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其成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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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医院医事春秋试读：
丛书前言
天佑中华，赐我中医。三皇肇始，五帝开基。千年传承，护佑苍生；世代坚守，保民健康。大医国风，乾坤浩荡！医魂仁心，山高水长！
中医药学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也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先行者！
当今时代，中医遇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最好时机，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生死存亡的危机。如果我们还不能把握机遇，还不能赢得挑战、战胜危机，那么中医很可能将不复存在！我们这一代人将愧对历史、愧对未来！
如何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如何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如何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未来对我们的期盼。需要中医药行业内以及行业外各界人士一起努力、联合攻关、协同创新。
当然，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医药学思想文化基础问题，要理清本源，搞清楚中医的世界观、生命观、价值观，搞清楚中医的思维方式，搞清楚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人文与科技）的关系。因为就中医的命运而言，从根本上说中医的兴衰是中华传统文化兴衰的缩影，中医的危机是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缩影，是否废止中医是“中西文化之争”社会思潮的重要环节……如何发展中医已经不仅仅是中医界本身的事，而是整个思想界、文化界的事，是炎黄子孙及有识之士的使命和担当。
本丛书是我近三十年有关中医思想文化研究的汇总。有的是发表论文的分类汇编，有的是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的结题成果，有的是研究生论文、博士后论文的修订增补。丛书立足整个思想文化大背景，对中医生命哲学、中医象数思维、中医精神文化、中医阴阳五行、中医与易学、中医与儒释道、中医与古代科技、中医医事文化、中医古籍训诂等问题进行研究与思考。希望能为理清中医思想文化源流、揭开中医文化神秘面纱、展现中医文化独特魅力贡献一份力量！张其成2016年7月
编写说明
本书是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北京太医院医事制度研究”的最终成果，分为十个部分：
第一章，太医院历史概述，对金、元、明、清四代太医院进行简要介绍；第二章，太医院院址考证，根据现存史料考证了明清两朝太医院院址；第三章，太医院太医名录传记，主要收录了正史所记载的历代太医名录及其传记；第四章，太医院医方秘籍，主要介绍了四本太医院秘方医书；第五章至第八章，分别梳理了四代太医院的职官制度、诊疗制度、教育考试制度，以及祭祀制度；第九章，太医院与相关机构关系，主要介绍了太医院在元、明、清时期与相关职能机构的关系；第十章，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太医院医事制度的研究价值。最后的附录部分，对清代太医任锡庚所著《太医院志》进行了整理。
本书内容难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专家、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订提高。张其成2016年8月
绪 言
疾病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话题，人们对于疾病的探索从未停止。古代宫廷统治者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依然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疾病问题，因此，医生群体中出现了一类特殊的群体——太医。太医除为帝王治疗疾病外，往往还担负着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帝王寻找有效的养生保健和延年益寿的方法。太医因为统治阶级服务，所以能得到更多的医药信息和资源，同时又因身处宫廷之中，行为处事均受到限制，从而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成为世人渴望探知的对象。
中国历代掌管宫廷医政、医疗的中枢机构名称有所不同，秦及以前由于史料缺失，有待发掘再进一步考察，但从《周礼》的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中，可知这一时期已设医官。两汉设太医令丞，一属太常（西汉），一属少府（东汉）。三国至晋基本沿袭汉制，至南北朝始设独立的医学机构，称太医署，隋唐袭之，宋有翰林医官院，辽北面官有太医局，金改称太医院，元、明、清仍之。综上可知，太医院是指金、元、明、清四朝掌管宫廷医政、医疗的机构，延续了七百余年。
中国古代医事制度从《周礼》开始逐步确立，完备于唐、宋，继承于金、元、明、清。通过考察发现，学界对于北京太医院医事制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医官制度、教育考核制度，而对诊疗制度、祭祀制度及与相关机构的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较为缺乏。且有关研究或仅针对制度的某一方面，或者仅立足于某一朝代，未能探讨其制度沿革的动因和意义，对其朝代内部的历次调整和变革的部分也没有足够的重视，尚未提出对当前医政、医疗方面的借鉴意义。因此，深入研究北京太医院历代医事制度的沿革，探究其变化的原因，并挖掘其对当前医疗管理和中医教育等方面的借鉴意义势在必行。
关于“太医院”的具体职责，《大清会典》曰：“掌医之政令，率其属以共医事；掌九科之法以治疾；掌炙制之法以治药。专诊视疾病，修合药饵之事。”即主要为王公贵胄诊视疾病，修合药饵。
金、元、明、清四朝均建都于北京，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南京为“留都”，而且保留了“太医院”，成为“南京太医院”。四代太医院的构成虽有不同，但其核心都是为宫廷医疗服务的太医。行走在宫廷之中的太医，虽然比民间医生风光，但是“伴君如伴虎”，一不小心也会被卷入宫廷斗争中，成为宫斗的工具或者牺牲品，如明代太医许绅临死言：“吾不起矣。曩者宫变，吾自分不效必杀身，因此惊悸，非药石所能疗也。”七百多年的太医院医事如同一部春秋史，书写着这群人的医海浮沉，因此本书以《太医院医事春秋》名之。第一章太医院历史概述
中医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现有文献可知，古代医事制度早在周代就已经开始设立，如《周礼》中有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四种医官的记载。但魏晋以前，医政管理基本上是医官管理，国家尚未成立专门管理机构，如秦、汉设有太医令、太医丞。西晋至北宋，先后出现了“医署”“太医署”“太医局”及“翰林医官院”等中央医疗管理机构。至金代始设“太医院”，隶属于宣徽院，元、明、清三朝虽对具体制度有所调整，但无一不沿用“太医院”这一机构名称，且金、元、明（明成祖及以后）、清四代均定都于北京，故称“北京太医院”。北京太医院作为金、元、明、清四代宫廷医疗的核心机构，成为国家最高医药管理机构。明代太医院模型一、金代太医院
纪晓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曰：“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金代医学开创了中医学学派争鸣的开端，对中医的发展与繁荣具有重大影响。与此同时，金代宫廷医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其医事制度主要沿袭宋制而有所改进，设置“太医院”，相当于并合了宋制中太医局和翰林医官院的职能，从而提高了中央医事机构的职权。此时太医院与尚药局、御药院等涉医机构一起隶属于宣徽院，太医院主掌医政、医学教育，为皇室提供医疗服务，尚药局执掌进汤药果茶，御药房负责进御汤药。二、元代太医院
元代统治者对医学的重视前所未有。早在统一中国，定都大都之前，蒙古国已经出现了一批侍奉在君主左右的太医，并已建立起医药机构。《中庵集》记载了太祖时期的太医田安抚、田阔阔父子的事迹：
燕山田侯仲珪……涕泗言曰：“仲珪不幸，未成童而孤。母常诲之曰：方国家肇造，汝祖安抚府君以医得幸太祖圣武皇帝，实掌太医。尝以节行安抚事，征西域，战殁。汝父倜傥有气节，太祖爱之，因赐名阔阔……虽在征伐，以拯溺为主，凡儒服若二教艺术者，率招辑之，所全活不知几何人矣。复，还领太医，而天下诸医隶焉。奏请郡国立惠民药局，以济病者。尽瘁两朝，德业盛矣。”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太祖时期已有类似太医院的机构管理太医，田安抚、田阔阔父子先后担任了这一机构的领导，即“实掌太医”。且这一机构的管辖范围远不止宫廷太医，其是“天下诸医隶焉”的全国医政管理机构，为平民提供医疗服务的惠民药局可能也是其下属机构。
关于蒙古国太医院的最早记载，见于许有壬《至正集》中的《大都三皇庙碑》：“昔在壬辰，太宗皇帝虑人有札瘥夭死也，罗天下医，置太医大使，佩金符。辛丑，立太医院，总其政。宪宗皇帝癸丑，冠以提点。”壬辰年是1232年，太宗窝阔台统治时期。太医大使应为掌管太医的最高长官，从“佩金符”来看，是地位颇高、很受统治者重用的官员。而太医院的建立是在9年后的辛丑年，即1241年。在设置太医大使官职后这么久才成立了管理太医的机构，应该是由于这段时间是蒙古国灭金伐宋的关键时期，战事频仍，统治者难以顾及医政的缘故。
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太医院的建制发生了几次重大的变革，并奠定了大都太医院的基础。《大都三皇庙碑》记载：“世祖皇帝中统庚申，给银章，又别置太医院。丙子，合二为一。”这两次变动是太医院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庚申年即世祖中统元年（1260），是世祖登基的第一年，别置太医院的原因在史书中虽未明确记载，但将这一事件放到蒙古国历史的大背景中，我们可以大致做一推测。1259年，蒙古帝国大汗蒙哥病逝，此时忽必烈正奉命率兵攻打南宋，围攻鄂州（今湖北），得知蒙哥病逝及其弟阿里不哥密谋登基的消息后，忽必烈撤兵北返，并于1260年在开平（后称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境内）自立为蒙古国大汗。其弟阿里不哥同年在当时蒙古国首都哈拉和林被部分宗王和大臣拥立为大汗，他与忽必烈之间的汗位争夺战争持续了四年之久，直至1264年阿里不哥归降并去世。在1260年至1264年，蒙古国在开平和哈拉和林两地有两位自立的大汗，因此太医院有两所也是很自然的。忽必烈登基时应该是在开平重新设立了一所太医院，与当时首都哈拉和林的太医院相对，因此称“别置”。1267年，忽必烈迁都中都（后改名大都，今北京），开平的太医院必然也随之迁入。1276年即丙子年，南宋都城临安沦陷，元朝即将统一全国，两所太医院合二为一也是在这一大背景下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因此，1267年可以算作元代北京太医院建立的时间。而1276年元朝基本统一全国后，太医院的建制自然会进行一些调整。
元代太医院之名承袭金代，但在制度上却发生了重大变革，对后代的宫廷医药机构乃至全国医政管理制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时太医院变为独立的最高医事机构，院使秩正二品，可以说元代太医院及其医官的尊贵地位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使得元代医事制度在继承前代的同时又独具特色。这一时期的太医院总领天下医政，拥有较多的下属机构，包括广惠司、大都及上都回回药物院、御药院、御药局、行御药局、御香局、大都惠民局、上都惠民局、医学提举司、官医提举司等。此外，元代宫廷还专设管理东宫太子医事的机构——行典药局和典药局，行典药局掌供奉，典药局掌制剂，但此二药局非为太医院管辖，而属詹事院典医监。三、明代太医院
明代太医院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朱元璋称吴王时仿效元代医事机构建立的医学提举司，据《明会要》记载，医学提举司建立于甲辰年四月，即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两年后（1366），医学提举司改为太医监，“设少监，正四品，监丞，正六品”，品秩有所提高。次年（1367）“改监为院，设院使，秩正三品，同知，正四品，院判，正五品，典簿，正七品”，太医院的品秩再次上升。洪武元年（1368），明朝正式建立，直至洪武十四年（1381），这段时间是明代太医院品秩最高的时期。洪武十四年（1381），太医院品秩和职官设置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改太医院为正五品，设令一人，丞一人，吏目一人，属官御医四人，俱如文职授散官”，此后明代太医院的最高品秩固定为正五品。
从医学提举司到太医监，再到太医院，短短四年内，医事管理机构的名称改变了两次，这与朱元璋个人势力的逐步成长是同步的。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设医学提举司作为中央医事管理机构，之所以取这样一个名不副实的名称，是因为此时元朝尚未覆灭，地方的红巾军政权尚存，朱元璋在此政权下担任要职并被封为吴国公，此时尽管自称吴王，但羽翼未丰，故取医学提举司这样一个具有地方医事机构性质的名称，以掩人耳目。1366年，红巾军领袖韩林儿去世，朱元璋才将医学提举司改名为太医监，并于第二年改用吴纪年，同年又改监为院，与元代中央医政管理机构同名，显露出其称帝的野心。明太医院“铜药炉”
1368年，明朝建立并定都南京，是南京太医院成立之始。1412年，明成祖迁都北京，是明代北京太医院成立之始。自此，南京和北京的两所太医院并立，直至明朝灭亡，这一局面也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但由于太医院以为皇帝诊疗为首要职责，而皇帝居于北京，故南京太医院的地位和规模都远逊于北京太医院，受北京太医院的管制，有“太医院”之名而无其实，成为北京太医院失意医官的左迁之地。《明史》载名医盛寅曾在仁宗为太子时为其诊治，但素为其所恶，故仁宗即位时，他为避祸保身，主动要求去南京太医院任职，可见南京太医院形同虚设，其医官被视为闲职。
与元代太医院下属机构众多不同，明代太医院的下属机构只有两个——惠民药局和生药库。北京和南京的太医院均下设惠民药局和生药库，这两个机构都具有医政管理的性质，服务对象也不仅限于宫廷，而是面向全国，成为太医院与百姓联系的纽带。惠民药局掌管贮备药物、调制成药等事务，主要为军人和普通民众提供药物和医疗。生药库则是太医院下设的主管药材存贮的机构，掌收贮四方解纳药品。此外，明代宫廷中还设有御药房、东宫典药局、后宫医药机构（如安乐堂、月子房等），藩王府中设良医所，这些机构在某种程度上都与太医院存在一定的关系。四、清代太医院
早在1644年清军入关、迁都北京之前，清朝已有太医院这一机构，顺治帝定“太医院使、院判岁额柴蔬银各十八两，御医、吏目各二十四两”，任命御医韦尽性为“左院判”，允祖为“右院判”。《太医院志·官名》载：“曰院使，曰院判，曰御医，曰吏目，此国初之制也。医士本系学位，顺治初年，有特简入直者给与八品笔帖式冠带，谓之冠带医士。六年特简医士给与八品冠带奉旨随同吏目入直，谓之冠带吏目，即后之顶戴吏目，旋奉旨增设预授吏目。”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清朝的太医院及院使、院判、御医、吏目、医士等职官在顺治初年均已设立。太医院印“太医院印”印面“太医院印”印钤本
清代太医院隶属礼部，为五品衙门，至宣统时，一度改为四品。其职官设置屡有变动，最高长官称为院使，设有左、右院判及御医、吏目、医士、医生等职。起初各官品级满汉间有所不同，康熙九年（1670）改归划一。太医院最主要的职责是负责皇室成员的诊疗，医官们按术业专攻分为九科，宫廷内的诊疗活动皆由太医院派遣御医负责。宫廷的另一个重要医药机构——御药房与太医院的关系几经变迁，时而为太医院所属，时而为礼部或内务部制约，但供职的御医皆从太医院中选拔。除诊疗外，太医院还以选派、考核医官的形式管理军队和监狱的医生，并下设教习厅、医学馆，负医学教育职责。太医院衙署内还设有生药库，收贮每年各直省解纳至京的地道药材。太医院医官的任用有两种途径，一是由医学馆培养人才，每年分四季（后改为两季）考试录用。二是由京外大臣保荐，由礼部和太医院考试授职。医官的升除，据《嘉庆会典事例》，为院使由左院判升补，左院判由右院判转补，右院判由御医升补，御医由吏目升补，吏目由医士升补。1905年，清政府推行新政，设卫生科，后升为卫生司，成为与太医院并立的医政机构。1908年，太医院因光绪与慈禧病逝而得咎，自院使以下全部革职，太医院作为国家最高医政机构的历史走到了尽头。第二章太医院院址考证
北京太医院是北京最重要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医学价值。研究并寻找北京太医院址有利于北京太医院历史文化的弘扬，也为遗址保护、修复等工作做好准备。金、元、明三代的北京太医院史料较少，加上几百年风云变幻的岁月洗礼和朝代的更迭，因此，对于北京太医院址的考证主要落在清代。一、明代太医院院址
清代任锡庚《太医院志》载：“太医院署建于明之永乐年间，在阙东钦天监之南。”因此，有学者认为明代太医院建在今东交民巷西口路北附近。关于明代北京太医院的概貌，《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如下：“太医院，亦在礼部后，西向。大堂外，左南厅，右北厅，后为先医庙。外门曰棂星门，内门曰咸济门，殿曰景惠殿，供三皇圣像。左右庑列勾芒、风后至王冰配位，殿旁为省牲房。先医庙外北向者为药王庙，有铜人像，盖即明英宗时修者也……旧闻考：药王庙神像前铜人像，始作于宋天圣时，元至元间修之，明英宗时又修之。三皇庙内有针灸经石刻，明时重摹上石者。”二、清代太医院院址
清代太医院衙署自清初至清末变化不大。该衙署自清代初期设立至清代中后期，其位置和形制基本没有变化，只不过到了清代末期，由于社会动荡和列强入侵等社会和政治原因才几经变更办公地点。今天我们在北京市地安门东大街还能看到清代太医院最后一处衙署的遗址。清太医院位于今地安门东大街105-117号（一）院址变迁1.旧衙署
清代太医院的旧衙署建于明永乐年间，清初为光禄寺衙门，光禄寺于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在东安门内设新衙门后，就“以其旧署仍为太医院”。该署位于“阙东钦天监之南”，朝向西方，有三座大门，大门的红色立额上用黑漆写着“太医院”三字，与门相对有照壁。太医院大门“左右环以群房”，是门卫的住所。太医院内左为“土地祠”，朝向北方，右边为“听差处”，朝向南方，听差处东北角有一口井。太医院的二门有三座，左右还有两座旁门，同大门一样“随门环以群房”，北边的是“萧曹祠”，南边的是“科房”。院内有甬路“直接二门”“过宜门平台”，平台右侧安置着铁云牌。太医院有大堂五间，堂内悬挂着圣祖仁皇帝即康熙皇帝赏赐给太医院院判黄运的御制诗，诗文是：“神圣岂能在，调方最近情。存诚慎药性，仁术尽平生。”太医院大堂的地板更是“乾隆时所特赐”。大堂的左边“有南厅三间”，朝向西方，作为“御医办公之所”。南厅“堂壁立有石碑三通”，上面记录的都是受皇帝特恩的医官。大堂的右边“有北厅三间”，也是朝向西方，是“吏目办公之所”。北厅“堂壁悬有纸屏八幅”，每幅纸屏上画着八匹马，总共六十四匹马，由吏目陶起麟所画，但由于在道光年间无人护理，这些纸屏后来就“霉烂无存”了。南侧的廊房分别作为“医士厅”“恩粮厅”和“效力厅”，都是朝向北方的。北侧的廊房分别作为“首领厅”和“教习厅”，都是朝向南方的。北厅的北边有“藏书处”。衔接大堂的过厅（旧式房屋中前后开门，可以由中间通过的厅堂）是“二堂”。二堂后面还有五间“三堂”，是“本院堂官办公之所”。堂上有“纯庙御书堂额”，写有“诚慎堂”三字。堂前种植者数百棵竹子，南边有厨房和茶房，北边是“庙公所”。诚慎堂的南边“为板库三”。
堂后西向的栅栏门里就是先医庙了，北边有三座垂花门，称为“咸济门”，是先医庙的正门。“门之极南有焚帛炉”，朝向北方，东边有“打牲亭”，亭子的后边有一口水井。咸济门内有石头铸成的“丹陛”（即宫殿前的台阶）向北连接“正殿之平台”。正殿立有匾额，上书“景惠殿”，殿内还有圣祖（即康熙皇帝）御书的“永济群生”匾额。殿前松柏高耸，“皆数百年物也”。东西两庑（堂下周围的廊屋）各三间，西北方向有门通往公所。
焚帛炉后边是药王庙，朝向北方，有“殿宇三间，亦北向”，附供着碧霞元君和各个圣母的塑像。殿中“立古铜人”，被称为“铜神”。这里的东南和东北方向“均有皂役住庐”。
从药王庙再往东去，就是“生药库”了。库中有“库神堂”和“土地殿”。到道光朝以后，由于“药库作废”，衙署后的土地已有一半被民房所侵占。2.新衙署
随着时代的推移，清政府不断与列强签订多种不平等条约，列强势力逐步侵入中国腹地，瓜分中国土地，最终位于首都的太医院衙署用地也失去了保障。
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后，《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被划归为外国使馆区，由“诸国分应自主”，使馆区内的中国机关和人民一律迁出。而太医院衙署所在地被全部划归为俄国使馆，太医院也不得不迁出了该区域。此后的一段时间，失去衙署的太医院只好暂借东安门内大街御医白文寿的住所作为公所。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太医院又租用东安门北池子大街的“大悲观音院”作为公所。对此，太医院御医顾元灏曾作诗一首：“何事人间满目痍，当年曾作殿中医。方欣院署依然在，争奈题名是大悲。”重建太医院碑，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文绮书
在几经尴尬的借地办公后，太医院终于物色到了适合建设新衙署的地点，就是一处位于地安门外东皇城根兵仗局东边被内务府查抄的地产。该处地产右边还有一处属于吉祥寺的空地，太医院同该寺住持僧智法商量后，获准将该处空地改建为先医庙。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光绪皇帝批准在该处“饬工建筑”太医院新衙署，三年后竣工。
新衙署同样有三座大门，门外设有“辖护木”。门两侧有房屋，西边的是“听差茶房”，东侧的是“科房”。东边有“土地祠”一间，朝向西方。西边有“铜神庙”一间，朝向东方。宜门以内东西厅各有五间，是“御医以下各官办公之所”。北边就是大堂了，堂前的平台上安放有“铁云牌”和“日晷”。堂后的屏门（即遮隔内外院的门）内是三间二堂，仍然叫作“诚慎堂”。三间东房是“首领厅”，三间西房是“医学馆”，两间东耳房是“庶务处”，两间西耳房是“教习室”。后边还有“北群房为诸生自修室”，东边的角落有“厨房”和“听差房”。大堂的东边有水井，西北是先医庙，先医庙的正殿有德宗（即光绪皇帝）“御书匾额”。
新衙署的形制与旧衙署相比，虽然各类房舍大体具备，但规模较小。具体来说，若“以方丈计之”，仅仅是原来规模的十分之一。3.公所
除了先后建有两处衙署外，清代太医院还在皇帝时常巡幸的地点建有一些公所。
清代中前期，皇帝巡幸木兰围场和承德避暑山庄时，均需有太医院医官随扈。太医院便“由本院筹款”，在避暑山庄附近“置有民房以为公所”。到清代末期，太医院仍然保存着该处地产的印契。
为了满足皇帝驻跸京西圆明园时需太医院医官随侍入直的需要，太医院在圆明园东南的“一亩园”有“御赐公所一区”，分有“东西二所”。西所是“三皇殿”，东所是“大堂”，共计有房八十多间。
光绪十五年（1889）后，光绪皇帝“圣驾时驻三海”。当时所谓的“三海”也称“西苑”，就是现在北京的北海公园和中南海。由于光绪皇帝时常前往，太医院便在西苑大门的南边“乞地一隅”，并“官为建房一所”。但此处公所并不大，仅有五六间房，称为“外值房”。
光绪十八年（1892），光绪皇帝恭奉慈禧太后驻跸颐和园，随侍入直的太医院医官“蒙赏在大宫门外建筑公所”。（二）现状
上面所说的位于地安门外的“新衙署”，在辛亥革命后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被改为两吉女子中学和北京三十二中校办工厂。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如今的地安门东大街105-117号为太医院衙署遗址，还保存着的四个院子总占地面积7000余平方米，其中古建筑面积4000余平方米。105号共三进院，为药房和办公用房。111号为太医院衙署，现已被改为餐馆，不见昔日建筑。113号为先医庙，供奉“医祖三皇”的景惠殿虽被隔成三间房，但整体建筑保存完整。117号保留有“金柱大门”和个别古建筑。在全国政协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的联合调研组的呼吁下，太医院衙署遗址已于2001年成为北京市文物暂保单位。第三章太医院太医名录及传记
行走在宫廷中的太医是中国古代医生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服务于帝王贵胄，担负着宫廷的医疗保健任务，在中国宫廷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他们有可能因医术精湛而尽享荣华，也有可能因一时疏忽而一命呜呼，可谓身处宫廷而朝夕难料矣。他们有的世袭太医之职，有的来自民间乡野，情理之中，他们必当医技超群，然而在留给后世的史料中，关于太医的记载却远逊于民间大医，其中缘由甚为复杂，但太医之差实属不易！关于太医院太医的记载大多散见于各类史书之中，仅在叙述医事时见其名，少有专门立传者，更无专门之作，因此难窥太医群体的整体面貌。
陈可冀、李春生主编的《中国宫廷医学》对金、元、明、清四代太医院太医名录做了整理，现摘录于后。其中重复的名字予以删除，对该名录中虽供职于太医院但并非医家的名字也予以删除。
对《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清史稿》中有传之太医，祁宰、高丽医者、爱薛、许国祯、许扆、刘哈剌八都鲁、韩麟、李元、戴思恭、盛寅、吴杰、许绅、凌云、徐大椿、吴谦、觉罗伊桑阿、费伯雄，特将其传记摘录出来。一、太医名录（一）金代太医名录
谢友正、安宗义、祁宰、高丽医者、粘割忠为横、祁忠勇、李中、赵遵义、王师道、侯济、张子英、仪师颜、时德元、王利贞（二）元代太医名录
许国祯、许扆、刘哈剌八都鲁、王安仁、王猷、野里牙、田阔阔、王璧、齐楫、韩麟、李浩、李元、吴益、刘公泰、王庆先、王希逸、申甫、和思诚、隋有、王佐、欧阳懋孙、爱薛、邹庚、韩公麟、王斌、麻堆繇、郑忙仄、耿允谦、脱因纳（三）明代太医名录
徐生超、王玉、刘文泰、戴思恭、盛寅、吴杰、许绅、凌云、李梦鹤、申世文、徐鳌、董宿、方贤、薛己、杨继洲、陈实功、龚信、龚廷贤、康命吉、吴曼、彭氏、陆氏、方叔和、陆为恭、陆子才、严元、金有奇、郝志才、徐富、徐春甫、王履、马莳、薛铠、楼英、徐昊、许观、蒋宗武、朱儒、方思敬、施钦、吴、林凤、李宗周、徐伟、胡廷寅、任义、张伦、仲兰、徐生、徐镇、杨立、谢鼎、陈宠、郑琇、钱寰、蔡楠、张銮、吴衔、丘钰、沈孺、张应试、蔡文亨、徐文元、李华、罗必炜、何子忠、许重晖、张一龙、李如柏、支如升、支如坤、许楝、窦养相、刘廷宦、陈玺、吴海、周学诗、张国光、罗成名、何其高、袁宝、蒋用文、韩公茂、陈克恭、蒋宝善、陈宠、潘松、江宇、许延龄、钱增、傅廷桂、黄绶、陈公贤、徐叔棋、钱纯、陶倣、王金、傅懋光、尚约、杨嘉祚、赵宗智（四）清代太医名录
吴谦、徐大椿、觉罗伊桑阿、刘声芳、祁嘉钊、蒋燮、李德聪、孙之鼎、段世臣、刘炳斗、李之贤、金廷诏、张懋功、李颖滋、张叡、齐文登、黄运、霍桂芳、于世美、梁之惠、许志弘、秦世禄、陈止敬、刘裕铎、花三格、沙惟一、钱景、涂景云、陈世官、罗衡、余文仪、姜晟、林、刘世基、沙成玺、田福、杜朝栋、张肇基、李德宣、刘太平、刘京忠、马秀、马敬伦、刘凤鸣、丁进忠、武世倬、牛永泰、顾兴祖、鲁维淳、张淳、花映犀、林仪风、郑汝骧、周龙章、庞景云、聂继昌、崔文光、王世安、沙履谦、林朝栋、陶尚义、吴尊夔、周良弼、王诏恩、田广福、屠景云、刘彬、张昱、全志修、李世隽、赵正池、吕纶、张文瑞、鲁瑾、鲍锦璋、田丰年、李思聪、张茂芝、李锦文、刘芳远、张德福、陈增、邹芝瑞、马瑞图、蔡世俊、贾义如、武维扬、刘正方、乔良玉、张敬文、高存谨、高钧、刘钟、盛明远、查秉仁、李星耀、林昌、王风翔、屠文彬、霜文炳、徐恒泰、金国柱、邵正文、孙之焕、叶良玉、王育、王炳、栗坚、商景霨、陈昌龄、鲁维淳、陈昌浩、钱松、张自兴、刘德福、吴锦、孔毓麟、苏钰、郝进喜、李澍名、舒岱、傅仁宁、薛文显、王浴、胡增、王文彬、李亨、栗世雄、孙奉廷 涂敏、李承缮、田瑞年、李潍名、张桐舒、王泽溥、张永清、鲁桓、朱希文、张新、陈嘉善、王殿安、宋桂、崔良玉、段继善、赵璧、李承绪、徐明德、王瑞丰、武怀中、薛载华、赵汝梅、王辅臣、吕廷珪、刘钲、吕廷瑞、罗应甲、高文溥、栾泰、张汝潘、张埏柱、栗世功、潘玉瑛、王元椿、曹宗岱、张世良、曹进升、赵永年、王明福、吴金声、李松盛、栾纪、苏清泰、王世安、朱浚、刘焕章、杨春、赵士林、纪振纳、方惟寅、回清泰、甄德润、李云会、王应秋、白云升、王鹤琴、李吉祥、魏永泰、陈隆志、刘廷溥、潘元瑛、张肇埴、莫嘉惠、赵永年、叶元德、张世鹏、侯涣章、杨泰恒、俞世龙、汪镛、王锡庆、王世瑄、甄景芳、李德立、李德名、李德昌、庄守和、汪守正、马文植、薛福辰、栾福庆、薛宝田、赵天向、仲学辂、连自华、程春藻、佟文斌、王庆瑞、杨安贵、张仲元、全顺、姚宝生、力钧、戴家瑜、陈秉钧、李德源、施焕、李万清、冯钰、冯铨、钟龄、周之祯、蔡钟彝、范绍相、张廷瑷、佟钧、冯国治、高允照、忠勋、杨世葆、李崇光、韩知通、杨际和、芦秉政、朱焜、门定鳌、曹元恒、郭荣、张彭年、吕用宾、杜钟俊、郑敏书、周景涛、屈永秋、关景贤、王继曾、聂红钓、赵文魁、佟成海、冯盛化、白文寿、嵩寿、叶嗣高、徐起林、胡溥源、范一梅、陆润庠、李家俊、吴焕宸、赵云清、王恩普、马培之、薛抚屏、汪子常、赵德舆、程丽芬、连书樵、孔伯华、白凌云、张铎、杨庆祥、王允之、屈桂庭、刘德成、钟曜、祁坤、费伯雄二、太医传记（一）金代太医传记祁宰
祁宰，字彦辅，江淮人。宋季以医术补官。王师破汴得之，后隶太医。累迁中奉大夫、太医使。数被赏赉，常感激欲自效。
海陵将伐宋，宰欲谏，不得见。会元妃有疾，召宰诊视。既入见，即上疏谏，其略言：“国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无道，曾不十年，荡辽戡宋。当此之时，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谋勇之臣，然犹不能混一区宇，举江淮、巴蜀之地，以遗宋人。况今谋臣猛将，异于曩时。且宋人无罪，师出无名。加以大起徭役，营中都，建南京，缮治甲兵，调发军旅，赋役烦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之不修也。间者昼星见于牛斗，荧惑伏于翼轸。巳岁自刑，害气在扬州，太白未出，进兵者败，此天时不顺也。舟师水涸，舳舻不继，而江湖岛渚之间，骑士驰射，不可驱逐，此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于市，籍其家产，天下哀之。綦戬，宰婿也，海陵疑奏疏戬为之。辞曰：“实不知也。”海陵犹杖戬。召禁中诸司局官至咸德门，谕以杀宰事。
明年，世宗即位于辽东。四年，诏赠资政大夫，复其田宅。章宗即位，诏访其子忠勇校尉、平定州酒监公史，擢尚药局都监。泰和初，诏定功臣谥，尚书省掾李秉钧上言：“事有宜缓而急，若轻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见故赠资政大夫祁宰以忠言被诛，慕义之士，尽伤厥心。世宗即位，赠之以官，陛下录用其子，甚大惠也。虽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誉夷、齐之仁，何以异此。而有司拘文，以职非三品不在议谥之例，臣窃疑之。若职至三品方得请谥，当时居高官、食厚禄者，不为无人，皆畏罪淟涊，曾不敢申一喙，画一策，以为社稷计。卒使立名死节之士，顾出于医卜之流，亦可以少愧矣。臣以谓非常之人，当以非常之礼待之。乞诏有司特赐谥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曰：“可。”下太常，谥曰忠毅。
赞曰：异哉！海陵之为君也，舞智御下而不恤焉。君子仕于朝，动必以礼，然后免于耻。张通古、耶律安礼位不及张浩，进退始终，其贤远矣。浩无事不为，无役不从，为相最久，用之厚，遇之薄，岂亦自取之邪？海陵伐宋，浩、安礼位皆大臣，一以婉辞，一以密谏，贤于不谏而已。祁宰一医流，独能极谏，其后皆如所言。海陵戕之，足以成其百世之名耳。纳合椿年援引善类，有君子风。其死适在宋兵未举之前，然观其好营产殖，亦未必忘身徇国之士也。祁宰卓乎不可及也夫！（《金史·列传第二十一·祁宰》）高丽医者
初，有医者善治疾，本高丽人，不知其始自何而来，亦不著其姓名，居女直之完颜部。穆宗时，戚属有疾，此医者诊视之，穆宗谓医者曰：“汝能使此人病愈，则吾遣人送汝归汝乡国。”医者曰：“诺。”其人疾果愈，穆宗乃以初约归之。乙离骨岭仆散部胡石来勃堇居高丽、女直之两间，穆宗使族人叟阿招之，因使叟阿送医者，归之高丽境上。医者归至高丽，因谓高丽人，女直居黑水部者部族日强，兵益精悍，年谷屡稔。高丽王闻之，乃通使于女直。既而，胡石来来归，遂率乙离骨岭东诸部皆内附。（《金史·列传第七十三·外国下·高丽》）（二）元代太医传记爱薛
爱薛，西域弗林人。通西域诸部语，工星历、医药。初事定宗，直言敢谏。时世祖在藩邸，器之。中统四年，命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后改广惠司，仍命领之。世祖尝诏都城大作佛事，集教坊妓乐，及仪仗以迎导。爱薛奏曰：“高丽新附，山东初定，江南未下，天下疲弊，此无益之费，甚无谓也。”帝嘉纳之。至元五年，从猎保定，日且久，乃从容于帝前语供给之民曰：“得无妨而耕乎？”帝为罢猎。
至元十三年，丞相伯颜平江南还，奸臣以飞语谗之，爱薛叩头谏，得解。寻奉诏使西北宗王阿鲁浑所。既还，拜平章政事，固辞。擢秘书监，领崇福使，迁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
大德元年，授平章政事。八年，京师地震，上弗豫。中宫召问：“灾异殆下民所致耶？”对曰：“天地示警，民何与焉？”成宗崩，内旨索星历秘文，爱薛厉色拒之。仁宗时，封秦国公。卒，追封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拂林忠献王。
子五人：也里牙，秦国公、崇福使；腆合，翰林学士承旨；黑厮，光禄卿；阔里吉思，同知泉府院事；鲁合，广惠司提举。（《元史·列传第二十一·爱薛》）许国祯 许扆
许国祯，字进之，绛州曲沃人也。祖济，金绛州节度使。父日严，荣州节度判官。皆业医。
国祯博通经史，尤精医术。金乱，避地嵩州永宁县。河南平，归寓太原。世祖在潜邸，国祯以医征至翰海，留守掌医药。庄圣太后有疾，国祯治之，刻期而愈，乃张宴赐坐。太后时年五十三，遂以白金铤如年数赐之。伯撒王妃病目，治者针误损其明。世祖怒，欲坐以死罪，国祯从容谏曰：“罪固当死，然原其情乃恐怖失次所致。即诛之，后谁敢复进？”世祖意解，且奖之曰：“国祯之直，可作谏官。”宗王昔班屡请以国祯隶帐下，世祖重违其请，将遣之，辞曰：“国祯蒙恩拔擢，誓尽心以报，不敢易所事。”乃不果遣。
世祖过饮马湩，得足疾，国祯进药味苦，却不服，国祯曰：“古人有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已而足疾再作，召国祯入视，世祖曰：“不听汝言，果困斯疾。”对曰：“良药苦口既知之矣，忠言逆耳愿留意焉？”世祖大悦，以七宝马鞍赐之。
宪宗三年癸丑，从征云南，机密皆得参与，朝夕未尝离左右。或在告，帝辄为之不悦。九年己未，世祖帅师围鄂州，获宋人数百族，诸将欲尽坑之，国祯力请止诛其凶暴，余皆获免。及师还，招降民数十万口，疲饿颠仆者满道，国祯白发蔡州军储粮赈之，全活甚众。
世祖即位，录前劳，授荣禄大夫，提点太医院事，赐金符。至元三年，改授金虎符。十二年，迁礼部尚书。国祯尝上疏言：慎财赋，禁服色，明法律，严武备，设谏官，均卫兵，建学校，立朝仪。事多施行。凡所荐引，皆知名士，士亦归重之。帝与近臣言及勋旧大臣，因谓国祯曰：“朕昔出征，同履艰难者，惟卿数人在尔。”遂拜集贤大学士，进阶光禄大夫。每进见，帝呼为许光禄而不名，由是内外诸王大臣皆以许光禄呼之。升翰林集贤大学士。卒年七十六。时大臣非有勋德为帝所知者，罕得赠谥，特赠国祯金紫光禄大夫，谥忠宪，人以为荣。后加赠推诚广德协恭翊亮功臣、翰林学士承旨、上柱国，追封蓟国公。
初，国祯母韩氏，亦以能医侍庄圣太后，又善调和食味，称旨，凡四方所献珍膳旨酒，皆命掌之。太后闵其劳，赐以真定宅一区，岁给衣廪终身，国祯由是家焉。子扆。
扆字君黼，一名忽鲁火孙，从其父国祯事世祖于潜邸，进退庄重，世祖喜之，赐今名。俾从许衡学，入备宿卫，忠慎小心。尝因事忤旨，欲罪之，帝后悔，谓近侍帖哥曰：“朕欲罪忽鲁火孙，汝何不言？汝二人自今结为兄弟，有所谴责，则更相进谏。”乃置金酒中，赐二人饮，以为盟。时裕宗居东宫，帝又谕忽鲁火孙曰：“若太子罪汝，将谁谏耶？”遂命东宫臣庆山奴亦同饮金酒。俄除礼部尚书，提点太医院事，赐日月龙凤纹绮衣二袭。每外国使至，必命与之语，辞理明辨，莫不倾服。改尚医太监。帝尝命画工写其像赐之。转正议大夫，仍提点太医院事。
有窃大安阁礼神之币者，将诛之，群臣莫敢言，忽鲁火孙独谏曰：“敬神，善事也。因置人于死地，臣恐神不享所祭。”帝即命释之。忽鲁火孙与丞相安童善，国政多所赞益，桑哥忌之，数谮于上，帝不之信。桑哥败，系于左掖门，帝命忽鲁火孙往唾其面，辞不可，帝称其仁厚，赐以白玉带。且谕之曰：“以汝明洁无瑕，有类此玉，故以赐汝也。”
成宗即位，迁中书右丞，行太常卿。力辞，乃命以中书右丞署太常事。俄改陕西行中书省右丞。时关中饥，议发仓粟赈之，同列以未得请于朝不可，忽鲁火孙曰：“民为邦本，今饥馁如此，若俟命下，无及矣。擅发之罪，吾当独任之，不以累公等。”遂大发粟，不数日，命亦下。明年旱，祷于终南山而雨，岁以大熟，民皆画像祀之。
忽鲁火孙不事生业，田宅皆上所赐。有足疾，不能行，仁宗以为先朝老臣，特敕乘小舆入禁中，访以旧事。后足益弱，不可出，每国有大政，诏使近侍即其家问之。特授荣禄大夫、大司徒，食其禄终身。赠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光禄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赵国公，谥僖简。（《元史·列传第五十五·许国祯》）刘哈剌八都鲁
刘哈剌八都鲁，河东人，本姓刘氏，家世业医。至元八年，世祖驻跸白海，以近臣言，得召见。世祖谓其目有火光，异之，遂留侍左右，初赐名哈剌斡脱赤。十七年，擢太医院管勾。昔里吉叛，宗王别里铁穆而奉命往征之，帝谕哈剌八都鲁曰：“当行者多避事，汝善医，复习骑射，能从行乎？”对曰：“事君不辞难，臣不行将何为！”即请授甲，帝曰：“汝安用甲？”对曰：“臣愿备一战士。”帝曰：“医，汝事也，甲不可得。”惟赐以环刀、弓矢、裘马等物。将行，闻母疾，请归省，帝命给驿而归。既见母，不敢以远役告，母亦微知之，谓曰：“汝第行，我疾安矣。”遂即辞去，忍泪不下，而鼻血暴出，数里弗止，驰至王所。
一日，猎于野，有狐窜草中，王射之，不中，哈剌八都鲁一发中之，王大喜。王妃有疾，与药即愈，王又喜，奏为其府长吏。及将战，从王请甲，王曰：“上不与汝，我何敢与！”因留之，使领辎重。哈剌八都鲁不肯，曰：“大丈夫当效命行阵，乃守营帐如妇人耶！”见有甲者，饮以酒，高价取之，明日，被以往。王望见其介而驰走，使人问之，免胄曰：“我也。”因慨然曰：“一人兴善，万人可激，我为万人激耳！”中道，三遇贼，贼射之，皆不中。王喜甚，解衣衣之曰：“此所以识也。”
师次金山，路隘，顿兵未能进，有使者云自脱忽王所来，曰：“我受太祖分地，守此不敢失。凡上所使与昔里吉之过我者，吾并饮食供给之，无异心也。且愿见天子，而道远无援，今闻王来甚喜，得一见可乎？”王以为信，左右曰：“此诈也，脱忽所居要害，殆与昔里吉为耳目，愿勿听。”乃羁其人，遣兵间道窥之，获其游骑三十人，讯之得其情，知脱忽方饮酣。遂出其不意，进击，大败之，因获昔里吉所遣使，知其不为备，又乘势进击，大破，擒之，王乃命哈剌八都鲁献俘行宫。帝见其瘠甚，辍御膳羊胾以赐，既拜受，先割其美者怀之。帝问其故，对曰：“臣始与母诀，今归，母幸存，请以君赐遗之。”帝嘉其志，命自今凡赐之食，必先赐其母。以功授和林等处宣慰副使，赐与甚厚。二十三年，升同知宣慰司事。二十四年，又升宣慰使。
二十五年，海都犯边，尚书省以和林屯粮，当得知缓急轻重者掌其出纳，奏用怯伯。帝曰：“钱谷非怯伯所知，哈剌斡脱赤可使也。”进阶嘉议大夫，职如故，使怯伯与俱。
二十六年，海都兵至，皇子北安王使报怯伯，率其民避去。怯伯与哈剌八都鲁南行六日，止八儿不剌，距海都军五六十里。怯伯大惧曰：“事急矣，不如顺之。”哈剌八都鲁语其弟钦祖、荣祖曰：“怯伯有二心矣。”遂潜遁，与探马赤千户忽剌思遇，从骑百余人，问之，急剌思曰：“吾在海都军中，闻怯伯反，宣慰脱身归报天子，我故追以来。”哈剌八都鲁察其诚，与之谋，结阵乘高立于西南，令之曰：“吾将往责怯伯，汝曹勿动，见吾执弓而起，即相应也。”既见怯伯，怯伯盛言海都之令以威之。哈剌八都鲁诡辞自解，得间，疾趋。忽剌思整阵以出，怯伯遣骑来追，屡拒却之。道遇送军装者，因护之至盐海。及入见，帝喜曰：“人言汝陷贼，乃能来耶！”命与酒馔。顾谓侍臣曰：“譬诸畜犬，得美食而弃其主，怯伯是也。虽未得食而不忘其主，此人是也。”更其名曰察罕斡脱赤，赐以钞五千贯，顿首辞谢，乞以所赐与同来者。帝特命受之，而令中书定其同来者之赏有差。
二十七年，迁正奉大夫、河东山西道宣慰使。奏曰：“臣累战而归，衣裘尽弊。河东，臣故乡也，愿乞锦衣以为荣。”帝以金织文衣赐之。居二年，召还，帝谕之曰：“自此而北，乃颜故地曰阿八剌忽者，产鱼，吾今立城，而以兀速、憨哈纳思、乞里吉思三部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汝往为宣慰使，仍别赐汝名曰小龙儿，或曰哈剌八都鲁，汝可自择之。”对曰：“龙，非臣下所敢承。”帝曰：“然则哈剌八都鲁可也。”复赐以绣衣、玉带及钞五千贯，其为人主所眷注如此。既至，定市里，安民居。一日，得鱼九尾，皆千斤，遣使来献。俄召还。
三十一年春，世祖崩，太傅伯颜奉皇太后旨，命之曰：“东方汝尝镇之，今以属汝，勿俟制命。”乃以为咸平宣慰使。元贞元年，召为御史中丞，行至懿州，病卒。（《元史·列传第五十六·刘哈剌八都鲁》）韩麟
麟字国瑞，真定人。世祖召见便殿，示以西域药，麟奏对称旨，授尚医。帝春秋高体常不平，麟典领方药，累赐貂裘玉带，擢御药局副使。成宗即位，迁太医院副使，晋太使太医院，升二品，进嘉议大夫，佥书太医院事。召麟读《资治通鉴》《大学衍义》，麟开陈义理，帝听之忘倦。御史中丞崔彧言事忤旨，麟乘间奏曰：“台谏，天下耳目，使噤口不敢言事，是自塞其耳目也。”帝悟，彧得无罪。帝问麟：“今儒臣，孰与卿比？”对曰：“集贤学士焦养直学为通儒，非臣所及。”遂召养直入侍左右。
帝晚年寝疾，麟言：“治世莫如爱民，养身莫如寡欲。”帝嘉纳之。至大中，出为淮安路总管，不赴。皇庆元年，拜秘书卿。明年，进昭文馆大学士。延祐六年卒，年六十七。（《新元史·列传第四十八·韩麟》）李元
李元，字善长，滕州人。父浩，精于医术，窦默荐浩于世祖，以老不能就征，诏有司岁廪之，终其身。诏元至京师，赐宴万安阁，俾掌御药局，奏对称旨，赐白金五百两。
从北安王那木罕征西域，元以兵力不足，言于王曰：“今深入敌国，兵不盈万，恐不任战事，请益府兵以备不虞。”王从之。王恩遇益厚，以王妃妹妻元。
至元七年，世祖以王守上都，署元为断事官。时馈餫不及，兵以剽掠自给。元谕富民，预输租赋，得万余石以赡军食。
至元十四年，诸王昔里吉叛，劫北安王于阿力麻里。元为昔里吉所拘，后脱走，至阿赤潭城，收余众，兼道东归。至瞻思谷水，又为叛王海都所获，挈之西行数千里，至垂水川，守卫愈严，六年不令他徒。
二十二年，海都言于笃哇：“北安王留此瘠甚，傥病死，则构怨日深，不如还之。”元遂从北安王归，昼夜兼行，遇大军于马絮思水。明年，始达上都。六月，觐世祖于行在。世祖三招使前，询其来状，谓左右曰：“此人万里归我，其忠孝虽蒙古人弗逮。”赐钱五千贯，貂裘、貂帽各一，锦帛三千匹，授奉训大夫、都总管府达鲁花赤。改顺德路总管，晋嘉议大夫。迁通议大夫、益都路部总管，又改般阳路。以年老致仕，卒于家，年八十四。
元，敦厚明敏，善于抚驭，所至有声，其忠信尤为远人所服。追封东平郡公，谥忠穆。（《新元史·列传第七十·李元》）（三）明代太医传记戴思恭
戴思恭，字原礼，浦江人，以字行。受学于义乌朱震亨。震亨师金华许谦，得朱子之传，又学医于宋内侍钱塘罗知悌。知悌得之荆山浮屠，浮屠则河间刘守真门人也。震亨医学大行，时称为丹溪先生，爱思恭才敏，尽以医术授之。
洪武中，征为御医，所疗治立效，太祖爱重之。燕王患瘕，太祖遣思恭往治，见他医所用药良是，念何以不效，乃问王何嗜。曰：“嗜生芹。”思恭曰：“得之矣。”投一剂，夜暴下，皆细蝗也。晋王疾，思恭疗之愈。已，复发，即卒。太祖怒，逮治王府诸医。思恭从容进曰：“臣前奉命视王疾，启王曰：‘今即愈，但毒在膏肓，恐复作不可疗也。’今果然矣。”诸医由是免死。思恭时已老，风雨辄免朝。太祖不豫，少间，出御右顺门，治诸医侍疾无状者，独慰思恭曰：“汝仁义人也，毋恐。”已而太祖崩，太孙嗣位，罪诸医，独擢思恭太医院使。
永乐初，以年老乞归。三年夏，复征入，免其拜，特召乃进见。其年冬，复乞骸骨，遣官护送，赉金币，逾月而卒，年八十有二，遣行人致祭。所著有《证治要诀》《证治类元》《类证用药》诸书，皆概括丹溪之旨。又订正丹溪《金匮钩玄》三卷，附以己意。人谓无愧其师云。（《明史·列传第一百八十七·方伎》）盛寅
盛寅，字启东，吴江人。受业于郡人王宾。初，宾与金华戴原礼游，冀得其医术。原礼笑曰：“吾固无所吝，君独不能少屈乎？”宾谢曰：“吾老矣，不能复居弟子列。”他日伺原礼出，窃发其书以去，遂得其传。将死，无子，以授寅。寅既得原礼之学，复讨究《内经》以下诸方书，医大有名。
永乐初，为医学正科，坐累，输作天寿山。列侯监工者，见而奇之，令主书算。先是有中使督花鸟于江南，主寅舍，病胀，寅愈之。适遇诸途，惊曰：“盛先生固无恙耶！予所事太监，正苦胀，盍与我视之。”既视，投以药，立愈。会成祖较射西苑，太监往侍。成祖遥望见，愕然曰：“谓汝死矣，安得生？”太监具以告，因盛称寅，即召入便殿，令诊脉。寅奏，上脉有风湿病，帝大然之，进药果效，遂授御医。一日，雪霁，召见。帝语白沟河战胜状，气色甚厉。寅曰：“是殆有天命耳。”帝不怿，起而视雪。寅复吟唐人诗“长安有贫者，宜瑞不宜多”句，闻者咋舌。他日，与同官对弈御药房。帝猝至，两人敛枰伏地，谢死罪。帝命终之，且坐以观，寅三胜。帝喜，命赋诗，立就。帝益喜，赐象牙棋枰并词一阕。帝晚年犹欲出塞，寅以帝春秋高，劝毋行。不纳，果有榆木川之变。
仁宗在东宫时，妃张氏经期不至者十月，众医以妊身贺。寅独谓不然，出言病状。妃遥闻之曰：“医言甚当，有此人何不令早视我。”及疏方，乃破血剂。东宫怒，不用。数日病益甚，命寅再视，疏方如前。妃令进药，而东宫虑堕胎，械寅以待。已而血大下，病旋愈。当寅之被系也，阖门惶怖曰：“是殆磔死。”既三日，红仗前导还邸舍，赏赐甚厚。
寅与袁忠彻素为东宫所恶，既愈妃疾，而怒犹未解，惧甚。忠彻晓相术，知仁宗寿不永，密告寅，寅犹畏祸。及仁宗嗣位，求出为南京太医院。宣宗立，召还。正统六年卒，两京太医院皆祀寅。寅弟宏亦精药论，子孙传其业。
初，寅晨直御医房，忽昏眩欲死，募人疗寅，莫能应。一草泽医人应之，一服而愈。帝问状，其人曰：“寅空心入药房，猝中药毒。能和解诸药者，甘草也。”帝问寅，果空腹入，乃厚赐草泽医人。（《明史·列传第一百八十七·方伎》）吴杰
吴杰，武进人。弘治中，以善医征至京师，试礼部高等。故事，高等入御药房，次入太医院，下者遣还。杰言于尚书曰：“诸医被征，待次都下十余载，一旦遣还，诚流落可悯。杰愿辞御药房，与诸人同入院。”尚书义而许之。
正德中，武宗得疾，杰一药而愈，即擢御医。一日，帝射猎还，惫甚，感血疾。服杰药愈，进一官。自是，每愈帝一疾，辄进一官，积至太医院使，前后赐彪虎衣、绣春刀及银币甚厚。帝每行幸，必以杰扈行。帝欲南巡，杰谏曰：“圣躬未安，不宜远涉。”帝怒，叱左右掖出。及驾还，渔于清江浦，溺而得疾。至临清，急遣使召杰，比至，疾已深，遂扈归通州。时江彬握兵居左右，虑帝晏驾己得祸，力请幸宣府。杰忧之，语近侍曰：“疾亟矣，仅可还大内。倘至宣府有不讳，吾辈宁有死所乎！”近侍惧，百方劝帝，始还京师。甫还而帝崩，彬伏诛，中外晏然，杰有力焉。未几致仕。子希周，进士，户科给事中；希曾，举人。（《明史·列传第一百八十七·方伎》）许绅
又有许绅者，京师人。嘉靖初，供事御药房，受知于世宗，累迁太医院使，历加工部尚书，领院事。二十年，宫婢杨金英等谋逆，以帛缢帝，气已绝。绅急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遂能言，又数剂而愈。帝德绅，加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赐赉甚厚。未几，绅得疾，曰：“吾不起矣。曩者宫变，吾自分不效必杀身，因此惊悸，非药石所能疗也。”已而果卒，赐谥恭僖，官其一子，恤典有加。明世，医者官最显，止绅一人。（《明史·列传第一百八十七·方伎》）凌云
凌云，字汉章，归安人。为诸生，弃去。北游泰山，古庙前遇病人，气垂绝，云嗟叹久之。一道人忽曰：“汝欲生之乎？”曰：“然。”道人针其左股，立苏，曰：“此人毒气内侵，非死也，毒散自生耳。”因授云针术，治疾无不效。
里人病嗽，绝食五日，众投以补剂，益甚。云曰：“此寒湿积也，穴在顶，针之必晕绝，逾时始苏。”命四人分牵其发，使勿倾侧，乃针，果晕绝。家人皆哭，云言笑自如。顷之，气渐苏，复加补，始出针，呕积痰斗许，病即除。[1]
有男子病后舌吐。云兄亦知医，谓云曰：“此病后近女色太蚤也。舌者心之苗，肾水竭，不能制心火，病在阴虚。其穴在右股太阳，是当以阳攻阴。”云曰：“然。”如其穴针之，舌吐如故。云曰：“此知泻而不知补也。”补数剂，舌渐复故。
淮阳王病风三载，请于朝，召四方名医，治不效。云投以针，不三日，行步如故。
金华富家妇，少寡，得狂疾，至裸形野立。云视曰：“是谓丧心。吾针其心，心正必知耻。蔽之帐中，慰以好言释其愧，可不发。”乃令二人坚持，用凉水喷面，针之果愈。
吴江妇临产，胎不下者三日，呼号求死。云针刺其心，针出，儿应手下。主人喜，问故。曰：“此抱心生也。手针痛则舒。”取儿掌视之，有针痕。
孝宗闻云名，召至京，命太医官出铜人，蔽以衣而试之，所刺无不中，乃授御医。年七十七，卒于家。子孙传其术，海内称针法者，曰归安凌氏。（《明史·列传第一百八十七·方伎》）（四）清代太医传记徐大椿
徐大椿，原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江苏吴江人，翰林检讨釚孙。生有异禀，长身广颡，聪强过人。为诸生，勿屑，去而穷经，探研易理，好读黄老与阴符家言。凡星经、地志、九宫、音律、技击、勾卒、嬴越之法，靡不通究，尤邃于医，世多传其异迹。然大椿自编医案，惟剖析虚实寒温，发明治疗之法，归于平实，于神异者仅载一二。其书世多有，不具录。
乾隆二十四年，大学士蒋溥病，高宗命征海内名医，以荐召入都。大椿奏溥病不可治，上嘉其朴诚，命入太医院供奉，寻乞归。后二十年复诏征，年已七十九，遂卒于京师，赐金治丧。
大椿学博而通，注《神农本草经》百种，以旧注但言其当然，不言其所以然，采掇常用之品，备列经文，推阐主治之义，于诸家中最有启发之功。注《难经》曰经释，辨其与《灵枢》《素问》说有异同。注《伤寒》曰类方，谓：“医家刊定《伤寒论》，如治《尚书》者之争洪范、武成，注《大学》者之争古本、今本，终无定论。不知仲景本论，乃救误之书，当时随证立方，本无定序。”于是削除阴阳六经门目，但使方以类从，证随方定，使人可案证以求方，而不必循经以求证。一切葛藤，尽芟去之。所著《兰台轨范》，凡录病论，惟取《灵枢》《素问》《难经》《金匮要略》《伤寒论》，隋巢元方《病源》，唐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而止。录方亦多取诸书，宋以后方，则采其义可推寻、试多获效者，去取最为谨严。于疑似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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