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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征

出版社：中国摄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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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没地试读：

“中国摄影文丛”序

摄影的力量在于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扩张了人类视觉的版图，注定了参与历史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成为人类启迪心智、认知自我、追问真相、探索未来的重要方式。

摄影的发展在于摄影创作、理论、教育、技术器材、传播载体等的全面进步。强大的摄影创作呼唤强大的理论评论。

如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放眼世界的天空，理清中国摄影与世界摄影的渊源关系、中国摄影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历程，建立居于本土立场和东方文化的摄影价值坐标，确立中国摄影文化的本土立场，如何针对当前的摄影创作、摄影作品乃至摄影现象进行研究，如何对过往的摄影历史进行明晰梳理，从学理上完善中国摄影的理论体系再造，构建具有时代特色、民族特征和实践特点的中国摄影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摄影事业发展绕不开的重要话题，已经成为当代摄影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虽然众多的摄影媒体是理论探讨的重要载体，互联网论坛上的争鸣讨论可以汇聚观点，博客、微博也成为新的摄影理论研究的阵地，但与我国蓬勃发展的摄影创作和庞大的摄影队伍相比，摄影理论评论的学术成果展示与推广仍显薄弱。2013年，中国摄影家协会以“中国摄影文丛”系列图书的方式，不断推出中国摄影理论评论的阶段性成果，力图呈现严肃鲜活的思考、理性深入的批评、独到见解的论断乃至独特创新的理论体系，以启迪创作、面向未来。

以“客观、公正、开放、多元”的主旨打造的“中国摄影文丛”公益平台源于摄影，回归摄影。

摄影：为时代留史，为民族纪行，为人民立言，为人类写心。

是为序。

隐没与凸显（代序）

作为“中国摄影文丛”第一卷，当《隐没地》以700页体量的书稿放在我面前时还是超出了我预想。“离开实践的理论难免是空洞的理论。”坐而论道的理论家经常会遭到实践者的反诘。而这次，王征、藏策及其团队，却将“元影像”理论进行了一次有效实践。那个隐没在宁夏西吉县沙沟乡阳庄村的“上圈组”，几个月来在平面媒体、网站论坛、微博微信中不断地升温、发酵，以一种神秘姿态凸显出来，使得数月中，近百名艺术家奔赴上圈。

这里的影像来自于身份迥异的拍摄者，拍摄者中既有艺术家也有第一次接触相机的上圈村民；这里的文字来自村民口述、本土作家撰写、摄影家随想，以及专家评点。虽然说是一个越界实验，却感觉不到“界限”。在“元影像”理论指导（或者说是诱导）下，摄影在“上圈”复归了本来的、自由创作的状态，强化了主体意识，回归和深化了影像自觉，重视灵感、想象、直觉和潜意识的发挥，将摄影的功能性隐没在影像之后，营造了“语焉不详”的诗意。《隐没地》所呈现的一切既是一次艺术家接地气的创作，又是带着鲜明理论指导的影像实践。通过这一典型实验活动，让我们看到了颇具个性的、努力探索影像本质的作品，以及由文学和影像越界所带来的交叉、重叠、差异。而穿插其中的关于影像创作的讨论，衍生的文字，又让我们感受到了思辨与思考。“实验性与文献性”这一特点，让略显冗长的文字、略显雷同的影像有了存在的理由。同时也成就了本书的丰富性——很显然，上圈并不仅仅是一个创作营地和实验场。在丰富的文字和影像中，我们看到了艺术家的创作热情、看到了村民对文化的热忱、体验到了淳朴和纯粹带来的感动。

上圈组活动以及《隐没地》的出版，是中国摄影文化一次自发自觉的创新。而创新是所有摄影人的不懈追求。中国摄影的创新风范在于摄影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的不断开拓，也在于摄影体裁、题材、形式、手段的充分发展。

希望《隐没地》不会隐没，它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地标”， 在摄影理论界凸显出来；如果能因此引发“百家争鸣”的讨论，则是又一个超出预想的收获。2013年3月上圈组手绘地图

引门：去上圈

缘 起

曾毅

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沙沟乡阳庄村的上圈组，这个藏匿在中国西部深壑荒坡中世人罕至的小村落，将随着中国西部生态大移民和城镇化进程，永远地消失……

20世纪30年代，美国FSA摄影纪实运动曾轰动世界，开创了纪实摄影的先河，在世界摄影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美国30年代经济萧条和中部地区大干旱，造成严重饥荒，农民不得不往西迁移。为此罗斯福总统下令在美国设立了一个“迁居管理处”，后改为美国农业安全局（FSA）。为帮助和记录这些正在破产的农民西迁，FSA先后雇用了30名摄影家，前后历时8年共拍了27万张照片，是摄影史上最大的一次摄影纪实实践活动。1938年纽约第一届国际摄影博览会上举办了FSA摄影展，引起了世界各国及社会公众的强烈反响和一致肯定，成为了世界摄影史上里程碑式的摄影纪实运动。

就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FSA计划开始实施时，位于地球另一侧的中国宁夏西吉的一个山坳里，刚好有一户农民从甘肃迁居到了这里，当时这里没有人家，甚至连窑洞也没有，直到后来才被人们称作上圈。80年后的今天，当上圈组即将迁移之际，中国的作家、摄影家、艺术家以及媒体人来到了上圈，与这里的村民一起进行了一次文学与影像的越界实验,我们简称为SJZ（上圈组ShangJuanZu的首字母）。

这两个时隔80年的事件，确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有着共同的移民背景和影像文献意义。所不同的是，FSA计划是美国政府主导支持的历史上一次典型的摄影纪实运动，而80年后SJZ则是一次由中国摄协等机构资助、支持、参与主办的，发源于民间、自发、自愿、自费和自助式的影像越界行动，而且是一次以中国人自己的原创艺术理论——“元影像理论”为指导，让影像“回归本体，回归本心”的越界试验，更是当下中国一批有良知的艺术家们的一种艺术自觉。SJZ完全不同于FSA那样以传统的社会学、人类学为理论框架的纪实摄影，不再把村民仅仅当成社会学模式中图像采集的拍摄对象，而是把相机交到他们手里，让他们随心随性地拍摄自己心中的所想所愿，自由表达本属于他们自己的视觉天性，从而让村民与艺术家一起共同构成一种平等的平行表达关系，不再是艺术家镜头中被叙述的客体。

上圈组属于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西海固地区，清左宗棠称这里“贫瘠甲天下”，1972年联合国粮食开发计划署认定这里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自1980年以来，中国政府便实施“西部生态大移民工程”，这里先后将会有1655个自然村被移民大潮吞噬而消亡。鉴于此，上圈组便自然成了我们这次文学与影像越界对话及影像试验进行解剖的第一只麻雀。于是“上圈组文学与影像越界活动”，便在这里拉开了序幕。

活动以“体验创作营”的形式，而不是所谓“采风”的形式，召集了包括文学界、摄影界、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参加。自项目启动以来，已先后有近百位著名的作家、摄影家、文艺评论家、艺术家及媒体记者参加了SJZ计划的项目活动。他们从不同的城市先后来到上圈组，分别住在全村20多户村民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行，与村民面对面进行深度采访、元影像实验，越界体验以及炕头研讨和对话。艺术家们打破了传统观念和界别的束缚，回到本心与本性，为文学与影像的表达寻找更多的可能。同时他们也实地感受了西海固地区的民族文化与当地百姓的生存状态，与当地村民进行了心与心之间的深度交流。

本次活动没有做前提性的议题讨论和话题设置，而是根据活动参与者对上圈组的实际体验，以自愿参加的形式，在农家炕头上进行讨论。为了使交流成为一次公共文学艺术的推广与教育活动，所有交流活动一律开放，上圈组村民与艺术家共同参与。本次活动的核心诉求体现在以上圈组为对象的创作行为上，鼓励所有参与者回归本心本性进行发现与表达，不做任何主题性的规定，也不做文体和字数、幅数上的要求与限制，完全根据作家、摄影家的内心发现和需要，进行独立的个性表达。

同时项目组发给全村28位没有任何摄影经验的村民每人一台卡片机，让他们以第一身份随心所欲地对自身生活和生存环境进行原生态的影像记录。他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是上圈组历史的见证，把平等表达的权力归还给他们，以体现艺术家和村民之间的平等观念与平行表达，让他们充分体验自身的文化认知和影像视觉。从观念到实践这样一次立体交错的全方位集体描述与多维拍摄式的影像试验，既是一次文学与影像的内部学术交流探索，也是一次文学、影像及外部多学科的越界实践。

本次活动的重要意义和指向并不是用纪实摄影或新闻摄影的方式来记录事件的过程及结果，我们所倡导的是通过“越界”感受体验过程、改变思维方式、冲破传统观念、净化本心本性。“让观看回到内心，让影像重归本体，让摄影成为摄影”。影像文本在西方摄影中是终极，但在东方则是过程，正可谓“道可道，非常道”，这就是中国的智慧，这就是东方的智慧。1985年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时发表的宣言中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前，从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去年第四届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的主题就是“从影像本体出发”，其学术成果《非像说》及关于对“回归摄影本体语言”及“影像语言的越界对话”的学术研讨和高端论坛，在摄影界和文学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这次“上圈组文学与影像的越界活动”不但是上次“影像语言的越界对话”的深入与延续，更是一次文学界和摄影界从观念到实践的、多维形态的影像试验和“前沿行为艺术”的践行活动。它必将会成为中国文学界和摄影界的一次重要文化事件。

以上就是SJZ计划的缘起和它的现实背景，伫望以此为引，请诸位同仁迈进门来，共同观看、思考、切磋和讨论SJZ计划的文本、影像，还有它将在摄影界与文学界产生的作用和意义。癸巳年正月初六于济南千佛山南麓

上圈的意义

藏 策一

开宗明义，“上圈组”这个项目，是继2012年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之后，“元影像理论”的又一次重要实验，具有标志性意义。“元影像理论”中最重要的三个的核心理念，就是回归东方智慧，回归本心本性和回归摄影本体。其中的回归东方智慧，是把摄影提升到了一种人类智慧的境界，而不是再在摄影是不是艺术之类的狭隘纷争中兜圈子。是把“技”的境界，也包括“艺”的境界，提升为“道”的境界，让摄影的最高境界，成为闻道乃至悟道的过程。这一点是“元影像理论”中核心的核心，后面详细说。“元影像理论”有一个与以往所有理论都不一样的特点，就是“元影像理论”是一种研究发生学过程的理论，而不是仅仅用于批评的阐释学意义上的理论。也就是说，是一种真正的实践理论，而不是仅仅用来总结和评判实践的理论。通俗地说，是“事前诸葛亮”，而不仅仅是“事后诸葛亮”。“元影像理论”虽然源于摄影领域，但又绝不限于摄影，是可以超越摄影而广泛适用于文学乃至其他艺术门类的“元理论”。“上圈组”之所以做成了这种文学与影像越界的项目，也与此有关。

既然是实践的理论，自然需要通过实践来验证。2012年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的意义之一，就是通过大量艺术家的影像探索，来丰富我们有关“摄影本体”的研究。而这次的“上圈组”项目，则通过村民们的拍摄实验，获得了大量有关“回归本心”学说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人类与生俱来的视觉天性，以及摄影回归本心后所带来的视觉变化，向前迈出了实质性的一大步。其实，回归本体的效果比回归本心更容易证明。在“元影像理论”形成之初，我们便在广西桂林、甘肃平凉、内蒙响沙湾、新疆等几次小规模的实验中得到了印证。大批参与活动的摄影人，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便迅速地提高了摄影水准，有的甚至是脱胎换骨……而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正是这些成果的一次大规模的集中展示。虽然在这些实验活动中，回归本心本性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心的灵光毕竟是难于以实证的方式呈现的。而“上圈组”的影像实验，因其中的主角其实是上圈组里那些从未拿过相机的村民，所以比摄影家的单方面实验更具说服力。

上圈组是个比较偏远的小山村，连手机信号都收不到，直到几年前才有了电视……村民们从未接触过相机，更不熟悉摄影，除了能看很少几个台的电视节目外，他们几乎就没受过读图时代的任何潜移默化。我们发给他们的相机，是只有几百元的低端卡片机，除教会他们相机的简单使用方法和告诉他们随便拍放松拍以外，没再教给他们任何有关摄影的“知识”。“上圈组”项目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由村民们的创作状态决定的，这种影像实验也是有风险的。但我们相信，无论实验的结果如何，都是有意义的。人在视觉上的“注意”，既是心理现象，又是文化现象。出于本心的“注意”，能否超越一般性的技巧训练，而使影像具有诗学特征呢？这是我们最想知道的。中国古代文论中，即有“童心”和“性灵”之说。上古先民未经文学培训，也能吟唱出《诗经》那样的千古绝唱。先秦的楚辞、汉代的乐府，无不起源于民歌。那么摄影呢？

第一天的拍摄结果就已经出乎我们的意料。在当晚的放映中，村民拍摄的影像竟然把摄影家的影像给比下去了，那些第一天拿起相机的村民竟然真的拍出了犹如乐府诗般的纯真味道，比拍了几十年的摄影家更有感觉……摄影家们先是震惊，继而是对自己深深的绝望……然而也正因为受到了这种强刺激，摄影家们的本心也被引发出来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竟然也都拍出了有生以来难以忘怀的影像。

可以这样说，在“上圈组”项目中，完全不是摄影家教会了村民怎样拍照，而是村民教会了摄影家怎样拍照。其中的道理，大概就如民歌与文人写作之间千百年来的互动关系，只是这种互动都是经过了漫长历史过程的，而不可能像“上圈组”这般立竿见影。心灵真的可以超越技术超越器材而感悟天地之大道？“元影像理论”关于回归本心本性的理念，在上圈的影像实验中，终于在实证的维度上获得了可喜的进展。“元影像理论”中有一个观点，认为摄影教育的最高宗旨应该是发掘出潜在于内心中的视觉天性，加以引导并发展完善之，而不是一味灌输那些外在于内心的条条框框，反而压抑了与生俱来的视觉天性。“上圈组”的影像实验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元影像理论”认为本体与本心之间的关系，就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至于其中更为深层的文本与心理机制以及转换关系，通过我们在上圈实验中所获得的大量一手资料，相信日后一定能破解出其中更多的奥秘。二“上圈组”项目是一次心灵之旅，完全不同于以往那种以社会学为框架的所谓“田野考察”。

首先，我们彻底颠覆了“田野考察”式影像采集中看与被看的关系，还被摄客体以主体的位置，还失语者以话语权，让以往只是在摄影家的镜头中充当被拍摄对象的村民，也能通过相机发声，与摄影家拥有平等的主体地位，进行彼此平行的自主表达，而不再只是被摄影家所“代言”。我们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人文精神。传统的“田野考察”式影像采集，源自“知识”的拥有者对“他者”——原住民进行考察研究的需要，从一开始就是基于单一维度和不平等关系的。其后的纪实摄影虽然对客体倾注了更多的关注与同情，但也极易遮蔽被摄者的主体地位，从而让他们成为影像叙事中的失语者。“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一切代言式的宏大叙事都注定是不可靠的。

其次，在影像上我们也不追求对上圈组的刻板还原，而更注重表达个人对上圈的内心感受。实际上，人类对于客体的任何影像再现，都是一厢情愿式的。人类看到的世界，只是他们看得到的世界，充其量也只是有关这个世界的某一面相，而绝对不等于这个世界本身。世界因有了光而显现，摄影也只能拍摄到因有了光而显现的物象。在没有阳光的暗夜，世界依然是那个世界，但物象却不同了。在那是属于夜的世界，猫头鹰们则迎来了属于它们的视像……摄影只是关于物象的，并不能代表物本身。像与非像，也只与我们的视觉习性和视觉感受有关……世界就应该是阳光普照的么？只不过是我们喜欢被阳光普照而已。质言之，就连光谱本身也不过是我们的一种视觉幻象。对于进入到了智慧层面的摄影而言，勘破幻象比沉迷于幻象更有意义。摄影需要这样的智慧，今天的摄影尤其需要这样的智慧。没有智慧的摄影，就会只偏执于相机与现实之间的物理层面和记录功能，只纠结于照片的“真实”与否而在照片之外的世界里走失……

照片可以携带的现实性信息，只是有关于现实世界的标志和痕迹——那些现实性的标记。标志和痕迹所镌刻的，也只是拍摄者的身体位置与他所在空间的关系，以及被凝固在空间里的时间关系。这其实很接近现象学所讲的空间关系，即强调身体位置及其在现实中的栖居。而有关这些标志和痕迹的社会学意义解读，其实都是我们一厢情愿地附加在照片之上的。我们由此获得的结论也只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结论而已。“上圈组”项目走的则是一条不同的路，不追求再现而注重体验，不苛求统一而尽显丰富。人们只需沿着照片中的那些标志和痕迹，去想象蕴涵其中的身体空间、心理空间、地理空间、自然空间乃至文化空间，就已经足够了，没必要按图索骥刻舟求剑式地将其一一对应并套牢。“元影像理论”认为，既然摄影从来都不可能真正地还原现实中的“真实”，还不如返回自我的内心，呈现个人的视域，让不同维度不同角度的丰富性，溢出宏大叙事那单向的僵硬外壳……这种以“小叙事”突破“宏大叙事”的做法，反而更接近现实，更具有超越社会学和人类学模式之后所获得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真正意义。三

上圈实验的基本理念，既得益于现代西方理论，更得益于古老的东方智慧。但“元影像理论”所说的回归东方智慧还远不止于此。首先，“元影像理论”讲的回归东方智慧，绝不是一种基于东方立场的狭隘的文化本位主义。也就是说并不是基于文化的东西之争而提出来的。恰恰相反，“元影像理论”所主张的回归东方智慧，是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中，以人类文化智慧的高度，来看待传统意义上的东西文化。传统的“东方文化优胜论”，与充满偏见的“欧洲中心论”，都是偏狭的。古老的东方文化与精深的西方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根本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然而，无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又都是不完整的，只有将东西方文化整合在一起，才是人类文明最高智慧的体现。历史证明，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才是文化更新昌明的动力。古老的中华文化在进入晚清之后，已经垂垂老矣……正是吸收了西方文化才得以返老还童的。然而一百多年之后，西方的“现代性”又早已千疮百孔备受质疑……按照西方的文化理论，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那么以讽喻为特征以众声喧哗的大众文化为表象的“后现代”，真的能引领人类文明走向未来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西方理论，将现代主义华美的肌肤撕开了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裂口，隐藏于现代主义内部的种种断裂和吊诡从此被无情地公之于天下，由现代性构成的摩天大厦就此坍塌……

然而，来自后结构主义的挑战虽击垮了现代主义，却激活了沉睡中的古老东方智慧。因为古老的东方智慧本就是超越于结构与解构之上的，后结构主义对现代主义的种种“颠覆”，在东方智慧面前却可以一一化解。就如西方哲学遭遇困境而沦为“后哲学”时，一向不被认为是哲学的东方学说却可以超越逻辑困境而成为真正意义的哲学。那么这些古老的东方智慧，能不能超越言义相异的后现代困境，弥合“现代性”以来的断裂，为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贡献出一份圆融的精神力量呢？这正是“元影像理论”提倡回归东方智慧的用心所在。

当然，“元影像理论”毕竟是一种艺术理论，虽不乏胸怀天下之志，但总要落脚于具体实处。在艺术层面上，“元影像理论”追求的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境界。艺术表达的去功能就是最大的功能，屏蔽意义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意义。“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有什么实用功能么？表达了什么社会意义么？都没有。但却是孔夫子最心仪的，是礼乐教化的最高境界。这就是艺术表达的东方智慧。艺术的“无用”正是其“大用”。

法国学者让-克罗德·高概在谈到萨特、福柯等几位法国著名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时说：“他们一般情况下固然才华出众，目光敏锐，却会在行动上非常严重地把事情弄错。而鉴于他们有许多的读者和听众，他们的影响会是灾难性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教训也同样深刻。从近代的梁启超开始，文艺就被赋予了沉重的政治使命。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一系列文章里，尽管把小说的地位拔得很高，但强调的都是小说作为教化工具的价值，而非小说自身的本体价值。其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小说更是一步步地沦为宣传的工具……

在今天的消费社会语境中，创新能力和个性化独特性的普遍缺失，已构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盲目跟风，人云亦云，疯狂消费替代了内心的喜悦，文化快餐置换了灵魂的需求……这种消费社会的弊端，仅以传统那种文化批判的方式是根本无法抵制的。而提倡明心见性澄怀观道的古老东方智慧，却可以温润人心、消解贪念，祛除暴戾之气。

其实，回归本心与回归本体，还只是“元影像理论”的基础，“上圈组”项目也只是一个初步的实验。本书所呈现的影像，汇集了我们实验探索中日渐明晰的路径，但也只是抵达“元影像”的一条路径而非全部。我们今天的探索仍很初级，尤其是在包括观念艺术在内的当代艺术等领域，如何以“回归东方智慧”来替代后现代思潮，我们的实验还远未完成。“元影像理论”的实践路径是多维的，所潜在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对于其在未来可能呈现的种种形态，我们现在也不得而知。因为天地造化永远都会超越我们的想象。2003年3月1日

第一门：那崾岘

关于上圈

上圈（建制组），位于宁夏南部，六盘山西麓，西吉县北部，隶属西吉县沙沟乡阳庄村，紧邻海原县李俊乡。上圈地名始于元代，据传当地一富庶人家在这一带分别有上圈、中圈、下圈三个牲畜圈养场，故而得名并沿用至今。

最早到上圈定居的人家有两户，分别是李万林家和马彦奎家。而早至民国初期，杜家河人马志祥为了放牧方便，便在上圈“打了庄子”（放牧人居住、圈养牲畜的窑洞、圈舍），偶尔居住。1929年，甘肃张家川李万林因家中不和，带着5个孩子，迁往海原县李俊乡，后来到上圈定居下来。同年间，甘肃秦安县莲花镇人马彦奎流落至西吉县辛店子，来到阳庄村干活，被该村马彦福收为义子。马彦福在上圈一带开有土地，他家娃多地少，分家时便把上圈的地分给马彦奎。为了让马彦奎在上圈安家，马彦福还将收留的一个女子介绍给马彦奎当老婆。这个来自甘肃靖远的女子，当时还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马彦奎一家3口来到上圈后，开荒、种地、挖窑、生子。至1949年，上圈有干旱坡地约100亩，真正的住户只有2家，共16口人，均以窑为居。其中，李万林家7口人，马彦奎家9口人。

1952年后，在上圈有“庄子”的马志祥一家3口迁到上圈定居，不久又盖了土房子，这是上圈的第一间房子。1955年，马志明一家10口迁到上圈定居。

1958年，上圈实行农业合作化，9户45口人，200多亩土地，150只牛羊（驴）。具体是：李万林家4口人，马彦奎家12口人，马志祥家4口人，马志明家8口人，安进财家（王家）5口人，拜登云家3口人，郑旺付家3口人，冶正堂家3口人，王生财家3口人。

1982年，上圈共有14户114口人，不足570亩土地，需上交公粮2200斤。上圈在人丁最旺的时候，共有63户，336口人。

一直以来，进上圈一般都走泄洪自然形成的沙沟（猫儿沟），其他的路则需要翻山越岭才能到达。上圈距离沙沟乡政府6公里，路程不远，却得翻过三座大山。村里弯弯绕绕的山路不止十八弯，村户分散居住在南北山梁上和沟底下。梁与梁之间隔着深沟，两边的村民互相看见时，要提高声调、隔沟喊话才行。由于自然条件差，干旱少雨，又身处大山深处，他们只有靠天吃饭。为了将收成运回家里，崎岖的山路让不少村民连人带骡马、农用车摔下山谷。几十年来，有近20名村民为此落下残疾。这里距离最近的海原县李俊乡中心医院也远在20里外，走的也是山路，就医出行多有不便，吃水更是艰难。村里有两眼泉水，一眼是苦水，用来盥洗；另一处山泉也略微发苦，含氟量太高，加热后方可饮用，否则“肚子就胀胀得浑身不得劲”。上圈人多水少，有时想舀满一小铁桶水得等上很长时间。条件好的村民有时候会去20里外的海原县李俊乡拉水喝，3元一大塑料桶，够8口之家吃一周。花钱虽然不多，但由于是沿着崎岖难行的山路运回来的饮用水，村民们都很“稀罕”它。

上圈35～80岁的村民识字的寥寥无几，现在的教学点设于2000年，是村民自发筹建的。学生最多时有50多名，老师只教授一、二年级课程。大点的孩子，则到海原县李俊乡住校读书，每个星期五步行回家，星期天步行去学校上学。如今20岁的代课老师马生花，已在这里代课3年多了。马生花原可以搬到李俊乡的婆家去住，却因割舍不下23个天真可爱的孩子，婚后说服丈夫阿訇糟绍国住在娘家，与他一起承担教学点的授课工作。

西海固地区是宁夏南部西吉、海原、固原、泾源、隆德、彭阳、同心七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统称，是我国六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之一。这里自然条件恶劣，上世纪70年代被联合国粮食开发计划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自国家实施生态移民政策后，宁夏计划在2013年前将上圈的58户276人全部生态移民到平罗县。截至2013年3月，上圈的搬迁工作已接近尾声，但仍有22户91人没有搬迁出去。

第一节 物象空间与村民口述

我祖上是甘肃张家川陇山镇人，原来是开作坊的，家里有裁缝铺子，会熟皮子，在那一带还算富裕。我爷爷叫李万林，他那一辈弟兄共四个，老二没成家就去世了，我爷爷是老四。我太爷爷完了（去世）后，由大爷主事。大爷完了后老三管事，后来老三把家产全都含(吞)了。大爷家两个儿子，都去世了，我爷爷和五爷去问大奶奶，大奶奶说是三爷主事，财产归他管。他们俩就去找三爷说理，三爷不承认。后来，为了这件事，我三爷用马刀背把大奶奶打得睡了40多天没起来。我爷爷和五爷为了活下去，就离开了老家，我五爷去了关川。那时候我父亲大概是个3岁，今年如果他还在世的话，应该是86岁，算下来大概是1927年生人吧。他们先是在李俊待了约3年，后来因为李俊典（租）不上房子，听上圈看羊的人说，这里有水，地也好开。经人允许后，我爷爷就带着我父亲和姑姑们来到了上圈。当时上圈只有一户人家，是马彦奎家，他们到这里还没有一年。我父亲是家里的老四，我有四个姑姑。他们到了上圈后，先是挖了两眼窑洞，一深一浅挨着，浅窑洞前面再搭一个“茅安”（茅草棚子），一家子就住下了。我爷爷会点皮货手艺，夏天在周边泡皮子，冬天给别人熟皮子，挣些钱养活家里人。

冬天没有皮货上的活计了，我爷爷就出去给富裕人家干活，他是给人家用镐头把羊圈里的粪挖出来打成粉，然后驮到地里去。后来，我二姑和小姑都出嫁了，她们嫁到了同一个村子里，三姑嫁到了海原县马圈村。我父亲没有成家的时候，奶奶就犯气管炎在大姑父家走了。我父亲叫李云祥，在他15或16岁的时候，家里日子好了点，就买了牲口，还开了点荒地，是假阳山洼里的地。我们这里原先全是黑刺，阳山太阳能晒到的地方都长满了，开不了地。假阳山草少，好开地。

我父亲20岁那年，大姑父给他说了一门亲。当时的彩礼是两毛口袋莜麦和一个半银元，半个银元是用银子疙瘩代替的。父亲订婚的时候，家里没有粮食，那两口袋莜麦是几个姑姑家凑的。结婚的那天，姑姑、姑父们帮了几天的忙，连口吃的也没有，就在地里挖了些洋芋根，掺着榆树皮和杏树叶子做了顿饭，算是吃了点。想起家里的寒酸困难，操办完婚事，我大姑哭着走了。

1947年，我大姐出生了，1952年又生了我。我2岁的时候，大姐7岁，身上出了斑（麻疹），没地方治病死了。在我四五岁的时候，上圈这里狼特别多，我差一点被狼叼走。那天我在家门口空地上玩，一只狼走到离我很近的地方，幸亏被地里干活的母亲看见，拿着锄头把狼赶走了。小时候，我们这里的山上长满了黑刺，还有石枣子树、野杏树、灌木丛。那个黑刺长得特别好，有3米多高，喜鹊能在黑刺上抱窝（筑巢）。蕨菜满山都是，长得很大，我们不知道那个东西还能吃，更不知道晾干了冬天还能烩菜。要知道蕨菜可以吃，摘下来晾干存下，困难时候还能填肚子。

我爷爷一辈子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全在为一家人的活口操心。遇上1960年困难，爷爷饿坏了（完了）。家里没吃的，有个亲戚放羊，偷偷挖了点土豆送给爷爷吃。他一天烧上两个，我下害地（干坏事）偷了烧好的土豆吃，然后给他偷偷放回去生土豆。他发现了也不生气，只是指指我。那个时候，我们村里也开了集体食堂，吃的是土豆干、胡麻叶、榆树皮和在一起的汤。那个清汤，清得没有一点粮食，能照出人的影子。1960年的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我爷爷就不能说话了，我去他住的窑洞，他拉着我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一直看着我……第二天晚上，他就完了……（访问者注：说到这里，李文忠垂下头抹泪，悲愤伤感地沉默了约8分钟没有说一句话。在他一旁的二儿子李黄鹰也低下头去擦眼泪。）

……我爷爷完了以后，在窑里呆了三天。那时候村里只有四户人家，托人带话告诉了已出嫁的姑姑和亲戚们，简单地念了一下经就送走了。晚上，我母亲去食堂打饭，连第二天的饭也借了回来，和了一些树皮、土豆根、杏树叶子磨成的粉，给帮忙的人们吃。

我这辈子别人给我提过五次亲，最后这次说成了，那是1972年，王强的父亲给做的媒。她娘家在白崖乡窑弯村大南沟组，她是1955年1月生的。那是在夏天，我跟着王强的父亲去她家，我去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成，也不知道她是个什么样子。心里嘀咕着，看有造化吗？结果去女方家一看，当场就答应了。

我回来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的面。过了两个月，要定亲，很简单，带了100元钱，扯了些布，给她的亲戚每家送了“两包情”（白糖、红枣、茶叶等包成两包），一共给了六七家。给请来定日子的人送了“提话鸡”（两只鸡）。正式定日子的时候，也要送“两包情”，还给了160元钱，两个毛巾、脸盆、梳子、袜子等。成亲前我总共去了她家四次，也见了四次面，但没有说过话。

我们是1972年冬天结的婚，娶亲的时候骑了三个“头沟”（牲口）。一个驮嫁妆，一个驮堂客（伴郎），一个驮新娘子。我们去了四个人和一个牵牲口的娃娃，有伴郎、媒人、长辈和我。到了她们庄里，一共吃三顿面饭，叫“九奎”（九碗），待了大约两个多小时。走的时候，新娘是黑巾包头，她哭着被她老哥抱到娶亲的驴上，我们就走了。到了上圈，我弟弟把新娘子抱进新房，不让她的脚沾地。我的婚事上宰了一只羊、一只鸡，摆了十来桌，是八个人一桌的席，花光所有的积蓄都不够，还拉了一屁股账。我们是10天后“回门”的，照样要送“两包情”。我们是走着回她家去的，当天去，当天就回来了。我媳妇在家里是老大，她家共11个孩子，3个男的，8个女的。

我父亲是一个人在这里讨生活的，所以很不容易，导致我母亲很劳累。1964年，又生了个妹妹，她属兔，得了疾病死了。是头疼，老想吐，住医院也没看好。现在我们兄弟姊妹共5个，老二妹妹和几个兄弟都搬到平罗去了。我母亲是属蛇的，是得胃癌走（死）的。我父亲是2004年6月19日走了（去世）。我只有三个后人，老大家8口人，老二家7口人，老三家6口人，现在都已经分家过了。我离三儿子李红英近些，就在一起过活。我们这一门现在是23口人。我们李家五代人、80多年在上圈过活，不容易呀。（访问者注：二儿子李黄鹰插话：搬到平罗兴许就好了。）

唉，我们这里最大的困难是道路交通，娃娃们上学困难，如果下个雪，半个月都出不去。吃水还够用，但驮水的地方比较远。自然条件差，气候多变，夏天会下那个暴雨，有时候就是雹子。你看，我的左手就是在生产队打暴雨（用高射炮将即将降下冰雹的积雨云打散）时被炸残废的。经济作物全靠养羊，吃的就靠这几亩地。我们2008年用推土机推了一下路，车才能上来。庄稼全靠牲口驮，山上没路走。1994年，村里人买了五个手扶拖拉机，自己修了到地里去的路，收庄稼时就方便多了。

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这里的山上有好多大型树木，还有很多灌木林。一到秋天，七八月份的时候，那个小的吃桃、野柿子、油杏子，多得很。放牛的娃娃一天就在山里摘着吃，放开肚子也吃不完。60年代，农业生产队把野杏子树都砍掉，烧成黑炭卖到陕西去了。80年代，土家河在山下办了个砖窑厂，只烧了两三窑瓦，就把这里80%的黑刺砍掉了。我们这边的人，也把一些柴草砍了过冬。就这样，我们这里渐渐变成了这个样子。现在，社会进步了，农民也富了，但人们还是觉得苦。你想，人们冬天架（生）炉子用的是炭，夏天做饭用的是电，山上的情况好多了，蒿子都没人割了，长得一人高。我想，现在多好呀，但是人们还是不满足……唉，主要是人们的欲望大了。

我们山区的主要问题是道路问题，就说是下个雨，或者下个雪，十天半月就出不去了。我今年把麦子收了就要离开上圈，我会想念这里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亲人都埋在这里。第二个问题是吃水问题，但是它相对还够用，有两个泉子呢，基本上够着呢。再就是娃娃们的前途和念书问题。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后人这一代，都没有念下什么书，多的人是文盲。为啥呢？主要是交通问题。我们这里偏僻，办个学校没有人来，派上个老师，教不下三天半就跑了。人家假期里一下子回不去，上班又一时半会回不来。生活上来说，这几年基本上好着呢。发展养殖业比较适合我们这里，像我们老两口，经济上全靠养羊。这几年，羊的价值比较高，我们养了十多只羊，卖了能值几个钱。

像我们山区，主要是苦着活着呢，一辈子没有幸福的感觉。现在没有什么压力了，这也就是幸福的感觉。现在搬到平罗去的话，好处是解决了吃水问题，娃娃们上学就方便多了，教育质量也会变好。现在，我的娃娃们都搬到平罗去了。我原来想，我们老两口就守到这里，但是看来不行，那样就听不见孙子们喊爷爷了，也就没有什么幸福的感觉了。所以，今年我已经把粮食种下了，就守着把庄稼收了，再搬到平罗去住。可是我会想这里的，我的老前辈们都在这里“睡土”（埋着）着呢，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姐姐、妹妹们，都在这儿“睡土”着呢。唉，如果我的身体还行，我会时常回上圈看看。如果身体不行，就算了。人活一辈子，就是这样……（访问者 吴平关）马志英口述时间：2013年2月3日地点：西吉县沙沟乡阳庄村上圈组口述：马志英（83岁）

我叫马志英，生于1930年，今年83岁了，家里排行老二。我父亲叫马彦奎，原来是汉族，老家在甘肃省秦安县莲花镇。年轻的时候他就当了兵，后来逃出来流落到西吉辛店子一带。为了活命，他到阳庄给人干活，主家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名叫马彦福，人称“先生”。马彦福见我父亲无依无靠，又勤快能干，十分喜欢，就收为义子。他有大房头，听说还是个秀才，给教门上干些事情……（访问者注：由于老人家年龄大，虽然脑子十分清楚，但听力不好，需要在耳边大声喊话才能听到，交流十分困难，他的二儿子便接上了话茬。）

我是马志英家老二，叫马明元，生于1965年，今年48岁，有五个孩子，最大的22岁，已成家。马彦福是我太爷，阳庄人。听这一带的人说，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秀才，曾经给教门上的二太爷带过团（民团）。后来教门分派后，就不参与教门上的事情了。我爷爷被马彦福收为义子后不久，太爷家分家。他家有五个孩子，都分到好的土地和房产。我爷爷是义子，就给了一头牛、一个驴，分到了上圈20亩坡地，还让一个民国十八年从甘肃靖远逃荒到阳庄的女子给我爷爷当媳妇。上圈离庄里较远，又没有住的地方，就挖了两孔窑洞住了下来。那大概是1929年的事情。

我奶奶姓黄，跟了我爷爷的时候，怀里已经抱着一个吃奶的男孩子，这就是我的大伯。后来我们才知道，我奶奶在靖远还有一个孩子，是在这一带走失的。他曾经在解放前找过我奶奶，知道流落到阳庄了。后来在1970年代，我父亲当上圈组组长的时候，他又到我们这里来找自己的母亲。那时候我也就十多岁，他来的时候还带着自己的孙女，有十七八岁，在场院里玩耍时我们也曾见过，有记忆。那一次，他见到我奶奶后伤感万分，痛哭不止。后来，他又来找过我奶奶一次。这次，我奶奶告诉他，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我已经在这里安家过活了。他哭着离开了上圈，从此就再也没有来过。

我爷爷和奶奶共生了四个男孩子，加上原来吃奶的那个，总共是五个孩子。那个吃奶的孩子是老大，叫马志清，有两男一女。我父亲是老二，叫马志英，有两男六女。老三叫马志雄，有两男四女。老四叫马志荣，有六男六女，后来把一个男孩子给人了。老五叫马志成，有三男五女。仅我这辈人，现在是34人。加上下一辈人，我们马家总共是100多口人呀。（访问者注：离开马志英家，我又找到了马翠花，她是马志清的大儿媳。）

我是西吉县白崖乡黑窑洞村人，生于1953年，今年60岁，弟兄姊妹三个，一个哥哥，一个弟弟。我19岁的时候嫁给马明珍，来到上圈。我们那时候是包办婚姻。我15岁的时候父亲就完了（去世了），19岁母亲也完了，都是得病完的。母亲是胃痛，父亲得的是什么病不知道。我哥属虎，我属蛇。我们家收的彩礼是300元钱，嫁过来的时候是毛驴驮来的，一共去了三个驴。我结婚后得了水鼓病（肚子里有水），到李俊看了好多次也没治好。8年以后，固原的医疗队给了一瓶药，打了两针，就能生育了。本来家里的想和我离了再娶，我病好了就没有再提离婚的事。后来我生了一个女孩子，得了慢性脑膜炎，13岁就完了。二女儿属羊，现在38岁，嫁到西吉县白崖乡杨家川村了。三女儿现在36岁，嫁到沙沟乡大枣村了。老四是个儿子，13岁上完了，说是羊羔疯（癫痫病），2岁半得的，13岁就完了。我一生共生养了十一个孩子，养活了八个。晓萍是老十，小学没毕业就回来（辍学）陪我操持家事了。翠萍是老十一，在读初中。

翠萍的父亲叫马明珍，属牛，已经完了8年了，他是得脑溢血完了的。马明珍的父亲叫马志清，是马彦奎的老大，也就是村里人所说的那个我婆婆嫁过来时抱在怀里吃奶的孩子。我公公和婆婆就生了三个孩子，两男一女，自打我嫁过来就一直在一起过活。现在，我公公、婆婆和孩子们的姑姑都完了，就剩下小叔子和几个孩子在一起过活。

我小叔子叫马明忠，60岁了，比我大1岁，从小就得了小儿麻痹症，是个残疾人，行动不太方便。去年（2011年）他下山去，结果脚踩空掉到山沟里，把腿子摔断了。当时没有人发现，他是自己一个人爬回家里来的。他的腿要到医院去治，需花3万多元钱。我们没有钱，就没治成病，给耽误了。

我觉得现在比以前的日子好多了，孩子们也渐渐大了，都在外面打工、上学，种地的时候把他们叫回来，几下就干完了。不种地的时候，他们就出去打工挣钱。我在家里除了照顾小叔子，再就是干点家务，让孩子们省点心……（访问者 吴平关）马文全口述时间：2013年2月2日地点：西吉县沙沟乡阳庄村上圈组口述：马文全（ 67岁）

说啥呢……我打4岁就到了这个沟，从杜家河到这里，1958年大队在上圈建立了学校，我在学校上了4年。20到30岁的大汉都去建水库了，就没有继续读书。在农业队学了木匠，给人做家具、盖房。后来给农业队放了6年羊。1966年到阳庄生活了一年又回来了，说这山里陡的要搬到川里，不习惯又搬回来了，那是1966年的社教运动，搬回上圈的生产队就一直到现在。到27岁还是多少就到了沙沟木器厂做了8年活计，给人盖房做木工活。再回来1981年还是1982年生产队解散把地分给个人，分了30几亩地种庄稼，木工活就叼（抽空）着干，主要是（在）中庄呢。开始的时候豌豆可以就种豌豆，这几年洋芋可以就种洋芋，这二年可（又）买上了几个羊，就开始放羊了。种豌豆一亩可打300多斤卖个200来块钱，洋芋能挖个3000多斤，七毛钱卖了一年，年上卖了五毛钱。到了50岁把我选上了学东，干了15年，再没有出去干活，去年才给黄鹰还（接任）。这搬到了平罗就平了，这山里太陡，山里上上点雨就滑的，人不敢走，一走就滚着，危险得很。唉……

我大是个念书人，在平凉陇东师范毕业的。解放了，人家叫着工作去没去，就务农种庄稼了，后来念了几年经就继续务农了，务农务了一辈子。我妈娘家是阳庄的，17嘛18嫁给我爸的。我父亲去世13年了，我母亲去世7年了。我们弟兄三个，我是老大，老二叫马文元，老三叫马文有。还有三个妹妹，大妹妹小名叫个啥叫个凤英还是啥，哦，叫个凤萍，嫁到白崖；二妹妹叫个凤英，嫁到阳庄；三妹妹叫三儿嘛，嫁到红寺堡。我九个娃娃，五个儿子，大儿子叫马俊，就在本村就着呢，一结婚就另出去了，家里有六个娃，三个儿子三个女子；二儿子叫马林，以前也在村里，去年搬下去了，家里有四个娃，三个儿子一个女子；三儿子叫马忠，也在这里就着呢，三个儿子；四儿子叫马成，以前也在村里，去年也搬下去了，五个孩子，三个女子两个儿子；五儿子叫马刚，也就着村里呢，前几个月搬下去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子，女子是个残疾人，4岁了不会说不会站不会走（说到这，用手指比划了一下，拇指和食指相交成一个圈）。四个女儿，大女儿叫马花，嫁到白崖的斜路凹村，三个儿子一个女子；二女儿叫马果，嫁到白崖的红桃大队，两个儿子一个女子；三女儿叫马西燕，嫁到泯宁村，两个儿子；四女儿叫马歇儿，嫁到李俊，还有两个儿子；重孙子这都有五个了，这是儿子家的，还没有算女儿家的，算上女儿家的一共八个重孙。孙子最高的就上个高中，没有考上大学的，也没有当干部的。

那时候穷得不得过了，学木匠跟谁都没学，就弄些烂板板烂木头打了些箱箱，一个2尺大的箱箱卖了8块钱，卖给了庄里的马文忠，还编着卖过簸箕，再做着卖一些桌子柜子，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卖了300块钱，那时好像是25岁（马文全老伴说：老头儿一辈子哪儿都没去过能说个啥）。27岁那时候公社要盖大仓库，供销社盖了两个大房，公社的书记叫上去干木工活，还要去当工头。“人”字梁都是我设计的，是用钢筋吊的，木头打上眼眼栓上螺丝。盖房也做些小工，打泥的、上砖的，再没有个啥，后来这些房盖好了就转成木工活了，做风箱、桌子、柜柜、架子车、案板，我们光管做不卖，由厂长卖着呢。这些东西原来都不会，慢慢看着就会了。在那搭挣的是钱，一个月30多块钱也有时候40块，回来给小队交30块钱给记着300工分。那个时候公社书记也就挣个30多块钱，生产队到年终10个工分算一个工，一个工5毛钱，我那时候亏着呢，每个月交下的30块钱年终每个月才给这15块钱，那不交不行。十天半个月回家一次，从家里走到沙沟一个半两个小时，一个半小时要跑着，那上班时间到了就得跑着。当时公社那个厂子一共六个木匠两个铁匠，我给人家当技术着呢，木匠沙沟的两个、大寨的两个、冶家沟的两个；铁匠一个是沙沟的，一个是冶家沟的。沙沟的铁匠做活做得好，打地农业的锄、铲子打得好；冶家沟的那个木匠活做得好，那木匠胆量好，上梁那些危险的活人家一个人就干了，从来还没出过事；做风箱我做得好，全沙沟都出名的，全沙沟我做了100多个风箱呢，那技术全在麻头和鸡毛栓的猫儿头上，栓多了全紧了拉上吃力，栓少了漏风，我做的栓拉着又松快风又大。我做的三个抽屉两个门门中间一个隔板子的北京柜做得好，这柜子人家就给安的名字叫北京柜。有好几年我做这个柜子数也记不清了。我做的还有好的就是摆小麦的木橹。

这说给队里放羊的事儿，放了90只羊，每年狼吃一个两个，圈在现在的寺上面那个地方，两个人一人放一群羊，放的是绵羊，还有马自云放的一群山羊，有100多只。原来种的地不多，地都没开，荒湾多着，就放羊了。原来农业队现在寺上那架山的阳坡开着些地种着，这几架山的阴坡地都没开，主要是放羊着呢。有时候，狼压着雾的时候就来了，又在刺空里等着，羊过来就叼上走了。我看过的好多的狼到七八月里这梁上一群一群的。狼来了有看羊的狗追着的。这里的狼没有吃过人，豹子把下面的老王咬过，那是1968年的事儿了，老王赶我大两岁。狼不吃鸡，野狐子专门到村子叼鸡。到了1980年过来豹子、狼、狐子就都没有了，从有了老鼠药这些东西就没有了。李俊的老单下夹子打过十几只狼，现在就剩下兔子和野鸡了。年上我下着网套兔子，一天能套上五六个有时候还能套上十几个。也套野鸡和呱呱鸡，野鸡都晚上套着，用手电打着光把野鸡哄起它就照着光来了，然后拿着网子扣下，一晚上能抓一二十个呢。一个能卖40块，现在不让抓，犯法着呢。（访问者注：马文全的弟弟马文有插话）我从有记忆的时候大哥已经分家另出去了，我父亲母亲和大姐住在后面的一孔窑洞里，我二哥在前面门洞盖了个小房房就着，那时候盖房是用向日葵杆棚下的房房，现在住的地方过去是生产队的牛圈，改革开放后给我们家盖了房。我大哥喜欢养蜂、做物品行木匠，做个沙发、柜、吃饭桌，学着盖房子，那时候七几年我忘了，信用社就是我大哥盖的。那时候我认为我大哥很吃苦，什么样的活他都能扛下来，后来娃都大了，一个一个分家，他为了孩子分家受了很大的苦，给他们盖房做物品呀，后来孩子都成家另出去了他得了个啥病撒，哦，肠梗阻。他下李俊给人盖房子半路让车撞了，把两个肋撞折了，后来一上了年纪给人干活就干不动了，就在家里给人缝皮子。他喜欢种树，他家就那么大点儿的地方种了七八十种树。再后来就到了这个时间，要搬迁了，他喜欢的小树木都抬（挖）走了，过大的树抬不走就佴（扔）了，成了的榆木就放倒了，用来做沙发、床、柜。大哥为人各方面都可以，和人不吵架不打架，多大的事（绕）着走。做学东15年，为大家做了很多事情，别人做两三年就不行了，他能做15年。这个社会要是人人都像我大哥这样，这个社会就更好了。（访问者注：大儿媳黄梅花插话）明天是我爷爷十三年的忌日，我们家请着阿訇念索呢。我们家马俊没回来，本来说下把他爷爷的坟移到沙沟拱北去，掌柜的去银川了，没说下，他就不回来了。本来爷爷就（埋）在这达也好着呢，就是要搬迁呢，再没人照了，我说就移到沙沟去，马家的老坟土家河，这里就埋下三个大人着，我爷爷、奶奶、二奶奶，说的是搬上走了三个人都赶着去拱北上，拱北上打一个坟要着两千块钱呢，其他李家、王家都埋在上圈呢。李文忠他大他妈就在他房后面埋着呢。我爷喜欢在沙沟睡去，完了去沙沟要埋去了，没要上，奶奶说就睡这达，不去土家河，奶奶就喜欢睡这达。我是个媳妇子，不敢说，睡哪达睡习惯了也好着呢，这话不敢胡说。等掌柜的回来了再去要上两个坟，我爷爷连我奶奶，去要上了就迁到沙沟睡去，咋要不下就只能这达睡去。迁个坟咋都要花上15000去，除了拱北上打坟得2000元还要“念索”，宰羊总要花上几千元。这个村子没有大学生，没个成功的，都没学下，我大女子实际17就“寄发”（打发出嫁）了，这去了四年了，屋里好着呢，也敢淘气，今儿回来了，明儿不回来了，这女子好着呢。我大儿子2009年同一天娶了媳妇子，花了10万，要下庄里户口簿花了6万，到处借下钱，这家三千这家五千，到现在还有6万。

我养土蜂年代多了，打我记事的时候就有了。我养土蜂四十几年了，白露的时候把蜂子的蜂仔留下，用泥打窝子糊住，扎上个眼眼子透气，不要的就连窝铲了。来年了，春分的时候，蜂子就出来了。山上的花花草草有了动静，蜂子这就活路了。夏至的节气，蜂子开始另家（分窝），一窝子可以另成三四窝呢。你把窝做下，蜂子就自己分了。一窝蜂子产二三十斤，五六十斤都有呢。主要是看花呢，就看秋上天气好的情况，天气好蜜就多，天气不好，蜂子不得出来，没粉就没蜜嘛。看天气，花成了，蜜才能成，蜂子收下蜜自己吃就行了。

我刚五十那年做的学东，原来我们和阳庄一个坊，走起远得很，要翻两架山，走两个多小时。礼主麻去老汉走起远得很，走不动，就分了坊。我们庄里去了几个人找二奶奶和小掌柜的（注：马继伯）说了一次，小掌柜的那时节刚担任上，二奶奶同意了，我们就分了坊。原来农业队上的仓库改成了寺。我们分坊是1996年的事，我们搬了第一任阿訇，在庄子上就（住）了两年。阿訇搬上来我们就收钱，一口子收了100多块钱。那时候230口子人，收了23000元，盖的现在的寺。那时候比较便宜，一共花了19000元。是个人（自己）盖的，没有花手工钱。留下4000块钱，大殿成了，干上尔买力（有关宗教的聚会）。现在阿訇的学粮是每人5斤麦子。我们是个小坊坊，阿訇也是做农庄的，是个跑坊嘛，平时阿訇就回了，主麻回来领着大家做聚礼，平时就念个“孛儿”。搬迁呢，想着把老人的坟迁到沙沟拱北上去，现在就我爸我妈，还有几个一两岁的娃子，那都寻不着了，不迁的。拱北上要坟去，也不一样，有2000的、1500的、3000的，都不一样，随你主家人力量大小给拱北上散着，没有具体的规定。看老历（注：农历），五月以后，我准备把老人的坟迁过去。我给寺上下的苦大得很，房我一个人做着，院叫不上人打，我一个人打着呢。

我现在就（住）的坐落，是我当学东头一年搬来的，去过云南一趟、吉林一趟、新疆一趟，兰州过几年去一趟，给老人家上坟。

我属狗，今年67岁，我有肠梗阻，动了30年的手术，现在还犯呢，心想着朝觐呢，一个是没条件，二个是身体我也不敢去。啥都是机会，机会错过就没事了。（访问者 王征）/本节摄影/王悦 藏策 白冬泉 吴平关 海洋 韩胜利 吉朝勇 孙廷永 陈小波 刘德飞 张琼 黄双庆……

第二节 感知空间与村民口述

小时候，上圈只住着三户人家，两家马家，一家李家，当时住在上圈下面，叫杜家河。山上长满了黑刺，杏树成林。而且有很多蕨菜，如果长成熟了，就变成了红颜色。蕨菜有筷子粗细，有30-40厘米高，吃起来很香，很脆，现在俗名叫长寿菜，在上圈已经找不到这些天然绿色的蕨菜了。小时候，我和同伴马志雄、马志云、李云祥（李文忠的父亲）一起放牛、放羊，早晨赶出来，晚上赶回去。我们小时候也很贪玩，特别是玩耍打梭。打梭每人需要一根长0.5-1米的木棒，还需要一个长10-20厘米、两头用刀削尖的木头梭，在地面钻个小窟窿，一个努力把木梭往窟窿里打，另外的一个往远处打。我们玩得可乐乎了。我们还玩一种有趣的游戏，就是地面挖10个小洞，长5个小洞、宽2个小洞对齐排列，每个小洞放5个羊粪蛋。每个人手里拿5个羊粪蛋，根据规则产生玩家的顺序，玩的时候按照规定的起点小洞开始，逆时针方向每个放一个羊粪蛋，放完，在挨着放羊粪蛋的里面拿出所有羊粪蛋继续从下一个小洞开始放，知道遇到放着空了小洞，就把空着下一个小洞的羊粪蛋拿在手中，本轮算结束。根据空一个小洞拿一个，空两个拿两个，以此类推，最后看谁拿在手中的羊粪蛋多比输赢，多的是赢家。（老人说着，脸上充满了笑容。）

旧社会，娃娃穷得没有衣服穿，而且还需要交公粮，根据土地的情况上交公粮。台地就是平坦的土地上交公粮多，坡地上交公粮少。

解放后，公粮上交得越来越少，情况慢慢地变好了。但是1958—1962年家乡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开始吃大锅饭——食堂。食堂就是一个生产队一个灶房，打饭用马勺，根据年龄来分配。16岁以上一顿一大马勺，加一碗；11岁以下一马勺；5—7岁小孩两碗；1—2岁一碗。刚开始条件好有面条吃，后来没东西了就基本是汤了。

我长大了，亲戚托人在李俊（海原县的李俊乡，与上圈相邻）介绍相亲，娶了媳妇，生下了大儿子、二儿子……村子也由过去的几户人家，变为几十户人家。我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成了家，现在都有重孙了，觉得生活很好，能吃饱、穿暖，养老有保险，医疗有保险，子女也都孝顺。（访问者：刘德飞）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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