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马娅·亚桑诺夫（Maya Jasanoff）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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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恩书系·帝国边缘：英国在东方的征服与收藏：1750—1850年(全2册)试读：
本书获誉
2005年达夫·库珀非虚构类作品奖《经济学人》优秀图书《星期日泰晤士报》（伦敦）年度五佳《观察家报》（伦敦）年度最佳图书
意气风发，充满活力。……亚桑诺夫希望我们重新思考帝国的经验。
——《纽约时报》
一部历史杰作，精彩的原创与罕见的素材融合成颇具说服力的新叙事。大英的帝国再也不复往日模样。
——《卫报》（伦敦）
敏锐而动人……既是原创作品——并且文笔优美——又能吸引人一直读下去。
——《纽约太阳报》
没有专注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帝国建造者……亚桑诺夫聚焦在野心勃勃、精力充沛、离经叛道的几个人身上，他们利用东方，将其作为重新塑造自我的手段……一个不为人知的迷人故事。
——《波士顿环球报》
这本书立意巧妙、研究深入、文笔传神，它阐释了英法两个帝国的存在史、工艺品和文化，并以生动而细致入微的笔触描写了相关的所有参与者。这是一种独特的新声音。
——琳达·科利（Linda Colley）
马娅·亚桑诺夫……这次难忘的首秀大获成功。部分原因是为反映这一主题，她采用了一种活泼生动的研究方法，打破了现有的藩篱。亚桑诺夫对世界的考察让人们忆起了东方正午的阳光、那里令人难忘的恶臭和咆哮，但她描写了居住在那片土地上、读者可以认同的人物，他们一如虚构人物一样陌生，却实实在在地生活过。
——罗伯特·麦克拉姆（Robert McCrum），《观察家报》
此书是一场出乎意料的精彩首秀。马娅·亚桑诺夫是这些年来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学家之一。她以妙趣横生的叙事和精彩出色的研究为我们呈现了这部开拓性的著作。《帝国边缘》是一本“必读之书”。
——阿曼达·福尔曼（Amanda Foreman），《德文郡公爵夫人乔治娜》的作者
文前辅文
马娅·亚桑诺夫的“帝国往事三部曲”还包括《自由的流亡者：永失美国与大英帝国的东山再起》《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
献给我的父母，他们都是跨界者
帝国迷梦与梦幻帝国
[1]陈晓律英帝国或许是世界上最为神秘的帝国。
这是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帝国，都不具备同英帝国进行比较的资格。没有一个帝国，是所谓地理上、政治上、文化上、宗教上、人种上那样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帝国，而英国是第一个涵盖了上述所有内容的“全球性”帝国；然而，这还不能完全体现英帝国的独特性，因为它还具备另一种特质，那就是它使世界的很多地区，与英国所属的现代性联系起来了。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历史上的大帝国，随着扩张的范围过大，帝国中央的属性在边缘地区逐渐淡化，最终消失在了自己所征服的国度或文明之中。毕竟，离帝国的中心太远，帝国的中央影响力递减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然而，英帝国的独特性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这样一个日不落帝国，这样一个在几个大洋和大洲都可以看到米字旗的庞大帝国，其帝国中央的属性，或者你也可以将其称为英国性，却并没有随着帝国扩张的步伐而逐步淡化，更谈不上消失，甚至在帝国解体后，这样的属性依然还能存续下去，这就不能不发人深思了。
首先应该确定的是，这种所谓的英国性，主要应该是一种现代属性，而不是其他的内容，当然，英国自身传统中的很多特点，也会融入这种属性之中。正是这种带有浓郁英伦色彩的现代性，使英国对它统治过的区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而英帝国，在某种意义上讲，给这种英国性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极为广阔的平台。换言之，在母国之外，英国的影响主要是对其殖民地的影响。概括地讲，英国的影响在其殖民地一般以两种方式出现，一种是“硬件”，即制度性构建的遗产，另一种是“软件”，即思想文化和精神类的东西。第一种属于器物层面，但依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恒久的制度：如议会制度，司法独立，政党政治，三权分立等；第二类是具体的制度性安排与经济对策，如社会福利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金融政策，投资政策等，这后面的一类是需要根据情况不断进行调整的政策，也不会有完全固化的模式。而“软件”的遗产则比较复杂，英国文化遗产中也有属于那种具有恒久意义的东西，或者说是构成一个社会的基本原则，如自由，民主，法治等，这些东西至今尚无人否认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另一些则是具有很浓厚英国色彩的东西，如绅士风度，休谟三原则，普通法传统，行为规范的向上层看齐，对田园生活的留恋，对传统的极端尊重甚至以此构成的一种保守主义心态，等等。对前一类的文化学界的争论并不多，对后一类则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凡是在英国统治存在过的地区，这些硬和软的“英国因素”，都对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明显或潜在的影响。
就英帝国的移民殖民地而言，英国因素的影响基本是积极的。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一类的英属殖民地，大体移植了英国的整个政治体系和司法体系，甚至在文化习俗方面也是如此。由于这些国家的移民大多来自英国，本身具有英国自治和法治的传统，并习惯于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生活，所以他们政治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就是获得与母国人民一样的权利。一般而言，这样的制度变革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其原因一是殖民地人民积极地争取这些权利，另一方面则是北美独立战争使英国吸收了教训：不能过分束缚此类殖民地的发展，否则会产生第二个美国。因此，无论是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是新西兰，它们在制度方面的现代化进程几乎都没有大的起伏。同时，在外交、安全和商贸方面，它们还充分地利用了与英国这种特殊关系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由于有这样的机遇，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十分顺利，并几乎在不为世人注目的情况下，就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以这样的发展方式完成现代化任务，有其历史、地缘、文化乃至种族的独特渊源，尽管其发展进程并不完全与母国同步，但在如何适时地根据自己的国情构建现代化的大厦，如通过协商或立法来协调本地住民与外来移民的关系，适当保护少数族裔权益，通过现代教育体系来整合社会，实行务实外交政策等方面，依然与母国极为相似，甚至在这样“亲兄弟”的基础上加强情报合作，出现五眼联盟之类的组织，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那些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由于是被强制纳入“英帝国”的，英国的殖民入侵打断了这些国家的正常秩序，所谓“英国因素”激起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英国因素”当然不乏正面的影响，但负面的影响也不可小视。这不仅是英国在这些地区和国家采取了完全不同于移民殖民地的政策，而且也在于这些传统文化必然会与英国即便是现代化的外来文化发生激烈的冲突，这在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地区表现得最为典型。由于现代化在这些地区的“异质性”，加之英国首先是维护自己的殖民利益，所以，这些地区和国家现代化进程所遭遇的种种阻力，显然超过了世界的任何一个地区。从殖民者一方而言，他们面临着既要打破原有的自然经济和政治结构，又要创建新的现代政治经济结构的任务。殖民者当然不可能按照当地民众的利益来完成这些任务，于是，他们便按照自己的利益来部分地打破传统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保留那些对自己的统治有利的东西；同时，也部分地引进了现代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以有利于自己的管理。于是，在这些地区出现了典型的刘易斯所定义的“二元社会”现象。一方面是现代的制度和行政管理机构，一方面是传统的个人统治权威，一方面是受到西方教育，并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社会精英，另一方面是几乎还在传统社会生活的普通大众；现代经济部门在一些地区已经建立，但其目的并非为了殖民地本身的发展，却是为殖民者获取最大利润而经营，于是，传统与现代以一种杂乱无章的状态交织在一起，始终未能很好地融合。而这些地区在20世纪中期先后获得独立后，所产生的问题也就十分突出了。相对落后的地区具有强大的“向后看”的势力，尽管实际上并不可能向后看，但其具有“反现代化”的巨大能量，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起着明显的阻碍作用；而殖民时期相对发达的区域以及各种殖民者的现代化“飞地”，却产生了具有现代化倾向的各种社会力量，它们强烈地要求按照英国方式迅速完成国家的现代化任务，两种力量的碰撞往往转化为激烈的社会冲突。在这种大的“二元”背景下，整个国家还由于贫富、种族、宗教信仰等差异分化出若干个“亚社会集团”，不仅使国家要实行的政策发生了种种变异，甚至还产生了危及国家生存的分裂势力。所以，英国殖民者的遗产，无论是制度的还是精神方面的，都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后果。于是，在这一区域，就出现了某种色彩斑斓，有红有黑，然而却使人无法把握的梦幻场景。
这种梦幻场景，首先应该是英帝国迷梦的一个组成部分。日不落帝国的神话太迷人了，太伟大了，这样的帝国怎么会消失呢。所以，英国政治家们，甚至到20世纪60年代，还认为自己的边疆在喜马拉雅山脉，这实在是令人扼腕。不过，帝国迷梦能一直做下去，除开英国因素在英帝国的范围内广泛留存，使英国人总不相信帝国真的会随风飘去之外，还因为英国人在构建实体性日不落帝国的同时，构建了一个想象中的梦幻帝国。
殖民者在入侵上述地区时，固然伴随着血腥和杀戮，伴随着毁灭和掠夺，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事情——毕竟这些人并非善男信女。然而，这些人尽管有种种缺陷，但也还是一个正常的人，也还是一个自认为的“文明人”，也还有自己的想象力和审美情趣。于是，在他们的眼中，这样一些从未真正接触的异域文明，显然是一个比自己原有文明有趣得多的审美所在。之所以用审美这个词，是因为殖民者在这些地区，既不用承受原有文明那些繁重的劳役与压迫，也不必受那些传统观念的恐吓与束缚，又同时摆脱了母国的种种禁忌，于是，他们可以用一种超然的眼光来欣赏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了。这样一种三不管的审美意境，甚至在他们的出生地也不可能获得。
于是，一个梦幻帝国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各种正史中不会出现的人物中产生了，因为正史的视角无非是两大类：殖民者的视角与殖民地人民的视角，前者当然是把英国人的征服看作是文明世界的胜利，后者自然把帝国看作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锁，尤其是殖民地独立后的民族主义者。当然也还有相对对客观一些的“修正”视角，这类学者希望以更加严肃的态度来研究这一段历史。但这本书是一个另类，它不仅探讨了英国竞争对手和反对者，以及复杂的文化融合方式，还触及了在正史中很少关注的人群。正如本书的作者马娅·亚桑诺夫所描述的，他们绝不囿于传统上诸如职业、宗教、阶层乃至种族和国籍等的社会属性。相反，他们是一群共有同一种习惯和兴趣之人，横跨整个帝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从王公、军官、公职人员和商人，到观光客、妻子、艺术家和探险家。他们的猎奇、他们的想象，在这片殖民者征服的土地上勾勒出来一个神秘的梦幻世界。其中，中国人最熟悉的或许是英国作家詹姆士·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中所描绘的香格里拉，这样一个中国的边陲地区，中国人自己都没有将其设想为一个世外桃源，但在这个英国人眼中，它却成了真正的绝版仙境，并且以其梦幻般的号召力，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往观光。而马娅·亚桑诺夫所关注的这些人群，在某种程度上是各种类型的詹姆士·希尔顿，在他们的活动中，人们看到或是发现了不同的《消失的地平线》的翻版。
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喜欢收藏，收藏品丰富多彩，折射出异国文明神奇的魅力。这些英国人在不久前才刚成为主人的地域，它们本身的文明远比英国人的长，而绚丽多彩的各类文物和艺术品，对这些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于是，在英国人直接统治的区域之外，产生了勒克瑙这样神秘诱惑并使人堕落的城市。正如一些英国人所说，这里崇高与荒谬合二为一，人们对它的体验非爱即恨。欧洲人的收藏嗜好也如同瘟疫一样传播到了当地的富豪之中。当然，在埃及，同样的猎奇行动也发生，英国人几乎是在随时准备与法国对手争夺各种收藏。而这种争夺最著名的收获，是英国人总算从埃及或者是法国人手中夺得了罗塞塔石碑。其借口是，“以免法军在一气之下将其毁掉”，结果，这块石碑去了大英博物馆。于是，我们今天还能在伦敦见到它。无论是谁得到了它，只要它还在博物馆，就算幸事，否则，如同巴米扬大佛那样被极端势力摧毁，就太可悲了。毕竟人类文明的瑰宝，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不过，殖民者的收藏，还是与当地人有所不同，那就是他们也许在一段时期内愿意把藏品放在本地，但最终是要运回母国的。在这一点上，这些收藏家们几乎是无一例外。尽管一些收藏家有在当地开开展览会之类的善意，但最终这些藏品是要运回“家”的。正是这一点，显示出收藏者殖民者的属性。也许，殖民者从来没有把帝国征服的区域真正当作自己的“家”，他们在这些地方，只是惬意的过客，他们愿意待在“梦幻帝国”的境界里享受人生，却不愿在梦醒之时随风飘去，因此，一种现实主义的本能促使他们把藏品放在自己的归属之地。或许，正是这种心态，使帝国迷梦一开始就只能是一种梦。当二战后这样的帝国迷梦逐渐消失之后，这些收藏家们的藏品却可以使英帝国的忠实子民继续在梦幻帝国的仙境中品味征服者和胜利者的快感——当然，这也意味着被掠夺者同等的愤怒。
然而，历史是复杂的。无论这些英帝国的藏品引发了多少前殖民地民众以及移民的不满，这些藏品依然还在，总是不幸中的万幸。在这一点上，我赞同作者的看法，物品的意义既存在于它们本身之中，也存在于人们看待它们的视角。当然，“所有的视角都是受限的，一个人的财宝或许会成为另一个人的赃物。但收藏就像建设帝国一样，代表了人类对保护与组合、秩序与掌控的持久意愿，我们只能希望接受和包容式的收藏品最终能战胜收藏帝国时的暴力”。
的确，这是一本另类的帝国史，也是一本收藏文化史，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英帝国，实际上也在某种程度上解读了全球史，使我们对英帝国的认知更为立体，当然值得向不仅是专业人士，而且是一般的读者推荐。而使我不由自主地向读者推荐此书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是一本极好的，可以随时“杀时间”的读物。此书的阅读不必从头开始，看到哪是哪，只要有趣就行，无须在意故事的完整性。此外，此书的印刷开本不大，且是软封面，便于一手掌控，以各种姿势翻阅，尤以坐着和躺着慵懒斜视为佳。而一想到在南方寒冷的冬夜里，手捧此书，虽无红泥小火炉之雅趣，却可享电热毯烘烤之温馨，就不禁幸福得直哆嗦。
故此推荐。
愿诸君在用此书杀时间之际获得逸兴与充实。2019年5月19日星期日于南京市龙江小区阳光广场
[1]陈晓律，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前言：帝国的世界，世界的帝国
[1]加尔各答，一个晴朗的秋日清晨，难近母节过后不久。窄巷的尽头立起一座巨大的白色十臂女神像，那是湿婆的女性化身，雕像以竹条、制型纸板和大量的鲜艳颜料制成，专供庆典之用。此前不久，我刚路过一个地方，看起来像是加尔各答的中央香蕉仓库，卡车卸下的成穗香蕉层层叠叠，在一幢山间小屋前堆积如山。再转个弯就走进一条油香弥漫的街道，那里的男人都坐着揉搓然后油炸一种叫作拉杜（laddoos）的亮黄色甜点，炸好后堆成一座座高塔。但我面前却是最[2]出乎意料的一幕：一座庞大的帕拉第奥式庄园，装饰着两扇锻铁大门，耸立在重重窄巷之后，宛如手绘的舞台布景。[3]
此地人称大理石宫，只是一栋部分意义上的住宅。房主是一个姓穆利克的正统印度教家族，1835年建成以来，他们在庄园里塞满了来自欧洲各地的艺术品和物品，并向访客开放——这使得大理石宫成为印度的“首家西方艺术博物馆”。我本可择日再来一探大理石宫的藏品和历史。但在那个早晨，在我走过前院巴洛克式的奇葩异卉，沿浅阶拾级而上时，不禁感觉自己徜徉在一个奇妙而未知的平行世界。我在台球室一张破损的皮制高背长椅上坐下。希腊诸神的石膏塑像和大理石雕像从四周墙壁上向下窥探，屋顶的吊扇像二战轰炸机的螺旋桨一样在头顶旋转。虽然城市的喧嚣就在数百英尺之外，这里唯一的声音却是后院一个名副其实的鸟舍里传来的婉转鸟鸣。简直像是狄更斯入乡随俗了。
这种地方在文化上实属怪异，但考察这一点绝非难事，只须感受各个物品，而它们显然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但如果试图从它本身出发来严肃地理解它的意义呢？我在研究大英帝国文化史时参观了大理石宫。我读过的有关帝国和文化的大部分内容都为我们详尽地描绘了一幅或许暗藏杀机的画面，画面中的欧洲白人殖民者试图取代、占有或贬低他们所遭遇的非欧洲民族和社会。那些内容更多地关注欧洲人如何应付非欧洲人而非相反，讨论的重点往往是冲突而非融合。但我在这里看到了一幅全然不同的画面：这是一个真正嵌入东西两方文化之中的所在，也是依然鲜活生动的帝国遗迹。我想知道，如果穿过这样一扇大门走进帝国的历史，又会是怎样一番场景？从内向外观察帝国，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在写作本书期间遭遇了很多出乎意料的东西方并列交融的现象，大理石宫只是其中之一。有那么令人心跳骤停的一刻，我在法国阿尔卑斯山一家档案馆的密室中发现了莫卧儿王朝皇帝的信件，它们都叠成窄长条，塞在一个破旧的金属箱子里，仿佛自从萨伏依的收信人在200年前阅毕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碰过它们。还有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我在一座埃及神庙的空寂废墟上发现了一位离世已久的英国外交官的名字，它有气无力地刻在石头上——徒劳地寻求不朽。后来我竟然在纽约发现了他劲敌的签名，就刻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玻璃天花板下的丹铎神庙内墙之上。一次我在佛罗伦萨郊外的山坡上参观一座完美的托斯卡纳庄园，发现了一把虎头刀柄的长刀，这是在1799年那场大英帝国最跌宕起伏的战役中，从印度南方城市塞林伽巴丹（Seringapatam）缴获的。
这些散落四方的凭据——从欧洲乃至美洲，到英国及前大英帝国各地——没有一个是有关大英帝国的大多数书籍中出场的物证。那种历史往往不带个人色彩，时而空谈理论，常常会脱离欧洲和其他非帝国世界更广阔的背景。与之相反，本书的核心内容乃是所有这些遗存之物背后的故事。每一件遗物的前主人都曾经在大英帝国最东端的印度或埃及生活过，那是东西方长久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边界开始形成的年代。这些遗物的前主人是以有形的方式接触异域文化的男男女女：物品的收藏家。他们购买、委托、交易、掠夺、偷盗、俘获、搜寻；既维护也时有破坏；既感动莫名又垂涎三尺；他们失去了一切，却把那一切记在心间。这些收藏家用自己的生命和遗产为东西方搭建起桥梁，把我们带入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私密帝国史。他们还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英国本身是如何在印度和其他地区汇集成一个帝国的宏大故事。
对于不列颠和大英帝国来说，从1750年到1850年这100年是帝国形成的世纪。1750年，不列颠还是一片帝国汪洋中的孤岛。这座小岛上只有八百万人口，是宿敌法国的一半，这种失衡引发了巨大的民[4]族焦虑。相比之下，不列颠的殖民帝国也平平无奇。在大西洋世界，西班牙和葡萄牙仍是最大的霸主。法国构成了更大的挑战。尽管英国的北美殖民地让邻近的新法兰西相形见绌（英国在那里有250万殖民者，而新法兰西只有微不足道的7万人），但法国却威胁要将它在五大湖地区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定居点连接起来，遏制十三殖民地，并将令人心动的西部纳入囊中。在地中海和中东地区，与法国、西班牙或意大利诸邦相比，英国的存在感很低。在印度，它只是在海岸地区拥有“代理店”（或称贸易前哨）的欧洲诸国（包括葡萄牙、荷兰、法国和丹麦）之一。西班牙、葡萄牙及荷兰垄断了与东亚和东南亚的贸易（荷兰控制着属于当今印度尼西亚的几个颇有价值的香料岛）。至于南太平洋这个英法后来激烈对抗的地区，直到1768年詹姆斯·库克船长首次出海远航之后，英国才将探索的目光投向那里。
但到了1850年，世界以及英国在其中的地位都大不一样了。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工业化国家，人口高度城市化，城市人口比1750年多了将近两倍。欧洲各地几乎都遭遇了入侵、革命或内战的灾难，唯有英国幸免于外。在欧洲，英国享有空前的外交和政治权威，以及工商和财政上的优势。在海外，英国从前的帝国对手鲜有能与之匹敌者。老牌殖民势力只有法国可与之一战，其帝国在1830年重新发动了对阿尔及利亚的侵略。在这个世纪的中期，英国全球力量的最大挑战者仍在形成之中：美国和俄国这两个帝国都在争先恐后地奔向太平洋。1850年的大英帝国囊括了全球的四分之一，[5]从渥太华到奥克兰，从开普敦到加尔各答，从新加坡到西班牙镇，无远弗届。世上五分之一的人口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臣民，还有数百万人居住在英国投资和间接控制的国度（如阿根廷或葡萄牙）。伴随这种地理扩张而来的，是意志、人力和文化上的统一性，把帝国的众多互不相干的部分联结起来。大英帝国向来不乏批评者，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它的连贯性也永远是名义（或在地图上）大于实际。但到了1850年，很多英国人逐渐把帝国看作英国本身的基石之一和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帝国的太阳升起来了，似乎永无日落之虞。
本书按时间的顺序记载了英国在印度和埃及这两个最东端的地区崛起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历史。那些地区将会成为大英帝国在“东方”的地缘政治门户，1750年后，英国势力在那里的扩张最为显著。它们也是西方概念中“东方”的柱石，欧洲正是在那里遭遇了最多样和复杂的文化差异。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我的叙事都在帝国边缘展开：时间上是在英国规则的诸多界限确定下来之前，空间上是站在宗主国边缘人民和地区的立场上。这部大英帝国主义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法兰西帝国史，讲述了在两国东方利益最终成形的过程中，英法对抗所起的作用。但最重要的是，本书讲述的是真实的人身处帝国内部所经历的帝国扩张。在这个广袤而不断变迁的世界里生活感受如何？从收藏家的视角看去，这个世界又有何不同？
我有意采取了一种非传统的方法，通过研究一种行为和沉迷其中的人——收藏和收藏家，来考察帝国的扩张。一个主要原因只是为了从过去中还原新的形象和新的经历。但这些个人的遭遇也在更笼统的层面上为文化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我并没有把搜罗文物解读为帝国强权的显而易见或顺理成章的表达，抑或是“帝国事业”的必然结果。相反，搜罗文物的历史揭示了帝国的复杂性；它表明权力和文化是如何以混乱、偶然，时而自相矛盾的方式来交汇的。我没有把搜罗文物看作帝国强权之表现，而是把大英帝国本身看作一种收藏：拼接连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清晰，被一系列的环境、意外和计划塑造成形。
书中谈及的男男女女多半不是通常出现在史书中的人物。首先，他们绝不囿于传统上诸如职业、宗教、阶层，乃至种族或国籍等社会属性；相反，他们是一群共有同一种习惯和兴趣之人，横跨整个帝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从王公、军官、公职人员和商人，到观光客、妻子、艺术家和探险家。帝国收藏家中既有罗伯特·克莱武和拿破仑·波拿巴这种家喻户晓的大人物，也有英国小外交官亨利·索尔特，或离经叛道的爱尔兰裔军人“印度人”查尔斯·斯图尔特这种边缘化的无名之辈。收藏家的标准多少有些随意，这一点不可避免——而且虽说本书中写到的一些人物充满激情地致力于获取藏品，还有些人却更多是在习惯或环境的左右下，在生活中偶遇那些艺术品而出手抓住的。但他们都有另一个关键的特点：他们都用藏品来展现、打磨或塑[6]造自己的社会形象。收藏是一种自我塑造之道。实际上，收藏与自我塑造之间的联系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现象，从欧洲人延伸到了印度王公身上，前者把艺术品收藏作为真正绅士的象征，后者用收藏遥远国度的物品来增加个人的魅力。
帝国收藏家跨越了文化差异的界线。当文化被提炼到抽象的程度，谈论“文明的碰撞”就容易多了。但真实世界里真实的人却不必以对抗或单一的方式来体验其他文化。帝国收藏家们的故事让我们一目了然的，是文化遭遇的过程涉及了多少跨越与融合、隔离与分歧。在如今这个关于帝国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讨论盛行一时，却没有多少人愿意接触和理解其他文化的时代，还原帝国生活的多样性及其同理心显得格外重要。
这些故事还抵消了后殖民研究中把欧洲帝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碰撞描述成本质上对立的一边倒事件的倾向：关于西方势力如何在技术、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在非西方社会强制实行霸权，有太多凄惨而肮脏的故事。从爱德华·萨义德在他开创性的著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中强调西方话语定义和左右东方“他者”的能力，到颇有影响力的印度期刊《贱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再到近来有关各种杂糅形式的研究——似乎可以说，大多数学者都把精力花在描摹“西方”如何对“其他地区”施加压力、展示力量上了。[7]诚然，这大体上正是欧洲帝国的企图。但帝国主义并非单向街，力量和文化也并不总是步调一致的。在试图理解欧洲势力如何对他国一意孤行的同时，也该思考一下其他的国家如何改变和挑战了欧洲势力。
各档案馆里都塞满了生活在帝国东部边缘的人们——例如随营人员、口译员，乃至普通士兵（关于他们的文字竟出奇地少之又少），或是妇孺——尚未诉说的故事，他们的经历都很值得研究。收藏家们因为主动而实际地参与其他文化，也因为他们痴迷于地位和自我塑造，而成为我们探索帝国边疆的出色向导。此外，他们把收藏品运回欧洲，在向西方大众展示异域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很多重要博物馆里的印度和埃及收藏品常常被认为是制度性掠夺和侵占的产物，实际上却源自本书所介绍的这些人强烈的个人品味和雄心。
因此，本书的核心目标就只是讲述他们的故事。但就像古吉拉特绣花布上缝的小镜子一样，这些故事也会反射出它们所处的广大世界的诸多特征。如果从小处着眼，全貌看来是怎样的，又有何不同之处？在叙述完这些个人史之后，我还会通过它们来探讨大英帝国在东方更广泛的轨迹如何比传统叙事表现的过程更加复杂和无常。同样，帝国在本书中的形象也会让读者觉得陌生。
人们曾一度把大英帝国的崛起描述成胜利的进程：是“天命”，[8]必然之事，好事一桩。实际上至今仍有人如此讲述帝国的故事。虽说政治倾向完全相反，但后殖民时期的民族主义者对帝国的描述也同样是一边倒，他们把大英帝国形容成一个阴险的庞然大物。当今的严肃学者绝不无条件地支持以上任何一种观点。然而，关于帝国的讨论中仍然存在着些许目的论，认为结局不可避免：白人终将获胜，重任[9]在肩，殖民地人民被排斥在外。与之相反，本书重点考察了大英帝国成功之路上的种种障碍。英国的扩张既受到内部势力的非议，也面临欧洲对手的竞争，尤其是法国。由于英国严重依赖欧洲大陆，也日益倚仗帝国臣民的劳动力和支持，其扩张的“英国性”也相当靠不住。看到英国力量的裂缝和不安全因素，有助于解释这个帝国为何以[10]及何时采取了这些特殊的形式。
大多数关于英国扩张的叙述都很少谈及英国的竞争对手和反对者，而本书的总体叙事关注更广泛的全球背景，英国势力正是在其中勉力前行并屡受挑战的。首先，大英帝国的历史必须与法国及其帝国史——特别是英法战争那段历史——联系起来理解。从1756年开始的“七年战争”到1815年滑铁卢战役的将近60年里，英法之间开战了三次以上。这是现代“全面战争”的18世纪版本。在英国，与法[11]国的战争主导了政治、财政和文化。在法国，与英国的战争对国家、经济，以及最终对君主政体本身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也是一场全球战争。为了维护帝国的利益，这场战争在多个大洲展开，对于英法两国帝国扩张的步伐、动机和方向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在滑铁卢战役之后——当时英国的全球霸权达到了顶峰——法国仍在影响着英国的帝国扩张和帝国欲望。说起来，在两个大国觊觎之下的奥斯曼帝国，看似法国还占据了先机。甚至在印度，传统观点认为法国的野心在1760年代便式微了，但法国的一些决策者却仍在旁遮普邦广结盟友，怀抱着复兴的梦想。简而言之，书写大英帝国史而不把法国涵盖在内，就像书写冷战时期的美国，却绝口不提苏联一样。法国对于现代大英帝国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我笔下的大英帝国全景不同于大多数书籍的第二个方面是，我的重点在于英国势力属于尚在形成之中的非正式力量的地点，而不是英国公然征服、占领并统治之地。“帝国”是个很灵活的词，而以灵活的方式来诠释这个词，可以让人理解欧洲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探索并建立帝国的整个机制。埃及在1914年成为受保护国之前并未正式加入大英帝国。就连在19世纪末被认为是大英帝国“皇冠上的宝石”的印度，也从未彻底英国化。1947年印度独立之时，这块次大陆上还有整整三分之一的国土由名义上独立的王公所控制。而在1857年之前——也就是本书覆盖的整个时期——印度属于“英国”的各个地区也并非由英国政府，而是由部分处于国会监督之下的私营东印度公司统治的。
在此期间，埃及全境以及印度很多地区仍是老牌东方帝国统治者——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的保留地。尽管在欧洲帝国看来，莫卧儿和奥斯曼政权有时像是花拳绣腿，它们的持久存在却有着若干原因。一方面，这表明英国本身的帝国合法性有很大一部分是从老牌的非欧洲势力那里获得的，法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另一方面，这还意味着文化融合正是植根于帝国国家的日常运作之中，从法律制度和税收制度，到宗教仪式、等级和人事管理的方方面面，在印度尤其如此。欧洲国家继承了——往往还特意呼应了——莫卧儿和奥斯曼的统治方式。最后，只要莫卧儿和奥斯曼这些傀儡持续存在，欧洲诸国之间的竞赛就不会结束，它们仍要为争夺幕后影响而打个不停。在所有这些方面，英国在莫卧儿和奥斯曼地盘上的统治都形成了某种远非“英国味”的东西，也没有后来那些帝国象征所显示的那么正式和庄重。
从1750年到1850年这100年里，英国在印度和其他地区“收藏”出一个东方帝国，它起步于孟加拉，从那里开始不断添加进其他的区域。这当然不是说帝国的扩张毫无系统，也没有宏大的叙事。英国并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J.R.西利（J.R.Seeley）的著名论断所[12]说，“心不在焉地”得到了它的帝国。甚至可以说，就连西利也心知肚明，英国与法国争斗数十年时间，才建立起自己的帝国。但我把英国这一时期的帝国扩张描述成显而易见的收藏，还希望表明这比“帝国事业”这种熟悉的语言所蕴含的意义更加零散、偶然和无常——在很多方面还是协力完成的。
英国本身在两个重要的方面就像一个帝国收藏家。和本书描述的诸位收藏家一样，英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微言轻。与莫卧儿、奥斯曼，以及其他本地政权相比，英国微不足道，那些政权的物质和技术资源当然会令英国踌躇不前，劳动力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胜过英国。在其他欧洲对手（主要是法国）看来，它也不值一提，英国自己显然也如此认为。
和其他收藏家一样，英国也利用收藏来重塑自身，定义其帝国的使命感。1750年，大英帝国在新教和自由意识形态的支持下，基本[13]上还是个在大西洋地区活动的殖民和贸易国家。这与天主教欧洲的大陆帝国、“东方”，甚至古罗马都有着自觉的不同，这些地区被广[14]泛批评为残暴、专横和独裁的。然而到1850年，大英帝国所拥有的正是这些：通过征服和直接统治逾百万显然是外国的臣民所形成的洲际帝国。此外，很多英国人对此深感自豪，他们在区区数代之前还对那些大陆帝国持怀疑态度。因为如果说与法国作战有效地为英国赢得了一个崭新的帝国，那么它也巩固了英国作为国家和帝国势力所主[15]张的一种新的理解。19世纪初，英国自由党开始高扬一种新的政[16]治意识形态，把民族和帝国囊括在同一套话语中。维多利亚女王在1837年登基之时，自由主义的改革确保了天主教臣民可以坐在国会里；贫困臣民的吃住得以满足（尽管并不满意），并由国家承担费用；而中产阶级臣民则可以投票，其中大多数人是第一次拥有这种权利。最重要的是，1833年废除了奴隶制，没有哪个英国人从此可以合法地拥有奴隶，或成为奴隶。
在惠及所有臣民的一揽子“英国人”权利上，自由理想的帝国后果体现出一种新罗马版本的英国帝权。1850年，英国的英裔爱尔兰人、在苏格兰接受教育、多种语言运用自如且直言不讳的帝国主义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Lord Palmerston）就发出了这个时代最强音。他在为一个遭到侮辱的大英帝国臣民辩护时，振聋发聩地宣称：“就像往昔的罗马人为了免受侮辱，会说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那样；英国的臣民，无论身处何方都应该坚信，英国的关注目[17]光和强硬手段会保护他免受不公正和错误的对待。”这里所说的英国臣民是何方神圣？是个出生在直布罗陀（因而是英国人）、生活在[18]希腊的葡萄牙犹太人，名叫唐·戴维·帕西菲科。
这里自然有不少政治表演的成分，自以为是就更毋庸多言了。然而，巴麦尊及其同僚认清了帝国扩张的一个事实，那是我们如今这个时代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事实，因为我们总是太过强调大英帝国力图把各种他者排除在白人、男性、基督徒、拥有权力的基本主流之外。帝[19]国要包容人民和各种文化。随着不断的开疆拓土，无论帝国变得多僵化，它也必须更加包容。实际上，19世纪英国作为一个帝国、一个民族存续下去，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寻找包容差异的手段，特别是在海外。这当然是自相矛盾的。但帝国的扩张、英国国民性和跨文化包容是生死与共的——不管它们的进程中有多少磕磕绊绊，问题有多棘手，过程有多痛苦，它们依然蹒跚前行。
这并不是说大英（或其他任何）帝国设法避免了种族主义、镇压、暴力或各种偏见的影响。但我们不应把19世纪末期“白人的负担”[20]的态度，强加给前期这种密度更大也更为复杂的人类经验的纠
[21]葛。一般认为与大英帝国相联系的沙文主义道德观并没有推进帝国在东方的扩张。相反，欧洲人在东方地盘上积聚了数代的影响之后，这种道德观才得以巩固。它是在全球英法战争的背景下得到强化的。而且这种帝国道德观是一种误导的、不准确的解释，因为英国的霸权从来不像其支持者（或者当今的很多批评者）暗示的那样是铁板一块。实际上，“白人的负担”多少只是一厢情愿，是以修辞和道德的目的来为大英帝国规则中的弱点和矛盾辩护并加以补偿的一种方式。
我按时间顺序，把英国如何将印度和埃及收入它的东方帝国的过程分成三个部分；它们大致可以依次对应地域、力量和个性。本书的前三分之一从东印度公司占领孟加拉开始，详述了18世纪末期印度十足的世界大同，以及那里伟大的总司令和收藏家罗伯特·克莱武为了给自己在英国社会谋得一席之地而进行的艰难斗争。随后便来到充满生机的北印度城市勒克瑙，那里在东印度公司的控制范围之外，蓬勃发展成了各种收藏家和文化变色龙的避风港。中间的三章关注的是大英帝国收藏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1798年法国入侵埃及，以及1799年英国占领印度南部的塞林伽巴丹。尽管这些战役发生在不同的大洲，对战的是两个不同的穆斯林敌手，但它们实际上却把同一场英法战争的不同前线联系起来。它们共同标志着大英帝国的政策向主动征服、沿着印度的前线和边界“收藏”领地的转变。在这些年里，英法两国也前所未有地成为各种物品的帝国收藏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战役产生了第一批帝国战利品，在英国公开展示。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记述了19世纪初在埃及的收藏和帝国，英法两国为在那里扩大政治影响正对抗得如火如荼，引发了一场搜罗文物的明战。最后，我反思了在帝国边疆收藏——个人收藏和帝国国家的收藏——如何持续颠覆、操纵和扭曲文化边界并产生了持久影响，即便在文化分层更加僵化的时代也是如此。
19世纪末期王冠与号角（或更准确地说是木髓遮阳帽和风笛）的帝国，棕榈树掩映之中的教堂白色尖塔，俱乐部走廊上的杜松子酒和奎宁水，一群本地仆人服侍着脸色红润的英国人，这一切都是我们如此熟悉的画面，以至于有时都很难回想起帝国“教化使命”意识形态发生之前的世界。本书正是想努力做到这一点。它回到那个时代，走进人们生活、热爱、战斗和自我认同的地方，他们真实的状态比后来的帝国沙文主义，甚或许多当今探讨帝国的著述所暗示的状态都要复杂得多。
最重要的是，本书呼吁把活生生的人类经验重新写入一个往往被史学界抽象探讨的话题，要么是伟大征服的话题，要么是冷冰冰的论说话语。这些收藏家和他们的世界在其中都消失了。但他们收藏、搬运并聚集起来的藏品仍在鲜活生动地诉说着他们的激情。在英国及其前殖民地——实际上在全世界各地——这些藏品都是人类接触的确凿证据，正是这些人与人相互接触支撑着难以度量的全球化进程和帝国。我绝无为帝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宣传或道歉之意。但帝国是世界史上的一桩事实。本书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不是它们是“好”是“坏”，而是它们都做了些什么，影响了哪些人，是如何影响的。这里讲述的历史希望反思一个新的帝国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它呼吁人们记住成功的国际关系中基本的人性：呼吁借鉴、学习、适应和给予。为了收藏，也为了回忆。
[1]难近母（Durga），又译作“杜尔迦”，印度教胜利女神，性力派的重要崇拜对象。传统上被认为是湿婆之妻雪山神女的两个凶相化身之一，是雪山神女的降魔相。难近母节又称九夜节，每年印度历七月（公历9、10月间）初一至初九举行。——译者注（除特别说明外，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所注）
[2]帕拉第奥式（Palladian），一种欧洲风格的建筑。威尼斯建筑师安德烈亚·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1508～1580）为此风格的代表。帕拉第奥式建筑的风格主要源自古希腊和古罗马传统建筑的对称性、透视法和价值观。
[3]大理石宫（Marble Palace），北加尔各答一座宏伟的大厦。它是19世纪加尔各答保存最完好、最优雅的建筑之一，因其大理石墙壁、地板和雕塑而得名。
[4]Linda Colley, Captives：Britain, Empire and the World 1600-1850 （London：Jonathan Cape, 2002）, pp.4-10.人口焦虑直到1801年进行的英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后才得到缓解。
[5]西班牙镇（Spanish Town），牙买加东南部城市。
[6]这里，我受到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trans.Richard Nice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的影响。收藏与上流阶层之间的关系已得到早期现代欧洲很多学者的详细研究：Lisa Jardine, Worldly Goods：A New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W.W.Norton, 1996）；Paula Findlen, Possessing Nature：Museums, Collecting, and Scientific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Ital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Thomas DaCosta Kaufmann, The Mastery of Nature：Aspects of Art, Science, and Humanism in the Renaissance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7]很多学者对Orientalism（New York：Pantheon, 1978）一书提出的二元关系做出了修正，其中包括萨义德本人，见Culture and Imperialism（New York：Alfred A.Knopf, 1993）, pp.xxiv-xxvi。Cf.Ann Laura Stoler and Frederick Cooper, “Between Metropole and Colony：Rethinking a Research Agenda”， in Frederick Cooper and Ann Laura Stoler eds.，Tensions of Empire：Colonial Cultures in a Bourgeois World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1-37；Catherine Hall, Civilising Subjects：Metropole and Colony in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830-1867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pp.15-18；Kathleen Wilson, The Island Race：Englishness, Empire and Gend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London：Routledge, 2002）, pp.4-5；Antoinette Burton, At the Heart of the Empire：Indians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in Late Victorian Britai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20-23.
[8]此处，我无意非难Jan Morris的“不列颠治世”三部曲（Volume I：Heaven’s Command），该书呈现了大概是大英帝国全盛时期最生动详细的历史记录。
[9]例如，想想Angus Calder在其他方面都很出色的Revolutionary Empire：The Rise of the English-Speaking Empires from the Fifteenth Century to the 1780s（London：Phoenix, 1998）一书的结束语，无疑是对英帝国主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控诉：“在库克之后，英国人似乎无远弗届。……小皮特及其同僚就像他们动员的各阶层一样，认为一定要占领全球的市场，这一目标也能够达成。尽管失去了北美殖民地，英国却比以往更强大了。在勇敢的探险家和诚实但不无愚蠢的传教士身后不远处，曼彻斯特的棉花将会随着伯明翰的枪炮而来。”（p.535）
[10]我当然会遭到Nicholas Dirks的批评，见Castes of Mind：Colon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309-13。
[11]Linda Colley, Britons：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John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New York：Vintage, 1989）；Kathleen Wilson, The Sense of the People：Politics,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in England, 1715-1785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Jeremy Black, Natural and Necessary Enemies：Anglo-French Relation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Duckworth, 1986）；Clive Emsley, British Society and the French Wars, 1793-1815 （London：Macmillan, 1979）.
[12]J.R.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p.12.
[13]David Armitage,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Anthony Pagden, Lords of All the World：Ideologies of Empire in Spain, Britain and France c.1500-c.1800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26-29.法国很多理论家同样怀疑西班牙风格的征服帝国并出于同样的原因怀疑他们自己的国家：孟德斯鸠出版于1721年的《波斯人信札》虚构了两个波斯使节来访巴黎，借此批评法国专制主义的专制制度。
[15]Colley, Britons, pp.321-24；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2nd ed.（London：Verso, 1993）, pp.109-11.
[16]但参见Cooper and Stoler eds.，Tensions of Empire中的Uday Mehta,“Liberal Strategies of Exclusion”一文，特别是pp.59-62——他在洛克身上发现了排除异己的迹象，并表明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党人认为，一个社会的“文明”水平可以成为兼收并蓄的先决条件。See also Bernard Semmel, The Liberal Ideal and the Demons of Empire：Theories of Imperialism from Adam Smith to Lenin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Eric Stokes, The English Utilitarians and India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Thomas R.Metcalf, Ideologies of the Raj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ix-x, 28-42.
[17]Quoted in Muriel E.Chamberlain, Lord Palmerston （Cardiff：GPC, 1987）, p.74.
[18]唐·戴维·帕西菲科（Don David Pacifico，1794?～1854），葡萄牙犹太裔商人和外交官。他是1850年英国—希腊争端的中心人物。
[19]这正是Partha Chatterjee 颇有影响地称为“殖民地差异统治”的情况。Partha Cha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兼收并蓄当然会锐化基于种族或阶级的等级差别；See Catherine Hall, “The Nation Within and Without”，in Catherine Hall, Keith McClelland, and Jane Rendall, Defining the Victorian Nation：Class, Race, Gender, and the British Reform Act of 1867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79-233。
[20]白人的负担（white man’s burden），出自英国诗人吉卜林的同名作品。吉卜林借这部作品含蓄地警告英国人扩张将会付出代价。但左派认为他在描述帝国主义的特征时，将向外扩张称为高贵的举措。
[21]此语来自鲁德亚德·吉卜林，他写于1899年的诗《白人的负担》实际上针对的是美国人，该诗主题是美国人占领菲律宾。
上册 第一部分 印度1750～1799
第一章 征服
Ⅰ.世界战争
大多数历史在叙述英法及其帝国时，不是从东方，而是从西方讲起的：在北美，英国的十三个殖民地和法国的新法兰西控制着大西洋沿岸地区，两国从1600年代初便开始在那里争夺主导地位了。18世纪中叶的“七年战争”期间，竞争达到高潮。两国对抗的焦点是争夺进入宾夕法尼亚边疆之外那片诱人的广阔土地的入口。英法这番争斗事实上是在为北美的未来而战：哪个帝国赢得塑造这片大陆的权利，哪个帝国就会蓬勃发展。也许这个故事也应该从西方开始讲起。1759年夏，在圣劳伦斯河的两岸，18世纪英法帝国之战中最著名的战役打响了。这就是魁北克战役，它一锤定音，生动地重演了英法之间不断反复的冲突模式。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