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林语堂,张振玉 译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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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传试读：

译者序

写传记不比写小说，可任凭想象力驰骋，必须不背乎真实，但又不可缺少想象力的活动。写小说可说是天马行空，写传记则如驱骅骝、驾战车，纵然须绝尘驰骤，但不可使套断缰绝、车翻人杳，只剩下想象之马，奔驰于其大无垠的太空之中。所以写传记要对资料有翔实的考证，对是非善恶有透彻的看法，在资料的剪裁去取，写景叙事、气氛对白的安排上，全能表现艺术的手法。于是，姚姬传所主张的考据、义理、辞章，乃一不可缺。也就是说，传记作家要有学者系统的治学方法，好从事搜集所需要的资料；要有哲学家的高超智慧的人生观，以便立论时取得一个不同乎凡俗的观点；要有文学家的艺术技巧与想象力，好赋予作品艺术美与真实感，使作品超乎干枯的历史之上，而富有充沛的生命与活力。

在《武则天正传》的

原序

以上所说考据、义理、辞章三要点，林语堂先生做到了，也是写传记文学的人必须做到的。

林语堂先生的传记著作和他的其他文学和学术著作一样，都是用英文写的。若移植回国，自然有赖于中文翻译。他的Lady Wu，我曾在十六年前在中国台湾南部译成《武则天正传》，在高雄《新生报》上连续刊载，当时该报副刊由尹雪曼先生主编。现已由德华出版社出版。翻译此书时查证中文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官名、官衙名、引用诗文等，费时费事，难之又难，饱尝其苦。因为有此经验，对《苏东坡传》的汉译自然十分慎重，对其引用之原文及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之困难者，多暂时搁置，容后查出补入。1977年夏，见宋碧云小姐译的《苏东坡传》出版，非常兴奋。文中对中文的查证，宋小姐做得非常成功，其仔细可知，其辛勤可佩，其译文纯熟精练可喜。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般译品文字，实有过之。拙稿既接近完成，不愿抛弃，乃续译完毕。原书中须加查考及引用部分中之尚未解决者，在感激的心情之下，便斗胆借用了。否则，拙译必致再拖延甚久，也许竟无脱稿之日，所以在拙译付印之前，愿向宋碧云小姐及远景出版社敬致万分感激之忱。

世界文学与学术名著译成外文者，多不止一个译本。我国之《论语》《道德经》；希腊之《伊利亚特》《奥德赛》；希伯来文之《旧约》与希腊文之《新约》；英国之《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在我国即有朱生豪与梁实秋两译本）；最近黄文范及宣诚两先生之汉译本《西线无战事》，即在台先后出版——所以《苏东坡传》这部名著有两个译本，也是值得的。只愧我这件粗针大麻线的活计比不上宋小姐的细工巧绣那么精致。

本书虽属翻译，但力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弱小民族自卑心理下之欧化文体。诸如“当……时候”“假若……的话”“散步着”“有着”“被成功地实验了”“房子被建筑好了”“快速地跳”“公然地反对”“那些花朵”“诸位青年”“各位同学”“他（她）们”“它们”，“红黄蓝白和黑”等句法文词，全避而不用。人说话时，先写某某道，不先写对白，然后再补注某某说。一个人说话，不先说半句，中间腰斩，补入谁说道，下面喘口气再补半句。这种洋说法也完全避免。没有别的，就是不愿向洋人毫无条件一面倒。还有尽量不用“地”当副词符号，而以一个“的”字代之，自然“底”字更不愿用。

本书翻译时多承周素樱小姐代为整理稿件，溽暑长夏，代为到图书馆、书店去查阅疑难之处，助我良多，并此致谢。

本书翻译，时做时辍，综计前后，行将两年。译稿杀青，停笔静坐。偶望窗外，树叶萧疏，已见秋意。回忆童年，读书燕市，长巷深宅，树老花繁，四季皆美，秋天为最。今日寄迹海隅，又喜秋光如故，人健如仙。名著译毕，顿感松快，得失工拙，不计也。于此附记一片喜悦心境。张振玉于台北复旦桥燕庐原序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我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1936年我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精选的排印细密的中文基本参考书之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至于在行李中占很多地方一事，就全置诸脑后了。那时我希望写一本有关苏东坡的书，或是翻译些他的诗文，而且，即便此事我不能如愿，我旅居海外之时，也愿身边有他相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志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

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禀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多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他保持天真淳朴，终身不渝。政治上的钩心斗角与利害谋算，与他的人品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诗词文章，或是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正如他所说的“春鸟秋虫之声”；也未尝不可比作他的诗句：“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一直卷在政治旋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蝇营狗苟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因是之故，一直到今天，读者仍以阅读他的作品为乐，因为像他这一等人，总是关心世事，始终抗言直论，不稍隐讳的。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胥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他之写作，除去自得其乐外，别无理由，而今日吾人读其诗文，别无理由，只因为他写得那么美，那么遒健朴茂，那么字字自真纯的心肺间流出。

一千年来，为什么中国历代都有那么多人热爱这位大诗人，我极力想分析出这种缘故，现在该说到第二项理由，其实这项理由和第一项理由也无大差别，只是说法不同而已。那就是，苏东坡自有其迷人的魔力。就如魔力之在女人，美丽芬芳之在花朵，是易于感觉而难于说明的。苏东坡主要的魔力是熠熠闪灼的天才所具有的魔力，这等天才常常会引起妻子或极其厚爱他的人为他忧心焦虑，令人不知应当因其大无畏的精神而敬爱他，抑或为了使他免于旁人的加害而劝阻他、保护他。他身上显然有一股道德的力量，非人力所能扼制，这股力量由他呱呱落地开始即强而有力在他身上运行，直到死亡封闭上他的嘴，打断了他的谈笑才停止。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他能狂妄怪癖，也能庄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他享受宴饮，享受美酒，总是热诚而友善。他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一次，他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饱后所发者也”。

他开起玩笑来，不分敌友。有一次在朝廷盛典中，在众大臣之前，他向一位道学家开玩笑，用一个文词将他刺痛，后来不得不承担此事的后果。可是，别人所不能了解的是，苏东坡会因事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此等人而已。因为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的这种魔力就是我这鲁拙之笔所要尽力描写的，他的这种魔力也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为他所倾倒、所爱慕的。

本书所记载的是一个诗人、画家，以及老百姓之挚友的事迹。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他并不精于自谋，但却富有民胞物与的精神。他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虽不积存一文钱，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他虽生性倔强、絮聒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过也有时口不择言，过于心直口快；他多才多艺、好奇深思，深沉而不免于轻浮，处世接物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纯然道家，但愤世嫉俗，是非过于分明。以文才学术论，他远超过其他文人学士之上，他自然无须心怀忌妒，自己既然伟大非他人可及，自然对人温和友善，对自己亦无损害，他是纯然一副淳朴自然相，故无须乎尊贵的虚饰；在为官职所羁绊时，他自称局促如辕下之驹。处此乱世，他犹如政坛风暴中之海燕，是庸妄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抗暴的勇士。虽然历朝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历朝皇后都是他的真挚友人，但苏东坡还是屡遭贬降，甚至受到逮捕，忍辱苟活。

有一次，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最好，描写他自己也恰当不过：“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所以，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

苏东坡一生的经历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在玄学上，他是个佛教徒，他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之间的表现，是永恒的精神在刹那之间存在躯壳之中的形式，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难的说法——他认为那不尽然。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在玄学方面，他是印度教的思想，但是在气质上他却是地道的中国人的气质。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人生最长也不过三万六千日，但是那已然够长了。即使他追寻长生不死的仙丹露药终成泡影，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

本书正文并未附有脚注，但曾细心引用来源可征之资料，并尽量用原来之语句，不过此等资料之运用，表面看来并不明显易见。因所据来源全系中文，供参考之脚注对大多数美国读者并不实用。资料来源可查书后参考书目。为免读者陷入中国人名复杂之苦恼，我已尽量淘汰不重要人物的名字，有时只用姓而略其名。此外对人也前后只用一个名字，因为中国文人有四五个名字。原文中引用的诗，有的我译英诗，有的因为句中有典故，译成英诗之后古怪而不像诗，若不加冗长的注解，含义仍然晦涩难解，我索性就采用散文略达文意了。林语堂卷一童年与青年宋仁宗景祐三年至嘉祐六年（一〇三六—一〇六一）第一章·文忠公第二章·眉　山第三章·童年与青年第四章·应　试第五章·父与子第一章文忠公了解一个死去已经一千年的人，并不困难。试想，通常要了要解与我们同住在一个城市的居民，或是了解一位市长的生活，实在嫌所知不足，要了解一个古人，不是有时反倒容易吗？姑就一端而论，现今仍然在世的人，他的生活尚未完结，一旦遇有危机来临，谁也不知道他会如何行动。醉汉会戒酒自新，教会中的圣人会堕落，牧师会和唱诗班的少女私奔。活着的人总会有好多可能的改变。还有，活着的人总有些秘密，他那些秘密之中最精彩的往往在他死了好久之后才会泄露出来。这就是何以评论与我们自己同时代的人是一件难事，因为他的生活离我们太近了。论一个已然去世的诗人，如苏东坡，情形便不同了。我读过他的札记，他的一千七百首诗，还有他的八百通私人书简。所以，知道一个人或是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是否对他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爱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爱他。喜爱哪个诗人，完全是由于一种癖好。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宋仁宗坐像宋仁宗（一〇一〇—一〇六三）在位的四十二年间宋朝进入鼎盛，虽然他对外战争屡战屡败，但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苏东坡就降生在这个让无数文人士大夫最为向往的时代。

在今天看来，我觉得苏东坡伟大的人格比中国其他文人的人格更为鲜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里，显露得越发充分。在我头脑里，苏东坡的意象之特别清楚明显，其理由有二。第一，是由于苏东坡本人心智上才华的卓越，深深印在他写的每一行诗上，正如我所看见的他那两幅墨竹上那乌黑的宝墨之光，时至今日，依然闪耀照人，就犹如他蘸笔挥毫是在顷刻之前一样。这是天地间一大奇迹，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上，亦复如此。莎翁诗句的遒健是来自诗人敏感的天性与开阔豁达的胸襟，至今依然清新如故。纵然有后代学者的钻研考证，我们对莎士比亚的生活所知者仍极稀少，可是在他去世四百年之后，由于他作品中感情的力量，我们却知道了他的心灵深处。

第二个理由是，苏东坡的生活资料较为完全，远非其他中国诗人可比。有关他漫长的一生中，多彩多姿政治生涯的那些资料存在于各种史料中，也存在于他自己浩繁的著作中——他的诗文都计算在内，接近百万言，他的札记、他的遗墨、他的私人书信，在当时把他视为最可敬爱的文人而写的大量的闲话漫谈都流传到现在了。在他去世后百年之内，没有一本传记类的书不曾提到这位诗人的。宋儒都长于写日记，尤以司马光、王安石、刘挚、曾布为著名；勤奋的传记作者，如王明清、邵伯温。由于王安石的国家资本新法引起的纠纷，以及一直绵延到苏东坡一生的政坛风波的扰攘不安，作家都保存了那一时代的资料，其中包括对话录，为量甚大。苏东坡并不记日记。他不是记日记那一类型的人，记日记对他恐怕过于失之规律严整而不自然。但是他写札记，遇有游山玩水、思想、人物、处所、事件，他都笔之于书，有的记有日期，有的不记日期。而别人则忙于把他的言行记载下来，爱慕他的人都把他写的书简题跋等精心保存。当时他以杰出的书法家出名，随时有人恳求墨宝，他习惯上是随时题诗，或是书写杂感评论，酒饭之后都随手赠予友人。此等小简偶记，人皆珍藏，传之子孙后代，有时也以高价卖出。这些偶记题跋中，往往有苏东坡精妙之作。如今所保存者，他的书简约有八百通，有名的墨迹题跋约六百件。实际上，是由于苏东坡受到广泛的喜爱，后来才有搜集别的名人书札题跋文字印行的时尚，如黄山谷便是其一。当年成都有一位收藏家，在苏东坡去世之后，立即开始搜集苏东坡的墨迹书简等，刻之于石、拓下拓片出卖，供人做临摹书法之用。有一次，苏东坡因对时事有感而作的诗，立刻有人抄写流传，境内多少文人争相背诵。苏东坡虽然发乎纯良真挚之情，但内容是对政策表示异议，当时正值忠直之士不容于国都之际，当权者之愤怒遂集于他一人之身，情势严重，苏东坡几乎险遭不测。他是不是后悔呢？表面上，在他的贬谪期间，对不够亲密的朋友他说是已然后悔，但是对莫逆之交，他说并无悔意，并且说，倘遇饭中有蝇，仍须吐出。由于他精神上的坦白流露，他也以身列当时高士之首而自伤，在与心地狭窄而位居要津的政客徒然挣扎了一番之后，他被流放到中国域外的蛮荒琼崖海岛，他以坦荡荡之胸怀处之，有几分相信是命运使然。

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生活中竟有如此的遭遇，他之成为文人窃窃私语的话柄，尊重景仰的话题，尤其是在去世之后，乃是自然之事。若与西方相似之人比较，李白——一个文坛上的流星，在刹那之间壮观惊人的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雪莱、拜伦相近。杜甫则酷似弥尔顿，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学富而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以人物论，颇像英国的小说家萨克雷；在政坛上的活动与诗名，则像法国的雨果；他具有的动人的特点，又仿佛英国的约翰生。不知为什么，我们对约翰生的中风，现在还觉得不安，而对弥尔顿的失明则不然。倘若约翰生同时像英国画家庚斯博罗，又像以诗歌批评英国时事的蒲柏，而且也像英国饱受折磨的讽刺文学家斯威夫特，而没有他日渐增强的尖酸，那我们便找到一个像苏东坡的英国人了。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今天我们之所以喜爱苏东坡，也是因为他饱受了人生之苦的缘故。

中国有一句谚语，就是说一个人如何要“盖棺论定”。人生如梦，这出戏演得如何，只有在幕落之时才可以下断语。不过有这种区别——人生是如同戏剧，但是在人生的戏剧里，最富有智慧与最精明的伶人，对于下一幕的大事如何，也是茫然无知。但是真正的人生，其中总包含有一种无可避免的性质，只有最好的戏剧才庶乎近之。因此在给过去的人写一本传记时，我们能把一场一场已经完成的戏逐一观看，观看由人内在的气质与外在的环境所引起的必要的发展，这自然是一项重大的方便。在我将《苏东坡传》各章的资料钻研完毕之后，并且了解了为什么他非要有某些作为不可，为什么非要违背他弃官归隐的本意，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中国的星象家，给一个人细批终生，预卜未来，那么清楚，那么明确，事故是那么在命难逃。中国的星象家能把一个人的一生逐年断开，细批流年，把一生每年的推算写在一个折子上，当然卦金要远高出通常的卜卦。但是传记家的马后课却总比星象家的马前课可靠。今天，我们能够洞悉苏东坡穷达多变的一生，看出来那同样的无可避免的情形，但是断然无疑的是，他一生各阶段的吉凶祸福的事故，不管过错是否在他的星宿命运，的确是发生了，应验了。北宋疆域图苏东坡半生官场生涯极不得志，颠沛流离，多次贬谪，从礼部尚书直至南谪儋州，横跨北宋大半疆域，愈贬愈远。这也使得苏东坡不得不把对生命的热爱与无奈更多地寄情于山水，寄情于诗词书画。

苏东坡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一〇三六年），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一一〇一年）逝世——是金人征服北宋的二十五年之前。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年间长大，在一个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神宗）在位期间做官，在一个十八岁的呆子（哲宗）荣登王位之时遭受贬谪。研究苏东坡的一生，同时也就是研究宋朝因朋党之争而衰微，终于导致国力耗竭、小人当政的历史。凡是读《水浒传》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政治腐败，善良的百姓都因躲避税吏贪官，相继身入绿林而落草为寇，成了梁山上的英雄好汉了。

在苏东坡的青年时期，朝廷之上有一批淳儒贤臣。到北宋将亡之际，此等贤臣已悉数凋零，或是丢官去位。在朝廷第一次迫害儒臣，排除御史台的守正不阿之士，而由新法宰相王安石安排的若干小人取而代之之时，至少尚有二十余位纯良儒臣，宁愿遭受奸宄之毒手，不肯背弃忠贞正义。等到第二次党争祸起，在愚痴的童子帝王统治之下，忠良之臣大多已经死亡，其余则在流谪中弃世。宋朝国力之削弱，始自实行新法以防“私人资本之剥削”，借此以谋人民之“利益”，而由一个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对国运为害之烈，再没有如庸妄之辈大权在握、独断独行时之甚的了。身为诗人、哲人之苏东坡，拼命将自己个人之平实常识与经济学家王安石的逻辑对抗。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与中国当时所付出的代价，至今我们还没有弄个清楚。

王安石热衷于自己那套社会改革新法，自然为目的而不择手段，自然会将倡异议之人不惜全予罢黜，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张永远是为害甚大的。因为在一项主张成为不可侵犯之时，要实现此一目的的手段，便难免于残忍。当时情况如此，自然逃不出苏东坡的慧眼，而且兹事体大，也不是他可以付之轻松诙谐的一笑的。他和王安石是狭路相逢了，他俩的冲突决定了苏东坡一生的宦海生涯，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

苏东坡和王安石，谁也没活到亲眼看见他们相争的后果，也没看到北方异族之征服中国，不过苏东坡还活到亲眼看见那广事宣传的新政的恶果。他看见了王安石那么深爱的农民必须逃离乡里，并不是在饥馑旱涝的年月，而是在五谷丰登的年月，因为他们没能清还硬逼他们向官家借的款项与利息，因此若胆敢还乡，官吏定要捕之入狱的。苏东坡只能为他们呼天求救，但是却无法一施援手。察访民情的官员奸伪卑劣，以为对此新政新贵之缺点最好装聋作哑，一字不提，因为当权诸公并非不知；而对新政之优点，乃予以粉饰夸张，锦上添花。说漫天之谎而成功（倘若那些谎言漫天大，而且又说个不停），并不是现代人的新发明。那些太监也得弄钱谋生。在这种情形之下，玩法弄权毫不负责之辈就以国运为儿戏，仿佛国破家亡的后果他们是可以逃脱的。苏东坡勉强洁身自全，忍受痛苦，也是无可奈何了。皇帝虽有求治的真诚愿望，但听而不聪，误信人言，终非明主，焉能辞其咎？因为在国家大事上，他所见不明，每每犯错，而苏东坡则料事无误。在实行新政神圣不可侵犯的名义之下，百姓只有在朝廷的高压政治之下辗转呻吟。在疯狂的争权夺利之中，党派的狂热竟凌驾乎国家的利益之上。国家的道德力量、经济力量大为削弱，正如苏东坡所说，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很容易被来自西伯利亚的敌人征服了。群小甘心充当北方强邻的傀儡，名为区域独立，而向金人臣服。在此等情形之下，无怪乎朝廷灭亡，中国不得不迁往江南了。宋室宫阙在北方铁蹄之下化为灰烬之后，历史家在一片焦瓦废墟中漫步之时，不禁放目观望，低头沉思，以历史家的眼光、先知者的身份思索国家百姓遭此劫难的原因，但是时过境迁，为时已迟了。郭沫若录王安石《长干寺》书法　郭沫若　现代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北宋政治家、思想家，也是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神宗时任参知政事后，推行新法。由于新法触及太多人的既得利益，他在民间形象一直不佳。

苏东坡去世一年之后，在当权的群小尚未把长江以北拱手奉送与来自穷沙大漠的他们那异国的君王，一件历史上的大事发生了。那就是有名的元祐党人碑的建立，也是宋朝朋党之争的一个总结。元祐是宋哲宗的年号（一〇八六—一〇九三），在这些年间，苏东坡的蜀党当权。元祐党人碑是哲宗元祐年间当政的三百零九人的黑名单，以苏东坡为首（作者误，碑上为首者为司马光——编者注）。碑上有奉圣旨此三百零九人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皇家子女亦不得与此名单上诸臣之后代通婚姻，倘若已经订婚，也要奉旨取消，与此同样的石碑要分别在全国各县树立。直到今天，中国有些山顶上还留有此种石碑。这是将反对党一网打尽、斩尽杀绝的办法，也是立碑的群小蓄意使那些反对党人千年万载永受羞辱的办法。自从中国因王安石变法使社会衰乱，朝纲败坏，把中国北方拱手让与金人之后，元祐党人碑给人的观感和立碑的那群小人的想法可就大为不同了。随后一百多年间，碑上人的子孙都以碑上有他们祖先的名字向人夸耀。这就是元祐党人碑在历史上出名的缘故。实际上，这些碑上的祖先之中，有的并不配享有此种荣耀，因为在立碑时要把反对党赶尽杀绝，那群小人便把自己个人的仇敌的名字也擅自列入了，所以此一黑名单上的人是好坏兼而有之的。

在徽宗崇宁五年（一一〇六年）正月，出乎神意，天空出现彗星，在文德殿东墙上的元祐党人碑突遭电击，破而为二。此是上天降怒，毫无疑问。徽宗大惧，但因怕宰相反对，使人在深夜时分偷偷儿把端礼门的党人碑毁坏。宰相发现此事，十分懊恼，但是却大言不惭的说道：“此碑可毁，但碑上人名则当永记不忘！”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如愿以偿了。

雷电击毁石碑一事，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死后的前十年之间，凡石碑上刻有苏东坡的诗文或他的字的都奉令销毁，他的著作严禁印行，他在世时一切官衔也全予剥夺。当时有作家在杂记中曾记有如下文句：“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传诵。……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雷击石碑后五年，一个道士向徽宗奏称，曾见苏东坡的灵魂在玉皇大帝驾前为文曲星，掌诗文。徽宗越发害怕，急将苏东坡在世时最高之官爵恢复，后来另封高位，为苏东坡在世时所未有。在徽宗政和七年（一一一七年）以前，皇家已经开始搜集苏东坡的手稿，悬价每一篇赏制钱五万文。太监梁师成则付制钱三十万文购买颍州桥上雕刻的苏东坡的碑文（早已经人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这笔钱在当时的生活来说，是够高的价钱。另外有人出五万制钱购买一个学者书斋上苏东坡题匾的三个字。这时苏东坡的诗文字画在交易上极为活跃，不久之后，这些宝贵的手稿不是进入皇宫成了御览之宝，便成了富有的收藏家手中的珍品。后来金人攻下京师，特别索取苏东坡和司马光的书画，作为战利品的一部分，因为苏东坡的名气甚至在世时已经传到了塞外异族之邦。苏东坡的手稿书画中的精品，有一部分敌人用车装运到塞外，同时徽、钦二帝也随车北掳，竟至客死番邦（当时徽宗已让位于儿子钦宗）。苏东坡遗留下的文物未遭毁灭者也由收藏家运到了江南，始得以保存于天地之间。《元祐党籍碑》（引自《图说中国通史·黄河饮马》第12页）石碑　1211年　现存于广西融水的《元祐党籍碑》，亦称《元祐党人碑》、《元祐奸党碑》。宋徽宗即位后，听蔡京之言，将哲宗元祐中任职、曾对王安石新法不满的大臣数百人列为“元祐奸党”，并将其名单刻石，颁布全国。

苏东坡业已去世，有关时政的感情冲动的争斗风暴也已过去，南宋的高宗皇帝坐在新都杭州，开始阅读苏东坡的遗著，尤其是他那有关国事的文章，越读越敬佩他谋国之忠，越敬佩他的至刚大勇。为了追念苏东坡，把苏东坡的一个孙子苏符赐封高官。所有这些举动都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地位达到巅峰。到孝宗乾道六年（一一七〇年），赐他谥号文忠公，又赐太师官阶（宋史中说是米高宗所封——编者注）。皇帝对他的天才的褒扬，至今仍不失为最好的赞词。到今天，各种版本的苏文忠公全集上的卷首都印有皇帝的圣旨和皇帝钦赐的序言。兹将封他为太师的那道圣旨转录于后（《四库全书·苏轼集》中说圣旨出自宋高宗——编者注）：朕承绝学于百圣之后，探微言于六籍之中。将兴起于斯文，爰缅怀于故老。虽仪刑之莫觌，尚简策之可求。揭为儒者之宗，用锡帝师之宠。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谥文忠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方嘉祐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乃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峣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章，是以论世。傥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惟而英爽之灵，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赠太师。馀如故。

由此观之，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是由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的风格文章之美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我不相信我们会从内心爱慕一个品格低劣无耻的作家，他的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孝宗赐予《苏东坡集》的序言就盛赞他浩然正气的伟大，这种正气就使他的作品不同于那些华丽柔靡之作，并且使他的名气屹立如山，不可动摇。

但是，现在我们不要忘记苏东坡主要是个诗人、作家。他当然是以此得名的。他的诗文中有一种特质，实在难以言喻，经过翻译成另一种文字后，当然更难以捉摸。杰作之所以成为杰作，就因为历代的读者都认为“好作品”就是那个样子。归根结底来说，文学上万古不朽的美名还是在于文学所给予读者的快乐上，但谁又能说究竟怎样才可以取悦读者呢？使文学作品有别于一般作品的，就在于在精神上取悦于人的声韵、感情、风格而已。杰作之能使历代人人爱读，而不为短暂的文学风尚所掩没，甚至历久而弥新，必然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乎肺腑的“真纯”，就犹如宝石之不怕试验，真金之不怕火炼。苏东坡写信给谢民师时说：“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赤壁图》中国画　仇英　明苏东坡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他的为人和才情也引得无数后人为之倾倒，这幅《赤壁图》就是明代大画家臆想中的苏东坡游赤壁的情景。

可是，使作品经久而不失其魔力的“真纯”又为何物？苏东坡对写作与风格所表示的意见最为清楚。他说做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在此为风格做解释，苏东坡很巧妙地描写了他自己的为文之道，其行止如“行云流水”，他是把修辞作文的秘诀弃之而不顾的。何时行、何时止是无规矩法则可言的。只要作者的情思美妙他能真实精确地表达出来，表达得够好，迷人之处与独特之美便自然而生，并不是在文外附着的身外之物。果能表现精妙而能得心应手，则文章的简洁、自然、轻灵、飘逸便能不求而自至，此处所谓文章的简洁、自然、轻灵、飘逸，也就是上好风格的秘诀。文章具有此等特性，文章便不至于索然无味，而我们也就不怕没有好文章读了。

不管怎么说，能使读者快乐的确是苏东坡作品的一个特点。苏东坡最快乐就是写作之时。一天，苏东坡对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苏东坡的文字给他同时代人的感受亦复如此。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新写的一篇文章，他就欢乐终日。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告诉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箸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便是苏东坡贬谪在外时，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但是皇上对苏东坡的感叹赞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必使神宗在世一日，使苏东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

有一次，苏东坡写文章力辩文章本身使人感到快乐的力量，就是文学本身的报酬。他晚年有时曾想抛弃笔墨根本不再写作，因为他一辈子都是以笔买祸。他在给刘沔的回信中说：“轼穷困，本坐文字，盖愿刳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过文益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贝，未易鄙弃也。”作者自由创作时，能自得其乐，读者阅读时，也觉愉悦欢喜，文学存在人间，也就大有道理了。

苏东坡天赋的才气特别丰厚，可以说是冲破任何界限而不知其所止。他写诗永远清新，不像王安石的诗偶尔才达到完美的境界。苏诗无须乎获得那样完美。别的诗人作诗限于诗的辞藻，要选用一般传统的诗的题材，而苏东坡写诗不受限制，即便浴池内按摩筋骨亦可入诗，俚语俗句用于诗中，亦可听来入妙。往往是他在作诗时所能独到而别的诗人之所不能处，才使他的同道叹服。他对文学上主要的贡献是在从前专限于描写闺怨相思的词上开扩其领域，可以谈道谈禅，谈人生哲理，而且在冒极大之危险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形之下成功了。因为他经常必须在饭后当众作诗，通常他比别人写起来快，也写得好。他的思想比别人清新，类比典故也比别人用得恰当。有一次在黄州为他送行的筵席上，一个歌妓走到他面前，求他在她的披肩上题诗，但是苏东坡从来没听说有此一歌妓。立即吩咐她研墨，拿笔开头写道：东坡七岁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苏东坡手迹书法　苏东坡　1191年北宋年间高僧辩才在寺中静修，发誓不出山门。某日苏东坡拜访完辩才后，辩才送东坡出寺。两人谈兴犹浓，不知不觉过了寺前的归隐桥。虽然破坏了辩才的规矩，辩才却笑以杜诗道：“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苏东坡也为此赋诗，以东晋陶渊明访友的故事比拟两人的友谊。

至此停下，接着与朋友说话。在座的人以为这是很平淡无味的起头，而且仅仅两句，全诗尚未完稿。东坡继续吃饭谈笑。李琪上前求他把诗写完。东坡又拿起笔来，将此首七绝的后两句一挥而就：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

此诗音韵谐和，犹如一粒小宝石，有轻灵自然之美。对李琪的恭维恰到好处，因而使此一黄州歌妓的芳名也永垂不朽了。中国诗的韵律很严，在用典故时需要高度的技巧，在和别人的诗时，也要用同样的字，押同样的韵。不知何故，苏诗的韵总比别人的用韵自然，并且他的用典经仔细看来，含义更深。在写散文时，他笔力所及，至为广阔，自庄严纯正的古文风格至轻松曼妙、扣人心弦的小品，无所不能，各臻其妙。东坡之以大家称，不无故也。《竹》（引自《图说中国通史·黄河饮马》第93页）中国画　文同　宋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苏东坡在绘画方面，画竹师文同（即文与可），但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苏东坡的论画影响更为深远，主张画外有情，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文人画”的概念，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因此之故，苏东坡在中国是主要的诗人和散文家，而且他也是第一流的画家、书家，善谈吐，游踪甚广。天生聪慧，对佛理一触即通，因此常与僧人往还，他也是第一个将佛理入诗的。他曾猜测月亮上的黑斑是山的阴影。他在中国绘画上创出了新门派，那就是文人画，而使中国艺术增加了独特的优点。他也曾开凿湖泊河道，治水筑堤。他自己寻找草药，在中国医学上他也是公认的权威。他也涉猎炼丹术，直到临去世之前，他还对寻求长生不死之药极感兴趣。他曾对神恳求，与妖魔争辩，而且有时他居然获胜。他想攫取宇宙间的奥秘，不幸未竟全功，只成功了一半，乃一笑而逝。

倘若不嫌“民主”一词今日用得太俗滥的话，我们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极讲民主精神的人，因为他与各行各业都有来往，帝王、诗人、公卿、隐士、药师、酒馆主人、不识字的农妇。他的至交是诗僧、无名的道士，还有比他更贫穷的人。他也喜爱官宦的荣耀，可是每当他混迹人群之中而无人认识他时，他却最为快乐。他为杭州、广州兴办水利，建立孤儿院与医院，创监狱医师制度，严禁杀婴。在王安石新法的社会改革所留下的恶果遗患之中，他只手全力从事救济饥荒，不惜向掣肘刁难的官场抗争。当时似乎是只有他一个人关心那千里荒旱、流离饿殍。他一直为百姓而抗拒朝廷，为宽免贫民的欠债而向朝廷恳求，必至成功而后已。他只求独行其是，一切付之悠悠。今天我们确实可以说，他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第二章眉山长江逆流而上，经汉口，过名满天下的三峡，便进入了中国自西南的一大省份——四川，再沿江上行，过重庆，直到水源，便可看见一尊大石佛，其高三百六十英尺，是由江边一个悬崖峭壁雕刻而成。在此四川省西部的边界，在雄伟高耸的峨眉山麓，就是乐山，当年在苏东坡时名为嘉州，岷江就在此处流入长江。岷江自大西北原始部落聚居的山岭上，汹涌澎湃奔流而至，与来自峨眉的另一河流汇合后，直向乐山的大石佛奔腾而来，洪流渐渐折向东南，然后向东，一直流入东海。在千年万古为阴云封闭的峨眉山的阴影中，在乐山以北大约四十英里之外便是眉州的眉山城，在中国文学史上，这座小镇便以当地一个杰出的文学世家出了名。这一家便是苏家，亦即人所周知的三苏。父亲苏洵生有二子，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次子苏辙，字子由，父子三人占唐宋八大家古文中的三席之地。

在乐山，当年也和现在一样，旅客可以乘一小舟自玻璃江逆流而上直到眉山。玻璃江因其水色而得名，因为在冬季，水色晶莹深蓝，夏季之时，激流自山峦间奔流而至，水色深黄。玻璃江为岷江一支流，因眉山位于乐山与四川省会成都两地之间，凡欲赴省会之旅客，必须经过眉山。若坐帆船上行，可以看见蟆颐山临江而立。山势低而圆，与江苏之山形状相似。此处即是眉山，即三苏的故乡。幸亏战国时代李冰的治水天才，当地才有完整的水利灌溉沟渠，千余年来，在良好维护之下，始终功能完好，使川西地区千年来沃野千里，永无水患。蟆颐山的小山丘下，稻田、果园、菜圃构成广漠的一带平原，竹林与矮小的棕树则点缀处处。自南方进入眉山镇，沿着整洁的石板路走，便可到达城镇的中心。

眉山并非一个很大的城市，但住家颇为舒适。十二世纪一个诗人曾描述眉山，他说眉山镇上街道整洁，五六月间荷花盛放，最为有名。当地种植荷花已成一项庞大行业，因为邻近各市镇的荷花贩子都来此地采购荷花。人在街上步行之时，会见到路旁许多荷花池，花朵盛开，香气袭人。在纱縠巷，有一座中等结构的住宅。自大门进入，迎面是一个漆有绿油的影壁，使路上行人不至于看见住宅的内部。影壁之后，出现一栋中型有庭院的房子。在房子附近，有一棵高大的梨树、一个池塘、一片菜畦。在这个小家庭花园之中，花和果树的种类繁多，墙外是千百竿翠竹构成的竹林。

宋仁宗景祐三年（一〇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在这栋房子里，一个婴儿脚踢着襁褓的包布，发出了啼声。自从第一个儿子夭折之后，这个初生的婴儿便成了这家的长子。现在在这儿趁着这个婴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也可以说只像其他的婴儿一个样的活动之时，我们利用这段时光把这一家大略看一下吧。不过关于这个孩子的生日先要说一说，不然会使海外中国传记的读者感到纷乱。在中国，小儿初生便是一岁，这是因中国人历来都愿早日达到受人尊敬的高龄的缘故。第一个新年一到，人人都长了一岁，这个婴儿就是两岁。根据中国的计算法，一个人在他生日前来算，他总比实际年龄大两岁，在生日之后算，总是大一岁。在本书里，年龄是按西方方法计算的，不再精确估计生日。不过在论到苏东坡，还是要顾到一点儿精确。因为他一降生就是一岁大，那是十二月十九日，在新年来临时，他就已经两岁大——实际上他还不足半个月。因为他的生日是在年终，按中国年岁计算，他总是比实际年龄大两岁。乐山大佛石像　唐乐山大佛坐落在峨眉山东麓的栖鸾峰，依山开凿，又名凌云大佛，是世界现存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像。苏东坡的出生地就在这座赫赫有名的大佛北面的眉山城。现在眉山的旅游宣传语就是“东坡故里，中国词乡，诗书古城，道教圣地，长寿之邦”。

关于他的生日要说的第二件事，他的降生是在天蝎宫（实际是摩羯座——编者注）之下。照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生饱经忧患的原因，不管是好谣言，还是坏谣言，他总是谣言的箭垛——太好的谣言，他当之有愧；太坏的谣言，他无端受辱。这种命运和韩愈的命运相似。韩愈也是降生于同样的星座，也是因固执己见而被朝廷流放。

那栋宅院中，一间屋子墙的正中挂着一张仙人的画像，画的是八仙中的张果老。婴儿的父亲苏洵现年二十七岁，正是一生中精神上多灾多难的岁月。他在市场上看见这张画像，乃用一只玉镯子将其换来。在过去的七年之中，每天早晨他向这幅张果老像祷告。数年前他妻子已经生了一个女孩儿，再生的就是那个夭折的孩子。他过去一直盼望生个儿子，现在是如愿以偿了。他必然是非常快乐。然而我们也知道，当时他正在饱受屈辱折磨，痛苦万分。

苏家总算是个小康之家，自己有田产，也许比一般中产之家还较为富有。家中至少有两个侍女，并且家里还能给苏东坡和他姐姐各雇用一个奶妈。等弟弟辙生下时，家中还能再雇一个奶妈。奶这兄弟二人的两个奶妈，按照中国的习惯，要一直跟她们照顾到成年的孩子过活一辈子。

苏东坡一降生，祖父仍然健在，正是六十三岁。以前年轻时，生得高大英俊，身体健壮，酒量极大，慷慨大方。后来，苏东坡已经成为当代公认的文坛泰斗，官居翰林学士知制诰之职，家已移居到开封城皇宫附近。一天，几个至交与仰慕他的人前去拜访，正好那天是他祖父的寿诞之期，他就开始向来客述说这位怪老汉的几件趣事。老人不识字，但是人品不凡。那时他们正住在乡间，自己广有田地。他祖父不像别家那样储存食米，却以米换谷，在自家谷仓中存了三四万石之多。别人不知道他何以如此。随后荒年歉收，他祖父乃开仓散粮，先给他自己的近族近亲，然后才轮到他妻子的娘家人，再后给他家的佃农，最后给同村的贫民。这时别人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广存稻谷——因为稻谷可藏数年，而稻米天潮时则易霉坏。他祖父衣食无忧，优哉游哉，时常携酒一樽，与亲友在青草地上席地而坐，饮酒谈笑，以遣时光。大家饮酒高歌，规矩拘谨的农人都大为吃惊。

一天，老汉正在喝酒取乐，重要消息来到了。他的二儿子——苏东坡的叔父，已赶考高中。在邻近还有一家，儿子也是同样考中。那是苏东坡的外祖母程家。因为苏程连亲，所以可以说是双喜临门。程家极为富有，算得上是有财有势，早就有意大事铺张庆祝，而苏家的老汉则并无此意。知父莫如子，苏东坡的叔叔亲自派人由京中给老人家送上官家的喜报、官衣官帽、上朝用的笏板，同时还有两件东西，就是太师椅一张，精美的茶壶一个。喜信到时，老汉正在醺醺大醉，手里攥着一大块儿牛肉吃。他看见行李袋里露出官帽上的红扣子，一下子就明白了。但是当时酒意未消，他拿起喜报，向朋友们高声宣读，欢乐之下，把那块儿牛肉也扔在行李袋里，与那喜报官衣官帽装在一处。他找了一个村中的小伙子为他背行李袋，他骑着驴，往城里走去。那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日子。街上的人早已听到那个考中的消息，等一看见酩酊大醉的老汉骑在驴背上，后面跟着一个小子扛着一件怪行李，都不禁大笑。程家以为这是一件令人丢脸的事，而苏东坡则说只有高雅不俗之士才会欣赏老人质朴自然之美。此老汉也是一个思想开通的人。一天，他在大醉之下走进一座庙里，把一尊神像摔得粉碎。他原来早已对那尊像怀有恶感，并且那尊神像全村人都很惧怕，更可能的理由是对那庙里的庙祝存有敌意，因为他常向信徒们勒索钱财。三苏祠建筑　始建于宋三苏祠位于眉山市城郊，是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明代改宅为祠，祭祀三苏。三苏父子以其辉煌的文学成就同登“唐宋八大家”之列，千古文章辉耀古今。三苏在文学上既同出一源，又各具特色，人称“凝练老泉，豪放东坡，冲雅颍滨”。

苏东坡的酒量倒不是由祖父那里继承而来，但是他的酒趣则是得自祖父，以后不难看出。这位不识字的老汉的智慧才华，原是在身上深藏不露，结果却在他儿子的儿子的身上光荣灿烂地盛放了。身心精力过人的旺盛，胸襟气度的开阔，存心的纯厚正直，确都潜存在老人的身上。苏家在当地兴起，和别的望族世家之兴起一样，也是合乎无限的差异变化与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的。对于苏东坡外婆家的才智如何，我们尚无明证，但是苏程两家血统的偶然混合，不知在何种情形之下竟产生了文学天才。

此外，祖父对他孙子的文学生活并无什么大的影响，只是一点，祖父的名字是“序”。当年对一个作家而言，这确是最为难的事，因为苏东坡是个名作家，必须写很多序。苏东坡若用“序”这个字，便是对祖先失去尊敬。于是，他只好把他作品中所有的“序”都改称为“引”。不称父母与祖父母的名讳，在中国是很古老的风俗，有时候十分麻烦，尤其父亲的名字是很普通的字时为甚。在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的皇皇巨著中，我们找不到一个“谈”字，因为“谈”是他父亲的名字。有一个人名叫“赵谈”，司马迁竟擅自改为“赵通”。同样，《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必须避开他父亲的名字“泰”，所以今天我们在他那一百二十卷的大作中找不到一个“泰”字。诗人李翱的父亲名“今”，于是此位诗人必须用一个古字代替现代这个普通字“今”。这种禁忌是由禁写当朝皇帝名字的禁忌而起的。科举考试时，考生的名字之中若有一个字与当朝已驾崩的皇帝的名字相同，则被逐出考场。可是皇帝通常总是称年号或谥号，而不称名，所以就有不少考生忘记了皇帝的名字，而真被逐出考场。有时一个皇帝也会在这方面犯了禁忌，因为谁也不易随时记着十代祖先的名字。一次，一个皇帝一时没记清楚，在给一座亭子起名字时用错了字，忽然想起来犯了禁忌，误用祖先之名。于是，刚为那个亭子颁赐了名字，立刻又改换。

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天性沉默寡言，就其政治上的抱负而言，他算是抑郁终生，不过在去世之前，他想追求的文名与功名在他两个儿子身上实现了。苏洵禀赋颖异、气质谨严，思想独立、性格古怪，自然不是易于与人相处的人。直至今日，人人都知道他到二十七岁时才发奋读书。大人常举这件事来鼓励年轻人，告以只要勤勉奋发，终会成功的。当然，聪明的孩子也许会推演出相反的结论，那就是孩童之时不一定非要专心向学。事实上，苏洵在童年并非没有读书作文学习的机会，而似乎是苏洵个性强烈，不服管教，必又痛恨那个时代的正式教育方式。我们都知道好多才气焕发的孩子确实如此。若说他在童年时根本没读书写字做文章，恐非事实。他年轻之时，必然给程家有足够好的印象，不然程家不会愿意把女儿嫁给他的。另外，同样令人惊异的是，他晚到二十七岁才发奋读书，而能文名大噪，文名不为才气纵横的儿子的文名所掩，这究属极不寻常之事。

大约他得了长子之后，自己才态度严肃起来，追悔韶光虚掷，痛自鞭策。他看到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内兄，还有两个姐丈，都已科考成功，行将为官做吏，因而觉得含羞带愧，脸上无光。此等情事对一个平庸之才或许不会有什么刺激，但对一个天赋智力如此之高的人，当时的情形一定使他无法忍受——今日由他的文集中所表现的才智看，我们对此是不难了解的。在苏洵给他妻子（苏东坡的母亲）的祭文里，他表示妻子曾激励他努力向学，因为那位程家小姐是曾经受过充分的良好教育的。祖父对他儿子并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什么，在他眼里，他这个儿子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只是一个倔强古怪的孩子，虽有天才却是游手好闲，不肯正用。有朋友问他，为什么他儿子不用心读书而他也不肯管教，他很平静地回答说：“这个我不发愁。”他的话暗示出来他那才气焕发而不肯务正的儿子总有一天会自知犯错、痛改前非，他是坚信而不移的。三苏祠内的东坡醉月石雕石雕　现代在苏东坡丰富的文化遗存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酒文化。他饮酒的“知名度”虽远不及李白，但堪称酒德典范。他在晚年有一段自叙：“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

四川的居民，甚至远在宋代，就吃苦耐劳，机警善辩，有自持自治的精神，他们像偏远地区的居民一样，依然还保持一些古老的风俗文化。由于百年前本省发明了印刷术，好学之风勃然兴起，在苏东坡的时代，本省已经出了不少的官员、学者。其学术的造诣都高于当时黄河流域一带，因为在科举时，黄河一带的考生都在作诗方面失败。成都是文化中心，以精美的信笺、四川的锦缎、美观的寺院出名。还有名妓、才女，并且在苏东坡出世百年以前，四川还出了两个有名气的女诗人。那些学者文人在作品上，不同于当时其他地区文章浮华虚饰的纤丽风格，仍然保有西汉朴质遒健的传统。

在当年，也和如今一样，四川的居民都耽溺于论争，酷爱雄辩的文章，甚至在中产社会谈话之时都引经据典，富有妙语佳趣，外省人看来，都觉得充满古雅精美的味道。苏东坡生而辩才无碍，口舌之争绝不甘拜下风。他的政论文章清晰而有力，非常人可望其项背，数度与邪魔鬼怪的争辩，自然更不用提了。东坡和他父亲被敌人攻击时，都被比为战国诡辩游说之士，而友人则誉之为有孟轲文章的雄辩之风，巧于引喻取譬。四川人为律师，必然杰出不凡。

就因为这种理由，眉州人遂有“难治”之称。苏东坡一次辩称：此地居民，不同于教养落后之地，不易为州官所欺。士绅之家，皆置有法律之书，不以精通法律条文为非。儒生皆力求遵守法律，亦求州官为政不可违法。州官若贤良公正，任期届满之时，县民必图其像，悬于家而跪拜之，铭之于心，五十年不能忘。当地人像现代的学生一样，新教师初到任，他们要对他施以考验。州官若内行干练，他们绝不借故生非。新州官但凡有扰民傲慢之处，以后使他为难棘手之事多矣。正如苏东坡所说，眉州之民难治，非难治也，州官不知如何治之耳。

在眉州那些遗风古俗之外，民间还发展出一项社会的门阀制度。著有名声的世家列为甲等、乙等，而称为“江卿”。江卿之家不与普通人家通婚嫁，只要对方非江卿一等，再富而有势，亦不通融。另外，农民之间有一种完美的风俗。每年二月，农人开始下田工作。四月初拔除野草。农人数百之众，共同动手。选出二人管理，一人管钟漏，一人管击鼓。一天的开工收工完全听从鼓声。凡迟到与工作不力者皆受处罚交纳罚金。凡田多而工作人少者，都捐款归公。收割已毕，农民齐来，盛筵庆祝，击破陶土做的钟漏，用所收的罚金与指派的捐款，购买羊肉美酒，共庆丰收。这项典礼开始时，先祭农神，然后大吃大喝，直至兴尽，才各自归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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