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裘山山
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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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往事门前走过试读：
青春之谜
周末的晚上，应朋友之邀去看京剧《杨门女将》，中国京剧院莅临成都演出。我这个人很少做随意性的事，那么一个不懂京剧的人架起势去看京剧，肯定是有原因的，其一，附庸风雅，想想那是国粹，自己一个文化人应当对之有兴趣才是；其二，怀想逝去的青春。
其一就不用说了，大家一看就明白。文人难免做附庸风雅的事。其二就有点儿暧昧了。有暧昧就有文章哦。我坦白。
我当兵时，在军区通信总站四营一连，我们连住在某野战军大院里。于是就有了双重领导，通信总站管我们，军里也管我们。我们连有一小半儿是女兵，想来他们也是愿意管的。管的一个具体标志，就是要我们参加军里的集体活动，比如看电影。
那个时候能有多少电影啊，我说的是七十年代末，《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加上个《英雄儿女》，最新鲜的也就是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几个英雄翻来覆去地在我们的眼前晃，晃得我们无比渺小。当然，那个时候生活枯燥，没有电视，鲜有书报，有电影看总比没电影看好。所以一通知看电影，值班的就叹气，不值班的就欢呼雀跃。
但唯有一部电影是例外，那就是《杨门女将》。
第一次看时，多少有些新鲜，看了后，回来还学着寇准说了几句“挂得挂不得”；第二次看时，就有些不耐烦了；第三次看时，觉得好难熬；第四次看时，知道了什么叫痛苦；第五次就愤怒了，大家一起叫：怎么又是《杨门女将》啊？！你想想我们当时也就十七八岁，哪里会喜欢那样慢慢吞吞的咿咿呀呀的戏文？
在我当兵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一共看了五次《杨门女将》，其中因为值班还逃脱两次。由此可见该军是多么喜欢放映《杨门女将》！因为我们是话务兵，消息灵通，很快就搞明白了军里为什么总喜欢放这部片子，原因很简单：军长喜欢，不，是酷爱。
军长喜欢，我们就没了脾气，我们和军长隔着千山万水，有脾气也没辙。只盼着放这部片子时，自己正好值班。因为不值班的一律不得缺席。全连集合，拿着小凳子，排着整齐的队伍，在连长的带领下，唱着《大刀进行曲》前往操场——我们连长只会唱《大刀进行曲》，而且只会前面三个字：大刀向，预备唱！
其实我对这个军长的印象颇佳。有一年军区来了个大首长，接见军直属单位，就把我们捎上了。大首长的文化水平有限，给我们作指示时啰里啰唆，絮絮叨叨，不知所云。当时军长就站在旁边，大首长一讲完他就讲，干脆利落地说，刚才首长作了三点指示，第一……第二……第三……我一听，佩服得不行，因为他说的三点，的确包含在大首长的絮叨里，他只是把它们扼要地提溜出来了。虽然军长个子不高，可我一下子觉得他很了不起。
1979年春，该军上云南前线去打仗，由军长亲率。我们守着空空的营院等他们回来。那个期间，我还亲自转接过从前线打来的报告噩耗的电话。当时线路不清晰，我在中间帮助传话。当我告诉后方这边，某某牺牲了，请他马上去烈士家看望他母亲时，这边的电话“吧”地一下掉在了地上，让我间接地体验到了战争的滋味。
后来他们得胜回营，东方歌舞团前来慰问演出，场面热烈。我们也应邀去观看。有个叫远征的女演员，给大家唱陕北民歌，一首又一首，怎么也下不来。无论她怎么鞠躬谢幕，大家都使劲儿鼓掌不停，啪啪啪地猛拍。也许是穿过枪林弹雨之后，对甜美的歌声格外迷恋。我记得远征大概唱了十几首，有些唱不动了（那个时候又不兴假唱），大家仍不放过她，我都有些替她担心了。这个时候，我看见前排观众席上，站起来一个矮墩墩的人。他转过身，面向大家。我看清了，正是军长，尽管他的脸色已变得黢黑。他抬起他那两个粗短的胳膊，张开大巴掌，轻轻向下按了按。顿时，满场的掌声倏地消逝，安静得让人感动。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一幕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你说这样的军长，他喜欢看《杨门女将》，我们能有多大意见呢？何况他只是喜欢个《杨门女将》，他要是喜欢紧急集合，我们不更惨？更何况在反复观看《杨门女将》之后，我们全连战士的文化水平都有所提升，至少都认识了一个生僻字：“佘”，佘太君的佘。
一晃很多年过去了，那句话怎么说的？二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在我离开那个大院二十八年后，我认识了该军长的儿子——一个大校军官。当我知道他就是那个军长的儿子时，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爸是哪儿的人啊？他为什么那么喜欢看《杨门女将》啊？
让我意外的是，他并不知道他爸爸有此爱好。他们家的孩子从小就很少跟父亲在一起。当然，他告诉我他父亲是山西人，这多少让我释然。于是我给他讲了我记忆中的他的父亲，好的不好的都讲了。在我这样跟他讲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有些事情，就这样永远无法破解了。他到底是因为喜欢京戏而喜欢《杨门女将》，还是因为喜欢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喜欢《杨门女将》，还是因为喜欢那些演员而喜欢《杨门女将》？不得而知。
无论因为什么，对我来说，都不再有怨气了，它只成为一个插曲，留在我青春的记忆里。
可是，这个周末的晚上，当我在隔了几十年之后再看《杨门女将》时，却迷惑不已，我怎么对这出戏那么陌生啊，除了记得佘太君挂帅之外，其余全忘了，忘得之干净，不要说不像一个看过五遍《杨门女将》的人，就连看过一遍的都不像。
我只记得那是部黑白片。
如同我的青春。
于是，在演员们卖力地念唱做打时，我不断地在反省自己，那个时候，我说的是我当新兵的时候，每次看《杨门女将》，我的心都在哪儿？我不可能打瞌睡，不可能私下聊天，更不可能玩儿手机。那么，眼睛盯着银幕，我的心在哪儿？我确定我的心不在银幕上，不然不会在看了五遍之后还记不住里面的情节，我一定是在胡思乱想。想些什么，已无从知晓。
虽然我还健在，但这件事，也已经成为无法求证的秘密了。就好像你忘记了存单上的密码，你去挂失，银行给你解密，但你忘记的那个数字到底是什么，永远都无法知道了。
呵呵，我的懵懂的糊涂的无法再来的青春啊。
谨以此文怀想之。2006年10月
从往事门前走过
夏天最热的时候。我去重庆采访。采访完成时，接待我的小韩再次问我想不想去哪儿玩儿一下。他问得很诚恳。他已经是第二次这样问我了。头一次问我时，我想也没想就说哪儿也不去。除了太热之外，就是我对重庆太熟悉了，熟悉到了解它的一切缺点而忽略优点，如同对丈夫。可小韩再次问我时，我犹豫了。看得出他不是敷衍我，很真诚。然后他主动提出建议说，去北温泉怎么样？可以让你的小孩儿游泳。我说是不是太远了？他说不远，汽车1个多小时就到了。我说，那就给你们添麻烦了。
其实在我嘴上说路远的时候，心里已经有些想去了。语气里是半推半就的味道。一到重庆时我就想过，此行除了北温泉，其他什么地方我都不去。当然，我想去北温泉，并不是像杨贵妃那样喜欢温泉浴。虽然我们同是女人，我哪有条件养成这等喜好？乃是因为二十年前，我们一家因父亲的命运迁徙到了北温泉所在地北碚。我在那里读完了初中和高中。
这二十年来，我从未专程回北碚去看过，虽然它与我现在居住的城市只有几百公里的距离。我也不知道我在回避什么。甚至有两次从它边上路过，我也没有下车去看一看。北碚在我的记忆里，似乎越来越遥远了。
汽车在公路上奔驰，很快就驶上了那条我热悉的路，准确地说是我熟悉的风景之中。路已经是新路了，修宽了不少，也平坦了许多。怪不得小韩说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原来的路程需要多一倍的时间。我一直盯着窗外，如同那些叶落归根的老华侨一般。同行的儿子有些晕车。坐在我的身边一言不发。从重庆到北碚，所经之处全是丘陵地带，坡坡坎坎上种着稀疏的庄稼。这里的土地少而贫瘠，农民的日子不大好过。但不知为何，包围在这些坡坡岭岭之中的北碚，却一点儿没显出穷困相。二十年前就是个很像样的小城，现在一定更繁华了。汽车到了北碚，街上的景色果然是热闹而又艳丽，乍一看和重庆已没什么区别，唯有那个汽车站依旧。因为我一眼就把它认出来了。旧的水泥大门，旧的候车木椅。读中学时，我做为班干部，曾带着同学去那里做好人好事，打扫卫生、扶老人上下车什么的。
我并没有对小韩说起过我曾经在这里生活过五年，所以此时此地也不好意思叫他们把车停下来多看两眼。于是这些新的和旧的景色都从我眼前一晃而过。
车过我们家曾住过的那个地方时，我心里居然有些激动。我伸长了脖子往外看。可惜我们家住的那栋房子不在路边，而路边已被花花绿绿的广告牌遮住了，连我每天放学都要走的那排长长的台阶都没看清楚，车子就一晃而过。
心里的味道一下长起来。
小韩坐在司机旁边，不时地给司机点烟。他们谁也没注意到我的心情。他们已习惯带着客人去这种风景点游玩儿，习惯在熟悉的景色中赶路。他们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来。儿子因为晕车，除了沉默只反复说一句话：妈妈还有多远？他也在赶路。只有我在漫游，或曰梦游。一种陌生的滋味儿悄然地蔓延开来。
这是一种什么滋味儿呢？你说不好受吧，又似乎还有那么一点惬意；你说好受吧，它又令人非常感伤。我想了半天，想出一个词：怀旧。
尽管我没有看清楚那排阶梯，我却清晰地看到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背着个花布书包在阶梯上低头走着，她总是喜欢低着头走；还看到转过弯之后，那栋楼的四楼上，有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在焦急地张望。女人的丈夫，少女的父亲，在距北碚200公里的地方修铁路，每月回来一次。女人的大女儿，少女的姐姐，则在更为遥远的北方农村插队，所以女人和少女相依为命。
女人把少女盼回家之后，她们就吃晚饭。晚饭非常简单，一个菜，最多两个菜，放在一张方木凳上，两只小凳摆在两边，就成了饭桌。她们总是吃得沉默寡言，如同她们那没有多少色彩的日子。
女人总是皱着眉头，用手拄着她花白的头，陷在一张破藤椅里发呆。美好的往事让她心酸，悲惨的往事让她心痛。她不明白自己是如何落到这样一个境地的。她曾是那样一个令人羡慕的才华横溢的女记者……但少女毕竟是孩子，她无法明白母亲那一代人所遭受的风暴，无法理解母亲心里的辛酸苦闷。面对母亲那愁苦的模样，她只能认为母亲的不快是自己造成的。于是她变得十分自卑，低着头走路，寡言少语，尽管学习很好，却从来不敢有一丝骄傲的模样。
她学会了生活在内心世界里。
岁月一晃而过。少女高中毕业了。因为待业，母亲领着她回故乡去了。离开的时候，她竟然没有依依不舍的情感，很容易就走掉了。是因为这里留下了太多的灰色的记忆，还是因为待业的苦闷使她渴望到一个新的天地去看看？至今也很难说清楚。
总之，她一走就是20年……
一个绿阴掩映的大门……汽车忽然驶过一个绿阴掩映的大门，我差点儿忽略了它。
那是煤矿工人疗养院。没有任何修饰的大门丝毫未变，连门上的几个字也依旧，只是水泥门柱更加斑驳陆离。不知那门里的景色变了没有，斯人是否依旧？
上初三时，我们班上转来一个女生，姓李，说着一口好听的北京话。我到北碚五年，一直固执地讲着带有北方口音的普通话。她的到来，使我感到自己有了同类，就和她十分亲近。
她大概也如此吧？一个星期天，她邀请我去她家玩儿。她的家，就在这个疗养院里。她说她母亲刚调到这儿来工作。我就去了。我没有见到她父亲。她妈妈，一个疗养院的女医生，非常客气地接待了我。我感觉她是把我当作成人来接待的。除了招待我吃糖果外，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带我们去赏花。
当时是冬天，院子里有许多茶花正在开放。她走在前面，我们两个少女跟在后面。她告诉我们茶花的种类和特点，告诉我们院子里其他的花将在什么季节开放，都是些什么颜色和香气……以我当时的年龄，是不懂得欣赏这些的。但我为受到如此郑重的接待而认真地聆听着。我不愿轻慢了她对我的那份尊重。
但我心里始终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那样对我。
现在，在20年后，当我从往事门前走过时，我却忽然明白了。因为我似乎清晰地感受到了她20年前的寂寞。
是的，她一定是寂寞的，因为寂寞，才把我这个不谙人事的女孩子当成客人，当成来看望她的朋友。她从北京城来到这样一个小地方，独自和女儿相依为命，这中间，一定有着与我母亲相似的人生磨难。突然落入这样一个环境——依山傍水，远离都市，周围是陌生的面孔，她一定不知如何是好，她一定有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她是个知识女性，一定也和许多知识女性一样多愁善感。当她见到我时，就把我当成了她的同类，即使明知道不是，也想从中找些许安慰。当她走在花丛中向我们讲述那些花时，她并不在乎我们听不听，她需要的只是这种生活方式，她在讲给自己听。
可惜这一切，我却是在20年后的今天才明白到。而此时明白到，已完全不可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了。我甚至忘了那女生的名字，只隐约记得姓李。因为只同学了半年，她就又转学了。她的家离我们学校实在是太远了。
也许对我来说，不需要弄清真相。就好像那女生的母亲不需要我真的能和她交流一样。很多时候，我们都只在乎形式。
可是我是多么希望知道那个女人后来的情况呀。她重新回到北京了吗？如果没回去，她适应那个偏僻的环境了吗？她重新找到感情的归宿了吗？我想如果我们此刻相见，我一定不会再一言不发地跟在她的身后了，我会和她聊得非常投机，我会告诉她我明白她的心情……
不不，又错了，我忘了一个最简单的规律……如果此时相见，她已不再是中年女人。该淡漠的已经淡漠，该忘却的已经忘却，该消解的已经消解，那不能淡漠、不能忘却、不能消解的，也已经沉淀为一颗颗心的结石，无法倒出。或许她会静静地坐在一边，听我和她的女儿诉说我们自己的心境。
岁月已将往事定格在那一刻，定格在茶花丛中。
不要去追寻。
车速忽然慢下来。我抬头，看见了北温泉的大门。终于到了！但我并不惊喜，也没有轻松和胜利的感觉。怎么回事？
我原来一见到它，总是有这两种感觉的。
小韩对我那急于想下车的儿子说，到了，到了，进门就是。但儿子脸色苍白，已很难坚持。他央求我陪他先下车。我望着他一时反应不过来，脑子似乎出了问题，但还是机械地领着他下了车。下车后他就吐了，我这才回到现实世界中来：我带着儿子来北温泉，他晕车了。我不是和我的同学们沿着江边走来的，不是来搞班队活动的。我已越过了20年的岁月。
牵着儿子我们步行进了公园。它居然还是老样子，一点儿没变，也许是因为20年前它就很像样了，所以人们不认为还要对它花什么、钱费什么工夫。我为儿子买了一罐冰镇饮料，安慰他的晕车，然后就漫无目的地走着。
一切都是熟悉的，一切又都是与我无关的。小韩赶上来，问我准备怎么个玩儿法，我半天回答不上来。他就介绍说，这里有钟乳洞，有温泉游泳池……他不知道我曾无数次地来过这儿，熟悉他所介绍的一切。我说，去游泳吧。我想我总不可能再蹲到河沟里去翻开石头逮小螃蟹，总不能再跑到江边去比赛扔石子，总不能再钻进钟乳洞里去捉迷藏……唯一适合我现在做的，就是游泳了。
泉水仍和20年前一样的温度，大概有30度吧。它们抚摸着我，浸透着我，使我无法自制地再次进入往事。我努力克制着自己，不去走进那个大门。我不想伤感，我是来散心的。可那是多么困难，往事的大门似乎有着一股强大的吸力，将我卷了进去……
我将脸埋进水里，为的是让泪水和泉水混为一体。我不明白我何以如此脆弱？在20年后，在一切都变得顺心如意之后，我为什么还要伤感？不是吗，我已经顺利地走过了青春岁月，成家立业，想得到的，差不多都得到了。我甚至觉得老天给我的，已远远超过了我所祈盼的，我为什么还要伤感？
儿子在温泉池中欢天喜地，一路上晕车的折磨已被抛在脑后。他不是往事，他是未来。记得他刚上一年级时回来对我说，我是祖国的未来。我和他父亲被他那份儿严肃、正经逗乐了，就开玩笑叫他熊未来。他不太好意思，但也没拒绝。和“未来”在一起，你不该陷入往事，你该从往事中走出来，走进新的生活之门。
傍晚时分，我们离开了北温泉。
于我来说，是结束了一次情感经历。那种浓郁的、快感与伤感夹杂的滋味儿，久久不能散去，绵延至今。仿佛一扇大门突然打开，将我吸了进去，我迷失其中，找不到出来的门……
也许我是心甘情愿迷失的。
因为并不是任何时候，你都能从往事门前走过。1996年夏
黑白人生
成都人喜欢下棋，尤其好围棋。他们在黑白子之间，悟出了许多常人不可得的妙处。
丈夫算是其中之一。据他自己讲，上此道始于中学。眼下已经30出头了，十几年的功夫也没有见他入个级升个段什么的，可见不够高明。但他自己颇知足，围棋书是见一本买一本，40来块的云子都买了两副，就是“棋”鼓相当的对手难找。高了，输得太难堪；低了，又提不起劲儿。
说起来家里下棋的人不少，可都略逊他一筹。
有一次，我见老父亲坐在家中十分寂寞，就怂恿丈夫去陪他下一盘。丈夫宣称：让九子我才下。做父亲的哪有被儿子如此轻视之理？！本着士可杀不可侮的态度，老父亲予以坚决拒绝。儿子过意不去，改口说让五子，于是就坐下来“摆”。好像没多大功夫就了结了。收场时，做父亲的一脸羞愧的笑容，聆听做儿子的在棋盘上指指点点。殊不知，父亲此刻就断了和儿子的棋缘。
老父亲有女婿两个，皆宽厚人。所以老父亲偶尔也能赢上一盘或接近赢上一盘，颇鼓士气。但这时候，儿子往往讨厌地站在那儿指手划脚，说哪一步错了，哪一子是臭的。老父亲一般是不予采纳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儿子却像是自己要输了一般，脸色骤变，像吵架似地嚷嚷。我走过去把他推开。下棋这东西本来是自得其乐，都听你的，人家还有什么意思？儿子嘟嘟囔囔地转到别的房间去，但心神不定，不出1分钟又踱回到棋盘旁。这时老父亲的“失误”往往已造成严重后果，捉襟见肘。儿子便会哼一声，露出既心痛又幸灾乐祸的，有时还会很残忍地雪上加霜，指点姐夫几步好棋，加速老父亲的“覆灭”。
这种时候，大姐夫一般会将最后一盘棋输掉，即使赢也赢得很温和，让老父亲高兴高兴；而那个带着瓶底厚眼镜的二姐夫则表现出非凡的执着，以寸土不让、寸土必争的抗日精神和老父亲一拼到底。哪怕二姐在一旁拽衣角，老父亲拈棋的手发颤，也要杀到他不堪数子才罢手。
各人的德性，都在棋盘上显露无遗。
其实老父亲自己有一个固定的棋友，他棋友是同院子的另一位老人。“文革”中在“五七干校”放牛摔断了腿，行动不便。所以每次下棋，都是老父亲抱着棋子棋盘去他家，一去就是大半日。回来问他战绩，他总是说：最后一盘是我赢了。
丈夫戏称他们是“臭”到一块去了。我倒觉得这两位老人每日凑到一起下棋，很有些令人感动的意味。常常是那位老人的老伴儿，一个小巧整洁的老太太，上门来找老父亲。“我们老张请你去下棋”，只这一句话，老父亲就连连点头，放下手中一切的事情，抱上一套棋具就出门。母亲做好饭，见屋里没了人影并不疑惑，径直去张家唤就是了，老头儿十有八九坐在那儿。
后来，老父亲索性把两盒棋搁在了张家，自己又买了一副。张家老人原本有棋具的，只是棋子非云子。老人觉得，棋技虽然不高，但该享受的还是要享受到。单是摸着云子那感觉，听云子落在木盘上的声音，也是一种快慰。
这对老棋友在棋盘上互相给予的慰籍，我想，外人是无法体会到的。
丈夫有位表哥，是个围棋好手。前些年他与他的表弟对弈，总要让上两三子，做表弟的还常输。
有一回他来到家中，大叹人生没有意义了。众人笑问何故，他答曰：新近得了儿子，入了党，升了官，马上又要去党校读书，理想都已实现，所以人生没有意义了。
众人都大笑，知道他是高兴而戏言。
他却极认真地说：只剩下围棋的快乐了。
但不知怎么，棋艺却骤然衰退。他的表弟竟意外地赢了两盘。以后不让子，又赢了一盘。这意味着他的技术水平已降于表弟同等。
这下人生又有意义了。每日一得空，他就骑车奔来，叫嚷着“摆一盘”，同时一个劲儿地解释上回输是因为头天没睡好觉、旁边有人说话干扰、或者烟抽完了茶没泡上等等无数客观原因。他的表弟则因为棋艺突然进入一个新纪元而激动万分，有邀必应。
战了几个回合，虽然也赢过，但技术水平等同与表弟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终于叹出口很长很长的气，认了。
但看着表弟喜形于色的样子，心里实在难受，就邀了一位好友来一煞表弟的威风。这位好友是真正的高手，当然是就业余爱好者而言。表哥与他下，都要他让两子。做表弟的想，自己先摆上三子，总会有赢的可能吧？
不料却输了，似乎还挺惨。再退一步，先摆四子，又输了。表弟于是心悦诚服，并感叹：围棋这东西真说不清楚。
这位围棋高手，是个30好几的“大龄青年”，在市政府机关工作，父亲是位社会名人，照说条件蛮不错的，可总也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对象。表哥曾介绍过几次，都未成，据说多是在围棋上有分歧。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女子。此女子不仅会下围棋，且常翻译些日本棋书。大家都为他高兴，他本人也兴奋不已，并且表示要从市府机关调出来，调到群艺馆的棋苑当工作人员，沏茶扫地都愿意，只要每日能摆上几盘。
那迷棋的人下起棋来，可就真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家事国事天下事”，统统置于恼后。就算你容忍了他不做饭，可做好了饭唤他吃唤不动，还是免不了要生气的。
难得老母亲脾气极好，做好饭就一声声喊。可你好不容易将人喊离了棋盘，棋盘上的风风雨雨却上了饭桌。争不清楚了，又端着饭碗去看，用筷子指指点点。就这么着，一顿饭下肚，都不知吃了些什么。几个不下棋的女人们就骂，又无可奈何。
下棋时为了提神往往不停地喝茶。可灌一肚子茶水却忍不住去上厕所，有时实在是憋得影响思维了，只好去，一步三回头，站在卫生间里还大声嚷嚷，出来后一边提裤子，一边大踏步返回战场，皮带还没勒紧就腾出手来拈住一子落下。好在都是家里人，虽可笑也由他们去了。
丈夫有个同学，属大器晚成类。30出头才学棋，长进却颇快。起先根本不是丈夫的对手，很快就变得不分胜负了。处于这个阶段的棋迷，如走火入魔一般，每日脑子里除了黑白厮杀再无其他。有时找上门来对手不在家，他就如困兽一样在房里乱转。
偏偏他的妻子又极烦他下棋。在家里下，她唠叨不止，躲出去下，更是一顿饱训。她还特意跑来和我订“攻守同盟”，揭发我丈夫某日在他家下棋一整天，要我也随时揭发她丈夫。我笑着应允，自然只是应允而已。老实说，她丈夫在这种条件下还长足进步，真可算是逆境成才的又一例了。
我虽然支持丈夫下棋，可也不是没有原则的。这毕竟是业余爱好，况且我估计他也出息不到哪儿去，所以在时间上有所限制。丈夫于是就欺瞒我，下棋回来晚了，就云工作如何如何。可要不了几天，街头遇见一棋友，马脚就露了出来。棋友得意洋洋地问他服气不服气，3：2。我当然知道这3：2、5盘棋需要多少时间了，但却急于问他为何输：“你不是说他根本不是你对手吗？”丈夫傻笑：“下棋的人是这样的，先吹了牛皮再说。”我这才责问他为何骗我。他却两眼发直一声不吭，原来满脑子正琢磨着何日再打上门去，报这一盘之仇。
成天生活在棋迷中，不免受影响。“十月怀胎”时，那位表哥就劝我读些棋书，说是可以修身养性，对孩子的智力发育也极有好处。反正闲着，我就买了本《围棋七日入门》来看。每日看一章，7日之后果然也明白黑白之间是怎么回事了。于是，就摆上棋盘与老父亲对弈。没想到一上棋盘，我就如坠云雾之中，什么“打劫”、“粘”一概糊涂。这才知道下围棋实在不是件容易事，不是随随便便能学会的，而且还得打心眼里热爱才行。只好袖手旁观了。
当然，时间久了，自然也知道些名堂，懂得那输赢的道理就在于抢占地盘。慢慢又发现，紧张了一两个小时之后，点子时，双方不过就是多占或少占了一两子乃至几分之几子，差别极小。
如此想来，真不如一开始就坦坦然然地“摆”，不慌不忙地下，何苦那么紧张、那么焦躁不安呢？
可说是说，恐怕谁也做不到。也许就是这一两子之间，就见出不同的层次等级来。
人生大抵如此吧。1989年11月
全家福
我的父亲是个生活有规有矩的人。这也许是长期军队生活造就的，抑或就是他的职业——铁路工程师造就的。比如夏天来了，他会先从工资里拿出10元钱，作为一个夏季的西瓜经费。当然，那时的西瓜几分钱一斤。再比如，无论我们家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只要在一起，每年必照一张全家福。
说全家福也就是4个人，爸爸、妈妈，姐姐和我。我姐姐很会照相，尽虽然她不像现在的孩子那么会做表情，但至少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照出来挺可爱。她像我妈，这个意思是说，我妈也会照相。我妈在照片上总是神采奕奕的，其实她心情并不好。较差的是我爸，尽管这事是他提出来做的，但并不等于他能出色完成任务。他一坐到镜头前就紧张，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照出来的表情就有些古怪。我像我爸，但比他更糟，所以我说较差的是我爸，那意思是说，最差的是我。
我的糟糕之处在于，只要一照相，我就会闭眼睛。我爸再紧张，至少还睁着眼呢，我却像个瞎子。每次照完照片，我就会忐忑不安，等着一周后取回照片看结果，那心情就像等考试成绩一样。我爸一取回照片来我就看他的表情。当然，他不会为我照相闭眼训斥我，但也不会为需要重新补拍而欢笑。所以，我只要一看到他没拿回照片，拿回的是一张补拍的纸条，我就知道自己又闭眼了。我无比歉疚，真的。我知道无论从经济上、时间上，还是心情上，我爸和我妈都不想一年去拍两次全家照，可也只能是去了。
所以一到拍照的时候，全家人站好了，摄影师调整镜头时，我妈就开始提醒我，山山，别闭。我爸说，山山，放松点儿。我姐说，山山，你可别又让我们浪费表情。我就在他们的一次次提醒中手心出汗，努力地瞪大眼睛。但凡是我瞪大了眼睛的时候，摄影师总是不按快门，等他按快门时，我已经坚持不住了，一眨，一瞬间的事，全家人的表情又被我浪费了。那时候不像现在，谁感觉自己眨眼了，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大喊一声：哎呀，我眨眼了，重来一张！
由于我的缘故，我们的全家福很少有一次成功的，即使是那些补拍出来的，由于太紧张，我的表情也不好，有些滑稽，好像我的全部聪明才智都被调动起来瞪眼睛了。偶尔有那么一两回，我的神态比较自然，我爸我妈就会非常高兴，一个劲儿地说我是多么好看。我爸还会加印很多张，分别寄给我们的亲戚朋友和他的同学战友。我爸是个很重感情的人。
但我们的全家福却没能一直延续下去。“文革”中，被打成“白专道路典型”的父亲，被下放到很远的山沟里去工作，剩下我们母女3人；然后是姐姐下乡去了陕北，剩下我们母女2人；再然后是我当兵去了重庆，剩下母亲；再然后是母亲平反，回了杭州……有一段时间，我们全家“四分五裂”，4个人各自在一个地方垒窝，东西南北中，即使是过春节，也很难聚齐了。若干年后再聚齐时，人口已大大增加，刚好翻了一番，成了8口人。4个人的全家福就成了永远。
现在的我，已经“会”照相了。尽管还是做不出什么妩媚的姿态，但毕竟不会再紧张得闭眼了。有那么一两回，照出来的照片居然“看上去很美”。我还学会了掩饰，不管心情好坏，我都能面对镜头微笑，很高兴的样子。
可我是多么怀念和珍爱我们的那些“全家福”啊！
在那一张张的黑白照片上，充溢着往事的温馨和幸福。照片上，我先是坐在父母的怀里，后来站在父母的膝前，再后来站在他们的身后，我就在那些照片上渐渐长大。不管照片上的我是什么表情，我的心里都是快乐的。我真想用现在的一切，换回照片上的一瞬。因为那一瞬里，有我年轻的父母，有我天真无邪的姐姐，还有我遥远的童年。2001年秋
不曾发生
1970年春，被打为“白专道路典型”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黑干将”的父亲，终于得到了重新分配工作的通知：离开学院，去四川修铁路。在此之前，父亲一直以为部队会开除他，所以听到这一安排他感激涕零，那时的知识分子太容易满足。接到通知一个星期后，他就率领我们全家，母亲、姐姐和我，迁徙到了四川。
我们在招待所一住下，父亲就赶到铁六师去报到。师干部科科长对父亲说，现在师下属有两个团需要工程师，一个是A团，一个是B团。父亲一听，脱口说去B团，因为B团是他的老单位，在调到学院之前他一直是B团的，包括抗美援朝的三年。可科长接下来说，B团因是临时配属给他们师的，故在此地没有基地，他们的家属一直住在工棚里。而A团是本师的，进入四川已多年，早在这里扎了根，有家属楼，孩子也能在当地上学。
这下父亲犹豫了。当时我和姐姐还小，一个读五年级，一个读初一。母亲身体也不好。父亲就说他再考虑一下。科长说，好，你好好考虑一下。明天早上我要去开会，但是我会把两个团的介绍信都放在这儿，你自己来拿一封去报到好了。
父亲回去后把情况和母亲一说，母亲马上表态道，当然是去你的老单位好了。母亲太了解父亲了，他是个只知道工作而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人，这两年又被整得够呛，太需要到一个信任他的老单位去工作了。父亲说，可是B团的生活条件太差了，你和孩子怎么办？母亲说只要大家在一起，苦就苦点。父亲又说，那孩子上不了学怎么办？母亲说，实在没学校我可以教她们两个。
父亲就下决心去了他的老单位B团。
父亲到B团后果然如释重负，心情愉快。更让他高兴的是，一个月后B团就奉命迁回了东北。这样我们全家又随着父亲来到了黑龙江的加各达齐市。我和姐姐进了那里的学校，有了新的伙伴和同学，继续延续着我们快乐的童年。
当时正值夏季，是东北最好的季节。天空晴朗，大地辽阔，一扫在四川的潮湿和阴郁，和我呆了7年的华北平原一样让我感到亲切。尽管我是个地道的南方人，但骨子里热爱北方。我常觉得我的前世是个北方农妇。尽管东北的冬天经常冻得我不敢出门，但那种烤着火炉听着窗外飘雪的感觉是非常美妙的。我尤其喜欢那里的桦树林，置身其中时，那一双双注视的“眼睛”让你眩晕。我在那里一呆数年，直到高中毕业。有一年冬天大雪之后，我和一个高个儿的、开朗的东北男孩儿一起去坐雪橇。结果在桦树林里迷了路，后来我们找到一座看林人的小木屋，看林人给我们喝了热热的茶，把我们送了出来。那男孩儿就把此事写成诗，写在桦树皮上送给了我。
也许那就是我的初恋？
不。这一切都不曾发生。
请原谅我的杜撰。
事实上是，父亲当时并没有和母亲商量，他独自在外徘徊良久，最终拿定了主意。他觉得在那样的形势下，自己根本不可能干什么事业，那么，就尽可能地给妻子和女儿们提供一个稍好些的生活环境吧。A团毕竟有像样的家属楼，孩子也可以顺利入学。于是第二天早上他来到师部，看到办公桌上果然放着两封介绍信。科长开会去了。父亲在稍稍顿了一下之后，拿起了那封去A团的。就在他选择A 团后的一个月，B团果真调回了东北加各达齐市，那边有他们的基地。父亲心里很后悔，但他没吭声，也没有告诉母亲我们错过了什么。
我就这样被留在了四川，一直留到今天。有意思的是，这些年我跑东跑西去了很多地方，却至今没去过东北，好像我和那里绝了缘。
自从父亲告诉了我这段往事后，我总在想，如果当时父亲拿起的是另一封介绍信，我会是另一种人生吗？那种人生会比现在的更好吗？
我们对不曾发生的事总是充满了向往。
我们在这样的向往中弥补我们满是缺憾的一生。2001年
小钱大快乐
我一直以为，一个人花钱的气度并不和她挣钱的多少成正比。所谓“能挣也能花”是少数，多数情况是不能挣但能花、能挣却舍不得花。比如我，虽说不是富婆，比起身边几个朋友来，算是收入高的，但我在花钱上的气量比她们小多了。我若是哪天买了件比较贵的衣服，便会好些日子惴惴不安，像做了错事。不像我的女友，工资到手第一天，就敢买一件相当于一半工资的衣服或鞋或包，剩下的日子就在等下个月的工资中度过了。又比如，很多女人情绪低落时，往往以疯狂购物来调节，这招对我也不灵，我要那样情绪会更糟。所以我总想，自己的前世一定是个穷人，穷怕了，穷习惯了。
这么一推理我发现，曾给我带来快乐的钱都是小钱。真的。
第一笔让我开心的钱是一毛八分，我自己挣的。那年我12岁，读初一，班上一个女生约我去打牛草，卖给他爸爸的单位。我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汗流浃背，且浑身痒痒，打了大半背篓牛草去卖。过完称人家把钱递给我时，我不好意思数，一把捏住就塞进口袋里，然后边走边悄悄用指头去捏。有张1毛的纸币，另外几个硬币我只好靠大小判断，最后确定一个1分，一个2分，一个5分。摸到5分时，心中竟涌起一股暖流，因为我一直以为是1毛3分钱。回家时路过水果店，看见人们在排队买西瓜。那是70年代，物资极其匮乏，水果店早已形同虚设了，偶尔来点儿水果必排队。我也跟着去排，排到了，只剩3个最小的。售货员一下称给我，就那么巧，刚好1毛8分。我乐滋滋地拿回家。妈妈和姐姐都喜出望外，西瓜虽小也是西瓜啊，我们已多日没吃过水果了。那天真是老天照应，3个小西瓜，每个都很甜，吃得我们母女3人幸福不已。
此生我的第一笔存款是5块，也是上初中。我们家那时每个月要烧200斤煤球，请人挑的话100斤5毛钱。但我妈要我去挑，省钱是一方面，更主要是为了锻炼我。我妈常说我们家不能养小姐。那时我们住在山城，到处都坡坡坎坎的，路很不好走。我一次挑50斤，挑一次我妈给我1毛钱。当然不能说是工钱，只说是买冰棍儿吃的。我舍不得买，除非天气实在太热，都存下来。加上父亲每星期给我的3毛零花钱（一个月1块2毛），一个夏天我就存到5块了。若不是有时嘴馋买了点儿零食，眼馋买了几块儿花手绢儿，我还可以存更多。
存到5块时我就沉不住气了，到底是穷人的底子，成天都念叨想买个什么，被我妈得知后，打起了“歪主意”。我妈告诉我百货商店里有很好看的花布，5块钱就可以做一件新衣服。我被说动了，跟她去百货商店买花布，做了件新衣服。上了当都不知道，还美滋滋的。一直到成家后我才明白，衣食大事本该由“政府”出资的，不该征用“民间”的钱。当然，我老妈也已为此事专门向我“致歉”了。
我的第二笔存款就多了，60元。那时我已经当兵，每个月津贴7元7角5分。需要说明的是，7角5分是女兵的卫生费，同年的男兵就只有7元。指导员上政治课动员我们勤俭过日子，让每月存5元。我也就听话，每月在司务处存5元，一个月剩下不到3块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到了年底，从司务处一下领到60元，真觉得发了大财。我拿着钱，跑到军人服务社：给爸爸买了两瓶茅台酒，当时茅台酒9元一瓶；给妈妈买了两瓶花生酱，妈妈喜欢吃花生；给姐姐买了件的确良衬衣，大概十一二块；剩下的给自己买了个半导体收音机。哈，觉得自己就像个富翁，很开心。
再说说我的第一次旅游，也是小钱带来的快乐。1979年我考进大学，依然拿部队的津贴，一个月10块。因为要买书什么的，简直不够花，每月都得从伙食费里退一点儿出来聊作弥补。有一年春天我们3个女友相约去卧龙玩儿，3个人都是穷光蛋，就各自找了几件旧衣裤去附近的村子里卖，也没卖多少钱，大概七八块钱吧，又去退了点儿伙食费，凑了20多块钱，加上另外3个男生也凑了些钱，总计不超过50块，交给我保管。一路上我们能搭便车就尽量搭便车，能吃素面就吃素面，能睡车站就睡车站。6个人用那50多元玩儿了整5天。到卧龙后还假装社会调查，吃了公家的饭。这应该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自助游”了。
结束时，我把每个人坐公共汽车回校的钱一一分给大家后，就剩1分了。我一扬手，将那分钱扔进了锦江，然后开心不已、身无分文地回到了学校。
第二次旅游是母亲赞助的。放暑假前我收到我妈的信，信里竟然夹了50元钱，说为了奖励我学习好，让我这个暑假先到北京去玩儿几天再回杭州。把我高兴的，当时就跳了起来。那时我们家正处于“春秋战国”时期，四分五裂，我爸在长沙，我妈在杭州，我姐在西安，我在成都。每次放假，我们都要商量半天怎么集中。
我以这50元为基础，退了点儿伙食费，用一个北方同学的学生证买了张学生半票，就去了北京。在北京期间，我表弟提供住宿，他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读书，给我找了个女生宿舍。我每天坐公交车出游，去了颐和园、圆明园、八达岭、北海、香山，还有王府井，差不多北京有名的地方我全去了，最后还留下了够买回杭州车票的钱。可以说那次在北京是我玩儿得最开心的一次。后来再去北京，遇到的讨厌事就越来越多啦。
说到钱带给我的快乐，肯定要说到稿费。我现在差不多已经是个靠稿费谋生的人了。我拿第一笔稿费时是20岁，在连队当兵，在《解放军文艺》上发了一篇散文，稿费7元。那是我第一次拿到津贴以外的钱，属“意外之财”，不知如何是好，大概是从小家庭不顺的缘故，已学的很乖巧，便主动拿这7元钱去书店买书，捐给了连队。7元钱竟然买了十几本书，当然是按自己的喜好全买的小说之类。连里的战友也很高兴，以至于后来，连里的战友一看到书店来了新书就通知我，等着我再去买。
拿到第一笔“大稿费”时，我已经结婚，是一个中篇的稿费，400多元。我用它给爸爸妈妈买了个沙发，150元，给公公婆婆每人买了床狗皮褥子，160元；还买了许多零碎。我买一样，就在那个装稿费的信封上记一笔，后来信封上密密麻麻的，可见买了不少东西，着实过了一把花钱的瘾。
我此生的第一笔高消费，是买电脑。早在1991年，当时我只有2000元存款，便卖了自己的金项链，一举2800元买了台电脑，放在床头柜上，开始了我的电脑写作生涯。这是我很引以为自豪的一次花钱记录。以后的日子，我依然过得很节俭，或者说更节俭了。
至今我也没体会到过花大钱的快乐，所谓一掷千金，所谓挥金如土，所谓花钱如流水，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我无法体验。我也有几个很有钱的朋友，比如那种经常出国旅游要坐头等舱的，那种每周要去香港洗脸的，那种花几万快钱定一个选美比赛前排座位的……从他们的表情看，他们是自得的，自负的，但他们很少说到“快乐”这个词。他们会说很痛快，痛，并快乐着。实事求是地说，我永远也不想体会那种感觉，我估计我会受不了的。我一定是，痛，并不安着。
我肯定不鄙视钱。我只希望钱能带给我真正的快乐，那种良心安宁前提下的快乐。2005年4月
学骑车
上大学时，我还不会骑车。每每看到别人尤其是比自己小得多的同学，骑着自行车左一扭右一歪地飞驰而过，或者浮雕般地定在车上，眼睛直视前方，从校门口那个大下坡呼呼地冲下去时，我就会在心里惊叹一声：好家伙，真了不起！接下来便有些自惭形秽，20大几的人了，什么时候才会骑车？
又一个春天来临时。班上几个同学约着去百工堰玩儿，并都嚷着骑车去。过去遇上这种情况，我总是被“搭”去的，并且练就了轻上轻下的本领，可这次要骑近3个小时的车，没人愿意再负此重荷了。于是，她们怂恿我也骑车去，还说，好学得很，然后马上拉我去操场上学。
空旷的操场跑道上，我战战兢兢地上了车，两手死命地捏着把，好像生家性命全都维系在那儿了。但车子死沉死沉的，一个劲儿往两边歪，毫不怜悯我的胆怯。我的手心已经出汗了，轮子也未向前滚动一寸。两个充当“教练”的同学反复给我讲解要领，我依然在原地扭来扭去，并且一阵阵惊叹。
两个教练累出一头汗，忽然心狠起来，强行把我弄上车，推着向前。“蹬呀蹬呀，怕摔是学不会的！”
我定定神，用力一蹬，车子向前了；再蹬几下，不歪了；慢慢的，就完全稳住了。嘿，我心里一乐，马上自大起来：骑车不难嘛！
你们松手吧！我得意地叫了一声，就直冲冲地朝前蹬去。突然，我发现车骑到了跑道尽头，再往前，就是一个跳远的大沙坑了。“拐弯！拐弯！”我听见教练在后面大声喊，可我连脖子都不敢扭一下，怎么敢扭胳膊，别无选择，只好直挺挺地冲进沙坑里。两个教练哈哈大笑地跑过来扶我。
不过这么一摔，胆子倒大了。摔不疼嘛！我又被扶上车，蹬、跑、拐弯，慢慢的，似乎找到了感觉。接下来，两个教练又教我“死上”，说是这样学得快。
这样折腾了近两个小时，她们宣布我可以出门了。
第二天大清早，天还黑黑的，我们几个旷课的家伙就溜出了宿舍。一辆最好的凤凰26让给了我。我运足气，跨车“死上”，车轮滚动起来。因为兴奋，我率先向校门口骑去。林阴路上冥无人声，风拂过脸颊，凉丝丝的，真是安逸得很呢。
骑到校门口，一个同学追上来让我等一等，说是还差一位。我这才想起我还不会下车，“师傅”只教了“死上”。我只好在校门口的空地上一圈儿一圈地绕。两个教练不解地问我：“你干什么呢？”我一边小心地拐弯，一边大声说：“还问呢，你们忘教我下车了。”几个人笑得都直不起身来。“只能教你‘死’下了。”她们止住笑现场教练：“使劲儿捏闸刹车，然后一只脚着地。对对，这不就下来了。”
我试了两次，还行。那就“死上”“死下”吧。
终于上路了。经校门口那个大下坡时，我也像过去我钦佩不已的人那样，眼睛直直地向前，呼地冲了下去。虽然心惊肉跳，可确实很舒坦，不禁洋洋自得地想，人生又多了一种体验啊！
大下坡一直通到公路。我知道下了坡往右拐就是去百工堰的方向，于是呼呼直冲过去。
忽然，公路上响起了汽车声，接着是两道亮光。我已经冲到路边，本来只要稍稍拐一下骑到右侧就行了，但我却昏了头，向路中心冲去。“刹车，山山，快刹车！”后面传来了惊慌失措变了调的大呼小叫，可我脑子里空空如也，什么神经也不起作用了。
车灯雪亮。因为天还黑着，从黑暗中冲出来的我眼前一片恍惚，只能听任自己从卡车前一米处冲过。冲到公路左边的一刹那，眼前又晃出一个车后搭着一对粪桶的骑车农民。我心想，这下完了，真的完了。于是索性一闭眼，听天由命吧，却不料在神的庇佑下，我竟从粪桶和卡车之间的夹缝里呼啸而过……真想丢开车把，做一个感谢神的手势。
等同伴们追上来时，我已经恢复了笑容。尽管腿软得要命，心跳得发狂，手心里全是汗，但我还是侧过头来朝她们笑笑。“要下来歇歇吗？”倒是她们声音还颤颤的。
骑车真好啊！天渐渐亮了，公路两边的田园风光一览无余，全是我最喜欢的那种饱含着生命汁液的绿色，麦子、蔬菜、胡豆、豌豆，还有秀丽婀娜的竹子。风是凉爽的，空气又如此清新，这一切都是坐汽车所无法享受的。我没来由地大声说话，大声笑，或者一声不吭，静静地体验这种愉快的心境。
我甚至得意起来，第一次骑车就很出色嘛。
快到终点了，胜利在望。
这时经过一个集市，人很多，且都是散散漫漫地走。我对刹车、打铃这两项职能依然掌握不好，见人在前就喊：“来啦，来啦！”别人弄不清来了什么，一回头我就毫不客气地撞上去。害得两个教练不得不一次次地替我说“对不起！”一个教练说：“不要喊来了，要打铃，铃是干什么的？”另一个教练也训斥：“要随时把‘对不起’放在嘴边儿，撞了赶紧说，免得吵架。”我连连点头。这时前面又出现一个老太太，这回我记住打铃了，可老太太一动不动，眼看要撞上去了，我又忘了刹车，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撞老人，千万不能！于是狠心把车头一偏，将前轮直直地送进了旁边一个小伙子的胯下。小伙子冷不防坐在了车轮上，呆住不动。我吓坏了，连连冲他的背影说：“对不起，对不起！”小伙子终于转过头来，咧嘴一笑：“小妹儿，你耍杂技啰！”我这才松口气，又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就这么，第一次骑车，我就行程两个半小时，走了30多里路。那次玩了些什么，我全忘了，好像来去60里路，不为别的，只为了骑车。1985年夏
我的漫长的学驾生涯
我学开车应该算是早的，比很多作家都早，早在10多年前吧，大约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那时候驾校不多，私车也不多，我就在几个朋友的鼓动下开始学车了，而且是租车来学的。
我的几个朋友均为作家，均为男性，均无比热爱汽车。
热爱到什么程度呢？先说邓老师吧，他比较早就出了本畅销书，换得些银子，立马买了辆摩托车过车瘾，随时驾着摩托参加各种文学活动，本人还有幸搭乘过。那摩托据说成都都少见，他爱得不行，每每提起深情款款。有一天睡午觉，他听见楼下有引擎声，就跟老婆说，这个声音和我的摩托车声音很像哎。因为亲切，他就伸头去瞟了一眼，这一眼便目睹了悲剧的发生。他看见他挚爱的摩托车在一个陌生的屁股下冒着烟驰离了大门。他住7层，就是纵身跃下也追不上的，就这样永失他爱了。他愤愤地跟我们说，我晓得那些贼娃子把老子的摩托偷到草原上去卖了，放牛放马放耗儿！老子以后不骑摩托车，改开汽车了！
他真的买了辆汽车，尽管是一辆长安小面包，也成为我们所有朋友的先驱。毕竟是1993年。为确保安全，他买了把巨大的锁挂在方向盘上，人一离开就紧紧卡住方向盘的脖子，尽管麻烦，但踏实。那时只要有外地朋友来成都，我们就充满醋意地说，你从火车北站出来，看见大街上有一辆比拖拉机还慢的车，那就是邓老师的车。但邓老师有自己的解释：我一边开车，一边在看街上的美女和好车，当然速度慢啦。
有一回我们搭他的车出去玩儿，天气很热，到地方后，众人都坐在空调屋里喝茶凉快，唯有他颠颠儿地跑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满头是汗地回来说，太阳太大了，我把车移到树阴下了。瞧瞧，我想即使是他夫人站在太阳底下，他也不会专程跑出去把她移进房间的。
还有一位车迷是刘老师（解释一下，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都互称老师，相敬如宾）。那时候兴抠彩票，一等奖就是一辆汽车，奥拓而已。刘老师看到消息，就带着他的一个月工资去了，还带着刚刚考取的驾证。他想万一中了呢，也好直接把车开回来，免得无证驾驶。他下了个狠手，买了两大盒，200张彩票啊，悄悄躲在角落里抠——毕竟是作家，面子还是薄的。可手指头都抠红了，只中了10张末等奖，是10块肥皂。他生气地一挥手，让那些肥皂在空中飘散，然后骑上他的破自行车回家。自行车座位下还吊着一截抹布，在黄昏里黯然神伤。
没有汽车空有驾驶证，这样的痛苦大概像办了结婚证够不着老婆、扛着枪没有子弹吧。俺体会不到，估摸着是如此。
和刘老师一起拿到驾照的还有高老师和傅老师，都无车。为了缓解痛苦，他们就去租车开，租金大概是每天一两百，我不记得了，因为我是吃白食的，没出过钱。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他们拉上阵的。
那些出租的车都是旧车，所以熄火推车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记得有一回车子坏在了郊外，我们4个人怎么推也推不动，只好花钱请拖拉机帮忙。4个人中有一个主编，一个副主编，一个编辑部主任，一个资深编辑，全是些无能无钱又无力的文人。
他们贼心不死，又合租了一辆桑塔纳，拉上我，一起去过车瘾。你开一段，我开一段，兴致勃勃。那辆车还算够意思，一直没坏。4个人中，刘老师的技术最好，他在这方面有天赋，玩儿电脑也厉害。到城外后，他忽然停下来说，裘老师你来开吧。这之前，我一直像个售票员一样坐在后面，为他们起个壮胆和鼓劲儿的作用。忽然叫我掌方向盘，我很兴奋，不客气地坐了上去。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掌握4人以上的前进方向。他们告诉我哪是油门，哪是离合器，哪是刹车，哪是档，先做哪个动作，后做哪个动作，我就机械地照着他们说的做。哎，汽车就往前走了，挺简单。当然，我不敢加速，也不敢往路中间走，只是紧靠马路边挂着2档慢慢移动。中途碰到几个警察，3个老师立即警告我：不要心虚，不要看他们，照直往前开。警察瞟了一眼我们这辆“超慢”车，眼里掠过一丝怀疑，但终没有挥手叫我停下。若叫我停下我就惨了，无证驾驶啊。我就这么一直开下去，居然开到了郫县，与郫县的文学青年一起撮了一顿，然后胜利返回。
回家很得意地吹牛，我今天开车去郫县了！我先生马上对儿子说，听见没有？以后你在路上一定要格外小心，不知道有多少像你妈这样的人在开车。
有了这次经历我胆子就大了，每每有人问我会不会开车时，我总是回答说：会开的。只要前后无人，不拐弯就行。有时候还顺便吹上一句：我第一次开车就去了郫县呢。
不久后，热爱汽车的刘老师终于挣足了稿费、买了车。据说，他为了在老婆那儿获得通过，给老婆报价时自行降了1万元。买车后刘老师每天都主动要求倒垃圾，为的是下楼看看他的车是否安然无恙，好像刚谈了女朋友，多看一眼算一眼。本来他天天在家写作的，有车后他就经常去作协或朋友家谈文学了，再或者拿几本书开车到比较远的郊外去看。当然，他也在周日载着老婆和女儿，四下里流窜，春游，夏游，秋游，冬游，梦游。
老友是不能忘记的。他打电话给我，说要带我去学开车，说这回不用再租车了，尽管开就是，咱自己有车了。刘老师就开着他的新车，和高老师一起，带我到一条新修建的尚未启用的公路上，叫我在那儿练习。路上的确空无一人，中间有条绿化隔离带，他们就让我围着隔离带来回开，练习转弯儿什么的。
毕竟这回开的是自己的车了，刘老师就有些紧张，一到拐弯儿的地方，他就一个劲儿地喊我踩油门减速。我一慌乱，常常踩死，又重新打火。这样次数多了，他就有些不耐烦，大概对车的损耗比较大吧？坐在一旁当助教的高老师见车内气氛有些紧张，就要求下车去等我们。他拿了张报纸，坐在中间的绿化隔离带上看。刘老师则继续指挥我开车转圈。突然，出事了。由于我太紧张，转弯时错把油门当刹车，一脚下去，车就斜刺里冲了出去，端端地对着坐在绿化带上的高老师猛扑！我大脑一片空白，跳出三个字：闯祸了！
但见平日里有些文弱的高老师一弹而起，撒腿就跑，在生死关头表现出极高的灵敏度，救了他自己，也救了我。我们的车冲过他坐的地方，又冲过绿化带，一直冲到对面的路上。直到这时，我和刘老师才有了反应，两只脚一起踩向刹车。
车停了，但前车轮被撞瘪，车轮上的护泥板也已脱落，骨碌骨碌惊魂未定地滚向前方。我下车去捡，脚一跨出车门两腿就软了下去。刘老师也下车来，黑着脸取出千斤顶和备用轮胎，开始换轮胎。等车修好后刘老师说，你再上去接着开。我连连摇头，以为他在讽刺我。他说，是真的，我师傅说的，如果学车时出了车祸，不马上接着开，以后就再也不敢开了。我只好乖乖地上去，手软脚软地又开了两圈。
这个期间刘老师不停地批评我，无论我怎么道歉，怎么表示要赔他轮胎，还表示要请他们二位吃饭，都无法止住他的唠叨。也许这是受惊的一种表现吧。我终于不耐烦了，拉下脸来。刘老师只好说，算了算了，还是我请你吃饭吧，给你压压惊。回想起来，我可真够呛。刘老师对不起啦。
打那以后，我很长时间不再学车了，不是害怕，是不好意思。你想，人家心肝宝贝一样爱着的车，我却拿来练手艺。没有朋友做伴，我自己又不可能去租个车来学，我还没那么大的车瘾。
不过，当有人问我会不会开车时，我仍说会开的，有时还要加一句：我还出过车祸呢。
那次“车祸”后不久，高老师也买车了。他马上开着新车回老家去了一趟，据说进县城前，先在河边儿将车洗得干干净净。那种喜悦，是旁人无法理解的。当年他离开老家时，仅仅背了一个小挎包啊。
傅老师因为当了领导，配了小车（含司机），革命斗志衰退，不学车了。邓老师已把他的长安换成了夏利（后来又换成捷达），不再是有车的概念，而是有几代车的概念。在大学里做教授的易老师，在我们租车学车推车的时候，一直冷眼看着，鼻孔里哼哼两声。人家是留洋回来的，不屑跟我们胡闹。后来也不知什么时候，他就把车买了。在电视台当领导的何老师，公家配了个车自己开着。当主编的阿老师（我们总是叫他厄老师，阿胶的阿），庙富和尚更富，自然也开上了车。这下子我们这帮朋友，就我不会开车了。形势喜人，形势逼人。每次聚会前，都要先确定谁去接裘老师。而来接的人，必会成为众人的打击对象，哪怕是准点到，其他人也会说，你是不是先带裘老师到三环上去跑了一圈儿啊？或者，你是不是恨不能车坏在路上啊？虽然打击者和被打击者都很开心，但我还是觉得自己有必要学会开车了。
我的另一位朋友钟老师有句名言：你不会开车，就无法享受到政府在公路建设上的投资。他还说，学历越高的人学车越快。想想自己好歹也读了本科，终于下决心去学车了。
2001年夏天，我约了个女友，在最炎热的夏季去了驾校。我们每天都去，学得非常刻苦认真，什么起步停车，什么平行移库，完全按规范的来，常常是练得一身臭汗、胳膊酸痛、满脸通红。满脸通红多一半是因为受到了师傅的嘲讽。我们那师傅不爱骂人，爱呲人。遇上我这种人笨皮儿薄的，脸只好长期红着。
记得到了后期学平行移库时，车场上此起彼伏的响着师傅们喊“打死”的声音，那是要我们把方向盘朝某一个方向“打死”，不知情的人路过，一定以为在打群架。
一个月后，我终于在师傅的严格教导下过关了。我盼望着快些拿到驾照，成为一个有车族。我还给我父母许了愿，以后开车回杭州去看他们。
不想到了考试的时候，问题出现了。驾校说由于我没有居民身份证，不能参加考试。（报名缴费时他们就知道这个，但那时他们说可以想办法。）他们让我回家等通知。
一等4年过去了，驾校再没理过我。而我的那位一起学车的师姐，早已有几万公里的驾驶资本了。就连我们家那位一直对车没兴趣、还反对我学车的主，也学会了开车，并且买了车。唯独我，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严重滞后。为此我写了篇文章，痛说我和汽车梦之间的距离：“在我和汽车梦之间，隔着9.5厘米。这9.5厘米，就是居民身份证的长度，我特意量过。可这9.5厘米却是我无法逾越的。”
无奈之下，我只好先办军照，再用军照去转办地方驾照。一直到去年年底（2005年），我才真正拥有了开车的合法证件，可以名正言顺地开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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