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天术：大变局中的李鸿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锋华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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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天术：大变局中的李鸿章试读：

在世界各国各地千差万别的近代化（现代化）模式中，中国是在极不情愿、极不自觉的状态下，万般无奈地被逼上近代化征程的，牛不喝水强按头，是典型的被动、后发、外源型近代化国家。

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华，寻求开埠通商，遭到严词峻拒。睥睨一世的乾隆皇帝，自然不会意识到，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历史机遇的丧失。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规定上海等五口通商，但是，清朝统治者仍没有全球眼光，仍没有觉解到这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一次发展机会，压根儿没有人去规划开放事宜，没有人思考如何利用开放发展自己，而是一味敷衍，继续昏睡。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圆明园被烧，外国公使进京，西方势力渗透到沿海、沿江各地，列强对中国经济、政治、领土等方面的侵夺空前加强，清朝统治者这才仓促应付，设总理衙门，开同文馆，办兵工厂，派留学生，开始了史称“同光新政”的近代化运动。《南京条约》签订上距马戛尔尼来华，五十年；两次鸦片战争相距，二十年。这七十年，世界科学技术有了多少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欧美世界发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依然风动云动星不动，“年年岁岁花相似”！先师陈旭麓先生说，中国不是“走”出中世纪，而是被“轰”出中世纪。一个“轰”字，传神地摹画出中国近代化的被动状态。

中国近代化启动阶段，中央层面上，主持其事的先是恭亲王奕䜣与军机大臣文祥，稍后为醇亲王奕；地方层面上，实干其事的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在整个“同光新政”中，历时最久、经事最多、成效最著、影响最大的是李鸿章。

李鸿章一生主要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参与镇压太平军与捻军，二是实际主导“同光新政”。他生前身后，誉满天下，谤满天下，誉、谤焦点都主要集中在后者而非前者。当然，这两者也互相关联，有所交叉。

李鸿章在近代化启动阶段所干实事，无论是军事、外交，还是实业、教育诸方面，本书已有详细论列，兹不赘述。这里需要略加申述的，是李鸿章的行事特点与个人气质。

综观李鸿章在“同光新政”中的实践，以下四个特点相当明显：

一是摸索前行。李氏所办之事，无论制造枪炮、创立新学、制造铁路，还是雇佣洋人、交涉教案、谈判条约，大多史无前例，无案可援，有些甚至是突兀而来，猝不及防，如天津教案、马嘉理案。如何面对，如何办理，只能一边了解，一边思索，走一步看一步，有时甚至是进一步，停一步，想一想，再进一步。1877年，出使欧洲的郭嵩焘写信给李鸿章，说是西洋长技不只是坚船利炮，其根本在于政治体制，提醒李留心政治改革问题。1884年以后，崔国因等也提出这一问题。1891年宋恕向李鸿章提出变革政治体制、改变服饰等更加激进的主张，被李斥责一通。对于政治改革问题，李鸿章当然心知肚明，但他只是存而不论。作为一个有思想的政治家，李鸿章较之一般书斋型思想家，更多的是在理论与现实、应当与可能之间寻找连接点与平衡点。

二是侧身前进。历史给李鸿章提供的舞台并不宽敞，也不坦荡。外有列强欺凌勒逼，内有政敌倾轧攻讦，稍不留神，就会误国、病民、害己，乃至身败名裂。在聘用洋员时，他从来都是用、管兼施，既要让洋人为我所用，又要防止被洋人所制。他利用华尔、白齐文等洋人组织的洋枪队，又百计防止尾大不掉或太阿倒持。他办理任何一项洋务实业，都是一只眼睛盯着国家利益，一只眼睛防着来自政敌的冷箭。他办理招商局所遭的弹劾，修筑铁路所受的阻挠，参与《马关条约》谈判所受的屈辱、所挨的子弹，在在说明，很多时候，他能施展拳脚的空间相当有限。庚子事变中，慈禧太后一而再、再而三地诏命他北上，以纾危局，他一会儿推托老病缠身，一会儿借口情况不明，一会儿托词路途险阻，从广州而上海而北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直到局势明朗才领命行事。身处危机四伏的政治风涛中，他不能不既要左顾右盼，又要瞻前顾后。

三是屈身办事。梁启超论李鸿章，将他与霍光、王安石相比，事实上，李氏办事兼具霍氏外抗强敌、王氏内变成法之双重性质，但远没有霍、王所拥有的那么大的权限。对李来说，慈禧太后作为实质上的皇帝，是最大的权源，取得慈禧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百般讨好慈禧本人，百计笼络慈禧身边之人，成为他政治正确的重要策略。1886年，慈禧有意训政，让奕面询李鸿章。对于慈禧这一违反清廷祖制的欲望，李当然清楚，但他毫不犹豫地表示赞成。据说，李鸿章每次入京觐见慈禧，照例都要给李莲英等一班太监送上三四千两银子。由此，他可以知道慈禧的喜怒哀乐，自如地投其所好。他在遗疏中称“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这是实话。慈禧执政四十多年中，论信任之久、默契之深，无出李鸿章右者。但在李主导洋务新政的全部实践中，慈禧对李的信任、授权一直是相当有限的。李鸿章访欧时与俾斯麦对谈，李问为国家办事，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俾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与俾相比，在得君之专方面，差之远矣。所以，俾斯麦能成为完成德国统一伟业的旷世一相，李鸿章只能是壮志难酬的大清裱糊匠。

四是迂回前进。李鸿章对当时官场守旧积习之深、力量之大，相当了解，所以，对于必须要办、而一时又办不了的事情，便采取迂回战术，曲折前进。他深知科举制度妨碍新型文化输入，阻碍新式人才成长，非改革不可，但一时又无法废除。于是，他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便隔一两年就提出一次，或自己直接提出，或由其部下或其他同道提出；有时从增加教授西学的角度，有时从拓宽取士渠道的角度，目标都是变革科举制度。这样，一而再，再而三，软磨硬缠，终于在1888年，获得慈禧批准，在乡试中首开算学科，增加了以算学取士的名额。尽管当年仅取了一名，但这是科举改革中具有界标意义的事件。内地建造铁路一事，也是李鸿章等人十几年间不屈不挠地大力倡导、持续鼓吹，到1889年终于付诸实践。

中国近代化事业，是在前无古人、力量有限、人才匮乏、经费奇缺、荆棘遍地、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起步的。李鸿章等人创榛辟莽，忍辱负重，摸索前行，取得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李鸿章能够成为这一事业公认的领军人物，即梁启超所说“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与他个人非凡的气质是分不开的。

他思想敏锐，善于学习。60年代初，他到了上海，一经与洋人接触，便立即感受到西洋科技的厉害，并立志学习。上海广方言馆是与京师同文馆、广东同文馆差不多时候开办的，他管辖下的广方言馆，所学内容，便较其他两校更重视数学与科学技术，这是他善于学习的结果。他一经接触西医，便立即明了其远为中医所不能及的强大的医疗功能，很快在其军队中聘用西医，开办西医学校。他一旦知道日本派有军官在英国军舰上实习，便立即萌生选派军官留学欧洲的想法。他从与外国人接触的过程中，从上海与天津等地租界建设中，从出使人员及富有才华的幕僚中（如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等），从已译西学书籍、已出涉及西方的报刊中，广泛地、自觉地汲取西学营养，从而成为中国同时代大官僚中国际知识最为广博、西学素养最为丰厚的一位。庚子事变留下的烂摊子，中外各方之所以不约而同、众口一词地认为只有李鸿章能够收拾，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具有其他中国官员都没有的国际视野与斡旋能力。

他不避艰险，敢于任事。办兵工厂，办招商局，办织布局，建设海军，无一不是在一无经验、二缺经费、三少人才的情况下艰难上马的。购买外国机器，聘请洋工程师，借外债，每项都有险阻，都有曲折，受骗、贪污之类事情时有发生，跑冒滴漏更是司空见惯。最惨的是上海机器织布局，好不容易建成开工，想不到由于管理不善，被一把火烧得精光。他志不为屈，从头再来。同光时代，变革有风险，守旧更安全，舆论环境相当险恶。一般圆滑官僚，多不肯担当与“洋”字沾边的事情。即使担当了，也不愿在没有先例可援的情况下当出头椽子。1878年，洋人擅自建造的吴淞铁路被清政府买下来以后，在如何处置的问题上，李鸿章与两江总督沈葆桢态度截然不同。李主张由华商集股，继续经营，沈不赞成。结果，拆下来的铁轨被送到台湾，成了废铁一堆。沈葆桢的哲学是：“中国如欲振兴，则铁路之开必不能免，然不可使中国铁路开之自我。”在他那里，个人清誉高于一切。李鸿章对此扼腕叹息，说沈“徒邀取时俗称誉”。李鸿章有句名言：“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这是自信，更是担当。李、沈之别，显现的是舍身任事与惜身避事的两种境界。

他任劳任怨，坚韧不拔。李鸿章办理洋务四十年，无一事没有争议，无一日没人咒骂。他与外国每一次交涉，签订每一款条约，都有骂声相伴而来。轻焉者指责他惑于邪说、虚糜帑项、以夷变夏，重焉者诬陷他“跋扈不臣，俨然帝制”，“洋人以利啗李鸿章，而李鸿章以利误国家”。有人甚至否认他对国家的忠诚，挑拨他与最高统治者的关系，直指北洋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甲午战败以后，很多人将责任推到李鸿章一人身上，说其避战自保者有之，骂其骄蹇无能者有之。最为登峰造极的是状元张謇，竟然骂李鸿章与日本内奸无异，“日之所欲，鸿章与之；日之所忌，鸿章去之”。世事任劳已难，任怨更难。任怨之中，尤数任谤为难中之难。儒家三不朽名言深入士大夫骨髓，谁不想千古留名、万世流芳！李鸿章前往日本谈判《马关条约》，谁都知道必然要留下永世骂名，但是，为了国家，还得去。如果说甲午战败，李鸿章有脱不了的干系，那么庚子事变，本非他惹的祸，且远在南粤。但是，国家有难，朝廷有命，他还是拼却老命，勉力为之。最为可贵的是，尽管已经谤满天下，但他还是心系天下。甲午以后，有人劝他就此告老还乡，息影政坛。他说：“于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他依然勉力为国分忧，拖着老病之身，访问欧美列国。戊戌政变之后，他被逐出权力中枢，被命去勘察黄河事务。他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顶风踏雪，兢兢业业，完成使命。他对于自己为慈禧、为朝廷所背的黑锅，从无只言抱屈，临终前在遗书中犹言：“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瞑。”读史至此，能不掩卷三叹！《清史稿》称他“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可谓确评。

善于学习谓之智，敢于任事谓之勇，坚韧不拔谓之毅。智、勇、毅的根基，在于他对国家与朝廷的忠贞，可谓之仁。李鸿章集仁、智、勇、毅四德于一身，所以成就了他的不世之功。中国近代化是在屡次战败、列强环伺的被动形势下起步的，有此四德，李鸿章对世界大势、近代化建设便可以由先前的茫然无知，变得有所知晓，再到相当知晓，便会在被动开放中不断摸索，变得局部主动与相对开明。在这个意义上，李鸿章主导的洋务新政逐渐展开的过程，就是中国近代化从全然自发状态进入初步自觉状态的发展过程。

梁启超批评李鸿章“不学无术”，认为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那实在是以他当时激进的政治心态与理想的政治理念去苛求前人。李鸿章身处那样的国际环境，那样的政治格局，那样的经济基础，那样的舆论氛围，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已经极其难能可贵。换成另外一个人，哪怕是他梁启超，或者乃师康有为，不见得能比李鸿章干得更好！清人魏禧有言：“事后论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事后论人，每将智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极易！”梁氏之评正是犯了魏氏之讥。看梁启超民国年间写的《〈曾文正公嘉言钞〉序》，评论的是同一类人物，已颇多历史的温情与同情的理解，而极少先前对于李鸿章的那类苛评。也许，阅历的不断丰富，特别是清末民初波谲云诡的政治现实，让他对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社会变革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有了身历其事的体验与更为切实的理解。

综观李鸿章所思所为，检视他名下的事业，品藻他麾下的人才，可以看出，他不但有学，而且有术，学术兼具，相得益彰。其学之根基，就是传统的经世之学，经国济世以致其用。这一学问源头可以上溯到孔、孟、荀等儒家先贤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情怀，到南宋时期经吕祖谦、叶适、陈亮等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他们各自的流派，明清之际顾、黄、王三大家赋予其丰富的学理内涵，道咸之际的陶澍、林则徐、曾国藩等，则在践行方面使之大放异彩。李鸿章时常挂在嘴上的“讲究实际”“综核名实”这八个字，其实质就是经世致用，就是强调直面现实，破除陈规，办理实事，讲究实效。李鸿章没有自觉的导师意识与系统的立言安排，没有将自己历年所思所想进行梳理、归纳、提炼与呈现，没有在理论建设方面投放很多精力，但是，绝不能就此便认为他只是做事而没有学理。只要将他那些倡导西学、力主变法的论述汇拢来看，其学理特色便相当清楚地呈现出来。至于他的术，无论是办事，还是用人，包括外交，秉持的都是忠信笃敬，即乃师曾国藩传授的一个“诚”字。虽然在有些场合，也要纵横捭阖，讨价还价；与戈登等洋人相处，也有出尔反尔、背信弃义之处，但综观其待人接物，国际交往，整体上还是以诚待人，以敬理事。他自承，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他与俾斯麦对话，回答美国记者提问，均不避己短，襟怀坦荡。

讨论李鸿章与近代化，不能不涉及他用人与贪财这两大问题。《清史稿》称他“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这实在是只见其表象，未及其本质。洋务运动初起时，无论制造、教育、军事还是外交，均白手起家，一无依傍，既无前例可援，更无人才储备，且清议嚣张，众声喧哗，莫之敢撄。出使大臣被视若汉奸，同文馆招生没人敢考。在这种情况下，要造枪炮，开工厂，办外交，样样要人，而人才何来？只能就地取材，因陋就简。除了高薪聘请洋人之外，国人之中，买办如唐廷枢、徐润之流，留学生如容闳、马建忠等辈，自然就是难得的骏马。而那班科举正途出身的所谓“志节之士”，平常沉浸于章句小楷，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对于洋务完全外行，一窍不通，诚如李鸿章所言，“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他们不为李鸿章等人所用，表面是不屑，实质是不懂、不能。君不见大言炎炎、牛气冲天的张佩纶，到战场上一试如何？！

说到贪财，李鸿章在世时就有此名，“宰相合肥天下瘦”，后世评价他更每每述及。升官发财，倘取之有道，那无可非议。但是，李贪财出名，敛财出格，就势必影响其事功。尽管李鸿章是否接受俄国贿赂，历史还没有定评，俄方记载可以视为片面证词，但是，俄罗斯国库的那笔“特别基金”（俗称“李鸿章基金”）之设，却是铁定的事实。俄国设此基金，其实是照客点菜，投其所好。假如李鸿章没有贪名在外，大概便不会有此一设。假如与俄国交涉的不是李鸿章，而是以廉洁著称的曾国藩或曾纪泽，大概也不会有此一设。曾国藩谥“文正”，李鸿章谥“文忠”，其间差异，是否与律己有关？但愿李鸿章确实没有拿过俄国卢布，否则，其历史地位将大打折扣。

李鸿章研究，已是成果很多、起点很高的学术领域，论文数以百计，著作数以十计。特别是前些年翁飞等安徽学者整理、出版了39卷《李鸿章全集》以后，为这一研究提供了空前丰富的资料基础，有力地推动了这一研究向纵深发展。尽管已有那么多的论著，徐锋华博士的这部作品，还是有其独特的价值。书稿全面梳理了李鸿章与近代化的关系，对于所涉政治、经济、军事、科教、外交诸方面，均条分缕析，述其背景，叙其梗概，析其得失，对于其创办洋务的心路历程，剖析尤深。锋华毕业于复旦大学，来上海社科院工作以后，在古籍整理、近代史研究方面，均用功很深，成果卓越。此前，他已出版《李鸿章与近代上海社会》，对李鸿章与上海城市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已经广泛、细致地研读过李鸿章的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再写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这一题目，便轻车熟路，收放自如。锋华天资聪颖，思想敏锐，浏览广博，视野开阔，兼之文笔清畅，因此书稿条理明晰，繁简得当，议论平允，生动可读。

锋华为皖人，李鸿章为其乡先贤。多了这一缘分，作者对传主的理解，也多了一份亲切，少了一层隔膜。这也是我当初推荐锋华从事李鸿章研究的原因之一。2015年6月6日

熊月之教授，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现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历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跨出中世纪，迈进大变局

中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文明古国之一，为人类文明的进阶做出过巨大贡献，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都曾一度处于领先甚至达到巅峰地位。然而，或许正因为此，统治阶层长期以“宇宙中心”自居，唯我天朝独尊，不屑与边外“蛮夷”各国交往，更无意学习新知识取长补短，醺醺然故步自封于夜郎式的陶醉之中。当西方资本主义欣欣兴起的时候，中国仍是闭关锁国的传统社会状态，在突如其来的撞击之下，恍惚得竟不知身处于何等世界，一时间不由得手足无措。

1769年开始于欧洲的机器工业革命，在短短的五六十年内，不仅使英、法等国的工业生产突飞猛进，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交通运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军事实力也大大增强。资本经济的飞速发展，促使幅员狭小、资源稀缺的西方列强迫切向外寻找新的原料供应基地和更大的商品销售市场，对外通商贸易就无可替代地成为当务之急。在欧美资本势力的侵略性扩张下，整个世界随之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逐步分裂为两大政治经济体系。

从18世纪末开始，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次第打开了亚非拉各国的大门。在这一冲击与反应的过程中，不少落后的国家都以训练新式军队、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为起点，迈出了近代化的步伐。如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于1805年实行改革，在开罗兴建了规模较大、设备较新的兵工厂，大炮和枪支车间分别有1500名和900名工人；1829年建立了亚历山大造船厂，拥有8000名工人；1831年埃及自造的第一艘兵船下水。阿里还注重修建为军事工业服务的炼铁厂和机械铸造厂等，以保证军需供给。与此同时，埃及开办了步、骑、炮各类兵种的军事学校，聘用外国军事教官，按欧洲方式招募、训练军队。到19世纪30年代末，埃及拥有新式陆军20万、海军2万、军舰32艘，其中半数军舰是本国制造。

在埃塞俄比亚，提奥多罗二世于1855年执政后，热心倡导学习欧洲的近代科学技术，尤其重视近代武器的制造，力求通过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他锐意改革，采用欧洲的制度，建立起一支人数众多、有良好纪律的按欧洲模式装备、训练有素的正规常备军。提奥多罗二世聘请欧洲匠师和技工到埃塞俄比亚传授工艺，并派本国人充当助手制造大炮，最终造成一尊万余斤的重炮，造炮成功当天他宣称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提奥多罗二世还改革司法、行政、宗教和税收，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受西邻鸦片战争失败与“黑船叩关”的震动，也开始了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1855年下半年，德川幕府就试造洋式枪炮，在长崎设立海军传习所，使用荷兰赠送的一艘小型蒸汽军舰，聘请荷兰海军士官传授近代海军学，并抽调一批幕臣、藩士参加集训。到1860年，幕府海军已经能驾驶木壳蒸汽军舰往返太平洋。1864年横须贺造船所建立，开始试造新式军舰。此外，在荷兰技师指导下建设长崎钢铁厂，1862年全部竣工。从1866年开始聘请法国工程师作指导，在横滨等地建成了小规模炼铁厂和造船厂。在明治维新之前，这一系列活动在西南各强藩都不同程度地渐次进行，并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早期各国的这些举措无论成败，都是有益的尝试，尤其阿里改革是亚非国家实行近代化改革的先驱，对落后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一定的示范意义。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对该事件都有介绍和评述，并分析了阿里改革受挫的原因。林则徐在广东海防上采取了类似阿里的做法，注意借鉴其经验教训。

近代化运动是中世纪没落以来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这个总的趋势下，不同国家的近代化，尽管因为国情迥异而各具特色并经历着不同的道路和发展阶段，但是，由于遭到军事侵略凌辱的相似性，军事改革和工业化过程大都是它们的最初步伐和基本内容。

1840年的鸦片战争敲响了清王朝统治的丧钟，但并没有使清廷上下彻底警醒，只有少数关注现实问题、讲求“经世致用”的开明先驱奔走呐喊、倡言改革。迷迷瞪瞪十几年后，1860年英法联军长驱直入，强迫中国签订城下之盟。偌大天朝竟然只是个空架子，不堪洋枪洋炮随意一击，尤其皇家乘舆惶然逃至承德，咸丰帝一去而不返，这使国人在精神上的创巨痛深，远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更加严重，对当时人心影响甚大。

面对这无奈的局势，清廷内外、全国上下同感奇耻大辱，热血之士的奋发之志顿时被激起，不得不重新考虑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回想起魏源、冯桂芬等人经世致用的主张和学说，爱国的各级官吏和知识分子思想上出现新的转变，决意学习西方长处以趋向富强。这种新的探寻，首先是从认识世界、走向世界开始的。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李鸿章，迈出了较早的一步。

1843年，中英《南京条约》订立的第二年，正当林则徐、魏源等人摸索“师夷制夷”的救国方略时，秀才李鸿章怀抱“封侯”之心、“宏才远志”，以“不可一世之概”，赴京参加科举制度系列中的乡试，次年中举。1845年，李鸿章受知于曾国藩，“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以“尊主庇民济时艰”为己任。经世致用之学被称为“实学”，意即有关国计民生之学，而西方的长技也是一门实学。李鸿章既讲求经世致用之学，自然就能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西学，把经验奉为世事的基础，把实践看作个人应付客观环境的主观能动性措施。1847年李鸿章中进士后，在翰林院长期从事修纂工作，直到洪杨事起，他奉旨回乡帮办团练、投笔从戎，才有了干实事的机缘。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法侵略军虽撤出北京，但其侵略势力已由我国东南沿海伸入长江流域和华北地区；同时，国内太平天国与清王朝之间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仍处于胜负难分的紧张阶段。清朝统治者受到来自外国侵略势力和国内农民起义的双重威胁，力图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建立一支新式的海陆军部队，以维护摇摇欲坠的皇权统治。

曾国藩、李鸿章等使用洋枪洋炮对付太平天国取得成功，使国人看到了外国器械精良、船坚炮利，再次有力地证明了西洋文明在某些方面的优越。同时，华尔、马格里、李泰国、赫德、威妥玛等来华外国人的一再怂恿鼓动，对清廷学习西方军事工业也起到了一定的促成作用。不过，由于清廷保守氛围浓厚，说服统治者打消深度顾虑难于上青天，只有从船炮这些显而易见的器物入手，才有渐次开展推进的可能。

因此，后来被称为“洋务派”的一些开明官吏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首先引进外国的军事装备和军工生产技术，开始在各通商口岸创办一系列的军事工业，沪、宁、闽、津四局是其中规模较大的局厂。随着这些军事工业的创办，原料、燃料、交通运输、通信设备等问题亟待解决。于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他们的洋务活动从军工生产向工矿交通等民用企业伸展，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湖北铁政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就是这样创办起来的。先从军事工业开始，然后扩展到民用企业；先从重工业开始，然后扩展到轻工业，这符合中国政治军事的实际需要，也是当时的社会经济技术条件所决定的。

李鸿章提出“今日所急唯在力破成见，以讲究实际而已”，这是典型的经世致用思想的体现。他对举办洋务的态度十分坚决，认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鲁莽，鲜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对于兴办洋务企业，李鸿章抱着舍我其谁的信念，以上海为起点，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从1860年代初期开始，李鸿章就投身于晚清几乎所有重要的新兴洋务事业，他与一批志趣相投的同侪一起，殚精竭虑于国家革新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在于“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师彼之长，去我之短”。李鸿章和洋务派戮力推行的“自强”政策，主要是想通过直接采用西方技术，迅速增进中国内在的军事和经济能力，以消除本国叛乱和应付外国侵略。

李鸿章以敏锐眼光看出，解决中国衰弱的最快办法，在于采用西方的长处，所以，当清廷在清议者喧扰下发生动摇打算半途而废时，他也绝不轻易放弃，慨然向当权者进言，“一国法度当随时势为变迁”，而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振，“莫外乎不谙世事，墨守陈法”，“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危弱而终无以自强”。这种努力还是非常有帮助的，赢得了掌握实权的慈禧的信任，其后，主要的几种近代企业都在李鸿章的操持下相继兴办起来。

李鸿章任职上海时对工业化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促成江南制造局的诞生，而且指导着它的早期经营，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作为中国首要的防务工业，江南制造局理所当然地居于经济和技术变革的最前列，而且敏感地涉及统治权力的再分配。保守派“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可见其风之烈和李鸿章处境之难。上海名士王韬对此抱以深切同情：“盖以西法为可行者不过二三人，以西法为不可行、不必行者几乎盈廷皆是，或惧其难以持久者也。”

李鸿章不由慨叹，“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尽管敌多友少，困难重重但，李鸿章没有畏惧退缩，仍然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着手开展近代化建设，掀起了一个学习西方谋求富强的浩大运动——洋务运动。

接任直隶总督后，李鸿章提出：“今日当务之急，莫若借法以富强。强以练兵为先，富以裕商为本。”在这个接近清廷政治中心北京的更有权势的新职位上，李鸿章继续执行和推广自强政策，在军用工业和民用企业领域履行着许多中央政府的职责，他不仅负责直隶一省，而且同时协调清王朝其他几省的洋务事业，成为一名跨地区的全局性官员。李鸿章的最终目的，仍然是盼望中国尽快臻于自强，以便能够尽早结束被外国压制的局面。

在晚清四十年的时间里，李鸿章先后创办了一系列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训练新式海陆军，设立新式学堂，翻译西方书籍，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等等。通过这些追求近代化的措施，古老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工业，培养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家、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拥有了一支与八旗、绿营等清朝经制兵迥然不同的新式国防力量。这全副西式装备的淮军和北洋海军，以及李鸿章构建的旅顺、大连、威海卫、大沽口等地的新式炮台，为中国国防近代化打下了初步基础。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李鸿章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奠基人和创建人是当之无愧的。

不过，清廷中央虽然支持洋务派们的工业化做法，而一旦到了实施相应的行政制度改革阶段时，则不愿其越雷池一步。因此，像江南制造局这样由李鸿章等创设的单项工程，尽管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缺乏通盘性的领导和指导，因而难以发挥出决定性影响。然而，当清王朝的保守士大夫们慷慨激昂地指斥修建铁路会损伤龙脉、使用机器会夺民生业的时候，日本明治政府却正在大量引进外国专家、技术和设备，由附属的蕞尔番邦一跃成为虎视眈眈的强邻。资本主义大肆扩张的严峻环境，将一张军事工业变革的时间表强加给中国，这是以江南制造总局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军事工业无法应付的。

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接连遭受对法、对日战争的失败，尤其是李鸿章经手签订的1895年《马关条约》、1896年《中俄密约》和1901年同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使国家丧失了很多利权。李鸿章因此被爱国的人们激于义愤斥骂为“卖国贼”，其推动近代化的功绩也因之被贬低。但平心而论，李鸿章只是为情势所迫执行清廷意旨，代慈禧光绪受过，并非心甘情愿地卖国，即使换另一个人去，也不得不签，只不过罪名也会随之转移，何况其所能挽回的利权未必就比李鸿章的努力成果更多。

近代化是指人类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各个方面综合变化的历史过程。它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内容，也包括政治、军事、文教、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的变化。近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因此，经济领域的变革，是一切变革的前提和原动力。一个国家或民族，无论其面积大小人口多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演进，它总是要向近代过渡的，只是迟早有别、道路不同而已。

在历史转折的重大节点，中国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要么走向近代化，迎合世界潮流；要么守旧不变，自取灭亡。李鸿章为国家民族的根本着想，敢于直面残酷的现实，承认在器物技艺方面落后于西方诸国，主张学习其“长技”，使中国富强起来，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形势。变法自强，是李鸿章近代化纲领的主旨所在，也正是他近代化思想中的精华部分。

中国自晚清以降追求的就是近代化，取彼之长，补我所短，自强之基，莫大于是。李鸿章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近代文明的优越性，发出了“自强”的呼声，并采取了学习西方之长的实际措施，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他以当时最为强大的英国为蓝本，力图格物兴国，祈望四亿华民同被近代化之益。并且，相比而言，他不仅在思想观念上比保守派进步，而且在向西方学习的深度和广度上，也给后期的洋务派做出了光辉榜样。

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御侮，特别是为了抵御日本。军事工业的创办有推进中国近代化的意义，洋务运动以创兴军工事业为内容，认为只要制造利炮坚船，就足以强国养军抵御外侮。随着时代进展，自强的意义日渐繁富，最终构成全面的近代化思想体系。

跨出中世纪需要非凡的识见和足够的勇气，积重难返的中华帝国一旦完全暴露在欧风美雨的涤荡之下，迎来的就是一个幻化莫测的大变局，一切都是未知数。创办洋务企业等近代化活动，必然在转变社会风气、使用机器生产、培养技术员工、介绍经营管理经验、传播科技知识等方面，为中国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准备必要的条件，并成为产生新兴阶级力量、促进政治近代化的物质基础，从而最终影响到上层建筑。

辉煌了数千年的古老中国，被列强用坚船利炮轰赶驱迫着跌出了抱残守缺的中世纪，走向近代化之路是那样的踉跄，少了应有的自信和从容，平添了揪心的曲折和辛酸。国防第一——李鸿章与中国军事近代化

清王朝是以武力夺得天下的。八旗士卒浩浩荡荡地入边叩关，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凭借的不仅仅是人高马大铁蹄劲疾，而是因为经过历年的潜心向学和多方筹备，满族人已基本上掌握了汉族人引以为豪的先进文化，并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等同甚至超越的地位。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就是火器的获得和使用，一开始主要来自对明军的缴获，慢慢开始仿造生产，最终完成决定性胜利。

清朝立国不久，康熙大帝就命令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为八旗军队铸造西式火炮，这些杀伤力较大的新式武器在镇压“三藩之乱”时起了很大作用，随后在黑龙江边界成功地抵御了沙俄的挑衅，巩固了清朝中叶一个半世纪盛世的国防。不幸的是，歌舞升平之际，统治者忽视了军事建设的与时俱进，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从此国门大开，被迫接受欧风美雨的冲击和洗礼。一

禁烟英雄林则徐主政广东时，就已经购买了西洋船炮。事实上，在其之前，虎门炮台上已架设有洋炮，不过那是当地行商为保护自身利益捐建的，并非官方行为。如广东行商潘仕成雇佣洋人，建造西洋式样的两桅战舰4艘；伍敦元购买美国轮船1艘，潘绍光购买吕宋船1艘，都拨给水师。奕山作为御前大臣奉命巡粤时，行商捐建西式战舰、仿造西式兵器的力度增大，规模更加扩大，不过也只局限在一隅之地。

林则徐呼吁采用西式军械和战舰，是出于巩固国家防御体系的长远考虑，虽然没有被清廷采纳，不过，在他辖下的广东，仍有少数开明士绅私下研制仿造。著名学者魏源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建议，主张在广东建立造船厂和兵工厂，雇用外国技师指导教习，生产西式战舰和军械，并学习如何驾驶使用。这些颇有远见的建议，却没有产生持久或重要的影响。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1842年10月，奕山向道光皇帝奏报广东仿造西式战舰一艘，并提议不再建造旧式师船，经费改用于仿建西式战舰。道光帝颇为所动，命奕山将技术图纸分递沿海的福建、浙江、江苏三省，但到12月，他得知广东所造火轮尚不适用时，即下旨令“无庸雇觅洋匠制造，亦无庸购买”。1843年，广州将军耆英向道光进呈西洋新火枪，借机提出仿造之事，但道光帝认定那只能是“望洋之叹”罢了。于是，这一新举措又被无限期地停滞下来，清廷仍陷于军备不振、无力自卫的危险局面。不几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

洪秀全率领一帮意气风发、义无反顾的起义者，从广西向东北方向挺进，很快控制了富庶的长江中游地区，于1853年定都南京，改名为天京。清军对太平军一直围追堵截，两者在对战的过程中，除了使用传统的刀枪剑箭，也都配有一定数量的自造土火器，武器种类随着战事的扩展而延伸，双方也都曾向一意牟利的西方军火商购买新式武器。

1854年4月两江总督怡良等奏称：“上海逆匪向洋人买铜火药帽，自来机火枪，虽大雨亦可利用。”此时清廷的统治岌岌可危，对西式武器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批复说：“铜帽枪实为利器之最，尤利于风雨，现在军营，能否购买应用，著传知吴健彰酌量筹办。”有此明文谕令开了先例，给地方官吃了定心丸。

清廷的主要军事力量八旗和绿营，经多年养尊处优和玩物丧志的“陶冶”，已势衰而不堪一击，代之而起的是各地形形色色的团练力量，曾国藩在家乡湖南招募的湘军就是其中一支比较出色的部队。1852年，曾国藩第一次购买西式军火，而只要使用这些武器，湘军在作战时就能比较容易地取得优势，由此，曾国藩逐渐产生了尝试军工生产的想法，但苦于少有机会付诸行动。因为内地的匠役很少闻见西洋兵器轮船，更从未有建造的经验，所以常常束手无策。

作为曾氏门生的李鸿章，自从考中进士后，一直在京城翰林院优哉游哉地过着文人雅士的生活。尽管没有入阁拜相和登坛授将的希望，但身处科举体制的最高阵地，在“唯有读书高”的传统社会，翰林地位崇高受人尊敬，李鸿章也颇有一番怡然自得的美妙滋味。太平军打破了晚清王朝暗流汹涌的表面平静，也打乱了李鸿章的安宁生活。

太平天国的都城南京紧邻长江，大江南北都有清军大营的围困威胁，分别在孝陵卫和扬州，因此，太平军只能沿长江向西北或东南方向发展。太平天国诸王经过认真商议，采取了巩固长江中游的策略，同时分兵直捣清廷都城北京，这就是太平天国史上悲壮激烈的西征和北伐。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个策略是值得商榷的。

1853年9月，上海小刀会首领刘丽川率众起义，占领了上海县城并连克周边的青浦、川沙、南汇、嘉定、宝山，直到1855年2月失败。小刀会起义坚持了一年半之久，其间刘丽川主动与洪秀全联络，可惜的是没能得到太平天国的积极回应。如果太平军此时东下上海，与小刀会里应外合，利用通商为筹码争取同信耶稣的外国人支持，或许局面会为之一变。只是历史不能假设，更无法重演。

1853年2月24日，势如破竹的太平军就攻克了安徽省城安庆，并留下重兵驻守。5月，北伐的太平军路经皖北，但没做过多停留就进入河南北上，对安徽境内影响不大；西征的太平军在胡以晃率领下，以安庆为基地努力经营皖北。安徽成为太平军西征的运输要道，也是天国给养的主要来源，具有极为重要的军事和经济地位，其战略性自然引起对阵双方的高度重视。

李鸿章正是在得知老家庐州被占领的消息后，上书请缨，奉旨跟随安徽同乡、工部侍郎吕贤基回籍帮办团练，防剿太平军的。1853年3月底，李鸿章抵达庐州（今合肥），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李鸿章先后参赞驻守皖北的漕运总督周天爵和安徽巡抚李嘉端的幕府，随后作为军事指挥官接受命令独立负责具体战事，尽管文人从军难免有些力不从心，吃了几次败仗，但不久，李鸿章就凭借自己指挥的小小兵力声誉鹊起，其独特的军事才能逐渐为曾国藩所了解。

曾国藩早就奉旨在湖南老家帮办团练，采用明代戚继光抗倭遗法，组建成湘军，一直在湖南、湖北、江西一带与太平军激战，在正面承担了由太平军西征带来的大部分压力。太平天国兵锋正健，到了1856年，太平军在三个月内连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解除了威胁天京三年之久的军事压力，并将从武昌到镇江的长江沿岸，包括湖北东部、江西、安徽及江苏的部分地区纳入掌握。

这样一来，李鸿章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太平天国的后起之秀陈玉成、李秀成对安徽发动了猛烈攻势，一举攻占皖北数座府城，并围困庐州。陈、李会师后，1858年9月再次击溃江北大营，随后于11月取得三河镇大捷，攻克庐州，解安庆之围。李鸿章这时已停办团练事务，在家为父守孝，他写信向曾国藩哀叹“事势艰难极矣”，希望恩师能伸出援手，助其脱困于“面面皆贼”的危境之中。

按照曾国藩的用人要求，须有科举功名之人领兵作战他才放心，李鸿章是进士出身，又与其有师生之谊，显然很符合条件。然而曾国藩并没有马上就同意李鸿章前往效力，因为他觉得，李鸿章虽有杰出才能但傲气过甚，先得挫压一下以后才好管理，当然其中也蕴含有盼其大成以继衣钵的意思。

1859年1月，李鸿章终于如愿以偿接到曾国藩的邀请，成为曾幕中首屈一指的文案，同时也受到曾国藩各方面的熏陶。1860年春夏之交，李秀成奇袭杭州借机再次击溃江南大营，兵锋顺势而下直指上海。清廷一时慌了手脚，紧急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俗语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曾国藩的显赫给李鸿章的发迹带来了潜在契机。

就上海方面来说，8月19日李秀成所部围攻法租界，被担心商业利益受损的英、法联军以洋枪火炮击退。李秀成认定这是误会，还不想与洋人彻底决裂，所以没有下令死战而是撤兵西去，上海城得以化险为夷。但到了1861年底，忠王大军攻克杭州后再度兵临城下时，形势就显得异常严峻了。另一方面，与协防上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法军队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1860年9月进逼北京，咸丰吓得逃出皇城，最终以签订两份更加丧权辱国的条约来结束战争。二

尽管外国人的主要目的只是通商，但当时晚清王朝的君臣大多不这样认为，另一方面，与太平军战争的胜负，更直接决定他们自身的生死存亡。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迫使清廷亟需增强国防力量。在率领湘军人马与太平天国鏖战的过程中，曾国藩逐渐发现洋枪火炮等热兵器相较于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的作战优势，1855年他曾在江西设立了小规模兵工厂。

1860年11月23日，奕䜣、桂良、文祥在《奏俄使请教中国制炮并助攻江南代办漕米请旨遵行折》内，提到俄国愿意派匠役来中国教导制造枪炮、炸炮、水雷、地雷、火药；清廷决定选派兵丁在恰克图“认真学习制造、演放各法”。此件经廷寄转发给曾国藩等人，曾氏在复奏中说：“如能将两事（指借夷助剿与代办漕米）妥为经画，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以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1861年1月24日，奕䜣等再次联名上奏，就法国愿出售和派匠役教导制造枪炮兵船一事，提出“倘酌雇洋匠数名，在上海制造，用以剿贼，似属可行。应请饬下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外洋师船现虽无暇添制，或仿照其式，或雇用其船，以济兵船之不足，尚觉有益”。这些可能对曾国藩产生了一定启示作用。1861年9月5日，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重镇、当时的安徽省省会安庆，曾国藩随即将湘军大营迁往安庆，并于秋冬之交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这被视为洋务运动军事工业兴起的标志。

曾国藩应上海士绅之请，同时也为了扩张湘军的收入来源，同意派李鸿章东下援沪。1862年4月，李鸿章一抵达上海，便被英法军队的战斗力所慑服，因为他们拥有令人惊叹的新式武器，在各方面都远胜于自己的淮军。为了完成保卫上海的任务，李鸿章多方设法给淮军购置西式枪炮，但军需枪炮用量很大，假如全靠向洋人购买，不仅淮军饷银无法负担，而且花费靡多委实不值。他不由感叹：“但望速平此贼，讲求戎政，痛改数百年营伍陋习，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

从苏州流寓上海的翰林、幕僚冯桂芬向他建议，“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工成，与夷制无辨者，赏给举人”。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这种观点对李鸿章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身处沪滨的李鸿章敏锐地感觉到，中国的长久之患并不在这些揭竿而起的泥腿子，而是虎视眈眈的外国列强。所以他在和友人谈心时说道，“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夺魄”。但“讲求洋器”不能“专靠洋人做生活”，从1862年起，他就饬令属下开始试验，着手筹备工作。

李鸿章向清廷上奏，“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查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夺其所恃。臣设局仿制，原为军需紧急起见，亦欲中国官弁匠役互相传习而愈精。”军情急需仍是当时第一要务，清廷统治者对此有清醒认识，应该说，在开始阶段也是相当支持的，尽管他们还并不明白这就是作为国家机器之一的军队走向近代化的发端。

11月，李鸿章在上海附近的松江开创了一个洋炮局，又叫炸弹局，命英国军医马格里主持，以制造炮弹、子弹、铜帽和手抛火药罐等军用品为主，是上海最早的洋炮局。次年，李鸿章又命韩殿甲和丁日昌各自办起了一个洋炮局，合称为“上海炸弹三局”。为此，李鸿章受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表扬：“阁下莅沪以来，设立军火局，广觅巧匠，讲求制器以及制器之器，击锐摧坚，业已著有成效。”就从这一年开始，淮军逐渐使用自产的洋枪。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鸦片战争中外来侵略的忧患没能使得晚清政府着力实施军事上的改进，而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半壁江山危及统治的焦虑，反倒迫使他们痛下决心，接受西方的坚船利炮。不难想见，“宁与外贼，不予家奴”这种想法的根深蒂固和流毒之烈，大概也是中世纪统治者对近代国家和民族观念意识淡薄的一种反映。

不过，仿造的办法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点不尽如人意，眼见西方船坚炮利、铠甲鲜明地冲击而来，对于意图迎头赶上的曾、李等洋务派人士来说，这几个炮局的生产能力既不能满足与太平天国殊死斗争的紧急军需，也不能满足他们自强御侮的迫切愿望。曾国藩、李鸿章见一时半刻难以奏效，只好改弦更张。从美国耶鲁留学归来的容闳早就向曾国藩提出，中国要建设机器厂，必须首先建立“机器母厂”，即能够造机器的机器厂，用这个“母厂”制造出来的各种制造工具，来制造枪炮、农具、钟表和其他机械。这个建议对中国工业的近代化有着重大意义。三

1863年，曾国藩派容闳赴美国，购置“制造机器之机器”，李鸿章对此极为赞同，并筹措了68000两白银作为采办经费。李鸿章在上海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将西方军事技术引进中国，在他看来，“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坐镇清廷的“鬼子六”恭亲王奕䜣审时度势地认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十分支持李鸿章的洋务创举，令其详细考察、认真探究外详各种机器的精妙所在。

这时容闳在美国尚未购置好机器，“若托洋商回国代购，路远价重，既无把握；若请派弁兵径赴外国机器厂讲求学习，其功效迟速与利弊轻重，尤非一言可决”。因此，李鸿章打算就近在海口访有洋人出售铁厂机器，确实查验议价定买，可以立时兴造，这样“进退之权既得自操，尺寸之功均获实济”。到1865年5月，恰好虹口区有一家旗记铁厂，厂主因事归国，便想将工厂转让。李鸿章授意丁日昌买下，并将原由丁日昌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炸弹局并入铁厂，由此成立我国近代化史上赫赫有名的“江南制造总局”。

李鸿章觉得，“宜趁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器，实力讲求，期得尽窥其中之秘”。他在给清廷的奏折里表白心迹说，“臣于军火、机器注意数年，督饬丁日昌留心访求又数月，今办成此座铁厂，当尽其心力所能及者而为之。日省月试，不决效于旦夕；增高继长，尤有望于方来。庶几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李鸿章责成丁日昌负责督察筹划，并会同韩殿甲，以及素习算造的分发补用同知冯焌光、候选知县王德均、熟悉西洋军火的直隶州知州沈保靖等人，一同经理该局。不久，容闳从美国购办的100余台机器运抵上海，李鸿章将这批机器全部奏留，划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样，制造局大体规制基本成形。

实现军事近代化最重要的是发展军工生产。而且前敌军情紧迫，制造局也不可能按预期设想，兼及制造其他机器，仍以铸造枪炮借充军用为主。当时清廷的军队在华北平原遭到捻军的沉重打击，曾国藩受命率领士气正旺的湘军前往剿灭，李鸿章则负责坐镇后方保证军需供应。江南制造局的产品绝大多数都直接供应淮军作战前线，正因为此，在沪的外国人都更愿意称它为“江南兵工厂”。

随着新机器设备的陆续添置、人员机构相继增加，制造局厂地显得狭小不堪，而虹口区房租又高昂难支，难以扩充。李鸿章派人多方查探，在上海城南黄浦江畔一个叫高昌庙的地方找到一块没收充公的田产，可作为新厂基的一部分，而其周边比较开阔，宜于建厂，江南机器制造局遂于1867年夏全部迁建于此，即现今世博会中国船舶馆位置（江南造船厂于2008年迁往长兴岛）。新厂占地约70余亩，建有机器厂、熟铁厂、锅炉厂、枪厂、铸钢铁厂、木工厂等车间，以及库房、栈房、煤房、文案房、工务厅、中外工匠宿舍等仓房设施，规模初具，已有点像近代工业那么回事了。此后，制造局的规模逐年扩充，如工艺学堂、翻译馆、炮队营和巡警营等，都先后设立。

江南制造局产品范围日渐扩大，相继制成前膛枪、田鸡炮、开花炮、后膛枪等新式热武器，还造出一些轮船，从军事生产上结束了中国长期以来制造、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的局面，开创了军事工业近代化的新阶段。江南制造局所产军械火药主要供应南北洋海防，包括沿江沿海炮台及兵轮，以及负责陆上防务的淮军，还供应内地各行省的军火，远至云贵等边远地区，其军火供应范围包括全国七八十个部门。

由于事属初创，江南机器制造局方面都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起始阶段主要以生产轻武器为主，1868年成功地制造出前膛装填式来复枪。1875年末，在李鸿章的建议下，以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的产品作为模型，用锻铁仿造有膛线的钢筒前装炮。1876年，经李鸿章多方联络，阿姆斯特朗公司派遣纽卡斯尔工厂监督麦金泉前来中国，进行技术指导，这样，生产海防重炮的机器和专业技术人员都具备了，制造局开始生产钢筒前装炮。

1878年，两门阿姆斯特朗式大炮在江南制造局试放成功。李鸿章对于新的生产给予全力支持，在给清廷的一份奏折中，他称赞阿姆斯特朗产品耐久可靠，并且建议由江南制造局继续生产，以用于增强沿海防务。随后，由于天津机器局的崛起，到1880年代初，江南制造总局的轻武器和弹药已不再运往华北，只有巨型大炮为北洋所需，仍继续运往李鸿章的淮军驻防营地。同时，因为这些产品有的已过时，制造局开始制造毛瑟枪子弹，以满足采用进口步枪作武器的各省需要。

江南制造总局的创设与发展，在晚清开风气之先，对于传统中国的转型意义尤其重大，因为，中国的近代工业是从武器的近代化开始的。真正的近代军事工业，又是从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开始的。其后25年间，武器和弹药的生产变得越来越重要，全国各地共开办了21个军工局厂，较大的江南、金陵、天津三局，都与李鸿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四

除了枪炮弹药的生产，制造轮船的计划也开始提上日程。徐寿、徐建寅父子受曾国藩委派前往上海，襄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进行“驭远”“操江”等兵船及船炮的研制，深得李鸿章赏识。1868年8月，上海自造的第一艘轮船下水，曾国藩在校阅江南制造局新造轮船的操演之后，十分兴奋地说：中国试造轮船“显以定中国之人心，隐以折彼族之异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随后，李鸿章与曾国藩、马新贻等联衔奏请朝廷拨款，得到总理衙门批准，经费有了大幅增加，江南制造总局的生产规模更为扩大。

不料，由于造船计划耗费较大，遭到保守派官僚的激烈反对。李鸿章上奏详细申辩：“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沪局轮船，皆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巨而效迟哉。惟以有开必先，不敢惜目前之费，以贻日后之悔。该局至今已成不可弃置之势，苟或停止则前功尽弃，后效难图，而所费之项，转成虚糜，不独贻笑外人，亦且浸长寇志。”并提出警示：“若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止耶。”

不过，李鸿章心里也清楚反对势力的强大和朝廷的难言之隐，于是主动做出让步和变通，以赢得进一步的支持。他的办法是，限制船只的建造规格，以及将江南制造总局的船只出租商用，或出租给愿意负担维修和管理费用的各省地方政府。李鸿章希望通过这些办法以减少开支，消除反对派的疑虑，保证轮船建造工作不被中断。在李鸿章的努力下，1873年，吨位较大质量较好的“海安”“驭远”等兵轮成功下水，到1875年，江南制造局共造成7艘大型海军兵舰。

其后，因清政府财政拮据，经费来源越来越窄，江南制造局不堪重负，李鸿章从两局的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特点考虑，主张沪局暂停造船，而由闽局全力经营。这不仅比较符合实际情况，而且颇以大体为重，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角度来衡量，也是值得肯定的。

于是江南制造局暂时停止制造新船，将有限的资金用于维持已经造好的轮船。到1880年底，在南洋大臣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又恢复了造船，这次造出了一艘钢甲炮船。然而，通过多年的经验积累，此时李鸿章已非常了解造船的具体情况，认识到自造的轮船成本高而性能却仍不及欧洲。“西洋炼铁炼钢及碾卷铁板铁条等项，无一不用机器……炼工极省，炼法极精，大小方圆，色色俱备”，而中国“物料匠工多自外洋购致，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同时强调，“中国制造之法，宜渐扩充。果使所造行使之速，锋棱之利，不逊洋厂，虽需费稍多，亦可免洋人之居奇，开华匠之风气”。为了尽快组建大清国的海上军事力量，以抵御迎头赶上气焰逼人的邻国日本的潜在威胁，李鸿章暂时放弃了自造轮船计划，大型铁甲舰从外国订购，只有用于战事辅助的小型船只仍由国内制造。随后向英、德等国连续购买了17艘军舰，1888年，北洋舰队基本成军。

为了顺利施行军事近代化的计划，实现“海疆自强权舆”的宏伟目标，李鸿章悉心延揽当时精通或熟悉机器制造的“机巧之士”，为制造局培养了很多管理和技术人才，如马格里、丁日昌、郑藻如、冯焌光、沈保靖、李兴锐等等，都是李鸿章办“洋务”的得力干将。在李鸿章的总监督之下，这些近代科技和管理人才为江南制造总局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曾、李创办的江南制造局，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它制造出中国的第一艘兵轮和第一台车床，生产出了中国第一磅近代火药和第一炉钢水，造就出了一大批近代技术工人和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它无疑是近代中国第一家能稍与外国抗衡的工业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和民族利益。

它采用蒸汽机作动力，以机器为劳动手段，雇佣了一批残存着封建工役制度遗痕、以商品形式出卖劳动力的产业工人。这表明旧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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