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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07 01: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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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环球科学》杂志社,外研社科学出版工作室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对苹果设计说不

对苹果设计说不试读:

前言

科学奇迹的见证者陈宗周《环球科学》杂志社社长

1845年8月28日,一张名为《科学美国人》的科普小报在美国纽约诞生了。创刊之时,创办者鲁弗斯·波特(Rufus M. Porter)就曾豪迈地放言:当其他时政报和大众报被人遗忘时,我们的刊物仍将保持它的优点与价值。

他说对了,当同时或之后创办的大多数美国报刊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时,近170岁的《科学美国人》依然青春常驻、风采迷人。

如今,《科学美国人》早已由最初的科普小报变成了印刷精美、内容丰富的月刊,成为全球科普杂志的标杆。到目前为止,它的作者,包括了爱因斯坦、玻尔等151位诺贝尔奖得主——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成为《科学美国人》的作者之后,再摘取了那顶桂冠的。它的无数读者,从爱迪生到比尔·盖茨,都在《科学美国人》这里获得知识与灵感。

从创刊到今天的一个多世纪里,《科学美国人》一直是世界前沿科学的记录者,是一个个科学奇迹的见证者。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当他带着那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机器怪物在纽约宣传时,他的第一站便选择了《科学美国人》编辑部。爱迪生径直走进编辑部,把机器放在一张办公桌上,然后留声机开始说话了:“编辑先生们,你们伏案工作很辛苦,爱迪生先生托我向你们问好!”正在工作的编辑们惊讶得目瞪口呆,手中的笔停在空中,久久不能落下。这一幕,被《科学美国人》记录下来。1877年12月,《科学美国人》刊文,详细介绍了爱迪生的这一伟大发明,留声机从此载入史册。

留声机,不过是《科学美国人》见证的无数科学奇迹和科学发现中的一个例子。

可以简要看看《科学美国人》报道的历史: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科学美国人》马上跟进,进行了深度报道;莱特兄弟在《科学美国人》编辑的激励下,揭示了他们飞行器的细节,刊物还发表评论并给莱特兄弟颁发银质奖杯,作为对他们飞行距离不断进步的奖励;当“太空时代”开启,《科学美国人》立即浓墨重彩地报道,把人类太空探索的新成果、新思维传播给大众。

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迅猛,《科学美国人》的报道因此更加精彩纷呈。新能源汽车、私人航天飞行、光伏发电、干细胞医疗、DNA计算机、家用机器人、“上帝粒子”、量子通信……《科学美国人》始终把读者带领到科学最前沿,一起见证科学奇迹。《科学美国人》也将追求科学严谨与科学通俗相结合的传统保持至今并与时俱进。于是,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科学美国人》及其网站当之无愧地成为报道世界前沿科学、普及科学知识的最权威科普媒体。

科学是无国界的,《科学美国人》也很快传向了全世界。今天,包括中文版在内,《科学美国人》在全球用15种语言出版国际版本。《科学美国人》在中国的故事同样传奇。这本科普杂志与中国结缘,是杨振宁先生牵线,并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心支持。1972年7月1日,在周恩来总理于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举行的宴请中,杨先生向周总理提出了建议:中国要加强科普工作,《科学美国人》这样的优秀科普刊物,值得引进和翻译。由于中国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杨先生的建议6年后才得到落实。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夕,《科学美国人》杂志中文版开始试刊。1979年,《科学美国人》中文版正式出版。《科学美国人》引入中国,还得到了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以及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后担任副总理)的支持。一本科普刊物在中国受到如此高度的关注,体现了国家对科普工作的重视,同时,也反映出刊物本身的科学魅力。

如今,《科学美国人》在中国的传奇故事仍在续写。作为《科学美国人》在中国的版权合作方,《环球科学》杂志在新时期下,充分利用互联网时代全新的通信、翻译与编辑手段,让《科学美国人》的中文内容更贴近今天读者的需求,更广泛地接触到普通大众,迅速成为了中国影响力最大的科普期刊之一。《科学美国人》的特色与风格十分鲜明。它刊出的文章,大多由工作在科学最前沿的科学家撰写,他们在写作过程中会与具有科学敏感性和科普传播经验的科学编辑进行反复讨论。科学家与科学编辑之间充分交流,有时还有科学作家与科学记者加入写作团队,这样的科普创作过程,保证了文章能够真实、准确地报道科学前沿,同时也让读者大众阅读时兴趣盎然,激发起他们对科学的关注与热爱。这种追求科学前沿性、严谨性与科学通俗性、普及性相结合的办刊特色,使《科学美国人》在科学家和大众中都赢得了巨大声誉。《科学美国人》的风格也很引人注目。以英文版语言风格为例,所刊文章语言规范、严谨,但又生动、活泼,甚至不乏幽默,并且反映了当代英语的发展与变化。由于《科学美国人》反映了最新的科学知识,又反映了规范、新鲜的英语,因而它的内容常常被美国针对外国留学生的英语水平考试选作试题,近年有时也出现在中国全国性的英语考试试题中。《环球科学》创刊后,很注意保持《科学美国人》的特色与风格,并根据中国读者的需求有所创新,同样受到了广泛欢迎,有些内容还被选入国家考试的试题。

为了让更多中国读者了解世界科学的最新进展与成就、开阔科学视野、提升科学素养与创新能力,《环球科学》杂志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展开合作,编辑出版能反映科学前沿动态和最新科学思维、科学方法与科学理念的“《科学美国人》精选系列”丛书,包括“科学最前沿”(已上市)、“专栏作家文集”、“诺奖得主文集”、“经典回眸”和“科学问答”等子系列。

丛书内容精选自近几年《环球科学》刊载的文章,按主题划分,结集出版。这些主题汇总起来,构成了今天世界科学的全貌。

丛书的特色与风格也正如《环球科学》和《科学美国人》一样,中国读者不仅能从中了解科学前沿和最新的科学理念,还能受到科学大师的思想启迪与精神感染,并了解世界最顶尖的科学记者与撰稿人如何报道科学进展与事件。

在我们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今天,编辑出版“《科学美国人》精选系列”丛书,无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展望未来,我们希望,在《环球科学》以及这些丛书的读者中,能出现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爱迪生那样的发明家、比尔·盖茨那样的科技企业家。我们相信,我们的读者会创造出无数的科学奇迹。

未来中国,一切皆有可能。

对机器说话

语音识别程序已经越来越靠谱。撰文 戴维·波格(David Pogue)

在过去几年里,语音识别软件已悄悄地成长起来,并延伸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它安装在客服热线和机票预订系统的人机交互端口设备中;扎根于微软视窗(Microsoft Windows)操作系统之中;它是苹果(iPhone)和安卓(Android)之类触摸屏手机的一种替代文本输入的方法。但是我们还得面对这样的现实:大多数使用这种软件的用户都宁肯自己不用它。

这是因为语音识别通常只是B计划:它是替代打字或人类实际交谈的最糟糕方法。一些公司之所以将它用在电话系统中,是因为它的成本低于雇用真人。许多向电脑输入指令的人之所以使用语音识别软件,是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语音识别之所以在触摸屏手机上崭露头角,则是因为在屏幕键盘上打字又慢又麻烦。

那么怎样才能让语音识别更上一层楼,而不仅仅是一种变通方法(B计划)呢?我们离《星际迷航》(Star Trek)中从不出错的会话计算机还有多远?

好啦,现在我们正在接近这一目标。经过十年的收购、兼并和挪用公款丑闻之后,主要的语音识别公司现在只剩一家:Nuance通信公司。该公司仅销售唯一一款商用语音识别软件,供Windows、Macintosh和iPhone使用。该软件也为奥迪、宝马、福特、奔驰汽车,还有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Verizon公司和T-Mobile公司的移动手机提供语音控制系统。用它能玩转声控玩具、GPS(全球定位系统)单元和自动取款机,并可接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美国银行、美国药品零售商CVS和许多其他银行的电话。

Nuance通信公司每年都会推出一个新的用户语音识别程序版本,例如它推出的Dragon Naturally Speaking。通常情况下该公司不会为新版本添加很多新功能。相反,它将大部分资源集中于一个目标:提高精确度。

最初,你必须对着话筒阅读45分钟的脚本来训练这些程序,让程序能识别你的声音。多年来随着技术的改善,训练时间不断减少,逐步降到20分钟、10分钟、5分钟——而现在你已经完全不用对该软件进行训练。一旦发出指令,便能得到(由笔者测试)99.9%的精确度。按照这种精确度,每读两页文字还是会错一个单词,但这已经让人印象深刻了。

语音工程师使用各种方法来提升精确度。最早的语音识别程序要求你说话时在两个单词之间要暂停一下,那种软件根本无法区分“their”与“there”和“they're”。但假以时日,更强大的PC处理器将会使连续语音分析成为可能。现在的语音识别软件已能开始鼓励你用较长的句子说话,这样,软件就会有更多上下文用来进行分析,以提高精确度。

提高语音识别精确度还有另一种技巧:2010年Nuance公司为iPhone提供了一款免费语音识别应用程序,名为Dragon Dictation。你说的话会被传送到该公司的服务器上,在那里进行分析之后,几秒钟之内就会转换成文本并返回到你的手机屏幕上。

不过,没人知道该公司已储存了所有这些语音样本,有数百万份,这样一来便创建出一个包括有不同声音、年龄、语调和口音的巨大数据库,根据它们可对不同的语音识别算法进行测试。

是的,该技术正在不断改善。但读者经常问我:“既然语音识别软件这么好,那么我能用它来做电话和访谈记录吗?”答案仍然是否定的。除非你对着话筒说话,无背景噪音,最好不带口音,否则这个软件的效果也没有这么好。你依然必须读出所有的标点符号,最后还要加上“句号”。天知道,我们人类相互理解都会如此困难,要求一台电脑完美地完成这一任务,确实有点过分。难怪今天的语音识别应用程序仍然会犯错误,比如将“mode import”误听为“modem port”,将“move eclipse”误听为“movie clips”——够了,你应该完全清楚了。

因此,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键盘肯定不会消失。《星际迷航》中的计算机会话方式仍然是数十年之后的事情。当然,99.9%的精确度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好了——但是除非达到100%精确度,否则语音识别技术仍将属于B计划。(翻译 詹浩)

开放还是封闭?

谷歌的Android并未证明开放就是好的。撰文 戴维·波格(David Pogue)

在美国,有这么个老生常谈:苹果公司曾经失去过一次在计算机行业称霸的机会。它本可以成为个人电脑领域的巨无霸,但是因为系统太封闭而没能成功。这里的“封闭”有两层意思:一层在字面上——早先的Macintosh电脑机箱完全封死,里面的零件不能乱拆乱动;另一层则是比喻——苹果在授权方面也很封闭,具体来说,只有苹果生产的电脑才能运行苹果操作系统。微软就不同了,它向所有老牌电脑公司颁发了运行Windows的许可,今天,世界上90%的个人电脑都在运行Windows操作系统。

没过几年,又一场“实验”开始了——主题是音乐播放器。苹果和微软都照着和上次完全相同的剧本演出。竞争的一方是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他坚持iPod以及配套的软件都要由苹果公司一手包揽;另一方是微软,它把自己的播放器软件平台Plays for Sure提供给任何付了许可费的公司。

但这一次,结果颠倒过来了。苹果模式大获全胜,iPod一举鲸吞了85%的播放器市场。微软呢?直接把Plays for Sure拉出去砍了。(微软后来又开发了一套全新的音乐播放系统,名叫“Zune”,出人意料地模仿起苹果的封闭式架构,但也以失败告终。)

好了,我们已经有了几项对照研究,得出了互相矛盾的结果。那么,究竟哪种模式才正确呢?授权还是专有?

眼下,我们正陷入另一场激烈的市场争夺战,这是对两种模式的又一次检验,获胜者将在市场上占据主导。这就是规模空前的智能手机之战,交战双方是苹果(iPhone,专有式)与谷歌(Android,开放式)。

和以前一样,苹果自己开发硬件,并独享自己的操作系统。谷歌则继承了微软“我们的软件随便用”的信条,并且比微软更进了一步:它的Android操作系统不仅公开,而且免费;任何公司都能开发使用Android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等等)而无须向谷歌支付任何费用,甚至可以对Android进行改动。

实验进行到现在,一直十分顺利。全世界的手机制造商正在大量生产Android手机,至今已造出3,000多万部。而苹果售出的iPhone达到了7,500多万部,但它比谷歌早入行一年。

这样看来,Android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话说回来,如果把这场战争看成实验,那么它的设计非常差劲。我们要问的是:Android的魅力到底有多少来自于它的开放性?

实际上,我们大可以认为“开放”让用户非常痛苦,因为开放之后,AT&T和Verizon等运营商就会在你的新手机里塞满乱七八糟的图标,这些图标指向它们那些又差又贵的附加服务。(苹果就绝对不会允许第三方在iPhone中预装任何垃圾软件。)

更糟的是,“开放”就意味着不止有一个Android。一个操作系统变成了由各种小幅改进版本组成的分裂平台。如果你用过Android手机,一定会有切身体会:Adobe推出了Android插件,终于能在手机上播放Flash动画了。你为此兴奋不已。但仔细一研究,这款插件只能在少数几个Android版本上使用。

谷歌的应用商店也比苹果的开放。苹果挨个审查应用软件,这种做法早已恶名远扬。别的不说,Android手机上能运行色情软件,iPhone上就不行。但审查也意味着苹果的商店更有条理、质量更高;相比之下,谷歌的Android软件市场则是一片混乱。

这么说可能显得偏激。但所谓“开放”,会不会使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呢?

从手机制造商的角度看,Android真是因为开放性才显得诱人的吗?还是因为它完整、精致、优美、自带软件库,重点是不用手机制造商付一分钱?

对用户来说,开不开放真有那么重要吗?用户是“想要一部摩托罗拉的Droid手机,因为它轻薄、流畅,还能加入Verizon网络”,还是“想要一部Droid手机,因为它的Android界面更漂亮一点”?显然是前者。

也许,全世界需要最后再做一次规模庞大的科学实验:一边是封闭、专有的模式(苹果),一边是封闭、免费的模式(谷歌)。你瞧,我们得把“免费”和“可修改”这两个变量分开,才能找出Android气势如虹的确切原因。

好吧,我也知道这个实验不可能做得出来,但要弄清楚“开放”的真实价值,这是唯一的办法。(翻译 红猪)

有人格的电子设备

我们想要我们的电子设备人格化到何等程度?撰文 戴维·波格(David Pogue)

iPhone 4S最具话题性的新特色,就是语音助理Siri。你可以向“她”下达五花八门的语音指令,无需辅导,也用不到什么特别的句法,她会很奇妙地遵从你的指令行事。

你可以对她说“给我的助理打个电话”“八点叫我起床”“约一下伍德沃德博士,本周五,下午两点”;也可以说“从这里去机场要怎么走?”或是“播放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的歌曲”“在我进办公室后,提醒我把史密瑟斯的行业报告归档”;还可以问她“一升相当于多少液量盎司?”“这里距离火星有多远?”,或者“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是哪天出生的?”

针对每项指令,Siri会与苹果公司的服务器进行短暂的连接,然后用一种平静的女性嗓音回复,同时在屏幕上显示你所要查询的信息。

不过,网上很快就冒出了一帮自作聪明的家伙,开始问她一些难以给出确切回答的问题,接着便为她那诙谐乃至犀利的答复惊叹连连。

你:“Siri,我爱你。”Siri:“你真会说话,戴维。现在我们可以继续办公了吧?”

你:“生命的意义何在?”Siri:“我现在也答不上来,不过给我些时间,让我写一部剧情空洞的超长剧给你。”

你:“把舱门打开,Siri。”Siri:“很抱歉,戴维,恐怕我不能那么做。(停顿)满意了吗?”(译者注:这段问答至停顿为止,典出《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中波曼船长与超级计算机HAL9000的对白片段。)

Siri确实是语音控制领域的一大突破,此外亦是计算机人格化的一大突破。问题在于,我们想要我们的电子设备人格化吗?程序员和设计师们一直在为这个问题满腹纠结。每一款操作系统的创建人员,都得设计一套标准句法用于人机沟通。数十年来,各家开发厂商总在不同的理念之间犹豫不决,换来换去。

Siri尚未登场之前,苹果公司的软件向来回避“我”和“你”这类的人称代词。结果便是一些拗口的被动语态大串联,譬如“文档没有被找到,无法被打开”。

微软在对话框内所用的英文,不仅爱用被动语态,还总以程序员为假想对象,而非大众,如“SL_E_CHREF_BINDING_OUT_OF_TOLERANCE:激活服务器确定特定的产品密钥已超过其激活次数。”哦,当然当然!

美国花旗银行的自动提款机则与礼仪女王艾米丽·波斯特(Emily Post)的精神背道而驰。它们将“我”和“您”的交谈体验发挥到了极致。提款机的欢迎画面上会显示:“您好。我能为您提供什么服务?”当你退出后,则会看到:“谢谢,为您服务永远是我们的荣幸。”这些机器甚至有心为你的愚蠢过失担责:“对不起,此密码我无法识别。”

如今,我们内心深处——其实也没多深——都清楚,这些电脑并不是真的在与我们交流;它们所呈现出的表达方式,全部由某处的某名程序员编写而成。那么,这些软件公司为什么要费这个心?倘若人人都知道这只是种花招,那么我们还有必要在意机器能展现出多少人格魅力吗?

有必要。

设计师的用意,显然在于模仿人类的日常对话,好让自己设计出的机器更加友好。不过这种理念是有副作用的:若要编写出像真人一样谈吐的机器程序,程序员就必须像真人一样思考。

以花旗银行为例,撰写那种采用第二人称的对话语句,需要工程师迫使自己代入真人的思维模式。此外,若缺乏在逻辑、术语、表述清晰上的考量,也无法为自动提款机撰写出合格的第一人称表述。处于这种思维框架内的人,永远写不出“激活服务器确定特定的产品密钥已超过其激活次数”这样的句子。

与此同时,Siri在“人格”上的优越性则在于:她才不管你说的是“会下雨吗?”“我需要带把伞吗?”还是“天气预报怎么说?”她的控制程序要求她理解任意形式的措辞。此时所要达成的效果已经超出了“友好”的范畴,升级为“快感”。当你第一次不用阅读任何说明书,不用遵循任何守则,就能让Siri按你的指令行事时,你会为自己的无师自通感到莫大的骄傲。

的确,能像真人一样交谈的机器乃是彻头彻尾的障眼法,对此我们全都心知肚明。不过人的心理是很奇妙的——就好像我们在观看精彩的魔术表演时,明明知道一切都是戏法,却依然会被取悦一样。(翻译 薄锦)

Siri,你不能再聪明点吗

语音识别软件是个好软件,只要别把它用在手机上。撰文 戴维·波格(David Pogue)

苹果公司在2012年推出的iPhone 4S,看上去跟前一款相差无几。新款配置了像素更高的摄像头和速度更快的处理器,却只增添了一项新功能:Siri。

相信大家如今都很熟悉Siri,这是一款可以执行语音指令的辅助类软件。使用者无须接受任何培训,只要按下Home键,像平常一样讲话即可。

Siri在社会文化领域引发了一股热潮。YouTube恶搞视频、各种使用攻略、功能雷同的Android版应用接踵而至。还有专家提出了在公共场合使用手机的新礼仪——如今的手机用户就连通话以外的时间都在对着手机讲话。语音识别功能一时成了时代的宠儿;突然之间,电视机厂商也争相涌入,当然更少不了其他手机厂商的跟进。语音功能被炒得沸沸扬扬,似乎我们与电子产品的互动方式已就此彻底改变。

接着又掀起了一轮大力贬斥的声浪。

电子产品资讯网站Gizmodo,打出了“Siri乃苹果公司背诺之作”的标题。大家发现,有时在你口述完一段文本后,Siri会沉思片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已有多名消费者对苹果发起了集体诉讼,指控苹果涉嫌虚假宣传。苹果方面则表示,Siri还处于公测阶段。

到底是怎么回事?Siri,这位电子界的救世主哟,怎么会成为如此失败的产品?

所有人都忽略了一项事实:“作为虚拟助手的Siri”与“作为语音识别引擎的Siri”须区分看待。就像现实中所显示的,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功能,迈向成功的轨迹也大相径庭。担当虚拟助手的Siri,其开发商是Siri公司,后被苹果公司收购。(Siri其实是研究机构SRI早年某个军用人工智能开发项目的副产物。这下清楚了吧?)

而听写功能——涉及文本语音转换(text-to-speech)技术——则由美国Nuance软件技术公司提供,该公司旗下产品包括语音识别输入软件Dragon Naturally Speaking等。

在你口述文本时,Siri会生成相应的音频文件,并将其发送到Nuance公司的服务器上;服务器会对这段音频进行分析,再将转换出的文本返回到你的手机上。Siri容易在网络信号不佳或手机网络发生拥堵时表现失常,原因就在于此(使用Wi-Fi上网时,Siri的听写功能就会好用很多)。

需要与远程服务器进行数据交换,正是Siri的听写功能准确率不尽如人意的症结所在。

语音输入的问题还不止于此。不正常的背景杂音、起风、口部与话筒之间的距离不定,均会增加手机完成文本语音转换的难度——准确率也远不如PC版的语音输入软件,后者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使用Siri(还有恐怕更经不起考验的Android版语音输入应用)听写出来的文本,平均每段都会出现两到三处错误。

PC版语音输入软件的表现则好很多——准确率接近100%,因为它没有这些困扰。经过你的训练,PC版的语音输入软件可以做到只识别一种声音:你的嗓音。而手机版没有训练功能。声音识别训练所涉及的运算量是远非手机所能负荷的。

这些贬斥的声音并非欲加之罪。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些每一次都能正常使用的消费电子技术:电子邮件、全球定位系统、数码相机。依赖于手机上网质量的语音输入技术,性能却时好时坏。这种状况出现在当今时代,难免会令用户感到难以接受。

但我们也别对Siri全盘否定。Siri的“虚拟助手”功能——所有那些设定闹钟、拨打电话、发送短信、安排行程之类的指令——性能就很稳定。哪怕你所用的全是些最基本的指令,像是“X点叫我起床”“拨打XXX的电话”“发条短信给XXX”“提醒我……”等,也能帮你节省时间、避免错漏。

自由形式的手机语音输入是一项尚未成熟的技术。不过,它在电子产品控制界面领域的应用,让我们看到了语音输入软件的光明未来,一如Siri在之前所承诺的那样。不妨等到Siri公测结束后再来评说。(翻译 薄锦)

“人肉”小偷侵犯隐私吗

有个家伙偷了我的iPhone。我对他进行了追踪,然后把他的地址发到了网上。这是否侵犯了他的隐私权呢?撰文 戴维·波格(David Pogue)

2012年夏天,当我登上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的列车时,根本不知道等着我的会是一段怎样的旅程。

当我在老家康涅狄格州站下车后,发现我的iPhone不见了。但我当时仍存着几分希望。苹果的免费服务Find My iPhone(寻找我的iPhone)可通过GPS、Wi-Fi和手机信息,对丢失的苹果产品进行地理定位。没过几天,Find My iPhone就发来一封电子邮件,通知我手机已经找到了——地图显示,它就在马里兰州锡特普莱森特市(Seat Pleasant, Md)的一个房屋里。

哦,太妙了。我要怎么拿回一部远在5个州以外的手机啊?于是我头脑一热,就去推特(Twitter)上发了条推文,说了我手机丢失的事。“Find My iPhone显示,它就在马里兰州。有人愿意帮我把它找出来吗?探险开始!”我还附上了一张地图,那枚绿色的定位标记就钉在一个房屋的卫星图片上,一个外形平凡无奇的房屋。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帮我寻找手机的消息便传遍了各大博客及推特,甚至登上了国家级的报纸和电视。“波格的手机在哪里”变成了一场高科技的寻宝游戏。

利用Find My iPhone所提供的地址,当地警方也介入了此次案件。那个房屋的屋主招认了自己偷窃手机的罪行——当然,他对于警察如何获知他的具体方位,感到困惑不已。然后又过了一天,我便拿回了自己的手机。(我决定放弃提起诉讼。)对我来说,这件事就是这么回事。现代科技+警方表现良好的传统动作=圆满结局,不是吗?然而对于有些人来说,并不是这样。有很多人都为此次事件感到困扰。他们将我发布窃贼地址的行为,视为对其个人隐私的野蛮侵害。“这个国家还有没有底线可言啊?”有位读者写道,“波格先生……不仅……将临时的‘代理权’委托给了大众,(为他们)提供了设备所在地的详细地图,还把警察也叫了过去。那里可是他人的私人住宅。这把隐私原则置于何地?”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等等——我们这是在对小偷表示同情吗?”敢偷别人的东西,不就要冒着放弃部分权利的风险吗?我在推特上发布的内容,跟警察局里印有嫌犯照片的通缉海报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具体到这一次的案件,区别就在于:贴出地图、发起追捕行动的一方是我个人,而非执法机关。这会不会构成对小偷个人权利的侵害?会不会导致美国从此沦为一个网民化身联防队员的世界?

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法律并没有对手机方位信息的获知权做出全面且明确的界定,就连政府或执法机关都是如此。有时候,警方需要申请相关的许可文件,才能要求手机运营商提供这类信息,有些时候就不用。而就我这次事件而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的隐私研究员克里斯托弗·索格安(Christopher Soghoian)表示,在这方面我们甚至没有多少法律可以遵循。美国国会在2011年提交了一项法案,简称GPS法案(Geolocational Privacy and Surveillance Act,即《地理位置隐私与监督法案》),这项法案肯定会反对这类“查找手机”的服务,认为失窃手机的机主利用地理定位信息协助案件调查是“非法”的。

索格安认为,我有可能违反了州里的某些骚扰或跟踪法规。不过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从法律还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说,这种委托大众帮我寻找手机的行为,带来的影响都极其恶劣。要是我没有在网上擅自曝出对方住宅的照片就找到了手机,情况还不会这么糟。要是从一开始他就没偷我的手机,或者在偷到后回应了我发到手机上的“拾获者有赏”的短信,情况也不会这么糟。可是结合地理位置追踪和社交网络这两股力量,似乎是种现成的招数,当时的我实在来不及细想。

说到底,这个社会真正需要的,也许是个名为“寻找我的道德指标”(Find My Moral Compass)的应用。(翻译 薄锦)

高清显示屏的尴尬

如今的数码设备,屏幕像素远超以往,但是所有这些视觉享受都是有代价的。撰文 戴维·波格(David Pogue)

苹果的iPhone 4将“视网膜屏”(Retina Display)推到了大众面前,世界为之沸腾。科技资讯网站Engadget上的一篇评测文章称“世上从未有过画面如此细腻、清晰、赏心悦目的屏幕”。《连线》(Wired)杂志则表示“盯着这块屏幕看会上瘾”。

他们所赞叹的对象,正是视网膜屏那极高的像素密度。iPhone 4的像素密度为每英寸326像素(ppi)——人眼在正常视距外观看如此精细的画面时,完全分辨不出屏幕上的像素点。苹果接着又将视网膜屏用在了iPad(264ppi)和MacBook Pro系列笔记本电脑(227ppi)上。

分辨率大战由此拉开帷幕。三星、诺基亚和HTC分别陆续推出了显示屏像素密度为316ppi、332ppi和440ppi的新款手机。谷歌的Nexus 10平板电脑,像素密度甚至超过iPad,达到了300ppi。

随后,连电视机制造业也加入了这场大战。厂商们推出了4K超高清技术——其分辨率为高清电视屏幕的4倍。整整4倍!在某种程度上,分辨率的提升的确带来了更好的视觉效果。不过在这句评语旁,还要再加上几句批注。

低分辨率图像在高分辨率屏幕上并不会获得更好的视觉效果。做过iPhone应用程序开发的人都知道,低分辨率图像在高分辨率屏幕上并不会得到更锐利的显示效果。在高分辨率显示屏上,手机只是使用了双倍的原始像素而已(低分辨率图像上的每一个像素,在高分辨率屏幕上都变成4个像素来显示),这并不会改善图像的锐利度。

事实上,它们的视觉效果反而更差。你或许还记得,高清电视机(HDTV)刚上市时,播放标清信号的画质还不如标清电视机(现在还是这样)。猜猜看,电视机之外的其他屏幕会怎样?当然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理论上来说,由于像素提高1倍,标准分辨率的图像在高分辨率屏幕上显示时锐利程度并不会下降。然而,许多MacBook用户沮丧地发现,视网膜屏出现之前的图像显示在视网膜屏上时画质更差。这或许是因为标准屏会自动平滑相邻像素间的差异,而在视网膜屏上,这种差异变得微乎其微,导致精妙的平滑渲染技术再无机会一显身手。

整体而言,这一问题在世界上最大的应用程序——互联网上表现得尤为显著。为视网膜屏重新设计的网站少之又少,所以在视网膜屏上浏览网页上的图像,画质通常都很糟糕。

更大意味着更慢。如果网站设计师们真的着手设计了高分辨率版本的网站界面,那么网站所用的图像文件就会变得更大,加载速度也会跟着变慢。在网络流量按兆字节(MB)计费的手机和平板电脑上,打开这样的网站会让用户花费更多的钱。我们真的想用更长的等待时间、花更多的钱,来浏览那些图像更锐利的网站吗?难道就没得选吗?

我们都已经被运营商们强行设定了每月数据流量上限。莫非我们就那么想让一个又一个高分辨率网站,每个月都消耗我们4倍的网络流量吗?

文本应该可以自动实现更锐利的显示效果,但这是有条件的。刚才所说的图像显示问题并不会出现在文本的显示中。文本不是图像。但凡程序或网页要显示文本时,苹果针对视网膜屏专门定制的软件均会自动向你的显示屏输出极为锐利的文字。

不幸的是,上面这句话只有在软件开发公司使用苹果给定的文本处理程序时才成立,并不是所有软件公司都会这么做。比如,用Adobe的排版软件InDesign制作出来的文档,文本显示效果就一塌糊涂。

4K电视信号播送?洗洗睡吧。把电视机屏幕视网膜化的想法更是格外荒谬。不会有哪家有线或卫星电视运营商愿意发射4K电视信号,因为一个4K电视信道所需的带宽足够用来发射4个高清频道。为了节省带宽,运营商们都已经开始发射低分辨率的高清电视信号了。

4K视频所需的数据量也大大超过了DVD、蓝光光盘或者网络流媒体的承载能力。那你在4K电视机上还有什么可看的?

购买索尼84英寸4K电视机的用户,可以从索尼公司那里租借一块硬盘,里面储存着10部索尼自己制作的4K影片。

难道我们就只好这样?把几块硬盘寄来寄去?

进入超高清时代所需的硬件设施已经就绪。现在我们需要想清楚的问题是:在手机、网站和电视机上,如何把那些高分辨率的内容全部“塞进去”。(翻译 薄锦)

充满变数的谷歌眼镜

穿戴式的眼镜型电脑将记录下你所看到的一切。对此,我只能祝福你真能找到愿意跟你当面交谈的对象。撰文 戴维·波格(David Pogue)

任何一项新技术在一开始都会引发大众的不适。人类社会曾经用了很长时间,才接受了手机的普遍使用。在手机之前,则是电视机;电视机之前,又有拖拉机。所以,当许多人对谷歌眼镜(google glass)表示嘲笑和蔑视时,我只是翻了翻白眼。“又来了,”我心想,“就是对新技术的下意识排斥嘛。”

其中大家最担心的问题,似乎是注意力的分散。谷歌眼镜采用了眼镜式的外观,只是拿掉了镜片,看上去就像横在你前额上的一根头带。只要轻触耳机,你便可通过语音指令进行操作,让它完成通常由智能手机处理的那类任务,比如设定日历提醒、寻找附近的寿司店等。这就是我们所要的,对吧?在开车的同时,阅读文字,观看影片;和他人面对面交谈时,浏览邮件,从而进一步拉低“无礼”的底线。

这些担忧完全是误入歧途。当我终于有机会试戴一下谷歌眼镜后,我发现,这副眼镜根本不会在你眼前形成任何遮挡。你还是会在与人交谈时与对方眼神交会。你还是会看到眼前的路面。谷歌眼镜的屏幕,小到根本不会遮挡你的正常视线。

在那些恶搞的模拟视频里,人们戴上谷歌眼镜后,做任何事时,都好像是透过一块布满警示与广告信息的屏幕窥伺世界的样子。然而事情并非如此。你只需时不时地抬眼瞄一下谷歌眼镜的屏幕即可,和你查看手机屏幕时的情形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你不必低头,不必在口袋里乱翻,所以你反倒可以宣称,它能减少注意力的分散。几乎可以将双手完全解放出来的谷歌眼镜,应该会给人无可比拟的便利感才对。

即便如此,谷歌眼镜要获得大众的普遍接纳,恐怕仍有一场硬仗要打。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售价,也绝不只是因为这又是一件需要每天都充电的设备。

是的,这些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难题其实是谷歌眼镜佩戴者的自我优越意识以及由此给非佩戴者带来的严重不适。过去一年里,只有谷歌公司的员工和社会名人有机会戴上谷歌眼镜。可是,当我在公众场合走近一位戴着谷歌眼镜的谷歌员工,与之展开交谈时,我们之间的互动体验带给我的强烈不适感简直让我抓狂。

她就站在那里,戴着那根外观令人戒备、伪未来主义感的(faux-futuristic)“头带”——内置一个对准我面部的摄像头。我唯一知道的是,它一直在对着我拍照。我本来以为,谷歌眼镜在拍摄时,应该会亮起一个小小的显示“拍摄中”状态的指示灯。可是,这位谷歌员工戴的是一件工程样品,而不是最终的成品。在这里插一句,开发一款不会激活拍摄状态指示灯的拍摄类应用程序,大概需要一个人一天左右的时间。

这就为谷歌眼镜佩戴者赋予了控制地位。他们可以拍摄图片和视频,发布到互联网上,甚至不排除利用面部识别应用程序,在人群中探知陌生人身份的可能。

早在谷歌眼镜正式发布数月前,美国西雅图一家酒吧就明令禁止佩戴谷歌眼镜的顾客入内。这家酒吧的老板告诉当地电台的工作人员,他的老顾客们“实在不想被人偷拍或偷录,并把照片或视频传到网络上”。

你也许喜欢出现在镜头里,也许不喜欢。但不管是哪种情况,现代社会的预设前提是,你知道自己正在出镜。而有了谷歌眼镜以后,没有谁会再手持一台摄像机或一部手机对着你。你再也不会知道,你的交谈对象是不是正在对你拍照。这违反了一条不成文的社交规则。我不喜欢这样。我只想让那位谷歌员工把那副该死的眼镜摘下来。

所有这些因素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网民会给这款特殊眼镜的佩戴者们起了一个专门的诨号——“Glasshole”。如果谷歌不小心行事,这款眼镜最终势必重蹈“赛格威”(Segway,一种电动的个人用运输载具,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划时代的科技发明,但由于诸多现实因素,上市后市场反响并不如预期)的覆辙。那样的话,它虽仍不失是一项震惊世界的科技成果,然而由于在公众场合佩戴时引发的无尽尴尬和令人侧目的自我中心感,最终只能沦为“神龛上的摆设”。(翻译 薄锦)

机器识别的迷梦

完美认知型计算机的美梦,何以一次又一次令我们心碎。撰文 戴维·波格(David Pogue)

各大电子产品博客或许陷入了对像素和处理器速度的狂热追求中。但要说到真正令大众眼花缭乱的东西,不妨想想一项极少被大家提及的技术——对现实世界中图像和声音的机器识别(machine recognition)。

该领域的成功案例标志着运算与软件的胜利。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上的语音输入,准确率高得惊人。触摸屏所用的手势操作,基本上都很有效(毕竟要识别的动作就那么几种)。微软公司为Xbox游戏机推出的Kinect和三星公司出产的一些电视机,已经为我们带来了人体动作识别的功能。Windows 7和Windows 8的手写识别也堪称亮点,无论是印刷体的文字还是手写的潦草字迹,均可成功识别。

音乐雷达(Shazam)、音乐猎手(SoundHound)等手机应用程序,能够识别出正在播放的流行音乐,并显示出对应的曲名、演唱者和专辑名。谷歌公司为安卓手机和苹果手机开发了一款名为“谷歌护目镜”(Google Goggles)的应用程序,只要拍一张图书封面、DVD包装盒、酒类标签或画作的照片,该程序就会立刻为你呈现通过谷歌搜索相关物品的结果。

软件甚至可以识别视频中的人脸,YouTube的版权保护算法也能将你上传的视频,与已知的受版权保护的资料进行比对,确保你发布的视频不是出自某部影片。

这一切简直神奇极了。这些应用程序在表现良好的时候,对声音、图像和动作的识别,看起来真如魔法一般。不幸的是,这一点被营销人员发现并充分利用。他们向消费者介绍各种计算机识别功能时,说得简直天花乱坠,而事实上,这些功能的稳定性简直堪比冷核聚变。

数十年来,我已经多次遭受一种只能称之为“识别失败心碎综合征”(recognition-failure heartbreak syndrome,缩写为RFHS)的痛苦。厂商承诺的人类指令识别功能,吸引我买回他们的产品,结果这些产品的实际表现根本不值得你放在心上。

还记得声控灯吗?我上中学时就买过一只。有时候,只要拍一下手就能把灯打开,但有时候就得拍许多下。我还买过一只口哨开关。它可以通过声音识别——一声尖锐、急促的口哨——打开电子设备的电源。好吧,开灯,很好,灯亮了——但是还触发了电水壶、吱嘎作响的仓鼠转轮,还有响亮的喷嚏。我也曾上过苹果公司早年推出的Newton的当,这是一款售价为700美元的手写识别设备,结果每使用5次,大概只有2次能正常工作。

三星公司曾反复承诺,他们的Galaxy S4手机可以将输入的语音片段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就像电影《星际迷航》中展现的那样。根据他们的描述,只要手握这部手机,伸向一位用法语询问“Où sont les toilettes?”的人,它就会大声播放出相应的翻译:“洗手间在哪里?”

可事实上,三星只是在一种语音识别技术的基础上,增添了另一种不成熟的识别技术而已。这款智能翻译应用程序名叫S Translator,它甚至听不懂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的发音,更别说把非英语的句子翻译并转换成英语表达了。我猜测三星公司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如果S Translator真那么好用的话,必然会成为宣传文案上的加粗标题,而不是在列举新功能的时候一句带过。

我们还要失望多少次,才会开始放弃这些特性?我们还要打回多少种产品,才能让厂商在多少打磨一下这些技术后,再大肆宣扬他们那“奇迹般的”功能?

我对此是深表同情的——基于软件的识别技术并不容易。这可不像把统计报表中的数字加起来那样有唯一正确的答案。你要求软件处理的,是一些模糊、不确定的输入变量——声音、图像、动作、潦草的字迹,这就是识别技术无法做到百分百准确的原因所在。需要处理的对象本来就不一致,难怪各种识别技术总让我们失望。或许再过几十年,会有更精密的传感器、更快的处理器、更大的数据集和实验,最终我们将从持续的“识别失败心碎综合征”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或许IT企业和消费者都应该加强一下自己的认知:让机器识别我们的现实世界,的确令人心潮澎湃,但在眼下还只是一种期待。(翻译 薄锦)

手机代替记忆?

我们随身携带的智能手机,是否已经让记忆力变成过时的技能?撰文 戴维·波格(David Pogue)

我父亲小的时候,只要能背诵出历任美国总统的完整名单,就能从他父亲那里得到25美分的奖励。“第一任,乔治·华盛顿。第二任,约翰·亚当斯……”

到我这一代,父亲也和我达成了同样的“交易”,并把奖励提高到5美元。至于提高奖励金额的原因,我父亲的解释是“因为存在通货膨胀,而且现在的总统名单更长了”。

2013年,我也曾悬赏了10美元,让我的独生子为我做同样的背诵展示。可是,我儿子却回以一脸困惑——为什么要背下这么一长串总统的名字?他争辩道,如今这个年代,“人人都有智能手机”,而且会一直这样用下去。

他说的很可能是对的。

2013年第二季度是个转折点——智能手机的销量超过了普通手机,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换句话来说,在衣服口袋里随身携带一台小电脑,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只需简单点击一下,就能看到谷歌搜索结果。所以,至少在我儿子看来,实在没什么必要去记住许多东西,比如总统名单、化学元素周期表、各州首府,或者10以上的乘法表。

对此,我们这一代家长的反应恐怕可想而知——沮丧和失望。我们往往会这样说:“现在的小孩子啊!或许我们不该把所有事情都变得太简单?如果他们没有储备足够的基础知识,又怎么能把新的信息融入自己的知识体系呢。”

这种观点可以理解。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一条有力的抗辩: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我们会逐渐抛弃一些过时的技能。这是历史进步的一部分。既然我们都不怀念铸字排版术、摩尔斯电码表,或者操作电梯的诀窍,那又何苦要哀悼记忆力的退化呢?

也许记忆力不同于那些职业性的技能。也许对既有知识的储备更为基础、更为关键,需要我们拿出更积极的态度来保住这一技能。

但在此之前,我们就面临过同样的难题——至少是极为类似的难题。便携式计算器开始大行其道的时候,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也曾百般担忧学生的笔算能力会有所退化。当时,我们施行基础数学教育已有数百代人的时间,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将这门专业技能交托给机器了呢?

是的,那时我们就准备好了。时至今日,几乎全美的所有院校都允许学生在教室里使用计算器。学校甚至允许——事实上根本是鼓励——学生在SAT(编者注: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俗称“美国高考”)考场上使用计算器。

最后,我们推论出(也可能只是使之合理化),决定性的技能乃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非基础运算。反正计算器会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那为什么不用它完成那些繁冗的计算工作,为学生留出更多的时间,学习更为复杂的概念,钻研门槛更高的难题呢?

同样的道理,说不定我们很快就会得出结论,认为单纯地熟记基础知识不再是现代学生的学习任务之一。说不定我们应该用智能手机调出必要的相关资料,然后让学生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能力(逻辑、阐释,以及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和个人能力(积极性、自控、宽容)上。

当然,这是有限度的。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记住一些信息,比如最基本的运算规则、常用单词的拼写、自己居所的周边环境等,否则,如果每天都要查询这些信息,那也太愚蠢、太浪费时间了。如果没有熟记这些信息,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人际关系和交流中,也就干不了多少事情了。

不过,不管乐意与否,我们或许都得承认,除此之外的其他信息恐怕很快就会迎来与书法、卡片目录和长除法相同的命运。至少在我们还没有某种更先进的技术可以将信息直接植入大脑之前,当我们需要获取某些深奥的基础知识时,就只管拿起自己的手机吧。(翻译 薄锦)

专心开车,发什么短信

一些手机应用试图利用语音操作,为驾驶者带来更安全的信息发送体验,但它们失败了。撰文 戴维·波格(David Pogue)

最有意思的科技发展,绝非数码产品本身,而是这些数码产品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举个例子,尽管手机革命全面展开已有数十年之久,但我们仍在不断摸索该如何将手机融入我们的生活。在公共场合接听和拨打电话,应当遵守哪些准则?在用餐期间收发电子邮件呢?还有最重要的,在驾车期间使用手机呢?

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谈及摩托罗拉的新款手机MotoX。这款手机就像当今的大部分手机一样,你也可以通过语音来操作它:为你朗读新短信的内容(然后利用语音识别输入回信内容),查收电子邮件,拨打电话。不过,这款手机的功能不止于此——你甚至连一个键都不用按,就可以启用语音控制模式。你只需说一句“OK, Google Now”。这款手机随时都可以接收语音指令,你完全不用触碰它,连看一眼都不用。

显然,这是朝着提升安全性的方向迈出的一步——我曾经这样断定。你完全可以将手机搁在车内的杯架上,双手始终放在方向盘上,双眼始终盯着路况。

不过,不少读者对此表示非常“吃惊”。其中一条代表性的评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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