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逸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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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史(戴逸文集；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试读：
满族兴起的精神力量
满族是女真族的后裔。女真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曾建立了与宋朝对峙的金朝政权。岁月星河，山川巨变，1234年，蒙古铁骑踏平了金朝京城，女真族流落于白山黑水之间。三大部族沿江而居，建州居牡丹江，海西住松花江，野人布黑龙江，各立山头，不相统属，势力衰微，陷入了发展的低潮时期。
历史的车轮慢慢前行，到16世纪末叶，迎来了民族再兴的机运。1583年，建州女真的英雄努尔哈赤起兵攻打尼堪外兰，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20多年的统一战争，联海西、野人各部为一体，创八旗，筑都城，造人才，设议政，理诉讼，制满文，奠定了日后对抗明朝政权的基础。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发檄征明，攻城略地，使明朝疲于奔命。1644年满族挥师入关，败李自成、张献忠，灭南明小朝廷，建立了大清王朝，成为全国的统治力量。
满族崛起于青萍之末，力量可谓弱小。努尔哈赤发兵征战，最初只有遗甲13副，聚合胞弟舒尔哈齐的兵力也不过1. 5万人，估计全部满族也只在六七万人。到满族入关，挥师南下之际，整个满族人口估计为60万人。然而她面临的强劲对手是疆土广阔、物产丰饶、人口众多的明朝，记录在册的人口就达到了7 000万，实际数目要逾1亿之多，几乎是满族的200倍！两者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满族居然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发奋图强，潜滋暗长，壮大力量，最终打败了曾经仰视数百年的明朝政权，开268年统治中国之基业。这不能不被称为历史奇迹，也是历史发展之谜。
剖析历史奇迹，破解历史之谜是史家义不容辞的职责。多年以来，治史者析史料、调视角、分层次、构框架，梳理出明灭清兴的种种因素。从明朝ー方来看，政治腐朽，内耗争斗，实力消磨；农民起义波澜壮阔，风起云涌，削弱了国力；吏治腐败，辽东政策失误，自毁长城。再从满族一方来看，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等杰出人物接连而出，代有人杰；内部适应于急剧变幻的社会大势，组织结构全方位迅速调整；实施了正确的军事战略与策略。凡此种种，都可看作满族取得胜利的原因。但我认为：满族崛起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于精神力量。充满蓬勃朝气、奋发向上的满族，托起了民族的脊梁。艰苦拼搏，百折不挠，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直至创建全国政权，精神力量是不可或缺的根本因素。这种精神因素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骑射尚武的精神
满族散居东北沃野，山林茂密，草场广阔，形成狩猎与农耕并重、锄镐与骑射并举的社会习俗。1601年，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融军政体制为一体，突出八旗制度的军事特征，培养满族骑兵勇猛剽悍、奋勇拼杀的尚武精神。激战萨尔浒，五日三战，勇猛顽强，铁骑如风卷残云；攻打锦州，三次增兵，不惧死亡，亲王贝勒冲锋陷阵，身先士卒；八旗铁骑金戈铮铮，旌旗猎猎，所至无不披靡。人数虽寡，但能够战必胜、攻必克。尚武精神锻造了一支勇猛顽强、意志坚定的民族力量。没有这种尚武精神，满族凭什么与强大的明朝对抗呢？
二、民族凝聚的精神
女真本是分散的部落，建州、海西、野人互相征伐，部落之间的侵扰连绵不绝。然而，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诞生了满族之后，满族从此像被注入了一种神奇的活力，整个民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向心力，捐前嫌，释旧怨，重团结，产生了影响久远的民族凝聚力。新兴的满族，内部团结坚如磐石，表现出极端的坚忍性。当然，满族上层不乏争权夺势、互相倾轧之人。努尔哈赤起初与弟舒尔哈齐共领建州，各自拥有自己的部众与财产，不相上下的实力促使舒尔哈齐频频挑战努尔哈赤的权威，受挫后企图率众出奔，摆脱努尔哈赤的控制。努尔哈赤果断囚禁舒尔哈齐，扼分裂势态于萌芽之中。皇太极承续大统，最初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共同分享权力、人口、财产，位势相埒，后来皇太极从打破旗主专权入手，进而幽禁阿敏，降格莽古尔泰，处罚代善，独领正黄、镶黄、正蓝三旗，兵不血刃，剪除异己势力，恢复汗位权威。皇太极死前未指定继承人，于是两黄旗拥立的豪格和两白旗推出的多尔衮势同水火，以至于皇太极驾崩之际，双方调兵戒备，几乎同室操戈。结果两王妥协，拥立福临（即顺治帝）。满族的发展躲过分裂的劫难，汹涌奔腾，迎来了世所瞩目的康乾盛世，从而把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的发展推向了顶峰。
满族上层矛盾的成功化解，是民族凝聚力的典型体现。在面临关内强劲对手的形势下，顺大局，识大体，使内部争斗规限在家族范围、言辞交锋的程度之内，严格控制矛盾的激变与扩大，力图以妥协让步的办法化干戈为玉帛，于事态初萌之际一朝化解，从未演成巨大的民族内部动荡，动摇民族延续的根本。这种克制上层矛盾的广度与深度，关注民族大局的精神，保障了满族草创政权之初，能够几经风霜雨雪，却依然坚定不移地向共同的目标奋进。200多年后，太平天国统治集团未能很好地把握内争的分寸，洪、杨政争引发了一系列的流血事变，数万将士没有战死在抗清的疆场，却死在自相残杀的“天国”土地上，因而战斗力衰落了，凝聚力散失了，元气大丧，一蹶不振。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史实，给后人以永远的警示。坚忍的民族凝聚力是满族崛起的关键。
三、团结包容的精神
满族不仅团结本民族共同发展，而且还包容其他民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部分敌人为友，削弱敌人，壮大自己，使力量对比逐渐彼消此长，把优势掌握在自己手中。
满族十分重视团结地域广大、实力超群的蒙古族势力，将如何处理好同蒙古族的关系看得至关重要。皇太极起初与蒙古族并不亲睦，曾派大军深入漠南，武力征服林丹汗，但随后皇太极会盟漠南蒙古于盛京，联络漠北蒙古喀尔喀三部。蒙古族归附，化敌为友，从此骁勇善战、疾如闪电的蒙古骑兵与八旗将士并肩作战。清朝初年满族通过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与蒙古上层深相结纳，满蒙一体，休戚与共，不仅稳定了后方，退有依托，而且极大地弥补了满族人口单薄、兵力不足的缺点，背靠满蒙，窥视中原，进攻退守，游刃有余。
汉族是满族最主要的敌对势力。努尔哈赤兴兵伐明，与汉族的民族矛盾上升到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军事战争。然而，满族并非只是一概固守民族观念，驱全部汉族人众与自己为敌，而是分化利用，凡是投降归附的文人士宦，位尊威崇，加以重用，范文程、李永芳、马光远、高士俊遂成为皇太极的左膀右臂。尤其范文程参与帷幄，领[2]受机密，“每议大政，太宗（皇太极）必曰：范某知否”，宠爱信任，无以复加！明朝武将，对峙疆场，生死鏖战，性命相搏，可谓仇深似海。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祖大寿、洪承畴、吴三桂都是明朝辽东能将，数度与八旗狂飙殊死厮杀，筑起明朝的辽东屏障。但这些人投降之后，皇太极即广为包容，收编重用。满族团结包容其他民族力量，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削弱敌人，壮大自身，故能以弱胜强，统治全国。
四、学习先进的精神
满族初兴，文明低下，狩猎稼穑，仅供所需，领主部落，尚处于奴隶制度时代。但满族不因循守旧、拒绝先进，而是虚心学习，剔劣纳优，加速文明进化的步伐。红衣大炮由西方传教士引进，威力巨大，杀伤力强，曾使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受挫。清兵日后缴获该炮，悉心研究，俘虏明朝降将降卒仿造大炮，也拥有了攻城利器。满族与汉族，属文明阶段的两个层次，差距甚大。但满族不故步自封，而是倾心学习，承续明朝体制，吸纳汉族文化、典制中的先进部分，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创设出符合历史发展的文化传承、典章制度。女真文字已不通行，努尔哈赤遂命额尔德尼、噶盖两人仿蒙古文为字，以女真语为音，创制了老满文，尽管文法不备，缺点甚多，但文字的创制推动了女真社会向更高文明迈进。
儒家学说长期被奉为封建王朝的治世经典，满族入关即派官祭祀孔子，允许孔氏后代袭衍圣公。入关随俗，尊孔崇儒，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恢复科举取士，给饱读诗书的士子以“学而优则仕”的出路，淡化了他们心中滋生出的恋明反清的情绪。
清朝初兴，追踪先进，倾心学习，即使是自己的敌人，只要优而有长，亦纡尊求教，虚心仿制。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如饥似渴学习的精神，使满族在半个世纪的风雨征程中，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终建立了全国政权。
朱诚如教授在《明清之际的历史走向》一文中说：“一个天崩地裂，天下大乱的时代，谁抓住了机遇，就会赢得胜利。”的确，明朝覆亡赋予李自成大顺军、张献忠大西军、南明政权、东北满族四方以平等的机遇。四方角逐，表面上拼打的是政权体制、后方补给、军事战略等浅表因素，实际上较量的是综合素质，而具有拼搏向上、锐意进取的一方无疑能够超乎其他三方，抓住历史机遇。李自成大顺军入城之后，追赃逐利，沉湎陶醉，失去进取之心。张献忠大西军杀戮过甚，树敌众多，矛盾重重，分崩离析。他们都抓不住历史机遇。南明政权偏处一隅，安于现状，惰性充盈，锐气全无，更不能抓住历史机遇。而满族凭借骑射尚武、民族凝聚、团结包容、学习先进，故能在历史机遇来临之际，因时乘势，席卷全国，取得全面胜利，这绝不是历史偶然的偏爱，而是历史必然的结局。当然，清朝统治后期，钟鸣鼎食的优裕生活消弭了满族优秀的精神品格，满洲贵族腐朽堕落，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失去了早期的精神力量。辛亥革命，义旗高举，满族政权灭亡也是必然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公平地对待每一个统治政权，关键在于能否自觉自强，适应历史的趋势，大踏步前进。
毛泽东曾经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民族的崛起，一个社会的复兴，固然需要物质力量丰厚，军事实力强大，更重要的是要有精神力量的支撑。一个萎靡不振、腐败丛生、不思进取、见利忘义、舍本逐末的群体是不会有远大前途的。中外朝代更迭几乎如此，概莫能外，显示出一个兴衰更替的社会规律。
满族精神力量在几个世纪的凝结与衰微的变迁历程，并由此精神力量所导引的清朝历史轨迹，给了我们发人深省的启示。注释[*]原载《满学研究》第五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2]李果：《在亭丛稿》卷六《范文肃公传》。[*]
满族命名三百六十年
1995年是满族命名360年。后金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亦即1635年，当时已称皇帝的女真族皇太极下谕将原来的族名“诸申”改称“满洲”，这次命名可视为满族形成的标志。原来的女真族，经过长期演变，经过民族内部的分化与外部的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诞生了。
当然，民族的形成是长期的历史过程，不是几个月、几年的事情。从原来较小的建州女真征服和统一各部，融合了东北的许多民族、部族，发展经济文化，建立政权，创制文字，形成共同的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有了共同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这样，满族逐渐形成了。满族开始形成时是一支朝气蓬勃的、活跃的力量，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人数虽少，但进步很快。满族正式命名10年之后，即1644年，驱兵入关，打败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打败了南明几个王朝，建立起全国政权——清朝。它统治中国达268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这里要谈谈满族和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满族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满族上层建立了清朝。满族全体并不是统治者，满族下层也是受压迫的。但要谈满族的贡献又不能离开清朝，因为满族的英勇坚强、聪明才智有很多体现在清朝的治国思想、政治决策以及政绩、成就之中。
综观268年的历史，满族对祖国、对中华民族做出了伟大贡献。在清朝的统治下，中国社会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过去，在辛亥革命反满思想的影响下，对满族和清朝的历史业绩极度贬低，这是历史形成的。今天应该客观地、公正地、清醒地对其重新进行评价，应该廓清迷雾，还历史以真实面目。
以下，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经济方面。从经济成就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的经济指标和生产总值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难以比较，但历代的人口有相当详细的记录。我们可以从历朝历代所能养活的人口数目来推测当时的生产水平。中国历史上最盛的汉、唐、宋、明，全国人口记录最高是7 000万人。专家们认为这个数字偏低了，实际人口已超过1亿。但清朝经过康雍乾盛世，人口大量增长，道光时已有4亿人。要养活4亿人口，必须有相应的粮食产量，因此可以推断清代的粮食产量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朝代。我做过粗浅的研究，估计18世纪末中国的粮食总产量约有1 020亿公斤。中国是个农业国，粮食生产是衡量经济水平和国家实力的主要指标，可以说，清朝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清朝的农业生产为什么能达到这样高的水平？这里不能详谈。简单说来：（一）开发边疆。历史上的边疆地区都是游牧区，清朝在边疆进行农业开发，东北、内蒙古、新疆、台湾、云贵等地的耕地大量增加。（二）大力推广新的农作物品种。如白薯、玉米、花生都是高产农作物，在山区、旱地都能种植。高产农作物大大缓和了粮食危机。（三）大规模的水利工程。黄河、淮河、永定河、江浙海塘以及各地的河、湖、沟、渠，清政府和民间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进行整治，发挥了较大的效益。（四）减免赋税。康熙、乾隆年间，太平盛世，多次普免或减收赋税，与民休息，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除农业外，清朝的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也十分发达，资本主义萌芽在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中已经出现，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清朝经济的成就达到了封建时代的高峰。
第二，政治方面。满族和清朝在政治上的贡献是巩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改进了国内各民族的关系，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力、凝聚力。这是极其伟大的成就，是以前许多民族、许多朝代没能做到的。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民族，一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二是中原的农耕民族（如汉族），三是西南的山地民族（如苗族、壮族、瑶族、白族）。历史上，北方的游牧民族常常和中原的农耕民族对峙、战争。万里长城就是农耕民族修筑的防卫工事。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一统的时代，如汉、唐、元、明，但统一的规模、程度和时间都赶不上清朝。汉、唐在边疆地区设置都护府，但时间不很长，管理松散，各地自治程度很高。虽然元朝版图很大，统一范围广，但分成四大汗国，各自为治，且军事统治色彩浓厚。明朝的统辖，西不能到哈密，北不能到蒙古。只有清朝，当康熙打败吴三桂、统一台湾以后，以极大精力经营北部和西北、东北。一面抵抗俄国对黑龙江的侵犯，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另一面进行平定准噶尔的战争，断断续续，历经康雍乾三朝70年之久，至乾隆中叶，平定了准噶尔、回部，统一了新疆。清朝不仅一举解决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冲突，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发展边疆的经济、交通和文化，建立行政机构，筑城驻军，加强管理。清朝版图最大时达1 200多万平方公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统一。所以，周恩来总理说：“清代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清朝中叶以后，再也没有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了，中华民族大家庭聚合并逐步巩固。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国内民族关系的新格局。各民族团结联合，并肩抵抗外国的侵略，斗争的大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各民族共御外侮代替了内部争斗。在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立下卓越的功勋。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海龄率领镇江的满族兵英勇抗击英军，受到恩格斯的高度赞扬，又如蒙古族的总督裕谦在浙江殉难；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在大沽口抗击英法联军；中法战争中，有英勇战死的云南白族将领杨玉科；甲午战争中，有抵抗日军而牺牲的回族将领左宝贵；八国联军侵华时，有与俄军作战殉国的满族将军寿山；直到抗日战争中，满族、蒙古族、回族、高山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都奋不顾身，投入伟大的抗日洪流中。100多年的反侵略战争，锻炼了中华各民族，它们用鲜血凝结成了兄弟般的情谊。为什么会出现全民族团结御侮的局面？“饮水思源”，我们应该感谢清朝和满族，感谢它们统一了全国，做了大量的民族工作。清朝，正因为它是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所以更能理解其他少数民族的处境与困难，更能沟通民族之间的感情，更能制定比较正确合理的政策，大大增强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亲和力、凝聚力，使中华民族成为牢不可分的坚强整体，这是对祖国极其伟大的贡献。如果没有清朝的统一和卓有成效的工作，那么当帝国主义入侵时，一旦施展挑拨离间，分而治之，中国就可能四分五裂、土崩瓦解，那就难以想象今天的中国会沦于什么样的悲惨境地！
第三，文化方面。满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化创造，英才辈出，典籍丰富，文化成就很突出。它善于汲取汉族文化，使满汉文化交融，既发展了满族文化，也丰富了汉族文化，这是中国其他少数民族无法比拟的。毛泽东主席说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而满族除了擅长骑马射箭之外，文治斐然，可以媲美于汉唐宋明，毫不逊色。
清朝在文化上卓有贡献，曾经编纂了几部大书。一部是《古今图书集成》，共1万卷，是一部大类书，是在康熙之子允祉的主持下，由陈梦雷编纂的。另一部是《四库全书》，共79 070卷，是一部大丛书，是乾隆帝开四库馆邀请众多学者编纂而成的。还有一部是《皇舆全览图》，康熙时派人到全国各地做实际测量，其中有不少是西方传教士中的地图测绘专家，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经纬度测绘方法，历时10年而成，是世界地图绘制史上的鸿篇巨制。
满族中的学者、作家、诗人、艺术家很多。最享盛名的伟大作家是曹雪芹，他是满洲正白旗包衣，生活在雍乾时代。他创作的《红楼梦》是最伟大的小说之一，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封建家庭的生活，实际上是满族贵族家庭的生活。纳兰性德，满洲正黄旗人，大词人，有词作《饮水集》《侧帽集》。图理琛，满洲正黄旗人，他的名著《异域录》是记载出使里海之滨、伏尔加河流域见闻的作品。近代的满族作家老舍写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等不朽的作品。满族的诗人很多，不能一一列举。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收清代诗作2. 7万首，诗人6 000名，其中满族诗人近1 000人。
满族中书画家很多，清代中叶四大书法家中有两人是满族，一个是成亲王永瑆（乾隆第十一子），一个是铁保。画家高其佩（指画）、唐岱（宫廷画）都是满族人。
满族文化和汉族文化融为一体。例如，《红楼梦》是用汉文写的，而反映的是满族贵族的生活，富有满族的生活情趣，典型地体现了民族文化的融合。中国文化艺术中包含多种民族因素，水乳交融，很难分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京剧，这是传统的歌舞剧，最先是汉族创造的二黄、西皮。200多年前徽班伶人带它进京，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许多满族人参加创作、演出，融入了满族的聪明才智。许多剧作家、伶人、琴师是满族人，如汪笑侬是满洲正黄旗人，对京剧的革新很有贡献。四大名旦中的程砚秋、尚小云以及名演员龚云甫、金少山、奚啸伯等也都是满族人。可以说，京剧是汉族和满族共同创造和发展的优秀剧种，没有满族的参与，京剧就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炉火纯青的地步。
民族文化的融合很值得研究。例如我们常说“京派文化”“海派文化”。“京派文化”更多地反映了北京的生活情趣与风俗习惯，其中包含着满族的文化因素。因为几百年来满族聚居于北京，当年北京的内城只准满族居住，不准汉族居住。因此，满族把原来的语言习惯、生活情趣、文化心态带到了北京。今日的北京文化中包含浓厚的满族文化因素，例如北京话，明代的北京话可能和今天有较大差异，明代以后的北京话掺进了满语的语言要素，使北京话发生变化，变得更生动、更传神、更富有表现力。北京的大鼓、相声等曲艺形式和满族早期的子弟书有密切关系。我觉得“京派文化”和满族文化的关系很值得研究。
以上我从三个方面说明了满族和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满族是个富有创造性的伟大民族，1995年是满族命名360年，我们不能忘记它的卓越功勋。当然，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满族和清朝有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有局限性，有缺点和过失。在政治上，它沿袭历代的封建专制政治，没有发展民主；在经济上，仍然以农立国，没有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在对外关系上，长期闭关锁国、保守自大；在文化思想上，实行严格的思想统治，大兴文字狱。对这些当然不应该做肯定的评价。但总的说来，满族和清朝的贡献是巨大的，不能因它有缺点、过失而抹杀它曾取得的辉煌成就。
到了晚清，满族失去了早期那种勇于进取、富有朝气的精神，政治腐败，思想僵化，对外从闭关自大一变而为拱手揖敌、怯懦自卑，满族走过了它的全盛时期而趋于衰落。在今天社会主义时期，满族人民获得了新生，它必将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维护国家统一与和平的伟大力量，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新的贡献。注释[*]原载《语冰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康熙和鳌拜
康熙和鳌拜之间的冲突是诸多矛盾积累和发展的结果。康熙一举擒拿权臣鳌拜，夺回了政权，为以后建立清朝的政治基业扫清了障碍，显示了这位少年天子的胆识、魄力和智慧。
一、鳌拜其人
鳌拜，满洲镶黄旗人，姓瓜尔佳氏。他的叔父费英东早年追随努尔哈赤起兵，是清朝的开国元勋。鳌拜本人随皇太极征讨各地，战功赫赫。他参加过崇德二年（1637）的皮岛战役。当时皮岛守备森严，清军久攻不下，鳌拜请为先锋，誓言：“不得此岛，勿复见王。”（《清史列传》第二册）乘舟渡海，直冲敌阵，战斗时，鳌拜大呼，冒矢石勇敢搏战，跃登城墙，敌兵大败。清军攻克皮岛，皇太极十分欣赏鳌拜的英勇善战，论功行赏，封三等男，赐“巴图鲁”号。
此后鳌拜又屡建大功。崇德六年（1641），松锦会战中，他“以步战败明军步军营，功最”（《清史列传》第二册）。明总督洪承畴率大军十三万来援，皇太极亦亲率大军应战，鳌拜“辄先陷阵，五战皆捷”，明军败遁。皇太极命鳌拜追杀，又获全胜，“擒斩过半”。八年（1643），随阿巴泰征明，入长城，围北京，攻略至山东兖州、临清而返。
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后，多尔衮考核群臣功绩。鳌拜“以忠勤戮力，晋一等子”（《清史列传》第二册）。随阿济格征湖北，破李自成军，又随豪格入四川，与张献忠战于川北西充，“大破之，斩献忠于阵”（《清史列传》第二册）。
鳌拜不但是一员骁勇战将，而且也是皇太极忠心耿耿的心腹。皇太极死后帝位继承发生问题。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与皇太极之弟多尔衮争立。正黄旗与镶黄旗拥立豪格（索尼、遏必隆、鳌拜属两黄旗），而正白旗与镶白旗拥立多尔衮。当时恰值李自成打进北京，明朝覆亡，满族统治者在关键时刻互相妥协，将矛盾缓和下来。豪格和多尔衮都不当皇帝，而让皇太极的第九子，六岁的福临继帝位，是为顺治帝，避免了关系破裂而喋血萧墙。鳌拜始而拥戴豪格，继而拥戴福临。他是两黄旗的重要代表，是效命疆场、为清朝争夺江山的元勋。
二、康熙初年的政局矛盾
顺治遗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索尼的资格最老，威信很高，但年纪老迈，畏事避祸。遏必隆亦出自名门，为开国元勋额亦都之后，屡立战功，与鳌拜交好。而苏克萨哈为正白旗，先是依附多尔衮，多尔衮死后，朝局一变，苏克萨哈出来告发刚刚死去的多尔衮，因此亦受顺治帝重用。四辅臣中，索尼列名第一，能够得到大家认同。而苏克萨哈因是公主的儿子，且反戈一击，揭发多尔衮有功，列名第二就较勉强，尤其是资格老、军功高而名列第四的鳌拜很不服气。当时，朝廷中存在着三对矛盾：
第一，黄白旗之争。皇太极死后，黄白旗为争立皇帝，关系紧张，以索尼为首的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带兵入宫，张弓挟矢，要和两白旗兵戎相见。后来幸而以妥协告终，但彼此成见甚深。多尔衮是正白旗之主，摄政时压制反对他的两黄旗。索尼、遏必隆、鳌拜均曾获罪，或降职，或罢官。顺治亲政，朝局一变，黄旗抬头，白旗失势。苏克萨哈虽以白旗投靠黄旗，但索尼、遏必隆、鳌拜都瞧不起他。黄白旗之间的矛盾一直延续到康熙初年。
第二，更换圈地的利益之争。清初圈地时，多尔衮当权，偏袒正白旗，将冀东肥沃之地圈给正白旗。康熙时鳌拜提出圈地应按八旗排列顺序。冀东的土地按顺序应归黄旗所有。他要求和正白旗换地。如果土地不足，“别圈民地补之”（《清史稿·鳌拜传》）。圈地已过去二十年，如果黄白旗换地，牵涉面太广，骚动过甚。当时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都以“旗人安业已久，民地曾奉谕不许再圈”（《清史列传》第二册）为理由加以反对。苏克萨哈属正白旗，也坚决反对。但索尼、遏必隆则支持鳌拜，形成四辅臣之间的利益冲突。
第三，进步与保守之争。清朝入关后，在如何统治中国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顺治帝认为，采用汉族的制度、吸取汉族的文化才能使清朝长治久安。而四辅臣缅怀满族的旧制度、旧习惯，主张退回旧时代中，“率祖制，复旧章”（《清史稿·索尼传》），凡事都要“遵照太祖、太宗例行”（《圣祖实录》卷23）。对汉族则施行高压政策。顺治帝刚去世，江南就发生“奏销案”，“江苏省逋赋绅衿一万三千五百十七人；下部斥黜有差”（《清史稿·圣祖本纪》）。探花叶方霭只欠交赋税一文钱，亦遭处分，故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谚。康熙二年（1663）又大兴文字狱，庄廷鑨因修《明史》获罪，株连甚众，刑罚残酷，不遗余力打击汉族地主知识分子。
三、中西文化冲突的插曲
在鳌拜事件中还夹杂有中西文化的冲突。孝庄太后与顺治帝善待西方传教士，与汤若望关系密切，相信西方的自然科学。顺治帝封汤若望为通玄教师，并采用他所编的新历书《时宪历》。顺治死后，辅臣们厌恶西方传教士，守旧的历学家杨光先、吴明烜“依附鳌拜，捏词陷人”（《东华录》康熙九）。辅臣们将汤若望下狱，拟处汤若望死刑。恰好北京发生地震，孝庄太后出面干预，称上天示警不可妄动，汤若望才免死获释。但汤若望的《时宪历》仍废止不用，而采用吴明烜的《大统历》，却错误百出，其中“康熙八年闰十二月应是康熙九年正月，又有一年两春分两秋分种种差误”（《东华录》康熙八）。康熙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认为“天文最为精微，历法关系国家要务，尔等勿怀夙仇，各持己见，以己为是，以彼为非，互相争竞”（《清通鉴》四），而以实际测量为标准，钦派大臣进行实际测验。结果，“立春、雨水、太阴、火星、木星与南怀仁所指逐项皆符，吴明烜所称逐项不合”（《东华录》康熙八）。康熙帝相信实测结果，恢复使用《时宪历》，授南怀仁钦天监监副。辅臣不懂和无视科学，康熙对辅臣们盲目无知、刚愎自用、反对科学甚为反感。这场科学上的是非之争也夹杂在康熙和鳌拜的政治斗争风波中。
四、矛盾的爆发
斗争的突破口在于圈地换地之争以及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的被杀。由于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位大臣反对黄白旗之间换地，鳌拜痛恨他们，必欲置之死地。康熙出面调解，召四辅臣商议此事。索尼、遏必隆附和鳌拜，主张以抗旨论死，苏克萨哈不作声，以沉默对抗，形成三比一的局面。康熙此时尚未亲政，无法阻挡辅臣们的决定。苏、朱、王三大臣竟被处死。过了四十年，康熙提到这场冤狱，痛心地说：“鳌拜、遏必隆为圈地换地杀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冤抑殊甚，此等事皆朕所不忍行者，朱昌祚等不但不当杀，并不当治罪也。”（《圣祖实录》卷224）
康熙和鳌拜之间的冲突正是上述诸多矛盾积累和发展的结果。鳌拜代表着关外旧臣的势力，把持朝政。他的弟弟穆里玛，有镇压李自成余部夔东十三家之功，封靖西将军，儿子那摩佛娶公主为妻，是康熙的姐夫，一门贵幸。鳌拜的亲信班布尔善、玛尔赛、阿思哈、济世盘踞政府要津，心腹爪牙遍布内外。这时随着康熙的成年，满族统治者中间新的一代正在成长，以康熙为核心集聚了索额图、明珠、岳乐、杰书等青年俊才。索额图、明珠都是康熙的侍卫，岳乐、杰书是皇族，已封安亲王、康亲王。他们对关外时期的生活和传统并无留恋之情，而一心要营建统治全中国的宏伟大业。这一新的势力集团的崛起预示着鳌拜集团的覆灭指日可待。
鳌拜性情刚愎，器量狭隘，势力愈张，骄横日甚。朝贺新年时，鳌拜身穿黄袍，仅其帽结与康熙不同。又经常把各地奏折拿回自己家中和心腹们商议办理，不把朝廷官员放在眼里。有一次鳌拜装病，康熙去探望他，鳌拜卧床，席下放一把刀。康熙的侍卫搜检出这把刀，局面尴尬而紧张。康熙虽年轻却从容镇静，笑着说：“刀不离身是满洲故俗，不要大惊小怪！”（《啸亭杂录》）可见鳌拜的跋扈，也可见康熙把紧张局面消弭于谈笑之间的机智应变。
五、智擒鳌拜
康熙十四岁亲政，鳌拜大权独揽，仍把持着权力不放，要把年轻的皇帝变成任凭自己摆布的傀儡。苏克萨哈要求辞职，还政皇帝。这一举动触及鳌拜要害，因为排名第一位的苏克萨哈辞职（时索尼已死），遏必隆、鳌拜势必也要让出辅政的职务，鳌拜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他诬陷苏克萨哈的辞职“背负先帝”“别怀异心”（《清史稿·苏克萨哈传》），罗织二十四条罪状，要把苏克萨哈斩首抄家。康熙不同意，以“核议未当，不许所请”。但跋扈成性的鳌拜在康熙面前挥拳捶胸，疾言厉色，对康熙恐吓要挟，最后连康熙也无法改变鳌拜的决定，结果苏克萨哈被处绞刑。“是可忍孰不可忍”，年轻有为的康熙如何能容忍这样骄横凶狠的权臣。他在暗中准备着。他挑选了一批有勇力的少年侍卫在宫中练习布库（即摔跤）。鳌拜上朝也不回避。鳌拜以为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不以为意，他误以为“帝弱好弄”，“心益坦然”（《啸亭杂录》），未加戒备。
康熙的祖母孝庄太后具有崇高威望和非凡才智，不容许任何人侵犯自己心爱的孙子。各种势力迅速地倒向皇帝一边。客观形势对鳌拜愈来愈不利，而他还懵然不察。康熙八年（1669）五月，武力夺权的时机终于到来。康熙与索额图密谋，将鳌拜的亲信派往各地，离开京城，又让自己的亲信掌握了京师的卫戍权。康熙召集侍卫武士说：“你们都是我的股肱亲旧，你们怕我，还是怕鳌拜？”大家说：“怕皇帝。”（《啸亭杂录》）康熙即宣布鳌拜罪状。在鳌拜单独入朝时，由布库少年突然擒拿下狱，宣布鳌拜三十条罪状。但念鳌拜资深年久，屡立战功，且无篡弑之迹，康熙对他宽大处理，免死禁锢。其党羽或死或革。康熙夺回政权，经过周密策划，精心布置，不动声色，没有动用大军，没有经过恶战，在社会上未发生重大骚动，所以人们评论他：“声色不动而除巨恶，信难能也。”（《啸亭杂录》）
康熙清除鳌拜集团，使皇权巩固，扭转了倒退的政策趋势，撇开了阻挠历史前进的保守力量，使清王朝的封建化和满汉融合的政策得以贯彻，为进一步恢复生产力，削平割据，抵御俄国入侵，实现国家统一，建立繁荣的康雍乾盛世奠定了基础。注释[*]原载《北京日报》，2001年12月11日。[*]
史实中的康熙收复台湾
一、康熙初年的政治形势
康熙幼年即位，他所继承的是一个饱经战火、经济凋零、国弱民贫、群雄逐鹿、四分五裂的国家基业。康熙元年（1662）吴三桂将长年抵抗的南明朝廷追入缅甸，擒获永历帝，并将他处死。南明势力刚刚被消灭，代之而起的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三藩，又盘踞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各拥重兵。他们的财政户部不得核查。吴三桂且可向全国选派官吏，号为“西选”，吏部不得掣肘。军饷开支浩大，“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魏源《圣武记·康熙戡定三藩记》）。东南海岛台湾被郑经占据，郑氏本以恢复明室为号召，但自从永历帝和郑成功死后，失去了号召力和政治领导，郑氏集团内叔侄兄弟失和，内讧不息，已蜕变成失去政治目标的海上武装。东北则有俄罗斯人入侵，在黑龙江上设立许多军事据点，屠杀和掠夺当地人民。西北则有噶尔丹崛起，以伊犁为巢穴，其军锋和影响远及于内外蒙古、南部新疆、西藏、青海以及中亚细亚，势力强盛，窥伺中原，成为清朝的严重威胁。离北京不远，又有察哈尔蒙古布尔尼之心存反侧，蠢蠢欲动。中原地区，还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明朝遗民亦在积蓄力量，俟机待发。整个中国大地上布满了大堆干柴，一个火星的迸溅，就会燃烧起燎原大火，清王朝危机四伏，统治极不稳固。
康熙逐渐成年，首先擒拿鳌拜，夺取权力，消除了朝廷内部的隐忧。随即集中力量对付南方三藩，决心割掉这一恶性肿瘤。经过八年苦战，平定了吴三桂等三藩叛乱，趁着告捷余威，又把注意力转向台湾。康熙统一台湾是战争与谈判交替使用的复杂过程，是力量、智慧与争取人心的长期斗争。
二、与台湾又战又谈
清朝与台湾郑氏政权，两岸对峙二十年，有时战争，有时谈判，打打谈谈，一直呈胶着状态。
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荷兰侵略者，不久即病逝，内部发生争讧。清朝乘机派使者，企图说服郑成功之子郑经归降清朝。郑经为了减轻压力，与清朝谈判，交出南明皇帝赐给的敕书、印玺。清朝要求台湾人众迁回内地，剃发易服，郑经不允，谈判未成。康熙二年（1663），清朝出兵攻打郑氏据守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个据点厦门，郑经战败，退出厦门，逃奔台湾。清朝乘胜派舟师出征台湾，在海上突遇台风，船只沉没，无功而返。
当时两岸虽武装对峙，但又都有一定的和平愿望。清王朝三藩未除，经济不稳，无力用兵海上。而台湾郑氏，土地初辟，人口甚少，生产落后，经济困难，急需大陆的粮食和物资供应。且郑部大多是福建人，离家日久，思恋乡土，私下渡海来归者络绎不绝。康熙六年（1667），清廷派总兵孔元章，赴台湾议抚，答应郑经如归顺，可封“八闽王”，郑经犹豫不决，后以“和议之策不可久，先王之志不可坠”（《海纪辑要》），拒绝清朝的招抚。康熙亲政后，刑部尚书明珠奉旨入福建，主持和议，派知府慕天颜入台，宣示招抚之意。清廷做了重大让步，允许郑氏封藩，世守台湾。郑经则提出：“苟能照朝鲜事例，不削发，称臣纳贡，尊事大之意，则可矣”（江日昇《台湾外记》）。康熙答复：“若郑经留恋台湾，不思抛弃，亦可任从其便。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朝鲜系从未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康熙不愿台湾成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国家，故谈判破裂。
此后发生三藩之乱，中原战火弥漫。郑经乘机与吴三桂、耿精忠勾结，发兵攻福建、广东，与清军作战，占领厦门与漳州、泉州、潮州、惠州各地。转战数年，吴三桂失败，郑经孤军难支，又退回台湾。清朝再一次争取谈判，福建总督姚启圣派副将黄朝用赴台。郑经要求“请照琉球、高丽外国之例，称臣奉贡，奉朝廷正朔，受朝廷封爵”，而康熙坚决不同意将台湾比照琉球、高丽之例，认为“台湾人皆闽人，不得与琉球、高丽比”（《圣祖实录》卷109）。双方各持自己的立场，谈判又无结果。
三、决策选将
不久，郑经病逝，其子郑克塽继立。清廷讨论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反对武力攻取台湾的人很多。康熙二十一年（1682）“户科给事中孙蕙条陈，台湾进兵宜缓”。“（二十一年）七月，彗星见，井宿度，尾长二尺余。”令百官言事，“尚书梁清标奏，今天下太平，凡事不宜开端，当以安静为主。左都御史徐元文奏请暂停台湾进剿”（《圣祖实录》卷103）。康熙排除了众多反对意见，调走了认为“台湾难攻且不必攻”（《圣祖御制文集三集》卷二）的水师提督万正色与福建将军喇哈达。决定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圣祖实录》卷91）。
台湾地处大海中，波涛万顷，作战须赖水师，满族将士娴习马步，而不习水战，必须另选将帅，训练士卒。李光地、姚启圣推荐施琅当此重任。
施琅，福建晋江人，有勇略。早年为郑芝龙部下，后随郑芝龙降清。郑成功将其父子兄侄一门杀害，结下深仇。施琅在福建与郑氏作战多年，了解台湾情况，熟悉水师机宜及海上风涛之变幻。他一贯主张攻取台湾，但因曾是郑氏部属，清廷并不信任他，把他安置在北京居住，投闲13年。
康熙决定起用施琅，授福建水师提督。此时，郑氏窜犯福建、广东的军队已被福建总督姚启圣逐出。姚亦主张攻取台湾，说“台湾断须次第攻取，永使海波不扬”（姚启圣《忧畏轩奏议》），并已训练了一支骁勇善战的水师。但在作战方略上，姚启圣与施琅意见分歧，致出师日期一再推迟。施琅请求康熙给予“专征”之权，督抚只管后勤供应“催趱粮饷”，指挥作战全部由自己负责。康熙同意了施琅的请求。姚启圣此后无权过问作战事宜，但他以大局为重，和衷共济，全力支援前线，保证了施琅出征的粮食和物资供应。
四、战斗与善后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十四日施琅率兵2万余人，乘战船200余艘出征。郑克塽则派勇敢善战的刘国轩守澎湖，所率兵将战船与施琅相当。“缘岸筑短墙，置腰铳，环二十余里为壁垒”（《清史稿·施琅传》），两军展开激战，历时七昼夜。施琅右眼负伤，游击兰理中炮“腹破肠流出，为掬而纳诸腹，持匹练缚其创。理呼杀贼，麾兵进”（《清史稿·兰理传》）。5年以后，康熙见兰理，极嘉奖他作战英勇，“问澎湖战状，命解衣视其创，慰劳甚至”。总兵朱天贵“以十二舟薄敌垒，焚其舟，杀伤甚众，战益力。俄中飞炮，仆舟中，犹大呼杀贼，遂卒”（《清史稿·朱天贵传》）。澎湖大战，郑军大败。清军击沉敌船159艘，郑军死伤12 000人，浮尸遍海，刘国轩仅率31艘船逃回台湾。
澎湖战败，郑克塽等极为恐慌。施琅进行政治争取工作，对被俘的台湾兵将，优礼相待，赏给银米。800名伤残者医治之后，释放回台，令他们宣示招抚之意，台湾民众“莫不解体归心，唯恐王师之不早来”（阮旻锡《海上见闻录》）。郑氏已无抵抗能力，于7月27日向清军奉表纳降，呈交延平王金印和户口土地册籍。康熙接受投降，优待郑氏，称：“尔等从前抗违之罪，全行赦免。仍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得所。煌煌谕旨，炳如日星，朕不食言”（《圣祖实录》卷111）。封郑克塽公爵，封刘国轩侯爵，“降众四万余，或入伍，或归农”。郑氏人众俱得妥善安置，台湾遂告统一。
施琅因平台湾功，封靖海侯。他与郑氏有杀戮父子兄侄的大仇，有人认为：施琅战胜必定会进行报复。但施琅未妄杀郑氏一人，他说：“绝岛新附，一有诛戮，恐人情反侧。吾所以衔恤茹痛者，为国事重，不敢顾私也。”（《清史稿·施琅传》）
收复台湾后，又发生弃留之争。有人认为，台湾“孤悬海外，易薮贼，欲弃之”；也有人说，“海外泥丸，不足为中国加广，裸体文身之番，不足与共守，日费天府金钱于无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台湾历史纲要》）。施琅反对放弃台湾的主张。他认为：台湾是江浙闽粤四省之屏蔽，倘若放弃台湾，必为红毛（指荷兰）复占，“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施琅《恭陈台湾弃留疏》）。康熙赞同施琅的意见说：“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康熙起居注》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始设台湾府与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属福建省，在台、澎分别驻兵1万人，设官治理，筑城戍守，台湾宝岛得以统一于清朝政府之下。注释[*]原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2期。[*]
雍正继位的历史疑谜
近日，全国正在播放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此剧描述并赞扬了雍正帝的历史功绩。雍正的确是一位安邦治国的杰出政治家。电视剧围绕当年太子的废立、皇位的争夺、惩治贪污、西北用兵等展开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斗争。我这里只是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对雍正继位的问题谈点个人见解。
一
关于雍正继承帝位，历史学界从来就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雍正是由康熙临终传位的合法君主，另一种认为雍正继位是夺权篡立。后一种篡立说由孟森、王钟翰、许曾重、杨珍等学者进行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且坚实的证据。
康熙六十一年（1722）冬，康熙帝在热河和南苑行猎之后“偶感风寒”，住在畅春园休息，命皇四子胤禛往天坛代行冬至祭典。十一月十三日凌晨，康熙帝病情恶化，至夜间猝然逝世。据称：临终遗言由皇四子胤禛继位，即雍正帝。官书言之凿凿，似无可怀疑。但当时社会上流言四起，说雍正系篡立夺位，较早见于记载者为《大义觉迷录》，其中说：
先帝欲将大统传与允禵，圣躬不豫时，降旨召允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
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
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禵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
此处所说雍正夺位的情节，曲折离奇，与官书记载大相径庭。一方面官方文书不可全信，因为它是雍正即位后编写的，自然不会有篡立的痕迹。另一方面民间流言亦不可全信，因为这些流言多出自雍正政敌之口。雍正继位之谜遂扑朔迷离，成为千古疑案。例如改写遗诏之说是不可能的。按照清朝的书写格式，允禵写作“皇十四子”，胤禛写作“皇四子”，第一个“皇”字不可省略，改诏是不可能的。但否定这一民间传言，并不排斥雍正的矫诏篡立。雍正继位确实存在许多疑点，这件公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成为千古疑案。
康熙晚年，因太子废立，闹得举朝不安，储位虚悬已十年之久。但康熙心目中似乎已将皇十四子允禵视为自己的接班人。当时准噶尔入侵西藏，清援军入藏战败，西线军情紧急。康熙五十七年（1718），允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率大军西征。这次援藏之役，出兵多，任务重。当时，太子人选正待确定，康熙给允禵这一重大任命，当意有所属，大概是为了考验和锻炼允禵的才能。为了树立允禵的威信，此次出兵仪式隆重，规格甚高，康熙“亲诣堂子行礼”。允禵可用正黄旗纛，称大将军王。随允禵出征的有一批亲王、郡王及康熙的几个爱孙。康熙十分看重允禵的才能，对蒙古亲王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即与我当面训示无异。”（《抚远大将军奏议》）
允禵到前线后，康熙对他关怀备至，屡通音问，告诉他“阿玛、额娘身体都好……自去年以来，一剂药也没吃……上炕时不再需要旁人扶持，骑马时也不用安放马镫了”，“朕的白头发、白胡子有些变青了，你不要将此告诉别人”（《满文朱谕》）。允禵在前线两年内受赏赐物件、食品达16次之多，包括眼镜、鼻烟壶、康熙用过的腰带，“凡有各省进献之佳品，父皇皆一项不漏，立即赏给臣”（《满文朱批奏折》）。允禵的几个儿子也被康熙带到热河“仁爱训育”，使他们“时常依绕皇祖膝前”（《满文朱批奏折》）。允禵的儿子弘春和女儿结婚，康熙亲自照料，赏赐财物妆奁。康熙给允禵兵权，且关系十分亲密，这在当时已给人以允禵将是接班人的印象。故皇九子允禟说允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们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文献丛编·允禩允禟案》）。连当时的朝拜使者也说：“十四王拥兵在外，屡建大功，众心咸属。”（《燕行录》）
把这些记载与雍正夺位后对允禵出任大将军之事的评论相对照，雍正说：“（康熙）知允禵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逐之意也。”（《大义觉迷录》）照这说法，康熙竟会派一愚悍不安静的儿子担任大将军之职，视军务如儿戏？这是不可信的，是雍正为了破坏允禵形象的诋毁之词。
二
康熙怎样传位给雍正，据官书所说，也是破绽百出，无以自圆其说。最早是雍正元年（1723）八月上谕：“圣祖……命朕缵承统绪，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这里未提及听到遗命的人。至雍正五年（1727）十月上谕说：“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唯隆科多一人。”这里出现了诸皇子和隆科多聆听遗命的记载。至雍正七年（1729）九月，雍正为了驳斥夺位流言，写《大义觉迷录》，叙述康熙临终授命情形，极为详细具体：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豫，静摄于畅春园……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允䄉、允祹、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是时，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禓、贝子允祎俱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呼号，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
这段话存在许多问题：其一，康熙传位的重要情况，按理当在雍正即位之初，即行披露，何以延至七年之后才说出来？其二，雍正一直强调，自己在康熙去世之前，不知道会继承帝位，“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朕竟不知。朕若知之，自别有道理，皇考宾天之后，方宣旨于朕”（《上谕内阁》）。而按照《大义觉迷录》所言，雍正在康熙弥留之前八个时辰赶到了病榻前，其时康熙尚能言语，“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何以康熙未向雍正透露已传位于他？这是何等大事，是康熙遗忘了吗，还是向雍正保密？这都于理不通。而且已听到康熙面谕传位的兄弟们和隆科多亦无一言道及，直到康熙死后，“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情形未免离奇。其三，隆科多既是面承遗诏的“唯一大臣”，而雍正五年（1727）的谕旨中却说“圣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东华录》），前言后语相互矛盾。其四，雍正说，康熙死时，果亲王允礼（皇十七子）亦“在寝宫外祗候”，而隆科多却说：“圣祖皇帝宾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亲王在内（指皇宫内）值班，闻大事出，与臣遇于西直门大街，告以皇上绍登大位之言，果亲王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并未在宫迎驾伺候。”（《上谕八旗》）可见允礼并不在“寝宫外祗候”，他听到康熙去世的消息后立即赶往畅春园，在西直门大街遇到隆科多，才听说雍正继位，深感意外，甚为惊骇，逃回家去。其五，据雍正说：“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允禟）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大义觉迷录》）“圣祖仁皇帝宾天时，阿其那（允禩）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派办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忿可知。”（《清世宗实录》）允禩、允禟的举止不像是八个时辰以前已聆听康熙的传位遗言，而像是康熙刚刚逝世，听到雍正即位的消息而胸怀激愤之情。由此可见，所谓八人受康熙面谕传位雍正的事十分可疑，很可能是在七年之后伪造出来的。
三
从皇族中人对雍正继位的反应亦可看出问题。雍正的兄弟很多，支持雍正继位的只有皇十三子允祥一人。皇十四子允禵和雍正是一母所生，二人又是角逐帝位的死敌。允禵从军前调回北京奔丧，与雍正发生口角冲突，被永远囚禁。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是雍正的死对头，他们势力大、影响广，对雍正篡立不服，进行抵制，是雍正的重点打击对象，至雍正四年（1726），允禩、允禟被迫害致死。两人死后雍正把他们改名为阿其那（狗）、塞思黑（猪），可见积恨之深。皇十子允䄉是允禩一党，雍正二年（1724）即永遭囚禁。皇三子允祉也反对雍正继位，雍正说他“与阿其那、塞思黑、允禵交相党附”（《清史稿》）。其子弘晟看不惯四叔的作为，雍正斥其“凶顽狂纵，助父为虐”，与父亲同被禁锢。皇五子允祺是位胆小怕事的人，但他的儿子弘昇也对雍正不满，被削除世子。皇十二弟允祹，本封履郡王，于雍正元年因“并不感激效力”，降为贝子。其他兄弟年龄较小，未卷入皇位的争夺，故得保全。雍正的生母德妃，民间流言说她触柱而死，虽无确切佐证，但雍正和允禵两个亲生儿子为争位而拼得你死我活，小儿子被大儿子终身囚禁，她在康熙去世、允禵被囚后“不饮不食”，不久死亡，其死因可能与帝位争夺、兄弟阋墙有关。连雍正的大儿子弘时（三阿哥）也不满父亲的所作所为，有所抗争，雍正竟和他断绝父子之情，令他去当允禩的儿子。“雍正四年（1726）二月十八日奉旨：弘时为人断不可留于宫廷，是以令为允禩之子。今允禩缘罪撤去黄带，玉牒内已除名，弘时岂可不撤黄带？著即撤去黄带，交与允祹，令其约束养赡”（《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到雍正五年（1727），弘时又进一步与其他几个皇室兄弟获罪，被雍正赐死。
雍正初年，皇室内部这场血腥的屠杀，是雍正篡立而引起皇族内部的集体抗争，不仅他的许多兄弟参加了，连他的生母、亲子也站在敌对营垒中。朝内外稍知情形者均不直雍正的行为，不服的人很多。故雍正说“在廷诸臣为廉亲王（允禩）所愚，反以朕为过于苛刻，为伊抱屈，即朕屡降谕旨之时，审察众人神色，未尝尽以廉亲王为非”（《上谕内阁》）。故在清除允禩、允禟集团时被株连杀害的皇室、大臣甚多。连朝鲜的史料中也说，“清皇（雍正）为人自圣，多苛刻之政，康熙旧臣死者数百人”（《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如果雍正确属康熙传位，是合法继承，就难以想象会集结起这样强大的反对力量，会激起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
雍正对年羹尧、隆科多、张廷玉等大臣的态度也很令人费解。这三人都是雍正夺位的功臣，年羹尧是雍邸旧人，妹妹是雍正的贵妃。当时，允禵在西北为大将军王，手握重兵。雍正夺位，按当时的集权体制，允禵很难举兵反抗，但雍正也不能不心存顾虑。当时年羹尧任川陕总督，掌管粮饷，扼允禵之后路，正好是牵制允禵的一枚重要棋子。故雍正对年羹尧极为倚重，言听计从，荣宠异常。雍正给年羹尧的批语中有此甜言蜜语：“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到，每向怡（怡亲王允祥）、舅（隆科多），朕皆落泪告之。”雍正二年（1724）十月年羹尧到北京，雍正尚称其“公忠体国，不矜不伐，内外臣工当以为法，朕实嘉重之至”（《雍正朱谕》）。不久，雍正突然翻脸。年羹尧的奏折中“朝乾夕惕”被误写作“夕惕朝乾”，雍正斥其有意倒置，“羹尧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不许之间未定也”（《清史稿》），将年羹尧贬为杭州将军。官员们看到年羹尧失宠，纷纷上奏劾，不久逮年羹尧至北京，胪列92条罪状，令其自尽。
另一功臣隆科多，以国舅之尊任职步军统领，掌管北京的卫戍任务。康熙去世，他正手握兵权，一手促成雍正登基。雍正以前和隆科多交谊不深，在关键时刻隆科多倒向雍正一边，雍正对他感激涕零，尽心笼络，脱略了君臣的形迹。雍正即位，对年羹尧说：“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世大臣也。”隆科多究竟立了什么大功，值得雍正这样吹捧他，不能不令人怀疑。后来也突然翻脸，以隆科多私藏玉牒（皇帝的家谱）在家，犯大不敬罪，罗织罪名41条，囚禁至死。
如果说年羹尧、隆科多恃宠狂傲，擅作威福，贪污纳贿，任用私人，那也是雍正娇宠太过而造成的。年羹尧、隆科多一贯的作为，雍正心内始终很清楚，何以即位之初甜言蜜语，而后突然翻脸，即屠杀囚禁，前恭后倨，一至于此？雍正曾批评：“年羹尧、隆科多办事不能慎密。”如果雍正继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年羹尧、隆科多二人完全掌握其中隐私，他们平时出言不慎，透露了消息，可能是遭到杀身之祸的主要原因。
康熙晚年，身边有一位内务府重要官员赵昌，他贴身侍候康熙，照料其起居，传达其意旨，康熙晚年和传教士的交往都通过赵昌进行。据当时在京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说：“雍正即位，发布了一个使全国震惊的命令，赵昌被拘执，处死刑，财产抄没，子女为奴。”（《京廷十有三年记》）为什么雍正即位后急急忙忙要处死此人？合理的解释是：赵昌知道康熙去世和传位的真相，而且不肯附和雍正，所以拿他问了刀。最近出版了《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元年正月初六即赫然列有查抄赵昌家产的奏折，计有奴才家丁400余人、房500余间、田地5 600余亩及大批金银物件，可以证实马国贤所说赵昌很快被杀为不虚。
张廷玉的命运和年羹尧、隆科多、赵昌完全不同。康熙晚年，张廷玉还是中级官吏，且是汉人，对雍正登基帮不上忙。雍正即位后，他被提拔上来，做文字工作，雍正夸奖他“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清世宗实录》）。《实录》是清朝的历史，康熙晚年有太子废立和雍正继统两件大事，如何编写这段历史，关系到雍正的威信和名誉。张廷玉纂修《实录》，把历史剪裁得完全符合雍正的心意，而且天衣无缝，不留破绽。故雍正特别宠信他，称他是“第一宣力之大臣”，允诺张廷玉死后可配享太庙，有清一代，汉臣中得此殊荣者唯张廷玉一人。其实，张廷玉专事笔墨文字，从未建功立业，他的功劳就是撰写历史，销毁档案，为雍正掩饰当年夺位的真相。张廷玉还有一个不同于年羹尧、隆科多的长处，就是保密，不从自己嘴里流露半点机密，他的作风影响到后来的军机处，“致使汪文端、于文襄辈（汪由敦、于敏中皆乾隆时军机大臣）互相承其衣钵，缄默成风，朝局为之一变”（《啸亭杂录》）。
雍正如果矫诏夺位，又用残酷手段处置了诸兄弟和儿子，那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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