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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加)伊尼斯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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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与传播试读：

总序

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在现当代与日俱增的影响与地位，呼唤着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相应发展和跟进。而知识的传承，学术的繁荣，思想的进步，首先需要的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积累。“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译丛·大师系列”的创设，立意在接续前辈学人传译外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的事业，以一定的规模为我们的学术与思想界以及业界精英人士理解和借鉴新闻学与传播学在西方方兴未艾之际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便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以免长期在黑暗中自行低效摸索。

将近十年前，在何道宽教授与我的发起和主持下，在司马兰女士的大力支持下，“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开始启动，至今已推出十来种名著的中译本，在学界也较有影响。这首先是何道宽教授的贡献，作为英语科班出身、口译笔译俱佳的高手，依然投身于传播学经典的引进；退休前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每天清晨起床开始工作，每年推出好几本译著，而且专攻技术学派（何老师称之为“环境学派”），不但包办了哈罗德·伊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作的所有中译本，而且还延伸到保罗·莱文森等当代名家。

记得何老师说过，他热爱传播学学术翻译到了这样的程度：“不给我钱（稿费）我也愿意翻译。”我当时就感慨，新闻传播学界要是多有一些像何老师这样外语水平高、热衷翻译的专才就好了。可是在目前的学术考核著作下，译著辛苦和稿费低暂且不提，在多数学校还是不被承认科研工作量的。这就妨碍了许多为教学科研和生活所累的年轻学人接续这一事业，尽管也出现了像刘海龙这样的优秀青年译者。

好在随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人意识到了我九年多前说的两个80%：新闻学与传播学是舶来品，80%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不在中国；而日见人多势众的研究队伍将80%以上的精力投放到虽在快速发展，但是仍处在“初级阶段”的国内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的研究上。这两个80%倒置的现实，导致了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和学术研究的肤浅化、泡沫化；专业和学术著作的翻译虽然在近几年渐成气候，但是其水准、规模和系统性不足以摆脱“后天失调”的尴尬。

如果说当年启动时，我们深感百余年前梁启超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对于当代新闻传播学的意义，如果说任公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的巨大落差，如果说新闻学与传播学相关典籍的译介比其他学科还要滞后许多，以至于我们的学人们对这些经典知之甚少，眼界相当狭窄，那么这种状况已经有所改观。如今的新闻传播学，虽然仍属小学科，但是近十年出版的图书数量猛增，其中译著的大量问世是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

这些新闻传播学译著可能并非本本经典，事实上也出现了些许重复翻译。一些译本的翻译质量存在问题，译校也比较粗糙。但是总体而言，它们对于学术的推动和学科地位的提升功不可没，尤其是比较媒介理论、传播研究方法类译著，直接烘托了和滋润了年轻学子，令他们的研究水准迅速提升。回想十年前，尽管几乎所有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言必称传播学“四大奠基人”或“四大先驱”，可是当时他们的传播学译著一本也没有被翻译成中文。

本译丛将奉献新闻学与传播学大师的经典之作，如哈罗德·拉斯韦尔、埃尔·塔尔德、哈罗德·伊尼斯、麦克卢汉、库尔特·卢因、卡尔·霍夫兰等人的佳作。大部分名著是新近翻译出版的，部分名著是中文版的修订本，还另附英文全文，以便读者查阅。“译事之艰辛，惟事者知之。”从事这种恢弘迫切而又繁难备至的工作，需要好几代人做出不懈努力，幸赖同道和出版者大力扶持。我们自知学有不逮，力不从心，因此热忱欢迎中青年学人加入译者队伍，我们也将虚心聆听各界读者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展江2012年11月20日

修订版译者序

10年前，在《帝国与传播》的第一版

译者序

10年后，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决定出《帝国与传播》的汉英双语版，使我有机会获得新的发现和心得，特在这篇小序里向读者汇报。现在分四部分做一个小结。

一、媒介环境学派问鼎传播学主流

和绝大多数的国内外学者一样，我对多伦多传播学派的认识有一个过程。10年前我倾向于同意绝大多数论者的判断，将这个学派称为“技术决定论”，同时又隐约感到委屈了这个学派，并为其鸣不平。因此，我在本书第一版的后记里写道：“我要为‘媒介决定论’鸣不平。迄今为止，学界对‘媒介决定论’多有诟病。其实，在我看来，它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第一生产力’主要是从历史进程的角度看问题，而‘媒介决定论’切入的角度，是媒介对社会形态和社会心理的影响而已。”

我对伊尼斯、麦克卢汉及其学派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以2006年为界。此前，我将其称为传播学的“技术学派”；此后，我根据北美Media Ecology学会的最新成就，将其称为“媒介环境学派”。

为系统研究这个学派，我译介了林文刚教授编撰的《媒介环境学：思维沿革与多维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译介了莱文森的《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发表和宣讲了五篇论文：《异军突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一》（深圳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媒介环境学辨析——媒介环境学述评之二》（《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期）、《媒介环境学的思想谱系——媒介环境学述评之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前沿课题研讨会，2007年5月）、《三代学人的薪火传承——媒介环境学评论之四》（中国传播学高端学术研讨会，2007年8月，南昌）和《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命题、源流与阐释——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五》（《新闻与信息传播研究》，2008年第1期）。

2011年以后，以纪念麦克卢汉百年诞辰为契机，我发表文章、接受访谈、出版新的译作，深入研究伊尼斯、麦克卢汉和媒介环境学派，主要成果有：《下一个世纪的朋友：再说麦克卢汉百年诞辰》（北京《科学时报》，2011-7-28 B3）、《面向未来的麦克卢汉》（上海《社会科学报》，2011-8-4第6版）、《为什么要纪念麦克卢汉？》（深圳《晶报》，2001-7-14 B09版）、《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

在施拉姆《传播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的译者序里，我对三大传播学派做了一些比较，肯定了媒介环境学派的独特视角，高度评价了伊尼斯的独特贡献，兹摘引三段，以明其要：“粗线条地说，传播学可以分为三大学派：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经验学派注重实证研究，长期雄踞北美的传播学界，以施拉姆和四位先驱为代表。批判学派的代表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和法国结构主义学派，以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学者为骨干。媒介环境学发轫于20世纪初的相对论思想，经过三代学人的开拓走向成熟，以麦克卢汉、伊尼斯、波斯曼、莱文森等人为代表。”“20世纪50年代初，哈罗德·伊尼斯以两部篇幅不大的巨著《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阐述富有原创性的‘传播偏向论’，同时批判英帝国和当代资本主义在空间上的极度扩张，警惕美国文化对加拿大文化的负面影响，唤醒政府和民众抵制美国的文化霸权。他的背景是经济学，受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影响。”“从哲学高度俯瞰这三个学派，其基本轮廓是：经验学派埋头实用问题和短期效应，重器而不重道；批判学派固守意识形态批判，重道而不重器；媒介环境学着重媒介的长效影响，偏重宏观的分析、描绘和批评，缺少微观的务实和个案研究……真正摆脱服务现存体制、解放传播学的却是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北美传播学的媒介环境学派。”

二、伊尼斯的霸气与豪气

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霸气和豪气兼而有之。其霸气从书名一望而知，书中上下六千年、纵横数万里扫描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其豪气却比较隐蔽，需要一点笔墨揭示。

他的霸气建立在30余年的严格训练和潜心治学上。在学术生涯的前20年里，他完成极具原创性的4部加拿大经济史著作。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他转向文明史和传播史研究，贡献了两部世界级经典：《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多学科的学问背景使他能够高屋建瓴、以简御繁，所以他提出了“传播偏向论”和“帝国模式论”。

他的豪气来自于边缘对中心的反叛。20世纪上半叶，加拿大还没有完全摆脱英国殖民地的边缘地位，同时又受到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挤压。他以强烈民族主义感情做学问、当策士，对加拿大政府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产生广泛的影响。

他研究人类历史的几十种文明，其实是要寻找克服西方文明危机的救世良方。

为什么伊尼斯试图拯救西方文明呢？这和他的生涯与治学密切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被送往欧洲去给英帝国当炮灰，洞悉了西方文明的危机。他认为西方帝国狂热追求开疆拓土，具有强烈的空间扩张偏向，反而忽视了文明在时间上的传承和积累。

新千年前后，他的思想遗产进一步得到弘扬。1994年，在伊尼斯百年诞辰之际，加拿大几所大学联手，隆重纪念加拿大这位学术泰斗。加拿大学界在成熟的信息社会里、在数字时代的门槛上，重温伊尼斯的思想遗产。这次纪念会的主要成果陆续问世，笔者已经见到有三本书，一本特刊。它们是：《教育技术棱镜下的伊尼斯》、《伊尼斯在新世纪》、《伊尼斯画像》、《加拿大传播学季刊·伊尼斯纪念特刊》。这些书刊全面介绍并继承了他丰富的思想遗产。

三、伊尼斯研究的新成就

1994年伊尼斯百年诞辰以后，伊尼斯研究进入新阶段，他的三部代表作《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和《变化中的时间观念》的纸质版和电子版继续出版，纪念他的专辑和两部传记也先后问世。已故传播学名家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1934－2006）为《变化中的时间观念》写了一篇超长的序言（1万余字），高度概括并肯定伊尼斯的杰出贡献。我们在这里概要介绍凯利对伊尼斯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几点是：（1）伊尼斯思想的分期和一以贯之的治学风格：“和马克思等思想家一样，伊尼斯的思想分为前后两期，中间似有一断裂，研究题材和哲学观点都有剧变。他的传播学论著横空出世，颇为突然。后期的著作独树一帜，极具胆略；前期的经济学论著精致准确，细节却可能使人昏昏欲睡……不过，我本人不持这样的看法，早期伊尼斯和后期伊尼斯之间不存在急剧的脱节。”（《变化中的时间观念》，p.viii，以下引文均为英文版页码）（2）研究帝国构建和瓦解的条件和因素：“在他的笔下，帝国既可能善，也可能恶；既可能是共和主义的，也可能是威权主义的；既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既可能是进步的，也可能是反动的。抨击帝国时，他仿佛在独战风车，因为帝国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与我们所知的人类历史一样悠久。理智的问题是：理解帝国构建和瓦解的条件，了解判定帝国效能和文明潜能的标准。”（同上，p.xii）（3）率先研究伊尼斯的全球化理论和实践。凯利注意到伊尼斯这方面的成就，颇有新意。他说：“在经济和传播领域，伊尼斯是最早、最明确表述全球化的理论家之一……伊尼斯讲述贸易、商品、技术和传播的复杂的历史，他考察的多半是全球化的前两个阶段：（a）北美的殖民和扩张，（b）19世纪帝国主义控制远方领地的竞争。”（同上，pp.xii-xiii）

四、“帝国论”的警世箴言——美帝国主义批判

伊尼斯关于“帝国”的思想可明显划分为两个阶段，《帝国与传播》（简称《帝国》）和《传播的偏向》（简称《偏向》）是第一阶段，稍后的《变化中的时间观念》是第二阶段。

在前期的《帝国》与《偏向》中，他所谓的“帝国”有两种意思，一是作为政体的大型国家，二是泛指大型的政治组织。

他所谓的“帝国”有两种分类：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政治性帝国倚重空间的控制，大肆扩张，攻城略地。宗教性帝国倚重时间的传承，比较能够经受改朝换代的折腾和帝王更替的沧桑。

至于他所谓“帝国”的性质，凯利的判断是：“在他的笔下，帝国既可能善，也可能恶……”（详细引文见上）

不过我认为，凯利的判断并不严谨，似有疏漏，仔细研读《变化中的时间观念》就可以发现，伊尼斯用大量的篇幅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倾向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为美国人敲响了警钟，并为其提供了自救的良方。

新千年以来，美国的战略走向令人不安。

和历史上一切走向衰落的帝国一样，美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阵痛。一方面，其“世界警察”、“全球领袖”、“一超独霸”的野心有增无减，且军事主义的倾向无限膨胀；另一方面，其经济实力不断衰退，且“光辉”形象屡遭自毁，它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难以克服。

伊尼斯确有超前的眼光。在《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一书里，他对美国帝国主义倾向的深刻批判，连为其作序的凯利也忽视了。

为了补救凯利的疏忽，我在《变化中的时间观念》的译者序里用了一大段文字，集纳该书的批判思想，借以展示伊尼斯深厚的历史睿智和洞见：

浏览《时间观念》的目录，赫然在目的批判文字就有：“美国宪法的军事意涵”（第二章标题）、“美国的扩张与战争政策”（第二章第三节标题）、“帝国主义在美国抬头”（第三章第四节标题）。伊尼斯刨根究底，以哲学家的明达睿智、史学家的纵横视野、批评家的深刻洞察，对美国的扩张冲动、军事主义、帝国主义的根源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揭示和批判。

1.美国宪法嵌入了军事主义的种子，军事主义是美国“先定”的命运

就此，凯利对伊尼斯追究的军事主义根源做了很好的归纳：伊尼斯认为，美国宪法有两个根本的弱点：（1）总统是武装力量总司令，他在外交政策上拥有几乎不受制衡的控制权……他实际上就可以像君主一样行事了。（2）由于总统选举日期固定且可以预知，外交政策在政治竞选中被牺牲了……政策就听命于打赢选战的谋略，而不是服从国家利益，这就会产生政策的摇摆性和易变性。（《变化中的时间观念·凯利序》，p.xviii，下同）

他又说，伊尼斯论证，各国宪法普遍有一些基本的弱点，美国宪法的缺点尤甚……伊尼斯认为，由于美国是在暴力革命中建立的，所以它很容易表现出过分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凯利序，p.xviii）伊尼斯不希望美国成为鼓吹“美国天命”的醉汉：“在美国宪法的影响下，对武力的依赖日益成为必需的要义……将军出任总统几乎成了惯例。奥斯特罗果尔斯基（俄国政治学家）说，上帝眷顾儿童、醉汉和美国。我希望，上帝偶尔也看看其他方向，眷顾我们这些其他人。”（《变化中的时间观念》，p.39）

2.将军出任总统的“传统”强化了军事主义的倾向

在第二章第二节“美国历任总统及两党政治”里，伊尼斯详细叙述了一百余年间总统竞选的两党政治以及历任总统的军事业绩。令人吃惊的是：从华盛顿到艾森豪威尔的34任总统中，军人出身的就有10人。他们是：华盛顿、门罗、杰克逊、哈里森、泰勒、格兰特、海斯、加菲尔德、西奥多·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

3.频繁的战争叫嚣和扩张

1844年，第11任美国总统波尔克的竞选口号是：经纬线50－45度，否则开战。（p.59）

1898年，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洛奇（Henry Cabot Lodge）叫嚣：从里奥格兰德河到北冰洋，只应该有一面国旗、一个国家！（同上书，p.30）华盛顿及其19世纪的继任者……在南北美洲稳步扩大美国的影响……向南部扩张以牺牲法帝国为代价，其突出表现是杰斐逊任内与拿破仑达成购买路易斯安那的交易；向北方扩张以牺牲英帝国为代价……稍后向南的扩张有1823年提出的门罗主义保驾护航。（同上书，pp.21－22）

4.隐而不显的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被描绘为“隐而不显的、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它之所以被视为有理三分、能吸引人，部分原因是它坚决否认它搞的是帝国主义。（同上书，p.117）

5.问心有愧的帝国主义这是个问心有愧的帝国主义，是粗暴得难以置信的帝国主义。我们再以西奥多·罗斯福在阿拉斯加边界争端中的手腕为例，还以他在巴拿马运河谈判中的谋略来说明问题。其粗野态度的最露骨表现是美国谈判代表坎贝尔的一句话。他问：“总统先生，在朋友之间，宪法算什么？”（同上书，p.59）

6.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在加拿大，我们看见美帝国主义以各种形式发酵：两国的渔业争端、美国人抗议我们修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在阿拉斯加划界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发出的威胁，无不是美国的帝国主义在起作用。（同上书，p.59）我们的确是在为生存而战……只有坚持不懈地在战略重点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我们才能够确保生存。（同上书，pp.11－12）何道宽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2012年9月6日译者序

一、何谓帝国？何谓传播？《帝国与传播》问世已经50余年，20来万字，却被奉为传播学之圭臬。作者伊尼斯（1894-1952）去世已经整整50年，但是一直为人称颂。奥妙何在？因为这本书开启了一个新的传播学派，即“媒介决定论”学派，伊尼斯就是这个学派的开山祖师。与他同时代但略晚的麦克卢汉，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这个学派，成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也备受争议的媒介理论家。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这一对双星，继续照耀着21世纪的媒介研究和传播研究领域。

伊尼斯知识广博，通晓政治经济学和史学，对传播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尤其熟悉。这给麦克卢汉留下很深的印象。伊尼斯是口头文学的百科全书，是修辞学家梦寐以求的楷模。临终之前，他正在紧锣密鼓地写1，000页左右的著作，论加拿大的传播史，表达他对纸浆和纸张、报纸和舆论的影响所做的思考。实际上，他做了许多麦克卢汉想做的研究工作。

他为后世留下两部传播学经典著作：《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欲了解人类传播纵横数千年、数万里的历史，这两本书构成最佳的互补参照。麦克卢汉推崇这两本书，欣然为之作序。

在两篇序言中，麦克卢汉谦称自己是伊尼斯的“注脚”，他肯定伊尼斯的历史地位，推崇其研究路子，指出其研究特征：构建“宏大模式”，从内部深挖“历史运行机制”，推出“总体场论”（field-theory）等。我们从中撷取几句，看看他为什么钦佩伊尼斯。

麦克卢汉推崇伊尼斯，他说：“我乐意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汉璀璨》看成伊尼斯观点的注脚。”

伊尼斯创造的方法论叫“总体场论”。麦克卢汉说：“伊尼斯正在推出一个‘因果’关系的总体场论。”又说其研究方法是“界面”的方法：“伊尼斯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并没有成为其他历史学家的共识。他特立独行，首先运用模式识别的方法，去研究我们这个信息超载的、电路连接的行星。”“他的研究方法为之一变，他从观点出发的方法转到界面的方法，以生成洞见。”这是一种从叙述转向阐释的研究方法。

麦克卢汉称伊尼斯是“最好的老师”，说伊尼斯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都包含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包含一个参考文献库。如果说老师的职责是节省学生的时间，那么伊尼斯就是记录在案的最好的老师”。

伊尼斯研究历史的宏大模式，用他本人的话说：“把历史当作一台戏，整个世界就是剧组……以揭示帝国要务的宏大模式。”又说：“我不打算专注于不列颠帝国某些时期或某些地区的微观研究，虽然这样的微观研究对了解其历史具有重大意义。我也不会把兴趣局限在不列颠帝国，把它作为特有的现象……相反，我要集中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其他帝国，同时与东方帝国参照，以期抽离出可资比较的重要因素。”《帝国与传播》是一部讲稿，共6章，成书出版时，补写了一篇绪论。伊尼斯在多伦多大学教“帝国经济史”，经济史是他的老本行。所以他在本书中说：“我这些讲稿有一个总的题目叫帝国与传播，说的是帝国经济史。从这个题目一望而知，在我们的文明中，我们不仅关怀各种文明而且还关怀各种帝国。”不过，只需略微翻检一下，就可以明白，他实在是“挂羊头卖狗肉”，他并没有认真讲经济史。他这一次的转向很值得庆幸。如果他囿于经济史，顶多成为一个二流的经济学家。这一次的“背叛”，成就了一位传播学大家，可喜可贺。

书名中的两个关键词颇费思量，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他不做界定就不简单，很值得玩味。就说“传播”吧，他研究的传播，是媒介的发轫、流布、变异、互动、特质、偏向。至于他所谓“帝国”，既是常人心目中的帝国，又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帝国。我们要多费一点笔墨。

先说其定义。可惜他本人不下定义，我们只能从他的文字中加以演绎。他笔下的帝国，有两个意思，一是作为政体的大型国家，二是泛指大型的政治组织。本书提到的“帝国”共30余个。从时间跨度来看，有五六千年。从空间上来看，分布在欧、亚、非三大洲。从规模上来看，既有横跨几大洲的庞然大物，也有袖珍得可以的小国；既有广为人知的帝国，如埃及、苏美尔，也有读者未必熟悉的远古帝国，如阿卡德、亚述、巴比伦、赫梯、叙利亚、安息、萨桑、波斯、希克索斯；既有大家比较熟悉的、非常规意义上的帝国，比如米诺斯、迈锡尼、雅典、斯巴达，亦有世人意见一致的庞大帝国，比如中华帝国、不列颠帝国、法兰西帝国、马其顿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德意志帝国、神圣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沙俄帝国。此外，还有不太为人熟知的庞大帝国，比如塞尔柱突厥帝国、查理曼帝国、奥斯曼帝国。

再说“帝国”的分类。伊尼斯把他所谓的帝国分为两大类：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政治性帝国倚重空间的控制，大肆扩张，攻城略地。宗教性帝国倚重时间的传承，比较能够经受改朝换代的折腾和帝王更替的沧桑。

我们接着说他心目中“理想”的帝国。他认为，一个帝国成功的关键，是要解决时间问题和空间问题。他理想的帝国，是希腊帝国。他认为，希腊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我偏向于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文明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我认为有必要重新把握其神韵……我们就应该弄懂，希腊文明有什么贡献。［《传播的偏向》，136页（原书页码，下同）］希腊口头传统中产生的荷马史诗，表现出对空间问题的强调……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平衡。（《传播的偏向》，68页）

为什么这个理想的帝国会衰落呢？

他惋惜口头传统的衰落，因为口头传统既倚重时间媒介（如文字），又倚重空间媒介（如金字塔、雕塑）。所以他说：15世纪中叶印刷术的发现，意味着一个回归的开始。我们又回归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传播的偏向》，138页）

像麦克卢汉一样，他认为：西方文明从拼音文字开始到广播媒介为止，走了一段弯路。这段弯路，就是专门化，就是“太过”。（着重号系原文所有）他推崇希腊文明的“不过”：“万事不过”（nothing over-much）是希腊人的至理箴言，其暗示意义是不信赖专门化的技艺，在一切文化生活领域都是如此。到公元前5世纪末，由于文字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希腊文化被毁了。（《传播的偏向》，136页）

二、理论贡献

伊尼斯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1.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他指出西方文明的危机和局限性我的许多东西都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不过，我努力尝试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来解释马克思。我并没有系统而严密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推向极端，也没有苦心孤诣地把它推向极端，以显示它的局限性。（《传播的偏向》，190页）

2.以媒介做文明分期

汤因比的文明划分标准，主要是历史、地缘和宗教。麦克卢汉的划分标准，虽然也是媒介，但是比较粗。伊尼斯的分期却比较细，一共分成9个时期：（1）埃及文明（莎草纸和圣书文字）；（2）希腊-罗马文明（拼音字母）；（3）中世纪时期（羊皮纸和抄本）；（4）中国纸笔时期；（5）印刷术初期；（6）启蒙时期（报纸的诞生）；（7）机器印刷时期（印刷机、铸字机、铅版、机制纸等）；（8）电影时期；（9）广播时期。

这样的分期似乎烦琐，请读者不要望而却步，因为他有一个简化的版本：把西方历史分为文字和印刷两个时期。

3.“媒介决定论”

伊尼斯认为，媒介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产生深重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和麦克卢汉异曲同工。所以他断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传播的偏向》，34页）

欲知以上三个论点之详情，请见《传播的偏向》译者序言。至于他的第四个论点，则需要在此多费笔墨，因为这是他整个理论框架的基石和核心。

4.传播偏向论

伊尼斯发现，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两者有一个基本的区别：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比如，石版文字和泥版文字耐久，它们承载的文字具有永恒的性质，容易传承。但是，它们不容易运输，不容易生产，不容易使用，因而不利于空间上的传播。相反，莎草纸和纸张轻巧，容易运输，使用方便，能够远距离传播讯息，然而它们传播的讯息却限于当下，比较短暂。

他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下面这段话，痛快淋漓地阐明伊尼斯“传播偏向论”的意旨、要害，说明媒介的性质和偏向，并且说明媒介为何有这些偏向。他说：倚重时间的媒介，其性质耐久，羊皮纸、黏土和石头即为其例……倚重空间的媒介，耐久性比较逊色，但质地比较轻。后者适合广袤地区的治理和贸易……倚重空间的材料，有利于集中化……我们考虑大规模的政治组织，比如帝国时，必须立足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我们要克服媒介的偏向，既不过分倚重时间，也不过分倚重空间。（《帝国与传播》，原书4页，下引只标页码）

他进一步强调媒介偏向与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关系，并指出媒介与国家官僚体制和宗教的关系。他说：“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还要认识到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命问题，也是宗教问题。”（23页）又说：“国家的官僚体制倚重空间，忽略时间。相反，宗教却倚重时间，忽略空间。”（137页）

他把媒介分为两大类。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媒介的性质，便于比较，现将他的思想做一番钩沉，两两相对，列于表1，以明其要。表1

我们的对比清单只能罗列到这里。伊尼斯去世于1952年，未能看到后现代的传媒和数字时代的传媒。或许读者可以尝试加上一些两两相对的媒介？

再让我们举几条引语，给以上列表加一点血肉，以明其详。

首先看看他对媒介性质、特征的论述。“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者有利于时间观念，或者有利于空间观念。”“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含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33页）

口头传播和文字传播都有局限。麦克卢汉告诉我们，伊尼斯列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例子，说明口头和耳朵的传播受到时间的束缚，眼睛、文字、书面的传播受到空间的束缚。

伊尼斯推崇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的口头传统，对希腊文明做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西方文化的基础。希腊文明丰富的口头传统成就卓著，它成为西方文化的基础。希腊文化的力量能够唤醒各个民族潜在的特殊力量。凡是借用了希腊文化的民族，都可以开发出自己特别的文化形态。各家对此已做过描写，并且以罗马为证。沉睡的国力释放出来，通过对本土文化成分和希腊文化成分的诠释，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86页）

我们再看看他对一些媒介的论述。黏土这种媒介本身就要求从象形文字简化为楔形文字。图画和文字之间的鸿沟因此而填平。（《传播的偏向》，27页）从倚重石头转向倚重莎草纸，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也发生变化。（《帝国与传播》，19页）喇叭和广播的使用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在利用民族主义方面，口语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它可以诉诸更多的人，是一个更加有效的工具。文盲状况不再是严重的障碍。（《传播的偏向》，81页）纸引起了极端重要的……一场革命，没有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去从事写作的艺术，印刷术对人类的贡献也将大大逊色……纸使我们能够用一种普世的物质去代替昔日传递思想的昂贵材料，它促进了人类思想成果的传播。（同上，19页）纸这个媒介把希腊科学、阿拉伯数字和更有效率的计算方法传到欧洲。（同上，19页）纸的引进和文字的普及，加速了本土语言的成长和拉丁文的衰落。（同上，22页）

他将一把解读技术的钥匙交给我们。凭借这把钥匙，媒介的心理影响和社会影响就容易读懂了。此外，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场挑战：媒介的评估和文明的评估。他说：一种基本媒介对其所在文明有何意义，这是难以评估的，因为评估的手段本身受到媒介的影响……一种文明理解另一种文明并不容易……评估的困难显而易见，考虑时间因素时，尤其是如此……是否有能力开发一套行政体制，使之能够制衡传播的偏向，并评估空间和时间的意义，仍然是一个帝国（体制）的问题，也是西方世界面对的问题。（《帝国与传播》，8页）

三、多伦多的双星

20世纪50年代初，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在多伦多大学执教。伊尼斯教经济史，任研究生院院长。麦克卢汉教英语文学，是安大略省少数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可是，这两个教书匠不甘作茧自缚，守自己那一摊，也不抱门户之见，抗拒他人之意见。二人都成为跨学科的奇才。

麦克卢汉1946年来到多伦多大学，二人共事和交友的时间不过5年。可是学者的惺惺相惜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伊尼斯的两部传播学经典著作，都由麦克卢汉作序。在《传播的偏向》的序文里，麦克卢汉谦恭地称自己是伊尼斯的“注脚”。惺惺相惜的纽带，是共同的情趣和追求。可是这两人的研究方法和文风是多么不同啊！现将两人异同之处作一番梳理，列于表2。表2

二人的情趣交相辉映，照耀“媒介决定论”的旗帜。他们都善于驾驭宏大的主题，纵横数万里（甚至是超出数万里！），上下几千年，把人类文明史和媒介史概括成几个简明的模式。二人的行文风格相辅相成，暗合他们不同的学科背景。二人的研究方法，亦相辅相成。

伊尼斯是经济史家，善于考证，喜欢考证。注释不胜其烦、不厌其详。仅以本书为例，区区18万字，注释之篇幅，竟然超过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全书注释竟然达到534条。有趣的是，该书1950年问世时，注释只有277条。然而，从该书1950年问世到作者去世（1952年）的一年多时间，他居然加上了257条旁注！这些眉批旁注经过他夫人玛丽·魁尔·伊尼斯（Mary Quayle Innis）的整理，在后来的版本中才得以和读者见面。

与此相反，麦克卢汉是文学家，善于修辞而不求严谨，且不作一注。所以读者读他的著作，往往叫苦不迭。

关于研究方法，二人也表现出强烈的反差。麦克卢汉认为，伊尼斯对历史进行叙述和比较。在这一点上，他和汤因比一致。可是他又不止于此，而是前进一步，对历史和历史模式做出解释。这把解释的钥匙就是他的“偏向论”：媒介的偏向、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空间的偏向、政治组织的偏向和宗教组织的偏向。然而麦克卢汉却只探索，不解释，并且把自己的研究方法比喻为开锁匠的方法，只等水到渠成，只等读者去做结论。要言之，伊尼斯的研究方法是比较传统的考据之学，而麦克卢汉的研究方法是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麦克卢汉反常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探索而不做结论，并置而不做分析，铺陈而不做归纳，发现而不做判断，定性而不定量，求形而上而不求实证。

二人的语言风格也构成对立的两极。伊尼斯的叙述和阐释，不用任何文学语言，追求严谨细密。麦克卢汉却偏爱格言警语，不求明白如话；只用“艺术”语言，不求科学严密；滥用警语、格言、典故、暗喻，还喜欢用一些莫名其妙的“麦克卢汉式”的语言。

麦克卢汉的大胆创新，使他成为20世纪最负盛名且最具争议的媒介理论家。他扛起了“媒介决定论”的帅旗。可是这面帅旗的旗墩却是由伊尼斯夯实的。没有旗墩或旗手，这面帅旗都不能飘扬。

今天，使这面帅旗高高飘扬的，是一批杰出的学者。其中成就最著者，当数美国人莱文森（Paul Levinson）。他以《数字麦克卢汉》成名，又被誉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何道宽2003年3月30日

麦克卢汉序言

如果说黑格尔推出了一个没有存在背景（ground）的历史外观（figures）模式，那么伊尼斯根据新的信息时代精神，正好在历史和经验的背景中去寻求模式。无论新旧，媒介不仅是他观点指向的顶点，而且是活生生的力量漩涡。它们生成的环境，粗暴地磨灭老的文化形态。薛定谔给我们描述了人的观点从牛顿思想到量子力学的转变。这和伊尼斯的研究有关。量子力学的揳入，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17世纪奠定基础的各种学说。这些理论主要是伽利略、惠更斯和牛顿建立的。这些基础已经动摇。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并非无处不在地处在这个时期的魔力之下。任何时候，我们都使用其基本观念，虽然这些观念的形态对创始者来说已经面目全非。与此同时，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智穷力竭、江郎才尽。

伊尼斯认识到，牛顿思想中自然事物的等级系统已经崩溃。他丝毫不受其魔力的影响。他知道，在理解人事的组织安排中，我们必须向前飞跃。他以动态的态度看待过去，把历史当作一台戏，整个世界就是剧组。自然，他把历史当作成堆的废墟和错误的尝试。他揭示了帝国要务的宏大模式。在这一点上，他就是扭转剧情、揭开演员面具之神灵。他揭示了大型团体演员隐藏的动机，古代的城邦、罗马和巴比伦的官僚体制就是这样的演员。这样的能力几乎使他扮演了一个讥讽的角色。如果说在摆弄巨型历史情节中，他是艺术家的话，那么在揭示演员的乖谬和愚蠢时，他就具有讽刺大师的魅力。想必他会同意西格弗里德·吉迪恩的话。吉迪恩说，“对历史学家而言，没有什么陈腐的东西……决定性的一步必须由读者自己迈出去”。他接着说：历史不是事实的编纂，而是对生命动态过程的洞见。而且，求得这一洞见，不能用全景式的扫描，不能用鸟瞰的方法，只能把某些具体的事件游离出来进行精细的考察，就像写镜头那样进行深入的检视。这种方法既能够从内部也能够从外部对一种文化进行评价。

伊尼斯不仅深入到隐蔽的历史情景中去，从内部去探察文化，了解其运行机制，而不是站在外面对文化进行描绘和叙述，而且他总是处在悖论之中，因为他同时提供环境的许多侧面。柯利（Rosalie Colie）在《流行之悖论》中解释了古今之悖论。她说，从古至今，悖论的表述总是需要最高深、最广博的学问。伊尼斯就是这种悖论的首要代表。正是他广博的学问，迫使他去认识时代和文化运行机制中同步、互补甚至是矛盾的侧面。因此，伊尼斯指出，希腊的口头传统是从内部摧毁的。希腊人倚重书面文化和视觉形象，始终将其当作希腊特别的荣光。他始终指出，视觉文化和书面文化要求空间上的拓展。与此同时，他又强调指出，对领土空间的控制，常常又伴生出对时间、传统和稳定的忽视。

许多人读伊尼斯有“困难”。原因何在？因为他用参与性关怀去研究历史运行机制，而不是用一个观点去研究历史。对历史运行机制越是熟悉，他就越是不想进行道德说教。他逐渐认识到，所谓历史命运，就是人们拒绝承认从文化模式生长出来的模式，实际上各种文化中都已经存在这样的模式。他把这些事情当作实际问题来对待。解决的方法则是直接的观察和分析、历史比较和对比，进而推出自己的感性认识工具。由此得到的意识（awareness）没有给说教留下什么余地，也没有给观点留下什么余地。一个观点依靠一个固定的立场。他的兴趣，是全神贯注于发展的运行过程。他不能用静态的立场，不能用纯粹旁观者的身份去思考历史景观。同样的道理，他不会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判断。世界史舞台上的伟大演员，对自己的时代的基本问题，都表现出无知和误解。他习惯思考这个问题，觉得可以原谅自己，不去对人性做判断。一个又一个文化因骄狂而自我毁灭，并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粗枝大叶，就因为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研究了这样的骄狂之后，他不想对孤立的个人进行价值判断。

伊尼斯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并没有成为其他历史学家的共识。他特立独行，首先运用模式识别的方法，去研究我们这个信息超载的、电路连接的行星。面对20世纪难以计数的学问分割，他并没有绝望，而是干干脆脆地将各门学问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无论是在阅读还是在与同事交流之中，他都掌握了时代的知识和思想行为的创新。在我们这个电气时代，伊尼斯这样的历史学家并非必然产生。不过，话又说回来，只有在这个时代，瞬间检索知识的速度才能够提供深度的、对结构的理解。

伊尼斯把这种心因性机制（psychogenetic）叫做“传播的偏向”。这也是吕塞兰《还有你们没有说到的光呢》的主题。他年轻时失明。遇到纯粹依赖视觉的、置身事外的冷漠专家时，他感到惊愕：我遇到某些现代思想家所谓客观的神话，不禁感到生气。对他们而言，只有一个世界，对人人都是一样的世界。其他的一切世界都应该被认为是过去时代留下的错觉（illusions）。为什么不干脆称之为幻觉（hallucinations）呢？我付出代价之后，才知道他们的观点大错特错了。从我自己的经验，我很明白，只要让一个人忘掉这样那样的一件事情、一个联想，就足以使他迷失方向、失去眼光，世界就会立即改变，立即变成另一个世界。一个迥然不同然而条理分明的世界就会诞生。另一个世界？也不完全是。更加正确地说，还是那个世界，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世界，用全新的尺度来衡量的世界。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他们所谓客观的等级结构，全部来了个底朝天，全部涤荡得灰飞烟灭，再也说不上是什么理论，而是成了心血来潮的东西。

吕塞兰描绘的是个人经验成分的重新组合，是某一个感知成分变化而产生的结果。伊尼斯描绘的是大规模的社会经验的重组。从历史分析中，他认识到，每当引进新的技术发明，就会产生全新的服务环境，社会经验随即就实现大规模的重新组合。伊尼斯很早就想到了吕塞兰式的感知，可惜他在将其传达给别人时，收效甚微。他指出了社会延续的基础，即感知生活的重新组合，也即对环境的一种新的认识。我们无意之间、浑然不觉地用技术发明创造出来的环境，既是利，又是弊。这个新环境对意识和认识提出很高的要求。

接近本书末尾时，伊尼斯加快了他一连串的外观-背景镜头，几乎达到了电影蒙太奇拼接的速度。这个加速的过程和他的紧迫感相吻合。这是力图理解当前的人必然会有的紧迫感。读者要理解他的意思，就必须认识到，他表现历史运作机制的方法，和当前的现实是密不可分的。

本书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必然要触及到的听觉模式和视觉模式、时间模式和空间模式。对此，他在书中过半的地方做了这样的解释（原文80-81页，以下引文均为原文页码）：文字开始摧毁希腊生活的纽带。公元前470年，雅典还没有一个读者群。然而到了公元前430年，希罗多德却发现，把他吟诵的历史写成书，反而更加方便了。

他继续说道：口头传统的力量表现在艺术发展中，也表现在政治演变中……城邦和宗教结成一体。（81页）

他又重申：文字的广泛传播加深了城邦之间的鸿沟，促进了希腊文明的瓦解。在斯巴达，口头传统及其对音乐的倚重保留下来。庄严制定并且用文字固定下来的法律，就那么几部。莱克格斯的立法坚持了口头传统。

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许多古老的帝国专注于国际事务，希腊关注的却是个人的发展。文明关心的，是如何吸收这两股潮流。（84页）

在此，伊尼斯展示的是文明兴衰的运行机制。他指出，帝国自然而然禁不住诱惑，要用文字、纸张和官僚体制，来寻求空间上的扩张。另一方面，口头传统却喜欢倚重时间和人的个性，哪怕它被文字给“包围”起来。文明是社会组织的文字结构和口头结构的十分脆弱的平衡：希腊人的口头传统强大，字母表灵活。这使他们能够抵御东方帝国的文化倾向，不至于走上绝对权威的君主制和神权政治。他们在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这两个观念之中打进了一个楔子。政治帝国倚重的是空间，基督教帝国倚重的是时间。他们把时间和空间压缩到城邦这种合理的规模……然而，绝对主义观点的破除，自然为理性主义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个方法使西方的历史观念为之一变。（84页）

在此，伊尼斯并不是推出一个视角或观点，而是推出一种复杂机制的诊断分析。明白这一点至关重要。他发现，文字传统和口头传统之间的外观-背景关系，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普天之下，莫不如此。物质条件可以使这种关系很快逆转。比如，在一种文化中，如果文字传统在某一个阶段的背景突然失去或得到什么文字材料，那么这个文字背景就会突然萎缩成外观。伊尼斯精心观察各种文化变化之中的物质条件，因为外观-背景关系的逆转，可以在一夜之间就使一种文化从个人本位的态势转变成官僚体制的或僧侣主宰的态势。伊尼斯给治理天下的政府提出要求，希望它们能够注意世界的动态，至少要像投资者注意道-琼斯指数那样研究它们治理的世界。伊尼斯认为，希腊人最终使自己的文字传统上升，压倒口头传统，把自己的贵族政治转变成了摊子很大的东方官僚体制。

如果要说伊尼斯在哪一点上，已经对人类组织中文字与口语、视觉与听觉的形式进行了完全的探索，那就难免是夸大其辞。他觉得，经过反复而细致地描绘古今各个时期历史舞台上的戏剧，他创造了一种手段，去提高了人们的觉悟。在对付这出永恒互动的戏剧产生的问题时，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觉悟。因此他说：“文字传统的力量使亚历山大时代成为‘学问和批评’的时代，成为专家而不是诗人和学者的时代。”他觉得，他揭示了一个永恒的、结构的真理，这个真理对理解过去和现在都具有意义。他把这种发现当作今天做实际工作的人的导航工具。他认为，这种形态结构的效果在历史上俯拾即是。他认为，和科学一样，历史也提供了有效释放我们能量的手段。他认为，历史或他人的经验具有雄辩的说服力，且人人都能懂。在这一点上，他和伊拉斯谟是英雄所见略同。伊拉斯谟说：单纯的个人的“经验是傻瓜的老师”。伊尼斯说：“印刷术的冲击，不仅表现在17世纪的哲学之中，而且表现在议会的兴起之中。”在这句话里，他推出了围观－背景互动的机制。他想强调印刷术作为一种形态的效应。在似乎不搭界的领域里，印刷术产生共振和冲击。实际上，伊尼斯正在推出一个“因果”关系的总体场论。他认为，同样一个原因可以产生各种各样可以预测的特殊效果。文艺复兴以后，科学越来越倾向于量化因果关系，倾向于给每一个结果指认一个原因。自然，他要把这个倾向看成印刷和视觉上升的倾向。印刷和视觉逐渐压倒知觉和传播的口头传形态。伊尼斯发现了自希腊人以来西方文化一个严重的不足。他的发现，正是许多当代哲学家和文化史家开始观察的问题。这个发现是，希腊的物理学或“自然”观念是一种分类系统，而不是对经验动态模式的认证。他正在努力创造一种经验知识论（epistemology of experience）。他正在寻找亚里士多德所谓“隐德莱希”，也就是心智能量和变革的模式，表现在具体的人工制造物和人的能力延伸的效应中。无数能量模式的纯分类形式，产生于具体的人类组织形式之中。这些组织形式有言语、文字和武器，还有加速工作和运行的媒介。这些分类形式回避了理解实际的努力。常规的历史著作写到“印刷术的冲击”时，仅仅是告诉我们印刷量有多大，出了多少书，有多少读者。这样纯粹的数量报告是因果的匹配，而不是去发现模式。它对于实际发生的事情置之不理。伊尼斯小心翼翼地避免因果匹配。他坚持要弄懂新结构释放的运行机制。在同一段里，他继续说印刷术的冲击——法律摆脱了自然观念的影响。这个观念在科学兴起的过程中至关重要。“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本能而言，用政治意识形态来腐蚀法律观念令人作呕，对其而言，莫此为甚。”（152页）

倘若读者已经学到了伊尼斯对文字传统和口头传统的感知能力，就能够分享伊尼斯的乐趣。他发现，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自然要鄙视罗马传统和成文法传统。这个发现给人以乐趣。盎格鲁-撒克逊的普通法，和罗马法律程序的视觉传统和书面传统格格不入。当口头传统慢慢淡化，从背景变成纯粹的书面形式时，“强权理论就取代了法学理论”。伊尼斯对文字传统和口头传统的感知中，有一种固有的认识：纯粹的蛮力和精神的贵族风度是截然相对的。新的财政手段从安特卫普传到阿姆斯特丹再传到伦敦，议会至上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报纸的增加也促进了传播的改良。市政信贷的观念从意大利城市传播开来。（152页）

有些读者会莫名其妙，伊尼斯竟然把“传播的改进”看成有弊端的东西，甚至是灾难。他不倾向于把量的变化简单地划入“好事”的范畴。我不敢肯定，他是否在哪儿探讨过这样一个普遍的观点：一切的创新变化，盖源于冥冥之中某种普世而仁慈的上帝。这个主题可以发挥他的风趣和幽默。他的所有著作都证明，他反对这种普遍的假设。

他牢牢把握着历史运行机制的结构感知，所以他能够纵横驰骋、跨越时代、穿越不同的文化而游刃有余。大不列颠的发展对殖民地产生深刻的影响。对新闻自由的压制也对殖民地产生深刻的影响。大不列颠的文学活动的扩张，曾经是政治压制的宣泄渠道，可是它却压倒了殖民地的文学，迫使其集中发展报纸，让文学进入报纸的副刊。（156-168页）

换言之，在一个地区有利于书籍的变革，在另一个地区却有利于报纸。正是这个感知的灵活性，使伊尼斯能够读懂变革和革新的语言，使他能够洞悉个中起作用的运行机制：大不列颠不能够变通英格兰的制度，以适应新的情况，所以它在西半球失去殖民地，在东半球大英帝国本身的生存都受到威胁。（158页）

这是对人类组织结构原则的理解。其含义是，对任何社会体制的一切领域的决策来说，这种洞见都有其实用价值。它使伊尼斯能够架设起一座桥梁，把19世纪的机械技术和20世纪的电子技术连接起来：人们需要新闻扩大发行，这加速了电报业务的发展，也加速了新闻社的组建……这样的动荡又反映在政治变革之中。（161页）

用这种意识武装起来的伊尼斯，能够用先知的眼光进入20世纪。可是对他周围的人而言，他训练有素的感知和洞见却是朦朦胧胧、虚无缥缈的。很少有人真正用心去理解他真正的意思：与新闻纸相关的经济十分敏感，其垄断地位与广告相关。这样的经济强调新媒介，尤其是广播。广播这个新媒介，后来对大规模的经济萧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62页）

这一段话说明了背景-外形方法即象征主义方法的另一个特征，伊尼斯在后期的散文中使用的特征。我说这是他简练的特征。象征主义是集中研究结果的技巧，它不是集中研究“原因”。加上许多明暗技法的涂抹，加上许多文字说明，这种方法可以给人提供一种连续的透视眼光，最终得到想要取得的任何效果。然而，这种方法，仅仅是把结果放进一种迅速成为分类方法的视角。这样，结果就被大大简化，这种视角不足以显示实际的运行机制。无线电广播是广告和财富强化的结果，可以把它看成一种媒介。它对整个工业体制交易的加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是信息速度和信息总量急剧增加的结果。因此，它是膨胀和萧条的重要特征。可以认为，信息膨胀对建筑、艺术和文学的影响，与同样共鸣和总体的结构，已经融合为一体：文学和其他学术领域庄园化，成为现代封建庄园式的东西。（163页）

萧条来自于膨胀和加速，这是一个悖论。通过专门化，极端的知识垄断又逆转成为老式的封建庄园制，知识界组织中的封建庄园制。这也是一个悖论。所有这些矛盾和冲突，不仅伊尼斯能够看到。只要不怕麻烦，读者也可以学会技术的各种语法和句法，这些语法就在我们身上。在这里，伊尼斯说的话，并不是他个人的语言，也不是什么专家的语言。他将一把解读技术的钥匙交给我们。凭借这把钥匙，我们可以读懂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技术的心理影响和社会影响：对纳粹的当选，广播喇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德语主导的地区，回应广播讲话的魅力，想加入一个大德意志帝国。在某种很重要的程度上，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报纸和广播这两种媒介冲突的结果。（165页）

在这里，伊尼斯使用的是眼睛和耳朵、文字和口语的外形-背景关系，正如他到处所用的一样。这些两两相对的东西，任何一方推向极端之后，都向着对立面转化。文字推向极端之后，就成为官僚体制专门化的代理。口头传统被广播和电子媒介推向极端之后，就产生破坏性后果：传播的突飞猛进，使野蛮行径突然爆发，这种野蛮行径和17世纪印刷术和宗教战争引起的野蛮行为，有相似之处。这一次的野蛮冲突，再一次使德语地区沦为废墟。（165页）

伊尼斯给读者提供了学习政治智慧和政治审慎的手段。他提供了用原因预测结果的一个新的感知体系，这几乎是一种魔术的方式。莎士比亚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预见到了这种方法（第3幕第3场）：什么事情都逃不过神的冷眼，渊深莫测的海底也可以度量，隐藏心中的思想也可以发现。M.麦克卢汉1971年5月14日

作者前言

我在此感谢利吉纳尔德·库普兰爵士（Sir R.Coupland），谢谢他诚邀我做帝国经济史的系列讲座，谢谢他一以贯之的鼓励。此外，我还得感谢汉科克（W.K.Hancock）教授、亨利·克莱（Sir H.Clay）爵士、全灵学院萨姆纳（H.Sumner）院长。他们的帮助难以历数。内夫（John U.Nef）教授及其夫人、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及奈特（F.H.Night）教授亦给予莫大鼓励。已故的柯克雷因（C.N.Cockrane）教授和欧文（E.T.Owen）教授激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罗伯逊（Grant Robertson）教授、伊斯特布鲁克（W.T.Easterbrook）教授、弗莱明（R.H.Fleming）教授和D.Q.伊尼斯（D.Q.Innis）先生拨冗阅读我的全部或部分手稿。我对多伦多大学图书馆的华莱士（W.S.Wallace）先生及其同事表示深深的谢忱，对政治经济学系的同事表示由衷的感谢。

克罗伯（A.L.Kroeber）、米德（Margaret Mead）、马克思（Karl Marx）、默斯卡（Gaetano Mosca）、帕雷托（Vilfredo Pareto）、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汤因比（Arnold J.Toynbee）、维布伦（Oswald Veblen）等人，都曾经就传播对现代文明的意义做出了贡献，谁也不会漠然视之。我所做的工作，是以更加具体的方式探究传播的意义，并说明其背景。20世纪令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就是持久不衰的文明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就反映了一种文明的类型。我认为，一切文字的著作，包括鄙人这一本，对口头传统的活力和文明的健康，都构成威胁。如果它们挫伤人们对文化的兴趣，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如果它们挫败了文化的宣泄功能时，其危害会更加严重。“你们看到的虽然是文字，但却是我对你们说的话。”这是给西方文明发出的有力的指令。

第一章 绪论

20世纪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对文明研究的关怀。施本格勒、汤因比、克罗伯、索罗金等人著书立说，意在揭示文明兴衰的原因。这反映了我们对自己文明的未来走向，怀抱着强烈的兴趣。我这些讲稿有一个总的题目叫帝国与传播，说的是帝国经济史。从这个题目一望而知，在我们的文明中，我们不仅关怀各种文明而且还关怀各种帝国。显而易见，我们执著地考虑帝国兴衰的经济原因。对经济作用的重视，也许是不列颠帝国的特征。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估量经济原因对不列颠帝国兴衰的意义。稍后，我们还要研究经济对西方文明兴衰的意义。马克·帕提森的话有道理：就一个方面的进步而言，英格兰的进步确实完整、规整，而且是发乎其内。在商业和制造业领域，英格兰进行了一场伟大的商业实验。可以说，这场实验代表了世界，但是风险却由它自担。这场实验，业已完成。我们的实践涵盖面广、样式很多。仅就我们自己的经验，而不必参照远古贸易国家或其他现代国家的实践，我们已经推导出了经济学的定律。一门新学科已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们这所大学，离一个经济帝国的中心只有咫尺之遥。我们在这里评估经济因素，用的工具本身就是经济因素的产物。所以，我们立即遭遇到一只拦路虎，也许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本人是英联邦一个国家的公民，深受帝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长期执著于经济因素的研究，对经济影响的特征抱有浓厚的兴趣。这个研究任重道远，我的研究是否十分客观，实在是不敢吹嘘。然而，开宗明义，指出危险之所在，这也是一个优势。至少，我们可以对这类偏向隐含的危险提高警惕。穷究经济因素的痴迷，正好说明知识垄断的危险，正好说明有必要指出这种研究的局限性。只有研究文明的局限性，再研究其制度的局限性，包括帝国的局限性，世上的各种文明才会绵延不绝。

我们要注意密尔的警示。他认为：诚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仍然普遍实用。然而，如果没有适当的警觉，人就会成为自己假设的奴隶。这几乎是人的思想不可抗拒的倾向。人脑习惯于推理、感知和构想之后，在某些武断的情况下，它就会误认为主观构想是自然法则。

我们要力图逃避他对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的束缚。他觉得，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有可能成为改革的敌人，他们面对着这样的危险。他们永远在地主、资本家和劳工三个阶级之中转圈圈。他们似乎认为，三个阶级的区别，是上帝指令，而非人事，不受人的控制，正如昼夜划分一样一清二楚。几乎没有一个人去查询：随着社会前进，三个阶级的关系可能有何变化；三个阶级的划分，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修正而于人有利；在某种情况下，三个阶级的划分是否会逐渐消失。

在多伦多大学，我看到有人对密尔的警示产生共鸣。也许，在北美大学受过训练的人，都容易接受这样的警告。然而，这不是我们自我吹嘘的时候。

我注意这些警告。同时，我不打算专注于不列颠帝国某些时期或地区的微观研究，虽然这样的微观研究，对了解其历史，具有重大意义。我也不会把兴趣局限在不列颠帝国，把它作为特有的现象，因为这种现象是其他帝国种种现象的汇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这样说的。魁北克省法语区的人和南非的荷兰后裔的身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相反，我要集中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其他帝国，同时与东方帝国参照，以期抽离出可资比较的重要因素。一接触到这庞大的课题，立刻使人望而却步。一望而知，我们必须挑选那些看上去对课题重要的因素。

传播这个课题能给人很多可能的启示，我一直有这样的印象。在政治的组织和实施中，传播占有关键的一席。在历代各国和西方文明中，传播也占有关键的一席。在此，我要承认自己的偏好，我特别关注这个论题。我研究加拿大经济史，研究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帝国。我受到一种现象的影响，这种现象在加拿大尤其令人注目。因此，或许我有过分强调之嫌。简言之，大西洋的水道深深地揳入北美大陆。这些水道有密西西比河、圣劳伦斯河、哈德逊河等河流。在大陆北部（即加拿大），水道密布，前寒武纪地形的地位突出。这些条件促使大宗货物成为生产的重心。生产现在由土著文化决定。河流、湖泊和大西洋航行之利，对大宗货物生产，亦有决定意义。大西洋沿岸各地，都兴起了鳕鱼业，非集中化势在必行。在此，欧洲各国的政治利益都有广泛代表。法国人在圣劳伦斯河、英国人在哈德逊海湾开发了珍贵的小宗皮毛贸易。大陆内部的发展，却意味着集中化。在这两条水道的竞争中，哈德逊海湾占了上风。1821年之后，圣劳伦斯河不得不改而依赖木材。哈德逊海湾公司垄断皮毛贸易，阻碍了圣劳伦斯河的英国人向西北方向推进。直到1885年，加拿大自治领地成立，政治组织积聚了足够的力量，这种情况才为之一变。这样，横跨大陆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完工。太平洋沿岸发现了金矿之后，定居的人口剧增，金矿很快耗尽。于是，适应太平洋航运的新的大宗货物生产应运而生。木材即为其一。铁路和汽船促使生产集中于农产品，尤其是加拿大西部的小麦。后来的货物，又集中在前寒武纪地形生成的产品上，这些产品有贵金属和一般金属、纸浆和纸张。集中生产大宗货物，以出口到工业更加发达的地区，先是欧洲，后来又包括美国。这对加拿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每一种大宗货物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每当大宗货物的生产转到新的大宗产品的时期，必然要产生危机。旧的结构不得不进行痛苦的调整，然后才产生一个与新产品相关的新的结构模式。随着航运成本的降低，价值较低的货物随之兴起，成为大宗产品。鱼干出口到西班牙，以换取贵金属；木材出口，以支持防御。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说不上富裕，但很重要”。最后，加拿大的大宗产品小麦满足了工业化的英格兰的需求。有人也尝试过追踪大宗货物早期生产的情况。但是，纸浆和造纸工业的影响，却鲜有清清楚楚的研究。研究纸浆和造纸工业，之所以困难，一是它兴起较晚，二是分析其成品需求很复杂。一个社会集中在大宗产品的生产上，这和地理环境有关。其中的问题不仅与产品的供应地有关，而且与需求地有关。兹略举几例，以说明这些产品的影响。中美洲硬币对欧洲价格，皮货对法国，小麦对英国农业和俄国革命，纸浆和造纸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公共舆论，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法国限制皮货生产；英格兰购货商抵制昂贵的木材，并最终导致《航运法》的废除；欧洲农业反对低价小麦；廉价新闻纸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控制新闻轰动噱头的尝试——这一切都说明，大宗原材料的大规模组织和生产，都会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解决上述问题时，我们关注的，显然只是某些工具。在深入研究加拿大经济史和英帝国经济史的过程中，这些工具证明是有效的。在研究公共舆论时，乍一看并不适用。我们说，20世纪英帝国性质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纸浆业和造纸业的结果，是其对公共舆论影响的结果。表面上一看，这种说法似乎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我觉得用这些熟悉的并且业已证明有效的工具，是明智之举。康斯特布尔在给默里（Murray）的信中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你就得等到将来，等到纸张降价之后。”无论如何，我已经把自己的偏向对读者展示得一清二楚，希望他们能够有所警惕。

我将勾勒几个帝国之中传播的意义，借以了解传播在一般意义上的作用，借以提供一个背景，使人能够理解传播对英帝国的意义。布赖斯说：从美尼斯到阿提拉，总的趋势是走向聚合：古代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不仅许许多多的小王国和共和国被罗马帝国吞并，而且罗马帝国本身也比过去的任何一个帝国都更加走向集中。罗马人的政权崩溃之后，这个走向被颠倒过来。在700多年的时间里，离心力大行其道……从13世纪开始，潮流又颠倒过来……民主制度也好，民族国家的原则也好，在平衡的情况下，都未能阻挡走向聚合的总体趋势。这是过去600年间的显著特征。

在试图弄懂不同趋势有什么基础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关注帝国的问题，那些使“离心力和向心力”成功运作的因素，尤其是我们关注的东西。在广袤地域的组织工作中，传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意味深长的是，布赖斯的三个阶段大体上和以下三个阶段相当：首先是黏土和莎草纸为主媒介的阶段，其次是羊皮纸为主的阶段，再次是以纸为主的阶段。辽阔领土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有效的传播。

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反映媒介对文明的重要意义。倚重时间的媒介，其性质耐久，羊皮纸、黏土和石头即为其例。这些笨重的材料适合建筑和雕塑。倚重空间的媒介。有些材料耐久性比较逊色，质地比较轻。后者适合广袤地区的治理和贸易。罗马人征服埃及之后，莎草纸的供应源源不绝，成为一个庞大帝国行政管理的基础。与此相反，倚重空间的材料，有利于集中化，有利于分层性质不太明显的行政体制。我们考虑大规模的政治组织，比如帝国，必须立足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我们要克服媒介的偏向，既不过分倚重时间，也不过分倚重空间。这些媒介在盛极一时的历史条件中，文明反映的影响绝不止一种媒介的影响。在这些历史条件中，一种倾向非集中化的媒介，总是受到另一种倾向集中化的媒介的抵消。

为求方便，我们可以把西方历史分为文字和印刷两个时期。在文字时代，我们注意到各种媒介的重要性，比如两河流域的泥版，埃及和希腊-罗马世界的莎草纸，希腊-罗马世界和中世纪早期的羊皮纸，还有从中国引进的纸。在印刷时代，我们可以集中考虑纸这个媒介。但是我们也可以提一提19世纪初的机器造纸和机器印刷，还可以说一说19世纪下半叶用木材造纸的情况。

如果说书面词语和印刷词语决定了文明的历程，那是过于专横。我们应该好好注意帕提森的警告：“写书的人有一个职业倾向，那就是放大自己的功能。他们老是要夸张印刷词语的影响。”我们往往忽视口语词的重要意义，忘记口语词不留什么痕迹。就是在当代文明中，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口语词的重要意义。在条顿和古希腊民族英雄时代的伟大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口语词的影响。18世纪末，北欧神话的发现对北欧文学的发展产生影响。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口语词的影响。文字发明之前，一种节律的音乐发挥的作用，是减轻记忆压力。诗歌的重要意义在于对口头传统的礼赞。萨丕尔指出：“许多原始语言形态丰富，其潜在的丰富表现力，使当代文明的语言黯然失色。”书面传统对当代语言的影响，是有局限的。

经过世世代代文字传统和印刷传统训练的人，很难欣赏口头传统的力量。语言学家说，口语词起初是歌唱和语言的中间站，是激情的发泄，而不是思想的表达。个体的人使用语言时，它和价值观相同的群体脑子里储藏的所有图画性的语词，是截然不同的。用卡西尔的话来说，语言把不确定的思想变成确定的思想，将其储存在有限的确定的领域。口语词给头脑创造的东西打上烙印，赋予它明确的形态，从整个意识领域里选取它需要的东西。然而，个人的言语继续不断地和群体的语言做斗争，总是不断地进行调整。“单纯从语法的观点来看问题，语言的历史几乎就是堕落的历史。”斯宾塞在书中指出：“必须把语言看成是思想的障碍，虽然它是必需的工具。符号传达的简单思想是相当有力的，如果你记住这一点，你就会清楚地感觉到，语言确实是思想的障碍。”梅特林克写道：“认为凭借语词，就可以实现从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的真正的交流，那是没有根据的……从我们有什么东西要向人说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被迫保持沉默。”他这一段话，也许是对印刷词语支配力量的礼赞。“他们运用思想，只是为了开脱其不公正，他们运用诗歌和格言，只是为了掩饰其思想。”（伏尔泰语）

一种基本媒介对其所在文明的意义，是难以评估的，因为评估的手段本身受到媒介的影响。实际上，评估本身似乎是某种类型的媒介的特征。媒介类型一变，评估类型随之而变，因此一种文明理解另一种并不容易。材料的特性增加了理解的困难，相对永恒的材料，尤其如此。皮雷纳曾评说历史的讽刺：由于材料的性质，写得少保存得多，写得多保存得少。莎草纸已经完全消失，而泥版和石头却大体上依然如故。用作永恒材料的石头和泥版，其功用是有限的。这个事实对它们辉煌时期的研究，是有影响的。评估的困难显而易见，考虑时间因素时，尤其如此。由于算术和十进制的支配地位，由于显然依赖手指头和脚趾头，现代学者接受了线性的时间计量。这种削足适履的手段，对于它评估的文明，显然是危险的。评估文明中的许多问题，由此可见一斑。我这篇讲稿，将要对这些困难予以一定的说明。在此，材料的组织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在此，讲稿是标准化的、效率不高的交流方法。它强调的是教条的回答，而不是永恒的问题。

我试图用帝国的概念来回答上述问题，把帝国的概念作为传播效率的指征。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讲稿将反映具体的传播媒介的效用，看看它们如何创造出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条件。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它们是华莱斯和乌尔维克（E.J.Urwick）成果的延伸。

关于发明文字的条件及文字对文明的影响，已有的著作真可谓汗牛充栋。然而，这些成果大体上或过于狭窄，或过于空泛。贝克说，文字的艺术便利了人与人之间记忆的传送。于是，人就有了人为拓展可以确认的记忆。记忆之中的物体和事件不必目力所及，也不必处在回忆之中。人思考的时候，用的是符号而不是物体。思想过程超越具体的经验世界，进入概念的关系。在这个观念的世界中，时间和空间均已放大。概念的关系就是这个世界创造的。时间的世界超越了记忆中的物体的范围，空间的世界超越了熟悉的地方的范围。文字极大地提高了抽象思维的能力。口头传统中语言的发展，显然说明了这个问题。名字本身就是抽象的结果。人的活动和力量的拓展，大体上与文字记载的使用和完善成比例。老的口语魔力转化成为新的更加有力的文字记载。僧侣与书记员诠释一个缓慢变化的传统，给既定的权威提供合法的解释。拓展的社会结构加强了领袖的地位，拥有军权的领袖又给其代理人发出指令，由他们去执行。剑和笔携手合作。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因而得到加强。功能的专业分化开始实行。书记员有余暇去保存和研究文字记载，这就有利于知识和思想的进步。文件的签署、漆封和传送，是军权之必需，也是加强政权治理能力之必需。文字使小型社区成长为大型的国家，又使国家强化而成帝国。城邦基本上是文字的产物。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活动的范围拓宽，因而需要文字记载。反过来，文字记载又支持活动范围的拓宽。权力集中和拓展之后，政治结构不稳和冲突又接踵而至。于是，超越个人经验范围的、共同语言的理想形象，就强加在分散的社区头上，并被其接受。有人说，越来越多的文字记载不仅使拓宽的社会结构凝聚，而且使之更加能够改变生活方式。文字发明之后，口头传统和集体社会中那种升华的语言形态，让位于个人的写作。记录和信件取代了集体的记忆。诗歌用文字记录下来，从集体节日里分离出来。文字使神话和历史、使熟悉和不熟悉的创作记录下来，使人能够评估玩赏。事物的观念从事物本身分离出来。事物和观念的二元分割要求思索和协调。生命和永恒宇宙形成强烈的反差。于是，调和个人和宇宙精神的尝试随之而起。

在说到具体的帝国时，必须对上述概括进行修正。华莱斯提请我们注意，和说话相比，文字是第二重的印象，阅读是第三重的印象。二流人物的声音，和一流人物书面的意见相比，给人的印象也不知要深刻多少。

华莱斯先生关于文字意义的概括，可能会妨碍精确的研究并模糊文明之间的差别，因为不同的文明依赖的传播媒介各有不同。我们则试图说明不同媒介在各种文明中扮演的角色，并且对不同的文明进行对比。

第二章 埃及

尼罗河的泛滥不规则使协力合作成为必须。必须要有被普遍接受的纪律，要有流域全体居民的共同善意，河流造成的黑土地才能得到开发利用。尼罗河行使秩序与集中的原则，必然要求集体的工作，促使人团结，强制人们接受各种组织机构，使人凝聚成一个社会。随后，尼罗河成为太阳神创造的河流，太阳神是宇宙的至上神。太阳神叫做“拉”，拉是造物主，创造了一切人间和神界的秩序，还创造了众神。其威力反映在绝对王权中，一切都从属于绝对的王权。据说，太阳神的威力随着天文学知识的增长而增长。凭借天文学知识，人们可以预测尼罗河泛滥的时间，恒星年发现之后，预测尤其准确。天狼星的升起与河水泛滥的时间巧合。莫瑞特（Alexander Moret）认为，早在公元前4241年，埃及人采用的历法就结合了太阴历和太阳历。这个历法的采用，是上埃及接受了奥西里斯和太阳神拉的权威及尼罗河和太阳的权威的结果；如此，肥沃三角洲的大神就将自己的权威强加到埃及的其余地区了。对这些大神的崇拜，正好和政治权势的推广同时发生。普世神在一些地方兴起，其影响由于神权政治而得到延伸，普世神崇拜的传播又支撑起王国的发展。历法成为王家权威的源泉。历法与具体的天象拉开距离，数字的运用开始了，这就给现代的历法提供了基础。尼尔森（Nilsson）认为，这两种成就是时间计算的历史中最伟大的知识成就。

物质生活的成就、葬礼的信仰和习俗，都围绕着国王，由此而实现了统一的王朝，统一王朝的产生是文字发明的社会情景。永生不死的观念加强了国王的地位。金字塔使复杂的木乃伊制作程序，带上了具象艺术的色彩。具象艺术是葬礼的基本要素。

宇宙之初，神圣的语词具有创造性。它对神、人和万物产生作用。这种方式使我们想起“创世记”里的上帝和约翰福音。“我用我口里说出来的话创造各种形态的万物。那时，既没有天，也没有地。”在古王朝时期，在固定巫术仪式和公式的过程中，月神透特（Thoth）成为太阳神拉的朋友、大臣、书记员和治理国家圣书的保管者。他成为仪礼和巫术大臣。他用说话以及思想和说话的产物来代表创造。口里说的话具有原创性效能，墓葬里写下的文字则使之永恒不衰。金字塔中的巫术话语，预设着口语词的丰富性和创造力。

有关神庙结构的小册子、庙堂的装饰书，可能构成埃及庙堂图书馆很大一部分藏书。在这些书里，透特制定了营造庙堂的规矩。图像装饰和圣书文字没有根本的区别。透特是智慧的代表，是“圣语之神”。他是未知而神秘的力量，是书记员之神，一切知识之神。抄书人笔下具有神奇的力量，具有神秘而有力的知识。他“使乌有的东西问世”（brought into being what was not）。神圣仪式的惯用语、特别有效的惯用语小册子、圣语书，都算到透特的头上。据信，他发明了语言和文字。神庙和墓葬的装饰用绘画和文字，图画用来描绘生灵和物体。以此为滥觞，绘图的原则经过延伸和调整，用来满足非图像表达的需要。公元前3500年，文字终于形成。圣书文字是希腊人给神圣文字取的名字。从公元前4000年左右起，国王的名字、战争、政治事件和宗教教义，用文字固定下来。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印章和花瓶上的名字和头衔、账目和库存、简短的记事。带着原始文字的印章和木牌，记下了阿比多斯王朝突出的事件。文字逐渐向拼音方向发展。到了美尼斯国王时期（公元前3315年左右），许多图像符号已经具有纯拼音文字的价值，语词的拼写走向正规。

第一王朝（即提尼斯王朝）的开国之君美尼斯（Menes）提出了绝对王权的理论。他在孟菲斯建立新都，以求南北上下两个埃及的平衡。美尼斯是何露斯与奥西里斯的继任者，是他们活生生的形象。他与神在一切领域都一模一样，以此确保长生久视。大约在公元前2895年到公元前2540年之间，神授的君权成为集权的王朝。公元前2850年前后的金字塔说明，人民也盼望国王身后如身前一样出现奇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公元前2540年之后，王权开始下降，僧侣和贵族的权力上升。计算恒星年很困难，它每年多出一天。这可能给绝对王权添了麻烦，于是寻找太阳年历的步伐加快。太阳年也许是僧侣发现的。对太阳神拉的崇拜提升到了主神的高度。国王的地位从大神（Great God）下降到拉的儿子，再下降到善神（Good God）。国王是太阳神，他是人，但不用工作，只需存在。他就像太阳，远距离对环境产生影响。太阳就是法律，它把法律强加到万物身上。然而法律又不同于太阳，因为连太阳也归法律管。这个事实的确认，被认为是对政府的发现。太阳城是僧侣权力的中心。根据他们的教义，神是智慧之源。神构想了世界，用语词来表现自己。神是政府机构，是绵延不绝的创造力的工具，是法律和公正的信使。国王的敕令相当于造物主的创造。上司的命令下属必须要服从。这是文字的神秘力量强加于人的。其神秘力量是口语词魔力的反射。神极权的力量有利于政治思想的发展。

公元前2360年至公元前2160年经历了一段政治混乱。此后出现了新的政治秩序。王族权力取代了绝对王权。太阳城的僧侣创建了一种新的历法，强制在全国实行。特权从王族到僧侣阶级的延伸，使政治权力向寡头转移。王土的分割有利于封建僧侣阶级和王族官吏。底比斯的几代国王（公元前2160-前1660）恢复了秩序和繁荣。公元前2000年之后，宗教平等取得胜利。人民大众取得了宗教权利，其必然结果就是取得政治权利。法老放弃对权力的垄断，接受这个趋势，把权利推广到全体臣民。平民在今世的世俗生活受到承认，他们在来世的宗教权利和长生久视也得到承认。权力基本上是宗教权力，直接参与宗教崇拜的权利又普及到全体臣民，所以平民直接参与牲畜管理和土地占有的权利也随之增加。王土的管理交给农夫，允许平民享受住宅和墓地的部分权利，自由贸易权利和政府职位向平民开放。农夫、工匠和抄书人上升至官吏并参与宗教议事会。

在从绝对王权向比较民主的组织机构转移的过程中，埃及文明发生了深刻的动荡。与此巧合的是另一个转移，从倚重石头向倚重莎草纸的转移，石头曾经是威望的基础。莎草纸可以追溯到第一王朝，莎草纸卷可以追溯到第五王朝（公元前2680-前2540或公元前2750-前2625）。和石头相比，莎草纸这种书写媒介是极其轻便的。制作莎草纸的植物仅仅局限在尼罗河三角洲，制作的场所局限在它生长的沼泽边上。新鲜的草杆切成需要的长度，剥去绿皮，然后把它削成片，平展开，互相略微交叠，摊在吸水布上，吸水布上再铺一层莎草片，上面又盖一张吸水布，如此等等。然后捶击大约两个小时，使莎草片凝成一张薄纸，最后是把纸压平、晾干。这些纸可以连在一起做成纸卷，纸卷可以很长。这种商品轻便，可以远距离运输。灯心草做成的笔用来书写。灯心草切成6英寸到16英寸长，直径约十六分之一英寸至十分之一英寸，一头削尖，击打以分离纤维。抄书人的调墨盘有两个槽，分别盛红墨水和黑墨水，盘上还有一个水槽。他用圣书文字抄写，从右至左，或直行或横排，每行长度相等，构成一页。莎草纸卷则握在左手，边写边展开。

石头上锲刻的文字成线形，线条或直或圆，成四方形，上下直行。相反，莎草纸上的文字则可以是草书，以便于快速书写。“圣书文字在石头上锲刻时，工匠小心谨慎，文字的装饰性强。在木头或莎草纸上书写时，文字简化，形态圆润……草书体或圣书体都匆匆挥就，笔法潦草、简省，或略或连……文字不再像图画，而成为单纯的文字。”“由于摆脱了石头这个沉重的媒介，”思想得到轻快的特质。“所有的环境都激发了人们的兴趣、观察和反思。”手写文字的数量显著增长，文字、思想与活动的世俗化就随之产生。古王朝走向新王朝的社会革命，有一个显著的标志，那就是雄辩之才如滔滔流水，世俗文学取代宗教文学。

过去，文字仅用于政治、财政、巫术和宗教目的。莎草纸产量增加，圣书文字简化为僧侣文字以适应快速的草书，书写和阅读量随之增加，行政管理更加有效。抄书人和官吏构成有组织的文职人员，官吏负责税务、地租和贡赋的征收和监管。他们的账目必须清楚，同事要看得懂，最高的世俗监管神也要看得懂。到公元前2000年，中央政府雇用了一支书记员大军。文化水平高被认为是飞黄腾达的踏脚石。书记员成为一个职位有限的阶级，写作成为享受特权的职业。书记员进入议事会，和议员平起平坐……书记员无一不能吃上王族的食品。“把写作牢记在心上，就可以保护自己，不至于干苦差，还可以官运亨通、享尽风光。书记员可以免予苦差。”“书记员指挥所有的人干活。他不纳税，因为他的贡赋就是文书工作。他没有其他的贡赋。”

民主革命（democratic revolution）之后出现了文字的传播。与此同时，新的宗教兴起，并相信不朽，对何露斯、奥西里斯的崇拜就是这样的新宗教。对太阳神拉的崇拜，非常政治化。个人发现了生命的终极意义和满足，这种满足超越了这位政治仲裁者地位的沧桑起落。尼罗河神奥西里斯为了拯救人而被杀，因而他成为善神、先王以及儿子何露斯的楷模。作为农业神，他直面死亡，战胜死亡。他的妻子伊西斯（Isis）是巫神。她制定法典。丈夫征战世界时，她治理天下。她说服太阳神拉透露自己的名字。因为名字赋予人神奇的自我控制的力量，所以她知道拉和其他神的名字之后，就有了控制他们的力量。到十二王朝时期，奥西里斯成为太阳神拉的灵魂，成为隐藏在拉身上的名字。所以，奥西里斯分享拉在宗教中的至上权威。这反映了尼罗河与太阳的双重影响。昼夜连成一体——奥西里斯代表昨天与死亡，拉是明天和生命。莫瑞特对伊西斯发明的葬礼，作了这样的描写：“这是埃及神送给世界的最宝贵的发现。”

奥西里斯的辅佐神是月神透特（Thoth），透特是文书和行政官。他发明言语和文字，是“创造性声音之主，语词和书籍之师”。他发明了有魔力的著作。奥西里斯成为普及的僧侣文学表现的中心，他以神圣的权利和义务来教育人。语词充满了力量。神的名字成为存在的本质，书记员的力量反映在神的身上。因为宗教和巫术都是神圣的，所以它们独立门户。僧侣念诵祈祷文，向神献祭；巫师却绕开祈祷和献祭而直接使用力量或骗术。家庭崇拜在奥西里斯的崇拜中保留下来。人民对实用巫术感兴趣，所以它很流行。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就有了控制他的手段；说出一个人的名字，就是用声音造出一个精神意象；写下一个人的名字，就是画出一个物态的形象。在创造性语词的多种活动中，巫术渗透到形而上的观念之中。多神教保存下来，名字成为神的一种精神表现。巫术文学和流行故事保存了宇宙大神的传统。

国王在这次变革中得到实惠，他们成为王-神的肉身。国王是很多神的肉身，这些神包括鹰、何露斯塞特，还包括拉（Ra）和拉哈喇基提（la-Harakhati），也包括奥西里斯与伊西斯（何露斯之子），亦包括阿蒙拉等等。国王的虔诚在人民中掀起了信仰的巨浪。宗教仪式使他能够指定一个代理人来宣告预言。权力分别委派给了专职的僧侣。他们首先是国王的化身，每天在神庙里主持仪式。对太阳神拉和天上众神（celestial gods）的崇拜仅限于僧侣和神庙。阿图姆城的僧侣浓缩了祭拜仪式中的启示。这种崇拜给神庙提出了偶像的要求。

从倚重石头转向倚重莎草纸，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给埃及文明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埃及很快就在外族的入侵下崩溃。这些外族装备了新的攻击性武器。他们的长剑、强弓和远程武器，击溃了埃及的防线。埃及人用的是战斧和短剑。叙利亚的闪米特人在喜克索斯国王（亦叫“牧羊王朝”）的率领下挥师西进，占领并统治埃及（公元前1660-前1580）。他们使用青铜武器，也许还有铁制武器，并用战马和马车。埃及文化成分抵制异质文化的蚕食，促进了重组，发动了反攻。征服者采用了圣书文字和埃及的习俗。但是埃及文化很复杂，所以埃及人能够抵制并驱逐入侵的异族。也许，他们学会了使用马匹，并向西方的利比亚人学会了使用轻便的马车。公元前1580年之后，尼罗河流域终于得到了解放。公元前1478年，图特摩斯三世在美吉多大获全胜，给喜克索斯王朝以最后的一击。在第十八王朝的统治下（公元前1580-前1343），新的底比斯王国建立起来了。

在新王国时期，法老定都底比斯，这是埃及文明东部的大都市。法老恢复了王权，夺取了神庙的财产，结束了僧侣割据的局面。王权集中的同时是宗教的集中。诸神都“化为太阳神”。底比斯神系的阿蒙神成为阿蒙拉。公元前1600年之后，阿蒙拉成为凌驾于埃及众神之上的主神。帝国征战的胜利，使僧侣攫取领土并牢牢站稳脚跟。他们的权势日益上升。王族内部争夺王权的问题，使他们能够攫取更大的权力。

赶走希克索斯人之后，莎草纸的使用迅速增加。在驱逐他们的过程中，在新王国时期，透特崇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成为巫术之神。他的名字具有巨大的权势和魔力。他的一些常用的语词被视为符咒，足以抵抗或驱赶凶恶的精灵。到公元前2200年前后，医药和外科手术取得长足的进展，因为木乃伊的制作普及了人体解剖知识。医药和外科手术克服了普遍的偏见。不过，喜克索斯人入侵之后，医学成为仪式和陈规的套语。埃及医学给希腊医生和亚历山大城的解剖学家开辟了道路。

为驱逐侵略者而必须建立的军事组织，成为埃及帝国扩张和发展的基础。在边境之外建立了保护国，这是它保障兵源和减少行政费用的经济措施。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被纳入了帝国的版图。增援的力量由海路送达被征服地区。到公元前1469年，埃及控制的领地抵达两河流域的卡尔基米什。公元前1460年至公元前1360年埃及称霸两河流域，法老在被占领的国家行使直接的权利。权利的有效性靠埃及化来实现。在阿梅诺菲斯二世和图特摩斯四世（公元前1447-前1415）时期，通过联姻（图特摩斯四世娶的两河流域米塔尼王国的公主）、阴谋和贿赂（给卡西特人送黄金）等手段，对领地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姻亲的结盟取代了世袭血统的统一。神系的混合成为团结境内不同民族的手段，辅助的措施就是联姻。

在阿梅诺菲斯三世（Amenophis Ⅲ）统治下，埃及帝国达到财富和国力的顶峰。首都和帝国各都市之间建立了邮路。楔形文字取代象形文字，成为比较简易的传播媒介。阿梅诺菲斯三世的儿子阿克纳顿试图实行一种新的信仰，把它作为帝国发展的宗教基础。也许他得到了有学问的僧侣的支持，这些人是鼓吹唯一神信仰的哲学家。对阿托恩的崇拜，是为了提供一个超越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的共同理想，超越埃及人和异族差别的理想。

这一类国际性的趋势遭到信仰阿蒙神的僧侣和司铎阶级的抵抗，他们得到大众情感上的支持。僧侣挫败了强加唯一神崇拜的企图。这种崇拜主要是考虑对帝国的义务。有人说，在反贵族的国王统治下，兴起了一个中等阶级的官僚阶层，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奥西里斯崇拜的民主化。异教国王拼死摆脱底比斯僧侣日益占上风的权势，但遭到失败。阿克纳顿的女婿图坦卡蒙回归阿蒙神崇拜。他恢复了所有神灵的特权。为了显示自己的虔诚，他把名字从图坦卡吞改为图坦卡蒙。阿克纳顿未能争取到人民情感上的支持，人民只好私下里转向崇拜奥西里斯，享受奥西里斯特权的那种欢乐。

战功造就了一个军事贵族阶级。他们占有土地，享受特权，成为世袭特权阶级。他们支持恢复阿蒙神的地位。大约在公元前1345年，一位名叫霍伦西布的将军篡位以后，在底比斯城行登基礼，接受阿蒙神所赐的王冠，他重建了有利于僧侣和军人的秩序。从第十九王朝（公元前1345-前1200）开始，神越来越多地干预个人的私事。僧侣得势，神受欢迎。国王的权威和世俗的公正受到削弱。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300-前1234）是这位阿蒙神的首席代言人，成为朝廷地位最高的人物。到了第二十王朝的时候，海路来的侵略者，夺取了叙利亚各省。到了公元前12世纪末，过去由王后掌握的王位继承权成了阿蒙神第一代言人家族的特权之一。拉美西斯五世驾崩之后，王位继承由王族僧侣决定，国王的敕令实际上是阿蒙神的神谕。于是，僧侣的神权政治取代了人的王权政治。神权政治社会的弱点，在亚述人、波斯人和希腊人的入侵中暴露无遗。不过，它也有优点，表现在周期性的反对外国统治的斗争中。亚述人和波斯人企图在埃及建立自己的帝国，遭遇到困难，也许这就神权政治的优点。奈克塔内博（Nectanebo，公元前359-前342）是最后一位宣称自己是阿蒙神后裔的国王。

石头这个传播媒介的主导地位，给文字的性质留下了印记。莎草纸和灯心草笔发明之后，石头大大阻碍了文字的演化。“最早的文字大概是象形文字……同样的图画经过反复使用之后，不仅代表思想和物体，而且代表语词和语音。”由于文字对宗教意义重大，莎草纸的供应又充足，所以埃及永远没有迈出逻辑的一步，没有抛弃笨拙的表音方法，也没有创造出一个字母表。它使用纯图像、纯艺术的文字，把图像和声像混合使用。它的文字从来没有前进到固定声音符号的阶段。这种文字用符号表示辅音，一音一符，主要是表示外来的名字和语词。但是，早先的象形文字保留下来，作为简便的缩略形式；抄书人学会了大量的象形文字以后，尤其喜欢使用更加古老的象形文字。埃及人成功于表现辅音，却失败于表现元音。在这一点上，他们和苏美尔人相反。他们用音符表现语词，把符号数目大大地减少到最低限度。苏美尔人的文字区别辅音和元音，辅音表示词根，元音表示词根的形态及词根的意义变化。这就为完全分解词语和音节，寻找音素开辟了道路。阿卡德人却没有走这条路，而是走音节文字的道路。埃及人则用24个符号来表示24个辅音。

文字发展的局限表现在文学中。文学的新鲜感，有赖于写作艺术与实际言语的和谐统一。莎草纸发明以后，教谕性或反省式的文学到公元前2000年已经露头。不过，文学形式的高峰是在此以后才出现的。皮特里说明文明演进的模式时指出，公元前1550年，埃及雕塑越过了古典风格；到公元前1470年，其绘画奔放不羁、潇洒自然；到公元前1350年，文学风格也潇洒自由了；到公元前1280年，手工技艺已经十分重要；到公元前1140年，财富使埃及人独霸天下。阿克纳顿试图击破僧侣的权势，重新塑造人民的宗教信仰。与此同时的另一个潮流，是使书面语言和口语协调一致，并改进口语和文字。公元前1370年前后产生的《日轮颂》，是世界上第一首真正的一神教的颂诗。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前10世纪，僧侣占据主导地位，致使口语和书面语分离，因为僧侣的行文矫揉造作。人们认为，埃及是第一个拥有自觉文学的文明，他们是为文学而文学。然而，它的文学失去了清新的风格，让位于矫揉造作、虚夸浮华，往往置内容于不顾。

书记员享受的特殊地位，使希伯来意义上的先知无法出现。埃及人喜欢道德说教。最高级的文学是表现智慧的文学。他们的文字来源于一系列意义双关的图形文字，他们追求“语不双关死不休”。他们没有大量的民族史诗，不过他们成功地推出了世俗的抒情诗，而“巴比伦人却完全忽视了抒情诗”。埃及奉献给世界的，“就我所知，是最早的爱情诗”。埃及也是短篇小说的故乡。埃及人讲故事就是为了讲着玩。

埃及人没有和《圣经·申命记》类似的法律书。在旧王国时期，严格意义上享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就是唯一的立法者。莎草纸发明以后，行政体制成为由许多官吏组成的政府。行政及其对文字的依赖，意味着政府要得到宗教的庇护。其结果是对法律的侵害。法律诉讼在埃及文学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埃及人对司法裁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第十九王朝以后的历代王朝中，埃及人始终致力于建立一个程序法，试图将其建立在对义务无所不晓的基础之上。他们把永久性财产当作具有法人属性的东西来处理，可能对罗马法产生了影响，也可能对公司法产生了影响。

书写困难，需要特殊的技艺，要学很长时间。读书也需要长时间的教育。书写之神和主要的神祇关系密切，反映了抄书人对宗教的影响力。这些书记员具有专业人员的全部资格，跻身于国王、僧侣、贵族和将军等上层阶级之中，与农夫、渔夫、工匠、劳工相对。写作的复杂性有利于僧侣垄断并增加控制权，有利于知识限制在特权阶级手中。知识的垄断与其复杂性相关，这也有利于神魔作品在民间流传。巫术和宗教的捷径扎根在书吏手中。这是跻身统治阶级的一个令人尊敬的有学问的行当。国王试图逃避这个垄断的圈子，终究败在这个圈子手下。对知识的垄断控制，挫败了国王建立帝国的企图。埃及帝国之所以受到局限，原因之一就是其宗教制度太富有刚性；这个僵化的体制又受到知识垄断的支持，它的文字太复杂了。

尼罗河要求统一的调控，要求正确预报其汛期。也许，君主政体的建立和这些要求不无关系。君主修建金字塔，以加强自己的地位；金字塔反映君主控制时间和空间的权力。但是，与石头相关的知识垄断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然而此时的知识垄断却不能准确预报汛期，因为它依靠恒星年推算汛期不准确。一个与石头竞争的媒介发明了，这就是莎草纸。它有利于宗教地位的上升。也许，其长处凑巧和另一种预测方法的发现有关。这种预测方法依靠的是太阳年。莎草纸发明之后出现了混乱，彼时的埃及正受到外族的入侵。国王和僧侣的融合支持了成功的反击，埃及帝国随之兴起。但是，这种融合无法维持，也无法建立灵活的宗教组织和政治组织。原因之一是与莎草纸相关的知识垄断，是复杂的文字。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还要认识到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命问题，也是宗教问题。对石头这种传播媒介的倚重，给绝对王权提供了背景。然而，其垄断地位又诱发了莎草纸的竞争，一种宗教和象形文字支配的新型垄断随之出现。这种新型垄断给埃及帝国带来麻烦，也给企图控制埃及的其他帝国带来麻烦。文字垄断倚重宗教和时间观念，挫败了解决空间问题的努力。

第三章 巴比伦王国

在埃及，计时和预测尼罗河汛期的能力成为权力的基础。在两河流域南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经过改造，以适应灌溉和有组织的控制。它们对预测汛期时间的要求并不高。苏美尔是一个由城邦组成的国家，大祭司是神的直接代表。城邦之神即国王，凡人之君只不过是神的佃农而已，但他有管理民事的地位和权力。

有人说，苏美尔文字的发明和计账及录事有关，因此说它是数学的产物。现存最早的泥版包括大量的法律合同、买卖契约和土地交易文书，它们反映了世俗和功利的兴趣。账目、库存目录、史记、神庙和城邦的描写等，都说明神的兴趣所在，说明神关注的是资本、土地和银行。随着岁入的增加，复杂的记账和文书就顺理成章，而且这些东西一定要使同事和继承人能一望而知。庙堂成为香火不断的“公司”。神庙的组织机构发展，它们占有的土地增加，积累的资源越来越多，其中的功能分化就越来越细。分工的细密和财富的增加带来了竞争和冲突。

巴比伦和亚述冲积平原的黏土用来造砖，并用来做成泥版书写。现代考古发现了大量的文字记录，有助于我们描写苏美尔及尾随其后的文明，使我们能够描绘他们的重要特征。但是，这些特征可能反映了某种偏向，而这些偏向仅仅是偶然与其传播材料的性质有关。另一方面，这个偏向又指明了该文明的显著特征。书写前，黏土要反复揉搓，做成薄片或薄版。刻写需要湿润的黏土，可是泥版干得很快，所以写的时候要快而准。芦苇秆锋利如刀，可以在泥版上刻出笔画很细的象形文字。在石头上刻写的线形文字大概也如法炮制。用芦管笔画线时，笔容易把泥版粘起来，刻写时要垂直或斜向运力，同时用力向下压。芦管笔杆呈四方形，笔尖呈三角形，长短如今日之铅笔，笔端削去一角以成斜面。这样的芦管笔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后半叶问世。笔端成楔形，用力时就刻下楔形的线条，如果轻压，就需要来回刻画几次，方能成形。而省力的原理却要求减少刻画的次数，所以象形文字的痕迹荡然无存。黏土这种媒介本身就要求从象形文字简化为楔形文字。“图画和文字之间的鸿沟因此而填平。”楔形文字的特征是三角形，笔画平行。线条长短和深浅不一，刻写复杂，泥版的尺寸逐渐加大，手握泥版的角度也略有变化，这一切都使文字加速走向约定俗成。手握泥版角度的变化决定着笔画的走向，图像转变为符号的过程随之加速。图画向文字的转变开始于最常用的符号，于是楔形的笔画很快就取代了一般的线条。象形文字不足以表现长篇的宗教文本或历史文本，于是许多符号就用来代表音节。到公元前2900年，文字形态成熟，符号丰富。到公元前2825年，书写的走向和词语在句中的逻辑位置固定下来。符号在大型泥版上分区排列。书写的走向从左至右，笔画的走向亦从左至右平行排列。圆筒形的东西可以在湿润的泥版上滚压，形成连续的印记。于是，石头雕刻的圆筒形印章开始启用。印章上刻着个人的印记，用来表示个人身份及财产归属。在大多数人都目不识丁的社会里，这样的印记是很必要的。人们把私章挂在脖子上，需要时就盖章，用来签署财产契约。

用具象的象形文字来表达复杂的词汇，需要用很多字。为了表示对原初意义的修饰，后来增加了大量的符号，大约有2000个。到公元前1900年，词汇中出现了音节符号。词汇多半是单音节的，修饰符号减少到600个。其中的100个表示元音，可是没有表现辅音的符号，也没有形成字母表。楔形文字既有音节文字的属性，也兼有会意文字的性质，多半是一符一词。许多符号是多音节词，且为多义词。苏美尔文字没有性的变化，而且常常省略数、人称和时态。文字和单词对应或音节对应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形成。象形字和会意字已经具有抽象的音值，所以研究文字自然和研究语言联系在一起。

晒干的泥版容易变形。焙烧克服了这一缺陷。不容易毁坏的泥版，才能够担保商务函件和私人信札不被篡改。泥版适宜长期使用，然而它笨重，不适合用做远距离的传播媒介。这个属性有利于在人口非常分散的地区长期保存。适合远距离的文字倚重的是统一，倚重的是符号的稳定和规范。广泛的商业活动需要大量的书记员，或大批会读书写字的人。反过来，复杂文字的书写又需要长期训练，需要专门的学校。神庙的账目和记录编成了课本，上面还写着僧侣的名字。为了训练书记员和行政人员，建立了专门的学校和培训中心，这些学校常常和神庙有关系。学校特别强调语法和数学。书写成为教育的基础，受到僧侣的控制，所以书吏、教师和法官在一般的知识和判决中，都把宗教观点视为理所当然。书记员负责保存神庙中大量的记载，负责在僧侣法庭上做笔录。民事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涉及法律问题。一切都用笔录，而且盖上印章，契约的各方和证人都盖章。在每一个城市，法庭的判决成为民法的基础。神庙增加，崇拜的力量延伸，僧侣的力量和权威也随之增长。黏土的特性有利于文字的规范，有利于城市的非集中化，有利于神庙中组织的延续，有利于宗教控制。商务需要记账，不同地区之间的通商尤其需要数学，这就促进抽象思维的进一步发展。

僧侣和神庙组织聚敛的财富日益增加。与此同时，数学和文字也得到发展。城邦之间残酷的战争接踵而起，专职的行伍和雇佣兵也随之兴起。有人说，宗教组织对文字和教育的控制，使技术变革和军事力量受到忽视。神庙政府即僧侣组成的委员会没有能力指挥有组织的战争。于是，与僧侣比肩而立的世俗政府就应运而生。世俗政府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它把王公带进神的世界。僧侣组成一个多层的体系。但是，由于需要统一指挥，君王的权力在战争中得到加强。“军队的本质是适宜君主独裁的。”作为战争首脑，君主指挥一个由专家组成的核心。军队给人才开辟了道路，但是，关心人才晋升的统帅，又暴露在竞争者的危险之中。战争的胜利，必然意味着对领土的控制；把领土的管辖权交给将领，可以减少他们觊觎妄为的危险。路途的延伸，管辖权的分派，激发了对司法行政的厌恶。国王对执法中的严厉和不公形成钳制，这样的严厉和不公是宗教统治的特征。公元前2590年前后，乌鲁卡吉那（Urukagina）国王拯救了许多阶层的人民，使之免受僧侣的榨取，并遏制了奢靡的葬礼，解放了农奴。民法慢慢成长，人民受城邦的律令、体制、统治者和神束缚的情况，有所改变。

君主制最大的好处是明白易懂。“人们因为幻想力差而受到统治。”［白哲特（Walter Bagehot）语］威望高的人君成为人神（man god）。巫术时代过渡到了宗教时代，但是巫师变成了神君（divine king）。绝对君权的王朝往往不稳定，不仅因为军队里总有人跳出来挑战、形成威胁，而且还有继位的问题和是否得民心的问题。摧毁旧的首都，以摧毁被征服的统治者的威望，用新的首都取而代之，同时又允许被征服人民的神进入万神殿，这只不过是要将众神的地位重新排座次。新的君主试图使宗教富有弹性，以适应武力支撑的政治组织的需要。君主遭遇的困难，使乌尔人的第一王朝垮台，又使他们后来能成功抗击苏美尔人的入侵。

苏美尔人善于使用弓箭，发明了四驴拉车，但他们被阿卡德人征服了。在萨尔贡（Sargon）和阿加德（Agade）时期，阿卡德人（Akkadians）建立的帝国也许到了小亚细亚和地中海。阿卡德帝国的灭亡，可能是由于被征服者的反抗和古蒂人（Gutium）的入侵。苏美尔人的反抗最终获胜，第三王朝的开国之君是乌尔-拉姆，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474年。在权力集中的体制之下，各城的总督由于文官的扩张而受到削弱。第二位君主统治下建立了法制，以保证商务和文书制度的统一。闪米特入侵者自封为神，邓吉人（Dungi）萧规曹随，然而他们又抛弃了苏美尔人使主神掌实权、国王当副手的制度，并且在神化君主中迈出了最后的一步。对君主的崇拜旨在实现宗教的统一，宗教的统一成为政治统一的基础。在苏美尔人的统治下，土地属于神，人要缴地租。但是，闪米特人的制度比较简单，只需缴税就可以拥有土地。

君主制兴起，统一经济体制出现，这和分权的神庙制度形成强烈的反差。随之而起的是改朝换代的无休止的战争，战争和条约的文件中反映出人们对无休止战争的忧心。苏美尔文明具有文化和道德优势，可是公元前2187年，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却被野蛮的埃兰人（Elamites）摧毁了。公元前2125年亚摩利人苏美尔-阿本（Sumer-Abum）自封为巴比伦王。到公元前2007年，巴比伦王国控制了阿卡德人的大片土地。公元前1792年前后，汉穆拉比战胜埃兰人，巴比伦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

苏美尔文明臣服于闪米特人，这对文字的程式化具有重要意义。苏美尔语显然是黏合语，征服者不愿意使用这种复杂的语言。不同结构的语言结合有困难，于是比较古老的语言就被新的语言取代。苏美尔人不需要多少符号来表示音节，但是巴比伦人不得不拼写出单词的每一个音节。苏美尔语是以单词为本位，阿卡德语是以音节为本位。阿卡德语有275个符号，辅音和元音的结合，阻止了字母表的兴起。征服者放弃了原始的埃兰文字，对被征服者的文字略做调整，采用楔形文字。于是，苏美尔语就成为死的语言，仅仅保存在僧侣留下的宗教文献中。但是，其中非象形的音节符号被征服者接受下来，那些表征物体和观念的符号也接受下来，只不过把它们转换成为闪米特文字罢了。不过，这样的会意字却采用了苏美尔语的读音。和苏美尔文本的接触，使闪米特人认识到抽象符号的意义，其中一些符号成为代数的基础。汉穆拉比完成了苏美尔文字向阿卡德文字的转变，使这种闪米特文字成为官方的语言。亚摩利人（Amorites）强化了阿卡德人的语言选择，他们的语言既是通俗语又是官方语。巴比伦人使用的文字不是闪米特文字，可是其读音基本上是闪米特读音。他们受苏美尔文字的影响，没有发明字母表，只学会了用音节符号来表示元音和辅音的结合。

没有人再说苏美尔语，它成为僧侣文本中的化石语言。不过，在它没落的过程中，苏美尔人还是表现出对入侵者的蔑视，其间发生了活跃的文学活动和历史活动。虔诚的书吏强调杰出的文化成就。他们抄写古代的书籍，把书籍分类安排存放在神庙的藏书室里。他们为神庙里的仪式准备颂歌、书籍和祷告文。他们训练有素，通晓苏美尔传统，讲究学问，强调知识的系统性。他们写语法书，编辑词典（或许叫“词汇表”吧），把苏美尔文献翻译成闪米特文，给闪米特读者使用。口头传统也记录下来，文学成为宗教的奴仆。他们发明了史诗的形式，用史诗来“详细表现半神半人的故事和英雄的故事”，供宗教仪式使用。抒情诗也用于宗教仪式，其水平接近最优秀的颂歌。巴比伦文学对充满智慧的文学贡献不大，也没有显示出为文学而文学的倾向，但是它达到了一个审美高度，它奉献给神的颂歌、抒情诗形式的祷告词和忏悔的诗篇，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政权巩固以后，宗教的重要性有所降低，成为一个系统。在被征服者的脑子里，宗教拥有神圣的权威。苏美尔人的神保留下来，但是神已经改名换姓，换上了闪米特神的名字。神的数量减少，产生了向一神教过渡的动力。太阳神阿努（Anu）执掌天，乌鲁克（Uruk）处在信仰的中心，水神埃尔（Er）在埃里度（Eridu）城居于中心的位置。在苏美尔时代，尼普尔（Nippor）城的主神恩里尔（Enlil）雄踞万神殿之首，执掌风暴，吸收了太阳神和农业神的一些特性。辅佐他的宁里尔（Ninlil）成为众神之母。彼时，宁里尔臣服于马杜克（Narduk），马杜克成为巴比伦神，他吸收了巴比伦帝国其他神的神力和神性，成为太阳神，执掌天地。世界分为天地水三界，每一界配一位主神掌管。马杜克的儿子那布（Nabu）成为掌管文书的神，他给予人理解力和智慧，书吏的笔是他的一个象征。

苏美尔人的影响见诸文字、宗教仪式和信仰，见诸征服者的军事组织中，也见诸法律。统一的巴比伦贸易开始扩张，接着就出现繁复的行政体制和复杂的社会生活，于是就需要各级法庭，于是僧侣的权威就削弱。神庙仍然是庞大的组织和司法中心。然而，宫殿庞大的工程又有利于私人商务的成长。汉穆拉比宣称，其法律是正义之神授予的，他把宗教法庭置于民事法庭之下。国王是法律的公仆，而不是法律的源泉。法律指引君主，保护臣民，被认为是神的敕令、圣裁。通过立法体系，而不是通过法典，新法和旧法协调起来。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司法行政得到重新组合。昔日僧侣用法典确定的权利和特权，如今按照贵族的地位做了调整。民法和被征服城市的风俗做了系统的安排，完全摆脱了宗教的仪轨。在苏美尔人的时代，领养小孩已成风气，可能是因为神庙里实行神娼，所以这里出生的孩子不知其父。不过与此同时，法律仔细规范苏美尔人的家庭生活，也保护个人的权利。显然，汉穆拉比想根除宗教影响。他用严刑峻法来维护家庭神圣的纽带。婚姻基本上建立在正式文书的基础上。家庭是一个单位，具有亲和力，用严格的规矩来保证财产的继承和分割。家庭财产的权利绝对不能撤销，家庭的团结因此而得到保障。子女安家以后，各自享有权利，但是严格的继承顺序是不能改变的。

为了遏制腐败和懒惰，汉穆拉比实行中央集权，完善行政体制，建立了国家大事的指挥系统，甚至对细枝末节也亲自监察。巴比伦帝国成为一个政治现实，一个统一的国家。它有共同的首都，共同的成文法典，共同的历法，长期稳定的行政体制。为了标记和区分月份，它借用了苏美尔历法中的会意字，借用了月份的名称，一年354天，是太阴历。关心神庙地产管理的僧侣，对宗教仪式、节日时令和时间的计算进行调整，使之成为实用的职业。在农业社会里，宗教的重任是推算重要的日期，以确定循环变化的四时节令。显然，闪米特人首创了月亮崇拜。这适合炎热的气候，固定了时间的计量，并使之连续不断。研究天文学的目的，是要确定四时节令和庆典日期，观测的结果用文字记录在案，于是人就掌握了时间。在闪米特人统治时期，历法由一个中央权威机构来制定。计算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这使国王知道，什么时候该加一个月——闰月。黄道十二宫的观念形成，白昼也分为十二时，夜晚亦然。

数学和计时促进了气象学的发展，促进了60进位制的建立。“这个发明使巴比伦人光耀千秋。”其流布范围远远超过了两河流域，直到今天仍然支配着英国的货币制度。在处理分数上，60进位制显然比十进位制优越。国王宣布在整个帝国施行统一的度量衡标准。谷物和金属的计量统一，这就促进了贸易的发展。统一帝国贸易的发展，自然就促进了数学的发展。研究数学和记账、土地丈量、历法的需要相关。数学文本用来补充口授之不足，所以常常出现在具体的事例中。学徒向老师学习建筑、工程和商务，尤其是学习利息的计算。显然，公元前2000年之前就发明了九九表，不过计算时主要还是用加法和减法。已经掌握了分数，掌握了位值数，不过零这个符号的使用并不始终如一。计量必然需要抽象思维，最后衍生出欧几里得空间。但是，数学符号并不发达，几何学的成就主要是表现在装饰艺术之中。

文字和数学的发展，度量衡的标准化，历法的调整，都属于都市革命的范畴。书写规则和标注系统用于生意买卖和税务管理。有人认为，“文字的发展，并非有意预设，而是社会秩序的产物，这个社会秩序建立在承认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科学的进步依赖这样一个“观念，国家的权力受到限制，个人的权利受到相应的重视”。［斯佩塞（E.A.Speiser）语］

都市革命之后，帝国财富积累，必然引起拥有有效战争手段入侵者的觊觎。山区的雅利安人学会了骑术、养马，学会了驾驭马车，所以他们能够支配整个帝国。赫梯人进攻巴比伦帝国，大约是在公元前1950年到公元前1926年之间，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促成了帝国的灭亡。赫梯人之后兴起的是卡西特人。大约在公元前1746年，干达什（Gandash）自封为巴比伦国王。他建立的王朝，直到公元前13世纪才灭亡。闪米特人向北推进受阻，于是被迫转向埃及的喜克索斯王朝即牧羊王朝。后来，赫梯人，包括米坦尼人、凡尼人和卡西特人侵扰北方，直到卡帕多西亚（Capadocia）地区。公元前2000年前后，商旅已经把楔形文字传入这个地区。楔形文字可能受到赫梯人象形文字的压制，不过它还是在博加西-丘伊（Boghaz-keui）等都会地区通行，它限制了赫梯人象形文字的发展。

赫梯帝国内外交困，因为它没有一以贯之的有效文字，也没有宗教起稳定作用的保守影响。僧侣国王二者兼于一身，国王即太阳，女僧侣就是众神之母。领土神是女王。但是，他们的宗教没有学问的支撑，也没有大量的书写材料比如黏土的支撑。米坦尼人遭到埃及王阿蒙霍特普二世（Amenhotep Ⅱ）的进攻（公元前1470-前1420）。图特摩斯二世（Tutmes Ⅱ）娶了赫梯公主之后，进一步受到埃及人的影响。这一次的联姻从公元前1440年到公元前1380年。大约在公元前1370年，赫梯国王苏皮卢利乌马（Supiluliuma）制服了米坦尼人，建立了一个组织严密的王国和中央政府，官吏均宣誓效忠。这就满足了日益复杂的帝国的集中行政的需要。一个强大的帝国首都，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加上铁器的使用，使赫梯人在巩固政权中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埃及在叙利亚的省份受到赫梯人密谋的侵蚀。但是，到公元前1272年，赫梯国王哈图西利（Hatusil）与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 Ⅱ）签订条约，拱手把叙利亚和西亚从两河流域到地中海岸的土地都割让给埃及。不久，亚述帝国的撒缦以色一世（Shalmaneser Ⅰ，公元前1280-前1250）征服了米坦尼人。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赫梯人的卡帕多西亚帝国崩溃。公元前1150年前后，赫梯人进攻巴比伦，但是被尼布甲尼撒一世击败。接着，大约在公元前1180年，卡西特人进攻巴比伦。公元前14世纪善于航海的民族亚加亚人（Achaeans）开始扩张，接着地中海东岸的国家遭到侵略。大约在公元前1184年，希腊人在特洛伊城打败了赫梯人的联盟。赫梯人奋起抵抗来自南方和东方的蚕食，这就促进了爱奥尼亚地区国家的成长；赫梯帝国收缩，这给新的扩张提供了机会。

格拉希-皮雷萨（公元前1090-前1060）摧毁了赫梯人的联盟，为建立高效的帝国打下了基础。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阿拉姆人（Arameans）推进到幼发拉底河左岸，蚕食亚述人的领土，致使亚述帝国版图缩小。于是，公元前1050年，赫梯人就有机会在幼发拉底河上的卡尔基米什（Carchemiish）建立一个桥头堡。经过亚述帝国第一期的扩张之后，阿拉姆人也许吸收了赫梯人的文化，使自己的风俗和语言占了上风。他们被赶到叙利亚北部之后，可能把米坦尼-赫梯文化引进芝尤里（Zenjuli）地区，其中就有闪米特人浅雕文字的习俗。为了满足贸易的需要，公元前10世纪在卡尔基米什出现了这种简化的文字。公元前9世纪，这种文字传播到小亚细亚。这种文化引进，有利于加强叙利亚北部发展的趋势。公元前13世纪和公元前12世纪，这个地区比较太平，贸易发达。在这个时期，赫梯人的象形文字简约成为纯粹的线形文字。赫梯人的文字沿着一条独立的路线发展。与此相对，卡帕多西亚的象形文字受到楔形文字的阻碍而停滞不前。凸雕和浅雕的赫梯文字都用于印章，更加精细的文字广泛地用来记录大量的文件。在叙利亚中部，埃及的影响更加显著。到公元前900年，赫梯文字离腓尼基文字已经相去不远了，因为它已经具有半拼音文字的部分属性。在与腓尼基文字的竞争中，赫梯文字和凡尼人的文字一道消亡了。北方的黏土少，莎草纸和羊皮纸上的弧形笔画的线形文字又问世了，于是公元前10世纪前后的叙利亚北部出现了一种由22个线形符号组成的字母表。

亚述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建立一个帝国的组织机构。他们强调行政管理作为帝国的基础。撒缦以色三世（Shalmaneser Ⅲ）完善了省政府的体制，委任省长，由省长征收贡赋。被征服的国王由亚述官吏取代。他放弃了昔日各帝国的治国政策。为了求得由国王个人名义实现的统一，过去的帝国，往往让国王一人用不同的名义和头衔，治理被征服的国家。亚述人不一样，他们缺乏商业兴趣。他们之所以夺取商业城市，并不是因为这些城市是竞争对手，而是为了掠夺、征税，为了夺取战略要地。在第二波的军事扩张中，他们依靠更加广泛使用的铁兵器，铁兵器是赫梯人生产的。同时，亚述人依靠改良的战马，依靠更加有效的军事组织。他们用上亚洲（Upper Asia）和欧洲的高头大马与轻巧的利比亚马杂交。高头大马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出现于巴比伦，轻巧的杂交马在公元前10世纪由埃及人出口到西亚。到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巴比伦的所罗门国王、赫梯王和亚述王都学会了使用非洲马。快速的利比亚马和粗壮的亚洲马杂交以后，驾驭马车的民族就成了骑马征战的民族。驾驭战车的军人仍然是亚述人中的精锐之师。不过，亚述纳西拔二世（Ashurnasipal，公元前885-前860）大量使用从盟友那里得到的骑兵，以弥补战车之不足。同时，他还使用众多的亚述本土的步兵集团。攻城锤和攻城车对付南方砖修的城墙，是非常有效的。

公元前877年攻占卡尔基米什的战役，说明了亚述武功的成就。到公元前740年，卡尔基米什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公元前717年，它成为亚述的一个行省。公元前729年，提格拉·帕拉撒三世（Tiglath-Pileser Ⅲ）成为巴比伦国王。改朝换代的困难露了出来。撒缦以色五世（公元前728-前722）之后，亚述将军萨尔贡篡位。他用低架战车取代了高架战车。原来的高架战车只有乘员二人，新的低架战车可载兵士三人。于是，骑兵广泛用于实战。他建立了一支常备军，步兵中的弓弩手成为重要成分。亚述军队的战斗力登峰造极。

辉煌的武功也许正好给征服者的统治加重了困难，通过宗教来统治尤其困难。在巴比伦，神庙和宫廷分立。亚述人却将其合而为一。国王就自任大祭司。神王集于一身的国王成为政权的中枢。神庙从来没有独立的地位，僧侣的权力受到限制。宗教帝国主义以太阳神阿舒尔（Ashur）为核心，其配偶伊师塔（Ishtar）也单独受到崇拜，也有她自己的神庙。阿舒尔取代了巴比伦的马杜克和恩里尔，他雄踞万神殿之首。阿舒尔成为众神之父，阿卡德人的撒玛什（Shamash）似乎代表太阳神。巴比伦知识神那布的地位上升，这也许是抄书人行会强大的反映，因为那布是他们的行业神。到公元前709年，“楔形文字和君主政体的滥觞”成为巴比伦国力上升的手段。巴比伦后期内外交困，公元前689年被亚述王赛纳克里布（Sennacherib）灭亡。然而，巴比伦僧侣的影响仍然很大，赛纳克里布的儿子伊萨哈顿（Esarhaddon）被迫重建了巴比伦城。

巴比伦的宗教仪式在削弱国王专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亚述人的一神教和普世宗教逐渐让位于巴比伦数量泛滥的巴比伦神。亚述人本来要抵消巴比伦的影响，但他们反而使巴比伦的影响增加。萨尔贡在杜尔萨卢金（Dur-Sharujin）修建宫廷和图书馆。他的儿子也扩大了图书馆，添置了苏美尔古方言的文本，又在尼尼微修建新的宫殿。他发布敕令，搜集亚述文的写本，以便抄写新本。亚述人收藏亚述书吏抄写的巴比伦文献，提高了尼尼微的地位，使之成为宗教中心和政治中心。这反而加强了巴比伦的影响。苏美尔经典有了译本，并有专人研究。原来用绵羊作牺牲并用羊肝占卜的习俗保留下来。南方的庙塔传入北方，变化成庙堂的尖塔。亚述王巴尼拔（Ashurbanipal）在位时，征服了埃及，从巴比伦的原著中翻译出许多抄本、集子和修订本，从而出现了文艺的复兴。亚述人的语言在许多细部上和阿卡德语不同，他们使用汉穆拉比的楔形文字。但是，保守的倾向使他们的文字比巴比伦商人简化过的文字还要复杂。由于巴比伦的影响，亚述人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文学传统。本族的宗教文献完全以阿舒尔为中心。王族的历史记录完全是亚述人的风格。圆筒形泥版和六边形泥版发明之后，密集的线条可以用来刻写比较长的记叙文。提格拉·帕拉撒一世在位时，这样的风格得到充分的发展。

亚述人公元前674年入侵埃及，公元前671年夺取孟菲斯，公元前668年把底比斯劫掠一空。于是埃及成为亚述的一个行省。领土扩张增加的压力，形成了一场灾难。在伊萨哈顿统治下，战争的重负已经削弱了行政管理。历史证明，只有强有力的君主才能偶尔把幼发拉底河上游和下游统一起来，巴比伦的文化势力和宗教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在这个重负之外，又加上了吞并埃及的文化和宗教负担，亚述帝国的结构不得不实行了比较灵活的政策，帝国内部的巴比伦地区出现了自由的城市。各个城市享受一定的自由。市民领取的特许状注明享受的权利。王族周期性地腐朽衰败，于是就出现改朝换代。新王朝生气勃勃的统治者拒绝在旧都城修建宫廷。他们修建新的首都，以避免旧朝廷中的敌人，并由此抬高自己的威望。他们在两河流域下游用石头而不是用黏土和砖头修建新都，耗资惊人，耗尽了民力。在公元前4世纪末，又一拨操印欧语的马背上的民族，像潮水一样地涌进小亚细亚。公元前652年，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进攻吕底亚。公元前612年，锡西厄人（Scythians）、米底亚人（Medes）和巴比伦人联手摧毁了亚述人的都城尼尼微。

亚述帝国的扩张促进了贸易的发展。阿拉姆人通过陆路把埃及、叙利亚和巴比伦的产品送往东方。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沿岸修建了蒂尔（Tyre）、西顿（Sidon）和比布鲁斯（Byblos）城，开展海上贸易。亚述帝国的商业民族腓尼基人和阿拉姆人使用字母表。膨胀的帝国内部实现了和平，生产效率随之提高。亚述文化是帝国文化。它征服和吸收了不同语言、种族和文化的民族。所以它大规模地使用驱逐出境的办法，以勾销民族主义和狭隘地方主义的文化。公元前7世纪末，阿拉姆人的城邦在文化上和经济上占了上风，政治腐败随之出现。这些城邦被毁之后，阿拉姆人转向贸易，他们在叙利亚帝国的辽阔领土上做生意。公元前12世纪末，骆驼被驯化之后，骆驼商旅成长起来。巴比伦的度量衡推广到更辽阔的地区。精炼的银币上压上了神像，以担保银币质地纯正。这是有效金属货币的滥觞。到了公元前9世纪中叶，叙利亚已经广泛使用字母表。在叙利亚北部的文献中，发现了阿拉姆人使用腓尼基人的文字和语言。亚述王赛纳克里布之后，阿拉姆人计算重量时就只用自己的文字了。在商务文件中，他们用楔形文字，但是在目录和摘要中，他们却使用阿拉姆文字。到了公元前8世纪中叶，亚述人的文字记录已经完全使用阿拉姆文字了。泥版和陶土碎片上都已经发现了墨水写的阿拉姆字。一些图画中表现这样的两个抄书人，老师手握硬管笔和泥版，徒弟手握墨水笔和羊皮纸或莎草纸。羊皮纸最早出现在提格拉·帕拉撒王朝，侍奉古拉（Gula）和伊师塔（Ishtar）的僧侣用羊皮纸书写。由于莎草纸容易损坏，所以它的流布不如羊皮纸快，羊皮纸上可以用笔、墨水和字母书写。随着文字的演进和羊皮纸的使用，帝国的官员就处在被严密的监督之下。他们根据详细的指令办事，随时准备被召回述职。和首都的交流每天进行。行政工作效率更高，新的语言和新的传播媒介应运而生。

字母表发明以后，更加有效的文字迅速传播。这对帝国的组织具有重要的意义。巴比伦和埃及文明以及由此派生的帝国，都与江河紧密相关。这样的文明必然要求中央集权。僧侣团垄断知识。通过知识垄断，他们控制着一朝又一代的政治组织。然而，促进帝国毁灭的正好是知识垄断的成功。

文明中心的知识垄断占据支配地位，其结果必然是，边缘地区的知识垄断就受到局限。尤其是在使用新语言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倚重简单的文字，而不是复杂的文字。边缘的阶级和边缘的地区都要求简单，这就削弱了书吏繁复文字的地位。皮特利1905年在西奈发现的古卷，加德纳（A.G.Gardiner）研究以后说，在公元前1887年至公元前1801年这段时间里，埃及人对这个地区感兴趣，闪米特工匠用来记录的闪米特文字，避免了埃及文字的繁琐。也许，他们借用了字母表中最简单的符号，放弃了其余复杂的符号。可以肯定，闪米特人在公元前1500年之前和埃及人接触时，发明了一种字母表。这个字母表由巴勒斯坦人加工，腓尼基人最后使之完善。有一些地方，黏土难以为继，且难以运输，于是莎草纸和字母表在此胜出。喜克索斯人的入侵，显然在阿拉伯半岛的南北之间横亘了一条屏障，使两个地区的文字分道扬镳。

大约在公元前10世纪，阿拉伯半岛西北部的闪米特字母表，被用来书写阿拉姆语。阿拉姆文字成长为商旅文字。其书写规范简明，没有楔形文字那样累赘，书写速度也很快。它收入了从印度引进的数字。阿拉姆语的兴起大概和羊皮纸这种新媒介有关系。由于阿拉姆人在闪米特人的北部商路上的影响，阿拉姆语传到了叙利亚和更加遥远的地区。到公元前8世纪末，阿拉姆语在小亚细亚和弗里吉亚人（Phrygians）的地区走势强劲。公元前500年之后，阿拉姆文字成为近东最重要的文字，成为波斯帝国的外交用语及其西部省份的官方文字。到公元前400年，它继希伯来语之后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口语。

在拉斯沙姆拉发现了楔形文字的泥版。拉斯沙姆拉是青铜冶炼中心，铜矿从塞浦路斯进口。这些古文书说明，字母表至迟在公元前1500年就已经在使用了。米坦尼的王公尼格米德（Nigmed）大概就是这个时期的人。他养了一批有学问的僧侣和抄书人，让他们建立了一个泥版文书的图书馆，其收藏以宗教文献为主。藏品中有迦南人的诗歌。这说明早在公元前14世纪，文学就已经产生了。神话关注自然的神秘——冬日来临的死亡和春季来临的复活。没有一件作品和个人经验有关。表现动物的文学难以见到，有也是次要的，万神殿的诸神都具有人的形态。厄勒至高无上，说明了一神教的发展趋势。大商人用巴比伦文字通信记账，但是书吏用26个符号的楔形文字。这个字母表和埃及、希伯来和迦南的字母表差别不小。埃及的字母表有29个辅音，希伯来和迦南的字母表有22个符号。

多利安人入侵之后，迈锡尼文明衰退。这就为腓尼基人在爱琴海地区的扩张开辟了道路。埃及人控制腓尼基以后，大批莎草纸显然通过比布鲁斯城（Byblos，《圣经》叫Bible由此而来）进入了腓尼基。公元前11世纪末，腓尼基人用上了莎草纸。公元前8世纪，亚述人也用上了莎草纸。迦南人和腓尼基人的字母表，可能既受到楔形文字的影响，又受到莎草纸和软笔的影响。楔形文字倚重短的直线，莎草纸和软笔倚重弧线。软笔的笔画比较长，腓尼基字母笔锋的尾巴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软笔的墨水少，枯笔不会渗墨，同时笔画也流畅。莎草纸和软笔与楔形文字接触之后，促进了字母表的兴起，使22个表示辅音的字母从许多符号中抽象出来。这些字母区别分明，形态简练。于是语音就分解成了基本的音素，用不同的视觉符号来表示了。

腓尼基人不搞知识垄断。如果搞知识垄断，宗教和文学就可能妨碍文字的演进。日益增长的贸易要求他们使用快速而简明的记账方法和快捷简明的文字。他们抛弃了多余冗赘的限定成分，以求快速和简捷。商务和字母表密不可分，尤其是字母用作数字的时候。腓尼基人的城市而不是各帝国都城反映了人们对贸易的关切。只要能够做生意，他们就能够容忍地头蛇。到公元前12世纪，西顿（Sidon）落入非利士人（Phi-listines）之手。但是，公元前1028年之后，蒂尔（Tyre）人又显赫一时。公元前8世纪，他们夺回了西顿。然而，由于亚述人的推进和海上力量的衰落，命运之神又开始宠爱他们独立的殖民地，比如迦太基和加底斯。迦太基是公元前814年建立的，加底斯则建立于公元前8世纪。

和楔形文字、象形文字或僧侣文字相对，灵活的字母表促进了语言的定型，有利于小城市和小国的发展，而不是有利于帝国。有了字母表后，这些语言中的口头传统尤其是其中的神话就可以记录下来。这些神话已经达到埃及帝国和巴比伦帝国的边缘地区。希伯来语和腓尼基语是帝国共同语言中的方言。公元前1200之后，希伯来语大概在巴勒斯坦地区流行开来。希伯来人强调文字的神圣性质，认为口语具有创造的魅力。从这里可以看出埃及对他们的影响。口语传达了智慧的信息。神的信息、智慧和上帝几乎是相同的神学观念。

巴比伦帝国和埃及帝国的书面传统受到局限，它们着力于建筑和雕塑，着力于神庙、宫殿和金字塔。苏美尔平原南部的居民在建筑中使用圆柱、拱门、穹窿和圆顶，在神庙顶上用坚实的砖头修建金字塔形的尖塔。苏美尔-阿卡德人的雕塑表现自然，这种艺术被卡西特人的艺术取代，卡西特人着重表现的是人的形态。平原的北部使用石头，因此它偏重于中央集权。用作刻写媒介的石头广泛用于雕塑，尤其用作镌刻法律的材料，还用作建筑材料。因为雕塑在支持宗教和政治体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希伯来人禁止使用偶像。“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不可仿照天上、地下和水中的任何东西”。文字代替雕像成为崇拜的对象。《塔姆德经》有云：“一字的增删都可能意味着世界的毁灭。”谴责偶像崇拜，倚重文字抽象，从血亲关系走向普世伦理的道路就打开了，先知在反对绝对君权中的地位因此而得到加强。厌恶偶像崇拜必然产生文字的神圣，必然意味着遵纪守法，必然意味着崇拜本真无他的上帝。

字母表的演变，是在适应征服者的过程中，经过规范而完成的。有了字母表，吸收了被征服的民族之后，宗教更加约定俗成。希伯来人吸收了迦南人的宗教，将其净化，为己所用。希伯来先知吸收了巴比伦人的创世故事和洪水故事，把其中的神秘成分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创世的过程中，上帝的血与黏土混合在一起，人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人和神相互交往。创世说中的自然主义观念，被一神教的上帝主宰一切的说教取而代之。摩西十诫中比较原始的律法可能是以色列人留下的，是古老的游牧民族的遗产。更加先进的律法可能是从迦南人那里吸收过来的。摩西十诫的基础可能是苏美尔法律，比如汉穆拉比法典中搜集的法律。和汉穆拉比法典相比，《圣约》（Book of the Covenant）是不太成熟的。

埃及的衰落使以色列人的民族主义得以成长。公元前1090年到公元前1085年，大卫和扫罗反抗非利士人，接着出现了希伯来国王统治下以色列国和犹大国（Judah）的统一。随后就出现所罗门国王统治下短暂的繁荣。埃及人的政策是支持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猜忌与不和，挑起两个国家的宗教仇恨和种族仇恨。僧侣的强大抵消了政治的虚弱。在反抗非利士人的斗争中，僧侣的力量逐渐强大。伊利亚在反抗巴力的自然宗教中，坚持信仰耶和华的道德宗教。这个信仰对国王和农夫具有同样绝对的约束力，要求为人要正直。

文学被调动起来为宗教服务。大约在公元前850年，坡厄姆斯（J.Poems）把世代流传的口传故事和书面故事搜集起来，打上了文学的印记。这是最早的文学，经历了世代的吟诵，反映了丰富的口头传统。巴勒斯坦地区的生活安定，字母表灵活，文字广泛传播。有了这些条件，作家就可以捕捉住诗歌，将其当作引语编入散文书籍之中。这本书是第一本综合历史书，反映了一个聪明脑袋的兴趣。编者认为，历史思考意在明确上帝的意旨。不过，说故事的喜悦和技巧，还是超越了记叙文字的宗教目的。人们常常说，阿拉伯文学之前，希伯来文学是唯一的闪米特语文学。其特点是质朴、刚健、富有抒情力量。吸收了其他的闪米特语之后，希伯来语能够栩栩如生地描绘具体的物体和事件。希伯来文献抽象观念差，但是同义词丰富，其细腻差别足以描绘动作和事物。这些文献提供诗意的词汇，而不是富于哲理的词汇。生动而富于创意的明喻，由于单调和过分细腻而略显逊色。然而，卡尔顿对希伯来语的成就做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闪米特语固有的属性，使其心灵的观点和思维方式带有一定强制性，在这一点上，它的影响超过了希腊和罗马。

大约在公元前750年，埃罗希姆派在阐释《旧约》时，强调神权政治的观点，更加明确地把以色列的历史作为自己宗教思想的载体。他们警告国王和臣民要忠于上帝。他们认为君主制本性邪恶。公元前8世纪后半叶，文学先知出现。他们攻击神权政治的局限性，抵消了神权政治的影响。阿摩斯首先阐述了伦理一神教，强调普世公义和公正，而不是强调给上帝的奉献。公元前745年到前735年，何西阿抨击地方的神殿，引起僧侣仇恨。公元前738年之后，以赛亚盛极一时。他原来喜欢辩论，因颇多是非而遭人反对，遂转而写作，传授上帝神圣的信仰。先知们认为，神的力量起作用，要靠个人加之于己的律法，加上怜悯心的调和。于是，宗教被转换成为对上帝的崇拜。这个上帝是造物主，万物的主宰，是社会公义、怜悯和爱心的上帝。

公元前732年，亚述人夺取了大马士革，接着又在公元前721年攻占了巴勒斯坦的撒马利亚。公元前734年之后，以色列沦为亚述的附庸。公元前701年，犹大国（Judah）被摧毁。在马纳西王（公元前692-前638）的统治下，亚述的影响在政治和宗教领域均独领风骚。耶路撒冷成为唯一的宗教圣地；在崇拜集中制、上帝一体方面，这个圣地影响深远。埃罗希姆派和耶和华派合而为一。先知和僧侣的观点在净化后的祭礼中实现妥协。于是，真正的社会道德和虔诚崇拜就得到满足。亚述末代国王亚述巴尼拔去世之后，犹大国发起了独立运动，并于公元前621年获得独立。新的法典赋予宗教一本权威的《圣经》，似乎是要把《圣经》变成宗教，并要创造一个书面的传统。《申命记》中的法典确立了一个圣所，《摩西五经》收录了公元前621年的资料。过去，僧侣的神谕是断案的终极根据，《申命记》中的法典规定，要增加一位非神职人员。刑法承认个人的价值，赋予他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圣经》全书贯穿着清醒的教谕，删除了不妥当的精神。于是，闪米特异教徒的传奇故事就被改造成为一神教。一切与耶和华格格不入的神都被驱逐了。

亚述帝国的崩溃导致力量的重组。在巴比伦，内波坡拉撒（Nebopolassar）大约在公元前625年挣脱了亚述人的枷锁，接着是内布查德尼撒继位（Nbuchadnezzar，公元前605-前562）。公元前87年，巴比伦人夺取了耶路撒冷。但是米提亚人和波斯人遏制了巴比伦人的扩张。米提亚人是雅利安民族。公元前15世纪末和公元前14世纪，他们在大规模的迁徙中来到伊朗高原和印度半岛。他们强调父系权威，实行一夫多妻制。公元前537年，亚述人把米提亚人洗劫一空。台奥赛斯（Deioces，公元前708-前655）挺身而出统一米提亚，以求自卫。公元前632年前后，基亚克萨里斯（Cyaxares）仿照亚述人建立起一支军队。到公元前615年，他成功地挫败了西徐亚人（Cythians）的入侵。尼尼微陷落之后，米提亚的地位不再那么重要。米提亚人被居鲁士击败。公元前558年，居鲁士登基，成为阿善（Ashan）国王。公元前546年，居鲁士攻陷吕底亚的首都萨迪斯（Sardis），号称波斯国王。波斯人使用新的武器，比如长弓和长矛，因而取得令人瞩目的战功。巴比伦国王拿波尼度（Nboanidus）在巴比伦引进新神，引起僧侣反对而被推翻。所以居鲁士在公元前536年又被封为巴比伦国王。他原封不动地接受了巴比伦诸神，在庙堂中恢复了巴比伦神像。公元前529年，其子冈比西斯（Cambyses）继位。公元前525年，埃及并入波斯帝国。他全盘接受了法老的仪轨、王袍和光环，却因怠慢僧侣而遭到敌视。公元前522年大流士继位。为了赢得僧侣的支持，他把冈比西斯的政策颠倒过来。到公元前521年，他更加有效地控制了巴比伦。公元前494年，他侵扰希腊，夺取了米利都。

大流士恢复了帝国的秩序，成为伟大的善于行政管理的东方君主。一个传播体系建立起来，并在此发挥主导作用。他修建了一条从苏萨直达萨迪斯的马道，全长1，500英里。沿途设立驿站，直达首都。帝国划分为若干行省，由总督、督军和国务秘书各一人共同管理。他们互不隶属，直接听命于首都。权力集中于一人的局面因此而得到防止。总督和督军没有书吏为其效劳，因此不得不雇用原巴比伦帝国的文职人员。楔形文字继承下来，字符的数量减少到36个，没一个字符具有特定的意义。这一套字符由熟悉阿拉姆文字的书吏修订以后，用来表现印欧语。波斯语用阿拉姆文字书写，随后又创造了钵罗钵文字和帕提亚文字。这些变化和书写工具有关：莎草纸和软笔，羊皮纸和墨水笔。吕底亚的克罗伊斯引进贵金属，将其作为交换媒介。大流士萧规曹随，大量使用金币。

整个波斯帝国只尊一位大君（Great King），他君临天下，支配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臣民对王室的忠诚成为帝国的基础。波斯帝国的阿契美尼斯（Achemenid）王朝凌驾于巴比伦帝国和埃及帝国之上。这是雅利安人对闪米特民族的统治。这种形势迫使波斯人给异族以自治权，他们只维持帝国军事和税务的组织框架。他们与亚述人不同，亚述人强迫被征服的民族进行大规模的迁徙，并将其偶像掠走。他们却实行宽容政策，承认两个区别明显的宗教中心的重要地位。他们允许巴比伦和埃及这两个臣服的民族保留自己的宗教。公元前539年，他们释放了囚禁在巴比伦的犹太人。犹大国这个波斯帝国行省成为一个独立而高效的宗教组织。

波斯帝国“大君”的地位要求国王具有很了不起的治国才能。公元前485年，大流士去世，薛西斯（Xerxes）继位，其才能不如大流士。控制强大宗教中心的任务复杂。公元前486年，埃及反叛，公元前484年即被镇压。薛西斯放弃“巴别王”（King of Babel）称号，把贝尔马杜克的神像从宫廷中清除出去。接着巴比伦又爆发反叛，大概是在公元前484年到前479年。这次反叛也很快被平息。公元前484年，波斯人在马拉松被希腊人打败。继后的国王在埃及遭到没完没了的困难。公元前404年，埃及宣布独立；不过，公元前342年波斯人就恢复了对埃及的统治。与希腊城邦的冲突加速了波斯帝国的衰落。公元前333年，大流士三世在伊苏斯（Issus）被亚历山大大帝击败，公元前331年，在阿贝拉（Arbela）又再次被亚历山大大帝击败。波斯帝国寿终正寝。

和亚述帝国一样，波斯帝国未能解决宗教问题。这个问题由于一个灵活的字母表而加重。波斯宗教未能抵御巴比伦的影响。阿舒尔胡腊玛达教（Ashura-Mazda）也许是由亚述人的阿舒尔神演变而来。他开天辟地，万神之中，唯其最尊。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或6世纪，琐罗亚斯德教来了一场革命，反对信奉阿舒尔胡腊玛达，因为它净化了崇拜，废除了流血的祭祀。这一新的宗教将开天辟地的世界分为光明和黑暗两个王国。造化的二元观念注入了伦理道德观念，形成善恶二分观念。来世和审判的启示观念形成，这个观念取代了实行道德律法的氛围。每一个邪恶的念头、每一次邪恶的言行，都把人困在黑暗王国。光明神密特拉（Mithra）给人赎罪的教义。波斯人和印度人的共同祖先都信奉密特拉。稍后在印度《吠陀经》的颂诗中，在波斯的《阿维斯陀》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特征。不过，印度人后来更加关注如何进入神秘而神圣的境界，波斯人却更加关注实际生活中的责任目标，这个责任应该与世间和人生没有冲突。在不同神学体系的困难环境中，阿舒尔胡腊玛达教抬出光明神密特拉，“以维持和监察这个万物皆流的世界”。阿舒尔胡腊玛达是无坚不摧的战神，他使至高至大之神（Supreme Being）摧毁一切魔鬼。阿里曼也要在他的面前发抖。阿舒尔胡腊玛达教是在公元前5世纪末形成的，它成为帝国诸邦国王信奉的专用宗教。一个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形成，天下太平、富足，各个民族和部族之间互通有无，时代呼唤一个综合性质的宗教运动，形势有助于讲究仪式的宗教诞生。和琐罗亚斯德教相比，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inids）的宗教观念就比较简单了。

阿舒尔胡腊玛达信仰受到巴比伦迦勒底人（Chaldeans）深奥神学的影响。公元前8世纪，巴比伦人启用了一个准确的年表。公元前747年，在拿波纳撒（Nabonassar）统治下，巴比伦人开始计时。科学的天文学成为可能；天象周期性规律的发现，被用来计算天象的变化和预测。发现了天体转动的恒定性质以后，他们幻想发现了生命的规律。星体的影响被变成绝对僵化的教条，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宇宙观宗教（comsmic religion）随之诞生。人的活动，人和星体神性的关系，以及井然有序的自然，进入了一种太和之境。公元前6世纪，第二巴比伦帝国又昙花一现。此间，以星象为根基的宗教（astral religion）站稳脚跟，成为各种古老宗教被消解的强大力量。这些宗教观念的司铎性质，给一个深奥的神学奠定了基础。这种神学影响了波斯宗教。此外，波斯宗教还搜罗了许多神，包括阿娜希塔即金星，它摧毁了阿舒尔胡腊玛达神独一无二的地位。

在波斯，思辨性的一神教大约是天启宗教的起点。但是，企图驾驭埃及和巴比伦的庞大帝国的组织，却阻止宗教带上过分强烈的民族色彩。另一方面，波斯统治者的宽容，灵活字母表的长处，又有利于强烈的民族形态的宗教。犹大神权国的僧侣有意无意构建的宗教，就揭示了这样一种情况。宇宙之上帝被转变成了民族的神，而不是把民族之神转变成普世之神。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陷落，犹太人沦为巴比伦囚徒，以西结把政体之国家置于宗教社区之下，试图从强烈的民族主义转向更加普世性质的人格神个性化的宗教。耶利米主张空灵化的宗教，将其与外在的制度甚至民族区别开来。犹太人发现，既可以在巴比伦信教，也可以在犹大国信教。结为一体的社会分解成为原子。生活是由数不清的一件一件的事情组成的。和其他宗教的接触，包括在沦为巴比伦囚徒期间和迦勒底人的占星术的接触，可能加强了他们的二元观念和魔鬼观念，也可能加强了他们灵魂不灭的观念。但是，这样的经历使以色列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点更加明显，使他们保存了一个道德标准，一个伦理的上帝。上帝无条件的无所不能观念和邪恶的观念同时产生。

从流放地回归故土之后，犹太人的反应是偏爱排他性的独特信条。有人认为，从巴比伦回归的祭司相信普世的上帝，不相信国王或贵族与人民有契约。神庙成为人们聚会的场所。神庙中的唱诗班歌唱颂诗，音乐成为团结的纽带。上帝直接管理人事的理想，就是对神化国王的反抗。他们从来不承认国王天然的神性，认为国王必须接受法律约束。倘若国王胆敢不守法，就会受到先知的威胁。与上帝的圣约使先知享有崇高的地位，使之胜过国王。耶和华之所以为上帝，不是因为他与信徒有血亲关系，而是因为他与犹太人有圣约。祭司严格监管经书，垄断经书，这就加强了先知的地位，使之对国王的威望构成威胁，并遏制了国王滥用绝对的权力。

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的先知把信仰从众多神改为唯一神，赋予犹太教一个伦理的基础。远古的犹太教，无抽象术语，无自圆其说的力量，所以它不能产生哲人。通过“一个人格的、直接的、生动的形象”，宗教被赋予了伦理的色彩。伟大的先知们把责任视为公义，使之成为得到上帝恩宠的最有效方式。他们强调的是精神和举止，而不是崇拜。公义本身就足以拯救世人。至高无上的上帝观念，是用精神力量表现出来的，是由神管理宇宙的一神教的伦理内容反映出来的。《摩西五经》透露出伦理一神教的精神，和《圣经》中的史书一道，强调绝对服从。到了公元前5世纪，在以斯拉（Ezra）和尼希米（Nehemiah）的影响下，犹太教得到净化，律法也做了修正。先知的教导成为强化的集体道德形式。以色列这个民族团结靠的是血统纯净，但是它又受到一个圣约的强制，于是它踏上了精神使命的道路。

圣约的普世要求特别强调成就的仪式。先知强调道德，祭司强调仪式的神圣。《申命记》作者的时代以后，是祭司的时代。祭司律书的兴趣集中在神庙内部，这说明宗教不搞祭献也是可以的。祭司的律法大概完成于公元前500年；公元前444年，它成为犹太人生活的规范。神权组织强化了宗教仪式。宗教成为一切历史的唯一动因，历史记载成为宗教教育的手段。历史显示宗教的真理，被用来讲经，并说明经书作者和制度的由来及其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政治经济力量被置于从属的地位。祭司的律法，加上崇拜制度引起的沉重经济负担，没有给国王留下立锥之地。由于这些倾向，到公元前400年，希伯来语不再是活的口语，而成为宗教的语言和学校教学的语言。祭司关心的是如何用神圣的语言来解读《圣经》。反过来，犹太教排他性的发展又使之与波斯帝国产生冲突。这就再一次说明了宗教和帝国的关系问题。

第四章 口头传统与希腊文明

灵活的字母表有助于阿拉姆语、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的传播，促进了印欧语系语言文学的发展。后来西方政治帝国的问题，尾随着这个字母表的适应力而起起落落。

在适应新语言的过程中，文字逐渐演化为字母表。马的改良，铜铁兵器的使用，以及先进的军事技术，使军队能够控制辽阔的地区。因为字母表适合辽阔地区的需要，所以贸易尾随字母表的规范而兴起。依靠农业的万物有灵宗教经过调整，逐渐成为规范的一神教。最后，由于帝国被迫承认各种中心地区的各种宗教，政治组织也逐渐定型。亚洲和非洲文字、宗教和政治组织的定型，促进了其横跨地中海进入欧洲的传播。起初，希腊人与早期的文明有一水之隔，没有充分受到它们的文化冲击，只接受了适合自己需要的文化要素。字母表挣脱了圣书经文的局限，使有效的表音成分保留下来，使希腊人能保持丰富的口头传统，并使之完好无损。古代世界曾经饱受语音的困扰。

巴比伦帝国观念兴起的原因之一，是泥版和苇管笔的文明与石头和凿刀文明的冲突。在两河流域北部，建筑、雕塑和文字使用石头，帝国倚重君主制和中央集权。而使用泥版的宗教组织倚重时间和连续性。这样的宗教组织，必然和使用石头、倚重技术进步的军事组织发生冲突。技术进步的代表是铁兵器和马的改良。这样的军事组织倚重的是空间。闪米特国王与苏美尔僧侣的冲突，促进了法律的成长。法律的成长表现在汉穆拉比法典的问世之中。宗教变得更加具有弹性，更加适合武力的要求。诸神沦为秩序的棋子，井然有序，法律反过来依赖诸神。对军事组织和空间的倚重，就需要法律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政治组织对辽阔地区的支配，政治组织对宗教组织的控制，都促进了文字的传播。字母表更加有效，因而得到推广。稍后，阿拉姆文字的传播加速了贸易都会的发展，促进了贸易寡头的兴起，贸易都会和贸易寡头都得到亚述帝国的荫庇。埃及和巴比伦帝国宗教制度的文字垄断，由于新文字的出现而被摧毁。简化的新文字，为亚述和波斯帝国里的传播和政治组织，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石。由于改进传播媒介而兴起的政治组织，导致贸易都会的发展，贸易都会成为位于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之间的机构。新兴的政治组织还促进了贸易寡头的兴起，迦太基就有这样的贸易寡头。政治组织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和流动性相关的效率问题。这个流动性，与行政职位的能力产生联系。这样的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文字参与沟通书面语和口语。语文的脱节必然产生垄断，垄断又和文字的复杂性相关。语文脱节必然会导致外族的侵犯。那些语文不脱节、技术发展不受阻碍的地区，必然虎视眈眈，要侵犯语文脱节的地区。侵犯之后，征服者又被迫和被征服者妥协，被征服者的语言成为神圣的语言，依然是被征服者曾经诉求的中心。在使用被征服者语言的过程中，宗教组织就削弱了征服者的影响。随后，军事征服者的行政官僚和神职人员及垄断组织互相勾结，使语文的脱节更加严重；于是缺口打开，新的民族侵犯就蠢蠢欲动了。字母表的效率高，能够适应不同的语言，因而成为人们短期避世的手段。它起到了两个促进作用：一方面，它促进了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发展，促进了阿拉姆人和腓尼基人的贸易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强化了巴勒斯坦地区的宗教。宗教权力的基础是对复杂文字的垄断，它强调的是连续性和时间。相反，字母表却促进政治组织的发展，而政治组织是强调空间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商业天才“借用了苏美尔、阿卡德或埃及人的精华加以改造，以适应自己的紧迫需要”。字母表通过有效的领土控制而成为政治组织的基础，又通过有效的控制而成为宗教的基础，其表现是一神教的建立。

饱受书面语传统陶冶的学者，不容易理解建立在口头传统基础上的文化。口头传统的轮廓，可以朦朦胧胧感觉到，只是在诗歌和散文中，在可以触摸到的出土文物中感觉到而已。承认口头传统重要性，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千百年来，学者们关注于解读文字的记载。但是，希腊字母表与现代西方字母表相似，希腊文明与西方文明不可分割，这都依靠学者复杂的内省艺术。不同时代的个人和不同的国家，在审视经典传统的知识宝库时，看到的都是他们自己的再现而已。勒南写道：“进步永远是在发展希腊人构想到的东西中产生的结果。”格罗特对希腊文明的民主倾向作了一番描绘。弗里曼（E.A.Freeman）说：“雅典民主开风气之先，是法律取代武力之首例，此乃世界之伟大创新。”再后来，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得到了预期的报偿。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唯我主义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使我们不可能对希腊文化作客观的解释。

希腊文明是口语词力量的反映。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Phaedrus）里转述埃及透特神和阿蒙神的对话。阿蒙神说：你发明的文字使习字人的心灵患上健忘症，因为他们不再使用自己的记忆；他们会相信外在的文字，记不得自己。你发明的这个特别有效的东西不能够帮助记忆，只能是帮助回忆。你传授给学生的不是真理，而是近似真理的东西；他们能记住许多东西，但是学不到任何东西；表面上他们似乎什么都懂，但实际上什么也不懂；他们是令人讨厌的伙伴，有智慧的显露，无实际的货色。

他接着又说：斐德鲁斯，我觉得，遗憾的是，文字就像图画；因为画家的作品表现了生活态度，然而你若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总是保持严肃的沉默。说话也是这样的情况。你可能想象，说话人有智慧。但是，如果你想知道点什么，并向一个说话人提问，他做出的回答总是千篇一律、万变不离其宗的。

接着，苏格拉底呼吁人们使用更好的语词，即更好地讲话，希望人们说话更加富有表现力。“我指出的是铭刻在学习者心灵上的聪明的语词。我的意思是，学习者要学会捍卫自己，要知道何时说话，何时不说话。”

苏格拉底的性格贯穿在他的言谈中。他知道，“字母注定要扼杀生活中的许多（虽然并非所有的）东西”。他是口头传统产生的最后一位伟人，也是最后一位阐述口语传统的人。柏拉图使散文这种新媒介适应苏格拉底的谈话。他用对话的形式，自由的布局和广博的内容来写这个谈话录。精心策划的谈话录意在发现真理，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共鸣。他把对话这种形式发挥到极致，使之成为最有效的工具。柏拉图的成就，表现在他的作品无所不包的内容和永恒的生命力之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的风格处于诗歌和散文之间。他的散文虽然缺乏严密的系统，然而其口头传统的力量却随处可见。他坚持不懈的哲学讨论意在发现真理。辩证法的生命力和流动性反对既定的教条体系。他甚至不能将自由拱手让给自己的著作，拒绝被自己的著作捆住手脚。“柏拉图的对话方法是一艘救生船，拯救了遭遇海难的古代诗歌及其孩子。”（尼采语）柏拉图抨击诗歌与荷马的教育价值，指出哲理与诗歌、真理与谬误的反差，并把诗人驱逐出他构想的理想国。散文这种媒介的发展是为了捍卫一种新的文化。他反对神和诗人的最高权威，却没有范例可以援引，只好诉诸对话、讽喻和发挥。他的后期作品反映了书面词和散文日益增长的力量。在亚里士多德的身上，口语词的力量急剧减弱，且成为混乱的源泉。他继续使用对话，可是他改变了对话的形式，把自己变成说话人。大体上说，他实际上放弃了文学活动，《政治学》（Politics）似乎是他的讲课笔记。这部精心集成的作品，风格更加趋向大众化，大概是为了出版。然后又改写成专论，这成为他教学和讲演的基础。“科学精神再也不觉得受到拘束，它不一定再需要文学精神姐姐的庇护。”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书面传统得到延伸，其表现是他发起搜集和保存书籍的运动。运动发起的时间大致和他建立学园的时间相当，即公元前335年。不过，亚里士多德也好，柏拉图也好，都没有把图书馆当作一个理想国家的必备条件。

散文战胜诗歌，标志着希腊文明的一个根本变化。文字的传播毁灭了一个建立在口头传统上的文明。不过，希腊文化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的威力，贯穿着西方的历史。当书面传统的死亡之手，构成威胁，可能会摧毁西方人的精神时，这个口头传统的威力表现得尤其明显。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作的时期，是在口头传统的悲剧发生之后。雅典的衰落和苏格拉底被处死就是这场悲剧的见证。这是一种文化崩溃的征兆，是必须开辟一个新基础的征兆，这个新的基础要强调诗歌以外的另一种媒介。“越是古老的语言越是丰富”（布尔克哈特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只好在口头传统中去寻找另一种文化的基础。亚里士多德之后，“希腊世界从口耳相传转向阅读习惯”。

和小亚细亚的雅利安人不同，希腊人受被其征服民族的影响程度要小一些。米诺斯帝国的海上文明避开了大陆文明的全面影响。反过来，它对北方大陆移民的文化影响，也缺乏相当的力量。米诺斯文明的文字复杂，相对局限在克里特岛，这就使希腊人可以发扬自己的传统。一浪又一浪的希腊移民阻碍了保守适应文化特质的可能性。一个强大的王朝以及随后的若干分封的小王朝，有利于口头传统的成长，遏制了完全接受其他文化的倾向。希腊人接受了腓尼基人的闪米特辅音字母表，又接受了塞浦路斯人的音节文字，将其修正，以适应自己丰富口头传统的需要。这个过程最迟是在公元前7世纪发生的。公元前9世纪，希腊的古文字并不使用弧形的笔画，而是用腓尼基人的字母表。现存最早的希腊文大约是公元前8世纪的文字，用于公告的文字大约是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出现的。闪米特人用来表示辅音的24个字母，可以输出给希腊人，也适合他们的需要。希腊语的结构和语音不同，闪米特文字的辅音字母对希腊语没有用处，所以他们把这些辅音字母加以改变，用来表示自己的元音，因为元音对希腊语必不可少。由于元音和辅音一样重要，所以每一个词都必须既标示辅音，又标示元音。这样的字母才能够表现细腻的区别和意思。“希腊语对希腊智慧的所有要求，都愉快地作出了灵活的回应……希腊心灵的自然流露创造出最早的艺术作品。”乌尔纳（Woolner）把这个变化描绘成人类心智最辉煌的胜利之一。

口头传统的力量，隐含着一种适合它自身所需结构的创造力。吟游诗人创造了一种六音步诗行的史诗。这种韵律严密而富有弹性，适合口语的灵活变异。史诗的技巧，要求在音步的控制下，能够灵活地使用语言的形态、词汇和和常用表达。显然，多利安人（Drians）入侵以前，史诗就已经开始。亚加亚人（Achaeans）瓦解之后，北方一支亚加亚人即伊奥利亚人（Aeolians）保存了史诗的传统。伊奥利亚人又把它带进小亚细亚。传统史诗语言的积累，首先是借助伊奥利亚人的语言，然后又凭借爱奥尼亚人（Ionians）的方言。爱奥尼亚语的吟游诗人接过伊奥利亚人的史诗，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加以发展。荷马史诗用的是爱奥尼亚语，夹杂着相当一部分古语的混合成分。这些古老的形式之所以保留下来，那是因为它适合伊奥利亚史诗的风格，很适合做诗。一些固定的表达反复吟诵，因为它们的韵律方便吟诵。世世代代的诗人，使用某种音律的词语，相沿成习，其他的表达则舍弃不用。约定俗成的习语经久不衰，有助吟唱。听众认为这些装饰性的词语是英雄史诗风格的要素。

尼尔森（M.P.Nilsson）描绘了史诗风格的形成过程。从公元前13世纪和前12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史诗的风格经过漫长的演化而逐渐定型。短小叙事诗反复吟唱，逐渐滚大，终于形成史诗。许多情节结合起来，构成行动上的统一体，取代古老民谣。史诗的特点是情节的极其复杂和统一。在早期发展阶段，史诗吟唱是歌舞并举的。歌唱由里拉琴伴奏，其节律固定了史诗的韵律，使之千篇一律。它要求很高的特殊技巧。这就是说，史诗掌握在记忆力好、吟诗能力和语言能力都强的人手里。这种艺术往往由家族代代相传。即兴的吟唱要符合史诗的技巧。诗文老化以后，诗人又用当代的语言使之焕发青春。宫廷吟游诗人的地位，在《奥德赛》中比在《伊利亚特》中显赫。这些人形成一个专门的群体，其兴趣是固定唱腔。这些吟诵故事的人积累了一些专用的符号，守护得很紧，自己用，不外传，用来帮助吟诵。对学徒的要求很严格，有才干的学徒才能使用师傅的秘籍。尼尔森指出，也许，一位伟大的诗人创建了一个门派，他使希腊史诗无与伦比地精美，盖世无双。

荷马家族成为职业吟游诗人。为了讨好听众，他们要经常修改吟唱的诗歌，以满足新一代人的需要。古语诗化的适应力有一定的限度，行业内的人又想尽量少改。结果，荷马史诗对普通用语的回应力就不太强。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使《伊利亚特》所塑造的形象日益强化，并使之对希腊和欧洲的文学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一代又一代职业诗人的影响下，《奥德赛》反映的是一个变化了的、非集中化的社会，这个社会给王权设置了种种的限制。

英雄时代的荷马史诗产生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亲属关系在削弱，忠诚关系的纽带在加强。不负责任的王室通过军事暴力，把许多小王国强行合并在一起，使自己失去全民族的基础。部落崇拜让位于普世崇拜的人格神。社会失去了很多管束。部落法失去了效力，个人摆脱了对亲属和社区的义务。有很长一段时间，王室抢夺了古代文明的文化、财富和奢侈品，开化民族的印记打在了一个半开化的民族的身上。一个贵族文明形成，其特点是居所固定，占有土地，尊重“门第”，妇女社会地位高。公正和恰当的交往成为最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对王公和农夫具有同样的约束力。

史诗随着君主政体而兴衰。在贵族社会中，史诗的地位有一个预设：掌握文字意味着拥有精神上的王权。但是，出于口头传统的需要，史诗并非鸿篇巨制。一方面，它容许经常的调整和改进，另一方面，它又相对僵化，迫使用全新的内容去描绘显著的变化。在这一点上，希腊史诗和希伯来经书形成强烈的反差。希伯来经书是新旧成分的并存与结合，规模宏大，性质神圣，因而阻碍了新的发展。与此相反，吟游诗人控制之下的口头传统，却必须要有新的发展。流行诗歌使用的是荷马史诗的形态和语言风格。到公元前8世纪末，赫西奥德创作了史诗体八音步诗歌的内容，与荷马史诗形成强烈的反差。口头传统的适应力，表现在有个性人的产生。这样具有个性的人不掩饰自己的个性。这个传统对宫廷生活不感兴趣，也回避粗俗的话题。在荷马史诗中，妇女地位受到尊重。相反，在赫西奥德的诗歌中，女人成为万恶之源。

在赫西奥德的诗歌中，有个性的人与吟游诗人的传统决裂以后，口头传统更加灵活，诗歌变短，对新需要的回应更加有效。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从王国向共和国的转变，反映在哀歌和抑扬格作品的创造性风格中。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os）的抑扬格作品适应公共舆论的需要，有力地推动了史诗诗体在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的衰落。他的文学语言和亚洲爱奥尼亚语略为不同。公元前7世纪，雅典接受了他的诗歌语言，这反映了他的影响。音乐是口头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使口头传统更加灵活。里拉琴用来伴奏史诗，成为太阳神崇拜的主要乐器。歌唱与诗歌合而为一。莱斯勃斯岛的伊奥利亚人对歌与诗的融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音乐在抒情诗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抒情诗中，口头传统拓展到表现妇女的情感。用耶格尔（Werner Jaeger）的话说，萨福穷尽了个人感情的各个角落。

公元前7世纪后期和公元前6世纪，涌现出许多短小的个人抒情诗。据信，这和文字的传播、莎草纸供应量的增加是一致的。笔录的东西增加，文学就得到广泛传播和保存，职业吟游诗人的地位随之削弱。腓尼基衰落，希腊随之扩张。国内外的贸易增加，尤其是从吕底亚引进金属货币之后，其发展势头更猛。与此同时，贵族社会随之衰退。社会、经济、政治情况的变化，要求文学做出新的回应，也给文学提供了做出回应的素材。公元前670年。埃及港口向希腊开放。公元前660年之后，希腊人被获准移居到埃及任何地方。这是对他们在反抗亚述人的战争中当雇佣兵、屡建战功的肯定。大约在公元前650年，希腊人在诺克拉提斯建立了一个定居地。公元前574年，尼布甲尼撒一世夺取蒂尔之后，希腊的扩张势头不减。不过，波斯人在公元前525年到来之后，希腊人的扩张受到遏制。莎草纸的供应有利于文字的流布，但是供应的困难又减慢文字对口头传统的侵蚀。

新的文学形态出现，说明口头传统表现社会变化的需要是有效率的。它给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让人审视旧文学形态的地位。荷马史诗从古老文明采撷神圣的神话，进行人性化的加工，使之成为英雄神话。神成为人格神。神的崇拜中吸收了巫术仪式。过去，神的巫术或魔力无所不在。成为人格神以后，神祇的巫术性质被推到了背景之中。移民把神留在故乡，或者把自己的神放在随从的位置，在那些大神的等级系统中身居末位。宙斯位居众神之首。古老的自然神不能满足新的需要。具有普世意义的大神逐渐形成，以表现更高级的生活功能。神话经过加工以影响人的行为。神的拟人化，使神失去巫术而力量受到局限；这是一个理想化的过程，说明有必要寻找世界的秩序和条理。“希腊人关于人自身的观点是机械的观点。”超自然力信仰的削弱，用自然原因去解释自然的努力随之而起。寻求真理的努力独立成章之后，科学就从神话中分离出来了。“凭借宗教，人在世上就感到很舒服了。”吟游诗人以后继之而起是狂放的吟诵诗人，再往后就出现了爱奥尼亚的哲人。诗人淡出以后，哲学家就站起来了。希伯来人有一句名言。《圣经》中爱用的一句话是“主说”。耶和华每创造一样东西，这句话都要重复一次；这说明，他们把这句富于创造力的话即“逻各斯”处在一切创造行动之首。与此相反，希腊人把爱神“厄洛斯”放在一切创造行动之首。“逻各斯”是上帝精神属性或特征的实现。造物主处在世界之外，用他自己的授权创造这个世界。希腊诸神却身处这个世界；他们是由天地而来，天地是宇宙最伟大、最受赞美的两个部分；他们是由威力无比的爱神“厄洛斯”创造出来的。厄洛斯同样身处这个世界，然而他是一个生成一切的原始力量。

在海上贸易中，爱奥尼亚的城市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米利都。一种共同语的出现，满足了商人海运的需要。爱奥尼亚率先创造了一种不局限于自己一个城市的书面语言。泛希腊精神创造的史诗赋予希腊人民族意识。史诗的语言成为压倒方言的共同纽带，它开辟了一条道路，使希腊人接受爱奥尼亚字母表和阿提卡方言。有了书面语之后，方言差别就进一步削弱了。

航海使人深深地关怀自然，关怀海洋、空气和土地。米利都的泰勒斯是商人，大概对建筑学和农学感兴趣，他探索数学的各种可能性。据说，他在岸上测量航船的距离，发明了三角，接触埃及的土地测量之后，他对几何产生了兴趣。研究天文学对航海的意义使他掌握了巴仑比伦人的贡献，使他能够预测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日食。在此，数学和伦理学、医学一样，是靠经验发展的学科，它止步于哲学之前。然而对泰勒斯而言，数学成为他抛弃比喻和神话的手段。他向前迈进一步，提出了一些普世的规律。他的结论是，万物的性质是水，万物皆有生命，都充满魔鬼或神祇。阿那克西曼德身为地图绘制员，追求不受属性局限的更加一般的观念，他用几何学推出地球和宇宙的观念。宇宙的观念意味着与现行的宗教信仰决裂，使人从中受到启示：存在（Being）是神圣的。只有在永恒的存在（eternal Being）中，才能找到永恒的生成（eternal Becoming）的源头。通过抽象推理，阿那克西曼德在超感知的灵魂实质及其体现之间，划上一条分界线。于是，原初的自然（physis）和可见的元素就区别开来。意味深长的是，他首先用散文记录自己的思想，而且将其发表。显然他想对公众说话，而不是把思想留给自己。散文的使用是一场革命，是诉诸理性的权威，诉诸写作逻辑的影响。

米利都派哲学家筚路蓝缕，发现了基本的观念框架。他们攻克宗教和流行思想中长期强调的问题。社会的习俗、结构和制度隐藏在宗教的背后，宗教又隐藏在哲学的背后。奥林匹亚传统，在人与神之间，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划上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在命运女神的观念中，每一位女神都充满具体的活力，活力又形成精灵、神祇和人的灵魂，其概念和意象都清晰可见。这一套观念给哲学留下了印记。受这套观念影响的哲学认为，世界是多元、合理、命定的。这套观念和彼世的思想（other-worldliness）对立。根据这套观念，世界分布在不同的空间领域。自然是一个实体，同时又是灵魂、神祇和生命的物质，魔鬼、神祇和灵魂就是由这种有生命的物质形成的。这一派哲学家思考万物即自然的本质，思考这个充满活力和神性的实体。他们强调万物相似，有亲缘关系，有物质连续性。其结果是，因果关系的观念就是静态的、同步的和空间展开的。在命运女神观念和几何学的阴影下，自然科学关注的是事物本身及其永恒的属性，而不是此事物对彼事物有何作用。科学的理想就是几何学，空间计算的科学。它只关注结构、排列和秩序的静态属性。

有人说，发现自然是人类思想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因为自然是普世定律的思想基础。它要求自我与外在客体拉开距离，必然引起思想关注人与客体打交道时的实际需要，必然产生这样一个信念：客体背后或客体之中存在着看不见的超自然力。从神学分离出来以后，科学不承认经验与天启的区别，不承认自然与超自然的区别。

口头传统的力量和相对简单的字母表，使高度专门化的书吏阶层不可能形成，这就遏制了僧侣对教育的垄断。军事贵族阶级限制了僧侣阶级的影响，诗人控制了公共舆论。希腊人没有《圣经》那种神圣的、用来解释事物因由和内部结构的文学。那种文学搞教条，扼杀科学于摇篮之中。由于没有经书，没有强大的僧侣，希腊人宗教的纽带就遭到削弱。于是，那些最聪明的希腊人就可以提出一些概括的规律，以满足人的需要，并让人接受。“希伯来人把哲学当做宗教的侍女，希腊人让宗教从属于哲学。”口头传统促进并鼓励新媒介的使用，比如数学。希腊人把神人性化，又没有神圣造物主的信仰，所以他们把人从教条偏见中解放出来，摆脱了宗教的恐怖。于是，哲学就能逐渐转化，并在其固有的结构中发展，无拘无束，对世俗的大众产生吸引力。“拯救希腊的原因，与其说是没有僧侣阶级，不如说是有了科学的学派，”［伯内特（Burnet）语］他们没有浪费精力去学习另一种语言，口头传统的鲜活与弹性给希腊人的思想和文学打上了烙印。

除了贸易还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殖民。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550年，海外殖民盛极一时，一批新的城邦随之诞生。人们说海外殖民是希腊人最伟大的政治成就。特尔斐神庙成为殖民者求神的中心。在太阳神阿波罗的庇护下，新城邦犹如雨后春笋。在公共地产中排除一些人，不让其共享和分割，自然会产生困难，而海外殖民就回避了这样的困难。殖民地个人的财产权利，大大削弱了母国的家族体制。“海外殖民地的自由如火如荼，古老的习惯无法保存……在家乡……当每个人靠双手自食其力的时候，就出现平等，即使在平等闻所未闻的地方［海尔伦（Heeren）语］。”

城邦是为了安全而建立的，是在公共秩序解体的暴力时期浮出水面的。“希腊城邦及其公民所用术语的最后定名，是出于共同防御，是为了维护共同的避难所。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故此，希腊人不像腓尼基人那样痴迷于“难以平静的逐利精神”。神的节日举行的运动会和音乐比赛，在城邦里创造了一种社区的氛围。对共同文学的兴趣加强了语言的纽带。公元前776年开始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强化了这根纽带。“腓尼基人鄙夷的政治学，成为希腊人最高尚的实用科学之一。政治学是人的科学，它不研究做生意的人，而是研究发挥自己作用的人，这个人是社会组织成员的人，是生活最充实的人。”

政治形式从英雄君主制过渡到贵族政治，与之伴生的是从自愿参与过渡到义务参与。在贵族政治的早期，行政官按照不成文的习惯法执法。“在没有成文法典的情况下，可以说，那些宣告和解释法律的人，就是制定法律的人。”（Thirlwall语）对执法的监察，是靠听取对法官的投诉。公元前7世纪中叶，雅典就指定专人来管理法制，保管公共立法的官方文件，并每年做一次审查。三组记录员（每两人一组）组成中级行政官，监察公共记录并修订法律。指定成对的记录员，意在记录保证准确无误。梭伦改革时期，9位执政官，包括6位记录员和3位主要的司法官，享有广泛的立法权。使用文字之后，司法命令成为公共文件，明确而清楚。起初并不发表立法和司法的记录，不过，有了为发表而撰写的兴趣之后，识字的人口迅速增加。德拉古和梭伦改革的立法，铭刻在木板或石板上，钉在公共建筑的墙上。德拉古之后的那一代人，一旦立法，就立即将其公示于墙上。

公元前7世纪，对法典的需求，首先出现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希腊的部分地区。接着，殖民者城邦不同的习惯法法制就顺理成章、接踵而至。特尔斐神庙的影响及其对立法的庇护，加强了文字的统一。殖民地的成文法也许成了母国成文法的榜样。不过，母国的成文法是在和强大的口头传统的妥协中形成的。在公元前621年，世袭贵族德拉古修订并发展了既有的法律，用文字的形式将其定为法典。“没有宽容精神的宗教”决定了这部法典，使之对债务人非常苛刻。后来的修订对其严酷性质有一定的制衡，修订之后的法典允许个人在最高法院出庭，允许他对误判的法官提出起诉。

口头传统在雅典力量之强大有这样一些表现：法典形成缓慢，行政长官继续行使司法职能，司法制度允许伸冤，在困难时期授予个人立法权。公元前594年前后，贵族出身、本人经商的梭伦被授予非常大的权力去进行改革，以适应倚重工商业的社会。他追随爱奥尼亚人的科学思想，提出一条普世的真理：违犯公正就是破坏整个社会的生活。“任何不公正的行为，损害共同的利益，威胁每一个人的个体安全——家庭的团结并不能够对个人实施有效的保护。”社会惩罚取代了个人报复。个人为自己损害权威的错误负责，出现了寻求妥协和秩序的思想。

世事变化，家庭削弱。爱奥尼亚贵族禁止亚洲女人繁冗的哭丧习俗。遗嘱制度使家长可以在家族之外指定一位继承人。兄弟可以分享遗产，女人享受继承权，不过其地位低于男人。家族财产不可剥夺，由此衍生出一种特殊的保证，财产可以出售，也可以赎买。地产上的石刻铭文，说明债权人的控制权和住户的权利。依靠个人可靠性的原始法律的困难，由于贵族控制财富和司法而雪上加霜。梭伦废除了个人担保制度，推倒地产上的石刻铭牌。口头传统有效地顶住了石刻文字的侵蚀。禁止用人身作为债务担保，防止劳工受奴役，使其不至于成为一股破坏性力量。这一举措成为政治自由的救星。从神庙手里夺取土地，使劳工有其田，对财产的疯狂追求因此而受到遏制。梭伦努力使劳工的自由和负担有所调和。商业经过改造，以适应政治的需要，商业的追求被赋予新的理想和目标。这一点比腓尼基人略胜一筹。个人自由的原则确定下来，成为雅典人与生俱来、不可让渡的权利。“我竭尽全力办好这些事情，把力量和正义融为一炉。这就是法律。”（梭伦语）

梭伦设计的国家机器容许不断调整，这反映了口头传统的力量。“法院的构建出于全民。这个民主的秘密所在，是梭伦发现的。在欧洲民选政府的成长中，梭伦因此而名垂青史。”最高法院放弃了世袭的惯例，法官的人选由土地财产决定。贵族不再凌驾于民。执政官也可以在祭司阶级之外遴选。劳工阶级被排除在最高法院之外，然而经过修正的民选议会，却给人民以参政的发言权。宪法的设计旨在维持平衡，防止任何一个派别控制政府。人民享有足够的力量，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并确保法治。每一个公民都享有控诉权，如果不服法院的判决，都可以向民选的议会上告。任何人都可以为任何人伸冤，向全民申诉。一切公共案子和私人案子都有记录，于是就积累了大量的案例。提案人负责做常规的记录。

梭伦的经济改革有利于希腊的商人，加速了从换货贸易到货币经济的转移，鼓励酒类和橄榄的“长期”生产，不鼓励贵族特别感兴趣的“短期”谷物生产。为了发展加工业，禁止出口天然的产品，不禁止出口橄榄油，手工艺的培养几乎是强制性的。橄榄油和陶器的出口支撑起贵族富豪。家族的庄园分割为小块的私人地产，劳工向城市迁移。金属货币使用量的增加，使弗里吉亚和吕底亚的商人能够开采金银矿。个体的人享有更多的机会去管理政治家的事物，因而更加独立自主。货币有助于建立社会关系，有利于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文字广泛流通以后，买卖增加，遗嘱、会计、合同和协定随之兴起。商人阶级反对地主和贵族，支持个人主义，促进僭主的兴起。“每一位希腊人的身上都隐藏着僭主的欲望。”早在梭伦担任执政官以后的第5年，就爆发了党派斗争。公元前561到前560年，庇西特拉图组织了一个矿主联盟，发了财，在雅典篡权而成为僭主。僭主不承担宗教职能，所以不能称王，但是他们利用了人民对贵族和富豪的憎恨。古老的贵族阶级享受政治特权，宗教支持贵族特权。为了抵消宗教的地位，庇西特拉图正式承认酒神崇拜。公元前537年，庇西特拉图的拥戴者搜集了许多神谕，以对抗特尔斐神庙的影响。他们认识到，艺术在争取民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于是，雅典娜神庙盖起来，泛雅典娜节成为盛大的民族节日，爱奥尼亚的吟游诗人朗诵荷马史诗。“通过庆典酒会，僭主的宫廷成为诗歌和艺术的源泉，取之不尽，凡数百年。”由于斯巴达人的干涉，僭主们的统治在公元前510年被推翻了。

爱奥尼亚哲学作为政治学的基础受到局限。这表现在僭主的成功之中。传统和神话的权威被摧毁殆尽，个人的潜力释放出来。于是，爱奥尼亚人就失去了建设性的政治活力，因而不能建立一个持久而富有历史活力的国家［耶格尔（Jaeger）语］。政治上的低能和自然哲学家的成绩同时出现。一方面是命运女神主导的奥林匹亚神学，另一方面是由空间外在物化（spatial externality）的观念所主导的科学传统。这反映了希腊人对土地、土地测量和几何学的兴趣。贸易的扩张意味着对算术的兴趣，而不是对几何的兴趣。结果是神秘宗教和哲学神秘传统的兴起，以求恢复宗教与哲学的平衡。命运女神被时间和数字（时间的计量）取代，被正义之神取代。酒神是典型的神秘之神，基本上神人兼半。他四处游荡，不拘一地，在官方的国家宗教中并不占有固定的席位。但是他不乏信众追随，拥有一个跨越社会阶层的组织。在奥林匹亚派系之外，他成为一教之主。其信众与这个神人兼半的灵魂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们只接受独一无二的酒神。酒神崇拜的典型仪式是牺牲——教徒团聚、人神一体。反之，奥林匹亚的教徒却是注重商务的，其形式是捐献或贿赂。奥林匹亚神学和空间外在物化的哲学强调非连续性和离散性。与此相反，神秘宗教给人指出与上帝合一的前途。酒神崇拜是现世和俗人的宗教，是关于人之必死却又再生的宗教。这个宗教具有神秘的生命力，既具有神圣的珍爱嫉妒之情，又具有难以逾越的命运鸿沟。在这一点上，它抵消了奥林匹亚信仰的影响。

新的宗教被迫与旧的宗教妥协，因而最终固化为条条框框，并失去活力。神秘宗教奥菲士的复兴，又使之得到改良和修正。这一次复兴大概受到密特拉教的影响，它由乡村向城市传播，以满足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这个神秘宗教相信，灵魂来自上帝，因而不朽。其意味是，今世要保持灵魂的纯洁。奥菲士教关心的是拯救灵魂，通过净化仪式来拯救个人的灵魂。它设计出各种规矩戒律，通过净化仪式，达到灵魂的救赎，以免受到一世又一世肉体禁锢的惩罚。灵魂转世的信仰，和肉体的禁欲直接相关，和血祭的兴亡相关。神秘的净化仪式消除了人与神的隔阂，去除灵魂的污点，使人升华，求得神性，确保进入永生不死的至福之境。奥菲士教让每个人享受公正，它包含一个可怕的下界观念。这是一个惩罚为富不仁者的地狱。奥菲士教具有“无与伦比的首创性”，它把各种宗教结成一个体系，使个人愧疚和因果报应的思想成为其教义的中心。通过强调圣典，它在公元前7世纪抵消了神庙的影响。不过，由于它没有固定的教堂，它的力量削弱了。

毕达哥拉斯企图使奥菲士教的内容理性化。他是萨摩斯岛人，公元前530年前后，移居意大利南部。因为来自一个商业中心，所以他深知数学在计算金钱中的重要性。他和东方的安那克西曼德迥然不同。安那克西曼德认为宇宙对称，他则认为，数是万物之原理。“万物即数字。”算术与货币的背景取代了几何学和土地的背景。他认为，数是重要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重建自然秩序的任何表现方式。他使绝对形式成为实实在在的现实，这个现实与体现它们的世间万物有所不同。他发现音阶与算术比率有关。在同样的张力下，琴弦长度的比率和音符有关。在八度音阶里，四个主要的固定音符正好是6∶8∶9∶12的比率。音乐哲学取代了奥菲士教单纯涤罪的仪式。所谓纯洁性从仪式的观念拓展到道德的领域。毕达哥拉斯的学说成为精英的崇拜，而不是大众的崇拜。希腊人的定居点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建立起来。奥菲士教和毕达哥拉斯哲学相互作用，使酒神崇拜和太阳神崇拜得以调和。酒神崇拜的狂欢形式有所节制，狂欢的仪式限制在正式的社区活动之中。酒神崇拜被纳入祖先崇拜一样的轨道。特尔斐神谕没有圣典经文，只有一些格言警语，比如“认识你自己”、“万事勿过”（Nothing overmuch）。所以，有人把特尔斐神谕比喻成一张严谨的报纸，由一个谨慎的社论部管理，却无需具体的原则。由于强大的口头传统，这张报纸战胜了宗教狂热分子煽动的极端的危险。宗教净化仪式把死人复仇的恐怖景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它提高了人对生命的尊重，消弭了世仇情绪。故此，宗教净化仪式成为支撑国家的基石。

阿波罗对神秘宗教的影响与僭主的衰落发生在同一时代。克莱塞尼兹长期致力于恢复政府得人心的形象，致力于制定宪法，以便使法律适应社会变革。为了弱化派系斗争的世仇，公元前508年至前507年，实行了流放政策。反对派领袖在不失去体面、公民权和财产权的情况下，自动流放一段时间。于是，反对派得以消除，政府就受到保护，不再受派系斗争和叛逆的困扰。于是，克莱塞尼兹战胜了他的贵族同僚，在公元前503年到前502年成功地实行了改革。他把更加直接表达意见和控制政府的手段交给了人民。僭主和酒神崇拜都揭示了梭伦改革的弱点，其不足反映了爱奥尼亚哲学的影响。过去，父权制和血亲思想给豪门贵族特权。解释宗教律法就是他们的特权。宗教崇拜祭祀和节日的历法，靠的是太阴历，这带来计算周期的困难，人们要求从中解放出来。克莱塞尼兹用太阳历取代太阴历。新历法每年10个月，每月36天或37天，由世俗的权威机构计算，历法与修订宪法挂钩。经过修宪，部落增加到10个。每个部落推选50人参加的公民大会，这500人轮流担任常委，每月轮替一次。选举制维护了神意的尊严，使之成为法律的基础。也是公民在法律面前权利平等的保证。最重要的施政机构就是这个500人的公民大会，以及由民选产生的陪审团出席的法庭。公民大会和法院意见不一的问题交给另一个论坛，分歧的解决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公共舆论。以选区为基础的民主选举制成为宪政的基础。由于世俗的权威机构控制时间和历法的计算，贵族的权力受到削弱。家天下的国家体制（the family state）被摧毁，其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由新型的国家接管。

希腊人把握并利用爱奥尼亚哲人提出的空间观念和神秘宗教倚重的时间观念，建立了一个政治性的社会，使之能够经受考验，抵抗波斯帝国的入侵。他们反对把神祇和宗教抬高到一个独立的地位，不让其凌驾于国家之上。他们给神权政治和君主制划上句号，使之不能构成威胁。公元前494年，米利都沦陷，落入波斯人之手。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这位激进民主派领袖被选为执政官。他下决心扩充舰队。商业利益和海事利益附加在民主事业之上。和重甲步兵相比，海军兵员来自于比较贫困的家庭，步兵相对富裕。公元前478年，波斯人战败，希腊获得新的市场、新的粮食供应和原料基地。共同的民族感情因此而加强。

克莱塞尼兹的改革削弱了宗教的影响，使外地人可以在雅典受到接纳。异族通婚的障碍扫除之后，雅典可能深受其惠；新鲜血液输入了，许多人能人尽其才。天资聪颖、富有胆略的爱奥尼亚人移居雅典。他们代表的文化“在许多方面，是希腊历史上最蔚为壮观的现象”（穆雷［Gilbert Murray］语）。他们给雅典的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爱奥尼亚思想家反对无批判地接受流行的意识形态。他们尽力调和静态的空间、秩序观念与神秘宗教的动态观念。赫拉克利特强调动态的观念，强调其中的正义（Dike）原则。他对摧毁国家专制主义（state absolutism）做出了贡献。他否定一切静态的存在（being），认为万物皆处在动态的生成（becoming）之中，这个生成的过程来源于对立面的斗争。“我思考生成（I contemplate the becoming）。”实在（actuality）的全部实质是活动，火是形成世界的力量。思想是形而上的事实，浑然不可分，超越一切运动。人完全是一种宇宙的存在。他认为智慧至上。其证明是，智慧教导人的言行，让人顺应自然的真理，追随自然神圣的法则。智慧见诸语言，因为语言是普通智慧的表现；普通的智慧又见诸一切人，它只是被个人的错误意见遮蔽而若隐若现而已。人的言语的结构体现了世界的结构。理性（logos）记录在言语之中，自然（physis）是社会意识的再现。“不必听我说，而是听造化之消息，承认万物归一（Do not listen to me but to the word and confess that all things are one）。”我为我自己而追求（I sought for myself）。博学未必授人以洞见（Great learning does not teach insight）。

巴门尼德约生于公元前539年，他用诗歌写作，目的是为了影响更多的人。他用教谕史诗说明，思想把一切东西还原为单一而相同的实质。就连心智本身也被消解，逻辑成为一种基本的形态，以便把真理的世界从观点的意见中分离出来。恩培多克勒是多利安国的公民，西西里医学流派的缔造者。他强调事物的复杂性，以求把神秘传统与爱奥尼亚科学结合起来。他修正火、气、土、水四元素说，加上爱与斗（strife）这两个灵魂的实体成分，提出存在（being）的概念和生成（becoming）的本源理论。阿那克萨哥拉否定一元论，提出混沌说，认为自由意志的思想不必借助外力就可以逃出混沌。他因此而名噪一时。从此出发，他瞄准自我和个性（selfhood and personality）的原则。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不可穿越、永存不朽但并不连续；宇宙是一个原初的实体，形态多变而排列无限。在原子论中，自然（physis）失去了成长和生命的联想。原子论提出静态论（staticism）和变化的观念，成为普世个人主义的背景。

哲学影响所及的人比较多。阿那克萨哥拉用散文写作，有一本书价格不贵，但使他的思想广为人知。色诺芬尼用诗歌写作，形成一种讽喻的西洛伊体（silloi）。诗歌吟诵成为一时之尚，吟诵诗人受人尊敬。色诺芬尼抨击荷马是错误之源，他否定神具有人的形态。倘若牛马长着人手，又会作画，倘若和人一样，他们作的画惟妙惟肖，那么，马就会把神画成马，于是，牛就会把神画成牛，牛马就会仿照自我，给神造像，神就像牛马。“人幻想神的形态，又幻想神的生活，使之像人自己。”（亚里士多德语）用耶格尔（Werner Jaeger）的话说，色诺芬尼用政治家的影响推广了哲学，他把哲学的思想融入希腊的思想血脉中。他是宗教普世性的始作俑者。

面对特尔斐神庙、律法改革和哲学进步强加的限制，酒神传统步步退却。然而在僭主的宫廷中，酒神传统却大步前进，走向公元前5世纪的艺术勃兴。律法刻在石头上晓谕公众，铭文也勒石记之。雕塑从东方帝国主义传统的手中解放出来。多神教和以此为基础的雕像艺术，对神性一体的势头起到了遏制作用，使之不能成为教条。“神话的原因和造型艺术的原因其实是一样的。”［迪尔（Dill）语］战胜波斯人以后，宙斯的庆典和崇拜更加盛况空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优胜者成为第一流英雄。希腊人给这些英雄塑像。雕塑再也不是宗教的婢女，而且从建筑中解放出来。底比斯人品达写赞美诗，讴歌运动员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他指出，诗歌的广泛传播胜过静止的雕塑。有人赞誉他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荷马。他醉心于灵魂转世的教义，深信灵魂要经过磨难和惩戒，才能为来世做好准备。他强调来生可以进入很崇高的精神境界，成为英雄人物。”（迪尔语）麦加拉学派的泰奥格尼斯（Theognis）对爱奥尼亚城邦煽动的社会革命感到厌恶。他的作品得到贵族赞助，以贵族为对象。西摩尼得斯（Simonides）更进一步。他按价定做颂诗，自己推销诗作。价格体系拓宽了范围，适应了新的需要。

品达使合唱抒情诗趋于完美。合唱抒情诗是史诗和戏剧的桥梁。有人说这种艺术形式是多利安贵族的艺术，正如戏剧是雅典民主派的表现形式一样。悲剧和酒神仪式相仿。它有一个基本的功能：“通过怜悯和恐惧，以净化这样的感情”（亚里士多德语）。净化感情的悲剧使人焕发新的活力。悲剧是神话的再生。在戏剧发展史上，其源头是原始的歌舞。50人的歌舞团围绕酒神祭坛歌之舞之。“一群不自觉的演员陶醉其中，感觉彼此情感迁移，心有灵犀。”（尼采语）后来，舞乐开始分割，模仿成分受到压抑。在模仿中，音乐比歌词重要。芦笛显然借用于爱奥尼亚人的早期文明。它成为酒神崇拜的主要乐器，成为“剧场中独一无二的乐器”。由于史诗放弃了音乐伴奏，歌舞的风格得到了解放，50人的歌舞团也从音乐中解放出来，领舞领唱的人就可以靠朗诵来变换表演与合唱，他的朗诵围绕酒神的历险。后来，这个领舞人就成为戏剧中的演员。朗诵的人也从舞蹈人中分离出来。至少不迟于公元前472年，埃斯库罗斯又加上第二个演员，戏剧情节的变化随之成为可能。以演员为中心的舞台改变为半圆形，观众坐成半圆，演员面对四分之一个圆周。在埃斯库罗斯生涯的后期，他加上了第三个演员。史诗精神和戏剧形式结合起来。由于一出悲剧不可能表现一部史诗，就用一个寓言把三出悲剧串联起来。索福克勒斯把合唱降格到戏剧成分之下，用三个演员，把合唱的人数从12人增加到15人。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三部曲，到索福克勒斯的手下成为独立的三出戏，彼此无联系。

埃斯库罗斯试图调和新旧正义之神，他对上帝爱人作出合理的解释，以此作为自己的理想。英雄可以“在自由的精神中新生”。索福克勒斯的英雄糅合了神性和人性。所谓“认识你自己”就是要知道人的无助，又要知道受难的人不可摧毁、不可征服的尊严。悲剧使希腊诗歌恢复了拥抱一切人利益的情怀。悲剧需要关注全体人民的利益，需要全体人民的参与。口头传统的力量在悲剧之中达到了高峰。

尼采笔下的欧里庇德斯是摧毁神话的音乐天才。他把观众从座椅送到舞台上。和索福克勒斯的剧中人相比，他塑造的人物挫败了信仰最猛烈的进攻。他用个人主义取代埃斯库罗斯的集体主义。悲剧不再是最有力的表现形式，不再能够反映最深刻的神话意义。听众失去了对生活的信仰，口头传统的力量开始衰退。欧里庇德斯的理性主义主导着新的喜剧。民选议会成为公共舆论的宪政喉舌，戏剧家仿佛就是新闻记者，他排遣人的情绪，由此对人产生影响。预先设定的影响受到强化，反映在夸张的表现形式中。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仿佛是激烈的党派新闻，不过其矛头所指不是施政的措施，而是个人、一般原则或倾向。

文字对口头传统的影响，到了公元前5世纪的后半叶日益明显。散文反映了城邦的需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哲学家的需求。耶格尔认为，散文是新型国家的精神在演化过程中的表现形式。成文法以散文的发展为前提，散文的发展必须是明快而普遍有效的句子。初期的散文是对公众简明、准确的重要公告。可是，荷马史诗模式的口头传统阻碍了它的发展。到了公元前6世纪，散文在哲学、家谱、地理和历史著作中出现。接着，散文的兴趣转向个人，转向人物和故事。文学的地位超过历史。爱奥尼亚作者分别处理城市的历史和人物。公元前5世纪初，“米利都的赫卡泰奥斯（Hecateus of Miletus）说：我写我认为真实的东西，希腊人的传统似乎种类繁多，滑稽可笑”。个人可以用“神圣崇高”的书本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文字开始摧毁希腊生活的纽带。在公元前470年，雅典没有一个读者群。然而，到了公元前430年，希罗多德却发现，他把自己吟诵的历史写成书，反而更加方便了。到了伯里克利的时代，雅典已经“全国书声朗朗”［库尔提乌斯（Curtius）语］。不过，散文的大发展主要还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希罗多德是说话天才，他注意激发读者的兴趣。他站在欧洲散文的源头。

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准在公元前5世纪达到巅峰状态。狂想曲已经诉诸文字，其手稿已经在世间流传。对白和情节都具备的抒情诗从合唱衍生而来，接着又出现了剧情诗（dramatic poetry）。到公元前5世纪，在泛雅典运动会的诗歌朗诵会上，《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享有特殊的地位。最早的书籍买卖，是阿提卡悲剧流行的结果。公元前330年出现的第一座图书馆也是同样的结果。到欧里庇德斯的时代，戏剧演出之后，剧本在读者中广泛流传。据说，欧里庇德斯是第一位拥有图书馆的希腊人，其意义值得玩味。对文字的要求是提高效率，这个要求反映在书写的变化之中。紧随闪米特人之后，希腊人的书写从右向左。不过，他们继续用牛耕式的转行书写法。最后，到公元前5世纪末，才改为从左向右书写，而且把闪米特字母倒过来写。口头传统的影响，是要求用语忠实简洁。阿提卡这种爱奥尼亚方言的变体，逐渐取代了原来的爱奥尼亚方言，成为希腊的主导语言。

口头传统的力量不仅反映在艺术发展中，而且反映在政治演变中。波斯战争以后，民族热情高涨，政治权威加强，神秘主义和个人崇拜受到镇压，城市崇拜和新的崇拜受到重视。城邦和宗教结成一体。在雅典，最高法院的威望在波斯战争中有增无减。但是，到公元前462年，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划上句号。公元前450年，公民注册人数大大减少，许多人被排除在外。公元前449年，伯里克利进一步剥夺了最高法院的重要权力。每天，国家给参加陪审团或公共集会的公民发一点补贴，公民在公共节日看戏也享受补贴。法院配备陪审团，人员用抽签产生。雅典人对限制领取津贴的人数感兴趣。大约有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公民从公共经费中得到补贴，成为靠租金吃饭的人。他们靠政府税收的盈利，或者靠异族缴纳租金。

这些变迁的后果很快就反映出来，雅典帝国遭遇到困难。公元前454年，得洛斯联盟的中心从得洛斯迁到雅典，雅典成为希腊东部财政、制钱、最高法院、法律和商业的都会。政治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审理都是根据雅典制定的律令，适用全国。结果，案子堆积如山，引起怀疑，有人怀疑陪审团是否受到不相关申诉的影响。盟邦抗议令人压抑的司法控制，抗议贡税。地位不太幸运的盟友指控民主城邦搞任人唯亲。卡利亚斯和约（公元前449年）承认雅典在爱琴海和希腊海岸城邦的霸权，直至吕底亚的东部边境。公元前445年的和约说明，希腊城邦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这似乎标志自足自主原则的终结。公元前440年的大暴动以后，斯巴达支持的寡头城邦的利益和雅典帝国的民主利益之间，实现了总体的平衡。然而公元前445年，这个妥协原则达成之后才过去14年，诉诸武力的战争就爆发了。

文字的广泛传播加深了城邦之间的鸿沟，促进了希腊文明的瓦解。在斯巴达，口头传统及其对音乐的倚重经久不衰。庄严制定并且用文字固定下来的法律，就那么几部。莱克格斯的立法坚持了口头传统。公民要服从贵族军事体制。斯巴达成为寡头政治的首脑与核心，雅典周围成为民主政治的中心。斯巴达的制度使希腊人在法律和纪律方面的能力发展到登峰造极之境。相反，雅典的制度却最大限度地使个人充实而自如地得到发展。爱奥尼亚和多利安的希腊人，本来就存在根深蒂固的裂痕。地理、方言和文化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二者之间的裂痕。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公元前404年以雅典的失败告终。稍后，公元前371年，在留克特拉战役中，斯巴达人又败在底比斯人手下，其霸权随之衰落。公元前362年，底比斯人也衰落了。马其顿的菲力普国王通过有计划有步骤的宣传，煽风点火，加重各城邦的不和。喀罗尼亚战役以后，除了罗德岛之外，希腊各城邦都对菲力普国王俯首称臣。古代各帝国全神贯注于国际问题，而希腊关注的却是个人的发展。

希腊人的口头传统强大，字母表灵活。这使他们能够抵御东方帝国的倾向，不至于走上绝对权威的君主制和神权政治。他们在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这两个观念之中打进了一个楔子。政治帝国倚重的是空间，基督教帝国倚重的是时间。他们把时间和空间压缩到城邦这种合理的规模（rational proportions）。对繁难文字的垄断权，曾经是东方大规模组织赖以生存的基础。这种垄断被摧毁了。字母表对不同语言的适应力，削弱了抹平差别、整齐划一的可能性，增加了行政管理问题的难度，给大规模的政治组织带来致命的后果。然而，绝对主义观点的破除，自然为理性主义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将改变西方的历史观。

第五章 文字传统与罗马帝国

希腊文明丰富的口头传统成就卓著，这成为西方文化的基础。希腊文化的力量能够唤醒各个民族潜在的特殊力量。凡是借用了希腊文化的民族，都可以开发出自己特有的文化形态。各家对此已做过描写，并且以罗马为证。沉睡的国力释放出来，通过对本土文化成分和希腊文化成分的诠释，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显然，公元前7世纪初，意大利、西西里的希腊殖民地和希腊的贸易商引进了希腊字母表。到那个世纪的下半叶，希腊字母表演变成为希腊-伊特鲁里亚（Etruscan）字母表。公元前6世纪，罗马也出现了类似希腊僭主统治的时期。伊特鲁里亚人引进了希腊神祇。雕塑的偶像，即用人形表现的神祇，以及供人崇拜的神庙建筑，原原本本地传入罗马。新的神祇与本土以自然为本的动物造型的神祇，得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整个希腊神族在卡匹托尔山落脚。这个神庙在公元前509年或公元前507年落成。《西卜林书》经由伊特鲁里亚人引进卡匹托尔山上的神庙，供奉在内殿之中。公元前499年又对《西卜林书》进行了修订。建立了权威的机构来保护这部经书。一场饥荒之后，这个权威的机构命令引进希腊的许多神祇，包括刻瑞斯、利伯以及平民的诸神利伯拉（Libera）。公元前496年，又引进了德米特、狄奥尼索斯和科尔。将各种崇拜编辑成书，将神祇和节庆精心安排，进入最早的历法之中——这一过程大约与文字的传播同步进行，意在表明，罗马城两个分散的居住区是在同一国王的统治之下。

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罗马孤立于希腊文化之外。国王败下阵来，贵族成为统治阶级。世袭宗教确立产权的古老原则得到恢复。两位任期一年的执政官（初叫praetor，后叫consul）取代国王，元老院的权力加强。在挫败国王的过程中，平民权力受到削弱，因此就在公元前494年设置了两位护民官。他们享受豁免权，后来护民官的人数还增加到10个。

大祭司（pontifices）履行国王的神圣义务，成为一群享受特权的司铎，他们垄断了非成文法的知识。一批司法的寡头，接受过极其严格的训练，他们使用一切惯用的原理来审理案子。审理案子用口头传统，参照案中人的行为和信息；案子的裁定用口号、格言和打油诗来发布。维持律法的任务由此而完成。大祭司的权威与其宗教职位相联系，并得到加强。祭司阶级的权力由于缺乏成文法而提高。祭司成为立法者、释法者和执法者，他们不受立法者的干预，也不受反复无常的君主的制约。有人说，他们的成果与希腊人的哲学思想相似，与闪米特人的宗教思想也可有一比。

护民官（tribunes）为贫民建立了审议会等制度，要求把法律见诸文字，并予以公布。此前，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已经在用木板记录下行政官的名字和大事，后来人们要求再加上细节，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模仿希腊的模式。十人团（decemvir）在公元前451和公元前450年起草法律，最后定名为《十二铜表法》（Twelve Tables）。尽管有书面传统的侵蚀，法律的解释权还是掌握在大祭司的手里，法律的制定还是靠法律拟定（legal fiction）。法典维持了父亲对儿子的权威，同时又承认儿子可以分享父亲的遗产。财产属于个人，而不是属于家族，通过遗嘱传承财产的权利受到承认。通过假设的买卖来选择继承人。虽然平民不能缔结神圣的婚约，但是虚拟的买妻还是受到承认。一年同居就确定了夫妻的法律关系，仿佛完成了买卖合同，举行了宗教仪式。不过，如果每年妻子中断与丈夫同居的时间不超过3天，她也可以防止夫权的确立。

平民的权力得到承认并稳步扩大。公元前445年，反对平民与贵族通婚的法律撤销了。公元前444年，执政官的地位开始受到侵蚀。为了分离并保护执政官的宗教功能，公元前443年设立了检察官，任期4年或5年，由他们评估征税标准。100年之后，检察官有权决定元老院的构成。公元前396年，高卢人抢掠罗马之后，再次出现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公元前367年制定的《里锡尼法》（Licinian laws）规定，执政官之一必须是平民。公元前366年，贵族被迫给执政官设立新的职位，为有权执法的市政官（aedile）设立了贵人座。公元前312年之后，有关法律程序的知识，即立法（民法内容）逐渐公布。公元前304年，贵族大祭司上升的势头走到尽头。公元前300年，《奥古尼亚法》（lex Ogulnia）允许平民担任大祭司和占卜官（augeres）。公元前287年之后，平民议会（plebian assmebly）的决策具有法律效力。公元前253年，第一位由贫民担任的祭司长就职。耐人寻味的是，他是第一位公开宣示法律的官员。

尽管平民在制定法律上的权力增加，口头传统的影响还是难以动摇。原因有两个。一是口头传统对新的需要有适应能力，二是律师也许要继续与贵族阶级打交道。意大利半岛取得支配地位，领土扩张，与希腊的贸易随之增长，公元前268年，元老院决定使用银币。公元前242年设立了第二位执政官，负责侨民的司法工作。其职务与第一位执政官相对，第一位执政官负责公民的法律事务。侨民法庭使罗马人熟悉商业民族的标准习俗，使之更加尊重侨民的平等权利。律师经过严格的训练之后，能够熟练地沿用惯例。到了后来，甚至连公民法庭也能够放弃僵硬的法律程序了。

按法律程序（per legis actionem）执法，执政官和原告、被告的角色，都比较僵硬。于是，新的判决案例记录成文，以打破司法的僵硬。公元前150年前后，启动了按文书分步执法（per formulam）的程序。按照这一程序，案子分阶段进行，第一步是在地方官面前明确界定。然后，执政官的案情文书送达调解人（judex）手中，由调解人来决定是判定有罪还是不予受理。由此可见，争辩的问题由训练有素的律师判定，实际的案情却是由非专业的调解人来决定。调解人根据执政官提交的文书来解决纠纷。执政官才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律专家。传统的口头陈情被文书取代，不过，等到法律专家的审理技巧相对固定以后，这一革新才开始产生影响。这一程序对执政官的执法权（jus reatorum）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一过程与执政官整个权势的增长平行发展。公元前120年颁布的《埃伊布提亚法》（lex Aebutia），把按文书分步执法的程序规定为一个可供选择的程序，以避免在按法律程序执法过程中出现偏差。执政官颁布命令，公告任职期间的程序规则，用黑字书写，配上红字说明，写在白色木板上，将木板置于公共论坛广场。执政官通常沿用前任的命令，再加上一点自己的修改。对程序的控制权就意味着从根本上修改法律的控制权。公元前67年的颁布的《科内利亚法》（lex Cornelia）要求执政官在任职期间遵守其规定办事。这些规定既有弹性又有确定性，成为平等执法的依据之一。

在西塞罗时代之前，法律和惯例，在很大程度上都记在人的脑袋里，调解人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口头传统的影响。在侨民法庭里，法律的进行性变化，在契约法的这个演变进程中，显而易见。契约法是“古典法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财产分为动产和不动产。各方参与的契约和财产转让书的签约仪式是极其隆重的，常常要求若干证人和助手。契约产生义务。契约和转让书不同，后者是转让财产权。在具体的签约仪式中，也有省略、简化或忽略步骤的情况，甚至“社会交往活动与能量”倚重的契约，不再用任何仪式的情况，也是有的。契约是合同加上义务。这是罗马法学家智慧“最美丽的丰碑”。“一个人依赖另一个人的信誉而产生的积极义务，这是前进之中的文明最缓慢的成就之一。”

以契约取代不成文的彼此权利和义务关系，其渊源是家长权（patria potestas）维系的家庭。法律拟定产生了人为设定的关系。“我认为，这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之一。”自动放弃父权的制度增加，父权受到局限。对妇女的永久监护权消亡。罗马妇女取得个人独立和财产独立的地位。个人首创精神享受最大限度的自由。所有权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财产和所有权没有共同之处。”占有仅仅是所有权的外在形式，有助于更好地保护财产。国家与个人有对应之处。国家是法律的产儿，可以用执法能力来讨论国家。国家与宗教的关系，政治哲学和政治的关系，在希腊国家一体的观念中，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可是对罗马人来说，这样的关系却极其重要。

民法关于家庭、财产和契约等方面的成就，虽然受国家保护，却不是国家所为，而是由执业律师发明的。用来签署协定、划分省界和地区边界的缔约法，以及从事在宪法之下的普通事务，很少用做立法之源。协定铭记在青铜器或石头上，藏于朱庇特神庙中，百人团会议（centuriate assembly）的律法藏于农神庙，元老院重要的法令藏于谷神庙。缔约法中的口头传统影响与民法中的书面传统的影响，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个显著的差别，给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留下了不祥之兆。

罗马以武力开疆辟土，这给共和体制带来如何治理的问题。到公元前260年，战争和结盟使罗马成为意大利的“小妾”。公元前265年到公元前241年对迦太基的战功，使西西里和里帕瑞群岛并入意大利的版图。公元前236年到公元前219年，迦太基的领土扩大到西班牙。但是，在公元前218年与罗马的冲突中，迦太基再次战败。到公元前202年，两国的条约大动筋骨，迦太基的领土急剧减少。公元前153年之后的第三次布匿战争，以迦太基的毁灭告终。与迦太基的战争，就是与希腊化王国的冲突。罗马有帕加马和罗德岛海军的协助，又得到希腊城邦的支持，于是在公元前200年向马其顿宣战。马其顿被迫退出希腊本土、色雷斯和小亚细亚。公元前171年的起义之后，马其顿王国灭亡于公元前168年。公元前166年，罗马偏袒雅典，宣告得洛斯岛为自由港，罗德岛的地位受到削弱。许多希腊城邦反对罗马，罗马采取极端政策回敬，包括公元前146年摧毁科林斯。地中海沿岸的贸易社区走到尽头。

罗马担心如何对付东方帝国。马其顿的菲力普和亚历山大国王建成了高效的战争工具，很快就打垮了许多城邦，建立起马其顿帝国，控制了地中海和波斯帝国，领土远及东方的印度。这是一个统一的“寰宇一体”（cosmopolis）的大帝国。它把东地中海和西亚连成一片，超越城邦、部落和民族的界线。“作为政治动物的人，作为城邦或自治体碎片的人，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到了亚历山大的时代，人开始成为一个个的个体的人。”（卡莱尔语）。历史上诸帝国内部的分离倾向，立即在马其顿帝国出现了。亚历山大去世，帝国立即分裂为四个王朝。塞琉西（Seleucids）大致控制以前波斯帝国的版图，托勒密王朝控制埃及，安提柯（Antigonids）控制马其顿，阿塔里兹（Attalids）控制帕加马。

希腊文化对这四个王朝的冲击，由于其各自的传统而略有区别。塞琉西继承了波斯帝国的问题，它企图支配波斯、巴比伦和希伯来的宗教，希腊的城邦观念却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塞琉西很快崩溃，给人留下的是抵抗迫害的痛苦记忆。君主制没有民族感情和宗教的黏合剂，单纯靠武力来解决王朝的问题，那是靠不住的。

托勒密王朝继承了埃及帝国的问题。为了抵消底比斯僧侣阶级的影响，修建了新的首都，把亚历山大城建成了一个新的中心，知识垄断的中心。有意识地造就了一个新神，叫塞拉皮斯（Cerapis），这也许是唯一成功造就的一个神。塞拉皮斯对埃及人犹如神庙之于希伯来人。政治“改变了地上的治理，也改变了天上的管理”。（居蒙语）埃及的草体在商务和私人书简中简化为通俗字体。于是，埃及文字的至尊地位就摧毁殆尽。希腊字母表输入，同时输入的也许还有软笔，软笔取代苇管笔。苇管笔比软笔粗，一端削尖，剖口，形成笔尖。莎草纸求之易得，促进了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建设。到公元前285年，托勒密一世建成的图书馆只有2万册手稿，到了该世纪的中叶，藏书量已经达到70万册。与此同时，托勒密二世还在塞拉皮厄姆建造另一座稍大的图书馆，可能是收藏副本的，其藏书量也达到42，800册。图书馆有大学与之相伴。这里的学者勘定文本，确保经典的权威性。到公元前150年，阿里斯塔克斯校勘《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使之成为比较通俗的文本。这个文本最终获得“印刷文本扩散而带来的虚假知识的致命荣光”（默里语）。希伯来经典在这里翻译并编定。这里的藏书应有尽有。公元前283年到公元前246年，该图书馆收藏了托勒密二世制定的法律，公元前170年到公元前132年，它收藏了《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随后，它又于公元前132年收藏了《先知书》和《诗篇》，公元前100年前后收藏了《传道书》。亚历山大城将东方和西方的哲学和宗教思想集与一身，使印度、巴勒斯坦、波斯和希腊的思想在这里聚焦。毕达哥拉斯的体系将哲学和宗教影响集于一身，使埃及的冥神奥西里斯和希腊的酒神狄奥尼索斯身份同一。人格化的理性即“逻各斯”是存在物灵魂中的理性，凌驾于魔鬼之上。到公元前350年，“逻各斯”成为仅次于上帝的神。一个明确的转变，即遵从改革的思想，在个人的脑袋里出现。在博物馆里，科学成为亚里士多德思想绵延不绝的精神遗产。托勒密的系统分类法给地理学和几何学打上了烙印。公元前300年，欧几里得定理已经相当成熟，以至于对乐谱的发明可能构成了一定的障碍。萨摩斯（Samos）的阿里斯塔克斯（公元前310-前230）发现，太阳大于地球，地心说难以成立。书面传统的力量使亚历山大时代成为“博学与批判”的时代，成为专家而不是诗人和学者的时代。亚历山大时代的人是“搞图书馆的人，搞校勘的人。他们可怜，图书的灰尘和书稿的错误使他们眼睛失明”（尼采语）。随着图书馆而来的是高雅的品位和令人尊敬的地位。美学思想结晶，批评也开始出现。文学与生活脱离，思想与行动脱离，诗歌与哲学脱离。在《阿尔戈英雄》中，阿波罗尼奥斯驳斥卡利马科斯说，“大部头的书即是大的罪恶。”（A great book is a great evil.）占星术胜过天文学。地理以科学开始，以文学告终。斯特拉博的地理学被认为是希腊化时期文化的天鹅绝唱，是宇宙浑然一体观的最后闪光。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结晶的希腊口头传统，对亚历山大城影响深远。柏拉图反对诗人和物理哲学家（physical philosophers）自然观的宇宙起源说，诗人和哲学家都得到国际化的一神论支持，一神论席卷了从巴比伦到埃及的广袤地区。据说，柏拉图相信星球的神性，他了解埃及人精神压制的手段，所以他主张，政府应该有撒谎的自由。柏拉图学园有一铭文：“不知几何者勿进。”其中隐含着他对生长之物（physis）的忽视，也暗示他对成长过程研究的忽视。亚里士多德大概从公元前367年至公元前347年师从柏拉图。柏拉图去世以后，他离开学园，并最终创办了政治家的吕克昂学园（Lyceum）。他是爱奥尼亚人，父亲行医，所以他对生物科学感兴趣。这就是说，他关注的是观察而不是创建系统。希腊医学的意义在于，它与健康的理想关系密切。希腊医学坚持的原则是，经验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它强调精确，把病因和症状从道德领域分离出来，以便把真正的病因和症状区别开来。“在医学中，首先不应该注意可能提出什么理论，而是首先把理性和经验结合起来。”生物科学强调分类，用怀特海的话来说，个别的理论直观而具体，数学的观念则完全抽象，生物科学刚好处在两极之间居中的位置，生物科学强调逻辑。亚里士多德的系统是暂时的、开放的。它努力抓住问题的全局，而不是接近一劳永逸的知识。他是生物学家，而不是物理学家，他倾向于寻找终极的原因。有关自然知识的科学积累起来，放进了哲学的领域，与天文学并排。他把数学从哲学构造成分的宝座上拉下来，在哲学和科学之间打开了一个缺口。形而上学让位于具体的科学。

廉价的莎草纸因为有补贴而源源不断，成为庞大行政系统和巨型图书馆的基础。莎草纸降价之后，托勒密二世垄断了莎草纸的供应。价格从公元前333年每卷2德拉克马降到公元前296年的1德拉克马买几卷莎草纸，尽管总体的物价水平由于东方珍宝的输入而有所上升。公元前179年以后，一卷莎草纸只花2德拉克马。得洛斯的物价是埃及的两三倍。埃及对出口商品征税，甚至禁止出口，以此维持或增加国外市场的价格。其政策是增加生产效率，降低国内市场物价。托勒密王朝继承了法老对神庙的垄断。托勒密王族经营自己的庄园，珍宝满仓。“强制走向压迫，一个政府把自己当做经济生活中唯一的统治力量时，强制就成为它唯一的手段。”“在任何一个衰败的官僚政权中，公职者的聚敛，裙带关系，不择手段控制各种职位，都是尽人皆知的现象。”（罗斯托夫采夫语）一个神权政治的埃及使征服者不得不建立类似的制度，以削弱被征服者的力量。

安提柯王朝（Antigonids）护卫了几个城邦，使之免受高卢人的进攻。而且逐渐加大对阿塔里兹王朝帕加马地区的影响。为了抵消亚历山大城的影响，欧迈尼斯二世建立了一个大型图书馆，鼓励各种各样的学术研究，以此与亚历山大城的口头传统学术相抗衡。阿波罗多鲁斯离开埃及迁居帕加马，时间可能是在欧几提斯二世（Eurgetes Ⅱ）继位时，大约在公元前146年。由于埃及禁止向帕加马出口莎草纸，欧迈尼斯二世鼓励全国用羊皮纸。为生产羊皮纸而修建了皇家加工厂，使用奴隶劳动，垄断羊皮纸的生产。牲口和羊皮假道库齐库斯（Cyzicus）从欧克新（Euxine）进口。帕加马“很可能是阿提卡文化复兴的源泉。阿提卡的散文精品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这次复兴”［苏斯米尔（Susemihl）语］。帕加马的艺术反映了文明与野蛮的交汇，善恶的冲突。它试图以自己不太熟悉的方式来表现这些主题。

安提柯王朝逐渐把小型的希腊城邦改造成为大都市。他们在公元前261年攻占雅典，在此驻军直到公元前229年。在组建城邦联盟上，他们实行机会主义的政策。安提戈尼斯·哥纳塔斯（Antogonus Gonatas）解散了12个城邦组成的联盟。但是，公元前280年，他们又组建了爱琴海联盟，阿拉图斯（Aratus）很快就扩大了这一联盟。公元前222年，安提戈尼斯·道森（Antogonus Doson）在塞拉西亚（Sellasia）挫败了斯巴达人的侵略。埃托利亚（Aetolian）同盟乘马其顿虚弱的机会扩张势力，大约是在公元前311至前245年。公元前168年，爱琴海联盟被罗马人摧毁。

尽管各国情况有别，但是整个希腊化地区形成了共同的利益。“有许多城邦，它们全都是希腊化国家。希腊化时期的希腊语是通用语，从阿提卡方言演变而来。”书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生产出来，因为莎草纸和羊皮纸的供应充足，又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奴隶可供驱使。这个时期的都会提供了一个庞大的读者群。用塔恩（Tarn）的话来说，一个没有机器、充满奴隶的世界需要的是轻松的读物。大批的书是东拼西凑的第三手材料，或者是教本，这都是获取知识的捷径。还有就是大量的悲剧，以及表现雅典风情的活泼的喜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写的书是有关图书收藏的书，他们也编纂书目。虽然修辞学已经进入西西里为民主服务，并被引进了阿克拉加斯（Acragas，公元前472年）和锡拉丘兹（Syracuse，公元前466年），然而等到高尔吉亚（Gorgias）把修辞学引进雅典时，那已经是公元前427年了。也许，从公元前378年到公元前377年，已经有法律规定，所有的诉状都必须以书面形式呈交给法庭。究其原因，一是省时、省诉讼费，二是已经有了以写诉状的为生的人。到公元前2世纪，修辞学的发展已经使一切东西陷入泥潭。在哲学领域，雅典学派创造性系统构建哲学体系的努力，已经被启蒙教育取而代之。公元前3世纪，外族对学校师生的影响有增无减。公元前300年之后，个人脱离政治，幸福、举止和伦理的哲学关怀继之而起。希腊古典哲学已经定型于作品之中，且已经被强调教育的哲学取代。芝诺创建斯多葛哲学。他原籍塞浦路斯的基提翁，是希腊化的腓尼基人，于公元前320年前后来到雅典。斯多葛学派（Stoicism）摆脱了希腊政治思想预设的痴迷和偏见，成为各种学说之集大成者，成为取代多神教的一种宗教。他们回归赫拉克利特，强调生活专一的原则。“正确之理性乃自然法则，公正与正确的标准举世同一，其原则不变，管束一切人，无论治人者抑或是治于人者。此乃上帝之法则。”斯多葛哲学高高凌驾于国家授权的各种崇拜之上。“它使人在宇宙宾至如归。”（见毕方E.R.Bevan“古代世界的逻辑”）人人均有理性，人人均享平等。“在自然法则面前，人人地位平等。”教条主义得出的结论是，管束宇宙的力量是理性的。犬儒主义反对把城邦的制度理想化，蔑视世俗宗教，蔑视对上帝的圣像崇拜。“也许，他们是古典时期最纯洁的一神教。”公元前307年，伊壁鸠鲁在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基础上，在雅典建立了一个学派。他强调经验和自然哲学，与柏拉图不同，柏拉图关怀的是数学和理性优先。他拒绝承认世俗宗教中的神祇，否定世俗宗教的合理性。对他而言，对死亡的恐惧本身就是市民野心的根源所在，而伟人却往往声称已经从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

奥林匹亚宗教与城邦制度不复存在。取而代之是知识分子的哲学和科学，是普通人的东方宗教。受哲学影响的人和受宗教影响的人之间的交流，是越来越困难了。文化分割促进了阶级结构的发展。雅典、亚历山大城和帕加马从亚历山大帝国分割出来之后，对书面传统的倚重随之而起，科学和哲学被削弱，这就给东方的宗教和罗马的武力敞开了大门。

罗马在东方的扩张成功之后，就直接受到希腊化文化的影响。“被囚禁的希腊俘虏了她骄傲的征服者。”（霍拉斯语）公元前272年前后，安德罗尼卡来到罗马。他把《奥德赛》翻译成拉丁文，是第一位用拉丁文写作的希腊人，成为拉丁语文学的鼻祖。公元前240年，他把戏剧引进罗马。此举是为了满足返乡士兵对悲剧和喜剧的要求，他们从南部的希腊殖民地回来。公元前249年，一个处女组成的合唱队登上舞台，把希腊的合唱抒情诗献给罗马人。公元前4世纪，希腊的新喜剧经过改造，已经适应习惯于悲剧手法的观众。到公元前200年，希腊戏剧不经大改就可以直接上演了。罗马人反抗希腊文化，强调拉丁散文。此前的拉丁散文局限于短句，因为它要适合镌刻在石头上的法律、记叙文和文告的要求。加图争辩说，希腊文学可能导致罗马的毁灭。他的论辩文章给拉丁语打下了一个活泼灵动、威严端庄的基础。公元前161年，元老院授权执政官驱逐一切修辞教师和哲学教师，公元前154年，他们又驱逐了伊壁鸠鲁的两个门徒。希腊形而上学和心理学的传播因此而受到阻碍。然而，在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的文学中，希腊语老师和语法学家使希腊化的思想深入人心。公元前168年前后，克拉斯特，这位帕加马学派最杰出的学者在罗马创办了第一所语法学校，借以反思希腊化文学批评的深刻与精明。

随着财富的显著增长，随之而起的散文文风清新，有助于解决罗马共和国面临的问题。公元前167年以后，元老院废除了直接课税制度。大规模的农业和无主的财产，引起反对元老院集权的倾向，尤其是公元前139年奴隶起义之后，反对的声浪更加高涨。格拉古兄弟首先发难。他们用希腊修辞的武器来推进民主。盖约·格拉古拓宽了辩论散文的表达范围，使之“生动、明丽、多彩、洪亮”［坦尼·弗兰克（Tenney Frank）语］。大批人进入政治舞台，讲演涉及的范围拓宽，读者越来越多。公共讲演塑造了散文风格。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100年，重浊刺耳的语音消失，拉丁语走向成熟。公元前92年，监察官克拉苏企图禁止拉丁语学校开修辞课；但是修辞学的影响在散文发展成为精品的过程中，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西塞罗时期达到散文的高峰。破碎的口语转变为文学的工具，“其句子结构集中、凝重、洪亮、严谨”。书面讲演辞几乎与口头讲演富有同等的表现力。西塞罗模仿伊索克拉底的范本写作，他成为支配欧洲文学史的巨人。拉丁语成为哲学的语言。西塞罗的著作一时间洛阳纸贵，他的著作成为斯多葛派哲学传播的载体。

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有一个共同的理想：“灵魂完全解放，摆脱激情与迷信的枷锁”（阿斯奎斯语）。当时的老师和民众都抱着这一思想，这就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处于不利的地位。卢克莱修模仿伊壁鸠鲁，写下《物性论》（De rerum natura）。这是道德教谕的长诗，抨击在神面前的畏缩，灵魂的奴役；涉及与此相关的来世信仰、对死亡的恐惧、牺牲的残酷、符号与奇迹、观者的神秘化；还涉及梦的解释者等。看来斯多葛学派更加容易被人接受。它从罗得岛开始，以克里西波斯和波塞多尼奥斯为先锋。二人授徒讲学，弟子有帕奈提乌斯。帕奈提乌斯试图修正斯多葛哲学，使之为罗马的贵族阶级接受。他与帕里庇乌斯（Polibius）一道，在公元前2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把斯多葛哲学引进罗马名将西庇阿（Scipio Amelianus）的圈子。经过西塞罗的努力，斯多葛哲学在罗马法中得到新的支持。他说：“《十二铜表法》一本书，比全世界所有的哲学书都要更加厚重，更加权威。”（《论演说》）斯多葛哲学给世界带来的是这样一些观念：国家、天然的公正、伦理学意义上的普世公民权。这些观念不依赖国王的法令，而且胜过国王的法令。自然法的观念引起明达的批评，促使人检讨习俗，有助于摧毁法律的宗教性质和仪式性质，有助于推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强调无意的区分，减轻了不分青红皂白的严刑峻法。这个观念是“最适合人性的原则，人是理性的和社会的存在物，人是，或者说应该是一切建设性法律的根据”（波洛克语）。《侨民法》（jus gentium）成为人类通用之法，等同于自然之法。“我们是法律的奴仆，以便让我们获得自由。”（西塞罗语）

书写的传播强化了希腊的影响。书籍和读者群大概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这是呼应国家的需要，呼应农业和法律的需求。到公元前2世纪时，书籍已经牢牢扎根，然而其流通却仅限于人数很少的一个知识阶级。马其顿的末代国王佩尔修斯战败（公元前168年）以后，保民官保卢斯把佩尔修斯的图书馆整个儿搬到罗马。苏拉则把提亚斯的阿波林图书馆劫回罗马，还把亚里士多德和泰奥弗拉斯托斯的著作从雅典运回罗马。新的传记出版，当代历史著作亦已问世。著书立说的人多起来，这就给大部头的著作和可靠的参考书提供了需求。占领埃及使莎草纸的供应源源不断。莎草纸当然比树皮方便使用。树皮做书的意思保留下来，拉丁语的书还是叫“树皮”（liber）。托勒密王朝时期，莎草纸的产量增加，质量改善。莎草纸人工栽培，一年四季都可以收割。皇家垄断，调控销售，但是私人也可以种植，并在工厂中加工。最好的莎草纸由国家以固定的价格收购，质量好的用于公证文书，质量差的就可以在国家垄断之外销售。

西塞罗的朋友阿提库斯（Atticus）的兴趣，可以说明书籍贸易的性质。他从希腊搜求书籍，积累了大量藏书，成为出版商。公元前61年，他对一本西塞罗讲演集提出批评。公元前56年，他显然控制了西塞罗作品的出版。他训练奴隶抄书、读书、担任图书管理员。到公元前55年，他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抄书的产业。书写长度的计量单位叫斯特里波（striboi），计15个音节或16个音节。这个单位显然是用来抄书和引用的计量单位，也用来保护买书人的权益。分行散文书写法，有助于计算行数，有助于确定手稿的市场价。抄书人的生产速度平均每小时250个斯特里波。

书写的影响反映在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普劳图斯专门为一次演出而写的剧本，也被市政官从故纸堆里给拯救出来，并使之复活。泰伦提乌斯之后，老剧本充斥市场，新剧作家感到沮丧。希腊韵律分析法与罗马的重音突出法之间有冲突，这就削弱了戏剧的地位。市场对廉价娱乐的需求，也使哑剧的水准大大降低，并且把知识分子逐出剧院。在法学方面，希腊偏重法典要求的法律原则的抽象表述。字面上的直解反而忽略了事实本身的性质。“法制之下隐含的理由不应该去钻牛角尖，否则很多本来确定的意义就随之崩溃。”［内拉提乌斯（Neratius）语］公元前198年，埃利乌斯（Sextus Aelius）完成了《三分论》（Tripertita），这是最早的系统论文。公元前95年，执政官斯凯沃拉（Quintus Mercius Scaevola）编纂了第一部法律文摘，煌煌24卷之巨。公元前51年，另一位执政官卢夫斯（Saevius Sulpicius Rufus）完成了一篇论文，对执政官发布的命令进行系统地评论。恺撒提议修建一座图书馆，由瓦罗负责，“对现存的法典做摘要，合编一套精当的法律文书，使之简化”。显然，其目的是让公众能够读到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著作。因为书面传统的摊子越来越大，速记应运而生，以填补其与口头传统的鸿沟。西塞罗口授，让他已经获得自由的奴隶蒂洛（Tiro）速记。公元前63年，元老院显然已经配备了书记员。公元前59年出版了一种官方的报纸，叫《日报》（acta diurna）。恺撒担任执政官时，在元老院创办《记事报》（acta senatus），以收录元老院的会议记录。会议记录的发表，迫使议员们讲话时心中要想到会场外面的公众。公元前52年，元老院执政团严格限制陈述的时间。这就强化了元老院就事论事的作风，给西塞罗的雄辩风格带来灾难。

治理辽阔的疆土必然要倚重官僚行政。在希腊化各王国大型的行政部门，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行政管理的集中削弱了元老院的权力。早在公元前327年，已经采取措施，延长执政官任期，以便让他能够指挥比较长期的战役。公元前149年，司法程序已经开始处理各行省滥用职权的情况，包括贿赂和叛逆。不过，其效果被军队中的改革抵消得一干二净。马里乌斯（Marius）和苏拉在军队内部改革，又将军事法庭与民事法庭分开。从名义上说，行省受元老院条令的保护。但是，罗马总督荣归故里时，总是富能敌国、野心勃勃，而且还具有绝对权力的经验。这对共和体制是一场灾难。在西部，被征服的国家交纳贡赋。在东部，依照君主制的惯例，国家的岁入实行包干。这个制度意味着“行政管理依靠的是没有俸禄的贵族和不负责任的投机官僚”［琼斯（H.Stuart Jones）语］。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元老院治理国家，但无法统治。相反，人民统治国家，却又不能治理。元老院和人民之间的纷争，已经使恺撒的专制有了可乘之机，他得到军队的拥护。

书写的传播促进了共和体制的垮台和帝制的兴起。随着行政权力的加大，皇帝的权力有所上升。反过来，皇帝的权力又用来争取新的支持。一场瘟疫过后，公元前293年从埃庇道鲁斯（Epidaurus）引进希腊医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klepios），公元前291年，又给他修建了神庙。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希腊神祇纷至沓来。公元前213年，元老院被迫采取措施遏制宗教典籍的传播。然而，罗马贵族特别感兴趣的是大母神（Magna Mater），这是弗里基亚王国之前就有的女神。公元前204年，由于塞比尔家族的大力举荐，大母神迁居罗马。曾经协助罗马人反对马其顿国王菲力普的阿塔罗斯，在大母神的迁移中又助了一臂之力。得到官方的承认必然就得到特权的地位。“古老罗马原则龟裂的墙上打开了缺口，东方的一整套东西长驱直入。”（居蒙语）虽然当局把这些东方宗教孤立起来，阻止其与接触平民，以免损害罗马风俗。公元前191年，执政官布鲁图斯在巴拉丁尼庆祝神庙的落成典礼。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最后几天里，从塔伦顿引进了神秘的巴克斯酒神崇拜。公元前2世纪初，酒神崇拜的狂欢仪式“像瘟疫一样降临罗马”。公元前139年，元老院发布敕令，控制占星术的传播。埃及传入的伊西斯和塞拉皮斯神广泛传播，随之引来摧毁其祭坛和偶像的命令，公元前59年、前58年、前53年和前48年，毁神的命令接踵而至。恺撒统治时期，一位亚历山大城的占星术师修订历法，伊西斯神的节日全部用上了亚历山大城祭司的名字。公元前27年，屋大维接受“奥古斯都”封号，他恢复了罗马宗教。被毁的神庙修复了，阿波罗及其母亲和妹妹的神庙修起来了。公元前17年，在世俗庆典上，屋大维把他们的地位抬高，使之与古罗马的神祇并驾齐驱。稍后，阿波罗成为主神，且有一个15人团负责敬奉他的仪式。公元前83年的火灾之后，《西卜林书》补录了新的内容。屋大维下令毁掉2，000册未获批准的“伪”占卜书，毁掉巫术禁书。其余的书籍全部送至朱庇特神庙附近的一座新馆，这座新馆就在皇宫旁边。与皇族相关的崇拜得到刻意突出的地位。公元前12年，屋大维成为大祭司长，祭司团遂纳入他的股掌之中。官吏和士兵宣誓的内容，都含有皇帝的天才和昔日恺撒的神性。

对皇帝的崇拜由于不断从东方传来的思想而得到加强。庞培被尊为神。公元前48年他败在恺撒手下，恺撒就取代其神的地位。恺撒死后，这个神的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那是在公元前42年1月1日。屋大维与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结盟之后，安东尼的声名一落千丈。克娄巴特拉是东方神祇唯一在世的君主代表。不过，作为托勒密王朝的后继者，恺撒本人必然也成为神。到公元前9年，他在东方被当成了救星。屋大维统治的时期，罗马帝国长期繁荣，各个行省都迷信这位在世的统治者。也许，元老院正式举行过仪式封皇帝卡利古拉（Caligula，37-41年在位）为神。19年，皇帝提比略（Tiberius，14-37年在位）血腥镇压祭司，镇压伊西斯和塞拉皮斯崇拜。虽然38年卡利古拉皇帝又给伊西斯修建了神庙，东方宗教还是一蹶不振。克劳狄一世给大母神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他规定3月15日至17日庆典的全套活动，表示春天的来临。这种崇拜对妇女尤其具有吸引力。在图拉真（Trajan，98-117年在位）皇帝统治下，大母神崇拜传到各个行省。最后一位恺撒王朝皇帝尼禄（Nero，34-68年在位）死后，弗拉维安王朝企图求得与前任皇帝一样的神性，以此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在图拉真统治下，皇帝崇拜与日俱增，他取得了上帝副王的地位。哈德良皇帝（Hadrian，117-138年在位）复活了屋大维对艺术和建筑古典主义的虔诚态度。人民对神化的帝王不满，所以后来的皇帝就避免使用神化王权的头衔。但是，对过去已经神化的顶着恺撒封号的皇帝们，还是继续维持神一样的崇拜，他们成为连续性和合法性的象征。

马可·奥勒利乌斯去世，其子康茂德皇帝（Commodus，180-193年在位）继位。康茂德大搞祭祀和偶像崇拜，削弱了帝国的两大支柱。一是拒绝东方崇拜，二是皇帝死后才能封神。在参加密特拉教神秘的入教仪式时，他受封为神，于是密特拉教形成燎原之势。活着的皇帝封神必然引起对他们的公开崇拜。在接着的百年战争中，皇帝越来越倚重武力。塞维鲁皇帝（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在位）是非洲人，这个王朝给外来宗教提供肆无忌惮的支持。

埃拉加巴卢斯（Elagabalus）把他自己信奉的巴力神带给整个罗马世界，222年，他被近卫军刺杀。继位的亚历山大皇帝（Caracalla Alexander，222-235年在位）给埃及神塞拉皮斯修建神庙。他取名亚历山大，说明他对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世界帝国的思想感兴趣，他的兴趣不限于罗马人维持君臣有别的态度。273年，奥雷连皇帝击败属下的芝诺比阿女王（Zenobia），她在小亚细亚的帕尔米拉建立了一个国家。274年，奥雷连皇帝推翻偶像崇拜，单独建了一座神庙，供奉“百战百胜太阳神”（Sol Invictus）。12月25日是太阳神踏上胜利征程的日期，这一天成为密特拉教神圣的大庆。戴克里先皇帝完成了奥雷连皇帝启动的崇拜，虽然他并没有被当做至高无上的主与神（dominus et deus）来崇拜。于是，一种东方崇拜成为帝国的宗教，它带来了皇帝和帝国的新观念。于是，元老院的特权消失，两头政治（dyarchy）削弱了立宪体制，加强了盘根错节的官僚国家的集权主义。此前，密特拉教已经在西部的军队中广泛传播，尤其是在日耳曼和多瑙河行省的军队中传播。250年，罗马帝国达到巅峰，275年，它失去达契亚，帝国遭到沉重的打击。希腊化文化从来没有向世袭的神祇投降，而且一直把密特拉教排除在希腊化世界之外。戴克里先建立四头政治（tetrarchy）分割的帝国体制，承认拉丁西部和希腊东部的区别。

官僚国家专制主义的兴起反映了书写的影响，并得到莎草纸产量增长的支持。在屋大维时期，莎草纸的种植、制造和销售都掌握在私人手里。运输税替代出口税，因为罗马是主要的进口地。纸的生产从小村落转移到重要城市。手工匠成为工厂的工人。尼罗河三角洲的泥沼地提供了方便书写、价格合理的材料，从不列颠到两河流域的广袤疆域里都使用莎草纸。

奥古斯都克服了人们对专家治国和政府无薪俸官员的怀疑态度，这种态度是从希腊城邦继承下来的。奥古斯都建立了一个文官制度，成为自己国库的主管，培养了一批训练有素的税务官。为了确保效率而建立了会计制度。获得自由的希腊奴隶识文断字，具备语言能力。恺撒曾经任命他们担任负责铸币的官员。在1世纪，这样的自由人大体上掌管着与帝国各地的通信。奥古斯都仿照波斯，建立起一套驿站接力的邮路。后来的情况略有改变，一般的做法是派信使全程传递，并且用口头传达补充书面意思之不足。尼禄死后，维特利乌斯继位，他代表莱茵河驻军的利益，给帝国官僚体制下的许多军官授予勋爵。韦斯巴芗皇帝在位时，在整个帝国范围内选拔管理阶级，不过，自由奴还是继续担任高效率的行政人员。哈德良皇帝给公务员中的勋爵委以重任。官僚体制的干扰使都市生活的自由和独立元气大伤。骑士团（equites）担任秘书在官僚体制的发展中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塞维鲁皇帝创办了一个“私人本金”（res privata principis），后来它成为一个中央金库。他公开声称这是他个人的资金。财务官职用做服务的犒劳，用做退伍军官的养老闲职。加列努斯皇帝不让元老院的命令进入帝国行政管理，他把罗马军团在重要省份的指挥权交给帝国的官吏（praefecti）。250年前后，皇帝和元老院双头政治的神话终于破灭。戴克里先皇帝把军队指挥和民事权威一分为二，让各省总督只负责司法和立法。大省分成小区治理，必须服从庞大的官僚体制。

官僚体制的影响，在法律典籍化的过程中显而易见。在过去的城邦体制下，市政命令在法律前进的步伐中曾经是这样的工具。到帝国体制下，它再也不是法律出台的源头活水。“罗马城邦生龙活虎、迅猛发展的时期，没有编制过法典，甚至没有人提议要编制法典。”（萨维格尼［Savigny］语）在帝国时期，执政官依赖心重，失去主动性。在哈德良皇帝统治下，尤利安努在130年编制了法典，使之成为终极的固定文献。少数有特权的法学家借助皇帝的权威回答问题，盖上印章。到了盖尤斯的时代，法学家的解答达到权威的顶峰。经盖尤斯提议，于161年建立了法学研究所。到3世纪末，法律汇编的体制已经被权威的司法程序取代。按照这个程序，检察官可以展开侦讯，实际上还可以提起公诉。提比略（Tiberius）皇帝之后，可以对自由民身份的被告人进行刑讯。塞维鲁皇帝之后，对自由身份的公民也可以搞刑讯了。在3世纪，对重罪甚至对轻罪判死刑也很普遍。到3世纪末，法学式微，私人和官方都在收藏法律，法制不稳定的灾难降临帝国。非罗马化的国家立法延伸到民法的领域。整个帝国时期都在进行立法。法律的文本至高无上。法律无情，不可更改，固定下来。死的文本取代了活生生的现实。

罗马帝国建立了许多图书馆，借以提高罗马的威望，以此抵消亚历山大城的影响。图书馆与神庙紧密相连，成为最壮观、最容易使用、最安稳的宏伟的公共建筑。奥古斯都修了两座，一座叫巴拉丁，藏书分希腊馆和罗马馆。提比略、韦斯巴芗、图拉真和哈德良皇帝都坚持这一惯例。到4世纪，罗马城至少有28座图书馆，每座藏书2万卷，均设希腊和罗马两个分馆。整个帝国的范围内，城市图书馆星罗棋布。私人藏书楼成为摆阔斗富的象征。老普林尼估计，在柯摩修建的一座图书馆耗资9，000里拉，维持其运行的基金达800里拉。

图书馆的增长支持了书籍贸易，主要是拉丁文图书，亚历山大城仍然是希腊文书籍的出版中心。一个书商如果雇用100个训练有素的奴隶抄书，他就可以用口授的办法，在10小时之内生产1，000册《马提雅尔铭辞集·卷二》。简装本的售价估计是6分-8分钱，净赚百分之百。大规模生产，书价又不高，发行量自然大。领土扩展、驿道改善之后，书籍出口才成为重要的行当，尤其是在西班牙和西部省份。拉丁文取代了本土语言。到奥古斯都统治后期，西班牙的拉丁化和意大利已经不相上下。高卢的德鲁伊特教（Druidism）及其口头传统与长诗（恺撒的《高卢战记》），在里昂兴旺的书籍贸易的冲击下，已经销声匿迹。

罗马帝国的书籍成为文学宣传的工具。奥古斯都赞助作家，就像托勒密王朝一样。富豪出资，组织文学团体（多为意大利人），鼓励维吉尔、霍拉斯等著名作家在文学的黄金时代取得最卓越的成就。卖文为生的人出现，雕琢细腻的文学兴起，随着公众口味的变化而丰富多彩。然而，奥古斯都驾崩之后，文学几乎立即崩溃。帝国对公共生活的压制，使人动辄得咎，凡是招惹皇帝的作品都予以没收。皇帝要作家万马齐喑、口是心非、唯唯诺诺。韦斯巴芗皇帝积极参与控制教育，将其作为影响教授和逻辑学家的手段，因为他们直接影响上层阶级的观点。高级文法和修辞教育体系建立起来，文科教授得到的资助固定下来。71年，昆体良成为罗马第一位拉丁文逻辑教授。他说：“雄辩是最时髦的练习，也是最有用的练习，远远胜过其他练习。”在白银时代（14？-128），最强有力的声音是昆体良、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等人抗议的声音。作家从创作转向编纂事实。老普林尼在韦斯巴芗皇帝的智囊团中身居高位，他写下了卷帙浩繁的37卷《博物志》。为写此书而参考的书籍多达2，000卷。小普林尼献给图拉真皇帝肉麻的颂诗，这些诗作“成为4世纪高卢复兴期间堕落修辞的前辈和样板”。哈德良皇帝开办了第一所从事高等教育的雅典娜学院，还支持其他的雅典娜学校。在哈德良统治下，“长期暗淡的希腊修辞文化，又焕发青春活力，征服了西方。”马可·奥勒利乌斯皇帝在雅典学院设立了4个教授席位，每位薪水1万第纳里厄斯。他们传授斯多葛、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逍遥学派和伊壁鸠鲁的哲学。

依靠莎草纸及其纸卷的书面传统，支持行政管理中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罗马依靠军队、领土扩张和法律，可是它牺牲了贸易和国际经济。50年，发现到印度航路上的季风以后，与印度的贸易随之增长，季风是帆船航海的可靠依傍。到4世纪，罗马失去三分之二的黄金和一半的白银，这些货币流向了东方。康茂德皇帝统治下发生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三分之二。

罗马贸易下滑，所以其宗教不必像希腊宗教那样去调节时间关系。阿尔特海姆（Altheim）说，罗马人从神得到的启示，表现在一个个的历史事件中，而不是在超越时间的行动之中。对他们来说，单独的一个日期或一个小时具有特殊的地位。所谓连续性是处在一连串封闭的、孤立的时刻组成的序列之中。一切都是神的教谕或命运的表现，其结果可以从罗马文化的各个方面看出来。历史情景的雕塑和希腊雕塑不同，罗马雕塑的群雕中区别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罗马群雕中的人数不多，他们坚持个人是群雕组合的基础。在图拉真和马可·奥勒利乌斯时代的史诗里，有一个描写廊柱雕塑的传统，他们关注的是表现具体的和单个的东西，而不是表现普世的和理想的东西。这些史诗的叙事技巧经过调整，去适应书卷不中断的连续性。然而，这个连续的形态，却是将书卷插图切割成大小一样的断面，就像廊柱一样，成为并排的页面——每一页通常描绘皇帝及其军队一个艰苦的征战场面，由若干画面构成一个宏大的螺旋形展开的故事。这些场面和韦斯巴芗皇帝之后在钱币上表现的场面，都发挥了很好的宣传效果。罗马建筑的特征是构造坚实、构想宏伟，这反映了帝国的要求。公元前180年前后发现了水泥，这使罗马人可以修建大型的拱门、拱顶和圆屋顶。穹窿形的建筑表现平衡、稳定和持久，这些建筑是历史的丰碑，它们历尽千百年的风雨沧桑而岿然不动。

政治统一的过程忽略了个人的宗教需求，这种需要是“个人赎罪最积极而实际的保证”。奥古斯都之后，元首的创造力与诗人结合起来，宗教的形式问题随之解决，社会分层接踵而至。严格的规定和正规的集体展示，取代了个性的自由表现。为了满足个人求神赎罪的广泛要求，赎罪宗教的发展如火如荼。这些宗教对生活在最底层的人具有吸引力，在没有充分受到帝国扩张冲击的地区，尤其发展快，它们使用羊皮纸这种媒介，以抵消莎草纸的集中化倾向。

莎草纸的使用受限，其表现是用小卷轴，以便保存这种易碎的媒介，并使翻检更加方便。安东尼从帕加马的图书馆调拨20万册书给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之后，莎草纸抄写的册页书大概就跟着引进了埃及。安东尼送的书用的大概是羊皮纸，而且是以册页形式装订的。册页形的羊皮纸对折，一张皮就成为两页四面。羊皮纸页面可以比较大，比莎草纸卷轴更加便于翻检。相反，一本8张至10张莎草纸的小书，容易从缝线的地方脱落。如果莎草纸超过50张，那本书就太笨重。羊皮纸抵消了这样的不便。牛羊生皮放进石灰水里，浸透，去毛，在架子上撑开晾干。然后用白垩和浮石打磨，直至平滑。最后，成品按照标准的薄木板切割成块，上面打蜡，用苇管笔书写。希腊和罗马都通用这种笔。羊皮纸对折，毛面对毛面，装订成册。双面皆写，所以这样的书经济、耐久、方便——运输、书写、阅读翻检都便利。羊皮纸可以消褪文字再重新书写，可以用开口的笔尖代替苇管笔书写。笔画轻重随意，圆润流畅，安色尔字母随即产生。1世纪至3世纪，蜡版对罗马草书的影响逐渐消减，一种字体较大、流畅、圆润的安色尔字体诞生。这说明羊皮纸这种新媒介的重要性。

羊皮纸抄写的书使基督教比其他宗教占有更大的优势。在基督教的发轫期，它仅仅是犹太教内部一个发酵的种子。作为宗教语言的希伯来语和日常使用的阿拉姆语产生鸿沟，塞琉西国王的迫害犹如火上加油。基督教抗议日益僵化的神权政治。犹太教融入希腊化的埃及，并产生影响，这也加强了基督教的地位。在反抗罗马人的战争中，基督教徒被迫退出耶路撒冷，流亡到佩拉。从此，两大宗教互相同情的纽带被切断了。70年，提图斯摧毁犹太圣殿以后，正统犹太教和流亡之中的希腊化犹太教的分裂加快了步伐。50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和安条克还是基督教的重镇。然而，50年之后，以弗所和罗马已经取而代之。在亚历山大城翻译成希腊语的犹太教经书，被基督教接过来用做自己的《圣经》。不过40卷莎草纸的译本太不方便，不如羊皮纸的版本。安条克开始出版基督徒的书信。50年至62年出版了《使徒保罗》，90年又出了莎草纸的两卷本。接着到1世纪末又出版了《路加福音》和《使徒大事录》。70年，《马可福音》在罗马写成、出版，成为流行读物。四部《福音书》结集出版最晚不迟于125年。到140年，出版商已经在出版羊皮纸版本的《圣经》，出现了一个阅读通俗希腊语书籍的读者群。基督教继续以强劲的势头在希腊发展，几乎直至2世纪末。此时，北非已经在使用能够容纳五分之四《新约》的羊皮纸版本。3世纪初，对折羊皮纸的装订书已经问世。不过，羊皮纸卷继续用来制作非宗教书。基督教的口头传统结晶而为《圣经》。与犹太教的决裂迫使它吸引非犹太教的异教徒。这对基督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每一种宗教都具有讽刺的意味，它最受欢迎的成分，都不是它自己的，而是它从它试图取代的异教那里借来的。”

学者们的工作加强了基督教的地位。他们试图把希伯来宗教、希腊哲学和教会的组织结合起来。圣克雷芒率先开拓，接着是其学生奥利金。奥利金把《旧约》全书的各种译文集合成一本书，叫六种译文对照的《六种经文合璧旧约全书》（Hexapla）。231年，他被驱逐出亚历山大城以后，旋即在恺撒里亚（Caesarea）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心。潘菲卢斯为他的著作建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后来成为基督教的一个研究中心。哈纳克（Harnack）认为，亚历山大城和恺撒里亚的基督教学问，要归功于教会，教会是决定性因素。教会抵消了学问渊博的巴比伦僧侣的强大影响，而巴比伦僧侣倚重的是楔形文字。塞琉西人在抵抗波斯宗教时，也鼓励楔形文字。不过，一些东方崇拜的力量，仍见于一些东方语言的《圣经》译本中，比如叙利亚语、科普特语和稍后的亚美尼亚语。这些东方崇拜为教会的统一带来一些紧张关系。1世纪末期，罗马教会确立了主导地位。108年前后，一个天主教同盟出现。3世纪中叶以后，基督教已经成为一种调和的宗教。“基督教是一种综合的宗教，只有那些昏聩无能的人才敢断言，巴比伦和波斯的思想帝国已经陷落。”［切纳（Cheyne）语］“教会的胜利将会……越来越明显地说明，这是各种信仰长期演化的终极产物。”（居蒙语）

在东方，基督教遭遇伊朗的宗教而受阻。反过来，它又在希腊化的文化中巩固了阵地。伊朗宗教的祈祷辞和赞美诗经过口头传承之后，终于见诸文字，以免失传。宗教独立促使塞琉西人战败，有助于安息帝国（Partheian empire）的扩张，促成了125年巴比伦的陷落。基督教的综合性，使巴比伦宗教和波斯宗教得到妥协调和，这种调和成为萨桑王朝（Sassanid dynasty）的支柱，这个王朝是228年建立的。它迁都太息封（Ctesiphon），让僧侣负责改组后的胡腊玛达教。《波斯古经》（Avesta）成为圣典，僧侣负责用复杂的钵罗钵语来传授阅读、书写和计算。这种语言是亚利安语和闪米特语的混合语。在与萨桑王朝决定命运的斗争中，罗马引进了波斯人的习俗和宗教，戴克里先皇帝建立了一个东方法庭。他是最后一位凯旋的罗马皇帝，也是最后一位被神化的罗马皇帝。希腊化文化的反抗，迫使君士坦丁皇帝挑选一个适合希腊化需要的宗教。戴克里先试图根绝基督教，但他的迫害反而帮了倒忙，基督教地位更加突出。君士坦丁皇帝312年的胜利，被认为是基督教战胜密特拉教的胜利。313年的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确定了基督教特许的特殊地位。它授权教会拥有财产，承认其为法人，推翻了作为国教的异教。321年的主日法案（Lord’s Day Act）显示，宗教与政治脱节的情况无法维持。325年，君士坦丁在尼西亚召开大公会议，谴责阿里乌派（Arius）教条，指斥其为异端，确定亚大纳西的正统教义。阿里乌派认为，圣子是神造之物，故此不能永生。正统教义则认为，基督是圣子，非生，与圣父本体同一。君士坦丁皇帝选择君士坦丁堡为新都，落成典礼定在330年5月11日。君士坦丁在此定都时，他关心的是军事防御，同时又考虑到小亚细亚大量基督徒的支持，他希望尽量靠近希腊化文化的许多重镇。他强调强有力的集中权威，把基督教的利益和军事官僚调和起来。恺撒式的独裁意味着把皇帝的权威强加在教会头上。基督教成为征服者和君士坦丁个人的宗教，而不是基督要让欧洲改宗的基督教。

尼西亚大公会议，东方是不能接受的。335年，君士坦丁转而偏向阿里乌教派。337年，他在“虔诚的阿里乌气味”中去世。340年前后，达西亚的哥特人乌尔菲勒斯积极地张扬阿里乌教派。他借用希腊字母和北欧如尼字母的某些成分，发明了哥特字母，并且把《圣经》翻译成哥特文。359年，里米尼大公会议（Council of Rimini）回归阿里乌派。但是，378年瓦林斯（Valens）皇帝死后，381年狄奥多西（Theodosius）皇帝召开的君士坦丁大公会议之后，阿里乌教派走到尽头了。

哥特人在君士坦丁堡被驱逐西迁，他们给西罗马帝国造成诸多问题。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被迫支援西罗马帝国。395年，狄奥多西去世，把帝国传给两个儿子。狄奥多西推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说，认为三位一体说是政治凝聚力的原则问题，因此异教受到残酷的灭绝。390年，特尔斐神庙被正式关闭。391年，亚历山大城的塞拉皮斯神庙被夷为平地。392年，皇帝发布敕令，禁止牺牲，宣布一切牺牲都是对皇帝本人的叛逆，于是一切异教徒的神庙被勒令关闭。这就是说，一切异教徒的图书馆都必须关闭。稍后，斯提利科下令焚烧《西卜林书》。教皇马尔塞林努斯（Ammanius Marcellinus）写道：“图书馆像墓室一样被永远关闭了。”396年，异教崇拜被禁。基督教历法和基督教节日取代了异教历法和异教节日。

西罗马帝国式微，西部教会势力随之增强，东部遭遇到的异教困难日益加剧。390年，米兰主教安布罗斯（Ambrose）不让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到罗马参加礼拜，直至他为安条克城的屠杀公开忏悔。罗马于410年遭到蛮族洗劫以后，东部异教的挑战更加甚嚣尘上。亚历山大城的主教们企图在该城另立教皇，教皇利奥一世挫败了他们的企图，他抢先建立了西部教皇凌驾一切的体制。隐修士贝拉基（Pelagius）及其门徒因宣扬命定论和原罪说，于417年被逐出教会。431年的以弗所公教会议（Council of Ephesus）谴责贝拉基的隐修和聂斯托利教派。聂斯托利（Nestorius）时任君士坦丁牧首，主张基督是由人而神，圣母非基督之母。这次会议使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ism）暂时占了上风。西里尔（Cyril）主教认为，基督的人性完全融入神性之中。然而，451年的加尔西顿公会（Council of Chalcedon）又拒绝西里尔的主张。东部教会的争论使罗马教廷确立了凌驾东部教会的权威。西里尔基督一性论被拒绝之后，叙利亚和埃及的基督徒疏远教廷。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东罗马皇帝芝诺于482年发布敕令，试图恢复与一性论者的和谐关系，这反而引起君士坦丁堡和罗马的分裂。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试图调和罗马、叙利亚和埃及的关系。但551年亚历山大城主教出走，这使科普特教派的仪式从此定型。

查士丁尼加强君士坦丁堡的防卫力量，借以提高东罗马帝国的威望。529年，他关闭了雅典的学校，又命令优西比乌斯准备50套羊皮纸的《圣经》，筹建一座图书馆。4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基督教文献抄本完成了。300年前后，格里高利主教（Saint Gregorius）与赫马诺基尼努斯主教（Hermanogenianus）试图整理罗马法。425年，狄奥多西二世建立了一所大学，有31位教授。438年完成了历代狄奥多西皇帝的抄本，里面收录了君士坦丁以来基督教皇帝的敕令。西哥特人根据这个版本搞了一个节本，供自己使用。到5世纪，皇家图书馆藏书估计已经达到12万册。477年，该馆毁于大火，然后在芝诺皇帝统治下又得以修复。查士丁尼的伟大成就，历来被认为是制定民法典，以及修建索菲娅大教堂。528年，一个被委任的机构出版了自哈德良以来历代皇帝颁布的法令。530年，又设置了另一个机构，负责汇集出版历代法学家的著作，这就是《法律摘编》（Digest）。534年至565年的敕令汇编成为名为《新法集要》（Novellae Leges）。新法典的原理摘编为《法律要义》（Institutes）。《民法总览》（Corpus juris civilis）用拉丁文撰写，后来加上大量希腊文评注。627年，拉丁语在皇家敕令中的官方地位被希腊语取代。《法律摘编》是罗马法发展的最后一步。这是完全放弃罗马法系统连续性的最后一步。“罗马法律的优点和品位死亡之后，才沦为一个系统。”“几部罗马法典对欧洲法系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古代罗马法学家的成就及其影响力，是“历史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证据，足以说明，物质的不灭与思想之不可摧毁相比，那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查士丁尼统治下制定的法律对欧洲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除了《圣经》，天下无双。

532年，查士丁尼对东方波斯国王做出了重大的让步，以此换来他在西部的成功。610年，查士丁尼已经去世，赫拉克利乌斯王朝业已继起，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基督一性论者表示不满，波斯人乘机夺取巴勒斯坦和埃及。东罗马帝国614年失去巴勒斯坦，618年或619年失去埃及。虽然赫拉克利乌斯收复了失地，但是不久这些领土又落入阿拉伯人之手。637年或638年，耶路撒冷陷落。650年，塞浦路斯陷落。7世纪末，阿拉伯人已经征服了拜占庭帝国东部和南部各省，征服了北非和西班牙。但是，帝国的核心还是硬挺下来，直到1453年灭亡。“就一定意义来说，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代表东方的枪炮与火药。西罗马帝国没有枪炮与火药，所以它早就灭亡了。”［贝内斯（Baynes）语］东罗马帝国长期不灭反映了一个观念的成功：掌握了帝国观念，所以它就成功。

拜占庭帝国的发展靠的是两种组织的折中，这两种组织反映了两种媒介的偏向。莎草纸有助于帝国官僚体制的发展，这一体制与辽阔的国土相关。羊皮纸有助于教会阶层制度的发展，这一制度与时间相关。拜占庭帝国长期不灭，这与它在另一种成功的折中有关系。在这种折中里，既有靠石刻文字的君主制成分，又有靠泥版文字的宗教成分。巴比伦帝国喀西特王朝之所以经久不衰，就是因为它具有这个特征。

第六章 羊皮纸与纸张

伊斯兰教的传播使埃及出口的莎草纸锐减。此前，莎草纸出口到波尔多和马赛，供学校和官僚行政使用。然而，659年至679年的墨洛温王朝时期，莎草纸却被羊皮纸取代。716年之后，莎草纸已经荡然无存。这场变革大约与加洛林王朝同时。莎草纸的生产局限在一个特定的地区，集中控制，满足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行政需要。而且，它又容易破损，只适合水运。与此相对，羊皮纸是地域辽阔的分散的农业经济的产品，适合非集中化行政管理的需要，适合陆路运输。

评估一种文明的时候，如果是用它依赖的一种传播媒介，那就需要知道该媒介的特征有何意义。莎草纸多半散佚不存，而羊皮纸却仍然保存完好。历史著作常常受到扭曲，那些耐久材料占上风的历史时期和地区，常常受到过分的重视。那些采用非永久性或陌生材料的时期和地区，却往往下工夫不够。羊皮纸抄本适合翻检方便的大部头书籍，它自然成为宗教经典和法律经典适合的材料。永久性的媒介适合大范围的流通，促进了图书馆的建设，方便小批量地生产大部头图书，这些大部头图书可以用来抄写副本。既然过去的图书必须重抄，就出现了广泛的审查制度，适合宗教和法律的文献被给予非常突出的地位。经典书和教士的著作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抄写。由于西罗马帝国崩溃，日益重要的教会法律被严重忽视了。在官僚行政体制的兴衰过程中，莎草纸起何作用，上文已经作了描写。每一种传播媒介在造成知识垄断中，有何倾向，我们也作了说明。知识垄断到了一定的程度，人的精神就取得突破，在新的社会层次上和社会的外围地区取得突破。现在，我们可以说一说羊皮纸对西方文明有何作用，看看它对知识垄断的加强有何作用，看看在纸张引进之后，它对知识垄断的瓦解又发挥了什么作用。

羊皮纸的特性给修道院的组织力量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埃及人对国家无所不在的索求持退避三舍的态度，这就促成了修道院的建立。佛教给人们提供一个模仿的对象。佛教的引进，大概是在公元前525年波斯人占领埃及之后。322年，帕克米欧斯（Pachomios）在塔本尼斯修建了第一座修道院，他曾经是塞拉皮斯神庙的一位祭司。圣巴西勒教父制定了基督教伦理的基本要素。作为立法者，他草拟了一整套组织共同生活的准则，并且为实现这一计划提供了恰当的方法，因而成为希腊修道制度的首创者。亚大纳西教父把修道制度的知识从亚历山大城带到罗马。386年，圣哲罗姆造访埃及隐修道院，把帕克米欧斯创立的基督教伦理翻译成拉丁文。修道制度迅速传播，这是对政教合一的基督教尘世社会的抗议，也是对教会圣礼和圣职制度的抗议。这套制度由迦太基主教圣西普里安（St.Cyprian）创立的。他认为，教徒洗礼之后，不可能保证不再犯罪，要通过行善才能赎罪，尤其是要乐善好施才能赎罪。361年，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发布敕令，免去修士的公共义务。修道制度之力量，由此可见一斑。420年至430年，圣约翰·卡西恩（St John Cassian）教父完成了修道制度的经典著作《修道制度》（Insitutes）和《修道读物》（Collations）。修道制度在高卢犹如燎原烈火。然而，修道院虽然独立，它还是不久就遭到控制。451年的加尔西顿大公会议（Council of Chalecedun）规定，建修道院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得到主教的恩准。551年的奥尔良大公会议（Council of Orleans）规定，修道院和修士都必须服从教会的权威。修道制度大大加强了高卢主教的独立性。他在都市生活中继承了奥古斯都崇拜的威严，并亦步亦趋地模仿罗马行政体制的种种规矩。高卢教会战胜了阿里乌教派，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罗马教廷了。

东方修道制度逐渐适应西方的需要。本尼迪克特主教（StBenedict）追随圣巴西勒教父创建的制度，在“去除苦行与个人沉入修道院”上又略有不同。大约在520年，他在蒙特卡西诺建立修道院，526年发表了由他制定的规矩。按规定，每一位修士每天要用一定的时间来读书，也就是说，修道院里要有图书馆，修士要抄书。531年，卡西奥多鲁斯在维瓦里安建修道院，时任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的大臣，卡西奥多鲁斯及其后继者“完成了本尼迪克特的遗志，抄写了大量的书籍，保存了许多人的著作，并且视其为虔诚”［洛厄（Lowe）语］。他是拉丁语第一位图书馆学家，大规模地搜集古代的手稿。他撰写的《研修要津》（Institutiones divinarum lectionum），勾勒了修士的研修设想，包括抄写的方法和技巧。他建立的抄书组织，给本笃会修道院提供了一个范例。他“给西方的修道制度赋予了一丝学问的色彩，在保存和传播古典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西方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爱尔兰从未并加入罗马帝国的版图，所以其修道制度不受制于罗马教团纪律的束缚。这里的修道院独立自主，是圣帕特里克创建的，大约在432年之后。由于没有固定的捐赠，所以修道院长比主教还略占上风。565年，圣科伦巴（St.Columba）渡海到爱奥纳岛，建立一座修道院，并以其为中心修建了一些教会用房。后来，圣科伦巴修会的修士又来到欧洲大陆。613年前后，他们在高卢斯建立了一座修道院，614年又在波比奥盖了另一座修道院。此举自然与罗马教会发生冲突。664年，国王奥斯文在惠特比召开各教会会议，最后劝说所有教会一致接受罗马教会的体制。716年，爱奥纳（Iona）修道院承认罗马教会的复活节。本笃会主教比斯科普（Biscop）从罗马带来“各种各样修道的书籍”。（比德语）从674年起，比德在他建立的威尔茅斯修道院里撰写《英格兰基督教会史》。从670至735年，英格兰的图书馆猛增，爱尔兰和英格兰对欧洲大陆的影响受到新的推动。温弗里德（后更名为卜尼法斯，680-754），受教皇格列高利三世的派遣，到德意志传教，同行的还有其继任者卢尔。他利用英格兰的藏书，以满足新建修道院的需要，尤其是弗尔达修道院的需要。约克取代亚罗（Yarrow），成为英格兰教育中心，而且是中世纪欧洲的中心。从这里，阿尔昆“这个涉猎广泛但不熟悉创新的人”，被查理曼大帝传召到亚琛（Aachen）的宫廷学园，时年781年。抄本先是用英格兰的藏书制作。丹麦人入侵英格兰后，只好用罗马藏书来抄写。于是，亚琛积累了大量的书籍，供法国和德国的修道院使用。阿尔昆“开启了一个时代……称之为本笃会的时代……延伸到……直到巴黎大学的兴起”。

伊斯兰教在东方和西方的成功，对基督教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与此相关的政治问题也对基督教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四世与伊斯兰教徒签订了协议，首次阻挡了伊斯兰教的扩张，时为678年。但是，伊斯兰教的危险一直存在，直到拜占庭皇帝里奥三世时代。他717年即位，717年至718年在君士坦丁堡击败穆斯林。680年至681年在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上，他试图使东西方教会修好，使教皇与君士坦丁牧首团结。然而，此举疏离了基督一性论者。于是，采取有效措施，削弱基督一性论者对穆斯林的支持，遏制穆斯林的侵略势头，就势在必行了。马塞卢与各民族的关系取得了进展。他没有用强调文字神圣地位的办法去控制其他的民族。《古兰经》云：“偶像是撒旦令人厌恶之作。”哈里发亚齐德二世（720年-724年在位）下令销毁基督教堂的一切画像。730年，拜占庭帝国皇帝里奥三世下令捣毁圣像，该命令还由君士坦丁的牧首附签。753-754年，君士坦丁五世下诏书严厉谴责圣像崇拜。禁止圣像崇拜，从外部和内部加强了帝国的力量，因为其矛头是直接针对修士的。“他们在圣像及圣像崇拜中，找到庇护自己行为的有力根据。”由于免税，修士占有大量的地产，成为与国家争夺劳动力的竞争对手。伊索里亚出生的皇帝们将修道院财产充公，限制修士人数。经过这样的迫害，尤其是764年史蒂文修士殉教以后，许多修士逃往意大利。

在西部，教皇格列高利一世认为，圣像有用，可以帮助不识字的人。他说：“至少他们可以看墙上的画，了解他们在书里看不懂的东西。”他在599年致马赛主教的信中说：“你禁止崇拜画像，值得赞扬；可是你毁这些画像，就要受到责备了。”格列高利三世是拜占庭皇帝承认的最后一位教皇。731年，反对圣像崇拜的教徒被逐出教会。732年，法兰克国王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战胜阿拉伯人，给他们在西部的扩张划上了句号。“没有穆斯林，也许就不会有法兰克王国的存在，没有穆罕默德的查理曼大帝是不可想象的。”［皮耶恩（Pienne）语］教会力量日盛，默洛温王朝的贵族随之削弱。圣卜尼法斯把教皇麾下有组织的教会从英格兰带到德国。752年，他给法兰克国王丕平（Pipin）举行加冕礼，这就给后来教皇为查理曼大帝举行加冕礼开创了先例。741年至752年，教皇扎迦利亚承认丕平皇族从此担任京畿所在市的市长。754年，丕平把曾经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土地送给教皇司提反二世（Stephen Ⅱ）。教皇保罗当选的结果不是向拜占庭皇帝报告，而是向法兰克国王丕平报告。772年之后，教皇不再用拜占庭皇帝的年号来给文书纪年。767年，丕平在金提里（Gentilly）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圣像崇拜。769年，拉特兰（Lateran）大公会议决定，一切基督徒都要崇拜圣像。

为了赢得西部教徒的同情，775年，教皇里奥四世放弃了反对修道院的政策。787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允许对圣像“适当致意、崇敬，但不崇拜，崇敬与圣像的神圣性相吻合”。哈德良教皇批准了这次会议的决定。相反，在查理曼大帝的《加洛林丛书》（790年）中，在794年的法兰克福主教会议上，都抨击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决定。查理曼大帝禁止一切崇拜，也禁止一切圣像崇拜。教皇不得不予以容忍，因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不承认查理曼帝国送给他的土地。797年，伊林娜（Irene）女皇在拜占庭即位。查理曼大帝和教皇根据萨莉法典（Salic law）认为帝位空缺，于是800年，查理曼就加冕为皇帝。812年的条约承认了拜占庭帝国的屈辱，该条约承认两位皇帝。但是，除威尼斯之外的整个意大利和南部地区，则划归东罗马帝国。813年，里奥五世加冕成为教皇。815年，君士坦丁堡召开的小型的主教会议，恢复753年的敕令，决定禁止偶像崇拜。

加洛林王朝从教会控制的教育机构中招聘文书和公证员。查理曼大帝要求神职人员具有更高的学历。在878年的法令中，他要求每一所修道院都要修建学校。为了适应教学需要，除了缮写室（scriptorium）之外，还要修建文案室（armarium）。他坚持修道院一律服从本笃会的训诫。他积极促成修道院宗教仪轨的统一，促成教堂礼拜仪式的统一。教材包括修订版的通俗拉丁文《圣经》。这个版本是用加洛林小字体缮写的。该字体显然起源于科比修道院，并逐渐取代其他字体。教会控制教育取得了胜利，这种字体就是胜利的象征。文字“本身是保存文化的工具，万物之中，其本性是最保守的”。［洛厄（Lowe）语］缩略和悬念使阅读和写作都成为高超的技艺。

西哥特人的小字体曾经广泛流行。塞尔维利的大主教伊西多尔（Isidore）撰写《词源学》（Etymologica）和《编年史》（Chronicle），用的就是这种字体。撒拉森人入侵西班牙时，许多逃亡的学者把这种字体带到德国。可是一次基督教会议决定用高卢小字体，西哥特人的小字体就受到压制。不久，高卢小字体又被加洛林小字体取代。安色尔小字体和半形安色尔小字体分别在5世纪和6世纪达到高峰，当时的抄书人大都用这两种字体。但是，羊皮纸书写的要求是又快又省力，这就使半形安色尔小字体占了上风。在爱尔兰，羊皮纸供应短缺，自然就流行这种字体，而且这种字体书写密集，使用大量缩略形式。接着，7世纪流行的是英格兰字体，它“较少怪异、比较清楚、不那么密集”（洛厄语）。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字体都流向大陆。爱尔兰字体的影响尤其显著，圣高尔和波比奥两个修道院的大量手稿，是褪掉羊皮纸上原来的文字而重新抄写的。4世纪以后，私人和公证都需要效率更高的字体。于是一种新的圆笔草体和连字体就应运而生，成为草字体和小字体的基础。加洛林小字体的流行，显然是以此为基础。它走向罗马，战胜安色尔字体即小罗马字体，最终战胜在南意大利根基很深的首字母大写体。清楚、精确、简单的加洛林小字体取代了各种书写体，成为更加高效交流的基础。

条顿民族由继承人平分财产的原则，有损查理曼大帝的成就，使之黯然失色。841年冯提诺战役之后，虔诚者路易的儿子们接受了这个原则。此后，从汉堡到巴塞罗那的这个大帝国，就这样永远分裂为几个独立的民族王国了。丹麦人和马扎尔人的攻击加强了地方组织的势力和分离倾向。886年，丹麦人在巴黎战败，此即法兰西这个新王国的滥觞。在东方，马扎尔人于933年和955年两次战败。这就给捕鸟者亨利及其儿子奥托大帝奠定了基础。962年，教皇约翰十二世在罗马为奥托行加冕礼，奥托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二世娶拜占庭公主狄奥芬诺，帝国的力量由于联姻而加强。奥托三世（983－1002）进行条顿民族式的改革，提名日耳曼人担任教皇。这些侵犯教会的举措遭到修道院的反抗，尤其是克吕尼修道会的反抗。1059年，在希尔德布兰德的影响下，教皇尼古拉二世用固定的组织来挑选主教，以避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控制。希尔德布兰德继任教皇以后，实行了更加激烈的改革。教会与国家脱钩，不再受国家束缚。神职人员接受非神职人员的俸饷是犯罪。俗人向教士送土地也受到谴责。这是对世俗君主权威的致命一击。教会内部实行禁欲，使教士驾驭自己的良心，防止宗教王朝的建立，以便保证罗马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威。教皇希尔德布兰德试图根绝买卖神职，使神职人员成为特殊的阶层，成为俗人学习的纯洁楷模。

适应修道院需要的羊皮纸对西欧强大宗教组织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由此建立的知识垄断，引起一种新媒介的竞争。这种新媒介在西欧的边缘露面。它满足下层社会阶级的需要。由于伊斯兰教厌恶偶像，纸张这种新媒介的冲击力就大大加强了，而纸张书写的文字比纸张的力量更大。纸张和毛笔的重要性在中国和远东，是显而易见的。西亚和欧洲的硬笔取代毛笔之后，纸的影响愈益光大。

在中国，书写开始用的是绢丝和毛笔。毛笔是公元前3世纪发明的，用来绘画。竹简也用来写字。但是，这些媒介不方便，于是才有105年纸的发明。碎布捣烂成纤维，置于水中浸泡，使之均匀，然后用网捞出晾干。起初用碎布造纸，后来发现亚麻纤维更加令人满意。毛笔的使用，意味着从绘画到象形文字的演化。孔子说，一画值千言。墨水起初用灯烟制作。220年至419年逐步改进，最后做到使墨水永不褪色。西方的文字经过连续不断的征服，而走向标准化。中国的象形文字从未经历这个过程，所以它还是一字一词。大约1，500个汉字进入日常的使用范围。

公元前213年，皇帝曾下诏禁书以保存口头传统，但此举又于公元前191年被取消。纸张用来确立儒家的经典地位，亦用于补足口头传统，其表现为科举制度。此举始于124年，意在为行政岗位选拔人才。当政的官宦阶级由仕子组成。帝国分郡而治，各郡以驰道和驿站相通。公文、书简与官方报纸靠这个帝国道路网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传递信息。帝国的组织用来钳制独立的思想。雕琢的文章因此而兴起。科举是“富有心计的发明，朝廷借以防止读书人想得太多”。公共舆论的抗争主要表现在歌谣，反映历代因朝政失误而遭到的危险。“中国人对当朝的官吏始终不信任。”（林语堂语）和文官制度相关的书生起来造反，在反对后宫和宦官的过程中发展，但是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个人享有民权的观念。这样的造反遭到严厉的镇压。

统治阶级和下层阶级的鸿沟，使印度佛教乘虚而入。婆罗门凭借《吠陀经》（Veda）的知识垄断，使处在边缘的一种媒介受到欢迎，对下层阶级产生吸引力。在印度，祭司阶级控制的口头传统的力量，抗拒佛教和文字的传播。但是，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印度之后，由于阿育王的鼓励，佛教和文字都迅速传播开来。然而，马其顿王国力量衰竭之后，佛教随之式微，遂传向中亚及更遥远的地区。在此，婆罗门的知识垄断又使伊斯兰教的渗透有机可乘。字母表和纸张的供应使伊斯兰教取得胜利。在中国，佛教找到了纸张这个有效的传播媒介，也遇到对书写知识的倚重。方块字刻于雕版，然后用纸大量复制，并做成符箓出售。有了这个印刷术的进步，人们就用薄而透明的纸在石刻上拓片，把拓片置于雕版上刻字，借以复制原来石刻的经书。大量的雕版，一页一版，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需要得到国家的鼎力支持。

在中国，口头传统和方言众多的情况使传播受到障碍。然而，中国人的传播亦有便利之处，文字相当简捷，通行全国，方言的鸿沟得以弥合。帝国组织倚重空间观念，忽略时间观念，它不能解决朝代更替的问题。1280年至1368年，蒙古人的统治似乎说明，其政治组织受到局限，也说明中国语言生命力的优势。

纸的西传大约始于波斯国王阔斯罗二世亡国之时，不过造纸的技术是阿拉伯人学会西传的。此前，中国工匠曾于648年被送进吐蕃造纸。704年，阿拉伯人夺取撒马尔汗，751年又攻占土耳其斯坦。此后，西方才开始造纸。穆斯林向东部的扩张产生了一个治理的问题，加上一夫多妻，这就使问题更加严重。一夫多妻制在征服战争中非常有效，但是在安定时期却并非如此。定都大马士革的倭马亚王朝，以阿拉伯部落为基础建国。阿拉伯人和新的穆斯林发生冲突。这些人改宗前是波斯帝国的臣民。750年，阿拔斯利用这些人的仇恨，刺杀了倭马亚最后一位哈里发，阿拔斯王朝取而代之。它也定都巴格达。新都于763年落成。倭马亚王族一员逃亡到西班牙，在科尔多瓦建立了一个哈里发倭马亚王朝，于756年宣告独立。巴格达远离莎草纸的补给地埃及，又禁止使用猪皮，且不愿意用其他畜皮，因为其他皮革也难找。所以，穆斯林只好倚重纸张。随着纸的引进，哈伦·拉希德（Haroun al Raschid，780-809）统治下的阿拉伯帝国一派繁荣兴旺。

波斯曾经是希腊哲学的宝库。埃迪萨学园（Edessa，建于428年）的聂斯托利教徒，以及贝里图（Berytus）和安条克等地的学园学习拉丁文，并把拉丁文书籍翻译成叙利亚文。芝诺皇帝489年关闭埃迪萨学园之后，学者们迁往尼西比斯（Nisibis）学园，后来又迁往均底下普学园。529年查士丁尼皇帝关闭学校时，雅典的学者纷纷逃往波斯。642年波斯人攻占亚历山大城时，这里的大学幸免于难，但是在718-720年又被迁往安条克。学术的传统在阿拉伯人的阿拔斯王朝时期得以继续。哈里发马蒙（Al-Mamun，813-833）建立了一所学校，把希腊、叙利亚、波斯的作品翻译成阿拉伯文。侯乃尼·伊本·易斯哈克（Hunayn ibn Isaq）率领一批人把许多医学著作翻译成叙利亚文和阿拉伯文。

巴格达追求学术的兴趣，使其威望增长，这也刺激了君士坦丁堡对学术的兴趣。820年，里奥皇帝死后，反对崇拜圣像者占上风。832年的敕令禁止崇拜，接着就对画师进行迫害。画师多半是修士。不过，迈克尔皇帝即位之后，843年的一次会议又恢复了圣像崇拜。争论的解决使思想复兴。卡萨·巴尔达斯（Casar Bardas）建立了一所大学，由数学大师利奥主持。巴西尔一世及其儿子里奥六世（Leo Ⅵ）编撰的法典，煌煌60卷，史称巴西尔法典（Basilica）。这部法典成为“希腊-罗马法系最完美的丰碑”［瓦西里耶夫（Vasiliev）语］。858年，天才学者佛提乌成为君士坦丁牧首。他相信知识的普世价值，极大地推动了学术。君士坦丁堡反过来引起罗马的敌视。佛提乌牧首抨击西部教会，反对西部教会给《尼西亚信经》增衍的词句。于是，教皇尼古拉一世在863年对他处以惩罚（excommunication）。反过来，他于867年谴责教皇尼古拉一世非法干涉东部教会。869年，东部教会与西部教会的关系修好；但879年至893年，双方的关系再次破裂。在这段困难的时期，东部教会与罗马竞争，积极传教，扩大影响。864年，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受洗，不久，保加利亚人全都成为基督徒。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两兄弟把《圣经》翻译成斯拉夫语，并发明了格拉哥利字母表。宗教仪式用斯拉夫语进行，斯拉夫人组成神职人员并得到君士坦丁牧首恩准。959年，君士坦丁堡的大学被关闭，但是在君士坦丁皇帝九世统治下，它又得以在1045年恢复。知识分子进入拜占庭帝国的统治阶层。普塞罗斯主持君士坦丁堡大学哲学系，他给柏拉图主义以强大的推动，使拜占庭帝国学术昌明，其百科全书式的阶段登峰造极。拜占庭帝国的教育强调世俗的学问，这进一步加深了它和罗马的裂痕。1054年，东方和西方教会彻底决裂。

11世纪，阿拔斯王朝被塞尔柱突厥帝国取代。1070年，其将军阿齐格（Atzig）占领耶路撒冷，次年在曼齐克尔（Manzikert）击败拜占庭帝国的军队。拜占庭皇帝被迫向教皇求救。然而，教皇只提出组建十字军的构想。此举使人口过多而引起的兄弟阋墙得到遏制，欧洲的封建主为了私产而经常攻伐。十字军使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圣战。但是，十字军的领袖、教皇、德国皇帝和拜占庭皇帝同床异梦，这就使十字军东征的效果受到局限。1100年至1131年，十字军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可是1187年耶路撒冷又得而复失。于是，十字军转向拜占庭，并于1204年夺取君士坦丁堡，建立了几个由西部人统治的王国，神圣的文物被运回西欧的教堂。在1215年发拉特兰大公会议上，教皇宣告自己是一切东部拉丁主教之首。希腊人回归尼西亚信经，对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改造。1234年的大公会议，意在东西部修好，但未获成功。希腊人说：“你们是异教徒。过去，我们发现你们是异教徒，把你们革出教门，现在又发现你们是异教徒，还是要把你们革出教门。”罗马天主教徒回敬道：“你们才是异教徒。”1261年，希腊人收复君士坦丁堡。教皇凌驾于东部教会的梦想破灭。然而，拜占庭帝国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兴起，商业活动从君士坦丁堡转向西部；疆域辽阔的组织被推倒夷平，这有利于商业城邦的发展。

纸的生产传到欧洲是商业革命的标志。这场革命始于1275年前后。纸张的使用推动了信用的成长，其表现是保险单和汇票的使用。阿拉伯数字大大提高了效率，巴格达的生产发展，到1226年，它已经成为优质纸的生产重镇。大街两旁成排的书店和纸店有一百余家。大马士革已经成为重要的出口中心。1227年，巴格达被洗掠一空，1258年又被蒙古人占领。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商业活动寿终正寝。显然，甚至在埃及，纸的使用也开始取代莎草纸。11世纪时，有人偷盗木乃伊，剥上面的裹尸布来造纸。阿拉伯纸的质量不太令人满意，1145年，西西里的罗杰遂命令重新抄录用阿拉伯纸书写的法令。1221年，普鲁士国王腓特列二世禁止用阿拉伯纸发布公共条例。据说，在12世纪时，摩洛哥的费斯城有400家造纸厂。至迟到1173年，造纸业迁移到泽提瓦（Xativa），但是又因为质量问题而用途有限。为了改进质量，意大利人发明了捣浆机，用水力驱动，使纸浆更细腻均匀。他们还使用金属网和定型胶，以决定纸张的尺寸。1282年前后用上水印，这是一个标志，说明纸的质量已有改进。1268年之后，意大利的法布里亚诺只有一家造纸厂。到1283年，其市中心至少已有7家造纸厂。优质纸出现，市场随之迅速扩大。到13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阿拉伯比较原始的造纸工艺逐渐被人废弃。1300年之后，意大利纸的生产显著增加，向法国米迪的出口就足以为证。到14世纪后半叶，意大利的造纸工匠移居法国，造纸技术进一步改进，直到其生产向北欧转移。11世纪之后，滥觞于佛兰德地区的亚麻造纸工艺推广到其他地区，推广的原因尤以其减少皮肤病为要。亚麻碎布的供应更加充足。造纸工业在巴黎和朗格多克等中心发展起来，以适应政府、大学和一般学校的需要。造纸需要长期的学习和训练，这种熟练劳动具有垄断性。曾有许多人尝试控制造纸工人的流动。但是，工人流动到原料产地和成品产地的成本比较高，不如运输原料和成品节省钱。纸的生产和羊皮纸不同。羊皮纸生产的地域可以很宽广；但是从碎布供应到销售市场来说，纸基本上是城市的产品。乡村修道院控制教育的局面，已经被取代，城市的教堂和大学发展了。贸易和政府对纸的需求日益增加，把纸当做犹太-阿拉伯产品的偏见，就逐渐瓦解了。

穆斯林文明对西方的冲击，主要是通过西西里和西班牙。穆斯林被逐出西西里之后，开明的统治者于1090年鼓励大规模地翻译阿拉伯著作。在腓德烈二世（Frederick Ⅱ）统治下，希腊语、拉丁语和阿拉伯语都被确认为合法的语言。1228年前后，迈克尔·斯哥特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著作。法拉丘斯（Farrachius）翻译了拉西斯（Rhases of Khorasan，865-925）的医学巨著。在西班牙，哈里发哈金二世（Kaliph Hakin Ⅱ）在科尔多瓦建立大型图书馆，一共有70座，藏书40万册。随后，穆斯林控制的城市相继陷落，1085年是托里多，1236年是科尔多瓦，1248年是塞维利亚。此后，伊斯兰世界的资源就向西方敞开了大门。1126年，阿德拉（Adelard of Bath）翻译了克瓦里兹尼（ai-Khwarizini）的三角函数表。伊文德斯（Evendeath，109-1165）使阿拉伯数字传遍欧洲。1217年之后，穆斯林最伟大的哲学家阿威罗伊对亚里士多德的评论，由托里多的迈克尔·斯哥特引荐到欧洲。犹太人积极地把希腊学问从西班牙传到整个欧洲。迈蒙尼德调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与《圣经》的教义。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传入之后，欧洲人企图抵消其影响，使之适合基督教的教义。大阿尔伯图斯（Albertus Magnus）之类的教书先生把知识编成大部头的书。在迈蒙尼德和阿威罗伊的影响之下，阿奎那试图给理性以应有的地位，将其放在怀疑派的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使之脱离对启示宗教的信念。希腊译著助了他一臂之力。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这些译作使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更加明白。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译本，从托里多的拉丁文本到1260年前后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文本，标志着知识进化的一个阶段，“从几乎完全黑暗的阶段到了一个几乎完美光明的阶段”。

纸张使用的拓宽，显然见诸方言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修道院和教堂强调拉丁文，加深了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的鸿沟。双语现象隐藏着另一种情况：“言语和思想缺乏深度。”“一种语言会钝化另一种语言。”学术著作用复杂的文字写就。可是，“即使在最有学问的思想深处，母语总是或几乎总是处在支配地位”。拉丁语和俗语的鸿沟加深，这使其使用遭遇障碍。拉丁文的局限性就更加严重，因为它反映的是一种禁欲的思想。学者只重文字不重语音。拉丁文教学重视的是视觉的方法，而不是听觉的方法。与东部教会的冲突，使拉丁文在西部教会的地位十分牢固。因为东部教会鼓励用斯拉夫语做礼拜仪式，西部教会就坚持用拉丁语做礼拜。1299年在图卢斯召开的宗教会议决定，“非神职人员只能用诗篇，只能参加礼拜仪式，不能拥有《圣经》；不能用俗语唱诗，不能用俗语做礼拜”。尽管教会发布了这样的政策，《福音书》的章节还是翻译成俗语出版了。为了避免迫害，扩大影响，人们大段大段地背诵《福音书》，下层社会不识字的人尤其如此。1150年之后，追随沃尔多（Peter Waldo of Lyons）的信徒特别喜欢俗语的《圣经》。他们读《新约》全书，感到深受鼓舞。1184年，教皇发布的维罗纳敕令，宣告这个教派为异教，并将其送世俗政府治罪。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1161？-1216）在1199年的书信中宣称，“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世俗人员受到的指控似乎是恰如其分的；因为他们秘密集会，窃取布道权利，规避神甫简单的礼仪，蔑视不与其拉帮结伙的人……因此不应该把神秘信仰向一切地方的一切人去进行解说”。封建朝廷日益成为俗语文学的中心，妇女在这种文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赞助文学的现象也很突出。查理曼大帝命令把口口相传的方言文学记录下来，以便保存。阿尔弗列德大王在翻译格列高利的《田园规则》（Pastoral Rule）时，写下这样一段话：因此，我们把一些人人最需要的书翻译过来，让所有人都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读懂；你竭尽所能……坚持到底，让英格兰自由人中所有的年轻人，凡是有钱学习的人，都来学习，凡是不善于做其他事的人，都来学习，直到他们能够很好地阅读英文作品，让这些人以后去学习拉丁语。我看这样更好，如果你也有同感的话。

在12世纪的在普罗旺斯，赞助人支持吟游诗人文学，使之繁荣。白话文学有利于异端文学的成长，导致1209年教皇用十字军镇压阿尔比教派。结果，1229年的《巴黎条约》以法国南部的文明毁灭而告终。多明我会（1215年）和圣方济各会（1210年）布道团建立，以弥合原来的修道院制度和世俗教会日益加深的鸿沟。“一个托钵修士的时代取代了修道院修士的时代。”［拉希达尔（Rhahdall）语］稍后，宗教裁判所也用来更加有效地侦探异端思想。1252年，教廷颁布《灭杀令》（Ad Extirpanda），正式确认1227年到1241年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宗教裁判所。

教会势力日益强大，西部的皇帝意识到，可以用教会来限制教廷对皇权的侵犯。于是，拜占庭帝国对法律的兴趣就传播到了意大利。起初，波伦尼亚的法律教师得到皇帝的支持。伊尔内留斯对《民法总览》（Corpus juris civilis）做了系统的研究。做注者纷至沓来。意大利的法律研究取得实质性进步，神学则受到削弱。对《法典汇编》的研究促成了贸易法、商法的研究，也促进了对都市社区的研究。因为罗马法对帝王有利，所以教会就用教会法予以回敬。教会法的基础是格拉蒂安编写的《格拉蒂安教令集》（Decretum），该书1142年完成，1234年教皇格列高利四世确认其为法典。腓德烈二世去世之后，由于神圣罗马帝国而不堪重负的德意志王国随之瓦解，德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国王对教廷的制衡，不得不有选择地进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易四世，因抗拒教廷而被革出教门。然而，在马西利乌斯和奥卡姆（William of Occam）的支持之下，路易四世宣布废黜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他遴选了一位方济各会教士担任教皇。1338年和1939年，神圣罗马帝国议会在法兰克福做出决议，帝国的权力来自上帝，只对上帝负责。马西利乌斯认为，权力的终极源泉在于人民，教会由全体教徒组成，这个主张与教廷截然相对。

罗马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意大利传统的继续。巴黎成为神学重镇。埃里金纳的著作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接触之后，更为有力地反映出古典文明的影响。他的著作发展成为以巴黎大学为中心的经院哲学。拉丁语变得更加细腻而灵活，给法语白话文学的丰富多样奠定了基础。多明我会的修士，尤其大阿尔伯图斯和阿奎那，强行把“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哲学思想纳入为教会服务的轨道”。由于它坐落在一个伟大国家的首都，巴黎大学对教会神学起到主导的作用，甚至对罗马教廷形成一种威慑。反过来，巴黎的威望又赋予法国国王重要的武器，使他可以和教廷分庭抗礼。比如，他就可以对抗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Ⅷ，1294-1303）颁布的《唯至圣诏书》（Unam Sanctum）。诏令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世间一切生灵，若欲获救，必然臣服罗马教皇，诚乃万万之须也。”教廷试图加强财力，但遭到法国的抵制，故英国的负担更为加重。法国国王菲力普（Philip the Fair）得到法国律师的支持。“从广阔的政治和社会观点来看问题，大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它创造了一个律师的阶层，或者说，它大大加强了律师的权力和地位。”（拉希达尔语）“律师是个有权势的职业，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历史记录着政治家的错觉，连篇累牍，篇幅不小。”［莫利（Morley）语］在抗衡教皇和国王的斗争中，法国法律形成了一个核心的原则：“国王在他自己的领土是就是皇帝。”一切能够使王权至上有效的权力都给予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仅仅在理论上至高无上而已。“文字是不朽的证言；因此习惯就付诸文字。”“见诸文字的习惯得到推广，打上了国王权威的印记。”法兰西压倒教皇的国力，在所谓“巴比伦囚禁期”一望而知。在1378年到1417年的大分裂中，在宗教裁判所对异端的压制中，在英格兰对教廷的敌视态度中，都可以看到法兰西压倒教廷的力量。

罗马法加强了法兰西君主的地位，可是它在英格兰的重要性却受到局限，因为这里的口头传统更加根深蒂固。普通法（Common law）从习惯而来，是长期形成的。就像罗马法在其形成初期一样，普通法是装在人们脑子里的法律。“罗马人和几乎所有的民族都使用法律条文，用成文法，唯有英格兰例外，它在自己的国土范围内使用非成文法和习惯法（customary law）。在英格兰，法权是以非成文法为基础的，习惯已经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因为英格兰人用习惯法来判断许多事情，而不是用法律条文来作出判决。”［布拉克顿（Bracton）语］“把我国一切情况下的法律和权利，都制定成法律条文，在我们这个时代，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它说明制定者的愚蠢，也说明多如牛毛的法律成了一团乱麻。”［格兰威尔（Glanvill）语］迟至在1628年，约翰·戴维斯爵士（John Davis）写道：“由此可见，英格兰的习惯法，正如我们所谓普通法（jus commune）一样，是最接近自然法则的。习惯法是一切完善法律的根基与试金石，是非成文法（jus non scriptum），只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它远远胜过我们的成文法，换言之，它胜过我们的法令、敕令或议会。”亚当斯（G.B.Adams）强调，有必要召集一些人，请他们对没有文字条件时，习惯和事情是如何运转的，做一番真实的描绘。“昔日的法律不是制定的，而只是验证的。”［麦克韦因（Mcllwain）语］从这个源头，涌现出陪审团的力量，产生了议会。起初，小型社区的代表在郡县的法庭露面；接着，市镇和郡县的代表进入议会。议会制度能够提供关于民众、习惯和意见的知识。“普通法是议会政治不可或缺的基础。”［波拉德（Pollard）语］普通法摆脱了律师权势的影响，它摆脱的影响有罗马法系下分离财产的观念。普通法保留了复杂的所有权观念，这对贸易及政治的成长具有深远的意义。

法兰西宫廷加强法语的地位，以便和拉丁语形成反差。与此同时，英格兰宫廷加强英语的地位，以别于法语，尤其是在英法战争之后。1363年的一条法律，要求法庭的一切陈述用英语进行。同年，大法官也用英语主持上议院的开幕式。俗语的影响在文学中显而易见，在和拉丁语的斗争中也是一望而知的。威克里夫认为，英国领土承蒙主恩，人的权威要由行使权威者的美德来决定，他提倡撤销对不义的修会和教廷的忠诚。既然每一位基督徒的切身之责是追随基督的生活，就应该让每一位基督徒读到白话版的《圣经》。在他的影响下，第一版白话版《圣经》于1382年问世，1395年又出了第二版。这就给文化水平低的人提供了可以记诵的《圣经》。虽然1408年明令禁止未经授权而拥有《圣经》，但是威克里夫的译本在英格兰的影响经久不衰，而且传播到了布拉格。由于教徒可以直接面对《圣经》，托钵僧云游布道的势头就受到了抑制。

羊皮纸媒介主导的文明通过修道院制度而发展了知识垄断。教会的力量表现在一系列的胜利之中。它击败了普鲁士国王腓德烈二世，1040年到1245年建成了哥特式教堂，产生了大阿尔伯图斯和阿奎那的哲学思想。但是，教会的垄断地位由于纸的引进与推广而受到削弱。不过，重组与反击，尤其是组建宗教裁判所，又推迟了它垄断地位的崩溃。纸支持贸易、城市和教育的发展，使之摆脱修道院的控制。反过来，纸又推动了教会和教堂的发展。俗语地位上升，其反映是，宫廷庇护文学，律师的角色蒸蒸日上。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一方面试图主导大学，另一方面用俗语布道，借以接触更多的人。教会强调拉丁语，它和俗语文学的要求产生鸿沟。所以它设计了许多制度，以弥合这条鸿沟。俗语文学的要求反映在异端的流行中。种种问题可见于老修会与新修会之间，亦见于各种新修会之间。巴黎多明我会的影响，受到剑桥方济各会的抵消。对济贫奉献金强调程度的差异在教会中产生裂痕，君主和政治读物作家遂有机可乘。宫廷支持的文学，加强了吟游诗歌中白话的地位，也加强了作家白话作品的地位。这些作家有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和乔叟。与教会中禁欲的重要性相比，妇女在宫廷中的地位有利于通俗文学的发展。“人原本的方言对他很亲近，与他紧密结合，因为在他的脑子里，他说的白话占有独特的地位，无以取代，其他的东西都是后来才进入脑子的。”（但丁语）

白话文学的兴起加速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反过来，民族主义又加速了白话文学的发展。教会使德意志帝国土崩瓦解，但是它又受到法兰西国王的压制。面对法兰西的主导地位，英格兰民族主义起而反抗。它抗拒教廷寻求财政支持的呼吁，并鼓励大学抵制巴黎大学的影响。教廷反抗法兰西的控制，一方面使西班牙和德意志纷纷创办大学，另一方面使法兰西君主控制下的高卢教会发展壮大。通过1448年的宗教律师的支持，教廷战胜大公会议，成为教会的代表。但是，这一场胜利导致宗教改革的爆发。中世纪最严重的腐败，在司铎等级系统向律师等级系统的过渡中表现出来。（拉希代尔语）

罗马帝国的官僚体制，是依赖羊皮纸卷的必然结果。但是，帝国的稳定有一个前提：官僚体制要与宗教组织融合，而宗教组织又依赖羊皮纸。国家的官僚体制倚重空间，忽略时间。相反，宗教却倚重时间，忽略空间。羊皮纸在西方的主导地位，使时间的重要性扩大了。拜占庭帝国长期不衰，正是由于它求得了时间和空间作用的平衡。建立在羊皮纸上的知识垄断，使西方夸张时间的重要性，使它遭遇到新媒介的竞争。纸张就是这样的新媒介，它强调空间的重要性，民族主义君主制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宗教组织的知识垄断倚重羊皮纸和乡间的修道院制度。政治组织的知识垄断倚重纸张，倚重都市的工业和贸易。这两种知识垄断的融合，使法兰西帝国的力量和影响大大加强。

教会在维护拉丁文主导地位的斗争中，不但要担心如何对抗俗语的问题，而且还要关心如何对抗其他的学问厚重的语言，比如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在反圣像崇拜争论的过程中，始终有修士移居意大利。拜占庭帝国衰落了，经典手稿的外流就是其标志。1395年，赫里索洛拉斯来到佛罗伦萨教希腊语。15世纪期间，大量的经典手稿传到意大利。东方学者带来了对柏拉图的新的尊敬，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压倒一切的影响，从此就结束了。

纸张“使得过去传播思想的昂贵材料被一种经济的材料取代，这就促进了人类思想成果的流传”。“它带来了一场重大的……革命。没有这一场革命，写作的艺术就不会这么发达，印刷术的发明也不可能这么嘉惠于人类了。”伴随书写的传播，是书写工具的改良。鹅毛笔在6世纪取代苇管笔，铁笔又在14世纪取代鹅毛笔。到13世纪，纸张供应的增加，善于书写和会计业务的职员阶层兴起，这就源源不断地满足了贸易的需要。纸张逐渐取代了羊皮纸在大学、教会和修道院里的地位。希腊人12世纪开始用纸写东西，意大利人13世纪开始用纸。不过，他们都用得不多，尽管羊皮纸还很贵，尤其是在13世纪的时候。直到15世纪，纸才大量用于书写。修道院继续支持书写缓慢而昂贵的羊皮纸手稿。羊皮纸上写东西花力气。“他们手握笔，但是全身都在用劲。”抄书人一天6小时只能抄两三页，10个月到15个月才能抄完一本《圣经》。大部头的《圣经》耗尽了修道院的精力。图书馆慢慢建立起来，保管和维护书籍的标准在13世纪已经普遍采用。节省空间的要求，使书籍以直立的方式陈列在书架上。这个过程完成于14世纪和15世纪。到15世纪，图书馆争先恐后地盖起来了。

大学需要大批量的教科书。13世纪末，世俗的抄书人取代了修道院的修士。1275年，巴黎大学雇用了一群抄书人。书法成为这批人的主要关注方向。无书时代课堂教学的特点是辩论切磋。教科书的权威日益增长，课堂讨论随之式微。大学里喜欢口授，并且用这种办法在短期内抄写完成若干本系统的教材。教科书对授课形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1355年，巴黎大学出台一条规定，明令禁止老师在课堂上逐字逐句地给学生口授。它还控制羊皮纸卷的销售。书商和抄书人的数量也由它确定。这些人在生产、出租和销售图书中的活动，亦由它管制。神学、医学和法律图书买卖兴隆，满足了大学和律师的需要。15世纪中叶，巴黎的抄书人估计就有一万人。

在不受大学条例拘束的城市里，兴起了一个重要的市场。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15世纪初就出现了一种重要的职业，即抄本交易行。在法兰克福和讷德林根，用德国方言书写的抄本成倍地增长，大规模地成交。佛罗伦萨的韦斯巴西亚诺·毕斯蒂奇（Vespasiano da Bisticci）受雇用的抄书人生产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抄本。抄本买卖的兴起，自然是因为大量私人图书馆的兴起。这些私人图书馆是由富商、教会显要及达官贵人建立的。与上述需求增长的同时，14世纪和15世纪，意大利的插图艺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巴黎也起而效之，它的插图艺术在15世纪上半叶达到顶峰。“插图书在法兰西几乎成为主要的产业。尤其生产大量的祈祷书（Books of Hours），不仅满足富豪的订购，而且满足书商的需求。”到15世纪后半叶，弗莱芒斯地区的插图艺术已经胜过了法国和德国的插图艺术，尤其是“风景和人物画之细腻，”要略胜一筹。

行会条例限制用雕版印制抄本的插图。但是，教皇克雷芒六世和卜尼法斯四世想方设法用赎罪券赚钱。接着，修士也要求用宗教画来宣传信仰，以求赎罪。木刻的使用由此开始。在中国，佛教的需要产生了大规模的雕版印刷。与此相似，欧洲也开始用雕版印刷，时间大概是在14世纪下半叶蒙古人入侵的时候。大规模印刷的生产成本低廉，发行也广泛。抄书人的行会反对雕版印刷，后来才被迫同意。雕版印刷的书籍大概早在1409年就已经问世。中国的纸张和雕版印刷适应大规模的宗教需要。然而在西方，教皇从各个民族国家搜刮的钱财减少的时候，他就用卖赎罪券来抵消这个趋势。这就引起了宗教改革的一片抗议浪潮。用赎罪代替必需的忏悔，以此作为搜刮的手段本身就需要忏悔。对增加教廷收入来说，这是令人不快的做法。

宗教控制之下的知识垄断与时间相关，这种垄断以羊皮纸为依托。纸的挑战使这样的知识垄断瓦解。纸这种媒介的偏向，在中国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官僚行政，是和空间的要求相联系的。复杂的汉字用毛笔书写。这种文字支撑的官僚行政体制，有其局限性，不大可能把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联系起来，它反而有利于佛教的传播。佛教倚重的是为下层阶级生产护身符和佛像。在印度，令人满意的书写材料供应有限。这就加强了婆罗门对口头传统的垄断，突出了时间观念的重要性，引起了马其顿王国扩张时期的入侵。印度没有文字神，只有一位集知识、学问和雄辩于一身的女神。传授知识的特权由世袭的婆罗门垄断，这个特权是神授予的。马其顿入侵的同时，佛教和文字得到传播，但不足以起到支撑官僚行政体制的作用。此外，佛教在印度的文化中还有一个开化和人性化的因素，它促进了印度帝国的成长。印度帝国倚重的是精神统一，而不是建立在政治军事上的统一。印度官僚行政的发展受到局限，它倚重空间，强调宗教发展。在这一点上，它和中国政治官僚体制形成强烈的反差。因此，佛教在中国迅速流传，虽未能最终压倒其政治官僚体制，却传到了日本。

佛教、文字和印刷在中国广泛流传。与此同时，造纸工业迅速发展，并通过穆斯林传播到西方。纸张满足了西方知识垄断的需要，长期倚重羊皮纸的知识垄断反映在修道院制度之中。修道院制度强调的是时间观念。经过竞争，纸张加快了西方政治官僚体制的发展，政治官僚体制强调的是空间。

第七章 纸张与印刷机

抄书匠等制作手抄本的人所组织的行会，逐渐形成了知识垄断，使书价偏高。反过来，他们也不得不想办法降低成本。耐人寻味的是，试图降低成本的地区都靠近法国的边境，因为法国抄书匠的行会具有强大的垄断力量。这些外围地区的工匠关心的是模仿手抄本的《圣经》，即通俗拉丁文的《圣经》。由于《圣经》篇幅庞大，这个手抄版本的价格就居高不下。1470年，印刷版本的《圣经》在巴黎的售价大约只有手抄本《圣经》的五分之一。《圣经》的篇幅长，所以它产生重大的影响，先是加速羊皮纸卷的引进，后来又加速了印刷术的使用。德国的封建割据给印刷商提供了一条逃避的出路，使他们能够摆脱法国那种僵硬的中央控制。

利润的大小有赖于复制昂贵手抄本的精确程度。字钉的排列要酷似抄本的字母，要数量充足，要适合快速排版和快速印刷。字母表已经标准化，且字母数量有限，又可以无限地排列组合成大量的词汇，所以它很适合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字母可以按照需要排版。这一点和中国的情况迥然不同。汉字需要政府支持的大规模经营。相反，字母表却允许私人企业小规模的管理。

技术发达的金属工业，解决了快速生产大量字钉的问题。先在冲床上冲出毛坯，经硬化处理，压入较软的金属外框，使之成为字钉。字钉长度和高度均等，但型号不同，宽度有别。排字盒可调整，宽度可随意变化。各种型号的字钉都可以插入，直至盒底。这是高效排版的基本要求。此外，找到一种熔点低而又不收缩膨胀的金属，就显得十分重要。铅锑合金受热时，一个成分膨胀，另一个成分收缩，其结果令人满意。金属字钉和排字的问题遂得以解决。与此同时，油墨的问题也解决了。雕版印刷的墨水不适合金属字钉。画家做油画的底彩是油墨，在此基础上加上亚麻油和灯烟，就做成了印刷油墨。最后发明的螺旋压力机，让羊皮纸或纸张在油墨上贴紧又快速松开的问题就解决了。压印机快速升降的操作问题，是低成本的关键。在大型书籍的生产中，设备和原料的投资是相当可观的。一台印刷机要配备两个排字工和两个印刷工。谷登堡版本的《圣经》就用了6台印刷机。早期的印刷工要用150种字钉，包括抄书人引入的连体字等符号。

熟练印刷工的人数增加，尤其在1462年美因兹被洗劫以后，印刷工人流散到德国和欧洲各地。纸张供应和书籍市场把印刷工吸引到意大利。造纸厂商关注印刷业，将其作为拓宽市场的手段。为了模仿手抄本，印刷商必须要生产与各种字体对应的字钉，不同的字体形成于不同的地区。德国以哥特字体和哥特字钉为主导。意大利以罗马字体为主导，罗马字体是在古典的文艺复兴中形成的。威尼斯是希腊抄本的交易中心，在阿尔杜斯（Aldus）的影响下，它又成为希腊字钉的生产中心。因为大型、昂贵、笨重的对开本市场已经饱和，所以威尼斯生产价格适中的八开本书籍，后来它又使用了更加紧凑的意大利字体，这种字体的基础是梵蒂冈法庭使用的字体。由于抄书人和插图作者的影响，印刷术传入巴黎的时间延误到1467年。但是，传入时间的延误和巴黎大学的控制，反而有利于罗马字体。印刷术流传到低地国家。然后由卡克斯顿从那里传入英格兰。意大利和法国集中出版宗教著作和古典著作，所以卡克斯顿被迫集中精力出版英语著作，包括翻译的作品和英格兰的作品，尤其是乔叟的作品。

到15世纪末，欧洲已经建立了许多印刷厂。它们复制的抄本，多半是教会、法学、医学和贸易方面的书籍。这些书既有拉丁文、希腊文的抄本，又有白话文的书，尤其是德国和英格兰的书。由于这些进展，书籍的贸易兴起，印刷厂的规模也扩大了。让千百年来积累的抄本广为人知的宏大任务起步了。印刷商的兴趣突出表现在书籍的挑选上，他们关注的是书籍的生产，而出版商关注的却是市场。于是，出版社逐渐取代印刷商，修道院制度的知识垄断进一步瓦解，书面词语的权威下降。“教堂的时代业已过去，印刷机的时代开始了。”

1368年，德国的霍亨斯陶芬王朝崩溃之后，通俗语的重要性上升。该王朝庇护的音乐顶住了教会的蚕食。多明我会女修道院大量出现，这就要求用德语词汇来解释经院哲学的术语，使虔诚但文化水平不高的修女能够理解抽象的概念。格鲁特创建“共同生活兄弟会”，办学校，传授用本土白话翻译的书籍，以此抗议罗马天主教会的繁文缛节。非神职人员有了上学的机会，德语书和小册子大量流通。在代芬特尔一地就建立了许多印刷厂，出版了大量的德文书。到15世纪末，德文版《圣经》已经大量印行，虽然美因兹的大主教说：“我们的母语贫瘠，不敷应用，翻译家不得不绞尽脑汁，发明词语，表达不为人知的东西。”

人们对白话《圣经》的兴趣，尤其是大学兴起之后的兴趣，导致学者与教会的冲突。1510年，科隆的一位希伯来学者罗伊希林写了一本小册子，受到猛烈的抨击。伊拉斯谟继续校勘、翻译并出版古典抄本，在汇集经典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与巴塞尔的印刷商弗洛本（Johan Froben）合作，于1516年3月出版了希腊文的《圣经》。该书使人摆脱神职人员的思想奴役。在这一点上，它对人类思想的贡献，胜过路德所有著作的愤怒吼声［马克·帕提森（Mark Pattison）语］。路德1522年的德文本《圣经》，廷德尔的英文本《圣经》，埃蒂安纳的法文版《圣经》，都以伊拉斯谟这个本子为基础。路德抗议罗马教廷出售赎罪券，使金钱流向罗马。他强调使徒保罗提出的“因信称义”说。他抨击圣餐的教义和宗教法规的束缚，抨击教士的自吹。他充分利用业已成熟的图书交易，利用大量印行的《圣经》，先是用《新约》，后又用《旧约》。这些书的发行价都很低。论辩文章风行。小册子可以用小型印刷机，而且印制速度很快，故获利丰厚，亦能够在报贩手里迅速卖出。高地德语成为近代德语文学的基础。1513年，德国印行的图书共90种，1518年就增加到146种，1523年又增加到944种。对开本的宗教图书和宗教改革家的小册子和传单互相竞争。在这个过程中，法兰克福书展地位下滑，1579年出版审查制度建立之后尤其如此。莱比锡因此而获益良多，成为一个图书业重镇。大型出版公司比如科堡公司，集中出版天主教的图书，它们感觉到了新教图书的挑战。

德国爆发了宗教改革。与此同时，法国等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治的地区，对宗教改革进行镇压。16世纪初的前20年内，希腊语在意大利的地位下降。1512年佛罗伦萨陷落，1527年罗马遭到洗劫，1530年法兰西国王查理五世在意大利的波伦亚行加冕礼，接着是西班牙影响的上升。但是，学问反而滑坡，其标志是俗语影响上升，马基雅弗利的著作用的就是本土的俗语。在法兰西，巴黎大学和法国皇帝竭力抵消法兰克福书展的影响，1534年对路德著作采取严厉的压制措施。印刷机的效率提高，每小时的印刷从20页增加到200页。1538年以后，里昂和巴黎限制书市，劳工就业困难，促使埃蒂安纳这样的印刷商迁移到瑞士。在那里印刷工业受到鼓励。但是，攻击皇家、宗教和公共秩序的书籍，却受到规章的限制和镇压。于是，书籍就送到国外去出版，然后再运回国内，尤其是在1570年之后。1540年建立的耶稣会产生影响，它极力反对新教，终于在1572年爆发圣巴托罗缪大惨案。这是学问衰落的标志。“女人和无知者——均为主要的被征服对象——再次被忏悔和布道坛征服。”希腊语作为异端语言而地位下降。“语文学是新教的显学。”“从1587年斯卡利杰移居荷兰莱顿那一天起，法兰西共和国的学术霸权就让位给荷兰人了。”“大约从1600年开始，巴黎大学的学术退化。这是欧洲文学史引人瞩目的事实。”

法兰西学术式微的同时，俗语的地位却在上升。手抄本的内容通过印刷而广泛传播之后，人们对当代作家作品的要求随之增加。拉伯雷作品的目的就是要满足里昂印刷商的需要。里昂这个中心不受巴黎大学的干扰。蒙田“率先用现代语言和通俗形式来表现人性和举止等重大问题”。他驱逐“学院派奴颜婢膝的酸腐味”。托里（Geoffrey Tory）和多雷（Dolet）等印刷商支撑通俗语的重要地位。“古人包括希腊人和罗马人，都只把自己的母语作为论辩的工具，从来没有用过其他的语言”［哈拉姆（Hallam）语］。1540年加尔文的《论基督教制度》出版后，新教徒继续对翻译《圣经》感兴趣，他们充分利用俗语，迫使其论敌不得不以俗语回应。君主们认识到，对提高自己的威望，统一领土，俗语具有重要意义。弗兰西斯一世1539年的敕令，结束了拉丁语在法庭上的地位，确定法语为官方语言。在一定的意义上，1597年的《南特敕令》承认了新教和俗语的影响。到16世纪末，法语对拉丁语的决定性战役取得了胜利。

法国一方面限制书的出版，一方面鼓励纸的生产。商业主义的政策有利于纸的出口。1554年，巴黎大学的校长说：“可以更多地通过造纸厂，而不是其他在法国行不通的贸易方式，来获取国外的金钱。”到16世纪末，法兰西垄断了欧洲纸的出口市场，给邻国提供生产书籍的物美价廉的原材料，这些书又从邻国走私回法国。荷兰和瑞士可以抗拒审查制度，它们强调出版自由，借以利用法国的廉价纸张。印刷商和印刷工从里昂和巴黎移居热那亚等出版中心。法国印刷商反对出口，支持审查制度，使胡格教派和天主教派的斗争更加残酷。“里昂印刷商利用‘异端’之名，把边境上没收的热那亚走私书搞到手，借以控制法国的书市。新教国家没有设置禁书目录，所以热那亚的书商就无法报复法国人。因此，他们只好低价卖书——更加无可奈何。”

尽管神圣罗马帝国有书籍审查制度，普郎坦还是在1550年之后在安特卫普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出版业。在教会和君主的支持下，他在1568年完成了一部多语种对照的《圣经》。安特卫普遭遇洗劫以后，他于1583年迁移到莱顿大学。早在此前的1575年，奥兰治的威廉已经把这所大学建成了新教的学术重镇。普郎坦率先大规模地将排印和刻印结合起来，出版了许多大套的插图版图书。这些大部头的图书对科学尤其是植物学的发展极其有利。在他的支持下，莱顿大学成为学术和学习的中心，吸引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科学家，比如克鲁西乌斯和斯卡利杰。随着荷兰印刷业的扩张，大规模的铸字业也得到发展，各种各样的字钉都能够生产了。

欧洲印刷业增长的同时，新闻业也实现了扩张。1554年之后，富格尔家族使用大量的新闻通讯。君主主办的邮政大大改进，印制的单张也大量发行。年历大量出版。16世纪末，科隆开始出版期刊。信息的流通有利于金融中心的成长。德国南部的富格尔家族矿业公司在意大利经营，它的支持使西班牙建立武功，使热那亚兴起，佛罗伦萨受损。佛罗伦萨的许多金融家遂移居法国的里昂。“好望角和美洲的发现，使里斯本的地位超过威尼斯。陆路运输商、荷兰商人从渔业转向西班牙到安特卫普的海运。”到1554年，安特卫普的货币市场已经很倚重西班牙和美洲的白银。安特卫普每日开市的交易所，需要继续不断的新闻服务，同时提供各国商社的定价和利率。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格兰等政府的借贷在安特卫普交易所流动。这里的交易取代了市场上的买卖，这个交易所成为欧洲的交易清算中心。由于宗教裁判所的威胁，金融家被迫离开安特卫普。1576年安特卫普陷落，阿姆斯特丹与荷兰兴起。1579年的乌得勒支联盟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基础。人们热情拥抱加尔文教派，教士的特权被摧毁。

印刷术在英格兰受到的压制，也许比在欧洲大陆受到的压制更加有效。不过，都铎王朝的集权有助于加速文艺复兴的影响，促进了宗教改革。亨利八世鼓励学术，大力兴办学校，摧毁修道院。大陆上被窒息的文艺复兴，在英格兰开出了灿烂绚丽的鲜花。在修道制度之下，土地和财富被修道院垄断，修士的禁欲主义耗尽了教育的资源。修道院废除之后，神职人员的禁欲主义不复存在，广泛的兴趣随之兴起。“亨利八世在沃尔西、克兰麦和克伦威尔的支持下，为斯宾塞、锡德尼和培根铺平了道路，播下了种子。”由于没有萨利法，伊丽莎白女王得以即位，她对文学进行扶持。英格兰感兴趣的是羊毛而不是亚麻，它不得不依靠从大陆进口纸，因此限制了出版业。这就有利于发展商业、维护王权。1540年之后，波托西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物价上涨，又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这都给伊丽莎白时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出版限制加强了人们对戏剧的兴趣，使莎士比亚有了利用和拓展英语表现力的用武之地，这个表现力过去是被印刷术给压抑了。“1587年马洛的剧作《帖木儿》大获成功，这也许是英格兰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它使悲剧自然……结束了……一切无谓的理论。莎士比亚的出现，走在一切学院的前头。那个时候，大众教育和文学教育还没有演变为难以计数的定义和僵硬的用法。他有幸享受后继者梦寐难求的发明创造自由。”在古代雅典，文字还没有站稳脚跟之前，悲剧就已经盛极一时。在英格兰，印刷术还没有取得支配地位之前，悲剧就繁荣昌盛了。

字母表灵活，适合机械化生产，印出的文字容易和口头传统接近。依赖羊皮纸的书面传统比较僵化。纸张之所以能扩张的原因之一，就是依赖羊皮纸的书面传统和口头传统之间的鸿沟。起初，印刷词语的作用是加强书面传统的地位，因为它倚重的是手抄本。可是后来，到了16世纪，它却弥合了书面传统和口头传统的鸿沟。到16世纪末，通俗语已经成为欧洲各国文学有效的基本工具。字母表和印刷术的灵活性开启了西方文明分裂的大门，因为它强调本土通俗语的重要地位。各国通俗语的生命力，由于各种白话本《圣经》的翻译而得到加强。白话本《圣经》使各国的通俗语带上迷人的魅力。

到16世纪末，与羊皮纸相联系的知识垄断被推翻，与纸相关的知识垄断兴起，新旧知识融合。新的知识垄断见诸独立的王国之中。在这些王国里，国家压倒教会，政教分离，路德教派和英国国教就是这样的。1516年法兰西和罗马教廷的协议，使法国完全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束缚，法国文学抵消了白话本《圣经》的重要影响。博丹给王公提供了对抗宗教政权无坚不摧的武器。共同主权是政治社区的基本要素。在注重白话本《圣经》的国家里，注经的重要地位既支持学术，又支持宗教教派。新教教派之所以多如牛毛，盖源于这样一个观点：“《圣经》所言绝对不会出错。”加尔文教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宽容的要求。日内瓦这个社区，是现代第一个“靠严格的自律，使个人自由和平等相结合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基础，是追求道德完美的共同奋斗”。自我控制是美德的基础，自我牺牲是共同福利的条件。

在17世纪，法兰西继续扮演纸张出口国的角色。然而，支持出口、限制出版的重商主义政策，终于使《南特敕令》在1685年崩溃。大批胡格诺教徒包括造纸工匠移民到重要的消费国，如荷兰与英格兰。到17世纪末，荷兰用上了风力发动机和碎布磨浆机，淘汰了旧式的亚麻浸泡工艺，缩短了流程，它生产的纸品更加优良。大约在1620年，布劳（Blaeu）对印刷机进行若干改进，使产量大大提高。专制君主对批评的压制，迫使报纸和书籍挪到荷兰去印制，然后再偷运回法国。培尔等流亡者的批判性文章，为以后的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奠定了基础。克勒克“也许是懂得评论家影响文学的第一人”［哈拉姆转引蒙克（Monk）主教语］。笛卡尔在流亡期间提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打垮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荷兰印刷商充分利用他们大规模开发印刷业的优势。埃尔齐韦尔斯（Elzivir）公司大量出版图书，发行到欧洲各地。纸张的生产可以满足小型号纸的要求。铸字工业成为主要的产业活动，铅字销售到英格兰和欧洲各地。铅字的铸造从手工艺转变为工业生产。

和法国一样，英格兰也对印刷业进行压制，从荷兰进口图书的商务随即兴起。1621年印行了库郎特宫廷舞谱，接着又有小型的新闻书籍问世，但是议论国事却是犯禁的。1637年星室法庭的一条法令把伦敦的印刷厂限制在20家，铸字厂限制在4家。紧随短命的压制，爆发了内战，或者叫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即为一例。1641年，星室法庭被废除之后，小册子和报纸蜂拥而起，或支持议会，或支持国王。“如今，最单薄的小册子也洛阳纸贵，比博学鸿儒的书还要畅销。”“用小册子进行的论战，是大众民主教育的第一场重大试验，是把印刷机当做议论时政的喉舌。”议会胜利之后，国王又开始镇压。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王政复辟之后。1662年颁布执照法，莱斯特兰奇实行严格的检查。镇压时断时续，通讯小报也同时增加，这些小报想方设法避开检查制度。报纸作为政治讨论的媒介受到限制，但17世纪末咖啡馆的兴起又抵消了这样的限制。广告业兴起，成为报纸的一个财源，报界的极端困难因此而得到解决。意味深长的是，首批的广告包括图书、印刷品、江湖药品、茶叶和巧克力。

对某些类型文学的压制，又促进了其他类型的文学。在这些类型中，《圣经》尤其是钦定本《圣经》（1611年）独占鳌头。它成为清教徒兴趣的中心。这一类文学使散文的地位超过诗歌和戏剧。1647年，清教徒压制戏剧，但是查理二世在王政复辟时期又使之复兴，以适合王族看戏的需要。印刷术使散文增加，其影响所及加深了人们对科学的兴趣。对古人的崇拜，尤其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崇拜，使人油然而生今不如昔的绝望之感。培根挺身而出予以抨击，他代表了伊丽莎白时代的辉煌成就。宗教改革抨击世俗权威，倚重《圣经》，对亚里士多德的批评也同时兴起，对科学的有力赞助亦随之发生。“我们就是古人，古人就是青年。”对《圣经》的信仰战胜了融合希伯来和古典传统的企图。对自然而不是对头脑的关注，强调的是从客观事物抽取真理，而不是从书本寻求真理。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天文学发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吉尔伯特发现电磁现象，哈维发现血液循环等等，都强化了科学的意义，形成与书本的强烈反差。“对聪明人而言，语词是计算器，仅此而已；对傻瓜而言，语词却是金钱。”［霍布斯（Thomas Hobbes）语］哲学研究方法的深刻转变，如怀特海所示，伴随着数学的进步。数学的进步与笛卡尔和牛顿的名字紧密相连。1660年成立的皇家学会，旨在鼓励对科学的兴趣。“他要使哲学从语词走向行动，确保求真务实的人给学会的奠基贡献自己的力量。”［布鲁克斯（Robert Brooke）语］“对生成（the becoming）的观察取代了对存在的沉思。”自然神论的兴起，把自然从撒旦手里拯救出来，交还给上帝。自然和理性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和财产权。在这一点上，它们与封建秩序和教会秩序截然对立。霍布斯的批评，使教会控制灵魂的核心堡垒发生动摇。“只在书本中寻找我们的神性，无异于在死尸中搜寻活人。”［史密斯（John Smith）语］“我说，我们为什么不翻阅活生生的世界之书，而是去钻死气沉沉的故纸堆呢？”［科米乌斯（John Amos Comenius）语］科学有利于散文的成长。斯普拉特宣称，皇家学会的宗旨，是“把关于自然的知识从修辞的色彩、幻想的手段或寓言愉悦的欺骗中分离出来”。他担心，“皇家学会宗旨的整个精神与活力，被言辞的花哨和冗赘而消耗殆尽了”。弥尔顿决心把诗歌从魔鬼的手里拯救出来，把英国白话的水平提高到意大利人那样的水平。他借助《圣经》这个资源完成史诗《失乐园》和《复乐园》。洛克散文的风格有所不同，它是那个时代的指针，具有高雅谈吐的语气，没有“学校那种不雅或酸朽的行话”。结果自然是这样的：“英格兰的散文风格……用异端畏惧死神的语气写就。对异端而言，这是充满宗教活力和革命活力的风格”。

印刷术的冲击不仅表现在17世纪的哲学中，而且反映在议会的兴起中。它对议会制度内部高效的办事程序做出了贡献。法律摆脱了自然观的影响。这个观念在科学兴起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盎格鲁-撒克逊人本能地厌恶用政治意识形态来腐蚀法律，对其而言，莫此为甚。”法律摆脱了自然观念的影响。这个观念在科学兴起的过程中至关重要。英语受大陆法语和拉丁语的影响，其性质不精确，它不适合用来表述精准的法典。

柯克爵士认为，普通法是英国的基本法，是理性的体现。议会不能改变这个普通法。“当议会的法案违背普通的权利和理性，或令人厌恶或难以实施的时候，普通法就应该来控制它，并确定该法案无效。”（博纳姆案）在反对君主集权的过程中，议会宣称并行使最高的权力。于是，权力的理论就代替了法律的理论。“普通法是活生生的、富有人性的，而成文的法律则既不仁慈也不幽默。”霍布斯提出了主权的理论。主权论将教会的权力完全置于民权之下。这个思想滥觞于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它给殖民地主权与大英帝国主权的冲突埋下了种子。这场冲突摧毁了不列颠帝国。1653年，“政府这个工具”设置了护国公。这是用成文法来限制议会权力的第一次尝试，也是最后的一次尝试。1689年的革命确立了议会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殖民地限制立法机构的成文法还是保留下来，殖民地还是相信基本大法。

新的财政手段从安特卫普传到阿姆斯特丹再传到伦敦，议会至上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报纸的增加也促进了传播的改良。市政信贷的观念从意大利的城市传播开来。在独立战争中，低地联邦共和国率先把国家信贷用作有效的武器。继安特卫普之后，阿姆斯特丹成为一个交易中心，不过它主要是经营股票而不是政府证券。荷属东印度公司是一家大型公司，成立于1602年。1580年，西班牙兼并葡萄牙之后，荷兰与亚洲的贸易陡增。30年战争之后，荷兰在欧洲的贸易也随之上升。阿姆斯特丹的证券交易促成了反对法王路易十六的联盟。英国模仿荷兰模式组建公司，公司的成员为其经营负责。大量债券、公债以低息流动。1689年革命之后首创了公债。1698年又首创了国库券（Exchequer Bills）。议会至上使英格兰可以大量使用公债本金。有效的储备金支撑纸币，使英格兰可以解决银币大量流向印度的问题，同时解决了它拓展贸易的问题。普通法的所有制观念与罗马法的绝对所有制观念不一样，这有利于贸易的发展。“宽容是新金融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政治体制的必然结果。”“共同之中有非正统的观念，人们公开发表与既成意见不同的观点，因此贸易生气勃勃，迅猛发展，每一个国家和政府都是这样。”在英格兰，“无论是集权的国王还是集权的教会，都不可能再妨碍经济的发展了。”

从法国移居英国的胡格诺教徒建起了造纸厂，威廉王与玛丽王继位，纸的生产随即增长。此后，对印刷业的限制接着放松。洛克指出，印刷自由使荷兰深受其惠，伦敦书籍印刷出版经销同业公会的垄断使其损失惨重。1695年，英国的《特许状法》（Licensing Act）已经名存实亡——这是伟大的一步。用麦考利的话来说，这对“自由和文明的贡献，超过了《大宪章》和《权利法案》的贡献”。

荷兰与英格兰前进，法国和德国却落后了。野蛮的30年宗教战争（1618-1648）使德国分裂为几个公侯国，王公决定臣民的宗教信仰。传播的快速发展摧毁了战争的常规，宗教突显了人性残忍的一面。1648年战争结束之后，格劳秀斯讨论主权国家的关系时，回归自然法的观念。他的影响日盛，力量均势成为人们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在1672年的战争之中，路易十四企图摧毁荷兰共和党人的报纸。1682年，他下令驱逐胡格诺教徒。高卢教会至高无上的地位牢不可破，表现出政教合一最恶劣的性质。集权政治使国家生活的源流干涸。1648年，法国财政崩溃。意大利金融家消亡了，但是一个有效的交换体系并未诞生。1683年，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尔（Jean Baptiste Colbert）去世时，法国财政混乱得一塌糊涂。不过在路易十四统治下，行政效率提高，政府的综合能力、决策能力和坚持力，都有所改善。“路易十四政府是第一个一心一意像强权那样管理国家大事的政府，果敢精进，不惧革新，因为它把希望押在未来身上。”然而，到1712年，君主政体和路易十四一样，都腐朽不堪了。

在18世纪，法国的工业和贸易日益尝到了高压政策的苦果。它的造纸业有了一些改进，但这些改良却是姗姗迟来、小修小补的，引进滚筒和木制抛光辊就是这样的改良；这些东西是荷兰人发明的（约1720年）。法国人试图与荷兰的产品竞争，其表现是制定生产的详细规章，实施限制，禁止出口碎布。法国造纸工业的困难，表现在家族的控制和工会的兴起，工会一心要求改善工作条件。荷兰纸业发展迅速，其国内外市场拓宽，碎布进口也增加。英格兰用保护主义鼓励纸业生产，使之在整个世纪都得到发展。它从欧洲大陆进口大量的碎布。它声称要自给自足，到世纪末却出现原材料短缺的严重问题。

1695年《执照法》终结之后，出版物随之蜂拥而来，第一种单张的日报也于1701年翩然而至。但是，手摇印刷机生产受到局限，8小时只能印2，000张，印刷工人用接力方式每人印一版。这样的生产速度限制了每家报纸的发行，却也促进了许多小报的诞生。同时，其他时效性不是很重要的媒介也得到了发展。报纸的局限性加强了小册子的地位，使之成为政党斗争的武器。报纸使斯威福特、笛福、爱迪生、斯蒂尔大有用武之地。说到哈利时，斯威福特写过这样一句话：“哈利这样绯闻不断的人利用文人，无人能出其右。”1712年强制执行的印花税，限制了新闻业的扩张。沃尔浦尔首相上台之后，印花税又促进了新闻业的垄断。1725年英国政府加税，1738年又禁止印行议会辩论稿。由于上述种种限制，印刷商就集中办周刊，稍后则集中出月刊的文摘，《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即为一例。在1710年实施的版权法的支持之下，通过出版大部头的书，印刷商很快变成出版商，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市场而不是工艺。在文化普及之前，出版商雇用一支又一支抄书的大军。这些人删节、编纂、注释，用的是剪刀糨糊。1728年出版钱伯斯的《艺术与科学大词典》（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 and Sciences），已经实行预订的办法。沃波浦尔首相临近下台的时候，出版商出版的书籍已经花样繁多。1740年，里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书信体小说《帕美勒》出版，其他小说也络绎问世。流动图书馆给新的图书品种拓宽了市场。1744年，纽伯利（John Newberry）开始出版插图本儿童图书。

1774年的法庭裁决打破了出版商的垄断。该裁决否定了普通法之下的永久版权。此后，小出版商纷纷抢出廉价的重印本。大出版商则转向大型而昂贵的图书，比如罗伯逊、斯密和吉本的著作。苏格兰作家不曾经历枯燥乏味时期之害。他们直接得到大学的支持。这里的罗马法传统养成了哲学思辨的兴趣，反映在亚当·斯密和休谟的身上。1771年，《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苏格兰印行，该书依靠的是学术写作。1774年之后，苏格兰的印刷商和出版商共同把市场做大。康斯特布尔开始了高尚的出版业，与司各特合作。康斯特布尔“也许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出版商”，他“率先打破了伦敦图书贸易的垄断地位，使英国文学成为今日之文学”。司各特战胜“令人压抑的文学追求”。1802年，康斯特布尔创办《爱丁堡评论》。英格兰作家从平庸的文学中解放出来。紧随蒲伯之后，约翰逊博士和哥尔德斯密斯使卖文为生成为作家的职业生涯。

18世纪下半叶，由于社会对战争新闻的需求增加，由于广告的支撑，报纸的地位更加重要，尤其是限制张贴广告之后。1774年之后，经过朱尼厄斯和威尔克斯的努力，得到了出版议会辩论稿的权利。传播技术的改进拓宽了日报的市场。但是，印花税和广告税的限制更加严格，诽谤罪的威胁又高悬头顶，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小册子的销量急剧增长。1790年之后，通俗文学盛极一时。女性作家占有突出的地位。到世纪之交，浪漫主义文学已经在英国读者中扎根。18世纪创造的散文几乎湮灭不存。在休谟的影响下，对理性和自然的倚重变成对自然和感觉的倚重。“理性是而且只应该是激情的奴仆，它不能强装承担其他的功能，只能是服务并服从于激情。”（休谟语）“人人都相信长生不死，直到他们听见玻意耳讲演，这个信仰才开始动摇。”理性与自然律被摧毁，政治上的限制，自然神论的衰落和锈蚀的宗教机器，都给怀特菲尔德和卫斯理领导的卫理公会奠定了基础，使之迅速发展。

大不列颠的发展对殖民地产生深刻的影响。对新闻自由的压制也对殖民地产生深刻的影响。大不列颠文学活动的扩张，曾经是政治压制的宣泄渠道，可是它却压倒了殖民地的文学，迫使殖民地集中于发展报纸，让文学进入报纸的副刊。荷兰和英格兰的书籍源源不断地流入殖民地。在出版议会实录方面，在与邮局的关系方面，印刷商都处在支配地位。这导致了报纸的发展。殖民地的报纸主要是依靠英格兰报纸上的文章。沃尔浦尔首相控制报纸，之前英格兰报界的争论，又在殖民地重新进行。反对限制的斗争在殖民地更加深入人心。一个原因是革命的精英移民去美洲，以躲避迫害。曾格曾经被控告叛逆而受审，1735年陪审团却宣告他无罪。印刷商关心政府赞助，常常采用鼓动的办法，数量众多的殖民地挫败了政府统一监管的企图。富兰克林这样的印刷商，从一个殖民地迁移到另一个殖民地。1765年，大不列颠企图强加印花税，触发了美洲殖民地舆论的不满，引起民众坚决的抵抗。“印刷商受政府影响时，通常也站在自由的一边。他们对利润的关心也毫不逊色。印花税首先就公开侵犯他们的自由，其次又威胁他们的利润，所以激起他们团结一致的抵抗。”革命爆发前夕，纸张的生产增长到相当大的规模，殖民地还可以生产自己的印刷机和铅字。报纸成为“经济布局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革命成功了。保障出版自由的《人权法案》通过了。这都反映了报纸的力量。

革命之后，报纸多半紧密挂靠政党，关心如何影响公共舆论。由此产生的怨恨使芬诺1799年写下这样一段话：“美国报纸是最下贱、最虚伪、最奴性、最腐败的报纸——其编辑是最愚昧、最贪婪、最粗鄙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用锈迹斑斑的铁丝做成，这种铁丝是肮脏的商业贪婪。”对报纸进行压制的尝试，使亚当斯在竞选连任中失败，联邦党人遭受重创。“印刷商永远不会让我们享受完美的安宁，永远不会让我们万众一心。”（杰斐逊语）印刷术的非均衡发展产生扭曲的结果，这是英帝国瓦解的原因之一。以权力为基础的议会在法律上的至上地位和持久的罗马法成分，自然要产生分裂。印刷术非均衡发展的结果，又强化了这种分裂。英格兰的制度不能适应殖民地的新环境，所以英国失去了西半球的殖民地，大英帝国在东半球也处境不妙。爱尔兰在绝对依附和绝对独立之间的地位，理论上没有调和的中介。随后的殖民地也无法在这两极之间寻求协调。宗教在殖民地的发展超越了美国新教圣公会的影响，加强了对英国议会的抗拒。

法国造纸工业发展的同时，遇到了版权和压制的问题。这就助长了印刷商移民的势头，法国人写的书在荷兰和日内瓦印好之后，源源不断地偷运回国。“如今，荷兰已经成为法国一台庞大的印刷机。而且……有理由牢记荷兰出版自由必然产生的功劳，它在18世纪传播了法国的思想，在17世纪给法国思想家提供了庇护，其中包括最伟大的思想家笛卡尔。”卢梭的主要著作没有一本是在法国印行的。“思想的普遍流传，在英国不会引起丝毫的情感震荡，绝不会引起惊慌，只会像电流一样敏感，从王国的一端传到另一端，而且使情趣和处境相似的人结为团体。然而，在法兰西，思想普遍流传的条件并不存在。”《百科全书》之类的大部头书籍之所以能够在法国出版，之所以能够逃避税收的重负和走私的危险，那是因为它们诉求于权贵，并最终逃避了审查。一个出版商联盟在权贵的支持下承揽了这项工程，其蓝本是英国的《艺术和科学大词典》。经过难以计数的困难，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百科全书》终于完成。世俗的文学终于战胜了陈旧的制度和教义。精神力量从教会之手转入文人学士之手。在物理科学面前，神学和形而上学形同侏儒。《百科全书》的影响得到报界的支持，因为报界也试图逃避知识垄断的影响。对广告的限制，使许多秘密传单流传，革命领袖用这些传单鼓动战斗。“印刷术是思想的大炮”。［里瓦洛尔（Rivarol）语］“人民的一切愤怒和反叛，首先是在报纸中产生震荡的”。报纸上的暴力受到镇压。1794年，德穆兰被处死后，自由不复存在。“如果我对新闻界不加以控制，三个月之内我就会下台。”（拿破仑语）法兰西的政策助长纸的出口，压制出版，且助长荷兰和英格兰印刷业的势头，这就造成不均衡发展，并最后以法国革命而告终。然而，这个仰赖政教一体的政策，构成了一个庞大帝国的基础。这个法兰西帝国几乎把北美尽揽其中，从东部的圣劳伦斯河到南部的密西西比河再到北部的萨斯喀彻温河。后来法国失去这个帝国，它落入大不列颠之手。稍后，不列颠第一帝国崩溃之后，它又成为不列颠第二帝国的基础。这个第二帝国比较安稳，实现了重组。组织能力的缺乏，加速了第一帝国的危机。

19世纪初，造纸业和印刷材料受工业革命的影响。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国际资本从阿姆斯特丹流向巴黎再流到英格兰。福德利尼尔造纸机在法国发明，在英格兰改良并得到推广。尽管人口增加，纺织业也发展，纸的产量还是因为碎布供不应求而受到限制。直到19世纪下半叶，情况才有改观。木浆造纸提供了庞大的新材料资源。联合王国纸张的总产量，1800年的手工纸是1.1万吨，1861年的产量跃升到10万吨，其中的9，600万吨是机制纸。到了1900年，纸产量飙升到65.2万吨，其中的64.8万吨是机制纸。加上进口纸，1900年纸张的消费量总共是100万吨。价格下降，1800年大致是每磅1先令6便士。1836年降到10便士。1859年又降到6.5便士。1900年再降到1便士。1814年，《泰晤士报》印报用上了蒸汽机。这使它在19世纪上半叶稳居主宰的地位。

报纸的产量增长，从最初的每小时印250张到1，000张到1853年的12，000张。对纸张、广告和报纸的征税政策，加强了《泰晤士报》（The Times）的垄断地位。到19世纪中叶，其发行量超过了其他伦敦报纸的总和。报纸杂志之类的媒介比较注重素材，不太注重新闻，税赋比较轻，故而迅速扩张。在争取不纳“知识税”的斗争中，报纸的纳税减轻。到1840年，一张报纸一便士邮费的政策确定下来。代价不高的大规模煽动变成可能。抨击“谷物法”成功了，19世纪50年代废除印花税和广告税的鼓动成功了，1861年废除纸张纳税的宣传也成功了。这一切都说明，报纸的煽动能量是很强大的。结果，挑战《泰晤士报》地位的报纸应运而生，比如1846年冒出来的《新闻报》（News），1855年新办的《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泰晤士报》的政治影响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达到顶峰，战地记者拉塞尔的电讯稿非常有效。加入伦敦竞争者行列的报纸利用电报；地方报纸也开始用电报，地方报纸的需求使之成为政府办的报纸。《泰晤士报》的影响下降，它的美国新闻不得不依靠纽约的《先驱报》（Herald），它支持南部同盟分裂美国的立场，就使其吞下不幸的苦果。在普法战争中，《泰晤士报》与《新闻报》和纽约《先驱报》的合作，使这两家报纸能够在新闻报道中占据主导地位。《泰晤士报》发表的“皮哥特文件”后来证明是伪造的，这使它威信大跌。到1890年，《泰晤士报》实际上已经破产。1870年的《教育法案》使读物的需求量增加，《花絮报》（Tit-Bits）和《答问报》（Answers）应运而生。这两种报纸是《每日邮报》（Daily Mail）和《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新新闻（New Journalism）的先驱。

纸张降价和《教育法案》的结果，还表现在出版业的发展中。穆迪-史密斯公司创办的流动图书馆，意在满足妇女对小说的需求。这种图书馆靠三部曲的小说支撑，其售价为31先令6便士。单卷本小说加入竞争。该公司遂于1894年6月27日宣告，成套小说的发行价6个月之后降价到4先令一套。到1897年，市场上仅存单卷本的小说。6便士小说的成功迫使出版商集中出版市场广阔的小说。到了20世纪，需要布面精装书的流动图书馆，失去了主导的地位。大规模生产和小型纸皮书的销售，使流动图书馆的地位进一步削弱。《泰晤士报》的垄断，加强了非新闻媒介的地位，这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美国没有保护国际版权的立法。期刊、杂志和书籍的文学作品，出口到美国。涉及的作家有安斯沃斯、狄更斯、柯林斯、萨克雷和特罗洛普。美国文学局限于报纸，局限于不大和英国文学竞争的一些媒介。美国作家在报纸上找到了一条出路。“新闻自由”和大都市的发展促进了报纸的成长，有利于技术的迅速进步。圆压印刷机、铅版、卷筒纸印刷机、整行铸排机等技术进步，加快了印刷速度。原来每小时12版的报纸印2，400份；1887年，每小时可以印8版的报纸48，000份；1893年又加快了速度，可以每小时印8版的报纸96，000份。大西洋电缆的完成使欧洲新闻更加重要，一种新型的浓缩写作风格形成。这种文风使美国英语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不受英国英语的束缚。1890年的版权法保护了美国作家，使这两个国家的文学更加不同。

广告业在大城市至关重要，它加强了大报的财政地位，使报纸之间和城市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人们需要新闻扩大发行，这加速了电报业务的发展，也加速了新闻社的组建。技术变迁使垄断地位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样的动荡又反映在政治变迁之中。贝内特从事的新闻活动，他开创的便士报，街头零售等业务，使商业大报订阅系统的垄断地位受到削弱。与报界竞争和动荡伴生的，是杰克逊时代的政治动荡。大都会报界摧毁了国会的专一权威。1840年之后，政党机器把权力重心转移到首都华盛顿。19世纪50年代，《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引进快速印刷机。与此巧合的是共和党的崛起。紧接着是林肯当选总统。报业扩张的同时，北方的商业活动兴盛，北方与不太活跃的南方产生摩擦，最终引起了内战。北方胜利之后，共和党执牛耳，直到普利策在纽约开创了快速的新闻业务。此前，他有在圣路易斯办报的经验。他为民主党的克里夫兰夺回白宫助了一臂之力。后来，在旧金山办报成功的赫斯特也进入纽约这个报业战场。普利策离开民主党之后，赫斯特就成为民主党的赞助人。

木浆造纸使纸的价格下降。1875年是每磅8.5美分。1897年降到1.5美分。木浆用材主要是花旗松。快速旋转的石磨把木屑碾磨成很细的纤维，形成纸浆，然后按照70‰-75‰对20‰-25‰的比例，与掺了化学品的纸浆混合。这样的造纸工业需要大片的花旗松树林和廉价的水源，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费也要便宜。工厂坐落在水电厂附近。大型造纸公司逐渐兴起，提供必要的资金，并对价格施加影响。它们试图提价，而报界则坚决反对提价。报界老板积极参与政治，意在抬高自己的声望，扩大报纸的发行量。和格里利一样，赫斯特觊觎纽约市长宝座和纽约州长交椅，直至入主白宫。美国总统，尤其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很善于利用报纸，支持报纸降价。塔夫脱政府成功地降低了从加拿大进口新闻纸的关税。威尔逊总统任内，民主党实行低关税，这更加有效地反映了报界的需求。加拿大政府施加压力，把造纸厂建在加拿大；造纸业突飞猛进，这是由加拿大水力资源决定的。新闻纸产量的剧增，使报纸篇幅增加，星期天报纸的增幅更加突出。新闻纸的增产还催生了新的发行手段。以配图为主要特征的通俗小报，利用各种低级的耸人听闻手段。其效果与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同步。这个时期突出的特点是广告，是各种营销组织。其宗旨是快速而广泛地推销适合广告的产品。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有利于扩大报纸发行量的新闻。

与新闻纸相关的经济十分敏感，其垄断地位与广告相关。它倚重广播这个的新媒介，稍后这样的偏重对大规模的经济萧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广播兴起的同时，政坛风云变幻，民主党又重新执政，富兰克林·罗斯福入主白宫。他声称，“报纸与他作对给他帮了大忙，所获助益，莫此为甚”。美国大都会报纸形成地区分割的局面。与此同时，周报和文摘报又提供了一个全国共有的观点，而不是一个城市的观点。图文并茂的报纸和广播适应全国性广告的需求。广播提供最基本的共同需求，对音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印刷、图片（含电影）、唱机（含对讲机）、广播的机械化，具有深重的意义。文学、艺术和音乐都反映了这种意义。语词所受的机械化压力也反映出来：拼写简化了，语义学随之兴起。词语的局限使人们诉求于建筑，摩天大厦兴起，并成为一种广告媒介。北美的情况和大不列颠及欧洲的情况很不一样，这里的书籍不如报纸重要。机械化使出版业倚重畅销书，在畅销书和高雅而难懂的文学艺术作品之间造成了一条鸿沟。文学和其他学术领域庄园化，成为现代封建庄园式的东西。出版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与大学联手，建立了知识垄断，教科书就利用这样的知识垄断。大型教科书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修订，这可能会在牺牲学术的情况下牟利。知识垄断要受到新媒介的挑战。反过来新媒介反映了它们出现时的情况。大型百货商店集中销售《圣经》和正统文学，为出版商利用“不可接触”的题材留下了广阔的领域，他们把这些东西送进廉价的小型书店。如果可以用容忍难懂的东西来衡量文明的程度，那么，同一语言、同一政治地区的知识垄断，一定会削弱文明的能力。

北美传播业的机械化，对大不列颠和欧洲产生影响，并日见重要，这表现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新新闻的兴起。在美国-西班牙战争中，纽约的赫斯特和普利策两大报系，竞争非常激烈。与此同时，在布尔战争中，英国的《每日邮报》和《每日快报》的发行量也显著增加。美国的报纸出版英国版，英国著名记者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和布鲁门菲尔德（Blumenfeld）移居美国，美国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美国办报的技巧引进并应用到英国和欧洲。1908年，诺斯克利夫取得《泰晤士报》的控制权，新新闻的影响在英国彰显于世。政治新闻受到削弱，《西敏寺报》（Westminster Gazette）即为一例。新新闻的影响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一批报人被册封为爵士。美国报界的一个特征是喧宾夺主，它表现政府外交政策的无能，这个特征由新新闻传到了英国。英国的外交政策缺乏稳定性，导致1914年的世界大战。在此，新新闻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布尔战争中，德国皇帝恭贺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克留格尔胜利的电报引起轰动，舆论遂从德国转向法国。布尔战争期间，英国内阁大改组，报界的力量由此可见一斑。布尔战争之后，诺斯克利夫去世，《泰晤士报》控制权重新洗牌，比弗布鲁克爵士执掌《每日快报》之后，他从倚重欧洲大陆政治转向帝国主义政策。这一转向的后果，对英国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意义重大。英国报纸的影响有利于广播实行国家所有制，这是为了遏制广告收入被蚕食的局面。正如美国的情况一样，英国广播这种新媒介使政治家抗住了报纸的压力，鲍德温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1919年到1939年，广告对报纸日益重要。与此同时，对国内外事务的兴趣却在降低。

美国新闻业在欧洲大陆上的影响并不是那么直接，因为书籍在这里深深扎根，欧美的语言和法制又有诸多的分歧。在整个19世纪，由于法国报业对广告的依赖始终不如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所以它不断受到压迫或威胁。从拿破仑严厉管制下解放出来之后，记者们开始为新闻自由而斗争。他们在1830年的革命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可是后来又受到路易·拿破仑的压制。在法兰西第二帝国在审查制度下，法国的新闻业进入“新闻史上唯一形式压倒内容的时期”。法国再一次受到来自荷兰的竞争。法国皇帝抱怨流亡的法国难民的攻击，有人对此做出这样的回答：“比利时的宪法是新闻记者制定的，新闻的绝对自由与宪法纠缠不清，所以立法机构本身没有权力来干预这样的问题，除了立宪会议之外，任何权力机构都无权处理新闻自由的问题。”法国新闻界避免匿名，一部分原因是斗争激烈。新闻记者成为积极参政的人物。大量的政治小报使新闻界处于被操纵的状态，国内外集团通过直接补贴来操纵新闻界。

在德国，小公国实行的政治审查产生强大的影响。结果，人们的才能被迫转向文学、学术和音乐。拿破仑时代之后，普鲁士的影响日盛，政治操纵取代了政治审查。俾斯麦形成了操纵的传统，戈培尔在20世纪继承其衣钵。报纸影响力扩张的速度在美国、英国和德国不一样，这就必然会造成误解。官僚体制下罗马法性质的政治报纸，和普通法国家的报纸有鲜明的区别。1909年，英国《每日电讯报》对德国皇帝的访谈录使英国读者不知所云，因为对英国人来说，让英王爱德华七世接受大国报纸的采访，是不可想象的。建立在书籍上的传统和建立在报纸上的传统产生冲突，导致战争。凡尔赛和约强调自决的政治原则，并承认语言在出版业中的重要地位。所以，随着广播使口语词机械化，这个和约就成为明日黄花。政府对报纸的影响又推广到广播上。对纳粹的当选，广播喇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德语主导的地区，回应广播讲话的魅力，对加入一个大德意志帝国的号召做出响应。在某种很重要的程度上，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报纸和广播这两种媒介冲突的结果。在战争的进程中，英语世界也利用了机械化口语词的魅力，引人注目者有丘吉尔和罗斯福。俄国语言杂存，困难重重，这成为它的巨大优势，德国人的宣传无法穿透俄国语言的障壁。传播的突飞猛进，使野蛮行径突然爆发，这种野蛮行径与17世纪印刷术和宗教战争引起的野蛮行为，有相似之处。这一次的野蛮冲突，再一次使德语地区沦为废墟。

在近东，机械化传播并未成为有效的民族国家基础。在东方，希腊文明成功地顶住了拉丁文化的蚕食。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之后，突厥人统治的地区并未出现统一的语言。在穆斯林主导的地区，对偶像的憎恶，使印刷术迟迟不能推广。国家边界不能和语言边界吻合，主要原因是宗教。以语言为基础的民族感情表现在对政治不公的抗议之中。沙俄帝国的组织阻挡了游牧民族的破坏，这种破坏是西方文明两千多年的心腹大患。拜占庭帝国的传统在俄罗斯东正教和国家的关系中保存下来。传播的发展受到局限。俄国没有出现文艺复兴，也没有形成18世纪的大发展。它的通俗文学很晚才形成气候，反映在19世纪现实主义大师的伟大作品之中。政教融合的体制惧怕西方的影响，直到英国、美国和法国革命的影响在俄国形成共产主义及其文学的结晶。德国的革命倾向遭受挫折，尤其是1848年的革命。民族主义开始滋长，尤其是在意大利。教会的权力日益集中，表现在教廷永远正确的教义之中。接下来的历史是卡尔·马克思等人建立的严密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历史。西方对共产主义的抗拒，使之对俄国人具有吸引力，俄国人把它作为反对沙皇专制的武器。此前，俄国接受了印刷术，安然承受其冲击而没有遭遇革命，可是对共产主义感兴趣的一场革命，终于使俄国土崩瓦解了。

知识垄断的兴衰和与传播媒介相关。不同的知识垄断倚重不同的媒介，或倚重宗教、非集中化和时间，或倚重武力、集中化和空间，因此知识垄断也要变化。苏美尔文化倚重黏土这种媒介，它和倚重石头的闪米特文化融合之后，产生巴比伦帝国。埃及文明倚重石头和莎草纸这两种媒介的融合，结果产生一个不稳定的帝国。这个帝国最终由于宗教纷争而衰落了。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试图融合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波斯帝国诉求于宽容，所以它成功了。希伯来文明倚重文字的神圣性质，它反对倚重铭刻偶像的政治组织。以口头传统为基础的希腊文明产生了强大的酵母，其影响摧毁了诸多政治帝国。罗马掌握了埃及文明倚重的媒介，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制。这个体制在拜占庭帝国保存下来，并与倚重羊皮纸抄本的基督教产生融合。在西方，基督教的武器包括圣奥古斯丁的论述，他强调原罪说，力呈政治领袖的软弱。另一种媒介即纸张出现之后，政治权力更加重要。后来，洛克和卢梭提出心理学上的“白板”（tabula rasa）说，反对原罪说，强调经验是学习的基础。“人民总是追求一个总体的理论，给自己的努力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几乎无一例外，他们找到的理论智慧上都是不可企及的。”［兰多尔（Randall）语］

印刷工业的急剧扩张和对出版自由的强调，都助长了垄断的成长，强化了民族主义。汤因比认为，1875年之前，工业主义和民族主义携手建成了强权大国。此后，工业主义传遍全球，民族主义却狭小单薄。亨利·亚当斯认为，1870年是“文学时代的终结，季刊让位于月刊，文字让位于插图，大部头让位于小单张。”印刷术对民族主义的影响，在普通法的国家是显而易见的。“代议制政府的成功，从物质上来说，受到印刷术的影响。”但是，代议制政府的局限，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印刷术影响的结果。议会辩论实录的发表，有效地控制了议员讲话的发生和环境。萨默斯爵士知道，“在他的时代，凡是他注意的严谨的法案和法律，都是报纸披露的，绝无例外”。在戴西的笔下，这种恶性循环是“法律培养立法的意见”。“现代国家机制的首要事实，是立法的能量。”（梅恩语）“我看，当今这个时代正在快速奔向的局面，是法律篡夺宗教功能的局面。”（柯尔律治语）律师的地位加强了。“在英格兰，从目前的情况看，律师这个职业似乎最能够吸引人才。在这个行当，才能加上实际执业的能力，即使无人提携，也不会得不到报偿。它常常是人们走向政府公职的敲门砖。它给人的大吉大利，少说也是一种资格，和律师多多少少相关的情况下都有用的资格。国家几个最高的官吏也必然出自律师这个行当。”在美国，“律师行当这个贵族成分，是唯一无需暴力就可以和自然的民主要素融合的贵族成分。律师业永恒地和民主成分结为一体，这一结合具有极大的优势。”由于口头传统的经久不衰，报纸对法律的影响就受到调和。口头传统的表现，见诸“广泛传播的自由理性精神。在影响并掌握舆论中，口头传统成为国家的财产；舆论最重要的珍贵喉舌就是陪审团”。（柯尔律治语）“陪审团制度引进法庭之后，法官的人数就可以按照陪审团的人数来削减，这大有裨益。”“无论陪审团的用处如何，它对国民性格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不过，当它用于民事法庭时，它的影响就更加显著了。”至于罗马法与普通法的差异，“两大法系的区别是，普通法赋予权利，罗马法抑制权利”。“英美律师调查已经做的是什么，法国律师主张调查应该做些什么。前者得出案例，后者挖掘理由。”

在普通法的国家，尤其在适应贸易和强调新闻自由的国家，知识垄断加重了报纸、杂志和书籍出版的垄断倾向。出版商利用著名的作者和读者，阻止新作家出现。反过来，名著的重印本又削弱了作者的地位。“让已经去世的作家与我合作吧——他们不会让我久等文稿。”在此，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句：他们不会让你的读者久等版权。“原创性对原创者来说，在知识市场上是最大的不利。”孟德斯鸠之后，谁也不能说，“政治自由的理论是商品循环流通的产品了”。

上述变迁对帝国体制产生深重的影响。不列颠帝国受惠于罗马法和普通法两种传统的融合。日益增长的民族化（nationalization）趋势对不列颠帝国产生影响，民族化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语言又受到印刷词和口语词机械化的影响，例子有加拿大的法语、南非的荷兰语、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语言，还有试图在爱尔兰恢复的爱尔兰语。普通法传统有加强的趋势，它往往反映非集中化成分的影响。“在民主控制下，英格兰必须放弃一切影响世界事务的观念。”［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爵士语］

美国具有机械化的传播体制和有组织的力量。它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并将其强加于普通法。这种新型的帝国主义体制，从法律上（de jure）说是要保护主权的，然而事实上（de facto），它却被用来扩张帝国主义。它长期利用英联邦一些成员国走向帝国主义的趋势。加拿大就被它用做渗透英联邦的手段。只要我们坚持普通法的传统，尤其是欧洲的文化遗产，我们就可以有效地抵抗美国的这种影响。由于一次又一次的占领，欧洲许多地区的国家和教会已经失去控制能力。国家和教会在西方的生存，要依靠对欧洲的依附，要承认欧洲文化的领导和主导。许多国家由于缺乏文化而毁灭了。（耶格尔语）同理，许多帝国和文明也是由于缺乏文化而遭到灭顶之灾。批量生产和标准化是西方的大敌。必须要强调印刷词和口语词机械化的局限性，必须要坚定不移地努力去重新把握口头传统的活力。

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从行政效率上来说，需要解决空间的问题；从连续性上来说，需要解决时间的问题。政治结构的灵活性自然会产生追求能力的持久兴趣，必然会坚持不懈地抨击知识垄断。政治稳定既要注意行政工具的可能性，也要注意其局限性。

集中关注某一种传播媒介就可以揭示其偏向。在文明的文化发展中，媒介不是倚重空间和政治组织，就是倚重时间和宗教组织。一种新媒介的引进往往会遏制前一种媒介的偏向，并创造适合帝国发展的条件。拜占庭帝国的出现，是两种偏向融合的结果。一是莎草纸的偏向，它和政治组织相联系；二是羊皮纸的偏向，它和基督教组织相联系。羊皮纸在西方的主导地位，使西方产生基督教组织的偏向。反过来，这又必然导致纸张这种媒介的引进，纸张偏向于政治组织。有了印刷术之后，纸促进了通俗语言的发展，使通俗语言在民族主义的发展中表现出活力。字母表能够适应大规模机械化工业的需要，这使它成为文化教育、广告和贸易的基础。书籍是印刷术的专门化产品，书籍和后来的报纸加强了语言，使之成为民族主义的基础。在美国，报纸的主导地位从空间上来说产生了大规模的传播垄断。这里有一个隐而不显的必然结果，就是对时间问题的忽视。大都市报纸的割据垄断，由于报业联盟的垄断而得到强化。报纸倚重空间的偏向及其知识垄断，由于另一种新媒介的出现而受到遏制。这个新媒介就是广播。由此产生的结果，在对时间问题日益增长的关注中，是显而易见的。对时间的关注反映在规划的增加，反映在社会化国家（socialized state）的增长中。美国和西方世界对报纸的倚重，必然使人产生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这种感觉对武力诉求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有人企图把武力诉求作为社会稳定的一种因素。是否有能力开发一套行政体制，使之能够制衡传播的偏向，并评估空间和时间的意义，仍然是一个帝国体制的问题，也是西方世界面对的问题。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Preface

In this preface I must express my thanks to Sir Reginald Coupland for his kindness in extending to me an invitation to deliver the Beit lectures on Imperial economic history.I am grateful to him for his consistent encouragement.To his name I must add those of Professor W.K.Hancock，Sir Henry Clay，and Humphrey Sumner，Warden of All Souls College，for innumerable kindnesses.I have been greatly encouraged also by Professor and Mrs.John U.Nef and the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 and Professor F.H.Knight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An interest in the general problem was stimulated by the late Professor C.N.Cochrane and the late Professor E.T.Owen.Professor Grant Robertson，Professor W.T.Easterbrook，Mr.R.H.Fleming，and Mr.D.Q.Innis have read the manuscript in whole or in part.I am under heavy obligations to Mr.W.S.Wallace and his staff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d to my colleagues in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No one can be oblivious to the work of Kroeber，Mead，Marx，Mosca，Pareto，Sorokin，Spengler，Toynbee，Veblen，and others in sugges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communication to modern civilization.I have attempted to work out its implications in a more specific fashion and to suggest the background of their volumes.The twentieth century has been conspicuous for extended publications on civilization which in themselves reflect a type of civilization.It is suggested that all written works，including this one，have dangerous implications to the vitality of an oral tradition and to the health of a civilization，particularly if they thwart the interest of a people in culture and，following Aristotle，the cathartic effects of culture.“It is written but I say unto you”is a powerful directive to Western civilization.H.A.I.

Ⅰ

A.Introductio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s been notable in the concern with studies of civilizations.Spengler，Toynbee，Kroeber，Sorokin，and others have produced works，designed to throw light on the causes of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civilizations，which have reflected an intense interest in the possible future of our own civilization.In the title of these lectures on imperial economic history it is clear that in our civilization we are concerned not only with civilizations but also with empires and that we have been seized with the role of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in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empires.Recogni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is perhaps characteristic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it will be part of our task to appraise their significance to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in turn to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We may concede with Mark Pattison that

“...In one department of progress the English development has indeed been complete，regular，and from within.In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England may be said to have conducted，on behalf of the world，but at her own risks and perils，the one great commercial experiment that has yet been made.Our practice has been so extended and diversified，that from it alone，with but little reference to that of the other trading nations of antiquity，or of modern times，the laws of economics have been inferred，and a new science constructed on a solid and indisputable basis...”

We are immediately faced with the very great，perhaps insuperable，obstacle of attempting in this University，located so near a centre which has been the heart of an economic empire，to appraise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by the use of tools which are in themselves products of economic considerations.A citizen of one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which has been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mpires，who has been obsessed over a long period with an interest in the character of that influence，can hardly claim powers of objectivity adequate to the task in hand.It is an advantage，however，to emphasize these dangers at the beginning so that we can at least be alert to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type of bias.Obsession with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illustrates the dangers of monopolies of knowledge and suggests the necessity of appraising its limitations.Civilizations can survive only through a concern with their limitations and in turn through a concern with the limitations of their institutions including empires.

We shall try to take heed of the warning of John Stuart Mill who“believed that，though the science’s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was still applicable universally，‘it is，when not duly guarded against，an almost irresistible tendency of the human mind to become the slave of its own hypotheses； and when it has once habituated itself to reason，feel，and conceive，under certain arbitrary conditions，at length to mistake these convictions for laws of nature’.”

And we shall try to escape his strictures on English political economists whom he felt were in danger of becoming enemies of reform.

“They revolve in their eternal circle of landlords，capitalists，and labourers，until they seem to think of the distinction of society into those three classes，as if it were one of God’s ordinances，not man’s，and as little under human control as the division of day and night.Scarcely any one of them seems to have proposed to himself as a subject of inquiry，what changes the relations of those classes to one another are likely to undergo in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to what extent the distinction itself admits of being beneficially modified，and if it does not even，in a certain sense，tend gradually to disappear.”

I shall perhaps find sympathy in these warnings in this University though it is perhaps easier for one trained in the universities of North America to be alert to them，but this is scarcely the time to appear boastful.

In paying heed to these warnings I do not intend to concentrate on microscopic studies of small periods or regions in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important as these are to its understanding.Nor shall I confine my interest to the British Empire as a unique phenomenon，since it is to an important extent a collection of odds and ends of other empires represented by the French in Quebec and the Dutch in South Africa.I shall attempt rather to focus attention on other empir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West，with reference to empires of the East，in order to isolate factors which seem important for purposes of comparison.Immediately one is daunted by the vastness of the subject and immediately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we must select factors which will appear significant to the problem.

It has seemed to me that the subject of communication offers possibilities in that it occupies a crucial position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government and in turn of empires and of Western civilization.But I must confess at this point a bias which has led me to give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is subject.In studies of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 or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French，British，and American empires，I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a phenomenon strikingly evident in Canada which for that reason I have perhaps over-emphasized.Briefly，North America is deeply penetrated by three vast inlets from the Atlantic-the Mississippi，the St.Lawrence，and Hudson Bay，and the rivers of its drainage basin.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continent or in Canada extensive waterways and the dominant Precambrian formation have facilitated concentration on bulk products the character of which has been determined by the culture of the aborigines and by the effectiveness of navigation by lake，river，and ocean to Europe.Along the north Atlantic coast the cod fisheries were exploited over an extensive coast-line； decentralization was inevitable；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of Europe were widely represented.The highly valuable small-bulk furs were exploited along the St.Lawrence by the French and in Hudson Bay by the English.Continental development implied centralization.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inlets gave the advantage in the fur trade to Hudson Bay，and after 1821 the St.Lawrence region shifted to dependence on the square timber trade.Monopoly of the fur trade held by the Hudson’s Bay Company checked expansion north-westward from the St.Lawrence until Confederation was achieved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became sufficiently strong to support construction of a transcontinental railway，the Canadian Pacific，completed in 1885.On the Pacific coast the discovery of placer gold was followed by rapid increase in settlement，exhaustion of the mines，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staples adapted to the demands of Pacific Ocean navigation such as timber.The railway and the steamship facilitated concentration on agricultural products，notably wheat in western Canada and，later on，products of the Precambrian formation such as precious and base metals and pulp and paper.Concentration on the production of staples for export to more highly industrialized areas in Europe and later in the United States had broad implications for the Canadian economic，political，and social structure.Each staple in its turn left its stamp，and the shift to new staples invariably produced periods of crises in which adjustments in the old structure were painfully made and a new pattern created in relation to a new staple.As the costs of navigation declined less valuable commodities emerged as staples-precious metals，dried fish exported to Spain to secure precious metals，timber to support defence，in the words of Adam Smith ‘perhaps more important than opulence’，and finally wheat to meet the demands of an industrialized England.An attempt has been made to trace the early developments elsewhere but little has been done to indicate clearly the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The difficulty of studying this industry arises partly from its late development and partly from the complexity of the problem of analysing the demand for the finished product.Concentration on staple products incidental to the geographic background has involved problems not only in the supply area but also in the demand area，to mention only the effects of specie from Central America on European prices，the effects of the fur trade on France，of wheat production on English agriculture，and of pulp and paper production on public opinion in Anglo-Saxon countries.The effects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production on a large scale of staple raw materials were shown in the attempts by France to check the increase in production of furs，in the resistance of English purchasers to the high price of timber ending in the abolition of the Navigation Acts，in the opposition of European agriculture to low-cost wheat，and in the attempt to restrain the sensationalism of the new journalism which followed cheap newsprint.

In this reference to the problem of attack it will be clear that we have been concerned with the use of certain tools which have proved effectiv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anada and the British Empire.It may seem irreverent to use these tools in a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and to suggest that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during the present century has been in part a result of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and its influence on public opinion，but I have felt it wise to proceed with instruments with which I am familiar and which have proved useful.The viewpoint is suggested in a comment of Constable to Murray：“If you wish to become a great author your chance will be bye and bye when paper gets cheaper.”In any case I have tried to present my bias in order that you may be on your guard.

I shall attempt to outline the significance of communication in a small number of empires as a means of understanding its role in a general sense and as a background to an appreciation of its significance to the British Empire.Bryce has stated that“from the time of Menes down to that of Attila the tendency is generally towards aggregation：and 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ations shows us，not only an enormous number of petty monarchies and republics swallowed up in the Empire of Rome，but that empire itself far more highly centralized than any preceding one had been.When the Roman dominion began to break up the process was reversed and for seven hundred years or more the centrifugal forces had it their own way....From the thirteenth century onwards the tide begins to set the other way...neither Democracy nor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ities has，on the balance of cases，operated to check the general movement towards aggregation which marks the last six centuries.”

In attempting to understand the basis of these diverse tendencies，we become concerned with the problem of empire，and in particular with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the successful operation of“centrifugal and centripetal forces”.In the organization of large areas communication occupies a vital place，and it is significant that Bryce’s periods correspond roughly first to that dominated by clay and papyrus，second to that dominated by parchment，and third to that dominated by paper.The effective government of large areas depends to a very important extent on the efficiency of communication.

The concepts of time and space reflect the significance of media to civilization.Media which emphasize time are those which are durable in character such as parchment，clay，and stone.The heavy materials are sui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sculpture.Media which emphasize space are apt to be less durable and light in character such as papyrus and paper.The latter are suited to wide areas in administration and trade.The conquest of Egypt by Rome gave access to supplies of papyrus which became the basis of a large administrative empire.Materials which emphasize time favour decentralization and hierarchical types of institutions，while those which emphasize space favour centralization and systems of government less hierarchical in character.Large-scale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empires must be considere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wo dimensions，those of space and time，and persist by overcoming the bias of media which over-emphasize either dimension.They have tended to flourish under conditions in which civilization reflects the influence of more than one medium and in which the bias of one medium toward decentralization is offset by the bias of another medium towards centralization.

We can conveniently divide the history of the West into the writing and the printing periods.In the writing period we can note the importance of various media such as the clay tablet of Mesopotamia，the papyrus roll in the Egyptian and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parchment codex in the late Graeco-Roman world and the early Middle Ages，and paper after its introduction in the western world from China.In the printing period we are able to concentrate on paper as a medium，but we can note the introduction of machinery in the manufacture of paper and in print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use of wood as a raw material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at century.

It would be presumptuous to suggest that the written or the printed word has determined the course of civilizations，and we should note well the warning of Mark Pattison that“writers with a professional tendency to magnify their office have always been given to exaggerate the effect of printed words”.We are apt to overlook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poken word and to forget that it has left little tangible remains.We can sense its importanceeven in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and we can see its influence in the great literature of the heroic ageof the Teutonic peoples and of Greece and in the effectsof its discovery in the sagas of Europe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on the literature of the north.Prior to the introduction of writing music played its role in emphasizing rhythm and metre which eased the task of memory.Poetry is significant as a tribute to the oral tradition.Sapir has noted that“many primitive languages have a formal richness； a latent luxuriance of expression that eclipses anything known to languages of modern civilization”.The written tradition has had a limited influence on them.

It is scarcely possible for generations disciplined in the written and the printed tradition to appreciate the oral tradition.Students of linguistics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spoken word was in its origins a half-way house between singing and speech，an outlet for intense feelings rather than intelligible expression.Used by an individual，it was in contrast with language described as the sum of word-pictures stored in the mind of all individuals with the same values.In the words of Cassirerlanguage transformed the indeterminate into the determinate idea and held it within the sphere of finite determinations.The spoken word set its seal on and gave definite form to what the mind created and culled away from the total sphere of consciousness.But the speech of the individual continued in a constant struggle with language and brought about constant adjustment.“The history of language when looked at from the purely grammatical point of view is little other than the history of corruptions”（Lounsbury）.Herbert Spencer wrote that“language must be regarded as a hindrance to thought，though the necessary instrument of it，we shall clearly perceive on remembering the comparative force with which simple ideas are communicated by signs”.Perhaps it is a tribute to the overwhelming power of printed words that Maeterlinck could write：“It is idle to think that，by means of words，any real communication can ever pass from one man to another...from the moment that we have something to say to each other we are compelled to hold our peace.”“Ils ne se servent de la pensée que pour autoriser leurs injustices，et n’emploient les paroles que pour déguiser leurs pensées”（Voltaire）.

The significance of a basic medium to its civilization is difficult to appraise since the means of appraisal are influenced by the media，and indeed the fact of appraisalappears to be peculiar to certain types of media.A change in the type of medium implies a change in the type of appraisal and hence makes it difficult for one civilization to understand another.The difficulty is enhanced by the character of the material，particularly its relative permanence.Pirenne has commented on the irony of history in which as a result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material much is preserved when little is written and little is preserved when much is written.Papyrus has practically disappeared whereas clay and stone have remained largely intact，but clay and stone as permanent material are used for limited purposes and studies of the periods in which they predominate will be influenced by that fact.The difficulties of appraisal will be evident，particularly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time.With the dominance of arithmetic and the decimal system，dependent apparently on the number of fingers or toes，modern students have accepted the linear measure of time.The dangers of applying this procrustean device in the appraisal of civilizations in which it did not exist illustrate one of numerous problems.The difficulties will be illustrated in part in these six lectures in which time becomes a crucial factor in the organization of material and in which a lecture is a standardized and relatively inefficient method of communication with an emphasis on dogmatic answers rather than eternal questions.

I have attempted to meet these problems by using the concept of empire as an indication of the efficiency of communication.It will reflect to an important extent the efficiency of particular media of communication and its possibilities in creating conditions favourable to creative thought.In a sense these lectures become an extension of the work of Graham Wallas and of E.J.Urwick.

Much has been written on the developments leading to writing and on its significance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but in the main studies have been restricted to narrow fields or to broad generalizations.Beckerhas stated that the art of writing provided man with a transpersonal memory.Men were given an artificially extended and verifiable memory of objects and events not present to sight or recollection.Individuals applied their minds to symbols rather than things and went beyond the world of concrete experience into the world of conceptual relations created within an enlarged time and space universe.The time world was extended beyond the range of remembered things and the space world beyond the range of known places.Writing enormously enhanced a capacity for abstract thinking which had been evident in the growth of language in the oral tradition.Names in themselves were abstractions.Man’s activities and powers were roughly extended in proportion to the increased use and perfection of written records.The old magic was transformed into a new and more potent record of the written word.Priests and scribes interpreted a slowly changing tradition and provided a justification for established authority.An extended social structure strengthened the position of an individual leader with military power who gave orders to agents who received and executed them.The sword and pen worked together.Power was increased by concentration in a few hands，specialization of function was enforced，and scribes with leisure to keep and study records contributed to the advancement of knowledge and thought.The written record signed，sealed，and swiftly transmitted was essential to military power and the extension of government.Small communities were written into large states and states were consolidated into empire.The monarchies of Egypt and Persia，the Roman empire，and the city-states were essentially products of writing.Extension of activities in more densely populated regions created the need for written records which in turn supported further extension of activities.Instability of 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conflict followed concentration and extension of power.A common ideal image of words spoken beyond the range of personal experience was imposed on dispersed communities and accepted by them.It has been claimed that an extended social structure was not only held together by increasing numbers of written records but also equipped with an increased capacity to change ways of living.Following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the special form of heightened language，characteristic of the oral tradition and a collective society，gave way to private writing.Records and messages displaced the collective memory.Poetry was written and detached from the collective festival.Writing made the mythical and historical past，the familiar and the alien creation available for appraisal.The idea of things became differentiated from things and the dualism demanded thought and reconciliation.Life was contrasted with the eternal universe and attempts were made to reconcile the individual with the universal spirit.The generalizations which we have just noted must be modified in relation to particular empires.Graham Wallas has reminded us that writing as compared with speaking involves an impression at the second remove and reading an impression at the third remove.The voice of a second-rate person is more impressive than the published opinion of superior ability.

Such generalizations as to the significance of writing tend to hamper more precise study and to obscu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ivilizations in so far as they are dependent on various media of communication.We shall attempt to suggest the roles of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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