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舒
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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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人试读：
序言
父亲患了老年痴呆症，2012年春天开始发病，直至现在，记忆几乎完全失去，大脑对外界的信息亦已不再接收，原本存在于记忆库的物事，如同一页满负着主人大半辈子的书写和涂鸦的纸张，正遭遇一块强悍的橡皮擦，纸上的字迹和画痕正被迅速擦去，很快，它将变成一张消退了每一丝痕迹的白纸，这张回归到如婴儿眼睛般纯洁和天真的白纸，却因岁月侵蚀而显浑身褶皱，并且支离破碎……这就是我的父亲即将面临的生命隘口。这种病，有一个拗口的外国名字——“阿尔茨海默”病，英文名Alzheimer's disease。通俗地说，这是一种病人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出现的持久、全面的智能减退，表现为记忆力、计算力、判断力、注意力、抽象思维能力、语言功能减退，情感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直至独立生活和工作能力丧失。据中国阿尔茨海默病协会2011年的公布调查结果显示，全球约有3650万人患有痴呆症，每七秒就有一人患上此病，平均生存期5.9年，是威胁老人健康的“四大杀手”之一。父亲才刚过70岁，算不得太老的年龄，按理还没到患这种病的时候，然而他疾速衰退的记忆毫不客气地向我们宣布，他的确病了，并且病得不可逆转。持以善良、人道观点的人们反对用“老年痴呆”命名这种病，父亲患病之前，我很少注意相关资讯，现在亦开始为这不够尊重人的病名感到难以启齿。每当亲朋好友问起父亲的病，我总是极小声地告知：有一点点脑萎缩……事实上，“脑萎缩”听来并不比“痴呆”好多少，甚至更为令人恐惧，好在这种称谓的科学性，相比民间语言“老年痴呆”的粗鲁和无理，让人在自尊上更易接受一些。2012年重阳节来临时，我不知道送父亲什么礼物，因为他对“礼物”这个概念已然失去判断，物质的赠予无法令他快乐抑或感动，他无动于衷地面对周遭一切，他已经不需要礼物，他需要的是他人对他的护理，从某一个并不确定的日子开始，他生命的维持必须依赖他人的帮助，才可挣扎着继续。几天前，父亲指着我的背影问母亲：那个小姑娘是谁？他叫我“小姑娘”？他的记忆已经退回到了我的少女时代了？可是一分钟前我还与他说过“爸爸再见”，他拔高嗓门回答我：“好，再见”，一转身，他就不记得他的女儿了，他只用了十秒钟就把我彻底遗忘。我无法确定他将在未来的哪一天把所有的亲人当成陌路，我亦无法想象，有一天，他赖以思索的大脑终将成为一个漆黑的空洞，他这个人，也将成为一具缺失灵魂的躯壳……作为女儿，我亲历着父亲的衰退，眼看着他一日继一日地把回家的路遗忘，把每天陪伴在他身边的老妻遗忘，把他亲自生养的儿女遗忘……我开始思索，我能为父亲做些什么？我清晰地看着他亦步亦趋地向生命末端走去，却无力阻止他日渐远离的脚步。除了陪伴和照顾他，我还能做什么？也许，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父亲患病之后的生活记录下来，记录这个70岁的老人如何一步步走向衰老，一点点失去记忆，一寸寸地与时光对抗、对抗，直到生命终结……这么说太残酷，可是我想，我和我的家人，必须面对这一切，不管父亲还拥有十年八年抑或三年五年的生命，我都应该记录下来，因为终有一天，他会把一切全部遗忘。等到那时候，也许我还可以在记录中找到曾经健康的父亲，找到那个虽然义无反顾地远去，却依然与我休戚相关的生命曾经的步履，亦许，这也是我，以及与我一样未来必将老去的生命都要经由的步履。在还没有更合适的称谓前，我将用英文简称“AD”来称谓父亲的病，也许这部并非为某种意义而进行的记录会持续很久，因为这里将保存一个老人身患AD后的寸步光阴。如果这也算是一种创作，那么我想，这是父亲用患病的生命送给我的一笔巨大的财富。未被发现的开始
两年前，六月的某一天，父亲终于等到可以使用免费乘车卡的日子了，他是六月的生日，那一天他刚满七十岁。这个刚满七十岁的双子座老人，一大早就顶着他那颗活蹦乱跳随时都有可能冒出奇思怪想的脑袋，骑着自行车喜滋滋、羞答答地去居委会领乘车卡了。出门前，他对我“呵呵”讪笑了两声，挠了挠光秃秃的头皮上所剩无几的发丝，开步向家门口走去，留下一串脚踏地板“蹬蹬蹬”的响声。也许他自觉并未衰老，所以他为自己竟可以从此免费享受公共交通而略觉羞涩。可他又是那么期盼拥有一张免费乘车卡，以免费的方式享受生活，那是他六十九年来敢想却又无以达到的幸福。这样的幸福，只能从第六十九年之后的这一年开始。的确，他已然成为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可这是一个形同壮年的老年男子，一个有着骑自行车飞驰半小时以上的体能的老人。为此，我还在他出门时调侃了一句：以后坐地铁，记得给疲惫的小白领让个座啊！然而，他骑着他的自行车，从居委会空着手回了家。原因？今天是周日吧？居委会大概休息，弄堂里的所有门都紧闭着，所以，没领到……好吧，那就明天，明天是星期一。第二天，他再次欣欣然前往，一个小时后，竟还是空着手回了家，情绪却已完全不似昨日的高涨，而是神色黯然，如同不擅游泳的人不幸溺水，却又努力挣扎着爬上了岸，虚弱而萎顿，嘴里还喏喏道：我怎么寻不着居委会了？明明去过很多次的……居委会就在小区隔壁的弄堂里，骑自行车只需五分钟。可是，他在一条十八年前就已熟识的弄堂里徘徊了一个小时，他找不到他要进入的那扇门了。他从不认为需要记住那是几弄几号，那只不过是一扇让他熟视无睹的门。可他就是找不到了，他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地寻找着，在这整整一个小时里，他顿悟般地发现，连自己都是不可信的了，那么别的一切，还可信吗？幸好他还认得回家的路，幸好他回来了。倘若那一日他出了家门从此不再回来，那么一切是否可信的问题，大约该轮到我和我的家人来质疑了。最终还是母亲去居委会把父亲的免费乘车卡领回了家，可是至今，这张卡一次都没被使用过。仅在领到免费乘车卡之后的第四个月，他就失去了独自出门的能力。人生第七十个年头开始享用的那份幸福终于来临时，他却以飞也似的速度，与幸福擦身而过了。在父亲表现出显著病症之前，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其实两年前他的言行开始出现略微异常，那即是AD在悄悄来临。那时候，母亲还被一家饭店聘用，每天要上班，这个财务出身、典型处女座性格的老妇无论到哪一家单位，都被领导或者老板信任。她认真投入、锱铢必究，做事一板一眼，甚至缺乏变通，这恰恰又使她成为财务工作的最佳人选。聘用她的饭店曾有一名收款员窃取营业款，她轧账查出，并毫不姑息地揭发，老板因此奖励了她。倘若辞退员工，我母亲可能是最后轮到的那一个。她很骄傲于自己的这一优点，也因为退休以后继续发挥着余热，生活便过得颇有成就感。父亲却并不如此。让我回忆一下，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变得愈发脾气古怪、心胸狭隘，对老妻越来越不信任了？大约是两年前？或者更早一些。记得当时父亲退休没多久，弟弟为父母安排了桂林旅游。之前他们去过海南，老两口玩得意犹未尽，回来后对我们姐弟说，打算每年旅游两次，争取玩遍全中国。然而，“玩遍全中国”的宏伟计划仅仅实施到第二个站点，问题就来了。从桂林回来当天，母亲打电话给我。他们吵架了，吵得很凶，起因，起因……令我难以启齿的起因，只为旅途中，母亲被同团的一个老头“摸”了一下手。记录刚开了个头，我就感觉到了叙述的困难。显然，我正在揭父母的短，或者说，我正在外扬家丑。我终于体会到，真正的坦白有时候实在令人难堪，可我依然不知道，倘若继续坦白，我要拿出多大的勇气。我无意掩饰作为凡人的父母身上常见的陋习或者劣根性，他们成长于物质匮乏的艰苦年代，经历了动荡的岁月，为了生存，他们竭尽所能，甚而一定程度的不择手段。然而对他们的剖析和内心挖掘，我却始终不敢轻易触碰，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我有一种挖自己心肝的疼痛。然而父亲病后，我愈发感到记录他们的真实人生是多么迫切，哪怕有瑕疵、裂缝、缺陷，他们依然是给予我生命的父亲和母亲。对于生命本身而言，他们许多时候的功利、自私、市侩、甚至猥琐，都是那么微不足道。至少，我和弟弟，我们应该为父母以强大的生命力孕育了健康的我们而骄傲。我无需逃避，也许最为真实的呈现，最为坦然的记录，恰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我想，每一次我意欲寻找父母的人生缺憾，那就是一次满怀敬重的追忆，以及一次自我的完善。好吧，让我回到那次至今想来依然令我羞愧万分的桂林游，按照父母的叙述，我觉得有必要把发生在旅途中的“摸手事件”简洁而清晰地复述一遍。那是一个老年旅游团，参加者多为老年夫妻，事情发生在漓江游船上，途中，老人们正围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位口才比较好的老头挺爱出风头，不时给大家说笑话讲故事，还配以丰富的动作表情。说到某个段落，需要做一下模仿拉手的动作，于是顺手拉住了站在边上的我母亲的手。也许是一秒钟，也许有两秒钟，总之，那个需要拉手的模仿秀做完，老头才把母亲的手放开。我想尽量准确、客观地再现彼时的氛围和状况，如此我们就能设身处地想象，一个拉手动作其实并不足以让父亲如此生气。可他足足生了半个多月气，并且下了可怕的结论：她背叛了我！母亲自是委屈之极，坐在一边伤心哭泣。作为女儿，我只能劝父亲：几十年的夫妻，你还不了解妈妈？父亲接下来的话尚且令我觉得合理，他说，我知道你妈不会真的做什么出格的事，但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还当着我的面，老头摸她的手，她居然不反抗……我明白了，他把脸面看得太重，他相信妻子内心的忠贞，却为她的表现不够贞烈而觉丢脸。可是在我眼里，无论如何，母亲对突如其来的拉手动作的反应是有些愕然而不知所措的，她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比如，果决地甩开那个老头的手，并且还以一个表示反感的白眼。其实，老头的妻子在旁边呢，不可能发生任何问题……我就是这么劝父亲的，我试图分析当时的情况，尽力使他理解并释然。可这么一说，父亲转而对我生起气来：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难堪啊！脸都丢尽了！他甚至用了一个词：恶心！他近乎咬牙切齿地说出“恶心”这两个字时，我终于明白，他是深深地感到被伤害了。那时刻，我几乎无话可说，我在回忆，父亲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狭隘而计较了？以前他似乎也吃过母亲的醋，但反应不会这么剧烈，即便生气，也会保持起码的自尊。事后母亲在我面前提起：你爸年轻时就小心眼，我和男同事说句话他都要给我脸色看，他的女同事到家里来玩，我可半个“不”字都不说的。我无奈道：你要是能吃他的醋，他就不会吃你的醋了。话虽这么说，我心里却明白，父母对这样的换位思考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一件发生在很久以前的往事，一件与我有关我却并无记忆的往事。那时候我还没上幼儿园，也许是四、五岁的光景，母亲常带我去她上班的地方玩耍，她在一爿五金电器商店工作，这类商店的营业员多为男性，不像杂货店、针织百货店，以女营业员为主。某个傍晚，父亲下班回到家，幼小的我忽然在他面前说：小X叔叔到我们家来了。这位小X叔叔，正是五金电器商店众多营业员叔叔中的一个。父亲当即变了脸色，转而质问母亲：小X为什么到我们家来？母亲莫名其妙：没有啊！怎么可能？父亲指着我说：小孩子说的都是实话，成年人才会撒谎。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母亲追问我：谁来我们家了？怎么来的？来干什么？父亲试图提醒我：小X叔叔来过我们家？有没有来过？再想想……那个四岁或者五岁的孩子在遭到一连串的质问后，聪明地意识到自己适才的话惹来了麻烦。于是她决定，接下去她将以闭口不言来应对一切。她瞪着无辜的大眼睛，无言地看着她的父母，她三缄其口、不吐一字，不说有人来过，也不说没人来过，只是呆站在原地，把沉默坚持到了最后。事情的结果是，父亲在气极之下伸手甩了我一个耳光，我想，当时我大概哭了，母亲也一定哭了。那场事故是怎么过去的，母亲没有提过，但我相信，这确乎是一桩从我口中说出的子虚乌有的冤案。三十多年后，母亲再度回忆起此事，依然很不理解：天晓得你为什么要那么说，根本没有的事。我了解母亲，她不可能为了替自己圆谎而把罪错抵赖于孩子，并且，日后的每一天，我和弟弟都生活在她身边，直到高中毕业我才离开家。母亲的工作环境、社交处世、待人接物，我太熟知，我几乎认识她周围的所有同事、朋友，我们那个弹丸之地的小镇，谁不认识谁？而我对母亲，从没有丝毫品行轻浮的印象。为这事，我至今愧疚不已，我让母亲莫名蒙冤，让父亲感到伤害，而成年的我也不得不问自己，那时候我为什么要说“小X叔叔到我们家来了”？曾经对闺蜜燕子说起此事，她调侃我：你幼年时代就流露出一个未来小说家的端倪，虚构，虚构是小说家的长项。燕子的分析也许有一定道理，倒不是依据我现在以写小说为职业，而是，想象。我相信，幼年的我，小小的脑袋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象。我同样相信，那个“小X叔叔”是母亲同事中我最喜欢的一个。那时候我整天在母亲单位里混迹，我被电器商店的众多叔叔围绕着，便也拥有了自己的喜恶。比如那个引诱我把手指头伸进插座小孔的叔叔，就令我十分讨厌，当时我被电流麻得吓坏了，大哭不止，这事我还依稀记得。至于那个我已经完全不记得的“小X叔叔”，也许他经常给我讲故事，或者请我吃过糖果，我便喜欢上了他，并且热切地希望他到我们家来做客，这种希望被我小小的脑袋反复思索、强化，然后，想象出现了……当我脱口而出“小X叔叔到我们家来了”时，我想，我只是表达了某种愿望，而非事实。可是，这种表达是多么可怕，它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幼小的我不能料及的。为此我查过《儿童心理学》有关理论，科学解答了我的疑问：通常孩子到了三、四岁左右，就会有爱说谎的行为发生，这也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特有现象。然而，年幼孩子说谎的动机，并不如成人想象的那样，他们只是在编造一个故事、一个梦想，或为了达成某个心愿而夸大自己的言词，事实并非在说谎，所以父母应懂得分辨孩子说谎的性质和动机。可是，我该如何把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一场误会向父母解释清楚？我该如何让他们明白，一个孩子的“谎言”并非出自她想要撒谎的本意？对此我感到无能为力。好在那时候他们还年轻，尽管他们不懂所谓的“儿童心理学”，但是健康强盛的生命力使他们在发生矛盾之后能很快自愈，毕竟，恩爱远远超过偶生的龌龊。可是现在，他们老了，他们的免疫力下降了，他们不再强大，于是，一次误会成了一场疾病的导火线。都说时间是医治伤口的良药，桂林旅游引发的“摸手事件”暂告段落，天天生活在一起的两个人，做不到相互不理不睬。父亲其实一天都离不开母亲，他找不到没有破洞的袜子，他不知道衬衣放在哪个抽屉，他的衣食琐事，一辈子都是母亲替他操心。他们终是和解了，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过去了就好。可是事情并没有结束，而是，才刚刚开始。自那以后，父亲对母亲的芥蒂越来越深，桂林游的后遗症一次次爆发，甚而发展到母亲在上班时，父亲忽然从天而降，出现在财务办公室窗外。他去查岗，查他的老妻脱离他的监督后是否还能保持检点。也会被母亲的同事发现，他便搪塞，什么在附近办事，顺路过来看看，一副谈笑风生、心胸开阔的模样。有时候，母亲在卧室换衣，关闭的窗帘漏了一条缝，他便怒不可遏地质疑母亲的品行，斥责她不守妇道，言语伤人，不留情面。我没有意识到这是患病的蛛丝马迹，我和弟弟猜测，是不是父亲进入了更年期？据说男人也有更年期，只是比女人晚几岁。也可能是退休综合征，母亲天天去上班，他一个人在家胡思乱想，闲出来的病。我和弟弟便竭力鼓动他参加社区老年人娱乐活动，去公园唱歌跳舞，或者报名老年大学，去听听课，聊聊天。在我们的劝说下，他倒是在公园里找到了一群自弹自唱的同类，都是退休后无所事事的老人。父亲天生的好嗓子让他在那个群体中显得很是出挑，那以后，他每天上午都要去公园消磨半天时间。那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偶发矛盾，大多是与母亲一起外出时遇到某人某事，便触发了他的某根“醋”神经。或者，母亲下班后没有准点到家，他便怀疑她途中开小差，去了他不了解的某个地方……他的猜疑完全没有根据，母亲的解释或者我们的开导，总能使他在将信将疑中一次次“原谅”母亲。我们期盼着一年半载后，父亲的更年期自然度过，一切还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然而，我们没有等到他完全恢复的日子，他的状况越来越糟糕了，对母亲的猜疑愈发频繁，几乎每天都会生出事端和母亲吵架，直至2012年初，病症完全爆发。从“摸手事件”到完全发病，期间足有两年，现在想来，那两年正是AD症的孕育期，我们谁都没有发现，病魔的手正悄悄地伸向父亲。丢失时间的人
两年前，我的外公因患脑出血住进了医院，如今他依然在医院里过着与病床不离不弃的生活。好在母亲有姐妹兄弟7个，一星期轮下来，正好每人去医院照顾外公一天。我的任务，就是每周一次开车送父母去外公所住的医院。为此，母亲常常感叹子女多的好处，她只有一子一女，她无法想象，等他们老了，他们将如何打发一周七天中剩余五天的孤独？她的儿女如何才能每天陪伴在她和她那正渐渐失智的老伴身边？父亲的智力和生活能力几乎降到学龄前儿童的水平，甚而弱于5、6岁的孩子。未来等待着母亲的将是什么样的日子？她已有所预料，她朴素地预见到，夫妻相互陪伴终老的童话已然不再可能成为现实，她以自嘲甚或幽默的口吻道：除非诺贝尔奖评委会忽然宣布，某位科学家发明了有效治疗AD的药。这是她的梦，亦是我奢侈的想象。父亲的智力退化，最初表现为时间认知的混乱。刚吃过早餐，打了半小时瞌睡，醒来却说：该吃晚饭了吧？或者半夜三更要穿衣起床：天都快亮了，还睡？大约是2011年的下半年，我们只是发现他经常认错钟表上的时间。那时母亲还上班，每到下班时段，他就翘首以盼，等不及时，就去小区外公交站牌下等候。倘若因为堵车母亲晚到家片刻，他就大发雷霆，指着挂钟说：都7点了，怎么才回来？又去哪里“捣糨糊”了？事实上，挂钟的时针也许正指在“5”上。母亲纠正他，他对着挂钟端详片刻，这才“哦——”地释然，然后自责：我的视力退得太快，越来越看不清了。我们也以为，那只是他眼睛老化得厉害。可他还能戴着眼镜对照着我给他买的《中外民歌金曲集》唱那些老歌，还能每天去公园混迹于一群退休老人中唱歌跳舞。他嗓子好，是很有特色的民歌男高音，尤其擅长蒙古、藏族歌曲，那些婉转的曲调，他唱得优美而游刃有余，他还把擅歌的基因遗传给了我。然而，公园里的歌舞活动似乎没有让他尽兴与满足，看上去，他并不十分热爱这种集体活动，一般只持续到上午十点左右就独自回家了。接下去的大半天，他就靠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这一睡，也许就是两、三个小时。他不爱逛街，不爱串门，更不愿意参与麻将之类有金钱来往的活动，哪怕只是三、五元之间的输赢。他太爱惜他的钱了，他舍不得从自己口袋里往外掏一分钱。如此，他便为手里拽着大把大把挥霍不掉的时间而恍惚与迷茫着。除了看电视、睡觉，所有剩下的时间他都用来等他的老妻下班回家，心情便格外焦急，不断给母亲打电话。母亲若没听见电话铃声，他就一遍遍地打，直到被发现时，手机上也许已经堆积了几十个未接来电。如此，母亲到家后看到的必定是他那张气得铁青的脸，继而对母亲的行踪又一次提出怀疑和质问。状况似乎有些严重的趋势，我开始上网查询，关键词是“更年期”。果然跳出很多有关老年男性更年期的信息，父亲的症状大多符合，比如脾气变得古怪、暴躁、猜疑心加重等。但他的年龄已经过了医学上对男性更年期在六十岁左右的界定，难道因为体质好，70岁才刚到更年期？我无法找到合理的解释，与此同时，网页上更多有关老年疾病的文字涌入我的视线：老年忧郁症，老年精神病，老年痴呆……我像躲避瘟疫一样关闭了网页，我不敢看那些词条下面的详细内容，我无法接受我的父亲可能患上那样的病。从小到大，他留给我的印象多是坚强、开明、热情、善言……他怎么可能得老年忧郁症或者老年精神病？我一边这么告诉自己，一边忧心忡忡地观察着他的变化。那些日子，父亲对母亲的行踪极度关注，对母亲的行为接近病态地计较。母亲出门时与异性邻居打个招呼，遇到某位异性老同事寒暄了几句，他都会大怒而斥责他的老妻道德败坏。似乎，他回到了十八岁的青春年代，俨然一个多情的吃醋王子，为着深爱的恋人不至从他身边逃离而草木皆兵、处处设防。母亲亦是被他搞到终日惶惶不安，他却乐此不疲于类似克格勃或盖世太保的“监视”与“揭露”。母亲当然不接受他对她品行不端的评判，他便又为她的不知错而气极，于是大吵。好几次，母亲半夜打电话向我求救，又气又恨地说，都老得半死了，怎么变得这样“污理蛮理”？然而父亲一接我电话，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没等我开口，就率先询问起我的工作和身体，关心我的吃饭和睡眠，哪怕一分钟前他还与母亲吵得不可开交，此刻却像没事人了。我知道，他是不愿意流露心底的落魄和失意，他勉为其难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还要在子女面前表现出与母亲的恩爱。他压抑、忧虑，日子过得近乎忍辱负重，他无法消解这些负载在心头的压抑与忧虑，便更加频繁地挑起各种事端与母亲吵架。我做不到像工会主席那样去调解父母之间关于男女问题的矛盾，这大概是世上最尴尬的调解工作了。可我终于还是无法沉默下去，在一次父亲又因窗帘问题与母亲大吵后，我对他说：爸爸，妈已经六十七岁，没什么姿色可言了，你就放一百个心，你的老太婆没人要的。这世上，也就你稀罕她。也许是被我揭了底，扯破了脸皮，他干脆不再隐瞒：既然女儿都知道了，那我要和你好好谈谈。我问：谈什么？他说：谈谈你妈的事，她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就有很多问题……接下去，他开始举例，证据多得几箩筐都装不下，思路却相当混乱，所有事例都没有明确的时间、地点，所指对象均以“那个人”或者“那个谁”等模糊代词称谓，并且没有一例是叙述完整的，有头无尾、天马行空、毫无逻辑……语气却是悲伤和无奈，似乎真的一辈子活在屈辱中。在他语无伦次地罗列他的老妻的罪证时，母亲在一边已经哭得几欲气绝。我不知道该怎么评判他近乎痛心疾首的控诉，他这是故意要侮辱、污蔑、诽谤母亲吗？可他自己分明也感到受了极大的伤害，他认为那些证明母亲“有罪”的证据都是确凿无疑的，可是在我听来，那根本就是支离破碎的梦话。我几乎怀疑，父亲是不是得了“受迫害妄想症”？为什么他总觉得母亲背叛他？2011年10月19日，外公突发脑出血，被送往医院急救。大舅打电话给父亲，他马上赶去医院。因为我们家离医院近，父亲便自告奋勇回家拿住院的洗漱用品。当时同去医院的三姨夫后来告诉我，父亲下了手术室大楼，却找不到来时的路了，他在楼下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来来回回转了很多圈，如同撞了鬼似的，怎么都走不出医院大门。大舅在楼上的窗口看见了，对三姨夫说：看看，看看，姐夫怎么变得这样笨？好不容易出了医院大门，他骑自行车回到家，母亲已经从单位赶回，整理好洗漱用品，两人一起返回医院。可是进了医院大门，父亲却找不到外公住的那栋大楼了，才半个小时，他已经不记得。我终于意识到，他的记忆力衰退得如此之快实在是不正常了，回头看他近半年来对母亲极其苛刻的态度，无中生有的猜忌，我怀疑，父亲的心理或者精神大概真的出了问题。再度查询网上有关老年疾病的信息，一一对照，似乎，父亲患了所有与精神、情绪、心理有关的老年疾病。许多症状符合忧郁症的特点，但忧郁症会失眠，他却不会，睡觉是他最重要的生活，他睡得着，并且晚上睡、白天睡，一天二十四小时，大约有三分之二在睡觉。难不成忧郁症也会嗜睡？或者，或者，竟是老年痴呆？记忆力急速衰退，对伴侣无端猜忌，对金钱极度吝啬……看起来像，可他才七十岁，太早了吧？我无法找到确切答案，便想着抽空带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可父亲却好像知道我们正在怀疑他患了病，便要努力证明自己的健康似的，从外公住进重症监护室开始，竟变得正常起来。那些日子，父亲上午去公园，下午去医院。他担负起了每天为外公送人参汤的任务，四十五分钟的探视时间，他和半昏迷的外公说话，给外公僵硬的手脚做按摩。有规律的生活和工作让他感到忙碌而充实。他不再做盯梢的克格勃，给母亲打电话也不那么频繁了，并且猜忌和怀疑明显见少，只是对窗帘还偶有要求。也是母亲学得乖巧很多，出门只埋头赶路不东张西望，卧室的窗帘总是闭得严丝合缝，她不想招惹她那个刁蛮的老伴，她尽量避免着引起冲突的任何事由。那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父亲的精神显得良好，不像是得了心理或精神疾病。我想，也许过于空闲的退休生活让他倍感寂寞和空虚，积累起来，就患上了某种叫“退休综合症”的病。现在外公住院了，父亲便如踏上了新的工作岗位，退休综合症不治而愈。他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他被另一个更老的老人需要着，为此他必须要求自己保持健康的、旺盛的生命力。这年冬天，我们过了一个祥和的春节。弟弟和弟媳从海南飞回了家，年三十晚上我们请外婆来家里吃了年夜饭。春节过完，弟弟、弟媳回海南，母亲又开始上班，我也投入了新的创作。春天悄悄地来了，我默默地祈祷着父亲的“病”能因着护理外公而好转，乃至恢复正常。然而，早春二月，父亲的“被迫害妄想症”又蠢蠢欲动起来，就像封冻了一季的种子，在春天温暖的空气和潮湿的土壤中渐渐复苏，而后，某一天的某一时刻，骤然间冒出了邪恶的芽孢……2012年的五月到六月，是父亲发病以后精神症状最为严重的一段时间。每天早上，他总要骑着自行车去公园，与他那些唱歌的老伙伴碰面。他在外人面前依然随和、谈笑风生，公园里的老伙伴们根本看不出他的病，只觉这个唱歌好听的老薛变得愈发高傲了，人们请他表演，他总是只唱一、两首歌，之后便不肯再唱。我问他：为何摆谱？他说：多了就不稀罕了，也要把表演的机会让给别人一些的，老太太们唱得难听，也喜欢唱呢。这话在我听来很是知书达理，自尊、礼让、体察人心。可是话锋一转，他又说：一群婆婆妈妈，为谁唱得多唱得少还吵嘴，和他们混在一起，我都显得档次低了……俨然一副小明星大架子。前后两种说法，本质上是一回事，但境界完全不同，不知道哪一种态度才是发自他的内心。但是，不管他是否瞧得起那群被他称为婆婆妈妈的同龄人，他照例还是每天花费半天时间去公园“上班”，这终究是好事。直到有一次，他们去一所敬老院演出，轮到父亲独唱时，他竟把一首最熟悉的歌唱得支离破碎、不忍卒听，那些曾经熟记的歌词，被他几乎遗忘殆尽，更可怕的是，在上台之前，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忘了歌词。他被自己羞辱了。“不玩了，早就不想玩了，谁稀罕？”他以轻描淡写的口吻宣布从此不再参加公园的歌舞活动，却掩饰不住一脸的挫败感。我不知道在舞台上出一次洋相对于他来说有多么羞耻，但我知道，从此以后在他的字典里，唱歌成了“自取其辱”的代名词。我们便联想到，他那充满傲慢与偏见的人际交往，以及不愿与老伙伴们合作的真正原因，也许是他已经隐隐感到，他正逐渐失去把握与控制“歌”和“唱”的能力。那简直就不是原来的那个老薛，而是一个越来越不会唱歌，甚至从来不会唱歌的老薛，这个可恶的老薛，正一口一口侵吞着原来那个擅歌的老薛。那以后，他果真不再去公园，整日呆在家里唯一可做的事，就是盼望母亲下班回家。一个人的日子，太漫长了，漫长到不断地睡过去，醒过来，又睡过去……于是给他的老妻打电话，从一天打三、四次，到一天打七、八次，直到半小时打一次。在这之前，我和弟弟曾多次劝母亲辞去工作，回家陪伴父亲。她没有正面答复我和弟弟的建议，每天早上依然准时去上班，直到下午下班时间回家。她好像并不担心她不在家的时间段里，她的老伴该如何度过，过得是否寂寞。我知道，与我一样，母亲也在逃避，逃避一份情感完全负载于她一个人身上的压力。虽然她已是一个六十七岁老妇，可她一样希望拥有自己的生活，她对未来时刻都要陪伴着一个“刁蛮的病老头”充满了恐惧，她去上班，更多是为逃离这个压抑的环境。我什么都知道，便不能硬逼着她辞工回家陪伴父亲，我无法告诉母亲什么叫“老来伴”。“老来伴”，其实并不是一种公平的相互陪伴，而是需要健康的这一个照顾患病的那一个，需要相对年轻的这一个照顾更老的那一个，需要活着的这一个为先于他（她）死去的那一个料理后事……世上没有一对完整和公平的老来伴，总有一个人要牺牲更多，总有一个人要留下来孤独地走完余生，先病、先老、先逝的那一个，便是有福之人。所以，命运让你这样一个女人比你的男人长寿，比你的男人健康，比你的男人更久地保持着耳聪目明、手脚灵便，那么照顾他吧，这是命运对你这个女人提出的要求，照顾比你先老、先病的你的老头吧，照顾他，直到他安然死去——这就是你的责任。这是我无法告诉母亲的话，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吼叫：好吧，你不辞工回家陪父亲，那就让我来陪，你去上班吧，你坐在你的财务办公室里算账聊天上淘宝网购物，你去做那份两千元月薪的工作，爸爸就由我来照顾，我不写作，不出差，不参加任何活动，我呆在家里，我替代你作为老伴的所有工作，行不行？我不可能把这些话说出口，这是我每每担忧父亲因孤独而病况日趋严重的内心怨言。很多次，当无法按时回家看父亲，我就一边内疚着，一边自我安慰：倘若要牺牲，也不该牺牲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吧？有时候参加了一场可去可不去的活动，我就愧疚得像是犯了罪，几乎想立即从活动现场拔腿逃回家。倘若我在享受生活的同时把父亲孤独地丢在家里，那样我就无法享受得坦然而心无芥蒂。而当我苦痛地创作着、劳累着，那么我会略感安慰，不是我不去陪伴父亲，而是我实在忙碌，我要工作……可是，强烈的愧疚感还是如阵痛一般持续折磨着我。我自由着，却因亲人的不自由而愧疚；我快乐着，却因亲人的不快乐而愧疚；我尽情着，却因亲人的不尽情而愧疚……如此，我便不再自由，不再快乐，不再尽情，任何时候我都在想，我是不是在逃避责任？我是不是一个不孝顺的孩子？想得多了，便为母亲坚持要去上那份月薪两千元的班而在内心怒吼，为自己每时每刻的愧疚怒吼。拖延了四个月，母亲终于不敌父亲每半小时一次的电话骚扰而辞工，全身心地回家做起了父亲的“老来伴”。这不公平的老来伴，其实只是母亲对父亲的陪伴，于她而言，这种陪伴与幸福无关，有的只是艰辛与压抑。可她必须陪伴他，谁让她是他的老妻？而在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即将到来的未来时光里，孤单的母亲由谁来陪伴？我确定我会陪伴母亲，只不过，我不是她的“老来伴”，我是她的女儿。假如她将孤独地老去，那也是命运对一个长寿女人苛刻的安排，对此我无能为力，因为我也是女人，我也终将孤独地老去。这是我以不惑的年龄对未来悲观而理性的预见。看病
母亲提醒我，下周该为父亲配药去了。其实我们都很清楚，目前为止世上还没有一种可以治愈AD的药，但我们不甘心不用药，每隔两周我要去一趟医院，那些叫做“盐酸美金刚片”、“奋乃静”、“阿力派矬”、“石杉碱甲片”、“尼麦角林”的药名，我已能熟练背诵。给父亲看病，辗转了五、六所医院，最后停留在浦东精神卫生中心。首次看病是在2012年2月，那时父亲的病情还不算十分严重，只是记性越来越坏，经常“骑驴找驴”，鼻子上驾着老花镜，却到处找眼镜。做过的事一转身就忘记，过后还不承认是自己做的，同一个问题要问无数遍。周末我的儿子从寄宿高中回来，他会一百遍地关心他的外孙“坐公交车挤不挤？”，男孩回答了外公九十九遍：没坐公交车，妈妈开车接我回来的。有几次，他竟指着十六岁男孩的背影问我：他多大了？现在念哪所大学？他的外孙每个周末都会回到他身边，他却不知道这个孩子多大。再次上网查资料，父亲太过迅疾的记忆衰退让我不得不面对那些原本避而不看的病名，最后，我几乎逼迫着自己，去接受那个概率极高的可能性——也许，他真的患了AD。我决定带他去看病，可他不承认自己有病，直至发生“核桃糕事件”。他终于开始怀疑：“莫非，我的脑袋真的出了问题？”他用一根手指戳着自己的太阳穴，表情沉郁而忧伤。“核桃糕事件”，是父亲首次出现完全失忆的症状。那天他照例上午去公园，下午去医院重症监护室给外公送人参汤，然后是漫长的午睡，直到母亲下班回家。晚饭后，母亲发现我买回去孝敬他们的一大包核桃糕不见了，只留一张空袋子在桌上。母亲问他，他说：大概是我吃掉了吧。大概？什么叫大概？那么大一包核桃糕，两、三斤呢，全部吃掉了？母亲吓坏了，她担心他吃坏肚子。父亲低下头，使劲想了想，又说，我记得是吃过的，不过，我怎么会吃掉那么多？不会吧？母亲知道父亲糊涂，兴许放在某个角落，一转身忘了。可是稍后打扫卫生，却发现垃圾桶里躺满了一块块灰头土脸的核桃糕，它们和废纸、果皮、烂菜叶混在一起，奢侈地充当着即将被扔掉的生活垃圾。母亲把核桃糕从垃圾桶里一块块捞出来，问父亲：老薛，你为什么把核桃糕扔掉？父亲凑过去看了一眼，霎时惊呆了，紧接着，他开始不断地问自己：我怎么会扔掉的？我是怎么扔掉的？我是不是在梦游？他一点儿都不记得是怎么把核桃糕扔进垃圾桶的，完全失忆，仿佛有人拿一块黑板擦在他的大脑中做过一次彻底的擦拭，他脑中的那块黑板因此呈现出一片洁净的漆黑。倘若说“骑驴找驴”的事也常常发生在健康人身上，那么把价格不便宜的食物扔进垃圾桶，这么触目惊醒的浪费，只能是健康人在摆阔或者恶作剧。对于父亲来说，用花钱买来的食物充当恶作剧或者摆阔的道具，那是犯罪，他是连隔夜饭菜都舍不得扔掉的人。那天晚上，他的情绪十分沮丧，他发现自己的大脑出现了瞬间的“失控”，却又无论如何想不通“失控”的缘由。第二天，他用焦虑和迫切的目光看着我，说：去看病吧，女儿……初次就诊是在解放军411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生是一位轻度谢顶的中年男性，态度和蔼，说话轻声轻气。医生问了父亲一些问题，比如家住哪里？今天早饭吃了什么？昨天晚饭呢？家里有哪些人，等等。除了昨天的晚饭他不能历数吃了什么，别的都还准确。医生又问：一百减七是几？他回答得不算慢：九十三。医生又问：再减七呢？他脱口而出：“八十二”，随即又纠正：哦不，是九十二。那么再减七呢？医生继续问。他好像意识到自己哪怕答出来也是错的，便吱呜着，自嘲般“呵呵”地笑。医生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明白他的意思，这就是AD患者最初表现为智力下降的症状。去做个脑部核磁共振吧，医生说。三天以后，我们带着父亲的脑部核磁共振成像再次去411医院。等待就诊时，看见一位排在我们前面的病人，正把自己的脑核磁片子请医生诊断，医生看过后确诊是AD，病人霎时红了眼圈，眼泪随即涌了出来。这一幕正好被推门进去交挂号单的我看见，慌忙退出。关上门时我悄悄瞥了一眼那位病人，是一位男性，看起来与父亲年龄相仿，略方的脸膛，面色干干净净，穿着亦是周正，深灰色夹克衫，驼色长裤，带书卷气的面容，并不十分苍老。我想，他应该是一名知识分子，兴许是中学教师，或者国企工程师，当然，他肯定已经退休，教师或者工程师是曾经的职称。倘若不是在神经内科诊室遇见他，我不会相信他是一个AD初级患者。他的言谈和情感反应那么正常，当听到医生确诊他患了AD后，他立即落下了眼泪……这完全不是我经验中AD患者的反应，可他确是一名AD患者。带父亲进诊室看病时，我多嘴地问了医生一句：“刚才那位老先生，得了AD？”医生点头，说现在得这种病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年轻。可他怎么没有家人陪同？这是我的疑问，但不可以再问，医生无权把病人的信息或隐私告诉他人，我亦无权知晓。于是，这位陌生病人曾经的身世和如今的处境，成了我彼时的想象。一个身患AD的老人，竟独自来医院看病，是因为子女没空陪他？老伴身体不好或者已经不在？会不会，他压根就没告诉家人他病了？他只是发现了自己的异常，就像我的父亲发现自己梦游似地把核桃糕扔进垃圾桶一样。我把他假定为一名知识分子，所以想必，他对AD有一定了解，态度也相对客观和理性。他怀疑自己患了这种病，却不想让家人担忧，于是独自去医院。也有可能，他不敢相信自己会得AD，倘若诊断结果并非AD，那又何必让家人白担忧一场？可是事与愿违，他的希望破灭了，彼时，哪怕他拥有再强大的内心，也无法让自己在听到确诊消息后继续保持平静，于是，他哭了……当然，这只是想象，我用想象替那位患者虚构了一段心路历程，事实上他心里怎么想的我并不知道，但眼泪是真实的，我清楚地看见泪水从他的眼眶里涌出。处于AD初级阶段的病人，智能还基本正常，大多时候他是清醒的。可是很残酷，他必须以正常的心智接受自己即将不正常的现实。我相信，一位AD患者的眼泪，与癌症之类病人的眼泪不一样，同样是走向衰亡，普通病人是身体机能的衰竭，而AD病人却是智商和身体机能的全面衰竭，也就是说，他会变傻，渐渐地，变成一个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没感觉，什么都不会的傻子。他没有能力体会身体的病痛和心灵的伤痛，似乎，这也算是一种无知无觉的幸福，但他同样不能体会快乐、兴奋、骄傲、惊喜、欣慰、温暖、舒适、满足、陶醉、疼惜、关心、呵护、思念，不能体会——爱。这让我想起美国前总统里根，某一天，他向全世界宣布，他患了AD，他清楚地知道未来的自己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他将不再拥有足够的心智让自己活得有尊严，于是，他在还没完全丢失智能时做了一件永保尊严的事。他向全世界宣布，他很快就要失去心智、失去记忆，他将遗忘所有的爱，和所有爱他的人。AD病人与普通病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们无法带着爱和尊严走到生命最后一刻。也许这就是那位在父亲前面确诊的病人哭泣的原因。我开始担忧，假如父亲听到自己被确证患了AD，他会不会哭？或者暴怒？忧郁？一蹶不振？我该如何安抚他？可是我还心存侥幸，我希望父亲并没有患AD，也许，医生将宣布一个令我们转悲为喜的结果……然而，仅仅过了二十分钟，我的希望就破灭了。看过父亲的脑核磁共振片子后，医生毫不犹豫地确诊，AD，没有丝毫悬念。虽然这本在我的预料中，但我还是感觉一种被突然射出的冷箭刺伤的疼痛，一种回天无力的绝望。我怯怯地用眼角余光看向父亲，他坐在医生面前，脸上的表情一如既往的镇定，不知是反应不过来，还是被吓呆了。可是接下来，这个老头的表现却不得不让我对他肃然起敬。整个就诊过程，他始终保持着稳定的情绪，并且与医生探讨着这种叫做“阿尔茨海默”的病，从头至尾没有流露一丝悲戚情绪。他似乎还很了解这种病，知道患上此病不可逆转的必然结果，所以他理性地决定，不采用医生推荐的“干细胞移植”手术。“干细胞移植”手术——我从未听说过这种AD治疗法，这个陌生的名称让我在减轻了心头的一丝绝望后又生出更多疑虑。医生说：这是近年开发的治疗AD的新型手段，通过干细胞移植的方法让患者的大脑里重新注入新鲜活跃的脑细胞……医生的解释让我精神大振，我想象着那些新鲜活跃的脑细胞像一群欢笑的孩童一样蜂拥而至，它们闯进父亲那颗正被迅速蛀空的脑袋，然后，他那养老院般日渐死寂的大脑空间忽然变成了一所充满活力的幼儿园，那里传出一阵阵嬉闹、欢笑、游戏的声音，那是生命的欢腾之声、雀跃之声……干细胞移植手术——我像溺水的人捞到一根救命稻草，当即要与医生签订住院合同，我要让父亲几近衰败的大脑在最短的时间内起死回生。母亲也支持我，她似乎更了解父亲不想动手术的真正原因，她劝父亲：十多万就十多万，治好了还是划算的，你身体健康，我还可以再上几年班，钱不就赚回来了？母亲对她退休以后被聘用的那份工作念念不忘，她担心父亲一旦真的因AD而失去自理能力，她就必须整日看管他照顾他，再也不能去上班。也是母亲了解父亲的秉性，知道他不肯动手术的原因是怕花钱。这样我就更坚定了要做通他思想工作的决心，假如因为不肯花钱而放弃可能治好的机会，且不说作为女儿我如何对得起父亲，即便只是面对自己的内心，我都无法坦然和安然。因为与我们意见相左，父亲整天闷闷不乐、愁容满面，严肃的表情使他像一名忧心忡忡的将军，因为要抉择一场大战役是否应该打响而寝食不安。而我，恰似他属下一名目标坚定却又无权做主的参谋长，不断进谏着关于他的身体健康和未来生活的科学性意见。他持续犹豫着，有时难以抵挡我的劝说，便勉强同意手术，可不到半天又宣布推翻先前的决定。几次三番，出尔反尔，我的神经被他揪得紧紧的，刚松口气，又来一个打击，反反复复。我劝他：爸爸，你担心什么？我们不缺治病的钱，你现在需要的是健康。他的回答含糊其辞：你不懂的，说了你也不懂。我是一个成年人，什么是我不懂的？不就是钱吗？为了打消他对钱的担忧，我向他承诺：手术费用我来付，不要你花钱，好不好？我刚把这句话说出口，他就爆发出一声怒吼：你的钱不是钱？不要你付钱，不要你管！自我长大后，父亲几乎没有对我动过怒，他信任我，不干涉我对学业、工作、婚姻等人生重大事件的任何决定，偶有意见相左，他亦是与我商议，最终大多也是认同我的安排。他的强势只针对母亲，他甘愿在子女面前做一个民主开明的家长，许久以来一直如此。然而这一次，他竟对我动怒了。我已很久没有遭受父亲如此态度的对待，委屈、伤心、惊异、气愤……一股五味杂真的酸楚感顿时涌上心头。他居然说“不要你管”，这决绝的话让我几乎当场落下眼泪。假如他不是我的父亲，我何需如此操心奔波？日后他的病越来越严重，我做女儿的不管谁管？我简直要崩溃了，谁能替我抉择，是坚持动手术，还是听从父亲的意愿？我能绑架他上手术台吗？僵持了两天，无奈之下，只能打电话给三姨和三姨夫，他们是医生，我想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可他们不是神经内科专业医生，他们听说过“干细胞移植手术”，但诊疗效果不能确定。三姨夫告诉我一个普遍适用于不懂医学的老百姓的判断依据，一种比较保守的办法：假如这种治疗方法并没有被大多数医院广为采用，并且很少有显著疗效的报告，即便有，也是医院自己的宣传，而非病人的传播，那么这种治疗方法还需观望……我还是不太甘心，如果新的医学技术没有经过千万例病人临床治疗的实践，怎么能进步、发展，乃至成熟？于是我又辗转于朋友、亲戚、同事、邻居等复杂到近乎无望的关系中，找到中山医院一位AD专家，咨询是否有必要做“干细胞移植”手术。专家答复：目前，世上还没有一种技术和药物能阻止AD患者丧失智能的脚步，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延缓，微不足道的延缓。加强智能锻炼吧，也许会好一些。我终于妥协。知道我放弃，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似地“呵呵”傻笑，而后小声自言自语：还是我自己说了算，还是我自己做主。我一惊，霎时醍醐灌顶。这段日子他的挣扎抵抗，也许并非心疼钱，而是，他在争取某种权利，争取他的自由和自尊。对于他来说，做一个没有权利为自己做主的人，比患上越来越严重的AD更可怕，更不能接受。我却以关心他、爱护他、替他治病的理由强迫他接受我的选择，其实我的潜意识里，已经不再把他看作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有权利决定自己命运的人。AD病人也有尊严，而我恰恰忽略了这一点。我开始调整自己的观念，我想，他需要我们的尊重，哪怕他把所有一切都遗忘的时候，依然需要。那以后，父亲一边吃着一些事实上并无多少作用的治疗AD的药，一边与以前一样，上午去公园，下午去看外公，傍晚等母亲回家。他依然可以骑自行车，可以去菜场按照母亲的吩咐买回鱼肉蔬菜。虽然有时买贵了、买错了，偶尔还会买回臭掉的鱼或者烂掉的蔬菜，但也勉强能完成工作。有时候，那些菜贩子看这个老头糊里糊涂，成心糊弄他，而他对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付出多少钱，找零多少，都是一笔混账。这一点恰是母亲最不能容忍的，这个财务工作者多年如一日地把家里的每一笔开销都入账，几乎做到分毫不差。每每轧不平账，她就责怪父亲连买菜这么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帮不上忙还添乱……至此，她依然没有在心理上接受她的丈夫是一名AD患者，她从未对这种病有过直观的体验，她还是把他看作是一个常人，便总是对他发出作为妻子的唠叨。三月阳春，天气暖和起来，父亲已经吃药一个月，病情却未见改观，依然是健忘，更糟糕的是，对母亲的猜疑开始变本加厉。也许是春天的原因，自然界的复苏使他脑袋里的病灶复燃了，他那些如肥皂泡一样正一个个破灭的脑细胞竟呈现出回光返照般的活跃。那些日子，他几乎认为母亲随时都在犯生活错误，只要她看一眼别人，他就要发出责难。每周四母亲都要去医院探望她的父亲我的外公，他竟不允许她去，理由是：我每天都去医院送人参汤，我去等于你去，你爹爹不只你一个女儿，他还有别的子女……他什么时候会计较这种事了？他是我母亲那个家族中的大姐夫，他从来勇于承担家庭责任，他的四个小姨子和两个小舅子是把他当成父亲之外的第二个男性家长的，他怎么可能计较照顾外公谁多谁少？母亲气极而道：你要是躺在病床上，女儿不来看你的话，你会怎么想？我是做女儿的，我去看我爹爹，这有什么错？如此一说，父亲又觉得有道理，可他依然不希望母亲去医院，母亲却坚决要去，最后他终于憋不住，说出了真正的原因。外公所住的重症监护室，邻床老病人的女婿每周四都要去探望自己的岳父，也就是说，每周四的重症监护室开放时间，母亲去看望外公时，一定会遇到那个46床的女婿。他不让母亲去的真正原因，是不希望母亲见到那个邻床病人的男性家属。上帝啊！他居然把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当成了情敌。母亲哭道：你疯了吗？你是不是疯了？为什么要诬陷我、诽谤我，我是那么下贱的人吗？我只是去看我爹爹，你就这样作践我，我哪里对不起你了？……回忆依然让我感到伤痛之极，那段煎熬的日子，至今不堪回首。我不断在父母家和自己家之间来回奔波，每遇父亲吵闹得厉害，整夜无法平息，母亲只能打电话向我求救，我便连夜开车赶去七十公里外的父母家……在我心急火燎赶到并且闯进家门时，总是可以看见那样揪心的一幕：黯淡的灯光下，父亲佝偻着身躯把自己窝在沙发里，仿如一个被妻子伤害得体无完肤的懦弱男人，正以自虐的方式独自消受着他自己才能体味到的绝境。而当他抬眼看向我时，我立即发现了他憔悴的面容，以及忧伤的目光……他终于决心把积郁在内心如一潭沼泽般的苦难向某个人倾诉了，哪怕这个人是他的女儿，哪怕他原本是多么爱面子的人。哪个丈夫能容忍自己的妻子是一个道德品质败坏的女人？他吱吱唔唔地“透露”着母亲的诸多往昔“罪证”，说到伤心处，竟哽咽起来。倘若是别的听者，一定会同情他，乃至为他感到愤怒和屈辱。他一直活得忍辱负重，几乎是一辈子了！我想，他内心就是这样的感受，真切到不察觉是自己病态的虚构和幻想。然而，他这种“真实”的感受却让健康的我无法认同，亦是坚决不愿意为哄他高兴而同意他对母亲品质的质疑，那样岂不是伤害母亲？我只能好言相劝，正面疏导，可是我的劝导显得那么力不从心，他发病的大脑让他认定了他所提供的证据确之凿凿。在他眼里，我成了偏袒母亲、包庇母亲的又一个背叛者，他又一次被伤害了，我不相信他的话，女儿的不信任，更是令他痛不欲生。母亲那一边，亦是被父亲的无中生有、近乎污蔑的怀疑伤透了心。而他怀疑母亲的所有举证，都是那么丑恶、凶险，几乎是电视连续剧里最恶俗的男盗女娼的情节，这一切，他都按在了母亲身上。母亲被他气得生不如死，有几次半夜跑出家门，在大街上独自徘徊着，给我打电话……这也是AD的症状吗？我几乎怀疑，父亲得的不是什么AD，而是另一种让我更觉恐怖的病。他的健忘并不算太严重，可他显得那么不正常，他捏造了很多故事按在母亲头上，那些故事里，母亲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女人，而勾搭她的男人就是他所认识的所有男人中印象比较差的那一类。46床女婿、隔壁种花老头、饭店里的大厨、多年前母亲服务的一家装潢公司的老板……当我历数这些被他编排在故事里的男人时，我近乎为他感到悲哀之极。他是否连一丝自信都没有了？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看得那么低贱？假如世上的任何一个男人都有可能夺走他的妻子，那么他是如何度过他的青壮年时代的？他是怎么拥有一子一女的？他是怎么把自己的老妻留到70岁还没有离开他的？他怎么能如此妄自菲薄而自怜自哀？他可是我的父亲啊！事实上，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的青壮年时代，父亲是从不示弱的，更多时候是母亲听从于他，他们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当年的他是那么帅气、自信，他很少在子女面前流露阴郁的表情，他让我们的四口之家常常飘出歌声和欢笑声，在我眼里，他是一个强大的男人，一个有能力保护妻子和子女的大男人。可是现在，他近乎猥琐地追踪着他的老妻，时刻怀疑着陪伴了他四十多年的老妻的品行，原本那个强大的男人在他的躯壳里隐没无踪，他成了一个被不贞的妻子迫害了一辈子的悲苦男人。我无法逃避下去，我必须承认，父亲的精神出了问题。精神障碍
父亲在电话里对我说：女儿，我要和你谈谈。我说：爸爸，明天我就回家，明天和我谈吧。他惊喜道：明天？那你到不到我这里来？我笑说：你要是不让我去你那里，我就要流落街头啦！你就收留我吧，爸爸！他似乎很高兴我有求于他，慷慨答应：那你来我这里吃饭嘛……他对时间已经没有概念，我离家才三天，他却认为我走了一个世纪；他嘴上唤着我“女儿”，却遗忘了作为父亲与女儿相处的一贯方式；他用对待一个好久未见的亲戚的口吻与我说话，内心又盼着我这个亲戚去“他那里”，好让他与我谈谈某些隐秘的话题。他说：你来了，我要和你谈谈，有关我的工资卡、退休金，我在想，那些钱，得转到我名下……他忽然开始费心他的钱了？从来，我们家的经济由母亲这个财务大臣管理，父亲不需操一丝一毫的心，他只管赚钱。也是母亲的善于理财，使他没有任何机会拥有私房钱。我和弟弟常开父母玩笑，说母亲是财务处长，父亲才是董事长，财务处长只管账，要花钱还需董事长签字。父亲总是大度地笑答：你妈身兼二职，董事长和财务处长都是她，我不要钱，你妈有钱等于我有钱。父亲不经手钱，所以他吝啬于钱的特点很少显山露水，倒是母亲，我从小记得她对钱是多么较真。那时候，他们的收入相对于我和弟弟的成长，自然显得捉襟见肘，她必须计划着开销，才能把日子过得稍稍顺当。她的持家理念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有积余，天天亏空的日子，早晚会堕落到一穷二白。事实上，对家庭财务的规划，母亲还是比较尊重父亲。她从不乱花钱，任何一笔小钱的付出都有账可查，要花大钱她也总与父亲商量。父亲似乎更乐于做一个身边没钱的人，也很少有花钱的欲望，比如请朋友吃饭，买礼物送人之类，从来没有，所有花钱的机会，都以家庭的名义出面。也就是说，他个人从来不参与请客吃饭之类砸钱的活动，即便有，也不是他请客。他也从不以个人名义送礼物给别人，包括每年的节日给老家的亲人寄钱，也是母亲安排，连商量都不需要，寄出后向他报告一下即可。这也成了母亲常常自我标榜的有力依据，以她的话说：要是换了别的女人，怎么肯主动给你乡下的阿哥阿姐寄钱？人家男人都要瞒着老婆悄悄塞钱给家里人的……母亲自始至终善待着父亲的亲人，可她是一个需要丈夫不断给予肯定、鼓励、以及赞美的家常女人，她希望丈夫看到她付出的一切，更希望他能体会到妻子有着超乎大多数女人的妇德，要知道，以父亲这样一个赤手空拳来上海打拼的外地穷人，娶到一个如此贤惠的上海老婆，实在是应该感恩戴德的。这是母亲作为上海本地人无处不在的优越感，时至今日，她的优越感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