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功军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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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对重庆少数民族地区的个案研究试读：
绪论
一、研究缘起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特别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社会建设首次成为中共中央全会的主要议题。全会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目标”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标志着党已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并首次与党的共产主义终极理想目标相联系。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与转型关键时期的一次重大战略选择，也是21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目标。
但是，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的，当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政府不断进行制度改革，完善各类管理体系和机制，加强政治文明和法制建设，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政府不断改革创新，发挥社会各个领域的力量，加强各个社会子系统建设，以化解诸多的社会矛盾，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稳步进行。
大众传播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进行的大规模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其中先进的媒介组织主要指“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大众传媒。作为信息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大众传播发挥着诸如信息沟通、舆论监督、协调社会，维护弱势群体权利、促进利益分配和平衡以及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互动发展等重要功能。传媒自由是社会政治民主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工具；传媒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传媒文化是当前文化转型的主要表征，制约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方向。因此，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中，大众传播作为社会重要的子系统，其自身的改革与作用发挥，在当前媒介化社会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传播系统不发达，意味着信息流通不畅，必然产生严重的信息鸿沟，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类矛盾和社会结构性压力剧增，如果没有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和公开透明的信息传播机制，危机事件的处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诸多误解，导致不断频发的群体事件等。诸多实践表明，大众传播对于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目标的实现，从整体来看，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此外，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把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放到了当前和谐社会构建矛盾与问题的第一条，表明了在这方面我国面临现实问题的严重性。重庆地处西部，同时又是大农村和大城市结合，不仅面临着与中部和沿海地区比较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自身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更加落后。重庆市和谐社会建设现状、问题与有效路径探索，以及大众传播在其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分析，具有代表性和典型的参考意义。由此，本课题选取重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酉阳县和谐社会构建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调研、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从酉阳和谐社会建设现实和媒体发展现实入手，探索大众传播在重庆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中发挥的作用，分析二者具体的互动关系，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设策略，从典型个案的角度，为我国西部地区和谐社会构建与信息传播系统建设提出有价值的参考建议。
二、研究现状
本课题有关大众传播与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研究，主要包括和谐社会构建理论与实践、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大众传播与和谐社会构建、重庆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等方面的内容。
首先，就和谐社会构建理论与实践研究而言，自我国和谐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提出以后，神州大地立刻掀起了一股构建和谐社会理论学习和研究的热潮。各级部门一方面组织学习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内涵，一方面在工作中根据和谐社会构建的总原则，逐步贯彻实施和谐社会理念；专家学者们也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对和谐社会提出的时代背景、和谐社会的类型和内涵、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谐社会的目标和实现途径、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现状等多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当当网输入购书关键词“和谐社会”，相关专著达360种，在CNKI期刊中输入关键词“和谐社会”，相关文献更是达38530条。相关成果如李培林著《和谐社会十讲》，赵宝煦著《政治学与和谐社会》，丁宁宁、葛延风著《构建和谐社会：30年社会政策聚焦》，俞可平主编《和谐社会与政府创新》，周志山著《整合与构建：马克思“和谐社会”解读》，曹英著《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与制度资源》，博士学位论文如《现代性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根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县级政府的作用》等，既包括了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宏观论述，也涵盖了影响和谐社会构建的个体因素和社会子系统和谐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为我国践行和谐社会指导思想，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实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也有一些研究成果，但相对于和谐社会整体研究而言，相关研究还相当薄弱。在亚马逊、当当网等图书销售网站中，以“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为关键词，仅能找到徐光辉主编的《农村和谐论丛——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研究》一本图书，以“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也只有唐志君著《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路径研究》等8本图书。同样上述两个关键词，CNKI研究文献分别为3篇和37篇。虽然这些研究从整体或个案的角度，对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现实和问题有过较深入的探讨，但就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日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而言，这些研究仍显得不够深入和全面。
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则是一个更宏大的话题。如果根据媒介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是媒介技术的演变导致媒介形态的演变，并对社会形态与人的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改变人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大众传播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不言而喻；如果从媒介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的角度理解，无论是大众传播自身的发展，还是其在信息化时代对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作用，均属于这一话题的研究内容。可见，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相关研究，涵盖了传播学研究的主要范畴。从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所著《传播学概论》《大众媒介与国家发展》开始算起，成果十分丰富，数量难以统计。这些成果关于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互动关系客观规律的分析，也成为本研究得以进行的立论基础。
最后，与本课题直接相关的是大众传播与和谐社会构建以及大众传播与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相关的研究成果。自和谐社会成为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以来，鉴于信息传播系统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新闻传播界对于大众传播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功能发挥也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成果。如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出版的《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建设》专著，详细地论述了新闻传媒在和谐社会建设中“信息传播、舆论引导、舆论监督、文化传承、道德养成”五种功能，并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和谐社会建设内涵角度，具体分析了新闻传媒的作用，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参考和宏观指导。武汉大学罗以澄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成果《新闻传媒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研究》，理论分析与实证调研相结合，系统地探讨了“构建和谐社会与新闻传媒发展、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的文化构建、跨文化传播与构建和谐社会、传播新技术与构建和谐社会”六个重大问题，并以社会底层（农民）、上层（司局级干部）、中层（大学生和传媒人）代表性群体为调查对象，实施大范围、多群体的“媒介认知、评价和期待”抽样调查，探索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进程之间的协调与契合，提出了实现传媒与社会发展的共生互动关系模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在本领域研究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此外，在这方面除了专著以外，还有围绕媒体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责任、作用和功能等方面进行研究的近30篇学术论文，如《论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构建》《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经济发展》《论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责任担当》等。
就大众传播与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而言，除了少量成果直接研究这一主题外，还有一些有关民族地区大众传播现状、问题，民族地区大众传播对政治、文化影响的成果，如《大众传媒与民族地区和谐发展——从侗族和谐文化建设及侗族文化传承之角度》《西部民族地区信息传播问题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播的民族特色调查》《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媒介素养与少数民族发展》《媒介变迁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等，这些成果对本课题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总之，虽然有关大众传播与和谐社会研究的成果日益丰富，但纵观所有研究成果，还存在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理论演绎多，实证研究弱；泛化结论多，应用性不足；整体研究多，西部关注少等问题。研究成果都从宏观上认识到大众传播对和谐社会构建的巨大作用，却忽略了在具体的和谐社会建设实践过程中大众传播发挥作用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笔者认为，在具体的和谐社会建设实践中，大众传播发挥作用会受到制度、社会、地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通过具体、典型的个案研究，来印证并完善大众传播与和谐社会构建关系规律的相关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就本课题涉及的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作为特殊的研究对象，大众传播对其和谐社会构建的作用发挥探讨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关于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还几乎没有，其他相关研究成果也比较少，进一步凸显了本课题的研究价值。
三、研究思路
综上所述，和谐社会及其与大众传播的关系是目前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但在对相关成果的具体分析中我们发现，就大众传播对和谐社会构建的作用而言，由于大众传播在社会信息系统中处于无可替代的地位，多数研究者还存在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先认定大众传播会有很大的作用，然后从一般的情况上去总结，从而导致了研究结果泛化的倾向。为了避免这一缺陷，在大众传播与和谐社会建设关系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本课题确定了个案研究的思路，并通过预调研，确立了几个具体的研究问题：一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主旋律背景下，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情况到底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在一定时间段内有无变化，变化的因素是什么？二是西部民族地区大众传播发展和公众的媒介接触、媒介素养现状如何，在一定时间段内有什么变化，变化的因素是什么？三是西部民族地区大众传播在社会发展和公众生活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在哪些领域作用比较大，哪些领域比较小，是积极的作用，还是消极的作用，是内在地发挥作用，还是外在地促进？四是在实现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大目标的过程中，大众传播具体发挥的作用如何，是积极主动，还是消极被动，其与社会发展体现出怎样的互动关系，与公众的教育程度、媒介素养是什么关系？
从以上几个研究假设出发，本课题立足于通过大量调查研究，一方面要对大众传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关系的一般研究结论进行再证实，另一方面，从微观、个案的角度，突破宏观研究泛化的不足，具体深入考察某一具有代表性地区大众传播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探索影响二者互动关系的具体因素，并由此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参考建议。我们认为，在中国社会转型处于关键时期的社会背景下，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重大的社会课题，其构建过程必然是曲折而复杂的。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并不意味着社会越来越和谐，甚至还可能导致更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大众传播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如何，是否是决定性的也值得思考和验证。大众传播作为社会重要的子系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无可争议，但其作用的发挥是要受限制的，发挥作用的深度和广度在不同时空领域也会不同，必须客观理性地看待。
此外，虽然就个案研究方法本身而言，具有结论主观性强、代表性弱、普遍应用性不足等固有缺陷，但个案研究强调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和深入的分析，了解其详细状况、发展过程及其与社会环境的联系，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等，在研究对象具有突出代表性的前提下，也不否定研究所得到的经验和知识可以转化为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并将这些有局限的经验和资料类化并运用到更广大的系统，审视其他相似或有关的事情，做出类似规律性的判断。诸多个案研究成果，包括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成名作《江村经济》，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便充分体现了个案研究的价值。本书针对大众传播与和谐社会构建关系问题进行的个案研究尝试，虽不敢企及提出很多具有重要启发性和创新性的结论，但从研究方法的基本思路来看，所希望达到的研究目标也是明确的。
四、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思路和目标，本课题将理论分析和实践调研相结合，主要采取三种研究方法。1．定性研究
主要通过搜集相关文献，从“社会、传媒、人”三者互动关系的角度进行理论演绎，从宏观上总结和谐社会构建、大众传播与和谐社会构建关系相关研究文献，对相关内容作一般规律性的分析。2．调查、访谈研究法
主要通过2006年至2012年间以重庆少数民族地区酉阳县为对象的预调研、调研、回访调研三个环节，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随机抽样和主观抽样、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从实践分析的角度了解重庆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现实、大众传播发展现状及其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
在预调研的环节中，研究小组主要通过访谈和观察的形式，对酉阳经济社会发展、信息传播现状、和谐社会构建进行初步了解，以深入理解研究问题和研究目标，提出科学合理的研究假设，制定合理的调查问卷。
在正式调研和回访中，研究小组分别设计了问卷，采用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研。其中正式调研的问卷分为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和谐社会构建情况、信息传播与构建和谐社会关系调查三个部分。回访问卷则把和谐社会基本情况问题融入了信息传播与和谐社会构建关系中，问卷减少为两部分，并设计了“你认为酉阳政府和群众关系如何、你认为现在的社会是否公平、贫富差距是否很大、你认为中国是不是法制社会、你认为当前社会是否稳定、你认为当前老百姓的生活压力大不大、你认为当前社会道德水平如何、你认为酉阳生态与环境保护如何”等访谈话题，希望通过两次调研数据和相关结论的对比分析，针对研究假设，得出科学的研究结论。
2006年10月1日至6日，研究小组一行10人开始了项目的正式调研。调查对象采取随机抽样、系统抽样、非随机抽样、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在重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酉阳、秀山、彭水、黔江四县市中，随机抽取酉阳县作为调查地。调查分为城市和农村两部分：县城采取随机抽样、主观抽样、访谈方式，发放问卷60份；农村采取随机抽样、系统抽样与主观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先随机抽取一个乡，再从中抽取三个村，每个村发放问卷15份。此外，确定酉阳经济比较发达的两个古镇龚滩和龙潭，各发放问卷15份，总共发放调查问卷145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122份，其中县城和发达中心镇回收问卷74份，农村地区回收问卷48份，回收率为87.5%。
2012年10月3日至6日，研究小组一行9人对项目调研情况进行了回访，调查仍采用主观随机抽样方式，在酉阳县城和麻旺镇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其中县城发放问卷49份，农村发放问卷31份，共计80份，回收有效问卷80份，回收率为100%。3．个案研究法
随机抽取的调查对象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位于渝鄂湘黔四省市结合部，东邻湖南省龙山县，南与秀山县、贵州省松桃县、印江县接壤，西与贵州沿河县隔江（乌江）相望，西北与彭水县，正北与黔江县、湖北省咸丰县、来凤县相连，面积5173平方公里。自治县户籍总人口84万，其中农业人口62万，非农业人口22万。全县由18个民族组成，其中少数民族17个，土家族50.4万人，占总人口的60%，苗族20.16万人，占总人口的24%，此外还散居着蒙古族、回族、壮族、彝族、藏族、布依族、满族、侗族、瑶族、白族、哈尼族、黎族、仡佬族、羌族、水族等15个少数民族。作为重庆面积最大的少数民族区县，酉阳的地理、人口以及社会发展特征，符合本课题个案研究对象的要求。特别是在课题研究中，课题组从2006年开始，通过多次调研、访谈，对酉阳经济社会发展与信息传播转型进行了长达6年的跟踪，全面了解了该县大众传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的显著变化，充分认识到该县从重庆最落后的区县到目前成为最发达的区县之一，其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具有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为此，本课题以酉阳县为研究对象，以个案研究为重点，就是要力争从个别到一般，通过长期深入的观察和研究，深入分析和反思不同地域大众传播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具体作用的差异，验证、补充大众传播与和谐社会构建关系相关理论，力争提出具有启发性、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和可资借鉴的对策。
五、研究内容
本课题的研究共分为六个部分。其中绪论部分主要从研究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角度，对课题研究的背景、价值、意义、重点、难点、拟实现的目标进行整体阐述。
第一章“大众传播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辨析”，主要从传媒、社会、人三者互动角度，总结大众传播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并结合当前全媒体时代媒介化生存的现实，分析和谐社会构建中媒介应该发挥的作用，为全书的个案分析做理论铺垫。
第二章“重庆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现状调查分析”，根据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大基本特征设计调查问卷相关问题，通过两次调研的实证分析，总结并反思重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第三章“重庆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播现状调查分析”，主要通过两次问卷和访谈结果，详细梳理2006年和2012年酉阳各类大众传媒发展、公众媒体接触频率、信息选择等方面的内容，对比分析酉阳大众传播体系建构和发展情况，从信息传播体系自身建设的角度，反思媒介化社会进程中大众传播在酉阳的发展规律。
第四章“重庆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播与和谐社会构建关系分析”是本书的核心章节，主要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研究结果的基础上，通过酉阳大众传播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研究，总结大众传播在酉阳和谐社会构建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体现的特征和存在的不足。
结语部分主要在对前面研究内容进行进一步总结的基础上，反思作为个案研究对象的酉阳县在大众传播与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经验，概括其在理论和实践上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具体启示，力求能有一些一般性的结论，为其他地区大众传播与和谐社会构建提供建设性的参考。第一章大众传播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辨析从传播的角度看，人类发展的历史也体现为一部传播史，传播的变迁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反映，又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媒介环境学派关于传播的研究虽然带有较强的媒介技术决定论痕迹，但其有关传播的偏向与人类历史文明兴起与衰落的关系和“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介即讯息、部落化、去部落化与再部落化与媒介演变关系”等研究成果，也深刻地体现了传播在推动社会前进和变革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当传播进入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当前的全球化、全媒体的媒介化生存时代，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不断变革适应新的媒介生态；以网络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蓬勃发展，卫星数字电视逐步普及，信息海量、高速、广泛、高质量传递，文字、声音、图像信息融为一体，信息传播平民化、个性化、传受一体化、互动共享；人际、群体、组织、大众传播交错，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形成一张覆盖社会与个体的传播网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影响和作用。因此，现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和大众传媒无处不在的现实，充分说明本书有关大众传播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中发挥作用理论预设的正确性。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中，大众传播不是是否发挥作用的问题，而是发挥作用的共性与个性的问题。探索当前大众传播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表现形式和规律，整体分析大众传播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也成为本书的立论基础。一、作用与反作用：社会、传播、人互动关系的本质
关于传播与社会作用关系的本质问题，笔者将其定性为社会、传播、人三者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关系，并且认为，在传播社会学研究中，所有研究问题的核心就是围绕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的。也就是说，传播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如何影响信息传播和人，信息传播如何影响人、如何反作用于社会，人在信息传播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问题。在社会、传播、人三者的三角关系中，首先是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社会生态决定了传播生态，社会的制度特征决定了传播的制度特征，社会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传播的发展水平。由此我们看到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社会的不同传播现象；人是社会的人，人产生于劳动，受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制约，不同时空、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的人也不同。传播和人作为社会的构成要素，必然具备社会系统的总体特征，受制于所处社会，这一基本原则是不会改变的。
其次，信息传播是一个中观系统，在这个三角关系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论的观点，生产和交往作为一对有机的社会概念，体现出特有的辩证关系：“物质生产、物质交往决定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反过来也推动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发展；但随着社会分工程度的提高，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独立性会越强，并且当物质生产达到一定程度后，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状态如何，将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在现代信息社会，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便是这种规律的最好证明。而信息传播作为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核心内容，与马克思主义交往论的内涵紧密相关，其与社会大系统的关系也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信息传播与社会作用与反作用的本质关系不会改变，媒介在本质上是依赖社会的；二是随着社会发展和信息社会的来临，信息传播作为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主要形式会体现出自己独有的运行规律，其作用会日益突出，独立性更强，并由此成为影响社会和个人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最后，在当前社会、传播、人构建的三角互动关系中，虽然我们知道，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一切社会行动的主体，媒体由人创造，由人传播，这种主次关系不会改变，但事实上个人在三者的互动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仍比较明显。个人的生理、心理、文化特征必然会烙上深深的社会印记；媒体是人体的延伸，传播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人的影响和作用十分巨大。正如英国传播学者格雷姆·伯顿在其专著《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媒体与受众的关系中，媒体仍然扮演着宰制者和掌控者的角色”。当然，在此强调个人的被动性，并非要否认人的重要作用。生产和交往形式与内容的不断变化，正是人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付出巨大努力的体现。在社会和传播发展史中，人的主体性不断提升，使其在社会发展和信息传播变迁进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推动变革的作用。
总之，在人类社会变迁的历史长河中，社会、传播、人三者总是保持着循环往复的互动关系，体现出一种类似于生态系统的运行方式，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在变与不变之间，力量此消彼长，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类群体中共性和个性兼具，体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多维度的运行特征。二、全媒体时代的媒介化生存与社会发展
当前，在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的今天，社会、传播、人三者的作用与反作用的本质虽然没有产生变化，但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的到来，也使得传播和人的主体作用得到全面提升，主要体现为信息传播的全媒体时代来临。
从字面意义上来讲，全媒体时代就是以全媒体传播为基本特征的时代。作为一个描述媒介发展状态的热点专有名词，全媒体的内涵阐释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概括起来有“媒介运营说、媒介形态说、媒介整合说、媒介营销说、媒介观念说”等几种代表性看法。在这几种代表性看法中，笔者认为最基础和最根本的还是媒介形态说的观点。全媒体的媒介形态，从传播载体形态上可以简单概括为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音像、电影、出版、网络、电信、卫星通讯等媒介的总和；从传播内容形式上则指综合运用各种表现形式，“文、图、声、光、电”，全方位、立体地展示传播内容，涵盖了视觉、听觉、触觉等人们接受信息的全部感官；从信息传输渠道上来看，包括传统的纸质、频率、有线电视网、数字电视、地铁电视、国际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全媒体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内涵和外延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新媒介的出现、传统媒体的融入与数字化转型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因此，全媒体的媒介形态变化及其体现出的特征，是新的媒介观念、媒介运营、媒介整合、媒介营销、媒介教育变革的前提，也是我们理解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特征的关键。
当然，笔者此处重点不是关注全媒体的媒介形态导致的媒介整合、媒介运营与营销、媒介观念等方面的变化，而是全媒体传播所构建的全新的媒介环境及其对社会和个体产生的深刻影响。
在全媒体传播构建的新的媒介环境里，我们看到了信息传播的载体、技术、内容、形式、手段、运营等集大成的特征，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不断融合成为生存之道；看到了信息生产和传播的全面整合；深刻感受到信息爆炸、海量信息的大数据时代，感受到数字技术发展推动传播生产与消费的四屏时代（手机、iPad、电脑、电视）的来临。而正是这种全新的媒介环境，以不可阻挡之势，改变着人类的媒介化生存模式，并进一步推动媒介成为社会的中心，加深媒介化社会发展的程度。
根据“数字之父”尼葛洛庞帝提到的“数字化生存”概念，数字化生存是描绘人类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生存状态，探讨数字科技为人类生活、工作、教育和娱乐带来的各种冲击和其中值得深思的问题。“媒介化生存”也可以表述为描绘人类建立在各种媒介基础上的生存状态，探讨媒介形态变化，特别是媒介成为社会发展主要资源时，其为人类生活、工作、教育和娱乐带来的各种冲击和其中值得深思的问题。全媒体时代的媒介化生存体现为一种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生存，体现为各类媒体融合传播对人类信息需求的全面满足，体现为媒介对受众信息传播不分时空的全覆盖和更加细分化传播的辩证统一，体现为他媒体、平台媒体、自媒体传播的有机结合。全媒体不仅使媒体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而且以其特有的跨媒体、融合化的传播形式，消磨着个体残存不多的媒介抵抗力，最大限度地影响现代人的工作、生活、休闲、娱乐、情感以及种种嗜好。与媒体共同生活，依赖媒体过日子，不仅成为一种必然，更是个体立足社会，获得身份认同和地位提升必需的媒介资本。此外，个体存在于全媒体包围中，在失去抵抗力的同时，其主体性也因为全媒体强调的互动、参与而大大提升。全媒体时代传播者的信息生产不再是传播的起点和中心，受众对信息内容、传播工具和传播手段的不同需求，才真正成为人类传播活动的逻辑起点。比如前面提到的自媒体就是这样的传播平台，这些平台能为公众提供信息生产、积累、共享、传播的独立空间，使其可以从事点对点、点对多、多对多、公私兼顾的信息传播活动。个体全方位融入媒体传播和接受当中，参与程度和受影响程度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澳大利亚学者格雷姆·特纳把这种现象称为媒介传播的“民众化转向”，虽然其研究的角度有所不同，但仍不啻为对全媒体时代个体媒介化生存状况的形象比喻。
针对全媒体对社会的发展和影响而言，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社会不仅通过传播而存在，而且存在于传播之中”，尤其是在现代信息社会，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将人类带入一个深度依赖媒介的时代，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与此紧密相关，甚至以信息技术作为社会转动的主轴。“媒介化生存已经成为除了地理、政治、资本之外，深度影响着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语境”，深刻地作用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只不过再次加深了社会媒介化发展的程度，全媒体时代的社会发展已经深深打上了媒介的烙印。信息传播作为软实力，其作用发挥得如何，将成为社会变革重要的、决定性的力量。三、全媒体时代大众传播与和谐社会构建
和谐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命题，从词义上讲，主要包括“协调、配合适当且匀称、和解”三层意思。作为一个高频率使用，又具有深刻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含义的词汇，和谐既可以被公众直白地理解为“人人有饭吃，人人皆可自由发言”，又可以作为中国传统智慧的核心要素和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对其内涵的理解必须追溯到中国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和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谐虽是一个古老的词汇，却一直闪烁着哲理的光芒，那是因为其本质上体现了对立统一，体现了异质元素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调和，体现为一种良性冲突协调、均衡、美好的状态。因此，和谐的思想内涵也很早就被应用于社会治理与发展，以和谐作为社会价值理念、社会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尺度的核心和灵魂的和谐社会的建设，成为古往今来社会思想家们为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而共同努力的目标。
当前，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现代化转型的成功使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民主、自由、文化多元，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性不断增强，铸造了人类发展史上少有的辉煌。但是正所谓祸福相依，在社会现代化高速发展的同时，其所集聚的风险也是前所未有的。早在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就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认为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特别是进入21世纪的今天，生态、金融、军事、恐怖分子、生化和信息等方面的各种风险，以一种压倒性的方式存在着，各种社会矛盾集聚，各种异质的元素在社会中累积，如何应对风险，协调矛盾，实现和谐，已成为摆在各国政府面前最为紧迫的问题。正是在这种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确定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建设指导思想，并将其上升到治国根本理念的高度，体现出独有的政治智慧和眼光。
和谐社会构建为中国社会转型指明了方向，成为所有中国人的梦想，但构建和谐社会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更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并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而全媒体时代的社会，同时也是媒介化的社会，因此，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媒介的信息传播，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正确利用大众传播，发挥其积极的正面功能，使其真正成为政治民主、经济转型、文化融合的助推器，社会黏合的水泥，社会发展的瞭望哨。
为此，政府的和谐社会建设理念和目标一提出，新闻传播业界和学界便给予了高度关注，关于媒体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和应承担的责任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正如笔者在绪论中研究现状部分提到的那样，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从中国社会整体和媒体一般功能角度，思考媒体的作用和社会责任。这些结论对于政府制定相关媒体政策，利用媒体推动和谐社会构建，是有较强的指导意义的，但其主观性、理想化的特征也十分明显。关于全媒体时代大众传播与和谐社会构建，除了整体思考媒体的作用外，还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全媒体时代媒体自身发展的特殊性问题。这种特殊性就是要考虑全媒体这种新的媒介传播形态自身的和谐性，打造和谐全媒体的问题。全媒体实现了媒体全覆盖、信息全覆盖，传播面广、影响大，必将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发挥集约式的重要作用。但是，媒体是把双刃剑，更何况全媒体仍是一种新的媒介形态，其集合式传播同时也可能导致更多的信息垃圾、信息犯罪、信息麻醉、信息蛊惑、谣言恐慌。就像社会转型一样，以技术进步和商业化为主要动因的全媒体转型，在推进媒体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同样也会出现技术异化和商业异化的现象，在媒体传播领域也会积聚诸如“娱乐民主、利益至上、文化虚无、娱乐至死”等诸多风险，从而使媒体的传播变得不和谐，使媒体作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异质元素，可能加剧社会的不和谐。因此，全媒体时代的大众传播与和谐社会构建，一方面是构建和谐社会更加依赖媒介，没法摆脱媒介；另一方面若稍有不慎，媒体不仅不可能成为负责任的重要力量，反而会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帮凶。
第二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社会、传播、人”三者互动关系的问题，三者之间不同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不同场域，也可能使大众传播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方式有较大差异，要采取的策略也会不同。全媒体时代大众传播要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发挥积极作用，既要考虑社会整体环境，也要考虑区域环境；既要考虑受众整体特征，也要考虑不同区域的群体、个体特征，要共性与个性兼顾。制度、经济水平、人文、地理等各方面因素都有可能制约媒体功能的有效发挥，这也是本书接下来进行个案研究要着力解决的问题。第二章重庆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现状调查分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长时间的改革创新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近年来，我国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八大报告对过去五年取得的成绩专门进行了总结，“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民主法制建设迈出新步伐、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社会建设取得新进步、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创新局面、港澳台工作进一步加强”等重要目标得以实现；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实现了经济社会整体全面、持续、可协调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了新的历史性的变化。同时，十八大也明确指出，在我国社会转型进入深水区的现实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建设也还存在“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诸多问题，还存在很多可能导致社会不和谐发展的制约因素。以上这些社会不和谐矛盾问题的解决，需要党和政府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继续深化改革，需要全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解决这些问题也离不开学界对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学界不断提出可资借鉴的创新理论和具有参考价值的应对策略，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当然，关于和谐社会建设问题的研究，必须做到宏观理论研究和具体个案实践研究相结合：一方面我们要重视宏观、整体理论研究的重要指导意义，同时还必须在和谐社会思想的指导下，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深入社会各个领域，对各地和谐社会构建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调查，详细了解民情民意，解决各种具有共性和个性的问题，才能得出有针对性的、适合各地情况的和谐社会构建策略。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设计实施的《公民文化与和谐社会调查数据报告》，就是这方面成果的典型代表。其有关我国公民对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成就与存在问题的看法，有关公民国家认同感、生活满意度、公民意识、媒体使用情况等多方面内容的大量调查数据，无疑对我们认识中国国情、制定相关政策等具有实践上的重要参考价值。为此，在有关和谐社会宏观理论研究如火如荼并取得系列成果的同时，本章选择了社会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式，来具体展示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实际情况，力求通过探索重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典型代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和谐社会构建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探索促进重庆民族聚居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的相应对策。笔者认为，和谐社会构建的指导思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本要求，也是地方和谐社会构建的基本参照。据此设计调查问卷的相关问题，其答案能基本反映一个地方和谐社会构建的现状。因此，课题组以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为标准设计调查问卷，共设计了12个问题，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分别于2006年和2012年在酉阳进行了正式调查和回访调查，对酉阳县和谐社会构建现状、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一）正式调查对象基本情况与分析1．基本情况
正式调查将酉阳县城和经济较发达的龙潭、龚滩古镇作为城市区，将抽样获取的泔溪乡作为农村，分别抽样确定调查对象，有效问卷调查对象整体情况如下。表2-1 调查对象性别情况表2-2 调查对象民族情况表2-3 调查对象文化程度表2-4 调查对象主要收入来源表2-5 调查对象2005年人均年收入2．结果分析
从以上表格统计可以看出，正式调查对象男女比例比较协调，民族比例和酉阳少数民族的实际分布情况相符。从整体来看，被调查对象中56.5%的人是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大专及以上水平的人十分稀少，反映出当地整体文化水平低的现实。从收入来源来看，50.1%的人靠打工和务农为生；从人均年收入来看，按世界银行平均每人1天1.25美元估算，接近一半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还有很多受访者不愿提及收入，说明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敏感话题，也涉及被调查者的心理自尊问题。从城市和农村的对比来看，城市居民经济来源较多，受教育条件好，其文化水平和经济收入明显高于农村。（二）回访调查对象基本情况与分析1．基本情况表2-6 调查对象性别情况表2-7 调查对象民族情况表2-8 调查对象年龄情况表2-9 调查对象文化程度表2-10 调查对象主要收入来源表2-11 调查对象2011年人均年收入2．结果分析
从回访的调查对象情况统计来看，调查对象性别比例协调，民族分布也符合当地实际情况，调查对象以中青年为主，其具有较强的社会参与和认知能力，能确保结果相对准确。
从文化、收入等情况看，经过几年的发展，酉阳民众整体文化水平和收入状况大幅提升。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比例已经从44.1%上升到67%，相反小学以下文化水平的比例也由29.5%下降到11%，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比例上升为34%，其中农村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已经由25%上升到51.6%。
收入方面，人均年收入3000元以上者已达73.8%，其中6000元以上者达51.2%，农村6000元以上年收入者达28%，这标志着酉阳6年来经济社会水平快速发展，民众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同时，收入来源方面继续体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但纯粹务农收入所占比例越来越小，反映了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农业发展的快速转型。
此外，从农村和城市的对比来看，在文化、收入来源、年均收入等方面，农村和城市的差距仍然比较大，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任务仍十分繁重。二、和谐社会构建现状样本统计与分析（一）正式调查样本统计
如前所述，关于酉阳和谐社会构建现状与问题，本研究以和谐社会的六大基本特征为标准，设计了一些相关问题，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正式调查的主要结果如下。1．关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情况的问卷统计表表2-12 对待选举的态度情况统计表2-13 民族政策、“三农”政策、低保政策执行情况表2-14 正当权益受侵犯时，是否寻求法律帮助调查情况表2-15 政府部门办事态度调查情况表2-16 当前社会是否公平调查情况表2-17 本地与大城市差距调查情况表2-18 是否为医疗费、学费等发愁调查情况2.“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情况调查表表2-19 关于诚信、平等友爱的社会风气调查表2-20 本地民族之间的关系情况调查表2-21 本地社会治安情况调查3.“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情况调查表表2-22 本地生产建设中有无破坏自然环境情况的调查4．影响社会不和谐的因素调查表表2-23 您认为影响本地不和谐的因素有哪些？（本题为多选）（二）正式调查结果分析
从以上表格统计可以看出，2006年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和谐社会构建现状体现出以下特征。1．和谐社会构建的总体环境不错
在抽样调查对象中，39.3%左右的人积极参加选举，36%的人认为国家政策总体执行好，56.6%的人认为政府部门办事总体民主、公正，60.7%的人认为社会总体公平，27.9%的人认为社会非常和谐，49.2%的人认为社会风气还可以，66.4%的人认为民族关系好，82.8%的人认为社会治安整体不错，64.6%的人相信法律的效力。可见，酉阳县公众具备一定的法律意识和民主参与意识，民众对政府公信力总体认同，社会环境稳定，和谐社会构建六大目标的实现有着较好的基础条件。2．政府的服务意识有待提高，执行力有待增强，社会不公现象仍大量存在
从政府角度看，还有40人次、32.8%的公众认为，政府的民族政策、低保政策、三农政策执行不好，执行时容易变味，老百姓受益不多，27.9%的人甚至不知道相关政策；同样有32.8%的人认为政府办事不民主、不公正；31.1%的人认为社会不公平，16.4%的人认为由于政府管理不力，导致社会不安定。3．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薄弱，法治意识有待增强
有54.1%的人对选举不积极，无所谓或不参加；27.9%的人不知道国家相关政策；24.6%的人因为法律帮助没用、法律执行不公、没钱打官司等原因，遇到问题时不寻求法律帮助；7.4%的人不懂法。4．贫富差距、收入差距大
调查中有31.1%的人认为社会不公平，67.2%的人认为当地与大城市生活差距大，非常向往大城市的生活；59.8%的人为学费、医疗费等费用发愁。经济落后成为制约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的最重要因素。5．诚信、平等友爱的社会风气有变坏趋势，社会不安定因素仍然存在
调查中49.2%的人认为当前社会互助、诚实守信、平等友爱的风气有变坏趋势；20.5%的人认为，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当今人逐渐变得自私，一切向钱看；31.1%的人认为偶尔有民族冲突；57.4%的人认为社会偶尔有不安定因素。6．环境保护意识有待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突出
在我国经济建设中，部分建设经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种情况在酉阳等民族地区也存在。调查中，有18.9%的人认为，在生产建设中根本不考虑环境因素，53.3%的人认为对环境有时有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构建任务还很重。7．影响和谐社会因素调查反映社会突出问题
在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中，认为社会治安状况不好的城市和农村受访者分别为41.8%和25%，认为政府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的分别为71.6%和47.9%，认为司法腐败的分别为36.4%和18.7%，党群、干群关系不好的为37.8%和33.3%，表明社会治安不好、官僚主义严重、司法腐败、干群关系不好是酉阳和谐社会构建最突出的几个社会问题，也是未来和谐社会建设中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8．农村和城市和谐社会构建存在一种背离现象
从调查对象看，县城居民的文化层次、经济状况远远高于农村居民，对政策、法律的了解也多于农村居民，但是相比之下，农村由于受社会其他因素影响小，选择“不参加选举”的仅有2人，城市有17人；认为社会不公的有12人，城市有26人；认为社会风气很差，当今人逐渐变得自私、一切向钱看的有3人，城市有22人；认为社会不安全，政府管理不得力的有1人，城市有19人。在影响和谐社会因素判断方面，城市受访者对治安不好、官僚主义严重、法治腐败、干群关系不好的选择比例远高于农村。这些数据一方面反映出农村民风纯朴，社会更趋安定的现实；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城市居民受到社会发展中的一些负面影响要比农村深，其中也不排除城市居民认识问题能力强于农村居民的情况。（三）回访调查与访谈结果
根据课题研究回访的目的，调查组回访问卷没有再重复正式调查中的内容，而是设计了“您认为本地干群关系如何”和“您认为影响本地不和谐因素有哪些”两个概括性问题，并通过“你认为现在的社会是否公平、贫富差距是否很大、你认为中国是不是法制社会、你认为当前社会是否稳定、你认为当前老百姓的生活压力大不大、你认为当前社会道德水平如何、你认为酉阳生态与环境保护如何”等访谈问题进行补充，就6年后酉阳和谐社会构建总体情况及变化进行了解。1．问卷结果表2-24 您认为本地干群关系如何？表2-25 您认为影响本地不和谐的因素有哪些？（本题为多选）
通过以上表格数据可以看出，62.5%的受调查者认为酉阳社会干群关系一般，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干群矛盾问题并没有解决。而在影响社会不和谐的因素中，与正式调研相比，虽然社会“官僚主义严重、司法腐败、干群关系不好、治安不好”四大问题的选择比例快速下降，但仍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农村公众，对于以上社会存在的四大问题，反应比之前更为强烈。这也说明农村公众文化素质和认识能力提升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度和判断力都得到了提升，认识社会也更客观、多元和理性了。2．访谈结果
通过整理访谈内容，当前酉阳和谐社会构建现状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6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县城基础设施建设大大改善，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但同时房价和物价涨幅很大，收入差距和生活压力问题没有解决。
二是区域性的县域地区和谐社会构建，普遍认为当地政府和领导人的作用巨大。大多数受访者肯定了6年来在酉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特别提到县委书记的到来及其改革策略给酉阳带来的根本改变。
三是关于社会和谐现状问题，公众对酉阳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等方面的建设成绩普遍认可，肯定政府在近几年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为，包括拆迁、上访、群体事件、社会安定等敏感问题，认为总体处理得当，比较公开、民主，程序合法，社会整体和谐，发展趋势良好，但也不否认社会存在的问题还很多，内部结构压力增大，包括贫富差距大、普通老百姓生活压力大、官员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基层工作人治大于法治、教育及医疗不公等问题比较突出等，政府公信力正在经受考验，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出现。
四是公众文化教育水平提升，对社会治理的认识深度与参与意识明显增强。在访谈中，与6年前一些受访者对很多政策不了解，甚至不知道国家领导人是谁，比较安于现状的情况相比，我们发现酉阳公众的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升，经济意识增强，眼界更开阔，对很多社会现象以及重要事件，如社会不公、政府政策执行、腐败问题、食品安全、物价上涨、钓鱼岛事件等都能侃侃而谈，并能有独立的见解和思考；很多公众熟悉品牌推广、电子商务、旅游宣传等经济手段；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等，公民素质显著提升。
五是社会道德水平仍有下滑趋势。与公众文化教育水平及社会参与素质提升相背离的是，访谈中公众普遍认为当前社会比较浮躁，经济快速发展，收入增加，外界各类炫目的信息和物质消费对公众的思想冲击很大，买房、买车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如何快速致富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社会攀比心理蔓延，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影响逐渐加深，整体道德、诚信水平下滑。
六是社会生态建设成效显著。调研表明，6年来酉阳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始终依托其优良的生态资源，不仅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重要内容，而且确定了环境立县的发展战略，推动“工业清洁化、林业产业化、农业生态化、牧业无公害化、旅游特色化、城市园林化”，把打造生态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策略，致力于建设生态经济强县，既实现了经济倍增，又实现了环境倍优。2009年，该县群众环境保护满意率调查结果位居重庆市第一；2010年3月酉阳被命名为“中国绿色名县”,6月被评为“全国生态文明先进县”;2011年又被评为“中国最佳生态宜居旅游胜地”，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构建中，取得了突出成绩。三、酉阳和谐社会构建调查的反思
本课题设计了两次调研，一次在党和政府大力加强和谐社会构建初期进行，一次是6年建设后进行，因此调研结果既能使我们了解构建和谐社会初期酉阳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又可以检验6年后其和谐社会建设的效果。从调研结果分析来看，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酉阳和谐社会构建共性与个性结合，成绩和问题并存，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和思考。（一）共性与个性1．共性
和谐社会作为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其提出有深刻的社会背景，贯彻实施产生的普遍效果也是必然的。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2006年的酉阳贫穷落后，社会矛盾突出，如何进行改革创新，推动经济社会转型，成为摆在酉阳人面前最重要的问题。而经过6年建设，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酉阳和谐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充分表明党的和谐社会政策完全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酉阳和谐社会构建取得的成绩、所体现的社会矛盾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是符合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整体现实的。通过6年的阶段性考察，我们发现，酉阳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不断推进，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民主程度提升，经济实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文化消费多元，公民素质优化，但其和谐社会构建诸多二元对立问题还普遍存在，相关问题的解决仍有很长的路要走。2．个性
除了基本的共性外，酉阳和谐社会构建更多地体现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个性问题。
首先，调研表明，对于落后民族地区而言，和谐社会构建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发展经济。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并不断向小康社会迈进，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前提。
其次，落后县域地区和谐社会构建，政府领导班子建设和执政能力如何最关键，也是推动地方和谐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再次，调研表明，并不是每一个落后的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均能像酉阳一样取得巨大成就。酉阳和谐社会建设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有一套定位准确、思路清晰的建设策略，其所确立的建设“六个酉阳”目标，包括“平安酉阳、法治酉阳、诚信酉阳、生态酉阳、和谐酉阳、魅力酉阳”，充分体现了和谐社会的精神内涵。在这些目标的指引下，酉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了突出的发展成就，远远超过其他同类地区，创造了和谐社会构建的“酉阳速度”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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