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大勇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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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闺爱巧：中国女子的古典巧艺试读：
前言
本书是讲述中国传统女性艺术的小册子。
古代中国是男权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禁锢了女性的作为。尽管女性的智慧并不亚于男性，但是她们很少有参政的机会，在法律上也没有财产继承权，有的甚至连自身的人身自由和生命权都得不到保障。陈旧腐朽的封建礼数要求女性闭门在家，不得在街上抛头露面。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文学、考据等学问艺术都非女子可以接触之事，中国古代女性在社会上几乎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古代的女子教育，对于文史、哲学、宗教、艺术等方面博大深厚的修养并不重视，只能在宅室内做一些事情，按传统来说，是属于妇功的范畴。但是，中国古代女性却并未因此而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失色。她们将自己对美的追求和感受融入到生活中，制作女红，赏玩一些别样的景致，所谓妇功形成了特别的女性艺术，营造出自营自足的桃花源之境。
她们将美揉碎在日常的居家细节里，随着岁月长河的流淌，静静地漂移，同时也塑造了中国女性温婉含蓄的素养。绣工繁复的香囊，多种样式色彩的吉祥结、百索，陈列在绣阁闺楼内，系在男士的带上、扇下，每一件都是女性细微心思的呈现。她们劳作的过程，游艺的过程，所选择的时间、工具，她们纤丽的身姿，每一个细节都是艺术的语言，都是美的蔓延。美无所不在，盒子会、花朝、七夕会、中秋、端午、重阳等节日中的美饰，是她们巧手的制作布置，令人惊叹的智巧的折射。音乐歌舞、舞剑、斗草、投壶、射鹄、秋千、蹴鞠等游艺，是她们活泼的力量。她们将美应用于饮食、服饰妆扮、室内装修等方面，按时令织绣印染、制作女红，为社会为家庭创造财富，使之成为抚养老小重要的经济来源。
当然，她们的工艺也要服务于男权社会。古代女性的种种权利被男权所排挤，但她们要为男权所役使，宋代洪巽《旸谷漫录》记：“京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甫长成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拾娱侍，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杂剧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级截乎不紊。就中厨娘最为下色，然非极富贵家不可用。”她们虽有自己的本事、自我的心性，却不过用备士大夫而已。她们的手艺要装饰皇家的仪礼，装饰宗教、节日民俗活动，装饰男性的仪表。如种种绦带、佛幡、佛幢、伞扇等，都少不了她们的点缀。直到清代《红楼梦》中写到的莺儿、史湘云等人，也要打结子，做刺绣，装饰男子的扇、玉佩、汗巾、宝剑，等等。她们的手艺始终不是男权社会的主流艺术，但这慧心的装饰却缺少不得。
古代的闺中女子巧艺中，需要耗费体力的雕画等相对男子来说较少，当然也不是没有，如宋代伎巧夫人、姜娘子，清代制砚的顾二娘，这些都是著名的女工艺美术家。还有雕版印刷、书法、刻印、绘画等都有女性从事。但更多的是具有女性特色理念的小巧玲珑的艺术。
在用材方面，竹木牙角金石陶瓷之类也有，也多用布帛锦绣、线缕、竹篾、彩纸，甚至米面果糖食物、瓜皮瓜子果核、花瓣叶子、通草、冰雪、香料等，以阳起石、云母、金银箔、螺钿贝壳等追求闪亮的光辉，以彩纸、绸帛、丹青等追求色彩鲜明。她们拿起剪刀、针线、笔墨，使用剪裁、纺织、编结、缝纫、刺绣、拼贴、印染、画塑、甚至镜影等种类繁多的艺术技巧。林林总总无所不在，把女儿的蕙质兰心体现出来。同时，专为她们制作的瓷器、金银器等手工艺器也都不断生产。这些手工艺器艺术特色上多细节，多修饰，多色彩斑斓，俏丽、精美，呈现女性独有的细腻入微、娇媚、温馨的气息。巧妙的技巧，与自然节令，与自身的慧巧相融合，而不是堆砌藻饰。图案题材方面花竹、鸟蝶、戏曲小说等都是常见的，纹饰也有特定的内涵。
女子们雅聚、赏花、品香、乐舞，裁叶镂冰，更多的是追求四季佳境、装点闺室，修身养性，自娱而已，较少有功利性。大量的生命被挥霍于深闺中，只能以这些小智巧来排遣，消磨自己的青春。这些彩花光影闪耀的华彩也许只是一刹那之闪现，却是长久迷人的，所承载的礼仪、习俗与真情更是珍贵的难以忘怀的，更多地传达出被封建礼教压抑的儿女情长、爱情、友谊等柔婉情愫，对家庭幸福的渴望，对亲人的深深祝愿，融入缕缕深情，带着哀伤忧愁，也寄寓女性的思想、品德，艺术化的生活情趣，有着深厚的文艺修养。这些都是真善美的艺术品，因为选材方面的原因，有的不能保存很久，转瞬间即已消失，但表达心意够了，随意点染，不求名利。
这些具备独特的女性本体的本质美的艺术，与男子有别，是有其特定的艺术、美学特征的。男性不屑为或不能为。男性所创造的艺术再多，它们也是无可替代的。它们同样是中华文明的体现，也可与男子一争短长。
历代女性用具留存不少，仕女名媛也留下种种什物，令我们得以一窥她们的风采。如汉代凌惠平，宋代的黄升、周氏墓中的女红用具；北朝、隋唐时期的剪纸、绢花、针线包之类；元代管夫人的绣佛，明代才女柳如是、董小宛使用的砚台、扇子之类。诗文中记载着前秦才女苏蕙的织锦，宋代女诗人李清照分茶、明代董小宛焚龙涎香、燃烛赏菊屏等。实物可与诗文史籍互相印证。而历代文士的用具、赏花、焚香、品茶、园林等，在唐诗宋词，在《长物志》《陶庵梦忆》《闲情偶寄》等书中皆有记录，与之还是有区别的。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精通巧艺的女性灿若星辰，巧艺之美数不胜数。她们身世多半坎坷，女性的心语被压抑，却仍能跻身于艺术之殿堂，与男性一起传承着中华文化。虽然她们的名字、她们的杰作已经湮没甚多，但历代皆有记载、实物流传至今。历代诗词及笔记、小说、花谱书，都有动人的描述。《云仙杂录》《清异录》《红楼梦》《金瓶梅》《林兰香》《后红楼梦》《奁史》《镜花缘》《浮生六记》《影梅庵忆语》《秋灯琐忆》《女红余记》《琅嬛记》《广群芳谱》《香艳丛书》《虞初新志》……尤其是《红楼梦》《镜花缘》两书，一系列文字描写琴筝、棋、书、诗、画、女红、编花篮、打花结、钓鱼、插花、鸟虫、室内装修的小装饰与陈设、各种小礼物，告诉我们女子几乎是无所不能，绝妙之极。
这些吉光片羽般的岁月留痕，甚为珍贵。文士们曾为之作诗撰文，以男子的目光加以赞叹。但是也有女子自我的意识，如明代才女叶小鸾的《艳体连珠》中咏手：“盖闻流水题红，无非柔荑写恨；盈襜采绿，亦因纤素书情。故春日回文，逞掺掺于机锦；秋风捣练，响皎皎于砧声。是以魏殿神针，更夸巧制；玉奴弦索，不负时名。”自己的手书写、制作诗文、女红，弹奏音乐等，是那么灵巧。字里行间，流露出自豪。可见女性本身也珍惜这些文化。明末名女董小宛曾撰《奁艳》一书，这位才女宣称此书要收录女子的香美之物：“凡古人女子自顶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台、歌舞、针神、才藻，下及禽、鱼、鸟、兽，即草木之无情者，稍涉有情，皆归香丽。”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女性自身创造的珍爱。
直到今天，我们也仍可以读懂这些以剪刀等为主要制作工具，不同于男性艺术风格的爱巧。记得中国本原文化研究学者靳之林教授说过，妇女是文化的传承者，千万不要放下手中的剪刀。诚然，我们今天也当继续研究辑录，将之继承下来，感受这其中的智慧、魅力，娱乐、美育我们的身心，作为今天的艺术借鉴，成为取之不尽的美好源泉，给文化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
古代的服饰、化妆美容、熏香、茶、酒、园林等自有技巧，有严密体系，历代学者另有专书。琴、棋、插花等技巧也不在本书中阐述。本书限于篇幅，描述的是较为琐细的一些简介而已。女性艺术虽也可以细分为艺文用具、起居用物、陈设、茶酒厨艺、游艺体育、手工美术（编、染、织、绣、雕刻、绘画之类）、雅聚游玩等；但又可综合在一起，都是用优美雅致的艺术语言表达出来。可约略统称为巧作、巧艺罢。
清代徐震撰写的《美人谱》，记载美人的美：
一之容：螓首、杏唇、犀齿、酥乳、远山眉、秋波、芙蓉脸、云鬓、玉笋、荑指、杨柳腰、步步莲、不肥不瘦长短适宜。
二之韵：帘内影、苍苔履迹、倚栏待月、斜抱云和、歌余舞倦时、嫣然巧笑、临去秋波一转。
三之技：弹琴、吟诗、围棋、写画、蹴鞠、临池摹帖、刺绣、织锦、吹箫、抹牌、秋千、深谙音律、双陆。
四之事：护兰、煎茶、金盆弄月、焚香、咏絮、春晓看花、扑蝶、裁剪、调和五味、染红指甲、斗草、教鸲鹆念诗。
五之居：金屋、玉楼、珠帘、云母屏、象牙床、芙蓉帐、翠帏。
六之候：金谷花开、画船明月、雪映珠帘、玳筵银烛、夕阳芳草、雨打芭蕉。
七之饰：珠衫、绡帔、八幅绣裙、凤头鞋、犀簪、辟寒钗、玉佩、鸳鸯带、明珰、翠翘、金凤凰、锦裆。
八之助：象梳、菱花、玉镜台、兔颖、锦笺、端砚、绿绮琴、玉箫、纨扇、《毛诗》《玉台》《香奁》诸集、韵书、俊婢、金炉、古瓶、玉合、异香、名花。
九之馔：各色时果、鲜荔枝、鱼鲊、羊羔、美酝、山珍海味、松萝径山阳羡佳茗（松萝、径山、阳羡，皆名茶）、各色巧制小菜。
十之趣：醉倚郎肩、兰汤昼沐、枕边娇笑、眼色偷传、拈弹打莺、微含醋意。
其中除了第一、二、十条中有些东西甚是庸俗，是以男子之目光审视女子之仪态，其余都可归入巧艺中去，包括各种美好的韵事：缝纫、织锦、刺绣，用衣裙、妆饰打扮自己，布置居室，使用精美文具，读诗卷，奏乐、唱歌、舞蹈，进行体育活动，吟诗作书画，观花，焚香，看鸟蝶，与烛辉花彩、与雪光月色相衬的纤影，还制作各种精致的茶、果、酒、肴……
本书勾稽一些文献与实物，讲述这智巧之美，不过是千万种中存一二，仅供参考而已。 第一章 文玩之艺（笔、墨、纸、砚、诗筒、印章等）
对传统充满敬意的读书人，恐怕都会在心头想象过一座完全传统式的书房。桌几明净，宽敞明亮，中国的传统文具：笔墨纸砚、文房四宝，还包括衍生出来的各种文房器玩，如笔筒、笔洗、水注、臂搁、诗筒等多达几十种，一一陈列其间，统称文玩。
文玩不但是实用之物，还是艺术品，制作都是那么讲究、精工，有艺术内涵，为人们所欣赏，直接影响着使用者的心境。一个人在房中读书，研墨，濡墨，写字作画，摩挲它们，应用它们。这便是斯文之事了。
而女子闺中，也会有这样的书房。
说起识文断字，女性自古以来就是能与男性相颉颃的。历代女才子不少，精通文翰，出现了经学家、文史学家，汉代班昭、蔡文姬，宋代李清照等是第一流的学者。还有吟诗作词、作书画的许多才女。但是如宋代才女朱淑真所说，“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女子做学问，吟风弄月，有什么用呢？这不是女人的本分啊。女人本应只管侍奉公婆、丈夫，生育儿女、忙碌家务吧。
不过，闺阁中还是要以诗文往还，结诗社，作书画，慰藉自己的心灵，也堪与男子争一番短长。男性终究不能完全垄断斯文。唐宋时就留下不少女子诗词，明清更盛，以沈宜修、叶小鸾一家母女最为著名。女子书法、绘画家中，卫夫人、武则天、吴彩鸾、管道升等都是大书家，文俶、仇珠是名画家。这些自有专史论述。即使不是书画家，女性写得一手簪花小楷，绘得一笔精雅绘画，体现女性情怀，总是令她们自豪，也会引来男子的一些艳羡的。女子也因此要准备一间书房，使用文玩，让它们本身就成为书香弥漫、与男士相并肩的一种象征。
如唐太宗之女长乐公主李丽质，陕西礼泉昭陵有其陪葬墓。其墓志铭称赞她：“散玉轴于缥帙，悬镜惭明；耀银书于彩笺，春葩掩丽。是以遐观遗篆，俯寻蠹册。”她和其父亲一样喜爱书法，所喜欢的是一方瓷质的辟雍砚，并用以为随葬，在墓中出土。辟雍是周代贵族子弟的学堂，由天子亲自讲学；据说四周环水，圆如璧，大形作圆形。古人以此形为砚，当含有表示道德文章高贵、高雅之意。公主用此砚台，约略可使我们感受其与男儿比照的风采。唐代是有女皇的年代，女皇武则天、杨贵妃都写得一笔好字，公主也一律积极练字，写得一手好书法，这不奇怪。可是宋代之后，女子是不提倡作文写字的了，却仍有那么多女子在耕砚田，在努力延续墨香一缕。
宋代王明清《挥麈前录》卷一记一件传婿砚，乃是佳话：“晏元献（晏殊）夫人王氏，国初勋臣超之女，枢密使德用之妹也。元献婿，富郑公（宋朝名臣富弼）也。郑公婿冯文简。文简孙婿蔡彦清、朱圣予。圣予女适滕子济。俱为执政。元献有古砚一，奇甚，王氏旧物也。诸女相授，号传婿砚，今藏滕氏。”这件在母女、女婿之间传递的砚台，如石般坚牢，象征着书香绵延不衰。但这象征却是寄托在夫婿身上的，依附于男子的，与女子自身使用的意义不同罢了。
诚然，写字、绘画的笔墨纸砚等文具，男女使用的都是一样，都讲究用端砚、湖笔、宣纸、花笺、徽墨等。唐代才女薛涛曾作诗《四友赞》：“磨润色先生之腹，濡藏锋都尉之头，引书煤而黯黯，入文亩而休休。”指的就是砚台、笔、墨、纸。但文艺修养很高的女子对于它们也自有独特的需求，要求符合女子自己的志趣喜好。历代宫廷、文士所应用的文玩，各有其富丽或清雅的特点，女子文玩则与之很不相同。
南宋女诗人张玉娘有《咏案头四俊》诗，分咏马肝砚（色如马肝的端砚）、凤尾笔、锦花笺、珠麝墨，就写到文具的精美彩绘花纹与香气，体现女性特色。
宋代女子使用的笔、墨、砚台等也有出土，其中有凤凰纹墨，似为女性专用，因为一般宋墨是装饰龙纹，而凤凰多是女性的代表（1991年3期《文物》有文章介绍）。到明代，有制墨名家方于鲁的双鸳鸯墨，圆形的墨锭上用涂金金字写出“文彩双鸳央（鸯）”五字，另一面绘有一双鸳鸯，情意绵绵，交颈而望，披着红、翠、金彩羽毛，与现存的《方氏墨谱》中的图形很像（图1，见书首彩页）。
明代程君房（即程大约）也有双鸳鸯墨。《程氏墨谱》也有图（图2，见书首彩页）。
还有百子图墨，以百子图为图案。清代胡开文也有龙飞凤舞墨，六方柱子形，龙凤盘绕，涂着金粉，都带着爱情、繁衍的主题。
女子们使用的砚台，据说有凤纹砚、水晶砚等，在纹饰、材质上首先就追求美观。
历代才女、美人之砚，深受好古书虫们的热爱。清代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眉子砚》就记明末著名的女诗人叶小鸾使用的砚台：“（陶绥之）酷好风雅，尝得叶小鸾眉子砚一方，腰圆式，面有犀纹，形如半弯新月。”张中行先生在《玉楼中砚》一文中，写到叶小鸾以及别的明代才女薛素素、柳如是都有砚留下，他认为“推想十之九是砚工作伪，是骗男书呆子的”。但他应该也理解男人的这种心理，他自己就珍爱一方“玉并女史小像砚”，是经过考证的。
近代大收藏家张伯驹留有一夜间获得钱谦益（钱牧斋）的玉凤朱砚与其夫人柳如是的蘼芜砚的佳话。他曾夜访友人溥雪斋，求得一方柳如是砚。砚上镌着云纹，有星月状天然石眼，刻着“蘼芜”二字小款，又刻有阳文“如是”长方印。相传这是端砚中的水岩名品（一说此砚乃仿制之物）。到了第二日清晨就有古董商拿来一方白玉凤凰砚，是钱谦益用来调朱砂用的，铭文后有小字篆书款“牧斋老人”，下刻阴文“谦益”方印。张伯驹也不说破，连忙买下，使得夫妇砚合璧。
萧山朱氏则捐赠给浙江博物馆一方柳如是写经砚，是白而微带黄色的白端砚，质色极为纯净，砚池深邃，池头雕有一马形纹。观赏它，给人带来静雅的感受。相传还留存有朱孔阳藏柳如是“绛云楼扫眉镜砚”，即碾眉黛以画眉的眉砚。又有清代沈焯、余子衎铭柳如是小像端砚。
藏砚家阎家宪先生的《家宪藏砚（上卷）》介绍有明代秦淮八艳中的顾横波梅花小影洮河石砚。所谓梅花小影，就是观赏梅花时留下的小画像。砚是淡青的制砚名石：洮河石制作，琢作羽觞形，砚背面浅浮雕出数枝梅花疏影和顾横波像，顾横波头挽着松鬓扁髻、衣装是穿着直领披风，都是明末女子常见的式样，斜倚于梅花树干上，眉目间流露温婉气息。虽然在石头上不可能如工笔画那么细致，但也刻画出她的形貌，让这砚台成了一帧美人像的载体。
清末况周颐《眉庐丛话》还记载秦淮八艳中的马湘兰，曾得到一方绿玉般的宋代洮河砚，背面刻阿翠像，马湘兰说：“眉目似妾，面右颊亦有一痣，妾前身耶？阿翠疑苏翠，果尔，当祝发空门，愿来生不再入此孽海。”怀疑是宋代的美人苏翠的砚，却又眉目如自己一般，真是巧缘。
著名的女儿家使用的砚台还有文学名著《红楼梦》的评论者“脂砚斋”所提到的脂砚，是明末名女薛素素之物，曾经过张伯驹鉴赏，后已遗失。砚台石质略带有脂状红晕与鱼脑纹，刻铭篆文“红颜素心”，盒上盖内刻有薛素素像，凭栏立独帷幕前，有篆文“红颜素心”四字，左下刻着“杜陵内史”小方印，传为仇英之女仇珠所画。砚背刻文士王稚登的行草，是一首五绝诗：“调研浮清影，咀毫玉露滋。芳心在一点，余润拂兰芝。”写出了女郎使用砚台的美态与芳心之思。
清代苏州的顾二娘，则是又一位和砚台大有缘分的女子，是一位著名的制砚家。清代钱思元《吴门补乘》等书有记述，她本姓邹，嫁入制砚为业的顾家，继承了技艺。她名气虽大，但从不粗制滥造，非端溪老坑佳石不用，制作上讲究圆活而肥润，清新自然。曾为文士黄任制砚，黄任十分喜爱，写《赠顾二娘》一诗加以赞美，刻于砚背：“一寸干将切紫泥，专诸门巷日初西。如何轧轧鸣机手，割遍端州十里溪。”这用来操作布机的女性的手，如今却割剖端州佳石，制作出了瑰宝。文博家朱家溍先生曾介绍其制作的一方菌砚，将石材雕琢成蘑菇般的形状，富于野逸之美。还有一方云凤砚，因为石上有石眼，就加以巧妙构思，石眼用作凤凰目，再刻出凤的头部，身体，凤身遮以流云，凤凰尾翎则绕到砚台背后，意态生动。都是顺其天然之形，再加人工，而不过为雕琢，以得其真趣。
女子和砚台的情缘就是这么绵长。明代蓝瑛、徐泰合画的《浴研图》中，绘芭蕉怪石下一位穿长袄的妇人在一水盆中洗涤着研（砚），也正说明了女子与砚的亲近。砚台多是石制的，有坚实牢固的象征，书香延续的嘉义，女子珍爱砚台，是自身文艺修养的证见，含有对自我存在的肯定。又用砚来写佛经，或碾胭脂、眉黛化妆，代表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对美的追求。同时也带有对男子的爱与期盼。
女子制作毛笔，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六载：“南朝有姥，善作笔，萧子云常书用。笔心用胎发。”今天仍有人用婴孩第一次理发时的胎发制作成毛笔，虽未必适合写字，但留作纪念，仍觉得很有意义。而这位姥姥作的毛笔只是在笔心内使用胎发，大书法家萧子云也爱用，可见必是很实用的了。
与笔相配的有笔筒、笔架。笔架也叫笔格，用来搁架笔的。明代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记笔格“有玉为山形者，为卧仙者，有珊瑚者，有玛瑙者，有水晶者，有刻犀者……”名画家唐寅所画的《红叶题诗图》，绘一位深宫中的宫女持笔欲在红叶上题诗，一旁的小几上有圆形砚台，配的就是红珊瑚笔架，在伸张的枝丫间搁着毛笔（图3，见书首彩页）。
红珊瑚，来自海底，古人是视为珍贵宝物的。女子用珊瑚制成镜架、发钗，在古代典籍中有记。珊瑚笔架，也早有制作。宋代大书法家米芾有著名的《珊瑚帖》尺牍，写朋友赠送他一件红珊瑚笔架。在尺牍后边，他还随意画下笔架的形状，并附诗：“三枝朱草出金沙，来自天支节相家。当日蒙恩预名表，愧无五色笔头花。”唐寅画出精美的红珊瑚笔架，只是实录而已。
明代吴伟绘的《武陵春图》，是写实的一幅肖像画，画的是当时著名的女郎武陵春，手持书卷倚着一张石案独坐。武陵春，是江南名女，原名齐慧贞，与傅生相恋，傅生因事获罪，被流放他乡，慧贞侠骨义胆，全力营救，仍无法挽回傅生，最后悲伤成疾，抱恨而终。吴伟此画中，陈设简洁，石案上放着七弦琴、书册、山形笔架、砚台、水注，加上一盆水旱盆栽梅花，衬托出了女郎非同寻常的才情、素养与孤高、忧伤（图4，见书首彩页）。
明代女画家薛素素，作有一幅白描仕女图，绘一位女郎坐在书案旁的绣墩上，正展开一幅笺纸，沉浸在阅读之中，不知道这笺纸上是友人寄来的诗歌，还是她自己创作的文章。书案上少不了陈列文房四宝，有笔筒、砚台、笔架，还有成卷的彩色诗笺，一只瓶子里插着两支孔雀翎毛作为装饰。这是仕女画，但又可能正是素素姑娘的书房实录（图5，见书首彩页）。
清代女画家范雪仪作有《吮笔敲诗图》，绘一位红衣女画家坐在书案前，眉目清秀，气质高雅，正举笔而吮，欲在铺开的、用镇纸镇着的笺上书写。案上可见到瓶花与供果，书籍，当然还有红色、绿色的成卷的彩笺，蕉叶形砚台，与镇纸、水中丞、水注、印泥盒等文具，小巧可喜（图6，见书首彩页）。
女子使用的文具，还有诗筒值得一提。诗筒以竹制成，或以象牙、香木、纨素之类制作，日常诗稿可投入筒中贮存，免得遗失。《红楼梦》二十二回写到贾妃元春叫人从宫内送灯谜出来，让贾府诸人猜，猜中的每人奖励一个宫制诗筒、一柄茶筅。这宫制诗筒自然是更精巧的。扬之水老师在《终朝采蓝》一书中也有所考证。
印章，也是文房用具，还叫作图书。女子作书画、写信后同样要盖印章，可标明自我的身份，彰显自我的意识。汉代连云港凌惠平墓、长沙马王堆辛追墓就已经出土了女子用印。凌惠平使用的是边长2.5厘米的青铜印章，印钮为龟钮，印文为“凌氏惠平”四字。汉代有一方著名的白玉印藏于北京故宫，印文是“婕妤妾娋”，大雁形钮，玉质莹洁，印文以秀逸的鸟虫书镌刻，富于女性气息，曾被误传为汉代赵飞燕的玉印，其实是当时一位婕妤留下的。这几方印在当时要配上绶带随身佩戴。
除了名章之外，女子也使用闲章，寄托情怀。如明代才女马湘兰有寿山石印，镌“浮生半日闲”；花乳石印，镌“听鹂深处”。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记载，沈复刻下“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图章二方，一阴一阳，自己执朱文（阳文）的一方，芸执白文（阴文）的一方，以为往来书信之用。这便是爱情的象征。
拜匣，原是用来盛放拜帖（名片）的匣子，花样颇多。扬之水老师《终朝采蓝》一书中已经有精彩叙述。女子所用拜匣较为细致，如明代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中花魁娘子的拜匣，是“湘妃竹攒花”的。 第二章 信笺信函之艺（花笺制作与花色、信函包装等）
古人互通音讯，问候、切磋，主要是靠信函传递往来。写信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所使用的文字内容与书法、信笺、书写格式、信函包装等互为影响，要赋予艺术性，表示尊重，才能显得有修养，才能真切地表达情谊。古代有专门的书仪，即写信的范本，供人套用。如敦煌曾经出土有二十多种书仪，作为吉凶书札的规范。但更打动人的还是随意写就的信。写信之讲究，当代郑逸梅先生《尺牍丛话》等书写得很细。
简单来说，首先信函的文字内容要讲究，按收信人身份、季节、节日来选择不同的敬语与称谓、问候；再一一细心写出各种内容。清代有一本《名媛尺牍》，收有历代著名女子的书信，其中西王母、上元夫人等的书信荒诞不经，但也有很多书信是可靠的。书中收有给皇帝的上书，表示感谢的谢书，邀请友人的邀请书，回答问题的答书，收到书信后的回书，暂时分离的留别书，还有寄给爱人的情书，又有倾诉离别之情的别书，还有永远诀别的永别书（永诀书）。
又如唐代传奇《莺莺传》中描写少女莺莺致爱人张生的信，《非烟传》中写到非烟与男子的通信，《香艳丛书》中写到的少男少女互相致意的信，信中有问候之语，有抒写胸臆的句子。“千万珍重！春风多厉，强饭为嘉。”这是莺莺在春天里发过去的问候。春风吹来，十分凶猛，要多吃饭才好！这一些柔情款款，深深地印在读者心中。
如今互联网、手机等早已泛滥，写信成了日渐稀少的事，但我们还是为这持久而非匆匆变幻的深情感动。
书写书信，要选择书法，若是写给上级、长辈，一般要用端正楷、隶书，其他人则行、草书也无妨。还要按季节、按表达的亲情、爱情、友情，悲哀欢喜等不同情绪，选择信笺图案、色彩，信笺折叠的花样与信函包装的方式；共同融合而成一组美好的语言，成为优雅的综合艺术。
写信的第一步，是选择恰当的信笺，它既承载着书写的功能，也是精美的艺术品，要按照使用者、内容、季节等精心选择它的图案、色彩。所以信笺也称为花笺、彩笺或红笺等。当然，也有极少部分是在绢、绫上书写的。
说起花笺的制作，要简略回顾一下造纸历史。造纸术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有着传播文明的重要作用。历代造纸以原料分，有麻纸、皮纸（槠树皮、木芙蓉树皮等）、竹纸、麦秸稻草纸。还有收集旧纸，与新料掺合成纸浆造的“还魂纸”。不管是哪一种，都质地坚牢、便于书写且能够长久保存，传统宣纸等造纸技术至今仍是领先于世界造纸水平的。最初的纸并不加上装饰，只是偶尔有抄纸所用的竹帘留下的帘纹而已。人们为了纸的美观，将纸染上颜色、加上图案，宋代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叙事》追溯说：“桓玄诏平淮，作桃花笺纸，缥绿青赤者，盖今蜀笺之制也。”东晋时的权臣桓玄已经要求生产各色彩纸。南朝陈代徐陵编《玉台新咏》诗集，其序也有写道：“三台妙迹，龙伸蠖屈之书；五色华笺，河北胶东之纸。”经过不断努力，逐渐使纸成为美好的艺术品。文士、闺人都喜爱。
历代纸的装饰法有染色；加图案，如彩绘、印花、砑花、水印暗花、拱花；又有砑光、加胶、加矾、加粉、加蜡、加金银、云母、滑石各种技术。唐代李肇《国史补》卷下说：“纸则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之六合笺，韶之竹笺，蒲之白蒲、重抄，临川之滑薄。又宋、亳（宋、亳即唐代宋州、亳州）间有织成界道绢素，谓之乌丝栏、朱丝栏，又有茧纸。”可见唐代纸的种类已经很丰富。
给纸笺染色的情形，如《文房四谱·纸谱》记道：“蜀人造十色笺，凡十幅为一榻。每幅之尾，必以竹夹夹之，和十色水逐榻以染，当染之际，弃置捶埋，堆盈左右，不胜其委顿。逮干，则光彩相宣，不可名也。”把纸用竹夹子夹起来，逐次而染，然后堆在一旁，等干了就焕发出不可名状的光彩。
唐代的十色笺，即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十色（见元代费著《笺纸谱》）。另外有染黄檗水的纸，不但美观，还可以避虫害。
简略综合来说，纸笺的染色，一是纯色，二是晕色，如窑变瓷器的色彩效果。《文房四谱·纸谱》：“亦有作败面糊，和以五色，以纸曳过令沾濡，流离可爱，谓之流沙笺。”三是间色，唐代张旭《古诗四帖》即书写在五色相间的纸幅上。白居易《霓裳羽衣歌》：“四幅花笺碧间红。”《笺纸谱》也说：“百韵笺，则合以两色材为之，其横视常纸长三之二，可以写诗百韵，故云人便。其纵阔可以放笔快书。”四是表面和背面不同色，如青白笺，背青面白（亦见《笺纸谱》）。
在纸笺上加装饰图案的技巧，一是手绘（包括描金描银等），二是木版水印，三是砑花（用木刻花板压制出凹凸花纹）。五代陶榖《清异录》记载：“姚子侄善造五色笺，光紧精华，砑纸版乃沉香刻，山水、林木、折枝花果、狮凤、虫鱼、寿星、八仙、钟鼎文幅幅不同，文缕奇细，号砑光小本。”《笺纸谱》说：“砑则为布纹，为绫绮，为人物、花木，为虫鸟，为鼎彝，虽多变，亦因时之宜。”明代发展为饾版、拱花，是凹凸版印刷与彩色木版水印印刷相结合，富有立体感。著名的明代《萝轩变古笺谱》就是采用此法印制，至今日已是国宝了。还有水印暗花，是在纸帘上先制作纹理或图案凸起于帘面，抄纸时此处纸浆薄而呈现花纹，必须放在光亮处才能看见，和今天纸币上的水印差不多，此类纸宋代有实物留存。《文房四谱》卷四《纸谱》：“又以细布先以面浆胶，令劲挺，隐出其文者，谓之鱼子笺，又谓之罗笺，今剡溪亦有焉。”另外还有通过抄纸帘留下富于自然之趣的苔纹、水纹、帘纹等图案。
四是采取点墨点丹青之法。取一盘水，水面上点染墨彩，再用纸轻印上去。《文房四谱·纸谱》：“亦有煮皂荚子膏，并巴豆油，傅于水面，能点墨或丹青于上，以姜揾之败散，以狸须拂头垢引之则聚。然后画之为人物，砑之为云霞及鹜鸟翎羽之状，繁缛可爱。以纸布其上而受采焉，必须虚窗幽室，明槃净水，澄神虑而制之，则臻其妙也。”这是特异的手法，能在水面上创造出奇幻的色彩与形象，再把纸印上去，就获得了美好的图案。这方法不但可染纸，还可染布帛。近年学生上美术手工课时老师也有教的，其实古已有之，而且技巧更精致。但这需要静室、干净的盘、水，更需要澄净的神思，才能制作。
现存较早的花笺，有宋代李建中《同年帖》后所附的花笺。沈辽书《秋沙帖》，是白色砑落花流水纹，宋徽宗草书《千字文》是描金云龙笺。
给纸张砑光、加胶、加矾、加粉、加蜡、云母、滑石等，是为了使得纸张更加光亮洁白、平滑细腻，还可以使纸紧实加厚，不渗水不透光，更好地保存、印刷、书画。加金银、朱砂则纯是装饰了，取其美妙闪光。金银纸也叫金笺、洒金笺。唐代已有，主要是朝廷使用，民间也有为了喜庆而使用的。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载：“男家用销金色纸四幅为三启，一礼物状共两封，名为双缄，仍以红绿销金书袋盛之。”沈从文先生《谈金花笺》说金银纸加工分类还很细致。①小片密集纸面如雨，通称销金、屑金或雨金，即普通洒金；②大片分布纸面如雪片，则称大金片，又通称片金，一般也称洒金；③全部用金的，即称冷金，冷金中又分有纹、无纹两种，并有布纹、罗纹区别。至今苏州还有洒金笺、洒金扇面的生产，也有以金银泥描、印出图案的，更为精美。
元代《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记载纸笺加工，可见花笺制作的一斑。书中有造古经纸法、煮浆、煎槐花、煎苏木、黄纸浆、搥纸法，又记造五色笺法：“须拣厚实耐腾倒纸。如白笺：须拣白者。每三十张，用前法煮浆。入铅粉、银粉、白石脂为细末研匀。先刷表面，候干，刷里面。干则上轴搥罗绞或研花样。下法仿此制造。搥纸亦如前法。肉红笺：用苏木汁加紫花少许。黄丹一捻。入银粉煮浆调匀。色淡为佳。刷纸搥法同前。”五色笺还有鹅黄笺、粉青笺（天水碧之色）、浅云笺。
此书还录有造笺上金花法、造真青纸法。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也载纸笺的加工，有：葵笺（蜀葵汁水与云母粉染纸成绿得可人的颜色）、宋笺（用黄黑红色叠染）、捶白纸（用黄葵花根汁浸透、槌敲使之有光）、金银印花笺（彩色笺上再用花板印云母与姜黄色花，如金银之状）、松花笺（松花黄色加云母粉）。明代屠隆《笺谱》也介绍了一些笺纸知识。
明、清的花笺还多请画家以彩墨绘画，集诗、书、画、印为一体，再以彩色木版水印与拱花技巧套印，装订成笺谱。明代有胡正言所刊《十竹斋笺谱》，清代李渔所制笺，则有“韵事笺八种，织锦笺十种”。清末《诗婢家诗笺谱》，是郑氏“诗婢家”装裱店刻印，收录赵之谦、陈半丁、赵望云等画家作品。还有张兆祥绘的《文美斋百花诗笺谱》，描绘一百多种花卉。此后战乱频仍，笺谱艺术渐渐衰落，鲁迅与郑振铎两先生从琉璃厂等处收集多种笺谱，编辑出版《北平笺谱》，起到了保存珍贵文化遗产的作用（荣宝斋重印时更名为《北京笺谱》）。
这些装饰手法，汇成精美的笺纸艺术。不管是谁都爱使用。但女郎所用彩笺，与文士、朝廷、佛道所用，迥乎不同。文士是更多地要追求苍古气韵，如模仿落叶制作的叶笺，如多用博古、寿星之类图案。朝廷所用，是要表现威严华贵。佛道使用之纸，要求庄严。女郎的纸笺却好似女郎的巧心、慧心、情心，细密精致、清丽巧妙。《玉台新咏》序中便写到“高楼红粉”（即宫廷中的丽人、妃嫔）使用五色花笺撰录艳歌，抒发情意。唐代则有著名的薛涛笺。
薛涛是晚唐著名女诗人，流寓成都市浣花溪、百花潭边，曾与白居易、元稹、杜牧、刘禹锡等大诗家互相赋诗，以诗代信，唱和赠答。当时成都市造纸术十分发达，质量很高，尺幅较宽。薛涛因为喜欢写小诗，太宽的纸写不完，很浪费，布局上也不好看，就叫工匠将纸笺裁小，便于使用。薛涛还创造了十色彩笺。唐代李匡义《资暇集》卷下说：“松花笺其来旧矣，元和初，薛涛尚斯色，而好制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乃命匠人狭小之。蜀中才子既以为便，后减诸笺亦如是，特名曰薛涛笺。今蜀纸有小样者，皆是也，非独松花一色。”五代后晋李石《续博物志》载，唐代元和年间，元稹在蜀，薛涛造十色彩笺相寄，元稹于松花色纸上题诗回赠。《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剑南西道·益州》也说：“旧贡薛涛十色笺，短而狭，才容八行。”
传为明代仇英作的《十美图》中的薛涛像，画的就是她手持彩笺沉思，一旁的桌子上也铺陈着一卷卷笺纸，表现出了她的智慧与风采（图7，见书首彩页）。
成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美的笺纸呢，元代费著《笺纸谱》说出了地理上的原因：成都“以浣花潭水造纸故佳，其亦水之宜矣。江旁凿臼为碓，上下相接，凡造纸之物必杵之使烂，涤之使洁，然后随其广狭、长短之制以造”。这正是薛涛造出彩笺的基础。
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卷十三《杀青·造皮纸》说：“四川薛涛笺，亦芙蓉皮为料煮糜，入芙蓉花末汁。或当时薛涛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说明薛涛笺是木芙蓉皮纸。
不过费著又说：“涛所制笺，特深红一色尔，伪蜀王衍赐金堂县令张蠙霞光笺五百幅，霞光笺疑即今之彤霞笺，亦深红色也，盖以胭脂染色最为靡丽，范公成大亦爱之。”给人们留下了薛涛笺只有一色的印象，其实是不对的。和薛涛年代较近的诗人韦庄有《乞彩笺歌》：“浣花溪上如花客，绿暗红藏人不识。留得溪头瑟瑟波，泼成纸上猩猩色。手把金刀擘彩云，有时剪破秋天碧。不使红霓段段飞，一时驱上丹霞壁。……薛涛昨夜梦中来，殷勤劝向君边觅。”写明薛涛笺至少有绿、猩红、天碧等色。
此外，蜀地所产的各种彩色、各样图案的纸笺称为蜀笺，也常称为薛涛笺。
总之，我们在广义上可以把薛涛笺视为色彩缤纷、图案精美之笺，狭义上则是当年的薛涛所制之美笺。这美好的薛涛笺直接影响了造纸业，影响了文士用纸与闺中用纸。历代诗文多有咏叹。
花笺寄情传情，千百年来不断流传，意蕴深长。它可是大幅，可作手卷、斗方，也可是小幅，可作册页。闺中受到薛涛笺的影响，一般使用的纸笺都不太大；作一幅幅小花笺，精心书写诗词尺牍，让心绪、才情传递在友人与爱人之间就够了。笺纸视加工材料而有朱砂、云母、销金笺等名。笺上四季的花朵叶草与鸟禽、凤鸾、蜂蝶等皆备；多有金凤、蝴蝶等，鱼纹、大雁纹则取古代鱼雁传书之意。花卉图案按照季节分类，应节使用。如宋人楼钥《卢甥申之自吴门寄颜乐间画笺》诗句写道：“年来吴门笺，色泽胜西蜀。春膏最宜书，叶叶莹栗玉。贤甥更好奇，惠我小画幅。开缄粲殷红，展玩光溢目。巧随砑光花，傅色湿丹绿。桃杏春共妩，兰桂秋始肃。赵昌工折枝，露华清可掬。妙手真似之，臧去不忍触。苟非欧虞辈，谁敢当简牍。又闻乐间君，古篆颇绝俗。併求数纸书，寄我慰幽独。”诗句写吴门所出的笺纸已经胜过蜀地所产。首先提到春膏笺，是吴越间所产的特制的竹纸，陈槱《负暄野录》卷下《论纸品》说：“吴取越竹，以梅天淋水，令眼稍干，反复捶之，使浮茸去尽，筋骨莹澈，是谓春膏，其色如蜡。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鉴，故其笺近出，而遂与蜀产抗衡。”笺上，还有吴门画家颜乐间所画的春天的桃杏、秋天的兰桂等花，丹绿各色，好比赵昌著名的写生折枝花那么生动，如带露鲜花一般简直可以掬起来。原本只能把它珍藏着，若不是欧阳询、虞世南那样的大书法家，谁敢把它当成写信用的普通笺纸。
大略说来，女子有用竹报平安笺、万事如意笺等含有吉语的笺纸，也有按季节使用的，春天用笺有桃花笺、兰笺、杏笺、牡丹笺，夏笺有芙蓉笺，以及莲蓬、枇杷、石榴等花果笺，秋天有菊花、红叶、桂、桐叶笺、芦雁笺，冬天有梅花笺等。早都见于吟咏。
明代《十竹斋笺谱》《文美斋百花诗笺谱》等的笺录有四季多种花卉。后者多是双面对折装订，一面有画，空白一面可写字。附图是《文美斋百花诗笺谱》中的一幅（图8，见书首彩页）。
在清代佚名《深柳读书堂十二仕女图》“观书沉吟”画中，可以见到墙上的一幅装饰画，绘了片舒展的绿叶，恰与瓶中春花相衬。绿叶中录着米元章诗句：“樱桃口小柳腰肢，斜倚春风半懒时。一种心情费消遣，缃编欲展又凝思。”这就是精美的诗笺的放大，隐喻节令。因为诗句已经明写春思，只能题在春绿之叶上，不能题在红叶或黄叶上（图9，见书首彩页）。
在唐代元稹撰的著名小说《莺莺传》中写到女郎莺莺于彩笺上题“待月西厢下”一首诗，婉曲动人。皇甫枚的小说《非烟传》中较细致地记述身世悲惨而美貌的才女非烟，与爱人互相吟诗相赠，用的有薛涛纸、玉叶纸（剡溪藤制雪白细纸，也就是宋代《李师师传》写到的剡溪绫纹纸）、碧苔笺（浅绿有苔纹的纸，一名侧理纸，据说是南方用海苔制成，纸纹纵横倾侧）、金凤笺、乌丝简（画黑线界栏的纸）。
唐代还有一种女儿青纸，名字很好听。高濂《遵生八笺》提及。宋代，有碧云春树笺等。王操有诗句：“彩笺分卷碧云薄，蜡烛对烧红泪乾（干）。”宋代王珪《宫词》写道：“清晓自倾花上露，冷侵宫殿玉蟾蜍。擘开五色销金纸，碧琐窗前学草书。”宫女将花露盛载在玉蟾蜍形状的水盂里，是用来磨墨吗？她在五色的金笺上书写，学的是草书。
元代宋梅洞的文言小说《娇红记》中也写到鸾笺、花笺。元代王实甫《西厢记》杂剧是从《莺莺传》改编而来，自也写到花笺传情。明末文人闵齐伋（字寓五）主持绘刻有一套彩色木版套印《西厢记》插图，极见艺术巧思，其中两幅就是取材于此。如第三幅“墙角联吟”，表现的是张生（张珙）和莺莺（字双文）对诗，画家在画面上绘彩蝶一双，两片绿叶，两人的诗句就印在叶上。似乎是两人互相赠答一般。张生诗是以石青色的隶书来写的：“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诗则说：“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是朱砂色小楷。两首诗歌下边都有白文印、朱文印名章（图10，见书首彩页）。
第九幅“锦字传情”，表现张生请丫环红娘传书给莺莺，是以一卷半展开的边框上有细致花纹的手卷写着诗句及再拜、妆次的敬辞，印着张生的名章：“相思恨转添，漫托瑶琴弄。乐事又逢春，芳心应已动。幽情不可违，虚誉何须奉。莫负月华明，且怜花影重。珙再拜，呈双文妆次。”手卷旁绘青鱼、大雁，似是一帧表示“鱼雁传书”的信笺（图11，见书首彩页）。
明代冯梦龙选编的爱情故事合集中的《情史》也写到小碧笺、玉叶纸、银光纸等，都是少年男女使用的。明代周履靖《锦笺记》、阮大铖《燕子笺》、佚名《霞笺记》三部戏曲，以及明末清初广东弹词木鱼歌《花笺记》、清代佚名小说《霞笺记》都是以花笺传情为中心情节。《红楼梦》也写到雪浪笺、花笺、雪浪纸，前二者当是信笺、诗歌笺，后者写明是画写意画的。雪浪，当是雪白而又有水浪暗花之纸。《聊斋志异》中《宦娘》一篇，也写到锦笺；钮琇作《觚剩》中《睐娘》一篇，也写少女睐娘以红笺书写诗词。
清末《香艳丛书》中的《十美词纪》，是清代吴江文人邹枢所写，记述他与情同手足的婢女的因缘，和女伎的交往。文中也有女子们使用花笺的记录。如《巧蝴蝶》一篇，写一位善画蝴蝶的姑娘阿巧原是他的侍女，后来远嫁，“曾以柿蒂绫一方，作小楷，备叙姊弟相依之义，风雨联吟之情。后附《意难忘》词三首。外有水晶图书二枚，金陵色笺一匣，西洋白芯布一匹，水沉香三两，遗余。余遍示兄弟，皆为惨然。余以南京花绉一端，犀簪一枝，取桃花浅色绢，作小楷述旧意，和其词韵答之”。
又如记载一位歌女沙才：“沙才者，金陵歌院伎。家桃叶渡，风致淡雅，工诗。余赴南闱，曾至其室。见其小轩中位置花石，几上有自评唐诗及《花间集》，丹黄杂采，不忍释手。后徙至苏寓虎邱山塘，常以阊门云母笺裁斗方，吟小令，作蝇头楷赠余索和。余取宣德纸，以碎朱研粉砑光，赋诗《一半儿》十首答之，喜甚，藏之金陵紫檀钿盒中。每见，出以示余，吟咏不置。”
又如清代蒋坦《秋灯琐忆》也写到妻子秋芙制作彩笺：“秋芙以金盆捣戎葵叶汁，杂于云母之粉，用纸拖染，其色蔚绿，虽澄心之制，无以过之。曾为余录《西湖百咏》，惜为郭季虎携去。季虎为余题《秋林著书图》云‘诗成不用苔笺写，笑索兰闺手细钞’，即指此也。”
直到现代，彩笺仍深受喜爱。鲁迅与许广平通信集《两地书》中曾提到，鲁迅先生在五月份枇杷与莲蓬上市时寄出一信，用了两张信笺，分别画有枇杷和莲蓬。枇杷有三枚，两大一小，题诗：“无忧扇底坠金丸，一味琼瑶沁齿寒。黄珍似梅甜似橘，北人曾作荔枝看。”莲蓬有两只，其中一只结着饱满的莲子，题诗：“并头曾忆睡香波，老去同心住翠窠。甘苦个中侬自解，西湖风月味还多。”当时许广平已经怀孕，这两张彩笺是精心拣选的。许广平接信之后自是读懂了爱人的心意，在回信中抒写了无比的欢乐。附图是鲁迅编《北平笺谱》中的枇杷图（图12，见书首彩页）。
近代有恋爱笺，每五十幅为一组，每幅上有不同的恋语，由郑逸梅先生集句，如“情丝缱绻，欲解益结”“情场之面积，难以丈量”等。书法家蒋吟秋用篆书、隶书等不同字体书写，或作弧形，或为环状，活泼多变，专供给爱人们写信用的。又如近代《云蓝阁笺谱》有六行笺，以“相思”二字笔画，延伸成行，为“方寸相思”之意。
给爱人写信，还可以制作香笺。近代郑逸梅先生《尺牍丛话》书中有提及，笺纸杂以香料，放近炭火盆烘烤，封入书函中，爱人拆开，便有香气缕缕溢出。
用天然叶片、花瓣等制作的叶笺、花笺等更是天然的好信笺。古人亲近大自然，直接在花瓣花叶上作字画，红叶题诗是著名的典故，有位唐代宫女在红叶上写一首诗：“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放在水上流出宫外，为有情郎于祐拾得，成就姻缘。虽然各家记载在朝代、人名上说法都有所不同，但红叶能题诗是不会错的。秋红之叶，有枫叶、石楠叶、柿子叶等，都可作书。红叶题诗是很好的题材，一些仕女画家都以此为题作过画，如唐寅《红叶题诗图》等。
明代张潮编《虞初新志》中《程弱文传》则记载一位歙州女程弱文，名璋，工诗文，“日摹《曹娥》《麻姑》诸帖，书法尤称精楷。性复喜植花，更爱花叶，能于如钱莲叶，熨制为笺，书《心经》一卷”。她能把小如铜钱的莲叶熨平了，就像一片小花笺那样，用极细的字体写上《心经》一卷。还在柳叶上题诗寄给远方的丈夫：“制新柳叶二片，翠碧如生，各书绝句一首。其一曰：‘杨柳叶青青，上有相思纹。与君隔千里，因风犹见君。’其二曰：‘柳叶青复黄，君子重颜色。一朝风露寒，弃捐安可测？’”用一片柳叶或一片莲叶在上边书写蝇头小楷，该是多么不易。
清代施绍莘撰《瑶台片玉乙种》词，其中有一首《相思儿令·玉兰片学写春词》，是以明代黎美周《花底拾遗》中的一则为题：“句索丁娘艳，花拣辛夷片。自屑麋丸吮兔毫，学写个鸳鸯券。细字蚕眠辨，浮向鸥波面。墨未干时瓣已干，生憎一霎春光换。”丁娘指隋代诗人丁六娘，曾留下“从郎索花烛”等诗句。春花开时，捡取紫玉兰或白玉兰花瓣，在上题写丁娘的诗那般香艳的句子，一行行细字如同眠蚕状一般，情意旖旎。
明代冯梦龙《情史》里也记载梧桐叶题诗。写的是士人顾况于流水上捡得大梧叶，上有诗：“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顾况为之感叹不已，也作诗奉和。
在《秋灯琐忆》中写到在芭蕉叶上题诗之事：“秋芙所种芭蕉，已叶大成阴，荫蔽帘幕。秋来雨风滴沥，枕上闻之，心与俱碎。一日，余戏题断句叶上云：‘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明日见叶上续书数行云：‘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字画柔媚，此秋芙戏笔也，然余于此，悟人正复不浅。”
清初陈淏子《花镜》总结：“天然笺：红叶笺、蕉叶笺、梧桐笺、柿叶笺、楸叶笺、贝叶笺，黎云笺、散花笺、苕笺、蒲笺。”这些都是绝好的诗书笺。还有用贝叶、菩提叶画观音罗汉、书写佛经的，至今尚存此项技艺。
女子题诗还有用自己的衣物的，包括披帛、腰带、手帕、裙衫、香囊等。扇子、伞、灯笼等也可以题诗赠送或自娱。宋代无名氏《阮郎归》词写道：“薄罗生色画酴醿，酴醿满架时。隔池贪看燕争泥，坠双红荔枝。销金字，晚唐诗。夹纱团扇儿。自遮微雨傍花归，个情天得知。”是在团扇扇面上用金泥写金字。《红楼梦》中写“彩线难收面上珠”这两首深情的诗，就是宝玉送黛玉手帕，黛玉写在手帕上赠送给宝玉的。
明代屈大均《广东新语》也载，在岭南，人们喜欢“或织歌于巾以赠男，或书歌于扇以赠女”。至今广西还有歌扇，都是此类。湖南江永流行的女性专用文字：女书，也用来书写于扇上，或制成锦绣，互相赠送。《玉台书史》也记明代才女顾文英：“善书，以碧丝作小行楷绣之，盛镜囊，以寄所欢。”在碧绿丝绸上绣出小行书、楷书，放入镜袋子里，寄给自己的爱人。清代魏子安小说《花月痕》第十五回写道：“见苍头贾忠踉踉跄跄，拿一个纸包上来，……便撕去封皮，见是一块素罗，像是帕子。抖开一看，上面污了许多泪痕；桌上掉下一个古锦囊，两面绣着蝇头小楷，却是七律二首。”图13 清代《无双谱》中苏蕙画像
女郎赠诗文给爱人，也往往流露出巧思、智慧。最著名的是前秦时苏蕙娘的织锦回文图，也叫璇玑图。回文很早就有，可回环而读，但篇幅很小，到了苏蕙手里却成了一篇巨制。《晋书·窦滔妻苏氏》记载：“……窦滔妻苏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兰，善属文。滔，苻坚时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婉，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录。”苏蕙以五色丝线织成璇玑图寄给丈夫，诉说思念。此图由粉红、绿、白、青、黄五色文字组成，回环分布，能读出千百首诗歌，包含着细腻情怀，一千多年来深为人们赞赏。唐代的女皇武则天亲自写下《织锦回文记》记述苏蕙“因织锦为回文，五彩相宣，莹心耀目。其锦纵横八寸，题诗二百余首，计八百余言，纵横反复，皆成章句。其文点画无缺，才情之妙，超今迈古，名曰璇玑图。……苏氏著文词五千余言，属隋季丧乱，文字散落，追求不获，而锦字回文，盛见传写，是近闻闺怨之宗”。宋代太宗妃子广慧夫人、女诗人朱淑真、元代女书法家管道升等都破译过它。管道升还亲笔书写璇玑图，五色相间，笔法工绝。历代文士也多有诗咏，还以苏蕙为主角编写戏剧小说。清代李汝珍小说《镜花缘》四十一回中还特意详细提到，并刊有五色璇玑图，供人们阅读。唐代画家张萱、周昉等也以此题材作画图，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墓壁画中就有《寄锦图》，人物形象犹存唐风。明代仇英有《璇玑故事图》长卷。清代《无双谱》也收录苏蕙的一幅画像（图13）。
历代才女也有受苏蕙影响作回文诗的。唐代上元年间，有位广东南海（广州）的才女制鞶鉴图。鞶读“盘”音，是皮带，鉴是悬佩于皮带上的镜子，可以刻上铭文。南海才女用了192字制作成图，每句四字，旋转而读，词句高雅华美，也称“转轮八花钩枝鉴铭”。才子王勃为之吸引，亲笔作序。宋代桑世昌编《回文类聚》一书，将此图收入。明末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也有夸赞。可惜年深月久，才女的姓名已经遗失（图14，见书首彩页）。一些篇幅较小的回文则很多。清代收录往古金石器物图像的《金石索》一书中收有一面六朝时期的回文镜，镜上铭文十六字可以正反阅读（图15，见后页）。女郎或对镜绘画自己的容颜赠给爱人以表达真挚的爱意。唐代范摅《云溪友议》记载濠梁人南楚材，已经结婚了，旅游陈、颖（陈州、颖州）。当地的长官慕其仪范，要把女儿嫁给他。楚材诺之，遂遣家仆归取琴书，似无返旧之心。其妻薛媛善书画，妙属文，便图15 清代《金石索》六朝时期的对镜自画其形象，并作诗以寄。楚回文镜材得妻子寄来的写真及诗，甚惭愧，夫妇遂偕老。薛媛《写真寄夫》诗也写得好，负心人读后当会自愧：“欲下丹青笔，先拈宝镜端。已惊颜索寞，渐觉鬓凋残。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恐君浑忘却，时展画图看。”
这些，都是独特的女性意蕴、五彩的美丽、深婉的求祈回旋往复。
信笺为了巧妙传达心意，还可以折叠出各式的花样，如双鱼、双胜同心结等，也讲述爱的内容。折叠成鲤鱼形的如唐代李治有《结素鱼贻友人》诗句：“尺素如残雪，结为双鲤鱼。欲知心里事，看取腹中书。”王实甫《西厢记》则记有“把花笺锦字，叠做个同心方胜儿”。
书信包装的方式也很讲究，发展出许多种样式。如屈原《离骚》有“解佩纕以结言兮”，是把帛书或竹简的求婚书信，以腰带系束再赠出。古代书信写好后常找一个竹筒或木筒装好再捎寄。李白诗中便有“桃竹书筒绮绣文”之句，桃竹即桃枝竹，今天称棕榈竹，可制作多种工艺品，用它为原料制作的书筒也很可观玩。直到明代还有这类书信筒，以金属制作，花纹精美。后来书筒也成了书信的代称。如宋代赵蕃诗中有这样一句：“但恐衡阳无过雁，书筒不至费人思。”当时邮件递送，都用筒或木匣子贮放，叫做邮筒。宋代也称为“递角”，角就是邮筒之别名。
古代还有鲤鱼函，古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写道：“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写的是用两片鲤鱼形的薄木板中夹着写在绢素之上的信。
明代冯梦龙《情史》写唐代女郎晁采的香艳故事，用厚纸画上鱼鳞，制作成鲤鱼函，在函中放上信纸赠送爱人：“因以朝鲜茧纸，作鲤鱼函，两面俱画鳞甲，腹下令可以藏书。遂寄茂以诗曰：‘花笺制叶寄郎边，的的寻鱼为妾传。并蒂已看灵鹊报，倩郎早觅买花船。’”《琅嬛记》中又把这事放在女子试莺身上。《琅嬛记》还载有沈世坦《谢美人制鱼书》中有云：“制楚江之鲤，裁越国之绫，造化杳冥，出兹针线，鳞甲髣髴，成彼丹青。虽辜弹铗之心，聊作传书之使。”
文士用花传递友谊，著名的有陆凯的“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等诗句。闺中人以花传情，寄送一枝梅花等花枝，作为邮筒，附上花笺，也是婉约的情分。明代黎美周《花底拾遗》就有一则写到。
清代李渔的小说《十二楼》中《合影楼》一篇，则写到少年男女“草下一幅诗笺，藏在花瓣之内，又取一张荷叶，做了邮筒，使它入水不濡”，在水面上传递情书。
信笺或用匣子密封，如明代《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四《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镪》：“拿出一个碧甸匣来递与宣教，宣教接上手看时，也是小小花押封记着的。宣教满心欢喜，慌忙拆将开来，中又有小小纸封裹着青丝发二缕，挽着个同心结儿，一幅罗纹笺上，有诗一首。”
传为仇英作的《十美图》中有“碧玉留诗”一幅，绘那美丽的碧玉姑娘在园苑中，或就是《乐府诗集·碧玉歌》中的女主角：“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感郎义气重，遂得结金兰。”她正拿着一只小小的青色长方小锦匣，在锦匣上扎着绿色带结，匣子里或已经装着诗笺了，大概准备赠给心上人（图16，见书首彩页）。
信件也可用绣囊精心包裹。唐代《非烟传》描写“因授象以连蝉锦香囊，并碧苔笺”。女郎非烟，将一只连蝉纹样的锦制囊放上一幅碧苔笺赠给爱人。元代《琅嬛记》载，宋迁以霞光笺放在素鱼锦囊中，送给所爱的人儿试莺。
明代李昌祺著《剪灯馀话·凤尾草记》，写一位女郎在胸前携带一个绣囊，密贮杏笺一幅，视之，乃爱人往昔所寄之诗。明代冯梦龙《情史》中《李节度使姬》一篇记：“京师宦子张生，因元宵游乾明寺，拾得红绡帕，裹一香囊，有细书绝句二首云：‘囊里真真香见窃，鲛绡滴泪染成红。殷勤遗下轻绡意，好与情郎怀袖中。’‘金珠富贵吾家事，常渴佳期乃寂寥。偶用志诚求雅合，良媒未必胜红绡。’……”从而引出一段美好姻缘。
清代钮琇《觚剩》中《睐娘》一篇，有写道“文锦尺幅，绣带双结，密缄重重”，里边包裹着信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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