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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06 07: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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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晓声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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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淡定从何处来

中国人的淡定从何处来试读:

版权信息COPYRIGHT INFORMATION书名:中国人的淡定从何处来作者:梁晓声排版:燕子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08-01ISBN:9787301245354本书由北京大学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如果放眼世界,将社会分为相当稳定、较为稳定、不稳定、极不稳定四个级别,那么中国处在哪一个级别呢?第一章公共

我是相信我们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了,那也一定会是一个国际形象温良的通情达理的君子大国。因为那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一直以来的理想,“和为贵”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文化基因。世无大国

依我看来,迄今为止,这世上还并无一个大国出现。

这里所言之“大”,不唯指领土的广阔,不唯指人口的众多,也不唯指经济和军事力量多么的了得,还指一个国家的品格怎样。正如一个人,虽具有种种强的优势,却从不以强称霸,更不以强欺弱,才配视为一个“大写的人”。反之,体貌大尔,德性低也、劣也。一个“大写的人”,那也是难免会与别人发生矛盾的。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自己错了,是从不拒言“我道歉”的,所谓“君子坦荡荡”。

是的,以我的眼看来,人类的历史上,至今还未出现过一个具有此种品格的大国。我们中国的领土倒是够大,人口居世界首位,但我们在经济和军事力量两方面还都不算强大。

我记得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曾采访过一位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女性。我们的节目主持人也是年轻的女性。

女主持人问:“您对中国目前的世界地位有什么评价?”

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反问:“你的意思是问中国是不是已经强大了吗?”

女主持人点头。

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微微一笑,答曰:“你们早就是大国了。”

她的反问和她的回答耐人寻味,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尤其显现在她嘴角的那一抹笑,使我的中国心被刺疼了一下。在那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看来——中国也只不过就是“大”而已。

我们从来便大,但却从来也没真的强大过。早年,八国联军以区区数千人长驱直入,占领了一个有4.5亿人口的国家的都城,这说明了“大”和“强大”是多么的不同。后来,侵华日军又用“三光”政策再次向我们中国人说明了“大”和“强大”的不同。

今日之中国,外汇储备量虽已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但说到底,那是13亿多同胞的大多数,以充当世界上很低廉的劳动力的方式换来的。被13亿多这庞大的分母一除,分数值其实还是少得可怜的。所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向自谦地说:“我们仍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正因为我们还算不上是一个真正强大了的国家,某些别国才敢时不时地挤兑我们,在国际关系中时不时地给我们某种脸色看,甚至给我们小鞋穿。

我是相信我们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了,那也一定会是一个国际形象温良的通情达理的君子大国。因为那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一直以来的理想,“和为贵”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文化基因。我相信如果将来世上有又大又强并且不讳言“道歉”二字的国家的话,那么必是中国。但依我看来,今日之中国,离自己的理想还相差甚远。

那位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话以及她那一种笑,之所以使我的心感到被刺疼了一下,不仅因为她的尖刻,还因为我们某些中国人自己的妄昧——他们分明觉得,我们中国已然真的又大又强了。故一旦居位,说话办事,便总是会尽量做足大而且强的架势。那种财大气粗、铺张浪费,每令了解国情底细的中国人瞠目结舌,也每令对中国多少有点研究的外国人嘲颜一笑——就是那位美国的女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那一种笑……

那么美国是否便配是世界上的第一大国了呢?

虽然美国的领土并不最大,虽然美国的人口并不最多,但美国的综合国力尤其它的军事实力确乎是世界上最强的。但遗憾的是,它也只不过是一个强国而已,动辄摆出全世界军事大佬的威风对别国进行武力压迫,依然是它的惯伎。美国近年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国际战事,姑且不论那些战事的对错、死在美国狂轰滥炸之下的别国的平民百姓,却很少听到过代表美国的内疚之声,而美国也很少说过“美国道歉……”它在国际谴责声浪中经常所说的话仅仅是——“遗憾”而已。

英国也曾对全世界号称“大英帝国”,而且自诩“日不落帝国”。从前的英国极其霸道,以全世界的“总舵把子”自居。但是现在,也找不到大国的感觉了。

有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的英国,有莎士比亚的英国,有乔叟的英国,有华兹华斯和狄更斯的英国,有萧伯纳、夏绿蒂三姐妹和爱丽斯·默多克的英国,有大英博物馆的英国。它本不该是现在这样的……

德国必将会是一个令全世界忘其前史刮目相看的国家,因为它由于是“二战”的罪魁国而向全世界道歉了。尽管世人对施罗德那具有戏剧性的一跪众说纷纭,但能以敏感的眼来看世界的人肯定都看到了,德国是从那一年起真正开始脱胎换骨的……

曾被视为“北极熊”的苏联四分五裂了,“俄国”却死而复生,它再也不可能是“熊”。然北极除了白熊,还有另一种了不起的动物——北极犬。北极犬具有令人肃然起敬的耐力,是北极的驼。依我看来,当今之俄罗斯如同北极犬。俄罗斯国家肯定会走出低谷的。然一个在任总统号召青年为民族多生孩子的国家,证明它比从前是“苏维埃联盟共和国”主体的时候小多了……

19世纪以后的法国,似乎有几分人类理想国的模样的,不愧是人类近代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摇篮之国。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雨果们的灵魂,没有白白影响这个人类近代史上最早的“共和国”。然而它毕竟不够大亦不够强,故“二战”伊始,德军几乎易如反掌地就占领了巴黎。这证明一个国家仅靠思想和文化的骄人成果是挡不住法西斯的……

回望历史,国家出现,业已悠悠五千余年。大国徒大,强国徒强,一个又大又强且在国内国际两方面都堪是楷模的国,确乎还没出现。

倒是这世界上的某些小国,反而在国家品格方面更令我这个中国人敬意由衷,比如比利时、丹麦、冰岛、卢森堡、挪威、瑞典、瑞士,等等。虽然它们都很小,但近代以来,都越发接近是“君子国”。

世界和谐在“小”一方。

倘让我在当代的世界上选一位最受人民爱戴的国家元首,那么我将会毫不犹豫地为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高举我的双手。

她曾是当代最年轻漂亮的女王,也是世界上最普通的女王,还是最穷的。她的王宫是清水衙门,是丹麦节约水和电的模范“单位”。在王宫资金特别拮据的时期,女王翻译文学作品,以稿费补贴日常费用,但她却从没要求政府增加过王宫的年金。因为她从不拿自己的生活水平和别国的君王或元首们比,而总是拿自己的生活水平和本国的普通百姓相比。她虽身为女王,却从没将丹麦人叫做“子民”。谈到丹麦人,她一向发自内心地说:“我的公民们。”

她多才多艺,是名副其实的翻译家、考古学家、刺绣家、服装设计师,还是桥牌高手和芭蕾舞爱好者。她敬业乐业,认真从事“女王这一工作”——她自己的话。每周三,她准时接见对国家有诉求的一切丹麦人,如同中国的一位有使命感的“人大代表”。

在1972年至1984年间,任何一名到丹麦去的外国旅人,如果预先见过女王的照片,那么都有可能在哥本哈根的某一条街上,认出从容不迫地骑着辆普通自行车的女王。那是她去上班,或者下班。倘自行车前筐里有西红柿、马铃薯,那么便是女王从集市上买菜回来,西红柿和马铃薯是女王所爱吃的……

她以女王身份参政议政的能力,连最激进的左翼人士亦心悦诚服。在丹麦,几乎没有人利用政治讲坛非议本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没有“立宪”,只有王权,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产生那么“美好”的女王。女王的人格魅力成为丹麦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元素。

如果柏拉图活到了这个年代,他一定会高兴地说:“看,那就是一个理想国。”丹麦是安徒生的祖国,玛格丽特实在是太具有童话色彩的女王。

也许,表面看来,这世界乃是由大国和强国来操控的,但在世界的深层规律中,小国们的状态才更具有进步的启示性!

谁想去美国?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开始走向美国。

如今——中国和美国之间,“丝绸之路”已然铺通。

世界上,有许多路的说法是美好的。但是我以为,仅仅就说法而言——“丝绸之路”是最美好的。尽管,事实上的“丝绸之路”,乃是古代中国与别国的一条极为艰难的通商之路。“走向美国”——是目前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内心里的“丝绸之路”。它很具吸引力,充满迷幻色彩。似乎,一个中国人,一旦“走向美国”,则意味着他或她的人生走向了理想和成功;而如果他或她居然还获得了美国“绿卡”,那么,似乎简直意味着已经是一种成功的人生的标志了。是否确乎如此呢?正打算“走向美国”的中国人,不妨看看《走向美国》。《走向美国》告诉你一些“走向美国”的常识性问题;告诉你美国某些像丝绸一样美好的方面,也告诉你某些不怎么美好的方面——在这些方面美国不但不像丝绸,反而像“玻璃纤维”。“玻璃纤维”——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人十之八九都知道那是什么——刚刚经过第一道工序的化纤团。它闪亮,但是绝不柔软;它洁白,但是对皮肤有严重的伤害性。恶少年对他人进行报复的一种方式,就是暗包一团,趁人不备,往人皮肤最细嫩的地方一搓。那么结果就会有无数肉眼几乎看不到的纤刺扎入皮肤,顿时红肿一片。轻则须用放大镜照着镊子一根根拔出,重则须住院……

对于正打算“走向美国”的中国人,了解这些方面显然也是必要的。

对于并不急着“走向美国”的中国人,对于仅仅对美国发生兴趣(目前,又有哪一个中国人对美国毫无兴趣呢)只想隔岸观灯雾里看花地了解美国的中国人,《走向美国》也值得看看。

它将对你以后是否打算“走向美国”发生影响。

中国人,包括世界上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纷纷“走向美国”去干什么呢?

如果说“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路,那么,“走向美国”的路,显然也是一条商路——“走向美国”的中国人,销售的已不再是丝绸,而首先是自己。这说起来有些尴尬,但几乎接近着事实。

走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中国人,其艰辛(还往往一路险象环生)是在走着的时候;今天“走向美国”的中国人,其艰辛却主要是在走到了以后。航空事业避免了走的艰辛,飞机使古代漫长的路途压缩为十几个小时。不仅毫不艰辛,而且会一路受到漂亮空姐的周到热情的照顾。

从前是——到了之后就一切顺利了;现在是——到了之后,一切的不顺利和立足的艰辛才扑面而来。

从前是——到了就赶快开始吆喝着卖东西;现在是——到了就赶快开始推销自己,证明自己,而非别种中国货。

从前是——一个中国人怎么样美国人并不会太在意,主要看你的商品;现在是——你到美国去既然推销的不是商品而是自己,那么人家便首先看你是一个怎样的中国人。

你在国内是一个优秀的中国人,人家可能并不认账——人家另有衡量你优秀不优秀的标准;你在国内证明你自己优秀的那一职业那一专业,很可能在美国得不到公认。《走向美国》一再地,几乎有点是喋喋不休地三娘教子般地告诫我们这一点。

我们应当感谢此种告诫——因为它分明是诚心诚意的,也是善意的。

但是我以为,已经决心“走向美国”的中国人,只要自己做好了充分的各方面的准备和考虑,也大可不必看了某一本书而改变决定。毕竟,告诫是针对心理和条件准备不足的中国人的。我们何以不和谐

社会和谐或不和谐,因素很多。主要的现象在民间,主要的前提却不在民间。

百姓其实都是巴望和谐的。

因为一切导致社会不和谐状态,首先必使人民的生活乃至生存丧失保障,比如战争、比如动乱、比如枉法、比如苛政、比如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与剥削……“血流漂杵,人死如林”;“持金易粟,粟贵于金”;“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边城多健(青壮年)少,内舍多寡妇”;“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这样的社会,是断没法和谐的。“片言折狱,严刑诬服,荣势破理,屈诛无辜;万全之利,权者以小不便而废;百世之患,贵者图小利而不顾。”——这样的社会,也是断没法和谐的。“苛政猛于虎,百姓如刍狗;朱门酒肉臭,路有暴尸殍。”——在如此这般的社会状况下,“孔子”们那些教化庶民的话,不管多么中听,根本就是废话。倘什么人还喋喋不休地向民间念教化经,那确乎可恶了。“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成主流的社会风潮,运动者们固然有偏激之处,孔老夫子委实也有点冤枉,但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却并不能说这是文化人士根本不负责任的胡闹。

不久前与几位同龄辈闲聊,有人言:“除了‘文革’十年,新中国成立后,竟无内战,无论如何,该说是中国人的福。”皆肃然,遂纷纷点头。凡中国人,不可能不由而庆幸。

窃以为,今日之中国,民间也来总结和谐的经验,吸取不和谐的教训,还是有了不少可行性的前提的。虽然发生在我们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不和谐,对于社会只不过是细节,且与什么大前提无关。但有时却会令当事人目瞪欲裂,血脉贲张;甚而真的向社会溅出血去;更甚而闹出人命来……

有次我在某市碰到这样一件事——上午散步时,我见一环卫工正在清理垃圾桶,旁边一女子在遛狗。那狗突然拉了屎,女子倒也自觉,而且分明有所准备,从兜里掏出卫生纸,包起狗屎打算扔进垃圾桶里;而那环卫工不知为什么不高兴了,将垃圾桶的盖子一盖,不许女子将狗屎扔进去。那女子手捏着一纸包狗屎,也不高兴了。

她质问:“为什么不许我扔进去?”

环卫工理直气壮:“这是垃圾桶不是扔狗屎的地方。”

我想,那环卫工之所以不高兴,恐怕是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在我们的社会中,不尊重环卫工人的人格和他们的劳动甚而蓄意伤害他们自尊心的事也确实屡屡发生)——我干这么脏的活,每月那么少的工资,整天默默地为你们城里人服务,你们城里人何时正眼瞅过我们一次?我这儿正在扎塑料袋口呢,你偏赶这会儿当我面往袋里扔狗屎……这么一想,自然就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了。都讲要换位思考,我想,如果那女子当时能换位思考一下的话,只消一句自嘲言语,环卫工心里的气肯定顷刻全无。

但那女子却手捏着一纸包狗屎认真起来。“难道狗屎不是垃圾!”“垃圾是垃圾,狗屎是狗屎!难道我是专门清理狗屎的人?”“狗屎也是垃圾!”“狗屎不是垃圾!垃圾是生活废弃物!”“狗屎就是废弃物!”“这叫垃圾桶,不叫狗屎桶!”“你胡搅蛮缠!”“你才胡搅蛮缠!”

这时,对于那女子,怎么样才能扔掉狗屎似乎已不重要了,似乎理论明白狗屎究竟属不属于垃圾更为重要了。她的思维逻辑显然是这样的——只有通过理直气壮的辩论,迫使环卫工承认狗屎也是垃圾,手中的狗屎才会顺利扔掉。她肯定还觉得很委屈——自己的狗在道上拉了屎,自己并没牵着狗一走了之,而是掏出纸包拾了起来,却偏偏遇到一名犯浑的环卫工不许自己往垃圾桶里扔!她也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那小狗蹲于地,看着一男一女两个人恶色相向,不明所以,一脸困惑。

我见他们越吵越凶,趋前劝之。我是有立场倾向的——暂且不论狗屎是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垃圾,看一个女人一直拿在手里总不是回事,所以侧重于劝那环卫工退让一步……

环卫工则指着那女人说:“你看她那凶样子!反倒来劝我?今天我偏陪她较这个真,你别管闲事!”斯时那女人的样子确实已快失控——换位替她想想,手里一直捏着一纸包狗屎呢,样子能和谐得了吗?劝解无效,我只得去散我的步。半小时后再经过原地,环卫工不见了,被警车拉走了;女子也不见了,被救护车拉走了。满地血点子,一名警察在向一些人了解流血事件的过程。而我听到的情况是这样——后来那女子将狗屎摔到了环卫工的脸上,后者用垃圾桶的盖子狠狠拍了她……才半个小时,倒也算是速战速决。

我还听到有人评论道:“唉,这个女子也是死心眼,不许往垃圾桶里扔,走几步扔那片草坪上得了嘛,正好做肥料。”闲人们皆道:“是啊,是啊。”我心里边就有点自责,怪自己半小时前没想到,所以劝得也不得法;若那么劝了,一场街头流血事件不就避免了吗?紧接着又有人说:“没见草坪那儿正有人推着剪草机剪草吗?我要是那人,往草坪扔狗屎,我还不许呢!”想想,这话也是有预见性的。那,狗屎除了往人脸上摔,还能怎么个“处理”法呢?我困惑。几天前的一个早晨,我在家附近的元大都遗址公园散步,见一高个子和一中等个子的公园保安正与一对中年夫妇理论。公园管理处有一条新规定——不得在公园内进行“大规模”摄影。这无疑是一条好规定。若此公园成了随便拍广告、影视外景的地方,显然会影响人们晨练、健身,也必增加管理难度。那对中年夫妇是推辆幼儿车到公园里来的,车里的孩子看上去还不满周岁,中年得子,多高兴的事,丈夫想多拍几张照片,散步的人们于是都绕开走,他们很能理解那一对夫妇的愉快心情。但是两名保安不知为什么对此事认真起来,上前阻止他们拍照。

他们自然要问:“为什么?”

答曰:“有规定,禁止‘大规模’摄影。”

那丈夫诧异了:“我们这是‘大规模’摄影?”

高个子保安肯定地说:“对。因为你架三角架了,架三角架就算‘大规模’摄影。”“可我这三角架这么小,只不过是为了相机稳定和能够自拍。”“别跟我们说这么多,我们在执行规定。”“哪儿规定的?”“上级。”“你们的上级是哪儿?”“这你就无权过问了。”“我要找你们上级提出抗议。”“我们又没侵犯你的人权,只不过是在执行规定,所以有理由不告诉你。”“你们侵犯了我的人权!”“我们怎么侵犯你的人权了?”“你们凭什么不许我们拍照?”“凭规定。”“你看那儿,那儿,他们都在照!”“他们没支三角架。”“支这么个小三角架就算‘大规模’摄影了?”那丈夫吼起来了。“对,我们这么认为。”高个子保安的口吻听来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于是引起围观。

几位息事宁人的老者对两名保安说:“别这么较真嘛,什么都不影响,一会儿就照完了呀!”我也附和着那么说。

高个子保安却坚定地摇头:“不许!”

看得出他当保安有些年头了;还看得出那中等个子的保安是新人,一直沉默不语,仅仅以不反对高个子保安的态度表现他的支持。

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类以不反对的态度表现的支持,我们已司空见惯。而那高个子的保安,似乎要为中等个子的保安做铁面无私之榜样。

那女人妥协了,她说:“那就别用三角架,合影时请别人给照一张算了。”而那丈夫势不两立起来,掏出手机大声嚷嚷:“我还偏不信这个邪!我通知电视台!”接着一通拨手机。高个子保安冷冷一笑:“我奉陪。”俩保安一动不动站在原地,监视着那一对夫妇。婴儿车里的婴儿却始终甜甜地睡着,对于大人们的冲突浑然不觉。我不愿劝人不成,自取其辱,便转身走开了,但也不想回家。我打定主意,要看这件事究竟怎么个了结。当我绕了一圈又经过那儿时,那丈夫不给电视台打电话了,开始给派出所打电话……我又绕了一圈,派出所来了两名年轻的民警,在听双方各执一词……我绕了第三圈回来,两名年轻的民警还在那儿调解。看得出,就这么一件小事,还真使他们感到为难。一方据理力争的是正当的公民权,抗议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一方寸步不让的是执法权威,坚持有章必行。至于那规定本身,不用说初衷肯定是好的,是为了维护大多数公民的利益,但事情怎么就闹成这样了呢?

我那时又忘了友人们经常对我进行的闲事莫管的教导,指着那高个子保安厉喝:“住口吧你!就为不许人家照几张相,你们两名保安站在这儿都四十几分钟了,成心犯浑啊!”

这时保安队长闻讯赶来了,也冲我嚷嚷:“这儿正调解呢,你多的什么嘴?”

我大声说:“看不过眼去的事,每个公民都有说话的权利!”

于是围观者七言八语,都说事情根本不值得那么较真儿。

而两名派出所的同志趁机将保安们推走了。

那一对夫妇终于可以照相了,但他们并没开始照——脸上的表情那么不悦,照出来的效果会好吗?

回到家里的我,却吃不下早点了,为自己所见的事生气,却又不知究竟该生哪一方的气。虽然我当时认为保安们不对,但冷静一想,他们都那么年轻,而且是外地人,能在北京当上保安那也不容易,如果上司确曾对他们说过:“支起三角架即算‘大规模’摄影。”——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他们明明看见了有人在支起三角架摄影,不禁止行吗?万一管他们的人看到了,斥责他们失职,兴许还会开了他们,那他们又怎么担待得起呢?因为小小的过失开一两名保安,还不是家常便饭吗?这么一想,我不免又理解起两名保安小伙子了,并因为我对他们的态度感到深深的内疚和羞惭。

那么说来说去,是那一对中年夫妇有什么不对?可他们究竟又有什么不对呢?我看得出来他们并不住在附近。想想吧,在星期日的上午,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前来公园,本打算为孩子拍几张纪念照,只因为架起了不足1米高的三角架却被视为进行“大规模”摄影,再三辩说也不许照,那么多人帮着说情也无济于事——换了谁,都不会乖乖地服从。

但如果哪一方都无错可责,又怎么会在一个明媚的上午,在一处美丽而又人气和谐的公园里,双方大煞风景地僵持四十几分钟,以至不得不呼来派出所的民警呢?

孰是孰非,又像“狗屎究竟算不算垃圾”一样,似乎成了“斯蒂芬斯之谜”。

此事使我联想到另一件事——前不久,我的一外省友人在电话中告诉我,他险入一次鬼门关,所幸阳寿未尽,又回转到现世来了。他是一位七十余岁的老先生,什么事都循规蹈矩,唯恐给别人留下为老不尊的不良印象。但他说起他的遭遇,竟异常激动:某日10点左右,忽觉头疼,起初并不在意,然其疼与时俱增,捱至中午,已甚剧烈。情知不妙,赶紧打的去医院。及至,下午各科的号已全挂满,只有专家门诊尚可加号,于是挂了一个专家号。

我问:“为什么不挂急诊啊?”

他说他是有些常识的,估计自己可能是脑血管方面出了问题,那么首先要拍脑部的血流片子。急诊也必如此,专家门诊也必如此。与其在急诊部排队,莫如在专家门诊加个号,只开上拍片的单子,也就最多半分钟的事,并不耽误别人就诊,自己也能很快进入拍片室。

问题就出在了他的这一种想法上。挂号处给他开的是32号,这意味着他要坐在专家门诊室等很久。可那时他的头更疼了,几乎忍受不住了。专家门诊室外有专门监管秩序的护士,他上前央求:“能不能先照顾我一下啊,就半分钟,啊?”

护士断然拒绝:“不行,都得按号看病。”“我头疼得厉害,快忍不住啦。”“那去看急诊。”“可我已经挂了专家号。”“那就是你个人的问题了。”

七十余岁的老人便再无话可说,还说什么呢?以他的年龄,以他的修养,是断不会硬闯入专家门诊室去的。

万一和是自己孙女辈的小护士拉拉扯扯起来,成何体统呢?于是他转而去分号台那儿央求。可人家说只管分号,不管别的事。想要受到优先照顾,还是得跟在专家门诊室外监管秩序的护士去说……他便又回到了专家门诊室那儿,再次央求。小护士还是不肯给予照顾,且振振有词:“我站在这儿是干什么的?就是负责监管秩序的。有秩序对大家都公平,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破坏了公平。你头疼,别人就哪儿都好好的吗?老先生,还是耐心坐在那儿等着吧。既然给你开了号,下班前就准能轮到你……”

小护士对他谆谆教导,听来那一番话不能说毫无道理。医院专门安排几名护士在专家门诊前监管秩序,那也确实是对大多数看病的人负责任的一种措施。而那小护士分明也是想认认真真地负起自己那一份职责。

但是对于我的友人,那一种认真却未免近于冷酷无情。出于热爱自己生命的本能,趁一个看病的人刚从专家门诊室出来,他便顾不了许多地硬往里闯了……“你这人怎么这样?”小护士还真拽住了他。“姑娘,我不骗你,我的头……”

老人家一急,话没说完,竟身子猛烈一抖,随之往后摔倒。老先生脑血管因堵塞而破裂,幸而抢救及时,进行了开颅手术,捡回一条命。

在我们普通人所终日生活的社会细节里,如此这般的事举不胜举。若想从这类事中分清孰对孰错,是很难的。若想完全避开这类事,也是很难的。这类事和腐败没有什么关系,和官僚主义也没有什么关系,和所谓的社会公平正义更没有什么关系,但它却也是那么影响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现实生活是否值得我们热爱,往往也由这类事对我们生活情绪的影响而定。以我自己为例,我大致归纳了一下,倘从我18岁成年以后算起,大约有三分之一使我大动肝火的事,其实正是以上一类事。这类事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大能替人民操心得到的,也是任何一个法官都难以断清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环卫部门都不曾对狗屎究竟算不算垃圾做出过权威结论。难以想象的是,有时一条好的规定、一项好的措施竟会使人和人的关系反而不和谐了。

关键还是在人。

正如我们常说的:“规章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而这句话在人口少的国家是一回事,在我们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是另一回事。

如果元大都遗址公园每天早晨健身的人少了一半,那两名太过认真的保安对那一对中年夫妇也不会那么认真了吧?

如果我们的医院不都像集市一样,那么太过认真的小护士也会对我的友人予以照顾了吧?

13亿多,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人口真是太多了。以至在我们社会的每一条褶皱里、每一个细节中,都时常会发生些本不该发生的事。

我喋喋不休地讲述以上几件事其实并非为辨明是非,而只不过想使我自己和我的读者更加明了——生活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国家里,每一个普通人最好都夹起尾巴做人。管别人的人,不要总习惯于对别人像牧人对待羊群中的一只羊一样;被管的人,遇到了太过认真的人,应像车遇到了拦路石一样,明智地绕行。即使忍气吞声,该忍则忍,该吞则吞吧!

否则和谐那还有望吗?中国中产阶级,注定艰难(一)

构建和谐社会,最终不在于是否形成中产阶级社会。从理论上说,中产阶级社会如果形成,整个社会的贫富结构就变成了“枣核型”,这也意味着较富裕的人多起来,自然构成了稳定因素。中产阶级社会形成的过程,就是较富裕的人群从少数变成多数的过程,壮大中产阶级只是其中一个途径而已。如果我们在财富分配政策方面失之于兼顾,失之于体恤,失之于相对公平,恐怕国家还没等到“枣核型结构”时,社会矛盾就已经尖锐万分了。

一则报道说,中国的城市初步形成了中产阶级化,以我的眼睛看,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有7亿多城市人口,要达到“枣核型”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怎么也得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我们的中产阶级够4亿人么?我很怀疑。我写《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谈到的中产阶级,是指从城市平民阶层中上升出来的一个阶层。社会朝前发展,平民共享改革成果的成分越来越大,在此基础上,才可能上升出足够的中产阶级。当年我就提过,中国的城市平民阶层正处于一个相当脆弱的边缘,甚至完全有可能随时跌入贫民阶层。

平民的生活,如果在稳步地,哪怕是小幅度,但同时又必然是分批地提升着的时候,社会的中产阶层才能开始成长,这是正常的发育。而我们的平民基础却是越来越脆弱。所以不应该急于谈如何壮大中产阶层,而首先要把城市平民这个阶层的状态分析清楚,他们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方面,几乎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退休金普遍很低,和物价的上涨不能成正比。他们有一点存款,但用那点存款给儿女买房子的话,交首付都不够。即使交了首付,能够可持续还贷的能力也是较差的。何况他们的医疗保障都非常有限,家庭中如果有人罹患重大疾病,一次抢救就要花很多钱,于是会倾家荡产。一旦有这样一个病人,原来是城市平民的这些家庭可能就会迅速滑入城市贫民阶层。社会保障没有做好,平民阶层中每一个人都有下滑的危机感,即使幸运升为中产阶级的少数人,也根本无法拥有中产阶级本应有的稳定心态。

再譬如说,出身平民的高校大学生,毕业后能找到律师、医生这样的体面工作,在大城市工作上三五年,就仿佛可能纷纷加入中产阶层了。实际上,普遍而言,大学生起薪工资的相对消费能力较十几年前比不是上升,而是降低了。一般的工作,月工资收入三四千元,要是租房子,单位给你补贴吗?没有,租房在北京最便宜也要拿出一千多吧?要吃饭怎么也要花八九百元吧,再加上零花,那就所剩无几了,如果这时你想反哺于父母的话,会很难。在这个状态下,你变成中产阶层的可能性非常微小,而且其他方面也没有给你提供一种感觉到上升的希望,你这一生的状态就不可能是中产阶级的状态,活得很累,很焦虑。真实的中产阶级在哪儿呢?(二)

仅有的这些所谓中产阶级,他们之间的价值观念也很不同,这和西方中产阶级同质化的价值观相比差得甚远。在中国,同样是中产,一个是从平民家庭里通过刻苦读书成为优秀分子的人,一个是官员子弟,通过不合理的制度及种种优势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人,价值观能一样么?以一个平民子弟的眼光来看,他认为要反腐败,打破特权,加强底层的福利;可是,另一方可能对他的观点非常不屑。同属一个阶层,但共识的稳定价值观并不存在。

我们的大学生群体应该是未来中产阶级最有可能产生的土壤吧?但目前,这些准中产阶级们的价值观如何?恐怕,它可能很不像中产阶级价值观,而更像资产阶级价值观。它和人文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密,身上沾染了一种特别的亲和——与资本的亲和。最优秀的平民阶层里产生出来的大学生,当他感到要成为中产阶级非常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希望尽快地成为资产阶级。司汤达的《红与黑》里的于连情结,可能在当下的青年身上会体现得多一些,但绝对不能据此就责备我们的青年。大学生是最容易培养成中产阶层的未来力量,可大学教育却早就变了味。当我们考虑未来几十年中国的问题的时候,政治家头脑中考虑的是政治上会不会出问题,政府部门考虑的是经济上会不会出问题。我个人觉得,更应该考虑文化价值观会不会出问题。最近的“国学热”、“孔子学院热”,这些都不能解决以上问题,这只是对普通老百姓的要求,它希望你们老百姓多知道一点,应该和怎样做好的老百姓,并拿出怎么样安贫乐道的东西,来哄劝底层。

关怀、同情、平等、敬畏,这些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在哪里?我们没有。我们有主旋律文化,有红色革命题材,背后是政府的强力支持;我们有商业文化,那里有强势资本的运行规律在发挥作用。但是社会的人文力量在哪里?我们看不到。(三)

中产阶级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在西方,资产阶级先于中产阶级产生。资产阶级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些敢于冒经济风险的人,是一些对商机有敏锐反应的人,甚至还可能是一些唯利是图的人,只认金钱原则不认其他原则的一些人。资产阶级产生之后,客观上带动了经济发展,从而使城市平民相对受惠。哪怕城市平民觉得受了剥削,但是比之于从前,实际生活水平还是渐渐提高了。然后,从这些受资产阶级之惠的城市平民里,才逐渐派生出中产阶级。

资产阶级靠经济冒险的方式完成了阶层雏形。但是,中产阶级却是靠文化知识的提升。最初,中产阶级的成分是城市平民中的卓越分子和优秀子弟,这些人有着不同于平民阶层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对民主非常在意。由于在意民主,就在意社会公正,主要是分配的公正。刚开始,中产阶级可能还是只为本阶层着想,但若当他们更深远地思考后,他们的思想就会兼顾到底层。西方的民主历程不是由资产阶级来推动的,民主意识很强的中产阶级才是主力军。资产阶级要保持稳定的是有利于他们的框架。平民除了暴力,没有任何可能性去推动变革。只有平民中派生出来的优秀知识层——中产阶级,才有这个能力理性地通过思想表达民主、公正、自由的要求,表达人类的同情心、责任感。社会进步了,中产阶级的价值才会实现。社会进步已经不能依赖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考虑的利益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管社会是否进步,他们只管自己阶层拥有资产的量化问题;中产阶级主张体恤下层,除了以身作则,还要求政府、国家和资产阶级同时体恤,他们对于人性道德的主张是比较由衷的。因此,整个西方社会的进步,实际上由两种力量推动:一种是资本运行本身的力量,一种就是人文的力量。

人文的力量,它不可能来自草根阶层,草根无法凝聚成一种力量。思想、读书,这更符合中产阶级的状态。资产阶级早期的时候是不太读书的,因此在西方的文学作品里面,常常有那种老贵族会对一个暴发起来的资产阶级说,“瞧这个指甲黑糊糊的家伙”。没错,就是他,曾经“指甲黑糊糊的家伙”,现在变成了腰缠万贯。创业的这一代资本家,何尝有精力、有心思、有情绪去读书,去关注历史,去思考社会呢?而这些却是中产阶层最接近的。中产阶层的优秀子弟,他的前人没有给他留下过多的资产,他们不可能像资产阶层那样去轻易冒险,进入大学后,他们乐于接受人文价值的洗礼,喜欢沉浸在公正平等的理想中。(四)

中国目前的现实问题是,底层面对严重的贫富差距产生了强烈的愤懑,很容易把情绪发泄向中产阶层。底层和资产者阶层的距离太远,他们想象不到富人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那是另一个国度里的事情,他们只能从网上偶尔知晓他们结婚花费了多少多少,股票又怎么怎么了。他们与新兴的中产阶层距离更近,对中产阶级的言行更为敏感,比如收一个红包,可能几千元,他们一下子就能看到。正如哲学家所说,使我们郁闷、恼火和不高兴的事情往往是我们的左邻右舍。

中产阶级是要同情弱势的,尽管离底层最近,但是已经不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顶多是底层的代言人,但时常也做不到,这是一种夹缝中的状态。中国的中产阶级将通过什么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或价值呢?中产阶级在西方,是通过做了什么,真的担当了什么,有所牺牲,最后还要有所成果,当这个成果真的被底层分享到了,底层才会认可他们。这是一个很沉重的悲剧过程。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对于社会进步的责任感。中产阶级要学会担当的太多了。这也是我们的社会最应该首先去考虑的。我从不指望中国今天的中产阶级能像西方当年的中产阶级那样作为,悲观地说,在中国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深信,几十年后,中国之中产阶级会渐渐醒悟——对底层的同情与代言,乃是本阶层最光荣也最值得欣慰的阶层本色。而底层也终将相信,除了中产阶层,他们没有更值得信赖的阶层良友。底层和中产阶层,实在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这一点对于双方,都是一个社会真相。而即使社会真相,有时也需要几十年来证明之。中国档案制度质疑

事实上,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两份户口:一份证明身份,一份记载个人历史。那第二份“户口”,即每一个中国人的档案。它从我们的中学时代开始就由别人们为我们“建立”了,以后将伴随我们的一生。两份户口都与中国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二十余年前,又简直可以说驾驭着我们的一生。

第一份户口就不多说了。当年对一个城市人最严厉的处罚,便是注销户口。这种处罚每与刑律同时执行。现在不这样了,乃是法律的进步。现在某些城市,已开始松动户口限制,乃是时代的进步。

这里谈谈我对中国人的另一份“户口”的看法。

倘谁的档案中,被以组织(比如团支部、团委,党支部、党委)的名义,或单位或单位领导个人的名义塞入一份材料,对谁一贯的或某一时期的工作表现、生活作风、道德品质以及政治言行等方面做歪曲的、甚而带有恶意的某种所谓“结论”,更甚而编造了情节,而其人始终蒙在鼓里,全然不知……

倘此类事发生在从前,即“文革”结束以前,恐怕是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会觉得惊讶的。我们从前的中国人,对这种现象已是见惯不怪。从前中国人档案里的种种材料,因为代表着组织、单位或领导,其真实性简直是不容产生丝毫怀疑的。一言以蔽之,不真实也真实。“文革”中对许多人搞“逼、供、信”,每以档案中的材料为证据……

复旦大学有一位老师,“文革”前所开的几次会上,“有幸”与某人同室,某人怕鬼,却又爱听鬼故事。偏那位老师擅讲鬼故事。在央求下,讲了几则给某人听。“文革”中就成了审查对象。审得他稀里糊涂。因为某人已是大领导。后来终于明白,档案中多了一份材料,上写着“对领导怀有不良心理”。大领导怕鬼,还给他讲鬼故事,当然是“怀有不良心理”了。再后来经暗示方恍然大悟,于是从实招来,结果因而被定为“坏人”。再再后来被下放农村改造,贫下中农以为他贯耍流氓,一点儿好颜色也没给过他……

我们原童影厂的一位老大姐,年轻时档案里被塞入半页纸,其上仅一行字——“常与华侨出双入对,勾勾搭搭。”

就那么半页纸,就那么一行字,无章,无署名,无日期。然而起着对她的认识作用,看过她档案的领导皆以为她“作风不正派”。后来人们才搞清楚,其实她仅“经常”与一位华侨“出双入对”,而且那华侨也是女性,而且是她母亲……

电影界的一位老同志去世,我为其写小传,接触到其档案(已故之人的档案就不那么保密了),内中一封信使我大为奇怪——那不过是她年轻时写给她亲兄的一封亲情信,纸页已变黄脆。只因其兄当年是香港商人,那信竟成了“政治嫌疑”的证据入了她的档案……

但,倘诸如此类的事发生在“文革”后呢?暴露于今天呢?

人们也许就不太相信了。

然而这是真的,并且就发生在我身上。

有一份材料于1990年4月被塞入我的档案达12年之久,我因工作调动才得知。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打印着“本人完全认可”。不但“认可”,还“完全”。而12年间,从无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之下向我核实过。其上打印着我的名字,代表我的签字。也打印着当时童影厂厂长的名字,代表领导签字。而那位厂长和我一样,12年来全然不知此事。并且盖着单位的章。但除一位当年主管人事的副厂长已故,一切任过童影厂厂级领导的人皆全然不知。现已查明,那是一份冒用单位名义及厂长名义的材料,是一份严重违背人事纪律和原则的材料。甚而,可以认为是一件违法的事。

这一份材料怎样的不实事求是,有着什么歪曲之处,什么无中生有之处,也就不必细说了。仅说一点——我的做人原则,我自幼所受的家庭教诲,我成长的文化背景,决定了我在某些时候,是一定会采取担当责任的态度和做法的。何况,我当时在厂里的职务角色也决定了,我不能眼见群众陷于互相揭发的局面。由我担当,比之无人担当,无论当时或现在看来,非是不良企图。然而那材料却连这一点也干脆歪曲了……

不必说此事使我当年的所有厂级领导们多么震惊,多么生气……

不必说显然的,当年领导班子内部的一些矛盾,怎样成了导致那样一份材料被制造为一种“事实”的诸因素……

不必说此后某些事体现在我身上,我也曾觉困惑……

倒是想说,我也给不少人做过所谓“政治结论”,且至今都在他们的档案里。那就是“文革”时期,我下乡前,以班级“勤务员”资格,与军宣队一道,给我全班五十几名同学做过“文革”表现之鉴定。算我两名学生,一名军宣队员,还有一位是校“革委会”成员的老师。那样的一份鉴定,对我的全班同学们后来十年的人生道路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我没有利用我当时的“特权”挟私以报。恰恰几名曾欺负过我的同学,将可能因某些莫须有的言行被列入政治另册。我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在他们到外地打小工的时候,替他们多方取证,使他们未被列入另册……

正是由于我那样做,老师和军宣队,才在我的档案中写下了“责人宽,克己严”一条。

由此我感想到,在将来,我们目前的档案制度,是要改变改变为好的。起码,谁自己的档案里记载了些什么,在什么情况之下由谁们记载的,谁自己应是有权一清二楚的。并且,有权想什么时候看一下就看一下,想提出质疑就可以提出质疑,可以要求重新调查了解。当然,如果某人被列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危险的分子,另当别论。

为什么现在就不能改变改变呢?

因为现在,我年龄以上的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档案中,古古怪怪的记载仍在其中,而自己们仍不知。不知也好,果而都知道了,该怎么想,怎么说呢?历史的痕迹,莫如就那样保持原状。

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档案则要简明得多了。古古怪怪的记载,大抵是没有了。即或有什么污点,本人也是一清二楚的。因为本人要过目,要亲笔签名。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在近十几年,实属个别现象。

我希望那么一天早一些到来——一切的中国人,看自己的档案,随时了解自己的档案之中记载了些什么,能像到图书馆里借一本工具书一样,成为一种最一般的权利。

而这一天的到来,肯定标志着中国的进步又达到了更高的层面……第二章商业

健康的、成熟的商业时代的基本特征应该是——普遍的人们为了挣到使自己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的钱其实并不太难,某些个人企图挣比这更多的钱其实很不容易。俯瞰商业时代

世界的历史始终是一个人如何寻找面包和黄油的记载。

——洛思:《人类的历史》

红盖头——“新娘子”的红盖头已然由自己的手替“新娘”掀去了,但它还拿在自己手里,自己一时间愕异地瞪着那一张浓妆艳抹的脸——“她”的漂亮显而易见地是超出了自己的企盼和想象,“她”诱惑意味十足地向自己媚笑着。分明的,“她”极其性感,称得上是一个勾魂摄魄的美人儿……

但——“她”的漂亮又似乎那么的妖冶,使自己不禁对“她”的品德究竟怎样产生莫大的怀疑。何况此前,也就是在“她”没被娶进家门的时候,对“她”的那些风流韵事,自己早就耳闻多多了。于是凝视“粉面桃腮”、“花容月貌”,一切怀疑仿佛便都不是无根据的了。事实上“她”也的确够虚荣、够放荡的,水性杨花而且势利眼,而且还是个彻底的拜金主义者。将“她”调教成贤妻良母,明摆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需要充满矛盾、争吵和冲突的“磨合阶段”,需要高超的驾驭“她”的能力和心理承受方面的实力,有时甚至需要取悦于“她”。为了最终达到能够驾驭“她”调教她成为可敬的贤妻良母的目的,也需要放弃许多以前的原则,改变许多以前的思想方法。哪怕在以前看来那都是足可引为自豪的,足可流芳百世的好原则、好思想的典范。

于是“她”的诱惑显出邪狞来……

于是“她”的笑靥在自己看来伪若妩媚的陷阱……

性感自然便性欲旺盛,性欲旺盛自然便也会刺激和鼓舞起自己的性能力……

后悔了么?不!

谁会面对一个风情万种正值芳龄的妇人而后悔不该娶了“她”呢?

只不过在以下几方面实在是没多大把握——自己真的能驾驭得了“她”么?真的能管束得住“她”那放荡的不贞不专的性情么?真的能靠其实并不丰厚的家业笼络住“她”那一颗贪图荣华嫌贫爱富的心么?真的可以指望“她”和自己组建成一个和睦的家庭举案齐眉白头到老么?真的可以指望“她”以身作则教诲出有作为有教养的下一代和下几代么?倘驾驭不了“她”管束不住“她”笼络不住“她”可如何是好呢?“她”肚子里是不是已经暗怀着别人们的“杂种”了呢?一旦生出些完全不像自己,一长大就离家出走,从此忘家弃父背祖对家对父对祖丝毫也没有责任感义务感和起码亲情的不肖子孙,自己将会落得个什么样的下场呢?

我凝视商业时代,常感到中国和它的关系,正如同一个“再婚”的男人和自己已娶进了家门,已由自己替“她”掀去了红盖头,看着又爱又心存种种疑虑,又陌生又受着诱惑,又抱有莫大的希望又没法儿完全信赖的妇人的关系一样。

这一种关系,使中国和商业时代的“洞房花烛夜”,不免地忧喜参半。有心欲道:“娘子,‘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又恐伊人那厢‘沉恨细思,不若桃杏,犹得嫁东风’。”

在中国这一个男人业已五千余岁的漫长经历中,1949年10月1日乃是他刻骨铭心的一次“婚姻”。“前妻”的音容笑貌给他留下的记忆是那么的难以磨灭,“她”有着美好的“理想主义”的基因。因为“她”是从一个叫“马克思”的很伟大的犹太人以毕生的精力所从事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之中孕生出来的,是半个多世纪以前,一些中国的有志青年去西方为中国父亲寻访到的。马克思是“她”和中国的“月下老人”。青年周恩来的一首诗则能表达他们当年的宏愿大志。诗曰: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觅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他们要为中国父亲迎娶回一位前所未有的“理想伴侣”,要为中华儿女们恭请回一位伟大的母亲。“她”堪称是划时代的,“她”那无比年轻的、丝毫也不沾染人类历史污迹的,并因此而感到无比自豪的风采,使当年的中华儿女极易联想到中国古代传说中炼石补天的女娲。“她”那毫不动摇毫不畏惧地向自己“横空出世”以前的一切世纪宣战的,不战胜毋宁死的雅典娜般的精神气概,使一切贫穷的、落后的、以严酷的剥削和压迫制度为统治手段的国家的儿女膜拜顶礼,甘于为“她”而破釜沉舟,而赴汤蹈火,而前仆后继,而肝胆涂地,而粉身碎骨。“她”有一半的俄国——不,准确地说是苏联血统,因为“她”是在苏联向全世界证明了“她”存在的划时代的伟大意义的。中国人将“她”迎娶到中国,付出了半个多亿的儿女们的生命代价,其中许多是中国父亲最优秀最卓越的儿女。与此相比,中国历史上一切求新生、求富国、求强民、求“永远站起来”的悲壮奋斗,都显得黯然失色!与此相比,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同样性质的奋斗,似乎也都显得容易!

中国这一古老的男人,曾怎样地喜悦于感奋于此一次“婚姻”所带来的十年“蜜月”啊!

中国的的确确地“从此站起来了”!“她”曾使中国显得多么的朝气蓬勃啊!

但是,“她”在苏联的划时代的成功,使“她”的思维方式难免地“苏维埃模式”化了。其后“她”便引导中国变成为苏联的另一个拷贝。从政治到经济,苏联发生过的,中国无一例外地重演了。苏联没发生的,中国也惯性地发生了,“她”使中国患了“苏联综合征”。“斯大林神话”的破灭,使“苏联综合征”在苏联总体爆发,这对中国意味着是巨大的危机。“文革”是毛泽东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在中国发生所采取的应急手段,其目的当然是出于自救意识。但手段于目的缘木求鱼,结果无异于自践和自虐,使中国陷入了十年之久的一场“浩劫”。

于是中国与“教条社会主义”或曰“书本社会主义”的“婚姻”难以为续。

于是中国告别传统的教条的书本的“社会主义”,转向改革开放。这也好比“休妻”,休掉加于中国身上的旧模式。“休妻”也是出于自救意识。如果说“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是“她”由于“更年期”作祟导致“内分泌紊乱”导致“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的结果,那么“文革”告终之际的“她”,则就分明地显出“更年期”后的病态恹恹力不从心了。“休妻”之举乃势在必行的选择,也是唯一明智的选择。然而毕竟的,“她”对于中国“站起来了”是功不可没的。如果“她”真的是人,将最有资格唱光荣“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十几年前,当中国知识分子在天安门广场扯开写有“小平你好”的字幅时,意味着向那一位伟大政治人物发出紧急呼吁——“为了中国,拜托了,赶快做!”

鲁迅在日记的最后几页中,也曾记下过“赶快做”三个字。

当时之中国内乱方息,百废待兴,不但需要做,而且的确需要刻不容缓“只争朝夕”地“赶快做!”

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积极而又自觉地充当改革开放的马前卒。尽管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大棋盘上,本无须我起什么作用。我是一颗自行地从棋子盒里蹦上棋盘硬充“车、马、炮”的卒子。热忱、真诚、义无反顾、一往无前,被言行谨慎胆小怕事的中老年人视为“异端”也不在乎。不是为了实现什么个人野心,而纯粹是受一种时代使命的感召和驱使。当年我才三十几岁,正是热血男儿之年龄。觉得经历了一些大事件,其实并没有什么异于我的同代人的不寻常经历。觉得已经相当成熟了其实头脑仍简单得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比积极自觉地充当中国改革开放之马前卒更能体现兴国责任和时代使命的么?

新中国成立以后运动频繁。去年运动,今年运动,朝也运动,夕也运动,每一场运动,又似乎总是和国家命运紧密相关。因而中国人的头脑中渐渐形成了一条逻辑,仿佛只要有一场运动搞对了而不是搞错了,搞好了而不是搞糟了,搞到底了而不是半途而废了,那么中国肯定就从此国泰民安兴旺发达了。

所以,当年“思想解放”叫“运动”,改革开放也是被当成一场“运动”来理解的。中国知识分子“文革”后第一次评职称那一年,许多朋友曾请我帮他们起草过“自我申报鉴定”。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不分年轻年老,无一例外地要求我一定别忽略了重要的一条,即在改革开放运动中的表现云云。后来我去单位资料室翻阅旧报,发现当年的报纸上经常抢眼夺目的通栏大标题也是“改革开放运动”。既曰运动,时间总不至于太长吧?“运动”二字,使普遍的中国人对于改革开放的时间性的估计是短暂的。普遍的中国人绝没有想到它会延续这么多年之久,绝没有想到在今天看来,分明的,它似乎只不过依然处在刚刚开始似的阶段。

当年的报刊上、广播电视里,官员和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乃至国营企业的管理者们口中,所说最多的话语之一是“阵痛”。其实当年中国人说“痛”的时候,还并没有谁真的被改革开放弄伤了。当年说“痛”是非常夸张的,起码当年的腐败没有到如今这么严重的程度,当年贫富悬殊没有到如今这么咄咄逼人的程度,当年说“痛”是由于心理承受力实在是太脆弱。如今真的使许许多多的人感到很痛却不言“痛”了,“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的确确可以被认为各方面的承受力都增强了。

当年,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在改革开放这面大旌旗下,站在距中国政治大舞台极远极远的边缘为自己的国家击鼓呐喊,不遗余力,其实呼唤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是中国和其“前妻”那一段朝气蓬勃又喜气洋洋的短暂的“蜜月”。是的,那乃是“中国梦”中最美好的回忆。它在普遍的中国人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种“乌托邦式”的迷幻的光彩。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的希望其实只不过是——在他们的不遗余力的击鼓呐喊声中,由某一位或某几位自己最信赖的,对中国之命运最具主宰能力和权威的人物,高明地将保留在自己头脑中的那一段美好的回忆,直接剪辑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的后面,从而那么着组成一部历史和现实巧妙连接天衣无缝的“中国故事”。

这个期望值似乎一点也不高,但是历史将注定了会重演一遍。

当年便知道改革开放这位中国的“再婚”之“新娘”,居然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商业时代”的中国人,实在是不太多的。

然而“她”已经被迎娶进中国的“洞房”了!“她”的红盖头已经被中国的“手”替“她”缓缓掀掉了!“她”正坐在喜床沿儿诱惑意味十足地向中国媚笑着……“她”似乎在默默地问——中国,我的真名叫“商业时代”,改革开放那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的叫法。我随便,入乡随俗,任你怎么叫我都成。你这五千余岁的“二婚头”男人究竟打算不打算和我从此以后长过下去?长过下去你得听我的!按你以前的过法那可不成!

中国放眼世界,在20世纪的最末一页,“商业时代”是它唯一能“娶”的“新娘”。而且,迄今以后,世界“婚姻介绍所”的档案库中,也只存在“商业时代”这一种类型的“待嫁女”了。一切国家,无论奉行怎样的主义,无论坚持怎样的体制,无论情愿或不情愿,最终都是要与“商业时代”“结婚”的,早早晚晚而已。早“娶”了“商业时代”的,非但并未被“她”搅得国无宁日,四邻不安,反而受益多多。这一点,也是中国放眼世界看得分明的。中国其实已没有了别种样的选择。除非打算与“前妻”破镜重圆,再立山盟海誓。而这又不符合最广大的中国人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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