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颐武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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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家风丛书:敬业试读：
张颐武序
中央电视台在2014年春节期间推出了关于“家风”的一组街头访问，让社会上的普通人都讲讲自己的“家风”。这样一个策划引起了社会的积极反响。“家风”的议题成为了春节期间公众热议的话题，春节正好是人们回家团圆，全家一起过年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探讨家风问题、凸显了这个议题的当下意义，也显示了社会公众对于家风议题的关切。
以前这些传统家教均身处私人平台，很少在公共平台展示。现在通过公众采访将之放大到整个社会，引起关注，更能让清白、正面的家风得到更广泛传播，对整个社会都有益处，引导公众给予孩子好的传统教育。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门楣、家风。过去有一副著名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就是希望世世代代传承正面的家风，把做人做事的本分一代代传承下去。家风当然是家里的长辈老人的言传身教，让子女后代明白自己家庭的正面传统。中国人历来讲究的是耕读为本、诗礼传家。家风的传承其实就是传统家庭教育，大致可分为三方面：传承价值观、与价值观相关的伦理观与道德观以及实现这些观念的基本方法与规矩。通过血缘关系教导子弟是中华家风传承的重要路径，其传承主要通过每代人的言传身教，也有很多写成文字传播下来，如《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曾国藩家书》等，教育族中子弟如何与人相处。这些著作也具有永恒的价值，今天对于我们的家风的传承起着积极的作用。
在任何时代，人们都需要清清白白做人，实实在在做事，谦和有礼待人。这些基本的做人法则并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家庭教育应从一些小事出发，如从基本的礼仪开始了解待人接物之道，如看到长辈主动起身迎接，代表长幼有序；有客人来访应主动打招呼，这是家风的基础。人类社会要讲求传统礼仪的庄重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分寸感，这些礼仪便是家风的基础。有礼仪才能关爱别人，按照礼仪和人相处才会取得较好结果，否则个人很容易被排斥在社会之外。同时家长应教导孩子尊重他人，明晰做人的基本道理，比如不能欠钱不还，正确看待日常生活中小的争执，知道以善意待人的道理。家风的传承方方面面，内容涉及人生的各个领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教育其实就是让孩子从小知道生活之道、待人之道、交友之道、读书之道。一点一滴之间经过耳濡目染，这些传统教育会内化为年轻人的自身行为，有利于他们走上社会后得到更好发展，也会让他们的正面品质对社会有好的影响。有些社会的不良风气，其实也是家庭的不良风气的展开。家庭里的长辈沾染了一些不良的风气，子女也难免就受到影响。当然家风最重要的还是价值观的传承和延续，一代代人通过家庭的传承，得到良好的道德品质的传承，才会让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准得到不断提升，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当下的社会已进入“小家庭时代”，社会被分割为小的家庭单元，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家庭教育失去空间，即使三口人的小家庭也要有规矩，讲究长幼有序。小家庭的父母一样非常需要注重家庭教育对于子女的影响，也要从小教给孩子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这些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一生。虽然家庭变小了，但社会仍然非常大，一些年轻人人际关系出现问题便是传统家教不够，缺少家风的传承，缺少对于传统待人接物的方法的领悟和继承。目前有一种声音，认为传统礼仪是繁文缛节，“太虚”。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但这些礼仪其实是长久积淀的社会基本规范。试想如果不能以礼对待他人，偶遇轻微剐蹭便大发雷霆，学生宿舍里一个脸盆的位置都会引发大的矛盾，这样的风气持续下来，社会将会失去秩序。
中国传统的家风当然也有随着时代改进的需要，但这并非过时。它的核心价值没有改变，甚至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家庭是社会细胞，通过类似家规等教导后辈，潜移默化地传达社会规范。如果我们每个家庭都致力于向子女传播正面的家风，社会风气自第一章勤奋好学人求上进先读书
李苦祥说：“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这句话意在警诚，少年，勤学苦读，力争上搏，获得丰富的文化知识，最终才能成功。人生在世，总要追求更高远的目赫，而为了实现远大理想，我们需要傲的第一步，就是努力证取知识，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智慧。就像“扶摇九万里”的大鹏一样，飞向高远天空的第一步，必然是鼓动翅膀，然后才能抵达远方。
我们形容一个人勤奋好学的时候，常常会用到“头悬梁，锥刺股”这句话。其中，“头悬梁”说的是汉朝的孙敬；“锥刺股”说的是战国时代的苏秦。苏秦为了摆脱窘迫的个人处境发愤图强，勤学不辍，游说于六国之间，最后成为名动天下的纵横家。
苏秦出生在战国时代的洛阳，早年曾经游学至齐国，成为鼎鼎有名的学者鬼谷子的徒弟。但是，苏秦年轻时时运不济，虽然在鬼谷子门下已经学有所成，但在各国之间游历多年，也没能受到哪一位国君的重用。他曾经到秦国，向秦惠王宣传连横思想，但秦国当时的情况不允许连横思想的实行，苏秦游说失败。那时，他已经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不得不回到家乡洛阳。
苏秦回到家乡，本来以为会受到多年不见的家人的欢迎。但是，此时他已经不事生产多年，家人认为，他只会逞口舌之利，而他的辩才也没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实惠，因此都瞧不起他，认为苏秦舍本逐末，是不可取的。苏秦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的妻子继续织布，没有理睬苏秦；嫂子没有去为远道归来的他做饭；苏秦的父母，也都没有与他说话。这种情景，给了苏秦极大的刺激，他不由得长叹道：“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嫂不把我当小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的过错啊！”
然而，苏秦知道，自己一时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自己不事生产，只知论辩。他认为，自己的失败，在于没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问，也没能将学问吃透。于是他半夜找书，仔细搜寻了几十个书箱，然后找到了姜太公留下的兵书《阴符》。
自此，苏秦开始勤学苦读。家人的白眼和不解，已经被苏秦视为他上进的动力。他埋头诵读书本，反复地学习、研究。为了不犯困，他不惜将锥子刺入自己的大腿，流血直至脚跟。但这一次，苏秦不再轻易地出门游说君主了。他知道，只有自己把学问研习精深，辩才无可挑剔，才能一举获得成功。为此，苏秦在家中苦读了整整一年。
经过一年的苦读，苏秦对合纵连横之术的研究更加精进，辩才也提升了很多。为了向六国推销他的合纵战术，苏秦采取了各个击破的策略。他首先得到了燕国国君的支持；然后，他游说了与秦国接壤，受威胁最严重的赵、魏、韩三国；得到了这三国国君的认可之后，苏秦最后游说了国力强盛、足以对抗强秦的齐国和楚国，将自己的合纵之术推行到了函谷关以东的六国之内。苏秦被后世称为身佩六国相印之人，虽然这一说法不免夸张，但不可否认，他得到了关东六国的一致承认，成为当时影响六国的重要人物。
我们能够想到，苏秦在家乡苦读期间，一定已经对天下大势有了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反复揣摩合纵之术，才取得了最后的成功。而他的辩术也让人叹服。当时的纵横家，除了张仪，没有人能够比得上苏秦的辩才。苏秦会先强调六国的优势所在，再指出六国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对抗秦国这一严峻的形势，提倡六国的联合。这种辩论之才的效果，我们从六国君主对苏秦的看重便可看出。而这，正是苏秦苦心琢磨之后，才获得的重要才能，使他在六国之间游刃有余。一心追求上进的他，苦心攻读书籍，知识变得渊博丰富起来，这才有了后来的大纵横家苏秦。
三国时期的吕蒙也是善于学习、力求上进的典范人物。吕蒙出身行伍，因其骁勇，逐渐成为了吴国的重要将领。但是，吕蒙之前的文化知识比较少，很少读书。孙权曾经劝诫他多读书，吕蒙以军中事务繁忙为借口，不愿多读书。于是，孙权严肃地劝告吕蒙：“你说事务繁忙，有谁会比我繁忙呢？我常常读书，自己认为还是大有益处的。”吕蒙虚心听取了孙权的劝告，领兵之余，开始认真读书学习。后来，鲁肃与吕蒙交谈，发现吕蒙已经不再有勇无谋，而是对天下大事有了很多真知灼见，便惊讶地感叹道：“你现在的才华和谋略，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吴下阿蒙’了！”从此对吕蒙刮目相看。后来，吕蒙继鲁肃之后，成为都督，使出白衣渡江之计，擒获了蜀国的名将关羽，立下了不朽战功。吕蒙在军务繁忙之际，仍能读书不辍，勤能补拙，成为一代文武双全的名将，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评说
人欲求上进，必先读书，这是中国人特有的家风，尤其在那些重视科举、以读书改变命运的时代。多读书学习，可以让人的思想境界变得开阔，知识水平得到提高，最终成为有用之才。虽然今天已经没有了科举考试，我们的前进道路也变得更加多元化，但是专心致志地读书学习，仍然是能提升自己并取得成功的重要途径，也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行为。只要生命不息，学习以求上进，便是最有意义的事情。而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力争上游，而不是任凭自己走下坡路，最终浑浑噩噩度过没有意义的一生。这是对自己一生的交代，也是敬业的第一步。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发方悔读书迟
汉乐府《长歌行》的最后一句话这样写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是的，青春时代，是我们每个人最美好的年华；也是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学习行知识的年华。因此，我们一定要利用好青春年华，学习上进，将来才能有所成就。请从此刻开始，翻开书，拿起笔，刻苦读书吧。《三字经》中曾经提到过一个很著名的典故：“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典故中的苏老泉，是我国宋代大文豪苏轼的父亲苏洵，他同样在文坛负有盛名。苏洵少年时不好读书，喜游历四方，度过了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时期。但是到了27岁这一年，苏洵意识到，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他读书的时候，偶然读到了一篇告诫人们要珍惜时间、努力学习的文章。反复阅读之后，苏洵感觉到，这篇文章就像专门为自己准备的一样。想到自己已经27岁，仍然一事无成，他第一次感到了担忧，从此，苏洵开始勤奋读书。虽然已经过了人生中最好的年华，但他并不气馁，仍然拿起了书卷，勤学苦读。这一读，便是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的苦读之中，苏洵也曾经去考过科举，但几次都以失败告终。失败之后的苏洵，也并没有因为科举的成败而失去信心，仍然在眉山的老家，安静而又勤奋地读书、写文章。
有一次，苏洵在书房整理自己从前的书稿，整理中发现了自己文章中的很多不足之处。这让他感觉到，自己仍然离成为大学者这一目标非常遥远。苏洵下定决心，将自己从前的那些连自己都不满意的书稿焚烧殆尽，彻底与从前的那个学问尚有缺憾的自己决绝，然后，他重新开始读书作文。果然，焚稿之后的苏洵更加勤奋。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也受到了父亲深深的影响，开始勤奋学习，苦读诗书。苏轼和苏辙年幼的时候，也比较顽皮，出于孩童的天性，他们不愿学习。苏洵为了引导他们形成好学的好习惯，常有意躲在角落里读书，等到两个孩子来到自己身边的时候，再把书藏起来，不让他们看到自己在读什么书。而苏轼兄弟渐渐对父亲阅读的书籍产生了好奇心，使得两个孩子时常趁苏洵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找出父亲藏起来的书，读得津津有味。这样，苏轼和苏辙也都变得好学起来。因为苏洵经常闭门苦读，对两个儿子的教育重任有时便交给了他的妻子程氏。程氏出身大家，也是一位通晓经史的知识女性。有一次，程氏诵读《后汉书·范滂传》给少年苏轼听，苏轼问母亲：“如果我成了范滂，母亲将会怎样呢？”范滂是东汉名士，刚正清直，后因党锢之祸被杀。程氏回答道：“你如果像范滂一样的话，我难道不能像范滂的母亲一样吗？”其家风如此。苏洵与两个儿子一样，常年在家中修习学问，等待着机会。
后来，苏轼和苏辙也都到了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的年龄了。于是，嘉祐元年（1056），苏洵带着两个儿子，一起到了北宋的首都汴京。当时，北宋的另一位大文豪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是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他看过苏洵带来的二十几篇散文之后，对苏洵的文采赞赏不已，将他推荐给了朝廷。苏洵这位大器晚成的散文大家，在汴京内外受到了热烈欢迎，以至于流传出了“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民谣，意指熟读苏洵文章，便能写出好的文章，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苏洵本人也被当时的另一位名叫韩琦的重臣推荐为官。次年，也就是嘉祐二年（1057），苏轼和苏辙兄弟参加科举考试，双双及第，从眉山来的苏洵父子三人，在京师更加闻名。
苏洵经过二十多年的苦读，一朝从蜀中的家乡走出，便以其文章获得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和推重，其美名由此传播四方。苏洵也和儿子苏轼、苏辙一样，成为后来的人们所说的“唐宋八大家”中的一员。苏洵父子三人，在文学史上也被称为“三苏”。苏洵比起他的长子苏轼，文名固然有所不显，但是，不可否认，苏洵才华横溢也是古文运动的一名干将。他本人经过二十多年的苦读，知识渊博，眼界开阔。他的文章，雄奇刚健，古朴凝练，又兼有说理透辟的风格，是“唐宋八大家”所倡导的古文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苏洵的好学，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儿子苏轼。同样作为“唐宋八大家”的一员，苏轼不仅精通文章，而且能够写出精妙的诗词。苏轼作诗，善于推陈出新，其诗句富含哲理，而又浑然天成，苏轼由此成为最受后代欢迎的宋代诗人；苏轼作词，清雄豪壮，大大拓宽了词作的题材范围，改变了“词为艳科”的状况，成为豪放派词人之祖，与南宋的辛弃疾合称“苏辛”。此外，苏轼又善于书画，其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齐名，号称“宋四家”。可以说，苏轼是古代文人中非常难得一见的全才式的人物，在多领域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影响。如果苏轼不是一个好学上进的人，他是不会有此成就的。苏轼不仅好学，而且独有一套读书的方法，因此学识格外渊博，这就是颇受后人推崇的“八面受敌”读书法。“八面受敌”只是一个比喻性质的说法，所谓的“受敌”，实际上指的是读书侧重的不同方面。苏轼认为，一本好书的内容就像是大海一样，广博而又精深，如果一个人单纯地读下去，是不会对这本书有透彻的理解的。因此，他提出了“八面受敌”读书法，即读一本书，应当反复阅读，而每一次阅读，都应当有一个侧重的方面。在这一轮读书时，则专心致志，专攻这一方面，比如兴亡治乱；而下次阅读的时候，再换一个方面，比如典章制度，重新深入阅读下去。苏轼认为，这种办法虽然可能比较笨拙，却非常有效，使得一个人能够精读书籍，与只是涉猎而不专攻相比，这种“八面受敌”的读书方法要有益得多。这种读书方法，见于苏轼给王庠的一封书信《又答王庠书》中。毛泽东也曾经称赞“八面受敌”法：“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关于农村调查》）这便是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好学不辍的故事。
评说
即使错过了青春时代，人仍然能够孜孜不倦，读书上进。没有什么比年岁渐长，但仍然好学不倦、专心致志更加值得尊敬。苏洵以27岁之年开始发奋读书，最后成为了“唐宋八大家”之一，写成了千古名篇《六国论》等，以良好的家风影响自己的两个儿子成为文学名家，这就是良好家风的经典例证。“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应当珍惜时间，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学习文化知识中去，这样我们的青春，才不会被虚度。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在他的《进学解》中提出：“业精于勤，荒于嬉。”这句话的意思是，学业因为勤奋学习而日渐精微，因为嬉耍玩乐而有所荒废。勤学不能是一时一地的，人们应当长久地将勤学的优良传统坚持下去。怠惰偷懒，则不会有所进益，只能日渐倒退回原来的水平，这就像是在逆流中划船一样，如果不想被水流冲下去，人们只有加把力气，力争上游。
宋代的散文大家王安石，曾经在他的一篇散文《伤仲永》中，记载了他听说过的一位少年的事迹：这位天才少年，名叫方仲永。方仲永出身农家，没有接受过特别好的教育。但是，方仲永五六岁时，竟然写出了自己长大后要供养父母、敦睦宗族的诗歌。一时间，这些诗作在全乡的秀才之间传阅，人们对这个未经雕琢却天才自成的孩子感到非常惊异。方仲永也不只写了一首这样的诗。人们指给方仲永其他事物，让他借题作诗，他也能够很快地写出诗作，而且文采和事理也都颇有可观之处。于是，方仲永在他的家乡金溪县变得小有名气，大家都想看看这个有神童之名的孩子，便纷纷宴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这个早慧的孩子，如果就此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可以想象得到，他日后可能会成为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如果应试科举，定能为官作宰。
但是，方仲永的父亲不是这样为儿子打算的。虽然他也很为自己儿子的天分骄傲，但他的同县人经常邀请方仲永到家中做客，请他作诗，并会赠与他一点钱财，这让方仲永的父亲觉得有利可图。于是，方仲永的父亲经常带领儿子到同县人的家中做客，以儿子作为谋利和虚荣的工具，却没有让儿子读书，接受教育。到王安石真正见到方仲永的时候，方仲永已经十二三岁了，距离方仲永初次成名，已是六七年之后。王安石好奇于这个被传说为神童的少年，便请他作诗。然而，方仲永虽然作出了诗，但他的诗作平平，没有进步；童年早慧已经消失，他本人也已经与同年龄段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了。而又过了六七年之后，王安石再次向别人询问起方仲永的情况时，得到的回复却是“泯然众人矣”。也就是说，方仲永彻底失去了他的神童光环，与庸常的众人变得相同了。一个早慧的天才，就这样因为没有继续读书学习，就此埋没在了众人之中。王安石也不禁在《伤仲永》一文最后感叹道：像方仲永这样天资应当远高于其他人的人，因为没有读书学习，尚且变成了一个普通人，那么那些没有从上天那里接收到方仲永这样异常天资的人，如果再不读书学习，又会是什么样呢？可能比普通人还要不如吧。
方仲永的失败，对每一个勤学上进的人来说，都是一记警钟：如果在学业上有所懈怠，就会退步，最终甚至像方仲永一样，“泯然众人矣”。与之相对的，是那些刻苦学习，一日不辍的人物，他们的成功，便绝非偶然。比如北宋名臣司马光，便是这样一个勤奋到近乎笨拙的人，他对学业和著述所保持的敬意，却是常人难以赶上的。司马光幼时，觉得自己的记忆力比别人差，因此比其他的兄弟更加努力。他的兄弟们已经背下了书，出去游玩了，司马光却仍然闭门不出，直到确实能够背诵下来才停止。因为他在读书时下了巨大的力气，因此他的收获也比常人要多，能够一生不忘记自己读过的书。有时，司马光骑马，或是半夜睡不着的时候，也会吟诵诗书，仔细思考书中的含义。
司马光的主要学术成就，都在他主持编写的《资治通鉴》上了。《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三家分晋开始记载，一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中间含1362年的历史，都以编年的形式在《资治通鉴》中撰写出来。司马光认为，如果想要治理国家，就一定要通晓此前的历史，懂得历史兴亡教训。《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写作这样的一部史书，势必要翻阅大量的材料，只是整理史料，便极其消耗编书人的耐力和精力。而司马光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资治通鉴》的写作，据说，他和他的助手写成这部书的时候，其采用过的原稿总共堆满了两间屋子，可见这件工作之繁重。司马光与助手们为了写作《资治通鉴》，在采用朝代编修的正史之余，还要参看其他的历史著作，对正史记述可能不足之处进行补正。司马光曾说自己阅读过非常多的古籍，也许他正是在编修《资治通鉴》的过程中，为了确证历史记载而阅读的吧。编成这一部《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而《资治通鉴》一书，背后材料丰富，总体风格严谨而充实，文字简洁典雅，是我国的重要历史著作，备受历代读书人的喜爱。
评说《道德经》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想要一直前进，便要以此形成家风，始终严谨而勤奋地对待学业，读书学习，终生不辍。以方仲永之天资聪慧，不学尚且不能成才，何况大多数资质平凡的人呢。而两位宋朝史学家的治学态度，则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他们面对极其丰富浩繁的材料，没有草草了事，而是殚精竭虑，仔细阅读考辨，然后形成自己的判断，再写进自己的书中，谨慎而好学不断，这就是一种逆水行舟的精神。我们的学习和工作，也要这样专心致志，不畏艰难。三更灯火五更鸡
颜真卿在他的《劝学诗》中这样写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而这样学习的目的，又是什么？勤奋学习，一心向道，并不是为了在象牙塔内越走越高，我们要在听到三更灯火、五更鸡鸣时分的读书声的同时，也能够听到外面的风雨之声，听到来自广阔的社会的呼唤。我们今日钻进书丛，沉入书海，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破茧而出，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为社会做出贡献。
明代的顾宪成曾经写过这样一副对联，用以明志：“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到了明代后期，社会矛盾深重，朝中奸邪众多。顾宪成写下这副对联，正是为了勉励学者治学之时，不能忘记民生疾苦。
南宋末年的政治家、文学家、爱国诗人文天祥，便是一位“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救时宰相。他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抵抗外族侵略，救国救民的赞歌。文天祥幼时入学，曾看到学宫中有同乡欧阳修等人的画像，且这些人都得到了“忠”的谥号，便非常羡慕，表示自己长大后，一定要成为这样的人，方才算是真正的男子汉。从此，文天祥向着这个目标勤学苦读，20岁中进士并被宋理宗钦点为状元。当时的考官也称赞文天祥，说他试卷上的文章背后，尽是忠心。
文天祥的才华被朝廷看重。不久，国难来临，蒙古南下，攻打南宋。文天祥当时正在赣州知州任上，接到号召天下勤王的诏令之后，便痛哭流涕，从赣州境内召集了几万士兵以及民间的豪杰，领兵勤王。有朋友劝文天祥，在这样的危急关头，仅带领几万士兵入京勤王，对抗蒙古，无异于羊入虎口。但是，文天祥慨然答道：“我也知道这样的情况。只是，国家养育了臣民百姓三百余年，一旦遇到了危急，征集天下的兵勇，却没有一人一马前往救援，我想到这里，就觉得太遗憾了。因此，我不自量力，一心前往，希望天下的忠臣义士听说了我的事，会有人跟着我一同勤王。”于是，文天祥带领赣州士兵来到了临安，后又担任临安知府。可是不久，南宋就向气势汹汹南下征战的蒙古军队投降了。这时，文天祥又被任命为枢密使，与蒙古人和谈，被对方扣押。凶险之际，他随着自己的门客逃出蒙古军大营，重回南宋尚能控制的真州。至此，文天祥开始跟从流亡中的南宋小朝廷，一边流亡，一边继续抗元，但最后仍被元军逮捕。
到了此时，文天祥仍然受到元军的敬重，因其才高而又富有民族气节，元军一方的张弘范，很长时间之内都没有放弃劝降文天祥的努力。张弘范曾要求文天祥写信劝降南宋的另一位忠臣张世杰，文天祥却写下《过零丁洋》这样坚贞不屈的诗歌，以示绝不降伏。虽然文天祥至死不曾向元朝投降，但是元朝君臣仍然非常敬佩文天祥。这位勤学笃志，最后为国牺牲的忠臣死后，元朝人为之在《宋史》里立传，称赞文天祥为“伟人”。
学而有所成之人，当如文天祥一样，为国为民，抛洒热血。文天祥在当时的严酷环境之下，没有时间著书立说，但是他的诗作仍然体现出了他对时局的关注，以及他忠诚耿直的性情，如《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诗句都是被后世传颂的名言警句。
评说
金庸曾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古代的学者，在学习的同时，总会时刻提醒自己，所学的知识，是要为国为民谋取福利的。将自己关在象牙塔中，“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虽然安逸而且看似自由，但是失去了宏大的目标之后，这个安逸和自由也变得空虚起来。人要专心读书学习，但为了书房之外的世事风雨，终有一天，勤勉的学习者都会走出书屋，迎接风雨，最后还社会一个清朗乾坤。为往圣继绝学
勤于学习的意义，除了个人的提升，还有什么呢？请看宋朝理学家张载的一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立志高远，古往今来，有很多志士仁人，为了这个目的，更加努力上进，不敢懈怠，以期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今日的专心学习，心无旁骛，是为了明日能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之才，为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
朱熹是我国南宋时期的著名理学家，与北宋的程颢、程颐兄弟一道，其思想被合称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提出之后，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轨迹，以及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后半期。由此可知，朱熹本人的地位，在儒家学派中极其崇高，他被尊称为“朱子”，得以在孔庙配享孔子。朱熹本人一生勤奋好学，著作等身，诲人不倦；同时，他也是一个为国为民的优秀官员。相传，他四岁的时候，就曾经指着天空问他的父亲朱松：“天的上面有什么？”他的父亲非常震惊，四岁的朱熹竟然能够问出这样的问题。原来，从幼年时期开始，勤奋学习、善于思考的品质，就在朱熹的身上扎根了。朱熹五岁的时候，便在《孝经》的书封上题“若不如此，便不成人”的字样，用以激励自己向古代先贤学习。19岁时，朱熹便通过了科举考试，成为一名进士。
朱熹的好学，是一以贯之的。他本来已经做官，但是因为意识到世风日下，求仙拜佛之风盛行，这是消耗国力、不利于南宋中兴的，因此竟以31岁之龄重新拜师。这一次，他得以拜李侗为师。李侗是北宋理学家程颢和程颐的三传弟子，而朱熹拜李侗为师，便得以承袭二程学说。这是朱熹一生的重要转折点。朱熹的母亲去世之后，他按照制度，为母亲结庐守墓，建造了寒泉精舍。在为母亲守墓的六年期间，朱熹在寒泉精舍里奋发读书，并开始著书立说。在寒泉精舍读书并著述期间，朱熹有了两次重要的会面：一次是朱熹与吕祖谦的相聚，这次会面被称为“寒泉之会”；而另一次，朱熹来到了信州鹅湖寺，与前来的陆九龄、陆九渊兄弟相会，这次会面则是在学术史上更加有名的“鹅湖之会”。朱熹与陆氏兄弟虽然都是理学家，但是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不同的，心用来认识理；而陆氏兄弟认为，心就是理。虽然鹅湖之会并没有让朱熹和陆氏兄弟的思想得到统一，但是这次相会无疑是比较和谐的，而双方在鹅湖之会后，也都对自己的学说进行了反思。后来，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陆九渊还曾经来到白鹿洞书院，为白鹿洞书院的学生讲学，与朱熹继续探讨义理之学，双方宾主相得。朱熹也为陆九渊之兄，同样参加过鹅湖之会的陆九龄撰写了墓志铭。
朱熹本人好学不倦，读书时，提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就是有名的朱子读书法。我们尤其要注意到朱熹的“居敬持志”,这是他一生治学的态度，要求学者抱有远大志向，并为了远大志向不懈努力。朱熹本人便严格遵守了这些原则，治学一生。朱熹直到临终之前，仍然惦念着未完成的著述，修改他的《大学章句》。他一生著作等身，为两宋理学发展做了集大成的贡献：《诗集传》《近思录》《通鉴纲目》《周易本义》等，都是他勤勉耕耘一生留下的著作。其中，有一部著作尤其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四书章句集注》。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一说法由朱熹首创。朱熹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两篇，作章句，又作《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集合起来，便是我们今天所知的《四书章句集注》。《四书章句集注》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以至于朱熹的“四书”，成为了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最重要的根据，深刻影响了两朝的科举格局。
而朱熹本人在好学并著述之余，也是一个著名的教育家，其《朱子语类》就是他与学生讲学论辩的语录集成。在此之外，他每到一处，便会兴建书院。朱熹出任南康府知军时，寻访南唐白鹿洞书院旧址。找到之后，便在庐山五老峰重建白鹿洞书院。他曾亲自主持白鹿洞书院的讲学工作，订立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教规》，这一规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早期重要教育规章之一。他曾这样在《白鹿洞书院教规》中写道：“我观察古代圣人教人学问的深意，没有不是将学问中的义理讲解明白，使学生修习个人品德，然后再将优秀的品行从自己推及其他人。并不是只要学生专心记诵阅览，写作诗词文章，然后只是用来沽名钓誉，谋取禄位的。现在做学问的人，却已经将这个原则反过来了。”朱熹对当时的治学、为官环境感到非常忧心，但他仍然亲自带领白鹿洞书院学生为学。希望能够培养出一心治学，能够修身齐家，为国为民的学者，继承圣贤的学问和品行。此后，朱熹又建立了“竹林精舍”，即多年之后被赐名“考亭书院”的书院机构；在武夷山时，主持建立了武夷精舍；在知潭州任上，又在长沙重建了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位于长沙岳麓山上，与白鹿洞书院一样，都是宋代四大书院之一。朱熹重建了岳麓书院，并为书院聘请了名师，招收生徒，一时之间，岳麓书院恢复了往日的繁荣，直到明清，岳麓书院仍然是一处文化重镇。可以说，朱熹对教育事业的热忱，也正是他“为往圣继绝学”的体现。
评说
朱熹幼时便致力于“为往圣继绝学”，而他终其一生，以全部生命做到了专心致志，敬业修身，著书立说，并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勤奋刻苦，不舍昼夜地学习，应当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显耀与禄位，而应当心怀更加高远的目标，为了这一目标奋斗终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得到学习之“道”，才能真正专一刻苦并学有所成，为祖国和祖国的人民贡献聪明才智。第二章心怀远志非志无以成学《诫子书》中这样教育子女：“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主旨是劝勉子女勤学立志。如果一个人不能立下远大的志向，并为之不断奋斗，那么终其一生，他也只能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里耽于享乐，做一只井底之蛙。
明清之际的历史学家谈迁，是一位意志坚强、不畏艰难的人，著有明史的重要著作《国榷》。谈迁是浙江海宁人，本名谈以训，明朝灭亡之后，谈以训改名为谈迁，自称“江左遗民”。谈迁28岁时，正值明天启元年（1621），他为守母丧在家。因发现明代史书中有很多错误，谈迁就此立下志愿，决心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的明史。
谈迁知识渊博，尤擅明史，但他终生没有出仕，只是以替人抄书以及作幕僚为生。清军入关之后，南明小朝廷曾经想任用谈迁，但谈迁并没有去赴任。谈迁下定决心编写一部准确的明史著作之后，他便积极行动起来。在整整二十六年之中，谈迁以明实录为底本，查阅了众多书籍和相关资料，将明史中存在的问题一一订误。有很多时候，谈迁需要亲自背着行囊踏上旅程，实地考察一些史事，从他人处借阅资料，以确保《国榷》的准确性。这样，谈迁终于完成《国榷》初稿。《国榷》是一部杰出的编年体明史著作，全书约400万字。
1645年，也就是清顺治二年，谈迁增补了《国榷》中崇祯和弘光两朝的史事，使得《国榷》的结构更为完整了。顺治四年（1647），有小偷进入一贫如洗的谈迁家，只见一个箱笼，小偷以为这个箱笼里必有值钱的财物便将这个箱笼偷走。当然，这个箱笼对于屋子的主人谈迁来说非常重要！箱笼里面装着的，正是《国榷》的初稿。这个时候，谈迁已经五十多岁，多年心血毁于一旦，这让他感到非常伤心。但是，谈迁很快振作起来，决定编写《国榷》新稿。他甚至这样说道：“我的手还在呢，写书的事难道就这么算了吗？”于是，谈迁遍访明朝遗老，重新查阅相关资料和典籍。谈迁已经到了耄耋之年，而又私人著史，比平常史书更为不易，别人都认为他不可能完成了。而多年之后，新的《国榷》诞生了。这一次，《国榷》内容共有104卷，超过428万字，而且内容比原来的一版更加翔实、精彩。刻苦治史的谈迁，一旦立下著书的志愿后，任何功名和利益都无法诱惑到他，一心一意埋头著书，完成自己神圣的事业，也由此在青史之上得以留下自己的姓名。
评说《说文解字》对“志”这一词汇的解释是：“志，意也。”志是人确定的心意，是人们在内心确定下来的行动目标。我们在确定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之前，最先要做的，是将自己的志向确定下来。确立志向，需要心存高远，不能只看到眼前的蝇头小利而忘记了更宏大的理想追求。而一旦立志，我们就需要为了志向不断拼搏，要能够兢兢业业，敬业守志。这样，我们终有一天，会登上顶峰，俯瞰与众不同的风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暂时的困窘，反而会磨炼一个人的意志，使人坚定自己的理想志向，而这个人一旦获得机会，就会直上青云，取得成功。重要的是，人立下的志向要高远，这样才能为之不懈努力，甚至用上一生的时间。只要理想坚定而高远，那么一时的窘迫，不过是一个人成功的试金石。终有一天，他会收获最丰硕的果实。
中国的皇帝之中，汉高祖刘邦是第一位由贫民而登上帝位的，由此可见刘邦之强大。不过，刘邦的少年时代，却生活在困窘的境况之中。他出身沛县的一个普通家庭，是这个家中的第三子，因而也被称为刘季。刘邦一向被视为家中最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人，因为不如自己的兄弟勤奋，经常受到父亲刘太公的训斥。不过，刘邦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了他与旁人格外不同的胸怀和志向。当时，吕公是沛县县令的好友，因而初到沛县之时，受到了沛县人的欢迎。刘邦听说吕公家开设了宴席，便也前去参加宴席。不过，这个宴席有一个规定：如果贺礼的钱数不满一千，这位客人就只能到堂下坐，不能进入大堂。但刘邦却直接对负责接待客人的传信者说，自己愿出一万钱作为贺礼。吕公非常惊讶，出门亲自迎接刘邦，发觉了刘邦游手好闲的外表之下隐藏的志向和才能，便将女儿吕雉嫁给了刘邦。这位吕雉，正是鼎鼎大名的吕后。
不过，那时的刘邦还是一个升斗小民。他正在沛县就任亭长时，有一次前往骊山服役，路上看到了秦始皇出行的车驾，大为羡慕，不由得感叹了一句：“大丈夫当如是！”几年之后，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宣告起义，秦朝的天下开始动荡起来。此时，刘邦也正像陈胜吴广一群人预谋起事时那样，押送着一群服役之人前往骊山，路上，人们不断逃亡。走到了芒砀山时，见逃走的人数过多，刘邦索性将所有的人都释放了，最后仅剩十余人继续追随刘邦。沛县县令最初想要召回在外押送役徒的刘邦，后来又担心刘邦不服管制，于是将从芒砀山返回家乡沛县的刘邦关在了城门之外。百姓对县令心有不满，于是杀掉了县令，推举刘邦为沛公。从此，“沛公”刘邦开始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刘邦成为沛公之后，也开始带领军队，攻打周边的郡县。后来又投靠了项羽的叔父项梁，成为项梁手下的大将，在确定陈王陈胜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参与到了拥立楚怀王熊心的队伍之中，具有拥立之功。后来，项梁战死，而沛公刘邦被派遣为西征秦地的将领，攻打函谷关以西。此时，宦官赵高杀害了皇帝秦二世，想要与刘邦订立和约，分关中而治。而刘邦却使用计策，最终大破秦军，秦代末帝子婴只好投降。
这之后，刘邦进入了咸阳。他生长于沛县的平民之家，初到繁华的咸阳，进入秦朝的宫殿，刘邦也曾经想要耽于安乐，享受富贵。楚怀王曾经与诸将约定，无论哪位将领率先进入关中，都可自称关中王。刘邦便自称关中王，准备留在咸阳，尽情享受，没有听从樊哙还军灞上的建议，直到张良劝诫他：“秦朝暴虐无道，所以沛公您才能进入咸阳。您为了天下，除掉了秦朝的无道之人，您就应当身穿缟素，俭朴行事。如果一进入关中，您就耽于享乐，这就叫作‘助桀为虐’。更何况‘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希望您听从樊哙的建议，还军灞上！”刘邦才幡然醒悟，封存了秦朝的府库，离开咸阳，带领军队回到了灞上。并与灞上父老做了有名的“约法三章”，即杀人偿命，伤人和偷盗要治罪，由此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但也就是因为刘邦未取秦朝府库的一丝一毫，项羽手下的谋士范增开始对他有所警惕，并劝诫项羽杀掉刘邦：“沛公还在崤山以东的时候，贪恋财物，喜爱美女。现在他进入关中，没有取走秦朝府库中的财物，也没有宠幸妇女，这是因为他的志向不在小处。一定要快点杀掉他，不要失去机会！”有时，最了解一个人的，反而是他的敌人。范增因为处在与刘邦对立的位置，清晰地看出了刘邦心中的远大志向，才劝诫项羽杀掉刘邦。但项羽并没有听从范增的意见。虽然项羽举棋不定地举办了鸿门宴，也曾想到在宴会上杀掉刘邦，但刘邦趁着鸿门宴的机会，在宴会上向项羽表达忠心和谦卑：“我没有料想到，自己能够先进入关中，打败秦朝，能够在这里又见到将军。一定是有小人向您传播了谣言，使您和我之间发生了误会。”这一席话使得项羽心中产生了“妇人之仁”，最终也没有下定决心命人杀死刘邦，刘邦因此逃过一劫。之后的项羽，没有遵守楚怀王最初与诸将立下的先入关中者为关中王的约定，而是将关中一分为三，分封给了秦朝的三位降将，最初将秦朝打败的刘邦反而只分到了汉中，成为“汉王”
成为汉王的刘邦，实际上对项羽的决定非常不满。但是他忍气吞声，接受了“汉王”的封号，而且在领兵进入汉中地区之后，烧毁了栈道，表示不再出兵，对项羽无条件顺从。实际上刘邦的大志，并不允许自己被禁锢在汉中一地，他此时已经有了统一天下的志向。因此，他拜韩信为大将，悄悄将大军经由陈仓运出汉中，这就是著名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出汉中之后，刘邦公开声讨项羽，与一些被项羽分封到各地的诸侯结盟，成立反楚联盟，楚汉战争就此打响。此后，虽然刘邦曾经在战争中，因为彭城之战的胜利而失去理智，日日狂欢庆祝，从而被项羽偷袭大败；虽然刘邦曾经在楚汉订立鸿沟之约后一度想要退兵。但他很快就能重整旗鼓，坚定打败项羽、统一天下的志向，使他继续领兵与项羽作战。最终，在著名的垓下之战中，刘邦一举打败项羽，项羽也在此战中自尽，楚汉战争由此结束。最后，刘邦在群臣及异姓诸侯的拥立之下，自立为帝，定国号为“汉”。
从此，一个伟大的朝代，便从当年那个胸怀大志，却是一文不名的沛县亭长手中成立了。刘邦建国后还乡时唱出了著名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一代开国君主的心胸抱负，跃然纸上。
评说
若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先立志。一个人能否志存高远，也与家庭的教育息息相关。心怀大志而又有能力的人，尽管可能一时面临窘迫，但他不会放弃他的青云之志。只要得到机会，他便会在命运的考验之下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刘邦就是这样的人。他在穷困之时，仍然能够心存远大的抱负，将“大丈夫当如是”的感叹脱口而出；而天下大乱之时，他便追上了时代的大潮，最终以一介平民之身登上帝位。无论遇到怎样的困境，都不要放弃自己的志向，因为一旦你放弃了志向，那就等于放弃了自己人生的航标，那样的话你将无处可去。坚定你的理想，并且为了那个远大的理想不懈奋斗，那么你最终一定会大有所成。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颜迈曾经撰写过一副对联，以赞扬蒲松龄的坚韧意志：“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只要心存大志，又能够努力坚持下去，就会出现奇迹，再困难的目标，也能够完成。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拥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和决心，以及卧薪尝胆的耐心与坚韧。
吴国和越国，是彼此接壤的邻国。但也正因为它们离得近，两国之间也容易发生矛盾纠葛，甚至常以武力解决问题。随着春秋争霸战争愈演愈烈，有一位吴王阖闾，本来是一名英明的君主，但这位国君在公元前496年与越国的“檇（zuì）李之战”中，不幸被越国将领灵姑浮斩落脚趾，最后伤重不治而死，其子夫差即位，发誓要向越国讨还杀父之仇。于是，他的重臣伍子胥，派遣专人站立于夫差所居的院落中，每次夫差出门之时，此人都会问夫差：你忘了你父亲被越王杀掉这一仇恨了吗？而夫差每次都会回答，自己没有忘记。夫差苦练兵马，终于在公元前494年的夫椒之战中大胜越国。当时，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正在练兵，为报父仇，索性先发制人，率先讨伐吴国，范蠡劝阻无效。而夫差遂将所有精兵聚合起来，攻伐越军，于是越军大败，勾践只能退守都城会稽。会稽随后被吴军围了起来，越国濒临灭亡。
正当越王勾践绝望之时，越国大夫文种建议勾践，向吴国暂时称臣求和。越王勾践为了东山再起，便忍辱向夫差赔罪，以示求和。夫差最初因为父仇，并没有答应越国的求和请求。不过，吴国的朝廷中，除了著名的重臣兼忠臣伍子胥之外，还有另外一位重臣，他就是太宰伯嚭(pǐ)。而伯嚭恰恰是个喜好美女和财货的奸臣。于是，勾践投其所好暗中给伯嚭送去了美女和财货。伯嚭果然被来自越王的贿赂收买了，在朝中为越国国君讲情。而本来意志坚定，决定向越国讨还杀父之仇的夫差，也许是因为认为大仇得报，越国已经被打败；也许是为自己打败越国的结果而骄矜自得，竟然听从了伯嚭的建议，赦免了越国，两国至此休战。
尽管吴国和越国已经休战，但是被吴国军队围攻国都会稽的耻辱，勾践一日不曾忘记。回到越国之后，勾践任用了贤明的大夫文种和范蠡，开始在越国国内励精图治，发展国力。同样，为了不忘记在吴国受到的耻辱，勾践特意在自己的屋中悬挂起一只苦胆。每顿饭前，勾践都会品尝那颗苦胆，通过口中的苦味提醒自己，一定要向吴国讨还自己的耻辱。勾践不断地提醒自己报仇雪恨，不忘消灭吴国的志向。为此，他做了两方面的工作：首先，勾践和夫人做到了与百姓同甘共苦。勾践亲自下田耕种，带领百姓播种，收获粮食，拒绝了华服美食，与百姓一道身着短褐，口食粗粮；而勾践夫人也带着妇女们一起发展蚕桑，上机织布。在勾践夫妻的带领之下，越国上下一心，努力积蓄国力，以期有朝一日，能够向曾经侮辱过自己的吴国复仇雪恨。其次，勾践除了在越国国内努力发展，还对吴国开展了抱复。勾践对吴国君臣实施了反间计，散布关于忠臣伍子胥的谣言，使得夫差对伍子胥不再信任，最后甚至将伍子胥杀害。后来继续贿赂夫差以及伯嚭，降低他们对越国的戒备心，向夫差送出财物和美人，麻痹夫差，使其沉溺声色，不问国事。于是，南面的越国君臣一心，奋发图强，国力日益强盛；而北面的吴国则君臣离心，朝堂昏庸，沉溺于声色犬马，国力日渐下降。但是，夫差已经被勾践蒙蔽了本来英明的心智，他没有对眼前的状况作出任何反应，也不再听从忠臣的劝告。
二十年之后，勾践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大举发兵攻打吴国，志在彻底将吴国消灭，了却吴越之间的世仇。不过，这场吴越之战，足足打了三年，越国才彻底攻破吴国的国都姑苏城，擒获夫差。夫差不愿受辱，于是自尽。越国将吴国彻底消灭之后，在各个诸侯国内声名远扬，勾践也因此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名霸主，享有盛誉。《左传·哀公元年》提及此事时，曾经这样感叹：“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越王勾践带领越国军民，隐忍长达二十年，终于打败吴国，洗刷前耻。
评说“三千越甲可吞吴”，这句话表现出的是一种强烈的自信，与坚定的意志。当我们将自己的心志确定下来之后，我们能做的，就只有坚持志向，不动摇、不反悔。当我们在追求远大抱负的过程中遭遇坎坷磨难的时候，我们应当想到，这些磨难并不能真正地将一个人打垮；相反，正是前进道路上的磨难，令我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意志，磨砺了我们的品格，最终我们才会达成抱负，实现自己的理想事业。就像是勾践那样，曾面临身死国灭的危机，他却也能够坚持下来，隐忍二十年，取得春秋霸主的地位，这是值得我们钦佩并学习的。人无志，非人也
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曾经说过：“人无志，非人也。”人生于世，不管从事什么职业，总要有一个明确的理想目标，才能竭尽之后的人生，努力实现这一理想。如果一个人不早立志、常立志、立长志，而是只知道享乐，不求上进的话，他的人生便是空虚而无用的。而一旦有了理想在前方导航，我们就会如同在黑夜中看到光亮一样，能够朝着正确的职业轨迹坚定地走下去。
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理想和事业抱负，有些人希望功成名就；有些人希望著作等身；有些人希望坐拥如山的财富，如海的势力；有些人，希望能够对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出贡献，使一门学科和技术得到进步。我国伟大的医学家李时珍，便是一个希望在自己专业领域中有所贡献的人。
李时珍出生于一个医学世家，父亲李言闻也是一位名医，曾经供职于太医院。当时的社会现状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医生虽然救死扶伤，但社会地位却不算高。因此，李言闻希望儿子李时珍能够不再承袭祖业，而是读书上进，进入官僚阶层。但是，从小就对医生这一神圣的职业耳濡目染的李时珍，虽然14岁时也曾得中秀才，却对升官发财不感兴趣。23岁那年，李时珍放弃学业，彻底成为了一名医生，而他也就此暗暗立下志愿，要成为父亲一样的名医，救死扶伤。
从此，李时珍对医术更加用心琢磨，孜孜不倦地攻读医书，以期提高自己的医术，帮助更多的百姓结束病痛。李时珍的故事中，有一个特别能表现李时珍神奇的医术：李时珍曾经在路边看到一家人为刚刚因难产死去的产妇出殡，棺中产妇的鲜血从棺材缝中不断地滴落下来。李时珍见状，忙叫停了出殡的队伍，对其家人宣称，棺材中滴落的是鲜血，这证明这位产妇很可能还活着。果然，经过李时珍的及时医治，本来已经被放入棺材的产妇醒了过来。不久，她又产下一个男孩，两条生命被李时珍挽救了。这就是李时珍“医活死人”的故事。李时珍38岁的时候，因为成功治愈了富顺王朱厚焜之子的顽疾，而名声显扬。随后被楚王聘入王府，成为王府的医师。几年之后，他又被推荐进入了太医院，成为一名御医。但李时珍在太医院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年，这可能是因为他不适应朝堂上的险恶环境。李时珍回乡之后，开设了以自己的字“东璧”为名的东璧堂，坐堂行医。
而早在李时珍34岁的时候，他就在不断行医的过程中认识到，此前的本草类书籍，虽然记载了很多宝贵的前人经验，但是也有很多关于药材药性的错误，这一类错误甚至是致命的。这让李时珍感到非常担忧，而随着他医术的提高，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内形成了：要根据自己读过的本草类书籍，以及多年的实际行医经验，重新编制一本本草大全，以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校正前代对本草的错误认识。这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巨著《本草纲目》。
然而，一旦开始编制新的本草书籍，李时珍很快就遇到了难题。首先，有很多药材，因其太过罕见，李时珍无法见到，更无从了解它的药性；其次，本草在千余年的历史传承过程中，异名太多，真正梳理起来的话，是很难分辨的，这需要大量的精力以及实践经验；再次，在中医体系中，能够入药作为“本草”的物事品类太过繁杂，如果将它们收罗殆尽，统一编进一本书籍，这是短时间内无法做到的难题。但是，李时珍一旦立下志向“重修本草书籍”，就对这项事业付出了难以想象的热情和聪明才智。李时珍曾经供职于王府和宫廷，虽然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李时珍利用这段时间，看到了许多在民间难以见到的医书和药材，增长了大量的见识。此后，李时珍便开始了他游历四方、寻医问药的旅程。他每到一处，为当地居民行医之余，往往寻访当地的特色本草，仔细分辨它的药性，根据自己读过的医书，校正它可能在医书中的记载错误。比如，李时珍的家乡蕲春，有一种特产蕲蛇，蕲蛇毒性巨大，一旦被咬到，就会丧命。但李时珍考虑到，古今的本草书籍都没能详细记载蕲蛇的特性，于是冒着生命危险，请捕蛇人带自己上山捕捉蕲蛇。终于，李时珍看到了真正的蕲蛇，将它的性状详细地记载到了《本草纲目》中。
此外，李时珍也会细心向百姓寻访他们所知道的验方，并会如实记录下来。比如，李时珍曾经见到车夫们熬煮鼓子花，滤渣喝其汤水。李时珍询问他们后，得知鼓子花有舒筋活血之用，而车夫长年在外劳作，筋骨很容易受到损伤，因此常常滤渣喝其汤水，以便减轻他们的症状。于是，李时珍将鼓子花（旋花）的这一药性，如实记载到了《本草纲目》中。李时珍为了得到有效的方剂，往往像这样，虚心向贩夫走卒、老妇求教。不耻下问，只为提高自己对医学的认识，最后写出一部医药巨著留给世人。这种热爱事业的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佩的。万历六年（1578），李时珍终于完成了《本草纲目》的写作，而这距离他动笔写下《本草纲目》的第一个字，已经过去了二十七年。李时珍也从精力和体力充沛旺盛的中年人，变得垂垂老矣，其间付出的心血，都注入到了这本190万字的《本草纲目》中。《本草纲目》不仅纠正了很多前代本草书籍中没能及时改正的错误认识，而且总结了数代中医经过实证得到的经验，可以说，是一部医学宝典。而李时珍从立志写作《本草纲目》开始，直到《本草纲目》完成，这期间的无数精力和心血，是最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李时珍的一生，只专注一项事业，那就是编纂《本草纲目》，将中医对医药的认识向前推进。这也使李时珍的名字，永远刻在了世界医药发展史上。李时珍当初的志向，正在《本草纲目》中闪闪发光。
评说
人而无志，则不可以称之为人。李时珍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即使一生只立下了一个志向，只要这个志向足够远大，只要能够坚持不懈，拼上全部的精力去完成自己的志向，那么这就是伟大不朽的事业。而他的名字，过了千秋百代，也仍将熠熠生辉。人们不会忘记他当初立下的志向，因为就是那一个小小的开篇，变成了鸿篇巨制，赫赫功业。我们的志向，决定了我们能够走到哪里，走到多远。因此，要重视立志；立志之后，便要不懈努力，直至完成自己的事业。应知重理想，更为世界谋
陈毅将军在写给子女的小诗《示儿女》中写道，“应知重理想，更为世界谋”，鼓励儿女心怀理想，为全世界人民的幸福而奋斗。远大的志向是一个人能够尽心敬业的原初动力。一个只看得见眼前的小利和琐事的人，既不能为自己制定长远的事业规划，也无法找到值得为之努力、拼搏、进取、牺牲的人生目标。故而敬业奉献，当自立志始。
受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从小便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正是这样的理想支持着他艰苦求学、投身革命。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国家总理为国家殚精竭虑、奉献一生，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鞠躬尽瘁的精神永远为人民所铭记。
1911年底，少年周恩来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上学。一天，校长亲自为学生上修身课，讲授的主题是“立命”。校长正讲到精彩处却突然停顿下来，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请问诸生为什么读书？”教室中一时鸦雀无声，没有学生回答。“如果没有人回答，我就一个个问了！”魏校长走下讲台，对前排一个同学问：“你为什么而读书？”这个学生站起来挺着胸脯说：“为光耀门楣而读书！”魏校长点点头,又问第二个学生，这个学生的回答是为了明礼而读书。第三个被问的学生是一个靴铺掌柜的儿子，他很认真地回答说：“我是为我爸而读书的。”同学们听了哄堂大笑。校长对这些回答都不太满意，摇了摇头又到周恩来面前，问道：“你是为什么而读书？”周恩来在学生中向来威信很高，就在以前不久，辛亥革命刚刚成功，他在同学们中第一个剪掉了长长的辫子。这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因为满清政府规定，所有汉人男子都必须像满族人一样留长辫子，以表示忠于清朝朝廷，不留辫子就要杀头。因此，周恩来剪辫子的行动得到了同学们的敬佩。周恩来站起身来，教室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在等待他的回答，周恩来非常郑重地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句话便表达了周恩来从小就有的拯救国难、振兴中华的伟大志向。魏校长没有想到，竟然有这样出众的学生，非常感动。他示意周恩来坐下，然后对大家说：“有志者，当效周生啊！”意思是说，有志气的青年，都要向周恩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成了周总理毕生为之努力的目标。为寻找救治中国的良方，周恩来四处求学。在1917～1924年间先后留学日本、法国和德国，学习西方进步思想。其间，他还参与了“五四”爱国进步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在留学期间，周恩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坚定了以马克思主义救中国的信念。在法国和德国时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也就是共青团的前身。1922年，周恩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的早期建设做出了贡献。
1924年秋，周恩来回国，在国共合作期间任职于黄埔军校。先后两次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创建了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为培养政治过硬的革命将领做出了贡献。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一起于1927年8月1日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南昌起义。1928年，周恩来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这一阶段，周恩来为保证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安全、为联系和指导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为保存和壮大革命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在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支持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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