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长之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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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试读：
出版说明
百年前，张之洞尝劝学曰：“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是时，国势颓危，列强环伺，传统频遭质疑，西学新知亟亟而入。一时间，中西学并立，文史哲分家，经济、政治、社会等新学科勃兴，令国人乱花迷眼。然而，淆乱之中，自有元气淋漓之象。中华现代学术之转型正是完成于这一混沌时期，于切磋琢磨、交锋碰撞中不断前行，涌现了一大批学术名家与经典之作。而学术与思想之新变，亦带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转型，为中华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时至今日，中华现代学术已走过百余年，其间百家林立、论辩蜂起，沉浮消长瞬息万变，情势之复杂自不待言。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编纂，其意正在于此，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纳各学科学派名家名作，以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之新变，探求中华现代学术之根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兼及其他，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
出版“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为本馆一大夙愿。自1897年始创起，本馆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有幸首刊了中华现代学术史上诸多开山之著、扛鼎之作；于中华现代学术之建立与变迁而言，既为参与者，也是见证者。作为对前人出版成绩与文化理念的承续，本馆倾力谋划，经学界通人擘画，并得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终以此丛书呈现于读者面前。唯望无论多少年，皆能傲立于书架，并希冀其能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共相辉映。如此宏愿，难免汲深绠短之忧，诚盼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共襄助之。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0年12月凡 例
一、“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20世纪80年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二、入选著作内容、编次一仍其旧，唯各书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卷末附作者学术年表和题解文章，诚邀专家学者撰写而成，意在介绍作者学术成就，著作成书背景、学术价值及版本流变等情况。
三、入选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订、校阅本为底本，参校他本，正其讹误。前人引书，时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则不以原书文字改动引文；如确需校改，则出脚注说明版本依据，以“编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说明。
四、作者自有其文字风格，各时代均有其语言习惯，故不按现行用法、写法及表现手法改动原文；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亦不作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舛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径改。
五、原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点，专名号从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下缺）”表示。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自 序
在最近接到叶圣陶先生的复信，知道开明书店有着肯收印这部稿子的好意以后，我重把全稿校改了一遍，并把去年五月二十九日（全稿写成的日子）初写的序文以及今年八月三十日重写的序文都割弃了。现在愿意报告给读者的是：本书蓄意要写，是二十七年的秋天的事；在这年的夏天，我由昆明到重庆，由重庆到成都，在路上才对《史记》有着整个的接触，直到在成都住定下来，才把意见整理了一下，又对全书作了一个自己行文时需要的索引，可是没有动笔。不久又到重庆去了，经过了三年，首先写出的只是《司马迁在文学批评上之贡献》一文，日子是三十年四月九日，原因是这时担任着中央大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所以先把这方面的意见写成了，现在收入本书的第九章第三节。后来又因为在中央大学讲中国小说史，便常想把《史记》之史诗性底优良写出，但老没有实现，只是同时却重新有着要把全书写出的冲动了。又过了三年，这冲动到了三十三年的春天，是再也不能遏止了，便一气写了二、三、四、五、六各章，第一章的附录《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则是这一组的文字中最早的一篇，日子是三月五日，第六章最迟，日子是八月十六日，还有第七章第十一节《司马迁之民间精神》也在这期间写出，日子是三月二十七日，一共差不多费了半年的工夫，书写成了小半（司马迁的生活方面是告一段落了），而第一章的正文仍空着；第一章因为是对司马迁的时代之整个把握，我不敢轻易写，也曾写出了一部分，又为一个无知的妄人撕掉，兴致也就索然。（我顶痛恨一个人打断我的工作！）关于司马迁之思想和艺术方面，则怀着畏难更大。接着我健康上和心情上最恶劣的时候来了，我很少写东西，教书生活也放弃了，我离开了住久了的沙坪坝，迁到北碚，北碚自然是鸟语花香的地方，可是与我似乎没有什么相关，日本投降虽给我了一时的兴奋，也苦为时极暂。——三十四年是这样空白地过去了。到了三十五年的春天，我只身飞到了南京，心情和健康都慢慢好转，头两个月在忙我的翻译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工作，到了四月，我决计推开一切，全力写《司马迁》，首先把第一章补写起来了，十分高兴，果然写得很顺利，到了五月底，就又把思想和艺术的方面也完成了，结论也写出了，两月的功夫得了十二万字，在我自己是最得意的记录，而全书告成了！南京不是我怎么喜爱的地方，可是回想起写作时面对着的鸡鸣寺以及玄武湖上的风光，却也恋恋！
有人问我写作时的参考书怎么样？我很惭愧，一点儿也不博！有人有着《史记会注考证》，可是锁在箱子里，不借给别人看。学校里有一部，可是被一位去职的先生拿走了十分之六，我有什么办法？我在写完《司马迁》以后的四个月到了北平，多少买了点书，关于《史记》的也有十几种，《史记会注考证》即在其中。但仔细看下去，这些书也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改动我的全文的地方。我只好解嘲地说：阿Q不是会唱“手拿钢鞭将你打”，也不曾有人教么？我也有“无师自通”的地方呵！况且，我认为，史料不可贵，可贵是在史料中所看出的意义，因此，历史不该只在求广，而且在求深！近人动辄以参考书多少为计较，我便不太重视了。自然，我有叨惠于前人的地方，书中多已随文注明。现在我只想特别提出，给我启发最多的是姚祖恩（《史记菁华录》的著者，只有最近朱佩弦和叶圣陶两先生在所编的《略读指导举隅》中才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我在论及《屈原贾生列传》或《魏其武安侯列传》时得到他的提示之益尤大）和张裕钊（我所说的奇兵律，即由他之批《平准书》而得），他们对于《史记》的贡献，我想以后作《史记研究书目提要》时再为表彰吧。同时，我却也可以坦白地承认，我们比以前人占便宜处，是我们懂得了体系化，但他们的功劳究竟是值得感谢的。
又有人见我分别发表了的本书的几章时，曾问我：是不是在大学里正开“史记研究”的课？我也只有笑了。第一是，现在的大学里就是有“史记研究”的课，也不许我这样讲法，他们要的是板本，是训诂，是甲说乙说，而自己不说，甚而有的人只以点点“句读”为事，充其量不过摇头摆尾地讲讲“义法”，如此而已。我们这样讲法，却是“无本之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哪里可以在大学里讲？第二是，我写一部东西，很少是基于外在的动机，却往往基于自己的一点创作欲求。在我创作冲动不强烈时，我不能写；在我酝酿不成熟时，我不能写；在我没感到和自己的生命有着共鸣时，我也根本不能选择了作为我写作的对象。——我管什么大学里有没有这门课？
在我写作时的确经过了些艰辛，可是写完了，校完了，也觉得仍是十分空虚，仿佛有一种莫明其妙地若有所失之感似的。只是在初写时，最不满意的是关于李陵案的一章，谁知在重校时，我却为这一章哭了，泪水一直模糊着我的眼。那一天是中秋的上午，我自己也觉得好笑。自己看自己的作品原不足为凭，有时希望太切，就容易格外不满，又有时不免溺爱，也就有些过分的宽容。总之，写过的东西，颇有些像疮痕，非不得已是不大愿意再去揭开的。——是非还是诉诸读者吧！
本书的书名，原想叫《抒情诗人司马迁及其悲剧》，这是因为初意只在传记，而传记的中心是在李陵案。后来因为论《史记》各篇著作先后的一文写得太长，想改为《司马迁和史记》，以表示“人”与“作品”并重。但以后写风格的分析时是占了更大的比重了，所以终于定名为《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人格与风格也有一个共同中心，那就是“浪漫的自然主义”。本也想把这个形容词加在书名上，可是那就更累赘了，而且不如现在这样有点含蓄，虽然我是不惯于，也不肯，要什么含蓄的。
去年十月五号到北平，现在恰恰一年了。校完了这稿子，在感到这稿子本身空虚之外，才觉得来了北平还没做什么事之愧耻，是更有些怅怅然了。
想到最初写此稿时，我的朋友蔚初所给的鼓励之大，这鼓励令我永不能忘却，现在远隔万里，就谨以此书作为纪念，祝她康乐，祝她勤奋地写作吧。叶圣陶先生和开明书店的好意，也一并谢谢！三十六年十月三日，夜深人静，皓月当空， 长之记于北平广济寺第一章司马迁及其时代精神一 伟大的时代
我们常听人讲“唐诗、晋字、汉文章”，这就是说每一个时代各有它的特别卓绝的艺术的。假若艺术活动乃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顶点的话，这三种艺术也可说都是那每一个时代的各别的精华了。在这每一种精华里，逢巧都有一个集中地表现了的伟大人物，这就是杜甫、王羲之和司马迁！
我们当然可以从各方面去看司马迁，但即单以文章论，他也已是可以不朽了！试想在中国的诗人（广义的诗人，但也是真正意义的诗人）中，有谁能像司马迁那样有着广博的学识，深刻的眼光，丰富的体验，雄伟的气魄的呢？试问又有谁像司马迁那样具有大量的同情，却又有那样有力的讽刺，以压抑的情感的洪流，而使用着最造型底史诗性底笔锋，出之以唱叹的抒情诗底旋律的呢？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再没有第二人！
司马迁使中国散文永远不朽了！司马迁使以没有史诗为遗憾的中国古代文坛依然令人觉得灿烂而可以自傲了！司马迁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活动永远常新，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情感，特别是寂寞和不平，永远带有生命，司马迁使可以和亚历山大相比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显得平凡而黯然无光了！
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真的，我们只可能称司马迁是诗人，而且是抒情诗人！）让我们首先想到的，乃是他那伟大的时代。
我们说司马迁的时代伟大，我们的意思是说他那一个时代处处是新鲜丰富而且强有力！奇花异草的种子固然重要，而培养的土壤也太重要了！产生或培养司马迁的土壤也毕竟不是寻常的。二 楚文化的胜利
按照我们的考证，司马迁应该生在公元前一三五年，这就是汉武帝建元六年。（关于这一节的辩论，我们放在这文字的附录。）这时离汉朝的初立（公元前二○六年）只有七十多年的光景，一切政治或文化上的规模还没有十分成为定型，所以司马迁也可以说多少还能够呼吸着“先秦”的学术精神或者气息的。许多大师的流风馀韵应该对司马迁并不生疏，而活得较为老寿的人物像伏生、申公，更几乎年代和司马迁相接。伏生是秦博士，申公曾见过汉高祖，这恰是可以传递先秦的文化的人，和他们同年辈的人也一定还不在少。——这样便可以想象司马迁和先秦的精神之衔接了。
不过我们大可注意的是，汉的文化并不接自周、秦，而是接自楚，还有齐。原来就政治上说，打倒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的乃是楚。这一点必须详加说明，然后才能了解司马迁的先驱实在是屈原。
不错，在公元前二九七年，楚怀王被囚于秦而死，但后来过了九十年左右项羽起来反抗秦，依然找到了楚怀王的孙子，立为“楚怀王”，才能号召。可见楚的势力——精神上的势力——之大了。当时陈涉起事也称为张楚，张楚就是张大楚国。楚国爱国的诗人屈原虽然在郢都被破（公元前二七九年）后不久就自杀了，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就正是像表现在屈原身上的楚人爱国的情绪似的，推翻了暴秦，报了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话假若当做一种象征的意义看，是应验了！
就精神上看，楚实在是直接继续秦而统治着的，汉不过是一个执行上的傀儡而已。我们试举几件事情看：
第一，语言，汉代承袭着楚的语言。例如当时称公即是楚语，而司马迁为太史令又称太史公者，也是因楚语而然（据朱希祖说，见其《中国史学通论》）。当时有所谓楚声，可知楚语有很大的势力。
第二，风俗习惯，有许多是得自楚的。例如中国古代是尚右的，楚人却尚左，后来中国人也尚左了，这关键就在汉（可参看蒋锡昌《老子校话》页二一一）。在汉时还有所谓楚冠，也很盛行。
第三，楚歌、楚舞，在汉代流行起来。不惟项羽会作那楚词式的歌，“力拔山兮气盖世”；就是汉高祖，也会作楚词式的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到了汉高祖看到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不得立为太子了，便又对戚夫人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见《史记·留侯世家》）
第四，从漆画的艺术看，汉之承继楚的文化处尤为显著。在许多年前，日本在朝鲜乐浪郡所发现的彩箧冢中的许多漆器，让我们看到汉代那样笔势飞动的人物画。可是在抗日战争发动的头几年，我国学者商承祚却在长沙又发现了楚国漆器，我们在那上面便看到同样的笔意飞动的人物画。——那精神是多么相像！
例子不必再多举了，楚人的文化实在是汉人精神的骨子。这种文化的特质是什么呢？假若我们和周代的文化比，那就更容易了解。周的文化可说最近于数量的、科学的、理智的、秩序的。具体的例子像按爵位及事情性质不同而用的圭（有大圭、镇圭、躬圭、桓圭、琬圭、琰圭之别），像按器用不同而有一定比例的合金（《考工记》所谓“金有六齐”）；街道吧，是像诗人所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小雅·大东》）他们的精神重在凝重典实，那农业社会的精神状态乃是像诗人所歌咏的农作物似的：“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大雅·生民》）这种凝重坚实的文化的最好代表可以看铜器，尤其是鼎。楚文化和这恰可以作一个对照。它是奔放的、飞跃的、轻飘的、流动的，最好的象征可说就是漆画了。这两种文化，也可说一是色彩学的，一是几何学的。在周文化那里，仿佛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在楚文化这里，却是像“青黄杂揉”的大橘林似的，鲜艳夺目。简单一句话，周文化是古典的，楚文化是浪漫的。就是这种浪漫的文化征服了汉代，而司马迁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至于楚文化何以在汉代有这样大的势力，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一些成为原因的事实来。第一，我们必须注意到楚的实力之大，苏秦所谓“从合则楚王，衡成则秦帝”，可知惟一能和秦对立的只有楚。第二，我们必须考虑到楚国的民气之盛，报仇心之切。我们看范增初见项梁时的谈话：“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返，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立楚后也。”项梁听了他的话，才把楚怀王的孙子——一个牧羊儿——找了来，又立为怀王，以为号召。可见楚的潜势力了。第三，我们不要忽略楚国占地之广。自从两次迁都后，已经扩张到了现在江苏的北部；在某一种意义上说，刘邦一般人已经是楚人，不要说项羽了。第四，在汉高祖九年（公元前一九八）曾把楚的贵族昭、屈、景、怀迁入关中。这一方面固见出楚的势力仍不可侮，另一方面却也见出这是楚文化之直接对汉代的传递。大凡一个时代的文化，往往有一个最显著的共同特点，这就是时代精神。汉代——特别是西汉的时代精神，就是浪漫情调，而楚文化者恰与这切合，自然为人所热烈吸取了。
假若再问何以楚国产生的文化是那样的？我们可以说经济力的膨胀乃是一个大因素。我们试看春申君客人的豪奢吧！“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瑇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馀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史记·春申君列传》）再看《招魂》、《大招》里的铺陈，那生活的豪华富贵更不难想象。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之下所产生的文化一定是浪漫的，正如在农村的勤苦生活之下所产生的文化一定是古典的。我们用这同样的原因不唯可说明楚，而且可说明齐，又可说明一部分的秦，更可说明汉代文化的本身。三 齐学
齐也是一个在经济上富裕的地方，它所发展的文化，也和楚十分相似，便又同样为汉所吸收。
我们试看齐、楚两国人同样善于想象，齐人邹衍有海外九州之说，楚人屈原也有“九州安错？川谷何洿？”之问，这都是“闳大不经”，而且“迂怪”的，此其一。齐人喜欢讲“隐”（如淳于用“三年不飞不鸣的鸟”来谏齐威王，齐客用“海大鱼”来谏靖郭君），楚人也喜欢讲“隐”（如伍举也曾用“三年不飞不鸣的鸟”来谏楚庄王），此其二。齐国最发达的是兵家，战国时的兵家几乎全是齐人，如司马穰苴、孙吴、孙膑，一直到蒙恬，都可以为例。他们兵家所最爱讲的是术，是知白守黑，是人先我后（因为谁先作战，谁就有被第三者看穿了实力的危险），而楚国的哲学却就从兵家一转而为形上学，这就是后来的《老子》，此其三。
在这些和楚国文化相似之点上，却也正是浪漫精神的寄托。闳大不经，不用说是浪漫精神，因为那其中含有想象力的驰骋，无限的追求故。隐语也是浪漫精神的一端，因为这正是一种曲折，正是追求质实的古典精神的反面。至于兵家，兵家是所谓出奇制胜的，“奇”又恰是浪漫精神之最露骨的表现。
因为齐、楚文化有这样的接近，所以楚国的正统文人如屈原辈也往往是亲齐派。屈原本人就曾三次出使过齐国。这样一来，齐、楚文化的连系就更密切了。
说到齐，我们就更容易想到鲁。齐、鲁虽然相距很近，而文化系统上却绝然两事。正如齐、楚的文化为一系一样，鲁乃是和周为一系的。鲁几乎是周文化的一个保存所，试看在公元前五四四年，吴国的季札到了鲁，就听见了周的音乐。又过了四年，就是公元前五四○年，晋国的韩宣子又到鲁国，便看见了《易象》和《春秋》，他高兴地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我们必须了解周、鲁的文化这样密切，我们才能够明白产生在鲁国的孔子是那样羡慕周，一则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二则说：“吾其为东周乎！”三则说：“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正如周与楚之相对立似的，鲁与齐在文化上也是对立的。即以经学论，便有鲁学、齐学之分。同是解《春秋》，《公羊传》那么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何休《公羊解诂序》），《榖梁传》便非常谨愿而很少夸张了。这就是因为公羊是齐学，榖梁是鲁学呵！（班固《汉书·艺文志》注）以孔、孟二人而论，孔子是纯然鲁国精神的，而孟子却多少染了一些齐气——孟在齐较久。
西汉的经学多半是齐学。你看《春秋》吧，《史记》上说：“汉兴在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公羊是齐学，我们已经说过的了。《易》则“本之杨何之家”，杨何是齐人，而且杨何是自田何传来的，田何也是齐人。《书》是传自济南伏生，济南也是齐地。《诗》之中，大师有辕固生，辕固生也是齐人，而且“诸齐人以《诗》显贵”。只有《礼》是传自鲁高堂生，可称为鲁学，然而实际上订汉代礼仪的却是叔孙通，而叔孙通的为人，不惟有齐气，而且变服改为楚装，以悦汉高祖，这就尤其是低首于齐、楚一系的文化的了。
以上是就经学范围以内说，也可以说是就儒家范围以内说，是如此。假如就儒家以外看，则西汉最盛的学术是黄、老，黄、老也是齐学。照《史记》上说：“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又说：“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均见《乐毅列传》）可见齐是黄、老之学的大本营。
同时我很怀疑黄、老之学的黄、老原先并非指黄帝、老子，而是指张良所见的黄石公。黄石公也不一定真有这个人，却可能是张良所假托的。我们要注意的是黄石公教给他的一卷书是什么书？原来是封在齐地的姜太公的兵法，又要注意张良所说的黄石公的最后归宿是什么地方？原来是齐地的济北谷城下。这无异于透露了一个破绽，就是这一套学问乃是来自齐地。大概是张良学自齐地（也许就在东见仓海君的时候），后来张良却不公开这个来源，因此托名黄石公。黄石公是张良自述的一个神话，当然是他编造的。张良是秦、汉间人，造了这个圯上老人黄石公以后，于是到了汉初，便有“黄老”这个名称了。后来的“黄老派”也的确是拿兵家的道理而应用在人事上的。不管我这个推测错不错，汉朝盛行的是黄、老，而黄、老之学是齐学，这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汉初的黄、老势力，那是大极了！不但汉高祖时代的张良、陈平、曹参是“黄老派”，就是汉高祖本人讲斗智不斗力，能以退求进，能欲取先予，也是深得黄、老三昧的。这样一直到了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一三六，是司马迁生年的前一年）才死去的景帝母亲窦太后，以及武帝时直言敢谏的汲黯，好推举人才的郑当时，还有田叔、直不疑、邓章、王生等，都是“黄老派”。
我们再拆穿了说，西汉何尝有真儒家？秦时的儒家已经和方士不分，所以我们在现在虽然称秦始皇坑儒，在西汉却称秦坑术士。（《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伍被谏淮南的话便有：“昔秦绝先王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儒林列传》里太史公也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何尝称为儒？）就是在《秦始皇本纪》里，记载秦始皇大怒道：“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徒奸利相告日闻，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被坑的也哪里是纯粹的儒家？
到了西汉，书呆子式的儒家固有，但当权的儒家都是方士和“黄老派”合流的人物。试看为汉代制礼仪的叔孙通，弟子们骂他“专言大猾”，意思就是夸大而狡猾，而他骂那说他面谀的两个鲁生却是“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无怪乎司马迁讥讽他说：“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这哪里是儒家，简直是黄、老！
再一个提倡儒学的人物，就是公孙弘，由于他的请求，“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可是他根本是一个多诈的齐人。起初放猪，四十岁以后，才学《春秋》杂说。他是从来“不肯面折人过”的，《史记》上说他只是“缘饰以儒术”。他和汲黯同时去见皇帝，总是“汲黯先发之，弘推其后”，而且和别的大臣本来议好的事情，见了皇帝，他也每每“皆倍其约，以顺上旨”。他的真面目是：“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却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这难道不是一个典型的“黄老派”么？
我们不妨再提出大家公认为是儒家的董仲舒，这是在公元前一四○年向汉武帝建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之法，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罢黜百家，把儒术定于一尊的大功臣，可是他的为人怎么样呢？虽然号称“廉直”，可是受了打击，也就竟“不敢复言灾异”了！所以这也仍然是“黄老式”的人物。
在汉武帝心目中，儒家也仍然是方士之流，所以当“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时，便“尽罢群儒不用”（见《封禅书》）了！
这样看来，从汉高祖一直到汉武帝，儒家并没有被重视，事实上这些方士和黄、老合流的人物也不值得重视，痛快地说，西汉并没有真儒家，滔滔天下者乃是黄、老，黄、老是齐学！
除了当时在经学上是齐学，在黄、老上是齐学之外，当时的宗教更是齐学。我们刚才说当时的儒家多半是方士和“黄老派”的合流，而方士又大多是齐人。像汉武帝时著名的方士如少翁、栾大、公孙卿、丁公等，都是齐人。原来终始五德之运的学说，就是开始于齐人驺衍，为秦始皇所听得入耳而采用，又为汉文帝所向往，到了汉武帝就完成了巡狩封禅改历服色等事的。这一串的把戏，是发源于齐。再说汉代所崇敬的神，原是一些地方神，随着政治上的统一，这些神也被统一了。这些地方神中有大部分神是齐神，如所谓八神之属：“一曰天，(1)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四曰阴，主祠三山（《索隐》：顾氏案《地理志》，东莱曲成有参山，即此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皆在齐北，并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集解》：韦昭曰‘成山在东莱’），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祠琅琊。琅琊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史记·封禅书》）这就是齐人的宗教体系，秦始皇追求于此，汉武帝也追求于此。至于所谓封禅者，不过在八神之中，特别提出在泰山、梁父的地方神而加以崇礼而已。从一方面说，这种地方神因秦而有统一于中央之势，因汉而有统一于中央之实，但是反过来，实在不如说是这地方性的宗教恰正统一着汉人的信仰。这也可以说是齐学的又一表现了。
总之，汉代的经学，黄、老，宗教，在在被浸润着齐学的成分。经学作用了汉人的学术，黄、老支配了汉代的政治，宗教风靡了汉家的君臣。齐学的力量多么大！
我们说过，齐、楚文化是一系，都是浪漫精神的代表，那末，汉代在楚文化的胜利之馀，又加上齐，真是如虎添翼，自然可以造成浪漫文化的奇观了。四 异国情调和经济势力的膨胀
然而还不止此。浪漫精神大抵是偏于幻想、追求新奇的，于是异域的文化的倾慕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逢巧在汉武帝的时代又大通西域，所以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风俗便被介绍进来了。
我们就看《史记·大宛列传》上所记的异国情调吧！“安息……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这种雕刻人像的钱币，横行的文字，也就是西洋现在的样子，和中国那时的见闻是太有距离了，在那时的人看来，一定是十分有趣的。况且，“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眩就是魔术，所谓吞刀吐火、殖瓜种树、屠人截马一类的戏法，这又是中国人所不曾饱过眼福的。还有呢，“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馀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首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这真煞是好看，他们的蒲陶、苜蓿也带进来了，一种就种一大片，望不到边儿。那副深眼多须的样子，斤斤较量的精神，尊重女权的风俗，这是和东方多末成为对照的呢！浪漫精神是追求异域情调的，而异域情调又丰富了浪漫精神的营养，西汉之为西汉，我们是大可想象了！
然而又还不止此。助长浪漫精神的另一因素乃是经济力的膨胀。而西汉在这上面又是条件具备的。我们且看司马迁的记载：“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2)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官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平准书》）大凡人在不得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就要先解决现实的问题；迨现实的问题既已解决，就要去满足理想、幻象、想象了。这后者是产生浪漫文化的最重要的条件。楚如此，齐如此，西汉（尤其是武帝时代）更如此。我在以前说这也可以部分地说明秦者，是因为秦虽物产不丰，但也据有一个商业中心（这就是李斯所谓“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假若秦能维持久一些，她也是依然会循着齐、楚文化的线索而前进的。现在，她却是只作了汉文化的前奏而已了！五 这个时代的象征人物——汉武帝
在这浪漫精神的大时代里，那些人物都是怎样呢？我们不妨从楚文化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说起，那就是项羽。这真是一个天马横空的人物，他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因为剑是一人敌，不足学，要学是学万人敌，那就是兵法。学兵法大喜，可是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他身长八尺馀，力能扛鼎，才气过人。他的作战完全以气胜。他可以带三万精兵，就打败了汉高祖的五十六万大军。他是道地的英雄色彩，他要与汉高祖决战，他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决雌雄！”只要他一出马，让交战的人目不敢视，手不敢发，只有逃走。到了失败的时候，他爱的只有美人与名马，他会对美人和名马唱歌，慷慨悲泣，一洒英雄之泪。最后他会以二十八匹马还摆作阵势而突围，仍然以少胜多，证明自己之不败。他爱的名马，他送了好汉；他自己的头颅，也送给老朋友。他是自杀，他不能受辱。这一个咤叱风云的英雄在起事时，才二十四岁；到拔剑自刎时，也才三十一岁。他所代表的是狂飙式的青年精神，他处处要冲开形式。他是浪漫精神的绝好典型。他的魄力和豪气就是培养司马迁的精神的氛围，他的人格就是司马迁在精神上最有着共鸣的！——所以《项羽本纪》写得那样好！
项羽死于公元前二○二年，这距司马迁之生还有半世纪，所以这不过在楚文化的精神上是一线相递，鼓舞着司马迁而已。另一个和司马迁的年代相接的人物却是李广，在李广自杀时（公元前一一九），司马迁年十七。李广也可以说是项羽的化身。他同样是失败的英雄，他同样有豪气，他同样是“才气天下无双”。他的豪气也同样是冲开了形式，表现着浪漫的浓厚气息。他带兵是没有部伍行阵的，“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他有无比的勇气，他曾以四千人被十倍的匈奴所包围，兵死了一半，箭也光了，到黄昏的时候，别人都吓得面无人色，但他意气自如。他又有超绝的体力和射法，曾射箭穿石，以为是老虎。平常善射虎，虎也常常伤着他。这样的人最后也失败了，而且也是自杀。他这浪漫的精神是同样和司马迁的内心有着深深的契合的。——所以《李将军列传》又写得那样出色！
然而项羽和李广却都还不能比另一个屹立于司马迁之旁，差不多和司马迁相终始，更能作为这一个时代的象征的人物——这就是汉武帝。
汉武帝比司马迁大二十二岁，但汉武帝有着七十一岁的高龄，而司马迁恐怕在武帝死前已经逝世了。（司马迁在四十六岁以后的生活已经没有记载可寻。）
武帝以十几岁执政，统治中国的年代超过半世纪。这是一个充分表现浪漫精神的人物。他的一生，简直像一部剧本。我们举几件具体的事情来看吧。例如他在即位后三年的时候，那时他已经二十岁了，就喜欢微服出来打猎，自称平阳侯，而且有一次住在人家里，被人疑为小偷，几乎灌了一嘴尿，这生活够浪漫了！我们再看他那封禅求仙的事吧！这事开始很早，在元光二年（公元前一二三），那时武帝二十五岁，就有李少君献炼丹长寿之术，他说他吃过安期生给他的枣，枣大如瓜。李少君永远不说自己的年龄，有人问他，便永远答复是七十；而且有一次在众人广座中，他找着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头儿，谈到那老头儿的祖父的游射之所，于是一座大惊，大家以为他是好几百岁了。从这时起，武帝便派方士向东海求仙。此后在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武帝年三十九），又有少翁之事。少翁被拜为文成将军，说能够招鬼神，武帝信以为真。后来文成将军写好了字，给牛吃了，装做不知，说是杀牛可以得奇书。果然把牛杀了，书也有了，但汉武帝认出是他的手迹，便把他杀了。这样武帝应该觉悟了吧，可是不，他像吃鸦片一样，时而觉悟戒绝，却又时而瘾发再来。到了元鼎四年（公元前一一三，武帝年四十五），就又来了一个方士叫栾大，他不唯说“黄金可成，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而且“河决可塞”。河患本是当时的大问题，自然武帝听得更入耳了。但是这人的下场却和文成将军一样，也是所说不能兑现而被诛。然而就在这年的冬天又有公孙卿称说“黄帝且战且学仙”的榜样，武帝又动心了，说：“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脱妻子如脱耳。”这样到了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武帝年四十八），那十八万骑兵，千有馀里旗帜，一万八千里行程的大规模的封禅典礼就实现了。（这是司马迁年二十六岁，接受父亲遗命的一年。）由于公孙卿说“仙人好楼居”，于是堂皇的建筑也发达起来了。这是封禅求仙的副产物。最后一直到征和四年（公元前八九），武帝六十九岁了，才真正觉悟，承认过去的“狂悖”，把方士们都驱逐了，并说：“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然而这时已到了他的生命的尽头，他的一生实在是在“且战且学仙”里度过的。
打猎和封禅的生活之外，我们再举他一件求马的故事，也是富有喜剧性的。他为了听说大宛有好马，便发动了四年大规模的战争，先是发了六千骑兵，几万的浮浪子弟，叫李广利率领前往。因为名马在贰师城，便叫李广利为贰师将军，指明是求马。可是两年过去了，没有成功，兵只馀了十分之一二。武帝大怒，不许他们入关，入者斩之。凡是建议罢兵的，也都治了罪。于是又发了六万人，还有十万匹牛，三万多匹马，驴、骡、骆驼也各有万馀，再去伐宛。因为宛王城中无水，要到城外来取水，便又派了水工去，封锁了他们的水源。还怕人数不够，又发十八万的预备补充的士兵。更重要的是，找了两个看马的专家，去选择马。这样小题大作的结果，当然成功了，可是收获不过上等马几十匹，中等马三千多匹而已。这时武帝已经是五十几岁的人了，可是做得多么天真！
汉武帝的真相，可由汲黯的批评看出来，汲黯的批评是说他“多欲”；也可由他自己的认识看出来，他不满意他的长子，因为他“仁恕温谨，才能少，不类己”；而武帝自己当然是这样的反面了。
武帝自己有才，也爱才，看他留下的诗歌，如《秋风辞》、《塞河歌》，都是飘逸苍凉兼而有之。他之爱才，可从他的《求贤诏》看出来：“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民吏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他的求才却也是浪漫的。他喜欢奇才。例如他想伐南越，想派两千人去，庄参说两千人不够，他就把庄参罢免了。却有一个韩千秋说两百人就行，便立刻为汉武帝所赏识。这可以见出他的作风。他那一时人才之盛，可参看班固的话：“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他们各有个性，各有特长，不拘常调，不拘一格，就恰像浪漫作品之形形色色似的——而笼罩这一切的是汉武帝！六 司马迁在这一个时代中的意义
在这种种氛围，种种作料，种种色彩，种种音符之中，而出现了司马迁。
大凡一种文化成自统治已久的中央地带的，多是古典的；而成自地方的，成自异域的，则是浪漫的。齐、楚的地方文化代周而起了，稍试其锋于秦，而完成于汉。齐人的倜傥风流，楚人的多情善感，都丛集于司马迁之身。周、鲁式的古典文化所追求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者，到了司马迁手里，便都让他乐就乐、哀就哀了！所以我们在他的书里，可以听到人类心灵真正的呼声。以《诗经》为传统的“思无邪”的科条是不复存在了，这里乃是《楚辞》的宣言：“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直然是第二个屈原！
老子也罢，黄、老也罢，齐也罢，楚也罢，他们的哲学基础是自然主义。这一点也成了司马迁的思想的骨子。自然主义和浪漫精神本是这一时代的精神生活的核心。如果用一句话以代表司马迁的人格时，只有“自然主义的浪漫派”一个形容！到了东汉，那自然主义的色彩是保留了，而浪漫精神的热焰已熄，所以那时产生的人物便只可以有班固、桓谭、王充了。这浪漫文化的复活，便是后来的魏、晋。然而浓烈和原始，却远不如司马迁了！司马迁是像屈原一样，可以和孔子（虽然在追慕着他）对立的！
汉武帝在许多点上，似乎是司马迁的敌人，抑且是司马迁所瞧不起，而玩弄于狡猾的笔墨之上的人；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有许多相似处，而且太相似了！汉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马迁表现在学术上。“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这同样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力量。武帝是亚历山大，司马迁就是亚里斯多德。这同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而已。汉武帝之求才若渴，欣赏奇才，司马迁便发挥在文字上。汉武帝之有时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实际，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马迁也以同样的内心生活而组织成了他的书。汉武帝的人格是相当复杂的，而司马迁的内心宝藏也是无穷无尽！
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这是那一个时代的共同情调，而作为其焦点，又留了一个永远不朽的记录的，那就是司马迁的著作！三十五年四月五日写毕于南京附录 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向来有许多说法。根据都是由于《太史公自序》的两条注。那《自序》的原文是：“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在“迁为太史令”下，有司马贞的《索隐》：“《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在“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有张守节的《正义》：“按迁年四十二岁。”
我们知道司马谈是死于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的，所谓“卒三岁”就是到了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假若《索隐》是对的，这一年司马迁二十八岁，那末，司马迁应该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
太初元年是公元前一○四，假若《正义》是对的，这一年司马迁四十二岁，那末，司马迁应该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一四五）。
这两种说法的差异是相去有十年。如果迁就《索隐》，则《正义》所谓四十二岁应该是三十二岁的误记；如果迁就《正义》，则《索隐》所谓二十八岁就是三十八岁的错写。
王静安、梁任公都是主张《正义》的，现在几乎已成为定说。只有张惟骧却另有一说，认为《正义》所谓四十二岁却并非是指太初元年时司马迁年四十二岁，乃是说司马迁只活了四十二岁。他说《索隐》所谓年二十八，也不是指元封三年司马迁年二十八，乃是指太初三年（公元前一○二）司马迁年二十八，所以司马迁应该生于元光六年（公元前一二九）。
我却认为仍是《索隐》对，司马迁应该生于公元前一三五。我的理由是：
第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明明说：“早失二亲。”（据《汉书》）如果生于前一四五，则司马谈死时，迁已经三十六岁，说不上早。他决不能把父母是否早死也弄不清楚。假若生于前一三五，迁那时便是二十六，却才说得过去。
第二，《报任少卿书》的年代是可考的，这就是太始四年（公元前九三）。其中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馀年矣”的话。如果他生于前一四五，则这一年他五十三岁，而他做郎中又是二十岁遨游全国以后不久的事，那末，他就应该说待罪辇毂下三十馀年了。他不会连自己做事的岁月又记不清楚。晚生十年，这话却才符合。
第三，班固说：“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按王国维的考证，孔安国大概在元光、元朔间为博士。元朔三年是公元前一二六，如果司马迁生于公元前一三五，则“十岁诵古文”正符合。
第四，司马迁是一个不甘于寂寞的人，如果照郑鹤声的《年谱》（他也是主张生于公元前一四五的），司马迁在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仕为郎中，一直到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前后一共是十五年，难道除了在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奉使巴、蜀、滇中以外，一点事情也没有么？这十儿年的空白光阴恐怕就是由于多推算了十年而造出的。假若真是过了十四年的空白光阴（算至奉使以前），司马迁不会在《自序》里不提及。看他说：“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似乎中间为时极短。倘若生于公元前一三五，则仕于公元前一一五或一一四之际，跟着没有三年，就有扈从西至空峒之事（公元前一一二），奉使巴蜀之事（公元前一一一），不是更合情理么？
第五，《自序》上说：“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看口气，也很像是他父亲任为太史公之后才生他。那末，这也是他生于建元六年，即公元前一三五，较比提前十年更可靠的证据。
第六，《自序》上，司马谈临死时，执迁手而泣，告诉他：“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他听了后，便俯首流涕，这也宛然是告诫一个青年的光景，说他这时是三十六岁，远不如说他是二十六岁，更逼真些。
第七，司马迁在元封三年始为太史令，《高士传》上说他既亲贵，因而有向挚峻劝进之书。那一种少年躁进的态度，与其说出自一个将近不惑之年（三十八岁）的人，决不如说出自还不到而立之年（二十八岁）的人，更适合些。
第八，郭解被杀于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司马迁是曾经见过郭解的。但郭解并没有到过京师，只是郭解在死前却到过夏阳（司马迁的故里韩城）安置外祖家的老小，倘此年为司马迁之九岁，则司马迁在十岁学古文之前还在家乡，因而见到郭解是最可能的，否则这一年十九岁，就未必有见郭解的机会了。
第九，李广自杀于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迁及见广。但迁与李广之孙李陵为友，则迁见广时应很年幼，说李广死时司马迁二十七岁是不如说他十七岁更合理的。况且李广只活了六十几岁！
第十，照王静安说，《索隐》所引，是和敦煌汉简上的格式正是一样的，应该是“本于汉时簿书，为最可信之史料”，那末二十八岁之说也就应该信为实据，此条既系于“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之下，那就是生于公元前一三五无疑了。王静安、梁任公一定要说是二十八是三十八之误者，不过是为符合《正义》太初元年四十二岁之说。但我想《正义》四十二岁之说的确可能并非指太初元年四十二岁，却只是指司马迁一生有四十二岁。再看《正义》原文：“按迁年四十二岁。”不似特别标明某一年多大岁数，而且书中也很少有在某年忽然注出那人是某年几岁的例。《索隐》所引也是重在“为太史令”，不过很幸运，附带报告了一段信史，让我们知道了司马迁为太史令时的年岁，又因而让我们推出生于建元六年而已。四十二岁既不一定是指太初元年；王静安、梁任公改二十八为三十八之说也就不必了。张惟骧解释《正义》并不错，错只在不肯承认《索隐》所谓三年是元封三年，而硬说是太和三年，殊不知照《史记自序》恰恰是指元封，可惜他一转手之间，竟面对真理而交臂失之了。至于司马迁年寿是否只有四十二岁，我们暂不讨论，现在只说他的生年，《索隐》未必误，而情事一切吻合罢了。《自序》和《报任少卿书》是第一等史料，和这符合与否，就是试金石。
生年的考订，有人也许觉得不关重要，以为差十年也没有大关系。但我以为不然，因为假若司马迁早生十年，则《史记》是四十二岁到五十几岁的作品，那是一部成年人的东西，否则晚生十年，《史记》便是三十二岁到四十几岁的作品，那便恰是一部血气方刚，精力弥漫的壮年人的东西了，我们对于他整个人格的了解，也要随着变动。所以这十年之差，究竟是值得去争的！就现在论，我采取公元前一三五说。三十三年三月五日写于重庆【注释】
(1)中华书局本《史记》作“一曰天主，祠天齐”，下文“二曰地主”……“八曰四时主”各条断句同此。——编者注
(2)中华书局本《史记》“官”作“字”，下文“摈”作“傧”。——编者注第二章司马迁的父亲一 世传的历史家并天文家
司马迁的成功不止由于时代伟大，而且由于他有一个伟大的父亲。
司马迁之太远的谱系，我想不必去追溯。因为，就是追溯了，也不一定可靠。我们只记得在司马迁的父亲临死时，曾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有这样一个粗略的轮廓，晓得他们是代代相传的历史家并天文家（在古代二者是一定要由一人去兼的），也就够了。
他们比较可考的先人，应该从司马错算起。司马错曾经和张仪在秦惠王跟前辩论过伐蜀与伐韩的利害。张仪的观点是政治的，他主张伐韩，伐韩其实是威胁周，“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司马错的观点则是经济的，认为要振国威，便先要有经济基础，所以他说：“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从这个观点看，则伐蜀的利要大些。而且他又觉得攻韩，劫天子，都是会刺戟其他大国的注意的，只有伐蜀却只得实利，而谁也不会干涉，正是：“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这算盘的确打得精，眼光也的确够远！因而惠王就采取了司马错的政策了，后来秦之所以能打平六国，未始不归功于此。这事发生在公元前三一六年，距司马迁之生有一百八十几年的光景。
司马错的儿子是谁，我们不晓得，我们却只知道他的孙子是司马蕲。司马蕲曾经在白起的部下，参加过长平之战。那是有名的一次大战，赵国被杀的士卒有四十五万之多，赵从此便一蹶不复振了。但后来白起因为和范睢的磨擦，很不得意，再有战争，便常称病不出。结果秦昭王大怒，于是赐死。大概因为司马蕲是白起很忠实并十分亲近的部下之故吧，也就在这时一同赐死了。长平之战，是在公元前二六○年，他们被赐死，是在公元前二五七年。这距司马迁的生年有一百二十几年的光景。
司马蕲的儿子是谁，我们却又不清楚。却又只知道他的孙子是司马昌。司马昌曾经在秦始皇的时代（公元前二四六一前二○七）当过主铁官。这是治粟内史以下的管铁矿的官，仿佛现在经济部里的一个司长。
司马昌的儿子是司马毋怿，他做过汉市长。汉市是地名，在秦汉时代，凡是治万户以上的县官称令，万户以下的则称长。司马毋怿是司马迁的曾祖。
司马迁的祖父是司马喜。司马喜曾经得到“五大夫”的爵位，这是第九等爵，意义是“大夫之尊”。最高是第二十等爵，所谓“彻侯”，那意思是说和天子可以有着往还了。
司马迁这些先祖的事业，我们知道得太简略了，现在我们所可说的，只是他们早先是世传的历史家并天文家，曾经有过远见的司马错，曾经有过忠诚的司马蕲，另外，是些小官，如此而已。却只有司马迁的父亲，我们乃可以有着一个深刻的印象。二 司马谈的思想之渊源
假若说司马迁伟大，这伟大，至少也要有一半应该分给他父亲。伟大的人物固然伟大，养育伟大的人物的人却更伟大！
他父亲名谈，生年不详，死的时候是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司马迁已经二十六岁了。
司马谈所受的教育是一种道家色彩的自然主义。他曾经在方士唐都那儿学过天官，天官就是一种星历的学问。《史记》上说：“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可见是一位有名的专家。在汉武帝的初年，唐都曾经被诏，测定二十八宿的距离和角度。恐怕唐都活的岁数很大吧，到了司马迁三十二岁的时候，他还和司马迁等合作，规定过太初历呢。
司马谈又曾在杨何那儿学过《易》。杨何字叔元，山东淄川人。这是西汉《易》学的重镇，他是王同的学生，据近代人的看法，《周(1)易》的《系辞》之类，就可能是出自王同之手的。杨何在元光元年（公元前一三四）为汉武帝征聘，做到中大夫。这时司马迁才两岁。
天官之学，可说近于阴阳家，和道家已经有点接近，因为他们所谈的都是天道，恰恰是儒家所不敢轻易过问的。《易》学也直然是受过道家洗礼的新儒学。但纯粹给司马谈以道家的熏陶的，却是黄子。他曾在黄子那儿习过“道论”。道论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不能确说。黄子的名字也已不大可考，大概因为他是道家，本不注重名，又因为他十分被人尊崇，所以我们现在便只知道他是黄子或黄生，仿佛只是一位黄先生而已了。黄生很有反抗性，敢直言。曾有一次在景帝跟前，和辕固生辩论汤武革命。他说汤武并不是受命于天，直然是篡逆。辕固生却坚持着说：“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答道：“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儒家本来是讲君臣上下之分的，所以黄生就用儒家的理论来驳儒家的辕固生了，言外却是隐然讥讽汉朝之得天下也是等于篡逆的。——大概汉初的人对于秦的感觉并不像后来这样坏，就是司马迁也还在许多地方憧憬着秦呢！这辩论到了这里，已经图穷匕首见了，所以辕固生直然厚着脸皮说穿了：“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这是直然要诉诸统治者的权威以压倒论敌了，结果弄得汉景帝十分不好意思，于是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不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这辩论遂不欢而散，以后便也再没有人敢讨论这个问题了。可惜的是，我们对黄生所知道的事情就限于此了，不过他给司马谈的影响恐怕是很大的。
星历之学，《易》学，尤其是道家，这构成了司马谈的思想面目。三 批评精神和道家立场
司马谈在建元、元封之间，做了太史公。根据朱希祖先生的考，太史公是官名，正名应该是太史令，称公者是楚制之别名，司马是追(2)慕楚文化的，所以也就用楚制来称呼其父，后来并且自称了。太史公之秩是六百石，和下大夫之秩相当。
司马谈之做太史公大概在司马迁生下不久以前。他前后在职有三十年的光景。司马谈重新收拾起远祖的事业来了，他有满的抱负，做一个职业的历史家和星卜式的天文家。不过他这抱负并没有在自身上实现，最后却热切地交付了自己天才的儿子。
现在惟一可以看出司马谈的全部学问和锐敏而正确的眼光的他那不朽的论文——《论六家要旨》。这是对上古学术的总结算总评价。他首先把上古的学术分而为六派，这就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以下的文字便分为两段，前一段先提结论，对各家的得失，予以确切中肯的批评，后一段则对于这结论又一一加以明。这叙述方法已经见出有科学头脑。
最可惊异的是他对于古代学术整理出的系统，但尤可惊异的则是他对于古代学术的不同派系都还它一个入木三分的得失俱论的真评价。中国学者向来的大病是求同而不求异，是只概括而不分析，是只想一笔抹煞或一味尊奉，很少有这样缜密而锋锐的！
他首先说阴阳家的好处是“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因为秋收冬藏，春生夏长，原是应当遵循的天道。然而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禁令，也一定要人必须服从，就“未必然”了，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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