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学亮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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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肉相亲：台湾国民党当局允许台胞赴大陆探亲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建议三通
●一位老兵气愤地说：“一个最公平的事实，全世界的中国人，都可以回到家乡去，唯有在台湾的中国人不能。”
●胡溥元说：“回到大陆，甘美的家乡水，熟悉的家乡风情，使我常常陶醉在幸福的欢乐之中。”
●黄顺兴说：“越是思亲的时节，越感到国家是不能分裂的。不论什么原因，亲人的离散总是悲剧呀！”
叶剑英提出两岸实行三通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就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问题提出九条方针政策。
叶剑英在谈话中指出：（一）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二）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这是祖国大陆第一次明确“三通”的内容，即由1979年的“通航通邮”与“经济交流”概括为“通邮、通商、通航”。
台湾方面则将叶剑英委员长的主要主张概括为“三通四流”，即通邮、通商、通航与探亲、旅游以及学术、文化与体育交流。
1895年，台湾被日本占领后，开始了半个世纪的外族统治，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经贸往来受到严重影响。1945年10月，日本投降后，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与大陆之间恢复了正常的通商、通邮、通航与人员交流。
然而，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国共内战中遭到失败，逃到台湾后，从此开始了两岸长达30年的军事对峙，两岸的通商、通邮、通航与人员交流全部中断。
1978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大陆对台政策也开始出现重大调整。
接着，大陆外经贸部、邮电部、交通部与民航总局等部门有关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对海峡两岸的通邮、通航与通商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议，并做好一切准备。
此后，祖国大陆为推动两岸“三通”不断进行呼吁，并做出了巨大努力。
1979年1月17日，文化部宣布邀请台湾省文艺工作者来京参加全国汇演，并欢迎台湾省文艺界派代表来北京观摩。
2月3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台湾省体育联络处负责人提出，台湾运动员可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台湾分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某项目会”的名义参加国际比赛，欢迎台湾体育工作者到大陆参观访问，参加比赛。
2月10日，中华全国青联和学联向台湾青年团体发出邀请，欢迎他们前来参加全国青联第五届委员会和学联十七届代表大会。
3月7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致信台湾省各妇女团体和姐妹们，邀请他们到大陆探亲参观。
3月9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致电台湾省体育组织负责人，邀请台湾省体育工作者、教练员、运动员来京参加第四届全国运动会。
7月20日，中国红十字会致电台湾红十字会负责人，表示愿为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的亲友联系提供帮助，并建议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8月18日，交通部向台湾有关方面提出，愿意就恢复和发展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海上客、货运输业务问题，同台湾航运界进行协商，希望台湾航运界给予合作。
11月27日，中国奥委会主席致信中国台北奥委会主席，建议双方早日实现体育交往。
1980年2月14日，邮电部重申：
我们愿意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与台湾邮电部门进行通邮通电会谈，尽快建立直接的邮电通信联系，并为通邮通电提供一切方便。
8月中下旬，全国航海界知名人士聚会庐山，商讨加速实现两岸通航，开展双方航海学术交流问题。会议通过了给台湾航海界同仁的一封信。
1981年1月15日，中国民航总局宣布，开放上海虹桥机场和广州白云机场，作为台湾民航在紧急情况下作技术性降落的地点。
3月7日，教育部、国务院侨办发出通知，欢迎华侨和香港、澳门、台湾青年回内地参加高考，根据“来去自由”的政策，毕业后，可以回原住地就业，愿意留在内地的，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
5月19日，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首次会议讨论通过纪念活动计划，欢迎台湾有关人士和学者参加纪念活动，8月22日发出了正式邀请。
5月30日，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发表公告，欢迎她在台湾的亲属和生前友好前来参加丧礼，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专机可在北京首都机场和上海虹桥机场降落，一切费用由治丧委员会支付。
当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落实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同胞政策指示》。指示阐明中国共产党对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的基本政策是：
一视同仁，并在各方面优先照顾。
1981年10月9日，首都北京举行隆重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在讲到叶剑英9月30日对新华社记者谈话的九条时，他指出：
叶委员长的这个谈话代表了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
他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谢东闵、孙运璇、蒋纬国、严家淦、张学良先生和宋美龄女士亲自来祖国大陆故乡看看，谈谈心。
中共中央总书记还说，国共两党在历史上有过两次合作，但都破裂了，责任不在中共。我们不想算旧账，让过去的一切都过去吧。
他真诚地告诉海峡对岸的台湾当局：
不但孙中山先生的陵墓经过一再修葺，而且奉化茔墓修复一新，庐山美庐保养如故，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老家和亲属都得到妥善安置。
1981年10月2日，交通部、外交部、邮电部、民航总局、旅游总局、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及红十字会总会等部门先后做出有关决定，准备随时为恢复祖国大陆同台湾之间的正常往来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中央政策受到台胞赞赏
1981年9月，在叶剑英提出九条建议之后，两岸关系就已经发生好转。中央的对台政策，受到广大台胞的赞赏。
1982年2月19日，美国《远东时报》发表台湾知名作家陈若曦女士谈和平统一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三通”先通亲》。
陈若曦女士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中共中央九条建议的第二条“是海峡两岸人民的迫切希望。其中尤以亲人团聚一项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她认为，“这两年，中共高呼‘三通’，海外关系正常化了”。但是，台湾当局“在这方面反应比较缓慢被动，始终未能制定一套因时制宜的政策，以达到便民利民的一贯号召”。
陈若曦呼吁台当局顺应中国的伦理传统，体恤民情，提早达成探亲协议。《远东时报》是台湾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台湾时报》董事长吴基福先生在美国创办的华文报纸。
陈若曦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留学于美国，当时美国青年中涌现一股“中国热”。她出身于社会底层，又受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丈夫所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无限向往社会主义的中国。
1966年，陈若曦与丈夫绕道欧洲回到中国大陆，在南京华东水利学院任职五年。1973年冬，陈若曦全家移居香港，1979年再度定居于美国，并在美华文坛上开始了丰收的第三创作阶段。《突围》、《远见》、《二胡》和《纸婚》四部长篇小说是本阶段的硕果。
陈若曦对大陆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她的呼声代表了台湾民众渴望实现“三通”的心情。
当时，在台湾，实现祖国统一和与大陆通邮、通商、通航，已从窃窃私议到公开讨论。许多人对台湾当局顽固拒绝与北京和谈、接触表示不满。
早在1980年10月10日，台湾《中国论坛》半月刊报道，在不久前由这家半月刊和《联合报》共同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台湾10多位学者、专家就台湾海峡两边过去30年的发展作了比较，并讨论祖国统一的问题。
一些学者在发言中指出，台湾同大陆经过30年的对峙，现在是应该而且可能谋求和平统一的时候了。台湾政治大学政研所硕士金耀基说，我们谈统一问题，不能当作政治口号，而应该看作是中国民族、中国文化一个最后的目标……但起而行却不是从遥远开始，应该从现在开始。
金耀基认为，台湾当局在处理这件事上“太古板、太僵化”。他说：
我总认为与大陆关系的发展上，台湾可以更大胆一点，不要只采取一个非常消极的态度，以不变去应万变，应该主动的采取一个积极的态度。
台湾“行政院长”孙运璇当年7月在台北召开的“国家建设研究会”上透露，有许多学者专家问他：“为什么不与大陆和谈？”
台湾阳明医学院遗传学教授武光东在会上发表书面建议指出：
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大的希望是有一天中国成为一个统一而富强的国家。
在这之前，在国民党中央主办的《中央月刊》社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逢甲工商学院副教授林永禧3次发言，公开主张“和平谈判”。他说：“我认为中国的前途，在于日后的统一，谈判应该不失为达成统一的一个途径”。意见遭到反对后，他又说：“我们不能永远不去碰这个问题。”
台北《联合报》报道，台湾又有些人公开质问台湾当局：
为什么不与大陆通邮、通商、通航？
为什么不能公开与大陆来往？
台北《自立晚报》总编辑、“国大代表”吴丰山表示，“据我了解，目前已有我们的工业产品转口进入中国大陆，我觉得这个现象可以容许它存在”。
香港《天天日报》当年7月27日刊登读者黄鸟写的文章说：
现在在台北谈与大陆贸易，已不用鬼鬼祟祟……除了一般商品贸易外，野心勃勃之台湾商人，还希望到大陆设化肥厂，在沿海兴筑饲养鱼苗的鱼塘，同时也切望大陆派专家往台湾与他们交流农科技术经验。
学者华思强还曾要求台湾当局“向海外公开宣布，欢迎中共政协组团前来台湾参观比较，同时由台湾民间组织文化、技术、教育、工商界等团体，分批到大陆去实地考察”。
邓颖超指示致信蒋经国
1982年7月，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组长邓颖超看到蒋经国在台湾发表的一篇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文中表达的思乡之情十分浓厚。
蒋经国在悼念他父亲蒋介石的文章中写到：“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邓颖超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艺术，对于对台工作，邓颖超高屋建瓴，思虑缜密。
邓颖超多次指出，统一祖国大业维艰，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立足于长期的埋头苦干，要细水长流，见缝插针。对台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时间性很强，每件工作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
邓颖超立即召集对台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廖承志给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蒋经国写一封公开信。
蒋经国1910年生于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他的童年，更多是在性情宽厚的母亲毛福梅的羽翼之下度过。孤苦的毛福梅把儿子视为生活的唯一希望，倾注全部心血，含辛茹苦，呵护备至。因此，终其一生，蒋经国都对母亲抱有至深的感情。
1939年，侵华日军飞机对蒋家的住宅实施了猛烈轰炸，毛福梅不幸罹难。远在江西的蒋经国闻此噩耗，不顾战事危险，当即便赶回溪口。一进丰镐房，他就伏在母亲的遗体上号啕大哭，观者莫不动容。在母亲的遇难处，蒋经国立了一块石碑，奋笔题写“以血洗血”四个大字，以志不忘国仇家恨。
蒋经国1925年10月去苏联莫斯科学习，先后在孙逸仙大学、红军军政学校读书，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
青年时期，蒋经国因为身受红色赤都洗礼，比较倾向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右派势力排挤中国共产党的做法深为不满。“中山舰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蒋经国都曾挥泪写信给蒋介石，并发表公开声明，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反革命举动，要求国民党回到与中共团结合作的正确路线上来。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给海峡对岸的蒋经国寄去一封信。这是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函，廖承志在信中首先回顾了他与蒋经国的通家之谊，并向他致以问候。
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和蒋经国之父蒋介石是深交，廖家与蒋家的渊源深厚。黄埔军校成立时，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则为党代表，母亲何香凝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介石与廖仲恺同为孙中山手下的重要干部。
1949年，新中国建立，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出任第一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廖承志任副主任委员。1978年，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恢复工作，更名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廖承志出任主任。
由于这层家族关系，廖承志与蒋经国既是儿时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与蒋经国同时在中山大学就读的同学中，有一批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林祖涵、乌兰夫等。
廖承志在致蒋经国的信中说：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顺祝
近祺！
廖承志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的发表，引起海内外的极大震动。用个人的私谊渲染民族感情，这个角度极为自然生动，既切合廖、蒋两人的实际，也完全触动了中华民族之深情。海岛当归祖国大陆，中华民族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大义昭然明示天下。
这封公开信的撰写和发表是在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领导之下进行的。廖承志这封公开信，是中央对台工作的一个步骤，也是时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按照中央和邓小平的部署做出的一个对台工作大动作。
当时，以蒋经国为首的台湾当局，在与祖国大陆的沟通上立场极为顽固，认为这是“统战的诡秘伎俩”，仍一心一意推行“三不政策”。
尽管如此，蒋经国还是在考虑怎样来回复廖承志的公开信。
于是，经蒋经国授意，台湾当局搬出时为国民党中常委的宋美龄，请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
1982年8月17日，宋美龄亲自给廖承志写回信，阐述自己对祖国统一的态度。她在信中说：
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
尽管如此，蒋经国已在考虑台湾与大陆的和合问题了，他的密使已经启程赶赴北京。
中央领导分别会见沈诚
1982年7月，自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信公开之后，到后来的1986年10月，蒋经国的密使沈诚，这个正式身份是香港商人的黄埔第十七期毕业生，已经三度北上。
沈诚1921年出生于浙江，受家庭的影响，自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他就成为了蒋经国嫡系青年军中的一名师长。台湾陆军大学参谋班毕业后，他曾出任国民党陆军少将，后来又担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并与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也为他后来充当两岸信使埋下了伏笔。
1949年，沈诚随着国民党一起离开大陆去往台湾，从那时起其内心就有了一种飘零之感，思乡的情愫从未间断。祖国虽近在咫尺，但却因两岸消息闭塞，他也只有雾里看花的份儿。沈老的一生都在奇遇里打转，1980年前后，沈诚从军队退役，来到香港，出任《新香港时报》的社长兼总编辑。
1981年8月的一天，香港一家国货公司的负责人到报社给沈诚送来一份“邀请书”，邀请他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地点在北京，时间为10月10日，署名是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叶剑英。
在当时的环境下，两岸还是“隔海对峙”的形势，收到这样的一封邀请书，沈诚心中有些纳闷，隐隐还有一些不安。经过了一番周折，他了解到，这一次盛大庆祝“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的嘉宾是全球统请的。在香港除了他本人，还有其他四位年逾80的老革命家也在被邀之列。
这让沈诚在受宠若惊之余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由于他当时还是预备役的陆军高级军官，不能任意自由行动。如果要到北京参加活动，他必须对台湾官方有个交待。
接到请柬三天后，沈诚专程去了一趟台北请示蒋经国。沈诚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蒋经国对我此行，既不鼓励亦不禁止。他说：“按政策你去大陆是违法的，但依你目前的身份能去看看也是未尝不可”。后来他又嘱咐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备”一下。临别时，蒋经国却例外地交待给我一个私人任务，他希望我能抽空去一趟溪口，看看那边情形，最好能拍摄一些现场照片。
由此可见，蒋经国对母亲的怀念之情有多深，在台湾，还有很多像他那样思乡深切的人。
1981年的9月25日，对于沈诚来说是一个值得终生纪念的日子。那天，秋高气爽，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阔别30年的故土。
沈诚回到祖国后不久，叶剑英便在9月30日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身份，对台湾发布了有名的“叶九条”。
虽然已经过去了20多年，谈起那一次走进祖国的经历，沈诚仍能回忆起每一个细节。
1981年10月3日，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约见沈诚。
叶剑英是第一位接见沈诚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他向沈诚解释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并委托沈诚向蒋经国转达中央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
1982年10月6日，沈诚第二次来到北京，专程约访了邓颖超。抗战时期，在重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是沈诚家的座上常客。那天，他们谈了一些别离后彼此的家事。她又问到了台湾的一些旧友，也谈到了两岸的一些问题。虽然没有得到任何结论，但却伏下了三年后沈诚将为两岸奔走的引线。
大陆希望两岸结束分裂
1983年6月6日，中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
我们要继续努力，早日结束台湾海峡两岸人为的分裂局面。
报告还说：
国家的统一，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是我们的祖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保证。现在海内外一切愿意看到祖国统一和富强的炎黄子孙，都在采取各种方式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目标的实现。
最后，政府工作报告对一切为祖国统一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感谢。
1983年以后，两岸通过沈诚相互交流，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在中央真心诚意的感召下，台湾方面开放探亲的计划也越来越明朗。
当时，台湾大约有40万国民党退伍老兵。这部分人绝大多数是1949年随国民党退台的。当年，蒋介石提出5年即可获得“反攻大陆”成功，让他们即时返回大陆老家。
然而随着祖国大陆的日益强盛，“反攻大陆”终成泡影，老兵归家无日。为了排解怀乡思念之情，起初老兵组织同乡会、宗亲会。后来时间一长，便在台湾形成了思亲热、寻根热。
有人将这种强烈的对故乡、亲人的眷念倾注于笔端，发出“有家愧我归难得”等感叹。20世纪60年代，于佑任在临终前写下的“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的诗句，震撼了台湾岛。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新闻界、史学界、出版界等纷纷以“根”为主题，从台湾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宗教、姓氏等方面，考证台湾与大陆的渊源关系。于是，在台湾引发了返籍求谱、认亲归宗热。
80年代中后期，台湾大陆籍民众的怀乡思亲之情愈益强烈，人们的眷念之情由文字转为行动。
不少人经由美国、日本、香港等地赴大陆省亲、祭祖，这种行动最后竟成了公开的秘密。在台湾的报刊上，人们经常能读到类似“近乡情更怯”的文章，胆大者更写出同大陆子女亲人如何在海外见面、通电话、写信等细腻感人的情节。
一位国民党退伍老兵讲：
我们这一群来自大陆的退伍兵对国民党，从当初的“坚决拥护”、“矢志追随”，演变到今天的“怨声载道”离德离心，这不单单是因为国民党在物质上亏待我们！物质上的欠缺，固然是造成许多老兵退伍后流落街头的原因。以台湾社会的资本主义政策所造成的贫富差距的悬殊，“人为”政治所造成的贪污腐化，每每使我们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心理上的不平。最令我们在精神上感到极度痛苦的，那就是国民党当局，30多年来坚持其违反人性的“政策”，不让我们大陆来的民众——特别是退伍老兵，与大陆亲人有联系、探望的机会……在长达30多年的岁月中，凛于严厉的禁制，我们将人性中最大的需求，压在心灵深处，只在深夜梦回之时，放枕痛哭。多少人等不及见到家人，客死台湾，饮恨终身。
一位13岁从军抗日，1949年离别妻女随国民党撤退来台的老兵，数十年久别之痛，致长期失眠，病魔缠身。风烛残年已无所求，唯一期盼骨肉相聚。
一位老兵气愤地说：
一个最公平的事实，全世界的中国人，都可以回到家乡去，唯有在台湾的中国人不能。
他们说：“时代的悲剧，更不应由我们这一群去独自承担。”他们要求当局“大发慈悲”，“让我们也能跟全世界的中国人一样，让我们能安心地回去看看亲人吧”！
生活在台湾的许多台胞，与大陆的亲人失去联络。这期间两岸邮路不通，台胞想尽办法，为的是与他们的亲人联系上，彼此见上一面。
当时，两岸的渔船经常在同一片海域上捕鱼，彼此都知道哪条船是哪里的，但船之间又不敢靠得太近，只能保持一定的距离，相互呼应，询问来自何乡何镇。偶然间会遇到同乡的，有的台湾渔民会要求大陆乡亲代寻亲人，回去报个平安，有的还会把一两个手表装进信袋里，托大陆渔民带回给老家的亲人。
台胞与香港联系还比较难，他们会利用新加坡熟人到台湾旅游的机会，把钱给新加坡熟人在台湾用，待离开台湾回新加坡，再用等额的外币汇到台胞指定的大陆家乡。
还有的台胞通过美国传达信息。有少部分台胞到美国旅游时，刚好遇到同乡的朋友，就委托对方给大陆的亲人转信、东西或者捎个口信。
一位名叫曾贻煌的台胞，解放前，他只身前往台湾，从此与母亲相隔两地，数十年都未能见上一面。
1975年2月底，按捺不住思乡情绪的曾贻煌，将渔船从台湾开到惠安码头边。可是到了家乡惠安，他怎么也找不到年已80岁的老母亲，心想母亲可能已经过世，后来在当地公安局的帮助下，才得知母亲早在解放后搬到厦门居住。
厦门市台办听闻此事，立即派人到惠安接曾贻煌。一路上，曾贻煌的心情异常紧张。当他在中旅社看到老母亲时，一见面，他就能说出有多少年多少月多少日没能见到母亲。
随后，曾贻煌当即扑在老母亲身上，便是一阵痛哭。
在重温母亲怀抱之后，曾贻煌当天晚上享受到了数十年来少有的亲情，与家人吃了顿团圆饭。曾贻煌不停地给母亲夹菜，说自己不孝，没能好好照顾母亲。
当晚，市台办给他安排两张床的房间，但是他坚持要求能像儿时一样，和母亲同睡一张床。这么多年了，老母亲也是日思夜想，盼着能早日见到儿子。
母亲将儿子揽在身边，摸着他的头，嘴里轻轻地哼着儿子小时候听惯了的童谣，让儿子好好感受几十年来失去的那些母爱，重温温馨回忆。
母子见面的第三天，曾贻煌才在市台办的护送下回惠安，然后随台湾渔船返回台湾。
尽管当时，台湾当局仍“禁”字高悬，不许民众赴大陆探亲、祭祖，但在老兵的强烈呼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返乡探亲运动在台岛展开，最终迫使台湾当局对其“大陆政策”做出某种调整。
福建省新开辟台胞接待站
1984年1月29日，春节前夕，一些回到大陆定居的台湾同胞，通过设在福建的“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向他们在台湾的亲朋故旧报平安。
寄自皖南山城黟县的一份录音谈话，是原台湾《每日新闻》编辑部副主任胡溥元向在台湾的同事叙友情的。胡溥元1981年底回到故乡定居，当地党和政府安排他担任县政协常委，并在1983年5月帮助他喜结良缘。
胡溥元在录音谈话中对台湾的同事说：
在台湾，虽然物质生活还算过得去，但精神寂寞、空虚；回到大陆，甘美的家乡水，熟悉的家乡风情，使我常常陶醉在幸福的欢乐之中。饱尝漂流之苦以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美好的归宿。我恳切地希望台湾的同学、同乡、老上司回到自己的故乡看看，了却怀乡思亲的夙愿。
1982年回大陆定居的原国民党海军上校、台湾海洋学院副教授罗榕荫，在民革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盼望在台湾的亲朋能够回来欢聚。罗榕荫向台湾的同事、学生叙述自己的近况后说：
大陆和台湾的海军，都是中华民族的海军。但愿早一天能看到他们携起手来，共守我们伟大祖国的神圣海疆。
一些台胞还以回大陆前后的亲身经历，向台湾故旧畅叙衷肠。
福建省福州针袜厂职工林永泰，1979年8月回到大陆。回来之前，林永泰对共产党的政策将信将疑，抱着同阔别30年的妻儿见一面死也无憾的决心回到故乡，可是他回来后，人民政府不但热情接待他，给他安排了适当的工作，还分配给他一套新住宅，使他得以享受夫妻聚首、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
林永泰在迎来回大陆后第五个春节的时候，不禁勾起对往年春节孑影相吊的辛酸回忆。他在广播中对台湾好友说：
一年一新春，佳节倍思亲。各位弟兄莫担忧，莫迟疑，早些归来会乡亲。
1984年4月，与台湾省一水相隔的福建省新辟了福州马尾港、厦门东渡渔港、泉州临海、莆田秀屿港、漳浦旧镇五个台轮贸易停靠点；增设了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秀屿和武夷山6个台胞接待站。
当时，台、闽两省的民间往来日益频繁，两省海峡小额贸易不断增加，来闽台胞与日俱增，原有的东山、惠安、平潭、三沙四个台胞接待站，和台轮贸易停靠点已不能满足来闽台胞需要。
为了适应新形势，福建省政府批准成立了这些停靠点和接待站。为加速实现对台通邮、通商、通航，除增辟这些贸易停靠点和台胞接待站外，福建还在沿海城市成立了投资贸易公司，欢迎台胞来闽投资办厂。
福建省政府有关方面负责人热情地说：
我们热情欢迎台湾各界人士来闽探亲访友、旅游观光，进行文化学术交流。我们闽台两省应为和平统一祖国做出更多的贡献。
当年7月25日下午，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颖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参加首届台湾同乡青年夏令营的全体营员。
邓颖超对青年朋友说：
你们已经在大连度过了愉快的夏令营生活，听说你们当中来自国外的也好，来自国内的也好，互相照顾得很周到，像一家人一样亲热和睦，我们都很高兴。
她听全国台联会负责人介绍说，有70多位营员是从美国、日本、巴西、加拿大来的，邓颖超亲切地说：
欢迎海外台胞回祖国大陆看看。十几天来大家参观游览了不少地方，回去以后你们可以向国外的亲戚朋友谈谈自己的感受，向他们介绍大陆对祖国统一问题的真诚态度，希望青年朋友为祖国统一事业共同努力。
邓颖超祝愿台胞青年的夏令营生活圆满结束。她说：“这样的聚会是我们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有条件的话，我们还要再搞，我希望一次比一次搞得好。”
旅美台胞姜义宣博士代表全体海外营员向邓颖超同志和全国台联会赠送金匾。
会见结束后，邓颖超与夏令营全体营员合影留念。
参加会见的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胡子昂、周培源、费孝通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平杰三、彭友今、侯镜如等。
当晚，全国政协举行冷餐会，招待参加夏令营的海内外台胞。
黄顺兴首次在大陆过春节
1986年，一位在台湾土生土长、当过国民党“立法委员”的著名老人黄顺兴，将第一次在大陆过春节。
消息传出，在台湾和海外引起不小的震动，而他自己却平静地说：
中国人到自己国家的另一块土地上来，这是极自然的事嘛。何况在我，想看祖国大好河山的念头，四十多年来始终没断过……
黄顺兴，台湾省彰化县人。1943年毕业于日本熊本农业高等学校农科。同年回国，在上海江湾棉花改良场工作。1945年回台湾。
1985年11月底来到大陆的黄顺兴老人，从1962年至1980年，在台湾先后担任过“台东县议员”、“台东县长”、增额“立法委员”，是台湾的著名人士。
黄顺兴在台湾是属于“草根性”政治人物，是土生土长的本地无党籍人士。他从政20多年，一直为台湾农民奔走呼吁。他呼吁当局重视农业，提高农民和渔民的生活水平；还呼吁当局不要为了所谓“外交目的”而进口粮食，牺牲台湾农民的利益。
1980年后，黄顺兴退出政坛，回到彰化以养猪为业。真看不出，他当时已年近六旬，与儿子两人竟喂养了1000多头猪、10多头牛，除了猪饲料是从饲料公司购买外，一切全靠手工操作。但他也曾在砍牧草时，累得一头栽倒地上。
黄顺兴说：
我回大陆的念头已存在四十多年了。抗战胜利前夕我从上海回台湾时，就准备等台湾一回归祖国就回来，不料局势动荡，以致后来两岸分裂，一过就是四十多年。
黄顺兴1943年曾从日本到祖国大陆试图参加抗战，但由于日本宪兵追踪，他在苏北农村、上海、徐州等地流浪了一年多。
当年大陆农村的荒芜惨象，总使黄顺兴难以忘怀。当时，他在台湾听到越来越多的有关大陆巨变的消息，令他兴奋、心急，特别他做了心腔手术后，“再不找机会回来，也许无缘再见大陆”的想法促使他提前动身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黄顺兴朗声笑着说：
在台湾，赞成统一的是绝大多数，尤其是乡下，农民都赞成。我是赞成和平统一祖国和统一后实行“一国两制”的。中国人盼望中国统一强盛是天经地义的。为了实现这一愿望，我无论身居何地，无不想尽一分力。现在两岸虽未统一，但统一是必然的。我想，现在大陆天天在变，特别是农村的巨变，连外国人都感兴趣，台湾的中国人当然更感兴趣了。我想亲眼看看大陆农村实验的结果，研究将来统一后对台湾农业会有什么影响，对中国的发展起什么作用……
带着这些想法，黄顺兴踏上祖国大陆后即随日本青年汽车访华团长驱1900多公里，沿途访问了上海、无锡、镇江、南京、徐州、曲阜、泰安、济南、天津等地，12月5日到达北京。
黄顺兴说：
从江南到江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全国性农地规划的成功。我初看到时大吃一惊，大陆农业人口人均占地还不到两亩，应该是看不到大片田的，但我一路却看到了不亚于美国农业产区俄亥俄州那样一望无垠的大片农田。我太高兴了，这样农业机械化就有了基础，在台湾一再提出却因为私有制而实现不了的事，大陆做到了。
在无锡，黄顺兴迈进一家乡镇工厂，那些当工人的农民同他毫无拘束地愉快交谈，令他觉得台湾所谓大陆人民生活受监视的宣传是多么无聊。
徐州，他记忆中这个干旱异常的城市，现在竟开辟出不只一处可泛舟的水上公园，苏北平原沿途所见秋收后的景色，乡村农民热情坦率、充满自信的谈吐，临太湖、过长江大桥、登泰山体味祖国山河的壮美和人性的宽容与崇高，实在令他兴奋不已，他只连连地说：“不虚此行！”
不过，对于曾经研究台湾污染问题的黄顺兴也敏锐地看到：苏州河水已近黑色，太湖游览区的水面泛着浮油，沧州一家印染厂不断排放的有色废水连鹅鸭都不敢靠近，而天津公路旁排水沟里的水流发黑发亮……目睹这些，他内心的感受“已大大超出担忧了”。
到北京，黄顺兴马上找来环境保护法查看，“上面规定很具体，然而执行呢？”他十分着急，建议说：
我们应该趁刚起步时就从彻底杜绝污染源作起，那我们的工业化就完全可能避开发达国家如今极为头疼的环境报复问题了。
黄顺兴还考察了长江，访问黄土高原区，到祖籍福建诏安寻根，他期待着更全面地了解大陆，更早地把自己的大陆感受告诉台湾的乡亲们。
然而，台湾方面却已宣称他“未来返台恐有问题”了。虽是早已估计到台湾当局的态度，但黄顺兴一提起，还是忍不住愤慨道：
越是思亲的时节，越感到国家是不能分裂的。不论什么原因，亲人的离散总是悲剧呀！
黄顺兴在台湾就目睹了许多这样的悲剧，他此行还带来了去台空军少校丁仁和的骨灰。
黄顺兴眼圈发红地说：
丁仁和家在山东，孤身一人在台湾，每年只好到我家过年。前年他自杀了，盼不到见亲人一面啊！留下遗书要求我送他回家……如果国民党对台湾人民真有爱心的话，就应该早日接受和平统一，大家同心协力来建设一个富强的祖国。那样台湾人和在台湾的外省同胞就可以与大陆的亲友团聚了。
杨尚昆真诚致函蒋经国
1986年夏天，蒋经国的“密使”沈诚写了一份数千字的“国是建议备忘录”分送给两岸的领导人邓小平和蒋经国。
这一份“国是建议备忘录”主要内容包括六点：一、分析两岸两党对当时“国是”在观点上的异同；二、双方对意识形态的差距和互相执著；三、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的分歧；四、如何在“国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标下，共同为和平共存、国家统一而努力奋斗；五、国家一定统一，手段必须和平；六、实行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
让沈诚没想到的是，这份“国是建议备忘录”竟在两岸间引起一阵政治“旋风”。在台北，当时因为客观环境关系，蒋经国十分谨慎，他仅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约沈诚面谈过一次。蒋经国主要是求证这份“备忘录”是否已送到了北京，以及北京方面有何反应。“备忘录”是同时送出的，可是北京还没有做出反应，蒋经国对此也就采取了保留态度。
1987年3月，有关部门通过“全国政协”邀请沈诚到北京再次进行会晤。离开台北之前，沈诚再次密见了蒋经国。
关于两党、两岸问题，沈诚表示力主突破“三不原则”，蒋经国没有反对他的建议。
蒋经国表示在当时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的政策，对纯民间的接触、交流，台湾当时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
蒋经国的态度说明，他对“三不政策”有了新的改变，这对两岸形势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到达北京以后，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在中南海军委会的一个会议厅会见沈诚。
杨尚昆对沈诚说：
我们党中央对于你提出的建议十分重视，并且领导们也决定了一些具体步骤，所以请你来谈。我们认为两党之间，已经差不多有40年没有接触对话了。兄弟骨肉没有什么不可解决的事，有问题大家坐下来谈，只要大家开诚布公地谈，总会消除一切隔膜的。沈先生，你很热心两岸、两党的事，往返奔波，主要也是为两岸交流搭桥。
沈诚十分赞同杨尚昆的话，便也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蒋经国的想法。
杨尚昆说：
国共两党在历史上来看，合则两利，国家兴旺，分则两败俱伤，国家衰败。经国先生秉承蒋老先生之民族大义，坚定一个中国政策，我们十分钦佩。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第三次合作，共创光明前途。
关于国共和谈的问题，沈诚提出由中共方面提出腹案，以便他向蒋经国“请示机宜”。
随后，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两岸进行谈判的几条原则。
会谈结束后，沈诚向蒋经国做了汇报，几天后，台北传来消息，蒋经国同意“两党对等谈判、中央层次”的模式，“但在技术上还希望正式有个具体表达”。
198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研究决定，以杨尚昆的名义致函蒋经国，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举行和平谈判。
沈诚想不到事情的发展如此顺利，像这样一件不但影响两党今后前途，更影响两岸10几亿人民命运的历史性大事竟落到自己的肩上。
后来，沈诚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时说：
在离开大陆的几十年里，我天天盼望“和平统一”，但在我的潜意识中，好像“和平统一”就像擦燃一根火柴那么轻松。而在另一个角度上，我所祈求的“和平统一”又好像中彩票那样有一种无力感。
1987年3月29日，沈诚带着杨尚昆写给蒋经国的“密函”离开北京，辗转香港，于两天后到达台北。大约在6时，沈诚早早来到蒋经国的官邸，官邸侍从刚刚起床。
侍从见到急匆匆赶来的沈诚就知道有事，便问他有没有预先电话通知，沈诚回答说：“是大先生召见。”
侍从一听，立刻将沈诚带入客厅，并通报蒋经国。沈诚进入书房，见到蒋经国坐在一张高背椅上，沈诚向他汇报了在北京的经过，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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