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有意义的教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蔡朝阳

出版社：宁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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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有意义的教育试读：

南山路

每次进入这座城市

洒满肉体花瓣的城市，

我都在躲开你。

有时一种近乎羞怯的爱如此表达。

你和我青春的所有梦想有关。

在记忆中逐渐报废的它们，

甚至能在一个大雨之夜把你漂起来。

我不止一次感到混乱青春的秩序，

就像我已经踏上通向黑夜的漫长旅程。

躲开你，

也许是一颗星。你孤寂的存在

使你倾向于呼吸和打开，

接纳那些被露水打湿前额的人。

我已毋须任何光辉，因为你就是光辉。（李驰东于1995年）

序一　公民练习：寻求普通人的意义

朝阳是绍兴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我与他认识已经快八年了，他们第一次结伴来我在杭州耶稣堂弄的家，找不到，我从六楼下去到大街上接他们的情形，还依稀记得。他那个时候的文字，我也很喜欢，比如写于2001年的那篇《宋六陵记》：

……六陵仍旧掩埋在茂密的茶树林下。唯一可以看出这里有奥妙的，是一丛丛突兀、奇高的古松。在绍兴，这样古松只有两个地方可以见到，就是六陵和“木客大冢”。徐渭过富春江时的诗句“老树拿空云，长藤网溪翠。碧火冷枯眼，前山友精祟”，形容这里，居然十分合适。那些古松拔地而起，树龄均上百年，高可有二十多米，和低矮的茶树映衬，更显得夭矫。另外奇怪的是，这些古松只在顶端有稀落的枝叶，而并不亭亭如盖，不知是树种如此，还是被人为斫去的。“碧火”、“精祟”这样的东西，在天色昏黄的时候想到，令人毛骨悚然！

不过，陵墓么，就应该这样，荒烟蔓草，暮霭四合才有气氛。设想一下，夕阳昏昏，归巢的暮鸦在天边盘桓，加上凉风穿旷，松涛呜咽，如诉如泣。真所谓“萧骚岑寂”呀。

我去过宋六陵好几次了。第二次去六陵后，在上课时跟学生讲了讲，并且引了袁宏道“老松横道，杜鹃花啼血满山”和李贺“秋坟鬼唱鲍家诗”的句子，几个学生便生出雅兴也去了。谁知回来以后就大呼上当，进而大骂我是骗子，说除了茶叶什么都没有。的确什么也没有，我喜欢那里，仅仅一个气氛而已。

这种文字有晚明小品的流风遗韵，弥漫着一种江南的才子气，这是我少年时代就熟悉的文字风格，从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袁氏兄弟的短文，沈复的《浮生六记》，到黄仲则的诗、纳兰容若的词，以及苏曼殊的诗和小说，都属这一类型，“一星如月看多时”，敏感而空灵，带着淡淡的忧伤，很中国，也很古典，这样的汉语气质曾吸引、陶醉过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我也曾是其中的一个，每当见到这样的文字，难免会怦然心动。

我与朝阳相识在2003年，那时他上网已有几年，2001就在新浪的读书沙龙论坛发表文字，已从纯粹审美的文学感觉中逐渐走出，开始对社会生活有了更多的思考。之后的2004年春天，他在“天涯”网开通的博客“读书写字”（后更名为“黑暗时代，读书写字”）可以看做这一转变的一个明显标志，他仰望的不再是单纯的文学的星空，他感叹的不再是“或者所谓春天”，他歌咏的不再是“采桑子”，他向往的不仅仅是“桃花乱落闲读书”的境界，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更真实、更宽阔的世界，他在午夜梦回之时，在键盘上敲打出的一篇篇文字，更多地关乎当下，与这个时代有了更多血肉的联系。

2008年的冬天，我们一行朋友到乌镇去游玩，在景区街头目睹一个白发老妪骑坐在屋脊上打着红旗、举着标语牌，抗议强占她的家园。我们给老太太拍照，和她聊天，她说的一番话，令我们心生感慨：“公民有合法做生意的权利，也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可是他们剥夺了我纳税的机会，剥夺了我做一个好公民的权利！”于是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转到了公民和公民社会、公民写作上来，我提议回家后，由朝阳写一篇文章，贴在博客上。我当时说，朝阳的文章越来越好，已经从文人写作变成了公民写作，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跨越。随后，他写的文章就以老太太的话为题：《他们剥夺了我做好公民的权利》。

我目睹了他写作变化的过程，这些年来他的文章我大都读过，其中多有精彩之作，《在鲁迅路口》是他在2006年写下的，那个上下班必经的路口，他熟悉极了，生活在绍兴，年年岁岁读鲁迅，教鲁迅，他将自己日积月累的欣喜、困惑、那种似乎矛盾的心理都写出来了，鲁迅的闪电雷霆般的语言，透彻国人肺腑灵魂的洞察力，诅咒黑暗的力量，同时他也写下了一段“腹诽”：

我对你充满了腹诽。因为我在读你的时候，时时看见了自己无辜的影子。每次讲授《记念刘和珍君》，我都如芒刺在背，进退失据。你一口一个“庸人”，一口一个“无恶意的闲人”，你对普通民众的愤怒多么深切啊。“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吧”，是的，忘却就是我们的本能。可是，大先生，为了维持我们肉体的生存，在这个充满了刀俎和杀戮的年代，我们还有哪一条道路可循？人们告诉我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人们还告诉我，“爱比死更冷”，只是，先生，你能给我一个更高的超越的可能吗？

很多人，从你脚下经过，仰头看看，或者不看。你说，你一个都不宽恕。我趁着绿灯的时间，从你脚下经过，我打算，宽恕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

除了文章的长进，这些年在思想上的自我训练，使他的见识大大长进，这是从才子写作过渡到公民写作的坚实基础。读了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以后，他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正好俞可平是他的诸暨同乡，也是他叔叔的朋友，他和认同俞可平观点的叔叔有过一次饭桌辩论，据此就写出了一篇完全真实袒露自己思想的文字。2006年12月，刘军宁在《南方周末》撰文呼吁来一场新的文艺复兴运动，知识分子纷纷发表文章，他也参与到争论之中，写了《在当下中国谈文艺复兴是奢侈的》一文，不同意刘军宁“观念是一个起点”的看法，“认为利益才是起点，有了利益冲突，人们才会在这个不断的冲突中寻求和解。对普通民众而言，他们的驱动力不是观念，而是利益。……对普通民众而言，只要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就够了。”他尤其不同意对现实太乐观的看法，“不要去谈论遥远的文艺复兴，不要对当下有过高的期望。低头看路，着手做事。”他的观点诚然可以商榷，他的思考和感受带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提供了学者往往不具备的一些元素。2008年4月，在奥运火炬引发的抵制家乐福事件如火如荼时，他写了《这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观念的对决》，对爱国主义、自由主义都提出了清楚、理性的看法。

这些文章不是从书本中来，而是从生活中来，从正在发生的关乎我们当下和未来的那些事件中来，他不回避，不遮掩，而是真诚地提出一己之见，他文字是感性的，表达的观点却是理性的，这正是他文章的特点，以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力求将自己对大问题的认知说得明白、清楚。这个时候，他的文章不是从空灵、抒情的审美性出发，逐渐往实在、朴素的这一路演变，毫无疑问，单纯的文字美感已不再是他的追求。无论到绩溪访胡适故居、到苏州为林昭扫墓，他对故乡草塔变迁的感怀，还是写教育、写孩子，不同的话题……在他的笔下都充满了一种崭新的气息，那是内心自由的气息，一种公民的气息。公民社会从身边建起

朝阳经常说起，大学毕业，分到绍兴的一所中学教书，曾经过了几年无聊、寂寞甚至有点沮丧的生活，网络慢慢地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他的心态，从“消极生活”到“积极生活”，这种改变要感谢神奇的互联网，因为网络，他开始在上面写作，私人性的写作转变成了公共性的写作，他的天涯博客，今天已拥有400多万点击量，影响日渐扩大。另一方面，通过网络，他也突破了原来的交往圈子，网络至少使我们有了过一种虚拟的公共生活的可能性。

在他所栖身的古城绍兴，如果不是网络的出现，几乎很难找到同道者，正是网上的读书论坛催生了他们的E网读书会，我曾先后去参加过两次，一次是在一家酒吧，一次是在绍兴文理学院，是绍兴E网与人文学院合办的，关于“鲁迅与鲁迅文学奖”的讨论。通过这个读书会和网上论坛，他认识了许多跨越不同行业的有热情、有活力的年轻朋友，大家的兴趣、专业各不相同，但都关心这个城市，希望过一种有尊严、有意思的更健康的生活，正是这种生活的愿望使他们聚集在一起。

2008年1月初，绍兴E网在当地一家剧院举行年度晚会暨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一个纯粹民间的自发活动，有两位网友获得了“E言九鼎”诚信卖家奖，还有网友获得了“E网情深”最具深情奖、“E心一意”最佳团队奖，他也意外地获得了一个“E字千金”最佳原创文学奖，这个奖没有奖金，只有一个透明的水晶奖杯，他却十分珍惜，因为这是按民间尺度设定的奖项，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价值。他在当夜写下的《E网是一种生活方式》中说：

晚会也是这样的，没有半点官方的正式的气氛。我很喜欢今天的晚会，闹哄哄，又有一些杂乱。都是网友自愿参加表演，业余团队，水平不专业，但是投入、高兴。组织也不是很完美，经常出一些小状况，比如演小品的网友，无线麦克风掉出来两次；布置道具的时候，“三碗不过冈”的旗子掉下来等等。主持人还在台上说话，很多小朋友跑到台上去捡彩纸，跳来跳去，呜哇乱叫。当颁奖的时候，有几个颁奖嘉宾找不到了。

但我真喜欢这样的小小的意外的场面，比那种严谨的一丝不苟的官方晚会，多了人情味和亲和力，那种晚会，连笑声和掌声都是预先安排的，他们就当观众都是呆子！而这个晚会，活力四射，是网友自己组织参与的，是自由的，民间的，随意的——真好！每个观众都自己买票入场，30元一票。即便你跟E网的老板是哥们，他也不给你赠票。当然，30元不是跟你赚钱，他还有礼品，有抽奖，还有晚会结束的电影等等。

他们并非只关心自己生活的城市。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他和陈伟峰等几位网友一起在网上发起募捐，最后募集了18万元善款，他的博客那段时期不断公布有关信息，记得还有捐款的账单之类，他们想在灾区援建一幢坚实的教学楼，其间经过了无数的曲折。作为尚在初级阶段的民间社会一分子，他在其中感受到了快乐，也体会到行动的艰辛和不易。

他说自己是个务虚多于务实的人，网友推动的许多事他并没有去参与。他深知精神的追求是跨越地域的，但也强烈地意识到，“地域，确实是我们得以产生在场感和推进力的所在，我们曾在一次次的讨论中，呈现分歧，不断明确，不断获得共识。这个共识在于，要用理性的、非暴力的方式，呈现我们的权利诉求。要用克制的，然而坚决的态度，去坚持我们的言说。允许失败，目的不指向任何可以达到的物质利益，目的仅在于表达我们的不同意见。”

2009年清明节前夕，他和六个朋友以绍兴市民的身份自发地前往蔡元培故居旁边的孑民广场，向蔡元培先生表达敬意，献上鲜花，宣读祭文，祭文是他执笔的：

今天，我们用当年先生推重而旧学者讥之为“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白话文，来写这篇几百字的祭文，因为我们深知，新语言中蕴含着新思维，而新思维中蕴含着新生活的可能。

当时，全国共有16处大型公祭，除了孔子和“三苏”以外，全是帝王将相。网上还传出山东清河县要公祭西门庆的消息，有感于此，他们想以简单的民间方式纪念他们的乡贤先辈，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北大的奠基人。

今年春天，他们邀请出色的盲人民谣歌手周云蓬到绍兴开音乐会，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因为当地人对民谣的热忱，周云蓬干脆在绍兴租房子住了下来，随后举办了多场音乐会，歌谣给这个古老的城市带来了一次次的冲击，特别是8月14日举办的“追忆似水年华：一百人与周云蓬共唱一百年”。朝阳不久前写的《音乐照亮梦想》中说：

我热爱李青兄为其音乐台所录制的一句宣传语：有音乐就有全世界。确实如此，自4月份老周第一次演唱会以来，万晓利、刘东明等我们热爱的歌手，相继来到这个江南小城，给我们带来最为美好的音乐，而以老周这次的“追忆似水年华”谈唱会为高潮，我有一种深切的感触，我所居住的城市，正在变得更加可爱，正在变得更加宜居。如果城市尚有可能使生活更加美好，而音乐，则毫无疑问，正在使得城市更加美好。

用朝阳自己的话，这是他们“尝试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也就是不断地往真实的公民生活靠近。我们知道，没有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公民的存身之地，但公民社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恩赐给我们的，它只能日复一日，在平常的生活中，在这块土地上慢慢生长，让一部分人先公民起来，正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任务。教育，做一个公民的支点

教书多年，朝阳一直不讳言他并不热爱这个职业，他不必全力以赴，课堂、练习题、高考不是兴趣所在。但是十几年的教师生活还是赋予了他教育学的眼光和职业精神，包括与学生的交往，乃至米奇尼克访华时，他在“推特”上问的问题也是站在一个中学教师的角度。在教育当中，他逐渐找到了自己做公民的支点。

作为一个热爱阅读的老师，他给学生开读书会，也给学生开书单，只是最初推荐书目基本上是文学类的，他爱好古典文学，对外国文学也有兴趣，中文系给他的趣味大致上也在美这个范畴内，对真与善的维度没有太多的留意。但是，随着阅读视野的打开，他的书单渐渐开始变化，从1.0时代、2.0时代到2.1时代，渐渐从文学的框子里跳出来，涵盖历史、哲学和其他各类社科和人文书籍。因为他意识到，公民教育，需要的是权利观念的启蒙，需要的是理性思维的训练。

对他来说，不能忽略的一个经历就是他参加的那次竞选，大约2006年，他所在的学校领导宣布基建处主任开放竞选，每个老师都有资格作为候选人参与。他在竞选演说中说，自己是冲着“民主”两个字来的：

作为一个相信民主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的人，作为一个坚信民主制度的价值的人。这次，既然民主来了，我想，我要做一个知行合一的人，不能做空头理论家，如列宁所谓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如果，你用你神圣的选票，淘汰了我，那么，我要祝贺你们。因为，今天，我竞选的失败恰恰是你们民主权利的胜利。

如果，你们用神圣的选票，选择了我，那么，我不但要祝贺你们，还要向你们表示敬佩，敬佩你的知人之明，因为你没有看错，你选择了一个最合适的人。劳动人民的眼睛毕竟是雪亮的啊！

他的参与本来只是一种“as if”，结果却得到了最多的选票。领导让他去当总务副主任，忙碌了几年，他再三要求，终于辞去。这段贴近基层权力的生活经历，是一次亲身体验体制运作的机会，使他更真切地看到体制之弊，也因为这段经历，他在论及中小学教育体制等问题时，获得了新的观察角度。

学校例行的早会，日复一日，原本都是毫无生气的人云亦云，他试图做一点小小的改变，注入一些新而活的内容，他从梁漱溟的《朝话》中汲取灵感，第一次上去讲《坚守我们的教育理想》，他说坚持理想是一种自我启蒙，启蒙需要从自身内部发光。奥运火炬事件发生，国内有一种抵制家乐福的气氛，正好轮到他讲话，他告诉学生，法国人游行示威的权利，就是政府也不能干涉。说到底，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学生能朝着一个现代公民的方向走去。

在学校以外，因为《教师之友》和《新教育读写月报》的约稿，他写了不少与教育有关的文章。2004年1月，《教师之友》刊出的“那一代”专题，对魏书生、钱梦龙、于漪三巨头进行批判，引发了热烈争论，其中反响最大的就是他那篇《魏书生——技术主义与权威人格的末路》，从知识结构的致命缺陷、教育理念的根本性偏差两个方面，对中小学语文教学界的权威进行了尖锐的批评。2009年，他与郭初阳、吕栋等人有关小学语文课本的研究报告，对现行三个不同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作了一次审视，发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从事实真相到价值观念，可以说，中国孩子还在吃错药。

如果说2004年他挑战权威魏书生的那篇，影响还在教育圈内，那么，“救救孩子”的影响则大大跨出了教育圈，许多媒体都作了重点报道，甚至成为一时舆论的热点。

他自述儿子的出生对他影响很大，尤其在教育观，在看待教育的问题上，他围绕着儿子学步、学语的成长过程所写的那些文字，也都足以融入到公民教育、建设公民社会的进程当中。教育，在他心目中，不仅仅是课堂，不仅仅是练习和考试。早在2004年春天，在杭州现在已消失的三联书店，有过一次《中学人文读本》的座谈会，当时崔卫平、丁东、谢泳、邢小群诸位先生都在，还有许多中学教师和中学生，记得他在发言中就直言，没有什么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分，只有人的教育与非人的教育之别。他要做的就是人的教育，他有关教育的文章和所有努力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的。为有源头活水来

在他的《阅读会内化为血脉与骨骼》一文里可以看到，从中学时代到大学时代，他的阅读主要限于文学作品，最多加上美学，这是他全部的精神滋养，也是那些弥漫着文人气息的才子文章之由来。大学毕业之后，林贤治、顾准、余英时、殷海光、唐德刚、黄仁宇、费正清、史景迁、汤因比等进入他的视野，阅读结构逐渐发生变化，从单纯的文学阅读转向涵盖历史、思想的人文阅读。肖雪慧、崔卫平、艾晓明、何清涟、龙应台等知识女性的著作也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6年的3月，他和初阳在同一天，不约而同地在博客里写下这份令汉语世界骄傲的名单。）这当中网络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波普尔、哈耶克、贡当斯、托克维尔、以赛亚·柏林乃至哈维尔、米奇尼克……的世界一个个向他打开，他的精神资源变得日益丰厚起来，哈维尔倡导的“生活在真实中”，米奇尼克所说的世界是不完美的，灰色的是美丽的，为了美好的今天而不是明天，“as if”……这些都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一而再地提及那段经历，上班磨日子，“生活在下班之后才开始”，直到他的世界一点点扩大：“既然日子要一天一天地过，那么可不可以尝试着，将每一天，都尽量将自己放置在真实之中呢？既然空气和泡沫也是一天，尽量真实也是一天，那么，不如试试尽量真实的方式看。反正我从来不想得到什么，也不会失去什么。”

他尝试着在单位也尽可能地说实话，展现真实的自我，与同事分享自己内心的想法，结果发现有很多人同意他。他意识到，我们不得不和别人一起共享这个世界，虽然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改变世界，但我们说出真实，将自己的主张表达出来，就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推动。这正是他尝试过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的一部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原本对经济学完全陌生、也毫无兴趣的文学青年，从最初接触到杨小凯的《百年中国经济学史笔记》，第一次意识到经济学在改造社会、推进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他把网上下载的这本书打印、装订，做成了平生第一本自制的书，这也是他在经济学方面的第一本启蒙读物。他把能找到的杨小凯著作全部找来读了，而杨小凯在经济学以外谈宪政、谈时政的文字，更让他感受到一个经济学家的公共关怀。循着杨小凯，他走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和自由》。阿马蒂亚森的《饥饿与公共行为》，他服膺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理论，前两年金融危机发生时，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自由化过多，恰恰是管制过多。华人经济学家中，在杨小凯之外，对他影响大的还有陈志武、茅于轼、财经作家苏小和。他说，“读经济学带给我最大的影响，大概是推动我从文学青年实现转向。从文学青年的特质中抽身出来，我觉得是我这几年最大的进步，这个进步一则是从读历史而来的……一则就是读经济学。从文学梦走向努力学做一个现代公民”。

正是这一转向，使他不久前完成了一本专门写给小学生看的读本《为什么不能买下所有东西？》，围绕着他5岁的儿子蔡从从，从活的现实中撷取很多真实故事，步步深入，为孩子解答：为什么不能够把所有的玩具都买走？钱从哪里来？工作是什么？假如你有一笔钱会用来做啥？勤劳就能致富吗？干净的钱与肮脏的钱有什么区别？人一辈子究竟需要多少钱？……这样充满生活感，同时又有知识积累和精神视野的读本，正是今天儿童读物中所匮乏的。不能忽略儿子带给他的灵感，正是他对儿子的爱，使他身上的才华和责任一天天地显示出来。他的经济学知识是有限的，但是他做的这件事实际上已超越了经济学的界限。

朝阳的精神资源不仅来自书本，来自知识先辈们的思考与探索，还来自生活中呼吸相关的一个精神共同体，从大学时代的同学挚友郭初阳，到网络时代逐渐扩大形成的跨地域的朋友们，他们中有很多是中学教师，比如吕栋、周仁爱、范美忠、苏祖祥、梁卫星、魏勇等人，也有民间社会各行各业的朋友，大家相互砥砺、交融互补、讨论对话，成为彼此的精神资源。这种影响也许一点都不亚于闭门读书。

朝阳还跋涉在通往现代公民的路上，生活远未完成，收入本书每一个字，都在为他的脚步作证。这些年来，他的思考、言论和行动，可以为民间社会的成长做一个具体而微的注脚。他持的一种低调、有建设性、可持续的行为准则，看起来不够雄浑、不够过瘾，但他确乎浑身都散发着民间的气息，有点儿散淡、随意，从行事为人到作文似乎都是如此，他的目光总是那么诚恳而清明。

就职业而言，他在中学也是体制内，我常想，是否在体制内谋生并非衡量一个人是否具备独立、民间的标准，有些人身在体制外，整个价值观、思维方式、语言表述都在体制内，有些人身在体制内，但心态、语言、思想和行为方式都是民间的。他不是那种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天纵之才，既不能一言足为天下法，也不是勇者无惧，没有为了理想出生入死、赴汤蹈火的表现，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毕业于一所普通的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于一所普通的中学，没有显赫的学历，没有惊心动魄的人生履历，却因着他不停地寻求做一个普通人的意义，他点燃了自己这盏灯。也正因为他是一个普通人，也以做一个普通人、过普通人的生活为目标，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才更具有示范性，是每个普通中国人都可以理解、可以效仿的，他的文章也只是展现了普通人的感想、普通人的思考，他为普通人如何走向自由之路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在民间社会崛起、重建一个新时代的过程中，这个平凡的实例所具有的意义，也许超过了许多被媒体广为报道的典型事件。因为他所经历的、正在经历的都不是高不可及、需要巨大道德勇气和牺牲精神才能做到的，他只是在脚踏实地做公民的练习。

2007年的最后一天，他在博客发表了《重申一个公民社会的理想——2008新年献辞》，篇末曾引用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

你可以不做诗人

你一定要做一位公民傅国涌2010年9月21、25日初稿，10月4日杭州桂花开时修改

序二　《阅读抵抗荒诞》：所有的智慧都在朝阳的那一面

所有的智慧都悬挂在朝阳的那面

所有的心情也邻近阳光

这几乎就是一种医学

在冬天，你总走在那一面

有人总坐在午后的街上

就像插图出现在书中

这几乎包含了种种医学

在你失去年轻又不太年老的时候

在生活的玻璃后面有我的眼睛

在日子的树林中却没有我

我看见你正携影疾走

也将看见你

更快地坐进阳光之中——陆忆敏

蔡朝阳老师是个很深情的男人，或者用他的好朋友郭初阳老师选用的词——朴素、善良、一往情深。他的文章中，有那么一些特殊的短语，频繁出现，它们是：击中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我哭了、热泪盈眶。我有时会拿它们开他玩笑，我说蔡老师，你怎么那么“倩煞煞”的呢？弄得他很不好意思，他说，嗨嗨，你注意点师道尊严好不好？然后，过段时间，又发现他“热泪盈眶”了。我知道，他是真的哭了，他内心对世界上，对人性中，那些真正善良和美的存在，始终是敞开的。我笑他，只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男人，怎么那么容易被触动。《阅读抵抗荒诞》的副标题是：蔡朝阳中国教育观察。作为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其中一员，蔡朝阳老师“两手粉笔灰，一肚子不合时宜”。他“合”的是未来一个可以想望的好的世界。如所有站在令人失望的现实世界，朝向时空的远方眺望另一个世界的人一样，蔡朝阳老师常会不自觉发现，自己左边矗立着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现实，右边铺展着自己的无能为力的郁重。在第三次看完纪录片《高三》后，蔡老师写道：“身为这出悲剧与荒诞剧之中的一员，我无能为力。我的悲伤来自我深切地认识到这出悲剧的荒诞，而我必须置身其中，无法逃离。这是我的悲剧。”而更多地，让人学会了把自己变成单纯履行体制功能的人，不知道悲伤。

2002年，我在我的高中语文课堂上遇见蔡老师，那时他还是一个忧郁的年轻人，很瘦。我的同学们对蔡老师的一致评价是：幽默风趣，博览群书，有思想，很深刻。他在课上释放出来的那种智性的愉悦，让年少的孩子们充满惊喜。但是他自己，对生活缺少一种欣悦的情怀，精神生活也不是那么稳定。我一度很担心他的精神状态，觉得他太孤独，深陷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有时沉重疲倦，有时空茫焦虑，飘飘荡荡，在自我的挣扎中耗损心智，让人不放心。我不知道他现在如何回忆自己那段时间，他是那种对自己坦然、坦率的人，我猜他会对它充满感激。因为那是一个自我改进、自我完善的过程，努力着从内心深处获得动力以前行，伴随着疼痛和隐秘的喜悦。

阅读，写作和思考，构成了蔡老师的生活方式，并且在一些时间里，是最重要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让他进入一个无限宽广的世界，并赋予他不可剥夺的内在价值。我对蔡老师说，你带给我的影响，比你想象得要深远得多。因为他本身的存在，就引发我很多思考。我不会轻易把别人思考的结果拿来，作为自己应对某个问题而给予自己的解答。对蔡老师的那些思考的结果，也是如此。所以我看到的蔡老师，并不是别人眼里那个有思想很深刻的蔡老师，而是一个一直在思考的人的形象，那种独立性，那种保卫自己良知的完整性的能力、唤醒自身对世界的责任感的能力，才是让我由衷地喜爱敬佩的。我害怕在他身上看到一个悲剧，看到他与世俗的生活握手言和，不再以理性的目光去打量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存在，或者，朝向自己内心世界越走越深，最后因为孤绝而变得狂迷虚弱。幸好，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他和世俗的世界相处得很好，他把自己内心的世界打理得很有秩序，更重要的是，他从沉思的生活中，走出来，更加切实地关注公共领域内的事务。

2006年的时候，蔡老师写了《在鲁迅路口》，他说：“我打算，宽恕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那时，他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在熙熙攘攘的世俗人间，为自己建立了生活的尺度。他注视周遭世界的目光，因为理性上的清健而日渐宽和、从容，内心温润有力，有更多的爱。我回想以前他在讲鲁迅的文章时，那失神的凝重的眼睛，那愤激而脆弱的神情，止不住感慨，一个生命的自我成长，是多么具有尊严和价值的事情。当下的世界，并没有增加更多的善意，有些幽暗的层面，也并没有被明彻照亮，但是蔡老师当下的生活，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郭初阳老师作本书前言，题为“谁曾这般磨灭”，亦是这个意思。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过去中创造了自己的将来，在自己的自由决定的行动中，承担自己为自己选择的命运。

我并不喜欢“阅读抵抗荒诞”这个书名，生活本身不是荒诞的，假如说我们现在的生活里有那些可见的、可以言说的荒诞，那也不是生活的本质，而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国家，或者更具体地讲，是我们的社会所催生出来的。你怎么可以用抵抗这样的姿态去面对它呢？蔡老师说：“为何抵抗，抵抗这个词语的言下之意其实是，我们被打败了，挡不住了，我们还勉力抵挡……挺住是暂时的，虚无是永恒的，而我们唯有以文字自救。”我理解蔡老师的意思，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会被逼迫着去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毫无意义，只会损害我们自己为自己的生活创造意义的能力。但是，正如陆忆敏的诗歌写的那样，在阴冷的时候，让自己朝向温暖的那一面，靠近阳光，是最真实需求，也是在这种需求中，包含着希望。

克洛迪奥·玛格里斯在《乌托邦与醒悟》中说：人人都只考虑自己，小心谨慎地行事，而不去思考生命、真实以及人类自身的意义，那么这样的文明是混沌的。蔡朝阳老师是一个诚挚的自我省察者，他通过思考和展望，与我们所在的这个文化环境，紧紧联系起来。我看见他正携影疾走，也将看见他，更快地坐进阳光之中。【本文为《阅读抵抗荒诞——蔡朝阳中国教育观察》（台北秀威书局2009年版）一书书评】朱桂英

第一辑　以自由看待教育

我所思兮在山腰——从教十三年记

去年的全部的教育类刊物中，我只读李玉龙和小狐编的那一本。全部的《新教育·读写月报》栏目中，我每次看到“行者”这个栏目就要窃笑。

当然，幽默首先来自这个栏目标题本身。事实上2004年《教师之友》的时候就开始窃笑了。“行者”，这个词在汉语的语境中，有一种艰苦卓绝、一意孤行，追寻某个终极价值的英雄主义意蕴。给人的形象感，就仿佛鲁迅笔下那个过客，处境艰难而绝不退缩，悲壮啊，理想主义啊，都与这个词有关。可是，人生很漫长，激情却很短暂，革命者最后还是要吃喝拉撒日常生活的。所以编辑小狐数次三番叫我写行者的专栏，我不敢写，除非用逼供信的手段。首先因为我没英雄主义情结；其次确实没也什么故事可讲，人生到目前为止波澜不惊，一点也不跌宕起伏，一点也不可歌可泣，13年教书生涯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不曾挪窝；更重要的是，我根本不是那什么行者，毫无教育理想，遑论革命情怀！在西天取经的漫漫长路中，我是八戒，私下里时刻想着分行李，就此散伙，撤回高老庄老婆孩子热炕头。当教师，只不过迫于生计，因为90年代的国家分配制度的残余，不得不教书而已。在90年代中期，师范毕业生想跳出教育圈的话，要交一笔培养费，数额不小，类似妓女的赎身费。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一去十三年，钟声响当当。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的钟。王怡曾引用李碧华的文章，说到孙行者对唐三藏的维护，看见女妖精就气不打一处来，简直是个“基佬”。说得真是形象，孙行者对唐三藏一往情深哪！就像我几个朋友，谈起课堂什么的眼冒绿光，像看见初恋情人，而我则掉头不顾。为什么还在教书，不过是因为胆小，不敢离开公职，从而丢了饭碗而已。并且，13年了，早已被体制塑造成乖孩子了。

其实，我的嘲讽并不针对“行者”，而是针对中学教师式的抒情。看到有人抒发对教育之爱，总忍不住为之捏一把汗，拜托，抒情啊，千万千万调子不要太高，您老累，俺们伸着脖子不明真相围观的也累啊。

教书13年，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过来的，冷眼旁观。后来，就“教育产业化”了，民众的教育成本被空前提高的同时，教师的待遇也有些微提高。当然民众和教师的矛盾也尖锐了。教育产业化和民众之间的矛盾，直接对面的焦点就是一线教师，这是另一个话题。若不考虑这些教育的不公正，想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总算有了一定的体面，便暂时断了跳槽的心。但因为这个制度本身要加给你很多精神上的折磨，你的思想被桎梏在一个铁笼里，甚至有时候还逼着你肉体受苦，为了高考再创辉煌一天工作12小时以上，为了高考再创辉煌连续上班21天不得休息，这个时候还是痛苦地想，狠狠地想：要找一份自由职业，这辈子发誓一定要跳出教育圈。而且近年来这些规章制度对教师和学生的步步紧逼一步步加深，体制这头怪兽对每个身怀自由梦想的教师虎视眈眈，日渐蚕食我们的消极自由，教师就像生活在一个永远不能醒来的噩梦中。很多同行朋友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精力去做毫无意义的事情，仅是课堂，仅是和学生的交流那么这个教育是多么美好！可是体制本身的逻辑会按照它自身的逻辑和内驱力发展。在这个教育体制内，每个学生都是零件，而教师只不过是流水线上的操盘手。

因为明了教育里面这些加诸我们身上的枷锁的坚固，其带来的痛苦甚至远超过肢体的疼痛，我便不能爱置身其中的教育。在这个体制下若还是有人能信誓旦旦说热爱教育，我想仅仅可能出于两点。一是他说谎。二是他没说谎，但是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才叫做真正的创造的自由。凡是有一个奴隶在，这个制度就不能叫做自由制度；凡你不知道自己的自由被损害，你便不是现代公民。

我知道前述的可能是一些外在于教育的东西，秦晖所谓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的问题。李玉龙曾经问过我，要是有一种好的教育，不需要去穷于应付这些个形式主义的东西，你又如何？李玉龙当然可以有此假设。假设教育也是可以具有创造性的，但我仍是不会最爱教育，因为我最爱的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其次是写作。在写作中才能体会到创造的最大快乐和满足。还有，李老大，难道真的存在你所谓的纯粹的教育吗？难道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能将教育体制丝丝入扣的安排和纯粹的教育本身分开吗？

饶是如此，我仍承认教育是有可为的。这是我除了胆小不敢离开体制之外第二条仍然混迹于教师行列的原因。基于一种对人生漫长理想短暂的对策，人必然要做点事。因为不可能仅靠不可靠的理想活着，30岁前可以不停地谈理想，40岁还谈理想就是自我欺骗。就像李玉龙跟我说的，既然人活着，总要做点事情的，不然何以遣此有涯之生？现在，我被命运安排，沦为中学教师，暂时没有机会从事更为自由的创造，那么至少也可以在贫乏之中寻找意义。

我就是这么想的，要是以前在走出颓废阶段之后曾经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仅仅出于这个考虑，而非胸有成竹自以为是的启蒙。相反我对启蒙这个词语一直深怀警惕，尤其是近年来，尤其明白到了启蒙的居高临下的一厢情愿，每个人都可以是理性经济人，与你是否被人文学者的精神启蒙何干？最好的道路是，有一群具有法政哲学背景的朋友，为我们设计一个目前为止最不坏的教育制度，就足够了。事实上这颇具有可操作性，并非空中楼阁。这比让13亿人同时具有人文理想靠谱多了。尤其是在中国必然走向开放的中途，身为一名中学教师，有可为的地方很多，要是仅仅满足于流水线上的操盘手和某种意志的灌输者，那将是多么的失败啊。就像巴顿将军说的那样，有一天他的孙子问起来，爷爷，二战时候你在干吗呀？巴顿将军不至于回答说在掏大粪呢。我也想对后人说，这一生不完全是在掏大粪。

另外，在职业的选择上，同样是一个不自由的职业，与其让我在一家国有大报从事媒体行业从而得到比现在高数倍的报酬，我宁愿拿现在的小钱继续教书。因为在目前的报纸行业中，一个人的不自由会被加倍突出。南方报系也不除外。而另外更有钱的职业，比如财税工商之类，那对我来说是一种重复的机械劳动，类似于点钞机、收银机，不存在创造性的发挥个体能力的空间，再有钱，仍是毫无意义。

不过，近年来我又有了新的想法。或者也可以说是对教育有了新的理解。我比以前进一步了解了教育的创造性之所在。作为一个并非将自己定义为应试教育的操盘手和某种意志的传送带的教师，我将有可能介入孩子们一生的成长，其影响，可能会涉及他生命深处某个隐秘所在的构成，即，教师参与了这个孩子生命的发育，就像混沌学中所谓的蝴蝶效应。这何尝不是意义呢？毕竟，教师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啊！退而求其次，在获得这种创造性的同时，也不妨碍个人享受创作的自由，这就是我开始不那么讨厌教书的原因。当我一位原来看起来像行者的朋友抛弃体制拥抱自由之后，我倒是看起来有几分像“基佬”的模样了，真是吊诡。并且，当我越来越意识到参与的是一个人生命的塑造时，就开始希望自己是一个好老师，热爱自由的、负责任的老师。

又则，我前面将裹挟我们的体制力量描述得无比巨大，好像我们根本就无所作为，但其实个体并不是毫无作为的，并非单向的接受者。有一次和一位媒体朋友聊天，他有一个非常好玩的说法，意思是说，人就应该生活在极权体制之下，生命的意义就是和体制的斗争，从而实现民主与自由，要是已经实现了自由，像美国那样，那我们岂不是很空虚？当时在座的众皆大笑。这个说法和袁伟时很像，袁老先生说，生活在一个黑暗与光明同存的时代，他感到很幸运，因为我们将能亲手去迎接光明。这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据郭初阳说，在自由世界待过一天，便胜似在专制社会呆上一生，叫做一日长于百年。这两个说法都很有意思，看上去有矛盾，其实内核非常一致，最关键的在于，我们如何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享受自由和追求自由都是可以有创造性的。并且，我们将要度过自己有长度的人生，并且没有机会选择我们生活的地方，那么及早规划这个人生的长度，使之前后一致，是有必要的。

我近几年的思想变化，是做了父亲之后慢慢悟得的。菜虫虫来到世界，他给我了很多惊喜，很多思考，菜虫虫让我考虑很多以前压根儿不会想到的问题，他是我的老师。比如，以前我一度是丁克主义者，因为我想，自身的价值，就要在自己身上体现，而不是通过第二人。这也推及到对教书的看法，我并不那么爱教育，因为不认为教出了杰出的学生，就可以是我的骄傲。我的骄傲与荣光仅在于，自己作出了怎样艰苦的努力，思想见地有怎样艰难的进步。即是说，我的价值要依靠我个体而生成，而非借助于外在的媒介。自从成为一个父亲，原来担心的从此儿子成为我的全部，丧失自我的情况没有出现。相反，菜虫虫的来到极大地拓宽了我的生活空间，也即是说，菜虫虫不但没有毁掉我的生活，反而使我的生活得到前所未有的开拓。我的生命感悟因此有了本质的提升，即便基于这一点，我也感激菜虫虫的到来。这也让我推及到对教书的看法。以前将教书的职业和自己的追求下意识地看成一对矛盾，彼此妨碍，但现在呢，我也发现，教书的事业得到拓展了，写作、自己做研究，和我教书这个职业并没有矛盾，相反，如果教书也可以是事业之一的话，我的事业也被成倍地开拓了。这让我从狭隘的个体主义向着博爱高尚的情怀前进了一步，为此，我感恩。

当然，我也更懂得了教育的重要，至少比以前更爱学生了。因为我在第一时间，在最近的距离观察到成人如何对一个孩子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秘而不宣的，但埋藏着，有一天就表现出来了。教育的神秘带给人的惊喜一点也不比写作带来的惊喜少。比如，前几年我才突然悟得，单向的灌输不是一种好办法，最重要的东西是事实、真相，以及一些基本的思维训练，而最关键在于保有他们天真的好奇心。可以说中学生的辨别能力是很弱的，多年的应试训练、乖孩子的训练，把他们变成了很少拥有独立思维的人，一般用来判断事物的都是辩证法，事物要一分为二地看，什么事情都有其光明面和阴暗面。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是每次新带高一我都面临着和辩证法的斗争。每一届都有固执而纠结的学生，跟你纠缠不清。一方面这个时候我越加认识到一个清醒的中学教师的重要性，一方面我摆脱不了厌倦，总觉得被体制制造的一根筋层出不穷，长江后浪推前浪。但又怎么样呢，越是这个时候，我就越觉得需要那些有志于成为公民教员的教师来发挥中流砥柱作用。至于我，则希望自己为那些尚不懂得自由为何物的孩子们树立一个不同的标尺，亦要成为那些自由思想不曾被完全扼杀的孩子们的导航灯。我不是他们的船长，但当他们航行在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旅程时，我愿是他们边上一丝微弱的光亮。

然而，这些年来，我最大的变化不在于观念，而在于有了行动的勇气。有一位朋友表扬我，说这几年我最叫人敬佩的地方在于做事。感谢这位朋友的谬赞，如果我真的在向行动的方向转变，那真是万幸。事实是，我做的事并不多，但勇气倒是有了比以往更多的增进。我有这么一种想法，在体制内教书，暂时衣食无忧，同时也没有发财的梦想，那么是不是可以尽量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谓积极生活。

作为教师，职业的特征被人称为“君子动口不动手”。意思是说，我们教师这个行业，仅是停留在思想观念上的，是做一些文化熏陶、思想传承之类的事情。这些事情只跟你的形而上的一面有关，而跟你的物质生活无关。教师可以是课堂中的布道者，但一出了课堂，却掉入卑微之中。多年前我遇到过这么一件事，在课堂上闲谈，谈到农民的权利、拆迁的违法、权贵的蛮横，颇慷慨激昂。恰好一位学生的家里正碰到这个事情，城中村改造，轮到拆迁他家的房子，但政府的赔偿却远不足以和市价持平。学生觉得我慷慨激昂，便来询问对策，但这个时候我可耻地逃避了。我不知道这给这位学生带去怎样的失望，总之自己感到很羞耻。诚然可以给自己台阶下，因为我仅是一个不名一文的中学教师，而非维权律师，即便在圈子内部也不是一个拥有话语权的人，实在帮不上忙。但我无法原谅自己的是，那种慷慨激昂和胆怯的回避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现在，我仍不具备一个维权律师的勇气，但我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2008年汶川地震，我与几位网友一起发起了给灾区捐建一所小学的活动，最终募集18万元善款，因为不能独立建造，于是加入了凯迪网络的凯迪小学的建造行动，现在，这所小学已经开学了，我的几位朋友参加了开学典礼。当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最大的行动，还只是说，写文章。但话语也是有力量的，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可见，这个光，是说出来的，靠的是话语的力量。

我以前的生活，可以叫做双重生活。上班是教书混饭，下班之后属于自己的生活才开始。按照这样，我活了一辈子，其实只有半辈子。勇气在于，你需要在白天的教育生涯中，拿出你自己真实的生活的那种勇气，把你以前只对笔记本说的，只对志同道合的朋友说的那些话，拿到公众场合说出来。2008年奥运火炬在巴黎传递时遭到了抗议，于是群情激愤，认为法国佬太不给我们面子了，甚至要抵制家乐福。那次正好轮到我在早会上讲话，我说，在法国，游行示威是个人的权利，政府无权去干涉和剥夺。我在学校早会上讲话，第一次讲《坚守我们的教育理想》，这篇东西后来成了《绍兴教育》的卷首语。在写这个稿子之前，我刚读完梁漱溟的《朝话——人生的醒悟》一书，那是他在办乡村中学时每天早上对学生讲的话，但我发现，我可以比他讲得更现代性一点。于是我每次都这么样讲。为什么叫做更有意义的生活。这是说，我不否定以前内心的生活，而现在的态度是可行的，甚至更有建设性，同时，因为温和，而有可持续性。

我很在意可持续这个词语，我生活在此处，并且不是无产者，我希望这个社会，每个人，都能逐渐向一个在阳光下做事情的公民的身份转变，说负责任的话，做负责任的事。以前，我不自觉地把自己归于被压迫者这一个行列。把这个社会上，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压迫者，一类是被压迫者。因此，我不可能跟那些压迫我的人对话，如果要说话，那必然就是对立的，一定是剑拔弩张的，不可调和。后来，我看到这个矛盾，很多时候是一种利益分配的矛盾。意识形态这个东西，在当前，很多时候是一种借口，只有在最严重的时候才会被人拿来当棒子，平时大可以忽略不计。意即，体制内外的很多纠葛，其实就是一个利益的分配问题。想通这一点对我个人很重要，想通之后，就可以去谈，而不是将对方看作你死我活的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个谈的过程，远比这种博弈的结果重要。2009年6月份杭州外国语学校改制的事情，一度闹到满城风雨，但这个事件中，杭外师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卓越的见识，使我深受教育，深受鼓舞。我的感悟有二：一是在体制内，我们仍是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来表达我们的不同意，方式可以不激烈，但态度可以是坚决的。二是彼此都应懂得妥协的艺术。事实是这样，我们注定，不得不和别人一起共享这个世界。那些别人，有些是你不喜欢的甚至讨厌的，有些是他的主张跟你不一样的，那么如何跟他们相处？所以我并不企图用自身的观念去压倒任何一个人，而只是暂时确信自己现有的观念，并且我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时刻知道自己的无知，所以随时准备接受别人建设性的意见。

教书多年，始终在左右彷徨之中踯躅人生，很长时间里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不知道我的意义何在。现在年近40，读书思考的过程，最终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用阿伦特的话讲，就是：“人必须在荒诞中生活，以骄傲的对抗来生活。对抗是在经验告诉我们理性不能解释任何事情的时候，仍然坚持理性。……对抗是在理性和人的尊严不再有意义的时候，仍然把它们当做最高价值。”

然而我只走到了人生的中途，作为一个思想上的修正主义者，我不知道将来还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我也不知道，除掉让孩子有更自由的生活，让我们每个人更像公民之外，我还有些什么形而上的追求。改写鲁迅的打油诗如下：

我所思兮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吧。2009年9月

带一本书去课堂

一、教育的蒙昧时代

我刚开始教书的时候，便经常给学生介绍一些书籍。一方面因为自己在持续不断的阅读，有了会心处便介绍给学生；另一方面，最重要的在于，我单纯地认为阅读是一件好事，就像喜欢音乐一样。有一本书叫做《读书这么好的事》，就是好那个就是好，但究竟好在哪里，作者不明说，我则未必能说出来。所以有时候想到我所生活的小城市，以及幽暗的社会环境，就觉得自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面的特丽莎，她走到哪里都拿着一本书，以此区分她和别人的不同。但特丽莎有托马斯，我只有我自己。

当时给学生推荐书籍，没有一个主观的、有意识的目的。因为我自己讲课、读书都信马由缰，从不研究教育理论，从不操心课堂流程，上课想到哪本书了，便推荐一下。隔几天，偶尔会发现某同学桌上有了这本书，便表扬他一下，这位同学会在随笔本里跟我讨论这本书。1996年的时候，我还比较喜欢古典文学，是大学的一种惯性。我记得当时的高一语文课代表，一位长着几粒小雀斑的可爱女生，她因为我对《诗经》披肝沥胆的阐释而喜欢《诗经》，高中三年，是《诗经》陪伴她度过的。但我不知道这种喜欢究竟影响了她什么，对她将来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也许并不是好影响，这种喜欢可能反而会影响她对现实生活，尤其是物质生活的判断，如果这样的话，我倒觉得这是一个悲剧。我自己也是这样，并不清晰阅读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我知道自己，因为阅读，很多时候都和别人格格不入。所以，当初，阅读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枷锁。就像很多好心的同事建议我的那样：小蔡，读那么多书干吗呢，自己搞得那么辛苦！他们认为我假如有一点点痛苦，那也是自找的。如果无知又无思，世界就简单多了。这话也有几分道理，比如，猪就不会因为知道自己被屠宰的命运而痛苦。《夏洛的网》里，威尔伯的畏惧，就是因为他知道了他也许会被做成培根。我当时的困境就在这里，所谓危险的启蒙，你到底要如何面对学生去言说？如果你反而加重了学生的痛苦，那又如何？

但我还有一种朦胧的确信，比较单纯，我认为阅读还是超越世俗生活的，也许我们需要这样的一种超越性的、精神性的生存。就像海鸥乔纳森，他要为了飞翔而飞翔，海鸥的一生并不仅仅是为了吃饱饭打瞌睡。于是我还是一直不断地读书，一直不断地向不同的学生推荐不同的书。

当时推荐的书籍有一个特点，以文学作品为多。这也可以说明一点，在10年之前，我还是一个文学青年，简称“文青”，现在都是骂人的话。当时的语文教材还是人教社的老版本，作品比较陈旧，我主要以介绍一些新鲜的作品为主，比如海子的诗。我总共买过7本人民文学版的《海子诗选》，送给学生以及朋友，最后自己一本也没有留下。关于海子的藏书中，我最珍爱的是西川编的《海子诗全编》，放在学校办公桌上，经常翻看。后来有一个在我鼓吹下变得爱读书的同学，不告而取，半偷半借就拿走了。半偷是他并没有事先跟我说明，半借是他后来读大学，才告诉我是他拿了我的《海子诗全编》，但并不打算马上还给我，到现在也没有还我。我只有苦笑，真不知道这是我教育的成功还是失败。

这仍是我的教育蒙昧年代，持续了比较长的时间，教书是混饭的手段，心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意图，比如培养学生多方面的丰富的好奇，乃至培养学生的公民素养等，我没这些想法。自己读的书虽然不限于文学，但给学生推荐的，多是文学书籍，也没有一个给学生的阶梯状的阅读计划，随性所至。所以我现在想，其实对于这第一届学生，我和任何语文老师一样，不会给他们任何别的影响。

二、朱桂英与书单1.0时代

我给学生开的第一个推荐书单，是在2002年，我现在称这个书单为1.0版。无知者无畏，我还曾把这个书单贴在网上，遭到了很多尖锐批评。现在我已经很清晰地知道，这些批评意味着什么，因为我的确也在按照他们说的那样转变。比如，现在看来，这个书单基本以文学作品为主，基本上是国别体的文学史，有现代派的，也有传统著作。我没有意识到高中生并不是中文系。所以后来也挺内疚的，要是那些孩子们，现在才来做我的学生，也许会更好一点吧。这句话我曾经跟一位学生说过，就是朱桂英。

第一个书单是有缘起的。2002年的时候，我带的高三班毕业，暑假里一群男同学经常来跟我踢球，踢完球喝着饮料坐在操场边闲聊。其中一位便说，老师，你以前推荐那么多书，我都没时间读，你能不能给我开一个书单，我以后可以按图索骥，找来读一读。后来他又在QQ上找我，向我要书单，我便给他开了这个文学性的书单。比较随意，没有参考任何别人的意见。当时还没有看到任不寐、钱理群编的“新语文读本”，也没有看到傅国涌的“中学人文读本”，也没有看到夏中义的“大学人文”，全部一个人闭门造车。所以极不完善是可想而知的。但我还是沾沾自喜，觉得这个书单不错，比较全面，文学大国以及主要流派都注意到了——这就是文青的思维方式。

这件事使我灵机一动，为什么不选择他们尚在我班里上学的时候，就给他们多读一点书，多给他们一点阅读的触动呢？于是，这一年新接手的高二班级，我就把这个书单给他们了。但光开书单根本没用，很多原因决定学生不会按照你的书单去读书。比如，没时间，他们说，作业太多了。但其实我知道不是这个原因，而是他们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还有是客观原因，绍兴没有好的书店，我推荐的书未必能买到。于是我想，我应该多加引导。2002年我带完高三，调去教高二，这个班级在我教他们之前，就已经有几位同学很喜欢读书写作了。加之我有意无意地经常在课堂吹嘘我读了多少书，几位同学便也跃跃欲试。我是这样吹嘘的：我一年读100本左右书，以每本厚度1cm计算，那么，十年来，我读过的书，平叠起来，大概比三层楼要高了。我还吹嘘，我住的地方，除了电脑就是书，床上桌上马桶上，都是书。这种铺张扬厉的说法，对学生很有刺激，有人在随笔本里跟我立下宏愿：老师，有一天，我会读比你更多的书。

朱桂英、胡剑、钱学斌和姜景林他们几位学生自己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他们有小组的章程，规定多少时间内读多少书，并写了细则，请我担任指导老师。这是一个纯粹的学生组织，要是放在今天，我会很有兴趣去参与，不过当时，我的心情比较颓唐，于是有极度的疏懒，终于没有参与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活动了多久，最后总是星散了事，接着便是高三，接着便是各奔东西。我的颓唐由来已久，人生无趣，所求者何？不过我老是惦记着这几位同学，其中有一个考得不好，去了嘉兴的一个高校，去以后还曾经问过我，秀州书局在哪里。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范笑我先生，只在网上知名，就给范先生发了条短信，范先生告诉我地址了，我便转告，但终不知这位同学有没有去。

但这一届我还是给了一些读书的指导，我把这个书单1.0版打印给他们，把他们分成几个读书小组，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自己决定读什么书，怎么读。寒暑假或者长假的时候，我的作业就是读点书，写点读书笔记。假期归来第一节和第二节语文课，叫他们分小组讨论，跑到教室外面，香樟树下或者亭子里。每个小组有一个召集人，召集人负责翌日在全班面前通报他们阅读了什么书籍，向别的同学推荐该小组认为好的书籍。这几节课都是很热闹的，读书小组分散在校园各个角落，窃窃私语。第二天，有一个主题发言人，在全班同学面前汇报他们这个组的假期阅读情况。

这些事情都比较有趣，学生的丰富多彩，远远超过老师的预料。以我记录过的后一届高一小朋友的读书会情况为例。“小弱”作为召集人的这一组，主要讨论《三国演义》。不过他们的讨论没什么我期望的深度，主要是互相考问，三国里面哪一个最厉害；吕布字什么，使什么兵器；谁谁谁怎么死的……我也乐意听到他们这样的讨论，毕竟这也是阅读乐趣之一。我初中时，买过一张水浒一百零八将的年画，贴在床前，每天晚上睡觉前背一下他们的交椅排位。这也是乐趣。到了大学，宿舍里有一个“三国专家”，他知道每一个小说人物的死法，叹为观止。这个实际上跟茅盾会背《红楼梦》是一个道理。

另一次，曹道亮一组变成了一个讲故事大会，他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看的小说的情节复述了一遍。还有一个组都是女同学，她们的读书会变成了电影研究，开始她们还在讨论假期读的书，后来不知怎么，就变成了谈论电影。但是电影未尝不属于读书的范畴。我曾给高一的学生组织过一个电影欣赏的兴趣小组，给他们看了一些电影。现在，我简直将电影当作了我最重要的教学手段，现在的这一届，基本上每周看一部电影，并且电影也形成了我的一个思考序列。

第二天的全班交流也很热闹，同学们与我都充满了期待。一般，全班会有七八位同学发言，每一个发言人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于是这堂课，就成了很有意思的、很精彩的45分钟。发言的同学，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点，有腼腆的，也有豪放的，都展示出了自己可爱的那一面，说到有趣的地方，全班都给以鼓励的笑声。每一届学生中都有几位“语不惊人死不休”者，他们发言的时候，就是读书报告会的高潮。李标明平时是个很憨厚的人，数理化不错，对语文一直没什么兴趣，想不到他们组就推荐他来发言，他的发言很大胆，讨论的是“早恋”问题，因为他们读了一些小说，发现爱情是一个文学的母题，他实话实说，说高中生这个年龄，已经懂得知慕少艾，但是老师家长都反对，粗暴干涉，简直是禁区，但是偷偷摸摸的谈恋爱的情况还是有，他们组讨论很热烈，都认为中学生有能力解决这个学习和恋爱的矛盾。这个发言博得了全班同学的热烈掌声。

但即便我鼓励学生阅读，内心却未尝不处在困境之中。这可能也跟我的状态有关。我当时自认为还处在“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境地。那时候人教社的课本里面很多鲁迅的文章。现在回忆那些课堂，记忆中充满了鲁迅，而没有别的作者。似乎我们一整年都在学习鲁迅。我知道记忆的不可靠，只不过这些印迹特别深刻，就像电影中突然来了一个特写，周边的一切都虚化了，成了一个朦胧的背景。只留下夹着烟卷的鲁迅先生，只剩下孤苦无告的祥林嫂，孤独而高傲的死去的夏瑜，可悲而又可怜的阿Q。而我，这个语文老师，一脸苦大仇深，夹着粉笔，就像鲁迅夹着烟卷，在黑板上，在“冷漠”这个词语下面，划了一道又一道的线，划了一个又一个的圈。

很难想象这个对世界的基本判断为“冷漠”的语文老师会带给他们什么。多年以后，这些孩子各奔东西，他们中的大多数，我再也没有关心他们，就像我当时跟他们说的，毕业了，就各自逃命去吧。你要知道，你不是高考成绩最好的人，你不能上一流大学，你的父母家人为了你的求学，已经花去了大半辈子的积蓄，你也许下半辈子要为了生存而历经艰辛。多么可悲，我想到这些青春年华的孩子们将来要为了生存而饱受痛苦，就有一种莫名的感伤。但我无能为力，只能袖手旁观。

这个困境，最大的表现在朱桂英身上。朱桂英是这个班中很普通的一个女生，普通到你根本不会在意她，她坐在教室中，而你目中无人。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我才从他们的随笔中发现，朱有与众不同的思考。这一点很重要，我必须看到，学生其实已经有了他们的思考和价值判断，那些杰出的孩子，他们的杰出来自他们自身。在我发现并对她有一定的影响之前，她已经很杰出了，她是自己长大的。

她酷爱阅读，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后来她跟我说，高中3年大约只用了20%的时间在数理化外语诸课上，其他时间都花在读书上了。她天分很好，阅读多，思想便有超出同龄人的深刻。别人对中学生活还停留在直觉的厌恶，她已经能够从制度的高度来看待教育的两难。别人还在偷偷摸摸看日本漫画的时候，她在读中西方的大哲。有一次她来问我，说汪晖怎么样。我当时对汪晖没什么好感，便说他是新左，没什么好看的；也有敷衍的意思。她认真的质问，难道，你可以对一个人这么粗暴的下断语，贴一个标签吗？在她那里集中体现了我教书的矛盾：启蒙是危险的吗？如果一个人能够清醒地看清真相，无论如何也会有一些痛苦，而我其实仅仅希望他们能够有一种简单的快乐。

朱桂英可以在图书馆里站着把厚厚两本《人间鲁迅》读完。由此她认识了图书馆很多工作人员，以及绍兴本地的一些文化人，成为他们的忘年交。她曾经想把这些朋友介绍给我，可能她觉得我会喜欢这些朋友，又或者她觉得我太孤单了，也许缺少朋友的温暖。不过我婉拒了。

照理说读书会这事她会很喜欢，但是她不喜欢，尽管她也代表他们组发了言。因为她跟同学们在这个方面没什么可以交流的了，她出人远矣。

我跟她的交流，大多数在一周一次的随笔上。有一次，她写道：

现在觉得自己完全如一个“小丑”，那天做诗歌赏析练习卷，从7点多到午夜，结果没写几个字，后来在第二天早晨“辛苦”地在空白的地方填了一些字，因为您说过要检查。我不忍心让您看到一片空白的试卷。很可笑，是吗？那个晚上对我来说真是一种折磨。

为什么高考试卷上的诗歌赏析只有古典诗词而没有现代诗呢？其实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出卷老师的心态。古典诗歌可以有一定范围的情感界限，而现代诗歌，整个地就是一种情感的深渊，无边无际，让人失去所谓的判断力。看到我们亲爱的老师精心编制的两张《古代诗歌鉴赏资料》，满心的悲哀啊——一个所谓的诗歌大国的诗歌，竟落魄成这种模样！更让我难受的是，诗歌鉴赏竟然还要出这样的题目：该诗继承了我国传统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他们共同采用了诗歌传统表现手法中的哪一种？我想出题老师是出于“好意”，时刻不忘提醒我们，要我们知道一个所谓诗歌大国的“根”。犹太人声称自己扎根于一本书，那就是《旧约》，有时我想，中华民族是否敢声称自己可能扎根于《诗经》？事实上，一个民族扎根于一本书的设想是荒谬的（民族的根芜杂得多，分岔也繁乱得多），作为诗人个体可能会怀想他的母树，怀想母树悠远的根系，会拥有寻根的欲望，但无论如何，也难以和播种的喜悦，生长的喜悦相比。或许，后者是更久远的更原初的，更具有诗的纯粹，一本极其值得人类铭记的书，只是让后来的生命穿越而过，只是为了标识更丰富、更广阔的生长的可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根系的挣脱的欲望，才使诗本身得以生长，然而中国古代的诗人，对于根系竟如此执著与虔诚。于是一个悠远、丰盈的根系却只长出了弱小、苍淡的枝条。中国古代的诗歌在感情的充盈度及手法上都有些营养不足。优良传统！优良传统！优良传统？！当然，对于中国古代的诗人，我是不忍心从这样的角度去看他们的，他们因社会结构而被迫形成的近于扭曲的心理结构，文化及人格的生长空间，决定他们只能向悠远的根系跪下。

她似乎一直就浸没在这样的情绪之中，但我不敢否认，这是不是由于她的语文教师阴郁沉闷的情绪的缘故。以致有一次，我读了她的随笔，很为她的精神状态担忧。我已经忘了她究竟说了什么，只是觉得灰暗无比。于是我去找她谈话，告诉她世界上也还有美好的光明的一面。我也不知道我拙劣的意见给她产生了到底是正向还是反向的作用。因为这些话其实我自己也不相信，这种庸俗的辩证二元论，让它见鬼去吧。我自己此刻就处在这样的关头：除了颓废是可以确知的，此外没有什么可以把握。所以现在想起来就有一种愧疚。因为即使教师的影响有限，但毕竟会有影响。一个语文教师的情绪和思想，偏激或者颓唐，对于处于可塑性最强时期的中学生而言，也许会有我根本料想不到的影响。我认为，作为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教师，无论你希望孩子们有单纯的快乐还是有突破性的深邃眼光，最好你自己先建立一种较为健康的心态。言传身教这个词，还是有道理的。

后来，她考到了浙师大。大三那年回母校见习，跟着我听课。我请她给我当时教的孩子作一个讲座，题目自拟，她化用了我当年给他们最后一课的讲稿：生活是其本身。并大段引用我的文字。嗯，这个讲稿，已经是我获得“第二口气”之后的一些想法了。她来见习的那次，我跟她原先的班主任谈起，才知道，她还是一个热爱舞蹈的女孩子，甚至在文艺会演中表演过独舞。天，我竟然不知道，她原本那么热爱生活而生活那么的充满阳光——我真的太自以为是了。

我跟她说，要是你现在再来做我的学生，也许会好一点。她笑笑。不知道她有没有懂得我的意思。她现在毕业了，没有工作，继续准备考研究生。也很好。大学四年，她一如既往的读书，甚至整个暑假只回家一次，为了在大学图书馆能无休无止的读书。唯一我不太乐意的是，她纯粹理论的兴趣，比高中时浓厚了很多。我想告诉她，纯粹的象牙塔并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一定要选择的唯一道路。但我欲言又止，她的人生是她自己的。

三、绍兴书店地图与书单2.0时代

与此同时，我兼了校报的编辑工作，这是我一个新的领地。我把校报扩版一倍，找来几个学生编辑。这几位学生编辑都非常不错，他们是那几年跟我相处最多的几个学生，我们一起编报纸，还一起参加了浙江省中学生电视辩论赛。

在给这几位学生编辑开会的时候，我说：你们要把这份报纸办成《南方周末》。编辑之一的金伟同学笑死了，说，老师，这可能吗？你一天到晚要求我们思想思想，可是中学生，有几个有思想的？这也是实话，我告诉他几点，首先，你就是很有思想的；其次，思想不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需要通过阅读思考来获得；再次，你们编报纸，就是要去引领同学们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比较得意这份报纸的副刊。尽管只是校报，但立意高一点也未尝不可。其实在中国做事，靠的就是几个有想法的人，校报虽是小报，我的几个编辑却很不错。我们一起做了几个专题，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可能、也许，读者之中有那么一个两个有所触动，就好了。

那一年的3月份，我和编辑策划了一个“三月，诗歌的季节”的专题，纪念海子的。4月份的主题是王小波，“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放暑假之前，我把书单修改了一下，挑选了其中的一部分，印在报纸上。这个校报全校师生人手一份，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于是和编辑一起策划了一次全校性的、民间性的暑假读书征文活动。

我把书单作了大量的删改，最大的改变有两个，一是我剔除了古典文学作品；二是除了文学作品，里面还加入了思想历史类的书目。这是我自身思考的一个重大改变。我认识到，文学不是全部，看待世界的角度和学科背景不一样，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判断。这在一个法学专业的人来说也许不是问题，但是文学青年这么想，对这个文学青年而言，就是巨大的变化了。我们需要更丰富的知识，更宽广的思维路径，更具体实在的解释世界从而改变世界的方法。这需要我们拥有更广泛的阅读。我把这份经过彻底修改的书单叫做2.0版。比如，我在里面有杨小凯的《百年经济学史笔记》，关于历史的著作，有唐德刚、费正清、汤因比等。

但是中学生毕竟活动范围有限，他们并不知道绍兴最好的书店在哪里，除了卖教辅的书店。2002年左右的时候，网上书店也还不是很方便。我找到美编小周同学，叫他先画了一张绍兴市的草图，兼有水墨画与抽象派风格，略略有些大意，几条主要的道路都出现了，然后我在这张地图上注明每一家我认为值得去的书店、碟片店以及图书馆。书店其实也不多，当时最好的只有两家学术书店，三叶书店和江郎书店，另外便是新华书店，以及一家叫做人文图书的书店。还有就是老百姓特价书店和东街夜市书摊。

我把这个地图，叫做绍兴书店地图，因为里面没有别的地名标志，只有书店和碟片店。编辑把报纸的两个版拼起来，把这个地图印在上面，就成了绍兴书店地图了。说来惭愧，教书逾10年，这竟然仍旧是我做过的最得意的一件事。

在此，我还要感谢江郎书店的老板钱栋。他为我们师生提供了许多方便，不仅仅是较低的折扣而已。有时候，我的学生拿着我2.0版的书单，去钱栋店里按图索骥。钱栋有一次就埋怨我，为何不早一点告诉他我的推荐书目，他可以提早准备。还有一些书，别的书店找不到，他会特意为某个学生去杭州跑一趟，在辽阔的图书批发市场里逛，只为找到这一本书。后来，他和我几个学生还成了好朋友，学生们上大学之后，放假回家，总会聚一下。我见证了1996年以来绍兴书店的盛衰，也见证了江郎书店的惨淡经营。以前绍兴的书店还是蛮多的，我知道有国营的古籍书店、民营的新空气书店、新世界书店等等，后来一家家关闭。新空气书店的装修很有风格，全部用杉木树皮钉起来，专卖古籍，我进去，只看见成套的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后来，这里成了一家香烟专卖店。钱栋的江郎书店最后也以关闭了事，钱栋则去从事他的老本行。几位常去他书店买书的同学说起来，至今仍是唏嘘。

读书征文活动也搞起来了。我没有通过校方的行政力量，只是单纯地依靠校报的副刊。我叫编辑把2.0版书单的部分印在报纸上，然后边上写一个征文通知。投稿的文章必须是读书笔记或者书评或者读后感之类的，可以是报纸推荐的书籍，也可以不是。暑假回来，编辑部收到的投稿很不少。因为这是纯粹民间的行为，所以我相信来稿的多数是爱读书的好孩子。钱韦编辑拿了一大堆文章叫我看，还吵着要奖品。因为我立足民间，没有要求团委学生会的支持，所以后来的奖品几本书一些笔记本之类的，都是自己掏腰包。

我并不确知我所做的究竟有何实绩，这一切都是不可见的未知数。可见的是金伟同学，他跟我接触交流比较多而又不够多，后来学得了我身上的极端偏激，而没有学得我身上同样具有的宽容和克制。后来，他已经不当校报编辑了，有一次期中考试的作文中，他大放厥词，大爆中国当下的阴暗面，报纸则唯一只有《南方周末》值得一读。我敢发誓，里面关于《南方周末》的这句话便是我的原话。这篇应试作文恰好被我们一个语文老太太老师改到了，恰好有位副校长在边上，恰好语文老太太觉得这个孩子太滑稽，就把副校长叫过来“奇文共欣赏”，于是酿成事端。于是金伟同学被找去谈话，前后谈了多次。好在当下时代已经不同，后来这件事无声无息地停止了，金伟并没有因此受到处分，做事风格还是像以往一样，也还继续担任校学生会的宣传部部长。

此外，我都不知道还有什么实绩，谁知道有哪位同学看过你的绍兴书店地图，谁又曾读过你的书单2.0呢？但我又安慰自己，教书本来就是务虚的工作。比如，我还曾经为学校图书馆购置过图书，由于我可以支配的金额有限，买的不多，有《小王子》《夏洛的网》等童话，俞平伯、龙榆生的唐宋词，还有罗素、汤因比、哈耶克的书。这些书都埋藏在图书馆某一个隐秘的角落，或许有一天，机缘巧合，某一个孩子拿起了他，从此对他的一生产生影响，也未可知啊。我说的其实是我自己的故事，我在读高中时，曾从图书室积满灰尘的书架的最底下一排的最角落处，发现一本破旧的《唐宋名家词》，龙榆生编。时间过去已经快20年了，这一个场景历历在目，宛如就在昨日，我甚至还记得阳光是怎样照进木窗，如何撒在木地板上的，灰尘是怎样飞起来，又怎样散发出书籍的气息的。我是多么感激这位我不知名的买到这本书并把它放在这里的老师啊，如果我现在身为教师还尚存一点点教育的历史感和对人生神秘的敬畏感的话，这种情感的唯一来源在于这位不知名的老师。

四、人文大讲堂与书单2.1时代

2005年开始，征得校方的支持后，我起意为学校开设一系列讲座，是为“人文大讲堂”。学校承诺，在必要的时候，将提供一定的经费。本来，我的意图仅是，这个讲座可以由我，以及校内另外几个爱读书的老师一起来承担，就由我来开第一讲，第一讲的稿件都已经草就了。并且这个工作，全部是业余的，仅出于自身的热情。如果按照这个预想做下去，结果也可能像刘支书助理那个“中学生公民讲座”。这同样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尽管我更多会从文学和艺术的角度出发，但归根到底是，我们已经可能发挥比一个任课教师更多更大的影响。

有时候我就想，当初我的颓唐，那种人生无趣的虚无感，其实并没有遇到敌人，敌人是我自己。如果可以放弃那些诸如不切实际的英雄主义情结之类的东西，代之以做具体事情的持续努力，自身的认知也将获得提升。战胜自己身上的那种虚无感，就意味着你已经战胜了周边环境的庸常，就意味着你可能过上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或云：积极生活。因此，当小狐叫我写一篇有关“教师的幸福感”的文章时，我化用了哈维尔的文章标题“第二口气”。我通过自己的阅读和思考，通过与朋友们的砥砺，获得了对人生、对所谓的“意义”的崭新认知，这便是我的“第二口气”。而我现在继续给孩子们开书单，继续做“人文大讲堂”，并不再满怀颓丧，原因就在这里。

曾经我怀疑，启蒙是危险的，因而我对自己的做法充满矛盾。现在我可以说，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就像我说的，10年前，阅读带给我的不是自由而是枷锁，原因只因为我读的还不够多，我的思考还没有成熟。而启蒙之所以是危险的，也仅仅因为，他获得的启蒙还不够。就像金伟同学在作文中的发泄，那仅仅出于一种一知半解的情绪。胡适说，仅做好事是不够的，必得用好的方式去做。

几年中讲座成为一种常态，一般每个学期都会有两个以上的讲座，傅国涌、郭初阳都给我们学校做过讲座。对一部分同学而言，听讲座成了一个节日，他们到时间了，便会来问我，最近有什么讲座。而这些讲座起到的作用也比较明显。郭初阳的讲座结束之后，我的学生纷纷向我提意见，瞿林权退场的时候就跟我说：“老师，被比下去了哦。”另一位同学在随笔本里说，老师，你跟郭老师比起来，差远了，至少你应该向他学习，朗读诗歌的时候要有感情。通过郭初阳，他们知道了杭州外国语学校，知道了杭外那些个杰出的中学生。这件事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他们知道了同龄人究竟在思考什么，可能思考什么。这比我单向的灌输有作用多了，也比阅读大哲的著作有实效多了。因为单向灌输容易引起他们的厌恶，我班里现在就有一个永远的反对派，只要他的语文老师支持的，他就反对；而大哲尽管高屋建瓴，但往往太抽象而不能对他们的现实生活产生具体指导，同龄人的思考，更具有现场感，是可以参照的。

这几年里面，我比较喜欢两个男生，一个姓裘，一个姓王。他们现在读大二了，他们见证了人文大讲堂的初创时期。

裘很好玩，我刚接手这个班，开书单叫他们读书，裘是一种玩世不恭的姿态。我猜裘当时也有些看不起我之类的——你这样的语文老师我见多了！但恰恰裘这种姿态是我喜欢的。这样的小男孩，他之所以玩世不恭，正因为他比别的孩子肯思考。后来他就很认真地做了一些事情。假期里，他写了一系列寻访他父亲年轻时政治生活的文章，关于公社、生产队、“文革”、红卫兵等多数为他们这代人不知道的东西，他用自己跟父亲、祖父的问答的方式，复活出来。我把这些质朴具体的文章在全班面前读。

我继续修改书单，把它印出来，交给学生。加进了一些有关公民素养和宪政民主的书籍。因为变化没有以前那么大，是局部修改，我把这个书单叫做2.1版。现在看起来，2006年的那个书单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可以说，基本上摆脱了文学青年的污名。我也继续开读书会，继续给他们看电影。不过，我更注意到一点，就是学生的个体差异。所以有时候会单独给某一位同学一些个人建议。

这一届的孩子，可能比上一届的稍微幸运一点。因为我改变了以往的一些看法。以前我曾大言不惭的跟人说：这些孩子碰上我去教他们语文，已经很幸运了。现在我为这句话汗颜。我都不知道自己当年灰暗的心情究竟给孩子们造成过怎样的影响。唉，愿理想的光永远照耀他们。

在接手这个班级之前，我心里有了打算。我准备的一些电影和一些书，都是循序渐进的。因为本地的高中生，其实在初中阶段就没读过什么书。我多年之前就做过调查，新高一的孩子们几乎都没有读过一本我的概念中的好书，知道余秋雨的已经不错了。所以我制定了一个阶梯状的阅读表。先读童话，《小王子》、《夏洛的网》以及安徒生，我认为，读过这些童话，才会知道，世界上是有真正的美和善良存在的，那么我们无论在多么幽暗的时刻，都不会丧失对未来对人性的信心；接着是一些好读的文学性作品和一些传记，审美的或者锻炼人的意志的；接着是一些历史事实的东西，尤其是近代史，也包括治历史的方法；再是一些稍微有些学理的东西。说出真相总是有意义的，这是我的基本信念。

电影也一样，由美好和善良入手，逐渐去探索这个时代的真相，了解隐藏在事情表面之后的根本原因。比如第一部电影是《放牛班的春天》，接着是《死亡诗社》，贾樟柯的电影、《楚门的世界》、《再见列宁》、《窃听风暴》等，看到最后就是纪录片了。

我有一个远大的理想，既然要继续做教师，就要逐渐在课堂中、教学活动中贯彻公民教育的理想。潜移默化的、春风化雨的、水到渠成的那种。至于能做到几层，那是后话。

裘见我每天在课堂放毒，有些怀疑：你这是害我们还是想叫我们启蒙？这个时候菜虫虫又恰好来到了我的生活中，他就写邮件问我，你怎么做父亲，你会告诉他这些所谓的真实吗。这就是我写《我们现在如何做父亲》一文的原因。我怎样对待我的学生，也会怎样对待自己的孩子。这篇东西，是我的真实想法，私下里以为，我的看法和做法，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鲁迅那篇同题作文。

裘和王是好朋友。王较为内向，裘更加开朗。王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那年下半年，本地选人大代表，他们已经拿了身份证了，第一次作为选民，排队在体育馆投票，候选人是两个谁也不认识的符号式的人物。王就理解为这是漠视他们的公民权利。在投票的时候，王把两个人名涂去了，写了自己的名字。这个事情被班主任看见了，就说，这有什么意思呢？这件事，裘和王来问我，恰好我忙，没有即刻跟他们长聊，后来在放学路上，我碰到了王，我说，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不在于你会不会被选上，而是，你认识到自己的公民权利了，这就是意义；也在于，我们要有勇气，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还在于，我们通过做这件事情，找到了公民的尊严。

王放学骑车回家，跟我同路，有几次我们碰到了，一起骑回家，边骑边聊。总之，我想告诉他们，生活本身也是美好的，但社会进步会很慢。有一点让我很放心，他们都是热爱生活的，爱体育、爱艺术，身上有很饱满的情感。相比而言，裘更开朗幽默，王更文学化一些。

高三毕业后，裘来问我借书时，送了我一件特制的T恤衫，他们家是开服装厂的，上面印了这句话：I was born intelligent, but education ruined me.

这是我教书至今收到的最珍贵的两件礼物之一。另一件珍贵礼物仅仅是一句话，一位毕业多年的学生，新近在她博客里贴了一篇北京游记，篇首有一句献词：献给教会了我思考的蔡老师。这是对我的最高肯定，胜过任何奖赏。2009年2月

语文是公民教育的通路

教育是个大话题，包罗万象，但其中至少应该包含一点：正是因为有了教育，人的自由天性才能更好地保持和张扬，而不是相反。一方面人的成长必然有一个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得以运作的一些约定、规程，需要通过教育对个体发生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化并不意味着对个体自由的单向遏制，教育，就要使人在自由的天性和社会契约之间获得从容的、游刃有余的空间，孔夫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如果教育真能着眼于人的自由发展，那么语文就该是这个教育中最为美好的组成部分。

教书多年，仍是很难定义我所理解的语文，可能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任务。我只能说有什么与语文有关，或者，在当前，就我自己的教学实践来说，我可能去做哪些语文相关的事。基于此，就我的理解而言，语文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在于，她是公民教育的通路。波普尔有本书叫《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借用这个说法，我希望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师生一起通过语文学习而逐步成为公民。

中国的语文教育，在意识形态之下过了很多年，最后有人批评，误尽天下苍生是语文。语文自然担不起这个罪名。但这些质疑毕竟推动了改革，从教材到教法，改革的结果是，语文更接近于文学，注重审美，挖掘诗性，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单纯的抒情是无力的，如果我们不能对历史、现实有一个清醒的观照，那么真正的抒情也是可疑的。一个语文教师，没有历史感与现实感，更没有一个哲学高度或者爱的宗教来统领，其所谓的审美可能最终会流向滥情和矫情，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我期望有一种强健的、以理性贯穿的话语方式进入我们的语文。这不和审美矛盾，强健俊朗，同样是一种美的境界。而强健俊朗的话语方式在于有一个内在的硬朗核心，即，是否树立了一种自我内在的尺度，这个尺度以对自由的切肤之感为准绳。杰斐逊指出，普遍地启蒙大众，那些对身体和思想的专制与压迫就会像拂晓的邪恶幽灵那样消逝。我认为，以冷静和客观的眼光，以自由为标尺，来衡量我们的语文教学，是一个语文教师在当下值得努力的前景。尤其对中国人而言，语文是母语，不仅仅是我们思维的工具和思维的构成，更是我们的全部存在，西哲所谓，语言是存在的家，即此意也。这样理解，对一个处于逐渐走向开放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的语文教师而言，其历史感便得以建立起来。

在当前，我在教学中，认为最重要的在于破除迷信，树立个体。鲁迅所谓的“独异”和胡适所谓的“个体”，其实完全可以统合起来。只不过鲁迅侧重于个人主义而胡适侧重于制度建设。而我则希望博采两家之言，在树立个体自觉的同时，借由阅读讨论等手段，来打破学生对绝对权威的迷信，使他们建立自己独立思考的方式。我曾给学生开书单，推荐他们读书，其中有文学的书，也有经济学、历史、哲学的书。文学的书在于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性，使得爱情之火永不熄灭，而经济学、历史学乃至哲学，则希望他们借由这些阅读，获得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能力，从实际和经验出发，注重程序，得出自己的结论，而非简单地接受观点。

韦伯说一个现代的国家，一个脱魅的国家，其文化的现代性表现之一点，就在于不再有一言九鼎的威权，个体的理性力量成为最大的动力。我所谓语文是公民教育的通路，就是要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时刻贯彻“四个现代化”的意图，即：文化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这样，我们培养的，才是现代的公民。2009年8月

高考不开放则作文无自由

今年的高考作文，各省都出现了较为接近现实的命题。四川的《熟悉》、宁夏的《诚实与善良》、江苏的《品味时尚》、山东的《见证》、重庆的《我与故事》、辽宁的“名人代言”，江西的“兽首拍卖”等。这可能是对前几年公众对高考作文命题不着边际、一味故弄玄虚的批评的一个回应。于是称赞今年命题贴近民生的多起来了。似乎这样一来，学生即刻就能关注民生，长叹息以掩涕了。这样的想法，未免天真。

一直以来，对高考作文脸谱化、程式化的批评不绝于耳，但肇端不在作文题，而在日常教学，而日常教学则听命于高考指挥棒。这样，以应试为最大目标乃至唯一目标的教学方式，决定了作文教学是以得到高分为目的，除此以外，写作本身蕴含的应有之义，如心灵的自由发挥啊，人的创造力啊，现实关怀啊，其实联系不是很多。

也即是说，在统一高考之下，作文本身的意图、目的和意义，被或多或少地扭曲了。高考作文命题是这一现状直接呈现出来的部分，被公众看到了，而学生思维方式的僵化，隐藏在作文脸谱化程式化的背后，实是更为严重的问题。近几年来，高考模式不断在改革，从原先的全国一张卷，改革到了各省自己命题，宏观地看，确实丰富多彩了，多元了，而究其实，在各省内部，统一高考的模式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一考定终身的现实仍赋予了高考无与伦比的权威性。“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老师教也好，学生写也好，应试作文，最大的揣测便是阅卷老师的评判尺度，而非其他，因为分数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师生首先考虑的自然不是我手写我心，而是阅卷老师将给这个文章多少分。所以，讨论作文命题究竟是形而上一点好，还是形而下一点好，诚然有一定的价值，因为命题固然有其导向性，但若我们希望学生能因此有更多的现实关怀，或者更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实在是缘木求鱼。

正如作家筱敏所说：“统考将带来统一教材的危险，统一教材将带来统一思想的危险。”统一的教材以及以应试为首要目标的日常教育，不断削弱学生个体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对丰富多彩的生活的追求。因为分数的机械性，不管学生是否理解，只要按照某个既定模式去操作，最起码是保险的。有丰富应试教育经验的老师和丰富应试经验的学生，做到这一点当然得心应手。学校通过日常的教学加以贯彻，从而把应试变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无个性的人”则成为常态。就作文教学而言，据说有的“名师”已经给学生规定了模子，什么地方用排比、什么地方用名言、什么地方要升华，均有细则。如此形势之下，要求学生应试作文有自由的灵性的抒发，无乃太不切实际也哉？

有人类比民国时期的大学入学考作文题目，如1922年北大的招考试卷，作文题目是《试述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所得之教训》；如1932年北大的招考试卷，要求在《艺术与人生》与《科学与人生》之中选做一个；还有北大、清华与南开1946年联合招生的试卷，作文题目是《学校与社会》。认为这些题目能使学生言之有物。而我却觉得，要能论述这样的题目，学生需要的思考能力，只能够来自当时较为自由开放的中学教育。傅国涌在《过去的中学》一书里记录过这样一个故事：南开中学学生谢邦敏富有文学才华，但数、理、化成绩不佳。1941年毕业考试时，他物理交了白卷，但心有不甘，即兴在卷上填词一首。物理老师魏荣爵评阅的卷子，也在上面赋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于是谢邦敏顺利毕业，并考入西南联大法律系。有这样的宽容，何愁学生没有发挥个性的空间。就当前而言，我当然知道统一高考仍是具有最大公正性的方式，但是不是可以像有识之士已经在推动的教学改革那样，继续推进考试制度的改革呢，从而给学生更多的纵深回旋之地？我敢保证，要是按照目前的考试模式，钱钟书即便文章作的再好，肯定也进不了清华。

海伦·凯勒曾说：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宽容。而宽容正是个性、创造力得以普遍萌发的前提。可以肯定的是，统一高考模式的松动，必将带来学校教学模式的改变，从而给学生带来更多的自由空间。只要有了自由的创造能力，什么样的题目不能写出贴近自身、贴近生活，或者充满想象力的文章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那是一种自我充盈的理想状态。这样，即便像王旭明先生批评的《隐形的翅膀》，何尝不是一个好题目？至少，我看到童话作家郑渊洁，已经就这个题目写出了出色的文章。因为，翅膀何尝不是一个美好的比喻，失去了想象与联想的翅膀，人类还能怎样？2009年6月

高考制度对年轻人的三重束缚

还有半天，今年的高考便又结束了。岁岁年年人不同，但年轻人因此而经历的痛苦却是相同的。因为至今为止，高考依然是划分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尺之一。即是说，在目前，只有通过高考，还存在有通往上流阶层的可能。通不过高考，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那么跻身上流社会的机会基本可以说就没有了。不过，现在即便是高考这个门也越来越小了，社会给这些年轻学子留下来的空间并不大，但门越小，其竞争便越激烈。

在专制皇权时代，科举制度承载了为帝皇选秀的功能，因为当时单一的社会结构中，通路只有一条，便是学而优则仕。而在当前，很大程度上承载这一选秀功能的，便是高考。自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乃至我这个70年代的农民后代参加高考跳出农门为止，高考是中国人改变命运最大的希望之一。此外也许还有经商、办实业等。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包括高考在内，中国还是一个人们可以存在盼望的国度，还是一个可以有梦想的时代。当时有个电影叫《破烂王》，讲述一个拾荒者成为该行业之王的故事。这是一个很有隐喻意义的影片，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在所谓的改革的初创年代，梦想仍有可能实现。当时另一句最有噱头的口号，叫做“知识改变命运”。但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太能够奢谈梦想了。因为社会资源的分配几乎已经尘埃落定，社会阶层的流动呈板结状态，个人创业的成本奇高，个人通过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可能几近为零。

在这个情况下，出生于中下层民众家庭的孩子，面对高考，面临的将是比以往几代人压力更大的命运挑战。所以高考仍然是一个分水岭，考中的，能继续寻觅渺茫的前程；而落榜的，基本此生无望改变其社会阶层所属。一个意味深长的数据是，继去年高考人数减少之后，今年参加高考的人数继续减少。中国教育部日前发布消息称，2010年全国高考报名总人数是957万人，比去年减少约65万人。这个减少的数据，一则是因为适龄青年减少，但我以为这里未必没有弃考的人群。弃考者的成本计算在于，花巨资读大学，毕业即意味失业，即便找到工作，其报酬也未必能和教育的投入相匹配，更不要说毕业之后在城市生活的成本之高。昨天在《一虎一席谈》里，大学生说在北京租地下室已经要800元了。

这是一个吊诡的现象，一方面大学毕业不再像过去那样就能获得“金饭碗”，我们知道大学毕业生若要成为公务员将面临比高考更为严苛的公务员考试；一方面，高考作为残存的梦想之所在，仍是适龄年轻人最大的机会。而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普遍的没有希望之中的最后希望。高考作为寄托着贫寒子弟改变自身命运的属性，已经远超过其教育成果测试的本质。这种束缚，是加在贫寒子弟身上无法逃脱的魔咒。即便我们只谈基础教育本身，亦仍必须放在整个社会的层面来观察，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教育之异化。因为基础教育正是全部社会问题症结之核心所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孩子们，他们作为未成年人，正在承受比成年人更深重的痛苦。因为他们的灿烂年华与灰色现实之对比在他们心理上投射出的一道无底的深渊，而他们尚不具备飞越天堑的力量。也因为如此，教育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也更加显得令人不堪承受。

其二，高考作为统一的选拔模式，在我们国度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制度安排中，是作为重要一环丝丝相扣的。只要这一个高考机制的存在，便带来深远的影响。因为本文上述的关键性因素，高考成为12年基础教育的终极标靶。因而，在多数学校里，高中自不待言，即便是小学，其应试教育的模式，也是将高考作为最高理想而设置的。这样，我们的基础教育，便与教育的应有之义相去甚远，甚至是南辕北辙。教育，原本应该是在社会化的同时，尽量保障个体的自由创造的潜能。而在目前情况下，我们看到教育中人面临的问题，就是因为高考的存在而不敢越雷池半步。甚至很多有思想的教师，都在担忧，他们害怕自己课堂的过多的自由发挥而影响学生的考试成绩，从而影响孩子将来获得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这样，这个高考的阴影在12年中始终悬于师生的头顶，成为不可破解的魔咒。

其三，统一高考诚然是不够人性化的刚性制度设计，然而这个设计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至少我们可以大学单独或者联合招生，给孩子们多几次机会，就可以相对更加考虑到孩子们不同的天性。很多人认为即便中国目前有很多不公正，而统一高考至少仍是最具有公正性的。这一点我颇不认同，以一张试卷决定命运，而不考虑这些个体的细微差异，怎么可能叫做公平呢？这种刚性的制度设计本身便是不公平的。但问题还在于，即便我们可以设计出比现在更公平的测试选拔办法，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这12年来，孩子们究竟在学习什么。内容无论如何都是最重要的。如果12年教育单单是威权主义的单向思想灌输，那么不论高考选拔方式如何改变，仍无法改变他们受思想奴役的本质。

现在的问题，是这三重束缚同时加在孩子们的身上，互相缠绕，彼此借力，形成对孩子个体的密封式闭锁，所有生活的活力、创造性、自由天赋，被窒息而不得伸展。这是自恢复高考以来最严苛的环境，也是一个无法破除的迷局。今天我参与了监考，看着这些孩子沉重的脸色，想起鲁迅那句“肩起黑暗的闸门”，问题是，面对如此错综复杂彼此缠绕的问题症结，即便你有肩膀，可是闸门究竟在哪里？2009年6月

开放只是暂时的，规矩寸是永恒的

对历年的高考题目，其实无甚可说，今年的亦如是。因为要说的都已说完，而改变仍迟迟未见到。我自己在教学生写作时，也很纠结，因为弱智的题目，并不能考验师生的水准，而仅是在考验师生的比傻的承受力。冉云飞书名，通往比傻帝国，此之谓也。

木云兄叫我写一个高考的下水作文，题目自定。我翻遍了全国的作文题，颇难寻到几个我可以不以嘲讽的眼光，而以端正的态度看待的作文题。我并不怀疑各省都有足够聪明的思考者，但问题在于，全国的考题，在定于统一高考之一尊的前提下，用我乡俗语概括，仍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学生发挥的空间很少。想想当年沙坪坝中学“论美国是否会参战”的辩论题目，甚至想想晚清科举“论拿破仑”之命题，都会叫人汗颜的，更不要说法国的中学毕业论文题目了。总之一句话：不靠谱。

北京卷的“仰望星空”令人想起永远热泪盈眶的温总理。陕西卷的“环境改造人”，按照我教书多年的经验，这个估计写出来就是逆境成才的故事，多数同学会引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言。湖南卷的“早”，那可是鲁迅爷爷最早的破坏公物之举啊，按照“知名学者”丁启阵要求删去《背影》一文的理论，朱自清他爹破坏交通规则，那周海婴他爹就是破坏公物了。当然，可能，当年私塾的课桌是从自己家搬去的，这个待考。宁夏的考题是“成才是有规律的”，天哪，成才若有规律，那么每个人的人生都可以被设计，那真是太糟糕了，生活中还有惊喜吗？山东的“生活品质，靠什么来支撑”，政治觉悟高的同学当然会严重鄙视金钱，代之以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这和高中孩子的真实想法合拍吗？

上海的题目叫我非常惊讶，怎么，竟然跟世博会没有关系，而是钓鱼？丹麦人去钓鱼会随身带一把尺子，钓到鱼，常常用尺子量一量，将不够尺寸的小鱼放回河里。他们说：“让小鱼长大不更好吗？”两千多年前，我国孟子曾说过“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意思是，不要用细密的渔网在池塘里捕捞小鱼，这样才会有更多的鱼。实际上，其中的道理也贯穿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但粗粗想来，这一作文题的意图预设也是路人皆知的，科学发展、持续推进，这跟世博会所鼓吹的精神有某种相似，聪明的孩子投其所好，不难推出这一点，若推及这一点，我相信这个孩子定能得到高分。但命题者有所不知的是，在丹麦人那里，他们对待鱼的态度和孟子的态度虽然有表面的相似，而其精神内核是不一样的。在西欧人那里，其精神内核是一种敬畏生命的宗教情怀，是一种人类的谦卑，同为上帝的造物，人应该尊重动物的生存权。而在孟子那里，放小鱼只是为了将来抓大鱼，乃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功利性逻辑，这跟孔孟的民本思想类似，“君为轻，民为贵”，原因在于，要是老百姓都被饿死了，做皇帝的向谁宣示威风呢？

不过，如果要求放的低一点，差强人意的，我不否认近年高考的作文题有所进步，进步就在于，有些题目更贴近学生生活了一些，不至于一写作文，就是满纸空话和套话。还有就是渐渐远离说教，远离意识形态，偶尔会有真实思考的闪光。去年高考作文题，多数人也说在进步。这个进步，那要看跟谁比，跟1977年陈平原先生写的高考作文比比，那自然意识形态少了很多了（陈平原文章见httP：//book.sina.com.cn/nzt/live/edu/gaokaonl/22.shtml），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是21世纪呢，你怎么跟以前比？即便跟以前比，我所谓的进步，也仅仅是碎步前进，或者不如这么说，技术在进步，而心智未必更成熟。

当然，基于我对这些命题的团队的认识，以及他们头上紧箍咒的认识，我对高考命题有以下确认：开放只是暂时的，规矩才是永恒的。而基于我对目前中学教育体制的认知，在12年教育之后，仍能保持自己天性自由和才华横溢的，也是极少数漏网之鱼。白宇极兄所说的，启动教育改革，前提是先启动政治改革，此言得之。而目前，仍是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2010年6月

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中考结束，听说市区某初中毕业生集体在烧书，这个事情叫人想起湖北仙桃中学集体撕书的蔚为壮观的场面，看来，撕书焚书之风，已经蔓延到初中了。但这些事，并非偶尔一见，而是每年一个轮回，在如蚁群般的考生中重复。我是1991年参加的高考，考完后班里有位女同学，直接把她的全部课本教辅书抱到操场上，一把火烧光，当时同学们颇有议论，而我则是相当的不能理解，因为，在我读中学时，尚未有这样的仇恨。也许是应试教育还没有武装到牙齿，教育的囚笼尚未精致到学生们逃无可逃吧。但不管是什么年代，撕书，让碎片从高空像鹅毛大雪一样飞下来，焚书，让灼人的火焰燃烧起来，这多么过瘾！这里面又包含着多少仇恨呢！将这些原来记录着他最美好年华的教科书，付之一炬，这里面的决绝实在太触目惊心了！而相对于我们容易老去的人生，改变又显得多么缓慢，这几十年来，教育制度的改革简直是纹丝不动，甚而变到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严酷时代。

在谈高考时，我总是觉得很无力，就像N年前写过的那句话：我的悲伤在于，身为这出悲剧的一员，我亲眼看到悲剧的发生，却无能为力。现在也仍是这样，但现在较以前更明确的一点是，我不能仅仅悲伤地坐在你身旁而已，在与这个刚性的不可更改的制度之下，我们唯有使自己变得更强悍，更充满野性，才能抵抗制度性的摧毁，才能保全自己正常的天性。

早些时候，在写《政治正确的学生与恪尽职守的教师》一文时，我其实在想的不是这个制度的运作机制，而是，在这个机制下，教师和学生究竟该怎么办，才能苟延残喘。尤其是教师，因为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掌握了这个课堂45分钟话语权的人，在教室之内，仍是强者。如果教师不能有所动作，学生就更加万劫不复了。所以我也反对那种将责任全部推给体制的说法。

目前，刚性的环境不可改变，似我等小民的建言，并不能上达天听。事实是，作为一个体制内的普通教师，可以做事情的空间实在很小。如果叫我说出一个较为根本的解决办法，我会提出，其实，只要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和较低的生活成本，那么高考就不会变得像目前这样成为人生的难关。而这一点恰恰是不能改变。假如，我只是说假如，政府可以让利于民，首先降低房地产的价格，其次削减政府机构，其次减税，那么，我们不必上大学，在小城市开一家小奶茶店或许就可以获得不错的收益，从而获得更为体面和富有尊严的生活。

在《高考制度对年轻人的三重束缚》里我说道，“社会资源的分配几乎已经尘埃落定，社会阶层的流动呈板结状态，个人创业的成本奇高，个人通过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可能几近为零”。这里说的创业成本，首先来自高房租，因为房子卖的贵，出租的价格便也相应提高，即使开一家街角的奶茶店，房租也是创业最大的成本。其次是创业者必须缴纳的各类费用，财税、工商、城管，甚至是计生委、消防队……多如牛毛的机构都可以向创业者收取名目繁多的各类费用。再次则是普通市民萎缩的消费能力，因为高昂的房价、教育投入、医疗投入等等，已经占去了市民绝大部分收入，怎么还会有足够多的可支配收入来消费呢？这是整个中国的缩影，一种畸形的经济现状。所以我说，这只是一个不可能假设而已。而在这些超过我们普通市民可控制的强力部门的因素之外，我们所能做的，真的不多。

所以我不要奢求普通教师们普遍地有什么作为，这很不现实。我也反对那种将教师看作这一制度的合谋者，是帮凶的意见，可能我身在其中，更深切地理解这种无奈，因而同情教师的命运。高考绑架的不仅仅是学生，老师同样是制度的受害者。尤其是高三一年，有些班主任几乎是“起得比公鸡早，睡得比小姐晚”，一年下来，鸠形鹄面的并不少，走在街上，人家从脸色就能判断：教书的。至于升学率的压力，这一压力，基础教育的圈外人的理解是远远不够的，高考尽管决定了考生的前途，考生必须承受最大的压力，但这种压力也同样是教师的炼狱，因为其丝丝入扣的机制，是普通教师无法逃脱的，比工作时间无限拉长导致疲倦不堪的肉体酷刑更可怕的是精神压力，那种将教师所带班级的升学率重点率跟实际经济收入挂钩，跟工作职位挂钩，使得很多教师时刻处于失业的恐惧之中。

尽管如此，在学校之内，教师仍是强者，如果教师不能做些什么，学生就更加万劫不复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教师和学生都变得强悍、野性、打不倒。

我在想，首先教师需要锻炼身体，使自己的肉体变得强壮。这不是开玩笑，是我想了很久才想出来的办法。因为强壮的身体会使我们有足够的精力去对付每一桩棘手的事情，之后还有充沛的精力去做你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而不是仅仅坐在办公室里唉声叹气，最后教了30年书，抱怨了30年。更重要的是，长寿能看到更多的历史。曼德拉活到92岁了，他坐穿了牢底，战胜了监狱，亲眼看到了世界杯在南非的开幕，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及身已见太平来”，这是张元济自挽联中的一句话，我们要好好学习一下，争取看到自由教育真正的到来。

其次是需要将自己变成一个明白人，在体制之内，但看透体制运作的逻辑。这也不容易，但阅读经验和生活经验会教育我们。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人是没有力量的，只能任人摆布，而一个明白的人，至少他能表现出企图战胜自己的恐惧和平庸的努力，这种努力本身，便是对摧毁人的机制的反抗，这就足够了。

再次是尽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尽力保全自小而来的理想。最可怕是到中年了，挺着啤酒肚，酒足饭饱，肌肉松弛，然后什么理想也没有了。没有人从来没有理想，我只想过游手好闲的生活，这也是理想，只不过游手好闲也有两种，一种是毫无尊严的游手好闲，一种是尽力保持尊严的游手好闲。

在教育过程中也应该如此贯彻。一个不明真相的学生，和一个较喜欢思考而明一定真相的学生，前者的抗击打能力更弱一些，而后者在抵御制度性的摧毁时，常有惊人力量的爆发。罗永浩最近出本书叫《我的奋斗》，在我看来，中学阶段，他的“奋斗”就是和制度性的摧毁力量的斗争。老罗在这场已经过去的斗争中是赢了的，所以他成了老罗。

关于这一点，常有不明真相的朋友问我，尤其是在茶叙或者吃饭的时候，当我有一些在我看来是常识，而别人看来是出格的言论时，他们总会问：这些话，你会在课堂上讲吗？当我回答，既然这是常识，有什么不能说的时候，他们接着问，那么，你的班级，高考成绩还好吗？

这两个问题，其实不像他们问出来那样明白简单，其实这两个问题的背后有发问者更为深层的疑惑和不信任。疑惑之一是，你竟然不按照思想政治常识授课；其二，凡是不按照体制规定的法则教书，不把学生培养成头脑简单、思维僵化、只能应试做题的一根筋，你这个教师在面对唯分数论的高考时是不可靠的。

那么，我上述的观点已经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在不可回避的高考制度之下，明真相的孩子，会有更聪明的做法，他能找到一条调和的狭窄路径。而不明真相的孩子，多只能在消极厌学中苦捱岁月。一种俗见的观点，总觉得自由思想和高考高分是相矛盾的。其实不然，一个聪明而有自己的想法的孩子，他能尽可能地将两者统一起来，这样的孩子并不少见。因为高考是必然需要通过的，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高考会牵制学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但学生要是有足够的聪明，他便能提高效率，学会以更经济的办法得高分，从而有较别人更多的时间去从事他感兴趣的事情。读课外书，勤于思考，会打开孩子们的智慧，智慧打开，他会形成自己的平衡感，懂得协调自己，高考并不在话下。

综上所述，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边，那么，就尽力去开启他们的智慧。开启的办法很简单，告诉他们事实，告诉他们教师自己最真实的思考，足矣。2010年6月

“代读”是一个富有智慧的发明

我不知道谁发明了“代读”这个词语，发明者一定是极为聪明又极具幽默感的人，这个命名的一本正经里埋藏着狂欢式的戏谑的隐秘冲动。只有那些觉察到这一层隐秘关联的人才会感到有趣，相视一笑，心领神会。于是，这个词语提醒你想起一个多年以前便讲滥了的按照现在的规矩应该归入低俗的笑话：某日上厕所嘘嘘，适逢领导如厕，于是谦恭的问候：“您老，亲自上厕所？”

读书一事，庶几包括在“食色性也”之内，是不能由别人代为行使的。爱读书者不外乎出于个人冲动，这种冲动罗素曾谓之：寻乐。请不要误解罗素的寻乐之说，求知的冲动被包含在其中，因为获得新知恰恰是最大的快乐。古希腊人将阅读思考和饮酒做爱并列在一起的，认为都是人生乐趣。这是一种灵与肉兼顾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有人说，古希腊人乃是自古及今发展最为完美之人。不过，对于求知之乐，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也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样的话，不妨将之看做是东西方沟通的一个遥远回声。

基于此，我特别反感“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副励志联，这副励志对联在我读小学到初中时一直挂在老家卧室的木窗两侧，几乎成为我一辈子的诅咒。幸好我后来领略到了自由阅读的乐趣，这种乐趣一直引领着我，年既老而不衰。在我开始成为一个频繁逃学而不愿按照被规定的道路行进的人之后，我悟到：书山果然有路，路在乐趣，学海确实无涯，但我们只需取其一勺。尤其是当下社会不断细分，隔行如隔山，知识爆炸，比特之海其信息容量或许已经超过五大洲四大洋，再怎么勤苦，能学完吗？又根据人的多元智能，我们必然只能选取其中的一勺而已。文艺复兴时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当前，恐怕不太可能了。最后一个中国的百科全书式人物恐怕是阿城，他会写小说、编剧本、拍电影、画画，都不赖，还自己装配了一辆老爷车，能跑。

现在，明确了什么是阅读，以及阅读的限度之后，再回头来看“代读”这个词语，就能发现更多意味深长的东西。

首先，需要界定一下发明家所谓的“代读”，究竟是指什么。如果是指《论语今读》这样的书，那么对这些书需要区别看待。因为后人注释前人经典，在中国，这是一个学术传统。先秦所谓“子学时代”，大家著书立说都是原创性的，老人们咳唾成珠，门人弟子忙不迭地记录；到了“经学时代”，则只能从老祖宗的片言只语之中去寻章摘句了。注得好的，成了经典，我们后人还得学而时习之；注得不好的，尔曹身与名俱灭。较早的注释者当为左丘明之类，他注解的《春秋》，后来成了《春秋左氏传》，成了儒家经典。迟至两宋，朱熹注四书五经，成为宋以后的经典。据说尼克松访华，毛泽东是把这个东西作为国宝送给尼克松的。而其实，这何尝可以算是“代读”，完全有后人的创见的。

五四之后，白话文渐行，文言逐渐边缘化。1949年之后，语文教学逐步开始政治挂帅，迄今没有全部淡出。再加上现代化带来的古典元素的普遍散失，再加上现在的功利性教育，中学毕业，乃至理工科本科毕业水平的，估计拿一套《论语》，要读懂就很费力了。于是用现代白话、现代观念阐释古代经典的书，适逢其时。台湾有南怀瑾、傅佩荣，大陆现在热卖的有于丹。连李泽厚、李零都有过讲《论语》的书，他们俩都是严谨的学者，两书我都曾经读过，李泽厚是用孔夫子的意思来论证他在80年代提出的见解，而李零侧重于考证。这些现代的解读，会不会成为经典，多数需要时间来检验，但有些是不必用时间也可以检验的，比如于丹的解读，我认为这不是阅读，而是消费。

有些理论书有长长的导读，如果这导读也算是“代读”之一种，那倒很值得一说。我曾经认识一个人，他就专门擅长读导读，读了之后，就能把整本书的精义都了解，张口闭口都是术语。我很害怕这样的强人。但我不否认导读有写得很牛的，林骧华给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译者序我就觉得相当棒。最传奇的要算唐德刚，他为《胡适口述自传》写序，洋洋洒洒写了10万多字，只好作为另一本书出版。

如果“代读”是指对中学生而言的那些名著的简缩本，这就不值一提了。对于中学生，也许有人会振振有词，说中学里学业紧张，读一些名著内容概要之类的书，何尝不可，一则节约时间，一则扩大知识面。乍听之下倒也有意思。但我们在讨论这一个问题的时候，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们站在怎样的立场上来谈论，是将孩子们看作应试的工具，还是将人这一不可让渡的第一性放在前面。如果仅仅是为了向孩子们的头脑里填塞各种词汇，仅此而已，那么代读尚可接受，但归根到底也不是最好的办法，用发展的眼光看，最好的办法是发明一种技术，在人大脑里插入一块硬盘，从此无所不知。这是可以实现的。但遗憾在于，储存器比较机械，没有人的复杂情感。既然我说读书是食色性也，那么与读书相关的就是人最原始最本质的东西，心灵啊、精神啊之类。简缩本很方便，我们知道方便面也很方便，但没有养分，爹妈是怎么也不肯给小孩子当正餐吃的。简缩本不会给孩子们心灵的滋养。

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不考虑“代读”这个词其中包含的幽默，或许我们还能发现代读这个词语背后隐藏的对知识的无涯之海的恐惧，这又何必？因为知识确实是学不完的，马克·吐温是大作家，他说：所谓名著，就是那些你一直想读而从来没有读过的书。2010年7月

所谓“文理分科”就是穷折腾

现在的语境下，讨论真问题自然是很难的，因为真问题说到底只有一个，大家心里都知道。在这个根本原因解决之前，无论如何，我们的教育都是本质相同而程度不同，仅此而已。

当然，不是说根本原因解决之前，我们就啥也不干了，只有等死了，也未必。虽说真问题只有一个，但我们尽可以提出一些无限接近真问题的问题。不过呢，文理分科是不在其中的。我正面来谈几个理由。

首先，从我们现在的12年的教育科目的设置来看，初中和小学是文理不分的，高一也是文理不分的，浙江的多数普通高中，是从高二开始文理分科的。现在有人说文理分科导致我们国民素质不高，这样就很令人怀疑，莫非我们国民的素质都是靠高二高三两年培养的？小学6年，初中3年，漫长的9年的全面教育，就比不过高中2年？这是很荒谬的事情。事实上，现在高中生升学压力很大，初中生压力也很大，他们片面追求考分，这种状况不是文理分科造成的，直接原因是考试制度。

其次，当然文理分科是不够科学的，但未尝没有一定的科学性。以我自己为例，从小数学不好，到现在，仍然对数字不敏感，所以买菜买米打酱油，从来不问价格，他说多少就多少。高中时我读的是文科，现在我喜欢文艺，但这没妨碍我的日常生活啊，除了俺老婆要抱怨我素质低外，基本上没第二个人说我素质低。当然，从人的多元智能看，的确不能简单地分为文理科，但你若要改革，那就改得科学一点，以个体差异为根本依据来改，这才是你们高唱的“以人为本”，可不能只是简单的取消文理分科，那太不负责任了。应该按照多元智能，科学地分科，比如分为音乐科、美术科、电路科、机械科……我儿子菜虫虫喜欢拆玩具汽车的轮胎，家里每一辆车都被他拆下轮子，他的多元智能就表现在拆轮胎上，以后分科科学了，可以叫我儿子去读“拆轮胎科”。事实上，任何一种分法，都会有不够科学的地方，完美只有在天上。我也喜欢改革，但改革应该越来越往人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而不是不负责任地取消罢了。我知道他们改不成这样，牵涉的东西太多了，整个教育体制都没有准备好，他们闭门造车，贻笑天下而已。

再次，现在，我们现在的教育，有一个硬壳，在这个硬壳里面，任何改革，都会变形走样。这是我的经验，亲眼目睹。比如，浙江现在推行“新课程改革”。这个新课程改革可真是个好东西，在推行之前，我就读过新课程的指导纲领，的确很棒，比之前的教育理念，不啻有天壤之别。新课程的具体操作方式，也是可圈可点的，比如，增加了体育、劳技的分量，体育课有了专项的科目，足球班、羽毛球班，都开起来了。比如，文化课程有了必修课和选修课，教材也有很多套，拥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可是，真的这个新课程推行之后如何呢？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现在这一届高三毕业生，是新课程开始之后第一届，他们的考试负担，比以前更重。比如，光是英语的听力，就要考3次。以前，学生的全部精力无非就是语数外、理化生、政史地，现在还有通用技术，这个也要参加高考，虽然只是一部分选考的同学。新课程的本意是，通用技术可以锻炼学生这方面的能力，可是一进入中学这个体制，马上变味，于是学生的负担不是减轻而是加重。再说说看上去挺美的选修课吧，我以前就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必修的选修课》。所谓选修课，本意总是叫学生自由选，现在呢，省教育厅给全省中学生都选好了，大家一起选修《论语》。原因你也可以猜到，因为统一高考需要统一教材。呵呵，世界上有比这个选修课更神奇的吗？

现在教育部又要改革了，真是在其位，谋其职。但作为一个高三的任课教师，作为一个热爱他的学生，目睹他们白天黑夜题山卷海暗自悲伤无计可施的可怜的中学教师，我只想请求，不要再折腾我们了。人心都是肉长的，哪有一个民族是以摧残他们的下一代为乐的呢？

那么，什么才是更接近真问题的问题呢。我也可以提出几点。归根到底，民众的素质程度，取决于民众的自由程度。

首先，我在第一条原因里讲过中学生的生活学习现状，现在初三和高三是最辛苦的，但不要以为小学三年级就不辛苦，我同事的小孩，在某名校读三年级，晚上作业也要做到9点半。但初三和高三仍是最辛苦的，辛苦到看不到光明。直接原因是招生制度。比如，某地区只有1所重点中学，那么，所有孩子的最终目标便是进入这个重点中学，而衡量标尺只有一条，就是考试分数。那么，招生制度是不是可以改一下呢？比如可以叫各校大规模自主招生，允许各校办出自己的特色，而不再让最好的教育资源让重点中学独吞。比如某校以美术著名，某校以足球著名，那么，孩子们的选择就会多一些，就不必千军万马只通过考试分数这一道关卡。

其次，我想说前几年开始的所谓教育产业化，是一大罪魁祸首。所谓的教育产业化，就是将原属于每一个国民的教育资源垄断，再高价售给民众。于是，学生的考试升学，直接对家庭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样怎么不给他们增加压力。我一朋友的儿子去年夏天考上了一本，他请我吃饭时说，儿子争气啊，给我赚了10万元现金。我这朋友，原本准备10万给他读大学的，现在可以藏起来给他娶媳妇了。异哉所谓教育产业化也！归根结底的原因是，政府不愿支付教育的成本，而这本是政府的分内事。很多年以前就听过一句话：贵国在教育上的投入，尚不如乌干达！

再次，教育的行政体制早已成为一大痼疾。我记得张鸣说过“衙门化”这样的词语，确实如此。升学率，考入北大清华的数目，成为重要指标。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没有人会关心孩子们的精神在炼狱之中。学生的呼喊，谁来倾听？章锐同学的呐喊，可曾改变了什么？连带吃苦头的，是一线的教师，社会、家长、学生的满腔愤怒，直接针对的是一线教师，而非教育行政部门，所以疯狂的孩子拿着斧子，奔向的可不是某官员，而是他的班主任。

我想，这些问题，是不是更接近真问题一点呢？2009年2月

制度性歧视与代课教师悲剧的根源

我生在农村，作为农民的儿子，深知城乡二元差异的深刻。后来读了很多年书，总算混进一个小城市，能以教书为业混口饭吃。听说将要清退所谓的“代课教师”，心里总想着那些西部地区月工资只有百把元甚至仅仅几十元的代课教师，未免有点悲凉的感觉。现在，这些一直没有被给予国民待遇的被歧视的所谓的民办教师，就要被清退了，就像当年要找他们教书的时候没有任何名分那样，现在也没有任何说辞，只是，他们会在新一轮的利益侵害中再一次受到侮辱，仅此而已。但他们多数只会默默收拾自己的行李，用悲哀的身影，向我们告别，回到他更为困窘的生活中去。

我小时候，也有几个民办教师教过我。我经常在课堂以外的体力劳动的场合看到他们，教师的神圣性和他们农民身份结合在一起，给年少学生带来的感受，本来就是古怪的。中国本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度，天地君亲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都在宣告师道尊严。但奇怪的是我竟然看到三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他上午在跟我们读古诗，傍晚，他年轻的肩膀就挑着粪桶去菜地。我的眼睛和他对视的时候，他移开了自己的眼睛，也许是因为羞惭。好在他年轻，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公办，后来大概又自修了大专的课程，到我初二时，又来当我们班主任了。印象更深的是邻村的赵老师，他儿女很多，其中一个儿子与我哥哥同班，而他的女儿则跟我同班。我觉得他永远都是刚从水田里上来的样子，裤脚管卷起来，腿上袖子上还有没擦干净的泥巴。我们老家都种水稻，赵老师所种的水田和我们村子的也连在一起，只有田塍中间隔开。我经常看见他赶着一头水牛收工回家。我很疑惑，满手牛粪味的赵老师如何能将抽象又高贵的数学和具体而肮脏的农活协调在一起呢？但我想，因为子女众多物质匮乏等生活难题，赵老师很难再有闲情来理会所谓的师道尊严，所谓的尊严能喂饱一家人的肚子吗？这位赵老师已经有很多年教龄了，我的叔叔婶婶都是他的学生，知道我在他那里读书，还跟我学他讲课的姿态和语调：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我们，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当时赵老师讲的课是“工基”和“农基”。

还有一个语文老师大概姓朱，我记不清了，因为他们村都姓朱，暂且假定他也姓朱。这位朱老师上课叫我读课文，我用普通话读，他便骂我，普通话读么读不好，快用土话读！有一次我把“菩提树”读成“萨提树”，他故作惊诧，小题大作，满口土话地损我：阿多有件萨提树啦，恩倒寻出来看看看（哪里有萨提树啊，你倒是找出来看看）。朱老师白天骂我，晚上在镇上电影院门口卖水果瓜子，这个时候他不骂我了。我就去买2角钱瓜子，看电影的时候嗑。

我曾经向我母亲解释过城乡差异的原因，那天我要睡了，母亲还在身边絮叨着当时的艰难。我现在知道，那种制度性的对农民的歧视，是损害着最多数的农民的利益，去优先发展工业，并维持少部分人的优裕生活。母亲曾经很疑惑，为什么家乡不算不富饶，水稻总能高产，而且又有茶叶和丝绸，可还要饿肚子？因为在那时，农民是另一种人，有身份证，却不享受城市人拥有的福利待遇，他们的劳动所得，被无偿或者以报偿很少的方式占有，加上严格的管理形式和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农民成为相当廉价的劳动力，并且这种劳动力不参与工业化、没有市场化的可能，付出的血汗被廉价收购，因为除这种廉价收购之外，农民毫无空间去出卖自己的劳动所得。资本主义的尾巴，也是需要割掉的。我甚至觉得那是一种现代的奴隶制度。

民办教师就是在这种制度下出现的一个奇怪的群体，他们是教师，但身份却是农民。“民办教师”这个词中，“民”字决定了他们困窘的处境。民，是农民的民，而非公民的民。当编制内的公办教师享受着政府给予的相对较高的工资和必要的福利的时候，“民”办教师继续着他们在夹缝中的艰难处境。一方面，他们因为从事教育而显得文弱，他们有很多时间需要花在学校里，便不能被记上全劳动力的工分；另一方面，他们拿的教育局给予的工资，又因为农民的身份而显得寒碜可怜。在我的家乡，当80年代解冻释放的自由被农民们感受到的时候，他们又因为弃之可惜的教职而错过下海的机会。我赤贫的乡人们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和焚膏继晷的勤劳，终于脱离贫困走向富裕的时候，我的初三语文老师，那个骂过我的朱老师，还在电影院门口卖他的橘子水果，而且听我的同学讲，还要遭到他妻子对他无能的责骂。

这真是令人绝望。为了这个民族的少年付出青春而腰背佝偻的民办教师，说清退，就清退了，毫无一句安慰的说辞。而给予的可怜的补偿，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34年500元，稍有人心者，尚能承受这个数字否？因为，现在的时代已经和那个需要完成原始积累以抵抗帝国主义的威胁的时代不同了。国库之富裕，达到了1949年以来的最高点。这是个著名的藏富于国的国家，这时的国家，已经被人与美国并称为“G2”且以之为骄傲了。所以，我要说，从这件事看来，农村教育的根本改善，道路还长着呢。2010年1月

用思想启明教育之光

2010年最好的教育电影是一部印度片，叫《三傻大闹宝莱坞》。这个电影用戏谑的手法嘲讽了刻板的教育模式；用鲜活的力量，表现了教育应有的本质：教育拓展人的自由，使人获得突破窠臼与成规的勇气，叫人能够有力量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我们释放与生俱来的创造力的那一瞬间的高峰体验，是幸福的源泉。

传统的教育方式，很大程度上将人看作了一个知识的容器。既然是容器，那么个性、感情、想象力，都不应该被鼓励，甚至不能被关注。这个容器在学习阶段不断装载乃至超载，考试阶段再将之倾倒出来，罄尽所有。当个体真正面对需要以独立身份去面对的纷繁生活时，我们却发现，传统的教育并没有给予这个容器什么有益的锻造。

假如人只是一个容器，那么教师在教育中的作用就仅仅是管道，或者传送带。可以说，这时，教师是另一种容器，他的工作就是将先前盛满自己的固态知识，原封不动换到学生这个容器里。这种中间环节，与《摩登时代》中的工业流水线并没有多大差别。这样，我们的教育体系，看起来就仿佛由钢筋、水泥或者花岗石作为部件而构成，体态巨大，坚硬死板。机械、刻板、按部就班、墨守成规，成为最合乎逻辑的，并可以得到赞许的美德。而人的本质属性，那种属于生命内在需求的自由思想，与美好创造，全然看不到了。

但问题在于，我们身处的世界，却并不是全然灰色的钢筋水泥丛林，而是一个缤纷多彩的世界。这种令我们愉悦的缤纷多彩，并非由机械与刻板所带来，恰恰相反，丰富多彩与参差多态，往往来自某些不甘寂寞、匪夷所思的念头，以及追随这个念头并乐此不疲的冲动。

创造是一个好词，一个褒义的，充满了明亮光芒的词汇。歌德说：“衡量天才的标准是有所创造，而所创造的须对人类发生有益的影响而且有持久性。”这是对创造这个词汇的高标准阐释，而如果我们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个人的创造表现在生活的时时处处。在《三傻大闹宝莱坞》中，主角兰彻的创造力似乎与生俱来，他的脑袋里装满了各种古灵精怪的点子，这些点子甚至更多的是恶作剧，而远非严肃的科学发明。于是，兰彻的创造是以叛逆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种叛逆并非呵佛骂祖藐视威权，并非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自得，而是来自对日常生活经验的颠覆，对既定思维方式的突破。思想往往伴随着勇气，思想跟勇气是孪生兄弟，在传统教育的既有成规中，追求自己人生，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的那种抛开一切的卓绝勇气，才如同钻石那样，熠耀闪光。

崔卫平说，你的腹中有一千道光芒。所谓的“现代性”包含着这样一个意思，即，个人需要自己营造生命的意义，而不是由其他权威来代替。因而，这些光芒应该来自体内自由思想的本质冲动。我们将教育纳入这个维度，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教育是源头活水，而非一潭死水；教育是叫人活泼，而非叫人死板；教育是启迪人的性灵，而非遏制人的天性。我们这些身处教育之中的个体，无论是学生或者教师，我们所要追寻的宝贵品质，这种精神启蒙，将更多地来自我们自身。所谓思想启迪教育之光，这道光芒，应由我们自己亲手去开启。2011年4月

大学通则的中国困境

南科大在近期以来成为教育界内广受关注的一系列事件的中心，其实正反映了当下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深切关心，其中当然更多的是忧虑。

南科大自2007年筹建以来，一直是被社会广泛关注的对象。朱清时先生出任校长后，又因为“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等举措，使得南科大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而最近从香港科技大学聘任的三位教授的辞职信，再度使得社会舆论的关注点，投射到南科大身上。根据合作协议，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被邀请为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成员，从事人才引进、学科架构与课程体系设计、薪酬体系制定、招生考试等工作。三人于2011年初先后退出，并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文章，公开阐明与朱清时校长在办学理念上的分歧，将事件纳入了公共视野。

从朱清时先生的倡言及其所为来看，我们必须承认他的筹办南科大是一种值得期待的改革。朱清时先生提出的“去行政化”与“自主招生”，正是参透了当下高校之弊后的切中肯綮之言。这是一个对当下中国内地高等教育有着清醒之认识的人，做出的尽可能对症下药的对应措施。我相信，像朱清时先生这样资深的，有着丰富办学经验的，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刻洞察的教育家，不可能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而三位香港科大的教授，显然，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与朱清时先生有着显著的不同。这种不同，建立在三位教授对大学通则的理解与把握之上，比如，他们认为“无制度设计不足以谈改革”，认为“去行政化不能成为哗众取宠的口号”，这些都是现代大学理念的表现，是全世界认同的基本规范。因而，当他们的理念与朱清时先生的现实感与平衡感发生矛盾时，便挂冠而去，无非是对他们所秉持的理念的践诺。而他们在《南方周末》上以长文阐述自己的理念，以及离职的原因，所言颇中内地大学之要害。而事关对朱清时先生的批评，也是一种君子的、坦诚的态度。争论是好事，至少可以将这些困境呈现在公众面，从而让更多的人看到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而加深这些讨论。

为什么我们看来都有道理的两方，在这一事件上却成了互相批评的对方呢？我认为这正是大学通则的中国困境之表现。大学有其自身的逻辑，所谓通则，即是指创办一所大学、管理一所大学，以及大学自身的运作这样一个系统工程中，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范，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一种良好的制度设计。基于这些认识，三位香港的教授才认为“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绝不是高教改革的核心。但在朱清时先生看来，这却可能是当下较为切中关键的举措。朱清时先生说，现在招生，时机刚好，这出于他的一种敏感性。这种敏感性，或许只有多年来在政府和大学之间周旋的非常人物，才能够获得。而依照大学通则，在大学筹建尚未完成，便匆忙招生，确实不能算一件负责任的事情。这两者之间的取舍，需要决策者的权衡与判断。因为这不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更接近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相对而言，三位港大的教授，可能比较缺乏朱清时先生这种对中国国情的认知和判断。这种认知和判断，在当下中国，是非常重要的经验，从而也可以看到在中国做具体事情的艰难。显然，核心的分歧便在于此。

中国的高校改革，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但公众看到的令人欣喜的进步，并不显著。诚然，近几年的扩招，使得大学生的普及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或许我们可以将之视为全民素质的普遍提升吧。而随之带来的问题也不少，如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这种就业难，自然有其社会因素，但若撇开复杂的社会因素不谈，仅从高等教育本身而言，高等教育改革的滞后，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在浙江一些二三线的城市，外贸是非常重要的支柱型产业，对外贸人才的需求非常多。于是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状况：一方面，外语人才，尤其是小语种的人才，非常稀缺；另一方面，大学本科毕业找不到工作，在家里做“啃老族”的却比比皆是。以我所在的绍兴为例，文理学院的本科毕业生，就业率甚至不如越秀外国语学院。而后者，仅仅是一个外语专科学校而已，因为他们的培养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培养外贸人才，因而毕业生非常受欢迎，这些毕业生的成长性、实际的工作效率，也优于一般普通高校出来的本科生。

当然，这仅是一个事例，仅是诸多困境之中的一个而已，并不代表高等教育改革的失败。并且，就南科大而言，其定位是要为国家培养高端科技人才，成为国家重要的科研基地，跟普通的本科学校又有极大的差别。在一流顶尖大学和一些专科学校之间，还有一大批中间地带的大学，他们的科研能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而他们的办学理念和教育目标也各个不同。前几年狂飙突进的规模化办学之后，至少遗留下来一个问题，即：大学的自我定位如何，培养面向何方的学生。这些暂时不能像南科大那样雄心勃勃的普通高校，究竟是继续精英主义的教育，还是放下身段，去迎合技术和市场的需求呢？这种困境，不但内地存在，港台也存在。

这几天，全国各省的高考分数线逐步揭晓，对于绝大多数必须参加高考的莘莘学子来说，这是他们悲欣交集的日子。但即便他们上了心仪的高校，可是，等待他们的。又会是一所怎么样的学校呢？大学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大学之大，究竟表现在何方？现在，南科大的困境，提供了一个我们重新深入思考的机缘。

中国的大学，其实有很多传统可以借鉴，一系列大学通则，在民国时代，便已经广为接受了。有蔡元培长校的北京大学，高举“兼容并包”之旗帜；有至今流风余韵不绝，为人不断缅怀的西南联大；竺可桢长校时期的浙大，甚至被称为“东方剑桥”，被称为“民主堡垒”。蔡元培是最早在中国奠定大学通则的人，他治下的北大，所标举的无非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而已。但就是这些口号，被蔡元培落在了实处，他奠定了“教授委员会”的基础，使之成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从而避免了校长一人专权的权力陷阱。梅贻琦先生说的那句话耳熟能详：“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这是说，大学就应该是科研中心，学术重镇。因为同样秉有这些理念，竺可桢带领浙大，在抗战中辗转千里，从杭州搬迁到贵州湄潭办学，在艰苦的条件下，仍是弦歌不绝，培养了一大批顶尖人才，获得了重要的科研成果，以至于李约瑟要用“东方剑桥”这样的词语大加褒扬。这是我们在谈论当下大学教育时可以追寻的可见的历史。

近几日，英国最新“2011亚洲大学排行榜”火热出炉，香港科技大学成为“亚洲一哥”，内地的北大清华，则分列13和16位。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陈繁昌表示：“香港科技大学能够在20年的时间内迅速跃升至亚洲排名第一的高校，关键之一在于大学的清晰定位。科大是十分专注的研究性大学。在未来，科大将进一步加强国际化，建立环球网络，继续为学生提供高素质的高等教育。”“清晰定位”这四个字，无疑很值得我们深思。但问题是，仅凭“定位清晰”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

2007年有一本书，台湾学者汤尧的《大学学问大》，当时在读书圈内未获得多大的反响，而当下拿出来重读，却颇有意思。汤尧这本书并不厚重，虽说是高等教育研究丛书，讨论了创办大学的基本原则与操作细节，行文却娓娓道来，亲切自然。讨论的问题涉及“产学合作”、“治理创新”、“财务自主”、“评鉴公信”等大学的各个层面。比如，汤尧写道：“大学经营需要建构有效的学校治理机制，是每一个成员必须有的认知。”而这一点认识，放到最近南科大事件中来观察，也正是三位香港教授所着力批评之处。无非中国国情如此，事急从权而已。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如果能较为深入地了解大学内部运作的规律，能对大学这个综合的工程，有一些较为全面地了解，那么，在我们看待南科大困境的时候，也就能够更多地抱以同情之理解。毕竟，我们仍处在发展之中，大学的改革仍在路上，南科大的困境，不是改革已死的信号，恰是改革走向深入的表征。我们愿意看到的是，这些大学通则能被内地的高校，乃至主管部门普遍地接受，那么，朱清时校长的苦衷，也许就不至于那么多了。2011年6月

教育多元时代的空谷足音

不过在民国的老课本中，这套书并不算太早，一直是到1932年才出版。在此之前，已经有很好的小学教材了。《读库》2010年第1期里，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商务印书馆的《国民教科书》，这套国民教科书是中华民国元年出版，校订者鼎鼎大名，写着“福建长乐高凤谦、浙江山阴蔡元培、浙江海盐张元济”。这套书，比《开明国语课本》要早20年。不过，即便离现在100年了，读来还是令人一见倾心。加上《读库》发表时有邓康延先生精彩的评点，为之增色。尤其是我们研究了当下的小学教材之后，感慨就更深了。

民国初年的教材，完全是一种草创，因为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但是这些教材表现出来的水平之高，却很令人震惊。晚清在1905年将科举制废除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科举没了，意味整个教育体制就必须改变。因为新学开办，与之相适应的新教材的编纂，便成为当务之急。所以，无论是《开明国语课本》，还是《国民教科书》，都是面向新时代的教材改革的产物。从此，四书五经等陈腐的，建筑东方专制基础上的，为封建王权服务的传统教育日渐衰微。而面向新时代的，着眼于公民个体培养的，带着新文化的体温的教材，崭露头角。我觉得我们需要在这个高度上，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这些民国教科书，才可能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开明国语课本》编纂时，叶至善先生已经读初中了，印象非常深刻，几十年过去，有些歌谣他甚至还会背诵。叶至善引用父亲的话说：“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但这还不够，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须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

这段话是非常高明的，立足在语文的教育，但不局限于语文本身，而是有一个更大的关怀。所以叶圣陶先生不仅是一位文体家，更是一位高明的教育家。这段话同时也非常注重孩子们这个年龄段的认知能力的实际。因而，叶圣陶先生能够尽量贴近孩子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去编写课文。

这套教科书在我看来，主要的高明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充分尊重孩童的主体性，遵循孩童认知的特点，并能做到循序渐进。这至少说明两点，首先是叶圣陶等编写者有足够的儿童心理学的知识。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他们能有足够的尊重，去尊重孩子的世界，尊重这个万物有灵的美好存在。就课文本身来看，这里最为出色的便是叶圣陶先生杰出的白话文和丰子恺充满童趣的绘画的堪称完美的结合。比如，第一课是“早上起来”，除了课文标题的四个字，其余均以漫画的方式来表达，简直就是现代网络流行的四格漫画的祖先。洗脸、刷牙、就餐、出门，四幅漫画便构成第一课，观之可亲，又留下悬念，妈妈拉了孩子的手出门，又会有什么惊喜等着这个孩子呢？第二课，“上学去”，仍只有三个汉字，其余以四格漫画表达。果然，上学路上多么美好啊！小路蜿蜒，小羊在路边吃草，偶尔有两只跑到路中嬉戏；艳阳高照，远树参差，又有排成“人”字形的飞翔的鸟儿，似乎在暗示这是一个北雁南飞的高爽的秋天。上学的还不止这个孩子一人，还有三三两两背着书包的少年，勾肩搭背，结伴上学。终于来到学堂门口，又是一个美好的期待，会有多少快乐，在等着孩子们呢？

在每一课中，丰子恺先生每一幅画之间有逻辑关联，编排的每一课之间也有逻辑关联，形成一个自足的整体。在低年级的课文中，总是插画多于文字，这是照顾到孩子的形象思维的特征。而插画的杰出在于，画的本身就能传达无穷的意味，引发孩子们的兴趣和拓展。

二是教育建立在真实的生活之中。这里的生活首先指日常生活，其次则指生活的真实性，没有成人化的矫情的拔高。大概当时的中国仍处在农耕文明之中，整本书多数地方跟农业有关。这同时也非常符合小学生的由近及远的认知规律。14课是“月亮出来了”，内容很简单，简直缺乏诗意，“天上也明亮，地上也明亮，像白天一样”。但这种白描的手法，只给出直观形象，却正好符合孩子们善于联想的心理特征。紧接着15课是“月亮光光”，是童谣，朗朗上口，“月亮光光，家家开窗”，汉语的音韵之美，在这八个字中得到了极好的体现。16课，则是“影子”，采用孩童对话的形式，“这样像狗头”，“这样像只鸟”，七嘴八舌，异想天开，同时，这还是快乐的游戏。17课，“起来”，新的美好的一天，在旭日初升中到来。下雨、种田、小鸟、荷花，以及母亲的劳作，这都是孩子们日常生活中的要素，现在，在课本中得以重现。这就是艺术。尤其是，我们能感觉到，叶圣陶先生在编写过程中，放下身段，跟孩子们在同一个层面展开对话，从来没有什么说教以及居高临下的指导，像跟几个孩子在一起商量一般，娓娓而谈。教育不就是这样吗，需要润物细无声。这里面，包含着的，是爱，爱孩子，爱生活。

三则是教育视野的开阔。课文内容上，生活、游戏、自然、科学、商业、劳作、群体等等，天上地下，现实与梦想，都能以最恰当的方式，进入课文。体裁上，则多是童谣、童话、寓言、故事等等，切合孩子的兴趣。上册178课，按照学习的时间，甚至大体有一个按照季节的编排顺序。可见编写者的良苦用心，是在教孩子们对大自然、对整个社会和时代的一种热情。笔者粗略统计，跟大自然相关的，不下20篇，跟农业相关的，也不下20篇，另外，有接连5课，都是在单纯谈论儿童的游戏。做雪人、摇摇船、坐火车、开飞机等。可见，在叶圣陶等教育者的眼中，他们早已经看到，游戏乃是孩童的天性。这在当时或许仅仅是基于生活常识的一种考虑，在当下，却得到了如华德福等教育思想的回应。

何以民国的教材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呢？原因之一在于，民国时代编纂教材的，都是当时的一流人物。正如在前言中赵长天说的那样，张元济、叶圣陶、丰子恺都是一代大家，我们难以想象现在的大作家大画家来屈身编写“先生，早”“小朋友，早”。但他们大概不觉得大材小用，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看来最浅近最简单的文字，是最重要的文章。民国史研究者傅国涌先生则在一次谈话中说，小学教材是奠定一个民族的精神底线的东西。“在底线的意义上，我们的国民是由小学教科书塑造的。小学教科书担负的责任，比任何一个阶段的教科书都要重大。如果你在小学阶段读的教科书是高品质的，代表一种文明的最好的常识教育，那么你即使不读中学，不读大学，也能够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健全的人。”（傅国涌《小学语文，一个民族的文明底线》）因为当时的一流人物都对这一点有深切的了解，所以他们能放下身段，从基础做起。从而教科书从小教给了人看待世界、看待自然、看待人生、看待社会的基本尺度。冰心，多年以后有人问她，影响她最大的是什么，她回答是小学教科书。

还有一点也是非常值得一谈的，在民国时代，政府对教育的干涉是很少的，几乎没有。这是一个自由的、多元的时代，不存在一个渗透到教育每一环节的集中的行政权力。教育部只管教育行政这一部分，仅限于制定大的方略。而教科书的编纂，课程的具体设置，各地各校，均有足够的自由度。同时，由于学术环境的自由，各种教育理念也得以尽情表达，并得到充分实验。整个民国时代，各种教育实验遍于全国，呈现丰富多彩之面貌。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如风起云涌，如春花烂漫。我们现在回顾的教科书，都是由民间出版社自发组织人马进行编定，他们在编纂时，唯一的指导便是自己的教育理念，没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干涉。加之民营出版的竞争本身，又促使教科书的编纂不断向良性发展，这是出版业本身健康的表现。又随着白话文学的成熟，这种文体的进步也体现在教材的编纂上。比如民国初年出版的《国民教科书》，内容诚然十分丰富，而语言仍有半文言的残留。到开明版的教材1932年出版时，就已经是叶圣陶明白晓畅的现代白话文了。这是白话文学的成就在教育上的反映。2010年12月

长沟流月去无声——教育史上的“民国范儿”

一、“民国范儿”：但有秋魂不可招

画家陈丹青最近谈“民国范儿”，令人悠然神往。他说：“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30年间奠定的，岂可小看。单说民国的大学教育，今时休想望其项背，当年浙江的中小学教师是李叔同、丰子恺、叶圣陶，绍兴的中学校长，会是周树人。近时读出版业巨子张元济往事，他好像是清末的进士吧，1949年新政权催其北上共与国是，老先生既疑且惧，几度上书推却，用的是汉赋的辞令……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

我读那个时代的《教育杂志》，孤灯寒窗，越读越心惊。如果说“民国范儿”表现在教育中，那么这种可以称之为教育范儿的气度，现在早已无迹可寻。出于我的中学教师身份，出于对中国基础教育弊病丛生的切身感受，我有一种切肤之痛。

我被近80年前前辈教育者们的范儿惊吓了。请允许我用“惊吓”这个夸张的词语，虽然我对民国时期的历史还算了解，也耳闻过许多民国教育界之流风余韵，但说及他们的教育观念、体制建构以及教育实验，这还是第一次系统的研读。我惊讶于他们的完整性与系统性，惊讶于他们思考的深度与可操作性。以前，读《过去的中学》、《逝去的大学》等书时，我在像陈丹青那般感叹“民国范儿”的同时，总有一种遏止不住的念头：这些人物风流可能是偶然的，是明清以来士人气质的遗音绝响。或者说，某些学校开一时之风气，仅仅是因为某个人而已，成其为万方来朝的求学圣地，是一种特例，而非一种制度性的、常规性的社会体制。如果是一种常规性的社会体制，那是可以持续、自成体系而不断被复制的。正如蔡元培之于北大，张伯苓之于南开，经亨颐之于浙江教育，莫不如此。因而梁漱溟回忆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乃说，蔡氏不是因为他懂得自由主义之理念，而做出兼容并包之姿态，而是他本来就从骨子里有这么一种兼容并包的气质。而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之所以后来不复有昔日之冠盖如云，经亨颐不再担任校长，是决定性的因素。

但这次集中阅读旧《教育杂志》，彻底颠覆了我的这种猜测。我领悟到，他们对教育，一则抱有宽广之理念和远大之理想，二则他们知行合一，树立极多，他们所说的，也正是他们所做的，脚踏实地，因此成绩斐然。整个民国时代，各种教育实验遍于国内，呈现丰富多彩之面貌。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如春花烂漫，这是我们当下可望而不可追的大好图景。那虽是一个草创时代，但制度的雏形已经粗具。在整个制度和理念上，他们跟整个世界潮流是同步的，他们从不故步自封，也不妄自菲薄，凡是对教育有所裨益，不管是西方哲人的，还是传统诸子的，均能拿来化入自己的教育思想之中。因而，他们有一种蓬勃的朝气，充满自信，富有活力，触角敏锐，论述犀利。就任何一个教育问题，他们谈的都是其中的真问题，寻求的都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你不能想象，从废科举兴新学，短短数十年，便有这般见识和气度，实在是一个奇迹。

常令我感慨的还在于，我从电脑前站起身来，从民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抬起双眼，总有一种苍凉随身。秋季的晚上，北窗边雨声淅淅沥沥，不由想起龚自珍“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一句。因为我又一次发现，历史的发展，在某些范畴内，可能并非是线性向前的，民国教育开放包容的气度成为绝响，是不可否认的现实了。鲁迅说他后来不信进化论，鲁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漏洞百出，鲁迅可能不懂进化论，但鲁迅肯定懂得中国历史。

二、教育思想：美人才调信纵横

才华横溢，大气磅礴，是我对这场讨论的一个总体感受。细而言之，我感受最深的在于三个方面：一是他们理念之先进；二是他们讨论之深广；其三则是爱国之热忱。

说到理念之先进，不能不谈他们的教育思想之富有创见。他们将教育看作一个包含全方位内容的整体，或许可以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但决不至于偏废。周鲠生、王造时等学者就认为如此，各项教育都应平均发展，因为教育是个整体，不宜支离破裂。也有很多学者各执一词，有主张军国民教育的，有主张平民教育的，也有主张职业教育为先的。他们各自有足够的理论支持和事实依据，而当时的时代风尚也确实允许他们做出这样那样的思考，并付诸实践。现在汇编在这一本集子里的文字，恰恰是丰富多彩的一个表征。

最使我惊讶的是多位学者对公民教育的关注，和对全人教育这一理念的揭示。关于公民教育，现在学者已有共识，未来的公民社会，首先需要健全的公民教育。上世纪末，李慎之先生念兹在兹的，便是要当一个公民教员。着眼于对社会开放的推进，教育者的责任实在是很重大的。就我而言，近年来目睹历次民族主义浪潮，从反美到反法，再到反日，目睹摩罗从文学青年奔向国家主义的宏大叙事，我深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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