，已经深深渗入到我们的心理和文化中，因此对这个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对西方人而言，对纸币最初的认识来自马可·波罗对中国纸币充满洞见的描述，当时他对这一现象非常震惊，视之为某种炼金术。这种怀疑也体现在歌德的《浮士德》（Faust）中，书中写到，在国王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之际，魔鬼靡菲斯特诱导国王发行纸币，用以增加消费并偿还国家债务。这一措施在短期内立竿见影，但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并使国家走向毁灭。当时创作《浮士德》是在19世纪早期，歌德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先知了。如果没有纸币，德国可能后来也就不会出现超级通货膨胀，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也根本不会发生。
失败的纸币受到了诅咒，但成功的纸币长久以来被视为世界上大部分成功经济体的基石。美联储于1913年成立，大约在此一个半世纪之前，本杰明·富兰克林到达伦敦，准备向大英帝国提议允许北美殖民地发行统一的纸币，用以支付英帝国摊派给他们的七年战争（Seven Years’War）的费用；最终这一想法无疾而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富兰克林在250年前所设想的美国货币，今天不但成为现实，而且如今在全球贸易中的使用率远超过英镑，并成为象征美国实力的最有力的标志。当然，富兰克林的肖像也印在了100美元纸币上。
纸币的历史充满了迷人之处，并与技术和社会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自马可·波罗以来，在纸币的研究方面出现了很多充满洞见的理论文章和历史专著。然而，本章进行的简要历史回顾中，我严格限定相应的范围，重点关注3个方面。
第一，货币的历史并非静态的，交换媒介可以从纸币演进到电子货币，从本杰明·富兰克林提出的版本演进到政府主导的虚拟比特币，对此我们不应感到惊讶。第二，尽管有许多物品可以充当货币，但是最终还是技术最好的一种会胜出。金属货币胜过其他商品货币，以及纸币最终替代金属货币都不是偶然的，当然，纸币时代最终退出舞台也是历史的必然。没有任何货币经济学理论能够阻止电子货币的到来。
第三，在许多情况下，货币创新都是起自民间，后来得到政府认可。不管喜欢与否，仅就任何私人发行货币最终都易于遭受政府干预这一点来说，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提供安全有保障的资产方面就拥有巨大的优势。对于数字货币（或者范围更小一些的“密码货币”）以及其他使用先进新技术尝试的未来，在评估其越过私人货币阶段直接进入公开发行货币阶段时，这一经验值得我们牢记在心。正如本章后面所阐述的，这一循环在之前不乏先例。
19世纪伟大的货币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曾提出“需求的双向一致性”问题，任何先进文明（包括存在争议的南美印加文明）都面临这一问题，并需要给出解决方案。解决方案至少要能够降低物物交换的必要性。在一个小型游牧社会或部落社会中，由于只有很少的货物，货币并非不可或缺。在一个拥有强大的政府指令计划的社会中，也可以没有货币。然而，随着商品丰富程度的增多和人口数量的增加，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化，在没有货币作为交换中介的情况下要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几乎是痴人说梦。即使印加文明能够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达到较高的发展程度，但以下观点仍荒谬至极：在技术更发达的现代社会中也可以没有货币。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使用投入产出矩阵，试图详细安排经济生产的每个细节，但是它们最终发现，货币体系仍然不可缺少。
对我们而言，货币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是金属货币之后的发展。然而，读者也应当明白，除金属货币之外，还有很多商品都充当过货币，包括在斐济使用的鲸鱼牙齿，在菲律宾使用的大米，在圣克鲁兹使用的羽毛，在印度使用的谷物，在非洲大部分地区以及古代中国等地使用过的贝壳，在哥伦比亚使用的牛以及在美国使用的珍珠等。保罗·艾因齐格（Paul Einzig）在他的经典著作中有一章名为“爱尔兰的奴隶女孩货币”（The Slave Girl Money of Ireland），专门讲述了一种在古代爱尔兰地区不受限制的、令人发指的原始货币形式。即使现代形式的货币出现之后，在某些不得已的情形下，商品形式的货币仍然被使用，未来也不会完全消失。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之后，受到战争破坏的欧洲各国经济亟须重新恢复基本交易，为此当时香烟和汽油都曾经被拿来用作货币。早期的货币制度
公认的现代金属货币制度最早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吕底亚地区，现位于土耳其西部。吕底亚硬币取材于由金银混合而成的天然金银矿，经由手工敲打而成。硬币一面具有图像（如狮子），另一面是拳击标志。在人类文明史上，统一交易媒介的形式并由政府为其品质提供担保这一创意，可以算得上是最了不起的创举之一。今天标准化的硬币显而易见，但是在当时却属天才之举。许多经济史学家都认为，造币技术源自民间，后来基本上都被收归国王所有，但这一想法难以得到证实。虽然300多种吕底亚硬币中的大部分都确认是由民间铸造，但尚不足以断定民间铸造早于官方铸造。
尽管标准化硬币的诞生被视为一项革命性变革，但是之后用时近80年这一货币制度才辐射到周围其他希腊城邦。吕底亚人掌握了将黄金和白银从金银矿中分别提炼分离的突破性技术之后，硬币才真正广泛普及开来。这使得当时的克里瑟斯国王可以铸造纯金硬币和纯银硬币。虽然克里瑟斯国王最终被波斯人打败，但是他和他所铸造的硬币则为后世铭记，并因“向克里瑟斯一样富有”（rich as Croesus）这一俚语而传诵不衰。
随着吕底亚硬币在贸易中的应用不断扩大，其他地方纷纷效仿，其中最重要的是雅典，该地在阿提卡以南地区拥有丰富的易于开采的银矿。雅典硬币上印有猫头鹰，故命名为“猫头鹰”币，这一硬币很快就在贸易中广泛使用。有经济史学家认为，希腊城邦能够建造战船击败薛西斯国王，并在公元前480年萨拉米斯海战中击败入侵的波斯军队，其铸币技术当属首功。金融工具对于建造舰船至关重要，要是没有金融工具，西方文明的繁荣可能就根本不会出现，或者至少在历史上不会不断取得胜利。
亚历山大大帝被人铭记更多是因为他的军事而非经济头脑。然而，在公元前4世纪缔造史无前例的大帝国的过程中，他在货币方面所采取的新措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亚历山大大帝充分利用所发明的硬币，用其支付军饷，并通过史无前例的长补给线来为军队提供保障物资。然而，他面临的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是，在庞大的帝国中如何处理不同地区金币和银币相互间的价值波动。对此亚历山大大帝想出了一个天才的解决办法，即直接宣布金银的比价为一比十，并用整个帝国强大的金银储备做后盾，确保该比价得以实行。亚历山大大帝的方法使得马其顿帝国的货币制度简单而有效，并成为之后更现代版本货币制度的先驱。然而，正如萨金特和威尔德在他们非凡的著作《小零钱大问题》（The Big Problem of Small Change）中所阐明的，直到19世纪在纯粹法定货币（pure fiat money）变得愈加流行之后，不同金属铸币同时流通这一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
货币需要容易辨别真伪。正是出于这种需要，货币生产技术在铸造过程中总是居于关键地位。再次回到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875年关于货币的经典著作，杰文斯在书中就增加造假者成本方面着墨甚多，并提示政府，要使用精密的铸币磨边机以阻吓仿制者。他的这些提法与当前财政部关注的很多问题不谋而合，当前财政部一直在努力制作防伪程度更高的纸币，为此探索推出了色泽更多样、复杂度更高的纸币（甚至很多国家采用塑料聚合物来印刷货币）。如果有人怀疑技术在制造货币中的重要性，那么他只要看看英格兰的选择就好了。1696年伊萨克·牛顿爵士被委任为英格兰皇家造币厂督办，之后在1699年被任命为造币厂厂长。在牛顿的主持下，英国进行了货币重新铸造，以解决9年战争（Nine Years’War）期间货币成色降低和伪币过多的问题；他还发明了磨边技术，以克服伪造和铸币被恶意切削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当今的硬币中仍然存在。然而，对此我们将在第6章讨论纸币时予以分析。并没有什么方法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仿造者问题。英国皇家造币厂已经宣布，为克服传统磨边硬币越来越多的伪造问题，将在2017年开始生产一种全新的12边硬币。
尽管伪造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恒久的问题，但是对货币价值最大的威胁往往来自政府本身。在罗马帝国时代，铸币成色在公元151～301年间累计产生的通胀水平高达19990%，在这期间发生了大量的起义和瘟疫。即使欧洲的造币技术已变得更加先进，这一问题仍然一再出现，表2-1对此做了展示。表中列示了铸币含银量成色减少程度最高的年份及其减少比例；这一表格应该能够消除那种认为商品货币安全的观念。英格兰在亨利八世国王当政时，于1551年将铸币成色降低了50%，而这还仅仅排在第3位，排名最高的是法国于1303年降低了57%的铸币成色，其次是奥地利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降低了55%的铸币成色，另外几个国家的成色减损程度也不遑多让。对于中世纪时代货币成色的减损程度，我们在几乎每一个货币博物馆中都能够切实体会到，位于东京的日本银行博物馆如是，位于德累斯顿的德国中央银行博物馆同样如是，并且能够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硬币变得越来越小的许多历史片段。表2-1 部分欧洲硬币成色减少程度最高的年份情况（1300～1812年）资料来源：Reinhart and Rogoff（2009）.
尽管硬币成色会周期性出现大幅降低的情形，但是其使用的持久程度还是能够揭示出经久不衰的硬币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其成功部分是因为老百姓相信硬币背后所代表的政府，部分是因为政府可以用自己的强制力来迫使民众接受硬币，起码在支付税负、债务和履行政府合同时必须接受。平衡好货币制度中的胡萝卜和大棒，时至今日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纸币在中国的诞生
尽管纸币存在很多缺点，包括歌德在《浮士德》中强调的缺点，但是经过很多年的演进，纸币仍然有充足的理由在全球范围内横扫各类其他货币形态。纸币便于携带，同质性高，安全性好，持续性久并且使用便利。它可以很好地发挥记账单位和交易媒介的作用，在通胀率较低的时候，其还可以作为价值储藏的手段。
从货币在中国的发展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用的教训，对这些教训我们将在第7章展开进行讨论。届时我会论证，由于大额纸币将会逐渐被淘汰，因此为了使得大规模携带现金更加困难，即使尚存的小面额纸币也应当被替换为耐用性更好的重一些的硬币。
有证据表明，中国独立于西方文明发展出了自己的硬币体系，尽管两者在出现的先后顺序上还存在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对“硬币”的定义，以及早期的私人硬币是否可以被计量。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向西方世界清楚地展示了两者的先后顺序，他认为，直到公元前221年，中国在秦帝国的秦始皇时代才第一次有了标准划一的青铜铸币，并在整个帝国范围内推广使用。在更早之前，中国采用诸如贝壳、商品等充当货币，这些货币形态在当地并不出产，需要依赖外部输入。
不同于欧洲地区的情形，在中国，铜、锡和铅等常见金属是铸造货币的主要原材料。铁也是如此。由于这些硬币的价值重量之比不高（value-to-weight ratio），人们在进行大额支付的时候必须要携带很重的货币。中国人确实也曾经使用银锭作为财富储藏手段和交易媒介，这和中东、欧洲以及之前的吕底亚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银锭并没有标准化，银也没有被铸造成硬币。
欧洲采用贵金属铸造货币使得其货币更加丰富多彩。尽管如此，有趣的是，中国使用贱金属铸造货币可能也推动了其较早就开始使用纸币，今天纸币已经成为我们通用的货币形式。当然，中国早在公元7世纪的唐代就出现了雕版印刷术，大约在11世纪的宋朝时出现了活字印刷术，而西方直到1455年才由古登堡首次用印刷机制作出《圣经》。
中国早期纸币的历史长达7个朝代，每朝均有自己的货币规则和管理机构。此外，在一段时期内，四川等重要省份都拥有自己的货币。但是纸币的出现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与之相伴随的是技术的演进以及老百姓对纸币接受程度的提高。中国的商人和金融业者最初的想法，是发行代币券作为货币的替代，以避免大规模运送货币带来的困难和风险，同样的过程很多年后在欧洲也重复出现。代币券带来了另一项重要的革新——地方性有公信力的纸质票据。由此使得在中国幅员辽阔的疆域内，各省可以更加便捷高效地向中央政府缴税。到公元9世纪早期，中央政府开始控制了地方性票据发行体系，并禁止私人部门染指。这些纸质票据因容易被风吹走而被戏称为“飞币”（flying money），在一些中国的历史学家看来，这是最早出现的纸币。
从公元11世纪到15世纪，纸币在中国得到了长足发展，元代的纸币，在某些方面已经和现代纸币很接近了，只是当时并没有独立的中央银行之类的专门机构来管控通货膨胀——今天我们将之视为控制通胀的关键要素。当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1260年成为元朝的皇帝时，之前发行的地方性纸币都已变得几乎一钱不值。他们将之收回并替换为一种全国性的银圆券，这些银圆券具有特别的特征，如果将之向官方兑换现银时，银圆券持有者只能拿到相当于面值一半价值的白银。（在第10章中，我们将会看到，忽必烈提出来的这种在纸币和官定价值之间设定差异的想法，在艾斯勒-布伊特-金博尔（Eisler-Buiter-Kimball）实施负利率的天才计划中得以重现。）不同于之前发行的很多票据，忽必烈时期所发行的票据不设定到期日。
到1262年，元朝政府已经禁止使用黄金和白银作为交易媒介，对于胆敢违反者，即施以极刑。到13世纪70年代后期，这些票据要转换成金属货币变得愈加困难，整个元朝的货币制度实质上已经转变为纯信用货币（fiat money）。正如在第1章中提到的，在纯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持有者不再能够到中央银行或国库将持有的纸币兑换为黄金、白银或者其他商品。
当威尼斯商人、探险家马可·波罗在13世纪70年代中期到达中国后，对这个东方国度各项事务中感到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他们的纸币制度。对此，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专辟一章来介绍中国的货币制度：“大汗如何用树皮制作纸币，并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其中与本主题有关的关键内容摘引如下：
在汗八里城（即元大都）中，大汗建造了一间造币厂，据说造币厂拥有炼金术士的神秘本领，因为他们掌握了生产货币的工艺。
造币厂的人将桑树皮剥下来（桑树的叶子用来养蚕），取出粗糙的树皮和树木之间的薄层，并将之浸泡在水里，然后在石臼中捣碎，使之成为糨糊状，之后做成纸。做好后准备使用时，工作人员将之裁成不同尺寸的纸片，近似正方形，但略长一些……这些纸币不论在使用方式还是使用价值上，都被规定和黄金、白银一样……它们与金属货币拥有同等地位，造假行为一旦被发现，就是死罪。
由于生产的数量足够多，这些纸币在整个帝国范围内流通；帝国中任何人不得拒绝纸币，否则就有身家性命之虞……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元朝拥有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强大的财富资源。
尽管马可·波罗是一位非常敏锐的经济观察者，但是无论是他还是元朝的大臣们都没能够清楚地看到，通过印制纸币来为政府支出提供融资，面临可持续性约束的问题。
及至忽必烈去世的1294年，通货膨胀已经严重侵蚀了纸币的价值。历史学家莫尔斯（H.B.Morse）在他1906年所著的《中国货币》（Currency in China）中估计，元朝发行的银票在1265年大约为1200万，到1330年则增加到大约1200亿，这与整个帝国的实际产出严重脱节。到1356年甚至更早些时候，元朝所发行的纸币实际上就已经形同废纸。图2-1描述了1260～1329年间的纸币发行总量（实线表示）和米价（散点表示）的有关情况，该图展示了典型的赤字货币化导致高通胀的特点。图2-1元朝的纸币发行量与米价资料来源：Tullock（1957）and Huang（2008）.
及至元朝结束，明朝建立，情况并没有任何改观。明朝政府于1375年再次发行新的纸币，到1400年，这些纸币的价值只及其面值的3%。
中国这一关于纸币的故事确实很令人触目惊心。如果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能够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可能很多悲剧就能够得以避免。每当一个新的朝代建立，其领导人往往难以抵挡通过印钞为支出进行融资的诱惑，而这导致的后果，正如歌德在其文学作品中所说，将使得货币价值下降并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了尽可能扩大纸币这种“产品”的需求，政府需要掌握垄断发行权，并限制其他替代性交易媒介的使用，必要时会让违反者付出生命代价，当时的老百姓对此是非常清楚的。比如，在1294年，元朝发布了一道皇帝诏令，禁止老百姓使用竹币。想来在当时相对于元朝政府逼迫百姓使用的垃圾纸币，竹币更有吸引力。元朝政府有时候还粗暴地采取价格管制措施。然而，就算皇帝的权力再大，这样的体系最终还是会走向自我毁灭，因为通过挑战这一体系而获得的好处实在太大了。有时候，即使是皇帝的全权代表，也会和其他人一样，因受到同样的激励而行骗。到了1500年，在经历了数次通货膨胀之后，中国废除了政府发行纸币的规定，直到19世纪国门再次开放后，纸币才再次得以出现。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纸币
纸币在欧洲地区逐步出现，与其说是有意识的安排，倒不如说是出于中世纪后期的无知愚昧。与纸币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不同，在欧洲，纸币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私营银行发行的一种流通票据，可用于兑换硬币（通常是金币或银币）。此后不久，票据发行者意识到，他们可以超出自己所持有的储备来发行更多票据，这样做尽管存在风险，但所能获取的利润相当可观。而这正是在欧洲最初票据发行中所发生的。1656年，荷兰商人约翰·帕姆斯特朗琪（Johann Palmstruch）发起成立了斯德哥尔摩银行。该银行需要将一半利润上缴国家，就此而言，这是一家准国家银行。在成立5年之后的1661年，帕姆斯特朗琪说服政府，允许斯德哥尔摩银行根据客户存放的金银发行票据，持票人可凭票兑换等额贵金属。此后的故事概而言之，因为斯德哥尔摩银行发行的票据远超过其所持有的铸币，最终导致出现兑付危机。帕姆斯特朗琪因此被判死刑（当然他后来因为减刑而免了一死）。帕姆斯特朗琪的经历成为私营银行史上的荒诞一幕，也为政府提供了抢占货币发行权的理由。政府可能会存在债务危机，但是相对于私营银行，它们抗挤兑的能力无疑强大得多。
数十年后，1694年英格兰银行也开始发行可兑换为铸币的票据，尽管当时它并非中央银行。直到1844年《银行法案》（Bank Act）颁布，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票据才成为法定货币，可以用来清偿各种债务。
西方首次出现完全成熟的现代意义上的信用货币，当归功于年轻美利坚大地上充满创新意识的移民。由于来到北美大陆的移民普遍比较贫穷，因此北美殖民地并没有足够的英国货币，早期的殖民者也没有发现可用于铸造自己货币的贵金属矿藏。在早期，这些殖民者经常使用贝壳、毛皮、竹子等商品充当货币。他们也使用外国货币，尤其是西班牙8雷亚尔银币（8-real silver coin）。在英镑崛起之前，这种8雷亚尔银币实际上充当了这片大地上的国际货币。但是随着商品的不断增加，通货不足的劣势愈发突出，由此殖民者们对发行纸币这一想法越加青睐，最终在1690年马萨诸塞州成了开创先河者。（今天作为一位该省居民，我对此一点也不惊讶。）但这种行为就像一匹野马一样难以驾驭。事实是，所有的殖民地都加入发行纸钞的行列，罗得岛和南卡罗来纳因为纸币发行过多而导致其购买力迅速蒸发。其他州（尤其是弗吉尼亚）则谨慎得多。
1729年，时年23岁的本·富兰克林自行出版了《纸币性质和必要性探微》（A Modest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a Paper Currency），该书在纸币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尽管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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