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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如新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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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大同试读：

绪论

当我们为战胜强劲对手而欣喜若狂的时候，当我们品嚼山珍海味而怡然自得的时候，当我们沉迷嬉戏而陶醉不已的时候，当我们享受现代科技成果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愈来愈被一种危险的情绪与惯性——狭隘的自由竞争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思潮所左右、所俘虏。在这种危险思潮作用下，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不断膨胀，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急剧升温，人们的心灵在扭曲、性格在裂变，自然资源锐减、生态系统失衡，核武威胁、恐怖活动、文明冲突、贫富分化、心灵对峙……足以导致人类乃至地球毁灭的因素日渐增多——生存环境愈来愈险恶，而我们仍然麻木着！

在物质文明更加发达的同时，我们的精神似乎变得愈发的堕落。如果不能真切反省并收敛自己，不能彻底改造和提升自己，那么，人类的前途命运将不是自由的天堂而是苦难的地狱，新千年也将不是人类迈向大同理想的时代，而是人类走向毁灭的末日。

究竟能不能真正迈入大同社会？如何才能实现大同并以怎样的形式大同？人类怎样才能避免各种厄运发生？这些看似遥不可及的未来问题实则是一些严肃而重大的实现问题——人类生存环境之所以变得越来越危险，前途命运之所以愈来愈捉摸不定，就是因为我们关注未来发展太少，关注生态系统太少，深刻审视自己太少——我们太鼠目寸光和狭隘自私了——有太多的民族、国家和个人过于自私自利与急功近利了，并把之看作人不可更改之本性而放纵。

人类一直在探寻一条通往自由与光明的道路，避免灾难性事件发生。在这种探寻中，我们已经付出了艰苦努力和沉重代价，现在依然面临诸多困惑与难题。尽管由于政治文化理念的不同，人们对于人及社会的理解与认识存在着很大差异甚至对立，但实现大同一直是人类的最美好理想，只是在能否实现大同以及以怎样的形式大同上众说纷纭。从东方的“大同思想”到西方的“乌托邦幻想”，从西方的“伊甸园”到东方的“世外桃源”，人类一直在幻想、憧憬大同之圣境；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从“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实脚步，人们一直在积极探索社会主义之实践，寻找大同实现之路径。

审视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是智慧与愚昧连接而成的链条。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是因为一直传承着科技和道德这两把智慧之火。科技智慧让我们逐步地认识世界，改变我们的生存状态；道德智慧让我们不断地警醒自己，维系社会的基本秩序。显然，人类要迈进自由和谐大同时代，必须积极推进科技革命与思维革命，获得对客观世界的完全真知；必须积极推进生产方式革命与思想文化革命，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必须积极推进国家形态演变与社会形态革命，致力于理想生态建设；必须彻底摒弃恶性竞争与文化愚昧，避免灾难性事件发生。只有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人类才能进入和谐大同之圣境，才能获得真自由。

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科学技术将把人类带向何方？我们能否完全解读这个世界？是什么缚住了我们文明的脚步？这是我们走向大同必须首先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

显然，没有科技的积极作用，我们无法获得真知识和真自由。科学与技术是我们准确接近未知对象的唯一正途，是改造人类命运的根本力量。科技革命在不断地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与生存条件——不仅是物质的变化，还有精神的变化；不仅是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化，还有思维方式与情感方式的变化。因此，科技对于人类社会的根本意义在于它能够改造人类自身——意识形态、逻辑思维、情感方式和行为效率，以及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与态度，进而改变我们的生命态度与生存方式。它已经带给我们太多的惊喜与福利，还将带给我们无穷的乐趣与活力。我们只能依靠科技进步才能正确解读客观世界，最终彻底解放自己而有机融入自然体系。

科学与技术日益紧密地结合，研究成果转化应用速率不断提高，所有科学学科联合的努力以及国际化的科学合作，将是未来科学发展的最主要特征和努力方向。不过，现在的科技创新活动并不总是具有完全健康的价值意义，许多科技创新活动及其附属产品正在威胁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生态。比如核武、毒品的研制与扩展，工业生产与现代工具所带来的环境破坏等等。还有许多科学发现与发明、科学实验与实践活动对于人类及至整个宇宙是福是祸，现在还很难断而言之，比如粒子实验、机器人研制、DNA研究、转基因工程、新材料开发应用等等。它们让我们充满期待，同时也不得不谨慎而行。

尽管这些问题不是科技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人认识的局限与观念的狭隘。可是，我们无法将人的科技创新活动与人的思想观念截然割裂开来。而且，科学技术在解答一个个未知数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出一串串新的未知数——大自然充满了谜团。我们现实的认知能力，无法清晰准确地透视客观现实的本质联系及其所有系统及至一切个体的本质特性及其联系而完全正确地解读这个世界。

毫无疑问，科技是一柄双刃剑。它是我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最好工具，同时也是人类最具毁灭性的自杀武器；它既是我们迈入天堂必须依赖的坚实阶梯，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掉进它美丽的陷阱。“聪明反被聪明误”。如果不理性而行，我们将毁于自己的“聪明”——相对于认知对象，我们的“聪明”永远微不足道。可是我们又不可能因噎废食，停止科学脚步——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尽管科技革命对于人类观念的变革具有重大影响力，尽管每一次重大的科学发现或者发明，都对人类的思想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贪婪与自私作为人之自然物的本性，科技至今都似乎显得无能为力。由此可见，人类命运不是决定于科技而是决定于观念。如果不能彻底改变自己现实的生存观与价值观，科技革命如果不能建立在人类理性提升的基础之上，那么，科技只会是“助纣为虐”，变成人类的自杀利器。自由王国并非我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天地，而是因为我们的真知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变得亲密和融洽起来，我们的心灵变得自由而轻松起来。因此，人类的新生与毁灭都将决定于我们以怎样的价值观念和生命态度来对待自然与社会，对待创新与生活。

现在，一个令人担忧甚至悲哀的现实是：随着科技发展带给我们诸多优越生存发展条件的同时，一些人也在变得更加的急功近利和穷奢极欲，更加的精神颓废与心灵堕落起来——以占有物质财富而非知识财富为满足，以极尽享受而非创造文明为快乐，以奴役弱者而非扶贫济困为荣耀，以政治风光而非造福社会为追求。这，显然不是科技发展的负作用，而是人自身的观念羁绊——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坚持着正确的宇宙生命观与社会价值观，执着于真理追求，执着于生命捍卫。其实，一个真正懂得生命的人，并非贪图安逸而是创造价值，在创造生命价值中享受生命的快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只要积极地改变视角，世界就会呈现给我们精彩各异的景色。只有积极地改变观念，世界才会呈现给我们更加自由高阔的天空——生命的萎缩缘于心灵的自私狭隘，生命的勃发源于心灵的大爱无边。只是现实中不少人既向往做一名天使，又摆脱不了魔鬼纠缠而痛苦地扭曲着。

与科技创新和观念变革密切相关的是思维革命。现代科技正在揭示：世间万事万物不是彼此孤立而是彼此多么紧密联系地存在着。人类要完全读懂这个世界，必须进行全新的思维革命。思维革命将向着以人为主体、以实践为链接、以关系为对象的理性方向发展——“以人为中心”，对世间万事万物彼此之间的关系进行小心谨慎的求证与解释，将是我们努力的重点。

美国霸权主义到底还能支撑多久？21世纪的世界格局将怎样演绎？国家形态会如何演变？新千年的人类面临哪些难题？现代战争威胁和“新文明冲突”能否被彻底消除？这些也是我们正确前进必须认真正视与解答的重大现实问题。

20世纪至22世纪的30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犹如万里长江上的三峡。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世界范围内的工业革命以及相对论、量子论、信息论、基因论等重大科学成就，激起重重惊涛骇浪，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大深刻的影响。21世纪，人类仍将在动荡与波折中艰难前行。我们不可能指望在接下来的300年里，消灭贫穷与战争、狭隘与愚昧——可以预料，贫富冲突和民族冲突将取代国家冲突，成为21世纪和接下来的世纪人类社会冲突的焦点问题。总之，这是一个转折点式的300年。在这300年里，人类如果不能积极地改造和正确地把握自己，就有可能自毁前程。

21世纪将是人类历史上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纪。尽管科技革命将带给我们应接不暇的惊喜，消灭“新文明冲突”、阻止生态环境恶化和消除核武威胁是我们最头疼最紧迫的任务——如果不能积极而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人类命运将会就此终结。但我们仍然认为，因为全球化与区域化所带来的世界格局演绎与国家形态演变将是21～22世纪最重大和最耀眼的事件。

就传统民族国家而言，至少在21世纪前半叶，美国综合实力仍将“鹤立鸡群”。任何一个传统式的民族国家都很难对美国的新霸权主义形成强有力的制约，而“联合力量”的形成则需要时间。因此，美国新霸权主义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仍将继续滑行。

不过，在全球化与新霸权主义的双重作用下，包括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在内的“区域一体化”将加速发展。在接下来的一、二百年里，区域一体化将在欧洲、美洲、东亚、非洲、中东等多个地区全面展开——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正在孕育制约新霸权主义的新生力量，这也是寻求全球新战略平衡的现实选择。这种区域化趋势将同时开启国家由传统的民族民主形态向新型的区域化民主形态演变。这也必将成为21世纪和接下来的一两个世纪里最重大的事情。

欧洲将成为区域一体化的“先驱”。随着中国及印度的崛起，东亚（包括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将成世界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亚洲也将真正成为世界格局中最重要的一极。非洲的觉醒将使非洲朝着独立与统一的目标迅速迈进。区域化国家形态的发展，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国际关系结构。未来的世界格局将朝着欧、亚、美“三足鼎立”之势方向发展。新霸权主义的梦想也将因此而破灭。

显然，已经开始的这个千年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关键的一个千年，尤其是开头的这100～300年——或继续生存，或就此毁灭。人类必须在这几百年里完成痛苦的理念革命与心灵整合。尽管在新千年里，我们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但是消除核武战争这颗人类社会的毒瘤，消灭贫富差别这一“新的两极对峙”，全力修复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有效克服市场主义的负面影响，积极推进和引导全球化与信息化，成为人类最紧迫的历史使命。人类也将在践行这样的历史使命中完成“凤凰涅槃”——全新的思想理念革命与思维方式革命。如果我们在这个千年里或者更确切一点地说在21世纪以及接下来的1～2个世纪里，不能有效解决上述重大问题而任由现在这样的危险局面混乱下去，人类将同整个地球一道毁灭——新千年的人类必须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尽快作出明确的抉择。

人类冲突的焦点是什么？人类内部的冲突能否彻底化解？哪种文化理念能够成为世界的主导精神？社会主义能否最终取代资本主义？这是我们迈向自由王国需要弄清和解决的历史性课题。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冲突的原因在于利益之争，冲突的焦点在于理念对立，而冲突的本质在于文化愚昧。因此，构建共同的科学文化理念，并以这种理念为支撑实现人类文化大融合，从而建设一种全新的世界性的“先进文化”是人类走向大同的前提条件。很显然，这种全新的世界文化实际上是民族文化大整合的必然产物，它不可能是某种自认为优秀并一直自我推销的传统强势文化，而是所有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有机融合。在这场世界文化革命当中，欧洲文化、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美洲文化、非洲文化都将尽显英雄本色。而拥有五千年延绵不断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大放异彩。

如果说自18世纪至21世纪前半叶是西方文化统领的世纪，那么，接下来将是东方文化主导的世纪。因为人类需要延续下去。当种族矛盾、地区冲突、利益争夺、阶层对立、核武威胁、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愈来愈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时候，一向崇尚个人主义与竞争主义的西方文化已经无能为力了，而必须寻找新的文化支撑。很显然，这为以和合为理念，注重整体、崇尚和谐、追求协调的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复兴机会。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腐朽的成份，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中的璀璨瑰宝。中国传统文化将在这场人类文化大革命与民族文化大博弈中得到新生。

科技革命与市场革命双重作用下的全球化与信息化，正在渐渐拆除横隔在国家和民族间传统的心灵城池与文化围墙，不同的民族文化在一个无形而宽广的平台上开始进行直接碰撞与平等交流，那些有着不同习俗与信仰的人们也可以方便而频繁地“互通有无”了。很显然，这是人类走向大同必经的过程与条件。

不仅如此，加速发展的全球化正在促使传统国家之间寻求新的合作形式，催生出新的国家形态。可以预言：民主的区域化国家形态将完全取代传统的民族国家形态而成为国家形态的最后形式。国家形态演进的结局是国家形态的消亡，人类社会最终进入一个以真知、自由、和谐为标志的大同时代。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将逐步取代资本主义，助推人类迈向大同社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非处于同一层级的竞争对手，而是一个新旧替代的两级关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人类理性发展的必然要求，决定了人类社会不可能终结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狭隘的生产方式与思想观念，无法满足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实际需要而遭历史淘汰。人类必须寻找更先进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逻辑的事情。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从“十月革命”到“苏东剧变”，在100余年时间里，科学社会主义历经了从理论到实践，由一国到多国，由高潮至低潮的过程。事实证明：科学社会主义已经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初步显示出具有以往一切社会制度无比的优越性。我们看到：全球化与信息化在把资本主义推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同时，也在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悄然地准备着必需条件。

总之，21世纪是我们必须关注的世纪，新千年是人类蜕变与新生的阶段，许多的未知数都将在接下来的200～300年里得到基本答案。人类只有积极应对，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顺利地渡过这个阶段，才有机会进入到一个为我们一直所期盼的理想社会。

在这本书里，我们将围绕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探讨。当然，重要的不是作出了什么结论而是提出了一些思考。正如那些身居深山幽谷而从未走出崇山峻岭包围的人们，总是“一叶障目”，而成为他眼前那片狭隘天地的忠实守候者，只能感知他身边的高山流水、花鸟鱼虫，而不能清晰地判断溪涧的遥远源头、蜿蜒细节与最后去处，更无法知道崇山峻岭之外海洋、天空的高远与辽阔一样，生活在每一具体历史时段现实中的人们，不可能真切体验人类的全部历史或者看清人类历史的每一个年轮，因而不免带上这样的局限：当出演一段“历史剧”时，人们往往受到真真假假、是是非非的“现实景观”之阻障、欺骗与诱惑，成为井底之蛙、蓬间之雀，而不能正确地看待已经成为“城南旧事”的真实历史，亦不能深刻地透析现实历史形成的真实原因，更不能准确地透视未来历史的基本走向及清晰容貌。故而，人们对于未来历史的分析判断常常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局限性。

因此，思考历史、解析现实、研究未来，必须持以理性态度。理性，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以严整的科学实证和系统的逻辑证明作为认识和揭示客观现实本质联系的基本手段，以追求真知、自由、和合，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的，是人最宝贵的本质属性。它能帮助人类接近客观现实的本质联系，避免灾难性事件发生从而获得最终解放。尽管人类的认知永远也赶不上历史的变化，不过，人们完全应该也完全可能通过对既往历史的认真思考和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解剖，运用合理的逻辑推理，正确判断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基本方向及其必然趋势。我们也只是希望从以往历史发展的轨迹中、从所处时代变迁的态势中、从人类理性发展的要求中，科学、合理、客观地推论历史，分析、探究与展望人类未来的基本走势以及人类社会的理想形态。因为无论我们作怎样生动的描述，多么美妙的幻想，或者多么悲观的叹息，一切都将由历史来证明——当然是由我们现实的人和将来降生的人共同作为的历史来证明。

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反思自己，更好地前进；我们研究未来，是为了警醒自己，修正现实行为。我们真正所要关注并为之努力又能够做好的，应该是我们的现在——探讨人类未来问题也理所当然地包含于现实的任务之中。只有真心关注未来，才会真心善待现实；只有真正了解明天，才能正确把握今天。尽管任何单个人的作为都无法改变历史前进的轨迹，但只要同心同德，人类应当能够按照正确意志书写美好历史，毕竟人类社会发展史由所有人共同创造——积极的作为创造光辉的文明史，消极的作为创造灰暗的野蛮史。

黄河九曲，长江百折，虽历经无数崇山横断疑无路的艰难险阻，但毕竟还是涛声依旧涌向前，滚滚东去，入归大海。有谁会因为它们曾经在崇山峻岭中的蜿蜒曲折，而否定其东流之势？有谁会因为它们曾经是那样的狭窄与渺小，而否定其未来的宽广与伟大？又有谁会因为千万条江河曾经各自横流，而否定它们终将融为一体，汇成一片大海汪洋？曲折是天然的，入海是必然的。这是一种奇特的自然现象，也是一个伟大的自然法则。

人类社会的发展，实际上也遵循着类似的法则——渐渐而迂回曲折、由低级向高级、由分立向统一地进化。尽管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复杂而艰辛，但人类的发展正如那些曾经各自横流而最终汇成一片汪洋大海的千万条江河一样——各个国家、各个民族虽都有着自己的历史源头，有着各自曲折的发展经历，也暂时性地坚持着自己前进的河道；然而，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必将把他们吸引并聚集至同一个方向与终点——实际上，现在它们已经开始渐渐地和不知不觉地向着一个中心靠拢——大同将是必然。

笔者坚信：只要我们在未来发展目标与理念上真正形成共识并付诸现实实践，只要我们一代代人不懈地共同努力下去，人类就会迈入理想的社会。而且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避免人为灾难性事件发生，真正进入到自由王国的美好圣境。

第一章 改造命运的根本力量

回溯人类历史可以看到，人类社会的一切积极努力都是为了解放人自身——真正地认识与完善自我、认识并有机融入自然！在这种自我解放中，科学成为改造人类命运的根本力量。

正是因为借助科学这个最有效的工具，我们才逐步地认识客观世界，了解其规律，并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生存状态与历史命运。人类正是藉此而渐渐摆脱了原始的蒙昧与野蛮，逐步向着更高级的文明社会迈进。但科技也是最危险的工具——一柄真正的双刃剑。它可以把我们送到“天堂”，也可能把我们埋进“地狱”。

第一节 通往“天堂”的梯子

几千年前的古人们，谁曾想到今天的我们正享受着他们曾经幻想过、甚至想象不到的“奢侈”：躺在中国的家里便捷地同地球另一面的美国朋友“叙旧话新”，坐在北欧的阿尔塔酒巴观看远在南半球的悉尼上演奥运盛会，甚至腾云驾雾般地遨游于太空，亲身体验“嫦娥奔月”、“大圣行空”的美妙……

很显然，是科学技术带给我们这一切！而且只有借助科技的力量，人类才能进入梦想的“自由王国”。·什么是科学与技术

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科学便成为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时髦语词。科学思维、科学分析、科学决策、科学管理、科学实践……人们几乎张口就曰“科学”。显然，这里所说的科学非完全相同于我们所要讨论与定义的科学之概念。

我们所要讨论和定义的科学主要是指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思维学、天文学等在内、揭示客观事物一般规律或本质联系的知识体系。一直以来，人们关于这个科学的定义众说纷纭。

尽管人们对科学一词并不陌生，也大致懂得它的基本含义。不过，科学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要想给它一个严谨缜密的定义确实有些困难。其实，人们关于科学的每一种解释都反映出科学某一方面的本质特征。而且，随着人类社会及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科学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其意义也有所不同。

根据研究对象之不同，人们通常把科学分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人文科学和哲学等不同类型。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不同对象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及其联系的科学。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不同领域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思维科学有时被归入自然科学之中，有时被单列为一门科学，是关于人类思维活动的科学。人文科学是关于文化、艺术等的科学，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它们有时被归入社会科学之中，有时也被单列为一门科学。由此看来，科学实际上分为两大门类，即作为研究和解释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自然科学和作为研究与解释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社会科学。

那么，究竟是什么科学？我们应当给以它怎样的定义呢？许多人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其中有的已经很有见地。原苏联科学学家拉契科夫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之一。他从3个角度出发给科学作了不同定义，然后给出一个完整的综合定义：

首先，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待科学。认为科学是依赖于实践系统、不断发展地认识现实的客观的本质联系的一种基本形式。这种认识提供了预见事件的可能性，是人们合理活动的基础。

其次，从特殊的社会体制的观点来看待科学。认为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体系。这个体系把科学家和科学有机组织与联合起来，为认识现实的客观规律和确定实际应用这些规律的形式和途径服务。

再者，从科学的社会作用角度来理解科学。认为科学是社会的一种直接实践力量，这种力量由于在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中体现科学的成果而被建立起来，并且通过使人们的活动于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的性质越来越符合的途径而得到发展。

上述分析之后，他给科学下了一个定义：科学是关于现实本质联系的客观真知的动态体系。这些客观真知由特殊的社会活动而获得和发展起来，并且由于其应用而转化为社会的直接实践力量。

应当说，这是一个比较完整准确的定义了，至少它揭示了科学的本质特性。不过，对科学的定义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英文“科学”（science）一词源于拉丁文（scientia），其原意是“知识”、“学问”。这是“科学”一词最基本最简单的含义。很显然，这个基本含义远不能满足人们对于科学理解的实际需要。那么，科学具有哪些基本的构成要素和基本的属性特征呢？

科学作为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或者一种获取知识的方法和研究活动，其基本构成应当包括三要素：逻辑、数学与实验。逻辑保证知识的条理性，数学保证知识的精确性，实验保证知识的可行性。在我们看来，科学至少有这样四种属性：

本质联系性。科学的动力源是人们希望正确解答客观现实现象，比如为什么有昼夜替更、四季轮回？生命物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天为什么会刮风打雷下雨？人为什么能够思维等等。但科学并非一般地回答这些客观现象问题，而是通过一系列数据与实验的证明，透过现象揭示问题本质——规律性以及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以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客观现象、从事实践活动。虽然科学本身不是客观规律性，但在本质上科学要必然反映和揭示客观规律性。

知识系统性。科学当然是“知识”、“学问”，但它并非零散的单个的固定化的概念知识，而是人类关于客观现实本质联系的认知体系。科学的要义在于：不是静止孤立地而是普遍联系和发展地解答客观现实问题。因此，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知识体系——各种知识相互交叉补充、支撑印证。科学的准确率源自于它的“系统化”程度——知识信息的全面性、正确性、有效性与有机联系性。“系统化”程度愈高，其准确率愈高，便愈接近真理——客观现实的本质联系。

发展动态性。“学问”一词本身具有“已知”与“未知”的双重含义，因此，科学实际上体现着人类对于客观现实本质联系的认知水平。很显然，这个认知水平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与提高的，故科学是人类解读客观现实的动态知识体系。这种动态性也体现了科学的另一个特征——局限性，及至目前，科学仍只是部分而非全面系统地正确解答着客观现实的本质联系。它从暂时的和一个方面的看可能是正确有效的，而从长远的和另一个方面或者全局角度看也许就不完全正确了。显然，当我们对原有的科学所揭示的客观现实本质联系进行修正的时候，并不是客观规律发生了改变，而是我们的认知得到了应有的修正——更符合客观规律要求。正是因为科学的不断发展，我们才一步步地接近客观现实的本质联系。

社会实践性。科学反映着客观现实的本质联系，揭示出客观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手段，而非神或者人意志的产物。在还没有确认有外星智慧生命存在之前，我们只能将它的产生和发展归之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是人类智慧与客观现实有机对接的结果。由此，科学并非什么超自然力量预先设定，而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起来并将继续发展、用以指导新的社会实践的动态知识体系。其真理价值在于：能够正确揭示客观现实的本质联系并反复指导人们正确实践以实现预期目标。

由此可见，科学是反映客观本质联系的认知系统，是人类在长期实践活动中逐步获得与不断发展的，并能够转化为直接社会实践力量的关于客观现实本质联系的动态知识体系。

我们要完全、彻底、正确地解读这个世界，主观能动而有机地融入大自然，进入文明、和谐、大同的自由王国，都必须有赖于科技革命的力量——真知是我们进入自由王国的根本前提。不过，科学与技术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不同层面的概念。

科学即真实反映客观存在着的事物本质联系的知识体系——人类关于自然、社会及思维等的客观规律与本质联系之认识的知识体系，反映着认知主体（人类）与认知对象（客观现实）之间“亲近”的距离。比如天体物理学应用物理学的技术、方法和理论，研究天体的形态、结构、化学组成、物理状态和演化规律，使天文学家们可以有根有据地谈论宇宙状态及其天体演化。

技术就不同了，它是根据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性，借以反映、认识和改造客观事物的具体方式和手段。技术以科学所揭示的基本规律、基本原理等为前提，但技术创新本质上不是科学的必然派生物或附属品，而是“人类在与自然彼此相互作用时，用来扩展他们肌肉、感觉和智慧的一切手段与方法——在创造文化价值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欧文？拉兹洛编）。显然，技术创新是人们为某一应用目的所作的方法、工具系统方面的改进和革新。因此，技术创新具有十分明确的功利目的和现实价值。技术创新可以说是人类“生存武器”的不断升级。

技术以科学为基础前提，而科学又借助技术来发展延伸。比如，物理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导致生产技术的飞跃——机器、电器以及信息技术等。反过来，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有力地推动了物理学研究的发展，固体物理、原子核物理、等离子体物理、激光研究、现代宇宙学之迅速发展，同技术及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

科学实验是科学求证的有效方法，而技术决定着实验的效率。比如在物理学前沿研究工作中，必须使用尖端技术，否则实验工作很难达到一定深度，也很难开辟新的研究领域。2004年4月17日，美国航天局在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了一枚航天器，希望用这台世界上最精确的回转仪来验证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两项重要预测——时间和空间会因大质量物体的存在而发生扭曲。

因此，理论和实践、基础理论和尖端技术的关系将日益密切、互相促进，并一日千里地向前推进。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分子、电子结构和化学反映的量子化学计算、化学统计、化学模式识别，以及大规模技术的处理和综合等方面，都得到较大的进展，有的已经逐步进入化学教育之中。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对于其他科学学科研究的帮助也亦显而易见。科学与技术已经愈来愈密不可分了，将来的趋势将是它们更加紧密结合在一起，相互地“推波助澜”！

科学与技术的本质都是创新。科技创新是一个永无止境地探求真理的过程。它们共同的源泉就是社会实践——任何科学或技术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而非人脑的任意性设想。正如前面已经叙说过的，科技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反映客观现实本质联系的正确的思想方法与实践方式。而形成这些正确思想方法与实践方式的活动本身，就是发现和揭示客观事物规律的创造性过程。这个创造性过程使我们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发展能量。

总之，科学技术是人类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反映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质联系的知识体系与实践方式，即人类社会在揭示客观事物本质联系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合乎客观规律与自然逻辑的能动的一部分。

无论是宇宙地球，还是人类社会，都有其内在规律性。尽管人的客观行为会对它们产生一定影响——加速或延缓某些事物的变化进程，但它们决不会因为人的主观愿望而改变。这些规律性的东西，对于处于迷茫和艰难探索路途中的人类来说，仍然是难以把握的未知数。故而对于科学的探索，就好比围困在茫茫群山中寻找出路一样，可能会走一些弯路，但唯有探寻方能接近正确道路与目标。

科学既是人类主观能动性活动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主观能动性活动的必需工具。作为人类特有的认知世界的基本方法和重要工具，科学实际上反映的是人类对认知对象规律性以及客观事物彼此之间联系的认知水平和掌握程度。

人们常说科学技术是不断发展的。这句话似乎不错。但在我们看来，这句话所包含的正确含义应当是这样的：科学技术进步的过程，实际上是人类自身解放和发展的过程，是人类不断剔除谬误、修正认识、接近真理，逐步认识客观事物本质联系、把握基本规律的过程。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所标示的是人类自身解放取得的新成果——人类认知与客观现实的本质联系又接近了一步。因此，现实的科技成果总是带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

某种意义上讲，科学技术是人类智慧、肢体等方面能量的发掘、延伸与扩展，是人类认识自然、社会及思维等先进的知识、经验、方式的总和，是人类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量。·科技带给我们什么

科技带给了我们什么？科学技术还能带给我们什么？这是人们所普遍关心的问题。

我们要更好更快的发展，只有借助科技的力量；我们要想看清这个世界的奇妙，只有借助科技的灵光；我们要在大自然间自由翱翔，只有借助科技的翅膀。科技的魅力无处不在，科技革命总是让我们“匪夷所思”与“受宠若惊”，同时又实实在在地享受着奋斗成果；科学让我们在认识与改造大自然的同时，也认识改造着自己！

民主政治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理想形式，那么，究竟能否实现这样的追求呢？数学家告诉我们：数学证明了，它对于开创一个真正和完善的民主选举制在理论上无益，因为绝对的民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尽管如此，数学及数学家们还是为我们公正的选举制和国会的公正分配方法指出了更加合理的道路。

旅行推销员出行之前，需要对自己的行程进行合理设计——他应当在一连串的城市之间选择最短路线，以尽可能地节省时间与费用，提高行动效率。这也是一个需要用数学来解决的问题。

两个同案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拘捕并隔离审问时，会面临认罪策略选择问题。此种情形下，两疑犯的选择无非坦白或不坦白。若两人皆坦白，则均可得到从轻处理；若一人坦白一人拒不坦白，则坦白者可免于或减轻处罚，而抗拒者将被从重处罚；若两人拒不交代，而警方手中掌握的证据又不足以指控其犯罪，则将被无罪释放。由于两个囚徒缺少串供条件，他们不可能同时坦白都被从轻处罚，或者都不坦白均被释放。因为此种情形下两疑犯的认罪策略选择，都会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结果是都无法实现最大利益甚至较大利益。

这就是著名的“囚徒困境”理论——数学中典型的博弈问题。通俗地讲，博弈论是一种“游戏理论”。基本定义是：个人或群体，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与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而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现在，它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广泛应用于现代企业决策与管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竞争日趋激烈，各企业都力求在充分掌握竞争对手信息的情况下进行经营战略决策，以期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最佳化。而事实上，企业与企业之间，尤其是企业与其供应商之间，很多情况下正如前面的两个“囚徒”一样，很难真正实现自身的最佳利益。

4个人一起打麻将，每个人都会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在博弈过程中，每个牌手的选择都是快速糊牌和尽可能糊大牌。但事实上，博弈的最后结果不可能是4个人同时都赢或者同时都输。

其实，数学的功能或者说数学带给我们的远不止上述所列举的这些。因为数字中充满了无数的新奇，数学的魅力也无所不在。只要我们细加思量，就会惊奇地发现：大到宇宙、天体，小到细胞、蛋白质，从大自然的每一个细节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部位，可以说都是数字奇妙而有机的组合，或者说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始终充满变幻的数字魔方，都可以用数学方法加以解读，而且只有通过数学的方法才能精准和完全地揭开它们的“庐山真面目”——只是我们现有的能力和手段还十分有限。应当说，数字是宇宙真正和唯一的“普通话”。无论是与外星球高级智慧生命物进行对话，还是与地球其他生命物进行准确交流，数字式都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数字化是自然界、宇宙间信息传递交流的最大众化和精确化的方式。

量子理论可以说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学术成果之一。从激光技术到磁共振成像设备，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许多仪器的基本原理都来自量子理论。然而这些还只是我们最容易摘取的成果。很多科学家预言：一系列以量子世界的奇怪特性为基础的革命性技术成果即将诞生。量子理论的发展可能给我们带来超出想像的惊喜。例如，利用今天的超级计算机计算一个400位数的因数需要上100亿年，但如果用一台量子计算机来计算，大概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完成。

生物学的发展已经初步揭示了生命的奥秘，确认生命是物质的一种运动状态。只是这种“物质运动状态”的基本单位是细胞——由蛋白质、核酸、脂类等生物大分子组成的物质系统。生命现象就是这一复杂系统中物质、能和信息三个量综合运动与传递的表现。

总之，20世纪的科学革命与技术创新及其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一百年前的人们很难想象的。这不仅因为技术本身日新月异，而且因为科学与技术之间，以及社会需求与技术发展之间相互推动，为技术创新而构建的社会化创新体制也是日臻成熟。

也许你很难理解科技，但你每时每刻都能真实地感受到科技所带来的方便和乐趣。因为科技革命，我们不仅有了汽车、火车、轮船，有了电灯、电话、电报，有了飞机、卫星、航天器，有了电视、电脑、互联网络，我们还有重力场理论、元素周期表、量子力学、相对论乃至被称为“自然中最基本物体”的超弦。因为科技革命，我们对宇宙、生命、思维有了新的认识。尽管我们距正确解读它们还有很遥远而艰难的路程，但我们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迷茫困惑和毫无根据的胡猜乱想了。因为科技革命，我们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社会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而且思想观念也已经并悄然发生着变化。

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让我们目不暇给甚至有些眼花缭乱，众多新型科技产业群的兴起将带给我们无比的惊喜。

——现代信息技术让我们步入发展的快车道。信息技术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发展神速，不仅自己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而重要的新兴产业，还给其他传统产业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许多传统产业因此而再现出“靓丽的第二春”。可以预言的是，21世纪之后将是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将在信息资源、信息处理和信息传递方面实现微电子与光电子结合，智能计算与认知、脑科学结合等，其应用将更加广泛和多样，给人类带来全新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计算机技术正孕育着重大变革，将出现以全新的理论和技术、材料设计的新一代计算机。计算机的智能化趋势已经显现。网络的发展赋予信息技术全新的生命，全球高速宽带网正在阔步前进。网络成为大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已成现实，同时，网络将逐渐渗透到所有的经济社会活动领域，成为21世纪及之后知识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撑。毫无疑问，网络将带给人们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现代生物工程技术“让人欢喜让人忧”。人类基因组图的成功绘制，克隆技术的不断进步，人脑活动的有益探索……这些伟大的创造性活动带给人们的惊喜将是我们现在难以预见的。

DNA，这种优雅鲜活的线条，作为遗传进化的基础和生命的遗传代码，让众多科学家着迷，给无数艺术家以灵感，为人类探索自然奥秘开启了一扇敞亮的大门，当然也向我们发出了严峻挑战。目前，以克隆技术、干细胞技术和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生物技术正给人们一个接一个的惊喜。在人类基因组30亿个碱基的序列被全部测定之后，人类接着将进入破译遗传密码、研究基因功能的后基因组时代。届时，生命活动最本质的过程和规律将被阐明。科学家们已经把认识的重点目标对准了蛋白质这一生物分子。

运用最先进的信息技术，不仅可以将遗传密码破译无遗，还将对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进行结构模拟和药物设计。只恐怕到时候克隆出的一个个“亲朋好友”让你眼花缭乱。正在发展的生物信息技术、生物芯片技术、干细胞技术等关键技术，加上已经成熟的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等，不仅使生物技术产业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也深刻改变着医疗卫生、农业生产、人口质量和食品状况。

随着干细胞、蛋白质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人类的一些“不治之症”将得到更有效的防治。也许我们可以建立人类基因库，取每个人的健康基因予以存储，一方面用来治疗一些疾病——当我们某个器官病变到药物无法医治时，可以利用其基因培植所需器官以替代或者像电脑启用一键还原那样予以还原；另一方面帮助刑事案件侦破——通过智能机器人进行基因识别、卫星定位找到嫌疑犯窝藏地点，再以能识别基因的警犬引路实施直接抓捕，让犯罪分子无处可藏。

与此同时，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也向人类社会和伦理道德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在未来，人类将可以同所有动物甚至一些植物进行直接“对话”吗？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也是一个可能实现的问题——当然，这种“对话”是通过人类对于它们所发出的生命信息准确及时的了解，来满足它们的生理需要而完成的。

——新材料技术让我们的生活更洁净。目前世界上的传统材料已有几十万种，而新材料（包括环境材料、智能材料）正以每年大约5%的速度增长——大有全面“改朝换代”之势。

纳米技术是目前新材料研究的前沿和杰出代表。这项技术通过对原子和分子进行加工，并且将其组装成具有特定功能的结构，控制小到肉眼看不到的一种材料，它为人类进入微观世界提供了有力手段。有观点认为：纳米技术将引发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成为21世纪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发动机，其作用可使微电子学在20世纪后半叶对世界的影响相形见绌。有人预言，纳米技术所引起的世界性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将会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对社会经济、政治、国防等领域所产生的冲击更加巨大。

不仅如此，具有优良性能、能够与环境相协调、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环境材料（也称作绿色材料），能随着周围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其性能，可以满足人类的特定要求，达到自诊断、自适应甚至自修复目的的智能材料将带给我们无数惊喜。有机功能高分子材料、低维材料、生物陶瓷材料、原位复合材料等也将会有较快的发展。

应当清楚，20世纪至今的发展是以不可再生资源的惊人浪费和对自然环境的毁灭性破坏为代价的——20世纪末期，人类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现在的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大自然赐予的有限资源。如果我们在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尽快寻找到能够替代自然资源的新能源材料，那么不需要等到自然资源枯竭的那一天人类就已经走到了尽头。值得庆幸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已经开始创造出一些可替代天然资源的“再生性能源”。21世纪，一批如绿色环保和生态技术、清洁能源和再生能源技术等，将陆续进入应用，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新材料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会带给我们充足的能源与清洁的环境，还将使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海洋技术及航天技术等进一步的交叉融合，协调发展。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或许能够将已经使用过的天然资源的废旧物予以回收，进行重新加工和利用——物质的暂时消耗常常只是物质能量的转化而已。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信心：人类终有一天会摆脱因天然资源紧缺而导致的许多制约、矛盾、冲突的困扰而轻装进发。

尽管当代科技成就巨大辉煌，但我们不能就此满足。人类能否真正进入自由自在的“大同社会”，最终还要靠科技说话——科学技术还需要一个质的飞跃过程。科技革命不仅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生存的物质条件，还真实地改变着我们生存的精神条件——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生活观，都已经并且还将继续因为科技革命的发展而改变。科技革命的进步将会让我们的肉体和精神都真正地自由和轻松起来。谁能告诉我们，乘着科学翅膀人类飞行的准确距离呢？·我们能否完全解读世界

人类的智慧钥匙能够让大自然的神秘天窗彻底打开吗？我们能否完全读懂宇宙？毫无疑问，这也是大家十分关心的话题。

虽然我们已经破获了许多大自然密码，可是还有更多的大自然密码等待着破解——比如宇宙、生命、智力是如何起源的？我们能够任意地到达其他外星球去旅行或者居住吗？能否穿越时空寻找回逝去的岁月？显然，前进道路上，还有无数诸如此类诡谲的难题阻挡着、等待着、诱惑着我们。

一直以来，我们怀疑是否有外星人存在。甚至有很多人用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证明这种猜测的真实可靠性：外星人确实存在，并且已经多次光顾过地球。

真的有外星人存在并且他们已经光顾过我们地球吗？这是一个十分有趣而且极富探讨价值的话题。

尽管有关外星人及UFO的记载自古有之。不过，直至1947年6月24日，美国新闻界以较大篇幅报道阿诺德目击飞碟事件后，才真正把今世人都感到好奇的天外来客展现在人们眼前，引起全球轰动。从那以后，世界各地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声称亲眼目睹过飞碟，仅美国就超过了千万人。在这些目击者中，既有平常百姓，也有知名人士，或被认为精神上有问题的人。

1962年5月24日又有相关报道，阿根廷数百人声称见到一个巨大的飞碟在一个农庄附近降落，从中走出两个机器人。当地政府也证实了此事，并正式宣布有一飞碟在拉潘帕着陆。

尽管有上述那么多人声称看到过“外星人”，但是，至今我们仍没有掌握“外星人”光顾地球的直接和确凿的证据。

与之类似，中国有两位摄影爱好者曾于20世纪末，先后无意间拍摄到了一种“奇特的光碟”——我们目前还无法解释的发光体。他们的偶然“成果”已经在CCTV中播报过。其中一个“光碟”，先是呈现为一个中间晶莹透明、上下两端黑暗的发光体，宛如一盏悬挂于半空中的灯笼；这样的形体保持一段时间后，“光碟”突然间“爆炸”，变成由九小块“棱状光片”组成的一个大形“光片”。这种状态在持续几分钟之后又突然消失。另一个“光碟”，先是呈现平面圆形状，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个平面圆形状“光碟”开始从中间向上下两端慢慢收缩，变成一只晶莹透明的“蝴蝶”。“蝶形”发光体在持续几分钟之后突然消失。2004年4月，湖南娄底市再次有人拍摄下类似“光碟”。至今，诸如此类的报道层出不穷。

这些已经被拍摄下来的“光碟”，引起了中国UFO研究者们的极大兴趣。不过至今，专家们仍没有找到正确答案。

还有人生动地讲述了自己如同梦游一般地曾经与外星人有过零距离接触，声称自己被外星人从自家床上背送到遥远的异地——一觉醒来，自己竟然到了另一个遥远的陌生地方。

此外，地球上已经发生了多起森林树木和农田作物一夜之间被大面积毁损的事件，人们还无法充分解释之。因此，一些UFO研究者们把这些奇特的自然现象与“外星人”联系了起来。

据悉，为证实“外星人”是否真的存在，“地球人”曾于2003年初尝试性地向“外星人”发出信息。但迄今仍没有收到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智慧生命的回音。即或属实，这一试验也不能够完全证明什么——“外星人”的存在或者不存在，而只能说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开始进行主动探索了。因为或许我们所发出的信息还不能与它们的信息系统相对接，或者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尽管目前对外星人的有关传闻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其真实性，尽管科学家们鉴于星球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而认为即使有外星人，也不可能飞抵地球，但他们并未否定外太空存在智慧生命的可能。科学家们最近一次推测外星球智慧生命数量的结果显示，外星人比我们从前认为的要多得多。一项基于地球生命起源速度的统计数据分析表明，在类似地球的星球中，至少有1/3将在生命生存条件成熟后10亿年内形成生命。而最新发现证明：在近似太阳的恒星周围普遍存在行星，其中应当有理想的生命居住环境。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查尔斯林维弗和塔玛拉戴维斯分析了地球生命生存条件成熟与生命诞生两者时间差对外星生命存在可能性的暗示：以10亿年计算，在条件适当的行星上诞生生命的可能性为1/3。

不管是不是因为某些人出于制造轰动效应心理而编造了“外星人故事”，还是因为现在还没有被我们了解的折光现象给一些人造成的视觉错误；不管是不是因为一些人一时的精神恍惚而梦见了“海市蜃楼”，还是真的有外星高级智慧生命光顾过我们的地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外星人故事”对我们人类的认知能力和智慧极限无疑是个十分有趣的挑战。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应当能够解开这个谜团。一天没有找到正确答案，人类就不会停止探索。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如果外星人的确存在并已在地球上出现过，说明宇宙智慧生命的能力完全可以穿行于宇宙之间，人类也能用创新来证明自己是宇宙智慧生命的一极；如果“外星人故事”纯属虚构，那这种“真实的谎言”也只有通过人类科学创新来揭穿，在所有的宇宙生命中只有人类具备这种能力——这种假设能否成立，也只有通过人类的创造性活动来解答。

不管怎样，外星人的故事启示我们：在浩渺宇宙中，有可能存在其他与地球一样能够孕育生命和适合生命存在的星球；人类到宇宙旅行，甚至搬迁至其他星系中的具有人类生存条件的星球生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只是人类现有的科学认知及技术水平还不足以让人自由地遨游于宇宙，而必须建立全新的时空观，拥有更加先进的科技手段，发现新的动能和材料，变换物质的运动形式，创造出能够自主识别、适应环境和就地取能的交通工具。

当然，有关外星人之谜，并不是我们人类所要揭开的唯一的神秘，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未解之谜：如宇宙是如何诞生的？生命是怎样开始的？大脑是怎样工作的？恐龙是怎样灭绝或演化的？灭绝了的古生物是否能够复活等等，都在等待着我们的天才们去解答、去揭开谜底，等待着我们智慧的进一步开发！

显然，现代科学的发展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之心，不能满足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需要。2003年，美国《纽约时报》的科技周刊——“科技时代”评选出了过去25年中最具争议的25个科学问题：自然科学重要么？战争是否终将毁掉一切？人类能登上火星么？（注：2004年美国的“机遇”“勇气”号已经成功登陆火星）人的大脑是怎样工作的？地心引力到底是什么？我们能发现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大陆么？人体中到底有多少个部分可以移植？我们应该吃些什么？下一次冰河世纪什么时候到来？在宇宙大爆炸之前发生了什么？人类究竟能活多长？性别是必须的么？人类将面临的下一场大瘟疫是什么？机器人能够有人类的意识么？人类为什么睡觉？动物们比我们认为的还要聪明么？科学能够证明“神明”的存在么？进化是随机的么？生命如何起源？药物能够使我们更开心、更聪明么？我们应该改良我们的基因么？地球上有多少种物种就足够了？当今数学界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外星人到底在哪里？超自然现象真的存在么？

其实，这些还只是我们要解答的许多基础性问题中的很小一部分。很显然，即使是这很小一部分，我们要完全正确地解答它们，靠任何传统科学学科单个的力量都不能完成，而必须建立全新的科学思维，依靠“集体力量”——所有科学学科联合的努力。

过去，包括剑桥大学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教授和艾伯特？爱因斯坦在内的许多科学家都认为，宇宙最终将停止扩展，并在重力的作用下发生爆炸，从而摧毁一切生命形式。

可是，美国航天局的研究活动表明，这种分析存在谬误。他们已经利用一颗卫星——微波各向异性探测器，经过对太空深处的观察，发现了一种“热点”模式，证明宇宙正在加速扩展，同时意味着造成这种加速扩展的唯一力量——“暗能量”的确存在，也意味着宇宙扩展速度太快，不会在重力作用下崩溃，从而排除了出现“大坍缩”的可能性。尽管这样的努力还只是初步的探索，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确认上述论证的正确性。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类应该能够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不仅如此，俄罗斯科学家叶夫根尼？里亚布科又开始“异想天开”了：他们源于反射太阳光的构想，试图用人工照明的方式将黑夜变成白昼。如果成功，即使像西伯利亚北部这样偏远的地区也可以得到相当于10轮满月的光芒普照。到时候，我们需要研究的不再是如何利用这种天然能量的问题，而是如何避免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尽管这种想法看似不切合实际甚至被一些人看成是“异想天开”，但欧盟还是表示支持。应当看到，人类哪一次重大科学发现或者发明又不是源自智慧者们的“异想天开”呢？没有天才们的“异想天开”与“愚公移山”，何来所谓的让人叹为观止的科学成果？

时间是永恒的吗？时间是空间的附属品吗？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讨论的问题。如果物质是不灭并且运动着的，那么时间也是永恒的，空间也会继续存在并不断扩展。时间不是空间的附属品。时间与空间是物质运动的一对孪生兄弟——只不过空间是多维的，而时间是一维的。时间与空间既是物质运动的条件同时也是物质运动的结果。可以说时间、空间与物质运动同时出现并一起发展。

应当说，人们对时间有着非常清晰的意识，可以通过事物的变化甚至数学的方法（如年、月、日，早、中、晚，时、分、秒，春、夏、秋、冬，老、中、青、幼等）来清楚理解和具体描述时间，也深知时间的重要性。不过，平常人很少从本源上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时间究竟是什么？它由何而来又往何处去？

在笔者看来，时间是记载事物运动过程的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客观刻尺度——事物从无到有、由小及大、由大到小、从有到无、由此及彼的无形记录，或者说是物质运动空间状态的另一尺度。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你可以感知它的存在变化，却无法描述它的容貌——我们能够感知时间的存在，其实是因为我们能清晰地感知物质的运动、发展、变化而非时间本身；或者说，我们对于时间的感觉，是通过其他具体的物质运动、发展、变化所获得。不管我们给不给它以定义，能否感知它，都不会影响其客观存在。

因此，从微观层面上讲，时间实际上是物质运动的另一种有效空间尺度，或者说是相对的运动空间。它的存在与变化都是以一定的物质的运动变化作表达的。当一种物质完成了一种运动状态之后，这个相对的时间也就不存在了，而进入到另一个相对的空间运动状态，时间也就开始了新的计算，或者说开始新的物质运动。比如由蛋白质、核酸、脂类等所组成的细胞孕育成生命这是一个物质有效的空间运动状态；而当它们开始以生命这种全新的物质运动形式发展之后，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空间运动状态；而当生命形式结束以后，则又开始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空间运动状态。如此循环往复。

不过，从宏观层面来看就不完全同了。以宇宙生命而言，时间是记录物质运动变化的一个相对的永恒尺度。其他一切物质运动的时刻表都以此为参照系数。因此，改变物质的空间运动状态实际上就是改变物质的运动形式和属性，改变时间也就是改变物质的空间运动状态。比如在没有电话、互联网之前，我们彼此之间传递信息的方式是书信或口信，这显然是依靠人的实然化运动来完成。而无线通信的出现，使人们彼此间的信息传递数以亿万倍地快捷起来。显然，这并不是我们真实地改变了彼此之间的空间距离，而是改变了物质运动（传递）的形式与属性，因而改变了我们应用物质的时间和空间——效率。尽管如此，作为客观刻度的永恒的时间依然故我地按照自己的逻辑运动着，而并未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改变。

一直有人以为是时间和空间成就了物质运动。显然，这样的观点存在一定的逻辑错误。因为它无法解释空间和时间是怎么得来的。空间是不断扩展的，时间是无限延伸的。但不论是空间的扩展还是时间的延伸，没有力的作用，根本不可能实现。空间时间是否永恒，就看物质及其运动是否永恒。没有了物质运动也便没有了能量。没有能量，运动也便嘎然而止了，时间与空间也便失去了存在的必需条件。

总之，时间与空间是物质运动的结果与条件，是人类用以描述物质运动状态的基本概念。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对应。没有时间便无所谓空间，没有空间也就无所谓时间。它们存在的共同条件是物质的运动变化。因此，它们只以物质的运动变化状态属性为条件为依据而改变，而不以人的意志为标准为依据而改变。

任何一种物质的运动变化都是以其他物质运动状态为参照标准和实现条件的。宇宙的运动状态以各个种系统的运动变化为内容与条件，而各个种系统的运动状态又以该种系统的子系统运动变化为内容与条件，以此类推直至无穷的微观运动状态。同时，所有系统之间又互为参照、互为条件乃至互相转化。任何物质及其物质系统一刻都没有停止过运动，而标明这个运动变化持续过程的是时间与空间。所有物质运动变化的持续过程的集合共同构成了时间与空间。

因为物质的存在才有了力的出现，而力的作用又促成物质进一步的运动。物质蕴含能量和力，能量和力又产生新的物质运动和形成新的物质形态。物质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大自然的力量就是无数物质运动的能量的集合。因此，任何单个物质的运动都以其他物质的运动为条件和参照，同时也成为其他物质运动的条件与参照。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最初始的物质究竟是什么，它从何而来？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也许在空间和时间开始之前就有一种为现在的我们所不知的“能”存在，正是因为这种“能”的存在与运动才成就了时间空间和物质运动，然后进入到现在这样一个宇宙运动系统。只是这种所谓的“能”究竟是什么？它到底在哪里？它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和运动？它又从何而来？

诸如此类的科学之谜显然挑战着我们的认知极限。如果不能解开这些科学之谜，我们便无法获得真知而最终获得真自由。未来的科技革命将会带给我们应接不暇的惊喜。人类的无数梦想与猜想都会变成我们能够真实感受与享用的实体，人类的生活空间从地球拓展至其他类似的星球也可能成为现实。与此同时，人们交流的时空距离又被大大缩小。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革，人们的价值观念也会随之发生根本革命性改变。

第二节 已知与未知的陷阱

科学是我们所掌握的最好的工具，但它并非十全十美。科学虽然能够预测人类选择行动途径的可能结果，并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为人类有效地行动提供“合理判断”依据，但科学本身既不能独立于智慧生命之外，也不能独立支持人类活动。作为认知工具或者方式，科学只有同人（高级智慧生命物）的意志相结合才能产生实际效用——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必须警醒：科学技术是人类通往天堂的梯子，但我们随时都有可能掉进它美丽的陷阱——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布满了无数大大小小的陷阱——已知与未知的，显性或隐性的。·挥之不去的魔

天堂与地狱，其实只在一念之别。

科学技术是改变人类生存方式与生存状态的决定性力量，其本质是正确的认知与实践，本来应当是善良和积极的，也的确带给了我们许多幸福——不仅是物质的享受，还有精神的愉悦。但科技并不总是给我们带来好运与福祉，它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一种比自然灾害更为可怕的人为灾难。因为科学技术所反映的是人类现实的认知水平，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而且，尽管科学技术本身是“中立”的——旨在揭示应用客观规律，可一旦科学技术为狭隘利益观念所左右，它就变成为邪恶的帮凶。

2006～2007年间，美国35个州的养蜂人放飞的蜜蜂如同事先约好的一样，一起远走高飞，神秘消失。后经哥伦比亚大学专家调查发现：这些蜜蜂是受到以色列基因战先驱奥登里奇博士所研制的名为“以色列急性麻痹病毒”这一基因武器袭击而惨遭灭顶之灾的。

这种被称作“种族武器”或“人种炸弹”的基因武器，是指以特定的种族人群为目标，研究不同种族和人群的基因特性，克隆某种细菌或病毒，导致特定种族或人群的灭亡。确切地说，它是一种遗传工程生物武器——运用生物技术遗传工程、重组DNA或其他分子生物学技术，通过调控、构建和改造微生物及其毒素所形成的一种新的生物武器。这是真正的杀人不见血的比核武器更为可怕的杀手。一些军事分析家认为：只需20克超级基因武器，就足以使60亿地球人死于非命。这并非耸人听闻，而是正在靠近我们的危险。据悉，目前至少有10多个国家正加紧研制基因武器。

应当承认，某些科技成果被野心勃勃的政客或唯利是图的商人所掌控后，它就成为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危险杀手——有可能被用来制造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毒品或者其他致命物品，并对环境造成威胁——这已经是无法抹掉的事实。

因此，当看到新科技革命给我们带来无比惊喜的时候，还必须清醒地看到科技革命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人类带来快乐的同时，也有可能带来灾难。应当说，科技革命本身与科技革命成果的属性本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它起积极作用还是起消极作用完全取决于创造、运用新科技成果的人们的意志。比如核技术，它既可以用来发电造福于人，也可以用来生产核武器毁灭生命。

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挥之不去的魔”，并非指科学技术本身，而是指人类自己的“心魔”——认知水平的局限与意识观念的狭隘。科学本身并不带有任何的意识色彩，而是现实人们扭曲了它的本性，把它变成了坏的东西。科学的本质是帮助我们正确地认知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及其联系，以便人类社会及其他生命系统健康地生存发展。可是因观念的作用，我们可能会利用所认知和掌握的规律来“为非作歹”，比如核武器、生化武器、基因武器、毒品等也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却是杀人的利器。它们的出现与存在，是科技展示给我们的另一面，也反映出人身上依然残留着部分原始的自然野性。

过去，我们以为人类的命运为上帝所左右，所以我们总是祈求上帝保佑。现在，当我们已经清楚自己命运可以为自己所掌握的时候，可又开始时不时地“自掘坟墓”——人类的灵魂一直在天使与恶魔之间痛苦地挣扎着，既向往天使又无法摆脱恶魔。我们的智慧一直被贪婪与野蛮等愚昧的东西裹挟着前进。

必须明白：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相对于人类“贪欲”而言总是有限的，人类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不仅靠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更靠人的理性升华——物质条件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而非唯一需要。作为理性的人，不是为着享受奢侈的物质生活而活着，而是为了享受丰富的精神生活而活着——心理满足与精神追求是人不断创造的真正动因。关键是我们应当有着怎样的精神追求。真知识（对客观世界的全面系统准确地了解）与真自由（不为任何东西所束缚而完全愉悦地与外部环境融为一体），应当成为人最本质的目标追求。

科技创新对于热衷于这项活动的人来说具有无比的诱惑力。它诱导着那些执着而勤勉的人们大胆地进行各种探究与求证、实验与尝试——人们在永无止境的探奇心理驱使下，力求穷尽各种可能与未知，并在这些探求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心理满足。不过，我们的好奇心必须坚持以科学思想观念为指导，否则就会误入歧途——理性的科技工作者虽然居绝大多数，但毕竟还不是全部。

而且，科学家们并不完全知道，就在他们艰难跋涉于科学之旅，还只是隐约看见成功的希望之光时，那些利欲熏心者和图谋不轨者已经对他们的科研成果觊觎已久——这些人并不想把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成果转化为福及社会的现实生产力，用科技之光普照大地，而是为着一己私利将新科技成果的负面作用放大到极限。这样的结果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扼杀科技创新的活力，威胁人类生存发展。

因此，虽然科技革命与科技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社会公民思想观念的革命，但是，科技革命与科技创新的健康发展仍然应当以人类社会整体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为基本保证。

科技革命与科技创新的目的及意义，并不在于科技革命给我们带来暂时的良好经济利益及其较高的社会生产效率，更不在于满足了一部分人狭隘的好奇心甚至物质欲与精神欲；而在于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和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优化人类的生存环境，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延长人类的生命链条，同时也让所有的人都能得到长久的精神愉悦与身心健康。

人类的神圣使命并不只是不断地进行科技革命与创新，而应当包括通过道德教化和法律敦促来提高人们的心理品质与情感修养，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保证新的科技成果的健康运用与发展。

毫无疑问，科技创新的真实而首要目的是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延长人类的生命周期。这无疑要涉及到这样一个敏感的关键性问题：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态度进行科技创新？

很显然，我们现在的科技创新似乎有些与此背道而驰——无论是传统的物理学、化学，还是新兴的生物工程学、信息科学以及依此而建立起来的相关技术产业，都在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与物质欲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在断送我们的美好前程。大量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通过化学分解合成或能量转换后，其“残渣余孽”成为了地球生态系统乃至日地系统的危险杀手。有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科学行之有效，但它就一定是造福人类社会与自然生命的么？

千万不要夸大了现有科技的功效。夸大其功效实际上是在夸大现实人类的理性智慧。科技的功效完全取决于掌握和运用它的人——不仅是科技工作者，还包括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工商要人乃至每一个普通百姓的理性发展水平。与其说人类命运决定于科技的发展程度，不如说人类命运决定于自身意识与观念的觉悟程度。·危险的黑洞

科学探索的总是未知的东西。当我们在某一方面获得新知时，往往“如获至宝”，进而放大它的功效，片面夸大了它的积极意义。但这种新知就一定是“真理”么？行之有效的就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吗？这是个重要和谨慎的问题。很显然，我们已有的许多科技成果都存在局限性或者潜藏着某种意想不到的危险。

当我们的认知水平还没有达到完全正确解读客观现实本质联系的时候，我们所获得的自以为是的“真知”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避免地带上这样的片面性色彩——只看到事物眼前的正面效应而并不完全清楚它长此以往所潜在的负面效应。比如许多化工产品、医药生物品的研制与应用，以及诸如粒子实验这样深度科学实验等。

认知的局限，使我们难以对现实的科技创新活动的潜在风险予以全面而准确的判断和预知。英国宇宙学家马丁？里在其《最后的世纪》中预言：未来200年内，人类将面临十大迫在眉睫的灾难，其中一半与人类的科技活动紧密相关，而地球能够幸免的机率只有50%。这，尽管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其警示意义不用置疑。

比如：一些科学家希望通过粒子加速器使粒子达到光速后，互相进行碰撞，来研究微观世界的能量定律。由于被研究的物质是如此之小，人类也许从不担心粒子会对人类形成什么威胁。然而一些严肃的科学报告指出，在美国长岛的粒子加速器实验或相对论重离子碰撞实验，可能会产生一个微型黑洞，慢慢吞噬地球上的一切物质，包括地球自己。这听起来有点让人毛骨悚然，然而一些报告称，尽管粒子加速器只有12英尺长，却能产生出空前巨大的能量场，人类有可能在毫无觉察中，毁灭在自己的科学实验里。至少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现在还不完全清楚：不管宇宙如何形成，它都须有一个最初始的物或能，那这个初始的物质或能又从何而来？弄清这个问题，对我们的许多科学实验活动都非常重要。

还有，一些科学家一直努力让计算机拥有和人类大脑一样的功能，甚至能完全代替人类思考。美国太阳微系统公司的科学家还有人潜心于纳米机器人研制，希望通过纳米技术制造微型机器人。它们可以被注射进人体内，毁灭癌细胞和修补被损坏的人体组织，同样，纳米机器人还能够通过处理各种化学物品制造出有用的科学原料。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正如同原子能等一样的多数高科技成果一样，纳米机器人也会对人类形成威胁。据一份科学报告称，纳米机器人能自我复制，能够将它们所穿过的每一样物质的结构都复制成它们自己，而人类无法阻止这种过程发生。

药物研究与临床应用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随着抗生素和抗滤过性病原体的发明，人类充满信心地认为我们已经永远征服了各种传染性疾病，所有病毒都可以被抗生素杀死。不幸的是，更多的病毒开始转变它们的基因以抵抗抗生素的“毁灭性打击”。到现在为止，让医药学家们束手无策的病毒不减反增。据美联社伦敦2005年7月30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根据过去几年来发表的研究报告提供的证据，已经将激素绝经疗法从“可能致癌的”类别划归到“致癌的”类别。其实，我们虽然清楚许多新研发的药物及其治疗方法对某些人类疾病具有一定的疗效，但并不完全清楚它们对人体健康乃至遗传的危害所在。

基因工程走得更远。人类已经可以通过修补DNA改变生物体，用高科技改变一些动物或植物的遗传基因，人造染色体也将被用于医学和农业科学上。然而，这些善意的基因技术或许会带来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现在，DNA意识已经像地震波一样，扩及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甚至正在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恐惧与伦理冲突。尽管天才们的发现值得庆祝，但现在，我们确实很难准确地预知DNA还会给我们带来些什么——惊喜，还是恐慌？福祉，还是灾难？

从克隆羊、克隆牛、克隆猪到克隆猴，可以说，人类已经掌握了克隆人的基本技术。这给我们提出了“性繁殖还是必要的吗？”这样一个涉及人类生命延续的严肃而重大的现实问题。显然，它向我们的伦理道德乃至人类的“香火”延续发出了最严峻的挑战。

除此之外，核泄漏、酸雨、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热带雨林和永恒冰川消退、河水污染等等，也都不同程度的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附属产品”，还有如物种生态变异等伴随科学技术而来的种种风险，以及许多诸如上述之类的科学发现与发明、科学实验与实践活动对于人类及至整个宇宙是福是祸，现在还很难断而言之。

当然，这决不是科技本身的问题，而是由于人现实的认知局限与观念狭隘造成的。自身的认知局限，使我们无法对新科技成果的“真理性”进行全面准确判断，难以对新科技活动及其成果的潜在风险予以准确预知，而只能坐井观天，自鸣得意。

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另一个未知数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否完全有利于人类生命智能的全面开发与健康发展。

毫无疑问，科学技术不仅极大地减轻了人的劳动强度，而且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不仅全面提升了人的认知能力和水平，而且促进了人的思想观念革命。科技在挑战人类智慧极限的同时，对人脑的开发也产生着积极影响。

但现在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已经使我们部分地丢弃并正在丢失许多传统的人脑及技能训练工具或手段（手工技能）——比如被电脑、计算器、照相机等逐步替代中的传统珠算、书法、绘画等人类基本活动，以及被各种先进的机械设备和自动化流程日渐替代的各种手工劳动等等。显然，这些传统的劳动方式与生产手段，是人脑得以开发到现在这个程度的重要条件。然而，现在这些传统的劳动和训练方式与手段正在科技革命隆隆的脚步声中渐渐消失。这些传统劳动和训练手段的丢失，对未来人的大脑及身体开发与发育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现在的我们还无法准确预知！“聪明反被聪明误”。也许人类可能毁于自己的“聪明”——相对于人类的认知对象，我们的“聪明”显得实在太渺小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停止一切科学实验与实践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我们不能也不可能因噎废食。如果停止科学探索，我们将无法真正读懂这个世界，就不可能完全理解客观现实的本质联系，也无法获得人类所需要的真知与理想生存条件。即或我们停止所有的科研活动，也不能保证一定能够避免所有危险——诸如癌症、艾滋病等严重疾病、各种自然灾害以及生物基因变异等。

探索未知的世界既是人类的本能使然，也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所需。我们探讨科学的风险问题，其本意并不是要解决要不要科学创新的问题，而是如何对待科学与技术的问题。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就此停止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而是理性地对待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活动，尽可能避免科学所带来的各种“风险”——预先不知道一切不是科学，预先知道所谓的一切未必就是科学——因为我们的认知能力有着现实的局限性。科学是发展的，科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接近客观现实本质联系的过程，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们只能努力接近之。

第三节 人类理性的选择

既然我们不可能停止科学探索，既然科学的功效取决于我们的认知能力与理性水平，那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停止科学前进的步伐，而是确立怎样的科学观和如何提高科学功效的问题。因此，校正认识与心态，纠正行为与活动，理性对待科技创新成为了必然。只有理性地对待科技创新，科技才能积极地为人类服务。·摒弃功利主义

由于普遍的观念狭隘与认识局限，迄今为止的科技创新仍旧没有突破功利主义的包围。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与深思。

科学家的研究显示：大约50年后，人类目前广泛使用的传统能源包括煤碳、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其他重要的矿产资源将面临严重短缺的情况；未来50～100年，一些永久性冰川将会消失，北南两极大部分永久冰域可能融化，海平面上升50～60厘米。我们如何应对，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肃的重大现实问题。

人类有时候的确夸大了自己的智慧。其实，所谓我们能够制造出新物质，只是我们能够利用物质形成及运动规律，改变物质旧有的组组结构和运动性质，把它组合或演变成了一种新的更高效的物质——毕竟至今我们还没有掌握能为“无米之炊”的依据。我们现有的认知能力还无法准确预知自己这种“自造物质”行为的最终效果。应当说，认知的局限已经使自然秩序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生存环境的警示要求我们更努力地改造自己。

的确，科技在不断满足着我们的好奇心与物质欲。但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它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科学是人类正确认识自然的最好工具与有机融入自然的正确路径，不应该成为我们掠夺大自然的帮凶。科技革命的目的与发展方向应当是正确地解读宇宙自然，获得对客观事物本质联系系统的真知。

一直以来，人类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寻求一种生存的平衡——人类社会内部之平衡以及人类与外部自然之平衡。而解决这两种平衡方程式的方法与途径是不完全相同的。获取物质财富的能力是必需的，但解决人类内部平衡当然需要科技进步，但更需要道德与制度为保障。没有心灵相通、行为自律与制度规范便无社会和谐可言。而解决人类与外部平衡则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没有对外部世界的真知便无法有机地融入自然——当然改造人们的思想行为也必不可缺。

一直以来，我们总把贫富问题归结为发展问题。似乎只要我们不断地发展经济，扩大社会产品的生产与供给，增加社会财富，就可以让贫富问题不再是问题。这样的思路正确有效吗？很显然不是！据统计，目前全世界约8亿人生活在饥饿之中，每年约3000万人死于饥饿，90%的新生婴儿出生于贫穷或赤贫的家庭。就目前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所拥有的科技能力而言，应当可以基本满足人类社会基本的生存需要，我们现在创造和实际拥有的财富足以使所有人至少不会再饥寒交迫。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仍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呢？

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光靠科技发展就能解决的。可以说，科技对此已经无能为力了。因为这不是一个如何创造社会财富的问题，而是如何分配社会财富的问题，一个需要从根本上进行观念与制度革命，提升人们精神境界的问题。理性的思想要求我们：在解决了人类社会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科技革命努力的重点与方向不再是更多地从地球获取必需的物质财富——地上产品与地下矿产，而是更多地获取人类对于外部世界科学、全面、系统认知的信息，以平衡人类与外部系统的关系（人类与周围生态系统的关系、人类与地球系统的关系、人类与宇宙系统的关系），促进宇宙间物质的良性循环而非恶性循环，以提高我们的生存质量，延长人类的生命周期。

尽管许多时候，政治都在对科技的发展与实效产生重大影响，但科技始终在决定和改造着政治——科学技术从改造生产力入手而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我们的观念意识情感，进而改变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结构，最终改变人类命运。20世纪可以说书写了人类科技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它的光芒掩盖了过去几千年光芒的总和。可是人类的精神与心灵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轻松自由起来，一直困扰人类社会的贫富不均、社群矛盾、人与自然冲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相反我们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资源锐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核武威胁、贫富对峙、民族冲突、道德沦落……

现在，这个问题变得愈来愈严峻。不是因为科学背弃了政治文化——我们意识的要求，而是政治文化扭曲了科学的本质——科技很多时候都被功利主义所玷污和控制，成为功利主义的“帮凶”。应当承认，科技革命给我们带来了更多财富与无穷乐趣，而且我们只能依靠科技进步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现在的科技创新活动并不总是具有完全健康的价值意义，它在许多时候都扮演了人类与地球“杀手”的角色。如果不彻底改变自己的理念，彻底抛弃功利主义，而任由非理性的欲望无限膨胀，那我们将无法获得持续健康的发展，我们毁灭的日子就会来得更快。

贪婪即愚昧，愈贪婪便愈愚昧。天地造人，是为了让人这个大自然精灵造福天地万物，而非涂炭生灵。所以，现在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认真努力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以获得对外部世界全面科学的认识；而不是穷奢极欲地从外部世界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实现科学联合

从神学到科学、从静止到运动、从孤立到联系、从部分到系统、从实体范畴到关系范畴，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道路——逐步地接近客观世界的本质。

很显然，现实世界的关系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传统科学学科不可能正确有效地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一些处于学科边缘的问题，仅凭任何单个传统学科的力量都不足以正确地诠释，而需要相关学科的高度协作与有机融合。

现代科学史证明：一些举世瞩目的重大科学问题几乎都是跨学科问题。据统计，在近百年获得自然科学奖的300多项成果中，近半数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比如DNA分子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众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1953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4篇论文所涉及的4位作者，两位是物理学家（Wilkins及Crick）、一位是化学家（Watson）、一位是生物学家（Frankin），前3位还分别荣获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奖与医学奖。“边缘”问题要求传统科学学科实现“联合”。在传统基础学科相互交叉、渗透与融合过程中，一批新兴学科如雨后春笋般突起，比如生物信息学、生物医学、化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空间与海洋科学、化学物理学、生物物理学、大气物理学、海洋物理学、地球物理学、天体物理学、计量经济学、管理工程科学等等——新兴学科的不断涌现，使我们的科学体系日臻完备。

化学生物学——21世纪的重要新兴学科，正是化学与生物学、医学相互渗透、交叉融合的产物。在这种融合中，化学的工具与方法被应用于研究生物与医学问题——核酸化学的研究成果使今天的生物学从细胞水平提高到分子水平，建立了分子生物学。同时分子生物学的手段也被应用于解决化学问题——包括化学遗传学、生物体系的小分子调控、分子识别和分子间相互作用的化学基础研究、分子进化与生物工程合成基本规律等等。

当前的天文学领域正日益集中天文学、力学、高能物理学、等离子体物理学、数学、化学的重大课题，成为富有生命力的多学科交叉点。对地球、月球和其他星体的化学成分的分析，得出了元素分布的规律，发现了星际空间有简单化合物的存在，为天体演化和现代宇宙学提供了实验数据，同时还丰富了自然辩证法的内容。

生物学也是在吸收数学、物理学和化学成就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一门精确的、定量的、深入到分子层次的科学。随着其理论与方法的不断进步，生物学的影响力逐步从传统的种植业、畜牧业、养殖业、医疗、制药、卫生等领域，扩展到食品、化工、环境保护、能源、冶金等方面。如果考虑仿生学的因素，它还影响到了机械、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等诸多领域的发展。

学科划分愈来愈细与众学科交叉融合，是现代科技发展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基本态势——当然还有科学与技术联系日益密切、科研转化应用不断加速、宏观微观研究与关系系统研究相统一、新兴科技群体突起，以及国际合作更加紧密等一系列特征。

很显然，学科愈加细化是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的结果。而学科的愈加细化又必然导致众学科的进一步有机融合。所有科学学科的有机融合——所有学科的联合，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由之路。当然，打破科学研究的国家民族利益界限更是实现科学联合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更多的是意识革命。

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们逐步意识到这个世界所表述的：万事万物不是彼此孤立而彼此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确解读这个世界的形成原因、存在方式、运动状态与基本规律，以及世间万物彼此间现实的本质联系，愈来愈成为科学努力的重点——显然，仅凭借任何单个传统科学学科的力量，都不足以完成这样的重任。

尽管对事物的分析与研究，我们还不能完全放弃通过划分多种科学学科专业来进行，但发展的必然趋势将是更加强调所有科学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相互补证、相互支撑与融会贯通。这将使传统学科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关系愈来愈密切——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更加细化的学科分工，而是更加地突出学科的细化分工与密切协作——更强调学科间“亲密无间的协作”。

未来科学发展的方向将是：新兴学科之间以及它们与传统学科之间仍将进一步加速有机融合进程——研究关系系统与全面解读整个世界，必然要求众学科联合的努力。因此，一种合乎基本逻辑的趋向是：“所有科学学科的联合”与系统考查科技创新将是未来科技发展的必然选择。宇宙是一个有机的系统，认识宇宙的工具与方法也理所当然是一个有机的系统。

第二章 化蛹成蝶的历史蜕变

化蛹成蝶是一个历史性的蜕变过程。就人类而言，从“类人猿”到“自觉人”是人类的第一次蜕变——经过亿万年孕育与进化所产生的第一次质变。这次质变的标志与结果，是人类真正从自然万物中独立出来，成为具有自我意识与能动能力的活动主体，语言文字、生产工具、种植畜牧等文明现象由此诞生。

人类彻底解放的标签是：真知，自由，和谐。真知是读懂世界，自由是自我解放，和谐是融为一体。其中真知是根本前提。没有真知就没有真自由与真和谐。显然，这样的彻底解放，不是一次蜕变就能完成。人类要想进入“自由王国”，进入“宇宙生存”时代，还必须经历第二次蜕变——化蛹成蝶的历史性蜕变。这场历史性蜕变，是以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的，以人类的自我革命为主体，以全新的思想革命与思维革命为核心，以对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本质的完全真知为前提的，从“自觉人”到“自由人”完全彻底的文明转型——人类的生存理念、生存方式因此而发生根本性变化。

第一节 打开天窗说亮话

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人们从没有停止过对富庶文明、自由和谐之大同理想的寻梦与追求。历史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实现这样的美好理想，必须完成全新的生产力革命与全新的思想理念革命，把人类真正从“茧束”中完全彻底地解放出来。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变得真正游刃有余和自由自在起来。

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人类命运决定于思想观念的发展方向及其解放程度。而旧有观念犹如一把沉重的“铁锁”，羁绊着人类前进的脚步，紧锁着我们通往自由王国的大门。人类要想走进自由王国，必须首先砸开这个“紧箍咒”。·人类进化的本质

本质上讲，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自我解放史。这个“自我解放”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自然、自觉、自省、自由四个阶段。

所谓“自然阶段”，即以“蒙昧”为基本特征的自然生存阶段。这个阶段的人类不具有自我意识，不能回答“我是谁”，对大自然一无所知并怀有恐惧，因此，不能能动地理解和应对外部世界，完全处于大自然“统治”之下，只能听天由命。严格意义上讲，这时的人类还只是一群寄居“山穴树巢”、会使用棍棒、以捕食野生小动物和采食野生植物为生的“大猩猩的表亲”而已。故这个“类人猿”时代只能算作人类社会的“胎育”时期——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自觉阶段”，即自我觉醒阶段。以“自我”为特征——能够比较全面地回答“我是谁”，并按照自我意志有目的和有秩序地组织简单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以简单的语言文字和生产工具为起始标志。这是人类社会第一次真正的自我解放，一次历史性的蜕变。这一时期，人类从朦胧的自我意识起始，不断追求人性解放——通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革，以满足自我解放的需要，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性质、使命、任务以及发展规律等问题的认识渐渐清晰起来，开始初步全面真实了解自己，了解大自然的一些现象与规律，并能动地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利用科技手段发展现代化生产，社会生产效率成倍增长。

不过，此时的人类还只是部分和初步而非完全正确地认识和掌握了大自然内在规律，一直对大自然进行着自以为是的改造，以满足自我需要。显然，现实生产力与人们精神的局限性，决定了其既不可能完全冲破自身狭隘的束缚，也不可能彻底摆脱大自然的压迫。如果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角度来考察，这一阶段大体相当于农牧经济社会时代与前工业经济社会。农牧经济社会时期，主要是依赖土地资源的孳生物（包括动物和植物）维持生存与发展。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性比较小但依赖性很高。而前工业经济社会时期，因一知半解与贪婪无度，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近乎疯狂，生态环境在人们日益奢侈的消费中每况愈下，人类与大自然的冲突也因此达到高潮。而且贫富分化、阶级对立、文明冲突、战争威胁等问题严重突出。

所谓“自省阶段”，即以“内省”为特征的自我反省阶段。理性反思并积极改造自己的思想行为，开始了从“自觉的人”向“自由的人”的历史性转变。在人类社会内部关系方面，所有国家、民族开始讨论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并尝试性和逐步多地以文明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冲突，沟通、交流、包容、合作渐渐成共识。社会成员个体也逐步摆脱物质欲羁绊，开始向着精神高尚的阶段发展。在与大自然的关系方面，人们开始积极有效地对大自然进行修复，对自身进行改造，以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与大自然良性循环的和谐互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的注意力悄然变化，由过去的过于关注外部世界转向更多地关注和审视自身，即把思考与审视世界的焦点由“外析”转为“内省”。更加能动地改造自身，以便更加能动地融入自然，而非被动适应大自然或者非理性挑战大自然，是这一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这个时代生存理念的变化趋势。这一阶段，如果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角度来考察，大体处于“后工业经济社会”与“知识经济社会”的前期。这是人类的第二次历史性蜕变。

所谓“自由阶段”，即全面自由发展阶段。人类完全从自身及大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完成了从物质的人到精神的人的历史性蜕变。个体自由与系统和谐达到高度统一，每个人都进入一种“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生存状态。这个时期，人类已经具有了完全的自我意识与宇宙意识，彻底完成了对自身改造与对大自然真知的阶段。在协调内部关系方面，建立起共同的科学理念。狭隘的国家、民族和地区观念退出历史舞台，战争机器亦“淡出江湖”，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成为陈年旧史，整个人类步入自由和谐、文明富庶、全面发展时代。就与大自然的关系而言，人类已经能够自觉而能动、有机而全面地融入大自然，往来于宇宙星际之间，自身的自由发展及与大自然的良性循环达到高度的统一——“宇宙生存时代”。

从上述划分中，我们清楚地看出：人类社会进化的本质是人类自身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的革命——是人类从蒙昧到开化、从野性到理性、从对抗到大同的艰难发展过程。这种素质革命既包括智能开发，也包括观念更新，而观念革命具有根本性——理性的不断发展与升华。这不仅因为观念革命本身包含着人类对于自身及自然界的认识与理解水平，体现着人类现实智慧；而且还因为观念革命是人类所有革命的先导——没有观念的革命，便没有自我意识的觉醒；没有意识的觉醒，人类智慧便无法全面正确地充分展现。

愚昧不仅表现为智慧的贫乏，更表现为观念的狭隘。可以说，观念创新既是人类理性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人类智慧最高而集中的体现，是人类打开智慧之锁的“金钥匙”。当然，观念革命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自人类与客观世界不断碰撞的丰富经验与深刻教训。这种观念革命或者观念创新并非脱离于社会实践活动，而是完全依托于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断演变、革新与升华。迄今为止，人类一切最伟大最耀眼的智慧之花的诞生，无不始于观念革命，无不是对传统权威进行大胆质疑和挑战的结果。

为什么哥白尼能够顶住教会和神学的巨大压力创立“日心说”，使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为什么伽利略能够毫不畏惧罗马教廷的粗暴警告甚至刑讯、囚禁，坚定地坚持、宣传和论证哥白尼的学说？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能够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包围中创立闪现智慧与科学光芒的思想体系，为人类发展树起一盏明亮的心灵航灯？就因为他们有追求真理的革命勇气，而这种追求真理的勇气又彻底地来自于他们敢于冲破传统观念桎梏，敢于向先前权威挑战——尊重传统而不拘限于传统，崇敬伟人而不迷信伟人。

其实，人类的创造力远不止已经表现出来的这些。只是在很多时候，人们天才性的创造力往往被扼杀在那些狭隘、落后和保守的思想观念里了。而那些已有的和正在造福于人类社会的“天才性创造”，正是那些勇敢的天才们敢于突破传统观念桎梏、不屈从传统“权威”所收获的智慧果实。对于那些被尊称为天才的英雄们，我们与其崇拜他们过人的智慧与才华，还不如崇敬他们超凡的勇气与意志——因为他们是旧观念的反叛者和新观念的创立者，他们的智慧首先表现为找到了打开智慧之锁的钥匙，发现了智慧的光明通道并一直坚持奋斗下去。人类进化的本质是文明理性逐步地取代自然野性，即从物质的人变成精神的人，从自我的人变成自由的人。观念决定命运，改造我们的观念，方能改造我们的命运。·包裹生命的蛋壳

从理论角度说，观念是依一定的思维形式而存在的心理传统与思维习惯，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客观事物的认知态度、认知方法、认知习惯的总和，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生活观、荣辱观、幸福观等一系列哲学思想。

故观念所表达的是关系范畴而非实体范畴。也就是说，观念所反映的是“特定关系群组”——“我”（意识主体）与“他”（对象物，包括其他社会主体、社会环境、社会产品、自然界以及彼此之间结成的各种关系）之间的冲突或者融合，实际上是“我”关于客观物存在状态、内在性质及其实践价值的总体认识和基本态度。

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我们逐步建立起了以“真、善、美”为基础的评判事物价值的对应关系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真、善、美的有机统一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真理价值。其中，真表达的是实践价值，善表达的是道德价值，美表达的是美学价值。一般而言，善的即是美的，而美的并非皆善；真的并非都善美，善美的也并不一定都真。因此，真、善、美能否实现有机统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践主体的主观改造与客观改造是否协调统一，心灵是否和谐。

这里所说的真是指人类能够感知的已知和可以认知的客观存在，是主客观的有机统一。因为现在的科技力还不足以让我们获得对客观世界所有物质及其关系的全部真知——自然界中还有许多不为我们所知的物质，宇宙间还有许多我们不清楚的星系，世界上还有许多我们未能认识的能量，尤其是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的密切而复杂、时刻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关系。在还没有完全了解与掌握之前，我们不能臆断它们确实存在或者不存在。

观念以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为指导，左右着人们的日常思维和行动，实际上反映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深层状态，与人类整体的认知能力水平密切相关，也与每个认知主体的生存环境及其生活经历等个体因素密不可分。它既是人类前进发展的最大羁绊，又是人类前进发展的首要动力。当然，对于观念的认识与理解，我们应该更深刻更全面更现实一些。通俗地讲，观念是智慧的闸门，幸福的钥匙。它犹如包裹生命因子的蛋壳，又恰似通向新生唯一的天窗。

时至今日，我们的思想观念仍未摆脱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束缚与统治，仍然停留于幼稚与狭隘阶段，没能达到真正的心灵和谐与精神自由。受之影响，每个社会成员个体都无法获得全面自由发展，而常常处于一种自我矛盾、困惑和冲突的精神状态。而这种社会主体心灵的不和谐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主体之间的不和谐。两种不和谐相互作用。

当然，要真正实现个体自由与整体和谐——即达到真正的文明生存状态，须两个基本条件同时成熟，即客观生存条件全面改善与主观精神境界全面升华。二者相互作用，互为条件。

我们之所以难以跳出旧习惯势力的重围，是因为受旧习惯势力统治时间太长、影响太深。人们往往被它美丽的外表所迷惑而看不到其内在的堕落。人们总是眷恋眼前的一线风光而看不到崇山峻岭之外的壮丽与辽阔。你之所以感觉不到地球的运动，是因为你站在地球上。只有当你跳出某一圈子、站到另一个高点来回望、审视的时候，才能真切地了解其全貌及其与外部的关系。我们太容易被环绕在自己周围的已经熟悉并仍然钟情的东西所迷惑——这是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人类的品质弱点。“英雄难过美人关。”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观念对我们的影响力。旧有观念犹如“狐狸精”一样，始终与我们如影相随，总是变着法子控制我们并努力把我们变成它的忠实奴仆与专属情人。旧观念又如一张无影无形的网，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俘虏且乐于这种俘虏——因为在里边似乎有一种安逸感、安全感，甚至自鸣得意。值得庆幸的是，每当人类处在对旧有观念依依不舍和对新观念怀疑中的时候，社会实践总是很有耐心而又坚决地把我们从“旧情人”温暖的被窝里拽出来，引导到“新伴侣”的面前。直到“新伴侣”给以全新感受的时候，我们才如梦方醒。人类正是在这种历史的“新陈代谢”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理性思维和生命质量的。

如果将智慧与观念的关系打个比方的话，智慧是包裹中的生命因子，观念则是包裹生命因子的坚硬蛋壳。新生命的诞生不仅需要在这个坚硬的外壳中充分地孕育成熟，还必须勇敢而坚决地冲破这层坚硬外壳的包裹。只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会发现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观念犹如横在我们前进路上的崇山峻岭，它把我们送到离新天地最近的地方，同时又把我们同新天地无情地隔离开来。只有翻越过去，才会发现更广阔的新天地。

很多时候，我们对新观念都是视而不见或者怀着完全抵触的情绪。我们对许多事物或者问题的认识及其看法之所以突破不了传统认识的局限而总是在其包围之中寻找出路，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我们智慧的贫乏，而是因为思想的恪守，始终囿于传统定式里面，不能自觉自拔，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必须承认：人类认知的局限性首先表现为思想意识的局限性。无论是科技的发现与发明，还是新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无论是社会成员个体的行为方式，还是社会整体的运作机制，都无不受到行为主体思想观念的掣肘，而直接影响到最终的客观效果。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思想观念同社会环境关系密切。人的思想观念既决定于现实社会环境又作用于现实社会环境。二者之间彼此制约，相互作用——或良性或恶性地循环。为什么中国人拥有“古代四大发明”，却一度沦为西方人欺辱的对象？我们完全应该从主观上找找原因。中国人发明了火药，用来造鞭炮，以助热闹吉祥；西方人则用之来造枪炮，以增强军力，掠取资源。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用来测风水辨阴阳，以图吉利安康；西方人则用之来航海考察，发现新大陆，扩充领土。中国人发明了造纸、印刷术，用之来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西方人则用之来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不断开启人们的智慧——尽管我们对西方人的许多作法持着坚决批评的态度。

这并不是中国人与西方人智慧的差别而是观念的桎梏。应当说，中国人科技创新的能力远远强于其观念创新的意识——中国人的创造天赋很大一部分被泯灭在保守、落后、僵化的思想观念里了。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警示并没有真正被他的后人们所谨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

人之苦，苦于心态，而终归是苦于观念；人之所以走不出自我，是因为走不出旧观念的包裹。·开启自由的天窗

突破狭隘观念禁锢，就是打开通往自由王国的天窗。

必须特别注意的是：创新是否被狭隘的个人或集团、国家或民族功利主义所左右，直接关系着创新的发展方向与成果价值。可悲的是，直至现在，许多创新都为狭隘功利主义所驱使，其成果对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和巨大伤害。很多事实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火药大量地被应用于发展热兵器，破坏力极强的常规武器、核武器、生化武器的诞生与升级，毒品的研制与开发，工厂里排出的大量废气污水，庸俗作家创作的低级庸俗作品等等，时刻都在阻碍着人类文明进程，威胁着我们的现实生活与未来生存。

就本质而言，创新应当是积极、善良和健康的。创新所追求的第一和最终目的应当是有益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有益于人与自然的互融共生。对待创新，我们要有探求真理的执着之志，同时又无沽名钩誉的功利之心，把创新过程看作探求真理、体现价值、造福社会的神圣过程，以创新过程本身为快乐而非以获得更多名利为满足。

创新并非异想天开，而是要有科学底气。观念创新也并非一味地抛弃传统，否定过去，而是要求用严肃的科学态度来反思传统——对于传统的谨慎继承与合理扬弃。因为传统是财富与包袱的统一体，必须细心分捡。创新需要从传统中汲取精华、获得启示与正面能量。同时，也不能囿于传统定式。应当怀着崇敬的心情同时又带着审视的眼光去赏析伟人睿智，透视伟人思想，决不能因为他们的辉煌成就而封闭了自己的创造活力，决不能因为他们的伟岸高大而失去超越他们的信心和决心——当然须首先学习和研究他们的智慧成果。

犹如在黑暗和恐惧中寻找出路时所遇到的困难一样，观念创新是一个艰巨、复杂、痛苦而且永动的主观改造过程。

观念变革是痛苦的。当我们还被旧思想所统治的时候，接受新观念的引导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旧有观念不是我们身上的汗渍污垢，可以随意轻松擦掉。观念革命是一场同旧思想、旧观念、旧习惯、旧制度乃至整个旧世界进行决裂的旷日持久的“洗心革面”。因为所要抛弃的是我们早已习惯定型了的东西，我们已经与之结下深深的“眷恋之情”。“忍痛割爱”、“舍生取义”对于现实里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严峻而痛苦的考验。

观念变革是艰巨的。因为所要革除的观念，是长期以来左右人们思想的“权威”，是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所认同、所运用的行动指南。挑战“权威”，就意味着“离经叛道”，就会遭到传统势力的疯狂狙击与报复。更艰巨的是这些“权威”早已裹挟我们的思维、遮蔽我们的视线。当新思想向旧观念发起冲击的时候，我们会长时间地徘徊，有时会非常强烈地钟情于后者。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经过现实实践的真诚开导之后才“弃暗投明”的。传统观念就是一道厚厚的城墙，阻隔着我们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冲破这样的阻隔，我们才能阔步向前，走向新生。每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都会锻造出一批英雄。而英雄之所以成为了英雄，就在于他们敢于用自己充满“炸弹精神”的智慧之头，对准那道道厚重而坚实的“城墙”勇敢地撞击过去，为人类炸开一道通往新生之路的大门。

观念变革是永恒的。人类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同天斗、同地斗、同人斗（包括个体自身）”。而这个“战天斗地”的过程，实际上是人自身的思想观念革命——既要同异己的思想观念战斗，更要同自己灵魂深处的旧有思想意识决斗。对每个个体来说，这样的斗争将伴随其一生；对人类社会而言，这样的斗争将贯穿整个历史进程。因为观念状况取决于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与改造。相对于人类现有的认识能力，宇宙奥秘是无穷的。发展的需要决定人类探索、理解和掌握客观规律，以及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将伴随人类社会发展全过程。只要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不停止，观念革命便不会停止。观念革命一旦停止，人类生命就会窒息。

然而，观念革命不会自发，只能通过社会实践完成。毫无疑问，继续发展着的科技革命将带来人们观念的不断变化——但不一定全都是积极健康的。可以说，未来的观念革命走势将决定人类命运。如果我们继续任由市场主义与个人主义牵着鼻子走，任由愚昧狭隘粗俗的欲望牵着鼻子走，那么，人类的前途将不再是幸福的天堂而只能是苦难的地狱。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开始在这方面觉醒了。未来的观念革命也将表现出这样一些积极的趋势：

让道德成为社会最高权威，让高尚的道德引领生活，将是人们普遍的信念追求与意志共识；

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观念将从科学意义上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与应用。关爱所有生命与保护生态环境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如果不能真正克服物欲主义与自由泛滥，无论科技如何发展，无论怎样多地创造物质财富，大自然都不可能满足人类的奢侈；

人本主义将被重新定义。人类的努力方向也不再是征服自然与改造自然，而是积极地改造人自身、科学解读和有机融入自然——其核心是人并非作为大自然的对立物或剥削者而存在，而是作为大自然有机整体中最重要和积极的一部分而存在；

民主和谐取代“物化效率”观念成为社会主流思想。狭隘的国家民族观念、团体利益观念将逐步淡化，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到来，在效率与公平的价值认识上将逐步地由效率向公平方面倾斜；

在个人价值理念上，占有更多物质财富以满足自己狭隘心灵的奢侈不再是人们日夜奋斗的最大动力，享受创造奉献的乐趣与健康轻松的生活成为普遍的第一追求，人们的心理情感需求将逐步地由以追求优越新异的物质生活为主转向追求健康丰富的精神生活为主；

同时，生育观念也将发生这样的变化：生儿育女不是为了尽“延续香火”之责，而是一种个人对社会的理性权利与义务，父母生育孩子将越来越追求“少而精”。

总之，观念革命将为人类开启一扇通往自由的天窗。人类也将在这样一种全新的科学理念革命中获得真正的新生。

第二节 通往文明的圣殿

也许你很难相信：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生存威胁一半以上缘自人类自身的行为，而其中大部分是因为人类的恶性竞争。然而，这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核武威胁，生态恶化，贫富分化，战争冲突，哪一点不与人类的自身行为相关？

对于人类而言，富庶文明与自由和谐是两个始终不变的目标。这两个目标实际上涉及两种秩序——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它们反映着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融合与和谐程度。两种秩序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自然秩序占据统治地位；而在社会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今天，社会秩序开始渐居主导位置。但不管怎么说，两种秩序的健康发展都必须以人的理性之发展成熟为前提。从既往文明进程来看，道德、法律乃至宗教都应当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础性规范，民主则是将这些规范统一于社会秩序运作的最高实现形态和集中反映。理性的宣言是：让道德坐上人类社会最高统治者的宝座。没有高尚道德支撑，高尚民主便无从谈起！·法律的意义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还远没有达到人的自律自在、全面自由发展的时代，要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法律比道德更具威力，更为行之有效，我们也更需要依靠法律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法律保驾护航，道德将难以占据社会统治地位。

尽管在法（尤其是实体性法）的制定上很大程度地受到道德的影响——目的在于强化和敦促人们对基本道德规则的遵守，从而维护社会良序运转。不过，法具有独立性，并不完全听从道德的指令——尤其是在法的实施过程中一般不受道德判断影响。

法律同道德一样，是人类社会有秩运转必不可少的“稳定器”。尤其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历史时代，法律与道德的相互补充与支撑必不可少——因为它们任何单个的力量都不足以有效地建立、维护和调节我们所企盼的公秩良俗。因此，讨论法治问题也就成为了我们探讨建设文明和谐社会秩序的题中应有之义。

法律，一种带有国家强制性的行为规范——一种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行为规范。法律之于人，尤如铁轨之于火车。它赋予每个权利主体以自由的权利，同时又限制这种权利扩张——我们可以自由发表言论，但不得造谣惑众或任意诋毁别人；在行使自己自由之权利时，不得防碍他人自由权利之实现，而必须对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理解与尊重。

从人性自由的角度讲，法律只不过是社会整体给社会个体施加的一种外在强制力——准确地说是套在还带有自然野性的“不那么规矩”的“猴子”头上的“紧箍咒”——防止个体意志的恶性膨胀，制约其野性泛滥，同时也保护每个社会成员个体合理意志的正当行使。其本质是维护体现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意志并符合其利益需要的秩序——界定个体意志的自由空间，限制主体权利的任意扩张，以满足社会整体公序良俗之需要。但从法的本义来讲，法律不是为了限制而是保障人权；不是保障部分人权，而是保障普遍人权——防止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人权的剥夺与侵害。而且，法本身也应当服从基本人权的需要。如果法不能服从基本人权需要，担当基本人权的“保护神”，而是走向相反，法也就变成罪恶的东西了。

应当说，人类史上的法有“良法”与“恶法”之分。所谓“良法”，即指体现全民利益与意志，保障公平正义，追求善治与和谐的法。一般来讲，这种法是民主的产物也是民主的“卫士”。所谓“恶法”，即体现剥削阶级意志与利益，维护其统治目的与秩序的法。一般来讲，这种法是独裁的产物也是独裁的帮凶。

从法制定的目的看，法追求的是一种符合制定者意志与利益需要的秩序。在法产生的初始阶段——奴隶社会，法完全彻底地体现着占社会人口极少数的奴隶主阶级的意志，维护着奴隶主阶级的利益。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被统治阶级力量的逐步壮大与阶级反抗，社会逐步向更高一级形态演进，法律也随之逐步向着民主的方向，即照顾更多社会成员权利（各个阶级或阶层的意志与利益需要）的方向发展——实际上是各社会阶级或阶层之间为着共同的利益，所达成的意志妥协与权利让步——逐步地接近民主要求。但从本质上讲，法律仍然反映出社会共同体内的意志分歧与利益冲突，尤其是价值理念的分歧——不管是在它产生初期的少数人对于多数人基本人权的剥夺，还是在它发展到今天的多数人对于少数人意志自由与权利扩张的强力限制，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尽管法律在它的早期带有血腥的罪恶，尽管法律还不足以创造真正文明的秩序。不过，就法律所处的人类文明进程看，法律的功绩还是远远大于它的过失——机械式的有序虽然部分地扼杀了社会个体的创造活力，一定意义上限制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但它能敦促人类向着理性的方向发展，为人类继续前进提供了必要的秩序，从而有效地阻止了人类因“混乱不堪”而走向堕落与毁灭。而且也只有通过法律的帮助，人类社会才能进入到更高级的文明阶段。

对于利益主体而言，需要即价值。黄金固然可贵，但当你不需要时，它对你而言一文不值。当我们有一天不再需要法律了，法律也就变得毫无存在的必要与实用价值了。如果把整个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权利主体来看待，那么，文明和谐的秩序是我们所需要的，而法律是我们实现文明和谐的工具之一。毫无疑问，对于尚未进入高级文明社会的人类来说，法律无疑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但从现实来看，法律还远未得到应有的理解与尊重。

现在真正称得上法治的国家还很少，即使是像美国这样法治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公然蔑视与挑衅法律的事件时有发生，而且法律所体现的全民性、公平性与正义性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努力解决的问题——其实这并非法律的问题而完全是人的问题——法律只不过是人生产出来为自己服务的工具而已。

国际法的效力与威信，更是一个让人担忧的问题——在许多国家看来，国际法仍然只是一张随时都可以撕毁的薄纸而已——一旦国际法阻止了其意志与利益的实现，它们可以任意抛弃之却不受任何正义的制裁。不遵守国际法准则的行为时有发生——美国可以置联合国安理会权威于不顾，擅自对伊拉克等发动战争；一些国家擅自发展核武器而不受《核武器不扩散条约》的制裁……

当然，从人类文明的层级来讲，法律不属于人类最高文明形态的范畴，充其量也只能属于“中级阶段”文明范畴。法律的使命是把人类从“地面顺利地送入到太空轨道”。

毫无疑问，实体法终将随着人类社会进入自由发展阶段而淘汰。虽然法律使我们的社会生产生活变成了机械运动，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可以说在人类走向高度发达的自由和谐社会旅程中，在人类走向大同的征途中，法治精神及其法律规范都是必不可少的。法律始终都是不可或缺的社会调控器与稳定器。

法的淘汰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过程。只有当所有社会成员都自觉履行高尚社会道德规范，真正把创造奉献、服务社会作为自己第一追求，能够全面自由发展的时候，法才变成没有实际效用的东西——或者说只有当道德能够单独地调整人类社会关系、引领社会生活的时候，法律才会退出历史舞台。只要这个社会还需要法制来调整，就说明人类的进化还没有达到真正高级文明的程度。可以说，法是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从分立到大同，从“强制秩序”走向“自由秩序”进程中的一种必然选择。它不是最高文明形态的标签，却是通往最高文明社会的必要保障——因为没有多级火箭助推，我们无法遨游太空！·道德的力量

道德，人类社会理性成长的水银柱。既表达着人类文明最高尚的理性价值性追求，同时也体现着人类文明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性要求。“仁爱”与“正义”是道德的核心价值理念。

人类社会真正文明的根本标志是真知、自由、和谐。所谓真知，就是我们获得了对客观系统完全、正确、充分地认知而非一知半解。所谓自由，即所有社会主体都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全面自由发展。所谓和谐，是指人类生态系统的良序运作与良性循环。其中真知是基本前提，和谐是内在要求，自由则是真正文明的最高而集中的体现。道德则是构建和谐秩序的重要力量。

道德作为一种行为规范，贯穿于人类社会全过程。它是一定的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从本质上讲，这种行为规范所鞭挞的是偏私、虚伪、晦暗、奸邪、欺诈、荒淫、堕落、暴力等丑恶的东西，而追求并维护公平、正义、坦荡、友善、忠诚、高尚、纯洁与和谐，体现着人类社会健康向上的价值理想。

道德和法律代表着不同的规范性命令。尽管它们作用的范围大部分重叠，但法律规范一般是强化道德底线之规范。道德的管辖区域整体上要比法律宽泛得多，而且道德规范的标准也要比法律高出许多倍。人们的许多日常行为，比如乘车人没有特别理由而不给老人或孕妇让座，见他人有难而不采取施救措施，面对奸邪之事而不行正义之举等，可能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但必定会遭到道德的谴责。

道德的作用力缘于人有向善与羞耻之心。因此，与法律相比，道德并非强制性规范，而是倡导性规范——强调行为主体的心灵自觉与行为自律。主要通过教育以净化人们的思想灵魂，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通过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正义与邪奸、公正与偏私、高尚与低俗、坦诚与虚伪等概念对人们日常行为进行评价来导人向善向上，促使人们逐渐形成积极的人生信仰、健康的心理传统和文明的行为习惯，以达到调整社会关系之目的。

而且，与法律一元性（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才具有立法与司法权力）不同，道德具有多元性——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不同的群体或力量皆可以有自己的道德。即使是同一历史时期不同阶级或者阶层的道德也存在着差异甚至对立——表达着不同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但本质上，道德的价值取向是追求善美之统一，仁义之彰显，和合之实现——人类理性发展的必然要求。不管怎样，博爱大度，团结互助，大公无私，创造奉献，都充分体现着人的最高生命价值，是人们普遍认同与尊重的高尚精神品质。从社会层面讲，高尚的道德是一种主流价值追求；从个人层面讲，高尚的道德是一种主体人格修养。这种精神财富具有穿越岁月时空的生命伟力，引领人类社会向着理性方向发展。

此外，法律既明确规定了行为主体必须履行的义务，也明确规定了行为主体可以享受的权利。而在道德范畴里面，我们很难将主体的权利义务区分开来，可以说是“权利义务一体化”。行为主体可以为、应该为的是同一个规范性行为——权利即义务，义务即权利。比如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礼貌待人、诚实守信、见义勇为、维护公正等，任何一个行为主体都可以为、应该为。在本质上，道德则重于强调社会成员个体的义务而非权利——当然而必须履行。权利寓于义务之中——“涉他权”只不过是能够履行义务的权利。

道德与法律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道德是法律的内在支撑。主要表现为道德为法律提供基本的制定依据和评价标准，对法起着重要的指示作用。不仅因为道德的基本要求规定了法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如维护公平正义、尊重人权平等、消除暴力伤害、讲究诚实信用等作为道德底线的原则性规范已经成为法律的基本原则），而且道德的指向也是法律制定与发展的根本目的——保障公平正义，维护公序良俗，引领人心向善，推动健康发展。一般意义上讲，违背道德的法律即为“恶法”。一个放弃道德底线的人可能随时挑衅法律，一个藐视法律的人就更不可能尊重道德。

另一方面，法律是道德的强力保证。作为以国家意志出现的带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为道德的传播与弘扬提供着强力保障。在人类还没有达到真正“自由自在”境界的时代，缺少法律的强力保障，道德很难得到普遍尊重与有效实施。要把道德推向人类社会最高统治者宝座，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内在需要，必须依靠法律的保驾护航——通过法律的强制实施，惩恶扬善，保障社会道德教化的成果逐步地内化为社会成员个体的心灵自觉。故在现实历史阶段，必须有赖于法律的强制力保障，将更多的道德原则与规范纳入法律范围，以法律的名义推进道德建设，帮助人们完成由“他律”到“自觉”的转变。可以预见：随着民主与法治的日臻成熟，道德将越来越“法律化”——换句话说，法律的道德因素和道德色彩将越来越浓。

不过必须明白：真正的公序良俗源自道德的力量而非法律的威严。没有法律的强制与规范，社会将会一片混乱。但是，如果没有道德的引导与约束，便无法可言，人类就会走向堕落。法是人类有序前进的铁轨，而道德则是人类文明行驶的基石。

尽管道德不具有法律那样较为具体的规范性命令，但道德并非一个抽象概念。它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规范要求以及实践途径。具有较强的方向性、规范性与实践性。对于净化人们心灵、驯化人类野性、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维护社会和谐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从道德的构成看，可分为基础性规范和倡导性规范两个层面：

所谓基础性规范，即维系社会正常有序运转的规范。比如消除暴力伤害，尊重人权平等，信守诺言忠诚，维护公平正义等。这是道德的第一层面，亦即道德底线。突破这一底线就意味着背叛道德或者不道德。一个社会若失去这样的道德防线，便无公序良俗可言。毫无疑问，它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必不可少。正因为如此，这类道德规范往往被强化为带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原则。

所谓倡导性规范，即有利于提高社会生活质量，增进社会成员之间亲密关系，指示人类理性发展方向，促进社会和谐的心理习惯与行为规范。比如慷慨大度，仁慈博爱，扶贫济弱，舍己为人，大公无私，乐于奉献等。这是道德的第二层面。此层面道德规范建立于第一层面道德规范基础之上，又远远高于第一层面道德要求——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这是人类为之努力的方向，也是我们的必由之路——如果我们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人类便无自由和谐可言。在历史长河与现实社会里，尽管这种倡导性规范并不为人们普遍践行，但绝大多数人内心依然崇尚和景仰着这种伟大的人格品质与崇高的精神境界。她们一直光芒闪耀，照亮人们心路旅程——人们前赴后继地宣示之、弘扬之。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才能不断向着理性方向前进。

显然，道德并不是一部分人制约或压迫另一部分人的工具，而是人们普遍地因社会教化而良知觉醒所成就的一种自我内在的高尚需要，其本质是为着维护共同体内所有人的共同利益，维护正常合理的社会秩序，同时也成就每一个社会成员个体的高尚价值。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对人们心灵的劝戒、引导，通过对人们日常行为的评判与监督，减少人们私欲泛滥与意志扩张，避免对他人有害的行为和两败俱伤的争斗，消除社会中潜在的分裂与冲突，努力实现所有社会成员的权利平衡，进而强化社会和谐。

因此，道德希望通过向人们灌输正确合理的思想理念，以培养人们纯洁的心灵与高尚的情操，进而引导现实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向着有利于社会和谐方向发展。它要求社会成员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竭力地扬善去恶、祛邪扶正，以一种把自己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负责的方式，健康合理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与生命激情，在奉献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与自身利益，从而获得真正的精神愉悦与心理满足。

所以，道德是通过对现实中人们心灵的积极影响与健康引导，改造人们的思想灵魂，培育积极的心理习惯，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进而促进社会内部系统以及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和谐发展。

而道德之所以能够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影响，在于道德作为一种高尚的行为价值规范，对人们的思想言行进行明确地评判——高尚或低俗，善良或罪恶，美好或丑陋，能够直接而深刻地触动人的理性神经——荣耻之心。因为人毕竟是一种懂得怕丑和需要群居的精神动物——本质上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社会或他人的接受与尊重，希望最大限度地展示自我的生命价值意义。

总之，道德既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也是人类社会最高尚的精神追求。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道德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道德观念将会不断升华，道德的力量将日益显现出来并不断被强化。对于最高文明阶段的人们来说，道德将不再是“心灵戒律”而是“心灵自由”——一种完全的自觉自愿的心理需要。所有人都做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人类社会也就真正成为“美美与共，和和乐融”的圣境。

道德，维系人类健康生存发展的精神能源！高尚的道德，人类文明的基石，人类真正文明的重要标志！·民主的价值

民主与自由，是令我们最向往而又最难以企及的文明圣殿。

当今，那些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推崇与推行着的议会民主是我们所向往和追求的文明圣殿吗？当然不是！这种议会民主只是各个利益集团或者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角逐，成为一些政党或者政客们用以欺骗民众，某取狭隘政治利益的手段与工具。无论是美国的总统选举还是日本的首相竞选，都只不过是一种利益之争，是政党与财团之间彼此利用的政治游戏。而民主的真正主体——广大的人民群众则成为政治利益集团或者政客们谋取私利所欺骗与绑架的对象。真正的民主是不需要任何宣传发动、没有任何利益之争的，全体人民源于社会责任感的自觉的权力之理性行使与意志之有序集合。

纵观人类社会政治史，大体经历了从神权政治到专制政治，再到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现在的人类社会正处于民主政治逐步取代专制政治的历史转折时期。

关于民主的定义，很多政治学家和学者都认为：民主是近现代最流行和运用最广泛的词汇之一，但没有比民主更含混的概念了。与其他许多有明确界定的政治学概念相比，直至目前，民主可以说都还是一个非常含混、没有精确定义的概念。的确，我们也许很难给民主下一个让大家都能接受并理解的明了的精准定义。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已有的民主实践和人类对于民主的追求中，归纳出民主所具有或者应当具有的基本特征。

从价值层面讲，民主是一种政治文化理念。这种政治文化理念以“人本主义”和“民权主义”思想为支撑，蔑视“神权”和“君权”（实际上仍是神权的化身，本质都是专权），强调人权的基本平等与广泛尊重，强调公共权力的共同意志性与个体权力的共同利益性，全体人民真正成为一个共同利益体，体现着自由、平等、博爱、和谐、善治和自律的精神。其中主权在民是其最基本的原则。

这种文化理念要求：彻底地反对一部分人为着自身利益，将自我意志强加于另一部分人。社会的统治力量（最高权威）应当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意志集合而成的宪法、法律和道德，而非帝王或者其他任何政党、领袖个人意志。执政党或者政府只是按照民众权力让度所形成的公共意志——法定职权与程序，履行公共服务义务。因此，民主的本质就是全体人民的主权之尊重与实现。

从民主的价值取向看，民主所表达的是一种民本主义价值观而非狭隘的社会利益集团（阶级、政党、国家、民族）价值观。尽管它首先产生于这样一些社会利益集团内部，但从价值取向上，我们仍不能将之贴上阶级或政党、国家或民族的标签——民主化是一个由阶级的民主向无阶级的民主发展的文明进程。因为它所革命的对象不是那些具体的人，而是所有人的独裁意志与狭隘观念。任何阶级、政党或者国家、民族，不论如何标榜自己的价值理念，也不管它的人数多少，只要它以强迫、胁迫或者欺骗的方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其他社会利益集团的成员们），都是不民主或反民主的表现——因为民主不仅要表达多数人的意志，而且要承认并尊重少数人的意志。

所以，民主是全体人民意志自由而有序的集合。所表达的并不是社会成员（包括利益集团、社会个体）之间的压迫与反压迫、斗争与反斗争、征服与反征服关系，而是相互尊重、权利平等、意志共识、有机融合的关系。其基本要求是求同存异、共和共融，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为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保障。

从制度层面讲，民主是一种和平共治的政治模式——希望通过和平而非暴力的方式，解决众多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意志分歧，形成意志共识，建立共同权威；所有社会成员拥有平等参与决策和管理社会事务之权利。显然，民主政治是独裁政治的相对面。

这种政治模式的核心内容包括：公共权力（广大民众权力自主而有序的集合）法定化，即将抽象的公共权力具体化为宪法、法律乃至道德，使之具有相对的具体性、确定性、稳定性与可操作性；公共权力平衡化，如将公共权力分解为保留权、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督权等，并由相对独立的公职机关或者组织分别实施，从而合理配置公共权力；广大民众保留决策重大社会事务、选任与罢免公职人员、监督公职机关及其公职活动等核心权力。

宪政精神与自治精神是民主政治确立的基石。首先，它以推翻“上帝”、“君王”或者其他类似的独裁统治，实现全民同权共治与社会和谐为目的。其次，经由法定的民主程序，建立起超越任何单个利益集团和社会精英个人掌控权的共同权威——具有绝对权威性与意志广泛性的宪法、法律与道德，作为所有社会利益集团和全体社会成员个体行为的准则。再者，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虔诚地尊重与自觉地遵从宪法和法律，不能超越法定权利而行为，更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挑衅宪法和法律就是公然挑衅公共意志。

建立民主制度，是为了把全体社会成员的意志和平而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强大的集体意志；让每个社会成员个体拥有最大的自由，能够充分发挥自我创造力而又不妨碍他人自由。

就现实而言，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包括规范法定制、职权法定制、程序法定制、公众决策制、民主监督制、官员选举制、职员罢免制等。在人们还远没有达到自觉自律与自在的时代，保障民众政治权利的充分实现和公共权力的良性运作，只能依靠制度机制而不是其他任何带有个人色彩的“我之意志”的力量。

从行为层面讲，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过程。这个管理过程是由全民广泛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活动的行为实现的。民众的这种权力行为包括决策重大公共事务，选任公职领导干部，监督公职管理活动，考评公职机关绩效，罢免公职人员职务等等。民众广泛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是民主的内在要求，也是民主得以真正实现的基本保证。

尽管民众已经将他们的部分权力（涉及公共事务管理执行权）让度给了法定的公职机关（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委托给了经民主选举出来的公职人员，但这并不表明公职机关和公职人员拥有了“左右人民命运”的权力而社会的权力主体（民众）丧失了公共事务主导权，成为公职机关和公职人员的“统治对象”。相反是为了强化广大民众的主人翁地位和公职人员的公仆意识。

实现民主管理，本质上是要矫正被扭曲了“主人”（广大民众）与“仆人”（公职人员）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真正地还权于民——广大民众拥有全程监督权、随即问政权与最终裁决权；公职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只是广大民众聘请来为大家服务的“公仆”——公职人员在行使公职时，他们暂时性地丧失了“公民意志自由”而完全按照法律的指示行事——彻底的人民勤务员。

终归起来，民主是一种政治生态。这种政治生态应当是人类理想的生存形态。它由健康合理的价值系统、科学规范的制度系统、公正高效的程序系统、健康和谐的行为系统所组成。

什么是人类理想的生存形态呢？在我们看来，人类理想的生存形态就是富庶而平等、自由而和谐的社会。它应当包括公、共、和、自4个基本特征。所谓“公”，即公有公平——社会资源的公共所有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显然，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产品的极大丰富是基本前提。所谓“共”，即共同享有公共决策权力与共同承担公共治理义务——社会事务的决策管理权归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拥有与分享——显然，健全的民主制度与良好的民主素质是基本保障。所谓“和”，即社会生态系统文明和谐——主体内在的心灵自由、主体之间的人际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显然，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真知是基本条件。所谓“自”，即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得到充分自由与全面发展，不仅成为自己的真正主人，同时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显然，人自身的解放成为关键因素——人只有发展到能够觉悟个人一切的努力都是为着公共利益或者说把实现公共利益看作自己全部价值的时候，才能获得彻底解放与自由。

由此可见，民主为我们实现这样一种理想的生态提供了最重要的理念支撑与机制保证——民主不仅是我们维护公共利益与人权平等的基本制度，是我们表达全民共同意志与实现同权共治的最好形式，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类健康持久发展的根本途径——换句话说，如果不能真正地实现民主，我们便无法真正地实现人类和谐之大同，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健康持久生存发展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不能实现真正的全民民主，就意味着我们还没有达到理性成熟的最高文明形态的阶段。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民主实际上就是以和平的方式，充分协调众多社会利益主体的意志分歧——达成政治共识，有效整合多元化与冲突着的民众权利，形成共同的行为准则，实现同权共治，切实保证社会成员个体社会权利之积极行使——能够自由表达自我意志与提出合理政治诉请，实现公共权力的合理配置与良性运行——以法的形式设定公共权力系统、职权以及运作程序。

从民主的发展阶段来看，民主可以划分为法制式民主与自由式民主。所谓法制式民主，即以宪政精神与法律制度为基础和保障的民主——这可以称作初级民主。所谓自由式民主，即以人类真知与所有社会成员的自觉自由为基础和保障的民主——这可以称作高级民主。显然，我们目前还只是处于初级民主的初级阶段，而且这个阶段也不成熟。只有当高尚的道德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灵需要，每个社会成员都自觉地把自我权力当作一种社会责任，把造福社会当作一种内在发展需要和人生最大追求，自由而为又满足整体利益需要的时候，自由式民主才能得以实现。在这样一个自由式的民主阶段，应当是只需要基本程序与高尚道德来调整社会关系了。

尽管我们无法实现绝对的民主，但可以不断地完善民主。尽管民主并非完美无缺，但我们别无选择。毕竟它是我们已经寻找到了的并且可以变成现实的最理想的政治文化生态。

第三节 开启人类新思维

大脑也许是整个宇宙中已知的最复杂和神奇的物质，而思维恐怕是迄今最为复杂和神秘的运动之一。它留给我们无限的想象。·思维是什么

思维是最高级形态生命物对外部世界一种主观能动的反应形式，是其区别于其他生命物最本质的生命特征。也许其他星球上有类似人类的高级生命存在，但迄今为止，我们还只发现它属于人类的“特异功能”。人们通常说的思维，从广义上讲，是指人脑对客观现实概括和间接的反映，其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及事物间规律性的联系，包括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因此，这里所讨论的思维理所当然的是地球上最高级的生命形态物——人的思维创新与发展问题。

人类思维是人类大脑“特异功能”必然运动的具体表现。现代研究表明：人类大脑由众多神经元构成。神经元又称神经细胞或神经组织，是构成神经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包括细胞体、轴突和树突。一个重约1.4千克的成年人大脑大约有100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和附近神经元之间又形成数千个至数10亿个的“神经突触”连接。这些“神经突触”连接具有不同的“化学气味”，且每个神经元都有自己复杂的基因表达和酶制造系统——它们不断地调整自身行为。脑细胞的互相连接组成了“电化回路”。神经元接受信号，当接受的信号超过一定限度时就自觉释放出自己的“电位”。神经元网通过减弱或增强彼此间的大量连接而保留记忆。每一次新鲜体验或者外来的刺激，都会导致这些脑细胞按照一定方式排列组合。各神经元立即加强它们之间的连接，以便日后这种模式能够很容易地被重新激活。只要触动这个网络的一角，记忆中的整幅图像就会复苏。

这，只是科学家们探究人类大脑秘密的“阶段性成果”。是否准确和完全，还有待科学进一步证明。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准确地了解人类大脑为何产生思维、它是如何工作的等一类的基本问题。而且现在看来，要真正破解这些密码，对于人类来说还是一件相当遥远的事情。也许我们关于人类思维活动的正确解释还需要我们完全揭开大脑的神秘面纱——只有当我们真正读懂了人的大脑之后，我们才能完全正确地解释人类的思维运动。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探索人类思维运动与发展规律的一个终结性障碍。现在，我们完全有必要而且可以探讨一些关于人类思维活动的其他相关问题。

所谓人的思维，就是人们在客观表象及记忆概念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综合、分析、判断、推理等认知活动过程，即人的大脑皮层在外界因素刺激下，所引发的一种特有的高级精神活动。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看成是人脑自主收集、存储和创造性加工、处理信息的过程。这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

尽管人脑与电脑并不是一个数量和质量级的比较——大脑的逻辑是“能动”和“有机”的，它的超大容量与主观能动性是目前的电脑无法企及的。不过，在运行程式方面，它们仍然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它们各自遵循着一定的运动规律。

正如电脑运行必须按照一定程序进行一样，人的思维也遵循着一定的运行程序——在长期的学习生活工作实践中逐步养成的思维习惯、思维方法、思维模式。只不过，人的思维是一种有自觉意识的复杂精神活动，而电脑的运行只是一种毫无自觉意识而完全依靠外部指令实现的机械性运动。电脑运行程序的优劣，不在于其自身而是取决于它的设计制作者；人的思维能力之优劣，则取决于其遗传因子、后天努力及生存发展环境。电脑只能按照其设计者的指令作机械运行而不能进行自主开发研制活动，其程序的更新是由它之外的人来完成的——外更新过程；而人则具有自主开发、研制和更新能力，其思维的更新是其与所生存的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内更新过程。

关于生存环境对于人的思维发展的影响，一个很好的证明便是人们所熟知的“狼孩”的故事。“狼孩”的不幸遭遇为我们科学揭示人的思维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有力帮助，给探究思维形成及其发展以新的启示：遗传基因并非人之思维形成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其成长环境对其思维形成发展的重要性亦不可忽视。

其实，环境对于人的思维形成及发展的影响力，在我们正常的人类社会生活中也有着普遍的例子。东方人与西方人、日本人与中国人、印度人与马来人等在思维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也在证明着同一个道理：思维活动产生于社会实践，同时也发展和更新于社会实践；它决定于社会实践，同时也作用于社会实践。虽然生活于同一环境中的人们，由于个体的遗传基因、生活阅历、心理体验等方面的不同，在思维活动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个体差异；但是，就本质而言，他们还是遵循着同一的基本思维模式——这一点，就好比同一公司开发生产的同一批计算机一样——只不过人的思维活动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独立性、自变性及自主化、个性化而已。故人的思维活动与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不停止的互动过程，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离开社会实践活动，人的思维便无从产生并得到健康发展；而缺少了人的积极思维活动，有效率的社会实践活动也便无从谈起。

本质上讲，思维是人脑关于客观存在物的能动反映。它与社会实践紧密联系，共同构成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活动方式与活动过程。思维是实践活动的必然反映，实践则是思维活动的外在表现；实践承载并表现思维，思维指导并反映实践。当然，二者并非始终完全一致，在很多时候都表现出“相悖性”——因为思维与实践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交叉的“互认盲区”——我们的认识无法完全接近客观现实的本质联系，我们的思维无法完全对接客观现实的运动变化。正是这种相悖性的存在，诱使人们努力寻求二者的“相通性”并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在消除相悖性的过程中，人类的思维与实践方式得以不断修正，水平得以不断提升。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喜欢或者习惯于根据不同的标准与需要，把人的思维类型进行某种划分，比如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具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顺向思维与逆向思维、多向性思维与单向性思维、平面扩散性思维与线性集中性思维等等。正是这些多种思维类型的存在，才说明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反映客观事物的多样性与生动性、丰富性与复杂性。从单纯的理论研究方面来看，这种划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过，这种关于思维形式或类型的理论划分，只是我们关于思维研究的一些阶段性成果，而不是说人们的思维只能按照上述划分的类型进行——划分思维类型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接近思维的真实本质而并非表明思维仅此而已。

在实际思维活动中，各种思维形式之间是相互联系、彼此渗透的。思维主体在其思维活动过程中，并非单一地使用其中的某一种类型的思维方式，而是多种思维方式的复合——当然不同的思维主体在思维过程中，其思维方式倾向也是明显的不同。而且，不管我们如何划分思维的类型，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即：任何思维活动都是一种“逻辑运动”，所不同的是不同的思维活动遵循着不同的运动曲线——规律与程序。当然，这里所说的“逻辑运动”是指遵循一定运动规律的精神活动。我们千万不要在思维与逻辑之间简单地划上等号。思维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而逻辑只不过是人们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研究的一般总结。一般而言，这种“逻辑运动”，即人们的思维活动过程大体由这样3部分或3个阶段组成：需要——求证——结论。

所谓需要，即心理动机，就是引起某种思维活动的内在因素——希望求证某个问题。它受到思维主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支配与制约，同时也受到思维主体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的制约。没有明确的目的性，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思维活动之产生。

那么，受外界刺激所引起的本能反映是思维吗？从已有的社会实践证明情况来看，我们还不能完全这么认为——严格意义上讲，这还只能算作条件反射，属于下意识范畴。比如一个人在黑夜中行走时因被突然蹿出的猫所吓而恐慌惊叫。显然，这种本能反映缺少引起思维主体思维运动的明确的目的性，以及“能动和积极的”反应。但是，如果人在受到猫的惊吓作出跳跃或惊叫之举动后，又想到鬼魂之说是否成立或者此地是否有老虎出没呢？则属于思维活动了。因此，思维的第一要素，应当是它的能动目的性。

所谓求证，即分析、判断、推理，就是思维主体在一定方法论指导下，运用已知条件（信息、概念、表象等）进行具体的分析、综合、提炼，进而判断、推理的演绎过程。这是整个思维活动的主体部分和核心要素。不论思维主体以何种方式进行思维运动，有一点不会变，即思维主体必然要对所有与其“需要”相关的内存与外来信息进行加工整理、比较互证，进而分析判断（包括展开想象）。

所谓结论，即思维主体在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支配之下，通过分析、综合、推理、判断的求证过程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正确或错误。结论的缺少不影响思维活动的真实存在，但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应当包含有与需要相应的结论。

总之，人的自主外在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内在思维支配下进行的。停止了思维，人也便停止了自主外在行动。思维指导行动，同时也在指导行动（具体实践）中不断地修正、改进和完善。·思维革命将向何方

人类思维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从思维的生理机制来讲，大致经历了这样3个阶段：“万物有灵论”阶段。在原始蒙昧人看来，人与天地万物浑然相处，人与飞禽走兽本无差异，人与周围的一切物体都存在灵魂，而灵魂则是附之于身体又可以离开身体而独立存在的活动物。这是一种朦胧幻想阶段，也是人类对于意识生理机制的最初探索。“心之官则思”阶段。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加深和改造能力的逐步增强，人类的自我意识也开始觉醒，关于生理思维机制的探索由整个宇宙逐步收缩至人自身，只是对于人通过何种器官来思维仍然困惑。由于人们平时受到外界因素刺激时常心跳加快，而且人的心脏一旦停止跳动，意识也随之消失，便以为人的思维活动是由“心”来完成的。在汉语里面，与思维活动有关的字词大都带有“心”或者“忄”，比如“愠怒”、“恐惧”、“忧虑”等等。“思维是人脑的机能”阶段。人们在探索思维生理机制的过程中，经过大量的事实考察与科学实验，逐渐认识到思维与人的大脑紧密联系，而非是人心脏的功能。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人脑思维机能实验”与“现代脑科学”两个阶段。在“人脑思维机能实验”阶段，人们把新科学实验手段运用于人脑研究，其中最为主要的有：16世纪维萨里建立的人体解剖学，17世纪哈维建立的生理学，20世纪初巴甫洛夫创立的条件反射理论等等。这些都在探索人脑与思维的关系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也为“现代脑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现代脑科学”的建立与发展，揭示出与具体思维形式对应的脑组织和影响思维的生化物质，揭示了思维过程与大脑神经活动的联系，以及意识、思维对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的作用等。但是，至今我们关于思维生理机能的研究还有许多的难题等待解决。

就思维的主观活动形态来讲，大致可以分为3个发展阶段：

混沌型思维阶段，或者可以称作“动作型思维”或“形象型思维”阶段。这个阶段的人类，还完全处于大自然的笼罩之下，既看不清大自然的真实面目也不知道自己为何物。对于我以及我之以外世界的认识都处于一种完全模糊状态，既没有清晰的主体意识，也没有明确的抽象概念。主要依据自身的生理与心理体验来对天地万物进行直观的判断与推论，而不能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并加以科学的比较和实验证明。是一种无自觉意识的直觉思维。虽然对客观事物有所觉醒和意识并有一些初步发现，比如对火、棍棒、石具的发现与利用等；但是，对对象物不能自觉和科学地通过划分成不同的学科来进行研究和运用。在分析判断的方式方法上，缺乏科学实验和科学解析的多重数据及成功实例的有力支撑，对外界事物及人自身的认识只是处于一种自认为“合理”的逻辑推理而非科学考察或实证解答的模糊状态。

细分型思维阶段，或者可以称作“概念型思维”、“逻辑型思维”阶段。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丰富发展，人类逐步学会了运用概念、语言和逻辑等来进行抽象思维，开始对自我及以外的事物作有一定规律的“合乎逻辑”的推理并得出结论来。这个阶段的人类，已经有了相当的自我意识，对外界事物及人自身的认识渐渐地清晰起来，而不再是从前的模糊状态。比较思维、辩证思维、实证思维及立体思维等多种思维形式逐步取代直觉思维。就人类整体而言，对于客观事物的分析与研究，开始逐步地做到有目的地细分成多类学科“独立”进行，并且每类学科都有专门的机构及其专业人员从事研究。习惯性地将“所知事物”予以归类。在分析研究的方式方法上，特别强调以科学实验和社会实践进行解释求证。应当说现在的我们正处在这个细分型思维阶段的末尾时期。

系统型思维阶段，或者称作“主体性思维”、“主创性思维”阶段。这是人类思维革命的发展趋势或者说是预期方向。突出思维主体的中心地位，注重解读万事万物存在与运动的状态及其彼此间的关系，强调用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的思维价值，追求在变化发展着的实践中即时修正思维方向与方式，以及众向思维与立体思维的有机整合，是这一未来的新型思维的基本特征。“以自我为中心”，对世间万事万物彼此之间的关系进行小心谨慎的求证与解释，将是人类思维努力的重点。社会实践已经开始警示我们：用抽象、隔离和非常有限与固定不变的那些概念、语言，不可能把纷繁复杂与千变万化的世间万物明晰地区分开来，同时又有机地联系起来。普遍的联系着是宇宙和大自然最本质的特征。

一直以来，我们总以为是所处的世界越来越复杂化了。其实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得复杂起来，只是我们正在逐步认识到了它的复杂性而已，开始意识到万事万物之间彼此多么紧密地联系着而已——因为过去的我们只是把外部世界看作自己的对立物而不是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体，而且它们运动曲线是那么的简单，而现在我们正在逐步地接近和更清楚地了解大自然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质联系——这种现象可以称作人类思维的“黎明前的黑暗”。

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我们总喜欢把世间一切事物都作为单独的存在物来考察，无论解释什么，都要找到一个什么“体”、什么“子”或者什么“性”，对之加以机械性的定位，以此把之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然后在对立中寻找统一。

然而，日渐深刻的社会实践正在告诉我们：不是世间所有存在、出现或使用的东西或者现象，都可以归类于某“体”、某“子”或某“性”，并加以解释的。许多东西我们很难将它们进行简单归类或者定位，比如“信息”、“价值”、“矛盾”、“机遇”、“运气”等，我们可以感知它们的存在，却不能触摸它们的真实面目和清楚它们的之所以然，只能意会而难以言表；它们既不是物质的，也不是意识的，但它们又确确实实地客观存在，而且对我们很重要。

我们如何才能对它们作准确的“亲子鉴定”呢？毫无疑问，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存在方式与运动状态，我们能够做和应该做的是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研究它们是什么，但从我们所追寻的目标来看，更为重要的是搞清楚它们如何的产生、存在与运动着。而且只有把它们拿到整个关系系统中去考察，才能使我们对它们的认识变得全面、清晰和深刻起来。

长期以来，我们的意识和思维都是这样的运行着：人类的思想一直都是正确的、一切要求都是合理的，我们的理想之所以不能得以实现或者要求不能得到满足，皆因外部世界压迫。便有了“征服大自然”的雄心壮志。其实，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当思维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出毛病的总是思维这一方。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在主观上总是跟客观世界过不去。应当说，从一开始，人类就表现出作为“人”的局限性——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了关注外部世界方面，而忽视了对自身的内省与改造。现在，这种局限性更加地凸显了出来。不是大自然离我们太远，而是我们对大自然的了解太生疏、太肤浅。

我们过多地把被“压迫”的责任归罪到了外部环境——大自然。实际上，人类受到的所有压迫与苦难，不是来自外部环境（大自然），而是我们自身。因为认知的局限，我们无法真切地触摸到大自然的“脉搏”，读懂它的“思维”；因为能力的局限，我们无法创造丰富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满足自身需要；因为观念的狭隘，我们做着一场场愚蠢而残酷的“游戏”，总是贪得无厌——这种愚昧还在继续着。所以，我们的思维必须首先关注我们自己，以“人”作为思维的立足点和中心——因为思维是人类所特有的活动。

现在看来，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任务，远比改造客观世界的任务要艰巨复杂。因为实际上我们只能认识和应用客观规律而无法改变客观规律，我们只能认识和亲近自然而无法真正改造之；因为研究和解决人自身问题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所在。故而，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不是多么努力地改造外部世界，而是多么积极地改造自己；不只是关注和研究外部世界，更要关注和研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尤其是关注和研究人类自己，研究人作为自然界最高级形态生命物的权利义务关系——我们在大自然系统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一般而言，思维主体的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思考人类社会系统内部社会成员（包括个体、群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尤其是关注社会群体（政党、组织、国家、民族、地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以避免战争、恐怖活动及其他形式的危险冲突与恶性竞争等一切毁灭性“自杀性”行为的发生，真正建立起人类整体的健康、自由、和谐、文明的秩序。当然，重视和研究社会成员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整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样重要。如果不能把权利与义务有机地统一起来，有机平衡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整体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把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联系起来，那么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与文明进步就是一句空话。

另一方面，应重点研究人类社会与整个大自然的权利义务关系，我们在最大限度地享受大自然所赐予的“丰盛美餐”同时，应当切实履行好我们保护与建设优良生态系统的义务，实现合理利用生态资源与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机统一。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显然是人类非理性行为的结果。生物种群锐减、温室效应增强也与我们不理智行为关系密切。我们总是把外部世界看成自己可以任意改造与奴役的对象，看成应当按照“我”之意志而为并满足“我”之需要的“服务工具”。总之，一直以来，我们并没有把大自然与人类社会有机地联系并统一起来，把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并平衡起来。在无知与奢侈中，我们已经一定程度地破坏了自然系统的有机循环。

一个正在被证明的事实是：人类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征服大自然，而只能更加真切地了解和亲近大自然、掌握大自然的规律，并自觉地融入大自然——当然是主观能动的。

自然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循环生产的生命系统，顽强而又脆弱。背叛大自然，就等于自杀。因为这个世界所表述的是：世间万事万物不是彼此孤立的存在着，而是彼此多么紧密联系的存在着。因此，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应变革到以世间万事万物相互关系为中心上来——关系范畴虽不能够取代实体范畴，但它应当统领和指导实体范畴，关系范畴必将成为未来思维的主题。

而这种思维关系的新模糊又是一种完全的主观能动的自觉意识。许多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频频诞生与迅猛发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实用科技与人文科学的逐步融合等，已经开始改变我们分析、判断和研究问题的观念意识及方式方法。很显然，哲学离开了自然科学的帮助，将无法清楚地解释这个世界；同样，单个的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如果没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有力支持，也将难以完整正确地解读整个宇宙，推动社会全面健康发展。要全面准确地解读大自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必须融为一体。可以预测，未来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机械性分家实属画蛇添足。

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培养“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将是未来社会最主要的任务，同时也是它最主要的目的。对于同一个问题，1000个人可能会有1000种解释问题的思维过程。也许它们都能“殊途同归”，但其中只有一个是最接近科学思维要求的。那么，未来科学思维发展的方向又将是怎样的呢？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要求我们的思维必须不断创新，努力建立全新的科学思维。所谓思维创新，就是要实现与现代科技发展相适应的最佳思维结构、能够迅速完整准确反映客体本质联系的最优思维方式、与客观现实系统发展相一致的合理思维过程三者的有机统一。现代科学思维的本质特征是批判与创新——思维主体对自身的经常性反省和对于传统的创造性应用，成为人们普遍自觉的意识，能动地改造自我与能动地融入世界有机统一于每一个思维主体。

毫无疑问，一个以人为主体、以实践为连接、以关系为对象的思维类型，必定是开放、自主、理性、能动和动态的。在未来思维中，人必须确立自己的中心或主体地位——当然不是凌驾于大自然之上；不断在实践中发展和更新自己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墨守成规地总是在博物馆中去寻找答案；注重研究万事万物之间的本质联系，而不是局限于某个事物本身的孤立存在。·能否让机器“独立思考”

现在看来，无论是能够独具风格地进行绘画的“艾伦”（Aaron），还是能够使用普通语言对人类作出反映的“伊丽莎”（Eliza），打败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的“深蓝”，以及能完成诸如接球、泡咖啡等精细、灵敏动作任务的“贾斯汀”和能够识别脚下地形、辨认声音、上下楼梯、端茶倒水的“阿西莫”，都与主流人工智能研究相去甚远。

目前，我们还无法创造出科幻小说中所描述的那种“会独立思考的机器人”，而且想用电子元件模仿包含上亿个神经细胞的人脑功能还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不过，让机器思考起来仍然是人类所追求的梦想之一，同时也是人类进行思维革命的创造性选择之一。如果能够借助“会思考的机器”来帮助工作，将极大提高我们的思维效率——减少错误与提高速度，同时也必然带来人类思维方式的全面革新。借助电脑这样的人脑助手进行大量的信息加工处理，通过机器来提高思维的速率和准确率，将成为发展趋势。

我们之所以能够借助电脑这样的工具帮助思维，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数字信息来读取这个世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来愈证明这样一个结论：大千世界就是一个由无数数字所组成的始终变幻着的“数字魔方”——小到微生物、一个生物细胞甚至蛋白质，大到地球、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它们的任何改变都是由多重数字序列的分化与重组所引发的事物质与量之变化。任何事物，我们都可以通过数字来进行精确解读，可通过对数字结构的变化来改进事物的发展。如果忽视这些数字的存在，我们永远也无法真正地接近事物的本质，了解和掌握大自然及人类自身的运动规律，也无法把错综复杂的大千世界真正有机联系起来而正确解释其兴衰更迭与能量转化。

因此，人类思维的发展将呈现这样一种趋势：以“合理”的主观想象来判断事物存在发展的基本特性与可能性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将逐步地被淘汰，取而代之的将是以数理逻辑思维与科学实证思维为主体的系统型思维。数理逻辑思维将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以大量准确的数字证明事物存在与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与必然性将成为主导，科学实证将成为人们分析判断问题的最主要依据。把对某一事物或问题的研究置于整个系统中来考察是未来思维的一般性要求。

同时，科学辩证思维也将进一步发展，强化其“统帅”作用。现代科学正在证明这样一点：中国古老的八卦图及“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这一朴素自然辩证法也将会得到“去腐生新”的机会——当然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其所揭示的万事万物都是彼此紧密联系的真理的发扬光大。人们正惊异地发现：世间并没有绝对独立的物质（即使是那些暂时被认为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万事万物之间有着如此千丝万缕的关系——彼此间总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并且一刻也未停止过“能量转换”！

科学的发展将进一步解读整个宇宙——数理逻辑思维与科学辩证思维的有机结合，将使我们对整个世界有更清晰的认识。因此，人们的思维也必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速度进行一场革命。以理性与实证性、发散性与多维性、宏观性与对称性等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复合型思维将逐步取代传统的思维形态——人们不会再把自己的视线局限于“一点、一线、一面”上，而是把所有事物密切联系起来。这一点还将使人们的精神变得更加超脱和轻松起来。人类理性升华的结论是：尊重实践，完善自我，融入自然！

那么，我们能不能创造出会独立思考的机器人呢？答案应当是理论上存在可能性。只是我们目前无法实现这样的理想——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搞清楚大脑工作的基本原理，也没有找到可以用来制作“原件”（如人脑神经元那样的东西）的理想材料。

不过，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创造出这种机器人，新的问题又将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这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机器人是否会对人类安全形成威胁——它们的这种能力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人的控制，而“自作主张、任意行事”——杀人放火、摧毁建筑、破坏环境……也许它们毫无目的，也无法预测其后果，但它们已经做了——就像许多顽劣孩童经常做出一些恶作剧一样，只是一时兴起。因此，如何有效防止它们从事破坏性行为，是我们研发这类机器人必须同时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找到对付它们的办法，我们创造它们就等于是“养虎为患”。创造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机器人，既是对我们智慧极限的挑战，也是对我们理性水平的挑战。

第三章 全新演绎的世界格局

现在这个世界还有秩序、理性、公平和正义可言吗？很多人都在怀疑甚至变得越来越茫然与悲观起来。霸权主义还能走多远？大国关系将会如何发展？世界格局将会怎样演变？这样的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与思考。

的确，21世纪，人类将上演一系列“重头戏”——多个地区性大国的崛起将使世界格局重新分化组合；生物工程技术与信息技术引领的新科技革命将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理念；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加速和跨国公司风潮将席卷全球；保护环境，修复生态工程将摆在世界各国的重要议事日程；“贫富之战”与“反恐斗争”将会愈演愈烈……不过，在所有这些“重头戏”中，大国关系的重新组合与世界格局的重新演绎无疑是21及22世纪最大的看点。

许多人都已经意识到：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复杂多变、难以把握的时期：国家关系、地区关系进行着变幻莫测的分化组合；人们渐渐平静的国家民族情绪被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和市场主义所扇动和激荡，国家、民族及地区观念似乎被更加地强化——不过，在我们看来，这只是一种心理反弹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回光反照”，世界形势必将朝着乐观和积极的方向发展。

第一节 “霸权主义”穷途末路

美国实力到底有多强？美国给世界带来了什么？美国为何遭人痛恨？美国的新霸权主义之梦到底还能做多久？这是许多人关心的问题，在此作一些必要分析。·幼稚的单边主义

1997年，美国前总统安全顾问、著名地缘政治战略思想学家，布热津斯基在其著就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为美国继续维护霸权提供了一整套可供选用的战略构想：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这片欧亚大陆，必将成为争夺全球首要地位而继续进行斗争的地缘战略大棋盘，是决定世界今后稳定与繁荣和美国保持世界主导地位的中心舞台。作为一种新型霸权，美国需要在法、德、俄、中、印这5个地缘战略国家和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伊朗这5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之间纵横捭阖，以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防止另一个超级大国兴起和任何一种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反美联盟出现，继续保持美国在欧亚大棋局中的主动权和在全球发展大格局中的领导权。

毫无疑问，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超级大国地位主要依靠霸权式的“三角支撑”——坚挺的美元支撑先进的美国科技，先进的美国科技支撑强大的美军，强大的美军支撑美元的坚挺。对外挥舞着极具欺骗性的民主、人权、反恐“三面大旗”。

一直以来，美国（准确地说是美国某些有影响力的政党或人士）都在一厢情愿地从事着“人类或世界改造运动”——美国式的民主化改造运动，把自己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政治模式强加于人，自以为是地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社会模式去改造他人——其真实目的不过是为着继续维护和扩展美国的全球霸权。

也许美国的主观愿望是真诚与善良的。不过，我们无法接受它的所作所为——给其他国家和民族人民的感情确实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破坏了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国际民主法制秩序，使人们对人类所应有的理性品质与正义精神产生严重怀疑。

也许美国的文明已经到达一个让现实的其他民族还不能完全理解的高度。但我们仍然要说，美国还没有学会尊重历史，学会理解和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而我行我素，完全以自己的逻辑去判断别人，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国，以自己的理念与方式去“拯救世界”，尤其是它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去整治国际秩序，几乎把复杂的国家民族关系简单地看成了自己内部的国家与各洲的关系。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念，注定美国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受世人尊重并令人心悦诚服的强大而友善的国家。它总是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其他民族或国家的痛苦之上，置他人利益乃至整个世界利益而不顾，以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他国命运——它所信奉和遵循的依然是“弱肉强食”的动物法则。甚至一些美国政党为着本政治集团的利益，而误导和欺骗本国民众，不惜牺牲他国人民的安宁幸福。美国虚弱的灵魂承载不起它强壮的躯体，使其看上去就像一个肌肉发达、修养不够的“莽汉”，又恰似一头因发情而到处寻找对手的壮实的“公牛”。日益超群的硬实力与始终虚弱的灵魂（软实力）这种畸形的发展，又使它越来越变得妄自尊大和更加地不可一世，从而陷入了自己设置的迷魂阵而难以自拔。不管美国如何包装自我形象，都改变不了其殖民全球的罪恶本质。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主流社会一直被自己假想出来的如苏联、中国、伊朗、伊拉克、朝鲜等多个敌人所困扰，同时又十分小心地警惕着诸如日本、印度等所谓的众多盟友——其实很多时候是它自寻麻烦。就像一个精神过敏者一样，因为过于的自尊自大，而把周围所有人的任何表情或举动都看作是对自己的示威或挑衅，总是充满蔑视与敌意而时刻寻找“打压”机会。美国主流社会这种不理智的思想与行动、鼓噪与渲染，使得美国民众中也渐渐地滋长着这样一种自以为是的心理需求：惩罚和征服一个又一个“罪恶”的敌人与强劲对手，拯救其他民族国家饱受独裁统治的人们，推进世界文明进程，是美国作为现代文明大国应当担负的历史责任。毫无疑问，民众这种被误导所生发的不良情绪反过来又进一步激发了美国国会和总统先生们对外“指手划脚”的热情与兴趣。

我们丝毫不怀疑美国是当今世界真正和唯一的“超级大国”。一位美国战略家曾经说过：世界大国须具备4个条件：经济最发达、科技最发达、军事威胁全球、技术竞争力最强。由这4个要件来分析，无疑只有美国符合。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1月发布的国际形势黄皮书《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在具体测度各国的经济力、外交力、军事力和国力资源、政府调控力等的基础上，考虑了各类力量的分配协调性，对当今的主要大国进行了综合国力实测。在所有被测试的国家中，美国以几乎所有项目的绝对优势排在第一位，显示了超强的综合国力。至今，这一格局仍无实质性改变。

2001年对于美国及世界经济来说都是非常特别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9.11”事件不仅沉重打击了美国正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势头，而且紧紧拽住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后腿。在这个事件之后，整个世界经济都处于低迷状态。2001年全球产出率31.28万亿美元，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1.1%，2002年也只有1.7%，大大低于1995～2000年年均4%的增长率。这也意味着世界经济进入一个严重的衰退期——根据IMF定义，全球产出增长率低于2.5%即为衰退。从“9.11”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美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尽管受到“9.11”事件的沉重打击，但2001年，美国的GDP仍占世界GDP的近31%，贸易额约占25%，股市值占46%；其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居世界领先地位。

自2001年以后，安然、环球电讯、世通、施乐、默克等一批声名显赫的美国公司先后曝光会计丑闻——这是继1929年美国经济泡沫破灭以来最严重的商业欺诈行为。其所引发的严重诚信危机，以及造成的市场心理恐慌不亚于“9.11”恐怖袭击。全球股市也因此陷入60年来最严重的“熊态”。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更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时至今日，这场危机仍在继续。美国现在正全力拯救其即将崩溃的经济——美复苏经济必以牺牲他国经济为代价，美经济之崩溃必然改变全球战略格局。

在科学技术力方面，美国也是当今世界上科技创新体制最合理，人才竞争机制最先进，高新科技人才聚集最多，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优良的科技人才环境，使得世界其他国家培养的大量优秀人才流往美国，成为美国低成本又最具竞争力的核心力量。仅自20世纪80年代至此21世纪初，中国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培养的高材生70%外流，其中大多流入美国。“美国人的智慧装在华人和犹太人的脑袋里”。这话听起来虽有些夸张，但却道出了美国开放而先进的人才机制与优良而宽松的人才环境。

在许多重要的前沿科技研究领域，美国都是世界的领跑者。20世纪后期，美国正是借助信息技术群的崛起与辐射，不仅使得信息产业成为美国经济中最出类拔萃的支柱，还带动了美国传统产业的结构升级，美国也因此出现了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增长期。同时还使得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几乎成为信息经济的代名词。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研究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以目前方兴未艾的干细胞研究为例，1998年，美国科学家成功地利用人类胚胎干细胞在体外生长和增殖，带动了整个世界的干细胞工程研究热潮。目前，美国大批公立、私立机构都在研究干细胞的各种获取渠道以及它们的分化功能。在航天技术方面，美国的优势地位也十分明显。能够与之接近的只有俄罗斯，中国也在追赶之中。勿庸置疑，美国科学技术发展在今后一个很长时期里仍将一枝独秀，“领跑”世界。

从军事方面来看，美国的军事超级大国地位更是无人撼动。21世纪，美国军费开支以年均200亿美元左右的速度增加：2001年约3200亿美元，2012年达到6900亿美元。一直以来，美国的军费开支占全球军费开支总额大都在1/3以上，是排在其后的12个强国军费开支的总和。1998年至2008年，在全球增加的军费开支中，美国占到了58%。2006年2月6日，美国美国总统布什向国会提交了的支出总额约为2.7万亿美元的2007年财政预算案中，国防预算将增加7%，达到4393亿美元。同时，布什计划在未来5年中将联邦医疗保险开支削减359亿美元——这是一项专为穷人、老人及残疾人提供的健康保险计划。此外，职业教育、司法及交通也是布什政府计划削减开支的领域。即使经济如此困难的2012年，奥巴马政府也没有“军队要忍耐”的意思，全年军费预算开支高达近7000亿美元之多。美国之所以通过如此高额的军费开支，目的就是加速美军武器装备的更新，始终保持军事超强地位，牢牢掌握全球的军控权。

事实上，美国研发武器的能力最强，新武器诞生的周期最短，所拥有的战略性武器数量及种类最多，常规武器装备最为精良，整体上具备打击或攻击世界上任何地区的能力。这样一组数据便是证明：美军完成发现→定位→瞄准→攻击→评估战果这样一个“打击链条”所需时间，1991年海湾战争时期为100分钟，1999年科索沃战争时期为40分钟，2001年阿富汗战争时期为20分钟，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期只需10分钟了，基本实现了“发现即摧毁”。现在这个速度还在提升之中。在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针对阿富汗山大洞深的特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研制出“温压炸弹”。“二次大战”结束后，为推行全球霸权，美国逐步建立起以本土军事基地为依托的全球军事“基地网”。高峰时，海外基地（设施）多达2000多个，驻军高达61万人，形成了“点线结合，多层次配置，控制主要战略要点与海上咽喉”的海外基地布局。冷战结束后，因费用有限和驻地人民反对，美多次压缩海外驻军。目前，其海外驻军一般在24万～40万之间徘徊。而且一直以来，美国打着“为正义和自由而战”旗帜，大唱“自由、民主、和平与国际合作”高调，借“合作反恐”名义，在世界各地极力推行“先发制人”战略，继续加紧对其他地区的军事渗透与威胁，加速全球战略布局，力图控制如巴尔干半岛、中东、中亚、东亚这样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区域，以达到扼制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欧洲、中东等它认为可能成为其“战略对手”的国家或势力集团。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美国更加地狂妄自大起来，错误地估计了他国人民的斗志，忽视不同民族感情与文化差异的存在，更不懂得尊重历史发展规律，肆无忌惮地推行“单边体系”和“新霸权主义”，以期实现自己一统世界之目的。实在是幼稚可笑得令人心酸。这，不得不让人觉得：一直以来，真正不想让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彻底“灰飞烟灭”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国自己——它的世界帝国之梦做得是何等的香甜，它的狂妄与骄横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不把任何正义的力量放在眼里。从它所谓的对任何可能的“危险敌人”将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中人们不难看出，其骨子里潜藏着的是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不管它承认与否！

很显然，它在世界各地到处寻找所谓的“危险分子”，是在为自己扫清那些“看不顺眼”的异己力量制造一个“合理”借口——任何国家或民族，一不小心都有可能成为其打击的“危险分子”。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在践行自己的“诺言”，完全粗暴地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国人民的痛苦之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妄想世界人民都成其奴役对象——典型的强盗逻辑与殖民心态。这种强盗逻辑与殖民心态，无论对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来说，都是十分有害和危险的。

在美国的霸权主义战略逻辑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都只是它实现全球霸权的工具。它总是想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必要时也会绕开安理会，利用它控制下的北约对他国实施武力打击。2012年7月初，当中国、俄罗斯再次在叙利亚问题上投下反对票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竟然怒言警告“中、俄将为此付出代价”。“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几乎成为一部疯狂的战争机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索马里战争→波斯湾战争→波斯尼亚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可以说，对外战争是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是每换一届总统就要对外发动一次战争，甚至一任总统发动几场对外战争。

21世纪初，由美国主导并发动的那场以捕风捉影为依据的伊拉克战争更加暴露了其狰狞面目——骄横，自私，野蛮。至今都没有谁看到它拿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有力证据。明眼人都知道，美国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完全是为着美元与石油而来，为着瓦解伊斯兰世界而来，为着它的全球战略利益而来。它需要全球资源来满足它的无度奢侈，需要美元霸权支撑它的帝国大厦，需要分解伊斯兰这个“危险”的势力集团，需要控制中东这个全球战略要地，需要打压和围堵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最具威胁的“敌人”。

在“成功解决”伊拉克问题之后，美国又如法炮制，开始对中东心脏和伊斯兰的核心动手了——推翻巴沙尔？阿萨德领导的叙利亚政府，打击并摧毁伊朗武装。其目的还是如上述一样——只要解决了叙利亚和伊朗，伊斯兰世界很难再形成整体合力，美国对中东地区的主导权将会得到加强，而中俄处境就会变得更加被动。

美国总在教训、审判别人，却从不审视自己是否需要被教训和被审判，总是以“救世主”自居，把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涂以“伟大的拯救”之色彩。每一次战争，美国能都抛出一个掩人耳目、冠冕堂皇的理由。可到如今，人们都不知道美国到底拯救了谁？

事实上，美国所发动的每一次对外战争都给战场国环境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破坏，给战场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更伤害了世界热爱和平人们的感情；每一次战争都造就了一大批难民，撂下一个难以收拾的乱摊子——阿富汗、伊拉克仍在流血便是事实。

尽管每次战争美国也付出了代价，但是，它达到了自己所追求的战略目的：摧毁、震慑、牵制了它认为是其潜在威胁的对手；插足并立足于它认为是必须控制的世界战略要地；获得甚至控制了它所需要的市场和资源；在它国土地上试验和检验了各种新式武器及其军队作战能力；培植和拉拢了一批它认为能够忠实于自己的盟友……

所有善良的人们应该清醒了吧：“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按照美国极端主义者们的意志和野性，谁都有可能上演朝鲜人、越南人、索马里人、塞尔维亚人、伊拉克人、阿富汗人和利比亚人昔日的悲剧，又有谁能保证自己不是美国下一个想要揍扁的“坏蛋”呢？！当然，现在愈来愈多的人们从愈来愈多的事实中看清了美国的真实面目：它在推进全球霸权方面越来越急不可耐，它在利用一部分人的善良或者狭隘，一步一步地实现着自己的目的。

不过，美国只是霸权主义的现实代表。应当说，霸权主义是一种蔑视人类社会基本规律与基本规范的自我意志扩张——背叛人类理性、极具危险性与危害性、征服欲与控他欲的情感理念与心理倾向。国际霸权主义表现为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对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极端征服心理与对世界的极端独裁心理。这种征服与独裁的心理与其民族或国家实力的盛衰强弱相关——一旦实力强盛，其潜在的征服欲与独裁欲就会不自觉地急剧膨胀进而表现出霸权行径。不过，这种民族心理与其民族传统文化理念是密不可分的。一个坚持善良温和文化理念的国家或民族，即使它再强大也不会对他国或民族实施强权。

因此，消灭霸权主义，并非要消灭一个国家乃至这个国家所有的人，而是要彻底地消除霸权主义的思想文化——通过正确地教化与引导，消除或矫正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这种背叛人类理性的极端情绪与畸形心理，从根本上铲除霸权主义滋生的文化土壤。我们须清醒：美国霸权主义的消亡并不能代表霸权主义在人类社会的终极消亡。消灭霸权主义是一个需要更加努力更加坚定的持久而艰巨的过程。·单边主义的作用力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无畏者无外乎两类人，即：大智者无畏，无知者无畏。因为大智，能够准确地预见可能出现的危险并完全懂得如何去避免危险，故能够勇往直前。因为无知，根本不知道其行为可能遭遇或造成的危险，故而鲁莽行事。而美国只能属于后者。我们承认和尊重美国优秀的一面，可孤陋寡闻也是美国不可忽视的弱点。美国的狂妄自大从某种意义上也正缘于它的无知——缺少历史的丰富体验、历史的厚重积累与历史的深刻透视。

美国至今似乎还没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超强的经济力、军事力、政治力和科技力这样的硬实力，并不足以建立一个真正持久强大并受其他民族国家欢迎的“世界帝国”——充其量只是具备了一个“超强帝国”所必须的强壮体魄而已。它一直在传承着英、德等老牌强国的思维逻辑，并从事着它们“未尽的事业”。

一个真正强大的“世界帝国”应当是一个真正高度文明化的国家。除了必须具备上述所说的“强健体魄”之外，最根本的它还必须具有一个能够融和他人的健康而高尚的灵魂——强大的亲和力与感染力，一种真正开放、博大、先进、科学，并能够为更多的国家或民族所接受与理解、信仰与遵从的文化理念——更为重要的软实力。很显然，这种软实力正是目前的美国需要培育和发展的。

严格地讲，美国是一个由多种族居民与多元化文化所组成的“社区国家”，它不同于那些传统的民族国家。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各族精英的聚集是它最大的优势所在。但是，目前美国的这种多元化文化还只是多种文化简单而机械的相加，而非有机融合的整体，更没有冶炼出能够正确指导美国健康发展、为人类所需要的科学文化理念。

现在，有学者从“文化血脉”的角度把当今世界的国家分为“有古也有今”、“有古没有今”和“有今没有古”三个类型。显然，与那些辉煌的古老家国相比，美国是一个完全新生的移民国家，它没有辉煌的历史华章，也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没有饱经沧桑的丰富经历，也没有不堪回首的伤痛往事；没有属于自己所独创并积蓄起来的文化底蕴，当然也没有羁绊自己前进的思想枷锁。也许正因为这样，美国犹如初生之牛犊，无所顾忌，在处理国际国内事务时，多了一些干练、开明、果敢，同时也多了一些鲁莽、幼稚与任性。20世纪末、21世纪初，美国不顾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公然挑衅联合国权威，蔑视国际法准则和人类和平正义，一意孤行，悍然发动打击南联盟和伊拉克的战争，就是一个有力证明。

在此，我们要真诚地提醒人们：尊重美国人民的正确选择与敢想敢干精神，同时坚决反对和断然拒绝“美国政客”们违背人类理性的鲁莽野蛮行径；不要对美国求全责备，也不能对霸权主义听之任之；把善良的美国人民与狭隘的霸权主义分子严格地区分开来。应当看到，现实并非如美国极端主义者们——“美国政客”所想象的那样，所到之处尽是虔诚、顺服、屈从的人们和热烈欢迎、坚决拥护的声音，而是到处遇到抗击、遭到反对。

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美国在中东和巴尔干地区发动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虽然得到了英、日等盟国的支持。但是，遭到了伊拉克、南联盟等被侵略国的顽强抵抗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的强烈谴责。

就在美国无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之后不久，由57个伊斯兰国家的外长或高级官员参加的伊斯兰会议组织第三十届外长会议通过的《宣言》指出：伊斯兰国家“对日益抬头的无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原则的趋势感到震惊，对把暴力和恐怖主义与伊斯兰和穆斯林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危险趋势深表忧虑”。单边主义和恫吓正在破坏争取自由与民主的事业，伊斯兰国家反对在国际关系中诉诸武力和采取单边行动。不仅如此，美国的一些老盟友也开始不同程度的“心灵大反叛”：法国、德国、西班牙已经对美国的某些动议坚决地说“不”了，意大利也不再那样“随声附和”，建设“独立欧洲”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了。

其实，即使像英国、日本这样一些美国的所谓“坚定盟友”，它们支持美国发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也并非真心拥护美国，而只不过是“借船出海”或“趁火打劫”罢了。而且这些国家中，真正支持美国的只是那些“狭隘的势力集团”及其代理人，而非广大的民众——真正的和平民主的代表人。可以这样说，人们并非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的所作所为，也并没有把美国所发动的那些对外战争都虔诚地看作拯救人类的“圣战”。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识破美国人所使的“障眼法”了，并对其过于嚣张与狂妄的处事姿态及方式感到厌烦、忧虑甚至恐惧。

确切地讲，美国推进单边主义与新霸权主义的客观效果与其主观愿望似乎完全相反：它的一切行为都是在为着自身的利益服务——掌握全球经济命脉，控制世界军事要塞，操纵国际大小事务，按自己的逻辑方式“改造世界”，而并非真心实意地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可客观上它又填补了人类民主法治不成熟、世界格局暂时失衡时期的“权力”真空，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世界向无序方向发展。它并非想培植出多个在实力上能与之相抗衡的势力集团，但它又不自觉地促使这种势力集团的日渐形成与发展，进而催生出新的国家形态——“区域联盟国家”。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在压迫自己的强敌面前，弱者的选择只有两种：要么委曲求全，归顺强敌；要么结成“弱者联盟”，以抗强敌。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往往选择后者。

这个道理不仅表现在政治、军事领域里的斗争之中，而且在经济领域的竞争中也有非常生动的例证。激烈甚至残酷的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并没有让那些弱小的旧式资本家缴械投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相反的是促成了弱小者之间的“弱弱联合”，这种“弱弱联合”实际上催生出了一个个比原有的强者更强大的“利益集团”——合作制企业、股份制企业乃至跨国公司，进而推动了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在，那些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都已然成了“多国部队”——它们越来越变得没有了单纯的“国籍”了，并且日益显示其广阔前景与生命活力。我们似乎还找不到什么更为充足的理由，去否定近似于跨国公司情形的新型国家形态形成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美国的霸权行径只会进一步迫使那些“弱小国家”更紧密地团结起来，组成新的可以与强敌抗衡的区域势力集团而不是走向相反——这是生存的本能反映也是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今世界的国家关系，同中国战国时期的诸侯各国关系有着惊人的相似——一个强大的秦国威胁着其他诸国的生存，并且凭借强大的实力与鬼诈多端的外交伎俩而一统天下。只不过历史从来都不会不折不扣地重演，当今的世界也远非古代战国时期的中国。只要美国不愿意放弃称霸全球的野心而威胁其他国家的生存，以区域国家联盟组成新的“抗美力量”将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地缘政治历来都是“霸权主义”的天敌。

同时，美国的过分嚣张和不理智行为很可能导致“敌对势力”极端行为的发生——“9.11”恐怖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因为它不是在用一种理智、文明、高明的方式去赢得信任、尊重和拥护，而是采取一种幼稚、蛮横、浅薄的作法强迫他人接受其意志。动不动就挥舞“军事打击”、“经济制裁”、“人权问题”等大棒整吓他人。以为这样就可以让那些“不听话者”心悦诚服，就可以满足自身利益要求。可是美国的这种作法不仅有悖于人类发展大势，损害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也损害了美国自己的利益。

尽管如此，人们仍有理由相信美国在推进国家形态进化方面将“功不可没”：它的过于强大，促使其他国家寻求新的更多更紧密的区域性联合或跨区域联合；它的过于蛮横，促使其他国家积极寻求和更加尊重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方式；它的过于无知，促使其他国家更加感到文明与智慧的难能可贵而崇尚文明。从某种意义上，美国的所作所为对于人类文明进程而言是一种积极的作用力。·善良者给出的忠告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在推进全球霸权主义方面显得越来越急不可耐：抢占战略要地，推进北约东扩，强化盟国关系，笼络弱小国家，大肆虚张声势，挑唆他国争斗，围堵潜在敌国——最后的挣扎。显然，这并非美国实力增强的表现，相反是它衰落的象征——因为美国对自己主导世界变局感到了力不从心，对实现全球霸权信心不足。因为用霸权主义支撑起来的美国经济已经底气虚弱，而一些新兴国家或地区蒸蒸日上；因为许多理性的发达国家意识到全球霸权对人类构成的严重威胁，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觉悟到霸权主义给其民族生存带来的深重危机；因为美国公然挑衅《联合国宪章》，蔑视他国主权，正在失去人们的信任。美国至今仍然弄不明白，为什么如此的遭人痛恨——它对此甚至越来越感到发懵了。关于这一点，最有发言权的应当是美国以外的国家。

美国早就该倾听一下别人的意见了。在我们看来，美国首先要清楚自己应当追求什么，是承担伟大的历史责任——推进人类文明、主持国际正义、维护世界和平，为着整个人类利益而奋斗？还是谋求狭隘的国家利益、满足霸权心理——控制全球资源、抢占国际市场、实现世界霸权，为一己私利而奋斗？我们觉得：关于这一点，世界人民同美国当权者们同样的心知肚明！只不过是，世界各国的人民比美国当权者们看得更清楚一些。正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其实，造成现在美国遭世人痛恨这种尴尬局面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它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而一意孤行——总是以一种过于强烈的优势心理和狭隘意识与人相交相处；不懂得尊重他国国情，而总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懂得人类历史的演进是一个渐渐的过程而急于求成，采取了脱离世界的步骤和反文明的方式去改造他人；过于张狂和无所顾忌给他人造成了生存威胁与直接伤害，以和平正义之名行谋取一己私利之实——至少是有心灵龌龊的嫌疑。总之，美国没有充分的理由让世界人民相信它是一个有着非常高尚思想道德素质、心地善良的“好人”。

狭隘的心灵最容易满足，当然也最贪得无厌。现在的美国，简直就像一位自恃手中握有砍刀的屠夫，高举砍刀四处挥舞，警告与恐吓所有的“不听话者”——“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可是它并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征服”。它过于看重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而忽视了“软实力”的积累与修养。因此，它在“硬实力”捷报频传的同时，渐渐地丧失其“软实力”——亲和力、凝聚力、感染力。通俗点讲，它有太多的“霸王作风”与“牛仔习气”而缺少“君子风范”与“绅士风度”。它在夺取一个又一个战略要地，“控制”一个又一个地区市场的同时，渐渐地丧失这些地区的民心，丧失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与尊重、支持与拥护！“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国如果真想当世界“老大”，成为所有的国家或民族都肃然起敬的世界领袖，它首先必须赢得世界人民的心。那么，从现在起它就必须致力于做好两件事情：学会关爱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会理智平衡地处理国际事务。

美国应当用自己的超强实力，去多做一些为大多数国家或民族人民所需要、所欢迎、所接受的“善事”，比如扶持落后国家经济发展、救济非洲及所有难民，而不是到处耀武扬威，到处发动战争，让无辜百姓流血流泪，制造新的难民——大发“战争之财”。可惜美国至今也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它还不知道如何真正地“收买人心”，然后通过“被收买”的人民去改造他们的政府——也许它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只是因为自私而不愿意为之罢了。如果美国总是囿于这种狭隘的国家意识，或者以霸权面目出现，那么无论它自以为多么高尚，也不可能受到人们的尊敬与信赖，不可能成为其他国家或民族学习效仿的文明榜样。同时，它还必须学会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尊重他国主权和利益，维护国际机构权威和遵守国际法准则，理解和顾及其他民族人民的心理情感，以亲和的姿态与人交往，而不是自以为是地用自己所谓的“先进文明”去对他人实行强制性改造。

在对待所有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情感态度与方法上，美国也应当做到一视同仁，而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需要或者情感法则，去拉帮结伙、“攀亲结缘”、厚此薄彼。事实上，美国确实在这方面犯了不小的错误，至少是不够理智——它到处“安营扎寨”，到处搞“拉一帮，打一个”，甚至故意制造地区和国家纷争，把水搅混。它对待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态度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一直以来，美国都是“厚以薄巴”：一味地纵容扶持以色列，并每年拨给以色列25--30亿美元的资金，而以色列则将其中的80--85%都花在采购美国军火上。2012年，尽管美国政府面临财政困难，但奥巴马本财年仍从国会争取到超过30亿美元的对以色列军事援助，这是历史上美国对以军援的新纪录。而且，以色列不仅一直在发展尖端武器，还大力发展核武器、生化武器和基因武器。可是美国从未认为以色列是世界的“邪恶轴心”，是中东地区最不稳定和最危险的因素，相反它一而再、再而三地扶持以色列，逼迫阿拉伯国家走向极端。

美国必须学会自觉地融入世界，而不是采取脱离世界的步骤来改造世界。它总是在极力维护自身利益和安全，在自己周围竖立一道道“安全”屏障——不接受不合意愿的移民，进行某种新闻检查，建构MND系统。它总是到处指手划脚，把自己与外界对立起来，凌驾于其他民族、国家甚至国际组织之上——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伙伴，强迫其他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在世界贸易组织甚至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机构的活动中常常蛮横无理，企图操纵国际机构。

也许我们错怪了美国主观方面的善良，或者我们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美国主观愿望积极的一面。我们当然希望美国的主观愿望是良好而积极的，但更希望看到美国的一切国际行为是积极而善良的。可事实总让人无法相信美国，至少它的所作所为无法让人接受。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抹杀美国行为所带来的另一面客观效果。如果把美国和他所认为是“邪恶轴心”的国家看作一对矛盾体的话，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在推进一些国家的“人权、民主、自由、法制”进程方面的积极意义——尽管其初衷并非真想“拯救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民主”，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触动了这些国家的思想意识和政治观念，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民主政治”进程。美国“发展民主、维护人权”的口号，对于整个人类事业来说，都是必需和有益的——尽管它有些言行不一。尽管美国对他国在人权、民主方面的指责、批评或攻击，对这些国家人权状况的改善和民主法治建设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加快了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但我们仍然坚决反对美国通过“霸权主义”手段推进的民主化运动。因为霸权主义本身就是民主的对立物，是民主所批判所淘汰的东西。

尽管美国用“霸权主义”手段推进民主的做法违反了人类理性要求，尽管美国自身在人权、民主、法制方面也非尽善尽美、甚至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美国在推进世界范围人权、民主、法制方面所作的不自觉的“贡献”。

尽管我们承认美国在这方面所“努力”的结果，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肯定、赞成美国人“改造人类”的方式方法及所作所为。相反，对于他们的许多作法，坚持着相当严肃的批评与坚决反对的态度——它观念的狭隘偏激、作法的蛮横粗俗，与人类文明要求相悖，甚至有打着文明的旗号践踏文明的嫌疑。

事物在失去重心、失去平衡的时候必然会寻找到新的支点，从而实现新的平衡。平衡——失衡——平衡是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及其运动曲线。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人类都能找到自己平衡的支点。这，当然需要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努力。现在，美国在世界发展中的平衡作用不可忽视。但这只是人类大转折时期的一种特殊平衡形态——迫不得已的方式。我们并不希望这种局面长持下去，因为这种“专制式”平衡是已经被历史所淘汰的东西。如果继续下去，并不利于人类的健康发展，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会伤害人类的健康发展。

在国家形态存续时期，人类健康发展的正确轨迹应当是这样的：所有国家和民族在和平友好、平等协商基础上，形成一种较为成熟的民主管理形式——建立一个不受任何威胁与操纵的强力国际机构，一切国际事务均由所有成员国经民主程序来确定方案，并由这个共同认可且唯一合法的国际权力机构具体组织实施。

我们必须看到：一君之专制、一党之专政、一国之强权已至穷途末日。世界民主法制化进程正在加速，国际事务由所有国家通过民主形式产生的强有力国际权力机构，以法定、理性与合理的程序及方式解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强权政治与“新霸权主义”正在催生出新的“区域国家联盟”。

而且，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俄罗斯联盟”的复苏及欧洲统一进程的加快，中印等国的崛起及“东亚共同体”的建立、“统一非洲”的成熟以及阿拉伯国家的觉醒，随着世界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与和平声浪的进一步高涨，美国的相对实力将会大大削弱，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机构的能力与作用将大大增强，整个世界格局也将在21世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实力均衡、决策民主、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向着真正国际民主化发展的格局。

维护世界和平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人类正在走出专制与独裁的沼泽地，步入民主与法制的光明道。这是一个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

第二节 “统一欧洲”理性成长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喜欢谈论“欧洲统一”了。2010年，在欧盟顺利实现第6次扩展之后，“欧洲统一”进程也因此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然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能否最终走上统一之路，是一件让世人瞩目并关乎人类未来发展的大事。

对于“统一欧洲”，更多的人是持欢迎与期待的态度。尽管现在欧盟的主要成员国正在努力把欧洲引向“统一之路”，不过，我们仍然认为这条路充满着太多的变数，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是俄罗斯与欧盟能否形成共识并真诚地携起手来。·欧盟的影响力

本着“多元一体”的铭言和“通过建立无内部边界的空间，加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建立最终实现统一货币的经济货币联盟，促进成员国经济和社会均衡的发展”，“通过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弘扬联盟的个性”之宗旨，欧盟在统一进程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切实行动，在经历6次扩大之后，至2010年10止，共有27个成员国，总人口超过4.8亿，国土面积432.2万平方公里，国内生产总值16.106万亿美元，人均GDP32283美元。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欧洲联盟）的统一力度明显加大，特别是2004～2010年，欧盟为建设统一欧洲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动：

2004年5月1日，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等10个中东欧和地中海国家正式成为欧盟新成员。因此，作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政治组织的欧洲联盟实现了第五次东扩。此次势力扩张之后，彻底改变了欧洲地缘政治形势，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欧美之间的关系结构以及世界力量格局。

政治上，欧盟完成了以西方价值理念改造中东欧多数国家的战略目标，确立了“欧洲模式”下的整个欧洲政治版图。这样一来，既积极地防御了美国进一步控制欧洲的战略意图，又有效地削减了俄罗斯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力——可谓一箭双雕。

地理上，扩大后的欧盟囊括了欧洲的绝大多数国家，如果按计划继续扩大到28个国家，其疆域将增加到520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至5.5亿，而成为世界上第三个人口最多的区域集团。经济总量将占世界的1/3，其实力也因此超过美、加、墨所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经济利益共同体。

2004年6月，欧盟成员国在布鲁塞尔就欧洲宪法条约草案达成协议。这部由欧盟宪法、欧盟公民基本权利宪章、欧盟政策和条约基本规定4个部分组织的欧洲宪法条约，确定了欧盟的性质和法律地位以及机构的运行机制。应当说，这部宪法条约已经揭开了欧洲一体化深化发展的新篇章，对于强化欧盟的作用力，增强欧洲民众的凝聚力，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无疑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同年10月，25个成员国和3个候选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领导人在罗马郑重签署了这部欧洲宪法条约。同年12月，欧盟首脑会议又决定于2007年1月吸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入盟。2007年1月1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正式加盟。

尽管2005年，法国和荷兰先后在全民公决中否决了《欧盟宪法条约》，但2007年6月，参加欧盟峰会的27国首脑在布鲁塞尔就替代《欧盟宪法条约》的新条约草案达成协议。同年10月18日，欧盟27国首脑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就《里斯本条约》（俗称《欧盟宪法》之简本）的文本内容达成共识。2009年10月2日，爱尔兰举行全民公投，通过了该条约，清除了欧洲一体化的最大障碍。2009年12月1日，《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

2010年7月8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通过了欧盟“外交署”筹组方案。7月26日，欧盟外交理事会会议正式通过了有关“外交署”筹组及其架构和职能的决定，标志着欧盟外交机构正式开始组建。

欧盟这个当今世界最庞大的国家集团的不断扩展与欧洲统一进程的启动，是欧洲审视人类社会发展曲折历史后所作的理性选择，是欧洲重新寻找自己的世界战略位置的重大举措，同时它也向世界昭示了欧洲努力打破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独霸世界图谋的决心。现在，人们愈来愈习惯性地把欧洲看作一个整体了。欧洲，确切地说是现在的欧盟及未来的以欧盟为基础发展而成的新型地区性势力集团，将是未来国际力量中最为重要的一极。

或许是俄罗斯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与欧盟的合作是必由之路，俄罗斯对于“北约东扩”更加的敏感和谨慎，可以说是持以坚决反对的态度与无比愤怒的情感。北约是美国控制下的北约——这个“强力军事政治组织”现在已经演变成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工具。北约的第五次东扩，不是增加而是大大降低了俄罗斯的安全系数。处于被北约包围之中的俄罗斯所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而欧盟东扩以后，也使欧盟愈来愈成为一个美国担心可与之抗衡的强大经济集团，甚至成为一股与其争峰的超级政治力量，脱离其领导的军事集团。这种担心也促使美国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此种局面的发生。因为北约东扩能够将普遍亲美的中东欧国家纳入到美国自己的体系，这样既可以进一步增大自己的势力，同时也可以削减欧盟东扩的实际效果。从某种程度上讲，北约东扩是对欧盟东扩的一种牵制，反映出部分欧盟成员国与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应该说，随着“冷战”结束与“两极”解体，北约的“神圣”使命就应结束，可是美国仍然在要求北约为其全球战备利益“超期服役”。

总之，不论是北约东扩还是欧盟东扩，都会使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急剧增加。当然，俄罗斯不可能因此而与欧美“开战”。“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发展自己”是其唯一正确选择。

从历史来看，俄美是一对老冤家，欧美是长期合作伙伴。但历史是发展变化的。曾经合作或者对抗的历史，并不代表未来发展的走势。俄罗斯已不再是美欧共同打击的强敌，而是彼此都需要的合作伙伴。美欧之间，尤其是美国与法、德等主要欧盟国家之间，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分歧愈来愈多、愈来愈深。不过，在一个较长时期里，俄罗斯想成为美欧平等伙伴的努力将难以实现。当然，它会利用自己在东欧和独联体国家中的传统影响力，寻求与美欧平衡的支点。

悠久的历史与血腥的经历，使传统的欧洲强国与作为现代强国的美国有着很大的不同。毫无疑问，未来世界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位理智、文明的“欧洲绅士”作为主力成员。之所以把欧盟（包括它的替代者）看作大国关系中的一角，是因为现在的欧洲中，英、德、法、意等传统强国作为单一的力量都很难对世界局势发挥决定性的影响。而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则是一支正在崛起的新生力量，而且代表着一种新的“国际政治力量”——一种新型的国家形态演变与发展的趋势。无论是对世界经济贸易或政治军事，还是世界格局发展，欧盟都越来越显示其不容忽视的作用。它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大市场，在完成第六次东扩之后，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集团。正在酝酿之中的“欧洲统一防务体系”不仅将使欧洲（目前来讲主要是西欧）国家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且将使其成为国际上最强大和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之一——尽管这一计划的实施现在看来还阻力重重。

未来的欧盟将是一个包括所有欧洲国家在内的民主统一的国家联盟——“统一欧洲”。尽管目前欧盟的发展遇到了一些新的麻烦和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民主统一的欧洲国家联盟的诞生与崛起，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对促进人类的健康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和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们应当看到，欧盟的影响力不止是对欧洲统一进程有着积极的作用，还在于对世界其他地区区域共同体的形成，对未来世界格局的演变乃至国家形态的变革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统一欧洲”的积极发展是人类理性成长的代表。我们期待着“统一欧洲”的早日成熟——尽管其道路艰难曲折，有许多工作要做！·俄罗斯的理性选择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综合实力削弱了许多，目前国内经济发展比较困难，对国际事务的操纵能力远不及“冷战”时期。不过，“红色苏联”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实力仍然对现在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起着惯性作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也使其在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特别是在中亚、中东地区的部分国家及其独联体国家中，仍然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前苏联所建立起来的核大国地位，对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望而生畏，至今对美国等核大国起着重要的牵制作用，也使得美国不敢随意地小视之。强大的军事力量足以保证俄罗斯有一种安全感而一心一意地致力于经济建设。

尽管俄罗斯现在努力的结果同它预期的希望值相比，还有不少距离，尽管俄罗斯已经没有足够的“底气”与欧盟或者美国较劲。但是，俄罗斯并没有对美国的“新霸权主义”和欧盟的东扩行为无动于衷。它仍然在不动声色中寻找着崛起的机会——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区域利益集团。

2003年5月下旬，正逢世界上43个国家的首脑集聚俄罗斯旧都圣彼得堡，参加该市建城300周年纪念庆典之际，前苏联的12个国家组成的独联体成员国元首30日下午单独举行了非正式会晤。在这次非正式会晤中，俄罗斯时任总统普金呼吁与会成员建立起类似欧盟的独联体国家“共同经济区”。这个“共同经济区”计划要求，独联体国家之间逐步撤销相互间关税，最终实现地区内人员和资金的自由流动。这，可以说是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尝试恢复向心力与“统一国家”的一个重要信号。尽管这种努力的前景并不令人乐观，但是，随着其内部共同利益驱动与外界多重因素的压迫或者引诱，这一天的到来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可能性——俄罗斯也仍然坚持着“只要有1%的希望，就会作100%努力”的信念。

很显然，地缘政治、历史渊源以及俄罗斯能够在军事上为“卫星国”提供安全保障，是俄罗斯能够把前独联体国家团结起来的有利因素。因此，俄罗斯能否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建立起类似欧盟的“区域共同体”的决定性因素则是俄罗斯经济能否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复苏，能够真正成为这个地区的科技、文化与经济核心国家，同时又能够提供给这些卫星国足够的军事安全保障。否则，将是更多的东欧与前独联体国家被极具魅力和越来越强大的欧盟所拉拢。最终是俄罗斯也不得不投入“统一欧洲”怀抱。

现在，俄罗斯已经越来越感到自来西方的两股压力——北约与欧盟的步步紧逼。尤其是在北约和欧盟先后再次东扩以后，这种压力就更大更明显了。除了地缘政治与历史渊源之外，俄罗斯所能够给予前独联体国家的东西，北约与欧盟几乎都能提供且更为优越。毫无疑问，强大的北约有足够的能力为那些急需安全保障的国家提供“军事保护”。欧盟先进的技术、良好的秩序与统一的市场，对那些急于富裕起来的前独联体国家来说，也是诱惑力十足。

对于大多数中欧、东欧和前独联体国家来说，欧盟与俄罗斯就是存在于它们左右的两个强力磁场——它们不可能始终中立的存在其间，要么倒向俄罗斯，要么倒向欧盟一边。谁对于它们的吸引力更大，它们就会倒向谁的怀抱。但是，我们觉得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尤其是在欧盟和北约先后成功完成再次东扩之后，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已经融入欧盟体系之内，俄罗斯的活动空间变得更加的狭窄起来。一旦所有东欧国家和前独联体国家融入欧盟体系内，俄罗斯再想组建自己的势力集团就变得更加困难与渺茫起来。

从发展走势来看，在未来的30年内，如果俄罗斯不能够做到“内外兼修”——使国内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同时加快与前独联体国家的“统一”进程，那么，俄罗斯的命运就只有一条，那就是融入“统一欧洲”体系里面去——其实这更有利于俄罗斯和欧盟的发展，也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健康趋势。

强大苏联的解体，是美国20世纪最值得庆幸和骄傲的事情。因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前苏联一直都是美国最强劲的对手与心腹之患。尽管谁都知道，目前的俄罗斯绝非过去的苏联，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构成不了致命威胁。但美国心里十分清楚，一个俄罗斯的复苏仍然存在可能，即使是现在的俄罗斯也是美国在国际舞台上自由表演的一个主要障碍。其实，美国对于俄罗斯最主要的担心，倒不是害怕俄罗斯强大起来，而是害怕俄罗斯“国际政治立场”的变化——倒向中国或者欧洲中的任何一边，对美国来说都会十分不利。因此，美国仍然把俄罗斯看作一种潜在的“战略威胁”。

2004年3月29日，当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等7个中东欧国家继捷克、波兰和匈牙利3国1999年投靠北约之后，作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政治组织的北约也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五次东扩，北约成员也增加至26个。其战略前沿大大向东推进，并直逼俄罗斯院墙边。

尽管此次北约东扩是在美国大力推行以反恐为中心的新安全战略、欧美关系裂痕不断加深和世界安全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但是，人们仍然认为，这次北约东扩的矛头还是直指俄罗斯。因为此次东扩之后，北约的军事基地紧靠亚速海和克里米亚——俄罗斯边界，对俄罗斯形成了一道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不间断的战略防线。使得俄罗斯北部边界完全暴露在北约面前，其南部即黑海沿岸又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所包围，俄罗斯的战略活动空间受到空前挤压，北约的所谓“正常防御”也不言而喻。北约此次东扩之后，美俄关系更加紧张，互信度大大降低。同时也促使俄罗斯尽快实行社会变革，并寻求自己在国际关系位置中的新平衡——尤其是寻求与欧盟、中国等力量全面合作的新途径。

美国挖俄罗斯“墙角”、压迫俄罗斯战略空间的举动不仅如此，它还公开介入到2004年的乌克兰总统大选，从而导致了乌克兰严重政治危机的爆发。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是任何一个独联体国家都不能相提并论的。乌俄两国有着长达1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乌克兰犹如俄罗斯之后院。只要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就彻底暴露在了北约这个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军事政治联盟面前，俄罗斯也因此而完全丧失战略缓冲带。

美国利用“北约”压迫俄罗斯战略空间的作法，势必迫使俄罗斯更加地寻求与中国包括军事在内的全面合作，寻求与欧盟的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合作，以避免生存在多股势力的夹缝中。

俄罗斯和欧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因为他们同处欧洲大陆，是欧洲地区影响欧洲未来发展的主导势力；更因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将直接影响双方的利益，影响到整个世界格局和发展态势——二者的密切协作必定会有利于许多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尽管目前俄罗斯及另一些独联体国家主张向欧盟“靠拢”，争取尽早加入到它的行列之中去；尽管欧盟现在也在极力地“向东挺进”，俄欧双方都有建立一个“共同繁荣的空间”的意向；而且按照世界局势发展的总体趋势，欧洲的最终统一也是迟早的事。但俄罗斯与欧盟都有着各自打算。它们要想“真心相爱、喜结连理”，还有一段很长的坎坷之路。

从现在来看，无论“欧洲先锋”能否成为现实，未来它在欧洲地区的影响力将会有多大，俄罗斯在感情上是很难接受其“友好邀请”，加入到它的行列中去的——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极具独立意识和控他欲望的民族。组建属于自己支配的“联合舰队”仍然是俄罗斯不变的追求。因此，它与欧盟之间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很可能处于一种既适度合作又相互争夺盟友的“明合暗斗”的状态——不过，我们仍然觉得，俄罗斯应当加入到“统一欧洲”里面去。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将逐步地被“区域化国家”所取代。

其实，北约与欧盟先后东扩，给俄罗斯既带来了扩展空间的新压力，同时又给俄罗斯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从政治军事的角度看，北约与欧盟东扩，使俄罗斯的活动空间受到了更大限制。而从经济的角度讲，则为俄罗斯与欧盟建立新型关系提供了空前良机——“统一欧洲”，既是欧洲努力的方向，也是世界局势发展的必然要求。只要俄罗斯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与欧盟真诚相待，携手共建“统一欧洲”，俄罗斯与整个欧洲的前景都会更加光明。这也是任何想要摆脱美国“新霸权主义”压迫，同时制约任何“新霸权主义”国家的正确选择——欧盟+俄罗斯，这是未来世纪里最强大的势力集团。

所以，今后俄罗斯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在积极推进自己的“区域经济共同体”同时，努力寻求与欧盟、中国的全面合作。其角色定位应当是成为欧洲的核心国家，同时又成为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盟友，成为欧洲联接东亚的一座重要桥梁。

第三节 “亚洲世纪”充满希望

现在，不少人基于过去的历史及现在的发展趋势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亚洲的世纪。很显然，这样的预言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应当说，21世纪里，中国之崛起与亚洲世纪来临有着极大的可能性但也困难重重。因为现代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已经向西方文明提出了质疑，也必然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影响人类提供着机会和平台；而且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及整个东亚地区已显示出勃然生机。但又充满太多难以预测的变数。·“东方大国”和平崛起

中国是人类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上迄今唯一没有中断过文化传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它是一头睁开睡眼、渐渐站起来的“雄狮”，但不会对着他人怒吼；它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是一个奔跑于伟大复兴路上的古老民族，但不是愚昧的封建帝国。当今的世界舞台上，中国愈来愈成为一支活跃而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实力与日俱增，将在某种程度上削减美国在东亚甚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悠久的文明历史，丰厚的文化底蕴，广泛而深远的文化影响力，尤其是她所创造的伟大的“和合”思想文化理念以及提出的“构建和谐世界”主张，更是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最高智慧和追求。这使得她犹如一位饱经沧桑、思想深邃、态度亲和、精神矍铄的老者，让人信赖与敬重。而且中国是一个历来都不主张对外侵略与扩张的民族。相反，从1840年起，它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与蹂躏长达一个多世纪，能够更深切地理解和尊重其他旧的殖民地国家以及其他一切民族人民的情感。

因此，对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中国都具有相当影响力与亲和力。即使是像阿拉伯这样的被西方世界看成是难以“驯服”的民族，一直以来，都以好奇和友善的目光注视中国，认为中国是一个讲信用的政治大国、负责任的军事大国、富有魅力的文化大国和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所有22个阿拉伯国家都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彼此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众多领域的合作与交往也呈现积极健康而快速平稳的发展之势。

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活力日益显现。当2004年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600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外汇储备国。当2006年3月到来之时，中国外汇储备总体规模突破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2008年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整体停滞不前，唯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2010年，其GDP达5.5万亿美元，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同时成为世界第一货物出口大国、第二货物进口大国，外汇储备剧增至2.8万亿美元。尽管外汇储备的剧增并非完全是一件好事，比如可能导致国民福利的丧失以及随着外国投资和出口收益加速流入中国内地，要求中国允许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压力会进一步增大，但仍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现在，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具魅力、活力与潜力的一部分。如果海峡两岸统一，中国综合经济实力成为世界最有活力的一部分也并非“天方夜谭”。

中国正迅速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从轻工业走向重工业，从低技术走向高技术。尤其在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国已经开始迈向新型工业化之路。她不仅悄然成为全球的汽车工业基地，而且钢铁产量不断攀升。她在1959年生产1300万吨钢铁都很困难，到1996年就生产了1亿吨钢铁，而2003年的钢铁产量又翻了一番，达到2.2亿吨，超过日本与美国钢铁产量之和。此外，在电子产品、电脑和通信设备以及其他先进技术产品方面也发展迅猛。2004年12月，亚洲领先的个人计算机厂商——中国联想集团有限公司（SEHK：992；ADR：LNVGY）同美国IBM（NYSE：IBM）宣布了一项重大协议：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事业部，组建世界第三大PC领导厂商。收购完成后，联想将把IBM举世闻名的“Think”品牌笔记本业务与联想在中国首屈一指的品牌知名度、对商用客户的高品质服务以及它在中国这个全球增长最快的IT市场上的强大实力和领导地位整合在一起，从而形成遍及全球160国家的庞大销售网络和广泛的全球认知度。联想也因此而拥有领先的商用笔记本产品、领先的研发和产品差异化能力、更强大的创新能力和更丰富的产品组合。

随着工业的发展，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也迅速增加。仅2004年12月就创造了11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正如一些经济分析家所分析的那样，尽管人民币同美元和日元相比，其实力远远没有得到确认，尽管它还不是可兑换货币。但不可否认的是，人民币现在越来越成为亚洲一种较为坚挺的货币。在中国境外，人民币越来越受欢迎，并被当作硬通货来使用——2005年1月1日起，美元在中俄边境贸易中的“红娘”身份被剥夺了。在此前的中缅、中越边境贸易中，人民币实际上已经成为可直接兑换货币。而且从2005年1月起，人民币信用卡的持有者就可以在东亚及东南亚的许多国家使用信用卡——这是第一批允许使用人民币信用卡消费的国家，在此之前，这种信用卡还只能在中国香港、澳门使用。虽然人民币目前还不能实现自由兑换，但它已经成为与那些货币较疲软或者不能进行自由兑换的国家进行交易时备受欢迎的一种货币。截止2012年10月，中国已与18个国家或地区国家的中央银行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此外，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能享受到使用人民币信用卡消费带来的便捷，人民币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越来越通用，成为该地区的一种主要货币。这表明人民币具备国际货币的潜能。能否变成现实，关键在中国经济能否得到持续健康发展，尤其是她的政治稳定与政治文明进程。

与国内迅速发展的经济相得益彰，中国多年来所采取的务实外交——多边主张、睦邻政策与广泛合作，也收到明显成效。不仅改善了与许多国家之间的关系，还帮助她赢得了更多国家的理解与尊重，获得更加广泛的发展空间。它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和非洲的影响力愈来愈大。同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使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拥有重要的发言权与影响力。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与日益活跃的经济、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使得中国愈来愈成为“东西关系”和“南北关系”中最重要的和平信使与平衡力量。

中国是人类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古代的一个科技强国。从3世纪到13世纪的1000多年里，中国在世界科学技术领域一直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只是在随后的数百年里逐渐衰落，直至近代沦为任人宰割的对象。尽管目前中国的科技实力，仍然无法与美国、日本及其他欧洲科技强国相提并论。但是，现在的许多迹象都在表明：中国已经开始重新抢占世界科技的重要地位，致力于科技强国建设了。中国高校的毕业生，从18年前的31.6万人增加至2011年的660万人。每年毕业的工程师约为32.2万名，远远高于美国的约6万名和日本的约7万名。不仅如此，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在国外留学和进修的人员数量也居于世界各国之首。近年，留学人员纷纷回国，中国政府也在以开明的政策大力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建功。目前，中国已经开始收获这种努力的丰硕果实了。

国家对社会分配方式的合理改革，使得智力成果等作为生产要素获得参与分配的机会，专家学者们的工资增长迅速——特别是信息技术领域和电子商务方面。社会对知识的重视和对人才的尊重，校正了人们对知识与人才的认识，激发了人们学习知识与创造性劳动的热情。“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正日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一个学习型社会正在这个文明古国悄然形成。中国已经在生物、遗传工程、医学、通信、信息技术、航天科技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研制出计算机处理器芯片“龙1号”，培育出带有新的遗传密码的高产水稻，成功发射和回收了“神舟”载人飞船，顺利实施嫦娥绕月飞行、“神舟”飞船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以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在人体器官再造、SARS、禽流感及艾滋病防治疫苗研究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同时，还十分慎重和仔细地制定了科技发展计划，分别制定了发展基础理论研究计划和将科研成果投入实际应用计划；快速建立了各种试验基地和实验室，研究室装备了最先进的试验设备；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成立了大约450个科技创新孵化中心；政府对教育科研的拨款也在逐年增加之中。

在军事力量方面，虽然中国军队在整体技术装备上仍然落后，没有任何可以与美国在伊拉克展示的高技术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系统相媲美的东西，更不能像美国那样称霸全球。即使与俄罗斯、英国、法国、日本相比，在常规武器装备方面也有明显差距。但近年来中国军力也突飞猛进，任何国家都不可轻视。这足以保证其不至于总是担心强敌入侵，在“惶恐”之中搞建设。

不仅如此，除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外，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华人分散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杰出者众多。这些杰出者在异国他乡成就了一番令人敬慕的事业，既鼓舞了全球所有华人，同时也赢得了不少外族人的尊重。他们的成功，树立了华人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极大地提高了华人的国际地位，也形象地宣传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扩大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范围。这是中国走向世界、影响世界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和一份最可宝贵的财富。

尽管美国出于冷战思维，一直对中国采取渗透、干扰和遏制战略；因历史原因，中国同周边诸多国家存在领土领海等利益之争；国际上还有其他一些不利于中国崛起的因素。不过，中国能否在21世纪崛起，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强国，不在于外部对它的威胁程度，而是取决于它内部的和谐程度——秩序合理与否、稳定持久与否、发展健康与否。对于有着13亿人口、56个民族而民主法治不成熟的中国而言，维护和谐稳定始终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尤其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保障公平正义的社会机制与培育体现公平正义的思想文化——这是被她几千年的历史所证明了的。

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一个高速发展和高度危险的时期。中国如果能够在2020年前，成功实现经济全面转型升级并保持较快发展，在2050年前，卓有成效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文化建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国家统一，就可以基本判断中国将在21世纪后期成为真正的现代化强国——当然不会是孤立地崛起，而是同整个东亚乃至整个亚洲一道崛起。就历史与现实而言，中国要保持长期稳定与健康发展，必须解决好这样四个历史性课题：

政治民主化与宪政精神的确立。这既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一个先决条件，同时也是中国真正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个没有正确思想理念统领和民主政治保障的国家，即使其经济富有，形式完整，且貌似强大，也会因为缺乏内聚力和稳定性而终究不过是一盘散沙，经不起历史的风吹雨打，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一个国家的真正成熟，不仅需要有成熟的政党和政府作保证，更需要有成熟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公民作保证。就当代历史而言，其成熟标志至少是民主政治与宪政精神的确立。不仅体现为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社会机制，更体现为任何组织或个人在这方面的自觉意识与自觉行为。

中国人具有勤劳、勇敢、智慧、善良等许多优秀的品质，但也有着明显的劣根性。纵观中国历史，其悲哀与不幸的真正根源，不在于敌国对它的干扰与鄙视，而在于鲁迅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心态——狭隘自私、明哲保身——一种可怕的民族劣根性，一股危险的文化浊流。这股文化浊流千百年来一直流淌不息。不仅顽固地抑制着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弘扬，还顽固地抵制着外国优秀文明成果的借鉴。由此来看，中国潜在的真正危险，不是来自外部有多么强大并不怀好意的敌人，而是其悠久而复杂的历史累积而成的“政治文化”顽疾——民主与宪政精神的缺失——制度与意识的同时缺失。为什么时至今日，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仍然是那样的缓慢呢？最根本的就于中国的历次“革命”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革命者并没有把确立民主与宪政精神作为最重要使命与切实行动。尽管一些革命的领导集团曾经怀有这样的初衷并把之作为目标，但当他们推翻旧的统治集团，成为社会主导力量之后，因为文化羁绊与自身局限，为着狭隘的利益需要，而不知不觉地落入了专制的旧巢。

必须承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实现了民族解放、民族独立与国家初步统一。而且经过60多年的艰苦奋斗，这个古老的国度渐渐地恢复了些许“元气”——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政治文明的变化也是翻天覆地。但是，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障碍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除。尽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建立起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这一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完全符合人类发展的必然要求，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且与旧时代相比，中国老百姓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本人权也得到了相当程度保障。不过，离她所希望和追求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有明显距离。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便开始积极稳妥地致力于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改革。与俄罗斯、东欧不同，中国在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方面采取了“渐渐式改革”，只不过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速度更加迅速，所取得的成效也更加卓著。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这种经济改革成就，使得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物质文化生活与过去相比明显改善，人们在这种“新旧对比”中获得了一定的心理满足。这也是中国能够保持社会基本稳定，避免出现“苏东局面”以及社会动荡不可忽视的原因。不过，人们的心理需求不仅仅表现在物质文化方面，还表现在政治需要方面。当他们的物质需求与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会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而当物质需求与文化需求得到满足以后，他们又会要求在政治上得到更多切实的权利。而且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总是波动起伏和不断攀升的。

应当清醒看到：中国能否真正成为一个文明的现代化强国的制约瓶颈不在于其经济发展的速度，而在于其观念革新的程度，尤其是在推进民主政治方面的进度——滞后的政治文明曾经几乎断送中华民族的前途。现在，这种顽疾仍然制约着中国全方位的解放与发展，甚至威胁着中国的稳定与安全。可以说，中国民主政治真正成熟的那一天也就是中国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候——不仅会使自己得到新生，还会影响整个世界和人类。而且，对于任何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由专制转向民主的过程犹如“凤凰涅槃”一般，必定会经历惨烈的阵痛。在这个阵痛过程中，政治冲突与民族分裂的危险是最严峻的考验。苏联和东欧部分国家车辙未干的历史教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方面始终怀着很高的热情，但又不得不保持着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没有像苏联“老大哥”那样推行“激进式民主化”，而是小心翼翼地行走在“渐进式民主化”道路上。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不过，时至今日，它的民主化还没有真正进入到实质性阶段——不仅仅表现为体制机制上的不完善，更表现为国民普遍缺乏民主法治所要求的基本品质。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应不应当向着当今世界流行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方向发展？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照搬西方模式就是在误入歧途。中国必须当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一直所追求的真正的人民民主方向努力。追逐“西化”，只会使中国再次地四分五裂！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轨迹。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基本上是按照“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在演绎。群雄争霸与诸侯（军阀）割据在中国历史上多次上演。中国一直都存在不同类型的分裂势力，比如现在的“台独”、“藏独”、“疆独”等分裂主义。加上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如果推进西式政治民主化，必然导致分裂主义抬头，让西方敌对势力有机可乘，势必造成社会强烈振荡。因此，中国要想顺利完成政治转型，就必须坚持而不是脱离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任何一个具有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应当具有这样清醒的自觉意识。

中国共产党在90余年历程中，已经铸就了不朽功勋：领导中国人民掀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并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使中国取得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重塑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领导中国人民稳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百姓的物质文化生活，并使中国经济逐步有机融入世界经济；成功实现了香港、澳门回归，在和平统一大业路上迈出了伟大的一步……在中国的史册上，中国共产党已经写下辉煌篇章。在现实的中国，仍没有一支政治力量能够取代中共的位置和作用。一个基本的现实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也使现实的中国人民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惠。中国要想从专制平稳地过渡到民主，仍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避免出现社会混乱或分裂的一个重要保证。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共党内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与危险。中共的危险并非因为其思想理论与政治纲领的腐朽，更不是因为她有多么强大的政治竞争对手，而是队伍内部政治素质的普遍下滑与理想信念的部分异化，尤其是官员腐败与制度缺失，以及由此扩散至整个社会而形成的一种普遍的“从腐心理”。

腐败与异化，是任何一个政党都可能面临的重大问题。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所带来的是一个社会组织机体的变质与溃败、涣散与分裂，最终丧失生命力与战斗力。腐败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一个主要诱因。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党内腐败，势必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信任度与权威性，党的执政地位将受到严峻挑战，也给国外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如此一来，平稳解决其他社会问题便成无稽之谈。

除反腐败之外，中共还必须利用好历史形成的优势，解决这样两大难题：确立宪政，统一祖国。反过来，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对于巩固和提升中共地位与威信无疑举足轻重。中国推进民主政治，一个带有战备性的任务是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和培育宪政精神，加快宪政建设。宪政既是民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民主发展的根本保证。无论何国，只有不存在任何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权力或权威，只有所有组织和个人都能够完全理解、虔诚尊重并自觉遵从国家宪法和法律，才能保证这个国家实行宪政，成为法治国家。如果不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宪政，中国的和平统一、长治久安将难以保证，民族伟大复兴将难以实现。显然，现实的中国离宪政还有很远的路要走。目前，公民有效的自治与国家有限的公治无法实现良性互动，尤其是它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政府。

民主不可以生硬地移植，而只能靠思想革命和制度建设来培养。中国并非缺乏民主的“种子”，而是缺乏民主繁殖与生长的环境和土壤。而营造和培育这样的土壤与环境，首先需要执政党的所有成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能够以身示范地“依法行事”与“民主理政”。政党的先进性，不仅表现在她思想理论与政治主张方面的科学性，还表现在其所有成员思想意识与实际行为方面的先进性。

当然，中国所要推行的宪政，并非资产阶级的宪政，而是建立在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宪政。没有成熟的民主政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便没有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国不能照搬照套西方的民主模式，最紧迫的任务是制度建设与民众教化。只有科学完备的制度和健康文明的国民才能支撑一个健康文明的民族。可以说，现实之中国，为国担忧的人不少，而为国担当的人不多。国民应当觉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国家的长治久安，并没有个体的幸福安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

国家形式统一与民族内在和谐。一个国家的真正统一不仅表现为形式上的完整性，更表现为一种内聚力，以及由这种“内聚力”所带来的内部高度和谐。集体的力量源于全员的精诚团结，源于相互理解与信任、尊重与关爱。中国若要实现民族复兴，必先解决国家统一与内部和谐。就现实而言，中国的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的“有机整合”，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甚至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首先，港澳台与大陆在长期“分离”之后，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真正的“心灵回归”。现在，港澳虽然在形式上已经回归中国，但在“一个中国”的理念与向心力方面是否真正达到完全而有机的融合程度，还值得思考与探讨，需要时间与精力。尽管在“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上保持着一致，但是在政治民主化与国家理念方面还没有完全形成共识。香港“泛民主派”人士一直不愿意接受回归这个事实，更不愿意承认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是源于中央授权，并以“还权于民”为口号，不断传播“香港民主自由倒退”，“中央干预加强”，香港逐渐“内地化”等舆论。要知道：人类社会的所有争斗均缘于利益分配，人类社会的一切分歧皆因思想理念冲突。

台湾问题更是心头之患——以武力速决并非上上之策，而和平统一又阻力重重！统一本质上是意志共识与心灵和谐。早在新石器时代，台湾就和福建同属一个文化体系；隋唐以后，沿海一带的汉人——多数为闽粤一带汉族同胞的后裔就陆续迁移台湾；宋朝以后，中国历朝历代均在台湾设有行政机构。但是，由于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很早就成为西方列强入侵的对象。1622年，当时的海上霸主荷兰侵占台湾，统治达38年之久。后来，郑成功在台湾民众支持配合下收复台湾。但台湾并没有因此而得到长久宁静。1841年、1842年英国军舰两次袭击台湾；1884年中法战争中，法国远东舰队也曾侵犯台湾。1895年，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统治长达50年又150天。然而，日本人刚走，美国人就来了。1947年，美国新闻总署驻台湾官员宣扬“台湾未定论”，鼓吹由美国托管台湾。1949年蒋介石溃逃台湾后，美国又极力扶持台湾与大陆对峙。

自从李登辉当选台湾总统以后，“台独势力”一直致力于“渐进式台独”。它们大搞“去中国化运动”，企图从台岛民众的思想意识上实质性地把台湾同中国分割开来。这一阴毒的招式比“急剧式台独”更可怕、更危险——他们的这种努力已经收到效果。据说这种暗藏杀机的“渐独之策”是日本人给出的“金点子”——其实，这与日本统治台湾时期所推行的“皇民化运动”如出一辙。现在，人们仍没发现有任何迹象能够证明“台独”势力在改过自新或退出历史舞台。尤其是在美日作祟下，解决台海问题更加艰难。显然，无论是解决当下的东海、南海问题，还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都必须两岸真诚携手，国人齐心协力，构筑新的民族统一战线。

其次，在全球民主化浪潮激荡之下，如何完成真正的众多民族的“心灵整合”。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同其他多民族国家一样，民族的“心灵整合”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与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我们必须承认：现实的中国，民族分裂的危险依然存在，尤其是在西藏和新疆，分裂势力的野心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跳动。只是由于多方原因，他们而没有找到可趁之机。

如何始终保持军队对国家的绝对忠诚与军权的绝对统一也是一个重大问题。政治是军事的灵魂，军事是政治的工具。政治腐败往往诱发政治冲突与分裂。而政治冲突与分裂又很容易带来军事分裂与冲突。有史可鉴，军队裂变与军伐割据，对于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最大的不幸，是一种民族灾难。因为政治争斗一旦引发军队“内讧”，必然引起全局性混乱，也必然引入外来之敌——就像南联盟、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一样。中国要避免灾难发生，就必须保证军队的绝对统一，而政治建设成为根本保证。军队只属于国家，忠诚于国家，听从国家的调遣，而不能堕落成为一些狭隘政治利益集团的私有工具——无论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有多么的激烈，军队都应当从国家和民族大义出发，始终保持理智与中立。中国国情决定，中国军权须在中共控制之下。因此，中国军队的绝对统一决定于中共内部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或者说中国军队分裂的潜在危险不在别处，而在中共因腐败异化而可能导致的内部分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能否有效治理腐败，尽快恢复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事关中国的安全与稳定。民族多样性、历史复杂性、以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日益活跃的民主思潮，都有可能诱发一些激进主义者的政治野心，借民主之名发乱。因此，保持中国军队高度统一与绝对控制，生死攸关。每个中国军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捍卫与忠诚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经济发展转型与生态环境优化。经济结构不合理与生态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瓶颈。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国际化、社会信息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优良的经济结构与生态环境成为一个国家保持持久竞争力的重要条件。中国的经济成就完全可以用举世瞩目来形容：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着世界20%以上的人口；从贫弱之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落后的农业国家逐步迈向工业大国……但是，在中国经济“繁荣”背后，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诸多隐患，有些甚至是致命的。因此，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目前最紧迫的任务不是如何加快发展的速度与规模，而是如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冷静思考、认真研究和解决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尤其是解决经济内部以及经济与人文、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这便是中共十六大以后提出并确立的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虽然中国共产党已经倡导在全社会树立“科学发展观”。不过，要想把这一正确的理念转化为全民的自觉意识，并能够切实有效地指导社会实践，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一些地方党政官员并没有完全理解和正确执行中央的政策，或者根本就是出于本位主义甚至个人目的而“阳奉阴违”或故意曲解，在发展问题上片面理解、急功近利、“竭泽而渔”——资源开发不合理，环境污染严重，国有资产流失，耕地大量滥占，以及重复建设，“两手抓、两手都不硬”等等。显然，中国经济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必须尽快解决五大问题：改善资本结构，提升产业结构，推进自主创新，修复自然生态，优化市场环境——包括市场机制与秩序、政府与企业行为、国家法治建设、国民文人素质。

2004年底，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整体超过60%，至2012年，虽有所回落，但仍然接近50%。随着2007年加入WTO过渡保护期的结束，金融业等一些核心产业被逐步放开。外国金融投资者的介入必然增加中国经济的风险。事实上，一些外国金融投资者早已经开始积极行动了。他们抓住一些中国金融企业急于摆脱困境的心理，着手于渗透，盗取中国金融企业机密。2006年11月，美国花旗银行就成功领导一个国际财团出资30.6亿美元控制了广东发展银行。在“内外融合”过程中，中方如果把握不好，就有可能酿成巨大祸灾——金融业一旦为外方所掌控，那么，中国实际上就丧失了经济自主权，其经济命脉就会被人所控制。中国金融，中国经济的命脉。

另一方面，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过多地用于了购买美国国债，并没有真正发挥有力支撑国民经济的现实作用。美国是一个没有政治诚信与商业诚信的国家，购买美国国债是一件很不靠谱的事情。可以说，中国若不能强盛到足以征服美国的地步，美国可以种种理由拖欠下去。这样一来，中国对美国的供奉愈来愈多，而可以聊以自慰的只能是：“哎呀，美国人还差我们多少钱呢！”——空头支票实际上是一种不可兑现的承诺！由此，美国人一再逼迫人民币升值之意就不表自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正在利用经济手段殖民中国。

与资本结构不合理相应，中国的高新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也明显不足，其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太少。甚至可以说，中国还只是一个单纯依赖外国资本和技术的机电产品组装国家，而非一个真正的科技创新强国。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的电子和信息技术产品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29%，达到2680亿美元，可其中87%为外国控股和投资的公司所占有。显然，外资公司一头掌控着资金与核心技术，另一端又掌控着销售渠道与世界市场，而只是将中间一段低增值、高污染的加工环节移至中国进行，利用中国廉价的自然与人力资源、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优惠政策，以牟取丰厚利润。一旦他们觉得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了，就会一走了之，留下的只有资源耗尽并污染严重的天地。至2010年，这种局面并没有根本性改变。以信息产业领域的核心部件集成电路为例，中国申请的专利仅占世界的1.74%。而中国申请集成电路专利最多的是日本企业，占43.5%，其次是美国，占15.8%，居第三位的韩国占13.9%，而国内本土企业申请的仅为8%。创新能力不足制约了制造业企业迅速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产业竞争力。至2011年，由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缺“芯”，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仅为26.6%，比美、日、德等发迖国家分别低23、22、12个百分点。国产手机销售收入的20%、计算机的30%、数控机床的20%-40%、汽车的10%都付给了外方合作者。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知识经济热风扑面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如何选择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与重点——是按照传统的先工业化后信息化或工业化与信息化并驾齐驱来发展经济，还是选择以信息化为核心动力带动工业化发展？这是中国能否在本世纪内实现经济超级强国目标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自2006年以来，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小规模、耗能高、污染重、产出低的中小型工矿、加工、制造等企业的整顿力度，关停了一批不合格企业。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从实际情况与效果来看，并不理想。

中国则愈来愈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当然，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适度比例是一个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满足必要的就业需要与消费需要。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制造业而是如何发展制造业，比如通过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高新技术改造、提升制造业。制造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工业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41.6%，增加到2003年的52.3%，在这13年间的GDP累计增加值中，工业产值占了整整54%，也就是说，制造业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直至2011年，制造业所占比重依然在50%左右。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大型汽车制造公司，都已经在中国大陆落户或者承诺将进行大规模投资。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好事情。不过从长远与深层次来思考就会发现：即使确立以汽车工业为支柱产业的发展模式，也有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

这个战略性问题就是，中国发展汽车工业的取向问题，即汽车产品是走“内消”还是“外销”之路。如果走“外销”之路，中国必须在许多方面作出更多努力。如果走“内消”之路，尤其是大力发展家用小汽车，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方向相背而驰。矛盾主要集中在燃料供应、土地资源和环境污染三个方面。中国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国民形成健康的消费理念与方式，同时大力发展环保节能和服务优良的公共交通。除汽车工业以外，发达国家的其他一些污染严重的制造业也在不断涌入中国。因此，一些有识之士正告我们：中国必须警惕成为世界的“垃圾场”。

中国虽然在信息技术方面人才济济，但其信息技术产业仍显薄弱。中国政府必须把信息技术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点和动力来推进。这样，中国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才能变成现实。

30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势头令人欣喜，但也付出了高消耗高污染的沉重代价。2008年，中国GDP只占世界的4%，而其石油、煤炭、钢铁等主要工业能源消耗量占到了世界的20%至30%。地大物博是中国国情。但从相对的角度看，中国又是一个资源贫穷国。一些战略性自然资源的人均拥有量整体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耕地只有40%，水25%、石油11%、天燃气4.5%，铁、铜、铝行主要矿产资源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6、1/6和1/9。而且，这已经是几年前的测评报告了。从生态环境方面看，大量的森林植被遭受严重破坏，其土地荒漠化以年均2000平方公里左右的速度推进。至2010年，其荒漠化面积就已达268.8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近28%。治理速度赶不上荒漠化速度，现在还在扩大之中。大量的工业污水与生活垃圾渗入土地或排入水域，造成严重水土污染。2004年的监测显示，七大水系中一半已上受到污染，1/3的水体不适合鱼类生存、1/4水体不适于灌溉；90%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长江沿岸21个城市形成了长达560公里的污染带；黄河七成以上的河段完全失去了饮用水源功能，其中1779公里严重污染，水质劣于5类水标准。在被监测的338个城市中，60%以上的城市空气不适合人健康生活。近几年，尽管中央频出重拳治理，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此外，工作效率低下、角色意识不到位的行政主体，藐视道德法律、市场规则意识差的经营主体，加之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的实权官员，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中国经济要保持健康发展，必须首先大力整治市场秩序，构建健康人文环境。中国需要持续高速发展的经济来维护它的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如果中国的经济出现停滞不前或者倒退，就会诱发诸多潜伏的不稳定因素，从而导致社会动荡。保持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是保证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

提高经济效率与兼顾社会公平。国内民众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不断增加与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要求中国必须保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而日益扩大的社会贫富差距又要求中国必须平衡好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持社会稳定。鱼和熊掌如何兼得，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曾经用计划经济手段建立起来的社会“显性公平”格局逐步被打破。在社会总体财富增加的同时，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在总体生活富裕的同时，阶层对立情绪日益加大。现在，中国社会大体形成了富翁、官僚、中产和贫民四个阶层。阶层之间的权利与利益差别明显，而且富翁与贫民、城市与乡村、以及不同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仍在继续扩大。中国的财富越来越向着少数人手里集中。

科技与消费是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引擎。这里所说的消费是指全民的消费而非一部分人的消费。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健康发展来说，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扩大再生产，但也并非完全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不仅破坏了社会公平原则，诱发社会矛盾，同时也破坏了生产与消费的正常关系。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又有着浓重“均贫富”思想、处于社会重大转型期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把贫富差距幅度控制在合理水平，是其保持长期稳定的重要前提。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高达0.5以上，已经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尽管在现实历史条件下，适度的贫富差距可以激发人们的劳动热情，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效率；但贫富过度悬殊必然造成社会公平的丧失，从而引发社会动荡。一个社会的效率与公平，犹如汽车的驱动与制动两个系统，相反相成。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重公平传统而又启动了效率的国家来说，保证适度公平必不可少。

为着追赶发达国家，尽快实现现代化，毫无疑问，中国需要更高的效率；为着社会稳定，保持内部和谐，毫无疑问，中国需要合理的公平。“鱼和熊掌之得兼”，是中国的现实需要。中国人的“均贫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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