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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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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往事（一）试读：

简介

岁月流金，不知是我们把历史淡忘还是历史忘记了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象牙塔中生活的人们是否还能想起历史的硝烟岁月，烈火中焚烧的青春，一代一代奉献的先烈！让我们追溯红军的历史脚步，来重新体味岁月流过的味道。

第一章

诸葛亮自比管仲有些大言不惭

张昭先以言挑之曰：“昭乃江东微末之士，久闻先生高卧隆中，自比管（仲）、乐（毅）。此语果有之乎？”孔明曰：“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

从上面所引用的三国演义两段文字中可以了解到，不论是别人介绍还是自己承认，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诸葛亮把自己比作是管仲。诚然，诸葛亮与管仲确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生逢乱世，都非常有才华，都经过别人推荐入朝执政，都官至丞相，都各自成就一番事业，都被后人所推崇和敬佩。

但是，仔细研究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诸葛亮自比管仲是有些狂妄的，其实在很多方面诸葛亮比管仲还差的很远。

一、诸葛亮的社会经验不如管仲的社会经验丰富。

在入仕之前，诸葛亮隐居隆中，忙时耕田，闲时读书，要么喝酒，要么远游，所接触的人大多为玩世不恭、疾世愤俗的文人骚客，与朝廷没有直接、正面接触，社会经验比较少，其所闻出自别人之口，其所言似在闭门造车，就连著名的《隆中对》也非其先创，鲁肃比其早八年就已经提出。诸葛亮对之只不过是稍微做了一下修改而已。

而管仲出身贫苦，为了生活，管仲从事过很多微贱的工作，甚至曾经做过“城阳狗盗”。之后还与好铀鲍叔牙一起经商，赚钱维持生计。此外，管仲还三次参加过战争，积累了一定的作战经验。管仲接触到的人和事，涉及各行各业、五花八门、三教九流，社会经验自然非常丰富。后来，管仲做了齐襄公的儿子公子纠的老师，身处朝野，对时世更是洞悉明了。

二、诸葛亮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如管仲的心理承受能力坚强。

诸葛亮的心理比较脆弱，遇到坏事时的承受能力比较差。最明显的事情就是诸葛亮听到大将的病亡噩耗和战事的溃败消息时，不能保持平静心态，思想压力和心理负担过重，甚至吐血、昏厥。

1、赵云病死后，诸葛亮“大惊”、“跌足而哭”。

2、张苞身死，诸葛亮闻之，放声大哭，口中吐血，昏绝于地。自此得病，卧床不起。自觉昏沉，不能理事。

3、关兴病亡，诸葛亮闻之放声大哭，昏倒于地，半晌方苏。

4、约会吴国共伐魏国，吾兵机关泄漏，无功而退。诸葛亮听此信，长叹一声，不绝昏倒于地。半晌方苏。叹曰：“吾心昏乱，旧病复发，恐不能生矣。”最后死在了五丈原。

相反，管仲的内心则比较坚强。

1、做丞相之前，管仲曾三次参加战斗，但三次都临阵脱逃，人们讥笑他贪生怕死。其实管仲并不是怕死，只是因为家中有年迈的母亲需要他供养。别人的讥笑算得了什么？能打就打，打不过就跑，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齐桓公即位后，打败鲁国，威胁鲁庄公杀死与他争夺王位的公子纠，交出管仲和召忽。在押解回齐国的路上，召忽因为害怕而自杀。而管仲内心刚强，没有殉死，坚持活了下来。为了让役夫加快赶路，他还在囚车中即兴创作了一首曲调激昂的黄鹄之辞，来为他们消除疲劳。

三、诸葛亮的治蜀方针不如管仲的改革措施层深面广。

刘备死后，诸葛亮担负起治理蜀汉的重任。诸葛亮治蜀，基本上是按照当年他在“隆中对”中所提出的方针进行的，其重点在于加强法制。而管仲为相后，注重整体思维，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锐意创新，对齐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多方面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改革，推行“一体之制”，从而使齐国在短时间内很快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

1、在外交上，诸葛亮实行“东合孙吴，北拒曹魏”的方针。管仲则建议齐桓公“以尊王攘夷相号召”，使海内外诸侯望风而附。

2、在政治上，诸葛亮注重法制建设，严明法令，赏罚必信，制定了《蜀科》，并依此作为执法的根据。诸葛亮推行“约官职，修法制”，实行“纳言之政”，坦诚对待下属，要求官员们集思广益，尽忠尽力。而管仲则推行“四民分业”制度和“三国五鄙”制度，使全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

3、在经济上，诸葛亮重视维护和发展农业生产，注重发展盐业、铁器制造业和丝织业。而管仲则提出了“均田分力”、“案田而税”。提出了“官山海”，实行盐铁专卖，国家铸造货币，鼓励发展工商业，积极与境外交易。

4、在用人机制上，诸葛亮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对有才能有实绩的官员提拔重用。而管仲则推行乡选-官选-君选的“三选法”的官吏选任制度。

5、在军事上，诸葛亮在八年内先后六出祁山，穷兵黩武，无功而返，造成了蜀国民贫国困，国力空虚。而管仲则强调寓兵于农，将军事编制隐于行政编制之中，让他们“守则同固，战则同强”，提高了军队的团队协作能力。改革军备和军赋制度，补充军队装备，解决了军备不足的问题。

此外，在社会保障方面，管仲还实行了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病、通穷、振困、接绝等九个方面的“九惠之教”，这些也是诸葛亮所不及的。

四、诸葛亮做丞相不如管仲做的成功。

221年，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后，封诸葛亮为丞相。按理说国家初立，百废待兴，应以国家建设为头等大事。然而刘备却要大动干戈，欲起倾国之兵，剪伐东吴，为关羽报仇。作为丞相的诸葛亮不但没有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加以谏阻，反而保持了沉默。在这一点上，诸葛亮作为丞相是失职的。223年，刘备死后，年仅十七岁的刘禅继承蜀汉皇位，尊诸葛亮为“相父”。不论是作为丞相，还是作为“相父”，军政大权集一身的诸葛亮都有责任、有义务，也完全有能力把未成年的刘禅培养成为一代名君的，即使成不了名君，也不至于成为一个庸君。在这一点上，作为丞相的诸葛亮的过失更大。诸葛亮死后，刘禅更是肆无忌惮，重用小人，排挤贤臣，把朝廷搞的乌烟瘴气，乱七八糟，最后成为亡国之君。

公元前685年，齐国公子小白继承王位，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齐桓公。齐桓公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并尊其为“仲父”。管仲更是忘记了齐桓公是他曾经辅佐过的公子纠的对头，而是一心一意的辅佐齐桓公。管仲执政四十年，辅佐齐桓公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功的辅佐齐桓公完成了春秋首霸的宏伟大业。在丞相这个负责辅佐君王的古代最高官职的位置上，管仲要比诸葛亮强出百倍。诸葛亮之所以抱憾而终，是因为他没有摆正自身位置，没有干丞相该干的事情，而是一味的揽权，无休的征战，从而忽略了丞相的“辅佐”职责，忘记了本职工作的重点，所以诸葛亮做丞相没有管仲成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五、诸葛亮对国家的贡献不如管仲对国家的贡献长久和深远。

诸葛亮认准了管仲名垂千史的最大的丰功伟业就是辅佐齐桓公完成了春秋首霸的宏伟大业。所以在其执政后，就急功近利的、不切实际的“北伐中原、恢复汉室”，一心想着灭魏并吴，成就霸业，未免自恃其能，以卵击石，以弱攻强，结果只会是惨痛的失败。诸葛亮死后的30多年里，诸葛亮的得意弟子姜维，继承了诸葛亮的遗志，更是九伐中原，致使本来就不太强大的蜀国综合国力日益衰减，所以蜀国最先被灭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管仲辅佐的齐桓公注重经济发展，储存国力，减少战争，使其他国家望风而归附，成为春秋五霸之尊。管仲死后，齐国历代君主继续奉行其正确的治国思想，综合国力持续增长，到了齐威王执政的时候，还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到了战国后期，齐国统治者虽然昏庸腐败，但是在强秦的吞并过程中，齐国的国力依然强盛，是最后一个被秦国吞并的国家。这些也是诸葛亮所不能相比的。

诸葛亮未出茅庐，没有建立任何宏伟业绩之前，就敢自比管仲，口气着实不小，甚至狂妄的很。或许，诸葛亮至死也不会忘记自己年少曾说的时那一句大言不惭的“自比管仲”，至死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比不上管仲。“自比管仲”是压在诸葛亮心头的重负，而且始终放不下这个沉重的思想包袱。既然说了就应该做到，甚至要超过管仲，不然到地下无颜见先帝，再者世人会怎么看？后人会怎么看？

站在历史的立场上，我们不能否认诸葛亮是很有才能的。他的智慧谋略，他的兵法战术，他的忠心为主，他的鞠躬尽瘁，都是令后人可歌可泣的，他被后人推崇为“智慧的化身”，和“中国贤相第一奇人”。但是诸葛亮终其一生，他是为名声所累，为他那句大言不惭的“自比管仲”所累。

曹雪芹为什么说唐朝肮脏汉朝臭？

贾蓉撇下他姨娘，便抱着丫头们亲嘴：“我的心肝，你说的是，咱们谗他两个。”丫头们忙推他，恨的骂：“短命鬼儿，你一般有老婆丫头，只和我们闹，知道的说是顽，不知道的人，再遇见那脏心烂肺的爱多管闲事嚼舌头的人，吵嚷的那府里谁不知道，谁不背地里嚼舌说咱们这边乱帐。”贾蓉笑道：“各门另户，谁管谁的事。都够使的了。从古至今，连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谁家没风流事，别讨我说出来。连那边大老爷这么利害，琏叔还和那小姨娘不干净呢。凤姑娘那样刚强，瑞叔还想他的帐。那一件瞒了我！”（《红楼梦》第六十三回）

在《红楼梦》第六十三回中，作者曹雪芹借贾蓉之口把唐朝和汉朝蔑视为“脏唐臭汉”，原因是唐朝和汉朝“谁家没有风流事”，这让很多读者感到非常疑惑。众所周知，汉朝和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强盛的两个朝代。汉朝分为西汉和东汉，从公元前206年刘邦建国至公元220曹丕篡位，四百多年的岁月中，共历经了25位皇帝。西汉时期的“文景之治”“汉武之治”和东汉初年的“光武中兴”，从实施休养生息政策、抵御外族侵扰和发展农业生产等多方面，有力的推动了汉朝社会的强劲发展。唐朝是中国封建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从618年李渊建国至907年朱温灭唐，接近三百年的历史，共历经了21位皇帝。在此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方面与世界各国相比均处于处于领先地位，是各国学习效仿的榜样。期间还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两大太平盛世，因此素有“盛唐”之誉。

那么，唐朝和汉朝都有那些风流韵事这样值得曹雪芹用“脏”和“臭”来形容呢？笔者不辞劳苦，愿为之诠释。“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红楼梦》第五回）

上面一段文字是对秦可卿卧室描写的一段截取，这中间提到了几个历史人物：唐朝的有武则天、太真（杨玉环）、安禄山、同昌公主（李梅灵）；汉朝的有赵飞燕。众所周知，秦可卿是《红楼梦》中的风流淫妇，这一观点可以从秦可卿的判词、脂砚斋注释和“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原始回目中得到证实。曹雪芹既然在这里郑重其事的提到了唐朝和汉朝的人物，那么他们这些人或者是他们这些人做的事，莫非就有些“脏”或“臭”的风流成分在里头？各位客官来看！

汉朝之“臭”：（试举三例）

1、王娡未入宫前，曾嫁与一个名叫金王孙的平民为妻，并生了一个女儿，后来与金分手，入宫侍候皇皇太子刘启，并被封为“美人”（汉宫妃嫔中有“美人”一级）。汉景帝元年王娡生皇子刘彻（后来的汉武帝）。刘启最初立薄氏为皇后，薄氏无子。而景帝宠爱的栗姬却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刘荣立为太子，景帝想废黜薄氏，册立栗姬为皇后。景帝的姐姐长公主刘嫖，生了女儿阿娇，想立为太子妃，以便将来立为皇后。栗姬却不喜欢阿娇，刘嫖从此与栗姬结怨。王娡知道了，主动讨好刘嫖，表示愿意娶阿娇给刘彻做妻子，刘嫖把阿娇嫁给刘彻，就用计请景帝废立太子，她在景帝面前进谗言，说栗姬心胸狭窄，为人狠毒，不能立为皇后。景帝遂废立太子刘荣，栗姬气得害病而亡。汉景帝中元元年，景帝册立王娡为皇后，立刘彻为皇太子。

很难想象，一个结过婚生过孩子的女人，居然能够受到皇帝宠爱，成为皇后。这种事不要说放到过去，就是搁到现在，也绝对会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的。莫非汉景帝刘启牙口不好，喜欢吃别人嚼过的馍？！再者，王娡为了取得后位，不惜以牺牲儿子的爱情和婚姻为代价，暗地里与长公主搞肮脏交易，曹雪芹用“臭”字来形容之委实不算过分。

2、赵飞燕是汉代著名的舞蹈家，因其舞姿轻盈如燕飞凤舞，故人们称其为“飞燕”。赵飞燕小时家里很苦，出生后便被父母丢弃，三天后仍然活着，父母也觉得奇怪，就开始哺育她。稍大后，父母相继去世，她便同妹妹一同流落长安，沦为官婢，后被送入阳阿公主府，开始学习歌舞。她天赋极高，学得一手好琴艺，舞姿更是出众，一时名满长安。汉成帝刘骛喜欢游乐，经常出外寻欢作乐，他在阳阿公主家见到赵飞燕后，大为欢喜，就召她入宫，封为“婕妤”，极为宠爱，后又废了许皇后，立飞燕为后。

赵飞燕出身低下，以一名被万人阅尽的舞女的身份被诏入宫，并且受到了皇帝的无限宠爱，最后成为皇后、太后。这些不能不说汉成帝刘骛“不管脏的臭的都领回家”，当成了宝贝，如同贾琏一般。

3、在汉朝时期，同性恋非常盛行，皇帝们拥有男宠是相当普遍的，史书上记载很多。在两汉25个刘姓帝王中，有10个皇帝有男宠，占到40%，至于其他60%的汉朝皇帝，也不是完全没有男宠，但其事迹不那么突出罢了。当然，男宠也不止一个，例如汉武帝这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拥有宏图大略的英明皇帝，仅男宠就有五个之多。这些汉朝皇帝的同性恋，准确地说，应该是“双性恋”，因为他们一方面妻妾如云，迷于女色，另一方面又湎于男宠。就像贾琏，因为女儿生病，搬到外面独住，寂寞难耐，就将身边俊秀的小厮选几个来出火。不说了，臭气熏天！

唐朝之“脏”：（试举三例）

1、武则天本是唐太宗李世民后期被选入宫的“才人”，李世民对之偏爱有加，钦命其御前和身边“伺候”，武则天自然会受到李世民的“宠幸”。李世民死后，留有遗命：凡被其宠幸过而没有怀有身孕的嫔妃，一概责成到“感业寺”出家为尼，离开宫廷。李世民做的也够绝得了，死后也不想戴“绿帽子”。偏偏他的儿子，继承皇位的唐高宗李治，对武则天也是万分着迷。情迷之下，李治也不管什么君臣之礼、父子之道了，先是让武则天带发修行，即而接回宫廷，晋封“昭仪”，最终立为皇后，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恐怕这中间就有了些“乱伦”和父子同上一女的“聚麀之乱”的味道了吧。

2、杨玉环本是唐玄宗的儿子寿王李瑁的王妃，李瑁对杨玉环一见钟情，唐玄宗李隆基还曾下诏册立她为寿王妃。婚后，两人甜美异常。后来，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病逝后，玄宗郁郁寡欢。在心腹宦官高力士的引荐下，唐玄宗把目光投向了武惠妃长相、性情都很相似的儿媳杨玉环。他先令她出家为女道士，为自己的母亲窦太后荐福，并赐道号“太真”。天宝四年，唐玄宗把韦昭训的女儿册立为寿王妃后，遂册立杨玉环为贵妃。因玄宗自废掉皇后就再未立后，所以杨贵妃就相当于皇后，真是有志者事竟成也。恐怕这中间就有了些“爬灰”和父子同上一女的“聚麀之乱”的味道了吧。

此外，杨玉环在宫中与安禄山有染。根据宋代高承《事物纪原》“诃子”条：“贵妃私安禄山，指爪伤胸乳之间，遂作诃子饰之。”掷瓜伤乳，因为“掷”与“指”音同，“瓜”与“爪”形近，或即由此讹转附会而来。

3、同昌公主李梅灵是唐懿宗李漼的长公主，她温文娴雅，美貌绝伦，深受父皇宠爱。只因体虚多病而年华早逝，却不料无端地给朝中留下祸患。因为她的死，二十多位御医惨遭斩刑，亲族三百余人牵连入狱，朝中数十位大臣横遭贬谪，弄得朝廷中一时乌烟瘴气。正所谓生前不脏死后脏。

当然，汉朝和唐朝时期宫中的风流事远不是这一些。笔者只是从几个政治比较开明和正派、统治不算荒淫和腐败的所谓“明君”那里，搜集到了这些不太光彩的“先进事迹”，至于那些不晓得不理朝政，只知道纵情享乐的昏君的风流韵事，就远远超过“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了，在这里也就不再展开细说了。

像汉朝和唐朝这样的封建强盛大国，我们作为炎黄子孙，本应当是对其津津乐道、赞不绝口的。然而清代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先生对之则嗤之以鼻，竟然用“脏”和“臭”两个字，把唐朝和汉朝骂了个狗血喷头、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这不能不让人惊讶！当然，曹雪芹可能只是从“谁家没有风流事”的角度出发进行评价的，揭开唐朝和汉朝威严宫廷之下的裙带风流韵事和丑恶肮脏之事，到底还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白阳：薄熙来是中国共产党的良心与头脑

薄熙来主政重庆近四年来，始终坚持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唱红打黑”，到建设“五个重庆”，再到全面推进“共同富裕”，使重庆市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等各个方面，均走在全国前列，人民大众幸福指数位居全国第一。面对薄熙来的突出政绩，当地许多人说：真共产党回来了！外地许多人说：如果中国的官员都像薄熙来那样干，共产党就有救了，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了！从薄熙来身上，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纠正自身错误进而实现伟大中兴的希望，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希望，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回归和复兴社会主义的希望。

中国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信奉共产主义的，是真干社会主义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谁不坚持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谁不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谁就是没有良心！谁不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谁不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谁就是没有头脑！因为薄熙来在重庆是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同时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而且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所以，我认为，薄熙来是中国共产党的良心和头脑。

——抓“唱读讲传”，大力弘扬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一切向钱看的错误路线毁灭了全党全国全民的灵魂——毛泽东思想，导致全社会极大的信仰危机和精神道德沦丧。薄熙来一到重庆就倡导全市干部群众“唱红歌”，后来发展为“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这既是高扬社会主义文化主旋律，又是弘扬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通过“唱读讲传”活动，普及了古今中外文化精华，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真理，不仅可以提升人们的精气神，净化人的灵魂，更重要的是重新坚定了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针对西化卖国集团对重庆“唱读讲传”特别是唱红歌的恶意诽谤，薄熙来正义凛然地说：“保卫黄河》、《在太行山上》、《歌唱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都是救国的歌、建国的歌，是振奋人心的歌曲，唱这些歌何罪之有？有些人就是反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动不动就制造舆论横加指责。而共产党人就是要提倡那些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思想和文化。而且要坚持，还要旗帜鲜明！”在一次由重庆举办的全国性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红歌演唱会上，当着西方政要的面，重庆红歌团高唱《国际歌》，重庆大学生朗诵《共产党宣言》，这一精心安排，足以表明薄熙来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胆略。重庆的“唱读讲传”，教育了干部，教育了群众，教育了青年，代表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于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

——抓“打黑除恶”，坚决开展反腐败的政治斗争。由于路线错误，由于相当多的官员贪污腐败，使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在全国范围内泛滥成灾。在薄熙来领导下，重庆市彻底地“打黑除恶”，在较短时间内，他们严格依法办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主动出击，雷厉风行，给危害百姓多年的黑恶犯罪势力以毁灭性打击。黑恶势力的背后大多有贪官污吏做保护伞。因此，“打黑除恶”不仅是社会治安问题，实质上也是一场反腐败的政治斗争。在“打黑除恶”过程中，重庆市顺藤摸瓜，挖出了文强等一批作为黑社会保护伞的贪官污吏。通过“打黑除恶”，除恶务尽，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山城的社会治安状况，而且以此为突破口，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全国各地绝大部分省份的群众代表自发到重庆给重庆市公安局赠送锦旗，这既是对重庆市“打黑除恶”的充分肯定，又是对重庆市彻底地反腐败的高度赞扬，同时也是对那些污蔑重庆“打黑除恶”和彻底反腐败的敌对势力的有力回击。山西一位农村老支书说：我们这里就是“黑社会”掌权，那个人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父老乡亲们在受苦受难，就因为人家上面有保护伞，谁也奈何不得他！听说全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天下乌鸦一般黑！如果不能像重庆那样彻底地反腐败，彻底地“打黑除恶”，共产党恐怕就真的完了！社会黑成这个样子，毛主席他老人家和无数革命先烈死不瞑目啊！

——抓“三项活动”，切实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薄熙来要求干部“大下访”、“结穷亲”、“三进三同”，这“三项活动”，是毛主席倡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人民群众是地，人民群众是天，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根，生命之源。通过“三项活动”，重庆市各级领导干部真正贴近了底层，贴近了实际，贴近了群众，贴近了人心，从而也就贴近了真理，贴近了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从“三项活动”中亲身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疾苦，知道了老百姓最拥护什么，最盼望什么，最反对什么，最痛恨什么，最希望得到什么。在“三项活动”中，重庆市广大干部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办群众之所需，他们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扑下身来、掏出心来为群众办好事，干实事，解难事，谋利益，谋幸福。人民群众看到这些干部是真心为他们服务的，故而发自肺腑欢呼：真共产党又回来了！

——抓“民生导向”，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现实、最直接、最重要的利益问题。针对GDP至上的错误路线，薄熙来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党内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手里，以致中国出现了一个怪圈：经济越是快速发展，劳动阶级就越是民生多艰。对于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普通劳动者阶级而言，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就不起业、养不起老，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这种罪恶现实是天理难容的！薄熙来主政重庆之后，坚持以民生为导向，把民生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他提出建设“五个重庆”，并具体规划实施“十大民生工程”，由政府主导大规模建设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实行新型城乡合作医疗制度，切实救助困难学生，一对一帮助贫困户，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惠及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在薄熙来领导下，重庆市还出动特警帮助农民工讨薪，以无产阶级专政保护无产阶级利益。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又一大壮举。正是坚持了为人民服务的“民生导向”，使重庆的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人民的幸福指数大幅提升，达到全国第一。

——抓“共同富裕”，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继“唱读讲传”、“打黑除恶”、“三项活动”和“民生导向”之后，薄熙来公开提出重庆必须解决“共同富裕”问题。他说，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的是为了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现在重庆有百万富翁，有千万富翁，还有亿万富翁，但仍然有很多穷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问题已经基本实现了，但“共同富裕”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现在该是认真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时候了！众所周知，由于极度的党政权力腐败和极大的社会分配不公，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程度，堪称世界之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党和政府切实解决这个问题，而薄熙来同志在重庆带头推进“共同富裕”，并且提出了具体实施方案。薄熙来认为，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就没有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这就直接触及到了中国问题的本质。面对人民大众强烈要求实现“共同富裕”的正义之声，中国反动派为了维护和发展他们自己的非法既得利益，拼死反对薄熙来的“共同富裕”，他们说什么，只有首先把“蛋糕”做大，才能把“蛋糕”分好。薄熙来同志跟这些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派针锋相对，他理直气壮地反驳道：如果“蛋糕”分得不公平，做“蛋糕”的人就没有积极性，“蛋糕”就永远做不大！据人民网民调显示，支持反动派“蛋糕论”的人仅有2%，而支持薄熙来“共同富裕”的人高达90%以上。由此可见，中国反动派是多么不得人心！而薄熙来在重庆扎实推进的“共同富裕”，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任何反动派都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大量事实证明，薄熙来同志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是中国共产党最优秀的领导干部，他的所作所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良心和头脑。我们大多数红色网友只不过是在呼吁中国回归毛泽东思想，回归和复兴社会主义，而薄熙来同志则是真抓实干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薄熙来个人的前途命运，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命运。为了我们的共同政治信仰，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我向各位网友提出三点建议。一、宣传薄熙来。人民群众最爱戴薄熙来这样的共产党人，他们最希望中国多出几个薄熙来。我们应当利用各种形式进一步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薄熙来在重庆的突出政绩，使薄熙来坚持共产党根本宗旨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事迹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二、学习薄熙来。我们过去在“破”的方面做了不少文章，但在“立”的方面却远远不够。薄熙来在重庆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在“立”的方面做了许多大文章，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他的人格，他的智慧，他的胆略，他的实践，值得我们用心研究和学习。我相信，薄熙来德才兼备，年富力强，政绩突出，党中央对他的进退一定会做出正确的决断。

一位应该授予上将军衔的海归美女

张琴秋，是红军历史上唯一的女性将领。她在革命战争及和平建设时期都有出色的业绩，是我党第一代革命新女性中的突出代表。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女党员，留学莫斯科五年回国，先后成为红军中唯一的方面军女政治部主任、唯一的女师长，解放后又是共和国第一代女部长。

1923年，她进入上海爱国女校文科班，因容貌秀美而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在爱国女校，张琴秋通过与自己同班的沈雁冰（即著名作家茅盾）的妻子，认识了沈的弟弟沈泽民，翌年由他介绍考入上海大学。两人相爱后，张琴秋在沈泽民引导下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与杨之华（瞿秋白之妻）、王一知（张太雷之妻）、王会悟（李达之妻）一起，在向警予领导下办起平民女校。1925年冬，张琴秋同丈夫沈泽民等秘密搭上一条苏联运煤船，赴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年，她把刚生下的女儿玛娅安顿在国际儿童院，潜回上海。翌年，夫妻二人进入鄂豫皖苏区。张琴秋先任军校政治部主任，1932年夏国民党军重兵“围剿”时，又担任了根据地第一位女县委书记。红四方面军主力突围西进，张琴秋改任师政治部主任随军出发。丈夫沈泽民作为鄂豫皖省委书记留下坚持游击斗争，于翌年牺牲。

到达川陕边区后，红四方面军重建根据地，张琴秋先任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她反对过张国焘的错误，遭受打击报复，被调任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在那里，她除了指挥过战斗，还主持了一些建设项目，如今仍留存在四川通江县的烈士陵园，其图案便是由她当年设计的。1935年初，红军在川东北建立了历史上建制最大的妇女部队——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由她任师长。长征途中，张琴秋改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其后，她在西路军任组织部长。

1936年7月，在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之前，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结婚。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两万余人组成西路军，进入甘肃河西走廊。已怀孕的张琴秋作为西路军组织部长，担负着繁重的干部调配工作。不久，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要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把张琴秋送到西路军总医院去，以使她安全分娩。

由于敌众我寡，西路军虽英勇杀敌，但仍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1937年3月14日，陈昌浩在甘肃石窝山南麓主持召开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包括张琴秋在内的二十多位师团级干部参加。陈昌浩宣布：军政会决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两位首长离开部队，突围回陕北延安，向党中央汇报，由李先念、李卓然等负责指挥西路军余部突围。当晚，陈昌浩和徐向前悄然离开了部队。临别时，鉴于西路军失败，陈昌浩心情十分沉重，他没有与张琴秋说什么话。

张琴秋在分散突围中被俘，“马家军”审讯她时，战友怕她那南方口音暴露身份，抢着替她回答说叫苟秀英，四川人，45岁，伙夫。就这样，张琴秋在战友的掩护下，暂时躲过了劫难，被押送到西宁羊毛厂做苦工。但不久，因叛徒告密，张琴秋的身份暴露了。当敌人知道她原来就是早已闻名的红军女将领张琴秋时，顿时欣喜若狂，感到“立大功”的时机已经到来，立即派人悄悄地把她和其他两位女战士一道押送南京邀赏。

1937年8月，张琴秋被押解到南京，关在“首都反省院”。不久，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经与敌人交涉，将张琴秋等一大批干部接出狱。10月，经历劫难后的张琴秋回到了延安。回到延安，张琴秋犹如久离母亲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倍感到党的亲切、组织的温暖。

回延安后，她担任抗日军政大学女生大队队长、女子大学教育长。

陈昌浩赴苏联后，张琴秋热情接待陈昌浩的原配妻子刘秀贞；在和陈昌浩的婚姻名存实亡后，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苏井观结婚。

解放战争期间，张琴秋在中央妇委长期担任秘书长，1948年曾与蔡畅一同率解放区妇女代表团赴东欧和苏联，在国际上宣传中国的妇女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她长期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分管女工工作。

在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时，张琴秋早已到地方工作，这位唯一的红军女将便没有被授予军衔。

中国军人秒杀黑恶势力的两个小故事

一、军长怒砸四星级酒店内幕曝光，当事人说出实情：

2007年9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27集团军秦卫江军长（原国防部长秦基伟之子）和姬鹏飞之子姬红军二人十年未见，在石家庄“金伯帆”洗浴中心搓澡，“金伯帆”是石家庄两年前最大的洗浴城，非常豪华，服务一流，后台老板是石家庄黑道老大。俩人搓完澡后在包间看电视世界杯，其间无意打坏一个茶杯，因为当时他穿的是金伯帆的普通浴服，服务生就没把人家当回事，服务员见是两个糟老头子，服务生要50块钱，军长怒道，你这杯子也就值10块钱，你要我50？你敲诈呀！军长说：能不能少点？服务员说：50元还多啊，那就陪100吧！服务员这句话把军长搞火了，跟军长出来的一个参谋说：把你们经理叫过来！服务员说：叫我们经理500元，然后经理过来了，参谋对经理说，你看能不能少点，这是我们首长！

经理很神气，说：首长？来我们这里的都是首长！那就陪500元，军长一听怒了，你们这不是黑社会吗？经理说道，就是黑社会怎么了，我就是黑社会。这句话可真把军长给激怒了，大声喝道，我是第27军军长！经理道，你要是军长，我就是军长他爹！军长忍了下来，说道，好好我赔给你，拿出500块甩给了她。

秦军长回去以后，军参谋长（两杠四星）知道了这个事情，然后下军令说“金伯帆”是涉黑团伙，非法扣押军长，让侦察营出动5个车辆，其中2车带枪警戒，3车拿军锹，并下命令不准伤人，只砸东西，进去见东西就砸。同时，秦军长给省领导打电话说了一声，省领导表示不管。

石家庄“金伯帆洗浴中心”当时老板（吴迪）不在店里，得知有人砸店的消息之后（不知道是部队的）立马带着他那些小弟、小混混、小流氓什么的500多人，有拿着砍刀的，还有拿手枪的，老远一看洗浴中心外面一圈穿军装的。当时500多人都禁语了，也不敢靠前，有胆小的就吓跑了。

接着110也来差不多一百多人，来了之后一个敢放屁的都没有。

公安局局长也来了，一看门口站着一个2杠4星的首长，也傻了，忙说道砸店没关系，可别伤人啊，转身又走了。

马上公共安全专家的过来了，一看是部队，还是一个军长，不敢多管！然后叫武警，石家庄市武警大队长也过来了，一看是个军长，也不敢说什么，跑来就给军长敬个礼，也走了。

后面，石家庄市公检法书记也来了，和军长说话，军长叼都不叼他。

黑社会老大尔后又给他的另一个“朋友”（河北省委的一名高官）打电话求援，而电话的回应是：“这事儿我也管不了”。

后来，他愿意出200万元解决此事，并且多次到27军军部想见军长解决此事，可是次次都吃了闭门羹。

最后，军长派人通知这位老大，说：“如果想解决此事，那就把洗浴中心重新装修好后，我再派兵去砸一次，咱就两清了”。

此时的老大（吴迪）真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只能回去拿那名不长眼的惹祸经理和服务员出气了。

此事绝非偶然，大家都知道27军是我王牌军队，军人的性格直接、痛快，疾恶如仇。“金伯帆洗浴中心”是石家庄最大的黑社会团伙据点，欺行霸市，周围百姓深受其苦，军人的天职是保卫人民，身为军人在自己驻守的地区出现如此猖獗的黑恶势力，又与政府勾结欺压百姓，百姓有苦无处诉，谁说军不参政，但当血性男儿亲眼目睹父老乡亲受坏人欺压，怎能无动于衷？！

二、黑社会惹中国特种部队少校的后果

一个朋友在特种部队，是一个少校，他的妻子在某市的报社当记者。虽然他是职业军人，但对现在的现象还是感慨万千，这类感慨来源于他的一次遭遇。

不久前他请假探亲，穿着便服到妻子的城市。想到要与久别的妻子见面，他心里充满希望，甚至有些迫不及待！但公交车上的遭遇却让他探亲变成了养病！

在公交车上，几个年轻人公然把手伸进乘客的口袋掏腰包，没有人敢反抗，只有一个农村妇女模样的老大妈哭求着：“求求你放了我吧，那可是我孙子的医疗费啊……”光天化日之下，繁华的城市之间，这还了得！军人的血性和勇敢使少校站起来，大喊：“住手！”几个年轻人吓了一跳，接着象看怪物一样看着穿便服的少校，“哈，有人活得不耐烦了！停车！”公交车立即停下，“下来！”几个年轻人公然把手伸过来要抓少校。

少校是特种部队的，哪里会把这几个小毛贼放在心上，下了车，一脸正气对几个年轻人说：“跟我到公安局自首！”几个年轻人嘴里不干不净的骂着，一边把少校围起来，拳头同时打向少校，少校见招拆招，一边还手一边劝说他们到公安局自首，过了好一会儿，少校终于发火了，使出本事把几个围攻的年轻人个个打趴在地上！由于一人对付多人围攻，不用力是不行的，5个趴在地上的年轻人有的伤的还不轻，有几个跑掉了。

少校刚松了口气，正想打“110”，街道转弯处跑出20多个手持马刀、砍刀的壮汉，扑上来二话不讲挥刀就砍！少校招架不住了，身上很快伤痕累累，浑身是血！见情况不妙，少校立即突出重围转身就跑！后面20多个手持马刀砍刀的壮汉紧紧追着，见到路旁一个工厂有很多工人，少校急忙跑进去，由于失血过多，一进工厂少校就昏迷了。

当少校醒来时，他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当他昏迷时，工厂的人拨通“120”，医院的救护车很快来了，而歹徒看到工厂人多，又有监控摄像头，也立即逃离，少校总算没有被砍死。警察来了，记者老婆来了，当少校说清了情况，记者很快写成稿件，要让事件嚗光，警察马上表示要尽快破案，部队战友来了都对歹徒的凶恶和残忍无比愤慨！这一切，让少校心里宽慰了好多，身上的伤好像也不再钻心般疼痛。

第二天，警察就拿来了一叠像片，少校马上认出大部分歹徒，指认给警察，但警察说，不能叫歹徒，应该叫犯罪嫌疑人。警察也在为这些无恶不作的“犯罪嫌疑人”烦恼，很想解决这个“犯罪嫌疑人”，所以雷厉风行办案，报纸也把事件嚗光，政府和部队也都有表示，“犯罪嫌疑人”已经难逃法律制裁了！

十多天过去了，少校基本康复。那天虽然生命危险，但只是皮外伤，失血过多，并没有内伤，少校身体素质又极好，恢复很快。他到了公安局，想知道歹徒受到的惩罚，没想到，20多个歹徒全部“证据不足，无罪释放，取保候审”！警察也一肚苦水！“我们也知道是他们！可没有人敢作证！象他们这样，最重不过几年，谁敢啊……”“那天刚拘留他们，马上有几个律师过来，尽管我们采取最严厉的审讯，但他们都是有经验的，就是不承认！我们又不能用刑，48小时后只好放人……”“没有人敢作证，没办法呀……”

在部队的催促下，警察又去说服公交司机来作证。公交司机既难为情又害怕。不作证对不起英勇的解放军，作证了全家上下老小又没有安全保障！是啊，特种部队少校都受不了歹徒的残害，警察都没有能力把歹徒消灭，一个小小的司机又能怎么样！他可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同样的原因，那些被偷盗被抢劫的老百姓，别说作证，连报案都没有！歹徒还反咬一口，说解放军打老百姓，不赔偿就没完，而且他们有证据！他们聘请的律师甚至到部队，滔滔不绝地要部队“在法律上给个说法”！歹徒也是老百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啊！这窝囊气啊，叫这些热血男儿怎么样受得了！难道我们拼命保卫的是这样的“人民”？“如果我们向这些歹徒道歉，如果我们赔偿他们，那我们该在战场上挨战士的黑枪！你们去处理，要处理妥当！”少校的上级发话了。立刻，少校的战友——担任教导员的另一个少校，召集了警卫连的25个老兵，作了动员：“同志们，我们解放军是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现在有一伙歹徒在残害人民，连我们的战友都被打伤了……”“为大队长报仇！”激愤的战士呼喊起来……

经过周密的部署，在公安局的配合下，有一天晚上，这一伙黑社会歹徒在一家大酒店大吃大喝后，刚走出酒店就被打得落花流水，人人重伤！一伙残害老百姓的黑社会分子怎么是特种部队的对手？！少校对躺在地上的众歹徒狠狠警告“听着，你们必须把所有的罪行向公安局坦白清楚！别以为你们凶狠就可以横行！如果你们一天不坦白，那你们就没有一天好日子！”当歹徒聘请的律师来时，歹徒们纷纷要求“法律上的公道”时，律师摇头“难那，没有证据！”

3天后，二十多个手脚折断的歹徒在医院申吟时，又来了十几个身强体壮的年轻人，他们分散到每个歹徒的床前，故作关心状：“兄弟，哪里不舒服？”同时狠狠捏在他们的伤处，一时间，到处发出杀猪般的嚎叫！临走时，他们警告各位歹徒：“你们如果不去向公安局坦白，你们的两手双脚一辈子都医治不好，下半辈子只能是废人一个！记住，我们说到做到！”

两天后，少校和部队接到通知，打人的凶手全部抓获，而且供认不讳，证据确凿！

听完这两个故事，人们不禁想起在香港澳门回归之前，两地的黑社会团伙惶惶不可终日，纷纷撤离香港澳门一样！只有伟大而英勇的人民军队，才是一切人间害人虫的克星！

揭秘毛泽东时期三件重大历史事件真相

1.关于抗美援朝。毛泽东是如何决策出兵朝鲜的？对朝鲜战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有着自己的态度，即不赞成打。《毛传》就是这样写的：“1950年6月，全党和全国人民正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方针和部署，有条不紊地、卓有成效地工作着。然而，一件毛泽东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毛泽东作出出兵朝鲜的决策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事。对毛泽东来说，这恐怕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一个决策。后来毛泽东对金日成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定了。”这个决策过程，是党史界一直想弄清、由于缺乏足够材料而没有完全弄清的一个问题。主要是没有留下关于这段历史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我们编写《毛传》，把它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加以研究，多方挖掘材料，力求有所突破。好在俄罗斯公布了前苏联时期的有关档案，将这些档案同我国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对照起来研究，终于得到我们认为比较满意的解决。从10月1日金日成请求出兵援助，到10月18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会议，把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时间最后敲定下来，虽然只有18天，但对毛泽东来说，却似乎很漫长。（2）抗美援朝战争影响了对台湾的解放吗？近些年来，随着台湾问题的复杂化，有人就认为抗美援朝影响了对台湾的解放。这涉及对抗美援朝的历史评价问题。这个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呢？只要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就可以得到答案。

朝鲜战争爆发是1950年6月25日。第三天，6月27日，美国在决定派出海空军入侵朝鲜的同时，就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侵占我国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这样，美国就趁朝鲜战争之机，直接插手台湾问题，阻止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致使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至今仍处于分裂状态。美国插手台湾问题在先，中国抗美援朝，出兵朝鲜在后，其间相差三个多月的时间，怎么能说抗美援朝影响了解放台湾？美国侵占台湾和台湾海峡，才是影响我国解放台湾的根本原因。

2.“林彪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吗？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形势趋于和缓，有些工作开始恢复正常。毛泽东曾表示，“文化大革命”该准备收尾了，并确定九大以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但是，完全出乎他的预料，林彪集团正在急于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有两件事集中暴露了林彪及其集团的政治野心。一个是发布所谓“林副主席一号命令”，一个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1）发布所谓“林副主席一号命令”。1969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备战疏散到外地。林彪到了苏州。10月18日，他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一个“关于加强备战、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当晚，这个命令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命令下达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的方式报告毛泽东。

未经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事先又不报告，林彪居然擅自发布这样的军事命令，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也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作出强烈反应。

如果说“一号命令”是林彪为夺取更大权力而作出的带有某种试探性的行动，那么，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林彪则公然向毛泽东挑战，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2）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第一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在苏州得知后，让叶群转告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3月中旬，毛泽东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再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却要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4月11日，林彪又通过秘书打电话，向政治局转达他的三条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林彪仍然建议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将林的意见报告毛泽东，毛于4月12日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这是毛泽东第三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在4月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当面对林彪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这是毛泽东第四次表态，而且直面林彪。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林彪却置之不理，依然故我。7月中旬举行的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毛泽东得知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据有记载可查的，这已经是毛泽东第五次表态了。

8月23日，二中全会开幕。就在会议开始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其他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本来，毛、林事先都表示不在开幕会上讲话。林彪却来了个突然袭击。林彪拿着讲稿讲了一个多小时，主要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强调说，他仍然坚持“毛主席是天才”的意见。与此同时，陈伯达与吴法宪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及林彪论“天才”的语录，还准备了一份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一切活动，都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

林彪讲话后，各组讨论，叶群和吴法宪等分别在几个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煽动要“揪人”，来势十分凶猛，出现了像毛泽东所说的“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毛泽东已经察觉到会议中的不正常现象，立即制止，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说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对庐山会议这场风波的情况大体有了了解。但林彪是“副统帅”，又是九大党章确定的接班人，对林彪不去触动他，而采取了保护的态度。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巡视。9月5日、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后，便决定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

林彪的阴谋败露，便紧急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此计不成，乘飞机北逃国外，所乘专机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坠毁，落个“折戟沉沙，丧命异国”的下场。

3.毛泽东如何对待周恩来的病情。海外出版的一本反共图书造谣说，周恩来患膀胱癌后，毛泽东阻止给周恩来治疗。关于这个问题，《毛传》作了详细的记述：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依靠周恩来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打击。毛泽东的秘书观察到：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于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也是开刀死了吗？”毛泽东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同年11月，鉴于周恩来日益严重的病状，医务人员再次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在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经过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手术后不到半小时，毛泽东就要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吴阶平等医务人员说：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他们！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仔细。特别是在因患眼病不能亲自阅看病情报告的情况下，听读报告时也是全神贯注。工作人员读过的报告，毛泽东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实施手术的次数等细节。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工作人员常常是从周恩来的住地或医院将报告直接呈送毛泽东。

海外那本反共图书还讳莫如深地把1976年春节毛泽东要身边工作人员放鞭炮一事，同不久前周恩来的去世联系起来，进行影射。关于这个问题，《毛传》引用了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的一段回忆。

1976年初农历除夕之夜（1月30日）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张玉凤回忆道：“毛泽东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倒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夜饭……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爆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

揭秘11种最隐秘间谍工具

从备受宠爱的詹姆斯·邦德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再到其他隐秘的政府部门，所有类型的间谍都武装着一系列隐秘程度超乎想象的设备和工具，帮助他们窃听别人的谈话，秘密拍摄录像，扫描人群中可疑分子的面目，获取嫌疑人的DNA或者在危急时刻毁掉自己的数据。

1.机器蟑螂。蟑螂、甲虫和其他爬虫都是不受欢迎的家伙，借助于最新的电子技术，它们也成为间谍们的得力帮手。2006年，东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打造了一支“僵尸蟑螂”部队，可进行远程遥控。利用蟑螂的身体机能为所安装的CPU和无线电装置供电，科学家在这条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一步。此外，研究人员还研制出远程控制的半电子甲虫，他们将电脑芯片植入甲虫大脑，同时为它们安装照相机以及其他设备。

2.面部扫描太阳镜。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负责执勤的警察将佩戴装有面目扫描软件的太阳镜。这种太阳镜安装了小型照相机，每秒可拍摄400幅面部照片，而后将照片传给数据库，数据库内储存着1300万个面部的数据。面部扫描太阳镜的工作距离最远可达到50米，将帮助执法人员寻找参与打架斗殴和其他非法活动的分子。

3.可自毁RAM。作为一名间谍，最不愿看到的可能就是辛辛苦苦得到的数据被他人盗走，新型磁阻RAM（随机存取存储器）可以帮助他们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如果芯片面临威胁，自毁机制将让存储在这种RAM内的数据“不可用”。目前，飞利浦公司正在研发这项技术。他们研发的RAM芯片包裹两层柔软的磁箔，一层被磁化，另一层扮演“看守者”角色，利用一块永磁体的磁力保持数据周围存在一个闭环。如果窃贼撕掉磁箔，磁体便会擦除数据。

4.携带数码相机的间谍风筝。是否对邻居的庭院感到好奇又或者想拍一些航拍照？Eolo公司研制的间谍风筝可以做到这一点。间谍风筝装有造价低廉的数码相机，风筝绳的长度大约在82英尺（约合25米）左右，可通过无线控制器拍摄照片。这一装置科技含量低，造价低廉，很难成为中情局的宠儿。下一次再看到行为异常的风筝悬在自家屋顶上方时，请擦亮眼睛，也许它就是一个间谍。

5.窥视孔换向器。我们在门上安装窥视孔是为了自我保护。我们通过窥视孔确定来者身份，而后再决定是否开门。但窥视孔也很容易成为我们的“敌人”。借助于所谓的“窥视孔换向器”（又称战术猫眼），执法人员可以在屋内的人不知情情况下窥视里面的动向。

6.镭射麦克。镭射麦克可用于窃听他人的谈话，这种装置利用激光束测量表面上的声音振动，通常是玻璃窗，而后将声音传输给用户的接收器。互联网上已经出现镭射麦克制作指南，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尝试一下。

7.间谍苍蝇。有传闻称，机器蜻蜓和其他机器昆虫曾在华盛顿和纽约的政治抗议活动中出现，悬浮在反战集会者上方，但政府拒绝承认曾使用这些机器人。机器昆虫的研制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一些组织和机构承认他们正不断改进，让机器昆虫趋于完美。由于机器昆虫的飞行能力效率较低，研究人员可能很快将研制重点放在半电子飞行昆虫以及其他昆虫上，例如甲虫和蟑螂。

8.枫树籽形微型摄像头。图片展现的是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的枫树籽形隐秘微型摄像头，它装有两台微型喷射推进器，帮助相机在空中移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计划将这种隐秘摄像头投入战区，负责监视周围环境，在灾区寻找幸存者或者用于探测化学和生物武器。

9.笔形文件扫描仪。希望又快又隐秘地扫描一份文件吗？Planon公司研制的Docupen可以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这个文件扫描议个头与一支普通的笔差不多，非常具有欺骗性。用户只需划过文件或者照片，便可获取并存储数据，而后利用USB或者蓝牙将数据传给电脑。

10.伪装成螺丝钉的无线摄像头。很难想象，微型隐秘摄像头居然被伪装成螺丝钉。这个微型无线摄像头隐藏在螺丝钉帽内，可将实时影像传输给电视，或者录制下来。这种摄像头采用一块9伏电池，价格低廉，很容易买到。

11.多功能笔。外表看似普通的笔也可在危急时刻挽救主人的生命，甚至用于获取攻击者的DNA。Benchmark 1100Pen是一款可以充当武器的笔，由Benchmade公司研制，装有久保田棍型的尖头武器。这件武器采用阳极化处理的铝或不锈钢材料，隐藏在笔内。乌兹战术笔的笔帽内藏有一个DNA提取器，不仅可以作为武器，向攻击者展开还击，同时也可用于获取他们的血液样本。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款笔都可用于破坏玻璃。

第二章

中国面临的十大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举目共睹。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如影随形，走到哪里跟随到哪里。其中有十大问题，值得执政党反思其执政思路，因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将极大地困惑我们的社会。这十大问题，就是食品安全、房价、物价、腐败、教育、裸官和投资移民、恶性车祸、环境保护、事故、强拆。

中国面临的第一个社会问题——食品安全。近来引起了政府高层密切关注的食品安全，应该是目前中国面临最大的社会问题了。可以说，食品安全是一些带着脸谱的无差别恐怖活动。这样的恐怕活动，不分男女、贫富、地位、城乡等人群，见一个杀一个，借用一句国歌里的唱词，叫“中国民族到了最危机的时刻”了，因为在这样的食品安全恐怕活动中，人的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都在大幅度的下降。毫无疑问，食品安全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创伤，比鸦片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面临的第二个社会问题——房价。和食品安全一样引出了温总理的怒喝：“你们专业工作者身上有无道德的血液”的地产商，他们所恶意炒高的房价，是目前中国的第二大社会问题。许多地方政府喜欢用推高地价的手段来增加GDP收入，其实通过推高房价来增加GDP收入，不过是在饮鸠止渴罢了，因为房价的飞速上涨，全面推高了物价的飞升，地方政府在看到了直升天空的GDP之后，很快就将被飞速上涨的物价弄得焦头烂额。

中国面临的第三个社会问题——物价。物价的上涨，既和食品安全密切相关，也和房价牵连在一起。诡异的是，物价当然不仅仅是在上涨。最近媒体广泛报道的“卖菜难”，也是物价上涨的伸延问题。政府对房价调控制乏力，对一般农副产品的调控却相当给力，但因为太给力了，隔山打牛，受伤的几乎都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一方面是农民深感“卖菜难”，另一方面是城市普通居民感到“买菜贵”。卖与买的不和谐声音，是物价上涨之后的必然会出现的问题。

中国面临的第四个社会问题——腐败。腐败虽然是一小部分特权官员的特殊表现，但腐败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却从多个方面印证了时代的特色。没有房价和物价的飞升，腐败的官员也许就不会这么大无畏地前赴后继。房价和物价所引发的社会不安定因数，加速了腐败分子的滋生。虽然造成腐败的土壤，是因为太多有了缺乏民主监督的集权的自留地。不受约束的特权，和未来社会的物质条件的不安定因素，是催生腐败的温床。

中国面临的第五个社会问题——教育。对未来社会的不信赖因素，是教育走向了急功近利的歧途。教育为了钱，为了钱而接受教育，是教育彻底的变味了。最近一个音乐学院的大学生，疯狂得杀害了一个车祸的受害者，让很多人感觉到了非理性教育的可怕。以前我们常常把一些恶性犯罪归纳为“罪犯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现在很多恶性的犯罪，罪犯恰恰都受过精英般的高等教育。学子的疯狂，其实是教育本身的疯狂的一个侧面反映。

中国面临的第六个社会问题——裸官和投资移民。腐败和教育的问题，又派生了“裸官和投资移民”这样的社会问题。表面上看，裸官和投资移民是两个极端不相等的问题，但它们几乎一致的地方，都是把在国内积累的社会财富转移到国外。裸官把财产转移到国外，是为了避免腐败的下场。投资移民，是因为对国内的未来社会投了不信任的一票。裸官和投资移民更相一致的地方，是他们因为都找到了一条可靠的后路，从而对目前的聚富手段非理性和非合法性完全没有过虑。因此，使得前述的社会问题，比如食品安全、房价物价以及腐败等问题更加特出。

中国面临的第七个社会问题——恶性车祸。以上的这些社会问题，归纳成一点社会伦理后，就是“有钱的人是爷爷，没钱的人是孙子”。爷爷和孙子的辈分，取决于每个人的钱包之厚度。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中，恶性车祸就集中地爆发了这个社会所抱有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几乎很多时候，那些车祸都会引发全民的辩论，比如七十码、我爸是李刚、药八刀等等，甚至南京的一个徐老太，其实也是一件车祸引发的社会问题。那些普通的车祸转变成恶性车祸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普通肿瘤转变成恶性肿瘤的速度。不亦悲乎？

中国面临的第八个社会问题——环境保护。同样，环境保护在中国也不是一般的环境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的集中聚焦点。房价和物价的上涨，使这社会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不拘手段聚财。不拘手段的聚财方法，其中之一是罔顾道德的腐败，或者是无视基本道德的产生非安全食品，在腐败分子和无视食品安全的富人都成为“爷爷”之后，谁还会在乎环境保护呢？但那些惨不忍睹的环境破坏，最终都要由我们的后代来埋单。

中国面临的第九个社会问题——恶性事故。恶性的土木工程事故和恶性的矿难，多发性的工厂事故，甚至消费场所的火灾事故，凡是有经济利益的地方，都有可能成为恶性故事的源头。这些事故的背后，一方面应该和恶性敛财的手段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无视人命关天的基本道德。无视人命关天的基本道德，又和教育有关，而恶性敛财手段，仔细想想又和腐败房价物价等问题密不可分。

中国面临的第十个社会问题——强拆。强拆是腐败和房价高涨后的派生问题。强拆问题的背后，是“经济利益大于人命”的执政思路。封建社会的君王，尚且知道“社稷为轻民为重”的道理，但现在的很多GDP执政官员，根本就不相信“民为重GDP为轻”的民主理念。他们在实施强拆的同时，当然忘记了“权为民为赋，权为民所用”的党的基本方针了。

在这十大社会问题中，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应该是食品安全。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当我们所食用的食品都成为有问题的食品了，那么，也就是说这天不再是安全的天了，“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这样的红歌唱词，就真正成为了讽刺艺术。当天都不再安全时，那么许多社会问题当然也就不是“杞人忧天”的问题了。而这一系列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都和漠视人命有关。因漠视人民的利益，从而漠视人命；因漠视人命，从而造成大量的不安全食品的泛滥。因不安全食品的泛滥，一切基本道德完成被经济利益所冲垮。

毛泽东为何拒绝贺子珍的复婚请求

1949年5月，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到北京香山，强烈要求毛泽东与贺子珍复婚，要为贺子珍争得她“应该得到的”夫人地位。毛泽东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没有同意。后来，他对人说起他与贺怡的这场谈话，说：“贺怡想让我同贺子珍恢复关系，贺怡真不懂事，我怎么能与她再恢复关系呢，一个党的领导人，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同年夏，贺子珍到天津暂住。毛泽东派工作人员阎长林带着娇娇前去看望贺子珍。阎长林回到北京后，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贺子珍的近况，当阎长林谈到贺子珍回忆往事时说的一段话时，毛泽东说：“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

1950年，毛泽东接到贺子珍与兄嫂联名写来的信后，回信说：“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三个“第一”、一个“大局”的嘱咐，可以说是千言万语一句话，既饱含毛泽东对前妻和老战友的深厚感情，也有对家庭团结和政治影响的细致考虑。

虽然毛泽东没有同意与贺子珍复婚，但他一如既往地关心老战友。

贺子珍与毛泽东分手后，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未婚。

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与贺敏学的一次长谈中，要贺敏学劝贺子珍再婚。贺敏学回答说：“子珍妹曾经讲过，她一生只爱一个人，不会再婚了。你是知道她的性格的，她决定了的事情不容易改变。”毛泽东轻轻地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其实，他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设身处地为贺子珍考虑的。他已经和江青成了家，并且已有了女儿。贺子珍不可能再回到他的身边。

李敏回到毛泽东身边后，沟通了毛泽东和贺子珍之间的联系。但毛泽东很少给贺子珍直接写信，基本都是通过李敏转达他的问候。

毛泽东考虑贺子珍一人在外地十分寂寞，而且身体不好，就让李敏每个假期，都去看妈妈。每次去看妈妈时，李敏总要奉父亲之命，背上大包小包的东西，给妈妈捎去，同时带去爸爸对妈妈的问候。假期结束时，李敏又奉妈妈之命，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到北京，其中有毛泽东爱吃的食品和蔬菜，还有给江青、李讷和毛岸青夫妇的东西。有一次，贺子珍让李敏给毛泽东捎去一个精致的骨雕耳勺，她知道毛泽东是油耳朵，不时要清理耳中的油垢。毛泽东感慨万千，他从李敏的身上看到了当年贺子珍的影子。

1954年，贺子珍从收音机上一遍遍收听毛泽东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开幕词的录音，精神受到刺激，病得很重。毛泽东听说后，知道贺子珍为思念自己而病，和李敏一起流下了眼泪。他急忙让李敏去上海看护贺子珍，并托她带给贺子珍一封信，劝贺子珍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病吃饭，不要抽那么多烟。贺子珍收到毛泽东的信，听从他的劝告，开始吃饭吃药，逐渐恢复了正常，而且把烟也戒了。

毛泽东在向陶铸夫人曾志谈贺子珍时，满怀伤感：“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但我还是挂念着她的，她在长征中吃了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

1959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设法与阔别20年的贺子珍相见。当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人时，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贺子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泣。毛泽东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贺子珍更加哭得不行。当贺子珍情绪略微稳定后，毛泽东询问了她的生活情况，详细地了解她在苏联的遭遇。贺子珍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神色凄然地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毛泽东见夜深了，让人送她下山。江青即将来庐山，毛泽东为避免引起江青误会，影响家庭团结，没有再见贺子珍。这是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位老战友解放后唯一的会面，从此二人永别。庐山见面后，贺子珍病倒，一连几天，谁劝也不吃东西不喝水。毛泽东很着急，派刚刚结婚的李敏到南昌照顾她，要女儿“告诉她要看病，要吃药，要喝水，要吃饭”。他考虑到贺子珍不愿喝水，专门准备了两筐水果，让女儿带去给贺子珍解解渴。他又担心李敏遇事处理不了，派了一位管理员与她同往。在李敏的陪伴和精心照顾下，贺子珍慢慢恢复了正常。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三年后，贺子珍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进京。她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在毛主席纪念堂毛泽东的坐像前，深情地献上了一个1.5米高的桃形绢花编成的花圈，缎带上写着：

永远继承您的遗志

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事前，花圈的形状、缎带的文字，贺子珍都亲自过问。

为了维护毛泽东现有家庭的团结，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一直孤身一人住在上海、江西等地，直到毛泽东逝世后才到北京。在谈到与毛泽东分手的问题时，贺子珍从没有怨过毛泽东一句，她总是说：“是我不好，我当时太不懂事了，我太任性了。”她做到了毛泽东要求的“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曾国藩四句遗嘱让后代没出一个败家子

晚清重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被誉为“晚清第一名臣”、“官场楷模”。他力挽狂澜扶晚清王朝垂而不死，在“同光中兴”时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实现了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境界，被誉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氏家族更是历史上数得着的侯门望族，一百多年来没有出现过“败家子”，曾国藩继承发扬儒家教育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功。《清史稿·曾国藩传》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大师”，事业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畅游史海，可以看到“盛不过三代”是大多数官宦之家很难逾越的魔咒。而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层出不穷，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广铨、曾昭抡、曾宪植等一代代杰出人物。探寻曾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曾国藩留给后代的“四条遗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十二日，六十二岁的曾国藩在儿子曾纪泽的搀扶下散步，他说：“我这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忽然，他连呼“脚麻”，倒在儿子身上，瞬时已不能说话了。临危之际，他抬手指了指桌子上早已写好的遗嘱，大意如下：

我做官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十分惶恐惭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是慎独则心里平静。自我修养的道理，没有比养心更难的了。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恶，却不能尽自己的力量以行善除恶，这是自己的表现。内心是不是自欺，别人无从知道。孟子所说的上无愧于天，下无疚于心，所谓养心一定要清心寡欲。所以能够慎独的人自我反省时不感到愧疚，可以面对天地，和鬼神对质，绝对不会有行为无悔恨而心却退缩的时候。人假如没有可以愧疚的事，面对天地便神色泰然，这样的心情是愉快平和的，这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是最好的药方，修身养性的第一件大事。

二是主敬则身体强健。在内专一纯净，在外整齐严肃，这是敬的工夫；出门如同看见贵宾，对待百姓像行大祭祀一样崇敬，这是敬的气象；自我修养以让百姓平安，忠实恭顺而使天下太平，这是敬的效验。聪明智慧，都是从这些敬中产生的。庄重宁静则一天比一天强，安闲敬纵则越来越懒惰，都是自然的征兆验效。如果不论人多人少，事大事小，都以恭敬之心相待，不敢懈怠，那么身体的强健，还有什么令人怀疑的呢？

三是追求仁爱则人高兴。一般的人生下来，都得到天地之理以成心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体，我和民间万物根本是同出一源的。如果只知道谋求私利，而对百姓不知道宽仁，对万物不知道爱护，这是和同出一源道理相违背的。至于高官厚禄，高居在百姓之上，就有拯救百姓于水火、饥饿之中的责任。读书学习，粗浅地知道了大义所在，就有使后知后觉的人觉悟起来的责任。孔子教育人，莫大于求仁，而其中最要紧的，莫过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这几句话。人有谁不愿意自立自达，如果能够使人自立自达，就可以和万物争辉了。人有不高高兴兴地归附的吗？

四是参加劳动则鬼神也敬重。如果一个人每天穿的衣服吃的饮食，与他每天所做的事所出的力相当，则看到的人会赞同他，鬼神也会加以称许，认为他是自食其力的人。倘若农夫织妇终年勤劳，才能收获数担粮食数尺布，而富贵人家终日安逸享乐，不做一事，却每餐必是美味佳肴，穿必锦衣绣袍，高枕而眠，一呼百应，这是天下最不幸的事，鬼神也是不赞同的。这样怎么能长久呢？古代的圣君贤相，无时无刻不以勤劳自勉，为自己打算，则必须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在困境中奋力前行，殚心竭虑，而后可以增加智慧增长见识。为天下人考虑，一定要使自己饥饿，自己陷于水火之中，把民贼强盗不被擒获视为自己的过失。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以有利于天下，都是极俭朴以修身、极勤劳以救百姓的实例。所以勤劳能使人长寿，安逸能使人夭亡；勤勉则人尽其才，安逸则无能而被人抛弃；勤能够广济百姓，而神灵敬仰，安逸对人无好处，鬼神也不羡慕。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曾国藩的遗嘱对其子孙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其子曾纪泽在曾国藩死后才承荫出仕，从事外交；曾纪鸿一生钻研数学；孙子曾广钧中进士后，终老翰林；曾孙、玄孙辈中大都出国留学，曾氏后代子孙没有一个加入到行伍之列，甚至也极少有人出仕。曾家后裔恪遵先祖遗言，远离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政界、军界，洁身自好，大隐于世，实现了曾氏“长盛不衰，代有人才”的遗愿，倘若曾国藩九泉有知，也定会捻须颔首微笑的。

毛泽东当乞丐的特殊经历

毛泽东的事迹家喻户晓，但他青年时期在长沙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和同学萧瑜化装成乞丐游历湖南的故事却鲜为人知。萧瑜是著名诗人萧三的哥哥，与毛泽东同为新民学会的发起人，上世纪初叶，在学生阶层中是个风头很健的人物。1916年夏天，毛泽东和萧瑜身无分文，出游近千里，历访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

1.旅途重重困难。1916年7月，尚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和萧瑜，决定利用暑假时间，化装成乞丐游历湖南，以更好地了解社会。经过三天的准备，两人出发了，每人只带了一把雨伞和一个小布包，布包里装了一套换洗衣服、毛巾和纸笔等简单几样东西，没有带一文钱。出长沙小西门，两人步行到了湘江边，很快遇到了第一个困难：没钱渡江。两人坐下商量了许久，最后毛泽东提议先上渡船再说。这时一只渡船刚刚靠岸，他们站起来迅速登了上去。小船迅速离岸，片刻功夫就到了河中央。船夫来到他们面前收钱，萧瑜坦白告诉船夫他们没钱，船夫开始很生气，后来得知是学子出来游历的，就帮他们渡河了。

过河后，他们沿着从长沙通往宁乡县城的大路一路前行。两人一边走一边聊天，忘了时间，直到下午才意识到还没吃任何东西，于是开始乞讨。开始，两人乞讨的对象主要是路边的农家，但这些农家大多自己都吃不饱，自然也不可能拿出足够食物接济他们，两人往往要历经四五家才能乞得半饱。后来，他们决定找一户读书人家，登门拜访。很快，他们打听到附近住着一位姓刘的老绅士。于是两人联手写了一首诗表明来意：翻山渡水之名郡，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身。诗中第三句的“白云”，暗指刘氏能摆脱俗事的纠缠，在山中过隐居生活。“翻山渡水”和“浸饿身”的含义是一目了然。刘老先生读了这首诗后，非常佩服作者的才气，立即请两人吃饭，临走时还送给两人40文盘缠。

离开刘家之后，天色已晚，两人沿着一条小河一直走到午夜，最后决定在河滩上露宿。由于很疲惫，两人很快就进入梦乡。夜里毛泽东醒来，发现萧瑜不知什么时候跑到附近的一棵小杉树下睡觉，于是转过头去，准备继续睡，就在此时他发现不远处一只老虎正盘踞在那里，注视着自己。此时他已完全清醒过来，可是怎么逃呢？冷静地思考后，他认为老虎并没有发现他们，关键是要防止萧瑜醒来后喊叫，于是他慢慢挪动到萧瑜那里，守在萧的旁边直到天亮。天亮后才发现，所谓的老虎原来是一块石头。就在两人准备起身时，草地上突然窜出一条蛇，幸亏没有被咬，否则附近又没有医生，很是危险。于是两人决定，以后再也不在野外睡了。

到达宁乡县城后，毛泽东总结了几天乞讨生活的感受：一分钱没有的日子确实困难，但只要肯动脑筋，能坚持到底，什么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2.夜宿昭山寺。在赶往宁乡的途中，两人还顺路游览了昭山寺，这是一座自唐代起就很有名的寺庙。两人沿着山路拾级而上，到昭山寺已是很晚了，便打算在庙里借宿。和尚一开始还不同意，他们只好在树林里露宿，半夜里，可能是于心不忍，和尚又允许他们借宿。和尚带他们进了一间客房，房外有一座小楼，于是他们就去楼上纳凉，夜里凉风习习，在星光下聊了很久。聊到西方发达的工业文明时，毛泽东说：“西方物质文明极为兴盛，但却因此被衣、食、住三者所拘，仅仅是满足物质欲望罢了。如果人生仅此而已，那人生也无太大的价值，我们应该想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解决经济问题，而后应该追求理想的世界主义。”过了一会，他又说：“人的精神力和体力结合在一起，没有什么事是办不成的，所以我觉得，只要能想个法子把人们的精神凝聚在一起，就可以克服任何困难，实现理想的世界主义。”

第二天，他们到达了宁乡县城，突然想到他们的老同学陈绍休和何叔衡就住在附近，于是前去拜访。先是在陈绍休家住了几天，期间主要是去周围的农家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他们深深地体会到农民的生活实在是不能再苦了，即使年景这么好，还是吃不饱饭，长期缺衣少食，大部分人都活不过50岁。在这期间，他们和农民一道挑水、种菜，还劝大家植树。

3.拜访何叔衡。离开陈绍休家，他们去拜访何叔衡。何叔衡是两人在第一师范的同学，也是新民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走到何叔衡的家需要一天，中午两人决定在路边的农家乞讨。来到一户人家，一对和善的老夫妇给了他们足够的饭菜，两人还和老夫妇作了一次谈话。老人姓王，年轻时是县衙门的守卫，讲起了他当年在县衙门的经历。毛泽东没想到官吏竟然腐败至此，更让他震惊的是，老百姓竟然对于打官司给县官送钱的现象习以为常，反倒认为个别的廉官比贪官更恶劣，他们绝不相信会有人不收钱。与老夫妇道别后，两人继续赶路，路上又谈了一些可悲的世事。两人一致认为，劳动阶层的大多数人较为无知，相信他们所听到的一切，完全听任那些损公肥私的官吏们的摆布，实在是有很大的必要教育人民，帮助他们觉醒。

到达何叔衡的家，已是深夜。老朋友相见，都非常高兴。何家是典型的农家，自己养猪、种菜、种稻。两人在这里受到了热情的招待。何叔衡的父亲带着两人参观自家的农场、猪圈、稻田，还兴奋地向毛、萧二人讲了他早年为生计而奋斗的故事。显然，何老先生对于这种以耕种土地而自食其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感到非常的满足。

因为老先生的热情挽留，毛泽东和萧瑜在何家待了两天才继续赶路。在路上，毛泽东回想起与何老先生一同度过的时光，非常的感慨：多么朴实善良的老人啊，只要能通过自己的劳作满足家用，就快乐而满足了。为自己而劳作，这就是他快乐的原因，但不幸的是，这一路上，毛泽东见到了无数没有自己土地，不得不为别人劳作的农民。他们是痛苦的，每天起五更睡半夜地干活，到头来必须将劳动成果拱手送给地主，更不幸的是，有些想在田间出卖劳动力的人却无人聘用。要是人人都有自己的土地，快乐地生活该有多好啊！

在前往安化的途中，两人路过一座小山，山顶有座小庙，于是他们登山远眺，山顶景色迷人，毛泽东站在山顶极目远眺，突然想起在学校里杨怀中先生曾教过他们：人格修养的第一要素是“远大”。杨先生认为人的行为思想应该远大些，人生目标应该高一些，一个人总是该超脱些。想到此，他就回到庙里，在庙墙上写上“远大”二字。

4.“行乞”益阳城。两人到达安化后，又继续赶往益阳。到达县城时，大约是早晨10点钟，由于没吃早饭，就硬着头皮进了一家茶馆。吃完早饭后，萧瑜留下，毛泽东出去想法子找钱。但走遍了两条街，只讨到21文钱，无奈之下返回茶馆。两人商量后，决定给店铺写对联，换以少许的金钱。毛泽东以最佳的书法写了若干条对联，得到了大多数店铺的欢迎，很快还清了饭钱，一家茶叶店老板还盛情邀请他们喝茶。原来店主曾是读书人，为生活所迫才经营茶叶店。在聊天时，店主提到他的三个儿子，店主自豪地说他让两个儿子做生意，另一个儿子去读书，这样，家里可以保持读书的风气，也不大可能有人饿死，显然店主为自己的安排沾沾自喜。但毛泽东认为：店主的决定很自私，只考虑了家庭利益，没考虑儿子们的个人愿望以及社会整体的利益。他对萧瑜说：“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太重，所以人们缺乏民族感情。而一个好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因此人民有义务保卫国家，人民应该为国家着想，不能只顾自己的家庭利益。”讲到这里，他停了一会，接着又说：“最最重要的是，是有一个强有力的好政府！一旦建立了好的强有力的政府，人民就可以组织起来！”

正当他俩准备离开益阳时，突然发现墙上贴着一份县长告示，这才发现他们在第一师范学校的化学老师张康峰竟然是益阳县长，于是决定上门拜访。

但在门口被卫兵拦住了。从里面走出个门房，态度非常恶劣地赶他们走，并且嚷嚷着：“上个星期我放了一个穷亲戚进去，被县长骂了一顿，要是我进去对县长说有两个叫花子要见他，他一定以为我神经出毛病，会立刻把我开除的，你们快给我滚出去！”两人非常的生气，坚持要见县长，僵持了很久，最终门房报告了县长，张康峰先生看到名片后立即接见了两人。

他们和张康峰谈了好几个小时，还一起吃了晚饭。于是，两个乞丐摇身一变，变成贵宾了。第二天离开的时候，张康峰还命令门房将他们送到城门。离开益阳后，他们继续向沅江前进，路上开始讨论在益阳的经历。萧瑜对那个张先生的评价很差，认为那个门房不过是执行命令罢了，是张先生明确指示不要让穷人进去。张先生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势利小人，这种人的人生目标就是权势和金钱，他们的头脑里不可能有高尚一点的思想。

两人沿着去沅江的路走了好几天，一直这样边走边讨论。一天晚上，到了一家小客栈，由于没有别的客人，于是女主人就和两人搭话。毛泽东告诉她，他俩是乞丐，从长沙一路走过来，已经走了一千多里了。女主人听了大吃一惊，说她会看相，一眼就看出两人都是了不起的人，怎么可能会是乞丐，三人相视哈哈大笑起来，这下气氛就活跃起来了。第二天，女主人送两人离开时，告诉他们自己叫胡茹英，还把自己地址留给了毛泽东，开玩笑说：日后毛先生发达了，要给毛先生当参谋。

两人告别胡茹英，又走了几个小时的路，到达沅江县城。但没想到的是，由于冰雪消融，长江发洪水将沅江县城完全与外界隔绝。这样，两人决定结束行程，搭船回长沙。

在回长沙的船上，还经历了一场打架风波，原来是船上有两个穿着很体面的人，据说一个是捕快，一个是文书，竟然为了一件小事大打出手，斯文扫地，最后毛泽东得出结论：是知识才能而不是金钱地位能提高人的道德水准。

回长沙后，两人拍了一张照片，以纪念这段经历，照片上两人都是短短的头发，短裤，草鞋，一身破衣烂衫。

揭秘国民党军统巨枭毛森的传奇一生

他从一名小学教员，攀附戴笠、毛人凤，成为军统巨枭；抗战期间，他曾冒险潜伏在敌占区，两次被捕，又两次从日本人眼皮底下逃脱；解放前夕身为上海警察局长的他，面貌儒雅，内心却凶狠，杀人如麻，绰号“毛骨森森”；败退到台湾后，他得罪了蒋经国，在权力斗争中失势，并遭通缉，只得再次出逃。

1.军统巨枭“一戴三毛”。在偏处浙江西南一隅的江山县，上个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众多国民党特工人员，并且多属军统系统，其中“一戴三毛”尤为著名，人称军统巨枭。“一戴”即戴笠，“三毛”即毛人凤、毛森、毛万里。“三毛”中的毛森，当年被视为“杀人魔王”，威名远播。然而其人其事，又久久蒙在一层神秘面纱之后，鲜为人知。

毛森原名毛鸿猷，1908年出生于江山县界牌和仁村。他小学尚未毕业，便借了同乡毛善森的文凭，考入衢州第八师范。1930年从师范毕业后，毛森当了一年小学教员，便不安于这“猢狲王”的职业，于1931年考进浙江警官学校正科第二期。恰在此时，戴笠任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部属有妻舅毛宗亮和毛人凤、毛万里兄弟。毛人凤听说31届新生中，有个学生叫“毛善森”，也是江山人。真毛善森是毛人凤的本家兄弟，毛人凤感到奇怪，为何“毛善森”不来找自己，就亲自去看他。一看之下，原来这个“毛善森”是个冒牌货。毛森说明了原由，毛人凤倒也不去追究，只是叫他以后把名字改掉，还有意将他引为亲信。后来毛森从警校毕业，被送进特训班，随后加入复兴社（军统前身），从此追随戴笠，成为军统一员。在填表时，他去掉中间的“善”字，改为毛森，从此一生延用。

2.毛森入闽初显身手。毛森首次完成戴笠交下的任务，就显示出他不同于众的“才华”。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蔡廷锴、蒋光鼐率第19路军开赴福建。不久，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公开与蒋介石决裂，组成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在急调10万大军围剿的同时，又担心原驻闽部队异动。于是戴笠派毛森去福建进行监视。他以军事杂志记者身份来到浦城，浦城驻军是独立第45旅张殿基部。经一番笼络之后，毛森与张殿基结成好友。与浦城相邻的建瓯、龙溪、邵武三地驻军，都与张殿基有关，当地驻军也就始终未卷入“闽变”。后“闽变”失败，戴笠由此器重毛森，任命他为福州市警察局特警组主任。毛森长袖善舞，各方颇多好评。有关毛森的“美誉”不断传到福建省主席陈仪耳中。陈仪是浙江绍兴人，视毛森为大同乡，从此也对其青睐有加。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正在福建的毛森突接戴笠急电，命他速去江山招兵买马，组建一支特工部队-军事委员会别动大队，并委任他为二大队队长。

城府很深的毛森专程向陈仪辞行，一贯重义气的陈仪慷慨地赠给他一批军用物资。毛森初建别动大队时，就靠这批军用物资起家。1948年陈仪任浙江省主席，接任伊始即委任毛森为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衢州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对这个恩人，毛森并未偏袒，他和汤恩伯一样，大义灭亲，揭发检举陈仪叛变。毛森探知陈仪有向中共靠拢并准备策反汤恩伯部的机密后，立即向上峰告密，并监视陈仪的举动。随即，陈仪被汤恩伯检举，1950年被国民政府处决于台北。

3.抗战期间的毛森。作为一名特工，毛森可说是相当出色的。抗战期间他两次被日军逮捕，竟能顺利出逃，足可为例。

1938年9月，毛森奉派潜伏在杭州，任情报站站长。毛森要求戴笠派一个机智、干练的女性作他的助手，并提出具体人选-胡德珍。她是浙江特训班的学员，毛森发现她既稳重又聪明。当时他已和发妻离婚，有意重组家庭，胡正是合适的对象。

胡德珍之兄胡朴人是个新闻记者，在他帮助下，毛森开设火腿行、米店，俨然是一副商人模样。接着，他便向胡德珍求婚，也如愿以偿。按军统家法，抗战时期军统人员一律不得结婚。毛森提出的理由是组成家庭更有利于潜伏工作。戴笠又破例同意，还批特支费500元作为贺礼。

正当毛森新婚燕尔之时，1939年1月18日，日本宪兵将毛森寓所（大井巷2号）团团围住。毛森措手不及，被捕入狱。幸而胡德珍未受牵连。狱中的毛森挺住种种酷刑，坚不招供，说自己只是个商人。胡德珍在外面策划营救。10余家商店联名要求保释“毛老板”；毛的部属沈风与驻杭伪军第一军军长徐朴诚的四夫人有关系，通过她打通了关节；这时重庆方面也派人来进行营救。三管齐下，日寇查无实据，只好放人。

1942年，毛森在上海再入日寇罗网。当时，他奉戴笠之命，悄悄进入上海，成立上海行动总队，进行破坏活动。一时间，日伪仓库被炸、铁路瘫痪、汉奸遭狙杀……

这时，毛森属下的陈纪廉行动小组在行动中失手，陈纪廉被捕，供出两个交通的名字，这两个人也随即被捕，其中内交通周觐光受不住日军酷刑，供出毛森。毛森第二次被捕。

毛森被捕后，一时群龙无首，行动总队停止了破坏活动。日宪兵司令木下荣市少将察觉到毛森作用举足轻重，下令加强对毛森的看守。敌人将他囚禁在狄思威路宪佐部队，由数十名宪佐日夜分班轮值。宪佐中有中国人，毛森遂用黄金加以收买，居然有人愿为毛森所用。于是，处在严密囚禁中的毛森，竟能执行与指挥戴笠交下的“除奸令”。当时的军统东南局电讯督察李开峰（化名余）为利所诱，投降了汪伪特务机关“76号”。戴笠大为愤怒，下令毛森除掉此人。“除奸令”到时，毛森已经入狱。胡德珍将命令秘密传递到狱中。毛森想出一个除奸方案交胡德珍执行。胡德珍收买了原军统上海站站长陈恭澍的警卫员刘全德，让他暗杀余。此计果然成功。

余一死，汪伪特务机关“76号”的首领李士群察觉是毛森主谋，便向日本人告状。日寇加强了对毛森的看守，准备必要时把他处死。1944年元旦，乘日本人不在场，毛森在中国宪佐邢俊才眼皮底下逃出魔窟（邢俊才早已被毛森收买），在外面的接应下，他迅速离开上海到了浙西淳安。

戴笠此时也在淳安。按军统惯例，被捕人员必须经过特别审查才能重新任用。戴笠打破惯例，立即任命毛森为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由上校晋升少将。

4.侦破“荣案”名利双收。1945年8月抗战胜利，毛森重返上海，以没收汉奸财产为名，大发接收财。

一件名利双收的事，等待着毛森。1946年4月258日晨，民族资本家、“棉纱、面粉大王”荣德生（荣毅仁之父）外出途中遭绑匪绑架。

消息见报后，中外纷传，舆论大哗。蒋介石也大为震怒，汤恩伯推荐当时在无锡第一绥靖区司令部任职的毛森负责破案。

毛森赶到上海，部署破案事宜。其时，荣德生已被家人以50万元美金赎出，但毛森并不就此罢手，下决心要捉拿主犯。

一天，原上海行动总队的旧部黄福林来报，他发现淞沪警备司令部中校警卫队长王晋唐近日骤然暴富，口袋中常有美金。黄福林还说，浙江嵊县人刘瑞标有绑架案前科，他本在临安（杭州附近）做木匠，最近常来上海与王晋唐碰头，还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一带嫖妓。

在黄福林探得刘瑞标在临安的确切地址后，毛森亲自带领几名得力人员来到杭州。他们以有一批木工活为由，把刘瑞标从临安诓骗到杭州。重刑之下，刘瑞标如实招供了一切。毛森再经精心策划，捕获了匪首骆文庆、王绍寅、袁仲书、吴小开、吴志刚，连同先前捕获的刘瑞标、王晋唐，一共7人。

为此，蒋介石奖励毛森5万元美金，汤恩伯因推荐毛森有功，奖福特汽车一辆。荣德生也亲到毛宅道谢，馈谢金表一只、金笔一对，毛森名利双收。

5.解放前夕疯狂杀人。见过毛森的人，第一印象是：中等个子，五官端正，谈吐不俗，待人谦虚，颇似儒雅文人。然而透过外表，毛森的另一面却是个凶狠的个性，两者形成巨大反差。

戴笠的私人秘书王绍谦曾多次接触毛森，说起过这样一件事。毛森自己烟酒不沾，也不许别人在他办公室里吸烟。一次，某个部下违反了他的禁令，他命卫兵搜查这人口袋，还有6根烟未抽完。他命令这人将烟用开水泡了，吞下肚去。“你喜欢吃烟，就这样吃下去！”毛森的特点由此可见。有人背后改称他为“毛骨森森”。

上海被解放军占领前夕，毛森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大开杀戒，突击处决地下党。1949年2月7日，“民革”成员策划京（南京）沪两地暴动，因事机不密，孟士衡、吴士文、萧俭魁、马骏名等9人被捕，4月4日押送上海，落入毛森之手。5月9日，孟、吴、萧3人被处决于宋教仁公园（即闸北公园）。

三天后（5月12日），解放军在上海外围发起总攻，炮声隆隆，在市区清晰可闻。毛森加快了处决的进程。他下令从死囚牢提出13人，其中有第三战区少将参谋长陈尔晋和他的妻子张曼霞（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张已怀6个月的胎儿，毛森将他们一起处决。被毛森处决的还有上海市委地下电台台长张困斋（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之弟）；解放军京沪特派员贾云超、参谋黄培中、联络员陈玉山，以及民主人士陈惕庐、张达生、朱大同等。牢里的500多人，大部分由毛森下令用不同方法处死。有的被装进麻袋投入黄浦江，也有的被活埋在牢房里（如黄炎培之子）。上海占领时，死牢里的500多人，幸存者只剩下28人。

6.得罪小蒋逃出台湾。1949年5月24日晚，解放军向上海发起总攻，毛森在吴淞口登上最后一艘军舰退往厦门。蒋介石任命他为厦门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

不久厦门又告陷落。毛森全家撤到台湾。1949年7月，蒋介石听从蒋经国意见，在高雄主持秘密会议，对特工系统进行大调整，建立“政治行动委员会”，取消原来的军统与中统。唐纵为召集人，周至柔任主委，委员有蒋经国、郑介民、毛人凤、张镇、叶秀峰、毛森、陶一珊、彭孟缉等。原军统人员占了“委员会”中的三席。毛人凤当日还沾沾自喜，毛森却不以为然。果然仅过半年，“委员会”即为“总统府资料室”取代，蒋经国任主任，轻松夺取了特工系统领导权。

蒋经国的第二步棋，就是要毛人凤交出潜藏在大陆的军统人员名单。毛人凤又气又急，不久就患肺癌而死。蒋经国再逼毛森，要他交出东南沿海地区“游击队”的关系，所谓“游击队”纯属子虚乌有之事，毛森无法向小蒋交代，向老蒋求情又无效，只好逃出台湾。他与妻子胡德珍先到香港，台湾方面发出了通缉令。1958年，毛森只得又逃到美军占领下的冲绳岛隐蔽下来，一住10年，直到1968年才移居美国。

1985年6月，毛森曾致函大陆江山人周邦恭，谈到此事。他说，毛人凤“受蒋经国打击，我从旁支持他，所以蒋对我也结下梁子”（即结仇之意）；又说：“退台之后，因不满蒋经国所为，即离开出国。”这是毛森自己说的“真相”。

晚年的毛森颇有故园之思，1992年5月，他与妻子胡德珍、长子毛建光从旧金山飞抵上海，走访亲友并回到浙江江山，遂了思乡之愿。回美后，他于同年10月在旧金山去世。

后记：

江山籍华人毛森先生及其子女毛河光先生等从1993年至2006年连续13年设立毛氏助学金，发放助学金13万元人民币。

2005年6月21日下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毛河光先生及夫人刘警石、大哥毛建光一行，利用回国访问之机回到故乡，并考察了江山中学。副市长毛建国陪同考察。

毛河光先生是毛森之子，祖籍石门镇，1941年生于上海，1949年之后在台湾求学，毕业于台湾大学，后去美国，获纽约罗彻斯特大学博士学位，在美国科研机构-华盛顿凯莱因研究院地球物理实验室任高级研究员，从事高压科学研究，成为这一领域的学术权威，1993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毛河光先生曾多次回国访问，并为国内培养科学技术骨干作出贡献。1992年，毛河光先生的父亲毛森回故乡探亲，回美国后不久去世，临终前嘱咐夫人及子女设立“贫寒子女助学金”，每年出资1万元人民币资助石门小学、江山中学、衢州一中三座母校的贫困学生。

自1993年以来，毛河光先生和家人一直遵循父亲的遗愿，已出资10多万元，资助了1440多名贫困学生。并在江中考察时，毛河光先生欣然题词：江山代有人才出，作育英材六十年。

第三章

揭秘戴笠惨败在哪个女谍之手

1939年深秋的一天，一个身着浅咖啡色薄绒西式连衣裙，头戴法兰西绒帽，脚蹬一双半高跟皮鞋的漂亮小姐，出现在重庆街头。

她就是历经磨难，刚从延安转道而来的张露萍。此行她是受中共中央所派，深入虎穴，从事地下工作的。这时的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达官显贵多聚于此，军、警、宪、特十分猖獗。带着特殊使命的张露萍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一位漂亮小姐蓦然出现在红都延安。延安是陕北黄土高原中部的一个偏僻小城。在抗战时期却成了全国人民注目的地方。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从四面八方纷纷涌向这块圣地。过着富家小姐生活的张露萍就是在这股大潮中，脱掉小姐闺装，告别繁华都市来到红都延安。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成都读书时叫余硕卿，延安时叫黎琳，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时叫张露萍，在息烽集中营时叫余慧琳。多变的名字，变换着的地点，仿佛展示着张露萍坎坷不平凡的人生。

1921年7月，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余家英出生在四川崇庆。在姐妹三人中，她位居“老幺”，自然受到父母的疼爱。余家英8岁时，进了县城的小学。父亲给她起了个学名，叫余硕卿。硕卿聪明过人，成绩优良，深得老师们的称赞。这时，家里发生的一件事对她以后的人生之旅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姐余硕彦，在崇庆师范读书时，被地方军阀、眉山专员、国民党暂编第一师师长余安民看中，强娶为三姨太，住在成都西门外罗家碾子的余家花园里。在大姐的关照下，硕芬、硕卿先后来到成都读书。

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时，余硕卿首先认识了时为中共四川省委军委委员车耀先的大女儿——车崇英。课余，她们常在一起谈论对人生的向往，谈论妇女的责任，国家、民族的危亡和个人的前途。她们常到车崇英家，从而认识了车耀先。

余硕卿以十分仰慕的心情对车崇英说：“你真幸福，有这么个好爸爸，读了你爸爸给我介绍的文章，心里好像有许多话要说一样，我就爱听他讲话。”余硕卿常提出一些不理解的问题，车耀先总是耐心解答，深入浅出分析时局，讲述革命道理，使余硕卿的身心受到了强烈的震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枪声，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我守军英勇抗击日寇入侵战报，通过无线电波，迅速飞向全国各地。在车耀先的影响下，余硕卿等几个姑娘踊跃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参加了“群力社”、“星茫社”、“天明歌咏团”等抗日救亡团体。余硕卿除了参加演剧队外，还担任了“天明歌咏团”的指挥。当时学校还在上课，同学们都在温习功课，准备期考。她只能抽出课余时间写墙报，练唱救亡歌曲，排练节目，每天忙到很晚才回家，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就嚼几块饼干充饥。暑假到了，余硕卿又随歌咏团、演剧队到街头、工厂、农村去宣传、教唱和演出，用这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把抗日救国的道理带给广大的劳苦大众。然而，实行片面抗战的国民党当局却千方百计压制抗日救亡运动，不许民众起来抗日，余硕卿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在民族危亡之际，这个满怀爱国热情的姑娘多么希望用自己的青春报效处于危难中的祖国。

位于大西北的延安，以中共坚定的抗日态度、一派朝气蓬勃的盎然生机，吸引着大后方的热血青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盏明灯。

余硕卿多么渴望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啊！1937年秋末冬初的一天，成都已有了一些寒意，然而余硕卿等10名男女青年心里却热烘烘的。经过车耀先的多方奔波，他们终于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路途。

踏上延安的路途是艰险的，途中要遇到国民党军警的层层关卡。余硕卿一行10人历经磨难，一路上机智巧妙地应付国民党军警的盘查和监视，秘密到达了古城西安，住进了城里的世界旅馆。

一路上提心吊胆的余硕卿总算松了一口气。第二天她和同伴带着成都的介绍信来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当时因有一些国民党特务企图混进延安，还有的人是一时感情冲动，没有过艰苦生活的心理准备，故而办事处对后方青年的要求是既欢迎又谨慎。

望着余硕卿等稚气十足的青年学生，办事处出了十几道口试题。其中一题是：“你为什么要去延安？那里艰苦，吃小米你行吗？”余硕卿答道：“延安是抗日的中心，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我到延安是为追求真理，连死都不怕，还怕苦吗？”

为了甩掉敌人对这一批赴延青年的跟踪监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决定让女同学先走。几天后，余硕卿等一行四人到达安吴堡干部训练班，15天后，又辗转到了大金台，与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住在一起。这时她改名叫黎琳，意在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1938年2月3日，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掩护下，黎琳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延安。开始，黎琳被分配到陕北公学2期14队集训，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哲学等课程，张闻天、成仿吾、邵式平等人曾在这里讲课，毛泽东还抽空作报告。三个月的学习结束后，她又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编入三大队女队。她活泼开朗，待人热情，工作卖力，被选为小组长。每逢学校上大课时，她穿着从家乡带来的红毛衣，指挥大家唱歌。她那潇洒泼辣的神态，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最爱指挥大家唱《拿起刀枪干一场》这首歌，唱了一遍又一遍，时间长了，同学们都亲热地叫她是“干一场”。

在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下，黎琳很快成长起来，也逐步适应了艰苦的生活。她写信告诉往日的同学：“我们每天都学习，大地是我们的课堂，膝盖头是我们的写字台，吃的小米加窝窝头，顶好吃。”

1938年3月27日，黎琳在给亲人的信中写道：“虽然陕北现在是前线了，但是我们同学两千多人中没有一个怕的，因为大家都相信百战百胜的八路军……希望你们不要担心，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的孩子每天能背三十几斤重的包裹爬十几里的山路了，你们高兴吗？”

原纺织工业部化纤学院党委副书记兰健同志，和张露萍是同一个班的同学，对张露萍很了解。她曾回忆说：她（张露萍）在成都中学念书时，接受了进步思想，一心一意想到延安抗大学习，就偷偷地从家中出走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可是她父亲托在西安的朋友找到了她，劝她回家，她假装同意，第二天却在办事处同志的安排下去了延安。到了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就读，后编入抗大4期3大队12班，我当时就是这个班的班长。张露萍在抗大学习时改姓母亲的姓，取名黎琳。她学习用功，性格活泼，爱好唱歌。每次全校齐集操场时，各大队都要互相拉拉唱歌，她指挥3大队唱《干一场》这首歌，歌声整齐有力，博得全场掌声。从此她就有了一个外号叫“干一场”。每逢其他大队拉3大队唱歌时，就此起彼伏地大喊：“干一场”再来一个！意思是要她指挥3大队再唱一支歌。

1939年10月，经郑继斯、杨馨两人介绍，黎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抗大毕业后，黎琳被调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学习结束后，又调往中央组织部政治干部训练班。在这里，她学习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学习了国统区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等知识，不久调到“文协”做秘书工作。

1939年秋，黎琳经组织批准，与中央马列学院政治经济研究室的李清结婚。几天后，中央组织部找她谈话，让她利用大姐的社会关系，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尽管新婚燕尔，但为了革命工作，黎琳愉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随即，她毅然地离开了爱人和有着深厚感情的延安，告别了自己的战友，踏上了返回四川的路程。

黎琳改名张露萍，充当重庆周公馆与潜伏在国民党军统内中共特工人员的秘密联络人。

从红都来到白都重庆，黎琳首先找到了自己的“娘家”——即设在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这个办事处又称周公馆，顾名思义，它的总负责就是时为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

本来，组织派她回川，是想利用她姐夫余安民的关系，来做川军统战工作的，但黎琳到达重庆后，情况却起了新的变化。原来，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日军停止了对国民党战场的正面进攻，在华北，八路军成了抗日的主力。这时已迁往重庆刚刚喘上一口气的蒋介石，在日寇的诱降面前，又打起了共产党的主意。1939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所谓《限制异党办法》，取消了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经斗争得来的权利，并在一些地方制造了残害八路军军政人员的惨案。正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湘潭的老家就在这时候被抄，弟弟和弟媳被惨杀。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更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胡宗南、阎锡山、石友三、朱怀冰纷纷把枪口对准了共产党。在陪都重庆，国共虽没有真刀真枪干起来，但也迷漫着一股浓厚的气氛。面对这样的形势，派人打入国民党内部，事先刺探一些重要的政治、军事情报就显得特别重要。黎琳刚到来，就被南方局军事组看中了。准备利用她刚来重庆，国民党特务不认识的优势，充当周公馆与潜伏在国民党军统内的两名中共特工张蔚林、冯传庆的秘密联络人。

这张蔚林、冯传庆本是国民党军统总台的人，何以又成了中共特工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出生于江南一个士绅家庭的张蔚林，中学时代思想就倾向进步，后来，他考进了上海的一个无线电见习所，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抗战前，他抱着投笔从戎的爱国雄心，考进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杭州无线电训练班。原以为能为抗日救国出把力，不料却当上了军统的电讯人员。1937年后，他被军统局情报处派到皖南敌占区，任潜伏电台的报务员。当时他们驻扎在偏僻的山区，由于国民党“法币”不断贬值，物价节节上涨，在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他曾串联几个弟兄，联名电请军统局电讯处主管、潜伏台的科长，要求增加薪饷。结果，钞票没有加成，反而被科长告了一状。幸亏当时掌管电讯处大权的董益三，曾当过张蔚林的班主任，对这位学生还算器重。他不但未给张蔚林处分，反而下令把张蔚林调到了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的电讯监管科。这样就使张蔚林有了接触国民党上层的机会。这个素有爱国之心的青年看到国民党在大后方的黑暗、腐败和军统特务机关内部的各种黑幕，感到大失所望，陷入了苦闷、彷徨之中。

比张蔚林大几岁的冯传庆，是江苏扬州人。他从上海南洋无线电学校毕业后，先后在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所属的威海卫电台和无线电台工作。由于他听力强，技术高超，能在纷乱的电波中很快找到所需要的电台呼号，收听对方的电码，被军统特务看中，调到重庆军统特务的电讯总台工作，不久便升为报务主任。

冯传庆虽说是军统电讯总台仅次于台长倪耐冰的重要人物，手下管辖着几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可说是大权在握，但他却为人谦和，一贯看不惯包括戴笠在内的那些高级特务飞扬跋扈的蛮横作风。他律己甚严，深得部下的尊敬和爱戴。而作为一个富有正义感和爱国热情的青年，随着对国民党统治区黑暗和腐化不满的日益加深，心里的天平慢慢倾向了共产党。他常想摆脱军统特务生涯，到延安去参加抗日。

1939年8月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

当时重庆的敌情是复杂的，对来自国民党军统的两位青年求见，组织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派曾希圣会见了他们，因对真实背景不清楚，曾希圣也只是安慰开导了他们几句，让其留在军统内继续为抗战效力。

第一次未完全取得组织的信任，张蔚林、冯传庆并不灰心。不久，他们再次来到周公馆，要求脱离军统，加入共产党，曾希圣询问了许多有关军统局电讯总台的组织、编制等情况，他们以实相告，这与南方局掌握的情况基本相符。曾希圣就提出，要他们继续留在军统，随时向南方局提供情报和电台密码，他们都一一应允。从此，他俩冒着生命危险为党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南方局军事组认为张蔚林、冯传庆对党忠实可靠，于是经叶剑英、曾希圣亲自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打入国民党军统的中共特工。

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而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他俩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刚刚掀起第一次高潮，空气也弥漫山城，连曾家岩50号附近都布满了特务。显然，如果张蔚林、冯传庆经常出入周公馆的话，无疑会暴露目标。这时怎样保持与这两位置身军统的中共特工的联系，就成为南方局军事组考虑的重大问题。经过全面权衡，叶剑英和军事组的同志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刚从延安归来的黎琳。因为她年轻，又是个女同志，不易引起特务的怀疑和注意。经过商议，叶剑英等领导人决定，要黎琳改名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出现，然后找一间房子，让张蔚林搬出特务机关，布置成一个家庭，以便进行联络。

南方局给张露萍布置了明确的任务：领导在军统局电讯处工作的张蔚林等地下党员，成立中共特别支部，与南方局军事组直接联系，负责传递情报，待机在军统特务机关内部发展党员，壮大组织。

11月底，张露萍与张蔚林以兄妹关系住进了牛角沱新居。就这样，年仅18岁的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入了国民党的心脏。他们憧憬着民主事业胜利的曙光早日闪现，临危不惧地工作着。

军统巨枭戴笠做梦也不会想到，天天出现在眼皮底下的张露萍，竟是中共女特工，从事秘密的情报工作，对张露萍来说，可是“新媳妇上轿——头一回”。她和张蔚林、冯传庆密切合作，白天分头工作，晚上相会于牛角沱。于是，军统电讯总台机构人员配置表、通讯网分布情况，电台的呼号、波长、密码等，相继转送到曾家岩50号，军统几百个电台和上千名电讯人员的秘密，全部掌握在中央手中。她在传递情报的同时，也积极地展开了发展组织和吸取党员的工作。

一天晚上，张蔚林、冯传庆悄悄领着两个青年来到了牛角沱住处，其中一位个子细高、面目清秀的青年叫杨洗，另一位叫赵力耕，都是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员。他们两人均来自东北，1931年后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这对有着强烈爱国热情的青年，虽身在军统，但都不愿当特务，特别是当他们知道军统干的一些残害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的勾当后，更想寻机摆脱，然而在特务严密控制下，又毫无办法。就在他们陷入极度苦闷之时，在冯传庆、张蔚林的及时指点下，他们的思想感情逐渐靠近了共产党。这天，就是张露萍亲自和他们见面接触，做进一步考察工作，不久，赵力耕、杨洗被吸收到了组织中，陈国柱和王席珍两人，也正在考察中。

经南方局批准，中共在军统电台内部的秘密支部建立起来了。张露萍任支部书记。这个新的战斗集体，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利用特殊手段，执行着特殊的任务。当时张露萍虽不满20岁，对特工工作也外行，但这位精明强干的姑娘却是一点就通，在冯传庆、张蔚林眼里，她是聪明机智的带头人。他们配合默契，工作出色。

当时张蔚林是军统局四处一科（管通讯业务）的科员，又是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管科的报务员，负责监听重庆地区军用和民用无线电通讯有无可疑信号，这对收集情报十分有利。而冯传庆、赵力耕等人由于掌握了总台的收发报业务，对军统在全国的300多个电台的呼号、波长分布情况都了如指掌，经过张露萍领导的电台小组源源不断地报告至周公馆。张露萍领导的这个党支部真正成了插进军统特务心脏的一把尖刀。

一天夜里，时钟已指向了午夜时分，牛角沱一带人影寥落，劳累了一整天的张露萍已准备就寝了。忽然，响起了“的嗒、嗒的的、嗒的嗒的”用ABC三个字的电码来敲门的声音，她知道是冯传庆来了。这是他们最近约定的暗号。冯传庆气喘吁吁地走进来了。张露萍、张蔚林猜想定有十分重要的事情。

果然，冯传庆一进来，就掏出一份发给胡宗南的绝密电报。他高兴地说：“我猜这里面有名堂，就赶紧抄录下来了。”他们三人赶紧在带有黑布灯罩的台灯下，开始译电。但他们翻看了一本又一本的密电译本，就是翻译不出它的原文来。

张蔚林说：“这一定是戴老板发给胡宗南的绝密电报，否则是不会这样难译的。”

冯传庆是一位破译疑难电报的行家里手，他借助美国密码专家奥牧莱斯在军统密码破译训练班的那份讲义，一面仔细翻看，一面不断思索，经过一遍又一遍的试验，终于把电文译出来了：原来是戴笠亲自派遣一个潜伏小组，一行三人，携带小型电台，要通过胡宗南的管区，混入陕甘宁边区，请胡宗南设法掩护，并协助进行。

无疑，这是一件关系到解放区安全的重要情报，是军统特务的又一次阴谋。事关重大，一定要把这一情况尽快报告南方局。刚度过一个不眠之夜的张露萍，连早饭都没顾上吃，就匆忙把这份重要情报，送到了南方局军事组。

对这一切，戴笠自然被蒙在鼓里。结果等他派遣的敌特小组刚在解放区露面就被抓了起来。作为一个特工头子，做了一件如此窝囊之事，这对戴笠来说，自然是不能容忍的奇耻大辱。在办公室里，他暴跳如雷，疯也似的捶着桌子，破口大骂。盛怒之余，把潜伏小组组长召了进来。“你这无用的东西！”正在气头上的戴笠抓住他的胸襟狠狠地说，“你们是怎么被抓住的？”“我们一进匪区就被他们发现了，看样子他们好像事先是有防备的。”“有防备？”“是的，我们走的是一条偏僻的山路，胡长官的谍报员侦察过，说这里只有民兵放哨，只要有路条就行。可是没想到竟遇到了正规部队的盘查。”

戴笠一听说“事先有防备”，一股凉气从脚底冒了上来，但他弄不明白，这次行动是绝密的，连手下的处长们都不知道，共产党怎么这么快就得到了信息了呢？难道自己身边有共产党的特工？为防患于未然，军统内部督察人员，像猎犬似的到处嗅起来。

一起意外事故，引发了震惊国民党朝野的“军统电台案”。戴笠坦承：“这是我同共产党斗争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1940年春节，张露萍回蓉探亲去了，当时在电台值班的张蔚林，不慎烧坏了一只真空管，该科科长萧茂如认为张是有经验的报务员，不该发生这样的事故，判定他是不安心工作而故意破坏。于是命令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看守所禁闭。经验不足的张蔚林沉不住气，擅自从看守所逃跑，直奔周公馆，请示怎么办？曾希圣听后，认为这是工作事故，不会出什么事，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放弃这一阵地，于是张蔚林又返回军统。正当张蔚林擅自跑到周公馆时，稽查处却在四处派人寻找，在牛角沱张蔚林的住所，人未找到，却无意中在他家抽屉里发现了一本电台密码、军统局分布在各地的秘密电台表格和几张记载着绝密情报的便条。把这些东西带回住室，是军统纪律所不允许的。稽查处认为这是桩严重的违纪行为，所以立即向戴笠汇报。

初听汇报，戴笠也以为是一般的违纪行为。但当他看到那张电台分布表格及几张字迹不一的便条后，便意识到：情况比违纪要严重得多。他立即派人再次搜查张蔚林的住所，同时下令立即逮捕张蔚林。当他怒不可遏地打电话通知电讯处时，却意外地得知，张蔚林正在电讯处向副处长董益三检讨真空管被烧之事。戴笠即令董益三把张蔚林抓起来。

当天下午，戴笠召集电讯处和稽查处的负责人研究此案，并让他们辨认便条上的字迹。几人仔细辨认后，一致认为，这些记载着绝密情报的便条，分别是军统局电讯总台报务主任冯传庆，报务员赵力耕、杨洗、王席珍、陈国柱几人抄写的，那情报内容，大都与陕甘宁边区的中共组织有关。于是，他们认定，张蔚林等人是暗藏在军统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

这一结论惊得戴笠浑身冒冷汗，半晌没说出话来，他做梦也不曾想到共产党打入了军统局最核心、最机密的部门，而周围人却毫无察觉。这是戴笠和军统局的奇耻大辱啊！此事若被老蒋知道，自己的前途与事业很可能就会毁于此了！想到这些，戴笠坐立不安了。

当即，戴笠令稽查处的特务把电讯总台包围起来，先后逮捕了共产党员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当时正在报房值班的总台领班冯传庆，发现了敌人的行为，迅速翻墙逃走。次日晨，冯传庆也来到周公馆，汇报了敌人在电台大搜捕的情况。叶剑英分析了形势，要他站稳立场，经受考验，并亲自安排他去延安，临行时还送了一件古铜色的皮袍子和两百块路费。当冯传庆等人出事后，张露萍当时还在成都，敌人假借张蔚林的名义，给她发了个“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

张露萍从成都匆忙赶回重庆，一到牛角沱，就被特务抓了起来。这样，军统局电台小组的七位共产党员全部被捕。

张蔚林等人被抓后，并未屈服敌人的淫威，敌人用尽了手法也未能从他们嘴里掏出一点东西。戴笠恼羞成怒，决定在张露萍身上大做文章。他得到张露萍被抓的消息后，又立即命令特务向张露萍道歉，说抓错了人，当即把她放了。

张露萍出来之后，径直朝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方向走去。不知是张露萍识破了特务的诡计，还是她有意识要向南方局报告自己的处境，只见她走过周公馆门前，连头也不回，又径直往朝天门码头走去。

就在她准备登船离去之时，跟踪的特务只好又一次逮捕了她。

军统电台发现七位中共特工，自然引起了戴笠的震惊和不安，蒋介石接到报告后也极为恼怒，大骂戴笠：“共产党插入了你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戴笠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我同共产党斗争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特工头子戴笠判定：张蔚林、冯传庆等人是共产党打进来、拉出去的，而张露萍却是共产党派来做组织和联络工作的，于是，他亲自带人到看守所严刑逼供。

首先提审的是张露萍。他认为一个不到20岁的姑娘是比较软弱、不堪一击的，只要先把她攻下来，其他几个也就不攻自破了，因此决定先审讯她。

来到审讯厅的张露萍，镇定从容，毫无惧色。一上来，窝着一肚子气的戴笠想给她一个下马威，他板起一副马脸厉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张露萍。”张露萍神情自如地答道。“你曾去过延安，是不是！”“是！”“那共产党派你回来干什么？”“不，是我自己回来的。”“胡说，你还想赖！”“我在延安受不了苦就退学回家了。”“你为什么要和张蔚林住在一起？”“我们是在谈恋爱。”“那你为什么要冒充是他的妹妹？”“因为你们的纪律规定，军统局的年轻后生谈恋爱是要坐牢的，所以只好兄妹相称。”“谈恋爱，这是瞎话。你还是老实坦白，是谁派你来偷情报的吧！”“什么，偷情报？我不懂！”“狡辩！你的一切，我们从你同伴的口供里都弄清楚了。你是共产党，是共产党派你来偷情报的，你再不老实招供，小心你的皮肉受苦！”“我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懂你说的什么？”

戴笠什么都问不出来，气得捶桌吼道：“狡赖！狡赖！给我打？”

两个特务像饿狼一样扑向张露萍，狠命地拉住她的双手，成了一字形，使她无法挣扎。另一个特务手持钢丝橡皮鞭，从后面猛抽她的背部。被打得满身红肿的张露萍，只感到像一把钢刀在体内乱搅，疼痛难忍。但她紧咬嘴唇，不哼一声，不一会，她就被打得昏了过去。一瓢冷水向她头部猛泼，她清醒过来。

戴笠声嘶力竭地吼道：“快招供！是不是共产党派你来偷情报的。”“我不懂，我不懂……”

又是一连串的喝打声。

经过一阵审讯折磨，张露萍几度昏厥，又被几度淋醒过来。这时她的声音已越来越虚弱，灰白色的嘴唇淌着鲜血。

戴笠见此情景，又气又急，暴跳如雷。从张露萍嘴里没有得到一点线索，又把视线转移到了其他几个青年身上。结果，一阵毒刑之后仍是一无所获。在严刑拷打面前，七位虎穴英雄都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眼看从张露萍、张蔚林等人身上都找不出任何攻击、搜捕中共的借口，戴笠气急败坏。蒋介石也恼火，他把戴笠臭骂了一顿，下令枪毙张露萍等人。戴笠想把他们作为人质，同时也幻想用时间来磨灭他们的锐气，因此迟迟没有执行。这样七位虎穴英雄被钉上死镣，囚禁于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

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戴着脚镣手铐，被押往国民党军统息烽集中营。周养浩想“感化”她，不过是“水中捞月”。

息烽集中营是蒋介石关押共产党人的“杰作”，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局设于西南大后方三座秘密监狱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所。由设在阳朗坝的本部和玄天洞囚禁处组成。据说，蒋介石把秘密监狱选址在息烽，是看上了“烽火永靖”。据《息烽县志》记载，明朝崇祯元年，兵部尚书陆献明率兵西水之乱，参将牟文绶领兵夺回今县境后，奉命在明家渡（即今县城永靖镇）筑城驻兵以控制水西，竣工后奉旨题名“息烽”，意在“烽火永靖，马放南山”（南山为息烽最高山脉）。蒋介石之所以把集中营建在这里，一是取息烽有“熄灭烽火”之意，共产党不是要“星火燎原”吗，他就要熄灭烽火。同时，蒋介石还把军统直属的“特训班”等16个机构设在息烽县城周围，这座仅2000多人的县城在1938年至1946年的8年中，就驻扎了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等各类人员15000多人，是当时县城人口的近8倍。

息烽地处贵州中部，距贵阳约60多公里，地处山区，远离城市，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不易受各地革命和抗日运动的影响。这里四面环山，位置隐蔽。息烽集中营则隐蔽于群山环抱中的一块低凹地内，四面崇山峻岭，古树参天，浓阴掩日，路人很难见到其中的建筑。四周，碉堡林立，丝网密布，警卫森严。走进息烽集中营，迎面高挂着“抬起头来”四个大字，它是对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实施“攻心”的第一课，意为“抬起头来觉悟才有新生”。息烽集中营本部控制面积占地约0.83平方公里，设监狱8栋43间。监房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命名，称为“忠斋”、“孝斋”、“仁斋”等等。“义斋”为女监狱。

国民党军统特务称重庆望龙门看守所为“小学”，称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监狱为“中学”，息烽集中营关押的则是从全国各地押来的“要犯”，称之为“大学”。一千多名革命志士就在这所“大学”里经受着人间魔鬼的无情折磨。

张露萍来到息烽集中营后面临的第一次考验，是被带进刑具室，解除从白公馆带来的几斤重的活镣，换上十几斤重的死镣。熊熊烈火烧红了铁镣接头处的铆钉，在铁锤当当的敲击下，张露萍的踝骨震痛如裂，她闭着眼，咬着牙，汗水淋漓，不哼一声。特务们看到这种极少给女子使用的死镣钉在这个姑娘脚上，而她连喊都不喊一声，不由暗暗吃惊，暗暗佩服。

不久，周养浩受戴笠指派担任了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原名周霞民，毕业于上海法学院，也算是军统特务中的秀才。此人善于投机，工于心计。他探知蒋介石改变了对付共产党人的策略，就给戴笠草拟了军统局狱政改革方案。戴笠此番派他前来，就是着手“狱政改革”，玩弄“精神感化”花招的。

他到息烽上任后，也采用了一些伪装的“开明”、“民主”措施，把被囚的“人犯”改称为“修养人”，强化了对“修养人”的“思想控制”和“精神感化”。他还装模作样组织犯人开展文艺活动。然而，周养浩却是一条披着人皮的狼，他见张露萍年轻漂亮能歌善舞，尤其是看过话剧《日出》以后，对陈白露的扮演者张露萍更有一种难耐的情绪。他曾利用个别谈话的机会，把张露萍叫到办公室，企图对她动手动脚。不料被刚烈的张露萍“啪！”、“啪”给了两记重重的耳光，打得周养浩以后再不敢轻举妄动了。

这时集中营已建立了中共秘密支部。罗世文任书记，支委有车耀先、许晓轩。他们早已洞悉周养浩的奸计，便利用他的“开明”措施，改变斗争策略，采用合法与秘密相结合的斗争方式，团结教育战友识破周养浩的伎俩，与特务展开特殊的战斗。

当时张露萍虽被判了死刑，但敌人没有确凿的材料证实她是共产党派来的，特务们还真以为她是张蔚林的女朋友，是误抓的“特务家属”，天长日久，对她的看管松动了一些。她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除尽可能照顾难友外，还通过各种渠道，把狱中党组织的指示和决定，秘密传递给难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鼓励大家坚持党性，斗争到底。

张露萍还在狱中写过一首诗《七月里的榴花》，表达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革命胜利的信心：

七月里山城的榴花，依旧灿烂地红满在枝头。

好似战士的鲜血，好似少女的朱唇。

令我们沉醉，也叫我们兴奋。

在榴花的季节，先烈们曾洒出了他们满腔的热血。

无数滴的血呵！

汇成了一条巨大的河流！

这七月的红河啊，它冲尽了民族百年来的耻辱与仇羞！

我们在血海中新生，我们在血海中迈进。

今天，胜利正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要准备着更大的流血，去争取前途的光明！

狱中环境恶劣，吃霉烂菜，1944年一次流行性痢疾，就死去27人。同张露萍一起被捕的赵力耕，因长期戴死镣关在阴冷的重禁闭室，得了重病，几乎瘫痪。张露萍与所方交涉，卖掉自己的一枚戒指，设法给他买来了营养品。同室难友徐宝芝在牢里生下一个女孩，身体极度虚弱，更无奶水，张露萍除平时帮她料理小孩外，还设法买了只母鸡喂养，生的蛋全部给小孩吃，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对组织安排的事，张露萍更是不顾个人危安，努力去做。她曾通过在国民党里工作过的李任夫与狱中支部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联系，后被周养浩发觉，竟以破坏监规为由，召集全监“修养人”，当众把李任夫打了四十大板，进行镣禁，并罚吃盐水饭一个月。张露萍也被镣禁于义斋重禁闭室，罚吃盐水饭半个月，以示惩罚，发泄他以前挨了两记“耳光”的心头之恨。

1945年初夏，当抗战即将胜利之时，戴笠又一次到息烽查监，他考虑张露萍等人的利用价值不大了，回渝后即令周养浩加以秘密杀害。7月，周养浩召集狱中警卫组长刘振乾、股长荣为箴等人，商议密谋杀害办法，最后决定以“奉令将张露萍等人解押重庆”为由，在途中杀害。

7月14日上午，天刚蒙蒙亮。义斋女管理员匆匆赶来通知张露萍收拾东西，谎称开释到重庆，马上就走。已有过四年牢狱生活的张露萍预感敌人可能要下手了。她镇定自若梳理好头发，换上从延安来时穿的那一套浅咖啡色薄绒连衣裙，从容走出牢房。她从自己小皮箱里取出红宝石戒指戴上，并说：“我知道要去什么地方，死是注定的了，但我并不害怕。”她将打火机、口红等物送给黄彤光留作纪念。然后把皮箱一推说：“这皮箱我不需要了。”她向黄彤光提出一个要求，“你再给我化一次妆吧，这是最后一次了。”监狱里有时表演文艺节目，总是黄彤光给张露萍化妆。此时，黄彤光接过口红，可手却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

张露萍说：“你不要难过，我现在心里很坦然。”

荷枪实弹的特务把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陈国柱、杨洗、王席珍、赵力耕七人押上了两辆军用大卡车。当囚车沿着黔渝公路行驶到军统息烽集中营被服仓库不远的快活岭时，突然“嘎”的一声，停了下来。

行动组长荣为箴首先跳下车，拉开车厢后的门喊道：“下来，下来，休息一会儿再走，我们要加油、装货。”接着几个全副武装的刽子手也下来了。

张露萍等走上仓库前的台阶时，尾随在后面的敌人号叫着向他们跑过来。张露萍回过头来冷冷一笑，然后带头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用发抖的手扣动了枪机，罪恶的子弹射向七位共产党员。

敌人开枪后，忽听张露萍厉声骂道：“笨蛋！”吓得敌人心惊胆战又开了第二枪，但她仍撑持着负伤的身体怒斥敌人：“再开两枪嘛。”刽子手被吓得倒退了几步，最后用机枪扫射。身中六弹的张露萍，壮烈牺牲了。她殉难后还口咬辫梢，侧身怒目，表现了一个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对敌人的暴行的抗拒。那一年，张露萍才24岁。

红色女谍，长眠荒冢。为恢复烈士英名，叶剑英亲笔撰写证明材料。

1983年7月10日，中南海叶剑英府第。时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在认真听取雷英夫的汇报。

叶剑英和雷英夫已是老相识了。抗战时期，他们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多年。物转星移，当年在南方局一起工作的同志已有不少先后作古，但过去那一段艰难的斗争岁月仍保存在他们记忆深处。当雷英夫汇报到四川省委组织部复查组对张露萍、冯传庆等人的复查情况时，叶剑英听后激动不已：“好啊！好啊！我想起来了，张露萍不就是那个‘干一场’嘛？”

虽然已87岁高龄，但叶剑英的记忆还是清晰的。是的，当年活跃在重庆的那位红色女特工张露萍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岁月悠悠，一晃已快40年了，然而，以张露萍为首的那七位曾经为党的情报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红色特工，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英名未得以入史，业绩未得以宣传，他们含恨长眠于快活岭这野草丛生、黄土成坯的荒冢里。

直到1981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了查清在敌人监狱遇难者的问题的指示，指出：“搞清这个问题，不仅是对一百多名遇难者及其家属负责，也是对现代史上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负责。”接着，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从地、市、县选派人员组成复查小组，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终于使一些埋名数十年，为革命流血牺牲的英烈得以正名。

张露萍、冯传庆等就是通过这次复查而重现英名的。在听取雷英夫汇报之后不久，叶剑英又接见了复查组的成员，并证实：“四十年代初，我们有两名同志打入戴笠那里，后来暴露了。一天，有一个人（即冯传庆）找到周公馆，我们决定送他去延安。我送给他一件皮大衣，并且把他送到江边。但他来的时候已经被特务盯上了，后来被戴笠的人捕去了。”

1983年11月27日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现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陈列大厅里，增辟了张露萍等烈士的斗争事迹，英名录上增加了张露萍等烈士的名字。

恋家的毛泽东晚年孤单的家庭生活

毛泽东是个十分恋家的人。在建国后的很长时间里，家庭给了毛泽东温暖，孩子们给毛泽东带来了欢乐。

毛泽东爱子女们，子女们也深爱着他。李讷看着父亲发福的样子，说爸爸的肚皮像西瓜，引得全家开怀大笑。李讷、李敏和毛远新、王博文在家里养了一些小宠物，天天逗着玩。有一只大公鸡竟大胆地钻到毛泽东床底下打鸣，着实把小姐弟几个吓了一跳。

195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61岁生日。李讷自己动手，想绣个手绢作为礼物。但翻来倒去，怎么设计都觉得不够好。父亲的生日过去了，礼物也没拿出门去。李讷不甘心，又补做了一个。她用丝线在圆形的硬纸上编织起来，做成一个非常精致的小书签，一面画着寿桃，一面写着“送给亲爱的爸爸”。

毛泽东收到女儿姗姗来迟的礼物和一封充满真情的信：

亲爱的爸爸：

你正在睡觉吗？一定睡得很香吧？

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要写信给你。事情是这样：在你生日的时候，我想给你送礼，一块手绢还没有绣成，你的生日就过去了。而且也绣得很不好，于是我就没有送。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生气，你是我的好爸爸，对吗？这次妈妈的生日就要到了，就趁此补补吧。我送的东西也许你不喜欢，但这是我亲手做出来的。东西虽然小，但表示我的心意：我愿我最亲的小爸爸永远年轻，慈祥，乐观，你教导我怎样生活怎样去做人，我爱你呀！小爸爸，我愿你永远活着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吻你热烈爱着你的女儿讷一九五五、二、八

毛岸英牺牲、毛岸青有病，两个女儿成了毛泽东贴身“小棉袄”。有时毛泽东、江青夫妻之间有了小矛盾，女儿们就赶来为他抚平心中的火气。

李敏回忆，1954年冬，毛泽东因为江青执意要给他做一件丝棉背心而生气。江青把李敏找来，劝说固执而过于节俭的丈夫。李敏拉着爸爸的手，在南海岸边洁白的雪地里散步。毛泽东一生喜欢雪，望着茫茫雪海，他心情好了，气也消了。女儿示意卫士们也跟着在雪地里挨冻，毛泽东发觉了，笑着拉着女儿的手“打道回府”。这时，他看到女儿没有穿大衣，冻得手发凉，马上说“我的娇娃受冻了”，伸出右臂把她揽在温暖的怀里。毛泽东有不顺心的事，也给她说。

李敏的儿子出生后，毛泽东很高兴，有空时常到女儿家逗外孙，有时还抱抱亲亲小家伙。他还和亲家孔从洲合作，给小外孙取了个革命的名字“孔继宁”，希望他继承老一辈的革命事业。

建国初期，江青还是比较关心毛泽东的。据卫士回忆，江青看到毛泽东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十分疲倦，就设法让孩子们拉他出去散步，或者自己和卫士们陪他打一下麻将。有时，她让毛泽东去看电影，他不愿意去，江青就说：“看一看吧，你不看，小鬼们也看不上。”毛泽东听了，就去看电影了。

不过，毛泽东与江青生活经历不同，生活品位、生活习惯和政治修养也不一样。1956年，毛泽东已62岁，依旧爱吃红烧肉。江青考虑主席的年纪大了，肥肉吃多了不好，胆固醇高，容易造成血管硬化，出现血栓，不让厨师再做了。卫士们也有同样的想法。毛泽东没吃到红烧肉，很生气，等弄明原因后说：“我吃饭不要她管，今后我吃我的，她吃她的，就这么办了。”从此，两口子虽仍在一个餐桌上用餐，但各人是各人的菜。不过，厨师端上为毛泽东做的菜，江青仍坚持夹几片尝尝，看做得好不好。而江青的菜，毛泽东从不动一筷子。他就是这么倔。

毛泽东不修边幅，过于节俭，有时顾不到形象。江青则爱整洁，注意穿着，有时管管毛泽东。毛泽东有时领情，有时不领情。江青爱唠叨，说毛泽东改不了农民习惯之类的话。毛泽东听了很生气：“我就是农民的生活习惯，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

建国前后，江青先后几次去苏联治病。1956年，江青在苏联治疗子宫颈瘤，苏联医生告诉她一年之内不能同房。江青说：“我们早就不在一块，我同毛泽东同志是政治夫妻。”此后，由于江青长期处于疗养之中，不再像延安时期那样照顾毛泽东，两人之间的夫妻感情逐渐淡漠。1966年以后，二人分居。毛泽东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居住，日常饮食起居都是由身边的工作人员照顾，江青则在钓鱼台住。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犯了严重政治错误。

毛泽东是党的领袖，建国后又是国家领袖，他的爱情和婚姻不纯粹是个人的私事。他纵有再多的烦恼，也不能像普通人那样自由地分分合合。他要考虑政治影响，还要征得组织的同意。这是与普通家庭所不同的。

孩子们一个个相继离家，独立生活。毛泽东与江青也分居，感情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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